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精神到

从美国精神到（通用11篇）

从美国精神到 篇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测试站一代代官兵与广大科技工作者一起，谱写了中国尖端科研事业的不朽史诗，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的一次次辉煌：成功发射40颗卫星、6艘飞船，和一枚枚火箭……同时，也付出了52个年轻的生命，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

捧读这个先进的群体、这批特殊官兵的事迹，我们不禁想起了这样一群人和这样一种精神，那就是红军长征精神。

整整70年前，当三支长征大军在西北的黄土高原紧紧拥抱的时候，他们的身后，同样是一部世所罕见的伟大史诗：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平均走365华里才休息一次，日均行军74华里……

从长征路到飞天路，贯穿两部伟大史诗之中的，是同样一种精神。这便是自主创新、敢闯新路的精神，这便是百折不挠、敢于胜利的精神，这便是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精神。

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人首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使党和红军，使中国革命的命运和前途转危为安；长征途中，党领导红军突破了几倍乃至十倍于己的敌人的围追堵截；长征途中，英勇的红军战士跨越了雪山草地，仅是牺牲的营以上干部，就超过了400人。

作为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精神生生不息，航天精神的源头无疑就是长征精神。

中国航天事业的飞跃，同样靠的是自主创新，是自强不息，是航天官兵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勇于牺牲和奉献。面对发达国家在高技术领域的一系列封锁，他们靠自力更生起步，在自主创新中发展；面对恶劣的环境条件，他们战天斗地风餐露宿；面对一次次危险的试验任务，他们不惜献出年轻的生命，即使死后也要选择大漠作为最后归宿，守望着茫茫荒原万古不灭的篝火，守望中国航天和尖端科研领域一次次辉煌的腾飞。

他们，无愧于红军的传人；他们，无愧于长征的接力者。

长征途中率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孙继先将军，在48年前成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前身——中国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靶场的第一任司令员；而参与指挥那场战斗的聂荣臻元帅，则成了我国国防科技尖端事业和航天事业的奠基人。

元帅和将军，都把自己的归宿选择在大漠戈壁的发射架下，而中国的运载火箭也定名为“长征”，这不仅仅是巧合。

当一枚枚火箭直刺云霄的时候，全人类几乎都看到了箭体上那两团鲜明的标志：长征。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在人类探索太空的新征程上，长征的后来人无疑会谱写出更加绚丽的新的史诗。

从美国精神到 篇2

一、报刊与自由的联系

自由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流动的学说, 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变迁, 所以很难给自由主义以一个概括性的定义。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 自由主义是肯定人的。自由主义认为, 人是理性的动物, 人本身就是目的。“自由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坚持个人主义的立场, 坚持个人至上的观点”1。从这一点出发, 自由主义在政治哲学上常常表现为限制君权、扩大自治, 如洛克的“政府必须基于被统治者同意的理论”、“有限政府论”2。洛克之外, 孟德斯鸠在对专制主义进行批评的基础上, 发展出分权的理论3。他的贡献是, “将分权的思想与自由的概念联系起来, 并具体提出三权分立的方案4”。

如上, 自由主义不但关系到个人, 也关系到政治, 除此之外, 自报刊诞生以来, 便不断有人研究自由主义与报刊的关系。弗雷德里克在《报刊的四种理论》中对“自由主义和传媒”进行了阐释5:从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阐释的思想出发, 当代逐渐发展出了“观点的自由市场”和“自我修正过程”两个概念———认为真理会越辩越明, 政府不应进行新闻审查;密尔则认为, 社会为保证其成员享受尽可能多的幸福, 一个主要的办法就是让其自由思考和行动;政治家杰斐逊说得更为具体, 他认为, 政府的的功能是建立并维持一种制度, 而传媒的功能是防止政府背离最初的目标。

理论的发展往往与现实联系紧密, 自由主义概念常常映照着政治上的变革, 而政治上的变化与报刊的演变又息息相关, 从早期的政党报纸到便士报的出现和普及, 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概念与报刊理论脉络上的关系。舒德森在《发掘新闻———美国报社的社会史》中对19世纪便士报进行了考察, 他认为, “民主”是指贵族统治的政治文化被大众民主的理念和制度所取代6, 从这个角度说, 便士报所具备的商业性使得便士报“第一次勾画了社会生活7”进而“首创了对待世间事务的民主态度8”。而由商业性生发的独立性 (靠大量的发行赚钱、不依靠政府) 则使得报刊对政府的监督 (“watchdog”) 这一行为成为可能。所以, 从自由主义的条件:免除外在限制尤其是公共权力的干预也即“限制政府权力”的角度来说, 扩大社会自治和分权的结果是需要外部力量来对政府实行监督———报刊正是站在这样的位置上, 与自由主义勾连在了一起。

二、两种自由:新闻专业主义和社会责任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 自由主义与报刊的“勾连方式”也有了变化。

首先, 哲学家们对“自由”的看法有了分歧。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于1958年在其著名的《自由的两种概念》中指出, 自由可以被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

“自由”在卢梭的理论中有诸多含义, 但最本质的含义就是后来以赛亚·伯林所称谓的积极自由, 其核心是自主9。卢梭“否认自由与被统治之间存在内在矛盾, 而且断言人们只有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才能过一种最完美的自由生活”10, 这正是以赛亚·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中说到的:“积极”的自由观念认为, 自由是“去做……的自由”———“去过一种已经规定的生活形式的自由”。积极自由包含着希望成为主体, 而不是受他人支配, 希望自己的行为出于自己的理性, 而不是出于外来的原因的含义, 即希望成为自己做决定、有自己导向、自己决定自己的目标并且去实践。以赛亚·伯林认为, 积极自由是对“谁在控制我的行动”的回答, 在他看来, 在政治生活中, 个人应该参与政治统治并按照自己的目标生活。以赛亚·伯林认为的积极自由的核心“自主”, 是一个人不仅挣脱了他人的“束缚”, 也挣脱了自身非理性的“束缚”, 积极自由的另一特点是自我实现, 侧重于表达和获得行动。也有学者将以赛亚·伯林的积极自由总结为三个概念:“自由是‘理性’或朝向理性的生灵所必会追求的目标对个人行动的专制”、“自由是个人平等地拥有参与民主政治和分享统治权力的机会”、“自由是个人能够按照自己所确立的理性目标来生活”11。

