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比较优势

规模比较优势（共7篇）

规模比较优势 篇1

摘要：家庭承包责任制经营农地已不能符合农业现代化的要求, 需进一步探索农村土地制度和农地经营模式。在已观察到的农村实践中, 农地规模经营已成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新出路, 故国家希望通过明确土地权利来促进土地流转, 最终达到规模经营的目的。而现实中, 农民最关心的是农地耕作是否方便、收入是否提高, 反而对农地确权的关注度不高;土地流转实际情况也不如预期, 一些案例中, 土地确权后甚至增加了农民生产的不便, 反而不利于农地流转和农地规模经营的实现。比较4种主要的农地规模经营模式后发现, 与其他3种农地规模经营模式相比, 农地集体规模经营模式不需明确土地权利, 从而避免明确土地权利带来的不利影响, 还可与土地整治相互促进, 改善耕作条件。建议在农地规模经营方式的选择上优先考虑集体规模经营方式, 以稳步实现农业现代化。

关键词：集体规模经营,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土地确权,土地整治

引言

城镇化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 农村土地制度的探索与改革则是城镇化过程中重要的一环[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改革之初为农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但农户耕地面积小、地块破碎分散已不能满足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中央早在1987年就建立了农村改革试验区, 并进行了有关探索, 先后进行了“两田制”、“四荒使用权拍卖”和土地规模经营的有关探索和改革[2], 但前两种因为其自身局限性不能成为农村发展的借鉴模式[3,4]。土地规模经营则被认为是农村发展的出路, 并在农村发展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家庭、企业、合作和集体四种不同的规模经营方式。从四种规模经营方式中, 寻找对一般农业区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的经营方式始终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但无论在具体推广, 还是在模式的选择上我们都应该遵守“三条底线”, 即集体所有、农地农用和不损害农民基本权益[5]。

土地流转被认为是土地规模经营的前提, 即首先要把土地集中起来, 才能进行规模化的耕种。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村集体所有, 国家为了促进土地流转, 多次表示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从2008年开始又要求进行土地确权, 并在之后对土地确权工作进行了具体的安排,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的确权工作[6]。但在农村中却出现了农民对确权证书毫不在意的行为, 以及时有发生的撂荒现象, 这种现象与国家的初衷相违[7]。明确的土地权利对土地流转没有起到促进作用, 这是因为虽然土地规模经营已经被广泛认可, 但具体实践时未能符合当地的具体情况, 也没有找到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发展的正确模式和方法。本文通过分析目前几种主要的规模经营模式和近年来推进土地规模经营的政策方向, 认为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关心的并不是土地权利是否明确, 而是农业生产是否方便、收益是否可观。土地集体规模经营能够为农民提供便捷的基础设施, 保证收益不下降, 且不需要明确的土地权利, 能够满足一般农业区的发展要求, 适用范围更广。通过以上分析, 期望能够重新重视土地集体规模经营模式, 同时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发展提供参考。

一、农地规模经营势在必行

土地报酬递减是指在土地面积一定的情况下, 增加对土地的劳动、生产成本等可变要素的投入, 当这些可变要素的投入量小于某一特定值时, 土地的边际报酬随着可变要素的增加而增加;超过特定值时, 边际报酬则随着可变要素增加而减少[8]。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按户均分给农民使用, 每户只需上缴一定量的公粮, 余粮由农民自己处理。农户家庭的土地面积不变, 收获的粮食随着投入劳动和生产成本等的增加而增加。农民通过增加劳动投入、化肥农药使用量和提高机械化程度等来提升产量。承包责任制施行初期,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非农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较少, 劳动投入成本较低。随着经济发展, 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对劳动力需求大增, 劳动力价格提高, 农业生产劳动投入成本增加;虽然可以通过购买机械来代替劳动投入, 但由于每户土地面积较小, 成本仍然难以降低。此外, 化肥农药的使用量也在增加;在缺水地区, 农业灌溉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虽然粮食亩产比过去确实提高不少, 但粮食属于大宗商品, 价格和需求量较为稳定, 农民的收入增加有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农民当前处于土地报酬递减阶段, 农业生产成本增加迅速, 而农民收益则缓慢增加甚至没有增加。因此, 在面积一定的土地上, 农民无法再继续对土地进行更多的投入。与此同时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 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扩大, 劳动力价格也明显增加。农民外出打工的收入已经超过单纯在家务农的收入, 土地不再是农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撂荒现象时有发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毕竟只是一种农地使用制度安排, 它不可能涵盖, 也不可能穷尽全部农地产权所要求的功能。为了减少农业生产成本、增加收益, 土地规模经营便成为农业生产的首选方式。土地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化农业的必然趋势, 邓小平在1990年曾提出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应该有两个飞跃, 第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第二是适度的规模经营[9]。当前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农业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时也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契机。

二、现行农地规模经营模式比较

(一) 现行四种农地规模经营模式的优势和局限

1.家庭规模经营

家庭规模经营是指以农民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规模经营。家庭规模经营体制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 依靠农地流转自发发展起来的规模经营, 是中国农业规模经营的初步探索。这种经营方式主要是在自己承包地和经土地流转的承包地上耕作, 因此它的主要优点是较为灵活, 但由于经营主体是单独的家庭, 在规模和效率方面有较大的局限性, 比如生产资料和生产劳动成本较高, 限制了机械和农业技术的投入水平;单独的农户不可能获得全面的市场信息, 农业生产很难根据市场状况作出调节, 以及农业生产自身固有的风险, 如旱涝, 都增加了农业耕作的风险。黄宗智还对比了美国的家庭农场, 认为中国不适合搞大型家庭农场的原因主要是由中国地少人多的国情决定的, 并且美国追求的是单位劳动力的最大产出, 中国应该是单位面积的最大产出[10]。

2.企业规模经营

企业规模经营是指在农业龙头企业的带动下, 农民自愿以土地入股, 从而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一种方式。它与家庭经营的方式类似, 但由于经营土地的主体变为企业, 在农业投入和生产信息的掌握上更具有优势, 这种经营方式相比家庭经营, 提高了规模并能减少生产要素的投入成本, 减少农业的生产风险。农民将土地入股得到的报酬比流转给农户得到报酬要多, 因此, 许多地方都发展起来了农村土地企业经营的模式。根据重庆市实践的结果, 企业经营模式运行较好的地区一般都是具有特色农业的地区。因为企业毕竟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企业在规模化经营土地时必然会发展利润较高的经济作物, 而本身具有特色农业的地区正好与之目的相符合。但是在中国广大地区, 粮食作物的种植仍是主要经营方式, 不可能都发展经济作物, 这种经营方式也就受限于特殊地区, 不具有大规模推广的条件[11]。

3.合作规模经营

合作规模经营在建国初期是以行政命令组建的, 现在由于经营成本增加, 合作经营又由农民自愿发展起来。新的合作经营模式主要是专业合作社, 是在2006年出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把专业合作社定义为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 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 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其成员;服务内容主要是提供生产资料购买, 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专业合作社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地农业发展, 但这些专业合作社都不是以粮食作物为主, 主要是经济作物和蔬菜等, 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专业合作社自身的特点造成的。首先, 专业合作社产生的条件是具有区域专业化程度高的农业和外部较好的市场;其次, 专业合作社生产的产品具有很高的商品化程度。而大部分地区都是以粮食作物耕种为主, 粮食作物本身价格稳定, 不需要较高的商品化程度, 因此, 粮食专业合作社发展明显慢于瓜菜专业合作社等[12,13,14]。

