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倾销（通用8篇）
反倾销 篇1
打火机反倾销调查 温州反倾销诉讼启示
【世贸人才网：国际贸易商务人才门户 更新时间： 2006-07-31 】 【打印】【关闭】
近年来，世界打火机产业在逐步向我国转移，而浙江省也渐渐成为全国最大的打火机出口生产基地。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出口打火机9.4亿个，价值1.3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同）分别增长14.3％和28.2％。欧盟、日本、阿联酋和美国是主要出口市场。
今年上半年，浙江省打火机出口呈现量价齐增的态势，但在其出口的强劲势头下，打火机行业可谓劫难重重：2002年欧盟对我打火机反倾销调查，2003年开始各国纷纷要求实施CR法案（打火机儿童装置）限制中国出口，2006年2月9日，欧盟委员会健康与消费者保护总司以投票方式通过了CR新决议草案（简称CR法案）。2006年5月16日，美国Zippo公司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ITC)会申请对进口打火机进行337(知识产权侵权)调查，涉案产品美国海关编码为96132000项下的袖珍型可充气打火机，原告要求ITC发出禁止令，禁止96132000项下的所有袖珍型可充气打火机进入美国市场。2006年6月16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官方网站正式发布了“针对特定打火机的337调查”的立案公告。美国芝宝公司此次指控中国企业的理由，是以一枚“打火机外观设计图形商标”为依据，指控中国公司侵犯其美国注册商标。芝宝公司将打火机图形设计的保护特征描述为：“稍呈圆形边和角、顶部稍带弧度呈弯曲形状的打火机。”这一描述基本包含了中国所有中高档打火机的主流外形。
同“反倾销”一样，“337调查”也是美国另一种贸易保护手段，但对中国国内产业的影响要更为严厉和深远。因为“337调查”制裁结果不仅局限于特定行业的产品，而且可以延伸到其上下游产品，且被诉产品可能永远被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因此，如果调查结果表明侵权事实存在，ITC将可能按照Zippo的要求实施救济令，不但对被诉中国企业的产品而且对所有来自中国的打火机进行普遍性限制，禁止其在美国销售。这是打火机行业遭遇的继反倾销、CR法案之后的又一严峻打击。
面对打火机行业频频遭遇的各种贸易壁垒的情况，宁波海关建议：一是在政府和行业协会的帮助下，打火机出口企业应积极进行抗辩和应诉，广集相关的技术性应对策略，携手合作“据理力争”；二是创新、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通过提高自身产品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增强对外竞争力；三是主动研究应对欧美标准的措施，进一步开拓拉美、非洲和亚洲众多国家在内海外市场，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相关新闻：温州打火机赢得欧盟反倾销诉讼启示
从2005年年末中国轮胎再次面临多国反倾销调查到2006年3月8日“欧盟反倾销应对联盟”的建立，中国的行业协会正在反倾销案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对于单个企业来说，出于短期成本与收益的考虑，往往放弃参与集体行动，即便其结果将对整个行业产生不利影响。
我国关于行业协会的立法尚不完善；行业协会的治理结构以及行为规范处于探索之中；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关系仍是模糊地带。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的行业协会如何发展？我国的企业如何应对随入世而来的冲击？
温州打火机生产商经过一年多努力，成功应对了欧盟的反倾销诉讼。该次事件是中国正式加入WTO之后遭遇的第一起反倾销诉讼，引起各界高度关注。温州烟具协会作为自治组织，既要克服制度不完善之累，又要解决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与政府合作，领导会员打了一个漂亮仗，成功的背后有多少曲折故事？相信一次深入剖析会让我们体悟到更多„„
集体行动挫败反倾销诉讼
事件经过
温州企业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进入世界金属外壳打火机市场后，迅速改变了该市场主要由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垄断的格局。到2002年，温州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企业已达到500多家，年产金属外壳打火机5亿多只，年产值为25亿元人民币，出口数量占总产量的80%，占有世界市场的份额为70%，占有国内市场份额为95%，温州已成为世界金属外壳打火机的生产中心，而与此同时，日本和韩国原来的打火机企业90%以上已经停止生产。
2001年9月间，欧盟根据欧洲一些打火机制造商的要求，出台“防止儿童开启装置措施”法案(Child Resistance Act，CR法案)。该法案规定凡售价在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均须设置安全装置。售价在1欧元左右的温州金属外壳打火机将是该法案的适用对象。显然，该技术标准将起到限制温州金属外壳打火机进入欧洲市场的作用，成为我国打火机出口欧盟的一项技术壁垒。在该法案正式出台之前，温州烟具协会就派员组团与国家外经贸部公平贸易局官员一起赴欧洲游说，但未能阻止该法案的通过。
2002年6月28日，欧盟发出公告，决定对中国出口欧盟的打火机(包括一次性打火机、金属外壳打火机和汽油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按照WTO的规定，反倾销所涉及的出口商必须在15天内做出应诉反应，否则将作为自动放弃论，这可能导致我国出口到欧盟各国的打火机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
经过紧急磋商，温州烟具协会决定选取15家打火机企业进行损害抗辩，1家进行市场经济地位抗辩(即低于成本价)。2002年9月11日，欧盟反倾销委员会的几位官员两次到温州进行实地调查，对温州应诉企业的产品、销售、财务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核查，对应诉企业提出的意见和事实予以理解和认可。2002年10月8日，温州东方打火机厂获得欧盟的市场经济地位确认；2003年2月，欧盟有关方面决定不进行初裁，2003年7月14日，欧洲打火机制造商联合会撤回了对产自中国打火机的反倾销诉讼，反倾销程序自动终止。
历时1年零1个月的温州烟具协会应对欧盟打火机反倾销诉讼事件是中国正式加入WTO之后遭受的第一起反倾销诉讼，引起各界高度关注。该事件的意义不仅在于为中国企业应对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且在于中国的民间组织第一次充当了处理国际贸易纠纷的主角，为我们考察中国转轨时期行业协会的治理机制、协调机制及其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温州烟具协会
温州烟具行业协会由温州打火机生产企业自发组建，成立于1991年。1993年，温州市政府下发文件，授予烟具协会对新注册企业的考察、对关系行业利益的国家法规草案的技术意见和咨询、行业信息的收集以及公布、行业展览会的组织等等权力，将烟具行业的管理权主动让位于烟具协会。至此，烟具行业协会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自治组织。
《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章程》是该协会的“宪法”，对协会的业务范围、会员、组织机构和负责人产生、罢免，到资产管理、使用原则、章程的修改和程序等等均作了明确规定。根据“章程”，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领导班子由1名会长、2名副会长和26名理事组成，理事由全体会员选出，而会长和副会长则由理事投票决定。理事的选择是构建行业协会的基础，因此，采用了道德与能力的双重标准：遵纪守法，为人正派，在行业中有一定的影响与声望，热心于协会工作，所在企业年销售产值1000万元以上，近3年来没有发生重大质量事故、质量投诉、出口索赔等消费者反映强烈的问题，等等。
在反倾销之前，烟具行业协会影响最大、效果也最明显的举措是针对温州打火机的恶性价格竞争建立的惩罚机制，恢复了市场秩序。打火机技术工艺简单、产品设计更新很快，很容易模仿，但是厂家基本不申请专利保护，这是因为专利申请不仅周期长，而且成本高。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初温州打火机市场出现了“一品走销，仿效蜂起，伪劣辈出，倾轧杀价”的混乱局面。1993年12月温州烟具协会制订了《烟具行业维权公约》，该公约明确指出：“凡经我会维权(即取得维权证书)的产品，在有效期内(6个月)如发现他人有侵权行为，一经查实，将对侵权产品的模具和专用夹具予以就地销毁，仿冒的产品和专用零配件给予没收，情节严重者，提请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为此，协会还专门建立了打火机质量检测站，并赋予其检验报告高度的权威性，作为整顿企业侵权的有效凭证。
打火机新产品投放市场时一般都是小批量样品出口，待外商信息反馈后，再进行批量生产，周转期需3个月左右。然而，国家三部委在2001年联合下文的通知中规定打火机全项型测试合格证有限期为3个月，无法满足打火机出口测试的需要。为此，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向国家部委办反映情况，与有关部门反复沟通协调。终于在2003年3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复函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同意将原来的3个月延长至12个月；复检收费由原来的全额改为按项收费，减轻了会员企业的负担。此外，尽管打火机生产企业都在温州，但国家产品检测机构在天津，温州出口的打火机只能天津中心实验室测试，提高了生产成本，贻误了最佳生产时间。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就这个问题向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提交了申请在温州市建立检测中心的报告。2004年3月22日，温州金属外壳打火机检测中心成立挂牌。
烟具协会的这些行动不仅将一种自发的私人秩序演绎成有效的行业组织，而且为对欧盟反倾销诉讼中的迅速反应奠定了组织和声誉基础。
胜诉原因
温州烟具协会在这场反倾销诉讼中将集体行动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对最终的胜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第一，烟具协会在整个案件过程中，自始至终承担了大量的公共服务：统一聘请应诉代理律师；成立应诉小组，为各应诉企业提供应诉所需要的行业材料；与立场一致的欧洲进口商协会进行信息的沟通和交换意见；在欧盟官员来华现场调查期间，代表打火机行业进行游说和说服工作；代表本行业与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其他各利益关系方进行联络、信息传递和磋商。在这些服务中，协会所具有的信息优势非常明显。这是由于一方面协会平时就重视对行业有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在专业信息资料方面比其他机构，比如政府部门或企业都要更全面、更准确；另一方面，由于协会在整个社会网络中所处的特殊位置，许多信息都能够传递和反馈到协会，因而与别的组织相比，它更有能力得到各种信息。比如欧洲进口商协会与烟具协会长期保持着一种合作关系；生产企业会将本企业各种情况及时告知烟具协会；政府也会将相关信息向烟具协会通报。
