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比较优势理论

别了,比较优势理论（通用8篇）

别了,比较优势理论 篇1

别了，比较优势理论！

作为一位研究经济的学者，首先是要本着客观公正的学术道德为公众提供有价值的智力资源，至于说到批判，这是笔者极不情愿的，早有人说中国的宏观经济学家太好作，他们从来不重注实践检验，理论自恰即可；但总有一种力量使我忍不住要说——我们有些经济学家基本上已经把经济学搞成了神学，理论在逻辑上无可挑剔，一放到现实的阳光下就漏洞百出。

最近《中国商业评论》的给我寄来了2005年第11期样刊，一见到有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先生的文章，当然要学习一下。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十一五‛规划与经济增长之变》。作为‚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之一，林先生怎能信口开河！

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林毅夫先生客观地指出了我国贫富差距的危险程度，他说，从1985年开始，由于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全面推向城市，农村的增长相对滞后，到2004年城乡的收入差距已经增加到了3.2∶1。另外，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也已经达到0.48，超过了0.45这一国际公认的警戒线。那么林先生的结论是什么呢？在拿中国富人和美国富人比较后他说：‚我国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在‘十一五’期间，我国政府需要创造条件使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同时使穷人收入增加的速度高于富人收入增加的速度。‛

林毅夫先生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怎样的图景啊！富人钱增多，穷人钱增得更多，皆大欢喜，那不就公平了吗，这个道理好像幼儿班的学生都懂。可林先生忘了，无论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多大，她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如果有限的经济资源被极少数人控制，必将导致内需的急剧萎缩和社会的严重分裂。中国现代化同日本和西方国家不同，它是内生的，没有办法从外部攫取资源，为了培育国家的基干产业，增长工业能力（不是GDP），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工业能力的成长之中，而不是用于富人在国内外花天酒地（连富有的西方人都为中国富人的‚大方‛惊叹不已）。

笔者不反对合法致富，但对那些非法暴富的人国家必须采取严厉的手段，更不能让他们把大量资产转移到国外；中国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富人相对太富，穷人相对太穷，这是国内外诸多经济观察家和普通民众都普遍承认的事实，偏偏就是林先生一个人没有看到。这里我们要问：是什么遮住了林毅夫先生的眼睛！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林毅夫再次给我们描述一遍‚比较优势乌托邦‛，这是他的口头禅，但我们还是要再说一遍，因为比较优势的理论前景实在诱人，逻辑上也无可厚非：目前这个阶段我国要素禀赋的特征是劳动力比较充裕和廉价，资本相对稀缺和昂贵，所以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以及资本比较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比较密集的区段，多发展这样的产业，穷人就能得到充分就业。这些产业在国际上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资本的投资回报率比较高，剩余中用来积累的比例就会大，资本就会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富余，劳动力就会从相对富余变成相对短缺，劳动力价值上升，资本的价值也会相对下降，穷人有比较优势的资产在不断升值，富人有比较优势的资产在贬值，收入就会越来越均衡。又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大量劳动力可以转移到非农产业来，城乡收入的差距就会慢慢缩小，同时收入提高，污染的行业，工人就会不愿去，污染的行业就会萎缩，环境就会得到改善。

先看林毅夫先生的理论前提是多么荒唐，中国是劳动力比较充裕和廉价，但怎么能说资本相对稀缺和昂贵呢？即使我们愚蠢地恢复到金本位制，今天也不能说中国竞争要素中资本缺乏。美国企业研究所常任研究员戴斯蒙〃拉克曼(Desmond Lachman)前不久就曾撰文指出，中国并不缺资本，他指出：‚中国现在坐拥8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并正以令人难以臵信的、每年250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同时，近期数据显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国的速度超过每年600亿美元，而且也不缺来自商业银行与全球资金管理公司的钱。‛

就算我们抛弃庞大的外汇储备和巨额储蓄不谈，现代金融手段已经允许我们通过国家信誉发行货币解决资本稀缺问题。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改革派‛理论家已经在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在实践上证明是成功的。德国‚改革派‛反对‚金本位主义‛、‚商品符合论‛，相反将货币作为循环手段,而不是作为价值积聚的手段，货币具有的不是物质上的价值，而是在社会认同和国家立法基础上发挥的功能。这个学派20世纪初由德国经济学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克纳普(Georg Friedrich Knapp)创立，影响极大。德国‚改革派‛代表人物，金融理论家罗伯特〃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Robert〃F〃Prechtl)在其1931年出版的《经济转变》一书中针对当时流行的‚资本缺乏论‛曾这样批驳道:‚资本不意味着别的，仅仅意味着物质上的生产资料，要使闲臵的生产资料再度运转起来，惟一的方法在于，必须使正在流通的支付手段总额与经济循环的需要相一致，这只有当正统的货币政策的过时原则被抛弃，只有当支付手段的流通摆脱了金本位时才有可能。‛

林先生的理论前提是错误的，他的的结论肯定是错误的，如果你从反面理解林毅夫先生描述的‚乌托邦‛，倒是能看到很多实质问题，比如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劳动力价格并没有实质上升，环境污染也没有越来越少，更不用说收入平均了——林毅夫先生显然具有坚持错误的巨大决心！

文章的第三部分林毅夫先生用‚忆苦思甜‛的口吻指出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赶超战略的错误，行政手段资源配臵导致价格扭曲，投资偏离比较优势，罪大恶极，并说要学发达国家政府。人家除了公共职能外，能扮演的经济角色有限。

