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监督机构改革初探（精选7篇）
质量监督机构改革初探 篇1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变革初探
——丹东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近年来，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国各行各业加快了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加强社会公共安全管理，提高服务意识成为当前政府深化改革、转变职能、发挥宏观控制作用的重要内容。我国建设工程质量管理体制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革，政府监督职能发生了彻底转变，工程质量监督已经从单一责任主体向建设参与各方质量行为的延伸，同时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制度也已在全国实行，质量管理工作逐步步入科学化轨道。但应该看到，我国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体制目前还处在转型和完善时期，还存在诸多问题和不完善之处，因此，有必要深化监督体制改革,继续创新工作机制，为工程质量监督工作打好基础，几年来，丹东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为适应形势发展，积极研究探索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的新模式，形成一些观点，取得一些经验。
1、积极研究探索确立质量监督机构的地位
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发挥政府对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管，强化依法行政、社会服务的作用显得非常重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目前，我国现有的工程质量监督体制与市场要求已经不协调，尤其是工程质量监督费的收取，与监督工作的性质是不相符的。作为监督管理建设单位的执法部门，向被管理对象收取费用，必然会导致监督管理机构为了维护部门利益而去执法的现象，使监督执法的公正性大打折扣。作为质量监督机构，从公正性和客观性角度，从长远发展角度，都必须与建设单位脱离经济关系。目前，北京市的大部分丹东站已经停止收取质量监督费，改为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显而易见，取消收取质量监督费，争取使监督机构正式成为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路子，是确保质量监督工作健康发展的大势所
2、加快机构改革进度，推动各项工作全面发展。
随着社会发展和政府职能的不断转变，事业单位的政事职责不分、社会化程度不高、内设机构臃肿、人员结构不合理、内部缺乏竞争机制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这些问题降低了事业单位的活力，使之难以很好地承担起自身的职责，而且加重了主管部门的管理负担，不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丹东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为解决自身存在的上述问题，早在2003年就进行了内部改革的大胆尝试，率先在建委所属事业单位中开展人事制度改革，制定并公布了《监督站竞聘上岗和双向选择实施方案》，首先在中层干部中实行竟聘上岗，科室领导与工作人员双向选择，充分体现公开、公平、择优的原则。通过竟聘和双向选择引入竞争机制，使能者上、庸者下，人员进一步优化组合。此次改革使每一个质量监督人员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增强了每个监督人员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对加强监督站自身建设和强化质量监督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保证了我们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省总站对我们的改革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
今年我省事业单位改革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下半年丹东市的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开始启动，丹东市质量监督站根据市委、市政府文件精神结合监督站实际情况，制定了今年丹东站的机构改革实施方案。方案坚持实事求是，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民主和改革、发展、稳定兼顾原则。丹东站抓住机会，力争通过这次改革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打破事业单位用人终身制，实行“聘用制”，进一步使机构设置合理、人员配置优化、管理服务高效、方便群众快捷。目前，我站的改革方案已经上报丹东市建委等待审核通
3、适应新形式，创建工程质量监督新模式
随着国家基本建设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工程质量监督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工程质量监督领域实现了有法可依，依法执监。同时，伴随着《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国家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监督管理法规体系已基本形成，客观上使工程质量监督工作从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为了全面贯彻执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一系列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以及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丹东站根据工程质量不断发展的要求，特别是工程普遍实行监理的情况下，针对丹东站角色和职能的变化，积极探索新的思路和理念，健全执法运行机制，建立工程质量管理与监督的新模式。
一是建立健全工程质量监督告知制度，提高监督执法的透明度，使工程质量监督真正成为“阳光监督”。确保建设各方从建设工程活动一开始，就享有知情权，了解监督工作的方式、方法、内容和手段，以便充分调动工程建设、监理和施工等受监单位自查自纠、自我约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自觉规范质量行为，减少和避免质量事故的发生。
二是建立集体监督机制，保证执法监督的公正性和准确性。提高工程质量监督水平的重要手段是加强监督执法，建立集体监督机制。丹东站结合实际制定了《集体监督制度》，制度中规定图纸会审、重要部位隐蔽验收、对违法违规行为的调查取证、阶段性评议、分部和子分部工程中间验收、市重点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方案）讨论等
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必须由相关专业两名以上监督人员参加，监督文书及监督报告应由两名以上的监督人员签字。丹东站在日常工程质量监督和调查违法行为过程中，始终推行“一人为私，两人为公”的执法理念，避免执法人员在监督过程中搞暗箱操作，以权谋私。此外为保证行政执法严格按程序进行，制定了“三级文书”签字制度，一级文书由主管主任立案审批，站长签字；二级文书由主管副站长签字；三级文书由各监督室主任签字，并由主管内业的副站长负责执法程序的审查、执法文书编号。保证了执法检查和处罚的严肃性和准确性。
三是建立预见性、服务性的质量监督模式，做到服务与执法有机结合。丹东站针对工程质量的事前控制、过程控制和事后控制三大环节，在做好过程监督和工程违规行为严肃查处的同时，加强工程质量的事前监督，提高监督工作的预见性、服务性，变过去的“管制”型管理为“服务”型管理，使服务寓于管理之中。在站内推行首问责任制和第一人接待服务制度。谁第一个接待，谁就是第一个责任人。严格按照首问责任制实施办法要求，把服务是宗旨、服务是形象、服务是饭碗、服务是生命的思想贯穿于行风建设的全过程。坚持在工作中使用文明用语，如接电话应首先说“你好、工程质量监督站”，杜绝生、冷、硬、顶现象，热情为企业和群众服务。当工程质量出现下降的趋势或工程施工到难点部位、易出现质量通病的部位时，我站监督人员及时到现场提示和指导，以此扭转滞后监督、被动应对的局面。对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改变过去一罚了之的做法，先下发执法告知书和工程质量隐患予警书并主动与企业沟通，帮助分析原因，提出整改办法，共同努力提高工程质量。实践证明，上述做法融洽了管
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促进了参建各方提高工程质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受到参建各方的欢迎。
四是建立行为监督与实物监督并重的监督运行机制，实现从单一实物监督向工程建设各方质量行为监督的延伸。丹东站将工程建设各方的质量行为及其结果，即工程产品质量，均列为监督对象，将工程建设参建各方推向工程质量责任第一线，通过多种监督形式，对影响建设工程质量的全部要素实现全覆盖的监督。对于在工程质量监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工程”，除严格按《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外，还建立和推行工程质量信息公示、公告制度，通过《丹东日报》的“每月工程质量看台”栏目定期向社会发布工程质量信息、公示和公告，提高全社会的质量意识。
五是改变以日常监督为主的监督方式，将随机检查作为工程质量监督检查的主要方式。丹东站制定了工程质量抽查和巡查制度，在日常工作中采取巡查和抽检相结合的监督方式，以保证建设工程使用安全和环境质量为主要目的；以保证地基基础、主体结构、环境质量和与此相关的工程建设各方的质量行为为主要内容；以施工许可和竣工验收备案制为主要手段，改变原来的预约式、通知式的监督检查方式，加强巡回检查和随机抽查，保证检查内容和部位能够真实反映施工的质量状况。
六是保证政府监督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不断提高监督队伍的素质和监督工作水平。没有高素质的质监队伍，就很难建立与质量监督职能相适应的权威。因此，丹东站始终注意在平时加强质量管理、质
量控制的学习，提高监督队伍的业务素质。不断完善质量监督手段，改变传统的“敲、打、看、摸”的落后检查方法，购置科技含量高的检测设备进行监督检测，提高了工程质量监督的效率和可靠性。
七是不断建立健全行政管理、技术管理和质量监督制度，严格遵循质量监督程序，充分发挥各方责任主体的主导作用，依靠先进的建筑施工技术、质量管理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充分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监督管理工程质量活动，不断探索和实践适应新时期要求的质量监督管理新模式，建立起规范的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度。
