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真实文化论文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真实文化论文（共10篇）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真实文化论文 篇1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我看先秦著作中的虚构现象

先秦著作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源头，有很多典籍流传后世。这一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局面，各种学术著作、历史散文层出不穷，这些著作在基本符合史实的基础上，往往有所提炼、加工，甚至虚构，这种人为的改造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下面我们就来谈一谈先秦著作中的虚构现象。

首先，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先秦著作中确实存在着很多的虚构现象。自从商朝出现甲骨文开始，中国历史进入有文字可考的新阶段，文字的使用使人们可以记录各种各样的事。古代帝王的身边就设有史官，负责记录君王的言论和行动。但是在先秦时期，掌握文字的仅仅是作为统治者的贵族，其他的平民是没有能力和条件去掌握文字的，所以说记录历史的权利就掌握在贵族的手中，那么，这些贵族就不会记录那些危害自己统治的事迹，这是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阶级性质决定的，所以记录的事情往往有虚构的成分，这是无法避免的。还有一种类型是古代神话，古代的史官其求真务实的精神去看待远古神话传说，于是把神话当做史实来曲解、怀疑，这样，先秦史书中就有虚构的成分产生。

有上面的论述我们知道，先秦著作中确实是存在虚构现象的，虚构出来的东西都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东西，虚构也分为两种，一种是虚构出来的东西是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的，比如对一些历史事件具体情形的虚构，还有一种是虚构出来的东西不符合逻辑或不符合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这样的虚构人们一看便知。比如“洪水滔天„„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復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山海经·海内经》)这段的大意是鲧治水不力被杀，死后怀孕生了禹，继承父志终于排除了水患。这明显就是一个虚构的成分，让你是不可能死后再生出小孩的。又如“俗说开天辟地，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池中，举以为人„„”（《太平御览》）这个故事大家都听说过，就是女娲造人的故事，属于神话，完全是虚构的。

既然先秦著作确实是存在虚构现象的，那么出现虚构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据我的一些参考分析，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先秦时期，人类由愚昧、野蛮野蛮的时代跨入文明时代，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极端低下，人类认识自然界的能力是很弱的，对于很多事情人类还无法解释它们，但这些确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因此对一些事情的描写就采用虚构的形式。比如人类无法解释自己生存的这个自然界是怎么来的，就创造了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人类无法解释人是怎么产生的，就杜撰了女娲造人的神话，还有很多类似的神话，都是描写那些人类无力认识的事物。二，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一些特殊人物的出生都是很特别的，并且带有奇异的色彩。孔子的母亲去尼丘山祈祷，有感而怀，生下了孔子。李耳出生时头发全白故起名为老子。这些人都是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因此在记录他们身世的时候总是人为地创造一些东西，以显示这些人从刚出生就显示了与众不同的特质。还有一类是古代君王的出生。很多君王的出生都是与上天、与神有关系的，都说是上天派到人间来的，是理所当然的天子，然而，这些只不过是那些统治者宣扬君权神授的一种伎俩，以此来麻痹人们的思想，证明自己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这些又是另一种类型的虚构。三，先秦时期，历史与文学的界限不是很清楚，很多著作既可以认为它是文学作品又可以认为它是历史作品，《左传》就是其中之一。“历史本来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史官在记录历史的时候往往使用自己的语言。大家都知道，在先秦时期，掌握文字使用的都是那些作为统治阶级的贵族，记录历史的也是统治阶级，并且是私人修订，一些历史事件是不为外人所知的，但是这件事却又是有重大影响的事情，史官只能根据当时的情景适当的虚构，但是，虚构的成分不能太浓。另一种类型是统治者为了不显露自己的残暴统治，为了不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昏君暴君的名声，将自己的一些恶劣行径从史书中删去或直接不予记录。这两种类型是人为地虚构。四，还有一种虚构出现的地方不是史书，而是一些文学作品，作者通过自己的虚构描绘出一幅自己理想中的社会或是通过虚构的东西来表达自己的某种情感，这类的代表是老子、庄子、屈原，老子在《老子》一书中为我们描绘了“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种“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庄子在《逍遥游》中以奇特的想象描写鲲鹏，进而表达追求顺其自然无所依，最终获得无穷的自在自由。屈原的《离骚》，诗人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被奸人所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与朝政败坏，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这种类型的虚构属于文学上的虚构，也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写法，《离骚》开创了文学中浪漫主义精神。

先秦著作的虚构现象为我们展示了文学中的另一种美—艺术美，这种虚构的存在使我们欣赏到了精彩绝伦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是中国文学创作史上一种很有价值的现象。

参考文献：

王力教授主编《古代汉语》

曹础基教授主编《中国古代文学》

（春秋）左丘明著 李梦生注释《左传近注》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真实文化论文 篇2

在14、15世纪台伯河畔的意大利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到21世纪的今天，资本主义已经走过了700多年的风风雨雨，但它仍然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而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而出现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在带动着人类文明的历史车轮缓缓向前驶去，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人类文化发展的积极成果也在方方面面不知不觉中一天天的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改变着社会的面貌。

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化方面对社会的影响

起源于14世纪的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首先影响最大的非“文艺复兴三杰”所属，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他们用笔杆推动着文艺复兴的发展。当然除了他们也有另外一大批文学巨匠，比如：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他们的作品即使在今天仍然堪称经典。除了一大批文学巨匠之外，也涌现出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一大批艺术家用他们独特的视角诠释着人文主义精神。《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的微笑》《大卫像》等在艺术领域给了封建专制和腐朽黑暗的教会有力的一击。他们提倡自由平等与“人道”，为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做了不可替代的准备。也为人类的文学宝库添加了一批无价之宝。

而在中世纪的西欧，作为西方封建制度国际中心的天主教会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要推翻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16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文艺复兴的广泛传播，欧洲宗教改革蓬勃兴起，首先向近代社会迈进的德意志成了西欧宗教改革的中心。马丁.路德提出“因信称义”的信仰学说得到了市民，农民的支持。宗教改革以后产生的新的教派统称为基督教新教，奠基者有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从而开创了新教历史，引起了社会的诸多变化。正如美国著名神学思想史家奥尔森所言：马丁.路德“自视为卑微的修士与神学教授，却是整个世界天翻地覆。”

在今天回顾16世纪的宗教改革会惊奇地发现，宗教改革不仅是通过社会政治关系的关键性转变来废除封建主义教会阻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种努力，而是资本主义国家近代化的开端，包括对政治、社会、宗教、经济和社会道德规范方面的全面调整。这场运动的推动力量不是皇帝，君主一类的人物，而是包括市民知识分子在内的普通百姓。运动的目标可以说是实现“公共利益”和建立“基督教兄弟之爱”。从这些社会目标中产生了运动的政治目标：废除了教会凌驾于国家和民众之上的政治干预权，促进了国家主权的完整化，并且自下而上地推动政治的民主化和经济的近代化。开始于17世纪的启蒙运动是一个历史转折点：人们开始告别束缚已久的宗教教条，迷信和专制主义，转向凭借理性和经验来探讨社会组织，艺术，经济，教育，政府和科学。17世纪的荷兰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反对西班牙封建统治的革命中，资产阶级建立了后来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提出了自然权利说，以人为出发点，认为人人都遵循“自我保存”原则。人人都有生存权利，并按照自己意愿寻求自己的利益，抽象的权利是平等的，具体的权利则服从于弱肉强食的竞争原则。国家有责任保护个人权利，如果侵犯个人权利，人民可重组国家。这些思想确立了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缓解了荷兰立国后商业资产阶级与荷兰贵族之间展开的无休止的夺权斗争。

除了荷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展了启蒙运动。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具有世界性影响。伴随着革命发展的进程，不同的阶级，阶层的思想代表，各自提出了众多政治思想和主张，激发了人们撰写出大量的政治论著，这些论著奠定了启蒙政治理论的基础。内战和清教革命硝烟未散之际，霍布斯写作了《利维坦》，为绝对主义提供了合理的基础。洛克效力于光荣革命，逐步阐述了《政府论两篇》的自由主义思想。他以人性本善与人人平等的自然权利说，以及“天赋人权”为基础的社会契约论为依据，论证政府权利由人民授予，必须以保护他们的财产与天赋权利为“首要目的”。政府权力应该一分为三，相互制衡，以免出现独裁。在启蒙哲学家来看，洛克的学说和英格兰的状况极具说服力。事实上，英格兰成为众多启蒙学者心目中的理想模式。

英格兰的政治理论通过拉丁文和法文译介，顺利的传入了法国思想界。法国期间的启蒙运动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思想家，包括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与狄德罗等百科全书派。启蒙思想家推崇理性，科学与民主，抨击封建专制与宗教神权，宣扬自由，平等与人权，主张建立开明的君主立宪制或民主政体，为法国大革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对世界近代史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五四”运动对“德先生”与“赛先生”的赞颂，也体现了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而德国的启蒙运动则表达了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他们宣扬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自由平等等观念，为德国资产阶级在君主制范围内的社会改良提供了思想武器。

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科技层面对社会的影响

1782年，瓦特试制出的旋转式蒸汽机标志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始，蒸汽机的广泛应用，动摇了旧世界的基础，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于18世纪后半叶的英国，英国当时是生产力发展程度最高，资本主义发展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创立提供了思想武器，使之摆脱了宗教神学的禁锢。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又用客观的事实推翻了上帝的神话。16——18世纪欧洲自然科学在物理学、数学、地理学、生物学等领域有了重大发现。牛顿经典力学，莱布尼茨微积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哈尼的血液循环系统理论等最具有代表性。技术方面的有瓦特改良蒸汽机，纺纱骡机，科尔特锻铁法，以及在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出现的火车和汽船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沟通渠道。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生动地展示了工业革命给英国带来的变化，蒸汽机逐渐推广到了冶金，采矿，交通运输等方面去。机器生产逐步取代手工劳作，社会生产力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逐步确立，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的时代开始了。自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经历了70——80年时间完成工业革命，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19世纪的英国成为了“世界工厂”。与此同时，机器大工业要求不断扩大海外市场与原料产地，英国开始了殖民扩张，其统治的殖民地每天24个小时都有阳光普照，它也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