第二，综合行业的利益要求并向政府进行表达，以争取政府支持。尽管烟具协会在本次反倾销案例中充分体现了作为一种自治性治理组织的优势，但是，它也并没有选择孤军作战，而是尽量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力争取得政府的支持与配合，甚至通过媒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以便于日后能够更有效地应对类似的反倾销事件。在反倾销正式立案后，烟具协会与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共同在温州召开应诉工作会议，并确定总体应诉思路。在应诉过程中，政府积极与欧盟就“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进行交涉，为欧盟个案认定中国企业市场经济地位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协会有关负责人也公开表示，政府要“给予企业对于WTO规则的指导和策略的研究。同时政府有关部门还应该建立预警机制，帮助企业搜集国外相关产业的信息和发展动态”，等等。温州打火机行业有关人士甚至通过非正式渠道向当时的总理呼吁，要求政府给予支持。显然，这些利益表达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取得了政府政策的支持，形成了协会与政府之间不同治理机制的良性互动。
从理论上说，在集体行动中如果不克服成员坐享其成、搭顺风车的现象，将无法取得成功。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欧盟在1995年和1999年两次对进口打火机加了反倾销税，而温州打火机企业没有提起相应的诉讼；这次反倾销诉讼费用预算高达200万人民币，历时1年零1个月，无论由哪一家企业单独承担，都将是以一笔巨大的负担。16家最大打火机企业的参与，不仅分摊了公共费用，而且引起了政府的足够重视，中国政府的协助有利于促进行业协会与欧盟的对话和协调，增加了反倾销胜利的筹码。这表明了形成集体行动对处理国际贸易纠纷的重要性。那么这次的反倾销案件中温州烟具协会是如何克服其会员搭便车行为的呢？
当时温州打火机对欧盟的出口比例高达60%，占据了80%的欧洲市场。如果不采取行动或者行动失败，加上之前刚刚通过的CR法案，温州打火机微薄的利润空间将会被无情打压，最终不得不退出欧洲市场，由此带来的损失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协会副会长黄静发称，当时“大家对多出一点(钱)，少出一点(钱)并不是很在意”。在反倾销一案中企业费用分摊比例方面，一般是规模大的企业捐得多，规模小的捐得少；至于一些规模很小的企业，在欧洲市场几乎没有出口，出不起也不愿出钱；在应诉启动后烟具协会建立的应对国外贸易壁垒专项基金筹措方面，则采取了按照各个成员企业出口份额进行分摊的办法。这种做法充分体现了能力与责任原则，将企业成员的成本和收益结合起来了，虽然温州500多家打火机企业中只有16家企业出钱，最终还是促成了集体行动。
发展行业协会应对国际市场竞争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面对反倾销申诉往往并不积极应诉，最后不得不退出实施反倾销国家的市场，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小企业依靠自身的力量难以对抗这种贸易保护措施。另外，随着中国市场开放度的提高，有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采取倾销、垄断定价、搭售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给国内中小企业带来巨大冲击，对此大多数企业尚没有应对良策。温州烟具协会此次能够将众多中小企业组织起来应诉欧盟的反倾销调查并取得成功，说明依托行业协会可以使中小企业在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过程中形成合力，做成单个企业所不能做的事情。温州烟具协会作为温州众多行业协会的一个代表，反映了行业协会的生长和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温州是中国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典型地区，温州的企业都是在国内或国际市场竞争过程中，完全凭借自身的竞争能力而生存下来的。它们最能了解自身在市场中的优势和弱点。从我们前面对烟具协会生产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民营企业成立行业协会完全是从自身利益的需要出发的，是私人秩序的一种合理扩展。可以说，没有在市场经济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具有独立人格的民营企业，也就不可能产生为这类企业的利益服务的行业协会。或者换个角度说，只有具有广泛社会合法性、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的行业协会才能担当起为民营企业利益服务的重任。当然，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并不构成行业协会生长的充分条件。民营企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按照自愿的意志和认同的方式组建行业协会，还要取决于其他的外部制度和政府的政策。相比于其他一些民营经济发展也不错的地区，比如广东、江苏等地，温州市政府对行业协会采取了更加宽松的支持政策，这一点的重要性也不可忽视。
政府作为一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者，必须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的经济福利。在市场经济国家，一国的经济福利是由不同利益主体的福利所共同构成的。所以，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要在充分了解各个利益集团要求的基础上形成。行业协会作为一定地区或某一行业企业的利益代表，它的利益表达往往已经综合了其会员企业的各种利益要求。在当前，行业协会的利益表达尤其反映了中小企业的呼声。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行业协会在信息收集和利益综合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政府从行业协会的要求中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国内和国际产业经济动向，从而更准确地为相关行业企业提供政策支持。比如，在本案例中，烟具协会要求政府与欧盟交涉市场经济地位问题，都有力地支持了打火机企业打破欧盟的贸易保护意图。
WTO是以规则为基础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其成员是各个国家或单独关税区，其各项协定、协议规范着各成员的政府行为，特别是关于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一系列政府管理行为。相比之下，在WTO的法律文本中，只有在《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即《WTO协定》)第5条第2款2，以及《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定》(以下简称《反倾销协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等个别协定中，涉及到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非政府机构(non-governmental body)、行业协会或商会(tradeor business association)。作为一个企业自治的非盈利组织，行业协会在WTO规则下的国际贸易中有着广泛的活动空间。比如，行业协会可以代表产业提出受到了进口商品的损害，从而要求本国政府采取反倾销等措施来保护当地产业；或是通过设定行业标准、质量标准、检验条件、劳动标准、价格协调等非关税手段来保护本国企业利益。从各国的实践看，行业协会作为反倾销申诉人的案件占绝大多数，而以政府反倾销机构或单个企业作为申诉人的情况十分罕见。
因此，在开放经济中应当将行业协会信息协调优势同政府处理国际贸易纠纷的国家优势相结合，为企业发展赢得更广阔的空间。在本案例中，行业协会和政府两者之间明显存在着功能互补和相互支持的关系。比如，由于中国政府与欧盟的磋商，欧盟同意在反倾销调查中，在有关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实行个案处理，这一结果为中国企业单独申请市场经济地位创造了条件。再比如，政府运用驻外机构所具有的社会网络，积极帮助烟具协会穿梭于欧盟的相关部门。另外，政府部门组织部署涉案企业和协会进行反倾销应对会议，在应诉策略、律师聘请等技术性问题上给予指导。这些事项充分说明，行业协会与政府在对外贸易政策的实施上并非各自为战，而完全可以在职能划分相对明确的基础上再形成合力。
创建行业协会健康发展的环境
为了使国内的商会组织发展成为规范的、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的行业协会，从而能够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代表工商界的利益，具备进行利益表达、服务企业和行业内协调自律的功能，真正作为社团性利益集团去影响和参与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建议：
一：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对政府的经济职能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界定，减少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只有政府的职能范围缩小到合理的边界，才能为行业协会腾出发挥作用的空间。
二：加快对行业协会的立法工作，明确规定商会的性质、法律地位、成立程序、治理结构和组织机构，以及财务监督等内容。在此需要强调的是，立法过程一定要避免一种倾向，即将《商会法》立成一个政府对商会进行监督管理的法律，导致将立法的内容侧重在规定商会的职能、对商会的管理制度等方面。要明确《商会法》属于私法范畴，强调对商会的任意性规范，而不是强制性规范。
三：改革目前由政府部门主管商会(行业协会)的管理体制，逐步取消行业协会在政府部门的挂靠；与此同时，强调各级工商联对商会(行业协会)的管理。这项工作可以先从地方(省、市、县)做起，把目前挂靠在地方政府经委、发改委和外经贸委(局)等部门的行业协会转归当地工商联管理，同时，政府不再直接任命各行业协会包括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在内的负责人。这一改革将有利于原体制内形成的商会向规范的行业协会转变。
