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轨迹（精选9篇）
发展轨迹 篇1
●2002年4月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省长黄智权率江西省党政代表团120余人赴浙江学习考察，共签订经济合作项目924个，项目总投资205.36亿元，合同引资额达202.58亿元。其中，浙江省投资额为90.68亿元，占洽谈合同引资总额的44.9%。
●2002年6月江西省第十次党代会召开。省委提出《关于学习浙江经验，进一步提高改革开放水平，加快经济发展的意见》；省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深化省属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工业园区建设，推进城市化进程及进一步优化政务环境的4个配套文件。
●2002年8月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省长柴松岳率浙江省党政代表团到江西访问，达成赣浙经济技术合作项目138个，项目合作金额达106．11亿元，内容涉及工业、农业、科技、旅游等方面。●2004年10月12日江西（浙江）经贸合作洽谈会在浙江省温州市召开，共签约项目205项，签约资金124．8亿元。
●2006年3月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省长吕祖善率浙江省党政代表团访赣，于3月30日在南昌举行赣浙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共签订赣浙经济合作项目130个，合同总额150亿元。●2006年11月15日江西（浙江）经贸合作洽谈会在浙江省宁波市举行，共签约170个项目，投资总额110.1亿元，其中引进资金100.2亿元
发展轨迹 篇2
关键词：民间乐器,柳琴艺术,发展轨迹
柳琴艺术起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那段时期柳琴的作用还停留在戏曲伴奏上, 柳琴艺术发展的时间并不长即从起源时期至今也只有四十年左右的时间, 虽然发展时间不长但是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表现以及意义不仅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与欢迎而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世界艺术的发展。显而易见, 柳琴艺术以其独特的创作主题与演技手法在艺术世界里发挥着积极作用, 并曾取得了很多优秀的奖项, 如文化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与全国乐器改革的最高奖等。
一、民间柳琴获新生
柳琴艺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柳琴演奏家王惠然先生紧密联系, 王惠然先生在二十世纪初的一场歌舞团民族乐队演出中发现并深深喜爱上了柳琴艺术。期初, 柳琴作为民间说唱艺术的伴奏乐器普遍传播于江苏与山东等地区的交界地区以及广泛应用于鲁南与苏北地区的多种戏曲, 由于柳琴的形状、音色与材质等原因导致柳琴有多个名称, 主要包括土琵琶、金刚腿、柳叶琴以及柳月琴, 传统的柳琴无论是音色方面还是弹奏技巧方面都比较落后, 从音色方面理解, 传统的柳琴只有两个琴轴且琴弦的材质是丝质,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音色的发挥;从弹奏技巧方面理解, 传统柳琴的弹奏技巧十分有限只有弹挑、扫拂与轮音。柳琴演奏家王惠然先生不仅充分了解与掌握了传统柳琴的作用与发展史, 而且与制琴师傅一起分析与研究柳琴, 在王惠然先生与制琴师傅不懈努力之下终于改革与创新了柳琴, 即创造出了三弦二十四品与四弦二十九品的柳琴, 在多数测验与实验的基础上最后确定采用四弦二十九品的柳琴取代传统的柳琴, 四弦二十九品柳琴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使民间柳琴获新生。
二、柳琴艺术广泛应用之路
柳琴艺术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与喜爱, 上海民族乐团、山东省歌舞团民族乐队以及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也先后开始使用柳琴, 并创作了众多乐曲, 其中四大民族乐团为柳琴艺术创建的新模式既广泛受到全国各地民族乐团的应用又起到了表率的作用, 在这些作品中充分展现了柳琴艺术丰富的内容, 专业乐团的广泛使用与丰富乐曲的创作无疑推动了柳琴艺术的发展, 即不仅得到了艺术专家的认可, 而且提升了柳琴专业学生的工作机会。更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胡登跳先生创作的第一个民乐丝弦五重奏室内乐即将柳琴与其他乐曲相融入, 这部前无古人的民乐丝弦五重奏室内乐既打开了柳琴艺术的发展道路又提高了柳琴艺术的地位。
三、音乐形态与演奏技法的发展
柳琴艺术的广泛应用, 对音乐形态的发展有了更高的要求, 音乐形态也称艺术的表现形式, 一般而言柳琴艺术的表现形式随着柳琴艺术的发展而发展, 柳琴艺术的表现形式与旋律以及和声紧密相连。从旋律角度而言, 传统柳琴受到多方面的影响, 音色与旋律都较为简单, 与之相比, 现代柳琴艺术的表现形式普遍是独奏与领奏, 且旋律较清美新颖, 更容易获得人们的喜爱。另外现代柳琴在调性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即丰富多彩的调性取代了传统柳琴音乐中的五声调式, 现代调试的运用包括大小调、五声、七声调式以及离调、转调, 因此现代柳艺术的进步尤为明显。从和声角度而言, 和声是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的柳琴艺术在和声方面较枯燥, 不能吸引听众的注意力, 主要是因为早期柳琴艺术缺乏丰富的旋律律动, 往往采用扫弦与空音达成和声效果, 尤其是五声调试的应用更显得和声较单一, 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与之相比, 由于现代作曲家以及人们对柳琴艺术的重视, 作曲家在创作过程中对柳琴音乐的和声注入了新的活力, 即现代柳琴音乐和声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 甚至大量作品开始引用复调。由此可见, 音乐形态的发展与创新主旨在于将旋律与和声有效结合, 音乐色彩的丰富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柳琴艺术新模式的发展。另外, 柳琴艺术演奏技法的发展与创新也很重要, 传统柳琴音乐的简单演奏技法已经不能满足现代柳琴艺术的需求, 现代柳琴演奏技法引进了多样化的技巧, 主要有打、滑、弹、挑、轮等技巧, 一般而言丰富音乐表现力的柳琴艺术离不开难度较大的演奏, 因此演奏技法的发展无疑增加了柳琴艺术的音乐表现力。
四、柳琴专业教育的发展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柳琴艺术便得到了人们的广泛重视与喜爱, 尤其是柳琴艺术爱好者已经在音乐家的帮助下开始学习与探索柳琴艺术, 所以很多院校开始增设柳琴专业课。上海音乐学院将柳琴艺术归纳于本科专业教育, 且邀请专业的柳琴教师担任教学;大连歌舞团也在广泛招收对柳琴艺术感兴趣的学员并给与培养;沈阳音乐学院与中央音乐学院等也紧随其步伐增设了柳琴专业课。据统计, 现阶段全国已经有大约二十所院校增设了柳琴专业课教学, 甚至部分地区还开展了有关柳琴艺术的硕士研究生教育。由此可以, 现代柳琴艺术的教学不仅规模与教育范围逐渐扩大, 而且促进了合理、科学柳琴艺术教育体系的健全, 毋庸置疑柳琴专业教育的发展更加推动了柳琴艺术的发展。
五、结语