4.集体规模经营

集体规模经营模式存在于没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部分保留人民公社化时期的集体经营方式的农村。新的集体规模经营只将土地进行统一经营, 为农业生产提供各种市场信息、农业技术等, 以及统一安排种植和销售。与人民公社不同的是, 不再占有集体成员的劳动, 集体成员是否参与集体土地经营成为一种权利而非义务[15]。采用这种发展模式成功的村庄有很多, 如华西村、南街村等。同时, 农民集体还成立了许多村办集体企业, 村办企业涉及农产品加工、工业、房地产金融业等诸多方面, 不仅为农业生产提供各种服务, 同时还是以非农业补贴农业发展的一种方式。集体经营如何管理主要由村民集体作出决定, 有很大的民主性, 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把粮食作为主要作物, 同时拥有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的优点, 可以进行规模化的经营生产[16]。

(二) 农地集体规模经营的比较优势

土地规模经营被认为是未来农业的发展趋势, 以上四种规模经营模式也广泛存在于农村, 但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集体规模经营模式拥有其他三种模式的优势, 同时还有其自己的特点。

1.集体规模经营符合农村现状

规模经营的主要目的是减少成本从而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集体规模经营同样可以减少成本。集体规模经营模式中集体负责购买生产资料, 如种子、化肥、农药等, 具有采购数量大、成本低的优势。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通过提供生产技术和应用统一的大型农业生产机械, 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同时也能降低农业灌溉成本, 在北方农业用水紧缺、灌溉费用高成为影响农业发展一大难题, 由于新的灌溉技术成本较高, 一般农户只能采用大水漫灌的方式;在集体规模经营模式下, 集体可以统一采用新式节水灌溉技术, 尽管一次性投入较高, 但其成本远小于农户自己采用新技术的成本。在南方由于地形原因地块分散, 使得灌溉也成为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增加了生产投入的成本;若采用集体规模经营, 可以就近实施灌溉。

集体规模经营拥有家庭、企业和合作规模经营的优点, 适应区域更广泛。相比较其他规模经营模式, 集体规模经营不需要特色农业为支撑, 在以大田作物为主的广大农村都可以进行尝试。并且可以保证集体成员都参与进来, 集体成员参与后又使得土地规模进一步扩大, 成本进一步降低。

2.避免明确土地权利造成不利影响

除集体规模经营外, 其他土地规模经营的几种方式都需要明确的土地使用权或长久不变的承包经营权来促进土地的流转集中, 进而实现规模化经营。不过明确的土地使用权或长久不变的承包经营权也有其弊端。根据贺雪峰对新时期农民的划分及观点, 即城郊及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民、城中村村民和一般农业型地区的村民[17]。我们可以发现对明确土地权利呼声最高的并不是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真正农民, 而是那些占少数的、拥有优越地理位置土地并能分享到城市化带来的非农效益的脱离农业的农民, 因此, 有些学者也担心我们的土地制度走向被这些呼声最高的伪农民绑架。

明确的、长久稳定的使用权之所以行不通, 不仅是因为占中国农业人口和耕地最多的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不关心,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明确的土地使用权给他们带来了诸多不便。由于土地的地理位置, 决定他们不能依靠土地用途的变更带来非农效益, 并且大规模的改变农业种植结构也不现实, 农业始终应该是种植大田作物。从土地报酬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 由于目前耕作成本的增加, 即使延长土地的承包使用权, 农民也不会对土地进行更多的投入。以前集体权利存在, 大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得到修缮, 在此之后大部分都荒废掉;继续兴建所涉及的矛盾可能随着土地使用权利明确越来越多, 也就更无从谈起了。明确土地权利, 集体权利将会被进一步弱化, 没有能力再集中村中的一些资金来为本村的农业发展做一些贡献, 即村集体完全成为一个空壳, 只剩下传达政策这么一个作用, 影响力几乎不存在。明确土地权利不仅没能促进土地流转反而还产生了阻碍作用, 这就与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目标相违背。集体规模经营则可以绕开明确的土地权利, 避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3.与土地整治相互促进

国家非常重视土地整治, 视土地整治为落实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严格保护耕地和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重大举措, 推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途径。并希望通过土地整治工程, 提高耕地质量, 方便耕作, 并以此来促进土地的流转, 推动新农村建设[18]。不过现实流转带来的情况却是阻碍土地整治工程, 耕作条件没有得到改善, 土地流转陷入困境。

在土地整治过程中, 难免会占用某些村民的土地, 土地流转前由于土地使用权长久稳定, 土地调整越来越难, 土地整治工程难以继续。在土地流转后, 流转承包方对土地整治并不关心, 因为土地整治是造福一方的工程, 大多数承包方都是外来的, 他们更关心自己承包土地的收益。土地整治如果占用他们的承包地, 即使对地方村民有利, 他们也会百般阻挠, 尤其是承包给个人或企业后, 这样的例子在土地整治工作中时常发生。就算是对土地整治采取合作态度, 他们仍有掠夺性使用土地的动机, 很多农户宁愿土地荒在那也不愿流转出去的原因就是流转出去后土地肥力下降。我们可以看到, 国家在政策上鼓励土地流转, 可收效却不如预期, 真正的原因是没有找到一种好的流转机制。若以集体为单位的规模经营则可以避免上述问题。首先, 集体本来就是土地拥有者, 土地还是农民自己使用的土地, 他们没理由不去保持土地的肥力。其次, 通过土地集体经营, 可以减少集体行动的成本;集体的舆论效应也会使那些不合作的村民参与进来, 土地的整治工程也可以顺利开展。最后, 集体还可以协调各方面的利益促进土地整治, 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健康发展。

三、农地规模经营的模式建议

综上所述, 集体规模经营首先能够满足“三条底线”[5], 不需要明确的土地权利来促进土地流转, 同时还符合土地规模经营的目标。但以集体为单位的经营方式必然要求赋予集体这种特殊的组织一定的权利才能够使其发挥效用。而权利必须有较好的监督、惩罚机制, 否则权利就可能被私人用来谋取个人利益。对集体规模经营可能带来不利的方面, 可以通过完善监督机制来保证这种经营方式的良好运行。在当前民主化推进过程中, 农民对权利的觉悟越来越明显, 这为创造集体的监督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因此, 只要将政策解读好, 让村民真正理解政策, 明白自己的权利, 那么监督机制就会是有效的。

集体经营同样具有很大的优势, 并且在私有化对土地流转的促进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 集体经营是值得一试的。我国农村本来就是集体所有制, 这使得集体经营有了比较好的制度保障。更重要的是,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身就将土地打散。以前我们还有残存在其上的明确的集体土地权利, 可以此为纽带, 凝聚起集体的优势, 但长久不变的土地使用权可能将这个本来就已经散乱的、难以管理的众多农户彻底变成一盘散沙, 再也无法找回集体所有制下的那种有利的集体行动[19]。那时, 损失可能会更大, 决策成本会更加高昂。

规模比较优势 篇2

比较优势理论是在Adam Smith绝对成本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期的学者主要分析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原理,进而分析参与贸易的国家如何获得比较利益。战后随着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发达国家之间产业内贸易日益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方面。以Krugman、Ethier W.Helpman等人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分析了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以及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等方面对比较优势产生的影响。20世纪后期,学术界开始分析要素增加和技术进步如何影响比较优势和贸易模式变动,使得比较优势理论摆脱了静态分析的纯理论性质和短期分析的局限性[1]。