工程质量监督是一项任务繁重而责任重大的工作，我们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不断改进工作方法，不断变革与社会进步不相适应的部分，才能促进工程质量监督事业的发展，才能真正提高工程质量，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质量监督机构改革初探 篇2
一、代理记账机构执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会计核算不够规范, 会计信息失真。
(1) 会计科目设置不规范。 (1) 不严格按科目类型设置会计账簿, 如对应缴个人所得税的核算, 用“其他应付款”科目而不是用“应交税费———应交个人所得税”科目进行核算; (2) 频繁变动会计科目, 资产负债项目混淆, 如对某个人借款的核算随意用“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两个账户进行核算; (3) 科目使用不稳定, 随意更改, 如对“管理费用”等明细账的设置随意、混乱, 某种费用在不同的月份记入不同的明细账。
(2) 会计业务确认和计量不规范。代理会计核算中未能严格遵循收入与成本、费用相互配比原则, 同一会计期间内的各项收入与其相关的成本、费用未能在该会计期间内正确确认。如营业成本结算存在很大的随意性, 有的每月就按固定比率结转成本, 有的甚至为使存货余额为零以应付相关部门检查而倒计并结转营业成本。还有会计业务确认未能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 随意计提固定资产折旧和进行费用摊销。
(3) 原始凭证来源不规范。委托企业出于某种目的往往不将所有会计原始凭证交给代理记账机构, 代理记账机构常常出于记账的需要而自制原始凭证, 甚至伪造、变造会计凭证。如很多委托企业出于保密的目的而不向代理记账机构提供员工工资发放表, 而代理记账机构也不按规定索取员工工资资料, 仅根据企业总体工资水平, 结合员工社保资料来进行工资费用核算, 导致这些委托企业的工资核算不真实。
(4) 财务报告不规范。代理编制的年度财务报告都只有基本会计报表即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且均未按制度规定的要求提供财务报表附注的内容, 有些手工编制的财务报表各表的项目之间甚至缺乏起码的数据勾稽关系。
(5) 账套信息混乱。多数委托企业将会计原始资料交予代理记账机构的时间一般在月底, 常常使会计核算与经济业务不能同期进行, 延后现象严重。这样容易造成账套信息混乱, 如被代理单位的现金期末余额普遍较高, 有的达到十几万元甚至上百万元银行存款和库存现金, 时间长了, 造成银行存款日记账与银行对账单难以核对, 往往不了了之。
2. 内部会计管理制度混乱, 会计基础工作薄弱。
(1) 会计凭证的填制、账簿的登记没有按照规定执行。由于原始凭证传递的原因, 上月的记账凭证一般都在下月初完成, 且记账凭证的制单、复核、账簿的记录都由一个人完成。制单、复核、记账人的签单不全, 内部审核、复核更是马虎, 只是走走过场, 基本上有名无实, 会计监督成为一句空话。
(2) 会计档案管理存在手续不清、会计资料缺失问题。目前代理记账机构采用会计电算化进行账务处理, 不重视纸质会计档案管理, 表现在:打印记账凭证和会计报表不及时, 记账凭证及报表装订不规范, 记账凭证所附原始凭证缺失严重, 随意借阅记账凭证等会计档案。而对电子档案的管理也极不规范。一些代理记账机构只购买一套软件就做几十个企业的账。许多代理记账机构一套软件就设一个用户名, 所有记账人员都用同一个用户名和同一个密码登录, 所有记账人员都可以查看、修改所代理企业的所有账务处理情况。
(3) 代理委托行为不规范, 受托人的法律地位不明确。不少代理记账机构未能按照《代理记账管理办法》的要求与委托方订立书面委托合同, 即便订立书面委托合同, 也未能明确委托人、受托人的法律权限与义务, 且在委托合同到期后未能按照程序办理续签合同手续;委托人、受托人在订立、终止委托合同时未能及时办理会计交接手续。
(4) 代理记账机构从业人员配置不符合要求。代理机构的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不少代理记账机构持有会计从业资格的专职人员只有牵头的1~2人, 多数不具备专业资质, 尤其是有些代理记账机构的负责人不具备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资格, 不符合《代理记账管理办法》规定的资质。代理记账机构为减少人工成本, 通常聘任一些低职称甚至无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上岗, 且人员频繁变动, 造成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水准不高, 影响了执业质量。而会计人员数量不足、流动性大、素质不高的现状直接造成了会计账务处理、监督及会计交接手续混乱, 以致代理记账机构难以保证执业质量。
3. 代理业务重纳税、轻账务处理。
许多中小企业选择中介机构代理记账, 看重的并非是代理记账机构有熟悉国家政策法规的专门会计人才, 从而能为企业提供较高水准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服务, 而是出于减少代理记账人员薪酬、节省企业开支、降低企业成本的考虑。委托代理企业的目标是账清楚、少交税, 而对于代理记账机构会计核算的规范性和财务管理的执业质量并不看重。
虽然代理记账机构的日常业务主要是为委托企业进行会计核算, 包括填制凭证、登记总账、编制报表、代理报税等, 但为满足委托人节税的需要, 代理记账机构往往把工作的重心放在纳税筹划上, 而把会计核算及执业质量放在次要位置。许多代理记账机构以不违反监管部门的规定为限, 想尽一切办法为委托人节税、避税甚至逃税。如许多代理记账机构把增值税的处理业务放在日常工作的首位, 会计人员把如何使购货环节多计进项税额、少计销项税额作为工作重点, 至于账务处理是否合法就在其次了。
二、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
1. 对中小企业所得税采用核定征收办法存在弊病。
由于采用查账征收税收成本较高, 所以税务部门对中小企业多采用核定征税办法。而核定应税所得率征收是目前较多采用的一种办法, 它是指税务机关按照一定的标准、程序和方法预先核定纳税人的应税所得率, 然后由纳税人根据纳税年度内的收入总额或成本费用等项目的实际发生额, 按预先核定的应税所得率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办法。核定征收税收使得代理记账机构重纳税相关数据的账务处理、轻与纳税无关数据的账务处理, 只注重企业的销售收入等数据, 而对于日常会计业务的账务处理、收入费用的配比、利润的核算等形成的会计信息, 只求有数据反映, 而不求数据精准可靠, 从而影响了委托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质量。
2. 对代理记账机构的执业质量难以做到有效监管。
财政部门作为代理记账行业的主管部门, 一般采用随机抽样方式对代理记账机构开展财务监督检查。检查的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代理记账机构及人员资质问题;二是代理记账机构执业质量问题。财政监管部门通常较注重掌握代理记账机构的性质、资质和机构人员状况, 如代理记账机构的工商营业执照、办公用房产权或使用权证明等执照持有情况, 专职、兼职从业人员资格证书、会计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等, 这些资料通过检查也较易掌握。但对于与业务运行情况等相关的会计基础工作情况了解较少, 如对代理记账机构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情况、代理记账机构业务范围和财务会计管理制度、内部规章制度执行情况等很少过问, 即便检查中发现了会计基础工作执业质量问题, 也只是提出一些一般性的整改意见, 并无严厉的惩罚机制。
三、对策与建议
执业质量是代理记账机构生存发展的基础。目前执业质量问题已成为代理记账业发展的瓶颈。而提高代理记账执业质量必须建立监控体系。代理记账执业质量的监控可根据主体的不同分为内部检查和外部检查。内部检查主要是自我评定和内部审核, 而外部检查主要来自于财务信息的使用者、国家监管部门以及新闻媒体等。为了促进代理记账机构增强风险意识、提高执业质量, 应做好以下工作:
1. 加强代理记账机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
一是规范账务处理程序。对企业原始凭证的审核、账务处理, 编制财务报表等工作均要由专人负责, 并由专人负责稽核工作。二是制定质量控制制度, 明确核算和监督的程序及责任, 实行责任制管理, 制定业务评价标准, 定期对会计人员进行考核和评议。三是扩大代理业务范围, 强化管理意识, 在代理内容上要超越单纯的会计核算工作, 增加管理咨询职能、强化会计监督职能, 为促进企业经营管理发挥积极的作用。四是注重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 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代理记账机构只有抓好了内部控制制度建设, 才能保障代理记账各个环节都得到有效控制, 提高工作效率和执业质量。
2. 增强委托企业的财务管理意识。
委托人要按照法律要求与代理记账公司签订业务委托书, 明确自身的权利与义务。要加大对中小企业进行会计法规的宣传力度, 增强委托企业对财务信息的重视程度。委托企业不仅应对代理记账公司提出做好记账、算账、编制财务会计报表等日常会计核算工作的要求, 而且应要求它们当好企业财务管理的参谋。
3. 加强对代理记账机构的监管。
代理记账虽有监督职能, 但不能只依赖代理记账来披露错误、舞弊和违反法规的行为。财政、税务、工商等管理部门要强化对代理记账机构的监管, 改变过去对代理记账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不重视的状况, 定期开展执业质量检查, 抽查凭证、账簿和报表等, 对做假账的行为要依法严肃查处。此外, 还应发挥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协会等行业自律的积极作用, 利用行业组织对代理记账机构的执业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4. 完善代理记账机构准入制度。
大量个人兼职记账的存在, 加剧了代理记账行业的无序竞争, 进一步压低了代理记账业的收入水平, 也降低了代理记账行业的执业质量。因此, 应完善代理记账机构的准入制度, 强化其法律地位, 将代理记账业务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如限制个人兼职记账, 加强代理机构的监管, 严格执行代理记账许可制度。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代理记账管理办法.财政部令[2005]27号, 2005-01-22
[2].张龙平.试论会计师事务所代理记账的几个问题.审计研究, 2000;4
政府机构编制改革初探 篇3
关键词：公务员规模；政府机构；编制；改革；官民比
中图分类号：DO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09)03—0033—04
保持适度的公务员规模是政府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是政府机构进行编制改革的重要依据。因此，研究我国公务员规模大小是否适当的问题，适当的标准问题是国内外许多政治学者和行政学者非常关注的一个现实问题，也是目前为止没有确定结论的问题之一。本文认为，适度公务员规模是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的有机统一，适度公务员规模下分析政府机构编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对我国政府机构编制改革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务员规模的演变
