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倾销（精选12篇）
我国反倾销 篇1
近年来, 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 2009年进出口总额达22073亿美元, 其中出口12017亿美元, 超过德国成为世界出口冠军。但在外贸快速增长的同时, 我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特别是由美国次债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贸易保护主义在各国重新抬头, 针对我国的反倾销案件更是不断增多。反倾销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障碍, 研究反倾销的相关对策, 刻不容缓。
一、中国遭遇反倾销现状
加入WTO以前, 我国企业在对外贸易中主要受制于外国对出口商品的配额、许可证等直接数量限制;在我国成为WTO成员后, 反倾销这种“合法”的贸易保护措施已成为一些国家对我国实施歧视性贸易壁垒的重要形式。从1979年欧共体对我国出口的糖精提起首宗反倾销调查到现在, 国外对华反倾销案件一直不断增加。
据WTO统计, 自1995年以来, 国际对华反倾销投诉日趋严重。1995-2008年国外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共677件, 占全球发起反倾销调查总数3390件的19.97%, 位居全球第1, 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成员。并且, 近年来在全球反倾销调查数趋于下降的情况下, 对华反倾销调查数目却一直趋于上升, 且有加速上升趋势。据国家商务部统计, 2009年1-8月, 共有17个国家 (地区) 对中国发起79起贸易救济调查 (其中, 反倾销50起, 反补贴9起, 保障措施13起, 特保7起) , 涉案总额约100.35亿美元, 同比分别增长16.2%和121.2%。2009年9月以来, 更有多个国家 (地区) 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 如美国对我输入钢制标准紧固件产品、无缝钢管、定尺碳素钢板、铜版纸和磷酸盐产品等进行反倾销调查;欧盟委员会对从中国出口至欧盟的聚酯高强力纱、无缝钢管、钢管铁头、皮鞋等实施反倾销调查;墨西哥对原产于中国的无缝钢管启动反倾销立案调查;阿根廷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机织物、自行车用橡胶轮胎、瓷餐具及其他家用卫生瓷器等采取反倾销措施;巴西决定对中国鞋类产品征收临时反倾销税;澳大利亚海关恢复对碳钢焊管案的双反调查, 等等。
纵观我国遭遇的反倾销调查情况, 主要呈现以下特征:1.对华提起反倾销指控的国家在不断增多。上世纪80年代对我国出口商品实施反倾销的主要集中在欧共体、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和组织。90年代以来, 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到对我国反倾销指控的行列。2.反倾销案涉及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广泛。以前反倾销多是针对我国的五矿化工产品, 现在已经扩展到家电产品、农产品、IT业产品等4000多个品种, 几乎涉及中国商品出口的所有大类。3.在最终实施反倾销措施上, 比重一直都比较高。在实施最终反倾销措施方面, 1995-2008年国外对华实施反倾销措施454件, 占全球实施反倾销措施总数2160件的21.02%, 位居全球第1。在对华实施反倾销措施数占全球实施反倾销措施数的比重上, 2004-2008年维持在24%以上的极高水平。愈来愈多的反倾销调查, 对我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二、中国遭遇反倾销原因分析
根据WTO相关规定, 倾销的存在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或公平价值的价格销售;2.这种低价销售的行为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3.损害是由低价销售造成的, 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我国之所以遭遇这么多的反倾销调查, 既有国内自身的原因, 又有其他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因素。
(一) 出口企业间商品低价竞销
长期以来, 我国的一些出口商品与国外的同类商品相比较, 竞争优势在于低质低价。随着对外贸易经营权的放宽, 我国外贸经营主体呈现多元化, 但彼此之间缺乏约束协调机制, 出口商之间几乎处于自发竞争状态。同时, 我国企业出口目标市场集中化, 使得出口企业只能在有限的目标市场内从各自的利益出发, 进行残酷的竞争。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一般都为标准化产品, 在品质上存在的差异不大, 从而出口商之间竞相降低商品的销售价格来争夺有限的市场, 使商品的价格大大降低, 甚至低于国内市场价格。
(二) 部分出口企业消极应诉
遭受反倾销调查后, 中国的一部分企业往往采取消极应诉的态度。究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面对外国的反倾销没有胜诉的信心, 被动地听之任之。其二应诉成本比较高, 通常一个企业的反倾销就诉成本在400万至800万人民币之间。对于一般企业而言, 这样的开支很难承担, 况且一旦败诉将血本无归。其三是存在“搭便车”现象。因为只要同行业内其它企业应诉成功, 在不支付成本的情况下就可以分享其成果。其四是认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政府都能给国内企业提供保护, 企业自身没有应诉的积极性。所以, 国内企业从1979-1997年, 应诉率只有29.4%。近年来我国应诉率得到了提高, 但是未达到100%。比如, 2008年美国对中国28个省、市的253家轴承企业, 提起反倾销调查, 对此我国200多家轴承企业拒绝应诉, 唯有浙江慈兴公司积极应诉。
(三) 每年过大的贸易顺差, 也成为我国遭受反倾销诉讼的一个推动原因
近年来, 我国每年都保持着较大的贸易顺差。特别是对美国等一些国家, 贸易顺差较大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中国如此巨大的贸易顺差是一些国家不能忍受的。在中国出口产品继续大幅增长的情况下, 通过关税或非关税措施来限制进口是世贸组织规则所不允许的。因此, 他们只能通过加大对华反倾销力度, 阻止中国产品更多地进入本国市场以缩小贸易逆差。
(四) 国外歧视性反倾销政策
虽然中国已经加入了WTO, 但有些国家或地区仍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在反倾销调查中采取不合理的第三国价格。根据WTO相关规定, 在确定是否存在倾销的问题上, 是以其出口商品在国外的销售价格是否低于国内市场的销售价格为标准。虽然, 我国的出口商品价格一般都是高于国内市场的销售价格, 但是由于中国不被归于市场经济国家的行列, 从而使得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与其国内市场的销售价格不具有可比性, 而只能采用具有“替代性”或“类比性”的第三国的价格来进行比较。这对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衡量极为不利。如欧盟长期以来一直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对我国内市场价格不予确认, 采用市场经济“替代国价格”来代替我国彩电产品的生产成本。以欧盟针对我国出口彩电提出反倾销指控为例, 欧盟选取了新加坡作为劳动力成本和市场价格的参照, 并依此确定反倾销幅度。而新加坡人工成本与我国相差很大, 完全没有可比性, 据此对中国彩电征收高达44.6%的反倾销税, 无疑具有很强的歧视性。
三、中国应对反倾销对策
针对越来越多的反倾销诉讼, 我国应积极应对, 为对外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 企业角度
1.要提升商品科技含量, 实施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低质低价的传统比较优势,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已经很难为继。企业要做大做强, 实现长远发展, 必须提升商品的科技含量, 实施以质取胜战略, 扩大商品出口市场。因此, 企业要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大力发展国际市场容量大、技术含量高的产品, 进而提高出口产品的价格, 拓宽国际市场, 树立良好的产品形象, 避免反倾销投诉。
2.要转变观念, 积极应诉。外国对我国在最终实施反倾销措施上, 比重一直都比较高, 这与我国很多企业对反倾销调查的消极应诉有关。企业要维护自己的利益, 最小化反倾销调查带来的损失, 敢于应诉积极应诉是关键, 不应诉或应诉不力是企业自断出路的做法。根据WTO相关规则, 在收到反倾销立案调查通知后, 企业如不应诉, 对方国家就有权使用“最佳可获得信息”, 这往往对被起诉方很不利。因此, 我国企业一旦接到遭受反倾销立案调查通知, 要立即认真分析情况, 积极做好应诉的充分准备, 积极应诉, 把损失降到最低。
3.实现“走出去”战略, 到国外就地生产就地销售。对我国企业而言, 实施“走出去”战略, 到国外去直接投资建立生产基地, 以外国产品名义销售, 既可以减少从我国国内出口产品的数量, 也可以减轻价格竞争的压力, 从而有效地防止国外的反倾销起诉。另外, 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建立办厂, 其产品根据WTO原产地规则, 应与当地国产品一视同仁, 而且还能享受出口到与当地国签订自由贸易条约的国家或地区的优惠措施。
(二) 政府角度
1.加强出口企业管理, 防止低价竞销。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 而且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基本同质。在现今买方市场的情况下, 各自为战的出口企业之间为了扩大出口, 往往过度低价竞争, 这也给了外国进行反倾销调查的机会。因此, 政府要加强出口企业管理的力度, 大力提高外贸行业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集中度, 遏制出口贸易过度分散、过度竞争的倾向。进一步建立并完善行业协调机制, 规范出口企业的竞争行为, 防止出口企业之间低价竞销的行为。并引导企业提升产品技术含量, 扩大出口市场范围。
2.完善市场机制, 加大对外宣传, 坚决反对国外对我国歧视性的反倾销。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已有多年, 并且是载入宪法和外贸法的, 但仍有国家视我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且实施歧视性的反倾销, 使我国的经济蒙受损失。为此, 一方面, 我国要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步伐, 逐步实现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 以早日成为世界公认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 政府必须不断加强对外宣传的力度, 积极与相关国家谈判协商, 让世界更真实地了解中国, 避免国外的贸易歧视。
3.大力加强反倾销人才的培养。反倾销人才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应对国外反倾销问题的重要障碍。以往很多时候, 我国在反倾销应诉时, 均聘请外国律师, 这不仅要付出高昂的费用, 而且在应诉和抗辩过程中也往往无法充分反映我方的意图, 维护我方的正当利益。因此, 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 大力加强国内反倾销人才的培养。从全国进出口商会、各级经贸委、贸促会以及律师、会计师队伍中, 大力培养懂经济、懂会计、有法律实践经验和外语好的律师人才, 以在反倾销应诉的过程中防止国外对我国不合理、不公正的反倾销裁定。
(三) 行业协会角度
行业协会在我国应对反倾销调查的过程中, 也具有重要的地位。目前, 我国大大小小的行业协会很多, 但是在应对反倾销调查过程中的作用还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对行业协会来说, 要建立健全行业协会组织及其职能, 为企业在反倾销应诉中保驾护航。一旦我国某种商品遭受国外反倾销调查, 遭反倾销的是我国生产相关产品的所有企业, 因而反倾销不是个别企业的事。由于反倾销案件很复杂, 仅凭单个企业自身的力量难以取胜, 所以在应对外国的反倾销时, 一个行业内的主要企业要联合起来, 共同应诉, 更好地维护我方权益。因此, 行业协会一方面要组织研究反倾销投诉情况, 建立本行业反倾销预警机制;另一方面要积极动员涉案企业参加应诉, 组织召开应诉会议, 参与本行业产业损害调查, 积极应诉。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 伴随着我国出口贸易的持续快速增长, 其他国家针对我国商品的反倾销投诉也不断增加, 反倾销已成为我国外贸增长中的重要制约因素。研究我国遭遇反倾销的现状、原因和对策,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倾销,反倾销,反倾销对策
参考文献
[1]温耀庆.中国外经贸热点问题研究[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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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武志坚.中国新形势下如何应对反倾销.特区经济[J], 2007 (6) .