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各国应侧重生产那些本国具有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可能来自“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也可能来自“要素禀赋的差异”或来自先进入某个行业而获得的“递增规模收益”)的产品,这对所有国家都是有利可图的。同时,尽管各国劳动生产率水平和要素禀赋结构不同,某些国家可能在所有产品生产方面都处于优势,而另一些国家在所有产品生产方面都处于劣势,但只要每个国家都选择其比较优势最大(或比较劣势最小)的产品来进行专业化生产并在市场上进行相互交换,那么任何一个国家都能从产业分工和市场贸易中得到不断增加的收益。此外,随着技术进步和要素变动因素的引入,该理论也为发展中国家摆脱“比较优势陷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比较优势理论虽然侧重于探讨国际产业分工和贸易问题,但同样适用于产业内部分工和国内区际贸易。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结合我国国情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讨论。林毅夫等认为,如果经济体的产业和技术结构能充分利用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便具有成本上的竞争优势,可以快速积累资本,进而逐渐降低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富裕的程度,使其能够不断从国外引进较先进的技术以促使产业结构升级[2]。在他们看来,比较优势战略就是指要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选择符合自身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技术。但一些学者反对这一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地区长期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参与国际贸易,会强化原有比较优势,从而陷入“比较优势陷阱”[3]。此外,也有人认为,比较优势原理更适合在一国范围内发挥作用,当把它应用到世界范围的时候,应当是有条件、有限度的[4]。

二是国家或区域比较优势的测量。研究者通常采用由巴萨特(Balassa)提出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和由哈盖特(P.Haggett)提出的区位熵方法对地区比较优势进行测量。刘重力等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对开放以来(1978—1998年)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进行考察[5];许培源等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研究福建省1996—2005年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6];人民大学区域研究所课题组运用“区位熵”方法,衡量地区比较优势[7];章昌平等利用区位熵分析临安市的比较优势,确定该市具备竞争力的行业[8]。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方面,以美欧为首的发达国家收缩消费需求,直接影响了我国出口的增长;另一方面,国内劳动力供求结构的矛盾将推动劳动力工资成本持续上涨,削弱了我国低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将促使我国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变化。而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我国正面临着“产业升级断档”的风险[9]。

众所周知,我国幅员辽阔,交通便利,省际间技术水平、要素禀赋结构与经济政策均存在较大差异,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流动成本较低,技术、知识外溢效果显著,进而会加快各地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化过程。

在后危机时代背景下,区域间资源禀赋结构调整逐步深化,考虑到错误的政策选择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经济扭曲[10],因此对地区比较优势的准确认知是我国产业升级路径选择的重要前提。浙江作为我国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外贸依存度高,受金融危机冲击也较为严重,存在产业升级内在动力强和外部“倒逼”压力大的特点,致使产业间比较优势变动加剧。而我国的产业升级,其实质就是要改变比较优势[11]。有鉴于此,本文在动态划分产业类型的基础上,测算了近年来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较优势,并深入分析各类产业的动态演变过程,为以后进一步探讨产业调整模式奠定基础。

2 产业类型的划分

目前,人们通常按生产中对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的投入程度,将产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类,而技术密集型与前两类都可能存在交集。由于投入要素的密集程度在产业间具有相对性,且地区间与地区内部生产力发展的动态变化,使同一产业可能被归入不同类型。研究人员曾尝试二分法、四分法、判别法和聚类法等来划分产业类型,着力于解决要素密集型产业分类标准的模糊性难点[12,13,14,15]。本文首先采用二分法,分别将全国与浙江省的产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再将其划分为技术密集型和技术缺乏型。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1)和《浙江统计年鉴》(2004—2011)中我国和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各项指标,将工业企业劳均固定资产净值与全要素生产率(TFP)两项指标作为产业类型定量判断的依据。其中:劳均固定资产净值是由行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除以该行业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参照指标为2003—2010年每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计中劳均固定资产净值(单位:万元/人);在规模收益不变和希克斯中性技术假设下,用全要素生产率代表技术水平。谢千里的研究中,采用生产函数回归法推导出TFP分配给资本的权重ak为0.381,因规模收益不变,所以分配给劳动的权重为(1-ak)[16]。但本文对资本、劳动产出弹性的测算采用前苏联学者切尔尼科夫从理论上提出的估计方法,即:

资本产出弹性=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人均资本率的增长率);

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则:劳动产出弹性=1-资本产出弹性。

然后,通过下面的恒等式测算各年份全国与浙江省每个行业的TFP值:

lnTFPit≡akln(VA/K)it+(1-ak)ln(VA/L)it (1)

其中:t代表某个时期,i代表样本中某个行业,VA代表平减后的工业增加值,K代表平减后的固定资产,L代表从业人员人数。

由于2007年以后的统计年鉴不再公布工业增加值,本文对2003—2007年数据进行了如下回归分析:

VAit/Vit=αit+β(pit+wit+tit)/Vit+uit (2)

其中:V代表工业总产值,p代表利润总额,w代表工资总额,t代表增值税与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之和,α是常数项,β是参数项,u是残差。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中缺少2003、2004、2009、2010年的“按细行业分职工平均工资”(2003年和2004年虽有此项指标,但对采矿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三类并未细分),而《浙江统计年鉴》中没有此项指标,因此,全国2003、2004、2009、2010年各行业的平均工资通过大行业平均工资估算获得,浙江省的工资总额w则直接采用“按行业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对全国和浙江省而言,分别在2007年和2006年R2值最接近1。因此,在估算2008—2010年全国工业增加值时选择α=0.145474、β=0.97579,估算浙江省工业增加值时应选择α=0.067312、β=1.027146。由于自变量中包含了利润和税金,因此,估算的工业增加值能够反映经济的周期变动。

通过计算,我们得到2003—2010年全国和浙江省各行业劳均固定资产和TFP值,并以此为基础将各个行业分别归入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从表2中可以看到,浙江省大部分行业的产业类型与全国保持一致,不过也有少数行业在全国范围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但在浙江省却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也有存在相反情况的,如饮料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与此同时,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TFP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饮料制造业、非金属矿采选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等在浙江被归于技术密集型,在全国范围则属于技术缺乏型,而农副食品加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行业在全国范围可划分为技术密集型,在浙江却归为技术缺乏型。此外,随着时间推移,同一个行业的产业类型归属也并非一成不变。

注:K代表资本密集型产业,L代表劳动密集型产业,T代表技术密集型产业

3 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较优势测算与分析

按照上文对于产业类型的划分,本文将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法和区位熵法分别对浙江省各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国内的比较优势进行测算。

(1)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法(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简称RCA指数)。

该指数法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Balassa)于1965年提出,它是衡量一国产品或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最具说服力的指标,旨在定量描述一个国家内各个产业(产品组)相对出口的表现。通过RCA指数,可以判定一国(地区)的哪些产业更具出口竞争力,从而揭示一国(地区)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本文对RCA的各变量进行了调整,用公式表示为:

undefined

其中:Xi表示浙江省行业i的出口交货值,Xt表示浙江省各行业出口交货值合计,Xic表示全国行业i的出口交货值,Xtc表示全国各行业出口交货值合计。

当RCAi>1时,意味着浙江省i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相对比较优势 (文中所表述的“相对比较优势”,是指浙江省各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相对于全国各行业的比较优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RCAi愈大,其优势愈强。

当RCAi<1时,意味着浙江省i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相对比较优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RCAi愈小,其优势愈弱。

当RCAi=1时,意味着浙江省i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相对比较优势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

(2)区位熵(Quotient of Location)。

区位熵首先由哈盖特(P.Haggett)提出并运用于区位分析中,是空间分析中用以计量所考察的多种对象相对分布的方法,同时将分析结论体现为一个相对份额指标值,即区位熵值。公式定义为:

undefined

其中: Lj表示浙江省j行业的工业增加值,Lt表示浙江省GDP或浙江省各行业工业增加值合计,Ljc表示全国j行业的工业增加值,Ltc表示全国GDP或全国各行业工业增加值合计,LQj表示浙江省j行业的区位熵。

浙江省各行业区位熵(LQj)是指浙江省j行业在全省总产出中的份额与全国j行业占整个国民经济产出份额之比。它假定各地区总产出等于总消费且产出结构与全国相同,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当地区产出结构与全国产出结构存在差异时,则地区之间存在产品贸易。

