蔬菜规模（共4篇）
蔬菜规模 篇1
一、引言
作为菜篮子工程基础部分的蔬菜生产, 其源头安全非常重要。在大田生产时蔬菜质量安全受土壤、大气、水源、病虫害等途径的影响, 其安全管理策略面临巨大挑战。大规模生产的蔬菜基地的安全管理策略可基于GAP (Good Agriculture Process, 良好农业规范) 和相关农业生产安全标准来构建的, 相对较为成熟。而目前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存在较多的蔬菜小规模种植, 具有分散性, 缺少有效的安全监管策略, 缺乏科学指导, 因而时常会出现一些安全问题和隐患, 如蔬菜农药残留、施肥不合理、种植环境污染等。建设新农村、“菜篮子”成为重要的建设内容, 解决蔬菜小规模种植面临的安全威胁因素, 构建良好的安全管理策略, 是广大群众健康的重要保障。
二、健全小规模蔬菜生产安全监管机制
1. 小规模蔬菜生产安全监管机制的重要性
相关研究在对云南360个农户的调查中发现, 农户普遍缺乏基本病虫害知识和蔬菜生态系统的生物学知识, 他们往往为了规避生产风险而使用化学农药, 大部分蔬菜农户在施用农药以前既不下田观察, 也不进行田间试验, 同时由于小规模农户经济实力弱, 习惯过高地估计病虫的危害损失, 是导致农户在蔬菜上农药用量很大的主要原因[1]。安全生产意识薄弱且缺乏良好的管理策略指导, 使小规模种植中的农户难以全面正确地应对施药、施肥、病虫害防治中的安全问题。对农户进行基本生产安全知识、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培训, 是建立健全的小规模蔬菜生产安全监管机制的基础。一些发达国家 (如美国) 的蔬菜生产者已基本实现知识化[2], 使得政府推行蔬菜全过程质量控制及相应的系统管理具备了良好的条件。而中国蔬菜生产的模式有其特殊性, 小规模分散种植还存在较大比例, 针对其特点建立安全生产监管机制, 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2. 健全小规模蔬菜生产安全监管机制 (1) 小规模种植蔬菜安全检测体系
各地方政府应该加强检测机构建设, 为小规模蔬菜生产提供免费或低费用检测服务, 并提高对农药残留、兽药残留、有机污染物、微生物、真菌毒素、生物毒素等安全威胁因素的全面检测能力。在每类蔬菜产前、产中和产后环节提供检测和安全咨询服务。检测样本可由村级机构 (或村委) 或菜农合作组织辅助采集, 检测结果应及时公示和反馈。
对于小规模种植的蔬菜, 在现有检测机构和检测力量现状下, 全范围和全指标检测是十分困难的。可考虑建立常检指标体系, 并可针对安全形势对其进行动态调整。同时, 要建立应急检测与处理策略, 在面对新的突发安全威胁因素时, 可有效应对, 及时采样送检和制定防治手段。
(2) 发展蔬菜协会
小规模蔬菜种植较难进行安全管理, 而蔬菜协会可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难题, 统一指导及协助监管, 力保蔬菜的质量与安全。通过蔬菜协会, 培养一些安全生产技术骨干, 以指导农民的蔬菜生产, 尽量避免由于农民的知识局限性而导致的不合理施药行为。通过协会的技术骨干定时定点教育蔬菜种植户, 农户间亦提倡知识分享, 让更多协会菜农能掌握安全生产所要求的知识及技能。同时, 蔬菜协会也可把分散的农民资金统筹集中起来, 引进新产品及先进生产技术, 使集体受益, 并实现蔬菜无公害生产。这种意义上, 蔬菜协会对小规模蔬菜生产会起到较好的安全指导和协助监管作用。
(3) 适当运用蔬菜IPM方法
虫害综合防治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 菜农田间学校, 是以田间为课堂, 作物为教材, 以菜农需求为目标的参与互动式教学, 是提高菜农虫害识别和防治能力的有效措施。田间学校的培训, 使菜农能够较为准确地识别蔬菜各种病症、正确选药防治病虫害, 避免盲目施药与盲目防治, 降低施药成本, 增强防治效果及环境保护意识。同时, 菜农通过学习, 懂得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 避免供过于求、菜贱伤农的情况。
IPM方法适合于中国小规模蔬菜种植中, 在许多地方都进行过应用试验,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的蔬菜IPM项目曾经以农民田间学校培训云南菜农, 通过成人非正规教育和探索式的学习来提高菜农蔬菜病虫害防治方面的生态学知识以及纠正农民的错误观念[3]。通过蔬菜IPM方法, 可让菜农学以致用, 实现自我监督管理, 对小规模蔬菜生产安全起到潜移默化的监管作用。
三、小规模蔬菜生产安全管理策略
1. 种子管理策略
多数小规模种植的菜农对种子的认识不足, 要防止买到质量伪劣的蔬菜种子, 须认准诚信可靠的生产单位和种子品牌。切勿贪图便宜方便或轻信广告推销, 盲目购买来历不明、质量情况不知的种子, 保证播种前的质量安全。种子品种选购须根据栽种目标和实际栽培环境来进行, 同时兼顾当地病害情况。针对某一品种, 须按品种要求给予最适宜的栽培技术和措施。
菜农应对选购的种子标明其品种类别, 分类包装存放。须将种子或播种剩余种子存放于干燥、防虫、防鼠的容器, 防止种子吸潮和虫蛀鼠咬。播种剩余种子除了要妥善保管外, 还要根据不同种类的种子寿命及使用年限确定能否再用。