真的让人难以相信，林先生对改革开放前中国赶超战略的成功能视而不见，五、六、七十年代中国创造了多少奇迹啊！每当我遇到那个时代的老科学家、工程师，都感到他们是真正的国家脊梁，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今天。林先生那样评价是有违作一个中国人的良心的，他为中国赶超战略描绘了一个可怕的图景，简直是中国改革的‚启示录‛，他说尽管在这种战略开始时会有一段投资拉动的经济快速增长，由于建立起来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需要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生存，效率会很低，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枯竭，经济的增长不能持续，大量只有劳动力的穷人不能得到充分就业，收入、工资水平会很低，城乡收入会拉大，收入分配就会越来越不公平，社会就会积累各种不满的情绪，甚至出现‚坏的市场经济‛的体制性弊端，使长期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改善成为不可能。那么事实如何呢？倒是在林先生比较优势理论指导下，改革前建立的国家战略产业被搞垮了许多（汽车、飞机、IT等等），国家竞争力在国际排行越发后退。

据说林先生有广泛的国外生活经历，没有研究过日本也罢，那毕竟是一个被称作‚一体化（或金融）社会主义‛的国家嘛。但你怎么能说发达国家经济角色很有限呢，他们的政府都是工业家的政府，几乎是政商一体，这方面中国人在WAPI标准和纺织品贸易争端上已经领教了许多，林毅夫先生怎还那样说。

不过林毅夫先生聪明得很，他说由于要参考发达国家经验，发展中国家政府在经济以展上将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够了，中国现代化是内生型的，所有发达国家都是外生型的，发达国家让我们参考的经济发展经验是有限的——学习别人是必要的，但亦步亦趋、邯郸学步的结果只能是不会走路、匍匐而归。

林毅夫先生的比较优势理论简单说就是‚尾巴战略‛，可悲的是，他尾随的只是发达国家发展的影子。因为在像我们这样的发展阶段，当年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倾向于保护自己的产业，而不是自由开放本国市场，甘居世界产业链的最下游！

最后，让我们以下面这句话结束本文：

别了，比较优势理论！

别了,比较优势理论 篇2

关键词：国际贸易,比较优势,一般性理论

一、理论的一般性与现实的特殊性

脱离现实的理论自然是不存在的, 理论在建构之时便以解决现实问题为旨归, 就广泛意义上的理论而言, 理论的一般化来自于演绎式的研究方法与观察者视角的有限性, 此外还有对世界中存在和谐的共同规律的想象[1]。而就特定的经济学理论而言, 其一般性建构的动力还来自于经济学对理论预测未来能力的追求、社会科学存在紊乱的复杂性问题[1]以及现实利益的介入。当然, 讨论这一动力的来源并非本文的重点, 以上的列举也难称完善, 但理论在一般化建构中的这些问题却明白无误。但这并不是说理论本身一无是处, 只是理论本身存在限度。

就经济学而言, 以解释国际贸易理论何以产生并将如何发展的问题, 比较优势理论发展出了众多的分支, 无论这些根据不同国家或不同问题发展出来的理论彼此之间存在多大差异, 其所根据的仍旧是李嘉图在其《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一书中所提出的那个单一要素世界的贸易模型中所揭示出的在一国国内各种要素之间的“相对比较优势”能够促进国际分工与贸易的一般性原理。[3]比较优势的社会历史属性和限度比较优势理论的社会历史属性李嘉图并不是站在人类历史之外进行经济学研究并提出他的理论的, 时人也并不仅仅因为其逻辑的精巧而接受其理论。一如斯密, 当李嘉图建立他的模型, 并围绕国际贸易、收入分配展等问题开论述时, 并没有试图解释除了那一时代英国以外的经济问题。如果不考虑英国当时正在经营的海外帝国以及其凭此而拥有的国际贸易最大受益国的地位 (由于拿破仑战争中欧陆洲大陆的对外贸易基本停滞以及由此对后来欧陆对外贸易的不良影响, 跨州的国际贸易的核心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百余年中始终由英国据有) , 便很难理解为什么英国经济学理论家们会如此关注国际贸易, 而不是像法国与德国的经济学家那样在研究时更加关注财政与农业。具体就比较优势理论而言, 李嘉图并没有探讨他所假设的那个单一要素模型所存在的市场“何以生成”以及“属性为何”, 是因为对他而言, 大英帝国缔造的国际贸易体系是一个客观存在, 他只需解释国家 (就其所假设的模型以及之后展开的论述, 可以判断, 他指的是缺乏工业基础的非西方国家) 为何以及如何“加入”这个贸易体系即可。因此, 单一要素模型尽管提供了比较优势理论的一般化建构的可能性, 但却是李嘉图就那一时代的历史背景与现实问题所提出的, 因而, (原教旨的, 也是最一般化的) 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特殊性难以避免。

比较优势理论的限度比较优势理论的限度是由其社会历史属性中的限度决定的。首先, 比较优势理论所解释的国际贸易结构与今天的国际贸易结构不同, 那一时代的国际贸易集中于英国及其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 除了英国以外的国家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与英国在工业技术上的代差, 还有由英国的海上霸权所缔造的“封闭的海洋” (出自《海洋封闭论》, 在这一时代是选择性的封闭, 决定权有英国资本家决定) 。而当代国家贸易体系中并不存在十九世纪的英帝国那样的垄断性力量, 贸易结构的层级性实际上削弱了。

其次, 国际市场的商品丰富性空前提升并没有增加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中获益的可能性, 原因很可能是:商品间的关联性上升了, 很少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完成所有的生产工序, 而各国产品间的关联性以及各阶段产品供给需求关系的不同, 这种情况往往造成处于商品生产上游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贸易的规则制定与定价失语, 进而造成难以获得比较优势理论所说明的收益。

二、中国的现实与反思

中国的现实我国在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发展之中所秉持的经济发展与贸易政策是以进入国际经济体系为目的的, 由于缺乏完整而先进的工业体系, 比较优势理论在我国发展为主流国际贸易理论。在这一理论指导之下, 我国的工业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 但却仍旧没能成为“不可替代”的国际经济体系的核心性成员, 反而出现了国际资本大量涌入蚕食打击民族资本的现象。中国的政治角色与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始终存在巨大矛盾, 这种矛盾既为中国经济提供了保护伞, 又使蚕食中国经济成为其他各大国的当然选择。

