长篇小说创作

长篇小说创作（精选8篇）

长篇小说创作 篇1

《小说创作与鉴赏》（微型小说专题）试卷四

（考试时间：120分钟）

班姓名

一、从哪几个方面来把握当代微型小说创作既走向普及化，又走向专业化的发展趋势？（20分）

二、杨进的《土生子》创造的微型小说人物形象是写实的，还是写意的？为什么？它采用了什么艺术手法来塑造艺术形象？（20分）

土生子杨 进

新房墙壁上的那盏灯像女人的奶子，圆鼓鼓的，一股股乳汁就从那边喷射出来，搞得满屋温乎乎的尽是甜甜的气味。从乡下进城工作的阿美如愿以偿，终于找到了城里的女人，一个极漂亮的女人。新婚那夜，他女人低头坐在床沿上，纤弱的小手缠弄着香喷喷的花手绢，幸福地期待着他。

阿美脱了笔挺的西服，松了松那条血染的领带，挨着女人坐下，顺手关了壁灯。房内漆黑一团。

“啪踏踏踏。”

半夜。阿美猛然醒了。开了壁灯，开了吊灯，满屋亮堂堂。

“这是阿丑的脚步声。”阿美像条白鱼，赤条条地跳起，胸脯一阵起伏，眼睛露出迷惘的神色。

“阿丑。”阿美急切地打开了窗口，街上暗幽的静无一人。什么人妈的阿丑。阿美擂擂后脑勺，挨着熟睡的女人，重新躺下：

“啪踏踏踏。”

阿美瞪大了眼。阿丑的脚步声又出现了，搞得阿美一夜没合眼。满脑子“啪踏踏踏”声。

从此，阿美每晚挨他女人躺下，阿丑的脚步声便奇迹般地从窗外传来。新婚蜜月，阿美没困一个安稳觉，一夜一夜像游神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搞得他女人心惊肉跳。

“这是阿丑的脚步声。”阿美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几乎是吼。

“我怎么听不见。”他女人小心地说。

“你这婊子仔细听。是阿丑的脚步声。”阿美使劲捏女人的两个白奶子。

“阿丑是谁？你……”他女人颤声问，蛇一样扭动光身，想挣脱阿美的双手。“阿丑就是阿丑！”阿美充满了痛苦，啪地打了女人一个耳光。

女人哭了。

阿美也哭。

没几天，阿美他女人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整个身子变成了一块花花绿绿的尿布。极温柔极忠厚的阿美变得狂躁不安，喜怒无常，害怕夜晚，原来壮得像牛的身体瘦得像掉了膘了野狼，天一黑，阿美打得女人鬼一样嚎。女人受不了，告到法院，和阿美离了。

阿美又孤独一人。不过，阿美的生活恢复了平静。他又变得极温柔极忠厚，居然喝凉水也长肉，像许多快乐的单身汉一样上班，下班，喝酒，钓鱼，打鸟，逛商店，看电影。能呼呼睡上一天一夜，平平安安过了十几年。

阿美四十岁了。好心的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寡妇，也是城里的女人。这次，阿美住上了五楼。结婚的日子选的是一个鹅毛雪飘的黄昏，寒风像发疯的泼妇一样，吹得小城天昏地暗。

阿美送走客人，刚刚钻进他女人热烘烘的被窝，那“啪踏踏踏”声由远而近又来了，竟破窗而入，冲得玻璃“哗哗”碎了一地。寡妇吓得惊叫一声，用被子捂住头。阿美狂怒地冲到窗口旁。活他妈的见鬼，哪有阿丑，没关窗户。是风和阿美开了一个玩笑。

没过多久，阿美主动和寡妇分手了。

阿美老了，从城里到了生他养他的山村，那天傍晚，阿关美拄着拐杖慢慢来到村前的林子边（这地方阿美进城前常去）。西下的残日，把林边的一个老女人浑身染得血淋淋。老女人面对小城的方面，深陷的瞎眼冒出一串串血红的珠子。阿美见状，悲哀地呜咽：

“阿——丑——。”

两个老人抱头痛哭。

三、美国作品《三封电报》属于什么情节类型？请具体分析它的特征。（20分）

三封电报[美]佚名

伊莉薇娜的弟弟佛莱特伴着她的丈夫巴布去非洲打猎。不久，她在家里接获弟弟的电报：“巴布猎狮身死。--佛莱特。”

伊莉薇娜悲不自胜，回电给弟弟：“运其尸回家。”三个星期后，从非洲运来了一个大包裹，里面是一个狮尸。她又赶发了一个电报：“狮收到。弟误，请寄回巴布尸。”

很快得到了非洲的回电：“巴布在狮腹内。——佛莱特。”

（选自《世界微型小说精选简评集》）

四、以武宝生的《十六条旧军裤》为案例，分析微型小说“因物显人”的侧面写人方法的基本内涵。（20分）

十六条旧军裤武宝生

战斗训练团团长郝亮，通知下属的十六个连长到团部参加工作讲评会，并要求每个连长把近年来穿过的最破的军裤带一条来。

十六条旧军裤摆在会议室的桌子上，有的屁股磨破了窟窿，有的磨飞了毛，还有的打了补丁。

郝团长的目光环视着会场，亮着嗓门问：“各位，看罢这十六条旧军裤都有些啥想法？”

会场上，大眼对小眼，寂静无声，随后，郝团长拿起二连连长张子义的旧军裤说，大家再细细审视一遍。这条旧军裤臀部并非磨飞毛，更没有打补丁。只是前面膝盖处和裤脚处碟开了花，郝亮指着这条旧军裤说：

“要我讲评各位的工作，首先该表扬的是二连长！为啥？因为，军裤磨损的位置说明了问题……”

“军裤磨损的位置？”连长们各有所悟地眨巴着眼睛沉思起来……

五、以陈洁的《万元先生》为案例，阐述微型小说写人的基本方法。（20分）

万元先生陈 洁

周民的个子在身材上是1.66米，在气质上绝对是1.88米。所以身处于数学系的芸芸众生之中，他懒洋洋地翘着鼻子，一点儿也不显得矮。恰恰相反，众人在他眼睛里，倒反而是矮了一截。作为年轻的微积分专业助教，周民觉得自己才华横溢、前途无量并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的。所以数学系的学生们就把“感觉最良好先生”的桂冠赐给了他。

周民走进一年级三班的教室的时候，总是一派眼睛朝天、漫不经心的学者风采。他把教科书和讲义像堆破烂似地往讲台上一扔，然后就再也不朝它们望上一眼。似乎望了它们一眼，就有辱他的学问和才华似的。他在教室的前方迈着两条短腿踱来踱去，暗自陶醉在自己的讲课中。兴之所至，就在黑板上一阵激烈地乱涂乱抹，指甲擦着黑板的“吱吱”尖叫让人不堪忍受。有时候他会突然在某个正做鬼脸的学生前停下步子，和蔼可亲地问一声“听明白了么？”

听周民的课有一个特点，本来不明白的学生听了课以后还是不明白，本来明白的学生听了课以后也变得不明白了。所以学生们就把周民的课称为“糊涂加工场”，不管你原先明白不明白，听完课出来全都成了糊涂蛋。

系主任不是糊涂蛋。所以在学期结束的时候，他对周民说，这样的基础课，你下个学期就不要再上了吧（意思是上基础课太委屈他了）。系主任说，编教材怎么样？我们多么缺乏一本高质量的教材啊！周民当时懒洋洋地叹了口气说，看样子也只有我来编了。

周民一编书，他的夫人就激动得简直不知道该为他做些什么好了。打从谈朋友的时候起，她就对他满心的崇拜和敬佩。“我们周先生在写书”，她敲开邻居家的门，压低嗓音说，“请把录音机的音量开小一点好么？”“我们周先生在写书”，她在吵吵嚷嚷的菜场上对售货员理直气壮地喊，“这一块猪肝你一定要卖给我！”售货员对她笑笑说：“你们先生写书管我妈的屁事！”

很多日子过去了，但见周民捧着一堆堆的书在图书馆的走廊上和教学楼的大厅里匆匆而过。碰到朋友了，就停下来，苦笑着说太忙了，实在是太忙了。“系主任缠着我要我编教材，不编不行啊。组里其他的老师，你是知道的，肚里就那么点东西。”朋友就说：“能者多劳，能者多劳嘛。”周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随随便便地、仿佛漫不经心地说：“可我手头上正在写部专著。真是要命，一点儿时间也没有，而出版社又没完没了地催。”朋友就假装大吃一惊地问：“真的么？真是要出专著了么？”周民就灰心丧气地叹息一声道：“据说这本书的出版将引起整个数学界的大地震。”“但是我已经阻止了这一说法。”周民谦虚诚恳地又说。

寒假结束的时候，周民交给系主任洋洋十万言的一叠手稿。系主任看完以后，一言不发地塞到了书柜的最下面一层。数学界的大地震自然连影子也没有。倒是周民本人一天天地被夫人调养得脑满肠肥，发福起来。

这时候系里来了一个援外名额，是援助非洲一个名叫冈比拉的国家。系领导排来排

去排不出人来，而周民又恰恰闲散着，就把名额给了他。想来冈比拉教育水平低下，周民去教教函数、方程总不成问题。

周民人还没出洋，派头却早早地出了洋。蓄着一把大胡子，穿上了胡里花哨的格子西装。跟人讲起话来，常常恰到好处地嵌上几个法语单词。令人迷惑的是，他句子里的法语单词中国腔十足，而汉语单词又法国腔十足。弄到后来法国人和中国人都有点不知所云了。倒是他的那种满腹经纶却又百无聊赖的风度，的确是修炼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不认识他的人猛一见他，还以为是见到了冈比拉总统本人呢。