对比卢梭, 另一位哲学家霍布斯认为的“自由就是不受权力控制”, 正是以赛亚·伯林所谓的“消极自由”12, 即“免于……的自由”。以赛亚·伯林解释消极自由, 认为自由即是一个人们可以不受他人干涉地行动的区域。如果外界条件限制了人们自我的发挥, 如自然灾害造成饥荒、一个人能力不够不足以完成一项事务等, 都不算丧失了个人自由, 只有人为地干预导致事情无法进展, 才能算剥夺了个人自由。以赛亚·伯林将个人受到别人过分干涉的情况称为专制, 并进一步指出, 人不可能不受到外界的制约, 但人至少应该拥有一部分免受规章制度、国家法律与国家政策、外人干涉等影响的权利, 他认为, 个人的天赋应该得到最起码的发挥, 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 如何划分界限, “起码”如何定义, 则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实践。

我们知道, 20世纪以来, 自由报刊理论逐渐发生转变, 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被提出。而伯林的两种自由理论, 可看做是报刊理论中新闻专业主义和社会责任论的理论基石。沿着这样的思路分析, 可以发现, 新闻专业主义理论对应的是消极自由, 社会责任理论对应的是积极自由。

如西奥多·彼得森所说, “社会责任理论”以积极自由的思想流派为基础, “这种流派认为纯粹的消极自由是不充分的而且是无效的”13。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看, 媒介巨大、体系独立甚至垄断、成为权力中心, 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媒体自身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自由是一种积极的自由, 与责任相伴而生, “告诉一个人他可以自由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是不够的, 必须给他提供实现这些目标的适宜手段14”, “传媒对公共利益是有责任的15”, 所以政府应该对媒体进行负责的管理。

三、从自由到公共:为报刊寻找出路

自由报刊理论以代表公众利益为目的, 认为“监督政府”和“保卫人民”是一体的。但是实践上, 从某种程度来说, 自由报刊却背离了初衷, 走向了商业、垄断, 从而无法承担起这两项责任。如前所述, 社会责任理论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给出了一把钥匙, 但从对“积极自由”的理解来看, 社会责任理论很容易导致极权主义的报刊出现, 正如西奥多·彼得森所说“如果真的依靠政府来纠正传媒的内部环境, 国家很可能会走向极权主义。”

那么, 面对着这样的问题, 报刊应该走向何方呢?随着社会的变迁, “公共新闻学”的理论被提出了。

玛丽·兰金认为,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使用“公共”时不够明确, “它可能表示国家, 国家以外的市民组织和活动, 一致的或广泛持有的观点或价值观……”16, 而且“公共”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其实,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本质上与自由主义理论是一样的。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存在于国家机构与私人公众之间, 在公与私分离的基础上产生, 因为有了这样的分离, 国家政策与私人事务无关, 人们就可以在公共领域内进行政治讨论和政治批判———这实际上是一种“代议制民主”。而所谓代议制民主, 正是与自由报刊理论一脉相承的。但是, 随着19世纪后期科技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 社会开始变化———所谓“私”的空间越来越小, 出现了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双重趋势, 大众媒介操纵舆论, 现实是, 另外一个并不被哈贝马斯认同的“公共领域”形成了。正如哈贝马斯所认为的, 公众批判性大大减弱, 他们更加倾向于文化消费, “公私”界限越来越模糊, 随着这样的情况越演愈烈, 媒体的批判功能也日益减弱。

值得一提的是, 著名的专栏作家、学者, 以《公共舆论》为代表作的李普曼认为:新闻无法告知人们真相, 大众根据报刊进行讨论, 他们讨论的并不是真相, 而是报刊, 他说:“新闻不是社会状况的一面镜子, 而是对已经显露出头角的那方面的报告。新闻不会告诉你种子如何在土壤中生长, 但可以向你报告第一棵秧苗的破土而出……17”, 李普曼认为公众舆论的公共性并不容易实现, 他认为媒介“无法承担人民主权的全部分量, 无法自动提供民主主义者希望它天生就能提供的真相18”。从对媒介功能的质疑以及对公共性实现的难度判断上说, 这与哈贝马斯的“转型”理论从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既然自由主义报刊无法承担公共责任, 人们试图寻找新的操作范式。于是, 从经验层面对公共新闻业的探讨出现了, 这是从与社会责任理论不同的角度给出的另一把钥匙。美国传播学家詹姆斯凯瑞对此发表过不少意见, 他认为:新闻事业不再代表人民, 虽然公民权在扩展, 但是公众参与政治并没有得到保护19。为弥补“代议制民主”的不足, 他提出将扩大社群作为手段之一。但舒德森对这种“公共新闻业”评价并不高, 他认为“自由主义本身可能不是社会进步的处方———但是社群和民主参与也不是社会进步的处方”20, 他提出公共新闻事业应“更多地建构能在现代生活中真正实现的社群生活和公共生活”21, 即进行更为彻底的变革。

从移民美国到“领导”美国 篇3

共和党人，加利福尼亚州加登格罗夫市副市长。加州大学的政治学学士和哈姆林大学法学硕士。80年代中期和晚期曾任美国联邦众议员罗勃特·多南和当时州参议员埃德·罗依司（现为美国联邦众议员）的法律顾问。2000年11月，以有史以来最高票当选为加登格罗夫市委员会委员兼副市长，成为美国第二位当选政府官员的越南裔美国人。作为副市长，他的官位也是越南裔美国人中最高的。

由于工作的缘故，本刊特约记者高金鹭结识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加登格罗夫市的副市长陈范泰先生，并通过越洋E－mail采访了奔波于各地的他。采访中陈范泰先生真诚而坦率地讲述了他成长和成功的经历及体验，坦言了他对美国主流文化的看法，详实地介绍了亚裔在美国社会中的生活状况。今年3月，他曾作为美国青年政治领袖理事会代表团团长来华访问。——编者手记

初到美国

□你是什么时候、为什么移民到美国的？与越战有关吗？你的家在越南的什么地方？还记得越南的生活吗？

■1975年4月，我十岁的时候随家人移民到了美国。刚到美国时我只会讲两个英文单词OK和SALEM。SALEM是美国人常抽的沙龙烟。当然，到美国不久我又学会了一些基本会话。27年过去了，越南在我脑海中已经变得非常遥远模糊，但是童年的欢乐时光还常常会在我脑海中闪现，西贡郊外教会住宿学校的两年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时期。

□作为一个十岁的孩子，你初到美国时是否感受到文化差异或者主流社会的歧视？

■我们在美国的第一站是密歇根州的大瀑布城，那里是福特总统的家乡。同其他刚来的越南难民一样，我们得到了教会的帮助。在最初的两个月，教徒们在生活方面给予了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帮助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