四：清理对行业协会的发展构成阻碍的各种法规和文件。比如，1991年中央15号文件规定工商联的工作对象是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和部分外商投资企业，不包括国有企业，强调工商联是统战性的人民团体，而且规定归口工商联的同业公会、行业商会的试点只能在县、镇两级进行。该文件极大地束缚了行业协会的发展。目前有的地方，如温州、深圳实际上已经突破了该文件的限制。另外，由于以前政府对企业实行按行业归口管理，因此要求按行业成立协会组织，各个企业也必须按所属行业入会。由于行业的划分过细，一些小行业的协会企业数量太少，实际上发挥不了作用。所以，应该允许建立跨行业、跨区域的商会组织，允许企业志愿加入各类行业协会。
促进行业协会与政府的良性互动
建议之一：政府应该按照转变政府职能和WTO规则的要求，深化外贸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的干预之手应该从企业的微观经营层面退出，而要专注于为企业提供公共服务，创造有利于参与国际竞争的宏观经济环境。比如，政府对企业要加强指导性工作，包括对WTO规则和不同成员国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与培训；要及时公告国际经济最新信息与动态；要保持汇率的稳定。行业协会的职能则定位在微观领域单个企业所难以实现的功能，包括同业企业之间的利益协调，以及专业性的服务工作。
建议之二：目前中国出口产品在国外屡遭反倾销申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尚没有得到完全的承认。所以，政府应该要继续与美国、欧盟等国家和组织进行磋商，力争提前让各国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或者，至少达成对中国企业实施个案处理的次优结果。这将有利于行业协会或企业进行反倾销应诉，防止进口国运用不恰当的“第三国价格”等办法来确定倾销的存在。
建议之三：行业协会和政府应该共同建立行业预警机制，提前知晓和规避各成员国可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行业预警机制的重点在于建立分国别和地区的市场信息库，以及了解进口国政府的政策动向。行业协会的优势在于可以与进口国的进口商协会保持及时的沟通，更了解本行业的出口数量和价格；政府的优势在于更了解进口国的宏观和产业经济状况，通过驻外机构在当地政府的社会网络来预测进口国的政策动向。
建议之四：中国政府应该借鉴其他国家实施贸易保护的经验，更充分地运用WTO规则所允许的各种手段来防止国外企业的不正当竞争。当务之急是要在已有的法律基础上，按国际惯例完善对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各种技术标准的实施细则，提高国内企业和行业协会运用这些武器的可操作性。
建议之五：在面临别国的技术壁垒或反倾销措施时，应该建立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的立体式应对框架，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行业协会要组织企业积极进行抗辩和应诉，中国政府则要主动与该国政府进行磋商与交涉，必要时候可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另外，政府要通过公平贸易基金的运用来鼓励国内企业和行业协会积极地应对各种贸易壁垒。
反倾销 篇2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某些行业的经营者, 都私下同意从自己的钱包里掏出钱来奖励他们一部分或与的输出。这种方法实行的很顺利, 虽然大大增加了国产商品, 却仍然能在国内市场上使他们的货物的价格提高一倍以上。”从亚当·斯密的描述中可以看出, 工业革命之前还没有倾销这一概念, 但实质上的倾销行为已经存在了。
英国, 是最早被指责进行商品倾销行为的国家。工业革命为其带来了具备规模化生产能力的机器设备和工厂, 使其在生产技术上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 生产成本自然要低。于是英国的商品大量的占领了欧洲大陆和美国的市场。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 以德国、法国、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也相继进行了工业革命, 到了十九世纪末期, 由于工业经济的迅猛发展, 美国也加入到了倾销国的行列。
“倾销国”的概念比起“倾销”来说要更早一些。当某国由于生产力发达技术先进而将本国生产的大量产品以低于同类产品的市场价很多的价格出售给别国时, 该国就是所谓的倾销国。而“倾销”作为贸易术语, 始用于1903年英国的关税争论。当时, 关税问题在大不列颠是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在大量关于关税的辩论性文献中, “倾销”一词被或带引号或不带引号的广泛使用。1926年“国际联盟”制定的《关于倾销的备忘录》中指出, “倾销”一词较为谨慎的用法是表示在同一时间和类似的条件下, 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出口销售的行为。除此之外, 如果一种产品在本国没有销售市场, 而在某国出口的价格低于向另外一个国家出口的价格时, 也被认为构成倾销。综上所述, 倾销作为贸易术语被定义为:“以低于国内价格出口销售”。
二、倾销对出口国的影响
从宏观上来看, 出口企业如果发生倾销行为, 那么该企业肯定发挥了全部的生产产能。如此, 可以改善出口国的就业问题。出口企业也可以凭借倾销占领该产品的国际市场, 为出口国在国际贸易方面增加竞争力。从表面上看, 倾销对于出口国而言是非常有利的。然而, 倾销也会影响出口国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当本国消费者得知自己购买的国货反而会比他国消费者购买同样产品支付更多费用的话, 对出口国市场也会造成不小的影响, 因为消费者的购买信心会明显下降。
应当指出的是, 倾销不会改变出口国国内产品的价格, 该行为自身也不会为本国的社会民生带来多少益处。对于享受补贴的对外贸易企业, 如果由政府出资来进行补贴, 那么这种补贴实际上是由本国所有的纳税人承担的。对企业的补贴其实是以社会的净损失为代价的。如此看来, 由政府出资支持的倾销对于出口国的社会民生来说无利可图, 反而是社会的一种负担。
三、倾销对进口国的影响
对于进口国的消费者而言, 倾销为他们带来了相对廉价的产品, 同时自然也增加了该国同一产品价格的市场竞争。但是如果以掠夺的方式倾销, 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 当出口国企业以倾销的方式迅速占领进口国某产品的市场之后, 在该产品行业内建立垄断集团, 然后将产品的价格恶意的抬高。当然, 这种倾销转化为垄断的方式是特殊的, 也是很难形成的。
对于进口国的企业而言, 倾销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加大了进口国产品的供应量, 迫使进口国企业不得不降低自己同类产品的价格以争取市场份额。这种恶性的竞争会损害到进口国企业的利益。当这种倾销对进口国的产业带来的损失超过为消费者带来的实惠是, 就会对进口国的国家利益造成损害, 此时进口国才有理由进行反倾销调查。
对国内市场而言, 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是国内产业通过自身的调整依旧不能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 那么此时进口国应将其产业和劳动转移到其他商品生产中, 这样才能避免对国内产业带来更大的损失。
对于进口国来说, 倾销的最大影响在于倾销的时间无法确定, 雅各布·瓦伊纳指出, 稳定有计划的持续数月或数年, 在达到目的或失败后便中止的倾销, 最可能对国内工业造成严重伤害, 而且消费者从短期不正常低价获得的好处可能不足以抵补国内工业的损失, 包括在已投资本、所雇用劳动力以及管理能力等方面的损失。然而, 如果倾销是暂时性的、短期的, 那么等进口国发现倾销行为并采用反倾销措施的时候, 倾销很可能已经结束了。
在对待进口国反倾销的问题上, 经济学家们明显的分为对立的两派。持自由贸易观点的经济学家认为, 进口国以反倾销之名, 行贸易保护之实;而持宏观调控观点的经济学家则支持反倾销, 认为政府通过行政干预可以让贸易往来恢复正常。出于社会政治因素的考量, 大部分国家都制定了反倾销的法律法规, 而基于经济学的理论由于分歧过大, 无法为立法提供有力支持。
四、结语
通过我们对倾销的解析, 更加确定了对待倾销不能进行“一刀切”式的观点。当倾销对于进口国的消费者更加有利, 并且这种有力因素大于对进口国工商业的冲击损害时, 从宏观上看, 这种倾销是有利于进口国社会民生的, 不应该受到反倾销法律的规制。当然, 长期持久的并且带有垄断倾向的倾销, 受到反倾销的规制是有理有据的。区分有利倾销和有害倾销就意味着增加执法成本, 更加细化现有的法律法规, 这对于每一个进口国来说,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很可能会受到各种阻力。但是为了反倾销法律法规的完善, 为了促进正当有序的国际贸易, 这项工作就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富论[M].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
印度反倾销行为与对华反倾销偏好 篇3
关键词：印度；反倾销；科学规避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32—0099—03
引言
当前，中国和印度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近年来，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逐渐升温。2005年温家宝总理和次年胡锦涛主席的印度之行为中印之间的经贸合作开启了新的起点。目前印度已经成为中国的第十大贸易伙伴、第八大出口市场。2007年，中国已经成为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三大出口目的地。据统计，2002年中印贸易额仅为45.5亿美元，2009年已达443.8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超过50%，达到53.4%。这个速度不仅高于中国同期外贸年均水平，也远高于同期印度外贸近20%的年均增速。虽然中印经贸发展势头喜人，但是印度对华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案件数量严重阻碍了中印贸易的顺利开展，尤其损害了中国出口商的利益。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呈上升趋势。
一、印度反倾销法律和管辖机构
目前，世界主要国家都颁布了相关反倾销法律法规，印度是较早制定该法律的国家之一。印度的反倾销法律是以1975年《海关关税法》（Customs Tariff Act）为基础确立的，该法律中第9A、9B和9C节是关于反倾销的内容。WTO成立后，为了与WTO的相关法律规定相符合，印度于1995年对1975年的《海关关税法》进行了修订，也就是印度现在采用的反倾销法律，简称为《反倾销规则》。规则共包括正文24条和两个附件。其中正文主要为程序规则；附件1涉及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和倾销幅度确定的主要原则；附件2是关于倾销损害的确定。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反倾销实践的需要，印度政府又先后于1999年、2001年、2002年和2003年对《反倾销规则》进行了修订，明确了市场经济地位标准。