周民回来时一下子阔了起来。他成了数学系惟一的一位万元先生。

这几天他正在埋头书写破格提升为副教授的申请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再也不能容忍不学无术之辈占据教授、副教授的职位了！

人们说，是啊是啊。

长篇小说创作 篇2

一.颠覆惯常的审美想象

在陈昌平为数不多的作品里, 对历史的表达占据着较大的比重, 在他的创作中有很深的历史情结。如《英雄》、《汉奸》、《特务》、《国家机密》、《复辟》等都有历史的记忆。看到这些小说题目, 读者会对题目应该涉及的内容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认知, 而陈昌平试图通过自己的小说所涉及的普通人的独特遭遇来颠覆人们这种固有的模式化的认知方式。被称为英雄的是一个说谎的退休工人老高, 被认为汉奸的是一个有气节、有人格的传统知识分子李徵, 被专制扣上特务帽子的是在文革中被批斗的无辜孝子, 被当作国家机密的是一个孩子王爱娇的梦, 被定义为一场复辟的是被平反的右派分子老刘想方设法想要回自己原来的身份。听上去似乎很荒诞, 但作者似乎要带读者回归到历史现场, 从新的角度解读历史。

以《英雄》为例, 陈昌平所塑造的英雄不是英雄, 但胜似英雄。下岗后的工人老高步入了他平淡的生活, 作为一个早晚随处可见的遛弯族, 他的生活似乎不会再有半点涟漪。但是, 一切都是因为他在广场就“抗美援朝时期中美力量对比”这个问题插了别人几句嘴开始的。当时, 他列举了一些数字, 背出了条约的名称, 点他人痛穴似的下了结论, 随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出名”像坐上呼啸的过山车似的止都止不住。为了增加他故事的真实性, 从未当过兵的他, 一步步走向了“战斗英雄”的角色, 被崇拜、被敬重、被不断地邀请到各种场合去演讲。他人生一直缺少而渴望得到的东西, 竟然在晚年全部得到了。作者试图引导我们去思考, 我们有时候所看到的或者听到的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像老高这样不是英雄说是英雄的人, 我们把他抬得很高, 而那些真正称得上是英雄的人却被我们忽视了。如小说中崔桂云同志的丈夫, 他才是真正的英雄, 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事迹, 他的妻子还被介绍给这个假英雄当老伴。面对原本不属于他的一切, 他感到良心不安, 把演讲得来的物品和钱款全部送给那些最需要的人。在旁人看来, 这无疑又提升了老高的英雄形象。首长的召见, 本以为会大快人心, 把老高打回原形, 出乎意料的是首长在他的演技上做了指导。要他“仰起头来, 像英雄一样站着, 站直溜了;像英雄一样说话, 大声说话;像英雄一样讲述我们流血牺牲的故事、讲述我们伟大光荣的历史……”经过权威的认证, 老高成为了真正的英雄。至此, 小说的反讽性和人的荒谬性达到了极致。

二.正视无形的权力运作

回顾打造“英雄”的历史, 一个连英雄的毛都不是的人, 如何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自己锤炼为真正的英雄?首先, 老高自身的知识积累是前提, 在图书馆工作的那五年让他有机会阅读那个时代允许他找到的一切与战争有关的书籍, 这些源于他的个人爱好和对英雄的崇拜。其次,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在广场交往的人, 这些人都是他的“幕后推手”。他们虽是退休的老干部, 但都非等闲之辈。老牛是大连民康副食品集团工会主席, 老刘是家具公司的常务副厂长, 老张是一所中学的教务主任, 老赵是区政府的一个处长, 老蒋好像也是宣传部的一个科长……老高演讲生涯的第一步是由老牛带出去的, 此后他就开始频繁地演讲, 老蒋在《晨报》上发表了一篇稿子《霜叶红于二月花》, 副标题是“一个老英雄的晚年生活”, 只此一举, 老高的知名度便大大提高了。老张可能会请他到学校去演讲, 老赵请他去区政府演讲, 一来二去, 老高想不成为英雄都很难。这彻底颠覆了我们惯常所认为的英雄形象, 经历磨难经受考验并与悲壮连在一起。由此看来, 自身的努力固然重要但老高的迅速成名在于他结交了有权力的人, 如此说来, 英雄也可以是这样炼成的。

在《国家机密》中, 权力让一个其貌不扬、父亲眼里的废物孩子王爱娇成了重点保护对象。凭借他能够通过梦境预兆国家大事、时局走向, 他的梦被列为“国家机密”, 至此他的家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住房到补助到解决他母亲的就业问题, 一切的问题都成了一句话的事。同样王爱娇的成名, 也需要有权力的人引荐。首先是于主任, 他经过多次考验证实王爱娇的梦确实有预料国家大事的功能之后, 把他送给他的上级老徐, 作为讨好的礼物。随后, 各路权贵纷至沓来, 竞相把他当作宦海腾达的跳板, 层层传递, 一直到送到后来的首长。从此, 王家的兴盛和于主任的仕途还有其他引荐的人都与王爱娇的梦有了直接的关系,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于主任升官的消息传达给王爱娇的父母, 随之而来的是王爱娇家庭地位的上升, 新衣服新鞋等都归他。在学校, 何老师得知他和政治挂上钩之后, 表态在政治上、学习上、生活上关心他, 并升他为班里的组织委员。在班里他出力最少, 受益最多, 垄断了班级、年级、学校、全区、全市甚至全省的奖项。这充分体现了政治所赋予的特权, 这种无形的权力可以深入到社会的各界, 包括我们认为神圣的学校。这样的事情在荒唐的年代看似很荒唐, 但荒唐的只是人, 权力一点都不荒唐。这样看来, 权力改变命运, 政治地位提升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说法即使在今天也是成立的。

三.体味平民的人间真情

“文革”对很多人来说, 不单是一个时间的概念, 更是一个情感的概念。“文革”虽然结束了, 但期间人们所经历的痛苦却不能忘却。当年“伤痕文学”控诉, 反映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对人间真情的摧残, 给人们精神和心灵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 而今陈昌平的小说则恰恰相反, 展现的是极其黑暗岁月中亲情对心灵的呵护。

《特务》讲述了在“文革”中发生的一个充满人间温情而又让人心酸的故事。小说通篇都是讲儿子用爱编织着对母亲最后的谎言。遭受批斗的儿子为了瞒过双眼患病又有老年痴呆症的母亲, 刻意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谎言:母亲看到他脸上有一块黑灰, 他说干部下车间劳动没洗干净;挨斗了被打得吃饭时手拿不住筷子, 他告诉母亲是参加单位篮球比赛不小心手腕脱臼;母亲在衬衣上发现了血迹, 儿子的解释是单位里为了抓特务使用的苦肉计, 血迹只是红墨水。儿子被批斗得越来越严重, 他知道自己不久将辞别人世, 他想给母亲活下去的勇气。他为母亲编织的最后一个谎言是他有幸接受了一项绝密任务去台湾潜伏, 全省就挑了他一个人。“要解放台湾, 就要奋斗, 就要流血牺牲”, 这项任务由“中央直接抓”, 其他的人都不知道, 要母亲严守秘密, 即使有人告诉她, 她的儿子死了, 内心也不要相信, 要知道他的儿子正在和其他同志一起, 执行着伟大、光荣、正确的任务。这样, 他的母亲就会怀着期待和骄傲活下去。小说虽然没有明确地给出故事的结局, 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儿子可能会选择自杀或者离开。儿子肯定会因“畏罪潜逃”或“自决于人民”而被扣上“特务”的帽子, 遗臭万年。儿子打着为人民抓特务的旗号, 最终必将成为人民打击的特务, 这真是一个发生在荒诞年代的以荒诞对抗荒诞的故事。在儿子编织的谎言中, 敌我斗争的话语置换成情感交流的私人话语, 政治规范对民间生活进行了全面的覆盖, 作者将干枯空洞的政治活动虚拟成抚慰人心的情感暖流, 展现了平民的人间真情。

陈昌平小说独特表现历史的方式体现出他的一种叙事智慧, 他将小人物置身于广阔的历史背景, 在历史的隧道中展现小人物随意被历史篡改的命运, 表达了作者对小人物命运的悲悯与无奈, 进而上升为对权力与历史的反讽以及对现实的批判。

参考文献

[1]陈昌平.国家机密[M].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5年.

[2]孟繁华.贱民的悲剧与小说之光——评陈昌平的小说创作[J].当代作家评论, 2004年第6期.