2. 农药使用管理及预防残留策略 (1) 农药使用管理
针对小规模蔬菜种植, 应建立农药追溯管理机制, 并在村级机构建立农户农药使用档案, 使农药购销、使用有源可寻, 可加快农药相关问题的发现和处理速度。同时, 农药购销和使用的透明监管, 可一定程度防止劣质农药的产生与流通、农药使用不良行为。
菜农应提高施药安全意识, 避免盲目超量施药、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不合理使用中低毒农药、不合理混用农药等。农药市场上管理可能会存在漏洞, 导致一些农药自身是劣质超标的, 这种情况下多数菜农可能对其识别存在困难, 但选购知名可靠的农药品牌、请教技术人员或咨询专家等都是确定适宜农药的有效途径。
(2) 预防农药残留策略
对于小规模蔬菜生产, 应尽量种植符合时令的蔬菜, 使蔬菜与气候相宜, 可减少农药与化肥用量, 减少农药残留。必须使用农药防治病虫害时, 遵照使用说明, 对症下药, 严格控制使用剂量。根据病虫在田间的发生情况, 合理选择施药方式, 能挑治的决不补治, 能局部处理的决不普遍用药[4]。用药时, 杜绝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 推广使用低毒、低残留农药。蔬菜上市前的安全间隔期, 更需严格控制农药的使用, 必须使用时合理喷施, 且保证农药起效期过后收获。
小规模蔬菜种植的农户可参考一些简便方法对农药残留进行初步检测。如 (1) 家蝇检测法[5]:将家蝇与被检蔬菜接触, 以家蝇的中毒程度来表示供检蔬菜的农药残留量情况, 检测需时约3~4小时; (2) 速测卡检测法[5]:取蔬菜样品3~5克, 剪碎后用纯净水浸泡, 然后用速测卡纸检测, 若试纸变蓝色为正常反应, 不变蓝表明有过量的有机磷农药残留。若简便方法无法应用或需要证实已检测结果, 可送样至检测机构以仪器检测。
已知蔬菜具有农药残留时, 菜农可咨询专家或技术人员获取具体的处理方法。或者可通过一些简单方法尽量减少农药残留, 如处理少量家庭食用蔬菜时, 可用淘米水浸泡15~30分钟, 这能降低蔬菜中的有机磷类农药残留, 因淘米水呈酸性, 有机磷农药遇酸性物质会失去部分毒性[6]。此外, 高温加热也可使农药分解, 适当用阳光照射, 对于减少蔬菜上的农药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3. 施肥管理策略
不同类型蔬菜, 所需施肥种类不同, 同一蔬菜的不同生长期, 所需肥料种类也不尽相同, 在适当的时候应施以适当的肥料, 多施少施都可能使蔬菜长不壮、产量低。小规模蔬菜生产的菜农资金有限, 条件允许下建议使用经济的农家肥。农家肥大多是有机肥料, 不仅含有氮、磷、钾, 还含有钙、镁、硫、铁以及一些微量元素。施用有机肥料有利于促进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 使土壤疏松, 增加保水、保温、透气、保肥的能力。但应注意, 农家肥本身可能会存在微生物、害虫等, 处理和使用不当会危害种植环境, 增加蔬菜安全风险。一般处理含水量较少的鸡鸭粪、羊粪等应先晒干, 对于含水量较大的鲜牛粪、猪粪等可拌入草木灰等。还可通过在鲜牛粪中添加黄豆浆、在人粪尿中添加食盐等措施来提高农家肥的效用, 亦可将化肥和农家肥合理掺和使用。
四、结语
通过健全小规模种植蔬菜安全检测体系、发展蔬菜协会、适当运用蔬菜IPM方法、提高菜农的安全生产技术水平和防范安全风险的意识, 可从源头解决或减轻小规模蔬菜生产的安全问题。通过对种子合理选购及保管使用、掌握农药残留预防及检测治理方法、采用适宜的施肥措施和管理方法等, 可提高小规模蔬菜种植的效益, 保障蔬菜的质量和安全。这些需要更完善的政策及更大的财力支持来配合, 才能使小规模蔬菜生产得以安全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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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规模 篇2
一、出现问题
1. 技术准备不到位
近两年来, 各地政府出台措施, 加上农业部门艰苦努力, 以建设高效农业示范园区为载体的高效园艺种植场先后拔地而起。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 尽管上马很快, 然而专业性的技术培训大多没有到位, 又由于激励机制发挥的巨大作用, 投资主体出现了一些非农人员, 有的地方出现了大棚蔬菜种植技术真空。
2. 设施构建不太合理
过去建造的还在利用的一些老棚, 或是棚膜选择不对路的大棚, 保温防冻能力较差, 抗风抗雪能力较弱。土地利用率较低, 一般只有70%左右, 实现高产高效难以保证。
3. 良种良法不匹配
由于新建的园艺场大多在从未种植蔬菜的传统农业区, 这些地方技术物资服务不配套, 少数经营主体任由不法经营商贩配送生产用种, 个别地方难免出现假劣种子充斥生产的现象。有些种植户在种子选择上舍不得投入, 不懂得良种的重要性或多或少存在着盲目用种的现象。
4. 种植技术不规范
一般不注重病虫害发生情况监测, 不注重病虫害预防。有的病虫害发生初期不能够识别, 防治技术不对路, 病虫害往往越治越多, 有的也只是重蹈老菜园的覆辙。