目前，印度对反倾销具有管辖权的机构包括印度工商部下设的反倾销总局、财政部和法院。在三个部门中，起核心作用的是反倾销总局，该机构是决定是否发起反倾销调查、确定被调查产品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和明确损害并做出裁决的机构。财政部则主要负责征收反倾销税。印度的管辖反倾销的法院全称是印度海关、税收和黄金上诉法院，该法院的职能之一就是负责处理对行政机关（反倾销总局）的裁决不服的上诉，对上诉法院判决不服还可以继续上诉至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
二、印度全球反倾销概况
（一）印度全球反倾销总趋势
1995—2009年① 印度针对各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案件数量无论是从绝对数上看还是从相对数上看都是世界第一。印度总共发起反倾销案件达568起（见下页表1），占世界总发起案件数的15.6%，而同期美国和欧盟发起的案件数量远远落后于印度，分别仅为452和403起，在世界发起案件中的比重均不超过13%。就发展中国家来看，印度发起的案件数量比位居二三位的阿根廷（239）和中国（178）发起案件的总和还要多，更是超过了巴西等其他具有传统反倾销偏好的发展中国家。由此可见，印度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偏好采用反倾销措施保护本国进口竞争部门的国家。
就终裁案件来说，印度以403起案件数位居榜首，其终裁案件在世界终裁案件中的比值甚至高于同期发起案件15.6%的占比，达到18.3%。虽然印度在发起和终裁的反倾销案件都位居第一，但是从案件的执行率来看，印度则滑落到了世界第四位，这说明印度反倾销案件的执行效率不高，同时也反映了印度反倾销管理部门和国内申诉企业在提起反倾销调查前可能并未掌握充足的理由，仅仅是出于“强烈”地“自我保护”意识提出调查。然而，由于反倾销贸易调查效应的存在，无论发起的案件最终是否做出肯定性裁决，都会损害出口国家的相关产业。
尽管印度是目前世界上使用反倾销措施最频繁的国家，但印度并不是在反倾销成为WTO允许使用的三种贸易救济措施开始时就具有如此高的反倾销偏好。从时间上来看，印度地位发生变化的时间点为1998年。1995—1998年期间，印度发起的案件数量低于美国，甚至低于同期其他国家（1995，1996）。1998年之后，印度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数量开始超过美国（除2000年）。这是因为自1991年经济改革以来，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增强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印度加快了WTO规则与国内法律融合的步伐，开始积极利用WTO规则展开贸易救济活动（董展眉，2008）。2001年之后，虽然印度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数量呈急剧下降趋势，且在2004年跌至世界第三位，② 但是并没有降低印度对别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的速度，2005年印度就又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站在了全球反倾销队列的第一位。值得注意的是，两次金融危机期间（1997—1998，2007—2008），印度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数量均比危机前有所增加，这说明印度国内的经济状况是其反倾销活动的“催化剂”。在经济繁荣时期，国内需求旺盛，失业率低，国内产品与进口产品的竞争较弱，企业较少寻求贸易保护；在经济低迷期，国内需求降低，失业率增加，国内产品与进口产品竞争性强，企业寻求贸易保护的意愿强烈。为了验证经济状况与印度反倾销活动的相关程度，我们测算了印度GDP与反倾销案件数的简单相关系数，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相关系数高达0.36，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
（二）印度全球反倾销产品分布
从印度发起案件针对的产品③来看，1995—2009年期间，印度发起的案件集中于化工、机电、钢铁以及纺织品四大行业，其在这些行业发起的案件数量占总案件数的93.4%，较少涉及的产品包括农产品、矿产品；从未涉及的行业是皮革制品、珍珠宝石制品等。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对化工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案件数量尤其多，达到223起，几乎占了所有产品发起案件数量的40%。可能的原因是农产品、皮革制品和珍珠宝石行业是印度为数不多的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力的行业，而化工、金属以及纺织行业是印度相对缺乏国际竞争力的部门，更需要贸易保护措施的帮助（肖静，2009）。
三、印度对华反倾销概况
（一）印度对华案件总趋势
1995—2009年期间，印度总共对中国发起124起反倾销案件，平均每年发起案件8起，在所有被调查的国家中排名第一，远高于排名第二的韩国。同期，印度仅对韩国发起了43起案件。在两次金融危机阶段，印度对我国的反倾销案件数量都有小幅上涨，再次印证了经济状况的优劣与反倾销案件之间的紧密联系。尤其是2008年，印度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数创纪录地达到了15起，涉案金额高达16.7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20倍，而且开始使用反补贴措施及重新使用保障措施等其他贸易救济措施。①值得注意的是，在2001和2002年，印度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案件数量比前后年份高，分别是13和14起，而这两年里印度经济表现不差，GDP增长率保持在4%～5%水平。那么，什么原因导致印度在这两年中如此偏好中国产品？可能的解释是印度预期中国在入世后，对中国产品再次发起反倾销调查將面临更加严格的WTO规则约束，且中国刚刚加入WTO，尚不熟悉WTO规则，因此在中国入世前后加快了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步伐，以为本国产品提供“充分”的保护。
从印度对华案件的执行率上来看，大部分年份印度反倾销机构对华案件都做出了肯定性裁决，最低的年份，案件执行率也达到了71%（2003，2004），这说明印度对中国产品提起的反倾销案件具有较高的“成功率”，这可能是由于印度在裁定过程中，将中国视为 “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导致的。虽然到2008年为止，全球已经有70多个国家完全承认了市场经济地位，但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反倾销使用大国仍然“吝惜”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待遇（张华，2009）。由于中国并不是印度认可的“市场经济国家”，因此在计算倾销幅度时必须寻找“合适”的替代国与中国产品在印度的销售价格进行比较。
（二）印度对华反倾销涉案产品分布
从印度对中国反倾销的产品来看，涉及化工产品的案件最多，数量高达77起，占所有案件数的62%，其次是机电产品，案件数为23起。印度对这两类产品的特殊偏好可能是因为中国这两类产品对印度的出口量占印度该类产品进口的比重较高，冲击了印度国内相关进口竞争部门。2008年，我国化工和机电产品对印度的出口占印度两类产品总进口额的比重分别为16%和19.6%。②有学者认为，印度对华化工产品的反倾销偏好可以用化工企业固定成本高、前期投入大、成本回收期长的特点解释。由于这些特征，我国化工部门往往仅以变动成本为定价依据，倾向于压低产品出口价格（屠新泉，2007）。
四、印度对华反倾销原因
（一）保护性的贸易政策
印度长期维持保护国内市场的贸易政策，积极支持和推动对国外产品进行反倾销。随着进口配额、关税等传统贸易壁垒的逐步取消，印度国内缺乏竞争力的企业无法与国外产品竞争。然而，中国和印度同属发展中大国，人口众多，产业结构相似，在世界市场上存在着较大的竞争关系。近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尤其是民营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在出口上给印度国内产业造成了较大的压力。出于维护其民族经济发展的需要，印度自然把反倾销作为遏制中国的手段。
（二）“非市场经济地位”规则
2002年和2003年，虽然印度两次修订了本国反倾销规则中有关“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条款， ③ 放宽了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认定，但由于目前印度尚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企业在面临印度反倾销案件时仍存在较大难度。不仅如此，印度国内企业对中国产品的技术含量以及成本构成状况缺乏足够了解，更倾向于认为中国的产品中劳动力成本占很大比重，这也对我国出口产品享受“市场经济地位”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中印产品结构趋同竞争性较强
中印两国同属发展中国家，都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要贸易伙伴，且以制成品出口为主，造成出口产品的竞争性大于互补性。如前所述，印度对华反倾销调查主要集中在化工、纺织、机电等与中国技术水平、产品结构相近且容易形成竞争的行业。而中国对印度出口最多的电子产品，由于不与印度的产业结构具有较高的相似度，其遭到的反倾销并不多。
（四）中国企业自身原因
除了印度自身的原因外，我国企业遭遇印度反倾销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中国企业相互削价竞争。国内某些企业缺乏行业自律意识，为了争夺印度市场而滥用价格竞争策略，甚至售价比国内还要低。当一家企业进入印度市场，其他企业立刻蜂拥而至。比如中国出口至印度的建筑陶瓷、纺织服装、机电产品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另外，中国销往印度的产品质量问题、企业信誉等问题也常引起印方不满。当印度对中国企业的产品发起反倾销诉讼时，中国企业要么不敢应诉，要么不知道如何应诉，使得印度经常以反倾销作为应对中国企业的手段。
五、政策建议
（一）政府部门
我国相关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政府各部门职能，加强部门间的联系和沟通，做好印度反倾销的预警工作，及时给予企业必要的帮助。加强对印度市场的调研工作，总结归纳印度对华反倾销案件经验，熟悉印度反倾销法律动态，指导企业生产，避免企业竞争。目前，中国已经是WTO的一员，我国政府部门应充分发挥中国在该组织中的作用，学会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保护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积极参与新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
（二）行业层面
目前，我国各行各业基本都建立了行业协会，但是大部分行业协会都缺乏处理来自国外反倾销的实际经验。为此，我们建议行业内部应当建立良好的信息共享机制。充分利用商会开展国际调研活动，及時掌握印度市场信息。针对我国企业竞相压价出口问题，行业协会应当规范本行业的定价行为，加强企业的自律行为，规避因压价恶性竞争导致的反倾销。
参考文献：
[1]屠新泉.印度对华反倾销的现状、原因和特点[J].南亚研究季刊,2007,（3）.