长篇小说创作 篇3

鲁迅先生当年说过：民族的即是世界的。2010年《钟山》杂志组织12名文学家投票选出11部1979—2009年间最好的长篇小说[1]，《白鹿原》以7票获第一居于榜首，被誉为“30年里最能代表中国文学水平的长篇小说”。[2]这自然地让我们联想到了它的作者陈忠实——这位用写作这种方式在展示与开掘着他所在的那片地域上的文化的作家。正是他的这部作品展现了渭河平原50年的雄奇变迁，将白鹿原独特的地域文化推向了世界。

在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的创作中既有对本地域文化的认同，也有着优化与合理性重构。这无疑是对文学创作“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的又一次有力回答。

一、陈忠实的创作“行踪”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陈忠实的创作与他所生活的那片关中大地是骨肉相连的，事实上他的小说所反映的背景基本上就是自己所熟悉的那片故土。经历了几个社会历史变革时期的作家陈忠实，在他从“原上”到关中的生活轨迹里，作为一个有着社会担当的作家，在《白鹿原》问世后，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到了五十岁还写不出一部死后可以当枕头的书，这一辈子就白活了。”[3]正是这部承载了民族文化演变的“扛枕之作”，使我们感觉到了他内心深处的焦虑。

（一）从“原下”到关中——身体行走

从乡到城的作家反复叙述的基点往往是自己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那个地方，对作家陈忠实来说则是记忆中的那个“白鹿原”。

陈忠实的老家在西安市东郊灞桥区西蒋村。这是南倚白鹿原北临灞河的小村落，全村不足百户人家。虽然由此到西安约二十五公里，然而却是天然的僻静处，最适合沉心静气地思索和精雕细刻地写作。村里每一家的后院都紧紧贴着白鹿原的北坡。[4]

根据陈忠实的自述，他生长在一个世代农耕的家庭，他的老爷(父亲的爷爷)曾经是私塾先生，而他的父亲已经是一个纯粹的农民，是村子里头为数不多的几个能打算盘也能提起毛笔写字的农民。他在家乡解放后的第二年入学，直到1962年高中毕业回乡，之后作过乡村学校的民办教师，乡和区的干部，整整16年。他说“我对中国农村和农民有些了解，是这段生活给予我的。”[5]直到1978年秋天，他调入西安郊区文化馆。经过再三地审视自己判断自己，还是决定离开基层行政部门转入文化单位，去读书去反省以便皈依文学。1982年冬天，他调到省作协专业创作组。在取得对时间的完全支配权之后，几乎同时决定，干脆回归老家，彻底清静下来，去读书，去回嚼二十年里在乡村基层工作的生活积蓄，去写属于自己的小说。[6]

正是如此丰富的生活经历，使他再次回味“原下”的风土人情，经过了身体行走后作家的内心已经有了一种对那个“原”的重新思索。

（二）“再也回不去那个原了”—— 创作流变

这样的人生经历无疑给作家陈忠实注入了巨大的创作能量，他的小说均取材于他生活的那片关中大地。不同的是随着岁月的变迁他注入小说的精神特质有所不同。当他以中年的身姿站在关中土地上再凝视那个“原”时，已经从当初的局部体验开始去触摸这个族附着的文化历史。他正是以其独特的人生经验炼制出了《白鹿原》。

《白鹿原》是在1987年到1992年之间创作完成的。在此期间，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文化大潮的涌起伴随经济改革大潮而来。各种西方文学研究方法与思潮的大量引入，使中国作家们开始了在文学情境中的深层而艰难的探索。于是，在这种文学和文化的背景下，陈忠实开始对自己的文学创作道路进行反思，与此同时，涌动的文学思潮，又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方法与视角，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理解和思考。他认为，“任何一种流派任何一个主义的产生，都是作家的独特体验孕育的结果，不是硬学的，硬学是学不来的，模仿的结果只能是画虎类猫。”[7]

陈忠实曾说：“我的短篇、中篇、纪实文学都是写乡村改革变化和人的心理精神变化。写《蓝袍先生》发生的转折，第一次把眼睛朝背后看过去，我生活的关中的昨天。”[8]他说：“我也同时惊异地发现，1949年前或者稍后关中乡村生活的记忆，我有一个库存，从来没有触动过，现在突然感到很珍贵。在乡村私塾先生的四合院里，我就朦胧地意识到，这里头有着挖掘不尽的故事。于是萌生了长篇小说创作的想法。”[9]

这些新的体验融入在长篇《白鹿原》的写作里。使这部“压棺之作”与其前期创作相较而言，无疑是一次全新的超越。小说中塑造了诸多有着关中血性的人物形象，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无疑是白嘉轩，他犹如一根轴线结构着整部小说的人物群谱，他不让儿子进城读书，一直坚守着“耕读传家”的古训，当作家安排了代表传统文化“仁义”、“信义”的主人公白嘉轩“气血蒙眼”的结局时，我们仿佛能听到作家本人发出的凝重的叹息。后来他曾感叹说“再也回不去那个原了”，意及再也无法超越《白鹿原》的写作了。

二、地域文化认同与重构

正是这种带着倾透生命与生活“积蓄”的创作体悟使他对关中大地的文化风情有着独特的理解。

（一）“我是关中人”——文化认同

“创作是作家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的一种展示”[10]。陈忠实自己常对别人说“我是关中人”，这除了道出一种地域身份的标识外，也包含着他对这片地域文化的普泛意义上的认同。

他所生活的关中大地，至今仍是典型的农耕文化。蕴藉于这片黄土地里的这种文化，渗透在这里的村村落落家家户户的生活之中。由于历史的特殊原因，这里的地域文化艺术有着比其他地域更为凝重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包蕴着厚厚的黄土韵味和沉重的历史。

陈忠实用他那因了这片土地的熏染而形成的一贯的“沉稳凝重、固步坚守”的文化心态与叙述笔调，在《白鹿原》中尽力还原这里的原生态的文化风情。从小就浸染于这片地域文化中的陈忠实，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有着更为深切的生命情感体验，也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心态，使其在进行历史文化文学创作时，能如此如鱼得水，从而创作出《白鹿原》这样的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的作品来。

他在作品人物身上赋予了很具关中风情的特征，人物在关中特有的自然风物、文化习俗所形成的环境中得以鲜活再现，深藏着一种浓郁的土地情结：白嘉轩的一生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土地展开的。小说的开篇就写到“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11]，其中有一个细节或许也可以看出较之于前面的六房第七房之所以能与他相伴终老的一个原因也与土地不无关系，“白嘉轩从山里娶回来第七个女人吴仙草，同时带回来罂粟种子。”[12]“连续三年，白嘉轩把河川的十多亩天字号水地全都种上了罂粟”[13]，这种土地使用方式的极致发挥使他的生活出现了转机。“传统儒家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深深地凝结在白嘉轩、朱先生等人的身上。”这种理想的达成依靠的是土地。黑娃、白孝文等经历了多面人生的人物最终的归乡认祖，除了是“另一种回归土地的表现形式”之外，还可以看出作家之于传统文化是人的心灵皈依的认同。至于白嘉轩等人始终不能离开自己生存的那片土地，亦可以看出作家对黄土文化的一种认同和坚守。

“我以为解析透一个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而且抓住不放，便会较为准确真实的地抓住一个人物的生命轨迹”[14]在小说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个带着浓郁特点的关中人物的气息。

（二）“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文化重构

海明威有一句话：“我要寻找只属于自己的句子”对陈忠实的影响很大。如果说《老人与海》的出现，意味着海明威寻找到了只属于他自己的句子的话，那么《白鹿原》的成功，无疑标志着陈忠实也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

2007 年陈忠实的《〈白鹿原〉写作手记》开始在《小说评论》上连载，总题是《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在其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陈忠实对海明威的这句话的理解，它不仅是指一个作家应该寻找属于自己的语言句法，更重要的是，它还应包括一个作家应该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化归属。作为小说家，除了属于自己的表述方式外，陈忠实在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历程中既经历过革命历史的艰难突围，也体验了生存的艰难与酸辛，最后他找到了文化的重构形式。

这一点上《白鹿原》当属最好的佐证。诸如其中朱先生这个人物，一方面彰显其正直善良、义勇担当的人格，另一面又映衬着他应循守旧的性格特点，他坚持不学新学，尽管他所坚持的那个旧学已经不行了，但他依然坚守，直到学生一个个地流失了，到最后自己只好把门关了。对于不愿参与政事的他似乎再也无事可做，但他内心的那种教化民众的意识又使他在寻可做之事，最后自己只能去编县志，似乎再也做不了什么了。而到了饥荒年馑，他的正直善良勤恳务实的性格特点凸显得淋漓尽致，此时到处都是借赈灾之名大发横财的人，而朱先生却与饥民同食、患难与共，他总是把每一件事做得很好，这是儒家真实的精神写照。

我们不难发现作家在这些人物身上进行文化重构的良苦用心。朱先生和白嘉轩两个人物也正是作家创作理想的重要载体，他说：“我写朱先生和白嘉轩就是要写我们这个民族发展到上个世纪初一直传递下来的，存在于我们民族精神世界里的最优秀的东西，要把它集中体现出来。我有一个看法：尽管我们这个民族在上个世纪初国衰民穷，已经腐败到了不堪一击的程度，但是，存在于我们底层民族精神世界里的东西并没有消亡，它不是一堆豆腐渣，它的精神一直传承了下来。如果我们民族没有这些优秀的东西，它不可能延续几千年，它早就被另一个民族所同化或异化了，甚至亡国亡种了。”[15]更为巧妙的是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的朱先生，临终前发自生命深处感悟地把他夫人喊一声“妈”，或许我们可以大胆想象一种文化的渴望整合与延续。

陈忠实曾说：“生命体验是可以信赖的。它不是听命于旁人的指示也不是按某本教科书去阐释生活，而是以自己的心灵和生命所体验到的人类生命的伟大和生命的龌龊，生命的痛苦和生命的快乐，生命的顽强和生命的脆弱，生命的崇高和生命的卑鄙等等难以用准确的理性语言来概括而只适宜于用小说来表述来展示的那种自以为是独特的感觉。”[16]他对长篇小说写作“一直持十分谨慎的态度”[17]，而这个长篇的写作动因“是一个重大的命题由开始产生到日趋激烈日趋深入，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思考”[18]。由此可见，对于作家来说，地域文化无疑是其创作的精神源泉。在《白鹿原》中他把自己脚下的那片土地彰显得淋漓尽致。