衡量政府公务员规模的数量指标包括政府公务员总数、政府公务员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政府公务员占全国就业人数的比例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务员规模的增长状况，用年度时间序列数据测量，有三个变量可供选择：各年公务员总数、官民比即公务员占总人口比重、公务员规模年增长率。本文选取公务员总数，公务员的年增长率，公务员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官民比)这三个变量来研究公务员规模。
由于考虑到我国改革开放前后财经体制的不同，编制管理职能范围和其政策的适用性等多方面的原因，本文只对1978年以来的公务员规模的变动进行阐述。
表一反映了从1978年到2006年公务员规模的变动情况，通过仔细的观察这个表，我们可以以1992年和2003年为界，把改革开放以来公务员规模的变动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1978—1991)公务员总数从1978年的467万增至1991年的1136万，官民比从0.49％上升至0.98％。增长了一倍。在这一阶段，公务员规模的年增长率大致保持在4％以上的水平。公务员规模在这一阶段增长的幅度较大。在第二阶段(1992—2002年)，公务员的总数和官民比从1992年的1148万和0.98％下降至2002年的1075.2万和0.84％公务员规模的年增长幅度始终维持在零增长或负增长状态，公务员规模的增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第三阶段(从2003年起)公务员的规模又重新回到了扩张的轨道，公务员的总数从2003年的1171.0万增至现今的约1400万。官民比从0.91％上升至0.96％．公务员规模的年增长率除了2003年高达8.9％外，其余年保持在2％—3.4％之间。分析发现，改革开发以来我国公务员的规模经历了80年代的高速扩张，90年代高速增长得到了较有效控制，以及2003年以来重新回到扩张轨道的演变历程。
二、我国公务员规模适度标准的设定
公务员的规模随着现代政府的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及政府财政能力的提高，政府职能的扩张，社会结构的橄榄化，长期看会呈扩张趋势，这种扩张就必然要求有一个适度的限度。
本文认为我国适度公务员规模，在定性方面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公务员的规模对内要适应我国政府职能的变化和能够满足保证各部门的有效运转的需求，对外要能够满足政府为社会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和政府对社会进行有效治理的需要。二是公务员的规模要与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的财政能力，人口增长率等因素相适应。
现阶段，我国适度公务员规模在定量方面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的有机组合，政府公务员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官民比)为1％左右；政府公务员总数的增长一般保持在-1％-5％范围的比例比较合适，下文将从横向的国际比较和纵向的历史比较这两个角度对这两个指标进行论证。
从横向的国际比较视野来看，从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般以占总人口的1％左右为标准。此项比重，我国1980年0.496，1985年0.68，1990年0.813，1995年0.848，1996年0.878。2006年0.96。27年来这个比重上涨了近一倍。纵观世界，印度(1989年)0.46，日本(1991年)0.69，加拿大(1993年)0.76，土耳其(1993年)0.98，新西兰(1993年)1.01，美国(1993年)1.13。我国1996年从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于印度、日本、加拿大等国，低于土耳其、新西兰、美国等国。根据一些实证资料，通过对50多个国家和20多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政府官员规模进行观察，我们发现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达国家的官民比已经远远的超出了1％，而发展中国家的官民比一般低于1％。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并且这一国情在短时期内不会变，据此认为我国1％左右的官民比相对是较合理的。
从纵向的历史比较视野来看，我国总人口中财政供养人口所占的比例：汉代7945:1，唐代3927:1元代2613:1，清代911:1，20世纪50年代为600:1，20世纪70年代为155:1。1978年以来我国官民比的变动(如表1所示)，运用趋势分析法，我国的官民比处于越来越接近于1％的水平。1％左右的比重是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力基本相适应。所以我们说1％左右是现阶段我国公务员的适度规模。
公务人员总量也要适应政府职能的变化，占人口总量的比例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应有所不同，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适度上升，但是在现代经济环境下，从横向的国际比较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大体维持在43％到143％之间，新兴工业化国家一般维持在25％到50％之间。如美國近百年间，公务人员占人口比例逐步上升，1901年为3％，1942年为43％，1999年为64％。根据实证资料分析，政府公务人员的总量增长一般维持在-1％—-5％左右为比较合理的增长幅度。从纵向的比较，根据表1可知我国公务员的年增长率在-2.36％—-5.58％，从1990年至2006年的公务员总数的年增长率大体都是处于-1％—-5％这个范围内，2005和2006年的增长率分别为4.27％和2.01％，处于公务员的年增长率的合理水平。本文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公务员总数增长的年增长率大体上是适度的。
三、适度公务员规模下政府机构编制改革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公务员规模都在适度的范围内。中国政府先后进行了6次全国范围的自上而下机构编制改革。这六次改革，都是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与转型的要求，而进行的政府机构的撤并和公务员队伍编制管理，以期达到转变政府职
能、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提升政府人员素质，加大对行政权力的监督约束力度，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等目的。但是在适度公务员规模下的历次政府机构编制改革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问题，本文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第一，政府机构编制改革的目的与政府职能的转变有机结合程度不够，导致公务员队伍内部结构不合理。社会公众迫切需要的社保，公安，财税等公务人员所占的比例过低，而机关后勤人员和经济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所占比重过高。政府职能随着宏观市场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而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必然引发相应的机构改革，但前四次改革的成效在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不是很明显。与西方典型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还太少，2002年用于抚恤和社会福利开支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仅为1.7％(《中国统计年鉴2003》数据)。编制改革的目的与政府职能转变的紧密结合程度不够，致使中国政府在公共卫生、疾病控制、给排水、文化事业等方面还需要给社会提供更多的服务；地方税务官和警官也存在一定的缺口，社保，公安，财税等公务人员所占的比例过低。传统管理体制形成的福利“单位化”和社会服务的“单位化”，造成机关后勤人员和经济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所占比重过高。这个问题可能与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编制管理科学性和规范性程度较低有关。
第二，地方政府编制改革成效不大。1982年改革使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编制从5.1万人减为3万人，但是这次改革完全限于中央政府特别是国务院，而在地方当时进行的行政机构改革则是地改市和建立乡镇政府，两者都产生了导致公务员规模扩张的效应。结果，在这次机构改革期间，公务员规模得到了极大的扩张。1984年公务员的增长率高达15％。1988年改革使国务院部委由45个减为41个，改革后人员编制减少了9700多人，这次改革采取了自上而下，先中央政府后地方政府，分步实施的方式进行。但是，由于治理、整顿工作的需要，原定从1989年展开的地方机构改革暂缓进行。这两次改革在地方政府见效不大，这可能与地方政府的执行力过低，行政管理工作效率低下有很大的关系。
第三，政府机构编制改革的过程中人员分流问题突出，尤其是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中人员分流困难重重。伴随政府职能的转变进程的是编制改革过程中的人员分流。每一次政府机构编制改革都会涉及到富余人员何处去的问题。以往改革中富余人员的安置不成功，如让一部分人去念学位，结果导致了学位的贬值，让一部分人充实企业，结果造成官商不分，将一部分人安排到社会团体，结果造成社会团体的官僚化。这些问题构成了政府机构编制改革的阻力，人员分流困难可能与我国公众的“官本位”价值观念严重、中央一级行之有效分流措施在地方一级操作起来困难、分流人员的就业安置困难等都有关系。
第四，政府机构编制改革的结果致使公务员层级配置不合理。在公务员的层级配置中，地方政府人员所占比重较大，中央与地方政府公务员比例不协调。通常情况下，实行“大部门制”的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官员的比例一般都高于联邦政府(包括中央驻地方的雇员)。由于我国政府在纵向间的“职责同构”和职责的层级分解，我国目前中央公务员的比例是比较低。1997年底，中央公务员总数为530.7万人。以中央和地方的类别来分：中央政府机关48.9万人，占公务员总数的比例为9.21％，地方政府机关481.8万人，占90.79％，驻地方和国外45.4万人，占8.55％。将近10倍的比例差距，极明显的表示了中央和地方公务员比例的不协调。这可能与行政层级结构不合理，地方职责同构现象比较严重有关。
四、基于我国适度公务员规模的政府机构编制改革设想
探寻适当政府公务人员规模，研究适度规模下历次行政机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是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管理效率，深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巩固改革开放成果的重要举措。