我国反倾销 篇2
按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法第11条第1款前7项列举了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的行政诉讼，第8款规定“凡属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人身权、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都在受案范围之列”。由于我国进行反倾销调查的是国家行政机关，调查过程中的各种裁决及最终反倾销税的征收决定都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并且反倾销税的征收决定涉及公民或法人的财产权，因此，反倾销调查中的行政裁决及反倾销税的征收决定在我国应当被允许提起行政诉讼是有现行法律依据的。不过由于我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对司法审查问题作了回避，行政诉讼法又不足以明确具体地解答反倾销调查和裁决过程中涉及的司法审查，即行政诉讼问题，所以目前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对此做出司法解释。司法解释中应当明确以下内容，首先，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即行政机关的哪些裁定当事人可以向法院起诉。我国现行反倾销调查机构的设置实行双轨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简称外经贸部)接到国内同类产品生产者的反倾销调查申请后，经与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简称国家经贸委)商议后决定是否立案调查，特殊情况下，上述机构也可自行立案调查。外经贸部和海关总署负责调查倾销幅度，国家经贸委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调查损害和损害程度，至于反倾销税的征收，则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简称税则委)根据外经贸部的建议作出决定。因此，参考美国和欧盟的相关规定，结合我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具体规定，法院的受案范围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项：外经贸部就反倾销调查申请作出的不立案调查的决定;外经贸部就倾销和倾销幅度作出的最终裁定;国家经贸委就损害和损害程度作出的最终裁定;国务院税则委做出的反倾销税征收决定;国务院税则委就反倾销税征收决定做出的复审决定;有关机关做出的反倾销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这是因为以上裁决都是行政机关做出的涉及利害关系方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在反倾销调查过程中，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最早会分别就倾销幅度和损害程度做出初步裁决，如果初步裁决是肯定性的，调查将继续直至最终裁决做出。由于初步裁决不影响当事人的财产权利;而且初裁不具有终局性，其结果可能通过终裁加以改变;同时也是为了兼顾效益，所以初裁可以不列入受案范围。其次，建议明确诉讼主体。有权起诉的当事人应当包括代表国内工业的申诉人，出口产品的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至于本国进口
商，原则上不应享有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诉权，因为征收反倾销税的目的在于对反倾销调查中的涉案产品征收反倾销税，而不是仅仅针对特定的某一笔进口产品，某一进口商承担纳税义务本身有或然性，而且反倾销调查程序中通常不涉及进口商，况且进口商可以把税负转移到商品价格上。不过，对于那些与外国出口商存在紧密业务联系的国内某类产品的独家进口商等，则可赋予其对征收反倾销税提起诉讼的权利。第三，建议明确行政诉讼的被告。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做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因此建议规定：当事人对外经贸部不立案调查决定、倾销和倾销幅度的最终裁定提起诉讼的，以外经贸部为被告。当事人就损害和损害程度的最终裁定提起诉讼的，以国家经贸委为被告。当事人就国务院税则委的反倾销税征收决定提起诉讼的，以税则委为被告;按照《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第33条的规定，在征收最终反倾销税期间或价格承诺期间，外经贸部经商国家经贸委后，可以自行或者应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对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进行复审，并向税则委提出对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做出修改、取消或者保留的建议，由税则委做出复审决定。因此，当事人就税则委的该复审决定提起诉讼的，应仍以税则委为被告。第四，建议明确案件的管辖。《行政诉讼法》第14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一)确认发明专利权的案件、海关处理的案件;(二)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因此，反倾销行政案件由被告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其实就是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鉴于反倾销案件确系专业性强的新型案件，所以对于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由被告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也就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有人主张仿效美国设立专门的国际贸易法院负责反倾销司法审查，认为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由于反倾销调查是技术性强、专业化要求高、程序复杂的工作，对其进行司法审查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普通法院处理恐有困难;况且地方中院与中央部委地位上、权威上的实际反差，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下，也难免影响国内外当事人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独立性、公正性及准确性的信心。(注：缪剑文，鲍建强，《建立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国际贸易》年第10期。)由于我国法院的设置源于法院组织法，新设专门法院必须首先修改法院组织法，目前看来尚不太可能，因此考虑设置专门法院缺乏现实法律依据;其次，我国刚刚采用反倾销措施不久，决定征收反倾销税的进口产品很少，相应地目前反倾销司法审查案件不会太多，所以似没有设立专门法院的必要。随着司法改革的进行和我国国际贸易类案件的增多，不排除以后在现有法院设立专门的国际贸易法庭，甚至另设专门的国际贸易法院的可能。最后，建议明确当事人对上述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应当在不立案调查决定作出之日起，其他裁定或者决定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反倾销司法审查问题作为我国现行反倾销法律制度的主要漏洞，需要尽快地得到弥补，以便我国能够有效保护国内工业和国内市场，推动经济发展，又能符合世贸组织的要求，促使我国早日溶入世界经济的潮流。
论我国反倾销法律制度探析 篇3
关键词：反倾销法；实体法；程序法
一、我国反倾销法的目的、任务和基本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一章总则部分第一条就规定了我国反倾销法的目的和任务是“维护对外贸易秩序和公平竞争”。即通过制定和实施反倾销法，利用合法的反倾销措施，纠正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维护正常的贸易秩序，保护国内相关产业免遭因国外产品的倾销、外国政府歧视性待遇或滥用反倾销措施等原因造成损害。反倾销法的目的和任务是我国反倾销实践的指导依据。我国有关部门在进行反倾销立案时，必须以此为依据，并贯穿于整个反倾销调查过程中。
我国是个以成文法为法的正式渊源、判例不是法的渊源的国家，成文法所固有的局限性必须通过法律的基本原则来弥补。在国际贸易领域，倾销行为复杂多样，反倾销法不可能穷尽一切情况而预先作出规定。因此，有必要规定反倾销法的基本原则以协调并弥补法律条文间的冲突和漏洞。我国反倾销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公平竞争与公平贸易原则、合理实施反倾销措施原则、透明度原则和对等原则。
二、我国反倾销实体法的规定
我国《条例》第3条规定：“倾销，是指在正常贸易过程中进口产品以低于其正常价值的出口价格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
1.正常贸易过程
一般情况下，所谓“正常贸易过程”是指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市场条件发生作用的情况。下列三种情况下的销售通常被认为是“非正常贸易过程”：交易双方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关系或者有补偿安排的销售，低于成本的销售，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销售。“正常贸易过程”，我国《条例》未作解释，今后立法有待于进一步规定。
2.正常价值
按照《条例》第4条规定，以下三种价格可以作为进口产品的正常价值：进口产品的同类产品在出口国（地区）国内市场的正常贸易过程中的可比价格；进口国产品的同类产品，在出口国（地区）国内市场的正常贸易过程中没有销售的，或者该同类产品的价格、数量不能据以进行公平比较的，可以以该同类产品出口到一个适当第三国（地区）的可比价格为正常价值，也称为“第三国价值”；亦可以以该同类产品在原产国（地区）的生产成本加合理费用和利润作为正常价值，也称为“构成价格”。
3.出口价格
按照《条例》第5条规定，确定进口产品的出口价格亦有三种方法：以进口产品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价格为出口价格；第二，进口产品没有出口价格或者其价格不可靠的，以根据该进口产品首次转售给独立购买人的价格推定的价格为出口价格；第三，进口产品没有出口价格或者其价格不可靠，但是该进口产品未转售给独立购买人或者未按进口时的状态转售的，可以以商务部根据合理基础推定的价格为出口价格。上述三种方法中，第一种方法应该优先得到使用。如果不能适用第一种方法的，可适用第二、第三种方法。
4.倾销幅度
我国《条例》第6条规定：“进口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其正常价值的幅度，为倾销幅度。对进口产品的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应当考虑影响价格的各种可比性因素，按照公平、合理的方式进行比较。”换言之，按照上述方法确定的两个价格不一定“公平合理”，不能简单地作比较，还应把初步确定的两个价格做适当的调整，使这两个价格在同一基础上进行比较。
三、我国反倾销程序法
1.反倾销调查基本程序
（1）主管机构。按照我国《条例》的条款规定，我国主理反倾销事务的机构有：商务部、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海关总署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其中，主要负责反倾销事务的是商务部。
（2）申请和立案。《条例》第13条规定：“国内产业或者代表国内产业的自然人、法人或者有关组织（以下统称申请人），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向商务部提出反倾销调查的书面申请。”商务部应当自收到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及有关证据之日起60天内，对申请是否由国内产业或者代表国内产业提出、申请书内容及所附具的证据等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立案调查。立案调查的决定，由商务部予以公告，并通知申请人、已知的出口经营者和进口经营者、出口国（地区）政府以及其他有利害关系的组织、个人（以下统称利害关系方）。立案调查的决定一经公告，商务部应当将申请书文本提供给已知的出口经营者和出口国（地区）政府。
（3）反倾销调查。反倾销调查申请一经立案，商务部即会同海关总署对倾销及倾销幅度进行调查，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损害及损害程度进行调查。反倾销调查可采取的方式有：问卷调查、抽样调查、举行听证会、现场核查等，必要时商务部可以派出工作人员赴有关国家（地区）进行调查，有关国家（地区）提出异议的除外。商务部应当为各利害关系方提供陈述意见和论据的机会。商务部根据调查结果，就倾销、损害和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成立做出初裁决定。初裁作出肯定性决定的，可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
2.反倾销措施
第一，临时反倾销措施。初裁决定确定倾销成立，并由此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采取下列临时反倾销措施：征收临时反倾销税，要求提供保证金、保函或者其他形式的担保。
第二，价格承诺。倾销进口产品的出口经营者在反倾销调查期间，可以向商务部作出改变价格或者停止以倾销价格出口的价格承诺。
3.行政复审
反倾销调查机构对业已产生法律效力的相关反倾销措施依法进行重新审查的法律制度。建立行政复审制度的原因在于审查反倾销依据的事实情况是否发生变化以及继续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正当性。
我国反倾销法规定，在反倾销税或者价格承诺生效后，商务部可以在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决定对继续征收反倾销税或者继续履行价格承诺的必要性进行复审；也可以在经过一段合理时间，应利害关系方的请求对其提供的相应证据进行审查后，决定对继续征收反倾销税或者继续履行价格承诺的必要性进行复审。
参考文献：
我国反倾销会计研究综述 篇4
随着关税税率的逐步下降和其他各种非关税壁垒的逐渐消除, 各国为保护本国产业, 均将WTO所允许的反倾销作为一种有效手段而肆意行使。而我国, 作为连续15年遭受国外反倾销立案调查最多的国家, 一直以来备受反倾销调查所害。面对这样的残酷现实, 学术界开始关注反倾销以及反倾销中的相关会计问题, 反倾销会计应运而生并成为研究热点。经过学术界多年来的关注和努力, 在反倾销会计领域我国已形成一大批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学术成果。本文就近年来反倾销会计领域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和总结, 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展望。
二、反倾销会计的理论框架
自从2002年孙凤英第一次提出“反倾销会计”和“反倾销应诉会计”这两个概念并对其内涵和外延作界定以来, 反倾销会计这门新学科就正式进入学术界视野了。而一个学科的建立, 必须有其理论框架作为基石, 即该学科的概念、职能、目标、原则和假设等。早期学术界对反倾销会计的概念、会计目标、会计假设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等基本理论问题均进行了探讨, 以试图建立反倾销会计的理论架构。但从构筑一门学科的基本元素要求来看, 一个大家认可的理论框架尚未建立。
三、反倾销会计的防护功能
1. 会计支持功能。