注释

[1]该评选是《钟山》杂志组织的30年文学回顾活动之一。杂志执行主编贾梦玮说。此次评选，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作品的文学性，与销量和当时产生的影响都无关。此外，本次评奖另一个特别之处是，所有的投票都是公开的，评委的点评也公开。http://epaper.yangtse.com

[2]《白鹿原荣登30年最佳长篇小说榜首》，语文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14期。

[3]雷电 《中国经验的“金针度人”——陈忠实著《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读后》，唐都学刊，2010年第3期。

[4]摘自 百度百科名片http://baike.baidu.com

[5]陈忠实 《我的文学生涯——陈忠实自述》，小说评论，2003年第5期。

[6]同上

[7]陈忠实：《序言》，《陈忠实长篇小说自选集（长篇小说卷）》，华夏出版社，1996年1月北京第1版

[8]http://www.gmw.cn/content/2008-12/26/content_872370.htm

[9]同上

[10]陈忠实：《〈白鹿原〉创作漫谈》，当代作家评论，1993、4

[11]陈忠实 ：《陈忠实长篇小说自选集（长篇小说卷）》，华夏出版社，1996年1月北京第1版

[12]陈忠实 ：《陈忠实长篇小说自选集（长篇小说卷）》，华夏出版社，1996年1月北京第1版，第44页

[13]同上

[14]陈忠实：《〈白鹿原〉创作漫谈》，当代作家评论，1993、4

[15]陈忠实：《在自我反省中寻求艺术突破》，《陈忠实文集》第 7 卷，广州出版社 2004年版，第 398 页。

[16]陈忠实：《序言》，《陈忠实长篇小说自选集（长篇小说卷）》，华夏出版社，1996年1月北京第1版

[17]陈忠实：《〈白鹿原〉创作漫谈》，当代作家评论，1993、4

[18]同上

陈忠实 ：《陈忠实长篇小说自选集（长篇小说卷）》，华夏出版社，1996年1月北京第1版

陈忠实：《〈白鹿原〉创作漫谈》，当代作家评论，1993、4

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手记》，小说评论，2007年4~6、2008年 1、3、4、5、6、2009 年 1、2、3、4、5陈忠实：《我的文学生涯——陈忠实自述》，小说评论，2003年第5期。

《血色苗疆》小说创作有感 篇4

▲ 吴胜之

这部《血色苗疆》长篇小说，历经两年的打磨，已获得出版问世。当我拿着这沉甸甸已变成铅字的新本，翻开散发着墨香味的页码，心里顿生几分感慨和宽慰。

这部小说能得到顺利的出版，首先得到刘源女士给予大量的修改，同时也得到昌牛先生给予指正。在原始的素材上，还得感谢我房下已活到九十多岁才离开人间的堂伯，是这位可敬的老人亲身参加解放初期剿匪的战事，为我讲述了大量无人知晓的剿匪素材。

一位相好的交友，曾经看过我的原稿，他却吃惊地对我问道：“你从哪里弄来这么多的素材。”他还对我抬举一番。我认为：抬举也好，褒贬也罢。不以为然，总算讲完了腊尔山苗区剿匪的故事。

回顾小说创作过程，其艰辛不言而之，毕竟已是天命之年的人，在动笔之中，已显得力不从心。加上语言功力障碍，面对眼前的素材，就像一堆有棱角的毛坯石料，七零八散的。怎样去雕琢和切入呢?这是写作上的最大难事。我曾经花了一个月时间，在开头篇上只写下几百个字，再也写不下了，一度步入写作的困惑。我突然发现自己真不是这块料，但又不服气，只好去翻阅一些经典文学作品，想从这些经典中寻找捷径和技巧。哪知，一旦看了经典作品，适得其反，愈看愈不敢下笔，愈看愈没有信心，反而陷入一种不敢前行的畏缩。我真不想干了，何必去接受这份折磨?

停笔一个月后，在大脑里也不去构思小说的事。但心绪又放不下来。眼望着一堆有价值的素材，又变不了文学的表达，更变不了故事。急躁的心情又不善罢甘休。于是，我重新鼓起勇气，再次拿起笔来，通过对素材的认真琢磨和研究。最后发现自己过去创作的套路不对，我不得又把原来构架的章节打垮，另起锅灶，重新谋篇布局，重新调整故事结构，变换叙事方式，又挑灯夜战干起来。有时把自己弄得身心俱疲的，那艰辛的写作，使我已尝到创作劳动的苦衷。

小说写完了，作者也该有个评判，或说是一种体会。《血色苗疆》这部小说，这故事里涉及众多人物和事件，还有各类形形色色人物的活动。但人物和事件不是简单的罗列，当然也不是流水账。特别是人物，他们无论是主角或是次要人物在故事里应是有血有肉的活人，要让他们在故事里鲜活起来，才能使作品显得丰满。

在理清创作的`脉络之后，我把故事分为主、副两条脉线贯穿，把众多人物划为正面、先锋、中性、反面类别。以张营长和逃窜到苗区的彭师长较量为故事主线。把巴山匪首和宋乡长、杨县长为副线辅佐。打破了过去只要说是剿匪的故事，就把当地的匪首抬出为主线的贯例。

众所周知《乌龙山剿匪记》这部匪片就是以当地的钻山豹和田大榜抬出来放在主线，反而把特派员的四丫头作为副线陪衬。当然，也不排除故事发生的背景，而作者把土匪写得很凶残，这也不排除作者对大湘西出土匪大肆炒作的意图。很多剿匪的小说和故事都是这样雷同的手法。

小说故事中对张营长正面人物的塑造，他是肩负着解放人类的重任，为了这片苗疆解放而献出了年轻生命，这是闪光点，这就是主旋律。同时，最值得歌颂的是：他率领的尖刀营先遣队挺进苗疆，大胆的团结和依靠这里苗族上层人士，这是他的大智慧。从他身上已散发出炫目的光彩。在剿匪的战争中，他眼望着从大别山带出来的战友一个个的倒下，尽管是个硬汉，不由潸然泪下。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腊尔山苗区剿匪的艰难和复杂性，也反映了两个持有不同政党信仰的人在腊尔山苗疆搏弈的残酷性。在反面主线上的彭师长，他的确不是等闲之辈。他在经营苗疆中，为了收买这里苗民的人心，他在苗疆没有残暴，没有烧抢，只有慈善。他最厉害的一招，是在政治上蓄意制造民族的矛盾，让苗民仇恨红色。在经济上，为了使苗民增加银子的收入，他在腊尔山大量收购鸦片，自己大做鸦片生意，打起靠金钱收买人心的这张牌，实现名利双收。为稳定他在苗疆的党国大业，他还对他手下违反军纪的士兵就地处决，他这几招够毒的了。他有这样的表现，难道苗民们还说他彭师长不是好人吗?他的假象蒙蔽了许多不知真相的苗民。他的一呼应和，使腊尔山的苗民纷纷参加他组建反共救国的自卫军。这彭氏也是个大智慧的人。在小说中对反派的彭师长人物的刻画，也是一个突破。

乌云族长和巴山匪首，在张营长和彭师长的较量中，表面上看，他们各巴一方，但却有共同的心态。都不去融入什么党派，也不相信你任何党派的信仰。完全凭着个人感情色彩行事。但都有自己的利益和目的，乌云的利益，不管你是红色或是白色都不能动他的疆土。他的生性孤傲。也不去巴结谁，奉行“打铁全靠本身硬”的信条。在练兵场上他被张营长过招征服后，他内心的感佩，才愿与张营长交朋结义的。他与张营长的合作，完全是他个人的感情与张营长合作，不带任何杂质和色彩。连解放大军要攻打腊尔山的彭师长时，他去向李团长和王政委请战，他只说随着大军过马槽河去消灭巴山仇人，半字不提消灭彭师长。这些细节鲜活了乌云的个性，使其人物的塑造符合一个苗族头人的血性和本真。

话说巴山匪首，他与彭师长歃酒结盟，其内心是想借彭师长之力去攻打乌寨，消灭乌云。尽管彭师长已给他一个副司令的大官，这个莽夫，他不会为你那党国去效劳的。叫他去攻打豹子场张营长，他和他手下的弟兄只想趁机去打劫大户，抡财喜。你看他那匪性竟敢在彭师长面前拔枪骂娘撒野。他对彭师长整天灌输反红色的话和操练军事反感不已，真是个不可调教的人物，彭师长被他弄得无办法了，只好用美色把他收买。尽管如此，他同样敢枪杀你彭师长派出监督他的副官。最后，他三叔和巴四兄弟在山洞里劝他自首，他在穷图末路时，讲出那几句后悔的话，道出了他的心声，意味深长。巴山也是条汉子，他的硬性绝不自首，宁愿选择自送黄泉之路。这个巴山匪首的人物塑造，他奉行的是：今天你对我好，你就是我的朋友，明天你得了罪我，你就是仇人。乌云和巴山属于中性人物的角色。

乌魁和巴四属于先锋人物，他的身份不是贫协主席，是一个行医的百姓，巴四的身份也不是民兵队长，而是在汉口做过鸦片的生意人。他们走出大山，在外见过世面，开阔了眼界，知晓山外的大事。不管他们以前做过什么，但为解放苗疆，清剿残匪作出了贡献。他们是苗族人的先进代表。是追求和渴望苗疆解放的人物。是张营长战胜彭师长的得力帮手。从乌魁和巴四的身上，释放出苗族人那至善至美的品性。还有那反派的杨县长和宋乡长，他们是国民党已失去政权的残渣，但又不甘心失败，趁张营长未站稳脚跟，也去攻打豹子场，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最后被解放大军消灭在四龙山上，这两个反派人物，作者把他们放在副线上，在故事的情节上只作为铺垫过渡，这与其它剿匪片及小说，采取与众不同的处理手法。