反思比较优势理论及其衍生理论所论述的并非是国际贸易体系中主导国家的选择, 而恰恰是国际贸易体系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贸易体系并参与国际分工的必要性。因此, 固步自封于这一理论追求简单经济效益的国家只能永远处于国际体系中被支配者的地位。中国应该有更加适应本国诉求与现实的理论。

参考文献

[1]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M]高伟马萧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

[2]戴维·w·皮尔斯《现代经济学词典》[M]宋承先寿进文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12月第一版

[3]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 (第六版) 》[M]海闻潘园园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

浅析比较优势理论在中国的运用 篇3

关键词：比较优势理论；理论依据；改革开放；比较优势陷阱

一、我国以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取得的成果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一个国家由于生产技术先进或要素稟赋丰裕而在某些产业具有比较优势，那么该国主要生产并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本国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样就可以与别国取长补短，提高本国的国民福利水平。从全世界的角度看，如果每个国家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然后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贸易，则可以促进世界资源的有效利用，提升全世界的福利水平。

中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比较充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初级产品，进口资源和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获得了丰厚的贸易利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0年GDP总量更是首次超越日本而仅次于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二。

二、中国运用比较优势理论的负面影响——比较优势陷阱

所谓“比较优势陷阱”是指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陶醉于自己比较丰富的自然资源、低成本或既有能力的比较优势假象而不能自拔，而事实上，以低劳动力成本或丰富自然资源为优势的产业，通常都是市场进入门槛不高的产业，因而会吸引更多的进入者，从而使自身优势不断消失，而且由于过多资产的投入被套牢，其比较优势也会日渐削弱乃至消失。

虽然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然存在着负面影响。

主要表现为：

（1） 中国国内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工资增长较快，致使单位产品工资成本上升。

（2） 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呈现下滑趋势，再加上这类产品的价格弹性比较低，发展中国家多采用降低价格来扩大销售更加大了价格下滑幅度。

（3） 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这将使低劳动成本依赖型产业发展受阻。

（4） 此外，我国长期采用比较优势战略，强调利用劳动力优势，这使得引资过程中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将现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扩大上，忽视了外资企业在技术和资本上对我国产业结构的提升。

三、中国如何走出比较优势陷阱

我国目前实行比较优势战略的局限性表明，比较优势战略已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我国对外贸易战略应作出符合我国国情的调整，即从比较优势战略转向竞争优势战略，使我国在对外贸易中避开“比较优势陷阱。所谓竞争优势战略（competitive advantage strategy），即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为动力，以产业结构升级为特征，全面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分享国际贸易利益的一种强调贸易动态利益的贸易发展战略。这是发展中国家改变在国际贸易中不利地位、充分发挥对外贸易作用的一个必然选择。

所以，我国要提高经济竞争力，就必须改变主要靠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格局，从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增加产品技术与知识含量两方面着手，提高出口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和知识含量。也就是说，要通过技术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优化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的素质，形成劳动和技术双密集型新的比较优势，从而提高出口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四、竞争优势战略在转变我国外贸增长方式中运用的条件

1.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现状是构建竞争优势战略的内在要求。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贸易出口额也正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但当我们看到这一数字的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其中诸多深层次的矛盾正在彰显。具体来说，首先，进出口产品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没有解决。长期以来，我国基本是以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察赋差异形成的比较优势来进行国际分工和开展国际贸易的，这种单纯的以低成本和资源优势确定的国际分工格局最终会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缓慢，最终陷入被动和落后的境地。其次，单纯以低成本为优势的竞争力难以长期维系：一方面长期以出口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往往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这是经济后进国家必然面对的风险，也是必须解决的矛盾。另一方面，区域经济集团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运行的新特征和表现形式，由此产生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足以抵消来自中国出口产品低成本的优势，低成本的竞争力也就变得不再有意义。

2.加入WTO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要求我国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使我国的商品在国际竟争中获胜。加入WTO，为我国扩大出口和引进外资，引进国际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提供便利，有助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产品质量提高，从而增强国际竞争力。不仅如此今后，我国会面对更为直接和激烈的竞争，“优胜劣汰”将成为市场规则，这无疑将为各行业带来挑战、增加压力，迫使他们发展科技、加强创新、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在竞争中求得生存。

3.已经形成的大国经济是逐步形成国家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2007年我国GDP将近25万亿元，这意味着客观上我国已经走向大国经济，尤其从我国对外贸易规模上可以得到验证：2007年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已达2.17万亿美元。庞大的对外贸易规模意味着能够对国际上某些重要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另外，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国内需求也同样巨大，可以充分利用国内巨大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市场需求，促进国内企业竞争产生规模经济，降低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因此，我国已经形成的大国经济为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支撑，成为国家竞争优势形成的必要条件。

五、小结

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比较优势理论的讨论极大的促进了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其中，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通过吸引外资等形式而创建的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我国积累外汇储备和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奠定了基础。但是，中国要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走强国之路，比较优势理论已显现出它的缺陷，因为支撑经济强国的基础是建立附加值高、技术水平先进、知识含量丰富的产业，而这与比较优势理论的政策主张相悖。因此，在新时代，我们除了需对比较优势理论进行重新审视外，还要提出新的契合全球化潮流和知识经济特点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中国产业为避免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应将潜在的静态优势转化成现实的动态优势，以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参与国际竞争，提升产业竞争力，可以运用竞争优势战略转变我国外贸增长方式，以适应新世纪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现阶段我国已经具备了运用竞争优势战略转变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条件，我们应当合理运用这些条件来转变我国外贸增长方式，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商品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使我们的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我们不能以世界加工厂而沾沾自喜，一定要下决心，采取得力措施，尽快改变这种现状，切实提高比较优势的素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需要以技术创新，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改善比较优势的素质，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发展新型工业化之路。（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参考文献：