反倾销会计是指特定主体运用会计、反倾销法和国际贸易知识, 就反倾销中的问题提供会计支持, 进行会计规避、会计举证、会计调查、会计鉴定的活动。根据定义我们可知, 反倾销会计的根本目的就是提供会计支持, 从而确保我国企业赢得反倾销诉讼的胜利, 维护其既有利益。因此, 针对如何有效提高我国企业在反倾销应诉中的会计支持力度, 是一个重要而且紧迫的研究课题。很多学者探讨了反倾销应诉中的会计支持策略, 也有一些学者对构建基于反倾销应诉的会计支持体系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为提高我国企业应诉反倾销的成功率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李洪、吴国灿从反倾销的基本内涵出发, 深入分析了会计信息在反倾销应诉中的支持作用, 认为在争取市场经济地位、填写调查问卷、应对实地核查等反倾销调查的每一个环节, 会计信息作为强有力的举证和抗辩证据, 均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持。严涌以金融危机为背景, 从会计角度梳理了倾销判定规则, 指出会计在反倾销应诉过程中发挥支持作用的内容是其举证功能, 以及基于举证的会计抗辩;环节主要体现在调查问卷的填答和实地核查的参与上;而关键点是为倾销的确定和反倾销的裁定提供成本信息。杨景海以反倾销调查流程为主线, 探讨了会计在反倾销调查中市场经济地位申请、调查问卷填答和实地核查这三个重要环节上的举证和支持策略。
刘翠英、杨桂花、刘虹就反倾销立案前、审核中和裁决后这三个阶段中会计支持存在的问题及应对体系的建立进行了研究, 认为应建立国家、行业和企业三个层面的反倾销会计预警体系、反倾销导向的成本核算体系以及反倾销信息跟踪系统。吴艾莉、周友梅构建了基于应诉反倾销的会计信息支撑体系, 提出该体系由应诉反倾销会计预警系统、反倾销导向的成本核算管理系统、内部审计系统三部分组成, 而这些系统相互联系、相互支持, 共同组成一个有机而完整的体系。
2. 会计预警功能。
面对国外频繁的反倾销调查, 我国企业若能积极应诉并取得胜利固然是好, 但如能在反倾销调查发起前就意识到这种风险, 并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将反倾销扼杀在摇篮之中, 未免更胜一筹, 因此反倾销会计应当具备这种预警功能。孙凤英就指出我国企业在反倾销应诉中出现“双低”局面是因为会计应诉功能得不到充分释放, 具体表现之一就是预警功能的缺失。要改变这个局面, 当务之急是要强化会计应诉功能, 构筑会计预警系统、会计举证系统和会计协调系统。
李传双构建了由反倾销指标数据收集与监控模块、反倾销指控是否出现分析与判断模块、反倾销预警对策模块和反倾销指控出现会计应对模块组成的反倾销会计预警系统, 并认为构建一个由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三位一体”的反倾销会计预警系统可以最大限度发挥三方的作用。颜晓旭、卜坤也认为, 建立反倾销会计保护机制单凭企业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而是需要政府、行业、企业和中介机构等各方面的通力合作, 因此反倾销会计保护机制应从行业协会、企业和中介机构这三个层面建立一个相互支持的统一体系。陈淑贤、宗军认为, 企业反倾销会计自评监测体系也是反倾销预警机制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而目前的反倾销预警机制主要集中在行业等宏观层面上, 因此一个完善的反倾销预警机制应包括行业预警和企业预警两个层面。殷树军则从实证层面, 选取1981～2005年美国对华反倾销案件为总体样本, 建立了美国对华反倾销行业预警指标体系, 认为应选取美国从中国进口额占美国进口总额比重这个指标, 并依据“反射原则”构建了美国对华反倾销单指标预警系统。
3. 会计举证及会计抗辩功能。
我国企业要想取得反倾销应诉的胜利, 关键是向法庭提供详细可采的相关证据, 做好会计举证工作。因此作为反倾销会计的核心功能, 研究如何进行有效的会计举证和会计抗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张玉忠认为, 反倾销应诉中的会计举证问题应贯穿于事前、事中、事后整个应诉过程, 不仅立案前企业应将会计举证的准备工作分解并融合到日常会计管理工作当中, 审核结果形成后企业还应对财务工作进行总结。颜晓旭探讨了我国企业在应对反倾销时的会计举证策略, 认为应诉企业应首先提供真实、准确和完备的会计资料证明其市场经济地位;在上述举证不成功时, 再进行替代国选择和替代国价格确定的会计举证和会计抗辩。陈秀霞、陈斌分别从替代国、边际成本、会计信息通用性、单独税率以及行业无损害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反倾销应诉中会计举证抗辩的策略与具体方法, 认为我国企业应注意抓住各自的抗辩要点。范炜琪、郭志勇结合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的实践, 总结了一些抗辩经验, 指出我国企业可以从同类产品、比较优势、行业无损害、边际成本和替代国/替代价格等几个方面来进行有效的会计抗辩。
四、我国应对国外反倾销的会计策略
1. 建立反倾销导向的成本核算体系。
涉案产品的成本构成与核算是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认定的重要依据, 是反倾销调查机构最为关注的领域之一。但在反倾销应诉条件下, 很多学者都指出我国的成本核算体系存在着诸多缺陷和不足。因此, 为了提高会计举证的有效性, 成本核算体系的重构势在必行, 即企业应建立反倾销导向的成本核算体系。
万欣钧认为, 企业在建立反倾销导向的成本核算体系时, 应按我国会计准则的规定确认成本费用, 并细化成本费用的核算、选择科学合理的成本计算方法和加强对期间费用的核算与分摊工作, 还可进行恰当的盈余管理。张延新认为, 反倾销应诉的复杂性决定了成本核算体系的重构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国家、行业协会、企业三方利益相关者同心协力, 从多方面多层次角度去进行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刘凯旋、孙凤英指出, 反倾销的一个会计诱因就是我国出口产品环境成本的缺位, 因此我国企业应将环境成本纳入产品成本核算体系, 并提出了扩大会计核算对象范围、扩展产品成本内容、预提环境污染及生态环境破坏费用和改变产品成本归集方式及核算方法等四项建议。
当然, 在按照反倾销调查要求重构我国成本核算体系的问题上, 也有一些学者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刘爱东、刘悦就认为对于反倾销成本核算的会计标准是极易产生争议和认识误区的, 企业没有必要完全采用国际通用标准来重新设计成本核算方法, 只要企业管理规范、成本核算清晰、账册资料完整, 就有利于企业进行适当的调整以提供符合国际会计准则的成本信息。陈振凤、何海燕对反倾销法中要求的成本会计核算和我国的成本会计核算进行了比较, 发现两者的差异源于目标不同, 两者是可以趋于一致的, 因此我国企业可以在按照我国的成本核算体系核算产品成本的基础上进行协调。
2. 加强内部控制的完善和改进。
应对反倾销需要企业提供可采的会计信息, 而会计信息却是企业内部控制运行状况的外在体现。一些学者也认为, 企业内部控制才是对反倾销应对起关键作用的本原性要素, 是企业应对反倾销有利地位的制度保障。因而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 对于企业增强反倾销应诉能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孙芳城、杨兴龙认为, 应对反倾销内部控制机制的设计必须充分考虑成本效益原则, 应在现有的企业内部控制框架体系内嵌入风险管理理念和反倾销应对职能, 构筑一个足以应对反倾销的内部控制系统, 而不是重建一套反倾销会计体系。陈秀霞、陈斌从内部控制体系的五要素着手, 认为应从建立良好的反倾销内部控制环境、实行全面的反倾销风险评估、实施反倾销控制活动、加强反倾销信息沟通和强化反倾销内部控制监控等五个方面来提升企业内部控制系统对应对反倾销的支撑作用。唐洋认为, 完善反倾销内部会计控制可以从加强对已有内部控制规范的执行力度、按照反倾销应诉要求改进内部会计控制、建立反倾销内部会计控制外部信息支持系统等方面来进行。
3. 加快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
纵观历来我国企业反倾销应诉失败的案例, 我们能发现一个共同点, 即这些企业都未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待遇。显然, 未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待遇成为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的一个核心障碍。因此, 众多学者纷纷指出我国会计准则应积极向国际会计准则趋同。
刘爱东就会计准则趋同对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的影响进行了调查分析, 调查结果表明会计准则趋同不仅有助于我国企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 而且为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在理论与制度上提供了有力支持。许文静、刘爱东、王春华通过对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的相关问题进行调查分析, 指出我国必须尽快建立反倾销会计准则指南, 即反倾销的概念框架;同时, 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应采用逐步协调求同存异, 增进共同内涵这种思路。陈振凤、何海燕提出会计准则国际协调应加强会计准则与会计实务的相符、出口企业产品成本核算方法的协调等, 并指出我国在进行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时不仅要注重形式上或内容上的协调, 更要注重实质上的协调, 同时要加强会计准则执行的监督。闫明杰认为, 对会计准则进行新的协调可以从会计制度设计和内部控制制度设计两方面来进行, 从总体上保证会计作用在反倾销应诉中的充分发挥;但对于一些具体事项也需要进行协调, 这才能构建一个完整的基于反倾销应对的会计保障体系。
4. 建立反倾销会计联动机制。
刘爱东、陈林荣认为, 我国涉案企业应诉反倾销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应对反倾销会计联动机制的缺失, 提出会计联动机制包括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三层次的应对反倾销会计防护体系, 且三者缺一不可;并指出应由行业协会作为应对反倾销会计联动机制的治理主体, 大力发挥行业协会的优势, 以弥补市场缺陷和政府治理的内部性失灵。
他们还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政府、中介机构和企业“三体联动”应对反倾销的结构方程模型和相应的假设, 并进行了检验。根据实证结果, 他们指出为了提高我国应对反倾销的成效, 应从完善我国战略支持体系和整体性竞争制度安排入手, 思考我国政府应对反倾销的宏观引导能力、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应对反倾销的自律协调能力和企业应对反倾销快速响应能力的综合效应。
五、评价与展望
综合近年来我国在反倾销会计问题方面的文献来看, 该领域的研究在总体上呈现出研究方法多样化、研究范围全面化、研究程度深入化和研究成果丰硕化的趋势。在研究方法上, 出现了实证研究, 虽然主要还是以问卷调查为主, 且数量不多, 但还是值得期待的。在研究内容上, 不仅涵盖反倾销会计的基本理论问题, 还涉及如何充分发挥反倾销会计的预警、举证、抗辩等应诉功能和成本核算体系的重构、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完善改进、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会计联动机制的建立等诸多应对反倾销的会计策略。在研究程度上, 我国对反倾销会计问题的探讨正进一步深化, 在某些领域已形成一定的共识, 并在实践中发挥了理论先行和实践指导作用。
尽管形势喜人, 但从目前来看, 我国在这一领域的探讨还处于初级阶段, 还不能满足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的实践需要。因此, 未来研究应着眼于以下两个方面: (1) 应加快建立反倾销会计的理论框架。对于一门学科来说, 完善的理论框架对其发展和丰富起着基础性和关键性的作用, 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却鲜有所见, 更不用说形成一个统一完善的理论框架。 (2) 应加强对反倾销会计的实务研究。反倾销会计问题研究的出发点就是要确保我国企业在反倾销应诉中取得胜利, 尽可能地维护我国企业的利益, 但只有理论深度而没有实践可行性的研究就可能背离这一初衷。因此, 在进行研究时, 还是应加强理论研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使理论研究真正服务于实践。
参考文献
[1].孙凤英.反倾销应诉中的会计问题研究.会计研究, 2008;11
我国反倾销 篇5
试论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体系的构建
作者：张高华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5年第10期
[摘 要]文章对构建新的反倾销体系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进行了阐述，指出应当另行设立反倾销司法审查管辖法院，以进一步明确当事人和进一步扩大受案范围，同时在审查标准上，应以法律审为主，弱化事实审。
[关键词]反倾销司法审查；法律审；事实审；当事人；受案范围
[中图分类号]D916；F742
我国面临国外反倾销及其应对措施 篇6
关键词:反倾销;中国企业;应对措施;行业协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速了与其它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往来，对外贸易更是飞速发展。截至2007年底，加入世贸的6年间，我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28.5% ，进出口总额翻了两番多，跃至世界第三位，其中出口跃居世界第二位。2008年中国对外贸易将增长15%左右，比2007年的增速有所放缓。虽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一些国家逐步取消了对中国的高关税贸易壁垒，然而，取而代之的是配额、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其中，反倾销以其方便、见效快的特点倍受各国青睐。而我国也成为该贸易保护措施的最大受害国之一。
一、外国对华反倾销的特点
1.倾销指控的次数多频率快
我国入世后，随着国际贸易的拓展，国外对华反倾销的势头有增无减。我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反倾销指控，据商务部统计，2007年，全球共有19个国家(地区)对我发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调查近80起。我国已成为遭受国外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2.被诉倾销产品的范围不断扩大
近些年来，西方国家只要认为危害或将要危害到本国竞争力差的产品，都可以列为反倾销产品的范围。被诉产品从最初的轻工、纺织等传统商品，扩大到机械、电子等新兴出口商品，总计有4000多种商品。尤其是美国的特别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相继把保护的范围由一般商品扩展到劳务、投资、知识产权等，其可诉的范围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3.提起反倾销的国家由发达国家拓展至发展中国家
到目前为止，曾对我国出口商品提出反倾销的国家近40个，其中80%案件均由发达国家提起，以美国和欧盟最多，近几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智利、泰国、印度、尼日利亚等也加入了对华反倾销的行列，并有欲演欲烈之势。
4.中国商品被认定的倾销幅度和被征收的反倾销税明显偏高
西方一些国家对我国征收的反倾销税税率非常高，征收幅度低则百分之十几，高则达百分之百甚至上千。面对如此高的税率，无论哪家企业都无法承受，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将被迫从该市场完全退出。如此大规模的反倾销调查及如此高的反倾销税率在国际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5.实施反倾销带有很强的歧视性