小说的创作议论文 篇5

小说应该都是有读者的，即使有人明确地说只是写给自己看。一部小说，它至少存在一个读者，就如前面所说纯粹为自己而写，那人也在无形中演绎了两种角色：作者与读者。

既然小说都存在着读者，那么小说就一定存在着读者看小说时的感受。试问：如果读者读某部小说的或人物或情节或环境甚至细节时的感受是——这是虚构的，不是真实的。那么，读者还会继续读下去么？我想，没有读者愿意去读一部自己感觉不真实的小说。没有人愿意去读某部小说，就意味着这部小说没有读者，而没有读者的小说是绝对不能称之为小说的。

也就是说，一部成功的小说，一定是能让读者读出“真实”的小说，纵然这种“真实”明明是“虚构”的。我国古典小说《西游记》、《聊斋志异》情节是何等离奇，妖魔鬼怪各逞凶顽，飞禽走兽尽显神通，讲的是神怪，但是我们并不感到荒诞，相反受到感染得到启迪进而百读不厌。这些作品千百年来久传不衰，究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它们都让读者读出了真实。

怎样才能让读者从小说中读出真实，这是作者写小说时应该注重并落实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要让读者读出真实，作者必须写出真实，这就好比你手中必须有馒头，才能给乞丐馒头吃。否则你把一双空手伸给乞丐，对他说：给！馒头！那你一定是在骗人。乞丐不会接受你的“空手馒头”，读者更会拒绝你的失真文字。

怎样才能写出真实？窃以为作者必须本着一颗真心去写作。所谓真心，其实就是对小说中每个人物每个情节每个环境都倾注都寄予真情实感。美国作家利昂·塞米利安说：“在一个真正作家的气质中，总有一种近于痴狂的激情”，而这种“近于痴狂的激情”无疑是“真心”“真情实感”最好的诠释与体现。早先曾听许多人说写小说的都是疯子，起初很是反感，认为是对自己的污蔑与诽谤。但后来却无数次地在深夜为笔下的人物为笔下的情节大哭特哭，伤心欲绝感动欲绝悲愤欲绝，到那时我才终于知道自己的真心已经融入笔下的人物，痛着他们的痛、乐着他们的乐，甚至为他们神思恍惚、物我两忘。说到底，不也是进入了一种痴狂的境界，难以自拔么？当然，也正因为小说的字里行间倾注了我全部的真心真情、浸透了我太多的心血泪水，读者在读的过程中才会觉得真实感人，才会热泪奔涌秉烛夜读。

从小说创作而言，作者的确需要有一种“近于痴狂的激情”，但这种激情又必须有所节制，切忌让那种“痴狂的激情”完全左右了作者的头脑，那就近乎危险了。正如美国作家利昂·塞米利安说：“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不受节制的激情只是激情而已，而有所节制的激情则是天才。”所以作者写小说时千万不要“走火入魔”，否则写完主人公跳楼自己就会爬到楼顶，那么痴情的读者读小说时也会“走火入魔”，会因为主人公的跳楼而跳楼。

写出真实，不能等同于照录生活。在日常写作与阅读中，我们也常常有这样的体验：有时，一些记述真实生活的文字，读起来反而味同嚼蜡，有隔膜之感、虚假之感。这就是小说与生活的区别，有些事在生活中毫无疑问是真实的，而一旦被写成文字，冠名于小说，就毫无疑问是虚假的。因为小说是艺术，小说虽然取材于生活，但一定要高于生活。而这个“高于生活”，便是我们耳熟目悉的艺术加工——虚构。

写小说就得虚构，如果不虚构，那就正如作家张天翼先生指出的：“一个作家要是只限于写真人真事，那就是自己束缚自己了。”这是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如果从读者的角度去说，当我们读《西游记》《聊斋志异》时，明明知道它们全是虚构的，却在心底依然被其感染感动，或者我们一直不曾有半分怀疑的人和事甚至一直感动着的情景、状态、细节，却突然在某一天因被作者亲口证实是他虚构的而义愤填膺等等，这就是艺术真实的魔力或曰魅力。

福克纳小说创作主题论 篇6

李予军

(北京城市学院 国际语言文化部 北京100083)

内容摘要：

福克纳是一位极为重视小说艺术手法实验的现代派作家，然而在他不断变化的小说创作技巧之下，掩盖的是他一直关注的重大社会变革主题。本文通过对福克纳主要作品主题思想的分析，揭示了他文学创作追求的目标，剖析了其文学作品反映出的深刻内涵和他本人的内心痛苦和矛盾，从而进一步展示了他企图在幻想与现实之间建立一种沟通的愿望，却始终未能逾越这条鸿沟。

关键词： 福克纳；创作；手法；主题

1945年马尔科姆·考利编辑的《袖珍福克纳文集》的出版，成为美国文学界认识与理解福克纳的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萨特、加缪等为代表的法国文学界对福克纳的高度评价，导致了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们的注意。而在其时，他的作品并不受读者们的注意，甚至认为他获得诺贝尔奖这个殊荣纯属“胡乱安放”的荣誉，但是这毫不影响他终于赢得了普遍的承认。而且在他去逝后，美国以及西方对他的评价越来越高，各国不断翻译介绍他的作品，一些地区的作家或是流派至今仍然受到他的很大影响。福克纳研究已成为世界文学现象。就是现代美国南方作家中仍然有人声称“今天的问题在于如何从福克纳的魔影下摆脱出来”。

一

福克纳一生的创作生涯表明，他既是美国南方作家的杰出代表，又是现代主义的经典作家；既是“意识流”小说技巧大师，又能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传统与现代进行有机结合的伟大实验者。人们对福克纳的解读、研究大多着眼于他的作品的“永不雷同的形式”。毫无疑问，福克纳是一位极为重视写作手法的实验和探索的作家。授予他的诺贝尔颁奖辞中也主要肯定他在小说形式、艺术技巧上所进行的探索和创新。然而，福克纳从来没有为探索而探索，为创新而创新，而是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坚信形式不是从外面强加于作品，而只能是从内部“长”出来的。他认为“故事中的情节决定其风格”，“„„是主题，是故事造成其风格„„”。所以无论福克纳使用哪一种艺术手法创作，都是为了服务于他所选择的创作内容和主题思想，都是为了更自然、更准确、更形象地表现他本人的创作思想，这也是他之所以成为真正的文学艺术家的根本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创作的主题在他那里始终是占第一位的，而后才是不断创新的外在形式，但这决不是说不重要。相反，他的艺术手法实际上更增加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和思想深度，使作品中的人物，特别是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刻画更加深刻、形象。这表明，福克纳在追求艺术表现手法的同时，也是在积极地寻找他要表现的东西——创作主题。这就为我们研究和把握福克纳创作思想的动机和方法找到了最好的注脚和最基本的出发点。

福克纳一生创作丰厚，决大部分作品人物相互贯通，情节相接，构成一套《人间喜剧》式的“体系”，反映了近200年来美国南方社会变迁的历史和各阶层地位的浮沉和精神生活的变化。在他自己虚构的“世系”中，他如同“打开了一个各色人等的金矿„„从而创造了一个自己的天地”。在这个“天地”里，先辈们血脉里涌动的激情在现代人身上化作了痛苦的思索。他们完全淹没在各种怀疑主义和相对论的思潮中，再也不表现为悲剧，那些曾经摄人心魄的悲剧爱情和传奇已无法说明现代人所面临的严峻状况和精神危机。正是他创作的一部部具体的作品，构成了他独特的风格，表达了他独特创作思想和鲜明的创作主题；也正是从他的主要作品中，我们能够把握其创作命脉和思想的本质，而达到他本人的思想活动和感情所在。他常常借助于所熟悉的环境、事件和人物，竭力表现的正是超越地域和时间局限的共性，即诗人和作家的职责在于写“人类的内心冲突问题”，“人的灵魂”。虽然他对人生的看法发生了转变，但他仍相信“人是不朽的„„因为人有灵魂，有富于同情，能做出牺牲和忍耐精神。”他的这一思想境界一再出现在其作品中，幻想与现实在他那里很难把自己的道德渴求同冷俊的幽默结合在一起。在把原材料作为经验的“客观对应物”和保存他作为艺术家的思想性方面，他似乎比任何一位同时代的作家都更为成功。幻想在他是一种完整而独立的存在状态，可以在这种状态下客观地不受情绪影响地观察自己另外一个真正的自我。几乎从他的写作生涯一开始，就分明预见到了他的时代人类价值的混乱和丧失。这种感受性，与他能够使自己以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的艺术自信心一道，使他写出了一系列不朽的作品。