19世纪下半叶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的广泛应用和内燃机的发明运用是这次科技革命的主要标志，人工合成与有机化学的发明为这次科技革命增添了新内容，使人类迈入了电气化时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进入了第一个“黄金时代”，并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帝国主义时代开始了。美国也在搭上了这趟顺风车，开始了飞速的发展。

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家主要政治制度层面对社会历史的影响

二战过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也随之变化调整。在调节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时，也在不断调节其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制度，而反映出这些变化与调整需要的社会思潮也层出不穷。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变化，发达国家上层建筑调整的主要成果有两个：

1、进一步清除了封建残余，扩展了公民基本权利；

2、政治体制自身的结构、程序与功能日趋健全，包括议会立法制度，司法监督制度、政党制度与公职任用制度等。尽管它仍然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利益与资本主义雇佣剥削制度的实质丝毫未变，但对生产力的发展发挥了相当的推动作用，政治现代化程度有了较大的提高。战后宪法等法律确定的一般政治原则，主要关于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与政治活动原则，诸如“主权在民”“三权分立”“代议制”“责任内阁制”等。这些制度的建立健全使得资本主义制度更加完善，作为上层建筑自然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是资本主义长期保持活力的原因之一。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西方民主政治进步相伴相随。

历史真实故事 篇3

卫青、李息率部出塞后，从云中向西大迂回。两部先沿黄河北岸(左岸)西进，在秦长城的掩蔽之下迅速推进至高阙塞(今内蒙古杭锦后旗黄河西北)，切断驻守河南地的匈奴白羊、楼烦二王与匈奴腹地的联系。然后南下，完成对河套及其以南地区的迂回包抄，突然掩袭匈奴白羊王、楼烦王，并一举击溃之。匈奴二王率少数亲兵逃遁。汉军歼敌数千人，俘获“伏听者3071人及牛羊百余万头，收复了河南地全部土地，穿行千余里到达陇西，”全甲兵而还“。

汉匈河南之战，双方投入的兵力不多，规模亦不为大，但它在汉匈战争史上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西汉王朝收复河南地，使得汉朝的北部边防线更往北推移至黄河沿岸，为长安增添一道屏障，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匈奴对关中地区的直接威胁，这不仅仅有利于京都地区的繁荣与发展，而且也有利于西汉王朝在全国统治的加强。

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与发展趋势 篇4

1、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以资本家占有工人剩余劳动为本质的剥削制度。与奴隶制和封建制相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有着不同的性质：

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一切经济规律得以展开和发生作用的基础，对剩余劳动的占有采取了等价交换的形式

第二，资本主义生产以雇佣劳动为基础，劳动力转化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条件，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它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

2、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作用

第一，资本主义首先造成了商品关系的普遍化。这种普遍的商品关系打破了自然经济和封建等级制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的严重束缚，促进了协作、分工、生产的集中以及劳动和自然科学的结合，推动了生产资料和劳动过程的社会化，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第二，对剩余价值的无止境贪欲和残酷竞争的压迫，使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创新的动力，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整个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

第三，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摆脱了类似奴隶制和封建制下的那种对统治阶级的人身依附，实现了法律上的平等和自由。法律上的平等和人身自由的获得，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推动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导致了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多。这样，资本在追求剩余价值同时，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阶级对立的消除，从而为消灭自身存在的基础，创造了物质前提

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1、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个基本矛盾

2、基本矛盾表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资本的积累过程中通过平均利润下降、资本和人口的相对过剩以及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表现出来

三、资本积累的两个社会经济后果

1、相对人口过剩

(1)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这种人口过剩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自然的，而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相对于资本增殖需要而言的人口过剩

(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

2、平均利润下降趋势

(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同一个剩余价值必然表现为不断下降的利润率。由于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有机构成的变化不仅发生在个别生产部门，而且是在一切生产部门或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发生，因而，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导致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平均利润率的下降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基本表现形式

(2)平均利润的下降趋势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并不断加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平均利润的下降趋势并不排斥利润总量的绝对增加。积累的不断增大、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又会进一步造成利润率下降的压力，为了减少这种压力，资本家只得更多积累。这是这样一种机制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同时不断加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

首先，利润率下降的规律表现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剩余价值的实现之间的矛盾

其次，平均利润下降规律还表现为生产的扩大和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

最后，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过程中还引起人口过剩时的资本过剩

由资本的积累、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口过剩、商品过剩和资本过剩，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物和表现形式，它们集中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和过渡性

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主义制度像人类社会所有的制度一样，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向前发展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对于打破封建制度的束缚，促进市场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工业革命推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垄断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迫使资本主义进行局部的调整。现代科技革命，又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巨大影响。但以上的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仍将继续存在，并还将产生种.种新的矛盾和问题

中国古代文化贸易的发展

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有着发展水陆交通的优越条件，勤劳智慧的古代中国人不仅写下了陆路交通的悠久历史，而且开创了水路交通的光辉历程，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辛勤的劳动谱写出世界古代交通史上最壮丽的 篇章。

1.古代交通事业发展的历程

先秦时期我国古代交通初规模，陆路修筑许多通行战车的道路，沿途设有驿站，水陆交通不仅利用黄河、长江天然水道，而且相继开凿了胥河、邗沟、鸿沟等人工运河。

2.秦汉时期水陆交通形成全国网络

秦统一中国后，颁布“车同轨”的法令，并建成遍及全国的驰道。挖掘灵渠，把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接起来，汉朝开辟了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的海上航线。西汉时期开通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

3.隋唐时期，古代交通进入高峰时期

唐都长安成为国内外交通枢纽和中心，构成了以长安为中心的遍及全国的驿路系统。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和沟通海上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使水陆交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4.明清时期，我国古代交通由盛而衰

明代出现造船高峰,郑和七下西洋，把我国古代航海活动推向顶峰。不久以后明清两朝相继实行了海禁，航海事业从此一蹶不振

在古代，我国人民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开拓了辽阔的疆域，而且对外贸易也很发达。古代的对外贸易促进了古代中国与世界经济交流，对人类生产发展和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1.西汉时，由于西域交通的沟通，中国同西亚和欧洲的通商关系开始发展，中国的丝和丝织品，经“丝绸之路”运至西亚大秦。

2.唐代对外贸易兴盛。唐都长安是亚洲经济文化中心。对外贸易经陆路和海路与亚洲、欧洲各国往来。唐政府在广州设市舶使管理对外贸易。这一时期贸易的重点是亚洲，交往对象主要是朝鲜、日本天竺波斯、大食等。

3.明朝初期，郑和下西洋，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促进了明朝海上贸易的发展。明朝中后期至清朝实行闭关政策，古代对外贸易开始进入萧条时期。

古代对外贸易的启示：对外开放、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才能促进社会进步，闭关锁国只能造成国家、民族的落后;

加强联系、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适应历史发展趋势而行者存，逆历史发展趋势而行者亡;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真实文化论文 篇5

在历史研究领域追求历史真实的再现，几乎是每一位研究的历史的学者的追求，他们都是希望最大限度的反映再现历史本来的面目，但是，我认为，即使在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想要以历史研究来客观再现历史的真相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尽可能的是历史研究的结果无限的接近历史的真相，而历史研究也不应该片面的追求强调绝对的历史真相，历史研究的主体和客体也是不可能绝对分离的。

一、一切历史著述都是主体化的历史①

我们都知道，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客体的历史就是历史学研究的对象，这个对象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一去不复返了，不可能再重现在我们眼前。而所谓主体化的历史就是历史认识的主体根据自己对客观历史的认识而描述和归纳出来的历史。而正因为是认识主体对客体的描述和归纳，所以这样的历史就是经过了主体加工的，所以与客体是不会完全相同的，甚至有时候会出现完全不同的情况。一切历史著述都是主体化的历史，这就决定了历史研究是不能客观的再现历史的真实的。

之前我们曾经学习过，兰克学派倡导客观主义的史学，主张在历史的研究中“排除自我”，排除一切主观意识的影响，执着的追求历史的真相。但是这在实际的操作上却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样的研究就让历史研究成为史料的堆积，不能掺杂历史学家一丝一毫的思想；并且即使是对史料进行堆积，也是不能离开个人因素的影响的；而且，“史料是无论如何说不出隐藏在古人行为表象背后的真实的思想动

机”的。兰克倡导的客观主义史学最终受到众多学者的批判，带着而起的“新史学”要求加入历史研究者对历史的解释，从主观的角度去看待历史，由于过分的强调主观的作用，甚至还出现了克罗齐、柯林伍德等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甚至否认了历史事实的客观存在性。

事实上，无论历史著作的作者承认与否，古今中外的所有史书，在史实的叙述和评论中，无不包括著述者本人的立场、观点和感情。在中国古代的众多史著中，这一点就十分的明显，司马迁作《史记》的目的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②。而《史记》的“太史公曰”、《左传》中的“君子曰”、《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都是表达作者个人观点的。而西方更是不乏这样的例子，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对当时雅典政事的记载时，就强烈的表露了自己的价值观念，他高度赞扬雅典的民主政体，颂扬伯利克里的政策，他的《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实际上即使借伯利克里之口来歌颂雅典的民主制度。