根据WTO反倾销协议，构成倾销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产品以低于国内的价格或向第三国出口的价格向进口国进行销售；二是销售的数量猛增；三是销售的产品对进口国造成实质性的损害，且这种损害与倾销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一些西方国家所确定的倾销并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有时甚至根本不具备任何倾销的条件，在确定哪些是倾销产品方面带有主观性。
二、我国频遭反倾销调查的原因
综合来说，国外对中国出口产品实施反倾销调查的原因有两类，一是国外因素，二是中国自身的问题。
1.外因方面
(1)世界经济下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第五次经济危机的加深和蔓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了经济“滞涨”阶段，导致国内经济萎靡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各国都希望通过扩大出口刺激本国经济，推动产业发展，同时保护国内市场，因而采取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
(2)“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观念根深蒂固
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国家将中国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或市场经济转型国家，尽管我国已经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美国及欧盟等西方国家不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也不考虑1998年欧共体理事会宣布自当年7月1日起，不再将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决定，在反倾销案件处理中一直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实施了十分苛刻的歧视性政策。例如，对中国外贸企业以“国有”为由，普遍实行单一的反倾销税税率，甚至把对个别企业的反倾销当成对整个国家来裁决。又如，采用“参照国”等不合理做法，以替代国价格作为计算基础，而在第三国参考价格选取上又不负责任。其结果是我国被认定为高幅倾销，征收高额反倾销税，我国商品不得不退出该市场。近年来，市场经济待遇问题及与之相关的种种问题已经成为国外对华反倾销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替代国标准的确立，不仅影响我国商品的出口，而且也制约我国外资的引进，外资企业对其出口商品无法得到市场经济待遇，甚至被征收巨额反倾销税，直接影响了我国的投资环境。
(3)中国对外贸易额的迅速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以年均15%左右的速度增长，不仅高于同期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而且比世界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高出近8个百分点。这使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大大提高，1997年进出口总额排名世界第10位，其中出口排名是第9位，进口排名第11位。截至2007年，入世后我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28.5%，进出口总额翻了两番多，跃至世界第三位，其中出口跃居世界第二位。2008年中国对外贸易将增长15%左右，比2007年的增速有所放缓，进出口总额有望超过2.4万亿美元。与此相反，西方国家近年来经济普遍不景气，为保护本国产品的国内市场，应付国际收支危机，必然把贸易顺差较多的中国列为反倾销的主要对象之一。
2.内因方面
(1)出口结构失衡
就商品结构而言，我国的出口多为投入少，见效快、科技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以及低附加值的商品，而这些商品大多是与创造就业机会密切相关的。一方面由于我国资源相对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具有比较优势,因此产品成本价格相对较低；另一方面由于主要出口市场近年来经济不景气，失业率上升，进口国政府、工会等出于维持就业的考虑对进口竞争产业实施贸易保护，对进口商品加以限制，因而我国出口的许多商品也就成了其反倾销的对象。就市场结构而言，我国直接出口和经香港转口的出口中有65%是以欧美为目标市场的，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对某一地区出口量大且急剧增加势必对当地市场产生冲击，而成为反倾销的对象，导致一旦被提起反倾销，商品便又集中涌向另一个国家，因而造成该商品连续被提起反倾销。此外，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期间，各行业生产水平得到飞速发展，但由于国家政策指引不够，重复生产现象突出，造成国内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低价竞销现象普遍存在。
(2)国际营销谋略不足
中国出口企业大多缺乏对国际市场的深入调研和总体把握，因而制定的国际营销战略往往失误。一是价格竞争过度。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实行“薄利多销”的营销战略，同行竞相压价，以低价求胜，这就给进口国留下了“低价倾销”的印象。二是竞争手段单一。中国出口企业单纯依赖低价战略打入国际市场的居多，对非价格竞争手段重视不够，有时由于缺乏对进口国消费者风俗习惯的了解，缺乏创新。另外一些企业未能把握国际市场和进口国行情，及时调整出口商品的价格和数量，致使某些商品大量涌入进口国，增大了对华反倾销的概率。
(3)法律应诉不力
在对我国的反倾销案中，约有50%的案件无企业应诉，中国出口企业不积极应诉是导致国外对华反倾销屡屡得手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企业不应诉就是主动放弃法律上对反倾销案件的知情权和申诉权，降低了起诉者的成本，对方即可采用“最佳可获得信息原则”，利用对其更有利的数据判定我国反倾销成立，迫使我国退出该市场。并诱使国际间的竞争对手对中国企业实施更多的反倾销起诉，形成连销反应。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反倾销诉讼成本较高，一个企业无法独自承担20—50万元的诉讼费用。所以我国反倾销案80%以失败告终，这样的结果更使国外的企业对中国的反倾销指控有增无减。
(4)其它原因
我国对反倾销的预警机制不够完善，通常是外国在进行反倾销调查时才意识到并匆忙应对。其原因在于我们信息太闭塞，不注意收集外国的市场行情及政府政策指向。我国企业本身组织机构对倾销与反倾销理解不够，一旦遭到反倾销指控则无所适从。我国企业与进口商合作不够。外国反倾销虽然针对我国但对其个别企业来说是很不利的，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形成了一批稳定的贸易伙伴，但并未对这些关系加以进一步巩固，造成了我国产品在受到不合理制裁时，进口商爱莫能助的情况。另外我国反倾销法律人才奇缺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
三、应对国外反倾销的具体措施
1.从政府角度看
(1)正确认识反倾销的本质
在传统上，反倾销被认为是一种维护公平贸易手段。而发达国家在长期的贸易实践中，较早的从博弈的角度、从倾销与反倾销决策过程中博弈双方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规律发现，反倾销策略不仅具有防御性特征，其进攻性对抗性对保护国内市场更有效率。而现今，对中国提出的反倾销也多是以反倾销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我国政府应引导我国企业认清反倾销的本质，不应总是在遇到反倾销指控时，对我国的倾销行为作自我检讨，而应主动参与到反倾销诉讼中，争取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保证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普遍的尊重和公正的待遇。
(2)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
我国反倾销立法起步较晚，起初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还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需要尽快加以弥补。只有我国熟练掌握了反倾销的策略及技巧才能在国外提出反倾销诉讼时应对自如，同时可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便于保护我国涉诉企业的利益。
(3)推进经济改革，摘掉“非市场经济国家”帽子
在国外反倾销措施中，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定位是造成定案的关键性技术措施，也是他们对转轨型国家实施反倾销的借口。尽管我国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的自由度、市场的开放度、西方国家所说的私有化程度已经超过某些所谓市场经济国家，但在实际运行中，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仍存在，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仍没有完全建立，所制定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完全执行，企业仍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控制。因此，只有进行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摘掉“非市场经济国家”帽子，才能使西方国家取消对中国的一些歧视性规定。
(4)主动对外沟通，营造良好贸易环境
中国政府应利用国内外媒体加强宣传攻势，大力宣传我国市场化进程，并可以委托国内外有关专家或权威机构对我国市场经济转轨程度进行鉴定，增强说服力，避免歧视性待遇。反倾销诉讼双方的力量是不均衡的，一方是政府，另一方是企业。所以我国政府应当积极同外国政府交涉，加强对外宣传、沟通，同有关国家达成协议，稳定双边或多边贸易关系，为中国企业创建一个有利的贸易环境，从而减少国外对华反倾销调查，并帮助企业在反倾销应诉中取得胜利。加入WTO后，一方面可以利用WTO反倾销协议的一些条款，据理力争，抵制外国在对华反倾销案中用歧视性的法律方法处理与我国的贸易争端；另一方面可以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加以评判。
(5)建立奖惩机制，鼓励企业积极应诉
首先要建立应对国外反倾销的协调网络，发挥我国驻外商务机构的作用，全面调研驻在国的反倾销法律、法规，随时跟踪我国出口商品被进口国反倾销机构立案调查的情况，以利于国内反倾销应诉协调机构和行业商会及时有效地组织相关企业积极应诉。其次要建立反倾销应诉基金，由同类产业部门的企业共同按比例筹集资金，国家也给予一定赞助，建立反倾销应诉专项基金，用于反倾销应诉和为企业提供国际市场信息。再次要执行谁应诉，谁受益的原则，对积极应诉和胜诉的企业，通过采用出口许可证、海关审价以及其他手段给予补贴和奖励，对不应诉或在应诉中表现消极的企业给予处罚，以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制约机制。
(6)加强宏观调控政策指引开辟广阔的市场空间，制止恶性出口竞争行为
我国许多企业存在非理性出口行为，一旦看准某个国际市场，大家都蜂拥而上，为成交竞相压价。恶性竞争不但毁掉了一些著名品牌，扰乱了外贸出口秩序，也国外对华反倾销提供借口，因此必须加以规范和管理。政府应积极进行宏观调控，加速建立市场经济的价格运行机制，从而使西方国家在反倾销中对中国实行价格歧视失去依据；加强对企业的宏观调控和协调管理，严禁出口企业低价竞销；整顿外贸秩序，改革配额招标，加强企业自律。企业要注重出口产品在国外市场的调研工作，了解并掌握其同行对手的生产能力、市场销量和价格水平，防止一哄而上过量出口；优化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提高产品竞争能力。我国对外出口存在市场集中，产品花样单一的特点，由此造成了易于被指控反倾销的状况。我国政府应加强对外贸易管理，引导国内企业全方位、多层次地打开国际市场。
2.从企业角度看
(1)转变营销观念，实施多元化国际营销战略
我国企业要从单一的货物贸易向技术贸易领域发展，同时，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减少国内企业间的冲突，避免形成低价竞销的状况。在商品结构上，我国企业要加大科研投入，变“以廉取胜”为“以质取胜”。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必须努力提高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从长远看，要加紧体制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提升产业层次，改善出口构成，优化出口结构，提高出口效益。在市场结构上，要变目标市场过于集中为市场多元化。在巩固现有欧美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新兴的海外市场，以降低市场过于集中所带来的风险，并达到避免反倾销调查之效。在竞争手段上，要变单纯的价格竞争为多种竞争手段并用。在经营方式上，要改单纯出口商品为直接对外投资，这样既有利于国内剩余生产能力的转移，又可提高企业国际化程度。
(2)规范企业内部管理
我国企业应加快实现对账目的统一管理，与国际接轨。这些数据将是反倾销诉讼中重要的证据来源。企业不仅要采取国际标准，还应该了解主要出口国家的相关制度，注意两者的不同。这样，我们所提出的会计报表将更加规范化，具有更强的证明力及可信度。
(3)国内企业应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国内一些企业在遭遇反倾销诉讼时，由于同行业其他企业的不配合或不积极配合往往力不从心，而相当一部分企业存在“搭便车”的心理。一旦国外对我国反倾销诉讼成功，我国的同种产品以及同类产品在该市场将受重创，甚至可能从该市场完全退出。这对我国该产业的对外贸易将是巨大冲击。因此，国内企业应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应全面联合起来筹措和募集基金，对参与诉讼的企业同行业其他企业予以全方面支持和鼓励。
(4)加强与外国企业的联系与合作
在反倾销案件中，起诉方的利益往往也是多元化和多层面的，因此，在对外贸易中，我国企业应促进贸易双方的深层了解与合作，达成相关协议，以求在中国产品被指控倾销时，该国部分相关企业能共同参与诉讼，提供有利于我方的相关证明，甚至说服起诉方撤诉，这已经是化解反倾销调查的重要途径之一。
(5)加深对进口国的法律了解，拓展信息渠道
我国企业应尽快培养一批专业的法律人才，积极应诉反倾销。我国企业之所以不应诉反倾销，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企业不敢应诉，而是他们不了解国际贸易法规，缺乏国际商务人才，不知道如何应诉。因此，企业应从战略高度出发，培养在经济、法律和外语等方面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的优秀国际商务人才，为反倾销应诉取得胜利提供有力的人才资源支持。同时，可以通过驻外机构、向外国资本输出的方式建立的一些海外企业，了解该国的法律法规、政策动态并及时反馈给我国相关机构和企业，形成快速高效的信息网，完善我国预警机制。
(6)用反倾销手段，保护自己正当权益
外国对华反倾销指控的势头越来越猛，而中国对外提起的反倾销指控却寥寥无几。这并不是说外国生产商不存在对华倾销行为，而是我国企业不知道反倾销是一个正当的保护手段。由于我国在税收管理，关税削减等方面的改革，使市场准入条件大大改善和缺乏相应的严密管理，导致许多外国公司纷纷进军中国。他们不惜通过降低产品价格甚至亏本销售，大肆倾销。所以，我国出口企业在积极应对国外反倾销指控的同时，直接受到倾销行为威胁的生产企业必须主动使用反倾销措施，从而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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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凌慧明:《WTO反倾销法的宏观分析—以国家利益为视角》[J].法学评论,2003,(4):38.
[4]王荔红:《中国政府应对反倾销浪潮的对策》[J]．经济体制改革, 2004，（3）.