针对适度公务员规模下的政府机构编制改革的问题，本文提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政府机构编制改革的目的要与政府职能的转变有机结合，逐步调整公务员队伍结构。政府职能分为功能和职责，在本文中我们关注的是政府职责，因为职责具有灵活性，政府可以据此调整机构设置和官员规模。政府职能会随着客观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转变，根据政府职能的转变及时调整政府机构编制改革的目标。调整公务员的结构，一方面要满足社会公众需要，增加社保，公安，财税等公务人员数量；对社保，公安，财税等公务人员进行扩编，一定要以保证质量为前提，要扩宽其招聘渠道，选拨高素质的专业化人员进入该队伍，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另一方面要逐步把机关内部自我服务性的机构剥离出来，转变成面向社会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性实体，推进政府机关部分服务社会化，实现国家公务人员的专业化。提高编制管理的科学性与规范性。
第二，科学定位政府机构编制改革的对象，明确地方政府也要实行相应的编制改革。我们不仅仅针对中央政府，而且也要把各级地方政府也作为编制改革的重点对象。在明确把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编制改革的目标有机结合后，明确提出地方政府编制改革的任务和目标，提高地方政府的执行力和行政管理效率。90年代两次改革以精简、效能、统一为原则，采取先中央，后地方逐步推进的方式进行，实现国家机构组织、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使地方政府机构膨胀，冗员增加现象得到了有效控制。在当前金融危机和我国大部委改革的背景下，在刺激经济的复苏，扩大内需和缓节就业压力等方面政府职能要求有很大的调整，调整国务院机构的同时，各地地方政府机构也要相应的调整，各地公务员岗位编制为缓解就业压力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
第三，摒弃“官本位”的价值观念，切实做好分流人员的再就业工作。要实现人员分流的目标，首先要改变传统的“官本位”的价值观念，鼓励公务员走出政府机关，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其次，对有关人员分流的政策和法规进行重新审定，赋予地方更大、更灵活的自主权，积极探索人员分流的新办法。人员的分流工作重点是要解决分流人员的生活保障问题。各地应结合实际，积极探索符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保险办法，让分流人员参加养老保险，使其老有所养。积极创造条件支持和鼓励分流人员再就业。再次，在推进政府改革期间，实行离职补偿金制度，运用经济杠杆推动人员分流进程。通过多种渠道筹措资金，对分流人员可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分流人员自谋职业的，纳入企业下岗人员再就业范围，享受再就业优惠政策。创办经济实体的，政府在经营场地、地方税费减免等方面给予支持和优惠。积极引导、鼓励分流人员组建公司，及时向分流人员提供就业信息，组织劳务输出，帮助实现再就业。
第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逐步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公务员规模比例。从国际比较和我国实际情况看，现在我国机构人员臃肿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中央与地方层级配置的不合理，地方政府规模从人员编制上看是中央政府规模的十多倍。因此，适当减少行政层次是国际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政府深化行政改革的大势所趋。要在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责任的过程中，逐步改变目前这种不合理的结构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省级政府数量来扩大中央政府管理幅度，取消地区建制，实现四级政府管理体制，减少和规范政府管理层级；另一方面通过减少一级政府机构的数量，缩小该级政府管理幅度，适当增加内设机构数量，归并政府相近职能，既有利于政府快速决策，又可以减少行政機构之间条块分割造成的职能交叉、机构重叠和责权不明确的问题，同时减少行政执行中扯皮推委。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责权限的基础上，适当缩小地方政府的规模，扩大中央政府的规模，改变地方政府规模比例相对不合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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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监督机构改革初探 篇4
在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家庭小型化日趋严重的今天，随着现代社会快速转型、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市场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人们的养老意识已经发生很大变化，选择入住机构养老的老人也愈来愈多。市场的需求催生养老市场的快速发展，大大小小、不同规模、不同档次的养老机构如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发展迅速。随之而来的，养老机构里意外风险发生率也越来越高，由此频频引发的养老意外纠纷困扰着养老机构的经营者们，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心理压力和经济负担。不言而喻，也给许多当事人带来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因此，研究和探索养老机构如何规避服务风险，防止老人意外事故的发生以及事故发生后的有效解决办法，保障老年人和养老机构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社会保障秩序，已成为当今摆在我们广大为老服务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解决好这个问题，对于推动养老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构建家庭和社会的和谐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何为老人意外风险及其表现形式 1.1 意外风险
意外，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即意想不到，出乎预料。所谓意外风险就是危险发生的意外性和不确定性，包括损害损失发生与否及损害损失程度大小的不确定性，既带有某种程度的不可预见性，又具有随时发生或不发生的可能性。同时，风险可以通过识别、分析、应对进行管理，某些风险通过管理可以规避，某些风险通过管理具有一定的可控性。
1.2 意外风险的表现形式
意外风险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相对于老人的意外风险，其表现形式主要有：
1.2.1 自然风险：如雷击、风灾、洪灾、雪（冻）灾、震灾、2 空气严重污染、传染病疫情爆发等。
1.2.2 人为风险：如跌（碰）伤、噎呛、骨折、褥疮、坠床、窒息、冻（烫）伤、楼宇等高空坠落、走失、被盗、交通事故、触电、火灾、有毒气体污染中毒、食物中毒、健身康复过度造成伤害、误服及药物中毒、心理受刺激自残及自杀或伤害他人、报复伤害、恐怖袭击等等。老人发生意外风险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老人发生意外风险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而消极的。既有显形的影响，也有潜在的影响；既有直接的影响，也有间接的影响；有些影响无论是对老人本人还是对养老机构，都是难以挽回的、甚至是致命影响。
2.1 首先是对发生意外风险当事老人带来不利影响。如因受到身体意外伤害带来的身体痛苦、精神折磨、恐惧情绪、心理压力、丧失自信、消沉失望，对养老服务者和养老机构迁移抱怨甚至产生信任动摇、对立情绪等。有的意外伤害严重者，甚至直接威胁老人的生命。
2.2 老人亲属难以接受意外风险结果。由于其不可替代的合法的监护人身份，他们最容易从“血浓于水”的亲情出发，偏袒的本能在不同程度上易使他们失去客观公正的理性思维，不由自主地把老人发生意外风险的责任尽可能多地推卸给养老机构。有些素质不高的家属，老人发生意外以后，不分青红皂白，根本不给机构调查了解事件经过的时间，即将责任全部推到养老机构身上，以老人单纯受意外伤害结果为依据，先入为主，强词夺理，无端指责养老机构服务不好，并无理提出高额索赔。更有甚者，为达到这一目的，不惜罗列完全有利于自己的理由甚至编造各种借口谎言，刻意渲染事件，有意扩大事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一旦不能满足单方面提出的不合理索赔要求，就不厌其烦的大闹养老机构，甚至恶语中伤，极尽败坏之。抱着拿不到理想经济赔偿就搞臭养老机构目的，直至最后彻底决裂，由原
来的信任、友好客户反目成仇。或者干脆来个恶人先告状把养老机构告上法庭。这种行为，最容易迷惑社会上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们，给养老机构带来十分被动的局面。
2.3 老人意外风险的发生，对养老机构的消极影响更是直接的、有苦难言的。由于养老机构相对于个人，机构自然是强者，个人自然是弱者，所以一旦发生老人意外事故，不论是何原因与直接责任在谁，养老机构都必须以强者的姿态多承担责任、尤其是经济责任，直至对方合法监护人完全满意为止。否则，你就会遭到对方无休止的轮番闹腾，直至使养老机构无法正常经营。来访客户闻风起疑、望而却步；新入住老人及家属产生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错误？其他入住老人已经建立起来的好感与信任亦产生动摇。最后把养老机构搞得声名狼藉，逼到非常被动、无奈、难堪的境地。要想息事宁人，就要多花钱协商私了。否则，就只好当被告，上法庭应诉。而此举结果可想而知，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养老立法和缺少具体适用的法律法规依据，民政部虽然先后颁布实施了《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等，各地也相继颁布实施了类似的规章，但离法制化、规范化的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实际需要还相差甚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也未把养老服务合同作为有名合同规定在内，其它民事立法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等也较少涉及到社会养老服务的内容。个别执法人员根本搞不清楚养老纠纷、医疗纠纷、养老机构发生的医疗纠纷内容和程序是怎么回事，法律的界定又比较模糊，责任归属不明确，找不到法律依据，使法官在调解或判决时只能生搬硬套其他法规来解决养老纠纷，似是而非，且凭感情判定企业对个人就必须出钱了结完事，结果以严重不合理的经济赔偿而告终，民办养老机构往往承受不起。