一切历史著述都是主体化的历史，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论述同一个历史问题的研究者们，由于主观认识的不同，得出的结构往往是大相径庭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比如说，关于罗马帝国的盛衰的原因，不同的研究者就有不同的观点，各自表现出鲜明的主体意识。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1734年发表的《罗马盛衰原因论》中提出，罗马帝国在共和国时期之所以强盛是因为罗马的公民具有政治权利，是国家的主人翁，所以他们就具有了勤劳、勇武、爱国爱荣誉等美德，但是到了帝制时代，专制主

义剥夺了人们的政治权利，扼杀了人民的自由，罗马就一天天衰落下去。而同样是关于罗马盛衰的原因，比孟德斯鸠稍晚的研究者、英国史学家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在其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提出，罗马帝国的衰亡是在于“基督教和野蛮主义的胜利”，基督教的传入，是罗马人不再重视务实和道德的实践，爱国心亦随之低落，防务日渐空虚，直至最终灭亡。吉本还断言：要说明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非此不得其解。

人们在认识历史的活动中，无时无处不受着本人所具有的主体意识的支配，人们总是站在某种立场上，在某种思想的指导下，怀着某种感情去观察历史、认识历史，所谓的纯客观、不带任何主观意识的历史认识，实际上就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历史研究也是不可能再现真实客观的历史实际的。

二、影响历史研究客观再现历史真实的因素

每一位历史研究者在认识历史的实践活动中，都难免会为种种的因素所局限，从而使他的社会生活实践和对历史资料考察研究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受到影响，导致他所写作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产生不同程度的偏差。在历史研究中，影响历史研究客观再现历史真实的客观和主观因素主要有以下几项：

1、历史资料的局限性，历史资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很据史料的存在形式，一般可以将史料分为实物史料（史迹遗存）和文献资料两大类。我们在研究这些史料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历史无法重演，现在的技术更是不可能是人回到过去的年

代去身临其境的感受和体验当时的历史，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大部分就是解读这些史料，从中尽可能得出与历史真相相近的历史。在研究一段历史时，史料的完整程度、史料的真伪以及不同研究者对史料的不同认识都会制约研究者了解历史的真实。比如说，我国历史上的夏朝，由于缺乏充分的史料，只凭古籍中的零散的记载，很难使研究者对夏朝的历史做出正确的判断，稍有不慎，就可能偏离历史的真相。再如，殷商时期曾经迁都五次，但是由于缺乏史料的佐证，对这五次迁都的具体时间地点都无法得知。又如，研究者从史料中推断古典时期奴隶的数量时，根据相同的史料，大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有说是20.6万，有的说是8万到10万，还有人说是6到8万，等等，但是究竟古典时期的奴隶数量，恐怕只有当时的人知道了。

不但在古代史上有许多史实由于史料的局限而至今难以定论，而且众多的近代的经济政治文化事件，相互矛盾的记载也很多。历史资料的局限，严重制约着历史研究对历史真相的再现。

2、历史时代的局限性

历史时代的局限性而导致的非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在漫长的时期内占据统治地位，进而导致历史研究者对社会历史的进程和规律产生与历史真相发生根本性背离的理解和描述。

比如说在古代，世界上各个民族的各个阶层的人们，都相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主宰者人的命运，因此当时盛行天命史观和神意史观，他们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的终极原因归结为是天、神灵或上帝。而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启蒙思想家们认为社会历史运动发展的终极

原因不是神，而是人性或者理性。但这里的人主要指的是英雄和精英。而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的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抛弃了传统史学中的英雄史观或精英史观，开始重视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史，更加注重人民大众对历史发展的作用。由于受时代的限制，历史研究者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规律的认识都是不同的。

3、研究者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的局限

历史研究者的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的局限不但与前面历史时代的局限相联系，还表现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事件、人物的研究和写作中限制着研究者的观察视野，从而在他们的历史著述中总是烙上他们特有的阶级和政治立场的烙印。

在中国古代，史书大多出自官府之手，所以在叙述中，对于用暴力反抗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多污蔑他们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寇”“匪”“盗”“贼”，这毫不掩饰修书者的阶级偏见。但是到了新中国成立，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自然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历代统治者对农民起义的污蔑采取了理所当然的驳斥，充分肯定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甚至将农民起义当做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要动力。这又直接刻上了无产阶级的烙印。这种片面的所谓的“革命立场”，也限制了人民对历史真相的认识，导致了与客体历史的背离。

4、狭隘的民族立场的局限

前面所说的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主要指的是本国、本民族的范围而言的，民族立场的局限，主要是指在研究历史时，研究者受到民族立场的局限。比如说，许多研究者在谈到黑人的历史时，总是会戴着

一种本能的歧视；又如，二战时期，纳粹德国推行极端的民族主义，必定会对犹太人的社会历史发展进行不同程度的歪曲和污蔑；而在中国古代，一向中央政府以天朝上国自居，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历史研究也是存在民族立场限制的，特别是在讲到突厥、匈奴等曾与中央政府为敌的民族，历史文献中将周边的各民族称之为“夷”“狄”“奴”就是最好的例证。这种狭隘的民族立场的局限，也会造成历史研究与历史真相的背离。

5、研究者能力水平的局限

历史研究者的知识水平，搜集、整理、鉴别、解读史料的能力以及分析研究能力，以及表达能力等方面的情况，都会对历史的认识产生偏差，从而导致历史研究与历史真实的背离。

虽然说历史研究是不能客观的再现真实的历史的，但也不是说，我们就不必重视历史研究的准确性，历史研究者需要认识历史研究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局限，这有助于促使研究者在研究历史时自觉地克服这些局限，最大限度地降低与客观历史真相发生背离的程度，在阅读历史著作中，也要注意鉴别其中有可能是出于作者某种局限而产生的与历史真相背离的情况，避免盲目的亲信。

① 这个观点我采用的是庞卓恒老师编写的《史学概论》中关于“主体化历史及其与客体历史的关系”中的观点。

让历史还原真实的鲁迅 篇6

我对鲁迅一直很好奇。

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人是毛泽东。” “半个人”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沉吟片刻后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说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在文革时期，“批林批孔”的前夕，毛泽东在武汉接见曾思玉等军区领导人时又说：“中国的第一等圣人是鲁迅，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能上毛泽东的封神榜，并被抬得如此之高，鲁迅自然不是一般的人了。这是我的第一个好奇。

北大有位叫孔庆东的教授，自称是孔子的第七十三代直系传人，师从红色理论家钱理群，潜心研究鲁迅思想，很有心得，曾被央视请去“百家讲坛”开讲鲁迅，并感情真挚地写过一本《正说鲁迅》的书，但我很奇怪，在礼教中看到了“吃人”的鲁迅，对孔教授的先人孔夫子，一直是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的态度，鲁迅的 “学生”毛泽东，更是把鲁迅的思想发扬光大，差点没把曲阜孔家夷为平地。而这丝毫不影响孔教授为鲁迅歌功颂德、吹鼓抬轿。由此可见鲁迅的魔力，这是我的第二个好奇。

新月社的干将，曾在美国研究心理学的肖云山说：“鲁迅其实是个精神病患者。鲁迅的杂感来源于他的多疑、敏感、自恋，而这些都是偏持狂的特征。也是之所以在鲁迅的眼中，满世界都是敌人的原因。”鲁迅竟有精神病症，这是我的第三个好奇。

身为一代新文化主将，平生致力于唤醒国民，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懂中国”的“第一等圣人”鲁迅。头顶上有着无数眩目的光环。但我更想知道，在这些光环背后，鲁迅是如何给我们展现民族“导师”的一面，而这不得不从鲁迅的生平聊起。

闲来无事聊聊鲁迅

鲁迅（1881－1936），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原名周樟寿，字豫山，进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改名为周树人，改字为豫才。鲁迅家本是世家大族，在其祖父周福清手上时，周家还有千亩良田和多达几千平方米的宅院，按建国后的阶级划分，周家是典型的大地主剥削阶级。不难想像鲁迅当年的富贵。

更加了不得的是，祖父周福清于1871年赴京参加会试，中贡士，殿试获得第三甲第十五名，被钦点定为“翰林院庶吉士”。在明清时期，这可就相当于拿到了登堂拜相的准入证。可惜周福清受孔夫子的毒太深了，没能跟上时代变化，仍然满嘴的仁义道德当清流派，因此在官场很吃不开。几年下来，只混到个七品知县的小官，不久还被人参了一本，连这小官都丢了。回家后周福清痛定思痛，思想有了大飞跃，变卖家中田产，不惜重金，捐了个内阁中书。但捐来的官没能马上上任，称之为候补，这一候就候了九年，最后终于当上了这个以抄写为职的七品京官。

1894年周福清的母亲病故，周福清回家守制，正好这一年浙江举行乡试，主考又是周福清的同年。当地的五个富户跑来找到周福清，想通过这位京官打通关节、贿赂主考，给

自家子弟谋个功名。周福清想想自己的儿子周伯宜（鲁迅的父亲）只是个秀才，一直都过不了乡试关，于是与这五家一起给主考送去了一万两银子。这其中周福清出了多少银子，史料有点争论，一说他一毛没拔，只是顺带写上了儿子的名字，一说周福清也凑了份子。不过这个分歧无关宏旨，这里主要写鲁迅不是写他爷爷。

不想这事计划周密，却实施不严，曝光了。案情通了天，光绪皇帝得知后龙颜大怒，下旨严惩。幸好周福清得到消息快，马上跑去主动交代问题，有了这个投案自首、坦白从宽的情节，再加上浙江官员的求情开脱（当时的中央权势减弱，地方渐有了拥权自重的诸候态势，朝廷也不得不重视地方意见），最后判了个斩监候（死缓），秋后再决定斩不斩，三年不斩就转为无期。