[1]胡昭玲.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

[2]林毅夫.比较优势与中国经济发展[J].经济前言

[3]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经济研究，

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研究 篇4

比较优势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最初产生在对于国际贸易模式的关注。竞争优势理论成熟于迈克尔·波特，其初始研究集中在企业战略与企业的竞争力问题上。自从波特提出竞争优势理论以后，学术界对于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争论比较多。竞争优势理论的追随者提出竞争优势是与比较优势相对立的概念。但也有学者把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放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总体框架下进行对比，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相互补充、并不矛盾，提出只有充分发挥经济中的比较优势，企业与产业的竞争优势才能形成。把企业当作研究基点，企业环境理论可以对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异同点进行解释。如果把企业环境划分为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会发现竞争优势、比较优势与企业内、外部环境相对应，两种理论可以在同一视野内进行对比分析。

1、企业外部环境是企业发挥比较优势、建立竞争优势的约束性条件。在通常所进行的规范研究之中，所谓比较优势或比较劣势，是指特定产品或生产区段的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要的投入品组合，与给定国家和地区的要素禀赋和相对价格是否匹配。如果二者具有一致性，则符合比较优势；反之，则是比较劣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优势实际上是企业经营决策适应企业外部环境中资源禀赋的行为。

通过研究成本领先竞争优势的实现途径可见：这种低层次竞争优势的实现必须依赖于比较优势。所谓资源优势(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与原材料成本)、技术优势和规模优势(规模经济)基本上与扩大化的“资源禀赋”概念相契合。

在创造高层次竞争优势的问题上，波特提出“钻石体系”模型，认为一个有利于对企业进行 持续投资和企业创新的环境对企业创造高层次的竞争优势来说至关重要。这种环境包含四种要素：(1)生产要素；(2)需求条件，包括国内需求的 1 结构、市场大小和成长速度、需求质量、需求的国际化程度等方面；(3)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的表现；(4)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竞争对手，包括企业的竞争理念、经营目标、员工的工作动机、同行业中竞争对手的状况等 方面。这四种要素大部分都是描述的企业所处产业的外部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外部环境对于企业高层次竞争优势的产生也是具有约束性的。

2、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竞争优势是比较优势的补充。

有学者指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是“钻石体系”中四个主要因素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认为：只有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才能使经济活动产生经济剩余，只有产生经济剩余才会产生投资，而投资却是创造竞争优势所必需的生产要素；只有遵循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经济才能 产生良性的市场竞争从而推进企业的创新活动；只有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才能真正依靠市场产生产业集群，推动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的发展，从而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必要条件。但是用 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单个企业行为存在一个基本局限：要素结构和价格是与特定区域相联系的属性，而不是对个别企业来说具有排他性的属性；违背比较优势规律确实会降低企业的成 功机会，但即便企业都按照比较优势决策，比如很多企业都选择了劳动密集型行业或产品，并不能保证它们都能在市场竞争中胜出。竞争优势概念则对此具有更为丰富的解释力和适用 度。

3、企业内部环境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建立，企业外部环境制约比较优势的发挥。

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是产生竞争优势的基础，而发挥比较优势又依赖于企业外部环境，所以企业外部环境也是竞争优势必须考虑的因素。但是相对比较优势而言，竞争优势更加依赖于企业内部环境的构建。“钻石体系”中第四个因素属于企 2 业内部环境的范畴，相对于前三个属 于企业外部环境范畴的因素而言，企业的竞争理念、经营目标、员工的工作动机等等对于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创造企业竞争优势具有相对重要的意义。

应当注意的是，某个地区的资源禀赋只构成了该地区企业外部环境的一部分，在企业外部环境中还包含着制约比较优势发挥的因素，不能只关注优势的发挥而忽视限制因素的存在。(张扬)

别了,比较优势理论 篇5

关键词：动态,静态,比较优势理论

前言

从亚当·斯密提出绝对成本理论至今200多年的历史,比较优势理论有了较大的发展,先是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然后是H—O的要素禀赋优势,D—S的规模经济优势等,这些理论已成为国际贸易纯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很多人对比较优势的理解不够准确甚至错误,究其原因主要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相关概念理解不够透彻。本文主要从基本概念入手,实证分析比较优势动态性和其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意义。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相关概念及模型

(一)两个基本概念及模型

1. 要素禀赋。

要素禀赋指一国拥有的各种可能生产要素之间的相对充裕关系。它有两种度量形式。其一是以实物单位比较。在2×2模型中,若(B国可用资本总量/B国可用劳动总量)>(A国的可用资本总量/A国的可用总劳动量),则A国劳动相对丰裕,B国资本相对丰裕。或以两国的资本存量与劳动存量之比(TK/TL—人均资本存量)来比较。其二是以相对要素价格定义。同样在2×2模型中,若(B国的资本租用价格/B国的劳动时间价格)<(A国的资本租用价格/A国的劳动时间价格),则B国资本相对丰裕,A国劳动相对丰裕。或以两国的利率与工资的比率进行比较(R/W)。因为价格是由供给与需求共同作用决定的,所以用要素相对价格比较更能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而用实物衡量只考虑了供给方面。

由此可知,要素禀赋或要素丰裕度是个相对概念,不能用绝对量判断某国的要素禀赋。比如中国与美国比较,显然是劳动丰裕的国家,但与朝鲜比确是资本丰裕的国家。

2. 要素密集度。

要素密集度指产品生产过程中所投入要素之间的比率。在2*2模型中,若(生产X所使用的资本/生产X所使用的劳动)>(生产Y所使用的资本/生产Y所使用的劳动),则Y相对于X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所以,要素密集度仍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能抽象地判断一种产品是哪种密集型,只有与其他产品比较才可以。若产品的生产技术是固定要素比例的,则可以通过直接比较所使用的资本、劳动比率辨别其要素密集性。若生产技术可以使劳动与资本相互替代,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要素价格变化所投入的要素比例会发生变化,其结果可能导致要素密集度逆转。如图1。