如此这般折腾下来，把养老机构搞的非常被动，既被败坏了声誉和形象，又承担了不该承担的经济赔偿。试想，如果养老机构收住老人达到较大规模，入住的老人又多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不同程度的磕碰意外实难避免，即便是老人在自己家里也是如此。这样以来，作为一定规模的养老机构，其老人意外风险发生率就比较高，而频频由此引发的纠纷亦防不胜防。不少养老机构不得不疲于应付，既想保护机构形象，又想平息纠纷，只能花钱消灾，以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遇上蛮横不讲理或恶人先告状的客户，还要花钱请律师，准备证据材料上法院应诉。长此以往，形成恶性循环，一方面养老机构主要经营管理者整天被搞得筋疲力尽、提心吊胆、心有余悸、惶惶不得安宁，很难聚精会神搞经营谋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养老机构，本来就是福利性质的微利行业，要不断为不合理的意外事故超值买单，尤其是遇到动辄数万或几十万元的官司，从哪里能承受得起如此沉重的经济负担。由此可见，目前，养老机构是老人意外风险最直接、最被动的受害者。
2.4 如果一家养老机构老人意外风险事件时常发生，也势必造成当地政府及主管部门对该养老机构的误解、错觉，以致产生不好的看法。另外，一旦发生纠纷如果双方协商不成，老人家属不接受时，他们势必会把个人单方面的看法和无理要求形成许多份书面材料到处寄送，以达到使自己占取主动、先入为主的目的。这样以来，有关受理投诉的上级主管部门，自然要调查处理。而作为养老机构丝毫也不敢怠慢，在限期内组织证据材料及时汇报和配合调查处理。结果又是一个不管责任在谁，仍然是让养老机构高姿态，为了社会稳定，多牺牲点经济利益息事宁人。尽管如此，还有可能落下经营管理不善或有损政府形象和经常给政府添乱的印象。导致老人发生意外风险的主要因素
3.1 人类自身的生理特点决定了老年人群意外风险的高发率。
八、九十岁的老人就像秋天的黄叶、熟透的瓜，随时随地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特别是痴呆老人、家庭问题情绪波动的老人、与其
他人闹矛盾的老人、争强好胜不服老的老人等等，随时会有意外发生。如行为异常、伤人、自残、自杀、走失、跌伤、骨折等等，在老年阶段最容易出现。尤其是因患有不同类型的器质性疾病造成的某些自理功能丧失或缺陷，有的因多种复杂原因形成的人格缺陷和心理障碍等，不同程度地降低了老人自身的判断力和行动力，不可避免的进入了意外风险高发群体。让经营者提心吊胆，可以说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3.2 与养老机构对入住老人入住前的健康评估、意外风险评估及入住后的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服务、管理有一定关系。养老机构对老人入住时的生理、病理与心理健康信息掌握的是否全面、准确，对入住后容易发生某些倾向性、可预见性或可控性意外风险是否有预见和相应到位的风险管理措施以及必要而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关护理照料细则是否完善细致、是否个性化，相关服务团队成员是否具备必要的素质等等，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对规避老人意外风险的发生都起着不同的影响作用。
3.3 养老立法的缺失与政府缺乏全面、系统、规范、完善可行的养老行业服务标准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养老立法的缺失，无论是涉及到老人还是涉及到养老机构，一旦出现了意外风险，其责任界限因无明确的法律依据参照而往往很难准确界定，因此，养老机构与老人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很难得到依法保障。政府没有统一完善的行业服务标准及操作细则，包括行业风险评估规则、标准，养老机构在实施养老服务的具体工作过程中，就很难把握一个度以规避之。当出现意外风险，又没有相应权威的政府评估裁定组织以及标准的评估办法（如卫生行业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和鉴定办法），再加上政府缺乏对老人意外风险本来属于易发、多发的正面引导，以及意外事故出现后的必要支持机制，来保障老人与养老机构双方的合法权益，以致出现纠纷就很容易进入偏袒一方的误区。导致作为“弱者”的某些老人亲属
进行无限度的所谓各种维权行为的频频发生成为可能，直至把所谓的“强者”—-养老机构逼上死角。其实，从养老机构的综合状况分析，他也属另一类“弱势群体”，当他在承担经济风险时，在保护老人必要利益的同时，他的利益也必须通过某种途径得到有效保障。
3.4 有关国民素质低和社会公德弱化，对本来较单纯简单的老人意外风险的发生，又起到了相反的推波助澜、促使其更加复杂化的作用。当然首先应该肯定，大多数发生意外风险的老人及其亲属还是通情达理的，能主动给予理解和谅解，并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老人意外风险。但也确有不少发生老人意外风险的老人亲属，往往以亲情、私情为主来代替社会公德，不管正确合理与否，首先以个人利益为重，表现出个人与集体，就应该集体吃大亏，因为集体是强者，不应该让个人这个弱者吃亏。在此私字当头、不吃大户白不吃的扭曲心理指导下，自然就强词夺理，没理也要编出三分，刻意放大养老机构本不该承担的风险责任，并抓住养老机构怕影响声誉与形象的心理，故意采取嫉损性的恶劣手法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规避老人意外风险的对策
规避风险首先要有风险意识，其次要遵循原则，再次要知悉规避的途经和方法。言而简之，规避风险要依法、合理、有效。
既然老人意外风险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可认知性与可控性，那么通过加强风险管理，完全可能有效规避一些风险或将风险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所谓的规避，就是通过规划遵守原则、设法巧妙避开有可能出现的风险。因此，要更好的规避老人意外风险的发生，至少应采取和强化以下对策：
4.1 加强对入住老人健康状况的全面科学评估与细致准确界定。通过此举，全面了解和掌握入住老人的实际健康特征与各种患病体征，为更好的实行个性化服务，实施有针对性的个人意外风险预测和控制防范做好基础性工作。
4.2 充分运用现有法律法规，制定并签署尽可能详尽而具有法律效力的《入住合同》。这是养老机构目前运用法律尽可能保障老人与养老机构双方合法权益的根本依据。因此，《入住合同》一定要在吃透老人与养老机构具体情况及其适用法律依据的可靠性、有效性的基础上，使合同内容细致周密、法理逻辑严密、静态效力与动态效力既紧密结合又可适时延续配套转化，使各种应有责任、权利、义务、风险约定条款完整、明确具体、客观公正和对等。必要时，同时签订个性化、针对性强、实操性强的补充协议。
4.3 养老机构自觉加强其风险规避意识，强化风险监督管理机制。规避意外风险，首先所有相关人员包括老人及其亲属都必须有风险规避意识。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不断强化风险教育，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展对老人、家属、员工的培训，提高自觉认知、识别、预见、分析、评估意外风险的能力，加强对其可能性、危害性的认识，并制定、实施具体的风险预防、规避、监督管理制约措施，尽可能把容易引发意外风险的隐患控制消除在萌芽状态。除了做好老人一般性意外风险的规避管理外，尤为重要的是强化对特殊老人个体意外风险的规避管理。
4.4 制定老人发生意外风险的积极应对措施，及时化解和转化不利因素。从科学发展观的态度出发，应该积极正视风险、承认风险，一旦发生了意外风险，要有积极主动的应对办法。如尽可能保护好风险发生时的原始证据，及时与老人监护人沟通、与法律顾问沟通，细致观察受伤害老人伤情与心理变化并进行充满爱心的善后急救与安抚，客观进行事故责任划分与伤害损失结果评估，适时了解老人及其亲属对意外事故的处理态度与要求，养老机构在主动承担应承担责任和做必要自我批评的同时，分析、评估和寻找双方达成一致的可能性与共同点，主动制定出风险事故处理应对预案等。除此以外，还应主动探索并与当地保险机构沟通，争取实行专门的养老机构适用保险，8 以尽可能最大限度减轻意外事故双方的经济损失。
4.5 加强和完善养老机构服务设施基本建设，力争把客观意外风险危害降到最低限度。其实，有许多意外风险的规避与管理，给养老机构的服务设施是否建立健全和功能完善有效等有着很大关系。如住房质量结构与面积是否合理、坚固，特定的防范设施是否齐全到位，对抵御和规避自然风险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室内布局与老人用品用具设计、摆放是否人性化、个性化，对规避和尽可能减少老人日常活动中意外风险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环境安全与消防安全等设施设备是否配套到位和功能有效齐全，都起着很重要的规避作用。由此可见，养老服务的基本设施设备建设如果能确保配套安全合格，仅此一点，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完全规避和杜绝许多老人意外风险的发生。
质量监督机构改革初探 篇5
所谓“循环改革”，形象地说就是驴推磨式的改革，今天的改革成果成为明天的改革对象。形式主义的改革是名改实不改，不动真格儿，仅仅是应付或打打改革的旗号；而循环改革则不同，是动真格的改革，既打雷又下雨，但水过地皮湿，要不了多久，又恢复了原状。要说危害，后者更甚，因为需要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本，而且往往是巨大的。我国的机构改革可谓是一个典型例证，每一次都是轰轰烈烈，撤机构，裁人员，耗费不少人才物力。改革似乎没有尽头，循环往复。这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可谓复杂，但至少有一点端倪，那就是改革的目标不明确，时常把改革本身当成了目标，或目标有误。眼下乡镇机构改革又掀起了一场风暴，正在全国蔓延开来。结果将如何？以历史经验观察之，弄不好，“涛声依旧”。
乡镇机构改革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了，从统计数据来看，成效是有的。社科院的张晓山所长曾公布了如下数据：截至２００４年９月３０日，我国的乡镇数为３７１６６个，比１９９５年减少９９７０个。据民政部计算，撤并乡镇共精简机构１７２８０个，裁减财政供养人员８．６４万人，减轻财政负担８．６４亿元。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并无实质性进展。不然，２００５年就不必再次强调乡镇机构改革了。但这新一轮的乡镇机构改革到底应该如何改？其目标是什么？从一些正在试点的情况和流行的观点来看，未必十分清楚。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至少要厘清以下关系才有可能。一是农民负担与乡镇机构的关系。农民负担重是不是主要因为乡镇机构臃肿，“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所致？二是乡镇财政困难与乡镇机构的关系。乡镇财政困难是不是主要通过撤并乡镇，裁减财政供养人员就能解决？三是小城镇建设与乡镇机构布局的关系。是不是在现有的乡镇机构布局下就无法推进小城镇建设？或者说，只有通过撤并乡镇才能加快小城镇建设？如果以上关系不能从理论上做出清晰的阐释，只是从一些表面现象来下结论，乡镇机构改革恐怕避免不了以往的命运，甚至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负面效应。
城乡分治体制是当前农村问题的总根源
从经济、社会系统的自然演进来看，作为基层组织，乡镇改革已经是时候了。因为无论从发展的视角来观察，还是以改革的眼光来分析，乡镇这个基层组织已经表现出明显的诸多不适应。原有的乡镇组织虽然与其之上的各级政府具有类似的构架，有行政，也有人大和政协，但其功能被城乡分治的二元体制框定在间接为城市服务的位置上。在城乡分治的体制下，乡镇以上的各级政府及其财政事实上是围绕城市来运转的，谈发展、讲改革、定政策有意无意地几乎都是以城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细细考量我国发展和改革的历程，这个结论是不难得出的。尽管有时候也十分重视农村问题，但也都是从不影响城市的粮食供应，不妨碍城市的工业和不危害城市的治安而言的。与这个大背景相适应，乡镇这个基层政权尽管身在乡村，但其使命是为城市服务，而不是为乡村居民服务。乡镇的任务就是把八亿农民稳定在农村有限的土地上，同时从农村、农业和农民身上尽可能地汲取资源，以支撑在城市展开的国家工业化运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本届政府才有所改变。