5. 肥水运筹不科学
规模化经营业为主, 为节约用工, 有的菜农施用大量的鸡粪肥作基肥, 之后又用过量的化肥以水冲施促长。鸡场的鸡粪一般含盐量较多, 不仅造成肥料的浪费, 而且浪费宝贵的水资源, 更严重的是过量的肥料随水流渗入土下, 导致土壤次生盐渍化。
6. 防灾减灾意识不强
农业本是露天工厂, 受气候变化等自然灾害影响很大, 高效规模经营项目尤其如此, 而大多业主原由第二三产业转入本行或从原来从事小规模经营, 多没有应对暴雨、寒流等自然灾害的经验, 一旦有险往往束手无策, 或者病急乱投医, 以致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一般没有抗灾预案。
二、技改对策
1. 主动提供技术支持
首先相关农技部门应尽快组织规模化经营, 对高效农业项目的业主进行入门培训, 规模经营业主也要主动寻求可靠的技术支持。如朝阳天宁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多次参加辽宁省科技处委托朝阳市工程技术学校组织的培训后, 已经得到该校长期的技术指导服务, 从而保证规模经营项目正常运行。
2. 构建高效能栽培设施
一是选购标准钢架大棚取代竹架大棚, 做到改栽培技术窄棚平顶为宽棚高肩, 为实施棚内机械化作业创造条件;二是改多层塑料薄膜为保温被、消雾无滴膜、遮阳网、组合材料覆盖;三是改单独自然采光为自然采光与高光效灯具补光相结合, 以充分利用现有科研成果, 提高大棚生产效能。
3. 普及工厂化育苗
一是要通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和农业项目财政支持力度, 尽快建设一批种苗培育中心, 取代一家一户常规育苗;二是要建立健全新的种质资源试验示范基地, 为正确引进推广优质种苗提供帮助;三要规范种苗培育技术人才;四要打造一批种苗服务品牌, 为规模化经营高效农业项目业主提供优质服务保证。
4. 大力推广先进的适用大棚机械
当前, 从国际国内设施栽培发展趋势来看, 提升规模经营生产效率的关键还是机械化。但由于国外先进技术多高耗能高成本, 大多业主用不起, 国内一些技术又多不够成熟。因此, 大面积大棚机械并未得到普及。眼下应当优先引进推广应用的有:卷膜机械及滑轮通风机械、大棚微滴灌设备、大棚耕整机具、施肥机械、棚内消毒及施药机械、补光灯具、运输、收获、嫁接、洗涤机械等。
5. 科学运筹肥水
主要注意实施测土配方施肥, 这是规模经营园区科学运筹肥水的最基本原则, 也是解决产量低而不稳的关键。一是有选择地使用高效低污染的农家肥, 如发酵过的牛粪、猪粪、羊粪以及经过简单除砂脱盐发酵过的鸡粪;二是大力推广生物秸秆反应堆技术, 使用作物秸秆充当底肥, 提高作物产量;三要考虑投入产出是否划算, 通过对双塔区设施黄瓜、番茄配方施肥试验发现, 测土配方施肥的产量虽然低于农户常规施肥的产量, 但亩肥料的成本比常规施肥节约1500～2000元, 这样扣出化肥成本后, 仍然是配方施肥的蔬菜效益高。四要结合微滴灌推广使用施肥, 可根据作物不同生长阶段的需求, 适当随水追施冲施肥既满足蔬菜生长的需要又节约水资源、用工和避免肥料浪费。
6. 综合防治病虫草害
规模经营农场防治病虫草害首先是选用抗病虫草的品种。其次是以清洁田园为主的农业防治, 包括选择合适的间套种组合、合理密植、科学运筹肥水、灵活调控棚内温湿度如霜霉病高发季节, 可采取高温闷棚杀死病菌等。第三是采取积极有效的化学防治, 设施栽培病虫害控制关键在于预防, 其一要把握好种前棚室及土壤消毒关, 在春提前蔬菜收获间隙, 利用夏季高温采取太阳能、秸秆发酵、农膜封闭蒸气消毒办法, 或用廉价的福尔马林、硫磺粉或敌敌畏、多菌灵等杜绝病虫侵染循环;其二要在防治适期抓好对症用药关, 如害虫初孵至龄期、病害的孢子萌发期等;其三要稳妥慎用除草剂、烟雾剂, 这类农药使用得当可节省大量人力和成本, 但使用不当往往造成药害, 尤其是除草剂对今后数茬甚至数年作物都有影响, 应在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下进行;其四要合理用药, 防止单用烂用产生抗药性和对环境造成污染。第四是积极推广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如夏秋病虫害多发季节可采用防虫网、杀虫灯、糖浆盆诱杀等方法防治。
摘要：文章总结了高效规模化种植大棚蔬菜出现的问题, 提出其技改对策, 包括主动提供技术支持、构建高效能栽培设施、普及工厂化育苗、大力推广先进的适用大棚机械、科学运筹肥水、综合防治病虫草害、实施蔬菜生产标准化、主动预防灾害等内容, 以期为发展高效规模化种植棚菜提供参考。
关键词：保护地,蔬菜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成本比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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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平, 张维军, 毕研.保护地蔬菜病虫害发生特点及综合防治措施[J]、现代农业科技, 2010 (1) :190, 190.