[2]杨丹.印度反倾销程序法[J].广西社会科学,2003,（3）.
[3]肖静.从贸易结构关系分析印度对华反倾销的动因[J].世界经济情况，2009,（4）.
[4]董展眉.贸易救济体系的国际比较与借鉴[J].经济问题探索,2009,（9）.
[5]中国驻印度大使.今年中印贸易额目标600亿美元[EB/OL].http://www.etnet.com.cn/etnetChina/news/allnewscontent?qid=news_
反倾销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篇4
摘要：自WTO成立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第一大反倾销目标国。对中国发动反倾销的不仅有传统的发达国家，而且还包括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本文就是通过对欧盟对华反倾销和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形式的比较，来说明征对我国反倾销的国际形式，最后对我国如何应对外国对华反倾销给出了几点启示。
关键词：反倾销；倾销；国际贸易；世界经济
0.引言
反倾销是世界贸易组织(简称世贸组织或WTO)框架下维护公平贸易环境、抵制不公平竞争的一个合理的贸易保护手段。自1995年WTO成立以来，世界各国和地区根据《WTO反倾销协议》，纷纷调整和出台了各自的反倾销政策。目前全球已有91个国家或地区出台了各自的反倾销政策、法规或条例。反倾销政策已成为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国际范围内的反倾销摩擦愈加频繁并日趋广泛。从反倾销的广泛性看，不仅有传统的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反倾销，也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反倾销，同时还有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反倾销，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反倾销。反倾销已成为WTO框架下世界各国和地区最为常用的贸易救济措施。
以实现贸易自由化为宗旨的WTO之所以把反倾销视作一个合理的贸易保护手段，是因为倾销本身属于一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因此，反倾销的成效理应是促进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发展和推进。然而，国际反倾销政策及其实践的结果并没有促进自由贸易，相反却导致了以反倾销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的局面，从而导致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大趋势下呈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贸易摩擦日益加剧的矛盾局面。
1.倾销与反倾销
倾销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产物，它起源于重商主义时期推行的“奖出罚入”贸易政策，是寻求和开拓国际市场、排挤驱逐竞争对手以获得和扩大贸易顺差的重要对外贸易工具，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另一方面，重商主义贸易政策对进口货物实行高关税政策，在奖励出口的同时，对进口同类商品征收禁止性关税。这样，既限制了外国产品的进入，又可以使本国的出口倾销产品不能再输回本国市场。倾销一般分为国内倾销和国际倾销。国内倾销俗称削价销售，即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本国市场进行销售的行为。这实质上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通常由该国的反垄断法或反不正当竞争法加以约束和制裁。国际倾销指的是一国的出口商以低于产品的正常价值出口到另一国的价格行为。现今所说的倾销指的就是国际倾销。
倾销一出现，西方国家就认为它是一种不公平贸易，反倾销与倾销的斗争一直就没有停过，发达国家纷纷立法以制止倾销行为。1904年，加拿大首先立法对倾销加以制裁，其后，澳大利亚、美国、日本、新西兰、法国和英国等相继立法，现今已知有反倾销法的国家共93个。反倾销法的历史已有一百多年，2004年美国还专门召开反倾销国际会议纪念反倾销一百周年。
所谓反倾销，指的是进口国当局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对来自外国的倾销产品采取强制性措旋，以提高倾销商品在进口国国内市场的销售价格，或限制进口数量。根据GATT/WTO反倾销协议，如果倾销成立，进口国采取的反倾销措施可以是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征收反倾销税，也可以接受出口商作出的价格承诺。在实践中还接受出口商提出的数量限制——关税(即对数量限制内的出口商品不征收反倾销税，超过部分则征收反倾销税)的形式。这样，反倾销可以保护进口国受损的产业，同时也保护了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从而对在进口国国内市场竞争的第三国出口企业有利，产生贸易转移)，限制倾销方的出口。倾销与反倾销，从本质上讲，是倾销方与反倾销方之间竞争优势的较量，同时还反映出口国和进口国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产业结构、要素禀赋、规模经济、学习效应和成本优势等。一般来说，反倾销的产品是反倾销实施国处于竞争劣势的产业(因此需要政府保护)，而倾销的产品则基本上是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财政补贴、赚取外汇的倾销除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赢利并持续倾销。
2.反倾销的动因
由于倾销动机的多样化，反倾销的动机也呈现出多样性。
(1)从理论上讲，GATT/WTO八轮谈判使成员方的关税水平大大下降，为贸易自由化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前提是公平竞争和市场开放，则竞争的标准就应趋同，但因为存在国际市场分割和不完全竞争，要求经济水平参差不同、比较优势不够明朗的国家都来执行趋同、透明的竞争政策显然阻力很大。而且，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存在绝对和永久的优势，设置制度障碍就不足为奇，GATT/WTO设置了一套规则，本身就是各国谈判妥协的结果，反倾销协议也是如此。另外，反倾销机制本身的缺陷，再加上各国并没有完全按照GATT/WTO(反倾销协议)的标准制定和实施反倾销政策，使得反倾销愈演愈烈。
(2)法律是影响反倾销使用的主要原因。各国关税的普遍降低和贸易保护主义作祟，导致寻求合法而又隐秘的保护工具的国家越来越多。GATT/WTO《反倾销协议》的签订，使各国逐渐认识到这个工具就是反倾销。
(3)霸权主义的存在和盛行、完善的国际反倾销博弈规则的缺乏以及强反倾销示范效应，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不断加入国际反倾销行列。
(4)反倾销作为一种隐蔽的贸易保护工具，与世界经济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当世界经济发展处于增长期时，各国对外经贸政策由于共同的需要而相对开放一些，此时国际反倾销案件会有所下降；而当世界经济遇到危机或受到政治、军事冲突等困扰时，各国对外经济贸易政策无疑会趋于保守，国际反倾销案件的数量就会相应增加。
(5)反倾销还与国际经济格局相关，反倾销案件数量与其经济实力也是对称的。国际反倾销起源于发达国家，三十多年来，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大，一方面决定了其对外反倾销案件会越来越多，以保护其产业升级和国内稳定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其产业结构升级要领先于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不断加入国际反倾销行列，决定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比值之差会缩小，尽管其经济增长速度与下反倾销案件数之比的变化与其经济增长速度轨迹是一致的。详细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与下反倾销案件数之比，发现其比值比发达国家的比值要大，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反倾销意识在不断增强，且加入国际反倾销行列的步伐很快，力度也很大。反倾销本是用于保护国际公平竞争、使进口国产业免受外来不合理侵犯的合法措施，但三十多年的反倾销的发展历史表明，反倾销确有被滥用的趋势。
(6)各国对外采取反倾销措施并不遵循国家福利最大化原则，主要考虑的是产业界的利益和国家产业安全，较少或根本不考虑消费者利益，这将扭曲反倾销决策机制，使反倾销指控易于成立。这从GATT/WTO反倾销协议关于倾销的定义就可以发现：反倾销措施的目的是保护国内产业，而未考虑消费者利益。从反倾销程序法来看，消费者意愿在任何环节都无法表达，更难以被接纳。特别是由于各国实施反倾销时，均赋予本国有关的行政机构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反倾销申诉和裁决都只对本国产业有利。
(7)国际贸易的大力发展和各国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使越来越多的国家生产能力过剩，从而不得不另寻市场，导致各国经济贸易政策既要有利于扩大本国出口，同时还要有利于保护国内市场不受冲击。这就难免会使各国重视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从而使加入国际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国家和案件数量越来越多。
(8)产业结构雷同使国际竞争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而各国经济和贸易发展的不平衡又进一步激化了原有矛盾，要求经济水平参差不齐、比较优势不够明朗和真实的各个国家都来执行趋同、透明的贸易政策显然为时过早，阻力太大。既然有的国家比较优势不明显，就势必会设置制度障碍。有的是期望将来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时再逐步趋同化，有的则由政府出面制造人为优势，导致真正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却难以出口商品，这些都会进一步强化反倾销机制的作用和实施。
3.反倾销的国际比较
30年多来国际反倾销明显呈现出强化趋势，并日益引起世界各国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下面重点分析欧盟对华反倾销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发反倾销的形式。
3.1
欧盟对华反倾销
自1947年关贸总协定成立以来，欧盟就一直是反倾销法的坚决实施者，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GATT/WTO)反倾销守则还受到欧盟反倾销法的重大影响。30多年来，国际反倾销法的影响越来越大，从欧盟反倾销法及其实践来看，其影响也极其深远。十年前，印度、埃及和巴基斯坦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投诉欧盟反倾销“零幅”计算法，就足以说明问题。欧盟也同时是迄今为止国际反倾销案最多的国家和地区之一。了解欧盟反倾销特点，对于我国来说尤为重要。在对华反倾销中，欧盟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历史上也正是欧盟揭开了对华反倾销的序幕。
3.55起，占17.3%)。值得指出的是，WTO成立后，欧盟、印度、美国、韩国、新西兰、土耳其、波兰、秘鲁等国家加强了对华反倾销的力度和进程(对华反倾销案的比例高于其在国际反倾销案中的比例)，且欧盟对华反倾销依然名列前茅。
欧盟对华反倾销的地位，与其在国际反倾销中的地位是对称的。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件占全球反倾销案件比例，20世纪80年代为1.48%，90年代上升到2.16%，提高了45%还多。以此推测，本世纪头十年，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件将共达94～112件，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欧盟对华反倾销案的两倍!而且涉案金额(单案和全部案件的平均水平)有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大。1997年以来欧盟对华反倾销案已不接受我方的价格承诺结案，特别要注意的是，我国加入WTO后，欧盟仍将在较长时期内继续执行现行政策，视中国为特殊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只有积极应诉，欧盟方可能逐渐给予我方企业“市场经济”待遇，但欧盟接着可能会启动对华反补贴指控，对此，我国要有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并及早行动起来，方可防患于未然。
3.1.2欧盟对华反倾销产品比较
WTO成立以来到2013年底，国际反倾销案共计2646件，重点指控钢材、化工、塑料、机电和纺织产品，五项产品的反倾销案件共有2053件。这些产品也是欧盟反倾销的重点产品，1980--2013年欧盟对外反倾销指控的产品重点在于化学药品、机械、纺织品、矿石和电子产品等。外国对华反倾销的指控重点是化工、钢铁、其他金属和纺织产品及医药、土畜、食品、鞋产品(杨仕辉2002)，其中欧盟对华反倾销重点在指控化工产品(约占40%)、纺织、机械和电子产品(合计约占40%)。可见欧盟对华反倾销的重点指控产品与外国对华反倾销指控的主要产品基本相似，基本上都是化工、钢铁、其他金属、纺织产品以及医药、土畜、食品和鞋等产品。这就警示我国要重点加强对这些产品的监控和管理，出口这些产品的我国企业更要努力消除低价竞争行为。
从彩电反倾销看应对之策 篇5
充分利用规则勇于搏击国际市场风浪
------对中国彩电反倾销诉讼失利的思考
苟金海 山东利津一中 2574005月15日，历时一年的美国诉中国彩电倾销案件尘埃落定：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中国彩电对美倾销成立。美方对应诉的海尔、TCL、长虹、海信等企业加征20―25%的反倾销税，对未能应诉中国企业加征78.45%的高额关税。专家称，此举实际上意味着，美方市场关闭了中国彩电进口的大门。据统计，仅自1979年至，针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诉讼每年都有数起，类多面广，导致中国直接经济损失累计达100多亿美元。中国彩电应诉失利，再一次对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
什麽是倾销，什麽是反倾销?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应如何应对反倾销诉讼?