综上所述, 柳琴艺术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不仅丰富了我国艺术形式而且提高了柳琴艺术的地位, 在这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中, 柳琴艺术音乐形态、演奏技法以及专业教育的发展与创新至关重要, 现阶段柳琴艺术已经发展为较为成熟的器乐, 且以独立的艺术魅力与风格取得了人们的关注与喜爱。
参考文献
美的西方发展轨迹 篇3
翁贝托·艾柯的《美的历史》描述了西方关于美的发展轨迹。既然美在西方有它自己的发展轨迹，那就说明美是存在的，至少在西方是存在的。而且，不仅存在者是存在的，而且决定存在者的存在也是存在的。那么，在全球化的时代，西方的美也肯定会在全世界传播。尤其非常确凿的是翁贝托·艾柯的《美的历史》依据的就是西方的艺术作品，他从西方的艺术作品中看到了“美”的发展变化的轨迹和规律。这样，美的历史就变得是可触摸的、感性的、具体的，那么，“美”就更加是存在的了。
读完翁贝托·艾柯的《美的历史》，我们对于西方从古至今的美和美的观念就有了一个大致清晰的轮廓，也可以归纳出一些相应的规律。诚如翁贝托·艾柯所说：“美随不同的历史时期与文化而转移”，“美向来并非绝对、颠扑不破，而是随历史时期与国家而异”。经历了这么一番美的历史的巡礼，我当然更加深信：美是存在的，美的存在者存在着，美的存在也存在着，美的观念同样存在着；美和美的观念，不仅存在着，而且变化发展着，随着历史、民族、国家、文化、政治、道德等等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着。
翁贝托·艾柯的《美的历史》在编排和制作上也有着鲜明的特征，显得不同凡响。其一就是，翁贝托·艾柯的《美的历史》编辑了大量的艺术图片。在目前这个“读图时代”，这些艺术图片无疑可以吸引读者的眼球，增加读者的兴趣。不仅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书中所配发的艺术图片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艺术珍品，对于理解相应时代和国家的美和美的观念具有直接的直观价值。其二则是，翁贝托-艾柯的《美的历史》在书的前面着意安排了一个“比较表”，把“裸体的维纳斯”、“裸体的阿多尼斯”、“穿上衣服的维纳斯”、“穿上衣服的阿多尼斯”、“维纳斯的脸与发”、“阿多尼斯的脸与发”、“圣母”、“耶稣”、“君主”、“女王”、“比例”等项有关人体美及其观念的历史发展进行了形象化的排列，读者就可以从这些相关的典型形象的观赏、分辨、体验，领悟到西方主要的人体美及其观念的发展演进的过程，还可以使有心的读者从这一系列典型形象的比较之中总结出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其三便是《翁贝托·艾柯的Ⅸ美的历史》把说明一种美和美的观念的文献资料，包括神话、传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历史记载、科学文档、圣书经文、学术著作等等，附在正文的后面，让人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和阐释相关的美和美的观念，使得作者的论述更加具有说服力和可信度。这大约也恰好反映了翁贝托·艾柯的一个基本的符号学、诠释学的观点：开放性阅读必须从作品本文出发(其目的是对作品进行诠释)，因此它会受到本文的制约。也就是所谓的“本文的意图”。我是非常赞同这个观点的，离开了话语和文本(即本文)，任何理解、诠释、解释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强以为之，就必定是任意的、无根的、天马行空的“过度诠释”。其四是《翁贝托·艾柯的Ⅸ美的历史》编排了一个别致的“索引”，这个索引，不仅有各种文献的“作者索引”，而且还有“艺术家及其艺术作品索引”，这样就更加方便读者的查阅。如果再有一个术语索引，那就更加完美无缺了。
《美的历史》
作者：翁贝托·艾柯彭淮栋译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年2月
情人异化的发展轨迹的散文 篇4
当短信“男人没有情人是废物，有了情人是人物，情人多了是动物”大行其道并被少数进入“人物”之列甚至擢升为“动物”者津津乐道并用作炫耀资本的时候，“情人”两字分量真有千钧之重。就算是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吧，那也强似于无呀！一些男人这样想。什么叫创造发明？难道“无中生有”不是么？子虚沉鱼，乌有落雁，谁又会较真呢，只是千万别将窝囊进行到底！另一些男人这样想。于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最后“无处不情人”的盛况也便在虚虚实实中出现了。很不幸，本人居然也几乎加入这个行列，只是因魅力指数不够最终被拒之门外。虽然可以背着“虚拟情人俱乐部”观察员的头衔，终究有些忿忿然，便奋发考证，对情人异化作一梳理，也算一泄私愤了。
阶段一：我为情人歌。
当可供鉴赏的情感最初出现于劳动场面的时候，随歌随舞，何其纯洁与诚挚。君不见“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俅”，其情感洁净得透明见底，何曾有杂质掺入其间。再看“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朔洄从之，道阻且长；朔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此中真意，缠绵哀怨，给人无尽的遐想空间。至于“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则更是为情人所歌之精品、极品，颇有感天动地之力。当然，凡此种种，也就一说，夸张美化也未尝可知。有时，本人甚至不恭敬地想：假使那女子、那伊人真的“大江歌罢掉头东”，弃你而去，恐怕也就“上邪”数声而已，真要寻死觅活倒也不见得。
阶段二：我为情人狂。
进入文人世界，介入官府宫廷，一切都变得富丽堂皇起来，情人也是如此，有意无意被打上贵族化的烙印。先有《陌上桑》中罗敷对心怀鬼胎、意欲调戏自己的太守所进行的戏弄。用今人的眼光看起来，用的似乎也是显阔摆富法，倘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保障，罗敷谅必不会如此牛气冲天。继有“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小吏焦仲卿在严母恶逼之下，万般无奈之下与刘兰芝双双徇情，与若干世纪之后梁山伯、祝英台化蝶双飞构成爱情绝唱。又有唐玄宗以“扒灰”之法窃得杨玉环，却也情意绵绵，霓裳连连，谁知安史之乱惊清梦，无奈之下在马嵬坡亲见贵妃香消玉陨，事后顾影自怜，徒然长叹“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最后弄得有点歇斯底里、神经质，让人不由抚膺浩叹。不过，对无闲阶级来说，贵族化的痴恋仅仅能够一观，如此而已。
阶段三：我为情人痴。
随着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进，时代脉搏的跳动也越来越明晰。自唐宋以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几乎成为思维定势，就连大诗人杜甫也未能免俗，把“洞房花烛夜”与“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金榜题名时”相提并论，合称“四喜”。至于莺莺私奔、丽娘惊梦、十娘沉箱，更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有趣的是，幼时看戏，每每见到绿林好汉以劫道之法强抢意中人，使之成为押寨夫人时，总要神往半天，恨不能效仿之而后快。俗人之爱，大抵这样。
阶段四：我为情人亡。
谈及“我为情人亡”的超级情圣，恐怕非明末清初的吴三桂莫属了。此公“冲冠一怒为红颜”，为情人陈圆圆不惜担上“千古骂名”。虽说近来诸多史学家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吴三桂“挂羊头卖狗肉”，空让陈圆圆背负“红颜祸水”之名，可是谁又会去在乎呢？而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看看倒台的一位位重量级人物，又有几个后面不是站着一位、两位、若干位情人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正是为了博得情人的嫣然一睹而一掷千金，最终身陷囹圄甚至误了卿卿性命的。当情人变异到此种程度，除了摇头，恐怕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发展轨迹 篇5