刚到美国势必给我们带来文化上的冲击。我们来自一个热带地区，第一次见到下雪令我兴奋不已。大瀑布城的学校为难民儿童提供双语教学，我们可以学习英语，其他课程则由英语老师和越南语老师共同教授。尽管我清楚自己和其他孩子不一样，但并未感到受歧视，也许是因为当时我对歧视尚不理解的缘故吧。在家人、美国教会教徒、老师的爱护和鼓励下，到美国的第四年我就以全校第一的成绩从初中毕业了。

“一招过人”融入美国社会

□你的家人在美国也像你如此成功吗？

■首先，我不以为自己取得了多么了不起的成功，有多么显赫的名望。对于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我深感幸运和庆幸。我自认为是第1.5代移民，也就是说，生在越南，长在美国，学在美国。我的母亲在越南时是牙医，到美国后她重新考取了行医执照，于1981年后开始从业。我的兄妹也多是牙医，一个姨母在佛罗里达州当内科医生，还有一个姨母在加登格罗夫市当药剂师。我们家还有一些当医生和律师的亲戚。他们到美国时已经是人到中年了，历经磨练、奋斗，现在用任何标准来衡量，他们都是成功的。

□不同原籍的亚裔（越、中、日、印、韩、菲）之间有何共性，他们是否保持着各自的个性？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处境与他们的原籍有关系吗？

■美国确实是一块移民的土地。在各民族当中，亚太后裔的数量增长最快，目前占国家总人口的5％。在亚裔的统一标识下又分27个小族裔。尽管我们来自地理位置相近的地区，但是我们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差异。我们的文化、语言和历史也是不同的，但是，我们作为亚太裔美国人毕竟有着一种认同感。

在美国，国籍和民族的背景不是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每一个小圈子中既有成功人士，也有失败的奋斗者。我个人的看法是，在美国，教育是各个民族人士通向成功的必由之路。有着悠久儒教历史的民族对教育较为重视，成功的比率就更高。

我同许多顶尖的亚太裔民选和委任的官员认识或曾共事，比如任交通部部长的日裔峰田，曾历任圣何塞市的市长和联邦众议员。我也认识现任劳工部长赵小兰，她八岁随父母从台湾移民到美国，后与来自肯塔基州的联邦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结婚，麦康奈尔是参议院中最具实力的一位参议员。我有一位越南裔的好朋友越丁，他也是难民出身，现任司法部负责法律事务的副部长。

□你们一家人都是医生，你本人原来是律师，无论律师还是医生，收入均较为丰厚，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你走上从政之路呢?这与你的亚裔背景有关系吗？

■我母亲的家族一直有着较长的行医传统，比如医生、药剂师，等等。我父亲是名教师。实际上，我的家人对政治颇为反感，甚至也不喜欢律师这个职业。我目前仍然是加州的注册律师，这是我主要的经济来源。

我在中学时就热衷政治，一直有意服务公众。当时，我以为学习法律是服务他人和社会的捷径。因为我从少年时代就坚信，律师肩负着帮助他人、铲除不公与压迫的特殊使命。对我来说，服务公众是莫大的荣耀，但也意味着奉献和牺牲。然而，大多数亚太后裔较我要现实得多，他们倾向于选择更加稳定、收入可观的职业，法律和政治很少会成为他们的首选。

汲取两种文化营养

□亚洲人在美国从政的很少，你作为一个亚裔市长同白人打交道困难吗？是否要付出额外的努力？

■你讲的不无道理。就百分比来看，亚太后裔从政和当公务员的人数偏低。也许这与他们过去同政府和政治打交道的感受有关。从务实的角度讲，从政不是亚太后裔的主要目标，孩子的教育和稳定而优厚的收入更重要。

作为民选官员，我没有感到与白人或其他种族的人打交道有任何难度。当我作为候选人参加竞选时，我代表的是整个选区，而不是某个群体。当我在处理涉及到许多人利益的问题时，如社区重建、交通、住房等等复杂的问题，我必须仔细地研究，在政治中寻求一种实际的平衡。如果要竞选公职，候选人必须学会与所有种族合作，当选后也要从容应对各个民族，决不能否定或排斥任何一方。“融合的政治”，这一说法在这里非常流行。

□在欧美国家的亚洲人一般不愿意走出自己的小圈子，你认为是主流社会不接纳他们，还是他们自己的心理问题？

■在许多西方国家，亚裔特别是华人、朝鲜族人和越南人倾向于聚集在一起，因为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历史较短。在美国，这三个民族70％的人还讲母语。我们互相间做生意，而且非常成功。熟悉的社区环境让我们觉得踏实，有利于寻找到共同的价值观。我不认为这是由于主流社会的排斥或者亚太后裔自身的心理问题，当然有些人会由于英文不过关而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实际上，有许多亚裔融入了主流社会，并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当然，我们都来自亚洲，紧密的纽带和信念缔结了我们共同的大家庭，我们绝不应忽视这一点。

□作为亚裔，你对亚洲文化是否有特殊的情结？是否怀有特殊的使命感呢？你是美国亚裔人还是亚裔美国人？

■我自称为有亚洲背景的美国人，对于来自同一背景的乡亲和族群怀有特殊的情感。同时，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忠于国家，并为她做出了贡献。我努力汲取两种文化的营养，摈弃其糟粕。只要能够达到理想的平衡，那么就可以在任何环境中游刃有余。美国是块移民汇集之地，除了土著印地安人外，没有地道的美国人，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正是这一点成就了美国。▲

美国亚裔点滴

总人口

据美国2000年人口普查情况显示，美国居民中亚裔人口和有亚裔血统的人口共计119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4.2％。其中,270万是华裔或有华裔血统(未计入台湾人)，是亚裔人口中最多的。其次是菲律宾人，为240万；印度人，为190万。夏威夷土著和太平洋岛民为87.44万,占美国总人口的0.3％。

收入和贫困状况

亚裔和太平洋岛民在2000年平均收入为55525美元，是各民族中收入最高的群体，并创历史最高记录。而贫困指数为10.7％,是人口统计局历年统计情况中最低的一年。

教育程度

44％的25岁以上亚裔和太平洋岛民拥有学士以上学位，而全美的这一比例为26％。86％的25岁以上亚裔和太平洋岛民拥有高中以上学历，而全美国比例约为84％。拥有硕士和博士以上学历者为100万人，占亚裔和岛裔总人口的1/7。