在小农经济为主，生产力十分落后的状况下，要快速推进工业化，迅速增强国家实力，从“三农”大量汲取资源来支持城市及其工业，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就此而言，我国的城乡分治体制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进而把乡镇的功能定位在为城市服务上也就不足为奇了。问题是我国的发展长期来形成的路径依赖使城乡分治体制难以松动，并反过来固化了经济的和社会的二元结构。经济的二元结构，使国民经济的循环在城乡之间中断，城乡发展失调，成为经济增长难以持续的主要原因。社会的二元结构，使社会成员渐渐形成了两个不平等的群体，成为社会不和谐的主要根源。正是面对城乡分治体制所引致的公共风险，本届政府才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中共中央在“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支持农村”的基本方针，这标志着我国的城乡关系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乡镇改革要以乡镇功能重构为目标
从城乡关系的这种历史性变化中，我们不难看出乡镇政府的功能定位及其改革的目标正日益清晰地凸现出来。在新的历史时期，乡镇政府的功能应当是为农村居民提供各类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这包括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前、产中、产后的信息、技术、法律、政策等方面的服务，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卫生保健、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服务，以及生产、生活的公共设施。很自然，乡镇改革的目标就是调整乡镇政府长期来（间接）为城市服务的功能定位，实现乡镇政府的功能归位，转变到真正为农村居民提供各类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上来。如果我们从这个视角来分析，上面提出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既然乡镇功能定位是为农村居民服务，现在大行其道的撤并乡镇和裁减人员的改革就要重新考虑。其实，对于这样的改革是否具有正当性，并不需要太多的实证分析，只需从逻辑上做一个十分简单的推理就可以得知。如果认为撤并乡镇和裁减人员就是乡镇改革的目标，那就无须多言，其改革是正当的，合理的；如果反之，撤并乡镇和裁减人员仅仅是实现乡镇改革目标的手段，那么，这样的改革就要与目标联系起来才能判断其是否具有正当性。我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不需要撤并乡镇和裁减人员，同样，我也无法得出大量地撤并乡镇是否与乡镇改革的目标相一致。有的地方定下指标，全省４７０余个乡镇要减少到２００余个，也就是说要撤并的乡镇达到５７％；同时裁员１４万人乡镇干部，认为乡镇干部超编达到８６％。我不知道这样的定量指标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在这里不敢妄加猜测。从乡镇改革的方法论来看，如果这些指标不是以为农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为归依，或者说不是以乡镇政府在新时期的功能定位为判断标准，而是以诸如过去规定的乡镇编制、财政负担能力、农民负担等为依据，则恐怕这样大规模的撤并乡镇与裁员只具有某种政绩的象征意义，而无助于“真问题”（乡镇功能重建）的实际解决，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向背道而驰。赵树凯研究员通过对１０省区的调查表明，撤并乡镇大多停留于形式上，既没有真正减轻财政负担，也没有实现乡镇机构的功能重建。如果功能机制不变，现在“瘦”下去的乡镇机构要不了多久就会重新“胖”起来。１９９８年那场轰轰烈烈的政府机构改革应当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农民负担重是乡镇机构庞大造成的吗？
若是从长期形成的城乡分治体制下的思维习惯来分析，其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城乡分治下的思维是：农民的事情农民办。如农村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卫生保健、五保户等都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应通过农民自己集资、投劳来解决。至于交纳的“皇粮国税”，则完全是尽义务。即使国家财政出于某种考虑给一些资金用来扶贫、修建农村水利设施、保持水土等，那也是“支援”而已，国家预算科目上至今仍保留着称之为“支援农业支出”的项目。这“支援”二字就蕴含了不是国家财政份内之事的前提性设定这只能说明，农民、农业和农村长期不在国家财政的视野之内，要不然，金人庆部长也就用不着说“让公共财政的阳光逐步照射到农村”。长期来，城乡分治思维在财政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并固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城乡分治的体制背景下，对待“三农”是“多取少予”，甚至是“只取不予”。这不只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如此，在改革开放的２０多年中也是一样。据
那么是乡镇政府的“三乱”造成沉重的农民负担吗？这里不排除了有害群之马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中饱私囊，但我们能否反思一下，乡镇政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呢？能否说是整个国家的乡镇一级政府成为农民负担沉重的根源？如果说是，那也离不开城乡分治的这种体制安排。正是在这种体制下，乡镇政府变异成为为城市及其工业汲取资源的一个管道。农民负担沉重是城乡分治这种体制假手乡镇一级政府来无限地来掠夺农村、农业和农民所造成的结果。因此，要巩固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要防止已经减轻了的农民负担再次反弹，以为通过撤并乡镇、裁员就可以断绝其根源，那是大错特错了。只要城乡分治的体制没有彻底改变，二元财政制度依然如故，农民负担反弹就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就事论事地以为，只要精简乡镇机构，农民负担就可不再反弹的想法是只看到了现象，而忽略更深层次的原因。
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乡镇政府的出路就是被撤并或变为派出机构吗？
如果与为农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目标相一致，那么，适当地撤并乡镇没有什么不妥，手段是为目标服务的。但如果以乡镇财政的负担能力为理由而大规模地撤并乡镇，甚至改为县里的派出机构，那就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以及“三提五统”等各种各样的收费和摊派，农民负担大大减轻了。不少人在为之叫好的同时，却担忧乡镇财政的财源也断绝了，尽管有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但要再担负起原有的乡镇机构和人员，已经力不从心了。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也正是这个现实的问题成为不少地方撤并乡镇的重要理由，也成为学者们把它变为派出机构的一个实际依据。这貌似有理，实际上仍是城乡分治下的思维逻辑，无形之中仍在肯定乡镇政府的运转及其职能的履行靠农民的税费来支撑是合理的和正当的，农民的事情还要靠农民自己来办。进一步延伸一下，也就是，乡镇政府应当在财政上有自己的财源，应该自求平衡，自我保障，最好对上级还有点贡献；如果平衡不了，那就得缩减开支，精简机构和人员，甚至于撤销，至于是否会影响到为农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则全然不顾了。不难看出，这是以财政为目标的改革。当乡镇一级财政成为“三农”这个木桶中最短的一块木板时，首先想到是，把“三农”这个木桶中的其他木板锯短，而不是想办法去把这块“短板”补长，以满足解决“三农”问题过程中的公共需要，以最大限度地为农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
从省以下各级政府财政之间的关系来看，上级政府对乡镇财政的困难至少有两种选择：一是调整省以下体制和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使基层公共财政的这块“短板”加长；二是通过改革的办法来压缩县乡的财政开支。特别是乡镇一级，由于在农民负担问题上背了黑锅，冠冕堂皇地大肆精简也就成为压缩开支的主要措施。站在省市政府的角度看，应该是与自身目标最为吻合的一种选择，既在改革上出了政绩，又减轻了省市财政转移支付的压力。如果说，省市财政很热衷于对县乡财政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以解决它们的困难，那县乡财政困难也不至于到今天这种境地，也不至于要靠中央的行政指令和中央财政的激励。显然，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利益，也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以此角度来看，一些省份以大跃进的方式大搞撤并乡镇和人员精简，也就不难理解了。这至少增加了观察当前乡镇改革的一个视角。城乡分治体制能一直持续到现在，大概也脱离不了这种利益关系的不平等博弈。省市财政属于城市财政；县级财政一条腿站在城镇，另一条腿站在农村，但整个身子是面向城市的；乡镇财政两条腿都是站在农村，但肩负的使命也是为城市服务的。可想而知，其博弈的结果总是会以“三农”受损而收场。尽管中央政府在从中予以调控，比如现在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来加大对“三农”的投入，但在城乡分治体制被彻底打破以前也难以根本扭转。在新的制度安排建立并得以巩固以前，“三农”形势好转之后，当前的“重中之重”难保不会再次变为“轻中之轻”。这方面我们有深刻的历史教训。
为８亿人提供公共服务，乡镇一级的机构和人员当真是太庞大了吗？
我国有近６０％的人口在农村，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自然落在乡镇政府身上。要现实城乡协调发展，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各级政府的作用自然是离不开的，但最终都要靠基层政府来贯彻和落实。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乡镇政府的作用在新时期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面对新时期的新任务、新使命，面对８亿农民，乡镇政府是不是过于庞大了呢？财政供养人员是不是太多了呢？原有的“七站八所”是不是多余了呢？这恐怕都需要重新思考。