我国反倾销的现状及对策 篇7
一、我国反倾销的现状
1994年7月1日,我国《对外贸易法》实施,该法第三十条规定:“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进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立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为了该项措施的顺利实施,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实施了我国关于反倾销的第一部专门法规——《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在此基础上,2001年11月26日公布了《反倾销条例》,这是我国现阶段反倾销法规的主体部分。《反倾销条例》第二条规定,进口产品以倾销方式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并对已经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的,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调查,采取反倾销措施。
《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颁布实施后,应国内9家造纸企业申请,原外经贸部于1997年12月10日对自美国、加拿大和韩国进口的新闻纸发起我国历史上的首例反倾销调查。截至2007年底,应国内产业申请,我国对进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案件共48起(按WTO“被调查产品所涉国别数量”进行统计,立案数量为150例),覆盖全国26个省区市的136家申请企业。实践表明,通过依法、公正、合理地实施反倾销措施,遏制了境外倾销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冲击,维护了公平竞争的贸易秩序,大部分受损害产业生产经营状况明显好转,产业竞争力迅速提升。根据相关统计数据,近些年来发展中国家发起反倾销数量的增长已经成为一个明显的趋势。
二、我国反倾销的对策
(一)加强制度建设,促进我国贸易救济措施的成熟和完善
1、借雾他国经验,加强反倾销立法建设
《反倾销条例》是在WTO反倾销协定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国家反倾销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制定的,它所包括的概念及程序性规定、所体现的原则等都与世贸组织的规定大同小异,符合国际反倾销立法的统一化趋势。但相比较而言,《反倾销条例》中的许多规定因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而缺乏可操作性,实施条例还需要具体实施性规范,比如对反倾销实体法中有关概念的明确、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措施各个阶段的时限、各有关主管机关分工和配合的具体落实、价格确定和倾销幅度的具体计算方法、申请书等有关文件的格式等方面问题,均需要有关主管机关制定实施办法甚至内部操作规程来予以规定。西方一些国家在有关方面的立法和实践已历经百年,而我国的立法与实践只有短短的十来年。我们不仅要以WTO的反倾销立法为参照不断改进,还要深入研究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反倾销立法,积极借鉴其先进的立法经验,在反倾销法律实践的过程中积累并总结经验,同时不断关注国际上的反倾销案例,吸取他人教训,以此不断完善反倾销法律体制,使其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从而进入一个良性循环,达到反倾销法律“维护对外贸易秩序和公平竞争,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目的。从长期来看,国际反倾销规则有进一步细化的趋势。我国作为贸易大国,在反倾销攻、防两方面都有实质性利益,应当进一步细化我立案、调查、裁决、复审等各项程序规则,大力加强制度建设,不断提高反倾销调查的公正性、规范性和严谨性,提高程序的透明度,以便更加公平、公正地实施反倾销措施。
2、完善反倾销制度中的公共利益条款,顺应时代的发展
所谓公共利益,可以大致理解为包括国内生产商、进口商、工业用户、消费者等利害关系方利益在内的国家(或地区)整体利益。反倾销措施是一把“双刃剑”,有可能损害国家公共利益。WTO《反倾销协议》,欧盟、加拿大和我国的反倾销法律法规先后明确保护公共利益。反倾销法中的公共利益条款的基本含义是,即使反倾销调查结果认定了倾销事实,如果征收反倾销税不符合公共利益,就不能采取该制裁措施。这意味着当裁定是否采取反倾销措施时,可以利用这道“安全阀”来避免或降低反倾销这把双刃剑的负面影响。2004年3月31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决定》对我国的《反倾销条例》进行了修订,修订中引入了“公共利益”条款,但是没有配备相关机制。公共利益怎样衡量,工业用户和消费者利益受到损害如何救济等问题没有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对于是否需要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中的公共利益条款,有赞同的观点,也有反对的声音。但从各国法律实践看,完善公共利益条款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反倾销措施的可接受性,加强贸易谈判过程中的融合,另一方面公共利益审查也会使反倾销这种贸易救济措施变得更为合理。例如,在1999年中国对日本、韩国不锈钢冷轧薄板的反倾销案中,中国首次运用“公共利益”原则,在对相关下游企业考察、听证会基础上,将汽车排气系统用不锈钢带等产品排除在反倾销征税范围之外,既维护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又减少了实施反倾销给下游产业造成的损失,尽可能地实现了社会整体福利的最优化。
3. 关注国际贸易中的规避现象,加强反规避制度建设
规避是倾销行为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如果某一进口产品已被征收反倾销税,其生产者或出口经营者通过变换原产地、出口方式、对产品进行轻微改变等手段继续向进口方倾销该产品,那么以这种变换方式规避反倾销措施的行为是延伸的倾销行为。反规避是进口国为限制国外出口商采用规避行为而采取的法律救济措施,是反倾销措施的补充和完善,也是多边贸易体制赋予各国的一项合法权利。如欧盟成员国已于近日表决通过一项法案,为了防止中国内地皮鞋“绕道”澳门特区而规避反倾销税,将对来自澳门特区的皮鞋同样征收16.5%的反倾销税。
1997年4月,WTO反倾销措施委员开始就反规避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和研究。但是,多哈回合规则谈判至今仍未形成一个关于反规避的明确规定。也就是说,在反倾销委员会达成新的协议之前,在符合WTO基础原则的前提下,该问题仍由各国立法自主规定。到目前为止,只有美国和欧盟制定了较完整的反规避条款。我国《对外贸易法》第50条规定:国家对规避本法规定的对外贸易救济措施的行为,可以采取必要的反规避措施。《反倾销条例》第55条规定:商务部可以采取适当措施,防止规避反倾销措施的行为。《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第10条规定:对货物所进行的任何加工和处理,是为了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有关部门规定的,海关在确定该货物的原产地时可以不考虑这类加工和处理。迄今为止,我国调查机关尚未发起过反规避调查。值得一提的是,有观点指出:反规避是反倾销制度中比较严厉的措施,对于是否应当坚持反对滥用措施、限制使用反规避的立场,首先必须衡量我国经济发展和进出口贸易整体利益。鉴于我国是国际反倾销的最大目标国,而且这种趋势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将持续,我们应在国际多边层面尽力缓解国际反倾销愈演愈厉的发展趋势。而且,目前尚未形成反规避的多边规则,单边反规避立法和实践的合法性仍会在WTO法律框架内受到质疑,甚至会被诉至WTO争端解决机制。所以,我国在完善反倾销法律时,对制定单边反规避立法必须格外谨慎,更没必要积极实施反规避措施。笔者认为,这并不代表反规避制度建设就没有必要,随着国际贸易当中的规避现象的增多,以美国和欧盟的反规避立法和实践为借鉴,逐步形成比较完善的反规避制度,有利于提高对规避及反规避的理解和认识,以及必要时对影响我国的规避行为采取有效的反规避措施。
(二)建立国际贸易交流机制和加强人才培养
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反倾销国内法律体系并在国际上产生较大影响,但作为加入WTO时间不长的成员,在反倾销调查方面仍缺乏经验,因此与其他成员的经常交流十分必要。我国与韩国已建立了定期交流的机制,同欧盟、美国、埃及也初步建立了贸易救济交流机制,这将有助于促进我国贸易救济制度的成熟与完善。在WTO相关的各项工作中,贸易救济措施工作对法律、规则的要求极高。我国目前的人才队伍距离此项工作的要求有一定差距,尤其懂规则、外语好、有谈判经验的人才较为缺乏。因此,我国需要大量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加强队伍建设,同时充分借用社会上、国际上的优秀人才,共同做好贸易救济工作。
(三)加强对反倾销规则谈判的研究和多边工作的参与
WTO的反倾销纪律将对全球反倾销措施的使用产生巨大影响。在规则谈判中,中国还面临着许多挑战,如多边谈判经验不够、人手有限,在立法语言、法律传统方面与西方国家有一定差距等。为此,一方面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分析反倾销规则,加强对现有提案的梳理及与其他发展中成员的沟通和合作,努力推进反倾销规则的进一步完善和合理化;另一方面,继续全面参与WTO反倾销措施委员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委员会和保障措施委员会的各项工作,包括推动反倾销通报制度的完善、积极参与成员立法和措施审议、推进调奄问卷的协调性和规范性、积极幵展经验交流等。
(四)借鉴反倾销陷阱策略
2000年8月,欧盟对中国数百家节能灯企业进行反倾销调查,此宗反倾销案的率先发难者是荷兰菲利浦集团。而在1999年,菲利浦集团还在中国各地大量低价收购节能灯,出乎中国企业意料之外的是,此举竟成了菲利浦的反倾销“证据”。这可称之为一种“反倾销陷阱”策略——先用非正常的低价收购中国产品,甚至用降低顷量祕准或行提供其他补偿的办法来压价收购中国产品,然后将它们投放其本国市场,最后对中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诉讼,一举将中国产品逐出该国市场。托马斯.普鲁萨德一项研究表明,不论反倾销调查结果如何,它都会起到抑制进口的作用。[8]一些外国公司不断挑起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诉讼,其实就是用反倾销压力迫使中国产品提高出口价格,从而使它们失去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我国也不妨借鉴这些所谓倾销陷阱策略,采取各种灵活的手段和方式取得更多的反倾销成果。
总而言之,反倾销措施的运用,与本国的贸易水平和贸易结构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中国作为WTO成员国,不仅要考虑保护本国产业和贸易发展等切实利益,还要兼顾WTO法律的规定,遵循其游戏规则;既要考虑本国长远利益,又要兼顾世贸成员的相同利益。只有如此,,才能达到保证国民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发展的战略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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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出口企业反倾销会计研究 篇8
从1979年欧共体对中国出口的糖精及盐类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以来, 我国出口企业遭受的反倾销调查不仅数量日益增加, 而且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 全世界约七分之一的反倾销调查是针对中国。中国已经成为其他国家采取反倾销措施的最大受害国。据统计, 在已有发生的多起对华反倾销案中, 至少有50%是我国出口企业对外国针对自己的反倾销调查不敢应诉和应诉不力, 直接导致了这些反倾销案的败诉。中国出口产品在西方国家市场上遭遇反倾销阻击的同时, 外国产品又在中国市场进行大规模的低价倾销, 对我国市场所造成的危害性日益显露。倾销与反倾销的双重挤压不仅使我国企业遭受损失, 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乃至社会稳定都将产生不利影响, 如何应对倾销与反倾销已不仅是贸易界和法学界研究的问题, 对会计界也提出了要求。在一定意义上, 反倾销不是普通的法律诉讼, 也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 而是发生在既定法律程序下的会计制度纷争, 一旦反倾销调查发起后, 调查机关与有关当事人就迅速卷入到一场关于产品成本与价格的会计争论中。会计在反倾销中发挥重要作用已经不容质疑。但我国出口企业在反倾销案中对反倾销会计的运用还存在许许多多的问题, 解决反倾销会计中的问题与否直接影响到反倾销案件的成败。本文重点对出口企业规避反倾销会计问题中的会计预警系统、反倾销应诉中会计问题的解决非市场经济地位的会计之策、终裁复审的会计举证和抗辩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会计对策。
二、我国出口企业反倾销会计问题分析
(一) 规避反倾销的会计问题