蔬菜规模 篇3
与缓慢的适度规模化经营进程相比, 我国学术界围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进行了大量的争论与探讨。早期,争论的焦点为我国农业要不要走规模化经营道路,以韩俊[1]、张忠根和黄祖辉[2]等为代表的学者明确主张我国农业应走规模化、产业化道路,释放农业生产要素的效率。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必须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道路已取得了官方和学术界的共识。从现有文献来看,有关适度规模经营研究多集中在粮食领域[3,4,5],重点和热点多集中在重要性[6]、实现路径[7,8]与影响因素[9]等方面,而有关扩大规模经营方式———土地流转的研究更是占据了最突出位置[10,11]。对于什么是适度规模经营,刘乐[12]、张侠等[13]、孟展和徐翠兰[14]进行了阐述,指出处于适度规模经营时,各生产要素达到最优组合和有效运行, 并一致认为适度规模经营能够带来最佳的经济效益。
由于适度规模经营是为了取得最佳经济效益,因此,在适度规模经营的受益目标上,存在明显的分歧。其中,有的学者把全部生产要素的最优化利用[3],有的学者把农业劳动力生产效率[15],成本利润率和成本产粮率[5],单产和亩均纯收益[16]作为目标,而郭庆海[17]则分别以效率和收入为目标对适度规模经营进行了综合分析与测算。那么,多大的规模算是适度规模? 齐城[15]以河南省信阳市为例,测算出信阳市农业劳动力满负荷工作时经营规模为0.34 hm2。黄建新等[16]基于江西省水稻种植业的研究,结合单产和单位面积纯收益两个指标, 认为4.73-10 hm2是家庭农场的适度经营规模, 这个规模可以实现宏观目标和微观目标的有机结合。综合来看,现有文献基本上回答了什么是适度规模经营、适度规模经营的目标、如何推进适度规模经营以及如何测算适度规模经营等系列问题。但是, 鲜有学者同时对微观目标( 农户收益最大化) 与宏观目标( 土地产出最大化) 同时展开定量研究, 研究对象也仍集中于适度规模经营本身上, 没有对适度规模经营与非适度规模经营的差异等问题展开进一步分析, 也没有就规模经济效益的来源进行佐证。然而,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推动农业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快速有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浙江作为我国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的代表, 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9年位居全国各省首位,在人多地少的不利条件下发展为我国重要的蔬菜出口基地。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伴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就已开始推行农业规模化经营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其农业发展一直处于全国前沿。以浙江蔬菜产业为例进行研究,信息含量丰富,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因此,本文基于倒“U”曲线理论,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对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目标进行区分, 采用二次回归计量方法, 测算不同目标下蔬菜产业家庭适度规模经营中“度”的范围,凝练了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系列经营行为特征,探讨了农户规模经济效益的来源,提出相应的宏观政策内涵, 为政府制定推动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的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1 研究方法
1.1 数据获取
环杭州湾和东部沿海一带是浙江蔬菜规模化种植的重要产业带, 本研究在这两个产业带中选取了萧山区、海盐县、嘉善县三个县市进行直接访谈和问卷调查。
直接访谈:访谈对象为地方农业管理部门,主要是为了掌握当地农业生产的基本情况, 并由他们提供当地蔬菜专业户的基本信息以方便调查, 访谈在农户问卷调查前进行。
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以蔬菜生产为主的农户, 问卷回答人为户主或生产经营决策关键人。
样本收集:按照地方农业局提供的人员信息,随机抽取样本进行走访调查。本次共收集到150份样本,选择回答部分的填写较为完整,有效样本达到了147个。但由于多种原因,成本收益部分的有效样本只有137个。其中,全部采用露天方式种植蔬菜的样本有36个, 全部采用设施种植蔬菜的样本有38个样本,而既有露天又有设施种植蔬菜( 在本研究中称为混合种植模式) 的样本有63个,分别占到了样本量的26.3%、27.7%和46.0%。
1.2 变量设置
本次问卷调查内容涉及两大部分: 一是选择题部分,包括家庭基本情况、土地流转基本情况、目前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政策需求; 二是回忆填写部分,包括蔬菜种植总种类、近4年的蔬菜种植面积与种类及2013年的成本收益情况。为了降低被调查对象的回答负担并取得规范性答案, 针对第一部分调查内容,基本全部给出答案备选项,让被调查对象从备选答案中进行选择, 而对于跨度较大的答案则采用分段式指数统计法。其中,关键人的年龄指数备选项为:1=20岁及以下,2=21-30岁,3=31-40岁,4=41-50岁,5=51-60岁,6=61岁以上; 关键人的教育水平指数备选项为:1=未受过教育,2=小学,3=初中,4=高中或中专,5=大专及以上;关键人从事农业经营的经验指数备选答案为:1=1-2年,2=2-5年,3=5-10年 ,4=10-15年 ,5=15-20年 ,6=20年以上。针对第二部分调查内容,则采用列表的方式,让被调查对象本人在回忆的基础上进行如实填写。
1.3 模型选择
在农户经营决策条件下, 种植总收益最大化往往也是众多学者研究家庭经营制度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4,17,18]。但是,在制度安排的经济目标的预期上,经济当事人(农户)与政府决策者往往是不相一致的[19],现有关注规模经营效果的研究往往忽略了农户和政府追求目标的不一致[4],微观目标和宏观目标的差异。当前,我国耕地资源十分稀缺, 保护1.2亿hm2耕地红线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发展层面, 最大化发挥单位耕地资源的作用成为政府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政府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需要权衡是把促进农民增收放在首要政策目标位置上, 还是把提高土地效益抑或是土地产出作为首要政策目标。因此, 在设计适度规模经营测度模型时,需要同时考虑两种具有差异性的目标。