当LQj>1时,意味着浙江省j行业的供给能力能够满足本地区需求而有余,可对外地区提供产品,其比较优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LQj愈大,其比较优势愈强。

当LQj<1时,意味着浙江省j行业的供给能力不足以满足本地需求,需要从外地调入产品,其比较优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LQj愈小,其比较优势愈弱。

当LQj=1时,意味着浙江省j行业的供给能力刚好能够满足本地需求,其比较优势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

通过对2010年全国与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出口交货值、工业增加值和GDP的计算,得到分行业的RCA和LQ,如表3所示。

注:1)LQ(GDP)代表以浙江省或全国GDP为分母的区位熵,LQ(VA)代表以浙江省或全国各行业工业增加值合计为分母的区位熵;2)数据来源于《2011浙江统计年鉴》、《2011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3)计算过程中所采用的2010年各行业工业增加值仍为本文之前的估算值

从表3可以看出:

(1)在国际上,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相对比较优势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纺织业、家具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占出口交货值较大份额的行业优势显著;同时,资本密集型产业处于相对比较劣势。

(2)在国内,浙江省劳动密集型产业LQ(VA)为1.06,具有比较优势,纺织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等行业比较优势显著。而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资本密集型产业LQ(VA)为0.88,技术密集型产业LQ(VA)为0.87。

(3)2010年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CA、LQ(VA)、LQ(GDP)三者比较显示(如图2),LQ(VA)明显高于LQ(GDP),前者平均约为后者的1.28倍,表明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发展滞后于浙江整体经济发展状况。原因有两点:一是金融危机下,国际市场需求减弱,我国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加大了开发中西部地区的力度,变相削弱了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全国同类企业中的比重;二是由于浙江省大量存在的中小微企业对GDP的贡献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外,RCA与LQ(VA)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相关系数约为0.77。

(4)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制造业的RCA=1,LQ(VA)>1,表示其在国际上相对比较优势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而在国内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采矿业的RCA和LQ的值都非常小,几可忽略不计,显示浙江矿产资源的极端匮乏;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在国内具有比较优势,但在国际上处于相对比较劣势,这主要是受地缘位置限制和水质的影响。

与此同时,本文也对浙江省各类型产业的区位熵进行了跨年度测算(如图2),发现浙江省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仍具有比较优势,但这优势却在逐渐减弱,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却在持续增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同时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但在2010年出现了转折,而这正是浙江省发布《关于浙江十一大产业转型升级规划编制情况的报告》的第二年。由此可见,浙江省产业升级规划的实行在短期内显著推动了全省整体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

4 结语

目前,浙江省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不具有比较优势,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市场具有相对比较优势,但在国内市场竞争力不足。近年来的发展趋势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持续下降,资本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不断提升,而技术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在经过前期大幅下降后有反转上升的迹象。

2010年,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中,约85%由私营企业、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企业完成,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仅完成2.5%,其他类约占12.5%;而国内市场份额,浙江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占16%,私营企业、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企业约占66%,其他类约占18%(数据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局《2011浙江统计年鉴》)。鉴于浙江省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国内市场比较优势具有较大差异的现状,可以看出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私营企业、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高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和其他类所有制企业,而这一类企业关注的焦点仍是国际市场。

然而,欧美需求的收缩已是中期趋势,同时我国正处于需求结构调整变化的重大时期,巨大的潜在市场需求必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浙江省如继续以出口为导向配置资源,脱离经济发展主干道的风险有增加的可能性。同时,浙江省技术密集型产业竞争力持续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人力资本增速相对减缓;而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弱化,则是由于浙江省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这一类产业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规模比较优势 篇3

从父亲手上接过苗木生意, 七八年时间, 李亮不仅将自己的基地经营得有声有色, 而且带动起了周边的农户, 苗木种植面积近4000亩。楸树、国槐、栾树、银杏、合欢、女贞、速生杨、红叶杨、全红杨等, 多种规格、树形的 绿化苗木 应有尽有, 且形成了规模化优势。

都说同行是冤家, 李亮却要大力扶持、挖掘同行, 这是怎么回事?

起初, 基地的生意很好, 比种庄稼蔬菜赚得多。亲戚和邻居见到这生意赚钱, 就想有样学样地跟着干。李亮答应了大家的请求, 一方面是因为大家关系很好, 自己懂市场, 会销售, 帮这个忙不费劲;另一方面是, 苗木市场很大, 苗木一直供不应求, 有更多的人参与, 供货量也就能上来了。

李亮一边教他们种什么苗木, 怎么种, 同时还要负责销售。很快, 李亮就发现了一个让他非常惊喜的事儿———不但销量上去了, 慕名而来的客户也越来越多。原来, 看到李亮这里的苗木种植面积大, 客户都很感兴趣, 一方面觉得跟有实力的苗木基地合作, 质量和信誉方面都有保障, 另一方面则是能够一次性买齐自己所需要的苗木种类, 不必东奔西跑, 不但省时省力, 而且还能抓住商机。业内人都知道, 客户最头痛的就是配不齐所需要的种苗, 而偏偏又耗不起时间, 因为商机稍纵即逝。比如从市政接了一个绿化的工程, 总不能为了等你凑齐所需要的苗木才开工吧。所以, 能够一站式购齐所需要的苗木, 这是客户最喜欢的事儿。

认识到这一点, 李亮不再等人开口, 而是开始主动出击, 发动大家一起, 改行来种苗木。虽然李亮用自己做例子现身说法, 可要让祖祖辈辈习惯种庄稼、蔬菜的农民一下子转变思路, 去种从来没有摆弄过得苗木, 很多人还是颇为犹豫。为了消除大家的后顾之忧, 李亮不但承诺教技术, 而且第一年包销, 带大伙入 门。由于不愁销路, 大家也就没了顾虑, 很多人开始试着跟李亮一起干。

李亮订阅了十多种关于苗木的杂志、报纸。农村人都习惯听广播看电视, 读书看报的人不多。李亮把订阅的杂志、报纸放在家和基地。无论是和大家闲聊, 还是别人遇到技术或销售方面的问题上门求教, 只要一有机会, 他就向对方推荐。

每次参加大型的苗木行业展会, 李亮都尽量带大家一起去参展。有道是, 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展会上, 通过和其他同行、客户面对面交流, 不仅能够销售苗木, 而且能够了解市场的走向和趋势。有的大型展会还会邀请业内的专家、学者讲课, 从市场到技术, 涵盖方方面面。参加展会, 给大家带来了更直观的体验。

李亮觉得, 让大家都成长起来, 既能发动更多的人来坚定不移地从事苗木生意, 实现区域产业规模化, 又能减轻自己负担, 比如说扦插、移栽之类的技术 , 不用动不动就找自己。最关键的是, 大家都成长了, 就更容易统一思想, 拧成一股绳, 有问题可以集思广益, 开拓思路 , 这样再决策, 风险低收益高。

在多数人看来, 和种植培育技术相比, 销售的难度要大得多。技术可以一点点学, 可商机确实稍纵即逝。李亮觉得, 生意想做好要靠两点, 一是诚信, 二是服务。先说诚信, 就是要按照客户的要求, 保质保量地提供苗木, 不能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 比如客户要胸径至少20厘米的苗木, 绝不能发小于这个规格的苗木去糊弄人, 哪怕一点点也不行, 再如, 有时客户打电话来定苗, 而基地里没有这个规格或数量不够, 那就对客户实话实说, 对缝的事儿绝对不干。再说服务, 就是要尽量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多数客户都是从外地过来, 身处异地, 难免遇到这样那样的事儿, 只要客户提出要求帮忙, 李亮都会施予援手。给客户的感觉就是, 只要到了李亮这里, 就像回到了家里一样, 完全没有拘束和不方便的感觉。