一、倾销
倾销是指一国产品人为地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输入另一国市场的行为，其实质是国际贸易中的一种不公平竞争手段。
按照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规定，确定倾销必须经过三个步骤：认定出口价格;确定正常价格(值);对出口价格和正常价格进行比较。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格的差额被称为倾销幅度。世贸组织规定，倾销幅度不超过进口价格2%、倾销产品进口量占同类产品进口比例不超过3%，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倾销幅度的最低限额。
可以看出，要确定倾销幅度，关键是确定出口产品正常价格。正常价格通常是指在一般贸易条件下，出口国国内同类产品的可比销售价格。世贸组织规定，如该产品在国内不销售或国内价格受到控制(非市场经济国家)，以第三国同类产品出口价格来确认正常价格。美国一直不承认中国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认定中国政府对价格实施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彩电的正常价格必须参照第三国。这样以来，中国彩电产品价格低廉的重要原因之一――劳动力廉价，彩电成本降低――被忽略，容易认为中国彩电出口价格低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是恶意的不正当竞争。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定位，是冷战思维的产物，是贸易歧视。
二、反倾销
反倾销是为保护本国同类产业，对倾销产品进口采取的的相应措施。世贸组织规定，反倾销措施的制定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确实存在倾销事实;2、确定对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存在造成实质损害的威胁，或对建立国内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3、认定倾销事实与进口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反倾销的补救措施主要是，征收进口商品反倾销税、出口商作出价格承诺。出口商的价格承诺主要指出口商自愿作出令人满意的承诺，修改价格或停止以倾销价格出口。这时，反倾销调查可以暂停或终止，有关部门不采取临时措施或征收反倾销税。反倾销的最终补救措施是对倾销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征收反倾销税的数额可以等于倾销幅度，也可以低于倾销幅度。我国政府规定，征收反倾销税应当“符合公共利益”。
我国政府规定，在反倾销调查和确定价格承诺、征收反倾销税前，还可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如征收临时反倾销税或提供现金保证金等担保。
三、应对反倾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反倾销是贸易保护的重要措施。
据统计，自1979年欧共体首次对中国实施反倾销以来，至20，共有28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启动反倾销手段，涉及商品种类繁多，达4000余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反倾销报复频发，从大蒜、蔺席到打火机、陶瓷、家具，此起彼伏。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的重要措施，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重视。贸易保护，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必须高度重视。
2、利用WTO的规则办事是加入WTO的必然要求。
WTO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制定规则，促进国际贸易的自由发展。规则是维护国际市场交易秩序的保证，也是处理国际贸易争端的准绳。中国加入WTO以后，已对国内相关法律作了与WTO原则对接的相应修改。中国企业要按规则办事，利用规则，更好地保护自己，充分地发展自己。
3、积极应对反倾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给中国带来了机遇，但也面临许多挑战。中国加入WTO以后，与经济发达国家经济摩擦增多，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不同国家在与中国经济交往、关注自身利益的同时，更加注重经济安全和经济牵制。在这种形势下，按世贸组织规则办事，成为中国处理国际贸易争端的当然选择。
四、如何积极应对反倾销
1、企业应团结起来，掌握规则，积极应对。
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国际间的贸易摩擦日益加剧，反倾销诉讼不可避免。对中国企业来说，害怕和躲避解决不了问题，期待国内同行应诉而坐收渔利也不现实，只有加强联合，才能共同面对不可避免的反倾销诉讼。国内应诉胜利的几个案例说明，只有团结起来，了解规则和进口国法律，积极应诉才是唯一出路。
2、加强行业自律，是应对反倾销的治本之策。
从彩电应诉失利来看，前几年我国彩电投资过热，是导致这次失利的重要原因。全球彩电年需求1.2亿台，仅中国年产彩电就达近8000万台，国内需求5000万台左右。这种形势下，中国彩电只有到海外找市场。另一方面，中国彩电物美价廉，竞争手段比较单一，以压价为主;企业重视产品数量多，对质量和技术创新投入少，长期不重品牌，成本效益比较差;缺少替代品的核心技术。这种产品价格的不合理，以及生产、竞争的无序，使争抢出口跑道成为必然。因此，在控制总量、提高质量和统一协调出口的条件下，加强行业自律，有序竞争，合理发展是根本之策。
3、加强政府间经济沟通与贸易磋商，是应诉胜利重要的外部条件。
从根本上说，企业的利益是国家的利益。经济全球化使政府间沟通与磋商具有独特的功能。反倾销说到底是政府为保护本国企业利益采取的措施，是国家行为。通过沟通与磋商，消除贸易歧视，减轻贸易压力，化解矛盾，避免冲突。
本文发表于《起跑线》20第十期
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区别 篇6
实施的条件：以低价倾销，对进口国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
适用对象：不公平贸易或不公平竞争。
具体实施形式：现金保证金、价格承诺、保函、以及最终加征相应的税赋。 实施期限：不超过4个月，特殊情况可延长至9个月。
反补贴措施
实施的条件：因政府补贴而具有价格竞争优势，对进口国造成了实质性损害。 适用对象：不公平贸易或不公平竞争。
具体实施形式：现金保证金、价格承诺、保函、以及最终加征相应的税赋。 实施期限：不超过4个月(不能延长)。
保障措施
实施的条件：进口产品的数量激增而挤占进口国的市场份额，并对进口国造成实质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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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对象：公平条件下数量猛增。
具体实施形式：加征关税、实施配额数量限制或者最终加征关税或实行关税配额。 实施期限：临时保障措施不超过200天，一般不超过4年，最长可延至。
“反倾销”损害了谁? 篇7
这个结果大大出乎中国人的意料。欧美被调查者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呢?