(二)比较优势的转移

前文所说产品要素密集度的变化反映了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特点。进一步说明,随时间推移产品可能由技术密集型变为劳动密集型。在现实世界中,很多产品都是先由发达国家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创新出来的,经过一段时间后出口到别国。随着创新产品的不断普及,外国会逐渐掌握其生产技术并开始模仿该种产品。最终劳动将成为该产品的主要投入要素和成本的主要部分。这样,比较优势利益便从创新国转移到劳动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结果是这些国家成了该产品的出口国。这就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弗农(Raymand vernon)提出的”产品周期(product cycle)”学说。如图1所示。如纺织业生产的中心最先是在以知识与技术密集的欧美发达国家,上世纪60年代逐渐转移到资本日渐雄厚的亚洲新兴工业国家,80年代后又渐渐转移到劳动密集型的中国和印度。最近,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纺织出口受到来自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周边国家,如越南、巴基斯坦、印尼的有力竞争。

接着前面产品周期理论分析。当外国向创新国进口技术、资本密集型创新产品时,相当于该国技术、资本存量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如劳动)有所增加。接下来其他部门中的劳动等生产要素便会流入创新产品的生产中。这样创新品的生产量将绝对增加,而其他相关产品的产出则绝对减少。若此时各种产品的价格不变,上述文字叙述即为“雷布津斯基定理(Rybczyski theorem)”。该定理表明,要素禀赋的变化决定资源配置的变化,即决定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式。此定理也不无暗示比较优势定理在经济条件发展变化时存在动态变化的性质。

由此可见,在产品生产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产品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密集性的变动,比较优势也会在各贸易主体间发生变化。而进一步,要素在单一经济体(尤其是发展国家)内的重新配置,更促进了比较优势的转变。

二、比较优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根据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可知,经济增长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相应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产出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经阶段。当这些国家根据现有资源禀赋参与国际分工的时候,其产业结构升级的条件也在形成,必将顺着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变化。这也从理论上支持了我国长期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必要性。

回顾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历程基本符合比较优势理论的动态变化。近些年来,我国出口产品中资本密集型产品份额已有很大提高,初级产品出口比重逐年下降。然而,我国不少中小企业的产品整体上仍缺少核心技术,附加值偏低,缺乏国际竞争力,故对外部经济环境依赖度很高,经不住国际市场动荡的考验。此外,随着全球经济竞争的不断加剧,各国的焦点逐渐转向了高科技的竞争。高技术产品不仅能靠自身市场开发的能力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而且能应用于传统产业的改造,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因此,在当前人民币加速升值,美国经济持续疲软,原材料成本上涨,出口需求降低的国际大环境背景下,我国应加强政策引导,变被动为主动:即鼓励企业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分工,承接新一轮新技术产业转移,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寻求自主创新,从而淘汰那些依赖低成本、高耗能、高污染和低附加值的企业,助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另外,还要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提高政府效率,节约制度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总之,在开放与改革中,稳固传统的比较优势,并寻求新的最具活力的比较优势,扶持发展,从而有节奏、有步骤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最终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

三、小结

理解比较优势理论必须透彻理解其中包含的基本理论。随经济的不断发展,要素禀赋和要素集度也呈现动态变化,从而使比较优势内涵不断拓展与完善。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分工和贸易基础、模式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各种新贸易理论也随之而产生,来解释不同的比较优势,使之具有动态性。在准确理解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国际贸易与分工,积极发挥各经济主体的作用,对于优化我国产业结构,最终促进经济的增长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陈武．比较优势与中国农业经济国际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海闻．国际贸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别了,比较优势理论 篇6

摘要：比较优势概念是国际贸易中最为基本与核心的概念，由亚当斯密提出的比较优势概念具有“内生性”和“动态性”的本质特征，长期以来这一基本概念指导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与演进。文章重新思考了古典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比较优势“二元结构”的概念，试图以比较优势“二元结构”的视角解释中国高速发展时期同时大量出口劳动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贸易现象。

关键词：比较优势；要素禀赋；二元结构；刘易斯转折点

在亚当·斯密提出基于劳动价值论的比较优势思想以后，国际贸易理论便沿着此逻辑主线不断发展衍进。从古典贸易理论到新贸易理论，直至当前新新贸易理论，诸贸易理论在不断放宽前人假设的基础上，取得了一次次在实践解释上的突破。尽管国际贸易理论在实践中推陈出新，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解释力并未减弱。面对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外资大量向东南亚转移以及其他各类新型国际贸易现象，本文提出“比较优势二元结构”的观点，尝试在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解释部分中国贸易现象。

所谓“比较优势二元结构”即在承认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拓宽一国在多国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分析，认为在多边贸易中，类似于中国这样具有复杂国情的大国既可以拥有相对部分国家在劳动要素上的比较优势，又能够拥有在资本要素中的比较优势，从而解释中国对外贸易中同时存在大量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问题。

一、 国际贸易现象对现有贸易理论的挑战

1. 贸易实践推动理论发展。贸易实践对理论的挑战推动了理论的发展创新并不断催生出理论对贸易实践的新解释。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与技术进步，国际贸易经历了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与产品内贸易。最初的产业间贸易在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得到了较为完整的解释，而二战后规模迅速扩大的产业内贸易更是使得对古典贸易理论的修正如春笋般产生。在不否认原有比较优势理论的逻辑框架下，基于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新贸易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解释指导了当时的贸易实践。而后在技术进步中，工序间分工愈加细致，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贸易也愈加兴盛。由此，以Melitz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兴起，并以企业生产率异质性为逻辑起点，从微观视角说明了企业的贸易行为。

然而，不论在哪个时期，理论对实践的解释并不那么完美，针对各种贸易理论的质疑也从未停止。从早期“里昂惕夫悖论”对要素禀赋理论的挑战，到目前部分学者提出的“生产异质性”悖论对新新贸易理论的冲击，一次次贸易实践挑战的背后涌现出了对贸易实践的新解释，也由此推动了理论的发展进步。