我不否认现有的乡镇机构确有“人浮于事”的情况，有的地方还很严重。这有一个人员结构问题，也有一个管理机制问题，暂且不论。但从总体来看，这样的判断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为“人浮”与否，是相对于“事”而言的，在没有弄清楚这个“事”是否到位以前，轻易地下结论，说乡镇一级的财政供养人员太多是否过于轻率了？一位基层干部的话比我们讲得更明了：“有多少事，才能养多少人。一个机构如果没有职能，养一个人都嫌多；如果要搬一座山，１０００个人也不够。”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镇政府的“事”（或者说职能）主要不是服务，而是汲取资源和完成上级政府交办的各项要求达标的任务，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催粮要款，刮宫流产，其他啥也不管”。若是相对于这样的职能定位，在农村税费改革完成之后，乡镇机构的“事”确实大大减少了。以此为基准来判断，认为乡镇机构“人浮于事”是成立的。但问题是如果承认这种逻辑，也就意味着对乡镇政府职能的原有定位是肯定的。依次往下推理，乡镇机构改革就不存在功能重建的内容而只剩下精简机构和人员的任务了，甚至可以一撤了之。喊出“农民减负在于减官”这样口号的人，自然是基于这样的逻辑。也有的拿出数据来说明，认为省以下财政供养的人员在县乡占了７０％，而相应的财力只占４２％，不减人就没有出路。看似有理，实际上混淆了一个概念，即行政官员和财政供养人员的区别。后者在县乡一级，包括了超过半数的中小学教师。农村人口多，上学的孩子多，中小学教师也就多，由此造成的财政供养人员的比重高是很正常的。但为什么总是以“人浮于事”这样似是而非的理由来对待乡镇机构改革呢？如果不以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为目标，哪怕是精减到只剩下一个人，那也是冗员。是不是乡镇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将会出奇的高，因而只要少量人就可以满足８亿人口的公共服务呢？未来也许是，但至少在不发达的农村现阶段还做不到，即使是搞市场经济了，农村还离不开基层政府这个主体。农村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利益矛盾和纠纷的处理、公共资源的管理、各种公共疫情的防范、农村教育和培训的组织、农村文化的建设、公共信息的发布等等，都要靠乡镇机构去具体组织和实施。若真正以人为本，乡镇机构现在不是无事可做，而应当是做不过来。
由此可见，从总体看，现在的主要矛盾不在于人浮于事，而是乡镇机构职能转换不到位。而职能转换不到位的责任也不在乡镇本身，而是其上的决策者从减少财政供养人员角度考虑多，从为“三农”服务角度考虑少；从上级政府角度考虑多，从下级政府的角度考虑少；从短期考虑多，从长期考虑少。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进一步明确乡镇改革的目标，弄清楚到底是为谁改革，为什么而改革。
推进小城镇建设是撤并乡镇的理由吗？
在不少主张撤并乡镇的文章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那就是有助于小城镇建设。言下之意，不搞撤并乡镇，小城镇建设就难以推进。我觉得这是把两个不同层次东西弄混淆了。农村行政区划的设置是政权组织问题，属于政治学的范畴；而小城镇是生产力的组织问题，属于经济学的范畴，两者虽有联系，但很难直接扯到一起。在一定区域内，设多少个乡镇政府，不是随意的，有多方面的政治约束条件，如民族关系、历史传统、边疆安全、社会意愿、管理便利等等，只抓一点，不顾其余，会引致政治领域的公共风险。而小城镇的形成更多地与经济发展、自然地理条件和交通状况相关，中心城镇既可以是乡镇政府的所在地，也可以只是一个具有经济功能的产业集聚地。小城镇的建设有自身的约束条件和演进路径，政府顺势而为，规划得好，组织得好，确实可以推进小城镇的发展。但不是靠主观想象，依靠行政手段就可以加快的。撤并乡镇可以推进小城镇建设的这种想法，其背后暗含有行政推进的意思。以为乡镇变大了，就可以集中人才物力办大事，就可以“造”小城镇，这显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维方式，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至此可以做一个小结了。上面的论述，主要是想阐释乡镇机构改革的方法论问题，至于细节问题还有待于依据这个方法论去进一步研究。乡镇改革是当前农村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事关农村社会的稳定与长远发展，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能否切实推进的大事。以上所说，并非反对撤乡并镇，精简人员，而是反对“为撤而撤，为减而减”。当我们在进行改革的时候一定要有十分明确的目标，注意改革的方法论，尤其不能把手段当成目标，更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找错了病因，开错了药方。无论怎样改革，或改什么，始终都要以一定时期恰当的目标来衡量和判断。否则，就会贻误农村改革。我认为，这次乡镇改革的目标是：转换乡镇政府功能，使之从（间接地）为城市服务转变为“三农”服务，为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服务。不论各地的差异和差距有多大，这个目标应当是一致的。缓解县乡财政困难，防止农民负担反弹，要靠城乡分治体制的全面突破，光有财政加大投入是不够的；要靠整个政府职能的转换，光是乡镇改而竖立其上的政府职能不转换，难有实质性的进展；简单地寄希望于撤并乡镇和裁减人员有可能与我们的改革目标相悖，使乡镇改革落入“循环改革”的陷阱。
机构改革总结 篇6
炎陵县编办按照市里的统一部署要求，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编办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在县里各有关部门的配合下，认真落实《炎陵县人民政府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圆满完成了政府机构改革工作。现将政府机构改革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改革后部门总体设置情况
改革后，炎陵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21个（县监察局与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列入政府工作部门序列，不计入政府机构个数），炎陵县政府独立的行政执法机构1个（不计入政府工作部门个数），未突破规定的工作部门限额。根据工作部门设置情况和县政府全面履行职责的工作需要，进一步调整理顺了县政府的部门及直属事业单位。
二、改革的主要做法
首先，深入开展调研，因地制宜制定方案。2010年3月份，市委、市政府关于县政府机构改革实施意见下来后，编办及时向县委、县政府进行了专题汇报，并按照县委、县政府的要求抓好落实。为摸清现状，花费一个多月的时间，深入到县政府的工作部门以及政府直属事业40多个单位开展调查研究，就机构设置、职能调整、领导职数等内容，充分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为开展政府机构改革工作获取了第
1一手的资料。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和我县的实际情况，制订了《炎陵县人民政府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经县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并报市委、市政府批复，于9月份下发。
其次，准确把握政策，认真制定“三定”规定。根据省市关于制定“三定”规定的有关要求，结合我县政府工作部门的实际情况，在“三定”制定过程中，我们遵循了以下几个原则。一是部门工作职责法定原则。我们按照责任明确、上下衔接、有利工作的要求，确定部门职责。在赋予部门职权的同时，明确相应承担的责任，真正做到权责一致。完善部门协作机制，搞好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二是内设机构精简统一的原则。严格控制部门内设机构个数，要求各工作部门内设科室与省、市级的内设机构要上下衔接，但不搞一一对应，重点把握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职责，科学设置内设机构，职能增加的部门内设科室可考虑适当增加1-2个科室来承担。对于职能减少的、职能分工过细、业务单一的通过减少科室或合并加挂牌子的方式解决，切实达到精简效能的目的。三是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从严控制的原则。按照核定编制与所承担的职责任务相匹配的要求，科学确定部门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对于职能调整和撤并的部门，原则上实行编制随职能走、人员随编制走。领导职数严格按照市编办《关于炎陵县政府工作机构领导职数的批复》（株编办
[2010]243号）规定确定。
第三，周密部署，扎实推进改革。一是加强领导。为保
证机构改革工作顺利进行，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组长的县政府机构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改革中，县里的主要领导经常过问改革进展情况，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多次召开协调会研究具体问题，为顺利推进和圆满完成改革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二是广泛宣传。工作中我们注意做好宣传工作，让广大干部都能认识到改革的重要性，从而统一思想，自觉参与到此次改革中来。三是加强协调配合。为确保工作有序进行，首先，我们各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了业务培训和指导，并及时与单位的“一把手”进行全面沟通，收集了各部门的“三定”草案。接着，编办根据《县政府机构改革实施意见》的具体要求和我县的实际情况，对各单位的草案进行初步审核，确保“三定”更加科学规范。然后，以市政府各工作部门的“三定”为大框架，按照“上下一致，职责相匹”的原则进行再次修改后提交给分管副县长征求意见。最后，把部门领导、编办、分管副县长通过后的“三定”提交编委会审定。“三定”规定下发后，及时要求各单位按照三定规定做好职能调整，更换牌子等工作。
三、攻克难点，改革工作稳妥推进
我县在实施改革过程中，坚决贯彻市委、市政府的意图，坚持编制精简、领导职数不超任务不动摇。各个工作部门按照“三定”规定，严格执行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的落实，不存在随意增设内设机构，加挂牌子，提高机构规
格，超编进人和超配领导职数的情况；严格按照湘发
[2009]18号文件精神，规范领导干部“实改非”、部门领导党政分设的做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做到了耐心细致稳妥、有序推进。例如组织部门在干部调整时，配合机构改革实施，积极探索与推行党政“一肩挑”政策，目前我县的民政局、县发展与改革局、县林业局、县交通运输局等已落实了局长、书记一肩挑。并按照人随职责走，编制随人走，整体合并或并入另一单位的，编制和人员整体划转，然后按有增有减的办法重新核定编制的原则，使改革工作顺利、稳妥、有序推进。
此次政府机构改革的特点体现在突出探索大部门体制、突出转化职能这个核心，突出强化部门职任。通过转变政府部门的职能进一步理顺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相互关系；通过推进大部体制改革，进一步提高了政府机构本身的能力和效率；通过强化责任，着力解决职责交叉、权责脱节等问题，不断健全部门协作机制，积极探索明确和强化责任的途径及方法；通过严格控制机构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加深了对认真执行机构编制审批和备案制度的认识，从面进一步提高了工作效率。
质量监督机构改革初探 篇7
一当前双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1教学方法滞后, 课堂缺乏互动