市场经济，这一名词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出现在中国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在实践上已经逐步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为了更加深入了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轨迹。在校举行的“两课实习”期间，我们小组在学校附近的一些小型企业进行了采访。我们到四季青服装城参观了一些正在营业的店铺，发现这些店铺上正在出售批发的服装，这量并没有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好，也有一些产品这量低劣，但前来批购的商人却络绎不绝。参观后，我们不禁感叹：难道这些代表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个正常现象吗？可以想象，假如浙江传统产业仍维持在目前的粗放型经营，企业资产这量必定低下，传统产品就拿服装行业来说吧，选用低层次的技术，结果只能是一般产品的生产能力，高技术产品何高附加产品的开放何生产能力不足，陷入低层次，低效益的泥潭。如此以往，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名成实亡，进入一个乱摊子的局面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何十三大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深入了人心，使我们的认识又进了一步，实际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展开。最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观念。这是十四大的重要贡献，报告中指出：以次为契机，我们党的认识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目标明确的斩新的时期。
可以说，邓小平同志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创始者。以前人们一直认为只有资本主义世界才能搞市场经济。而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生产力，尽管当时一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铺，但是市场经济何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注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90年代，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中，也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也有市划经济，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这就对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长期争论不休，阻碍我们前进的问题，作出了清楚，透彻，精辟的回答。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
在这次社会调查中我们发现，尽管20多年的改革开放，浙江传统产业生产基础虽比八，九十年代有 了提高，但成次却不高，结构单一。趋于相同的现象仍很严重。21世纪的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浙江经济也一样，将在更深成次和更大的范围内参加与世界经济的竞争与产业分工。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资源主要配置的经济，但是，市场自发配置资源，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情况下，无法解决外部经济的问题。这时，政府应当发挥超越市场和引导市场的功能，即站在市场之上，控制市场的总体运行，防止其自发发展造成的危害。正是资源再配置——引导职能发挥的作用。14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沟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和基本框架。可以预料，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型也将日臻完善。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整个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密切。人们再广泛的社会经济联系中形成了一些共同的生产条件，直接构成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这些基础事业，大部分多具有公共性或准公共性的特性。如果这些基础事业由市场进行按排或完全由民间组织兴办，不利于形成整体社会效益。而这些基础事业正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共同事业。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景是一片光明。中国的入世，可以说对中国的经济在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它可使中国的经济在对外开放中实现某些超越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自我保护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差，会使在现实生活中的已经成在的对我国经济产生一定影响的因数增加。
发展轨迹 篇6
宣传中
内容提要：绍兴作为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优秀旅游城市，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为依托，通过资源整合、产品打造、品牌培育，实现了文物保护与城市旅游的和谐发展，走出了从资源到产品、从产品到品牌；从故居到故里、从景点到景区；从观光游览到休闲度假从旅游城市到城市旅游的成功路子。关键词：资源品牌故里 城市旅游
绍兴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也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4000多年的文化积淀和近2500年的建城历史，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为绍兴文化旅游业的长足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全市上下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有机处理文物保护与旅游发展关系，使文物工作与旅游经济相互支持、协调发展，走出了一条文物保护和城市旅游和谐发展的独特道路，并正在沿着这条轨迹前行。
一、从资源到产品、从产品到品牌