已有研究一般是根据研究地域的实际情况做出多种假设,然后构建具体的适度规模测算模型。但现实生产情况是, 每个生产者均需要在复杂的生产经营环境下对经营规模大小做出决策, 各种假设条件不能穷尽所有的现实条件,且从政策支持上来看,政府也难以做到对生产者实行非常细腻的差异化政策。因此,纯粹的基于倒“U”曲线数学意义的计量模型的测算结果反而具有更高的政策参考价值。据此,本研究尊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基本内涵, 从微观目标农户收益最大化和宏观目标单位耕地效益最大化出发, 构建农户蔬菜种植总收益与种植规模二次回归模型以及亩均收益与种植规模的二次回归模型。模型形式为:
式中:y为农户蔬菜种植总收益或农户蔬菜种植单位面积净收益,x为农户用于蔬菜种植的耕地规模。
2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实证结果与分析
2.1 样本描述性统计
由于家庭农业生产效益更多更主要地来自于家庭中经常对农业经营做出决策的“关键人”的经营管理能力,因此,本研究对以户主为代表的经营决策关键人的综合素质进行了统计分析。总体上,蔬菜种植户经营决策关键人总体素质较高。一是相对年轻,经营决策关键人的年龄多集中在30-50岁之间,占到了有效样本总量的61.2%,而超过60岁以上的经营者仅占了有效样本总量的4.8%。二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经验较为丰富,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5年以上的经营决策关键人占到了71.4%,其中20年以上农业种植经验的占到了17.7%。三是经营素质较高,有76.2%的关键人文化达到初中以上水平 , 其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经营者占到了14.3%。同时,有70.0 %以上的关键人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或者经营培训,有42.1%关键人掌握了农产品电子交易方式。
单位耕地面积的产值、成本、收益及户总收益四个反映成本收益的关键指标, 在露地种植、混合种植、设施种植三种种植模式下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规律,平均值不断增大( 表1) 。从四类指标所反映的生产效果来看,露地种植属于低投入、低报酬的种植模式;设施种植属于高投入、高回报的种植模式;混合种植的投入与收益水平介于二者之间, 这个调查结果与通常的理解较为一致。调查结果有72.7%的农户采用混合种植和设施种植方式, 追求高收益成为多数种植户的重要生产目标。三类种植模式的平均收益最高值均出现在1.33-3.33 hm2经营规模的农户中,总收益最高值均出现在高于6.67 hm2经营规模的农户中。总体上,平均收益和总收益均随生产规模的扩大呈现先增后降的关系。
注:样本数中最下栏数据为相应种植方式下的样本总数。
2.2 适度经营规模分析
用计量经济分析软件Eviews6.0对6个模型进行回归估计, 估计结果显示多数关键变量的统计指标是显著有效的( 表2) ,特别是在微观目标下以户总收益最大化为目标时, 不同种植模式下多个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下有效,F统计值也是有效的,说明模型设计合理,回归估计结果可信。
依据微观目标农户收益最大化原则, 蔬菜露天种植、混合种植、设施种植模式下的最佳生产经营规模依次为9.52 hm2、8.43 hm2和5.39 hm2, 适度种植规模呈规律性递减。与之相对应的是,农户能够获得最高总收益分别为30.41万元、46.68万元和53.32万元,农户最高总收益呈现规律性递增。同样,依据社会目标单位面积收益最大化原则,蔬菜露天种植、混合种植、设施种植模式下最适度生产经营规模依次为3.72 hm2、2.75 hm2和2.37 hm2, 呈现规律性递减; 此时, 每公顷耕地能够获得最高净收益分别为4.79万元、8.67万元和11.75万元,呈现规律性递增。
注:括号中数据为统计检验值,*、** 和 *** 分别表示通过 10%、5%、和 1%显著性检验。
综合上述分析,在微观目标下,农户适度经营规模为5.39-9.52 hm2;在宏观目标下 ,农户适度经营规模为2.37-3.72 hm2。将上述两种结果进行比较发现: 两种目标下测算结果反映的内涵具有内在一致性,即不同的生产方式经营效果是不同的,传统露天种植的净收益要低于现代设施种植的净收益, 但微观目标下的适度经营规模要远高于宏观目标下的适度经营规模。
2.3 与收入尺度下适度经营规模的比较
新一届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 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让农民体面地工作,使从业者能够获得不低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收入,即用收入尺度来衡量适度生产规模。基于该理论,则从事蔬菜种植业农户的最小经营规模应保证其总收入不小于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17],否则,农民会在城镇高收入条件的拉动下进入二三产业, 农业生产经营的稳定性会受到影响。根据调查结果,在不考虑种植模式差异的情况下, 蔬菜平均净收益为6.02万元/hm2。而浙江省统计局资料显示,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79万元, 户均人口为2.62人,四舍五入为3人。据此,蔬菜种植农户要达到与城镇居民相当的11.37万元家庭年总收入, 需要最低的土地经营规模为1.89 hm2/户。与前述测算结果比较发现:在当前生产条件下,微观目标下和宏观目标下的蔬菜适度经营规模均能够保证农户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
3 适度规模经营农户行为特征分析
在理论测算上,适度经营规模是个点,但实际生产中, 多数效益较高的农户往往围绕适度规模点组织生产。通过对三种生产方式下农户生产规模与总收益进一步分析发现,围绕适度规模点20%上下组织生产的农户取得高收入的概率较高。因此,将围绕适度规模经营点[-20%,+20%]生产的农户,均列为适度规模生产农户。根据上述划分,在微观目标下,露地种植、混合种植、设施种植模式下的适度生产规模范围分 别为7.61-11.43 hm2、6.74 -10.11 hm2和4.31-6.47 hm2,并得到适度规模经营农户样本数31个,非适度规模经营农户样本数106个。
3.1 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特征
在农业生产中, 受教育水平、农业生产技能培训、非农生产管理经验、从事农业经营时间等均是代表生产主体素质高低的重要指标。而综合素质高的经营主体一般情况下更加能够科学合理地安排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取得更多的生产利润。将两组样本中经营决策关键人的相关信息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相对于非适度规模经营, 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的经营决策关键人在三大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优势。