中国的军事实力落后于俄罗斯甚远, 在军事上恐怕不会给人第二强国的印象。外交上中国也是比较低调的。欧美人的印象, 更有可能来自中国经济奇迹的冲击。这些年来, Made in China在欧美长驱直入。出国的中国人逛超市, 几乎和在国内逛超市感觉差不多。
欧美在惊奇于中国经济奇迹的同时, 也祭出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案层出不穷, 中国产品的安全问题被过度夸大。中国的确存在人民币币值低估问题, 但是, 欧美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的贸易战, 损害的其实也是它们自身的利益。
倾销———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挤垮对手, 经济学上有这么个名词, 影视剧中常以此表现商场残酷, 但现实中罕有发生。原因在于, 无法估计挤垮对手需要付出多大代价, 而且, 即使挤垮对手, 再想利用市场份额优势制定高价以弥补损失, 既会遭到消费者反抗 (减少消费或采用替代品) , 也会引来新的竞争者。
至于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 在街头就能经常看到。服装店跳楼甩卖, 饭店推出超低特价菜, 宾馆送潜在客户白住一晚……似乎从来没有人想到要去法院起诉这些“倾销”行为。因为, 这些行为根本就不是为了挤垮对手, 而是为了广告效应, 或者为了减少进错货、租错店的损失。中国的制造企业, 很多是建立在人力资源优势基础上的微利企业, 说它们欲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打败全世界的竞争者, 有点匪夷所思。恐怕很多中国企业根本就不关心欧美有些什么竞争者, 它们只是按单生产而已。
欧美人在作为消费者时, 是欢迎中国产品的, 但作为生产者时, 他们又排斥中国产品。周其仁教授说, 西班牙有人烧中国的鞋, 不是因为质量不好, 而是因为产品的性价比太好了, 使得他们本国的鞋厂受到了冲击。
受到冲击的企业, 要求动用反倾销法, 以关税惩罚中国产品。19世纪的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 就已经简洁明了地从经济学的角度, 指出这么做的效应。从表面上看, 反倾销税阻止了国外产品进入, 或者提高了外国产品的价格, 使得消费者不得不购买本国产品, 使本国这些产业得以生存, 这是看得见的效应。看不见的效应是, 消费者为此多付出了金钱, 导致他们减少对其他产品的消费, 从而使其他产业的生存、发展的机会受损。另一个看不见的效应是, 一些行业的成本提高了, 生存更艰难。比如, 保护本国钢铁产业的政策, 会导致本国以钢铁为原料的企业成本上升。
如果反倾销税只有看得见的效应, 那当然是大好事。可是, 在看得见的效应产生的同时, 看不见的效应必然同时产生。经济学的道理就这么简单, 没有戏法可变。政府有权为了一个产业的利益, 而影响其他产业的生存和发展吗?
何况, 中国是全球的大市场和大买家:最大的商用航空器市场、设备和工具市场、汽车市场, 原油、原材料和粮食进口大国。打贸易战争, 对哪一方都是有损无益。
扩大范围来看, 鞋厂要求动用“反倾销”法, 服装厂也可以如此要求。鞋厂工人在松一口气的同时, 会发现衣服的价格增加, 只好少买点;服装厂的工人会有同样的发现。每个产业都在要求政府保护自己的同时, 为其他产业制造了障碍。于是, 他们谁都没法松一口气。
政府正确的做法, 是让本国的产业在国际竞争中找到比较优势, 而不是去试图去干预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100多年前, 西方以战争敲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 今天, 中国经过短短30年的改革开放, 居然使得欧美的贸易保护主义者要关起大门。欧美人不应该忘记他们的经济学先贤的教导。而对中国来说, 在得益于开放的世界市场的同时, 也应该更进一步地开放自己的市场。
中国面对反倾销 篇8
外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始于1979年8月，当时的欧共体(欧盟前身)对从中国进口的糖精钠和机械闹钟提出了反倾销起诉。当年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只有两起，而2001年的前9个月就有12个国家提出36起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案。根据世贸组织和中国国家经贸委产业损害调查局公布的资料，截至2001年9月底，共有2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提出473项反倾销诉讼(见表1)。在世贸组织的统计中，自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到2001年6月30日 ，全世界共有1640起反倾销案，中国名列榜首，共229起，占14%。
对中国提出反倾销诉讼的主要是发达国家，其中欧盟最多，共92起，其次为美国(87起)。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不少，分别以35起和29起排在第5和第6位。不少中等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对中国进行反倾销，其中印度(44起)，阿根廷(41起)，墨西哥(29起)和南非(26起)尤为突出）。中国出口产品遭到反倾销多达数百上千种，大到自行车，彩电，摩托车，钢铁，水泥，小到铅笔，曲别针，蜡烛，尿布垫，大蒜。
这些反倾销诉讼案多数会以征收反倾销税结案。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最高征到过365%((1994年的大蒜案)，欧盟征到过83.2%(1994年过硫酸盐案)，最厉害的是墨西哥，1993年墨西哥对中国十大类4000多种商品征收反倾销税，最高额为1105%。此外，一些反倾销案征收的是从量税，如在1997年的金属镁一案中，反倾销税是每吨2662欧洲货币单位(ECU)。当然，也有许多案子是以撤诉、中止调查，无税或无损害结案的。
中国遭受反倾销，为什么
从1979年的两项反倾销案到2001年的平均每月起过3起，中国成为世界上面对反倾销起诉最多的国家。各国对中国的反倾销为什么增长得那么快又那么普遍？这是一国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还是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特别歧视？
分析中国面对的反倾销，从积极的方面看，这说明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增强。出口产品不仅价格低，而且数量大，已在许多国家形成对当地企业的威胁。这些企业不得不利用反倾销的手段来进行保护。一般来说，一些实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国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当年的日本就经常被诉倾销。韩国和中国台湾也在反倾销案中名列前茅。
分析中国面对的反倾销，我们必须从两方面看。首先，从积极的方面看，这说明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增强。出口产品不仅价格低，而且数量大，已在许多国家形成对当地企业的威胁。这些企业不得不利用反倾销的手段来进行保护。一般来说，一些实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国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当年的日本就经常被诉倾销。韩国和中国台湾也在反倾销案中名列前茅。何况象中国这样的大国，一旦发展起来，受到反倾销也在所难免。从这点上说，中国面对的反倾销有其普遍性。
其次，中国遭受如此大规模的反倾销业有其特殊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中国仍处在从原有的国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之中，即中国仍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
“非市场经济”从两方面使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一方面是企业和政府本身的行为。不少出口企业仍未完成体制改造，产权不清，利益不明，经营者为完成出口任务或满足自身利益，在出口竞争中不惜成本竞相杀价，从而造成事实上的倾销。而且，一旦被外国诉为倾销后，这些企业多数不去应诉。这里既有没有经验的理由，也有产权利益不清的原因。
“非市场经济”从两方面使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一方面是企业和政府本身的行为。不少出口企业仍未完成体制改造，产权不清，利益不明，经营者为完成出口任务或满足自身利益，在出口竞争中不惜成本竞相杀价，从而造成事实上的倾销。而且，一旦被外国诉为倾销后，这些企业多数不去应诉。这里既有没有经验的理由，也有产权利益不清的原因。多数企业经营者并非所有者，而国有产权又没有真正代表，经营者对于复杂费时而又不是自己利益的应诉并不积极。不应诉的结果造成外国企业和政府更有积极性和利益来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从政府角度说，“非市场经济” 表现为政府对市场和企业的干预，包括对价格，市场准入，经营方式等方面的管制。政府有时过分强调出口，并把出口创汇作为政绩，也会造成一些国有企业为了完成出口任务而不计成本不怕亏损出口。另外，政府对市场准入的管制和对国内市场竞争的压制也会造成企业在本国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企业能在国内市场以较高的价格销售也是造成倾销的原因之一。
“非市场经济”的另一不利方面是给予外国企业更多的反倾销便利。提出反倾销诉讼的必要条件是提出证据表明出口产品价格低于本国市场价格。但如果把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外国企业可以不承认中国国内的市场价格是反映公平价值的正常价格，而采用第三国(替代国)同类产品的价格作为参照价格。毫无疑问，这种第三国的价格一定高于中国市场价格，从而使中国的出口产品都“陷入”倾销的范围，这样一来，存在倾销的就不是一两个企业，几乎是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应诉的困难性也大大增加。
毫无疑问，外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诉讼已成为中国企业与政府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重要问题。
中国企业应诉反倾销的成功案例
中国企业要想在反倾销诉讼中获胜，关键是要证明反倾销中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不存在。第一，倾销不存在；或第二，进口国的同类行业没有受到损害；或第三，进口国同行业的损害与倾销没有因果关系。如果能证明倾销不存在，整个反倾销案也就不再成立。即便存在倾销，如能证明后两点，反倾销案也可以无损害结案而不征反倾销税。在过去几年中，中国企业对外国反倾销诉讼开始积极应诉，有几个成功案例值得借鉴。