以文物为重点的历史文化资源奠定绍兴旅游生存和发展的基石。我国现有101座历史文化名城，大致分成6种类型，而绍兴包含了古都、水乡风光和传统建筑风貌3种文化类型。从时间分布看，绍兴自夏以来直至清末的各个朝代都有着相应的文化遗存，从舜禹遗迹、越国古址、秦汉碑刻、唐宋摩崖到明清故居可谓应有尽有，宛如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从类别看，包括了古遗址、古墓葬、石刻；古建筑、古典园林、名人故居，以及近现代重要史迹，尤其以名人故居为主的地上文物众多。到目前为止，全市共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271处，其中国家级重点文保单位9处，省级54处，县（市）级208处。馆藏各类文物3.5万余件。从风貌看，城内幽深的台门，狭长的弄堂，潺流的小河，景古、街古、城古的古城风韵处处可见。由此形成的“三乌文化”、“酒文化”、“桥文化”、“兰文化”、“石文化”、“戏曲文化”、“名士文化”、“宗教文化”等绍兴地域文化个性清晰。
历史文化遗产在绍兴文化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中逐渐为世人所知。自改革开放以来，绍兴旅游业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这一时期以“参观学习”为主，绍兴的人文景观成为国内游客接受教育和参观学习的重要阵地，绍兴因此成为国内最著名的旅游城市；第二阶段为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末期，这一时期以观光游览为主，绍兴以其众多的旅游景点和丰富的文化底蕴深受国内外游客的欢迎，绍兴也因此成为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第三阶段为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我国旅游业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休闲度假趋势，游客对旅游活动和旅游产品的需求出现了多元化，体验、感受、参与以及与休闲度假相结合，逐渐成为旅游活动的时尚和主流。绍兴旅游也顺势而动，从古巷深处的酒旗风，到老台门里的饭菜香，从环城河上的浆声橹影，到夜排挡中的灯火市声，处处弹奏着休闲感受的动人乐章。三十年来，绍兴的不少历史文化遗产特别是名人故居和风景名胜因为旅游的开发和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和效益，许多文物古迹也伴随着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在合理利用中闻名全国，走向世界。
通过资源整合、产品打造、品牌培育，绍兴旅游品牌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以中国兰亭书法节、鲁迅文化艺术节、中国水城旅游节、东湖乌篷船风情节为重点的节会品牌，享誉海内外。如一年一度的中国兰亭书法节，已经举办了21届，历久弥新，每年的书法节都有创意。去年的兰亭雅集诗书大会，云集当代中国最著名的42位诗人及书法家，再造1651年前的曲水流觞、文人雅集之盛况；今年的书法节，由王羲之的后裔广发“英雄帖”邀集中国历代书法名家后裔聚会兰亭，发表了关于弘扬先贤书法精神的《兰亭宣言》，推出了汇集 117
今人和晋人两次曲水流觞雅集成果的《兰亭诗书集》。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活动，兰亭书法节已经成为扩大城市旅游影响力的一个知名品牌。以“文豪诞生地鲁迅故里、书法圣地兰亭、水石盆景东湖、爱情名园沈园”为重点的景区品牌影响深远，通过内涵挖掘打造的“三味早读”、“仿晋曲水流觞”“十八缸习字”、“坐乌篷、品黄酒、看社戏”、“坐三轮、游古城、访名居”等动态活动品牌，深受游客欢迎。
以寻踪鲁迅文化为特色的鲁迅故里修学游，以体现书法艺术为特色的兰亭书法朝圣游，以体现山水文化为特色的东湖乌篷风情游，以体现名士文化为特色的名人故居文化游，以挖掘古越文化为特色的古越文化寻踪游，以解读中小学语文课本中与绍兴相关课文为特色的跟着课本游绍兴等修学游品牌，满足了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得到广大旅游界同行的认同。
二、从故居到故里、从景点到景区
文物史迹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利用文物优势，发展旅游产业，然后哺育整个文物保护事业，通过近几年的实践，绍兴走出了一条文物史迹、风景名胜及周边环境保护与利用的成功路子。从1999年至2005年的六年间，我们投资5亿多元，全面修复了周恩来祖居、蔡元培故居、鲁迅祖居、大通学堂、秋瑾故居、范文澜故居、古越藏书楼等各级文保单位，实施了鲁迅故里保护一期工程、兰亭保护一期工程、沈园三期工程、周恩来祖居环境改造工程、秋瑾故居保护整治工程、东湖绕门山休闲工程，在加强对文物史迹、风景名胜保护的同时，大大改变了绍兴人文景观景点散、小、浅的格局，实现了从故居到故里、从景点到景区的提升。特别是鲁迅故里保护项目的成功实施，使长期困扰绍兴旅游业发展的“满天星斗，独缺月亮”局面得到了显著改变。
鲁迅故里是鲁迅先生青少年时期生活过的故土，历史悠久，古迹众多，内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鲁迅故居（包括鲁迅祖居、百草园、三味书屋），有寿家台门、陈家台门、朱家台门、邹家花园、长庆寺等5处绍兴市级文保单位（点），以及大量与鲁迅文化和绍兴传统文化有关的历史文化遗存，如：都昌坊口、咸亨酒店、土谷祠、塔子桥、街亭、恒济当铺等。周边还保存着一批相当规模并传承了丰富历史信息的传统民居台门建筑。街区因伟人鲁迅而声名显赫，被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是广大青少年和文化人对大文豪的“朝圣”之地。但随着城市的发展，鲁迅家门口的都昌坊、秋观弟，路面已拓宽到25米，昔日屋檐相对、隔窗相望的石街，变成了单面建筑的交通干线；鲁迅出生的周家新台门的主轴线改建成了具有绍兴标志性的现代建筑——鲁迅纪念馆，市委党校、百草园公寓等钢筋混凝土楼房替代了那些让人抚今追昔的老屋，在建筑尺度和风貌上与街区的历史氛围不相协调。居民的乱搭乱建现象严重，部分老屋年久失修，严重影响了街区历史风貌的协调，街区已无法与鲁迅笔下的风土人情和江南水乡绍兴古城相联系。我们认为，保护名人故居，不仅要保护故居本身，更重要的是保护名人生活的真实环境。
2002年6月，鲁迅故里保护工程开始启动，规划面积51.57公顷。通过采用保护、改善、保留、整饬、拆除、重建、移建、新建等八种保护与整治模式，全面实施鲁迅故里保护工程。2003年9月一期核心保护工程竣工并对外开放。原汁原味的文物保护，古朴厚重的步行街道，老房子新空间的鲁迅纪念馆的移建，传统风格的民居维修，风貌协调的街区氛围，受到各方好评，被评为绍兴市区92年以来的十大明星建筑。“从故居到故里，从景点到景区”的保护利用模式引起国内外旅游、城建和文物等方面专家的广泛关注，被专家和领导称之为文物保护和利用的经典之作。在2003年、2004年分别举行的全国名人故居保护和利用论坛和联谊会上，被称为中国名人故居保护和利用的“绍兴模式”。旅游界同仁评价，鲁迅故里已成为目前绍兴旅游的集散中心，成为全国发展文化旅游的一个典范。
鲁迅故里的成功，启示我们：文物资源乃至历史遗产只有在加强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自身的价值和效用才能显现；同时，旅游也应该是文物持续存在的最大收益者，用旅游收益
促进文物保护，是旅游资源本身的再投入，符合旅游发展的自身规律。
三、从观光游览到休闲度假、从旅游城市到城市旅游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标志着旅游将作为广大人民群众小康生活的基本内容，成为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方式。但是，富起来的游客更多地愿意去有自然野趣、休闲活动的目的地旅游，休闲、度假、参与、感受、体验型的旅游持续升温，并向纵深发展。在绍兴，保护城市遗产，发展城市旅游，已经成为业态发展的必然趋势。对此，我们将进一步坚定产业信心，沿着从资源到产品、从产品到品牌、从品牌到产业、从故居到故里、从景点到景区的发展轨迹，以城市整体为旅游板块，保护利用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历史街区、历史环境、历史建筑物，有机整合旅游资源及产业要素，努力实现从旅游城市到城市旅游的历史性跨越。