这一来周家倾刻走向没落，三年间每到秋后斩杀犯人的时候，周家就得大把撒银子，到处打点，以求推后周福清的行刑。还好周家底子厚，终于熬过了这三年，周福清转为无期徒刑，7年后，刑部大赦，65岁的周福清终于释放回家。这里之所以对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加以介绍，原因是每次读到周老太爷的事迹，老让我看到鲁迅的影子，而且这也是鲁迅性格成型的关键时期，无法忽略。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在这场变故中被革去了秀才功名，周伯宜心理承受力较差，内火攻心，外加惊吓，竟一病不起。随着周家的败落，亲友邻居唯恐避之不及，周家所有的重担，骤然压到了十三岁的鲁迅肩上，照应狱中的祖父，照料病中的父亲，成了鲁迅的基本生活内容。少年鲁迅过早的感受了世间的人情冷暧，无疑这种经历是非常痛苦的，成年后，鲁迅不无恨意地写道：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实周家的败落远没有鲁迅表现地那样沉重，家里大宅依旧，还有几十亩良田，若干仆人，其中就有他念念不忘地长妈妈。三兄弟不用为生计奔忙，都能安心于读书。鲁迅二十九岁从日本回国后，才开始挣钱养家，这期间，母亲还为他张罗了一门亲事。可见周家并没有脱离原有的阶级成分。坦白地说，鲁迅的痛苦更多的来源于，周家大少爷的风光不再，突然之间受了以前从没受过的白眼和冷遇。

1898年，十八岁的鲁迅就读南京水师学堂，数月后鲁迅又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清末政府逢战必败，时人总结教训，认为是国人崇文而不善武的结果，于是洋务派在全国大肆创办军校，以图武力兴国。但在当时一帮顽固派的反对下，深恐丢了祖宗的法宝，中西体制的争论一直很激烈，这类军校大都办得四不像，挂羊头卖狗肉。

在此期间鲁迅的学习认真刻苦，毕业时考了前三名，成为公派留学日本的五个人之一。甲午战争后，国人很奇怪日本的迅速崛起，也把留学日本作为学习先进知识的去处，这想法

无疑是正确的，远比时下“逢日必反”的论调高明许多。向敌人学习没什么可耻，最可怕的是沉迷于盛世遗梦，对他国毫不知晓。反观日本，因白江口之败，全面学习唐朝。被美国打败，就全力学习美国。这种观念对比映衬了现在中日两国的差距。

1902年鲁迅进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不久加入光复会。一次，光复会派鲁迅回国持行刺杀任务，鲁迅断然拒绝，理由是家中还有老母要养，随即退会。在此之前鲁迅还写诗，要“我以我血荐轩辕”。看来也不过说说罢了。但后人硬要认为这诗是鲁迅一生战斗的开始，不免就有点讽刺的味道了。

两年后鲁迅转科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之所以去仙台学医，按鲁迅自己的说法是：

“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不过很快鲁迅又改变了学医的想法，按鲁迅的解释，是因为那个著名的“幻灯片事件”，在幻灯片中，鲁迅看到了国人“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他受到了很大的触动，决定要改变国民的精神。

“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这是鲁迅唤醒国民，改造国民精神的宣言。但让人奇怪的是，鲁迅并没有愤而回国从事他的文学“呐喊”，却在日本又呆了五、六年。主要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间或写些练笔的文章，但这些作品，与改造国民性的目的实在靠不上边。1909年回国后，鲁迅还是没有拿起他的“匕首和投枪”，而是一头扎进故纸堆，读佛经，抄写古碑贴，练起了书法。

直到1918年受钱玄同之邀，才为《新青年》写下了他正式出山的作品《狂人日记》。从立志到出手，鲁迅用了十三四年之久，这时间长得让人匪夷所思。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正是中国风起云涌、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时代，期间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先后发生。鲁迅却没有丝毫举动，只是当了个麻木的“看客”。显然，鲁迅看幻灯片而立志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鲁迅低估了学医的难度，凭其能力根本无法完成学业。当然无论如何，弃医从文对于鲁迅来说，绝对是个明智的决定，只是下决定的理由，没他自己说得那么伟大罢了。

在出国前，母亲鲁瑞为鲁迅定下了一门亲事。亲家姓朱，是绍兴城里的一户殷实人家，祖上也有人做过官，与周家刚好门当户对。朱家的这位姑娘叫朱安，是一个深受礼教熏陶的女孩，裹脚不识文字，且比鲁迅大了三岁。

对这门亲事，鲁迅的态度暧昧。之前只提出让女方“放足和读点书”，而没有表现出斗士的一面，严词拒绝这个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封建式”婚姻。出国后，鲁迅在与日本下女的接触中眼界大开，开始有了更多的想法，对家中的这门亲事有了些牢骚，为此还写诗送给老友许寿棠：“灵台无计逃神矢”。

不久，鲁迅与日本下女厮混的事迹，渐渐传到母亲鲁瑞的耳中，老太太甚为焦急，于1906年谎称自己病重，将鲁迅骗回家中，与朱安完婚。回国前鲁迅已有所预感，果然，回来后周家张灯结彩，上上下下都在为周大少爷的婚礼奔忙。鲁迅不置可否，必竟从没见过新娘朱安的样貌，心中尚存一丝夙望，如若对方美若天仙也未尝不可。

大喜之日，鲁迅打扮一新，还特意为一头短发接上了假辫子。在母亲的操持下，婚礼按部就班的进行，鲁迅的表现也中规中矩。及到进入洞房，掀起新娘的头盖时，鲁迅才如坠冰窟，妻子朱安小眼大鼻、身材干瘪毫无女性美感，这让鲁迅悔恨不已。春宵之夜，新娘几次前来请安，鲁迅竟不答理。第二晚开始就不再进入洞房，几天后鲁迅与一班同学返回日本，临走时丢下一句“母亲娶媳妇”，而后头也不回的扬长而去。自此，朱安开始了漫长地，在一心救国救民、要“血荐轩辕”的斗士鲁迅身边的守活寡生涯

三年后，鲁迅回国到绍兴的两级师范学堂教书。1912年受时任教育总长的同乡蔡元培邀请，进教育部任职，同年随部迁往北京。祖父做官的经历是面镜子，鲁迅深以为鉴，总结出“三不”原则，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听的不听，不该看的不看。如此这般果然官运亨通，不久就官居教育部佥事。

但很多事并非当个乌龟就能躲过去，在大变局时期，检验一个人的政治立场、道德水平的机会实在太多。1915年，趁欧洲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逼袁世凯政府签署《二十一条》，这条约等同于卖国，袁世凯老奸巨滑深知其中利害，责任不想一个人担，于是让政府公务员集体签名同意，不签名的就要辞职走人，鲁迅毅然签下了大名。多年后鲁迅的论战对手陈源（陈西滢），对此不无嘲讽的说：“鲁迅爱国？他爱的是日本国吧！”。鲁迅说“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

“树欲静而风不止”，袁世凯一心想过皇帝瘾，下令教育总长汤化龙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因鲁迅一贯表现良好，被委任小说股主任一职，负责把关小说要“寓忠孝节义之意”的指示。对此事，按鲁迅的说法，他进行了不懈的抗争和抵制，最后还因此被免去了主任。但事实真相又是如何呢，鲁迅被免职是袁世凯当上皇帝以后的事了，为袁世凯称帝吹喇叭抬桥子的任务已光荣完成。而且在此之前，鲁迅所谓的“抗争和抵制”竟然一直没被上锋发现？及时把这块反骨撤换，这就让人奇哉怪哉了。之后，鲁迅还脸不红心不跳地领取了几个月洪宪皇帝发放的俸禄。

在全国的一致反对下，袁世凯称帝八十三天后，不得不下令恢复共和。但已于事无补，心腹亲信纷纷倒戈，不久袁在一片骂声中暴亡。因此前的种种表现，鲁迅开始成为教育部的边缘人物，政治生命走到了尽头。在官场中站错队、押错宝是要付出代价的，鲁迅完全明白其中的游戏规则。于是干脆摆出一付愤世嫉俗，怀才不遇的样子，看见不顺眼的就破口大骂，给人取外号。

表面的狂放，掩盖不了内心的颓废。不到四十，鲁迅就自称“老头子”，以“枯坐终日，极无聊赖”来消磨时光，自己曾写道：

“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

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1918年，同在日本留学的老友钱玄同（中国物理学家钱三强的父亲），跑来看望鲁迅，此时钱玄同还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见鲁迅闲极无聊地钞古碑贴，于是力劝鲁迅为杂志投稿，以解苦闷。鲁迅答应了，不过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而不是出于十几年前，就定下的要拯救国民精神的豪情。

同年5月15日，以“鲁迅”为笔名写成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上，这部被后世无限推崇的开山之作，其实是抄袭而来的。无论小说的手法，体裁，以及结束语“救救孩子”，甚至连文章名字，都一字不差的，与俄罗斯讽刺作家果戈里作品《狂人日记》如出一辙。抄文章抄得如此彻底，我想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从深层次来看，这篇文章是鲁迅仕途不畅、前路渺茫，内心迷茫彷徨的写照，把矛头直指整个体制，正是发泄满腹牢骚的结果。同时这也为他后面的作品，打下了 “粗疏、枯燥、荒凉、黑暗、脆弱、多疑、善怒”的基调。但这“大破”的思维很对当时愤青们的口味，文章一发表就反响热烈，无疑这对鲁迅来说是莫大的鼓舞，“试试看”不想试出了另外一片天地。老友许寿棠说“此前是周树人，之后才是鲁迅”。由此可见“引路人”钱玄同的劝进之功。

然而鲁迅对这个恩同再造的老友钱玄同的态度如何呢？后期，鲁迅的偏激愈演愈烈，钱玄同多有劝导，鲁迅不听，破口大骂钱：

“胖滑有加，唠叨如故，脸皮厚”。

“盖此公夸而懒，又高自位置。而其字实俗媚入骨，无足观”。

“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詈，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世间竟有倾耳而听者，因其是昏虫之故也”。