移民情况

720万美国居民出生在亚洲，占美国境外出生居民总数的26％。1970年亚洲出生美国居民为80万，到90年代达到500余万。到2000年，就美国来说，亚洲五个最主要移民输出国为中国、印度、韩国、菲律宾和越南。而在1970年，还没有一个亚洲国家进入这一排名。亚洲出生人口中47％是美国公民，而欧洲出生的居民中有52％为美国公民。88％的亚裔和岛裔居民为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

从商情况

1997年，91.3万亚裔和岛裔人口为企业主，这些企业雇佣着220万人，年收入为3069亿美元。亚裔和岛裔企业的年度收入占少数民族族裔总收入的52％。1992年～1997年，亚裔和岛裔居民拥有的企业数量增长了四倍，即从7％增长到了30％。在同一时期内，美国公司的收入增长了40％，而亚裔和岛裔居民的企业收入增长了68％。1997年，1/3亚裔和岛裔企业位于下列地区:洛杉矶的卫星城-长滩、旧金山、奥兰治县、纽约市、火奴鲁鲁。

人口分布

民族

在2000年人口普查中，参加人员首次可以选择一个以上民族来确认自己的族裔。仅选亚裔的人口比1990年增长了330万，即48％。选择亚裔和其他族裔混血的人口增长了500万，即增长了72％。而同期美国人口共增长了13％。49％的亚裔居住在美国的西部。

州的分布

加利福尼亚州亚裔人口为420万，为全美之冠。其次依次为纽约、夏威夷、得克萨斯、新泽西、伊里诺伊、华盛顿、佛罗里达、弗吉尼亚、马萨诸塞。夏威夷州亚裔人口占到了58％，为全美各州之首。其次为加州，为12％。

城市分布

纽约市亚裔人口为872780，为各城市第一，洛杉矶为第二位，为407440人，其次是圣何塞、旧金山和火鲁努努，为25万左右。

年龄

2000年亚裔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1.1岁，而美国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5.3岁。

家庭

亚裔和岛裔家庭数量为250万个，其中80％为已婚夫妇家庭，13％为单身女性家庭，7％为单身男性家庭。家庭规模相对较大，比如23％已婚夫妇的家庭人口数超过五人。

选举

1996年～2000年，亚裔和岛裔参加选举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没有变化，为43％，而选民绝对数增长了20％。

语言

亚裔人口在美国的增长速度惊人。在过去的十年中，洛杉矶县母语为非英语的人群数量增长了37％。在圣地亚哥县和奥兰治县，这一增长比率为68％。另外，在家中不说英语而说亚洲语言的人群数量比率在以上三个县中分别为30％、44％和71％。

这一现象对政府和公共服务部门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各地的政府官员也相继采取了新的举措，如奥兰治县在中学里加入越南语等亚洲语种作为外语课程并授予学分。还有一些地区已颁布法规，规定公共服务部门，如警察局、消防队的材料必须是双语的，且应有精通其他语种的人员给母语为非英语的人群提供咨询和服务。

从学习邓丽精神而联想到的 篇4

邓丽从一个高校辅导员职务，选择回乡支教，并且从条件较好的八峰民族学校，自愿申请调整到自然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艰苦的中营乡高原小学任教。在近三年的支教工作里，邓丽经受了很多的考验，始终无怨无悔。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感动了学生，感动了当地的老百姓，是我们每个党员干部所学习的。

在学习邓丽精神时，使我们联想到以下几点：

联想一：

邓丽选择高原，就是要让教育落后的农村孩子们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她作为一名党员，担负起人民给予的责任，让艰苦贫困的农村孩子学到更多的知识，一定要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山门、飞出大山。

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个别党员干部只顾自己高高在上，在豪华的办公楼享受。一些地区连老百姓的孩子上幼儿院上学难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没有担负起人民给予的责任。用盖办公大楼的钱去盖学校多么好啊！

联想二：

邓丽选择高原，就是想让高寒偏远的农村孩子们感受到更多的关爱。每年有近6个月的时间是严冬季，邓丽为学生火炉，当孩子们走进教室说出“好热和”的时候，邓丽总是暖暖的。解决学生洗澡问题，办好 “免费午餐”，利用休息时间在校田里种起土豆和各种瓜果、蔬菜，养起了肥猪，邓丽看着这些总是开心的。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个别党员干部对老百姓的生活不闻不问，导致党群关系远离，只顾自己高高在上，只顾自己享受荣华富贵。应多到百姓家走访走访，多关爱关爱百姓的油盐酱醋柴多么好啊！

联想三：

邓丽选择高原，就是想让艰苦贫困的农村孩子们享受到更多的快乐。每年六.一儿童节，自作道具，使得孩子们唱得、跳得开心。以多种形式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和学生打成一片，使得孩子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个别党员干部缺少团结精神，缺少团结就是力量的意识，领导与百姓等级观念太重，缺少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的作风，在一个群体中缺少愉快工作的环境，我们一定要努力创造一个快乐的群体。有一个生动活泼、心情舒畅、与民同乐的环境多么好啊！

从美国精神到 篇5

所谓“邻避”是指社会必需的公共设施遭到选址社区排斥甚至群体抗议的现象。近年来随着我国公共设施建设工作的大面积铺开，和公众维权意识的提升，“邻避”运动也在国内逐渐兴起，其中一些由于社会影响大、社会关注度高，知名度也较高。与“邻避”相对的是“迎臂”，即公众对于公共设施不但不排斥，还表示欢迎。“迎臂”是“邻避”现象的理想结果，也是当前政府努力的目标。但从此到彼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

纵观我国当前各地“邻避”事件的起因和处理方式，可以看出大多以地方政府不尊重群众知情权开始，以“一闹就停”结尾，其间还夹杂着被公众和政府忽视的专家意见，以及“政府越解释群众越不满”的信任危机，再加上一部分群众“建在哪儿都行，就是别建在我家后院”的观念。林林总总的原因总结起来，可以说我国的“邻避”之所以无法转变成“迎臂”，除了一些地方政府公共治理能力严重欠缺外，公众的公共精神不足，也是重要原因。

可见，要实现从“邻避”到“迎臂”的转变，除了老生常谈的提升地方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培育公共精神更是应有之义。

公共精神不会自发产生，要有公共精神，首先要求又理性又成熟的社会心态。参与到邻避运动中的，既有理性思考、以维权为目的的社会公众，也有一部分跟风反对、惯性不满的人，“你说一千道一万，我就是不同意”，就是这类人群观点的集中体现;此外，每次重大邻避事件中，也都离不开网上“煽风点火”的“舆论”身影，这不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甚至让问题越来越陷入胶着。当然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和公众的观念的逐渐理性化，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少。但从另一角度也说明，要培育公共精神，不但要有理性成熟的公民个人，更需要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这样才能心平气和的进行沟通，并有助于问题的妥善解决。