1.保护水城格局，发展水上旅游，感受“同样的水乡，不一样的绍兴”。
绍兴是一座漂在水上的城市。水是绍兴旅游的灵魂。了解绍兴的人，印象最深的是两个字，一是“古”，二是“水”，对古城的小桥、流水、人家赞不绝口，对以河流为骨架、街坊临河、宅第傍水的水城格局记忆犹新。随着休闲时代的到来，社会各界对保护与利用这一颇具特色的水上旅游资源呼声强烈。对此，建议以七大片历史街区为重点，对城内“一河一路、一河两路、有河无路”的传统河、路、桥格局进行保护改造，实施清水工程，改善两岸设施，协调环境风貌，精心组织、强势运作水城旅游。一是开辟“舟游绍兴”线路。以水上“的士”乌篷船为载体，以七大片历史街区为重点，整合推出流转市区的水上短途旅游和街区休闲旅游、景区观光旅游，向游客展示“一河一路、一河两路、有河无路”的传统水乡风光，让游客感受水中乌篷、水上石桥、水边戏台，以及小桥、流水、人家的浓浓水乡风情。二是设计“醉在绍兴”休闲娱乐项目。注重“亲水性”，突出“娱乐性”，推出画舫式水上餐厅、娱乐性水榭社戏、传统型民居旅馆，开办历史街区沿河茶室、酒楼、黄酒馆、戏曲馆、特色小吃馆、传统工艺展示馆、旅游纪念品购物商店等，打造具有绍兴特色的夜间娱乐休闲项目，制造卖点，放松心情，做成板块，形成气候，发展吸引眼球、留得住客的感受型旅游经济。三是串联市区人文景观。让游客停舟上岸，寻访鲁迅足迹，瞻仰总理祖居，朝拜大禹王陵，凭吊秋瑾遗迹，畅游沈园美景，使游客在亲水的同时，感受古城、古街、古景、古台门。
2.保护地域文化，展示旅游亮点，体验“台门风情、乌篷神韵、修禊雅集”。
一是寻访名人足迹，体验台门风情。名人绍兴，凡是房屋比较象样一些的都是台门，且往往聚族而居。鲁迅先生就诞生在绍兴古城都昌坊的周家台门，包括：祖居老台门、故居新台门，以及后来所购买的过桥台门。由于鲁迅先生的关系，绍兴的台门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绍兴台门的旅游看点有三：一看台门中走出的众多名人。了解他们与台门的渊源，感受他们对台门的感情，寻找他们在台门的足迹。二看台门里的绍兴传统建筑。流传至今的台门是绍兴特有的建筑，从建筑学和民俗学的角度，来审视台门构架，了解绍兴风俗。三看台门文化，看它衍生出的一系列绍兴风土人情，从台门来解读绍兴，品味绍兴，感受绍兴，体验文化和旅游完美结合的成果。
二是享受水上交通，体验乌篷神韵。水城绍兴，乌篷船是一个传统的交通工具，也是一个独特的旅游形象，更是一个迷人的文化载体。它作为绍兴“三乌文化”之一，显现出绍兴水上特有的风情，同时也为城市旅游提供了丰富的形式。“坐乌篷、游东湖、看社戏”、“坐乌篷、游古城、访名居”，“坐乌篷、游运河、观风情”等等，都是以乌篷船为媒介，体验集自然与文化于一体的旅游品牌线路。
三是忘情曲水流觞，体验修禊雅集。书法绍兴，人们最直接联想到的就是书法圣地兰亭。曲水流觞作为兰亭游览参观中的一项特色活动，仿照当年的形式，赋予特定的主题，感受1600多年前的修禊雅集，把黄酒和书法这两大绍兴最有影响力的品牌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树立好修禊雅集的品牌，可以极大地调动游客的参与热情。吸引的不光是高层次的文化人士，更多的是将其定位在广大游客之中，调动其参与积极性、增添其休闲游览性，让原本文人化的曲水流觞大众化、多样化。
3.保护古迹名胜，深化月亮工程，建设“鲁迅故里、书法兰亭、休闲东湖”。
一是打造鲁迅故里精品，推进二期、三期、四期工程。重点是实施鲁迅路步行街西段延伸工程，春波弄越文化博物馆工程；建设鲁学文化研究中心，咸亨酒店周边主题酒店、特色餐饮、休闲娱乐中心；修复东咸欢河以北恒济当铺、陈家台门、邹家台门、守安堂等文保单位（文保点）及传统民居台门建筑风貌。使鲁迅故里真正成为世界最著名的名人故里之
一、国内历史街区保护的样板工程；成为体味鲁迅青少年时期生活意境、展示鲁迅笔下风情和解读鲁迅作品，独一无二的真实场所。
二是挖掘书法文化底蕴，启动兰亭保护整治二期工程。全面完成逸少轩、大令阁、禊贴汇、艺林馆、书法碑廊、十八缸习字廊、乐池改造等景点工程，规划建设兰亭书法度假村，发展书法文化产业，使茂林修竹、翰墨飘香的兰亭成为中国书法基地，吸引更多的国内外书法家、书法爱好者、专家、学者、中小学生、文化旅游团队乃至社会各界人士前来休闲、度假，创作、研究，书艺交流，培训和朝圣。
三是拓展水石盆景外延，实施东湖保护与发展项目。该项目总规划面积142.93公顷，计划分三期实施：第一期，为核心景区的整治扩建。主要是绕门山山体景观改造及山体以北、104国道以南越文化村和生态休闲区及景区主入口处的整治和建设。目标是打造休闲、生态和运动时尚的东湖。第二期，为景区配套服务设施建设。主要是绕门山以南的东湖度假山庄和沿山时尚运动休闲设施建设。第三期为人民路以南水景园的景观房产开发建设。建成以后将成为市区最有特色的观光休闲时尚旅游胜地。
同时，围绕大禹文化，建设以大禹陵为核心的观光休闲度假区；围绕古越文化，开发以越国遗址为中心的府山越文化中心。并加强对古迹遗址背景环境的保护与管理，使文物保护与旅游发展相得益彰。
4.整合旅游要素，实施品牌服务，打响“旅游到绍兴，服务找中心”。
从城市旅游的角度来说，绍兴是一个整体，而非星罗棋布的景点景区之和。为此，我们以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为目的，组建了集景点展示、信息查询、导游服务、旅游购物、投诉受理、绍兴一日游等九项功能于一体的绍兴市游客中心，提出“旅游到绍兴，服务找中心”的品牌服务理念，重点有三个：一是加强对各个景区的有机整合。推出鲁迅故里、东湖、兰亭、沈园、周恩来祖居等景区景点的绍兴一日游，提供车辆免费接送和导游全程服务。即以鲁迅故里为中心，用乌篷船免费送游客到沈园，用三轮车免费送游客到名人故居，用出租车免费送游客到东湖。二是解决旅游要素分散问题。为游客代订宾馆、餐饮与旅游车辆，提供飞机票、火车票、汽车票代售业务，展示具有绍兴地域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介绍全市旅游景区分布情况、旅游线路指南，及时提供准确、全面的旅游信息，受理市区旅游投诉。三是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市区讲解员队伍。改变讲解员只会讲解单一景区的局限，以整个城市资源作为旅游的背景环境，选拔和培养一批全程讲解员，做到“讲不完，问不倒”。
如果说，以文物为重点的城市遗产是绍兴旅游的制高点，那么，以休闲为特点的城市旅游将是绍兴旅游的新高地。只要坚持把文物保护与旅游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使文物及城市遗产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可靠基础，旅游可持续发展成为文物及城市遗产保护事业效益不竭的源泉，绍兴一定能走出一条由点到面、由分到合的文物保护与城市旅游和谐发展之路。
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轨迹 篇7
关键词：传记文学,文学史,发展轨迹
一、传记文学的概念
叙事文学的一种, 它以文学的形象化手法记叙人物的事迹、品德及经历, 既属文学范畴, 但同时又是历史著作。 (《新编文史地辞典》) 。关于中国传记文学史, 可以分为这几个阶段, 先秦是传记文学的萌芽时期;两汉是传记学的辉煌时期;魏晋南北朝是各种体裁各种样式的史籍杂传、蜂出并见的时代;唐宋是各体传记文学的普遍发展时期;元明是旧式散传的继进与文学传记的新扬的时期;清代是文学传记的兴盛时期。从这些不同时期的传记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传承演变历史, 还能作了全面的研究, 并且读者能清晰地看到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轨迹。
在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 班固的《汉书》, 范晔的《后汉书》, 陈寿的《三国志》, 欧阳修的《新唐书》、李延寿的《南史》、《北史》、沈约的《宋书》等优秀作品以及韩愈、柳宗元、苏轼、宋派、李开先、归有光等一大批优秀的著名作家在传记文学史上有较大的突破。