首先, 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经营决策关键人更加年轻。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经营决策关键人平均所处的年龄指数为4.1,而非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经营决策关键人平均年龄段指数为4.3,后者高于前者4.9%。其次, 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经营决策关键人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更高。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经营决策关键人平均教育水平指数为3.3,而非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经营决策关键人平均教育水平指数为3.1,后者低于前者6.0%。最后,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经营决策关键人的非农工作经验更丰富。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经营决策关键人拥有非农工作经验的比例高达85.0%,远高于非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经营决策关键人55.0%的比例。总体来看,适度规模经营农户拥有更高的综合素质, 这可能是其能够合理确定生产规模进而取得更高总收益的重要原因。
3.2 适度经营规模农户与其他农户经营行为差异
第一,对土地流转更加谨慎。近期土地流转费用较高且不断上涨,对农户的生产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比较分析发现, 认为当前土地流转费用过高的适度规模经营农户较非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的比例高出10.1%。同时,在最高土地流转费用承受能力上 ,虽然有75.0%的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和72.4%的非适度规模经营农户表示在1.50万元/hm2以内,两者差异不大,但是仅有5.0%的适度规模经营农户表示最高承受能力在1.80万元/hm2以上,远低于10.1%的非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的比例。上述结果表明,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对待土地流转费用更加谨慎, 会进行生产成本控制,不会盲目扩大生产规模,这一点与前述研究结果发现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综合素质更高、能够做出更加合理的生产经营安排具有内在一致性。
第二,更加倾向专业化生产。蔬菜价格波动较为激烈, 调整生产品种和种植面积是农户合理规避市场风险的重要选择。通过对农户蔬菜种植总种类和近4年( 2010-2013年) 播种面积前6位的数据比较分析发现,2013年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平均种植4.20个品种,最多7个,最少1个;非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平均种植4.73个品种,最多11个,最少1个,前者蔬菜种植品种相对单一。在近4年主要蔬菜品种播种面积变异系数上, 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的变异系数均值为0.35, 非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的变异系数均值为0.32, 前者主要蔬菜品种播种面积年间的波动幅度更大。上述结果表明,适度规模经营农户更倾向于通过调整种植面积而不是种植品种来分散市场价格风险,专业化生产程度更高,生产行为更加接近于现代农业生产方式。
第三,获取科技支撑的方式更加直接。农户获取科技支撑的方式成为科技支撑农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对比两组样本后发现,在列举的8类科技成果或技术获取渠道中, 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将科研院所或者政府部门作为获取科技支撑的首选, 且平均采用了4.5项; 而非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则把通过亲戚朋友介绍等间接方式列为首选, 平均仅采用了3.5项。在采纳技术的决定因素上,适度规模经营农户把新技术“能否提高产量、能否提高产品品质、能否节省劳动用工”作为前3位影响因素,而非适度规模经营农户把“是否需要较高的资金投入、新技术掌握的难易程度、能否提高产量”作为前3位影响因素。上述分析结果表明, 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在获取科技支撑方面态度更加直接、积极,在采纳新技术时更在意技术的生产效果, 与非适度规模经营农户更在意采用新技术时的成本付出产生明显差异。
3.3 适度经营规模是取得较高总收益的重要条件
规模经济理论认为, 规模经济效益来自于平均生产成本的节约。调查结果表明,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的户均总收益达到37.61万元, 高出非适度规模农户户均收益11.21万多元。为验证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的经济效益是否来自于成本的节约, 我们对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和非适度规模经营农户两组样本的成本收益数据进行了比较。在经营规模方面,适度经营规模农户的蔬菜种植总面积和设施面积分别为7.33hm2和4.33 hm2,远高于非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的3.78hm2和1.66 hm2。在平均成本方面,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的亩均成本为9.30万元/hm2, 非适度规模农户的为10.20万元/hm2,前者低于后者0.90万元/hm2。在产值与收益方面, 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的平均产值和平均收益分别为15.17万元/hm2和5.86万元/hm2,非适度规模农户的分别为18.12万元/hm2和7.86万元/hm2,在这两大指标上前者均低于后者。