面对国外的反倾销调查, 我国除了有效的积极应诉抗辩以外, 合理规避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国之所以会经常遭到国外的反倾销指控, 从会计的角度看, 主要是由于我国没有建立反倾销规避会计, 其中反倾销会计预警系统的缺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纵观发达国家在应对反倾销调查方面, 都设有反倾销的会计预警系统。由于我国很多企业没有建立反倾销会计预警系统, 因而在被提起反倾销调查时仍一无所知, 造成应诉材料准备的极其不充分, 从而给败诉埋下了深深的隐患。反倾销预警最明显的特征有两个, 一是价格偏低, 另外一个特征是销售量的剧增。出口企业应该密切留意这两项指标的变化, 以便调整出口政策。但我国企业往往忽视了这两项指标或者是没有设立任何机制来跟踪这些指标。2004年的输美木制卧室家具倾销案中, 中国企业的产品出口价格和数量猛增。例如一个型号Louis Phllippe-style双化妆台这一产品的销售价格由2001年从第一季度77.5美元一直降到2004年第二季度的48.32美元, 这些销售价格都大大低于美国同类产品销售价格, 幅度在44.6%-61.1%之间;而Mission-style化妆台这一产品的销售价格从2002年第三季度的240.72美元降到2004年第二季度201.45美元, 这些销售价格同样也大大低于美国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 幅度在40.9%-57.3%之间。同时, 这2型号的产品出口数量仍在不断增加。Louis Phllippe-style双化妆台的出口数量由2001年第一季度的1536台增至2004第二季度的19120台.而Mission-style由2001年第一季度的2351台增至2004年第二季度的10358台。面对这样的危险信号, 我国的家具企业甚至行业都没有意识到, 仍向美国市场大量出口, 最后导致美国诉华反倾销案件的爆发。这次的家具反倾销案, 涉案金额高达10亿元, 是我国加入WTO以来金额最大的一次反倾销案。因为反倾销预警系统的缺少, 企业不能及时了解出口动向, 调整出口定价政策, 导致了反倾销案件的发生。
(二) 反倾销应诉中的会计问题
出口企业如能有效地规避反倾销, 这当然是最好的了。但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环境, 企业要想真正完全地规避国外反倾销, 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一旦遭到国外的反倾销指控, 企业就将卷入到一场异常激烈的诉讼案中。对出口企业而言, 此时的核心任务就是尽量证明自己并不存在倾销, 或当确实存在倾销时尽力使指控方裁定的倾销幅度最小, 倾销幅度的多少是决定企业被征反倾销税率多少的依据。由于欧美认为中国企业的产品在本国市场的销售价格不能作为正常价值 (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二者之间的差额就是倾销幅度) , 从而否定了中国被诉企业成本资料的公允行, 进而导致中国在反倾销诉讼时会计举证遭受严重的歧视, 这实际上是拒绝了中国企业进行充分应诉的权利。经过我国多年的争取, 现在欧美国家允许中国企业个案申请正常调查待遇。企业如果取得了正常调查待遇, 就可以根据本企业的会计记录, 计算受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没有被批准享受正常待遇的中国企业, 仍然要使用“替代国”的同类产品的正常价值作为中国企业产品的正常价值。中国企业要取得正常调查待遇, 必须达到市场经济地位的“会计要求”。“欧盟384/96号原则”规定中国被提起反倾销调查的企业如果希望按照对市场经济国家的规定来调查其他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 必须按照规定提出申请。该申请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生产商基本上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制造和销售产品。生产商只有满足相关条件, 才被认定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经营活动。其中有关要求是:企业必须建立唯一符合国际会计准则、账目清楚的会计账簿, 账簿需要按国际通用会计准则进行过独立审计并有通用性;企业生产成本和财务状况不再因为过去的非市场经济制度而受到严重扭曲, 特别得考虑设备折旧、其他折旧、以物易物和以债务抵消方式所列的支出。这些条件都是会计方面的要求, 包含着三个方面的会计要求:企业有一套明晰的基础会计账簿;基础会计账簿应根据国际会计准则记账;基础会计账簿必须进行独立审计并有通用性。另外, 这些条件涉及到固定资产计价与折旧、易货贸易、债务抵消等方面的会计处理。在1999年欧盟对进口钢铁反倾销案中, 我国一家企业错误地对一小部分无形资产采用了加速折旧, 虽然这个错误只占该企业整个销售成本的0.004%, 对整个财务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没有影响。但欧盟调查官员还是以此为由, 否定了该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
(三) 反倾销终裁后的会计问题
虽然国外的反倾销案件在诉讼双方达成反倾销终裁后, 其结果已基本确定, 调查程序也告一段落, 但整个反倾销程序并没有结束, 其结果也并非一成不变, 企业还应继续跟踪和监控竞争对手产品的成本、价格、销售等各种信息, 根据掌握的会计证据进行抗辩和举证, 随时准备复审申诉以改变不利的裁决。由于国外各种偏见的存在和我国企业自身应诉和管理的失误, 在以往的反倾销案例中, 我国出口企业成功抗辩的例子不多, 往往被裁定高额的反倾销税, 且大多数企业认为从此将永无翻身之日, 其实不然, 反倾销终裁并不是反倾销程序的终结, 反倾销法律的相关规定告诉我们, 我们还有机会。关于复审, 欧盟的反倾销规则规定了“日落复审、年度复审、新发货人复审”三种情况, 对于“日落复审”的规定:“最终反倾销措施应从其实施之日起5年终止, 或者从对倾销和损害做出最新复审结论之日起5年终止, 除非复审确定这种终止可能会导致倾销和损害的继续或重新产生。这种期满复审应当根据委员会的动议, 或者应根据欧盟生产商提出的或以其名义提出的请求进行。”对于“年度复审”的规定:“在有正当理由时, 根据委员会的动议或者应一个成员国的要求, 或者从实施最终反倾销措施以来为期至少一年的一个合理时期已经过去, 应任何出口商或者进口商或者共同生产商的请求, 而请求中有充分证据说明有必要进行其中复审, 也可对继续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必要行进行复审。”关于“个别复审”的规定:“为确定有关出口国中的新出口商的单独倾销幅度的目的, 也应进行复审, 这些新进口商在反倾销措施所依据的调查期间还有出口产品。如果新的出口商或者生产商能够证明, 它与该出口国中产品遭到反倾销措施的任何出口商或者生产商都没有关系, 并且它在上面所指的调查期间之后, 事实商已经向欧盟出口, 或者它可以证明, 它受到向欧盟大量出口的不可撤消的合同义务的约束, 在此情况下应当开始复审。”
三、我国出口企业反倾销会计问题规避对策
(一) 建立反倾销会计预警系统
我国企业要保护其经济利益不受侵害, 为企业的持续发展赢得良好的环境, 只有对国外与反倾销相关的信息进行准确及时的检测和分析, 即建立反倾销会计预警系统。通过反倾销会计预警系统, 把企业获取的各种相关信息进行整合, 为企业面临的国外反倾销提供早期的预警提示, 便于企业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 避免或降低企业损失。 (1) 反倾销会计预警系统的概念和基础。反倾销会计预警系统, 是以企业的会计信息系统为核心, 综合各种服务于反倾销的数据和信息, 并对其进行监测、分析、整理、归纳、判断, 结合经验和专家的建议等, 为企业面临的反倾销诉讼提供想应的预测和警示, 促使企业采取相应的针对措施以避免损失的一种信息系统。反倾销会计预警系统应具备三大功能。即信息收集、检测危机和控制危机三大功能。 (2) 反倾销会计预警系统的组成模块。完整的反倾销会计预警系统是由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这“三驾马车”组成, 系统的组成模块中必须充分发挥这三者的协同能力和自身应对能力, 同时也要贯穿反倾销申诉的预警、应对和事后补救各个环节。经过分析, 反倾销会计预警系统应由以下模块组成:一是针对反倾销因素的收集、分析和会计监控模块。这一模块的功能就是对国外各产业的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和进行监控, 确定各个产业的倾销风险程度, 进而制定相应的预警措施。企业除了要分析自身的会计信息外, 还要收集国外市场的信息。如国内外市场行情的信息、进出口总额、相关产品的价格、数量以及外国政府宏观政策方面的信息等。在这一模块中, 出口企业应该定期向政府和行业协会了解国内外本行业的基本状况, 做到知己知彼, 一旦遭遇反倾销指控, 企业也可以迅速做出反应。当然, 企业在收集国外信息的同时, 必须对自身信息进行整理, 包括内部控制、会计核算、经营管理等资料。二是对反倾销指控是否出现的判断和预测模块。在收集到相应的资料时, 企业应根据资料和自身状况, 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分析, 对可能出现的、危害企业经济利益的反倾销指控发出警报, 企业可以据此提前做好准备, 防患于未然。在此过程中, 企业可以设置预警级别, 通过对国外行业和企业以及各种政策的分析, 设置对国外企业和行业的监控级别。这样, 企业根据自身所处的不同行业确定不同级别的反倾销监控和防范级别, 可以采取与此相对应的预警措施。在这个模块中, 需要政府和行业协会对企业大力支持, 毕竟对国外如此庞大的数据库收集和分析判断不是单个企业的能力所能达到的。
(二) 应对非市场经济地位的会计策略
在国际反倾销诉讼中, 中国企业要取得市场经济地位待遇, 关键是会计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反映企业经营状况并达到了市场经济地位的会计要求。同时对于其他国家对中国实行的“替代国”政策, 中国有权而且应该尽早选择有利时机, 从会计方面提出挑战, 直至最终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专家小组的裁定解决。中国企业对市场经济地位或正常调查待遇的会计要求有权提出挑战, 并可以通过会计举证在市场经济地位待遇方面实现突破。首先, 在会计规范国际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我国在1997年成为了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和国际会计师联合会的成员国, 并参与了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和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 不仅是会计准则国际化的接受者而且也是会计准则国际化的推动者, 使国内的会计改革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可。其次,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应尽可能国际化。任何一个国家的会计国际化程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 对经济全球化中的会计共性问题我们力求全盘接受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的会计准则, 而对我国的特殊问题需要符合我国情况的会计准则, 也应该以国际会计准则成果为指导来进行会计实务的梳理, 应该认识到由于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 出口企业在国际反倾销诉讼中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相当困难, 而且还可以预测到今后将会有更多的境内企业因中国现实会计准则在成本核算上的问题而被进口经济体追究倾销责任, 会计举证将更为艰难, 从而成为出口贸易的巨大障碍, 这有违中国加入WTO的初衷。因此, 我国的出口企业可以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同国际会计准则进一步趋同, 以提高我国财务会计报表的通用性。第三, 出口企业按国际惯例进行独立审计。出口企业必须建立一个而且是符合国际会计准则的会计账簿, 这个账簿应当由独立的机构根据国际会计准则进行审计。现在我国的出口企业在应诉国外的反倾销调查时所提供的成本资料, 欧美国家对其提出质疑, 原因是没有经过独立审计。有些企业为了应付申诉国的核查而请注册会计师进行突击审计, 其可信度就大打折扣。按照国际惯例, 企业的财务报表每年都要进行独立审计, 由注册会计师出具审计报告, 而不是在应诉时进行突击的独立审计。出口企业在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财务审计时, 最好是委托有影响的、知名度高的会计师事务所。第四, 提高应诉企业财务管理水平。一个致力于国际市场的企业, 不了解欧美反倾销诉讼的会计要求, 不通过应诉及其会计举证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在国际市场将难以立足。虽然欧美等国对我国的反倾销调查具有歧视性, 但其会计规则设计却体现了严格的市场经济的精神和国际会计准则的要求。我们必须提高应诉企业的财务管理、成本管理水平。在日本和韩国, 大型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很高, 在面对国外的反倾销时能及时提供符合应诉反倾销所需要产品成本资料。我们的企业则很被动, 往往在应诉时准备不太充分。除了经济、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外, 其财务管理水平高是重要之处, 需要我们学习。第五, 加强企业内部控制。虽然我国现行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在一定程度上能满足应对反倾销的要求, 但企业的会计实务仍令人非常担忧。我国许多企业由于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 导致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问题。在应对反倾销的关键时刻, 这些问题将给企业致命一击。企业要想在应对反倾销过程中取得主动, 提高会计实务水平很重要。而会计实务水平的提高与企业的内部控制是密不可分的, 二者在很多领域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因此对于应对反倾销会计而言, 应将加强企业内部控制与应对企业反倾销结合起来, 事实上内部控制不仅是企业加强会计实务, 有效应对反倾销的制度保证, 也是进口国调查机关要求填列的调查问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 良好的内部控制可以使企业提供的信息真是可靠。
(三) 反倾仲裁申请复审的财务策略及会计举证