这两点, 说起来容易, 要时刻做到却不容易, 李亮以身垂范,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自己的员工和合作伙伴。大家在一起时, 李亮就拿自己做例子, 给大家讲解如何做销售。李亮注册了公司, 建立了网站, 运作正规化、标准化。为了拓宽销售渠道, 除了参加展会, 还通过杂志、网站、QQ群、微信发布广告。

规模比较优势 篇4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7月底中国移动的4G用户数达4.49亿,移动用户总数达8.39亿,领先优势非常明显;而在有线宽带领域,中国移动7月净增用户273.7万户,总数达6857.3万,与另外两家呈现紧追不舍之势。

从用户规模角度衡量,中国移动已经进入了“无人之境”,领先地位无可撼动。因此,规模上的领先不再是中国移动的主要追求目标。2016年上半年,中国移动提出了大连接战略,提出在做大连接规模的同时做优连接服务和做强连接应用。在这一战略指导下,中国移动一方面拓展物联网和数字化服务,另一方面面向未来积极布局5G。

不再仅追求规模第一

2016年上半年,中国移动实现了重要的转变和超越:与上年同期相比,中国移动的通信服务收入达到3254亿元,增长6.9%,不仅扭转了连续几年负增长的颓势,而且增幅超过行业平均值,重新回归引领者的位置。

除了总体规模的增长,中国移动还实现了收入结构的改变。上半年中国移动无线上网业务收入同比增长39.7%,占通信服务收入的比例提升至43.3%,流量收入首次超过传统业务跃升为中国移动第一大收入来源。

此外,中国移动在有线宽带方面集中发力,推出“百城百兆计划”,欲建设100个光网城市,辅以诱人的资费计划,从而发展了大量有线宽带用户。

移动领域全面领先,有线领域紧追不舍,中国移动两大领域齐头并进,领先者地位进一步巩固。

在巩固规模优势之后,中国移动提出了大连接战略,其中做优连接服务和做强连接应用成为重点。大连接战略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移动不再单纯追求规模上的第一,而是同时追求质的提高以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从4G+、5G和物联网入手布局未来

在追求质的提高方面,中国移动从数字化内容入手,打造新媒体融合、数字内容聚合、版权交易、内容创业及创新四大平台,促进数字内容资源不断丰富;而在有线宽带方面,中国移动董事长尚冰提出,“要认真落实提质增效和价值提升,注重提升有线宽带发展质量和效益”,由此可见,中国移动将改变有线宽带的策略,促进用户ARPU值的提升。

如今,4G渐趋成熟,4G+时代已然来临,同时5G标准正在紧锣密鼓地研发之中,随着网络的升级演进,万物互联将成为现实。因此,对于运营商而言,要想提前行动把握未来,就需要布局4G+、5G和物联网3个关键点。

在4G+方面,中国移动将3D MIMO和载波聚合等技术应用到4G网络,促进了网络速度的大幅度提升,截至6月已经在300个城市部署了载波聚合网络。4G+网络的建设为Vo LTE打下了基础,此外中国移动还通过“百日会战”推动Vo LTE发展,截至6月底其Vo LTE网络已经覆盖300多个城市,支持的手机达到570款。

升级4G的同时,中国移动也在布局5G。按照计划,中国移动在2016年启动了5G技术实验,2018年将面向商用化产品的研发进行试验和试点,2020年正式商用5G。在5G领域,中国移动不仅致力于技术的研发,同时还建立了5G联合创新中心,积极搭建平台整合产业链的力量,截至目前共有42家合作伙伴加入。

在物联网领域,中国移动的连接规模已经超过8000万户。中国移动表示,未来将促进具竞争力、“门槛”低的智能模组产品规模推广,计划2016年底将物联网用户规模拓展到1亿户。

规模比较优势 篇5

1 滁州市规模化发展麻栎的有利条件

1.1 气候

滁州市地处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区, 气候温和, 雨量适中, 光照充足, 四季分明, 水热同步。年平均气温13.7℃, 极端最高气温41.2℃, 极端最低气温-19.0℃, 年平均降水量1 060mm, 年平均相对湿度80%, 无霜期220 d。全市总面积中丘陵和岗地占88.5%, 土壤种类较多, 以普通黄棕壤、残余碳酸盐黄棕壤、粘盘黄棕壤为主, 一般呈微酸性至中性反应, 表土pH值5.5~7.2, 无论从麻栎的生物学特性, 还是生态学特性来说都非常适合麻栎生长, 是其天然适生区域之一。

1.2 科技人才

滁州市是安徽省国有林场群聚区, 拥有34个国有林场, 经营面积达8万hm2,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500多人。同时, 与中国林科院、南京林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安徽林科院有着密切的技术联系和科研合作, 为麻栎成片栽植和信息共享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规模化经营和研究成果易转化, 易推广。

1.3 种植面积

滁州市现有的8万hm2公益林全是松类和其他天然次生林, 低产低效, 国家每年仅补助5元/0.067 hm2。如果对其进行以麻栎为主的更新改造, 每0.067 hm2每年可增加收入近千元, 这将对江淮丘陵地区公益林的巩固、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另外, 滁州属国家林业局划定的松材线虫病疫区, 有6.67万hm2松树纯林亟待更新改造。大力发展麻栎不仅解决了松树纯林迹地瘠薄、树种难寻的问题, 同时还提高了新造林的经济价值。这就为发展、开发麻栎资源提供了非常优越的天然条件。

1.4 规模化种植

规模化营造麻栎薪炭林不仅能显著改善皖东林区林种、树种结构, 有效地提高林地经济价值, 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使林农从中获得较好的收益, 还有助于加强对栎林的综合开发利用和研究。

1.5 种植历史悠久

麻栎是滁州境内的天然普生乡土树种, 以麻栎作为薪炭林经营有着悠久的历史., 据史料记载, 早在1 300多年前的唐朝就曾规模化栽培, 现在当地林农对发展麻栎薪炭林不仅积极性高, 而且栽培经验较丰富。目前全椒县、南谯区等地百年以上的麻栎林还随处可见。全市现有新、老麻栎林1.53万hm2, 其中麻栎天然次生林0.53万hm2, 人工林1万hm2, 且大部分植株已进入结果期, 可为麻栎的大面积栽植提供量大质优的种子, 是天然的良种选育基因库, 为麻栎规模化发展提供种源保障。

麻栎具有很强的防治土壤侵蚀和保土能力, 且随着林龄增大这种能力逐渐增强, 是本地较好的土壤固定的保护者, 是江淮丘陵理想的水土保持林和薪炭林造林树种。

滁州地处江淮丘陵地区, 人口稠密, 能源匮乏, 而麻栎造林成活率高, 萌芽力强, 管理容易, 生长迅速。近年来, 由于林业产权制度的改革, 在滁州乡村发展麻栎薪炭林势头迅猛, 这样可有效解决农村能源紧缺的矛盾, 从而达到保护森林植被、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

2 规模化营造麻栎薪炭林技术要点及高效作业法

2.1 造林

皖东丘陵营造麻栎纯林或混交林, 最佳造林时间为春季, 在3月中下旬, 以植苗造林为主。选择酸性、中性或微碱性的土壤。大面积造林时, 应在造林前1年秋冬进行全垦或块状整地, 然后进行定点挖穴栽植, 规格为60 cm×60 cm×50 cm;秋季造林要在雨季到来之前整地, 以利蓄水, 增加土壤含水量。

2.2 苗木选用

苗木选用I、II级1~2年生实生苗在春季进行植苗造林, 做到随起随栽。栽植前蘸黏泥浆或用GGR生根粉处理, 并截去部分麻栎苗主根, 保留根长20~25 cm, 可提高根系生根能力, 促进苗木成活。在根系周围填湿润细土, 覆土超过根颈时, 用手向上稍提苗, 不使窝根。用脚踏实, 再填土与地表相平, 再踏实, 上覆1~2 cm土。栽后可进行灌水, 水渗后覆松土1~2 cm。然后再封l0~20 cm的土堆。造林后及时松土除草, 6月、9月各1次, 抚育2年。