二

在《喧哗与骚动》中，自然主义占居了福克纳的创作思想。书中的故事起初由班吉·康普生讲述。他生下来就是白痴，只能在生活中接受感官印象，并将这些印象混合到感官反应的流动中。班吉的哥哥昆丁和杰生、姐姐凯蒂如果不是白痴的话，至少都是被激情和环境扭曲的人。他们所处的环境已无法使他们继续掌握自己的命运。人若不象昆丁那样在绝望中挣扎，便会和杰生一样堕落为痛苦不堪的实利主义者，或者成为班吉那样没有思维的可怜的白痴。昆丁是所有人当中最敏感、最有理智、最有人性的一位。他终日沉陷于冥思苦想之中不能自拔，虽然生活在哈佛大学校园，但思想感情却深受南方旧传统的影响，成为传统道德观念与现代社会冲突的化身，表现了苦闷、彷徨和绝望的心情。评论者们把他喻为作者本人，而福克纳自己也说过，他是《喧哗与骚动》里的昆丁。昆丁的故事由康普生兄弟轮流讲述，而由于福克纳加入了另外一个层次：对社会的关注，所以，它实际上也发展成了一个关于南方社会的故事。这部错综复杂的小说是一张用回忆精心构织的密网，它没有指向什么，却又意味着一切。作为福克纳另一个自我，他将昆丁安排在另一部作品中时，针对大学同学问他为什么仇恨南方时，他回答说“我不恨南方„„不恨„„我不恨南方”。这个人物比那个复员的飞行员（《士兵的报酬》）更远地脱离自身和现实。福克纳在这个虚构的人物身上表现了他对南方的热爱和对人类愚昧的绝望。他对罪恶的沉思首先在昆丁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种沉思更加具有霍桑的那种叛逆性和加尔文教的良知感，却少有弗洛伊德力量中的种种情结。同昆丁一样，他也是两眼望着过去，为传统的沦

丧而痛心疾首。它象征着人类乌托邦的破灭，象征着过去理想化的民主文化的没落与腐败。

在《八月之光》中，作为象征，主人公乔·克里斯默斯被去掉了人性，而这种情况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他的名字同基督徒的明显联系是一个直截了当的讽喻，具有一种深刻的悲剧感——一个被僵死的宗教和经济剥去了人性的现代人，他既不属于白人社会，也不被黑人社会所接受，因身份不明而感到困惑、孤独，经受了黑暗和苦难。这是一个有讽刺意味的描写罪恶的寓言，而这种罪恶既可以发生在新教教堂之内，也可以发生在教堂之外，或者也可以把它看作南方困境的一个缩影。作者在这里想传递的要旨尚未完全理智化，用作者本人的话说：“这是一个不知道宗教是什么人，也无从得知自己是什么人”的人的悲剧。而《押沙龙、押沙龙》里的主要人物昆丁·康普生对萨特本 的态度寓意更为明显。托马斯·萨特本是一个像那些由自身的弱点毁掉了旧南方的人复仇的工具。然而当他无法生出一个同一种族而且清白无辜的子嗣时，他想建立起同一种族家系的努力也就造成了适得其反的结果。昆丁对他耿耿于怀，因为他从他的失败中看出了他自己的问题和南方问题，却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在《我弥留之际》里，本德伦一家“奥德修记”式的旅程虽然是为了埋葬死者，却各另有所获，特别是死者丈夫，在亡妻下葬后24小时内就找到了新欢。福克纳用大量的矛盾的不和谐和具有反义的事物表明在现代文明世界里，人的存在没有真正意义，现代人的命运既是一场悲剧，又是一场滑稽的玩笑。纵观福克纳笔下的南方世界，在北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迅速解体，一反昔日“充满甜蜜柔情与阳光”的田园情调，而成为危机四伏、人欲横流的现代荒原。人们孤独、恐慌、绝望、荒诞，成为异化的牺牲品，再现了南方社会转型下的世态炎凉和因此造成的人们在心理上的裂变、痛苦和苦闷。旧南方的逝去与新南方的混乱，在福克纳的灵魂深处引起了强烈的震颤。幻想的萦绕和现实的无情使他无法在二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更在内心深处无法接受这一社会历史进程所带来的种种剧变。然而早已把南方天然古朴的浪漫情调，理想主义溶于自身性格的福克纳始终摆脱不了对南方的那种近乎着魔的热爱和深深的眷恋，他一再将笔触伸向最能反映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在灵魂深出发生的撞击，企望用人物的内心独白、梦呓和意识的自然流动来昭示现实，反映现实，以求得对过去眷恋的暂时松弛。他的灵感来自于自然主义，却大量地运用象征主义手法，逐渐脱离了本世纪初现实主义主流，向着梦幻世界探索着，越过一个又一个巅峰，终于在他匠心独运、处心积虑的文学创作中找到了一个最佳的表达方式，构成了他文学创作的主旋律，而在这同时，福克纳追求象征主义和纯艺术手法和哲学深度方面都已进入了新领域，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三

福克纳的大部分作品以美国南方为背景，但实际上远远跨出了地域的界限；他也绝不是单纯描写南方风情的地方作家。他的创作题材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但表现的主题思想却是多义的，多层次的，因而能在不同的文化中引起共鸣。他通过零乱的故事拼接和人物内心世界的独白，表达了他的创作思想和主题：南方贵族家族的衰落象征整个蓄奴制度的失败和与之并存的传统道德观念的瓦解；白人与黑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给青年一代造成的内心冲突；他们不愿成为下等人，但不能违反南方传统的道德准则，否则 将要背叛家庭、白人社会和文化遗产，他们在历史的阴影下成长，在矛盾中痛苦地思索和寻求自我；20世纪社会像一片荒原，非人化的资本主义工业和所谓的西方文明使人失去昔日的质朴、善良、忠诚、勇敢等品质；对人的个性以及按个人意愿生活的权利的强调和对现代社会侵犯了人的尊严，扼杀了人的价值的谴责；与社会囚徒相反的是“自然人”，在些简单纯朴、非知识型的人不受社会法规的约束。他们的喜怒哀乐里没有勉强和做作，大自然可以帮助“社会人”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社会人”如能超越法规就可以达到“自然人”的感情境界。正由于这样，尽管生活中充斥不公道、痛苦和残酷，但人定能生存下去。这些主题的展示，使之文学创作越出了文学自身的范围而升华为一种现代社会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哲学意义上的思考。福克纳将作品中的人物赋予时代性，刻画生动丰满，个性鲜明，特别是对人物心理的挖掘，反映出当代人共有的追求、思索和苦闷，同时也反映了他本人的思想和影子。尽管在理智上他竭力同这些具体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批评他们不敢面对现实，不敢投身生活的错误，但感情上却倾注了大量的笔墨，这不能不使人们产生与作者本人的真实情感的共鸣，也充分暴露出他内心的矛盾，特别是理智与感情之间的不克调和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同他思想上更深刻的隐痛联系在一起就是他对南方及其过去的困惑，无疑这是时常困绕着他而终究摆脱不了的南方情结，欲爱不能，欲罢不忍。

四

福克纳在塑造众多的现代社会理想破灭的具体人物的同时，却无法将源于自身固有的理想和幻想再现于这些人物身上，也就是说福克纳塑造的系列人物很大程度上虽然反映了他本人思想深层次上的保守主义特征即向后看的历史意识，却掩盖了他灵魂深处的另一面即对旧南方先人们罪恶的历史的痛恨，他企图用传统的价值观来批评和否定现代文明对人的“异化”，以便使他所钟爱的南方永远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这种爱恨关系——由于爱而恨，尽管有弊端仍然爱——来自于福克纳的内心深处并且反映了现代南方作家同南方之间的关系”，而这种痛苦矛盾的心理却为反映福克纳在文学创作上提供了选择，促使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的探索，寻找一条跨越心理鸿沟的途径，希冀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出现一个奇迹。这种探索导致了他的作品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在同类作家之上，而在艺术实践的继承与创新上也走在了同类作家的前列，成为20世纪小说家中伟大的探索者。他是一个兼有广度、深度、历史感、乡土气息与现代意识的大作家。他既 象巴尔扎克那样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历史，同时又是一个现代意识很浓的现代派作家，他既写了现代社会中人与人沟通与疏远的问题，更写了人如何追求、保持自己的“本性”的问题，揭示了现代文明社会中人性受到扭曲的问题。

福克纳自身充满的矛盾以及要表现的内容也为他选择适合表现的艺术手法提供了暗示。果然他接受了这种帮助和暗示，并很快掌握了这种手法，即非直接性的意识流手法。“意识流”能使思想和感情的激流直接变为文字流淌出来并且通过模糊事实和行动揭示自身。他不是简单地接受和模仿诸如乔伊斯等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而是深切地感到旧传统无法提供他所需要的语言，无法表达他对生活的理解，无法描绘他眼中的现实和内心的感受。意识流追求的总体审美意境对于读者来说是空前的挑战。读者很难一下就能把握住诸如《喧哗与骚动》等作品中的总体意象，作品在心理时间无限自由的表现取代了传统小说中作为推理依据的情节结构，只要能表达作者的思想，“就可以像上帝一样，把这些人调来调去不受空间的限制，也不受时间的限制”，进入“梦境”或“幻想”进行思维，取代叙事小说的有目的的思维。然而正是从这些杂乱无章的作品中人们分明感觉到了作者的思想，听到了作者的心声和看到了充满喧哗与骚动的现实世界。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意识流”这样一个恰到好处地使福克纳的创作主题在“杂乱”中而不是在“顺序”中得以表现，人们又怎么能从中感受到作者本人的创作思想和内心的矛盾呢？实际上无论从福克纳采用的艺术手法还是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主题，福克纳所关心的最基本的问题已经明朗化了。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披着一层象征性的伪装，显现了由于肉体的生命力同非肉体的自然力量发生冲突产生的愤怒、困惑和无助，揭示了创作者自身存在的无法解决的矛盾，幻想与现实之间——永远无法沟通。这就是从亨利·亚当斯到托·斯·艾略特以来美国严肃文学家所写的中心主题，而福克纳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进一步揭示了这一冲突，而不仅仅是议论一番。

参考文献：

1．R.汉弗斯：《现代小说中的意识流》[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2．王冼：《世界著名作家访谈录》[M]，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