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可知, 我国出口企业在反倾销终裁后, 应当继续利用掌握的相关信息和证据进行相关举证, 以便争取复审的机会并获得有利裁决。 (1) “年度复审”的财务策略和会计举证。根据反倾销国产品的市场情况, 把握时机确定新的销售策略, 以获得复审机会。一般情况下, 反倾销国一旦对某种商品进行了高额的反倾销税裁决, 其国内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会大幅上升, 相应的会形成新的市场竞争格局。这种价格上升的局面会有利于我国出口企业以较高的价格出口反倾销国, 从而导致较低的反倾销幅度。因此, 我国企业要获得新的有利裁决和复审机会, 一般应根据反倾销国法律的规定, 我国的出口产品应在该国反倾销法令签发一周年之前的一个月以合适的价格进入该国。新的出口价格的制定和复审的会计举证。新的出口价格的制定是获得有力裁决和会计举证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制定新出口价格时, 一方面要考虑生产企业的生产要素和成本构成的变化情况, 另一方面要考虑企业未来的市场竞争力和目标市场销量对价格的敏感系数, 即要进行相关的前后统筹, 必要时可以构建财务模型。 (2) “日落复审”的会计举证。根据反倾销法的规定, 一般情况下, 反倾销税和价格承诺的实施期限为5年。在日期终了时, 通常会重新进行出口产品的倾销评估, 即需要重新调查生产商的相关情况来确定是否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因此, 我国出口企业应根据掌握的过去5年目标国市场的出口价格、出口数量以及竞争对手产品结构、成本要素分析、价格的变化, 以及将来的发展趋势, 再结合自身产品成本、价格情况进行分析举证, 详细阐明过去裁定反倾销所依据的状况已经消失或已大大降低, 或者阐明我国出口企业将以何种价格进入该国市场, 以便反倾销国重新做出有利我国企业的裁决, 获得重新进入该国市场的机会。另外, 准备详实可信、可互相支撑的证明材料等待查询和取证。所以, 日落复审的恰当举证, 往往是出口国厂家重返反倾销国市场的有利武器。 (3) “新发货人复审”的会计举证。首先, 新发货人应列举企业的章程、投资协议、合同和经济管理者的身份背景等材料, 证明其与涉案的出口企业或生产企业没有任何关联关系;其次, 企业应当提供与进口商的合同文本、运输合同等材料证明其曾经或准备对反倾销国出口, 且在反倾销国进行反倾销调查期间没有想起出口。另外, 企业应当根据掌握的反倾销国市场的销售价格、销售数量、市场格局等方面的信息, 结合自身产品成本的构成、拟出口价格和对出口国市场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举证, 以证明企业的出口不会给反倾销国的生产厂家或市场造成损害, 从而赢得有利的裁决。
摘要：我国出口企业遭受的反倾销调查数量日益增加, 反倾销是发生在既定法律程序下的会计制度纷争, 本文论述了出口企业在反倾销诉讼前、反倾销诉讼中, 反倾销终裁后不同阶段中涉及到的有关会计问题, 提出解决反倾销会计中的问题, 是出口企业在反倾销案中应诉成功的关键。
关键词：反倾销会计,反倾销应诉,反倾销会计预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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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完善 篇9
一、我国反倾销立法特点
(一) 《条例》体现了与国际接轨原则。
《条例》的出现填补了我国没有反倾销法的空白。我国借鉴欧美立法经验, 其在基本用语、原理和机制上与国际社会认可的解释相符合, 如我国规定的出口价格以首次转售价和进口商购买价为计算标准, 正常价格以结构价格、出口国国内价格和出口到第三国价格为计算标准。
(二) 《条例》根据平等原则, 在反倾销领域未区分“非市场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
世界各国立法大多采取“替代国”方法, 笔者虽然认为其有一定理由, 但其实带有歧视色彩, 具有不合理因素, 选择其进行价格比较时有较大的不可预见性, 正常价值往往被扭曲, 在某种程度上, 反倾销成为贸易保护的手段。我国在此方面具有进步性。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缺陷
(一) 立法层面。
到目前为止, 我国反倾销法律不是由全国人大制定, 大部分由行政部门起草, 倾向于个别部门的利益;其次, 在法律效力上, 其内容无法与法律相抗衡, 这与欧美国家的法律相悖。
(二) 实体法方面。
反倾销实体方面不足主要有:1.规定具抽象性。《条例》在确定正常价值方面比较模糊, 没有考虑“不能公平比较”和“正常贸易过程”的内容, 也没有考虑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产品正常价值的其他方法;在计算生产成本方面, 没有考虑利润和合理费用;此外, 在对进口商品的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按照公平合理方式进行比较时, 《条例》没有规定“公平合理”的方式是什么, 而欧美立法中都对之进行了较为完善的规定。2.在一些必要条款设计上不够周密。我国对“实质性阻碍”的构成条件上缺乏规定, 其中“相关产业”的范围过窄, “损害”发生时间过迟;第二, 《条例》对地区性市场问题也没有进行规制, 而欧美各国对之都有相关规定:“允许其成员国在地区性市场成立的条件下对集中该地区倾销的进口商品采取反倾销救济措施”。我国存在地区性市场, 缺乏此规定, 就不能据此保护地区性产业。另外, 对“国内产业”的比例要求为50%以上, 而WTO规定在25%, 我国这种设计降低了反倾销调查申请人的成功率。最后, 在累积评估或忽略不计方面, 《条例》对在哪段时期内比较个别国家进口产品和总量决定不计没有特别说明, 这没有为我国有关部门作出很好的指引。
(三) 程序法方面。
反倾销程序方面不足主要有:1.规定具抽象性。如《条例》第19条对“利害关系方”未作明确界定, 只模糊规定其概念。2.必要条款的缺乏。《条例》没有对调查当局核实信息提供具体的程序, 在这方面只提供很少的事实指引, 不符合WTO规定。其次, 在临时措施方面, 《条例》没有特别指出只有当调查部门审查是否低于倾销幅度的税将足以防止损害时, 才可以延长临时措施到9个月, 这就会带来很大的随意性, 还会让人认为只要初裁决定确定倾销成立, 并由此对国内企业带来损害就可采临时措施。
三、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完善
(一) 立法层面完善。
我国应尽快由全国人大制定《反倾销法》, 这样能使国务院制定的条例具有较强的法律依据, 且能通过集思广益途径增强反倾销法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从而与国际接轨。
(二) 实体法的完善。
1.在如何算出其正常价值问题上, 笔者认为, 可借鉴《反倾销协议》, 考虑合理费用和利润;在出口价格上, 应明确规定推定出口价格“合理基础”的决定条件;2.在“实质性阻碍方面”, 相关产业包括还未建立的和已建立但未完善的产业, 如高档化妆品等;此外, 应借鉴欧美各国立法, 对地区性市场问题进行详细规制, 以保护我国的地区性企业;在国内产业比例方面, 应降低国内产业比例要求, 以使我国反倾销调查顺利进行。3.在累积评估或忽略不计上, 笔者认为应按侧重最近12个月间权威部门发表的作为申请档案的进口数据, 以给当局提供重要参考价值。
(三) 程序法的完善。
1.在确定“利害关系方”上, 除出口商、进口商外, 还应包括“有关组织”, 因为反倾销案件与我国各产业部门工会也相关, 在目前我国市场环境下, 尽量拓宽其范围, 有利于保护我国市场和产业, 维护市场主体各方利益。2.我国应在核实信息和可获得事实方面规定具体的事实和价值指引, 并在不同层次上做出具体规定;还应明确最终裁决不能依据未经核实的证据做出, 以增加反倾销补救措施的有效性;对临时措施的特殊情况加以规定。
四、结语
加强我国反倾销立法的科学性, 有利于保护我国产业, 使我国与国际经济接轨, 因此, 我国应借鉴欧美各国立法, 结合我国实践对反倾销立法加以完善。
参考文献
[1]李双元.世贸组织规则研究的理论与案例[M].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1]李双元.世贸组织规则研究的理论与案例[M].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
[2]吴喜梅.WTO反倾销立法与各国实践[M].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3.[2]吴喜梅.WTO反倾销立法与各国实践[M].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3.
我国应对反倾销的措施研究 篇10
一、国外对我国进行贸易反倾销的现状
2013年, 中欧双方爆发光伏双反倾销案贸易争端, 这是中欧迄今为止发生的影响范围最广、全球涉案金额最大的贸易争端。早在90年代时就有美国、欧盟、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向我国提起反倾销诉讼, 到了21世纪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向我国提起反倾销诉讼, 并且数量急剧增多, 态势愈演愈烈。贸易摩擦范围逐渐扩大, 形式愈发严重。在日益频繁的对外开放进程中, 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交往日益密切, 中国商品在出口时也开始遇到种种问题, 问题之一便是来自各国越来越频繁的反倾销。
二、我国频遭反倾销诉讼的原因
(一) 贸易保护主义滥用反倾销
世界各国在实现贸易自由化时, 各国关税大幅下降, 在扩大贸易的同时, 本国许多产业遭受到来自外国产业的巨大冲击。为了保护本国产业的良好发展, 许多国家通过对外来产业进行反倾销手段用以保持本国产业在国内的竞争优势。而纺织、机电等中国传统出口行业在我国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并且由于原材料成本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等原因, 这些行业在国际竞争环境中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 逐渐占领了美、欧等国家的市场。然而这些国家在享受了中国制造带来的好处的同时, 却以中国产品损害了他们的本国相关产业的竞争态势、扰乱了市场正常秩序等理由为借口, 屡次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诉讼。
(二) 在对于我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进行计算时, 经常采用替代国方法
中国被欧盟和美国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因而计算中国出口产品正常价格时不使用在我们国家内的市场销售价格, 而用一个第三国或进口国的价格来计算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 这些进口国完全不考虑我国国内更低廉的劳动成本和生产要素。美国和欧洲很多国家认为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 因而在出口贸易中经产选择替代国制度, 这使我国贸易出口极易陷入反倾销, 这些国家强行认同我国出口产品倾销, 导致我国出口产品屡次遭受反倾销调查。“替代国价格”制度是发达国家在非市场经济国家确定其产品正常价值时的一项制度, 这一制度规定可追溯到GATT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中的第六条:“在进口产品来自贸易被完全垄断、国内价格由政府确定的国家时, 进口缔约方可以不采用此类国家的国内价格作为进口产品的可比价格”。《1994年反倾销协议》中继续重申了这条规定的继续有效性。
(三) 外国针对我国征收反倾销税
由于我国的市场结构, 我国出口的产品价格过于低廉, 这便导致了我国产品进入外国市场后很快地抢占了该国市场, 从而使进口国的同行业面临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 进口国便对我国征收“反倾销税”。
(四) 国际规则解读不够
近年来, 虽然很多中国企业在对外贸易竞争中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 但是这其中依旧有一些企业观念过于陈旧, 对于反倾销意识淡薄。每当遭遇国外反倾销调查时多采取消极应诉应对。主要原因如下:有的企业觉得应诉处理周期过长, 延误商机;有的企业不愿支付跨国官司高额的律师费用;还有的企业希望能够在反倾销应诉时搭别人的“便车”, 使自己坐享其成。这些情况造成的后果便是中国企业经常需要面对高昂的倾销税。此外, 这些情况还可能导致反倾销的“连锁反应”, 丢掉了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式, 得不偿失。
三、我国应对反倾销的对策。
(一) 积极应诉反倾销
据统计自从2001年加入WTO以来, 已经发生了400多起对我国的反倾销调查, 居全球之首, 但是却有一半以上的企业没有选择应诉, 这无异于被动承认我国的倾销行为。根据相关数据显示, 在全国反倾销案案件中, 企业应诉的成功率大约为53%, 美国一般只有27%, 应诉成功率比较乐观。因此我国企业在遭遇反倾销诉讼时应积极面对, 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合理利用法律体系, 积极参加诉讼。
(二)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按照国际相关法律法规, 与时俱进, 及时调整国内反倾销法的相关规定, 顺应经济发展的需求。首先让《反倾销法》成为我国反倾销主要法律武器的同时, 调整其他相关方面的法律, 如《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等, 优化反倾销法律体系。其次, 我国立法应规范我国出口企业的相关行为, 是出口企业不能恶意竞争, 故意降低价格, 降低我国反倾销比率。
(三) 建立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三者合一的反倾销模式
首先政府应做好反倾销反面相关法律的宣传工作, 规范我国企业的出口贸易, 使我国企业在出口时按照我国的相关法律和国际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制他们的行为, 从源头上抑制企业不正当竞争, 降低我国反倾销诉讼。与此同时, 行业协会应积极发挥它的作用, 在反倾销诉讼中, 及时为相关企业提供咨询和服务, 对反倾销了解较少的企业提供帮助, 形成一套完善的反倾销预警机制。
通过对我国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进行大量的宣传, 使一些国家改变以前对于中国贸易的开始认识到中国市场经济的现状, 并且已经得到了部分国家的理解, 这些国家率先开始酝酿修改对华的反倾销政策。反倾销不应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 建立公平优良的经济环境是对外贸易中各方共同努力方向。
摘要：自从我国加入WTO以来, 我国出口产业有了更进一步发展, 但在对外贸易中的摩擦也越来越多, 反倾销问题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问题, 严重影响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虽然我国反倾销法律已经建立, 但在实践中仍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不断改进。
关键词：反倾销,立法,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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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凌翔.论反倾销中关于损害确定的法律问题[J].当代经济, 2012 (11) :32-33.