中国企业要想在反倾销诉讼中获胜，关键是要证明反倾销中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不存在。第一， 倾销不存在；第二， 进口国的同类行业没有受到损害；第三， 进口国同行业的损害与倾销没有因果关系。如果能证明倾销不存在，整个反倾销案也就不再成立。即便存在倾销，如能证明后两点，反倾销案也可以无损害结案而不征反倾销税。
(1) 要求市场经济待遇
很大一部分中国企业遭受反倾销是因为外国的同行援用“非市场经济”条款。因此，在中国完全改变“非市场经济”的地位之前，对于非国有企业和改制后的国有企业来说，争取自己的市场经济地位至关重要。一旦获得市场经济地位，许多倾销案也就自然不再成立。通过要求市场经济待遇应诉成功的典型案例有美国缝制帽子的反倾销(简称“帽子案”)和欧盟对中国黄磷的反倾销(“黄磷案”)及对氧化锌的反倾销(“氧化锌案”)。
美国“帽子案”
此案发生于1988年5月，美国帽子协会起诉中国企业以低于公平价值的价值向美国出口帽子并对美国帽子制造业造成了损害。起诉方认为出口帽子的8个中国外贸公司均为中国政府控制的国有外贸企业，属非市场经济，并要求按一个倾销幅度 (至多两个)对中国帽子征收反倾销税。
美国商务部立案调查并于1988年11月2日初裁定倾销成立。但在裁定倾销幅度时，中国政府(外经贸部)向美国商务部提出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状况和帽子行业的企业现状，要求按市场经济计算倾销幅度。虽然此案涉及到的中方8家外贸公司均为国有企业，但涉及的26家生产企业中，则有6家是外商独资企业，16家是合资企业，只有4家是国有企业，并且，改革开放后，外贸总分公司已脱钩，每个应诉企业可以自行对外定价和签约，不存在由政府制定或控制的统一出口价格或协调价格。因此，不能按非市场经济裁定倾销幅度。
美国商务部经过两次调查，最终驳回起诉方要求按非市场经济审定一个倾销幅度的要求，根据实际成本对中方8个应诉企业分别裁定了从5.30%到32.6%8个不同的倾销幅度。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向外国政府提出按市场经济国家待遇来审理和裁定对中国企业反倾销案件的要求并获得成功。
当然，此案最终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以无损害裁定结案。
欧盟“黄磷案”和“氧化锌案”
欧盟一直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但从1998年开始，欧盟允许涉诉中国企业申请市场经济地位。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企业必须符合以下五条标准：一、在价格、成本和投入等方面，企业的决定应符合市场的供求关系，不受国家重大干预；二、企业要有一套清楚的财务记录，经过独立的审计，符合国际财务标准，并适用于所有场合；三、企业从非市场机制过渡时，其生产成本和财务状况，不能有重大扭曲；四、企业应受制于破产法和财产法，以此确保企业在法律上确定性和经营上的稳定性；五、外汇况换应根据市场规律。
1999年1月，德国顿福斯公司对向欧盟出口黄磷的中国企业提出了反倾销起诉。由于涉案企业云南马龙化建公司是国有企业，欧盟官员自然采用非市场经济标准审理此案。但云南马龙化建及时提出市场经济地位的申请，并要求欧盟派人调查。经两次实地调查，欧盟发现，第一，企业虽是国有，但已改制。经营管理者拥有股权，公司30%的股份已经上市，企业经营决策基本不受政府干预；第二，公司股份制改造过程中没有出现重大的国有资产变相转移和政府补贴现象；第三，原料市场已无政府干预，价格由供需双方自行决定，欧盟官员在调查中也看到了马龙化建作为上市公司的财务管理非常规范清楚。因此，欧盟最后作出给予云南马龙化建公司市场经济地位，倾销也就不再成成立。此案以起诉方撤诉结案。
欧盟对中国氧化锌的反倾销案发生于2000年底。此案涉诉金额为3000万美元，中国有5家企业参与应诉。中国企业在应诉中阐明了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强调了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企业与市场都没有政府补贴与干预等情况，要求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以涉诉产品在中国国内市场价格或实际生产成本而非替代国的价格或成本为依据来计算“倾销幅度”。欧盟委员会在对各企业进行调查后于2001年4月同意给予文本柳州有色冶炼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富鑫化工有限公司与广西贵港格来蒙化冶炼有限公司等三家中国应诉企业市场经济地位。
无伤害裁定
在反倾销案件的应诉中，中国企业若能证明出口产品对进口国同类产业没有伤害也是胜诉的重要途径。在过去的一系列案例中，有许多就是以无伤害裁定而结案的。这些案件包括美国的薄荷醇案(1980)年，蘑菇罐头案(1982年)，碳化钡案(1983年)，小口径焊缝管案(1986年)，帽子案(1988年)，钢丝绳案(1990年)，滚珠轴承案(1991年)，三氧化锑案(1991年)，电扇案(1992年)，硫化染料案(1992年)，1993年的硝基甲烷案，、碳化硅案和糖精案，1994年的镁案、一次性打火机案，硫酸猛案以及近期的柠檬酸—柠檬酸钠案(1999年)和钢丝绳案(2000年)等。
在欧盟的对华反倾销案中，也有重烧镁案(1982年)，锤子案(1985年)，金属钨粉案(1988年)，仲钨酸氨案(1988年)，猪鬃漆刷(1993年)和三氧化锑(1994年)等案是以无损害而结案的。
美国“柠檬酸与柠檬酸钠案”
中国自1996年以来向美国出口柠檬酸和柠檬酸钠，市场份额由1996年的5.7%迅速增加到1999年16。2%。由于中国产品价格(每磅0.41美元)远低于美国制造的柠檬酸(每磅1。5美元)，美国米德兰公司、嘉古公司和台特里尔柠檬酸公司于1999年12月15日向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起诉中国倾销柠檬酸和柠檬酯钠，并要求政府征收高达355%的反倾销税。美国商务部根据出口价与正常价值的比较，裁定倾销存在，幅度在211.58%至307.79%之间。接下去的问题是，倾销是否对美国国内同类工业造成实质性伤害，从表面上看，美国制造的柠檬酸的市场份额有所下降，但这种市场份额的下降是否因为中国倾销柠檬酸造成的？调查发现，中美两国生产的柠檬酸和柠檬酸钠在质量上从而在最终用途上有很大不同，美国的柠檬酸质量很高，主要用于食品和药品，而中国只生产未经提纯的低质包装的柠檬酸，主要用于洗涤剂听工业产品，很少用于饮食业和制药业。即使价格便宜，中国柠檬酸在美国的饮食业中销量不大。因此，美国食品市场份额的下降与中国柠檬酸和柠檬酸钠的价格便宜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调查进一步发现，与美国本地柠檬酸和柠檬酸钠产生直接竞争的是从澳大利亚和以色列进口的产品。从1996年到1998年期间，这些国家的市场份额都有和升，而从澳以进口的柠檬酯属于正常的公平贸易。
最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又对中国柠檬酯和柠檬酯钠是否对美国的同类产业产生潜在损害或损害威胁进行了调查。调查表明，中国柠檬酸的能力很有可能继续增长，但并不说明新增长能力生产出来的产品都会投到美国市场上。证据表明，中国在国内市场和第三世界国家出售的柠檬酸年年都在上升，而中国向其他市场出口的柠檬酸占出口的大多数。而且，中国产品的质量与在美国饮食业和医药业的接受程度，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无法与美国产品匹敌。因此，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柠檬酸和柠檬酸钠对美国的同类产业产生了实质性的损害或潜在的损害。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最终对此案作无损害裁定，不征反倾销税。
美国“钢丝绳案”
2000年3月1 日 ，美国国内钢丝绳和特种缆绳生产商委员会指挥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多种弯通钢丝绳在美国市场倾销并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美国商务部立案调查。
在此案中，中国涉案企业较多、较大的为江苏法尔胜集团、江苏南通中德钢丝绳公司，南通钢丝绳厂，山东机械进出口公司等。在中国有关部门和商会组织下，中国企业积极参加应诉。被调查的法尔胜集团和南通中德公司首先力争市场经济地位，坚持公司独立自主不受政府控制，要求使用单独税率标准。核查后，美国商务部在最终裁定中接受了中方意见，修改了替代价格的计算方法，从而使法尔胜集团的倾觥幅度从原来裁定的24.22%隆至0.02%，可以忽略不计，无倾销税。南通中德公司等7家应诉公司的倾销幅度从原来的56.54%到118.78%降为42.23%，其余所有未应诉中国企业的倾销幅度即税率为58%，但除法尔胜集团外，美国商务部裁定中国企业的倾销仍然成立。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进而对损害问题进行调查听证。中方应诉企业及律师则密切配合，提供大量关于中国产品没有对美国同类产品的生产商造成实质性或损害威胁的证据，这些证据包括：
中国产品主要是镀锌钢丝绳，而美国产品中只有2%是镀锌钢丝绳，两者并不直接竞争；
相对于美国的生产量和消费量来说，从中国进口的钢丝绳无论是进口数量还是增长幅度都不显著；
中国产品质量低于美国产品，且一半以上是镀锌钢丝绳，对美国国内产品的价格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美国国内同类产品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国内生商美国缆绳公司(Wire Rope)关闭了许多工厂。
对于是否存在潜在损害或损害威胁，应诉方强调(1)没有证据证明中国钢丝绳貹产能力的增长会导致美国的大量进口，因为中国市场本身消费了大部分； (2)中国钢丝绳的出口主要在加拿大、亚洲和第三世界国家；(3)有两家中国企业表示将转产。
通过以上调查分析，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最终认定中国的钢丝绳产品在美国的倾销没有对美国国内产业构成实质性损害或损害威胁。此案以“无损害”结案，不征收反倾销税。
入世后中国面对的反倾销
面对迅速增长的外国反倾销，不少人认为这是外国政府对中国歧视，也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可以减少外国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行为。其实，反倾销正是世贸组织允许各国政府用来保护本国企业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全世界实现自由贸易之前，反倾销就存在。因此，中国企业要避免反倾销的最重要途径是要了解和国际贸易法则，一方面要尽量避免被控倾销，另一方面，一旦被控就积极应诉，避免被征反倾销税。
在反倾销中对中国企业影响最大的是“非市场经济”地位，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十五年中，外国企业和政府仍然可以使用“非市场经济”处理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案。因此，消除反倾销案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加快中的市场化改革和企业的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