公共精神还要在公共生活实践中磨练。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磨练和学习的最直接方式就是参与实践。而我国公民的公共生活实践参与度总体不高，这方面主要还应归因为政府的“维稳”思维，认为“不出声就是没事”，在这种思维之下，很多地方政府逃避与公众接触，压制公众发声，或者以“停工”为方式，换取邻避运动的停止，这不但造成了大量的经济损失、政府威信的消解，更无益于公众在公共生活实践中形成公共精神。所以要让民有公共精神，入手点还是“官”，官方合理引导、积极鼓励、理性协商，才能让公共精神最终实现。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利益和公民利益冲突的情况还会不断增多，邻避事件和邻避现象也会不断出现，但这些不该成为公共设施建设脚步的绊脚石，相反，政府和社会正好可以借助这一机遇，培育、磨练公共精神和公共治理能力，最终实现从“邻避”到“迎臂”的转变!

从美国精神到 篇6

<麦克白>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本文引用了心理学上的术语“洁辟”一词,从一个新的.角度解读了这个经典悲剧,分析了主人公麦克白的心理变化以及悲剧命运形成的原因,最后用得出的结论反思了历史.

作 者：李磊磊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研究生院,江苏南京,210000 刊 名：文教资料 英文刊名：WENJIAO ZILIAO 年，卷(期)：2008 “”(14) 分类号：H1 关键词：麦克白   洁癖   精神洁癖   权力洁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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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精神到 篇7

有关美国电信市场第三和第四大运营商Sprint与T-Mobile合并的传闻近日引发了业内对电信管制及市场结构变化的讨论和预测。据媒体报道, Sprint的资方软银和T-Mobile的大股东德国电信的接触, 已经进入收尾阶段。软银希望在2014年初收购T-Mobile美国公司的绝大部分股权, 未来T-Mobile美国的移动业务也将和Sprint进行整合。两者如果合并, 整个市场规模将发生很大变化。如图1所示, 两家用户数合计将超过AT&T而仅次于Verizon。

总体上美国电信管制政策体现出的指导意识形态是厌恶干预、崇尚自由, 因此大多市场事件以反垄断之名都能够得到甚多支持。但市场上一再出现巨无霸合并企图的现实, 似乎与其出发点有所背离。

监管机构无法面面兼顾

支持合并者认为, 由于新增收入无法满足成本支出增加的缘故, 因此两家运营商如果不尽快合并都会存在经营恶化的可能。而且根据对发达国家电信市场的观察, 像主要运营商从4家变为3家的荷兰、希腊和奥地利, 在市场稳定后平价电信产品的市场价格都下降了15%~40%。也就是说, 实践证据说明, 这样的合并并不一定意味着垄断加剧从而导致消费者购买同等服务需要付出更多代价。当事双方目前对合并都持谨慎态度, 并未作出明确表态。而竞争对手则已经放出风声, 劝告监管部门不要同意此次交易。AT&T的CFO表示, 在FCC于2011年拒绝了AT&T对T-Mobile的收购后, 他无法理解监管部门会同意这一次交易。

从垄断程度变化的角度我们也可以观察这个可能发生的收购行为的情况。图2反映了美国2003年以来的电信运营HHI指数 (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表示市场集中度) 变化情况, 从中可以看到, HHI指数一直呈现上升的趋势。也就是说, 主要运营商所占份额一直在增长。在过去10年中, 美国发生了多次并购重组案例。在移动通信领域内, 2004年Cingular收购了AT&T无线, 成为最大的移动运营商;2005年Sprint和Nextel合并, 成为第三大移动运营商。随着固移融合的发展, 固网运营商和移动运营商的合并也不断出现。2007年AT&T通过并购成为最大的综合业务运营商, 而Verizon也在2008年通过收购Alltel反超成为美国第一运营商。如果通过HHI看, 美国电信市场垄断有更为加剧的倾向。如果这次收购再成行, 可以预想到市场垄断程度将会更高。

理论上看, 市场管制政策是消费者、生产者和管制者之间博弈的均衡结果。作为管制政策的需求方, 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通过各种政治努力来影响管制者对政策的制定情况;而作为政策供给方的管制者则提供具体的政策以实现自身的政治经济目标。博弈的结果又会反过来影响各个利益方的规模和实力, 从而影响各自的政治影响力, 最终导致管制政策动态变化的特性。基于此, 管制政策很难会让某一方百分之百满意——这毕竟是基于不同利益诉求多方妥协的结果。

适度垄断反而有利资源分配

2011年, 美国第二大运营商AT&T也曾经计划收购T-Mobile美国公司, 当时并购引起了广泛关注。因为如果交易能够成功, 美国电信市场格局将受到很大影响。从市场规模或是垄断的角度看, 两家公司合并后将产生一个美国最大规模的运营商, 美国电信市场的垄断程度有可能加剧。2010年年底, AT&T拥有9550万无线用户, T-Mobile拥有337万无线用户, 两者合计将达到1.29亿。然而, FCC当时仍然对交易进行了仔细考量, 原因在于考虑交易对行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在获得了足够的频谱资源和规模优势带来的成本优势后, AT&T可能会加大对4G产业的投入, 这对有志于在4G中重新洗牌或者获得优势地位的运营商是一个利好信息。频谱作为开展4G所需的重要稀缺资源, 一旦交易成功不仅会给AT&T, 更能够给FCC带来巨大的好处——节省出来的频谱再去招标拍卖, 又能够获得发展移动互联事业的资源和资金。这有助于减少交易成本, 帮助运营商形成规模效益而带来可能的“适度垄断”。

从交易参与者T-Mobile的角度来看, 它甩掉了在美国经营的包袱, 通过股权参与的方式依然保持对美国电信市场的投资, 但是不再需要牵扯过多的精力, 可以将主要精力集中到欧洲市场, 或者将眼光投向更具有投资潜力的成长型市场——亚洲或者非洲等。这一交易尽管最终没有成功, 但可以从中看到管制者的观察和思考角度。

事实上, 竞争者AT&T一刻也没有放松过通过扩大业务规模或丰富业务种类的方式来构建市场垄断地位。2014年5月, 美国最大的卫星电视运营商Direc TV宣布作价485亿美元将公司出售给AT&T。根据AT&T的预测, 在交易完成后的第三年, 该公司将节省成本16亿美元。AT&T CEO Randall Stephenson称, “这是重新定义视频娱乐行业的难得机会, 这笔交易也创造了一家能够提供新套餐服务, 通过移动设备、电视、笔记本、汽车甚至飞机为消费者交付内容的公司”。