司马迁是一位杰出的史传作家其著作《史记》中包含“本纪”、“世家”、“列传”, 不仅仅都包含了传记文学作品, 而且一些历史人物传记给读者带来了强大的艺术魅力和熏陶。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纪传体”是司马迁开创的, 并且成为了以后历代正史的标准文体。自《史记》后, 还出现了《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新五代史》等一大批传记的发展。《史记》中的许多纪传, 极富文学色彩, 是优秀的史传文学。从传记文学的角度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 有李少雍的著作《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
古代传记文学发展的历程上, 西汉和东汉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巅峰繁荣时期。从魏晋开始, 不同种类的传记作品如雨后春笋渐渐发展兴盛传承起来了。
二、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
1、先秦传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出现了传记文学的萌芽。
《孟子》、《庄子》中也有人物事迹的记叙, 《左传》、《战国策》已出现传记雏形。
2、两汉史传的辉煌和魏晋南北朝杂传的兴起, 西汉司马迁的
《史记》和东汉班固的《汉书》人物传记标志着汉代史传的辉煌。
3、唐代史传、碑志的繁荣和宋代传记的演变, 而《陈书》、
《北齐书》、《晋书》、《梁书》等八部作品被称为唐初八史, 占了中国古代所谓正史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 其比例是相当大的, 可以推想在历史上的地位。
4、明代市民传记的兴起和清代传记的停滞, 明代一些著名的
散文家都写过不少颂扬节妇、烈女、孝子的传记作品, 李梦阳、李开先, 晚明公安派袁氏三兄弟, 以及张岱, 他们写出了一批包括商人在内的以市民阶层为传主的作品, 其内容和形式出现了世俗化倾向。清代出现了顾炎武的《书吴、潘二子事》, 黄宗羲《刘宗周传》, 桐城派作家方苞《左忠毅公逸事》。
三、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分类
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突出的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五种:第一是文字凝炼, 语言精美;第二是篇幅短小, 易于诵读;第三是有鲜明的人物性格和生动的故事情节;第四是有强烈的抒情色彩;第五是有明确的功利性。
根据传记文体的内容和形式的不同.可把它们分四类:分别为“史传”、“杂传”、“散传”和“专传”。
1、史传, “史传”最早出现于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
当初主要指纪传体正史中的人物传记, 它最初没有确定的书名, 有人称其“太史公书”、也有人称“太史公传”, 更有人称“太史公”。“史记”一开始是古代史书的通称, 从三国时期开始, 逐渐演变成“太史公书”的专称。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前四史”的说法, 它们就是《史记》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
2、杂传, 起于汉代, 兴于魏晋南朝杂传因作者率尔而作, 不在正史, 离史独立, 其传主形象反较真实。
它对传记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独立地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例如, 刘向的《列女传》, 南朝梁代慧皎的《高僧传》, 是纪传体正史中列传的一小类, 还有史部起居注和杂传类。
3、散传, 古代传记文学创作的主要体裁, 以单篇流传, 或散见于各家文集中的个人传记, 特点是一人一传, 不单独成书。
关于这类传记, 自唐宋后历代文人都有大批的创作。明朝中期李开先的《亡妻张宜人散传》中最早出现“散传”二字, 单篇个人传记的名称因此流传下来。散传, 不仅有自序 (自传) 、行状、也有墓志铭等。归有光的《先妣事略》就是古代散传。
4、专传, 专传一词是梁启超在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最先提出的, 指一人一传, 单独成书的中篇以上单人传记。
专传作品目前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全书共十卷。唐慧立原本, 彦悰撰定。记载了玄奘西行前情况和西行十九年的经历, 以及回到长安后到逝世在佛学上所作的贡献。也有资料说是最早最详细的记录玄奘一生事迹的作品。
四、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
第一, 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必须符合史实, 不允许虚构, 历史上或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是其描写对象。传记文学必须是真实的, 这是传记作者、传记学者和传记读者的基本共识。一方面, 要有历史的真实。另一方面, 体现在真实的广度和深度。
第二, 运用想象或夸张在局部细节和次要人物上, 然后作一定的艺术加工, 当然这种加工也必须符合生活的特定逻辑和人物性格。
第三, 它区别于普通的人物传, 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因为必须写出较鲜明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情节, 运用恰当的语言。
第四, 传记文学有的和小说接近, 一般采用散文的形式和手法。传记文学作家创作时, 不是被动的受传主材料的限制, 而是重在发挥主观能动性而渐进入传主的角色之中, 深入到传主的丰富复杂情感世界中去。传记文学是历史的科学性和文学的形象性的结合, 也是历史的真和文学的美的结合。《史记》体现了从传记文学的角度看, 即具有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性。
托马斯·卡莱尔说:“历史是无数传记的结晶。”诗人叶芝给了更高的评论:“一切知识皆传记”。由此可见, 传记文学在文学和历史上的非凡意义。梁启超提倡读传记, 曾表示:“读名人传记, 最能激发人志气, 且于应事接物之智慧增长不少, 古人所以贵读史者以此。”这是他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一文中谈到“二十四史”读法时提到的。传记文学是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体裁, 是一种精神上和艺术的遗产, 记载了许许多多历史上优秀人物, 让后人知道他们的业绩, 向他们学习, 以便发扬他们的光荣精神。鲁迅曾称这些人为“中国的脊梁”。重重困难始终没有打倒他们, 因为他们有一股韧劲, 他们坚强不屈, 因此我们要抓住这些本质特征, 仔细研究传记给我们带来的益处。通过对传主身上所体现的热爱祖国, 追求真理、崇高气节、美好品德, 坚忍不拔等精神来发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参考文献
[1]郭双成.史记人物传记论稿[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2]韩兆琦.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略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997 (4) .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182.