综上所述, 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的平均成本确实更低,虽不能否定“规模经济效益来自于平均生产成本的节约”这个经典经济理论的解释,但是结合平均收益和平均经营规模两大指标, 可以肯定的是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的经济效益主要来自于他们选择的“适度”经营规模,即更受益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产生的经济效益。适度规模经营农户为何能够选择更加合理的生产规模?结合前述分析,这可能与其总体综合素质更高、生产经营行为更加谨慎、合理、科学密不可分,当然这需要进一步定量的研究来佐证。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农户收益最大化微观目标下的适度经营规模要远高于单位耕地效益最大化宏观目标下的适度经营规模。以农户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农户的适度经营规模依次为5.39-9.52 hm2;以单位耕地面积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相应的适度规模为2.37-3.72 hm2, 但两种目标下的规模均能保证农户获得高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
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综合素质较高, 且其生产经营行为更加审慎、积极与科学。如在对待土地流转时较为谨慎,不会盲目扩大生产规模;在应对市场风险时,更加倾向于专业化生产;在寻找科技支撑时,更倾向于直接与科技供给者联系; 在决定采纳新技术时,更在意技术的使用效果而不是成本付出。从成本收益数据反映的信息来看, 适度规模经营农户能够获得较高的总收入水平, 主要受益于扩大生产规模而产生的经济效益,而不是成本的节约。
4.2 启示
第一,在推进农业规模化进程中,应根据政策目标确定重点支持的生产规模范围。由于微观目标下和宏观目标下的适度经营规模均能保证农户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在农产品需求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政府应适当结合宏观政策目标, 引导发展有利于提高单产或者平均收益的适度经营规模, 特别是针对某些战略性农业产业。
第二,政府应出台土地流转指导价,引导发展统一有序的土地流转市场。结合地方实际,以镇村为基本单位,由政府出台统一的土地流转市场指导价格,规范土地流转价格,降低流转成本,促进土地流转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为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打下最坚实的基础。
第三, 要把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作为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一环加以重视。政府应通过技术推广与培训等手段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提升农民的科学生产决策能力, 促进农户保持合理的经营规模。
蔬菜规模 篇4
据调查统计:群力蔬菜专业合作社由于引进和推广了一批农业新技术、新成果, 促进了合作社蔬菜生产方式方法重大变革, 节省了人工、降低了蔬菜生产成本, 提高了亩经济效益;改善了蔬菜生长环境, 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的农药使用次数和数量, 提高了产品品质和产量。比如, 滴灌和微喷系统安装使用, 原来每亩蔬菜浇灌一次需两个人劳作5个小时, 现在每个人5个小时可以浇灌10亩;再比如引进微播机械穴盘播种, 原来一个人每小时只能播种800穴, 现在通过新机械, 每个人每小时可播种2 000穴左右, 且播种质量和浇水质量得到大幅度提高。
1 规模经营是农业新技术引进使用的载体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农民作为我国农业生产和经营的主体, 是农业科技的接受者和应用者, 农业新技术、新成果只有被农民所掌握并应用于生产过程, 才能由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目前我国农民的整体素质和科技文化素质普遍较低, 学习、运用农业科技有一定难度, 加之家庭经济实力不足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导致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明显偏低, 农产品科技含量不高。科技成果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制约了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
1.1 规模经营提高了土地经营效益, 效益决定了投资方向
群力合作社理事长陈建说:“合作社所以在资金困难情况下, 舍得在新材料、新机械等方面投入资金, 利润驱动是主要原因”。他有一本清晰的经济投入收益账, 比如, 投资1.5万元购进一台微播种机械, 原来400万穴辣椒苗需要25个工人连续工作20天左右, 现在只需要25个工人连续工作8天左右, 因为引进农业新机械, 就播种一项, 仅工人作业成本就节省了3万元;还有节水灌溉, 引进滴灌和微喷系统, 每亩虽然一次性投入增加了500元左右, 年使用成本只要280元, 可以为每亩年减少人工费用400元, 同时减少打药次数和使用农药成本, 增加产量500kg以上。“不要小看这个效果, 我初步计算了下, 因为引进节水灌溉, 每年可为合作社生产基地节约生产费用30万元, 增加产量和直接收入近百万元, 所有这些, 都是原来分散、小规模家庭经营所不能实现的”, 陈建如是说。
1.2 规模经营对市场依赖性更强, 市场对产品质量要求拉动新技术使用
合作社650亩大棚, 年播种面积1 000亩之多, 年商品产5 000t以上, 年产值1 500万元以上。大宗产品要有好的、让消费者放心的质量, 才能快速进行大市场流通销售。陈建举例:为了减少病虫的危害, 提高产品质量, 不能不引进防虫网和遮阳网, 并使用高效低残留农药, 广泛使用生物有机肥、配方施肥。过去每亩蔬菜年打药次数都在8次以上, 引进防虫网和遮阳网后, 病虫害危害影响明显减轻, 现在, 年平均每亩只需要3~4次喷施少量农药就可以。同时有效解决夏季高温危害, 并提高了品质和产量。
1.3 土地规模经营是调整农业结构, 提高土地产出率、保证食品安全有效途径, 政府支持加快和推动了新技术使用
调查中发现:在群力合作社农业新技术被广泛采用过程中, 政府的支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是直接“以奖代补”———化解了应用新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 推动了新技术利用。由于群力蔬菜专业合作社种植规模大、管理运行效果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等原因, 当地县、乡政府在“扶大扶强”基本指导思路下, 在基本农田改造、新技术、新材料、新机械购进等方面, 通过“小农水”、“农业三增”、“农业产业化”等项目给予适当资金补贴。初步计算了一下, 三年来, 群力蔬菜专业合作社发展生产及相关配套累计投资1 150万元, 其中接受各级财政和单位帮助就有近400万元。