2. 比较优势理论逻辑与发展。

（1）国际贸易理论对比较优势逻辑的承袭。在亚当·斯密之后，大卫·李嘉图等继承了比较优势的逻辑与劳动价值论的内核并发展出了相对比较优势理论。20世纪30年代，赫克歇尔与俄林加入了资源禀赋的差异，沿着古典比较优势理论框架，提出了要素禀赋的差异。而后的新贸易理论尽管放宽了对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的假设，但其逻辑根源仍然是比较优势差异。直至Melitz从微观企业角度提出对贸易的理解才使得贸易理论最终得以出现新的逻辑突破，但新新贸易理论本身并不否认比较优势逻辑，其更多地偏重于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国际经济行为的选择。

（2）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古典贸易理论中，比较优势理论构建了静态并应用于两国的经典模型。而后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母国市场理论、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规模经济贸易理论等则都是试图以比较静态或是动态的角度试图完善比较优势理论。而新时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为动态化描述比较优势成为了可能，在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中，一国要素禀赋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积累与改变，同时由不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等产生的影响也将动态改变一国禀赋，这一新发展成为近期研究古典贸易理论的热点。

除此以外，若突破传统两国、两种要素、两种商品模型的思维限定，比较优势还可能具有“二元结构”甚至多元结构，在多国贸易中，类似中国这样经济体量巨大、国情复杂的发展中大国，可能既相对发展中国家具有资本禀赋的比较优势，又可能相对发达国家具有勞动力禀赋的比较优势。本文将集中对这一多国情况进行初步思考和探索研究，尝试以比较优势理论说明中国贸易问题。

二、 比较优势“二元结构”对中国贸易现象的解释

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论是资本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多年积累带来的要素禀赋改变已经使得中国从单一劳动力要素充裕的国家变为劳动力要素与资本要素较为均衡的国家。随着要素禀赋变化，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也发生着巨大变化；在近年中，中国不仅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同时还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附加值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在外资大量撤离、中国国内制造业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转型期，本土资本越加重视科研投入与产品研发，但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中西部省份，成本优势依然是其制造业发展的最主要竞争力。

1. 中国的贸易结构。当前，中国的贸易结构构成比较复杂，作为转型期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既大量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也大量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世界上绝对多数国家都有着密切的贸易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后20年的高速发展中，中国一直是公认的劳动力密集型国家，但同时，中国又是接受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在过去20年中，中国参与的国际贸易既在劳动力要素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又能够在资本要素中具有十分强的竞争力。也就是说，由于发展中中国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以及大量外国FDI使得中国具有了比较优势的“二元结构”以及与此相对应的贸易结构。

而据中国投入产出表，部分学者估算（水丽淑，2014），2007年，我国14个行业每亿元进出境口产品对资本需求量分别为3 732.798亿元与1 554.500亿元，每亿元进出口产品劳动需求量分别为265.54万人及120.74万人。资本劳动比率则分别为140 574.2（元/人年）及128 742.6（元/人年）。单纯从数据分析而言，2007年我国就已经净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净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贸易结构中，我国同时大量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

2. 中国要素禀赋构成与比较优势。要素禀赋随着经济发展动态变化，同时在开放的国际经济问题中，要素的国际范围内流动也能够对要素禀赋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冲击，从而改变一国初始要素禀赋。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土地要素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最主要资源禀赋，这一时期，中国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达到刘易斯拐点之前，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支撑了中国劳动力市场长期低廉的工资水平，这使得中国在劳动力资源禀赋中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具有在劳动力资源上的禀赋优势。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97元；经过改革开放10年后，1988年中国制造业年平均工资为1 710元，年均增幅为11.1%；至1998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为7 064，1988年～1998年间平均工资增幅15.24%；而至2008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为24 192元。

同样在这一时期，外国资本也开始源源不断进入中国，中国在发展初期自有资本匮乏，大量的外来资本极大地补充了匮乏的资本要素。1983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9.16亿美元，2003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535.05亿美元，而至2013年，中国新增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1 175.9亿美元。因此，相对于自有资本，改革开放以来迅猛增加的外来资本支撑起了中国在资本要素中的比较优势。

当然，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消失，经济到达刘易斯拐点，工资劳动成本逐年增加。同时，经济发展带来的自有资本积累也使得FDI在中国资本要素中的地位逐年降低。但是，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巨大，中西部地区仍然在劳动力成本中具有比较优势：同样以2008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工资水平为例，2008年，制造业工资成本最高的上海为43 678元/年，为最低的江西省17 643元的2.476倍。同时成长积累的资本要素使得中国本土资本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更加凸显。

3. 中国多边贸易下的比较优势“二元结构”。在两国、两种要素的国际贸易体系中，一国往往只能在一种要素中拥有比较优势，因此根据H-O理论，劳动要素充裕的国家出口密集使用劳动要素的产品，而进口密集使用资本要素的产品。而在更为复杂的多国贸易中，假设世界上有经济体量相当的不发达国家A，发展中国家B，与发达国家C；由于B相对A具有更加完备的基础设施等条件，使得贸易成本大大低于C与A间的贸易成本；同时，由于C对B国巨量FDI，使得B相对于A具有在资本中的比较优势，也就是说在三国贸易体系中，B国产生了比较优势的“二元结构”。

同样现今国际贸易中，以最终组装者融入国际生产价值链中的中国即充当了上述B国的角色，利用充裕的劳动力以及高质量的外来FDI资本，中国在短时间内拥有了在劳动力与资本要素中的“二元比较优势”结构，这一要素禀赋结构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即表现为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与资本密集型产品中，中国都具有比较优势。也即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中“剩余劳动力”与FDI是造成比较优势“二元结构”的最主要影响因素。

三、 中国比较优势动态变化与未来国际贸易结构

比较优势概念是国际贸易中最为基本与核心的概念。而亚当斯密提出的比较优势概念具有“内生性”和“动态性”的本质特征。依靠发展初期的外来资本冲击与剩余劳动力，中国在短时期内形成了在资本与劳动力上“二元”的比较优势结构。然而，比较优势“内生性”与“动态性”的特点决定了在未来发展中，这一“二元结构”将会再次改变。