3．罗伯特.斯比勒：《美国文学的循环》[M]，汤潮 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4．钱青：《美国文学名著精选》[M]，商务出版社，1994.5．肖明翰：《福克纳与美国南方文学传统》[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6。6．Joseph Blotner: Faulkner: A Biography [M], Random House,1974 7．Edmond L.Volpe: A Guide to William Faulkner [M], The Noonday Press,1964.On the Theme of Faulkner’s Works Li Yujun(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Cit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Abstract: William Faulkner is one of the best-known modern American short-story writers.However many critics see him as the one who was accustomed to experimenting with various writing skills in his fictions.This paper tries to reveal the true purpose of Faulkner’s writing: focusing much on the social change of his time.Key Words: Faulkner, writing skills, social theme

长篇小说创作 篇7

关键词：《山雨》,“为人生”,现实主义

小说《山雨》是王统照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成熟的标志, 也被认为是最能代表王统照的风格、奠定他在现代文学史上地位的作品。当这部小说1933年发表的时候就被文学批评界把它和茅盾的《子夜》并称。而对于小说《山雨》的评价历来有争议, 本文试图对小说《山雨》给予再次解读分析并联系作家王统照的自身经历、时代特色分析, 进而探讨小说《山雨》中王统照实现“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内涵。

一、现实主义力作《山雨》

王统照在《山雨、跋》中, 谈到他的创作意图时说过, “《山雨》意在写出北方农村崩溃的几种原因与现象, 以及农民的自觉。”从小说《山雨》中来看, 作者没有一般的去揭示导致旧中国农村崩溃的种种因素, 而是突出的描写了二十年代后期的兵匪灾祸中的旧中国农村的颓败和农民的生活危机。《山雨》的题材和特色有着浓重的时代特色, 当然与“为人生”是分不开的。

忠于现实生活, 写出真正“老百姓”的性格习惯。小说《山雨》为我们展现了20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中国胶东大地上许多普通的农民, 小说在日常事务的细致描写中充分展示胶东农民的性格和心理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小说为中国现代文学人物画廊留下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的陈庄长。当了几十年庄长的陈庄长, 一方面清楚的看到了世事的艰难、生活的每况愈下, 另一方面他又相信命运、奉行忍让。小说的一开始就是他对于多如牛毛的杂税很反感又去照收的登场, 他既苦心应付官府又尽力为自己的乡民们办事并不图什么回报, 甚至于对于自己的亲生儿子葵园的行为很看不惯又痛心。在我们看来他不失为一个真实的乡民忠厚长者。

“时代暗影”中的奋起反抗。王统照在谈到小说《山雨》的创作意图时说到, 要“透出时代的暗影来”。小说中展现的时代暗影就是在帝国主义军阀的盘剥下的乡民世界不得不作出改变甚至是奋起反抗。这一过程里既有性格不得不改变的描写, 又有关于痛楚的丰富内涵展示。小说中像奚大有这样曾经有土地有牲畜的自耕农, 就尤其的依恋土地。让他放弃土地也极其艰难且痛苦的过程。身为农民的奚大有到T岛谋生的最终愿望也还是赚足够多的钱回乡后买地种地。今天的我们读来更像是父与子主题的命运故事, 而是否革命反而被忽略了。小说中关于劳动、关于土地问题的描写让人不由得联想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 其丰富而深广的内涵是相通的。小说写出了底层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看到了人的精神诉求于心灵突破。这样的时代中的奋起反抗就得以让读者看出深刻的认识价值和独特的审美价值。

小说中呈现出的诗的品格。小说《山雨》读来可以看做是是一幅北方农村的水深火热的图景。作者在当时农村日常生活中的司空见惯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事情描写中, 为我们绘制出了一幅山雨欲来的社会画图。阅读小说后不禁会让人充分感受到小说所呈现出的史诗的品格。笔者从读小说的后半部分中, 感触更深的是行文到此时作者诗人气质的流露。小说接近尾声的地方安排了这样一个场景, 奚大有回了一次离别两年的故乡。想见到的人没有见到, 看到的却是故乡的一片萧索阴冷的惨状。一个大村子, 在两年中人口失去了三分之一。而幸存者正在凄厉的喇叭声中和秋末肖冷的山雨声中为当了三十年庄长的陈宜斋 (陈庄长) 送葬。读来令人至今难忘。作者的深情诉诸笔端。

二、王统照的“为人生”的创作

王统照是文学研究会的代表作家之一, 更是早期的发

起人之一。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的艺术, 王统照也认为, “我们究竟相信文学与人生是不能分离的”。正是这样的“为人生”的创作宗旨让作家王统照能够深入现实人生不断创作出有深度的优秀文学作品。

小说《山雨》创作的背景是, 王统照在遭遇了现实人生的不幸打击 (丧母之痛) 后的痛苦沉淀。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国家民族正在遭受灾难、文坛状况正是左翼文学兴盛之时, 王统照并没有加入左联。相反, 王统照选择了出走当时正在遭受灾难的东北去亲身经历民族的不幸。正是这趟东北之行带来的强烈感受, 回来后的三个多月的时间内, 王统照写出了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山雨》, 这在王统照的创作道路上是没有过的。既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的敏锐目光, 更能从中见出作者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追求。

结语:

王统照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是丰富的, 他能够在日常中取材用平易的笔法, 在创作中演绎出催泪撼心的悲剧作品。王统照能够以真诚的诗人气质去关注中国社会现实, 贴近社会底层人民的疾苦, 并给以艺术化审美呈现;他能够忠实于自己内心的声音、持续与关注人间疾苦并向人类内心方面探寻。今天的读者再来看小说《山雨》, 印象最深刻、最打动人是当时北方农村的生活画卷以及北国乡民的丰富而痛苦的心灵历程, 还有我们阅读小说过程中所不断感受到的逼问:“活不下去了怎么办?”以及“出走以后的曲折而未知的明天”。在小说《山雨》中, 一出出的悲剧与村庄中一个个日常生活场景相伴相生, 社会的动乱以及人心的动荡就展现在读者面前, 作品不仅达到了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而且在今天的读者阅读中又会伴随新的思考。究其原因, 无非是作家以其整个身心去感受民族的灾难、人民的痛苦, 而不应是一心探讨社会前景或国家命运的结果。“盖以痛心时艰殷忧无限, 而见闻所及悱恻难安, 所以借笔抒感”。作家始终没有离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 实践“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写作。

参考文献

[1]茅盾.王统照的《山雨》[A], 茅盾全集 (第19卷) [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2]刘增人.王统照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1.

[3]王统照.我读小说与写小说的经过[J].中国现代作家选集[C]王统照.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4]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乔伊斯与中国小说创作 篇8

应当说，新时期文学的繁荣离不开翻译家们的劳动和努力。是他们为中国作家首先选择了那些极富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并忠实地将他们翻译和介绍了过来。于是，作家们才得以通过他们的翻译感受到了一种崭新的认识、描述和解释世界的方式，感受到了一种新鲜的感觉方式以及语言的新的组合与构成。在这个时期，翻译界不仅将那些早已过世的作家的作品系统地介绍了过来，譬如《尤利西斯》，譬如《海浪》《到灯塔去》，譬如《追忆似水年华》，譬如《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等等；他们还及时翻译了那些刚刚问世并在世界文坛引起广泛关注的具有先锋性、独特性和地域文化意义的新作，譬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略萨的《酒吧长谈》，西蒙的《弗兰德公路》，杜拉的《情人》以及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

就是这种文艺思潮和文学流派的大量被介绍，形成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的初级状态。当然此间也不乏简单的模仿和盲目的追随；在美国黑色幽默小说被翻译后，便有了一大批中国“嬉皮士”般失去信仰的现代派作品；在拉美文学的大爆炸后，就有了以地域色彩为特点的文化寻根小说；在劳伦斯的作品被介绍后，便有了作家们开始大胆和认真地探讨性在中国人生命中的意义。尽管当时的创作界在某种意义上是被笼罩在西方文化的阴影下的，但毕竟，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还是被翻译家们积极地勾连了起来，并且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直到今天。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一个有机消化、融合的过程，中国的文学已经不再简单地跟在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后面，亦步亦趋，而是逐渐地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重新找回了自我。而这种回归又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中西文化在经历了一个融汇的过程之后的那个向中国文化传统的回归。

总之，中国的翻译界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中功不可没。能生活在一个有着如此之好、如此尽职尽责的翻译界的国度，应当是中国作家的幸运。

而金隄先生为我们翻译的《尤利西斯》，应当就是这样一部给了创作界无限启示的范本。

记得金隄先生在翻译《尤利西斯》的时候说，他所最最强调的，便是乔伊斯文体的独特的表达方式。而对于作家的读者来说，译本越是忠实于原著的精神，越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文本信息，也就越能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由此，我们也才能真正了解乔伊斯那种反浪漫主义的独特的语言方式，以及他的象征主义、他别具苦心的结构方法、他意识流的创作手段和整部作品的崭新风格。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有时所谓的形式，也就是种观念。新的文体一定会产生新的哲学。语言如同积木，在拼搭中才会产生新的意义。而一部好的作品有思想的同时，也必须有好的方式。而乔伊斯便是这样用文体去传达他的心意的。

我是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开始反复阅读《尤利西斯》的某些章节的。那时候我们正在一个海岛的城市召开一个关于批评形式的研讨会。那是1986年。是中国文坛很注重形式革命的一年。我带去了那年年初金隄先生发表在《世界文学》上的他翻译的《尤利西斯》的部分章节和片断。那是我第一次阅读《尤利西斯》。乔伊斯使我耳目一新。仅仅是那些片断便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冲击力。在现代主义小说的领域，乔伊斯是当之无愧的大师。他所创造的现代主义的辉煌，甚至是至今也无人能与之比拟的。