二是科技培训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激发了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涉农部门结合国家新型农民、新型职业农民、阳光工程等培训项目, 加强技术培训, 提高农民群众的科技文化素质。通过组织农民进行学习、交流、参观等活动, 使农民开阔了视野、转变了观念、培育了对农业新技术需求增长点。两年来, 群力合作社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 根据蔬菜生产和经营需要, 共开展相关生产技术和创业培训14次, 受培训人数达到850人 (次) , 合作社社员人均达到10次以上, 其中有12人参加了县农广校中专班学习, 有7人获得职业农民资格证。
三是相关部门检查指导, 帮助合作社规范运作和管理, 提高合作社组织化程度, 规范项目实施和效益的最大发挥, 助推了新技术项目开展。几年来, 通过项目引导, 五河县农委、财政等部门强有力推进群力合作社规范管理, 推动“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同社会化的“大市场”“新技术”联结, 提高组织化程度, 紧密合作社社员同合作社发展形成利益共同体, 促成更大的生产规模体的形成, 依靠健全的科技服务体系和广阔的市场, 进行生产, 较好地发挥规模效益, 减少市场和新技术应用风险。
2 职业农民促进规模经营
近年来,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 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进城务工, 新生代农民不愿种地或不会种地, 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问题。很多人不愿意种地, 除了受比较收益的驱使和增加收入的需要外,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农民当做一个身份, 而不是一种职业, 认为农民社会地位低。实际上, 职业农民除了是生产者之外, 还是先进农业科技的应用者、农业生产的投资者、农业经营的决策者、农业生产市场与风险的承担者。与传统农民相比, 新型职业农民不仅“有知识, 有文化, 懂科技, 会经营”, 而且具有规模经营与专业技能相结合的优势, 因而能带来较好的经营效益。新型职业农民将固定乃至终身从事农业, 是真正的农业继承人。
调查中了解到, 五河县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过程中, 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 对培育对象遴选条件同样有一个明确规定:一是有18~55周岁的优势年龄;二是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三是从事的农业主导产业达到相当规模, 如年粮食种植面积在100亩以上、设施蔬菜年种植面积10亩以上等。
随着国家对职业农民扶持政策和优惠政策的实施, 加大土地流转力度, 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特别是被定位为新型职业农民身份的新一代农民。群力合作社理事长陈建说:“国家农业扶持政策越来越好、力度越来越大, 我们把全部家当投入了农业, 做到了“心无旁骛”, 只是一心一意想着如何把土地种好、经营好、把规模做的更大、效益更好。
从五河县农广校了解到:五河县开展职业农民培育试点两年来, 有155个被确定为职业农民培育的农户, 扩大了农业生产经营规模, 推动了该县土地流转面积的扩大。据统计, 该县2013年土地流转面积达到41万亩, 占到了全县土地种植面积的39%左右, 其中以职业农民为主体的土地流转面积达到了35万亩, 是2011~2012年土地流转总量的两倍以上。
3 职业农民促进了新技术的使用
与传统农民相比, 新型职业农民具备以下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 能利用市场规则来实现利润最大化, 把从事农业作为固定乃至终身职业;二是新型职业农民懂得如何增加土地的资本投入, 应用新技术, 提高土地利用率, 将科技成果转化为效益。从五河县群力蔬菜专业合作社调查中不难发现, 职业农民促进了农业新技术推广和使用。
3.1 新型职业农民应用新技术、新成果动力足、潜力大
农民最讲究实际, 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农民应用科技的主要目的。由于传统农民种植规模面积小, 加之传统农业生产效益比较低, 有些新技术、新成果, 应用到生产中后, 因受到自然、市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没有产生预期的经济效益, 或者效果不明显, 农民觉得不划算, 因此缺乏应用新技术的内在动力。新型职业农民, 首先是把农业生产经营做为终身职业, 有一定的经济投入条件, 在适度规模经营中, 许多现代农业新技术、新材料一旦投入使用, 可以为他们带来较大效益, 因此和传统农民相比, 新型职业农民应用新技术、新成果动力足、潜力大。
3.2 规模经营促进了职业农民收入的增长、缓解了资金投入困难的问题, 破解了影响新技术推广的主要障碍
使用高新技术无疑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但是应用新技术需要改变原有生产设施 (如建大棚、造日光温室、改善灌溉条件) 等, 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多年来, 尽管政府积极引导农户调整种植结构, 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增加了农民收入。但也应当看到, 70%以上的农户仍在沿袭着传统的一麦一豆或一麦一玉米的种植方式。由于近年来粮食价格持续低迷,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农民想改善生产条件, 建大棚、造温室、兴水利, 种植高效经济作物。但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 只能望“新技术、新材料”兴叹。规模经营使农民收入增长加快、资金投入困难情况得到缓解, 影响新技术推广的主要障碍得到破解。
3.3 和“一家一户”传统农民相比, 职业农民科技文化素质高, 对农业新技术、新成果认识、接受和应用的能力更强
农民作为农业科技成果的应用者, 其科技文化素质与其接受、应用科技成果的能力有直接关系。我国农民整体素质不高, 文盲、半文盲及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多数农民科技意识淡薄, 认识不到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巨大作用, 因而缺乏学习和应用科技成果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加之农业生产效益低于其它行业, 文化程度较高的农业劳动力大多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 从事农业生产的多为“三八六0”部队, 使得科技知识的普及和应用更加困难。
3.4 规模种植的职业农民, 经济实力一般较强, 可以承担应用新技术带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