一方面, AT&T期望通过产品的丰富来增加单个客户的价值, 另一方面它也希望通过扩大客户规模更好地形成规模效应。事实上AT&T的移动-有线服务包业已推出, 并给出了每月节省10美元的客户预期。在已经相对成熟的移动数据市场中, AT&T通过并购获得了直接将电视内容通过无线网络送达客户的机会, 可能会创造出新的产业生态。合并后的AT&T在电视市场的份额变化如下:自身原有U-verse宽带用户1100万, 电视用户570万, Direc TV卫星电视2320万。

从美国西部到中国西部 篇8

在冒险西进的路上，有关死亡、热病、疟疾、孤寂、挫折、累断脊骨的心酸劳作都被刻意地掩盖了，取而代之的是阳光、海滩、美酒和黄油。人们嗅着太平洋的海风吹来的咸腥气息，一路上丢盔卸甲、马不停蹄地去争取赢得西部，赢得一个个再生的人间天堂。于是，仅仅在从1848年开始的两年间，便有8万多人像染上了迁徙病毒一般，蜂拥到加利福利亚。他们没有呻吟，也不曾叫苦不迭，在西进的道路上，他们渐渐感到这是一种“天赋使命”。

美国西部早年的开发

在这一广阔的背景下，美国人开始了对自己国家性格的奠基与塑造。

像所有的西部一样，她的辽远和赤裸、蛮荒和富庶、杀戮与生机、艰辛与成就，都仿佛一对巨大的矛盾体，横亘在每一个意欲拨马转向、踏行西去的人们面前。它既是致命的诱惑，亦是深刻的挑战，同时也是机会、胸襟、光荣、声名和财富的象征。西部是动态的，边疆之外，另有新的边疆和新的地平线挂在天上，喝令人们去发现，去开拓，去占领。西部也是一块试金石，在她面前，所有的虚妄、自满、花拳绣腿以及假惺惺的斯文和教养都会被剥去伪装。

那时的美国社会现状，呈现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景象。人们相信，一个替旅客牵马拽镫的小孩也可能当上美国总统（范布伦，美国第八任总统）；一个平民的子弟通过勤恳的劳动，也可以拥有居所和牧场；如果胳膊够结实、腿勤快、敢于付出，蜜糖一般的生活便指日可待。他们还相信，处处都有好运气，处处都有幸福在张望，只需要你心中燃起烈焰，你终将得偿所愿——自从脱离了欧洲之后，这片崭新的大陆所呈现出的事实，对全世界来说都很新鲜，令人大吃一惊。

这样的一天总会来到。他们笃信无疑。

是的，因为这个信念，在美国西部出现了一种别样的沸腾景象，到处都是忙碌、奔走、奋斗。人们的脸上堆满了笑容、单纯、信任、热情、坦率、公正、厚道，以及雄心勃勃的个人主义情怀。他们蔑视经验，只信赖自己的双手。他们相信平等和机会。他们粗野可爱，热衷于追求物质利益。他们敏锐而果敢，讲实力却又喜好盘根究底，讲究实际而富于创造力，脑子快，办法多，有充沛的精力……在这片未开垦的土地上，对生存的挑战，激励了人们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的念头，从而促进了一种对个人价值的执守，以及对个人不分出身或教养而去承担政治义务的能力的信念。

正是在这种西进的过程中，美国的国家性格也渐渐地凸显了出来，形成了其民族肌理和心理深处的骨骼、血脉、经络与DNA，时至今日，仍然若源头之水，澎湃不减，一眼就能认出来。这在汗牛充栋的西部片中毕露无遗，引人注目。

新丝绸之路上的河西走廊

2013年9月，中国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这一宏伟的创意甫一面世，便引来了众声喝彩，群情响应。可以想象，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这条尘封已久的贸易大道，这条被经年忘却的荒芜英雄路，这片曾令我们民族血脉贲张的皇天后土，将再次抖落风尘，踏上坦途。复兴丝绸之路，重现昔日的光辉，这理所应当然地属于“中国梦”最有效和最有力的一部分。

事实上，尘封千年的丝绸之路，并不是远避一隅，也时刻不曾离开我们民族的文明进程。相反，在滚滚消失的岁月里，她用自己枯干的脊梁，独自支撑起了一片浩瀚西天，静候着罡风尽逝、重拾山河的那一天。她用不曾凉却下去的壮烈风景，依旧保存下了对英雄挽歌的记忆、追怀和景仰。她用流沙坠简似的诉说，仍然闪现出了昔日的爝火、杀伐与呼啸。她也用纵贯千里的脉脉深情，吁请和平降临，来为我们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未来恳切祈祷。她沉浸。她不语。她内敛。她一直在酝酿庄严，静待着一个拨云见日的时刻。

或者说，如河西走廊这样优美的仓库，不仅参与到了世界上惟一将五千年文明完整带入了今天的国家行动中，她还以自身的卑微存在，保存下了对早期文明的书写与珍爱。在遗址遍地的河西走廊，有关丝绸之路上的吉光片羽历历在目，俯拾皆是。

我在拙著《大敦煌》中曾这样写道：所谓宇宙的乡愁和广阔的忧伤，于我而言，只是穿行在北半球日月迎送下的这一条温带地域中，它由草原、戈壁、沙漠、雪山、石窟、马匹和不可尽数的遗址构成。在一首一以贯之的古老谣风中，它更多的是酒、刀子、恩情、泥泞、灾祸、宗教、神祗、生命和牺牲，正义和隐忍提供着铁血的见证；而在人类的烽燧和卷册中，楼兰王国、成吉思汗、丝绸之路、风蚀的中国长城、栈道、流放和最珍稀的野兽，如今都成为一捧温暖的灰烬——北半球这一段最富神奇和秘密意志的大陆，不是一个地理名词，不是一个历史概念，更不是一个时空界限。它是文化的整合，是一个信仰最后的国度。

朱云汉先生在《高思在云：一个知识分子对21世纪的思考》一书中说：21世纪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去理解、应对中国崛起及其带来的世界秩序的重组。在过去的300年里，只有4个历史事件可以跟中国的崛起相提并论。第一是英国工业革命，第二是法国大革命，第三是俄国十月革命，第四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的崛起。