中国跨国移民的发展轨迹 篇8
中国的跨国移民是国际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估算,目前全球的海外华人总数多达3700余万人,广泛分布于世界上136个国家和地区。 从国际迁移的角度看,在这一规模庞大的海外华人群体中,只有一小部分属于直接的国际迁移者,其余的绝大部分是国际迁移者的后裔,即华裔。华裔群体的形成与中国的跨国移民紧密相联,历史上的中国跨国移民导致了今日庞大的华裔群体的形成。
中国人移居国外的历史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在古代,向国外移民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逃避战争和灾荒迁入邻国,二是佛教僧侣出国求经或传教,三是派遣使者和经商贸易的商人,他们中的一部分留居国外成为移民。
中国人究竟是从什么时候有移居国外的,历来说法不一。据史籍记载和考古发现,自秦汉至隋代,中国通过陆路已与中亚、西亚和南亚的国家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经过海路与日本、南洋和印度等国有了交往。较早的移民有秦朝的徐福,他率众东渡日本；西汉初年卫满率领一千余人入朝鲜；汉朝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使我国同日本、朝鲜、中亚、西亚、印巴次大陆、斯里兰卡等邻近地区建立了联系。魏晋南北朝时,我国佛教迅速发展,许多中国僧徒前往中亚、印巴次大陆和朝鲜、日本。其中著名的有东晋的法显、南北朝的司马达,还有后来唐朝的玄奘、义净和鉴真和尚。
唐宋时代,一方面,由于航海技术的进步,造船业的发达,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人移居海外者日益增多。另一方面,由于国内政权更迭和战乱,一些商人和难民避居国外,成为我国古代早期移民的主体。
元朝时,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畅通,一些僧侣、商人和征战将士因各种原因也留居海外,元朝的扫马到过欧洲,到过巴黎、罗马、日内瓦等地。
到了明代，郑和下南洋,“朝贡贸易”体制的形成以及“海禁”的开放,促进了我国向东南亚的移民。
明末清初,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移民海外的人数迅速增加,郑成功抗清失败后,东南沿海一带的一些居民也纷纷逃往海外。
中国的跨国移民历史渊远流长,根据学者朱国宏的划分,自秦至隋为中国海外移民的发轫期,唐宋元明为中国海外移民的自发期,明末清初为中国海外移民的过渡期。处于发轫阶段的中国国际迁移具有偶发性特征;隋唐以后,则自发性渐强;而在明末清初,已开始出现具有一定组织机制特点的群体迁移,为其后的大规模海外移民埋下伏笔。 这一划分,清晰勾勒出了中国古代跨国移民的发展史。总的来说,在古代中国人真正移居国外的人数并不多。据朱国宏统计,1949年以前,中国总共外迁的移民当在2000万以上,1840年前的中国外迁移民只占1/5,约400万人左右。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古代的跨国移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移民。学者王赓武认为:在中国引进工业化之前,在农村社会,男人自愿离开家园,不仅是一种不忠的行为,也造成了家庭和乡村劳动力的流失。因此,所有离家或出国的迁徙都只是暂时的,否则,政府官员,甚至其家庭成员就会将他们视为流浪汉、逃亡者,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由此,产生了“侨”或“侨居”的概念,这就是华侨含义的由来。
然而,跨国迁移的现象却是一个客观事实。因此,那些非自愿迁移的人,不管出自何种原因和动机离家未归者、在外安家落户者都被统称为移民。
真正意义上中国人大规模跨国迁移的高潮发生于近代。近代以来的中国国际迁移划分为两个时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清王朝崩溃为契约移民时期,以“苦力贸易”为特征,这是中国海外移民的高潮期;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自由移民时期,中国的跨国移民受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时断时续,这是中国海外移民的持续期。当然,这一划分不是绝对的,在这两个时期都伴有少量其他形式的跨国移民。
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清政府的腐败,农村经济的破产,人口的繁衍,许多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流往海外。当时正值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掠夺殖民地和领地,急需劳动力去开矿山、修铁路、建种植园。他们直接或变相通过所谓“契约劳工”的方式,胁迫、诱骗、虏掠和贩运华工到东南亚、美洲和澳洲等地做苦力,由此掀起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潮。这些契约华工是近代中国人出国的主体部分。
据有关资料估计,自1801-1925年的120多年中,出国契约华工达300万人;另有学者统计,从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初为华工出国的高潮期,此间至少有700万华工在世界各地。
19世纪末期,契约华工在国外的悲惨境遇引起社会公愤,“苦力贸易”受到限制。1911年清王朝崩溃,次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颁文禁止贩卖猪仔,“苦力贸易”逐渐式微,开始进入自由移民时期。这一时期,国际上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国内也经历了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加上“三座大山”的压榨,民不聊生,形成了出国谋生的高潮。
除了一战时期由政府组织的赴欧参战的23万华工外(在欧战结束后,多数返国,只有少数人居留当地),从中国迁出的主体是自由移民,其中有一些是留学迁移。这些自由移民主要出自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山东省沿海地区,多数是因为经济原因移居海外。1918-1931年,仅从汕头和香港出境的中国移民就有380万人。 这一时期移民多流向东南亚。1931年后,东南亚各国对华人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华人移居东南亚的人数大减,并伴有大量的回迁,甚至一度超过外迁,主要是华侨回国参加革命。1935年以后,外迁开始超过回迁,1935-1937年间,由厦门外迁的移民每年达6万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外迁中止，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迁基本停滞。
学者朱国宏认为,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历史上2000多万外迁移民中,有一半是在高潮阶段迁出的,有1/3是在持续阶段迁出的,即1840-1911年契约移民期间,中国外迁移民总数达1000万人;而在1912-1949年自由移民期间,外迁移民数不低于600万人。也就是说,近代以来中国国际迁移的总规模在1600万人左右。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同国外的交往明显增多,移居海外的人数增加,再一次掀起了较大规模的移民潮(通常称新移民)。这些大陆新移民多为留学不归、家庭团聚,还有专业移民、投资移民、劳工移民等,并有一些非法移民,他们绝大多数是寻求自身发展的主动移民,均是自愿的,有些为了达到个人移民的目的,甚至不择手段,诸如偷渡等,即使有不自愿的移民也是极个别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移民,是当代世界人口正常的国际性流动的一部分。