于是，我便想了解这位爱尔兰的伟大作家关于用原始神话的框架来结构都柏林现代故事的全部创作的意图，想真正看懂这部费解的大书，弄清乔伊斯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所进行的全部现代意味的尝试，以及在作品背后我们能感觉到的作者真实的心情与心意。

这部作品所给予我以及中国其他作家最大启示的，我想应当是乔伊斯极为特别的也是匠心独运的结构的方式。这部长篇巨著结构的奇特之处，不仅仅是整部作品背景处若隐若现的如阴影般笼罩的荷马史诗《奥德赛》，而小说的自身构架也是从始至终充满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感。无论是各个章节中变化多端的文体，还是字里行间五花八门的词语的格式，都是极富创造性的，并且被乔伊斯先生十分有机地组织了起来。于是声音来自四面八方。感觉来自四面八方。在乔伊斯这里，似乎什么样的文体和格式全能进入他的小说。第15章，他可以用一种非小说的介乎于戏剧和电影之间的这么一种有点浪漫主义又有点象征主义的方式，来描述当代的布卢姆、斯蒂芬以及都柏林的生活，给予读者的便是一种迥异于小说的阅读感觉。而在接下来的第17章，小说又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格式，以一种极为精短的问答方式来描述布卢姆们在都柏林6月16日这一天生活余下的部分。到了第18章结尾部分，纯粹女人的莫莉又出现了。而她思绪的方式，又是通篇文字浩浩荡荡，没有节制，没有标点，信马由缰。她的这种滔滔不绝的思绪的方式给予读者的，是一种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又必须接受的阅读感觉，直到她最后的Yes，也是整部小说的最后的Yes。应当说这样的一种全新的结构方式是充满了一种叛逆的色彩的。它不仅勇敢地冲决了长久以来形成的所谓小说的传统，显示了一种文体革命的意义，而且使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充满了包容性，并产生了新的活力。是乔伊斯为小说文体的革命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给予了中国当代作家进行文体变革的勇气和意识，随之，便有了中国新时期文学中一批锐意作家在文体上所进行的最初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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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利西斯》的第10章也令我们极感兴趣。在这一章中，乔伊斯用了19个小节，描述了6月16日下午3点至4点之间所发生的相关的以及不相关的所有的人物和事件。这应当也是在时间与空间的解释中的一种大胆的尝试。19个平行的小节是一个小时的横切面。在这里，时间不变，而空间被扩展了。由于场面的伸展，而使时间凝滞了起来。不仅仅是第10章，乔伊斯洋洋数十万言的整部巨著，事实上也仅止是描述了都柏林的一天。使读者透过比一天要浩瀚得多的文字，看到这一天在都柏林的各个角落所行动着的人和所发生着的事，并读到了那些人物的极为敏感丰富的内心世界。于是，小说便超越了它的文字（文字通常是线性的），更变得如绘画一般，甚至比绘画更加深邃立体。总之，让我们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景观。

我一直非常注意的还有乔伊斯在小说人物的对话中从来不用引号，而总是以一个破折号引出人物的对话，并将描述性的XXX说也与对话连接在一起。这在乔伊斯早期写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自画像》中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譬如：

——你在这儿干吗？斯蒂芬？

迪莉高耸的肩膀，破旧的连衣裙。快合上书。不让看。

——你干什么？斯蒂芬说。

如此短短的几行，不仅有人物的对话，还有对人物外型的描述以及对心理意念的刻画。这样，在没有引号的限制下，作者的笔在问话、描述、心理活动，以及答话之间不断转化，随心所欲，这便使作家的写作真正进入了一种自由的状态。这种对话的不用引号，应当说给了中国作家很大的影响。如今很多作家的作品，都采用了这种乔伊斯式的对话不加引号的方式。而我自1986年从事小说写作以来，便从未在我的作品中人物对话时使用过任何引号。是乔伊斯使我了悟到，引号是一种限制。引号所破坏的，是真实的原生态。特别是当对话与行动以及与心理活动共时时，你根本就无法用引号来分清生活中的真实状态。所以我们只能摒弃引号。我们必须冲决引号对发生在动态中的话语的限制。于是，我们开始探讨常规中的章节段落、标点符号是不是阻碍了我们的描述。我在写作中也就此做过一些尝试。譬如在需要表述一种十分强烈的意绪时，我常常会使用一个很长的没有标点的句子来渲染那种情绪。譬如，我有时又不断地断句。不断地使用几个字的短句。不断地使用句号。用一两个字表述行为或意念。再譬如，有时我故意把一个人的话语以及他的行动他的内心全部糅进一个句子中。主语在隐处不断转换借以完成一个人瞬间同时进行的多重行为。总之，这所有的探索性尝试都来源于乔伊斯的启示。

我还非常喜欢第6章中在马车里很多充满了动感的段落。特别是黑色灵车向墓地的深处进发的那一段。那一段我曾反复阅读，而每一次读都有新的收获。这一段不仅显示了乔伊斯描述形式的魅力，而且这文字中流动着的诗意总能够激发起我创作的欲望。

前景公墓的高高的栏杆。在他们的视野中细浪翻腾，缓缓流过。幽暗的白杨树林，疏疏落落的白色人像。人像逐渐增多，树林间的白色雕像群。川流不息的白色的人像和残块，默默地将各种徒劳无功的姿态留在空间。

我们在这段文字中所感受到的是一种什么？一种动着的感觉，一种不断向墓地的深处行进着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是通过不断变换着的景物表现出来的。是这种主观视线中的景物转换，才使我们有了一种身临其境的也在随着书中的马车一道行进的感觉。先是前景公墓的栏杆缓缓从眼前流过。紧接着是白杨树林，是稀疏的墓地雕塑。而随着马车不断行进，白色的雕像不断增多，那便意味着墓地不再是前景，而是马车已置身于墓地之中了。到了白色的雕像成群，甚至川流不息，马车便已来到了墓地的深处。在马车里人的眼睛所看到的不同景物中，终于“车轮的钢圈嘎吱一声擦在道边侧石上，停了”。我们的阅读没有错误。而这一段最后的一句，不单单只是眼中的景物，还有着眼睛的慨叹“默默地将各种徒劳无功的姿态留在空间”。如此的描述中似乎又充满了无限的悲凉和无奈。多么经典的段落！

然后我要谈到的是，只要提到乔伊斯，只要提到《尤利西斯》这部奇书就不能不提到的全书结尾部分、第18章莫莉的那一段意绪的流动。全章自始至终没有标点（乔伊斯在使用标点上总是标新立异。或在第16章中不断使用逗号，或在第 17章中不断使用句号。看似随心所欲，实则推敲备至，可在松散随意中看出精雕细刻）。而读者所感受到的，全然是莫莉这个女人的所思所想。任思绪自由地流淌。真正的纵横恣肆，毫无节制。也没有规范可以遵循。话语间或者有前因后果，或者毫不相干。读起来一气呵成，但又显得疲劳。有一种在阅读中慢慢产生出来的节奏感。很费解的不断转换的人称所指。“他”指代着所有的男人：父亲、丈夫、情人，第一个情人……在语序中相互连接的是全然不同的人和事。思绪在不同的时态中跳跃着：

……我可以给他伴奏先得用牛奶擦洗钢琴的键盘我穿什么衣服好呢要不要佩戴一朵白玫瑰，不然的话来点利普顿那种神仙蛋糕吧我喜欢货色齐全的大商店里那种香味七个半便士一磅的……

在如此闪烁其词的思绪的线头中，要读者去摸索、去连接，甚至要在阅读这漫无边际的句子中在心里为这些文字加上逗号、句号、问号以至惊叹号。当我们费尽心力地参与其中并能够把莫莉的思绪整理起来时，这个小市民的女人的形象及性格便会十分鲜明地在我们的心中完整起来。这便是莫莉。也便是乔伊斯在精心设置的这个最后的章节中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乔伊斯的这种意识流的写作方法如今已开始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大量被运用。特别是一些先锋派的作家们甚至比乔伊斯走得更远。他们的意识流更加跳荡，更加没有规则，有的甚至已如精神病人的呓语。

我想，这便是中国的作家们怎样在读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我们在其中所领悟到的是一种创作方式上的无限的可能性。我们所感受着的是乔伊斯的写作方法所带给我们的全新的刺激，是乔伊斯大胆的想象和天才的创造力所带给我们的启示。

如此，我们在这样一部费解的小说中终于读到了乔伊斯是在怎样地写小说。我们便是在“怎样写”的探索和尝试中，获得了一种崭新的写作的方式并不断付诸实践，我想，这可能便是作家与批评家、研究家不同的地方吧。

总之，尽管读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很艰辛，有时候甚至艰辛到令人不那么愉快，但是这部艰辛的大书到底是为我们开启了一扇大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崭新的需要思考的世界并满怀着兴奋融入了进去。

乔伊斯的小说，以及西蒙的、福克纳的、马尔克斯们的小说，使我们获得了一种形式的自觉。这种形式的自觉于中国小说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从此，我们再不愿平铺直叙。我们希望能在我们的每一篇新作中都尝试到一种之于我们来说是新鲜的、反叛性的探索过程。有了这种创造性的欲望和冲动，我们才能在写作中充满兴奋和激情。这样的尝试尽管有时候是并不成功的，但过程本身所显示出来的意义却是十分有价值的。这样的一种文体的探索至今在小说界延续着，这应当也是小说界和翻译界共同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