由此可见，重开河西走廊以及丝绸之路，就是要找回我们民族不曾消逝的少年时代和青春岁月。因为血没有变凉，梦依旧滚烫，这也是“中国史诗”的真正开篇。

由美国暴雪联想到作文 篇9

今年冬天,我国北方的雪花姗姗来迟，就连多雪的俄罗斯，也过了一个无雪、温暖的圣诞节，而与此相反，美国却经历了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季，暴雪与低温在北美洲肆虐，这场历史性的极端寒流，追根究底，其原因还是全球变暖，而非全球变冷。

科学家解释说，原本把冷空气束缚在北极地区的约束力正在被削弱。大致原理是由于海冰和积雪消融，海洋向大气辐射的热量太多，扰乱了对寒流的约束力，因此北极的冷空气向南入侵，席卷了北美地区。

而在天气寒冷的同时，积雪面积也在减少。美国科学家观察到虽然去年四月份，积雪覆盖高于历史平均水平的天数较多，但是五六月份积雪却跌到历史新低。这种情况并不是由于冬天降雪量的减少，而是由于积雪融化的过程太过迅速----全球呈现出暖化的.趋势。

全球变暖指在一段时间中，地球大气和海洋温度上升的现象，主要是指人为因素导致的温度上升。二氧化碳和降水不足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而这些原因主要是人类活动造成的。

比如大气污染，在如今的中国，大气污染始终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工业企业、交通运输、生活炉灶都是大气污染的源头。一线城市基本都被烟雾所笼罩。

水污染也是原因之一，据全球环境监测系统水质监测项目表明，全球大约有10%的监测河水受到污染，我国水污染问题尤为严重，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大部分未处理被排入河中，“牛奶河”、“红豆水”事件层出不穷。

目前，森林资源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而森林可以吸收二氧化碳，抑制全球变暖。有人预测，再过1，地球上的森林就会消失。西非每新种一棵树，同时却几乎要砍掉30棵树。亚洲的森林也面临消失的危险。从1980年到，尼泊尔森林面积减少了63%，斯里兰卡减少了59%，泰国减少了55%。最令人担心的是热带雨林，现在正以惊人的速度从地球消失。在过去中，全世界的热带雨林已有70%被毁掉!

为了防止如美国暴雪、英国洪水等极端天气再次出现，我们应从自己做起，尽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等破坏行为，抑制全球变暖。比如节省每一张纸，对废纸回收再生，少用一次性筷子和饭盒。出门尽量步行或骑自行车，少乘车。多植树种草，改善社区环境等。

从美国精神到 篇10

作为一个新移民，在抵达美国之前，对未来的生活各种想象都是美好的，但是，事实上到了一个新的国家，在一种全新的环境下生活，才开始的时候是不容易的，想当初，我刚移民美国的头几个月，也因为各种原因不适应这里的生活，然而我很快掌握到了方法，根据我的经验总结，那就是：享受慢生活！

1、从慢生活中亲近自然

相比于掌握英语所花费的时间，学会享受慢生活所花的时间要少得多。因为英语需要在日常生活交流中才可以得到锻炼，而且每个人吸收反馈能力的不同，进度也大相径庭。可是学会享受慢生活，需要的是适应力，而这一点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之一。就像从乡村生活到都市生活，从冬天到夏天，人们无时无刻不在适应新的环境，纵然移民美国生活对于很多人来说环境跨度有些大，也不阻碍自身适应力的发挥。

慢生活，其实就是放慢节奏去发现美好，用自然、环保、健康等方式提高生活品质。刚移民美国生活的那段时间，多少麻烦事缠身、多少问题没解决，这些往往会引发出负面情绪而导致情感的爆发。其实换个角度、放慢步调，先去发现新生活的美好，找到喜欢的情感，再进行接下来的事，从一个积极的态度出发会更加有益。就像我刚移民美国的那段时间，一有烦恼、一有伤心，就去兜风。我们社区里到处是一人抱不过来的大树，开车半个小时就能看见大片的树林，还有清澈的河流、湖泊，蓝色透明的大海，美丽的星空。在自然的治愈下，身心轻盈，思绪自然也清晰了。加州数百公里无敌海景的海岸线，洛基山脉曲折蜿蜒，美国处处是免费的大公园供人游玩。

2、从慢生活中多花时间陪伴家人

移民到美国，离家乡远了，离家人却更近了。以前总说工作累，还说反正有父母或保姆帮忙，回家以后经常两手一摊啥也不干，晚上周末也常有约会和饭局。可真等移民到了美国生活，商场超市早早就关门了，餐厅也没几家能入中国人法眼的，几乎无趣的美国夜生活，一下把我们都送回了家，时间好像一下就多起来了。

在国内的时候，我常常会感到很焦虑，时常缺乏安全感，因为那时我觉得，没钱一定不会幸福，所以就逼着自己努力工作，应酬交际忙的头晕脑转。移民美国，我开始觉得，就算没有太多钱，生活还是有很多乐趣和美好。比如，慢慢地，我学会了研究菜谱、下厨料理，学会了除草、种菜，还学会了给全家人做衣服、理头发。慢慢地，我学会了放缓脚步，欣赏生活，学会了享受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光，经常带着孩子们唱歌、游戏，周末远足、假日旅行。

新移民在到美国的时候，把自己的生活先慢下来，享受慢生活中所带来的乐趣，已经学习融入到新生活中，这样才能更好的适应未来。

民主，从美国到海地的距离 篇11

美国学者福山曾将美式民主制度奉为历史的终结者，认为不会再有比它更先进的制度出现。这也是美国政界的共识，于是输出民主，使之成为普照全球的明灯就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支柱之一。然而，历史是否果真都拜倒在民主的石榴裙下？现实似乎并未给出十分肯定的回答。抛开纷繁复杂的伊拉克问题不说，我们先把目光聚焦在美国后院，看一看拉美岛国海地的民主化进程及美国在那里的所得，这可能会给人们带来一些启示，但愿也能给美国带来点什么。

民主在海地的挣扎

海地于1804年宣布独立，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黑人共和国。现行宪法规定海地是独立、自由、民主的共和国;三权分立是其神圣原则；国家主权属全体公民;公民可直接选举总统和立法机构成员。但时至当今，民主在海地依然处于苦苦挣扎中。