新移民的移出地范围比近代中国人迁移海外更为广阔,但就规模移民而言,依然多在具有移民传统的沿海省份。关于新移民的人数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是近些年办理合法手续出国的约有10万人,有学者则统计，1978-2000年,大陆新移民约有110万人,大致占战后世界移民总数的3%。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新移民大约有一二百万人。据美国移民部门估计,战后迄今华人移民不超过400万。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新移民数量在华人国际移民潮中占很大比例。
发展轨迹 篇9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介绍的第一个人物是孔子，而罗素《西方哲学史》的第一章被命名为《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不难看出他将苏格拉底当做是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一个重要人物。在阅读《西方哲学史》一书中关于苏格拉底的介绍时，结合一些已有的知识，我发现孔子与苏格拉底在人生经历、思想和影响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中西方不同的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条件等因素导致两人在思想上及处事上也存在着许多不同，这些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中西哲学不同的走向，甚至是社会发展的方向。
孔子生活在公元前公元前551至公元前479年，苏格拉底则生活在公元前469至公元前399。二人生活时代相似，生活经历也有许多巧合。二人都作为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被人传诵。甚至孔子门下的孟子、荀子也经常被拿来与苏格拉底门下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相提并论。两人非常习惯于艰苦的生活，据传苏格拉底经年只穿一件单衣，饭食简陋，只一心思考，而孔子也主张人不应该追求奢华的享受，而应该“一箪食一瓢饮”，安贫乐道，发愤忘食。两人都主要关注伦理道德以及教育政治方面的问题，并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西方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的基础。两人都没有著书，苏格拉底的言论散见于其弟子的著作，孔子的言论则被弟子所著的《论语》记载下来，但二人真正思想的精华可以说仍是由口口相授进行传承，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有着惊人重合的同时，因为中西方其时地理环境与经济政治等发展的差异，二人的思想等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分歧。首先，在教育方面，孔子是收了三千弟子，并传授他们以知识及为人之理，师生之间严遵礼教，而苏格拉底确实采取有名的“精神助产术”，与青年进行诱导性的谈话，引导他们进行自主自发的思考，将
他们视为亲切的朋友。在思想方面两人亦存在着极大的不同。就认识的对象而言，孔子追求一种普世的智慧，即他所提倡的“仁”、“礼”等思想是希望能够被世人所公认并执行的，但苏格拉底却强调个人的差异，他与每一个青年进行单独的谈话，引导他们认识自己、了解自己，而不是一味盲从。同时，苏格拉底的思想中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在最后的辩护中，苏格拉底说道：“只有神才是有智慧的”，并把灵魂看成是与物质有本质不同的精神实体。(罗素, 苏格拉底)而对于孔子而言，确是”子不语怪力乱神“。苏格拉底与孔子思想的不同还在于他特别的强调了知识的重要性：“没有一个人是明知而又故意犯错的，因此使一切人德行完美所必须的就只是知识”。(罗素, 苏格拉底)
如果说孔子的思想根植于等阶森严，依托大陆的农耕社会，苏格拉底则根植与开放民主，环海而建的雅典城邦。因为开放和民主，苏格拉底能够平等地对待青年，能够重视个人的发展，并且产生了对神的崇拜和对知识的渴求。而着一些因素对未来西方哲学乃至西方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及其重要的影响。
首先，苏格拉底提倡个人发展，这种思想可以说贯穿了西方哲学的始终。与他几乎同时期的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罗素, 普罗泰格拉)而这之后，霍布斯在他的著作《利维坦》中提出：”人可以自由地做他意欲做的事。(罗素, 霍布斯的利维坦)在19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更是进一步使个人主义的理论观点系统化，把个人作为价值的基础和评价社会的唯一标准。罗素在书中便这样评论尼采：“他是一个热烈的个人主义者，是一个信仰英雄的人。”在他的眼中，”整个一个民族的不幸还不如一个伟大个人的苦难来得重要”。(罗素, 尼采)而在孔子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哲学一直都将整体的利益看得最为重要。
其次，苏格拉底的神秘主义也在其后的西方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最为明显的体现就是天主教哲学。罗素用整整两篇十五章的篇幅介绍了天主教哲学。我想，这不仅是因为天主教哲学丰富的内涵，更因为它对与西方世界的重要影响，罗素对它的定义是“由奥古斯丁到文艺复兴时期为止支配着欧洲思想的哲学”，事实上，即使在文艺复兴后，天主教哲学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罗素, 天主教哲学：导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中处处彰显出神秘主义的影响，笛卡儿、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的思想中也都体现出了神秘主义的影响。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说得精神比物质确实，还进行了神的存在性的证明。(罗素, 笛卡尔)斯宾诺莎认为“对神的爱必定占精神的首要地位”，他的全部哲学贯彻着“神”的理念。(罗素, 斯宾诺莎)莱布尼兹把关于神存在的各种形而上学证明发展成了最后形态。(罗素, 莱布尼兹)而在孔子无神论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固然也有教派，但却从来没有形成对某一特定的神的崇拜。
最后，苏格拉底对知识的重视也极大地影响了后世西方哲学的发展。可以说，许多西方哲学的发展，尤其是近代哲学的发展都是建立在科学的进步的基础上的。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一书中便写到：“科学带来的新概念对近代哲学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罗素, 科学的兴盛)以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为例，他在《共产党宣言》提出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可以说就是建立在对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的基础上的。与之相对的中国，却一直没有把科学放到重要的地位上，自然科学的发展基本是建立在经验的积累上，没有对哲学的发展产生特别重要的影响。
总而言之，苏格拉底和孔子作为中西方哲学是中享有盛名和重要地位的人物，他们思想的同异产建立在两地地理坏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上，并对中西方未
来的哲学发展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