“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挡辩证法”。

甚至连结集出版《呐喊》的序言中，“引路人”钱玄同的名字都被改成了金心异（今心异）。

1919年12月，鲁迅回绍兴把全家迁来北京。在家已独守空房十三年之久，年已四十的妻子朱安，得知大先生（鲁迅）要回来，本已死寂的内心升起一丝希望。每天必到大门口翘首以盼。这天终于看到鲁迅进门了，连忙上前打招呼，接行李，鲁迅用鼻子“哼”了一声，而行李并不交给朱安。当晚鲁迅仍然坚持独住，让朱安一个人在房中以泪洗面。

在北京的住处位于西直门内的八道湾，是个有三进院落的大房子。二弟周作人与妻子羽太信子住最里面，第二个院子给母亲和朱安，最外面的由鲁迅一人居住。平时吃饭也是分

 开的，鲁迅与周作人夫妇在后院吃，母亲与朱安在第二个院子里吃。如此安排是因为朱安是“母亲娶的媳妇”，不是鲁迅的。这种形同陌路拒人千里的态度，对于谨守三从四德的朱安而言是何感受，我想是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难想像的。

相反的是，几个月以后，三弟周建人的学生许羡苏来北京求学，经周建人安排住进了鲁迅家中，对这个十九岁的小姑娘，鲁迅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许羡苏考上北京女师大后，因短发不能入学，鲁迅为其多方疏通，生活上倍加照顾，毕业后还介绍许去一中学当教员。以至许羡苏视鲁迅为“我的监护人”，内心渐生情萦，以鲁迅家人自居。前后在鲁迅家住了六年之久，期间鲁迅与周作人交恶，搬离八道湾，许羡苏为鲁迅四处找房子，并随同一起搬入新居。“3-18”惨案后，鲁迅躲进日本医院，许羡苏还天天去探视。

但这段引来很多非议的交往并没有结果，因为鲁大文豪移情别恋了。老友孙伏园对周建人说，鲁迅最爱“长的那个”，因为“他是爱才的，而她最有才气”。这个 “她”就是许广平。此女性格叛逆，放荡不羁。在家时就是男人婆，对男女之事采取革命态度，很放得开。在认识鲁迅之前，有个叫李小辉的情人还因她而死。

许广平从天津女师毕业考入北京女师大后，对鲁迅的“不幸”婚姻有所耳闻。长得人高马大的她，听鲁迅的课却偏偏喜欢坐第一排，时不时举手提些古怪的的问题，一次在课堂上给鲁迅画漫画，还有意让鲁迅发现。1925年3月，许广平主动给鲁迅写信，许的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在无可救药的赫赫的气焰之下，先生，你自然是只要放下书包，洁身远引，就可以‘立地成佛’的。然而，你在仰首吸那醉人的一丝丝的烟叶的时候，可也想到在虿盆中展转待拔的人们么？

先生，可有什么法子能在苦药中加点糖分，令人不觉得苦辛的苦辛？而且有了糖分是否即绝对不苦？先生，你能否给我一个直切的明白的指引？

现在的青年的确一日日的堕入九层地狱了！或者我也是其中之一。虽然每星期中一小时的领教，可以快心壮气，但是危险得很呀！先生！你有否打算过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呢？先生！你虽然很果敢的平时是；但我现在希望你把果决的心意缓和一点，能够拯救得一个灵魂就先拯救一个！先生呀！他是如何的 ‘惶急待命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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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真实的全真七子历史故事 篇7

提起“全真七子”，还得先从他们的师傅王重阳说起。《射雕》把王重阳描绘成天下武功第一人，在华山论剑中技压群雄，夺取《九阴真经》。王重阳死后，各大高手对其所遗《九阴真经》的争夺，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

那么历史上真有王重阳其人，他真的武功盖世吗?

王重阳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是道教重要派别全真教的创始人，生于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据说因为他喜欢陶渊明，便改名知明。又因与陶渊明一样喜爱菊花，而菊花在重阳节开放，便给自己起了个号叫“重阳子”。

王重阳出身于一个“家业丰厚”的富裕家庭。他的一生正值北宋沦亡，金人入侵，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青年时代，他“痛祖国之沦亡，悯民族之不振”，曾于天春年间应过文、武试，得中文、武双举人，有志于拯救民族危难。但由于南宋政权孱弱，舍弃广大北方人民不顾，苟且偏安，王重阳的抱负没有能够施展。

抗金失败后，王重阳掘地穴居，称之“活死人墓”，以方牌挂其上。书云：王害疯(王自称疯子)灵位。七年后，王重阳走出活死人墓，开始以另一种方式实现自己的理想。

传教时收纳“全真七子”

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王重阳东至今山东东部传教。在宁海(今山东牟平)讲道时，他对被宋徽宗宠信的道士林灵素弄得丧失人心的传统道教进行了改造，创立了全真教。在国难当头的大背景下，王重阳举起全真教的旗帜，为的是留住中国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保存于宗教社会、民间社会。这实属无奈之举。

王重阳在山东传教过程中收纳了许多弟子，其中又以马钰(丹阳子)、丘处机(长春子)、谭处端(长真子)、王处一(玉阳子)，郝大通(广宁子)、刘处玄(长生子)和马钰之妻孙不二(清静散人)七人为翘楚，人称“北七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全真七子”。

王重阳死后，全真七子在北方广泛传播全真教，并且各立支派。即：马钰遇仙派、丘处机龙门派、谭处端南无派、刘处玄随山派、郝大通华山派、王处一嵛山派、孙不二清静派，这其中，又以丘处机及其龙门派影响最大。

丘处机曾觐见成吉思汗

丘处机(公元1148—1227)，字通密，道号长春子，是道教龙门派的创立者。在《射雕》中，丘处机武功平平，但在历史上，丘处机的名声颇大，这不是因为武功，而是因为他通过自己对蒙元统治者的影响，拯救了无数的中原百姓。

在金、宋、元交替时期，以诗、医、道三术而名满天下的丘处机，是各方拉拢的对象。在先后拒绝了金、宋皇帝的征召后，他于1220年，不远万里，远赴西域昆都斯(在今阿富汗)，觐见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丘真人之行的目的何在?且看看他出发前赠给朋友的一首诗——“十年兵火万民愁，万千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显然，丘道长不远万里，为的述是中原百姓免受屠戮。

当年事已高的成吉思汗向丘处机询问长生之术时，丘处机不像通常道士那样怂恿成吉思汗炼丹求仙。而是坦言，“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

一代天骄毕竟是一代天骄，虽然心中无限失望，但成吉思汗没有责怪丘处机，反而对他的坦诚极为敬重。在丘处机逗留期间，成吉思汗给他提供了非常优裕的生活条件。在军务闲暇的时候，成吉思汗还经常向丘处机求教养生之道。

凭虎符玺书挽救黎民苍生

一年之后，丘处机自北印度回归中原。虽然当时战事频仍，成吉思汗还是派出五千骑兵护送。为了表达对丘处机的尊崇，成吉思汗赐丘处机虎符玺书(在帝王的习惯上，这等于封王封侯)，号神仙，封大宗师，让他“掌管天下所有的出家人”。

凭着虎符玺书，丘处机师徒挽救了大批中原人。到忽必烈统一中国的时候，继丘处机执掌全真教的弟子尹志平，还凭借丘处机留下的虎符玺书，庇护了很多人的生命财产。

从漫画中品读历史的真实 篇8

——以《暴虐与抗争》课堂教学为例

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王翠娟

史料是历史的载体，是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出发点。史料可分为文字史料和非文字史料，而图像是非文字史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图像是历史的遗留，记录着历史，是解读历史的重要证据。宋代学人郑樵曾说：“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从图像中，我们不仅能看到过去的影像，更能通过对影像的解读探索它们背后潜藏着的信息。

作为一名长期奋战在初中历史教学前沿的教师，我一直在探索如何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兴趣，唤醒学生对历史学科的热情和追求？在一次教学实践中我发现，将漫画素材引进历史教学有着不错的效果。漫画通常用简单而夸张的手法来描绘生活，画面幽默诙谐，有着宣扬真善美，讽刺假恶丑的特殊教育功能。初中阶段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决定了他们好奇心很强，漫画正好用来开启他们求知的心扉。接下来就以我的《暴虐与抗争》课堂教学为例，谈谈如何运用漫画这一图像资料达成教学效果。

一、运用漫画直观呈现历史场景

在讲解日军暴虐史实时，我出示了丰子恺先生所画的一幅漫画，并介绍这幅漫画的创作

背景： “七·七”事变后，丰子恺先生避难于广西桂林，他将自己逃难途中的所见所闻，创作成这幅漫画赠送给友人。在强调该漫画是作者所见所闻所思的产物后，引导学生观察：图上有什么人和物？这些人物在干什么？由这幅图你会想到什么？

漫画一下子就吸引了学生的注意，他们七嘴八舌地说开了，因为是历史课上首次运用漫画，我引导学生提取这幅漫画的中的历史信息——在日寇飞机的轰炸下，一位母亲被炸去了头颅，可她怀中嗷嗷待哺的婴儿却浑然不知。画的右方是丰子恺先生的填词《梦江南》——‚空袭也，炸弹向谁投，怀里娇儿犹索乳，眼前慈母已无头，血乳相和流。‛，接着我深情叙述：“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中国大地上留下了累累血债！在近乎疯狂的屠杀当中，我们仿佛听见了刺刀声、哭叫声、呻吟声和怒吼声„„这一触目惊心和灭绝人性的镜头让人几乎不敢久视，它却是中华民族屈辱史中的一个真实片断。”教室里鸦雀无声，安静地几乎可以听到学生的心跳，漫画创设的情境让他们陷入了无尽的痛恨和苦思冥想中，既定的情感教学目标已悄然生根发芽。