2.3 作业法

2.3.1 短轮伐期作业法

经营麻栎薪碳林, 播种或植苗造林密度均应稍大些, 330~440株/0.067 hm2, 长到3~4年时, 齐地平茬, 使产生粗旺萌芽条, 但每墩留养壮条1~2株, 促使迅速成林, 10~15年生时, 胸径达10 cm以上即行皆伐, 伐根接近地面, 次年每一伐桩仍选留1~2株壮旺条抚育成林, 10年左右再行皆伐, 以便再萌芽。这样每10年左右即收获1次, 平均每0.067 hm2每次可收获薪碳材5 000 kg左右。

2.3.2 超短轮伐期作业法

在造林后第3~4年, 齐地面截干, 第2年在各个伐根上就能长出通直、粗壮萌芽条。到秋天定株, 每个伐桩上保留3~5株, 以后每隔4~5年立木胸径达6~8cm, 高度4~5 m, 平均单株重5~10 kg时皆伐, 以获得大量薪柴和小径材作为烧炭、木片和培植食用菌。该作业法与同期营造的马尾松林相比 (40年主伐) 缩短利用期35年, 收获8次, 每次每0.067 hm2可产薪材8 000 kg, 可烧成栎炭2 000 kg, 每0.067hm2产值2 000元 (按最低时价计) , 折合每年每0.067 hm2产值400元。仅主产品栎炭或木片效益, 就是马尾松用材林的4~5倍, 且一朝造林, 多年受益。

3 建议

滁州市规模化发展麻栎薪炭林的条件优越, 无论从气候因子、土壤条件、栽培经验、自然资源, 还是科技支撑等方面都是可行的。

在同一营林周期里, 麻栎薪炭林采用超短轮伐期作业法, 每1 hm2经济收入是采用短轮伐期作业法所获取经济收入的4.08倍, 是采用乔林作业法所获取经济收入的6倍。但在具体的生产实践中要因地制宜, 不可只考虑经济收入一个因素, 要综合考虑, 统筹兼顾。

规模比较优势 篇6

林毅夫的比较优势发展理论认为,在资源禀赋结构的基础上,在政府的指导协调下,一个地区发挥自己的优势,成为市场中有竞争力的主体,从而提升产业、技术结构、促进经济快速发展[1]。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区域作物的比较优势是农业资源禀赋、社会经济条件、区位条件、科学技术、种植制度以及市场需求整合作用的结果[2]。比较优势理论应用到武威市经济作物生产上是合适的,武威市经济作物的发展,就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特色优势经济作物,以特色优势经济作物来促进武威市县域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甘肃省内科技工作者对甘肃省特色农产品区域比较优势研究的比较多[3,4,5,6,7,8,9,10],但对县域经济作物区域比较优势研究较少。因此,本文采用比较综合优势指数法,对武威市市属县域主要经济作物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以便在立足县域自然优势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制定和选择符合县域自身条件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合理确定各个县域主要优势经济作物生产区域和结构布局,提高生产效率,将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农业经济优势,在促进县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实现武威市由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的质的跨越。

1 研究区域概况

武威市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东端(101°41′104°16′E,36°29′-39°27′N),地处黄土、青藏、蒙新三大高原的交汇地带,地跨祁连山区、走廊平原、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的边缘。海拔1 350-1 800 m的平川灌区,年日照时数2 730-3 030 h,太阳总辐射量0.56-0.58 MJ/cm2,年平均气温7-8℃左右,无霜期150-170 d,≥10℃积温3 000-3 200℃;昼夜温差14-17℃,是武威市绿洲农业灌区的精华地带,也是瓜果、设施蔬菜、高原夏菜、酿造葡萄、啤酒大麦等经济作物的优势产区。海拔1 800-2 500 m的南部山区,年日照时数2 570-2 880 h,太阳总辐射量0.53-0.54 MJ/cm2,年平均气温1.5-5℃左右,无霜期140 d左右,≥10℃积温1 940-2 010℃,昼夜温差10-14℃,是武威市高原夏菜、马铃薯、油菜的优势产区。

武威市是甘肃省种植业相对发达、以农业经济为主要特征的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市,辖凉州区、民勤县、古浪县、天祝县三县一区,总面积3.32万km2,总人口181.0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22.48万人,耕地面积25.28万hm2,人均耕地面积0.21 hm2。2012年武威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34.60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93.67亿元,占69.59%;林业总产值1.08亿元,占0.80%;牧业总产值37.18亿元,占27.62%;渔业总产值0.03亿元,占0.02%;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2.63亿元,占1.95%。从五大产业产值来看,农业比重最大,其次为畜牧业,其它产业比重很小。从农业内部(即种植业)结构来看,玉米(6.78万hm2)、蔬菜(3.99万hm2)、马铃薯(2.93万hm2)、果品(2.60万hm2)、小麦(2.31万hm2)种植面积位居前五位,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76.71%,农业内部产业结构极不平衡。由此可看出,武威市是一个农业大市,但不是一个农业强市。

由于不同县域农业自然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科学技术、种植制度以及市场需求等因素存在的差异,从不同层面上影响着各县域的农作物种植,使同一农作物在不同县域的比较优势出现一定差异[11]。此外,武威市是一个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地区,人均占有水资源量600 m3,分别是甘肃省和全国的1/2和1/3,每hm2 耕地水资源占有量3 300 m3,仅为甘肃省和全国的1/3和1/9,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甘肃省内学者[12]研究认为,蔬菜、瓜类、马铃薯、棉花、果品、啤酒原料、酿造葡萄、中药材等经济作物是甘肃省区域性优势产业,其中在国内生产中具有规模优势、效率优势和综合比较优势的经济作物为马铃薯和中药材,可以在全省范围内大力发展。其余经济作物虽暂时尚不具备明显的规模优势,但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和地域特色,也可以以质量引领市场、以特色抢占市场。

武威市的优势经济作物基本同甘肃省一致。传统的优势经济作物啤酒大麦、甜菜因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需求发生变化种植面积大幅下滑,但在凉州区和古浪县东部沙漠沿线部分乡镇仍然具有一定规模优势和效率优势。因此,选择了蔬菜、瓜类、马铃薯、棉花、中药材、油料、果品、啤酒大麦、甜菜等9种经济作物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县区经济作物区域比较优势。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武威市数据来自于武威市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编《武威市农业统计年鉴》(2008-2012年)。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经济作物种植种类统计方式和结构调整等方面发生的变化,故本文主要选择近5年(2008-2012年)的平均数据进行分析研究。

2.2 分析方法

根据武威市具体实际,我们采用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法的测算方法进行测算。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法,主要计算生产规模优势指数(SAI)、生产效率优势指数(EAI)和综合比较优势指数(AAI)。

2.2.1生产规模优势指数测算生产规模优势指数反映一个地区某一农作物生产的规模和专业化程度,是用一个地区种植业种植面积来表示。计算方法为:

式中:SAIij为i区j种农作物的生产规模优势指数;GSij为i区j种农作物的播种面积;GSi为i区所有农作物的播种面积;GSj为高一级地区 (武威市,下同)j种农作物的播种面积;GS为高一级地区所有农作物的播种总面积。

若SAIij>1,表明i区j作物生产具有规模优势;若SAIij<1,表明i区j作物生产处于劣势。SAIij值越小,劣势越显著。

2.2.2生产效率优势指数测算生产效率优势指数主要是从资源、科技、经济因素等综合内涵生产力的角度来反映作物的比较优势,即用一个地区的一种作物单位单产水平表示。计算方法为:

式中:EAIij为i区j种农作物的生产效率优势指数;APij为i区j种作物单产;APi为i区全部农作物平均单产;APj为高一级地区j种作物平均单产;AP为高一级地区全部作物平均单产。

若EAIij>1,表明i区j作物生产具有效率优势;若EAIij<l,表明i区j作物生产效率处于劣势。EAIij值越大,生产效率优势就越明显。

2.2.3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测算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是效率优势指数和规模优势指数的综合结果,能够全面反映一个地区某种农作物生产的优势程度。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是指某一地区某种作物效率优势指数和规模优势指数的几何平均数。

式中:AAIij为i区j种农作物的综合比较优势指数;EAIij为i区j种农作物的效率优势指数;SAIij为i区j种农作物的规模优势指数。

若AAIij>1,表明i区j作物生产具有综合比较优势;若AAIij<l,表明i区j作物生产处于综合比较劣势。AAIij值越大,优势就越明显;AAIij值越小,劣势就越明显。

3 结果与分析

3.1 县域经济比较优势

从规模比较优势来看(表1),凉州区、天祝县的蔬菜具有强绝对优势,民勤县蔬菜具有弱绝对优势;民勤县的瓜类具有强绝对优势;天祝县、古浪县的马铃薯具有强绝对优势;民勤县的中药材具有强绝对优势;民勤县的棉花具有强绝对优势;民勤县的油料作物具有强绝对优势,天祝县的油料作物具有弱绝对优势;民勤县、凉州区的果品具有强绝对优势;古浪县的啤酒大麦具有强绝对优势,凉州区的啤酒大麦具有弱绝对优势;凉州区的甜菜具有强绝对优势。在效率比较优势上,古浪县的蔬菜具有强绝对优势;古浪县、民勤县的瓜类具有强绝对优势;天祝县、古浪县、民勤县的马铃薯具有强绝对优势,凉州区具有弱绝对优势;古浪县的中药材具有强绝对优势,凉州区具有弱绝对优势;民勤县的棉花具有强绝对优势;古浪县、民勤县、天祝县的油料作物具有强绝对优势;古浪县、民勤县的果品具有强绝对优势;民勤县、古浪县、天祝县的啤酒大麦具有强绝对优势;古浪县的甜菜具有强绝对优势。

在综合比较优势上,凉州区、天祝县的蔬菜具有弱比较优势;民勤县的瓜类具有强绝对优势;天祝县、古浪县的马铃薯具有强绝对优势;古浪县、民勤县的中药材具有强绝对优势;民勤县的棉花具有强绝对优势;民勤县、古浪县、天祝县的油料作物具有强绝对优势;民勤县、古浪县的果品具有强绝对优势;古浪县的啤酒大麦具有强绝对优势;古浪县、凉州区的甜菜具有强绝对优势。

注:综合比较优势指数 >1.10 为绝对优势:1.10≥比较优势指数≥1.00 为弱绝对优势;1.00> 比较优势指数≥0.9 为弱绝对劣势;比较优势指数 <0.90为绝对劣势[13]。

3.2 县域主要经济作物地域分布特征

由于自然条件、区位优势、社会经济条件、种植规模、生产水平等方面因素影响,武威市不同县域之间主要经济作物区域比较优势存在一定差异(表2)。

蔬菜优势区域:地处武威市中部绿洲灌区的凉州区东、北部井水灌区乡镇,具有良好的农业自然资源禀赋,是武威市农业生产的精华地带,也是武威市蔬菜优势的主要产区。位于武威市南部雪域高原的天祝县,海拔1 700-2 700 m的祁连山山麓,冬季寒冷,夏季不热,是生产优质高原夏菜的理想场所。2012年该区域蔬菜生产面积、产量、产值为2.74万hm2、145.84万t、25.62亿元,分别占全市蔬菜的68.64%、72.52%和72.15%。

瓜类优势区域:地处武威市的北部民勤县,气候区划属温暖干旱区,境内地势平坦,光热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气候干燥,是生产优质西甜瓜作物的绝佳区域之一,其中以民勤县收成乡的甜瓜最为有名。2012年民勤县瓜类生产面积、产量、产值分别为0.22万hm2、12.96万t、2.20亿元,分别占全市瓜类的51.66%、52.48%和59.60%。

马铃薯优势区域:古浪县南部山区和天祝县祁连山山麓,气候冷凉,土壤疏松、土层深厚、土壤有机质含量高且富含钾素,非常适宜马铃薯的生长发育。作为马铃薯主产区的南部高寒山区降水虽少,但其时空分布与马铃薯生长发育对水分要求相吻合,是马铃薯脱毒种薯、良种扩繁和优质鲜食薯生产的最佳区域,也是我国西北马铃薯优势区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该区域马铃薯生产面积、产量、产值为1.95万hm2、7.67万t(按马铃薯∶粮食=5∶1折算成粮食产量)、3.07亿元,分别占全市的67.84%、55.26%和53.45 %.

中药材优势区域:民勤县光热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气候干燥,是生产优质甘草的优势区域之一;古浪县南部山区气候冷凉,是喜凉型中药材理想的种植区域。2012年该区域中药材生产面积、产量、产值为0.20万hm2、2.08万t、1.17亿元,分别占全市的66.71%、52.12%和51.22%;

棉花优势产区:棉花是一种耐盐碱、耐瘠薄的经济作物,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民勤县红沙梁、双茨科等盐碱危害严重的湖区乡镇。民勤县也是我国西北内陆棉花优势区甘肃河西走廊地区重点县之一,也是武威市唯一的产棉县,棉花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民勤县红沙梁、双茨科等盐碱危害严重的湖区乡镇。2012年棉花生产面积、产量、产值分别为1.15万hm2、2.07万t和7.03亿元。

油料作物优势区域:民勤县东部和古浪县东北部地处沿沙乡镇,属沙漠性干旱气候,是生产优质葵花的优势区域;古浪县黄灌区是生产胡麻的优势区域;古浪县南部山区和天祝县祁连山山麓地带,气候冷凉,是生产油菜的优势区域。2012年该区域油料作物生产面积、产量、产值为1.85万hm2、7.56万t、3.81亿元,分别占全市的68.56%、89.49%和88.24 %。

果品优势区域: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致使武威市以苹果、梨为主的果品种植面积大幅减少。2010年以来,武威市大力推行“设施农牧业+特色林果业”主体生产模式以后,以酿造葡萄、皇冠梨、红枣为主的特色林果业得到迅速发展。作为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古浪县、民勤县,2012年果品生产面积、产量、产值为1.28万hm2、8.22万t、5.41亿元,分别占全市的49.04%、55.34%和48.63 %。随着2010年以来新定植果园开始挂果或进入盛果期,其区域优势将更加明显。

啤酒大麦优势区域:武威市是国内公认的河西走廊啤酒大麦产业带的主要组成部分,种植区域主要分布在凉州区、民勤县和古浪县。2008年以后,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啤酒大麦种植面积大幅下降,但在古浪县仍然具有明显优势。2012年古浪县啤酒大麦生产面积、产量、产值为2.41万hm2、0.96万t、0.18亿元,分别占全市的56.44%、51.23 %和44.40%。

甜菜优势产区:上世纪80-90年代是武威市甜菜发展的黄金时期,依托黄羊镇糖厂形成了以凉州区、民勤县和古浪县为主的甜菜生产基地。90年代后期同样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黄羊镇糖厂进行了改制,致使武威市甜菜生产种植面积大幅度下降,目前甜菜仅在黄羊镇周边的长城、吴家井以及古浪县的永丰滩等沙漠沿线乡镇进行种植,其中古浪县甜菜生产具有明显比较优势。2012年古浪县甜菜生产面积、产量、产值为0.25万hm2、0.77万t、0.03亿元,分别占全市的34.67%、6.19%和6.66%。