1. 中国要素禀赋变化与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动态变化与经济发展联系密切，可以说比较优势是经济发展中要素禀赋变化在国际贸易中的集中表现。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指出了要素禀赋变化在发展中经济体到发达经济体演进过程中的一般规律：要素禀赋变化首先体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经济发展跨越刘易斯拐點，而后当农业劳动力边际产品等于城市工业劳动力边际产出时，跨越刘易斯第二拐点。这一过程中，资本积累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比较优势以及该国国际贸易结构都将造成长期影响。

对于中国而言，以蔡昉（2007，2013）为代表的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已经跨过刘易斯转折点甚至可能已经跨过刘易斯第二转折点。从数据上分析，1997年～2012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总数从34 840万人降低至2012年的 25 773万人，而同期城市职工平均工资则从1997年的6 444元升至2012年的42 396元，与此同时，总从业人员人数增长率持续降低，至2013年，国内从业人员数增长率仅为0.4%。随着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将趋于统一，中国在劳动力要素禀赋中的比较优势也将逐渐消失。

相对于从业人员增长率的逐年下降与劳动工资的逐年上升，国内资本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更是迅猛增长。从外汇并轨后的1994年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从1995年的20 019.3亿元上升至2012年的374 694.7亿元，其中，外资固定资产投资额则从1995年的1 555.3亿元上升至2012年的10 629.7亿元。外资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从1995年的7.78%降至2012年的2.84%。笔者使用目前通用的永续存盘法（郭庆旺、贾俊雪，2004）对现有固定资本进行估算，截至2013年，国内固定资本净值达610 388.8亿元。

总结中国资本与劳动力市场要素变化，中国比较优势“二元结构”将在未来发展中逐步减弱，随着国内各省区经济发展收敛，劳动力市场也将逐步统一，中国在劳动力禀赋中的比较优势逐步减弱，而资本要素比较优势将持续增强。

2. 中国贸易结构发展与变化趋势。随着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单纯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的对外贸易模式已经逐步减少。高速发展时期“二元”的比较优势结构也将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而消失。同时，随着本土资本的崛起，外资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也将逐步减弱。

并且，在我国制造业现行发展阶段，通过规模效益重构产业链的机遇已经成熟。垂直分离带来的生产碎片化，为我国实施产业链重构带来了意外的效应，大规模生产组装已经形成了规模效益。因此，在国际碎片化分工的基础上，国内资本将对生产片段进行二次组合，打造以自身为核心的垂直一体化产业链。结合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未来的贸易结构将更加集中于进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而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特别是在服务贸易的进出口中，国内企业将下游组装生产产业链外包也将成为可能。

目前国内电子制造业已经从产品研发设计到品牌销售实现了诸多有益的尝试，华为、联想、小米等电子制造商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产业结构实现研发设计与品牌销售的一体化突破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将更加强化资本技术领域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而淡化在劳动力要素中的比较优势。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二元结构”的比较优势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结构最终将随着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而改变重塑。

参考文献：

[1] Dixit A K， Stiglitz J E.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7：297-308.

[2] Melitz M J.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 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 roductivity[J].Econometrica，2003，71（6）：1695- 1725.

[3] Redding S.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he welfare effects of trade[J].Oxford economic papers，1999，51（1）：15-39.

[4] 蔡昉.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中国人口与就业绿皮书（2007）[J].学术动态，2007，（13）.

[5] 蔡昉.人口因素如何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增长[J].科学发展，2013，（6）：101-112.

[6] 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 呀2004[J].经济研究，2005，（6）：51-60.

[7] 水丽淑.我国进出口产品结构与“里昂惕夫之谜”[J].科学经济社会，2014，（2）.

[8] 章祥荪，贵斌威.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分析：Malmquist指数法评述与应用[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6）.

[9] 程永宏.改革以来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的演变及其城乡分解 [J].中国社会科学，2007，（4）.

基金项目：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項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作者简介：叶怀斌（1989-），男，汉族，福建省宁德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2013级国际贸易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动态比较优势与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附加值；李嘉莹（1994-），女，汉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2012级本科生，研究方向为应用统计与数据挖掘；张胜满（1991-），男，汉族，河南省信阳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2013级世界经济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动态比较优势与东亚生产价值链。

化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 篇7

由于长期出口低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的印象就是低档品，再加上部分出自我国的侵权产品使“中国制造”蒙上阴影，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中国制造”甚至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商品形象。我们的专家和政府官员也经常叹息，中国每年要出口多少亿双鞋才能换来一架波音飞机，中国DVD机每年要给6C联盟上繳多少亿美元专利费。在日前举办的第94届广交会上，6C联盟就暗访我国参展企业，并要求对侵权企业的行为采取措施。正可谓“羊城暗哨”，瞄准目标。

从长远看，中国产品出口以廉价劳动力取胜的比较优势很难持续下去，在出口中占有很大比重的贴牌生产和劳动密集型企业首当其冲，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并不乐观。有人总以为中国是后起工业化国家，具备“后发优势”。孰不知？国际竞争环境已经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在以前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和措施宽松的条件下，“日本制造”能够以低成本的方式仿制“美国制造”并实现技术赶超，可“中国制造”再想以低成本方式去简单地模仿他国制造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有识之士总结出，“中国制造”还有太多的后发劣势，单越来越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就使发展中国家技术赶超的愿望落空。

有专家指出，我国目前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所面临的贸易壁垒主要来自国外的过度保护、歧视性待遇，以及不符合国际惯例的保护制度，为权利申请和行使权利支付过大的成本费用和时间等。而且随着中国制造出口的高速增长，特别是以美国、日本和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成员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如美国的“337”调查、日本的“知识产权推进计划案”、欧盟的CR法案等。“337调查”一旦认定企业侵权，被诉企业所有产品都将禁止进入美国，同时为涉案企业的产品进行市场营销、分销、寻找代理商或分销商、销售、寻求销售或转让侵权产品的一切商业活动都被禁止。可见，这种政府出手的保护力度非同寻常。