二、利用漫画折射烘托历史情境

日军的暴虐让学生群情激昂、义愤填膺，脸上的表情告诉我此时愤怒已塞满他们的胸中。于是，我趁热打铁，又出示了第二幅漫画并让学生思考一系列的问题：注意观察这幅图中有哪些人，他们的表情有什么不同？由此能不能判断漫画的作者是什么态度？漫画以什么为背 景？为什么要配以这种背景？你认为什么标题最适合这幅漫画？学生参与的热情进一步高涨，他们争先恐后地举手回答。之后师生一起总结：画面上有高举刺刀、手榴弹和拳头愤怒呐喊的中国抗日军民和跌入洪水正在垂死挣扎的日军。怒吼的中国军民与绝望的日军形成鲜明的对照。闪电划过夜空，象征着中国军民对日军的愤怒和战胜侵略者的坚强信心。丑陋无比、惊慌失措的日军跌入洪水，反映了侵略者已是穷途末日。最后一个问题部分学生回答“全民抗战”，我进一步追问这四个字的含义。通过讨论分析学生基本达成共识：中国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配合，共同抗战。请学生在教材中找出中国军民抗战的史实。漫画形象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空前高涨的抗日热情和信心，预示着侵略者必败、抗日军民必胜的必然结果。

在“人民战争”一目教学中，我先出示如下漫画，笔调简单却又幽默的漫画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学生，我适时提出疑问：图上人物是什么人？他脑袋后面是什么？它代表什么？为什

么从敌人后面袭击？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为了引导学生做深度思考，不就问题回答问题，我同时出示了练习册上一段文字材料： ‚没有战场的战场‛——1943年10月，日军进入晋察冀根据地某地，不断碰到地雷的爆炸。走路，地下埋的地雷响了;推门，门框上吊的地雷响了;抓鸡，鸡窝里拴的地雷炸了;到菜地里拨萝卜，萝卜下面埋的地雷也爆炸了。地雷，炸得日本兵魂飞魄散，他们行不敢走路，住不敢进屋，随时都有丧身的危险。学生看了这段极具幽默色彩的文字材料，自然对敌后战场的作用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他们很容易地理解了敌后战场对整个抗战的作用。这之后，我作了总结：“毛泽东说‘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人民战争正是体现了我国人民的智慧，沉重打击日军，牵制了日军的大量兵力，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 中国军民的抗争是本课的重点，借助这两幅漫画激发学生从教材中、从补充的资料中整理、分析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战的史实，学生在掌握了基础知识的同时，也被中国军民艰苦抗战的行为所感染。

三、使用漫画辅助文字资料解读历史

抗日战争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抗战必然得到世界人民的援助。我原先设计的问题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帮助有哪些方面？产生了什么影响？拟请同学们各抒己见。并在学生简短思考后再出示以下史实：

1、苏联提供大量经济与军事援助，并派国际航空志愿队到中国参战。

2、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派出以白求恩为首的医疗队，到前线救护伤员。

3、印度的柯棣华医疗队也给了不少援助。

4、美国陈纳德志愿军‚飞虎队‛来华作战。美国陆军空运队将大批援华物资运入中国。

在第一个班级进行教学后发现学生很难得通过抽象的思考得出结论，我意识到这样的设计缺少悬念，难以调动起学生的兴趣，更无法启发他们的思维。于是，在上第二个班级时，我对设计进行了调整，先出示了两段文字材料和一幅漫画材料： 材料一：

‚我不是为生活享受而来的。什么热咖啡、嫩牛肉、软绵的钢丝床，这些东西我早就有了！但为了理想，我都抛弃了！需要特别照顾的是伤员，而不是我。‛——诺尔曼〃白求恩 材料二：

1937年初夏，一位又高又瘦的美国人，拎着一个单薄的小皮箱走下了舷梯。他就是陈纳德，当年47岁。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来到中国了，希望能为这个正在争取民族团结和自由的国家效劳。‛

以上材料让学生直接感受到国际友人无私、高尚、朴实的国际主义精神。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抗击法西斯的暴虐，体现了拒绝战争、向往和平、互相援助的国际主义精神，展现了一个人间向善的画面。

这时去提问学生：这幅漫画上有哪些人？他们在干什么？为什么左上角的人比右下角的人大得多？这幅图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反映了作者什么感情？可谓是水到渠成。在思维的阀门被打开后，学生的回答自然也是精彩纷呈。学生借助漫画非常容易地感受到了来自国际爱好和平人士的真诚援助，而不是像第一次设计中机械地记住国际援助的表现1、2、3、4。暖流涌上心头的感觉让学生的情感又一次得到洗礼。

整节课我运用四幅漫画展示了三种意义的历史画面：日军的暴虐；中国人民的抗争；国际和平力量的援助。日军的暴虐虽然血腥，但它反映了历史事实；中国人民的抗争虽然惨烈，但它是那样的壮美；国际援助虽然是外部力量，但它是那样的友善和感人。从课堂上学生闪着灵光的神情中，我读出了这堂课的价值——漫画教学，效果显著。其核心是用漫画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思考，经过思辨得出结论。

如今，我们所处的社会进入了“读图时代”，照片、油画、漫画、绘本越来越多地攀上了阅读的排行榜。初中历史教学不妨多引入图像，从图像中吸取我们所需要的信息。剑桥大学文化史教授彼得·伯克认为，历史学家对图像的使用不能也不应当仅限于“证据”这个词上，还应当重视“图像对历史想象产生的影响”。当我们出示给学生图片时，要指导学生如何解读图片。合理的解读流程应该分成以下几步：

1、观察图片内容：一副图片一般由前景和背景等画面组成。

2、阅读、分析、体会图片附带的文字。

3、图片需要放在多元的背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下分析考察。

4、确定图片的目的、图片作者的立场。

5、对图片做出自己的回应。

“图像能说话，能告诉我们更多”，正如彼得·伯克所论述的那样，图像、图片作为可 3 视的叙述史和历史证据，不同于文本证史，图像证史以视觉化的方式提供了更多具体的“证词”，微小而有重大意义的细节往往在画面的每一个缝隙里。为了激发学生兴趣、激活学生思维，我们要引导学生透过图像去“看事”、“想事”，在历史教学中努力挖掘图像资料的价值，为我们的历史教学增光添彩。

参考文献：

1、杨学功：《浅议史料教学中史料的呈现——以三次序材料教学法为中心》

《中学历史教学园地》

2、余洋：《人文化·人本化·生态化——谈历史新教材配套地图册折射的理念创新》 2004-5-13

地图教学网

3、曹意强：《漫说图像证史》

浙江人文大讲堂第11讲

4、《快廉味美：“读图时代”的快餐文化》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真实文化论文 篇9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这两者是相对独立的。就算当代大学生不主动承当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也还是要通过其他方式来发展他的思想。就算没有马克思主义，当代大学生依然肩负着沉重的历史使命，就像每个历史阶段的青年人一样，当国家危难之际，就以救亡图存作为使命，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当处于和平年代，就以国家的繁荣昌盛作为奋斗目标，为国家大业锦上添花。

但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又是相互联系的，互相促进的。

我们的历史使命就摆在眼前：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论你是否打算主动去承担这沉重的历史使命，它都在那里，不远不近。而马克思主义这种思想，就是教我们如何积极地、主动地承担这重要的责任，教我们如何用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尽早的实现这伟大使命。我们可以做一个类比。学生的职责就是学习。作为学生，你可以选择学、或者不学。你也可以选择不同的学习方法，死记硬背或者活学活用。而马克思主义，就类似于这样一种东西，一种积极上进的心态，教我们主动的选择学，一种科学的学习方法，帮助我们快速高效的完成学习任务。

简单地讲，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能够帮助当代大学生尽快的完成历史使命，虽然这个尽快不一定有我们下课了赶着去吃饭那么快。当然，当代大学生主动承当历史使命，接受时代的挑战，这对于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发展。对于一门思想来说，思想的本身并不能实现什么，要实现思想就要付诸实践。而我们在履行我们的历史使命的同时，就很好的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从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这就像武侠小说中描写的王语嫣，她虽然懂那么多武功，但是自己不会，只有借助别人的手才能体现出她对于各类武功秘籍的精通。所以呢，我们应该很庆幸，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践行者。如果我们不去实践，没有人信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什么也不是。这就像没了段誉段公子保护的王大小姐，寸步难行。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真实文化论文 篇10