3.3 主要经济作物综合比较优势地域类型

对4个县域的9种主要经济作物的综合比较优势指数进行系统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在欧氏距离2.28处,武威市4个县域主要经济作物的综合比较优势划分为2组(图1)。第一组:武威市中部绿洲灌区的凉州区、民勤县、古浪县。该组主要优势经济作物为蔬菜、瓜类、马铃薯、中药材、油料作物、甜菜。第二组南部高寒山区的天祝县。适宜马铃薯、油菜和高原夏菜种植。主要优势经济作物为油料(油菜)、马铃薯、蔬菜等作物。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通过对武威市属4个县域连续5年主要经济作物区域比较优势的分析,结果与甘肃省主要经济作物生产实际情况基本吻合。主要经济作物在不同县域的比较优势不尽相同,不同县域所具有的优势经济作物种类也不同。凉州区主要优势经济作物为蔬菜;民勤县主要优势作物有瓜类、中药材、棉花、果品和葵花;古浪县主要优势经济作物有马铃薯、中药材、油料作物(葵花、胡麻)、甜菜、啤酒大麦和果品;天祝县主要优势作物为蔬菜、马铃薯。上述结果是因土壤条件、气候条件等农业资源优势差异造成。传统的优势经济作物啤酒大麦、甜菜在个别县域仍具有一定比较优势,作为后发优势和潜在竞争力的马铃薯、中药材、果品产业将在武威市种植业生产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4.2 建议

1)充分利用现有农业资源,实现资源合理配置,促进生产要素向优势地区倾斜配置。要按照现代农业发展理念、产业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依据县域自身资源基础,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与生产布局,实现区域优势互补和整体利用效率最大化[14]。因此,要大力发展具有强绝对比较优势的经济作物的生产,稳定和适度扩大弱绝对优势的经济作物的生产,将弱绝对劣势中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接近于1的产业培育成优势作物,减少或淘汰强绝对劣势经济作物的生产。要对优势经济作物种类较多且较为集中的复合型区域做好规划,协调各种优势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要突出区域化特点,通过合理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实现农业高度商品化高度产业化,有效地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劳动生产效率[15]。

2)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合理调整经济作物区域布局。县域要按照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在严格保护好耕地资源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县域比较优势,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作物种类,形成区域化生产格局,打破农业自给自足封闭状态,参与竞争与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推动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向纵深发展[16]。对具有规模优势而不具备效益优势的经济作物,要通过研发、改进、推广先进实用高产、高效技术来提高单产,通过土地流转来扩大经营规模,降低生产费用,将其培育成为优势经济作物;对具有效率优势而不具备规模的经济作物,则要积极开辟新的适宜种植区域,开拓新的销售市场,将其培育成为优势经济作物;对种植面积较小但具有地方特色优势的经济作物,将其安排在最适宜的生态区域进行种植,通过提升产品质量来提升其市场竞争力。

浅析比较优势理论 篇7

关键词：国际贸易,比较优势,一般性理论

一、理论的一般性与现实的特殊性

脱离现实的理论自然是不存在的, 理论在建构之时便以解决现实问题为旨归, 就广泛意义上的理论而言, 理论的一般化来自于演绎式的研究方法与观察者视角的有限性, 此外还有对世界中存在和谐的共同规律的想象[1]。而就特定的经济学理论而言, 其一般性建构的动力还来自于经济学对理论预测未来能力的追求、社会科学存在紊乱的复杂性问题[1]以及现实利益的介入。当然, 讨论这一动力的来源并非本文的重点, 以上的列举也难称完善, 但理论在一般化建构中的这些问题却明白无误。但这并不是说理论本身一无是处, 只是理论本身存在限度。

就经济学而言, 以解释国际贸易理论何以产生并将如何发展的问题, 比较优势理论发展出了众多的分支, 无论这些根据不同国家或不同问题发展出来的理论彼此之间存在多大差异, 其所根据的仍旧是李嘉图在其《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一书中所提出的那个单一要素世界的贸易模型中所揭示出的在一国国内各种要素之间的“相对比较优势”能够促进国际分工与贸易的一般性原理。[3]比较优势的社会历史属性和限度比较优势理论的社会历史属性李嘉图并不是站在人类历史之外进行经济学研究并提出他的理论的, 时人也并不仅仅因为其逻辑的精巧而接受其理论。一如斯密, 当李嘉图建立他的模型, 并围绕国际贸易、收入分配展等问题开论述时, 并没有试图解释除了那一时代英国以外的经济问题。如果不考虑英国当时正在经营的海外帝国以及其凭此而拥有的国际贸易最大受益国的地位 (由于拿破仑战争中欧陆洲大陆的对外贸易基本停滞以及由此对后来欧陆对外贸易的不良影响, 跨州的国际贸易的核心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百余年中始终由英国据有) , 便很难理解为什么英国经济学理论家们会如此关注国际贸易, 而不是像法国与德国的经济学家那样在研究时更加关注财政与农业。具体就比较优势理论而言, 李嘉图并没有探讨他所假设的那个单一要素模型所存在的市场“何以生成”以及“属性为何”, 是因为对他而言, 大英帝国缔造的国际贸易体系是一个客观存在, 他只需解释国家 (就其所假设的模型以及之后展开的论述, 可以判断, 他指的是缺乏工业基础的非西方国家) 为何以及如何“加入”这个贸易体系即可。因此, 单一要素模型尽管提供了比较优势理论的一般化建构的可能性, 但却是李嘉图就那一时代的历史背景与现实问题所提出的, 因而, (原教旨的, 也是最一般化的) 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特殊性难以避免。

比较优势理论的限度比较优势理论的限度是由其社会历史属性中的限度决定的。首先, 比较优势理论所解释的国际贸易结构与今天的国际贸易结构不同, 那一时代的国际贸易集中于英国及其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 除了英国以外的国家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与英国在工业技术上的代差, 还有由英国的海上霸权所缔造的“封闭的海洋” (出自《海洋封闭论》, 在这一时代是选择性的封闭, 决定权有英国资本家决定) 。而当代国家贸易体系中并不存在十九世纪的英帝国那样的垄断性力量, 贸易结构的层级性实际上削弱了。

其次, 国际市场的商品丰富性空前提升并没有增加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中获益的可能性, 原因很可能是:商品间的关联性上升了, 很少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完成所有的生产工序, 而各国产品间的关联性以及各阶段产品供给需求关系的不同, 这种情况往往造成处于商品生产上游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贸易的规则制定与定价失语, 进而造成难以获得比较优势理论所说明的收益。

二、中国的现实与反思

中国的现实我国在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发展之中所秉持的经济发展与贸易政策是以进入国际经济体系为目的的, 由于缺乏完整而先进的工业体系, 比较优势理论在我国发展为主流国际贸易理论。在这一理论指导之下, 我国的工业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 但却仍旧没能成为“不可替代”的国际经济体系的核心性成员, 反而出现了国际资本大量涌入蚕食打击民族资本的现象。中国的政治角色与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始终存在巨大矛盾, 这种矛盾既为中国经济提供了保护伞, 又使蚕食中国经济成为其他各大国的当然选择。

反思比较优势理论及其衍生理论所论述的并非是国际贸易体系中主导国家的选择, 而恰恰是国际贸易体系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贸易体系并参与国际分工的必要性。因此, 固步自封于这一理论追求简单经济效益的国家只能永远处于国际体系中被支配者的地位。中国应该有更加适应本国诉求与现实的理论。

参考文献

[1]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M]高伟马萧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

[2]戴维·w·皮尔斯《现代经济学词典》[M]宋承先寿进文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12月第一版

[3]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 (第六版) 》[M]海闻潘园园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