有更惊人的情况报道，跨国公司已经完成在中国的专利布局，没有多少专利积累的中国企业将在不断触发的国际专利大战中受到严重的市场打压。很多跨国公司以及外国政府认为，现在已经到了要在中国这个“世界工场”来摘取“知识产权果实”的时候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不少跨国公司抢先申请发明专利，并开始集中申请专利，其中以群组方式为主（即同时申请覆盖一个行业的五六十个专利）。可以说，它们已瞄准了中国的中长期市场，为下一步瓜分市场做准备。同时，跨国公司还开始联手对中国施压，甚至国外政府不断介入到企业间的知识产权问题中去，从贸易政策和国家战略的高度发挥威力。日本企业在政府知识产权立国的战略保护下，不断加紧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甚至不断出奇招防范，如：著名的日本卫浴产品制造商东陶公司（TOTO）为提防在中国工厂生产的产品被盗版，在每种产品系列生产完成后立即打碎模具；索尼公司在大举向中国转移生产环节的同时，却把最关键的芯片制造环节留在国内。

目前，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正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的重心转移，在新的形势下，中国政府和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认识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以“鼓励创造” 为主题的第四个“世界知识产权日”活动在今年4月26日生动地展开，各种知识产权论坛和活动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加强知识产权制度的实施已经不是一种被动的行为，正在逐步成为各级政府和一些企业的主动行为。“三流企业卖力气、二流企业卖产品、一流企业卖技术、超一流企业卖标准”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知识产权，且痛且痒。痛的是我们出口的越多，遭受国外企业知识产权大棒的呵斥越多，洋官司不断缠身却处处被动；痒的是面对国外不断增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我们还处于启蒙意识、熟悉规则的阶段，眼睁睁地看着国外企业不断地拿走高额利润。

别了,比较优势理论 篇8

关键词：警察,保安,比较优势,机会成本

1 警察核心职能和附带责任范围

大卫·贝利在他的著作《警察的未来》中提到, 在警务工作中存在着一对基本矛盾, 但是由于组织、管理和文化方面的原因, 他们无法满足这一责任要求。因此, 我们可以粗略地对警察的核心职能进行一个定位:即预防、打击犯罪、维护公共领域的秩序, 以及由此产生的司法、审批和行政执法行为。假定其为A领域。201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一条中提到了保安服务公司可以提供门卫、巡逻、守护、押运、随身护卫、安全检查以及安全技术防范、安全风险评估等服务。其中焦点是在保安服务业中被称为"人力警卫"的部分, 这部分业务的大多数客户雇佣保安人员的目的就是保护和控制特定区域, 通过不规则步巡和车巡得以实现。我们假定其为B领域。

2 二者合作效益衡量

假设警察和保安都可以把他们的人力资源投入到A领域、B领域或者A、B的组合上。基于我们目前对警务工作的认识, 由于保安业的人员素质、管理体制都比警察要逊色, 因此它的警务能力在A、B领域内都要相对处于劣势, 并且在A领域内保安是没有执法能力的。

假定保安要达到同等的秩序效果, 在A领域需要投入人力资源量为60, B领域需要15, 而警察则在两个领域内效率都高一些, 可以分别投入20和15就能达到同样的秩序效果。后两栏为如果保安和警察所有的人力资源都只用于维护一个领域的秩序, 对此领域的秩序所产生的有利作用。我们很容易看出在保安目前提供服务的领域, 警察也是拥有绝对优势的, 这就产生了一种疑惑:既然保安在A、B两个领域里都是不擅长的, 为什么还要合作呢?为了揭开这个疑惑, 我们需要引入机会成本 (opportunity cost) 和比较优势 (comparative advantage) 。

我们知道保安和警察的人力资源都是特定的, 那么维护B领域所需的人力就来自于可用于维护A领域所需的人力。这样保安和警察都面临着在两个领域内的权衡和取舍。我们来考察警察的机会成本。当警察把人力资源量10用在B领域时, 他就要减少用于维护A领域的人力资源量10, 那么对A领域的有利作用就要减掉12, 这样警察维护B领域的机会成本就是现在再来看保安的机会成本保安维护B领域需要人力资源量15, 可是其在A领域几乎发挥不了作用, 因此, 保安维护B领域的机会成本为0。基于这一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到, 在A领域, 警察的机会成本小于保安, 而在B领域, 警察的机会成本要大于保安。因此, 警察在A领域有比较优势, 而保安在B领域有比较优势。

尽管警察在A、B两个领域内拥有绝对优势是可能的, 但是他在两个领域内都拥有比较优势是不可能的, 这也就是警察和保安合作的动力, 即其合作的必要性。由于保安在警察的核心领域A几乎发挥不了作用, 因此我们建议保安将所有的人力资源都用于维护B领域的秩序。

通过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进行分析警察与保安的合作, 我们可以明确得出, 现今警察与保安的合作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是政府政策的导向, 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警察选择与保安合作也是必要的, 他们的合作带来的不仅是公共警务与私人保安业双方的双赢利, 同时也更好地实现了整个社会的社会治安秩序。随着社会的发展, 警察和保安合作的领域也应该更广泛。

参考文献

[1]Alison Wakefield著, 郭太生等, 译.社会发展与警务改革[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9:3-71.

[2]黄新春.论警力资源的科学配置与使用[J].公安研究, 2009, (2) :65.

[3]弗兰克.利什曼, 巴里.洛夫迪, 斯蒂芬P.萨维奇.警务工作之核心问题[M].吴开清译.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0:62-85.

[4]李晓明.中国保安学[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8:42-54.

[5]魏俐.谈我国内保安全机制的发展和保安业前景展望[J].辽宁警专学报, 2005, (1) :36-37.

[6]王萌.英国辅警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 2009, (2) :2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