一、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侵略与中国的应对战略 从17世纪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在英国诞生到19世纪末，是资本主义国家依靠武力和商品向外扩张和建立殖民地阶段。对于这些少数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也是“我为刀俎、人为鱼肉”阶段。在欧洲18世纪工业革命前，受生产工具和交通条件的限制，世界各地的交流是有限的，但是到19世纪中期，由于科技的发展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交通的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卷到文明中来了。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资本所固有的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使得它的发展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前提，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为加速积累，只有广阔的国外市场，才能使资本家尽可能压低工人工资和消费而又不至于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因此开拓海外市场和寻求殖民地，及人口和商品的“出口导向”，是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普遍特点。在19世纪上半期之前，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只是在少数几个国家处于主导地位，广大的世界其他地区还可以为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市场空间，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供给大于需求）、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世界市场和资源）的矛盾还不突出。但是到19世纪下半期，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和资本主义扩张，世界市场已经被瓜分完毕，而此时崛起的德国、日本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和资源，就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辛丑和约》中的表现以及随后爆发的日俄战争，即标志着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时代的结束。[!--empirenews.page--] 在整个19世纪，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第一次正面冲突，那末随后的60年里，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政府对资本主义采取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战略，无奈这种移植技术、不变制度的战略却导致了国家不断衰落和解体，陷入困境。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前的50多年间，中国面内忧外患，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下，试图将发展近代工商业依然包容在原有的封建政治体制之内，采取了“官办”、“官督商办”、限制民间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对于政府经济职能，也是采取改革局部、维持整体的政策，其标志就是“洋务运动”。中国为什么会在50多年的时间里，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依然执迷不悟，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仅学习西方的技术，而不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呢？这是与1840年以前传统社会中政府的作用和由此形成的观念分不开的。1840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建立在农业文明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封建社会。直到1840年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以前，中国社会仍然按照自身的农业文明发展规律向前发展，并达到较高水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高度发达，农业进入精耕细作阶段，农田的单位面积产量较高，农业的剩余可以养活大量人口，维持庞大的城市和国家机构；与农业高度发达相一致的是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也很发达，明中叶以后大量白银内流即是一例。这种传统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另一个表现，是经济体制表现出的高级形式，即土地可以作为商品自由买卖，地主经济和大量自耕农并存，租佃制和雇佣制的普遍存在，家庭财产继承在诸子间的相对平均；国家税制的相对统一和完善。(2)政治体制从管理效能和相互制约角度看，表现出较高级的形态。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经过夏商周以来三千余年的发展，就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而言，到清代已经相当完备。第一，形成了统一而庞大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其特点是条块结合、分级管理，实行对皇帝负责的三权分立、互相制约(行政、监察、司法)。第二，政府具有较强的经济职能，即除了承担国防和维护经济秩序，承担了“治河”、“救灾”、“市政建设”等公共工程和社会事业外，还通过官营工商业和专卖制度，将工商业纳入政府控制。第三，形成了一整套官吏选拔、考评和调任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不仅打破了贵族和豪强垄断政府机构，而且将教育纳入了官僚选拔，“学而优则仕”、“白衣可致卿相”，使社会的优秀人材进入政府管理阶层。在上述基础上建立的政府机构极其官僚，不可能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而迅速消失，相反，中国由于农业文明高度发达而导致的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包括政府的强大有力)和大国特点，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入侵和替代，却保持了强大的排斥力。这种排斥主要来自于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政府和统治阶级观念(任何上层建筑都必然要维护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因此，1840年以后，清政府在西方“船坚炮利”的教训下被迫推行工业化的时候，封建统治阶级的观念自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当然，近代中国对外部工业文明冲击的反应迟缓，也与清王朝经过200年统治走向腐败有关（中国农业文明存在着明显的以朝代更替为标志的政治周期）。[!--empirenews.page--]

二、帝国主义阶段中国对发展道路的选择 从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国力大增，资本主义开始进入由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资源和市场瓜分完毕并不断重新瓜分的阶段。这种以战争的形式、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为掠夺对象的重新瓜分，导致由局部战争演化为世界大战，而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不到20年（如果从1919年巴黎和会算一战结[1][2][3][4][5]下一页 束，从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作为二战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时间和死亡人数都大大超过了一战。其间还爆发了严重的世界性的1929年经济危机。这些都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的严重弊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的结论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当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既依靠武力来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的时候，社会主义作为制约这种资本主义灾难的一种新生力量应运而生。如果从世界范围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在少数国家取得胜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化只是在少数几个国家得以实现，而大多数国家仍然处于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和奴役下，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处于主导地位，资产阶级也没有获得统治地位，一句话，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还没有在这些落后国家建立起来。在这种状况下，当帝国主义国家发动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的世界大战后，因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又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代表，因此，无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还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革命就必然包含有反对和否定资本主义的因素，这也是列宁为什么将帝国主义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将帝国主义时代的民主革命纳入社会主义世界革命范畴的基本原因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这一点也被历史事实所证明。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就自然被社会主义革命者所利用，从而掀起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诞生，就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利用俄国战争期间国内矛盾的激化和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的社会动荡和人民不满，迅速进行了“十月革命”，可以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虽然内部条件是人民对沙皇的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抛弃，但是从整个大背景来看，却是广大人民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失去了信心，认为这是一个“恶”的制度，不愿意再建立这种制度。同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那些主要依靠外部力量建立起来的国家不算，凡是主要依靠自己力量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被侵略、被压迫者，都是由民族、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其说是因为资本主义充分发达基础上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如说是因为这些国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受害者，这些国家的人民不愿意再选择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说，50年代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浪潮，即反映了这种现象。[!--empirenews.page--]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既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向更高层次的演进，也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选择，而是那些作为帝国主义受害者的国家和人民的另一种选择，即在许多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对另外一种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因此，除了选择时的预期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看，20世纪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相反，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说以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作为这个阶段的结束，那么中国在这个阶段则是处于倍受欺凌、社会动荡的危亡时期。“甲午战争”的中国惨败，宣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和政策的破产，日本成功的经验证明了中国不仅需要在技术上学习西方，还需要从制度上学习西方。随后掀起的“戊戌变法”及其失败，则反映出封建顽固势力仍然把持着政权和不愿意全面彻底学习西方的制度。但是在随后出现的“庚子拳乱”和八国联军入侵的双重危机压力下，清政府在1903年以后也不得不推行瓦解封建政权基础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在“戊戌变法”失败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虽然在资产阶级中对改变现有政治体制上始终存在着“革命”与“改良”的争论，但无论在政治上主张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在中国应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上却是一致的。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被推翻，中国名义上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这个政权却把持在带有封建性质的军阀手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软弱，必然也导致政治上的软弱。政府的频繁更替和政治动荡，固然削弱了政府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钳制，但是也无力维持社会的安定和秩序，无力制止军阀的横征暴敛，无力抵御外国列强的欺压，换句话说，政府无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而后者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则更为紧迫。于是，以“巴黎和会”中国“丧权辱国”为标志，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比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和资产阶级“共和制”更有效的制度。在这种背景下，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也最终促成了孙中山建立强大政府、节制私人资本观念的确立。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了国民党。并发动了由共产党积极参与的“国民革命”，但是这场革命由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排斥激进的共产党而中途与旧势力妥协，虽然国民党于1928年形式上实现了大陆的统一。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是建立于蒋介石背叛革命，镇压共产党和工农运动基础上的，因此，就政权的基础来说，它排斥了工、农、小资产阶级，甚至部分主张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左翼，为了对抗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南京国民党政府就不得不依靠旧有的地主豪绅、军阀甚至地痞流氓和黑社会组织。这些人一方面不愿意变革政治，实行民主，因为这样会危及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又会搭政府的“便车”来捞取自己的经济利益，并为了捞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而进一步扩张权力。国民党政府时期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大小官吏以权谋私、国家资本实际上变为“官僚资本”，就说明政府权力的扩张还有官吏自身的原因。[!--empirenews.page--]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正是帝国主义列强发动战争、宰割世界的时代，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则加剧了中国的衰落，涣散了民族凝聚力，使得中国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更严重的侵略和蹂躏。就南京国民党政府来说，其目的还是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这种目标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挤压：一是来自大地主、权贵资产阶级等旧势力的挤压，他们反对真正意义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二是来自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数众多的工农挤压，他们因贫困或破产、甚至没有活路而对现政权严重不满，要求进行激烈的改革，如迅速实行“耕者有其田”。三是来自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欧美绥靖政策的挤压，使得大多数人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强烈反感和敌视态度。而这三个方面的力量和影响都很大。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其弊病日益暴露，最突出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此也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和自由竞争产生了批判态度，孙中山思想的变化可以说很具有代表性，他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思想即反映出对西方古典经济学将政府视为“守夜人”理论的根本修正，应该说这种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分配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思想，对后来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南京国民党政府统一后不久，1929年就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此后，以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为代表，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开始在西方流行起来，在这个背景下，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则走上了法西斯主义（又称“国家社会主义”）道路，对国民经济实行“统制”。至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则走的更远，到1935年则建立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体制。国家干预经济成为世界的主流。抛开国民党和共产党不说，就是在知上一页[1][2][3][4][5]下一页 识分子中，受西方和苏联的影响，绝大多数也主张中国应该实行政府主导型经济。1933年《申报》就中国现代化问题向社会各方面知名人士征文，在收到的26篇短论和专论中，绝大多数主张走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道路。大体统计，主张走自由资本主义道路的仅1篇，倾向于社会主义方式的5篇，主张采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之长，即混合方式的，有9篇，其余未正面或明确回答。[2]在30年代和40年代关于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讨论中，绝大部分的学者，也都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强调通过政府实施有计划的经济，强调发展国营经济。[3]即使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批判态度的马寅初也认为：“我们不完全采用英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制度，亦不完全采用苏联社会主义一切国营的制度，乃提出一种混合经济的制度，官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同时并进，完全用英美式的建设，是不合时代的需求，完全用苏俄式的建设，是非中国所能办到的；故不得已采用混合制”。[4] 上述思想可以说是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当时，无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中立的学者，在强调政府主导作用和发展国营经济方面都是一致的，只是焦点集中在如何建立起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廉洁有效的政府，正是在这一点，才是阵线分明的。[!--empirenews.page--]因此，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上三大政策：没收官僚资本、耕者有其田和保护民族工商业；政治上反对独裁和实行民主政治），自然就成为战后（1945-1949）中国人民的最终选择。