大部分普通高校的双语教学方法手段较为单一, 落后于社会对毕业生英语能力的实际需要。大部分的课堂还是以教师讲授为主, 甚至将双语课演变成了“翻译课程”, 学生只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 缺乏参与课堂的主动性, 教学效果不理想。
2考核模式单一, 影响学习积极性
大部分双语课程的考核模式较为单一, 缺乏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考核, 基本上都是期末卷面一考定胜负, 主要以死记硬背为主, 与实践脱节。这种考核方法一方面增大了学生最后期末复习的压力, 另一方面学生也容易忽略对平时学习的重视。对于英语基础较为薄弱的学生而言, 这种考核方式也容易让学生产生退缩和畏难情绪, 造成心理负担, 甚至抵触双语教学。
3学校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双语教学质量的提高离不开学校的支持和帮助。双语教学毫无疑问会加大教师的工作量和工作强度, 在缺乏合理有效的激励和考核机制的情况下, 双语教师缺少主动从事双语教学的动力, 影响了教师教学的积极性。
二强化专业特色, 确定合适的教材
教材是双语教学成功实施的物质基础, 选择不当的教材有可能导致教师无法顺利完成教学目标, 也会导致学生不能很好地消化吸收教学内容。国内外的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课程的教材有较多的版本, 各有特色、选择丰富。从国内院校开展双语教学的实践来看, 使用原版教材是双语教材建设的主要思路。
目前, 引进国内的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优秀教材大概有十本左右, 每本教材都各有自己的优势, 通过对教材的实用性、权威性及先进性的考虑, 并结合我院的专业特色和学生英语水平的实际, 我院最终将米什金的《金融市场与机构》作为主教材。该教材是国内外高校该门课程的流行教材, 内容翔实、深入浅出, 并设计了大量的习题和案例, 同时提供了丰富的网上资源供师生使用。但是该教材对于国内双语课程来说, 内容稍显庞大, 部分章节难度偏大, 因此需要在教学内容上进行合理取舍, 在保证教学体系完整性的基础上, 做到详略得当。
另外, 原版教材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与国内现实脱节的情况。毕竟, 绝大多数学生的就业市场是在国内金融领域, 如果不了解国内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实际操作和运行规律, 不了解国内金融领域的新发展、新观点、新业务, 则不能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工作需要。因此, 必须对国外教材结合学校的专业特色和学生的实际需要进行本土化的改造, 比如更多地增加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的国内外比较分析及典型案例, 增强学生对于国内金融行业的了解, 以便于学生能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
三采用模块化教学, 提高教学效率
利用模块化的方式架构课程内容, 可以使课程体系与教学层次更加清晰,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课程在金融中介机构、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市场三大模块的基础上可以再进行细分。金融中介机构重点介绍存款类金融机构、契约储蓄类金融机构与投资中介类金融机构三个子模块;而金融监管机构重点介绍美联储的组织框架和货币政策实施两个子模块;金融市场可以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两个子模块, 同时资本市场还可以细分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抵押贷款市场等。每一个模块与子模块除了要明确知识要点外还要重点标注专业词汇和英语技能要点。
根据不同模块和子模块的教学重点和难点, 可以设立不同的专题, 用一堂课的前半段时间讲解这些知识点, 后半堂课的时间可以通过实践教学、案例教学、小组讨论等方式展开, 让学生积极参与课堂, 提高教学质量。比如, 在介绍债券市场内容时, 首先教师将债券的票面价格和市场利率关系这一知识点进行重点讲解, 其次让学生自己分析欧债危机中各欧盟国家发行的债券价格和收益率情况, 最后引导学生再对知识点进行验证。这样一来, 学生在清晰把握本堂课程教学要点的同时, 又了解了最新的金融市场发展动态, 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专业基础知识,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效果。
四创新教学方法, 增强学生学习积极性
1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为了让专业知识以更生动的方式展现在课堂中, 教师可以利用丰富的网络资源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网站和网络视频运用于课堂教学中, 开拓学生视野, 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比如, 在介绍金融监管机构的相关知识时, 可以在课堂中展示美联储、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等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的网站, 同时对比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网站, 使学生了解中美在监管机构的设置、监管职能、监管方式和监管内容等方面的差异, 进而让学生自己分析两种不同的监管模式。这样一来, 学生接触到了金融实践, 增加了课堂的趣味性,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加强了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明显提高教学质量。另外在介绍投资中介类金融机构的内容时, 教师可以在课堂中播放次贷危机中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的网络视频, 让学生直接感受到教学内容的真实性和生动性, 提升了学生对于基本知识点的把握, 同时了解了金融领域的热点问题, 提高了学生的英语能力。
2进行金融实物教学
在课堂中进行实物教学, 可以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 活跃课堂气氛, 改善教学效果。在介绍美联储货币发行职能的知识点时, 可以给学生提供各种面值的美元硬币和纸币, 并简单介绍货币上的人物和含义。学生在传阅货币实物的过程中, 了解了美国货币发行的发展过程, 有利于激发学生对于货币发行理论知识的学习兴趣。另外, 西方国家个人使用支票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 而我国个人使用支票的情况很少, 因此学生对支票这种信息工具了解不够。教师可以在课堂中展示国外支票本, 并现场操作使用;学生很快掌握了这种陌生信用工具的使用方法和操作流程。这样的实物演示教学, 学生有了直观的认识, 使知识性与趣味性融为一体,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并更易理解知识点。
3任务导向, 小组协作
为了给学生在课堂中创造更多“多说多练”的机会, 提高学生运用英语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 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和知识点设计出一个或者多个具体的任务, 让学生通过完成任务, 进行英语的实践运用, 掌握教学内容。比如, 可根据货币市场工具的分类, 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各小组成员间可进行分工, 利用课余时间从货币市场工具的定义、特征、操作原理和市场规模等方面进行分析, 在课堂内以脱稿方式对本小组完成的任务内容进行阐述, 其他同学可进行现场提问, 教师做最后总结。这种方式极好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 有效地训练了学生使用英语进行阅读、写作、演讲、交流的能力, 加强了课堂内的师生互动、教学相长, 提升了教学效果。
五改革课程考核方式
双语教学本身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要使用语言知识加深对专业知识的学习, 因此应当采取灵活多样的考核方法, 以考察学生综合素质为主。双语课堂可以借鉴国外本科课程的考核方式, 一门课程一个学期安排三到四次考试, 同时考试的方式也可以多种多样, 比如课堂讨论、报告写作、专业文献查阅翻译、口试等。这样可以将考试压力分散, 并将极大地调动学生平时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同时教师也可以及时发现学生的知识漏洞。
六创造课外实践机会
在课堂外, 教师也可以通过微信、微博、飞信、QQ等网络方式向学生推荐优秀的专业英文文献和金融动态信息, 创造一切机会让学生去实践感知英语。还可以利用校园内的英文学术讲座、国际项目推介会、外资企业宣讲会、留学生交流等活动全方位地增加学生的英语实践机会, 增强使用英语的自信心和交际交流能力。另外, 我院的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双语课程的授课时间通常安排在大三第二学期, 大部分同学面临着求职就业实习等现实问题。因此教师应当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到金融机构实习, 将所学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 提高其专业英语的综合运用能力。
七提高双语教学的师资力量
随着金融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未来社会对金融专业人才的素质要求将不断提高, 尤其是从业人员的英语水平。这就对双语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需要教师在不断提升自身专业素养的同时注重提高运用英语的授课、表达、交流能力。学校应为双语教师创造更多的机会提高教师的英语运用能力, 比如, 可通过双语教学培训、双语教学研讨会、国际会议、专家讲座等多种渠道。另外学校也应当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与评价体系, 为双语教师搭建良性平台, 加大对双语教学的支持力度, 推动双语教学改革。双语教师自身也应当意识到英语学习的重要性, 持续充电, 逐渐改善双语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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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孟丽.借鉴BTEC教学经验探索高校专业课双语教学模式[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4 (1) :185-186.
[3]孙茗.中西双语教育的差异和启示[J].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3 (3) :13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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