我国反倾销 篇11
[关键词] 反倾销配额制非市场经济
一、引言
在世界贸易中，我国由于产品具有巨大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比较优势，往往在竞争中处于明显的有利地位，因此遭致众多国家对我国产品设立障碍，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出口。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其他成员国对中国原有的单边设限将逐步取消，如2005年1月1日全球纺织品配额制从此全部取消。而且他们也不可能再使用关税来限制中国产品，为保护其自身利益，这些国家就会不断通过反倾销案件来打击中国产品。从第一起反倾销调查案到2005年6月，我国出口商品遭受反倾销调查的立案数量达到了713起，涉及产品4500多种，居全球首位，成为国际反倾销中最大的受害者。因此，研究我国企业的应对措施已是当务之急。
二、我国企业遭受反倾销的主要原因
1.国际市场竞争激烈贸易保护主义严重
我国出口贸易发展迅猛，贸易顺差大幅度增加，成为世界重要的贸易大国。这势必对进口国市场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国際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一些国家想尽办法来限制我国的出口品，尤其是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对华反倾销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2.我国企业恶性的低价竞争导致反倾销
我国企业长期以来以低价作为进入国外市场的方法，而不是根据市场需求定位自己的产品。而且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因此产品成本相对较低，具有价格的比较优势。有些企业便为了扩大销售，利用这种优势甚至不断压低价格，同国内或国外企业竞争，这种做法使我国产品遭受反倾销的指控接踵而来。
3.企业对反倾销认识不足以及应诉不力
反倾销早已产生，但我国企业尚未表示出足够的重视。因此许多企业缺乏反倾销意识。一旦遭到反倾销指控则无所适从。企业要么不应诉，其结果将有可能导致彻底退出一国市场；企业即使应诉，但存在经费不足，专业人才匮乏，不懂反倾销的运行机制和法规，不注意收集外国的市场行情，我国对反倾销的预警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这些因素使我国企业应诉不力，间接助长了外国反倾销指控。
4.我国面临“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
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经过谈判，被迫接受了一些对我国的歧视性措施。其中一项是把我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待，这样在反倾销调查过程中，不是以我国国内的价格为依据，而是以替代国的价格作为基础，并且所选择的替代国与我国实际情况相差巨大，其结果往往是我国被认定为倾销。如用新加坡劳动力、印度的煤价来计算我国产品的正常价格。虽然我国政府正努力地与其他国家谈判，改变对我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问题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三、我国企业如何应对反倾销
1.进一步了解反倾销
我国企业反倾销观念相对薄弱，说明对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还是不了解。而反倾销协议是世贸组织成员国之间反倾销起诉的主要依据。因此，企业必须全面尽快地了解世贸组织的反倾销机制。如果遭受反倾销调查，企业就知道世界上一般通用的反倾销程序和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定，从而从容应对。
2.企业应积极应诉
当遭受反倾销调查时，企业应积极给予配合，提供详尽资料和相关证据，争取最大限度地抗辩机会。同时寻求同行的帮助形成较强的团体来积极应诉。据统计，全球反倾销的成立率大约是53%，这说明反倾销问题可以通过法律得到适当解决。所以企业在应诉中，应利用一切法律，从多角度寻找突破口进行抗辩，从而保护自己。
3.反对低价竞争，提高产品综合竞争能力
企业若得到倾销指控，应及时调整价格，因为价格是反倾销调查的敏感因素。面对竞争日益激烈国际市场，企业应改变出口观念，不以廉价取胜，而是运用多种非价格手段，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扩大产品的技术含量，增强产品的综合竞争能力。而政府需要加强宏观管理，严禁企业低价竞销。只有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才能维护我国正常的出口秩序，从而减少国外反倾销调查的发生。
4.增强对专业人才的培养
面对不断增加的反倾销投诉，保护自己的途径是积极应诉。而反倾销应诉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需要具备多方面知识的人才从事此项工作。而我国这方面的人才培养很少，许多反倾销案件因为缺乏相关人才而导致应诉不力。目前我国需要培养一批了解国际市场的反倾销人才和精通世贸规则的专业人才，来扭转我国出口贸易中所面临的不断遭受反倾销的不利局面。
5.建立反倾销预警机制
如果能有效地预防反倾销调查，不仅能节省大量的应诉成本，而且也可以减少或消除因反倾销调查给我国带来的间接损失，因此有必要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企业必先要研究国际市场的情况，通过各种途径收集资料，有目的地开拓国际市场，减少国外反倾销的投诉。
6.建立反倾销应诉奖惩机制
针对我国企业应诉中存在的问题，政府应加强管理和控制。国家有关部门要对不应诉的企业给予一定的制裁，制定体现“谁应诉，谁受益”的具体措施，将反倾销应诉与出口结合起来，对不应诉的企业，取消其出口经营权。同时加大对企业低价出口的处罚，倡导公平竞争，把反倾销诱因降到最低程度。
7.努力争取“市场经济地位”
市场经济对我国是极其重要的。目前许多国外反倾销案件，都是应我国未被承认为市场经济的国家所致。实施反倾销的国家就寻找替代国的价格为标准，这样我国企业的倾销行为就被认定无疑。为此我国有必要按照市场经济国的条件，对企业进行转制改革，真正建立起市场经济的价格运行机制。这样就可以要求其他国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国的地位。
四、结论
面对各国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增加，我国企业要重视，不容轻视，也不能回避，寻找其主要原因。同时企业要积极应对，做出适度的反应，以保护企业的合法利益，把反倾销对我国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小，在国际市场树立我国出口产品的良好形象，改变我国目前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地位，最终取得反倾销的胜利。
参考文献：
[1]沈木珠:《国际反倾销中的中国策略》，《法学杂志》,2002.1
[2]田忠法:《关于反倾销的若干对策思考》，《上海经济》,2000.2
我国应对国外反倾销的法律策略 篇12
我国已连续12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和被实施反倾销措施数量最多的国家, 至今仍然是全球反倾销调查的头号目标国。
国外对我国反倾销的特点
1. 涉案产品的范围不断扩大, 从最初的几种产品扩大到目前的几千种产品, 涉及化工、五矿、轻工、钢铁、机电、建材、食品等十多个行业。
2.对华反倾销的国家越来越多, 且由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发展中国家蔓延。目前, 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数量已占到我国遭受反倾销案件总数的60%。
3.单项反倾销涉案金额越来越大, 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百万、千万美元发展到近年来的几亿、十几亿美元。
4.被实施最终反倾销措施而征收的反倾销税税率明显偏高, 从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几百乃至上千。
5.反倾销案件胜诉率 (无税结案) 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然偏低。
我国产品屡遭国外反倾销的原因
1.出口贸易的迅猛发展是引发反倾销的首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发展, 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 成员国对我国原有的单边限制、产品配额等限制性措施逐步取消, 因此反倾销便成为成员国因错误地认为本国经济受到冲击而使用的“保护措施”。我国产品具有明显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低的优势,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及我国对世界经济事务参与程度的加深, 由贸易保护主义所引发的贸易摩擦将更加频繁, 这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2. WTO机制立法缺陷容易引发反倾销的滥用。WTO制定的《反倾销协议》在倾销概念和倾销标准的判定上存在事实上的不合理性, 不符合自由贸易下的市场竞争原则。一些反倾销受害国都曾提出对《反倾销协议》进行修改的主张, 由于欧美等既得利益国的反对, 《反倾销协议》一直未得到完善。鉴于《反倾销协议》已明确限制各国使用配额和许可证等非关税壁垒来保护本国的产业, 所以反倾销措施就被各国作为保护本国产业的一种合法手段。一些国家近年来不断强化其反倾销立法, 降低倾销的构成要件, 扩大反倾销调查的范围。这种对《反倾销协议》的滥用也是造成近年来我国频遭反倾销的原因。
3. 市场经济地位的歧视性待遇。根据WTO的规定, 在我国加入WTO后15年内, 其他成员国有权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因此长期以来, 西方一些国家将我国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或市场经济转型国家, 对我国的出口商品在进行反倾销调查时, 不是以我国国内的价格为依据, 而往往由进口国采用“替代国”标准计算倾销幅度, 并且在选择替代国时故意选择与我国实际情况相差甚大的国家。其结果是我国被认定为大量倾销产品的国家而被它们征收高额反倾销税, 迫使我国产品不得不退出该国市场。近年来, 市场经济待遇问题及与之相关的种种问题已成为国外对华反倾销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
4. 现行反倾销法律体系不健全。从目前我国的法律现状看, 反倾销法的立法层次低,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 立法层次低于国家的法律, 而美国、欧盟的反倾销法则是由国家专门立法机关指定的法律。我国的反倾销法抽象、含糊, 缺乏可操作性, 对反规避、司法审查等问题未作明确规定, 有些规定尚未与国际规则完全衔接。操作性强的反倾销条例和法规缺位, 使我国应对反倾销的力度较弱, 不能形成对国外对华反倾销的压力。这些立法上的欠缺造成外国对我国采取反倾销措施时无所顾忌。
5. 缺乏有效的反倾销预警机制。很多国内企业在进入国外市场后, 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以最快的速度赚取外汇, 而对本企业的产品在该国市场的长远发展考虑不够, 对所在市场关乎企业的“风吹草动”反应迟钝。一般来说, 国外针对我国企业某产品进行反倾销指控都可以从该国的媒体上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比如公布倾销产品对该国企业造成的冲击、发布相关企业的“诉苦”声明、展示相关企业的困境等。企业的驻外机构如果嗅觉灵敏, 就可及时通知国内企业采取放慢出口速度、提高出口价格等措施加以防范, 尽可能降低被指控的风险。国外很多大公司都建立了首席风险官制度, 而我国则缺乏相应有效的反倾销预警机制, 一旦企业遭受外国反倾销诉讼时, 往往措手不及, 不能及时有效地应对。
6. 低价销售的客观存在引发反倾销案件。我国企业为了生存, 对出口产品的销售竞相采取低价策略。加之我国出口产品的总体质量不高, 主要集中在机电、纺织、轻工、农产品等方面, 由于这些产品附加值低, 且为劳动密集型, 因而其中很多产品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 这样就给国外同类产品造成了较大的竞争压力。而且产品经济结构也不合理, 缺乏专业性、技术性, 出口管理不规范, 最终导致反倾销案件的发生。
7. 企业对反倾销指控消极应对或应诉不力。在国外对我国产品的反倾销案件中, 有很大一部分涉案企业不参加应诉或应诉不积极, 甚至有的案件无企业应诉, 涉案企业“搭便车”的心理普遍存在, 这更便于反倾销案件发起国采用“最佳可获得信息原则”, 利用对其有利的数据判定反倾销成立, 并实施最终反倾销措施, 有时甚至是惩罚性的反倾销税。更为严重的是, 这种“不战而败”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要么是该国针对我国其它出口产品再启动反倾销调查, 要么是其它国家也针对我国同类产品实施反倾销调查。而应诉经费不足、反倾销专业人才匮乏等问题也导致了企业应诉不力。可见, 放弃应诉或应诉不力, 致使大量倾销案成立的事实, 是直接诱发外国对华大规模反倾销调查的重要因素。
我国应对国外反倾销的法律策略
1.重视市场经济抗辩和替代国的选择。市场经济抗辩是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调查时应着重考虑的问题。我国出口企业应积极抗辩, 证明我国的市场经济状况及应诉企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运作的情况, 促使有关调查当局改变对我国现行经济体制的不正确看法和对企业的不公平待遇。在我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能完全解决情况下, 应尽量提供给调查机关合适的“替代国”选择意向, 并对国外不合适的替代国选择作出及时有力的抗辩。
2.借助WTO的反倾销规则。面对贸易保护主义滥用反倾销措施, 我国要积极诉诸WTO, 充分利用贸易多边争端解决机制。遇到国外对我国无理的反倾销指控和对我国实行的歧视性政策, 可借助该机制, 更好地处理与WTO成员国的经贸关系, 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另外, 对于一些国外公司以占领我国市场为目的而对我国进行低价倾销、危害我国相关产业的行为, 应依据国际贸易规则, 及时拿起反倾销武器来应对这些不正当的国际贸易竞争手段。
3.积极参与WTO对边谈判, 制定更加合理的反倾销国际法规。《反倾销协议》的不完善和模糊是其被一些成员国滥用的主要原因。在新一轮谈判中, 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加强对反倾销的规范。作为正式成员国, 我国应充分行使合法权利, 积极推动在WTO框架内改革现行的反倾销规则和保障准则, 以有效维护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合法地位和权益。
4.建立和完善反倾销预警机制。应在政府、驻外使领馆和商务处层面, 在生产企业、出口商和外国进口商层面, 在律师之间, 在进出口商会、各行业协会和各主要出口企业之间, 以及各类新闻媒体方面, 建立多层次多级别的反倾销预警机制, 提前为出口企业提供可能发生反倾销方面的预警信息, 使企业能够提早做好应诉准备工作。对案发率高的敏感产品和敏感国家、敏感地区实行重点监控, 及时通报国外相关市场和产品的价格信息及反倾销动态, 避免出现企业一哄而上、低价竞销的情况。对资源性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实施符合WTO规则的主动限制措施。
5.提高反倾销法的立法层次,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依法应诉反倾销案件。我国的《反倾销条例》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 其效力毕竟不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鉴于此, 结合我国多起反倾销调查案件的实践, 在现行《条例》的基础上, 应加快研究和制定一部由全国人大颁布的反倾销法律, 把原来的行政法规上升为法律, 提高其法律层次, 促进我国反倾销法不断完善。同时还应考虑法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关系;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注重与国际反倾销法律的接轨, 从而形成内容充实、结构严谨的反倾销法律体系, 以使我国在应诉反倾销案件时有法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