三、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建立及战略选择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苏联的诞生，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则是导致了一个强大的欧亚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以及众多国家的独立。对于战后这种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一方面大力推行“冷战”和局部“热战”以遏制“共产主义”蔓延；另一方面，则不得不在国内推行改革。对于中国来说，在战后，美国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采取了支持腐败的国民党政策。随后又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派军队进驻台湾，明确表示阻止新中国政府解放台湾。在建国初期，基于过去的历史经验和苏联的成功，我国也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而朝鲜战争则加剧了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敌对。这种敌对，使得本来就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自然在民主革命任务完成以后，迅速选择了向社会主义过渡。从政治上看，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政府的强大，不仅表现在没有任何政党或组织能够在政治上独立或制约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和权力；还表现在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具有坚实的基础。就社会各阶层来说，人数最多的农民，经过彻底的土地改革，不仅过去在政治上可以与基层政府抗衡的士绅阶层已经消失，甚至连可能对中国共产党不满的小地主和富农实际上也被消灭了。农村中不仅形成了清一色的个体农民，而且基层组织的领导者（乡村干部和农会领袖）也是革命的获益者，不仅其财富，其权力和地位也来自中国共产党。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最忠实的支持者。从城市看，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在就业、工资和劳动保护和保险方面确实大大改善了他们的处境，他们自然要拥护这个从农村来的、自称是他们阶级的政党。至于所谓的资产阶级，经过日寇和国民党政府的摧残和战争的破坏，到解放时已经衰落，又经过新中国政府整顿市场、限制政策以及“五反”的整治，到1952年底不仅政治上没有了表达自己意见的地位，在已经上也远不能与国家抗衡。从经济上看，旧中国强大的“官僚资本”为新中国建立强大的国家资本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敌产，控制了金融、重工业、现代交通通讯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另外，在建国初期，受战争和国民党长期通货膨胀的影响，市场混乱，为了保证供给和稳定市场，国营贸易企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并控制了主要工农业产品的流通；在对外贸易方面，西方的封锁和贸易重心转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是国营外贸企业在“统制外贸”后形成垄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投资方面，政府也成为现代工业和基础设施的主要投资者，这一方面是因为可能成为投资主体的农民太穷、资产阶级元气大伤、外资不能进入；另一方面，也是政府发行“公债”、控制信贷和限制资产阶级的结果。至于当时在国民经济中占很高比重的小农经济（约有一亿多户），不仅因为规模小、经营分散，无力与市场和国家抗衡；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土地改革所实行的无偿的、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法，动摇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本来中国传统社会这个观念就很薄弱），已经将国家的权力和意志铸入了农民的私有土地。特别是人数众多的、在农村掌握基层政权的贫下中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既得利益者，在统购统销和合作化面前，不仅无力、也不愿意反抗。[!--empirenews.page--]从发展预期看，迅速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面貌，实际上是实现中国强大的根本。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的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困、资金极为短缺的现实，要赶上欧美和周边的日本和苏联，必须要加快发展速度。而要加快速度，就必须加快重工业的发展。此时，对于中国这个大国来说，依靠对外扩张来获取资源和市场显然不可能，苏联的援助也很有限。实际上新中国面临着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所面临的几乎完全一样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1922年，列宁针对苏联需要迅速发展重工业的情况说：“重工业是需要国家补助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这种补助，那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文明的国家，更不必说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坚决的步骤。”[5] 1953年中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后，资金和物资立即捉襟见肘，要么放慢工业发展速度，按照市场化配置资源，这在今天看也未尝不可，甚至可能从长期看经济发展速度并不慢，但是当时根据历史经验和理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却担心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中国再次成为“鱼肉”，因而不愿意放慢工业化速度；要么尽可能地将剩余拿到国家手里，压低消费，并采取行政办法配置资源，使投资向重工业倾斜，加快工业化步伐；而后者这就是苏联的办法。因此中国在50年代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无论斯大林还是毛泽东所设想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都要比资本主义制度表现出更高的效益、更快的发展速度。因为计划经济避免了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和生产过剩危机，使资源得到最佳利用；而公有制则避免了资本主义阶级压迫和剥削所造成的劳资对立和劳动者的缺乏积极性。但是，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无论是哪个行业，都没有出现预期的效果，相反，据统计，在1978年以前的五年计划中，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最好的是“一五”时期，而“一五”时期又不如恢复时期。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本来计划经济是为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经济运行成本，避免企业和个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资源配置不当和浪费。但是，由于计划经济在决策方面的信息不充分、滞后甚至扭曲，执行过程中的不可遇见因素多，以及官僚主义的阻碍，失误频繁，“计划赶不上变化”、“一年计划，计划一年”成为形象的概括。即使改革开放前最好的“一五”计划，也是在执行了两年半后才正式确定和公布，其间还出现了两次波动。至于1958年以后的计划，更是缺乏科学性，经济运行几乎不是按照计划，而是按照行政命令，甚至领袖的随心所欲。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浪费和低效几乎成为1978年以前体制的代名词。在微观经济运行方面，公有制也同样没有起到调动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的预期作用。在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和平均分配，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一点与当时上一页[1][2][3][4][5]下一页 以及1978年后普遍实行的“包产到户”相比，结果是很清楚的，无须赘述。在城市，“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压抑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empirenews.page--]由于上述生产和分配制度，职工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自然不高，不仅与原来所预期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相去甚远，甚至不如过去的私有制和“单干”，因此“怀旧”和商品经济暗潮总是时起时伏，威胁到“社会主义”；同时，官僚主义、浪费和低效愈演愈烈，于是“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就成为不可缺少的督促机制，“增产节约”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几乎没有停顿过，并且间隔越来越短，声势越来越大，论调越来越高，直至爆发打倒‘走资派’的“文化大革命”。

四、1978年后中国应对战略的根本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原来的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再依靠原来的对外扩张和重新以武力划分世界市场来推进本国的发展，不得不将其发展中心和注意力集中到国内和依靠技术进步来占有世界市场。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一方面使得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将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从而也能够缓解国内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兴起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推行民主化、经济上推行凯恩斯主义和扩大社会保障和福利，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保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另一方面，由于对外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对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制约，原来依靠武力来任意压迫和剥削落后国家的条件已经丧失（甚至在50-60年代资本输出的风险也大大增加），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去依靠技术进步和优化经营管理来从经济上进行竞争，以保持和扩大在世界市场和资源方面的份额。这种经济发展路径的变化，导致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改革加速，而国内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善、政治体制的进步和政府经济职能的调整，又反过来促进了科技发展和社会稳定。特别是90年代以后，由于冷战的结束、科技的迅速发展以及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中国的经济转轨，以资本跨国流动和打破贸易壁垒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迅速推进，使得资本主义全球化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战后，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改革和世界环境的变化，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现在，由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依靠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的条件已不存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是这种变化毕竟是逐步的、渐变的过程，因此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认识也自然是一个基于列宁帝国主义论上逐步随着世界变化而发生变化的过程。其次，社会主义制度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即它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战争和民族压迫的结果。因此当外部环境和条件发生变化后，它也必须随着经济发展和外部环境变化而与时俱进，作相应的制度变革。由于社会主义仅仅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纠偏浪潮，社会主义制度和阵营的产生，不仅是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同步进行的，也是相互制约的，从全球来看，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而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并行发展、相互竞争的，它们之间不是替代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来讲，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发展的结果，但是在实际上，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诞生之日起，它既是那些资本主义发展受到阻碍，而不能顺利发展国家的产物（当然，这种阻碍有的来自国内，有的来自国外，俄国、中国都是如此）；也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帝国主义阶段的纠偏和制约。而一旦当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同时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依靠高度集权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和产业，那种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因替代市场而取得的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高积累优势，就完全被计划经济的低效和缺乏人本精神所抵消，甚至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改革和放弃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成为必然，问题只是改革的目标和步骤怎样确定，这种变革需要支付多大成本、如何顺利进行。[!--empirenews.page--]1978年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来说，一开始是对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弊病的纠正。这种纠正是由于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和诱导：一是开眼看世界感到落后的压力；二是人民生活贫困的压力；三是建国以来自己的经验教训和整个世界市场化趋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中国文化传统将失误归结到政权的好坏（中国共产党将其概括为政权的性质），那么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人则不能够利用这个说法来解释这20年的失误，否则将失去执政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因此，只能从另外的角度，即经济体制的缺陷来解释问题。这也为正确认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弊病开了方便之门。1978年以后的对外开放是建立在两个重要认识转变基础之上的。没有这两个重新认识和判断，就不可能有对外开放。一是对社会主义的判断：社会主义的实质从根本上说是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和合法性，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可以比资本主义创造出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毛泽东在５０年代末就曾经说：我就不相信，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不能取到副食品，如果结论真是这样的话，那就请蒋介石回来。[6]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革”期间“四人帮”的破坏，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1977年1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时说：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7]1978年9月16日，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工作时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8] 1980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又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9]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反思和重新界定，使一切“左”的阻碍改革开放的论点都失去了合理性。当然，这也得益于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文革”错误的反思这个大背景。二是对战争问题的认识。仅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认识，对开放来说还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如何认识国际形势的问题。从列宁1917年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起，战争的阴霾就笼罩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也面临着战争的威胁，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印边界战争、中苏边界战争，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前期，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的威胁下，50—60年代威胁主要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60年代末至70年代威胁则主要来自苏联。当然，这也与我们自己的某些“左”的错误政策有关系。实际上，从6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的兴起，第三世界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以欧洲为代表的和平力量也越来越大，世界性的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破了西方长达20多年的封锁敌视，1975年越南战争的结束，都说明中国的国际环境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变。能否正确认识这种国际形势的变化，改变从列宁、斯大[!--empirenews.page--]上一页[1][2][3][4][5]下一页 林时期就形成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积极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来加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能否与时俱进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再次做出了重大决断，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主流的观点。1985年邓小平回忆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10] 正是根据上述两个重要认识和判断，认识到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认识到平和发展是世界主流，认识到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才使得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实现了经济转型与和平崛起。主要参考文献：

1、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鲁振祥：《探索的轨迹——新民主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3、黄安年：《当代世界五十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4、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吴江：《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6、冷德熙主编：《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7、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

8、丁长清等：《中外经济关系史纲要》，科学出版社，2003。

9、程永林：《全球化进程中制度变革的历史路径》，《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