1957年军阀杜瓦利埃上台，后分别经“公民投票”成为终身总统和世袭总统。1980年小杜继位，后又以“99.98%的赞成票”被确认为终身总统，但此时的民怨已演变成反政府武装活动。1986年1月，在示威浪潮和总罢工的威胁下美国敦促小杜提前下台，海地随即建立军政府。杜氏家族统治时期不足 600万人的海地竟有十多万被枪杀、拷打、拘押或流放，他的尸骨死后也被民众挖出当街敲打以示庆贺。1987年 3月，海地以99.81%的赞成票通过新宪法，并决定于同年举行大选。但选举日当天选民遭暴徒袭击，死伤不计其数，投票被迫中止。美国立即冻结了对海地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同时警告军政府尽快重开选举。但怂恿暴力活动的军人独裁者干脆直接当政，直到4年后代表贫民利益的阿里斯蒂德击败美国支持的马克·贝森，成为第一任民选总统，海地才恢复平静。

1991年9月29日，海地军方以“结束独裁、恢复民主”为由发动政变，刚任职几月的阿里斯蒂德被迫流亡美国。1994年国际社会开始对海地实行经济和军事制裁，美国也参加了行动，但基本保持低调。克林顿派出了前总统卡特、前参联会主席鲍威尔和参议员纳恩前往海地，同叛军直接对话。进行到最后一轮时，美国入侵部队已从空中和海上向海地逼近，阿里斯蒂德在美国的保护下重返太子港。

由于宪法规定不得连任，更由于美国的警告，1995年阿里斯蒂德决定暂离政坛，养精蓄锐，将政权移交给大选获胜的同党密友普雷瓦尔。这是海地历史上首次实现政权和平过渡，阿氏为此得到多项国际勋章。普雷瓦尔上台后积极与美国及国际金融机构合作，但强行实施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导致海地贫富分化，群情激愤，国内稳定受到威胁。2000年的大选又开始了，但暴力再度接踵而至，警察逮捕了大批反对党候选人和活动家，但对采用暴力手段的执政党支持者则听之任之。阿里斯蒂德在随后的总统大选中再次获胜，在其后的三年任期中，海地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社会问题日益尖锐。反对派逐渐得到下层民众的支持，倒阿武装不断发难。2004年阿里斯蒂德乘坐美国飞机流亡中非，海地再次进入临时政府统治阶段。

民主输出的副产品

综观海地的政治历程，各个阶段都可以见到山姆大叔的熟悉身影，只不过有时是讨伐者，有时是赞助人。美国为何如此热心？口头上说利人利己，而归根结底现实利益才是其利他言论的根本依据。可是时至今日，这种输出民主的努力无论从推广者、接受者还是旁观者的角度来说，都不能算是一场成功的试验。即使单纯站在美国的位置上看，输出民主也给其带来了许多事先未曾预料或者不愿正视的副产品。

空壳的愚弄。民主国家在数量上的不断增长并不能掩饰其质量上的恶化，许多国家民主被逐步地空洞化了，只剩下一个多党选举的外壳。海地算得上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有的民主基本要素一样不缺，但200年的历史上政权更迭几乎全部通过暴力方式实现，民主制度的作用从未得到有效发挥。在海地军人或当权者保有不受政治监督的特权，反对党的竞争空间受到压制，公民在参政过程中经常遭受任意的逮捕或暴力侵犯。这里虽已实行民主，但因为缺乏对个人自由的保护和自由宪政对中央权力的制约，民主就会倾向于滥用权力。美国为了海地的民主化确实做了不少工作，有些举动也不能不说更多是出于非利益因素的考虑（如1977年卡特派特使到海地商谈改善人权问题），但海地的民主化却连最起码的安全稳定都难以保证，这在陷海地人民于水火的同时，也损害了美国上帝使者的形象，使人怀疑其动机和能力，更重要的是对美国在海地的人员安全、经济利益、安全利益都造成威胁。美国对国际关系一个固定的看法是，富裕的邻居是最好的邻居，为了减少海地难民和毒品的冲击，他们需要海地富起来，但是通过输出民主似乎难以奏效，而美国在海地的资金援助和经济投资也往往因战乱而竹篮打水，给美国相关企业造成损失。这些结果只能在输出民主的源头上找原因。

善变的代价。美国的民主输出受利益主导，采用双重标准，前后缺乏一致连贯性，这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事实。对美国来说，谁在海地执政显然比其当选方式更为重要。杜瓦利埃时期，所有荒谬的决定都由所谓公投通过，据说当时警察到家里抓人，连在街上看热闹的美国游客也被拉去投票，而他一个人就投了15次。难怪独裁者在选票榜上会这般得民心。可如此滥用民主的暴君依然是美国的朋友，因为他听话。阿里斯蒂德虽为民选，但历届美国政府均不满于其不合作的态度，而倾向于支持政变夺权的军政府，只是由于它过于妄自尊大，美国才不得不痛下狠手，但仍留其生路。不管独裁者还是民选总统，都可以乘美国飞机逃离险境，因为这都是美国的需要。利益至上本无可厚非，但因美国把推广民主上升到尽人皆知的战略高度，如此的善变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国输出民主理念中的真诚成分，破坏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和道德信用，也加大了具体操作时的困难。

矛盾的诅咒。美国的民主输出主要采用非民主手段，这既不道德，也很危险。武力输出民主可以推翻独裁政权，却难以换来民众对侵略者的拥戴；经济制裁可以制约军政府的统治能力，却同时也陷民众于水火之中；自由市场模式可使西方繁荣昌盛，强加给海地却只能带来破产败落。外来力量能够改变的只是领导阶层和决策模式，但不会迅速改变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这就决定了使用非民主方式推进民主时其自身难以克服的悖论。海地的轻工业曾有起色，但多年的制裁将它推回原点，私有化更是彻底摧毁了海地赖以生存的农业。这不仅严重阻碍了海地的稳定发展，同时也换来了对美国的怨恨和抵触。

压力的困扰。虽然道德屈从于利益，一直就是美国外交的基本特征，但这并不是说价值观念匮乏无力。对民主理念的推崇就可在不同程度上制约政府决策空间，使国家利益受损。美各届政府对待阿里斯蒂德的态度就是一例。因他是民选总统，所以对他上台后的强硬言论也不好直接发作，落难要允许他避难，对他借助国会挖克林顿的墙脚也无可奈何。阿氏非常善于利用美国的民主政体为自己服务，《华盛顿邮报》说他花费了730万美元游说国会，这笔钱对于80%都属赤贫的海地人来说不啻是一座金山，当然这钱也不是他自己的。尽管利益最终还要迫使美国回到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来，重新反对自己出兵出钱保护的民选总统，但也因此不断遭到国内反对派的指责。当年一些黑人议员就批评克林顿政府的海地难民政策有种族歧视色彩，而今更有人抨击布什跟海地那些政变者没啥两样。布什虽没有像前任那样向反对派妥协，但民主理念给政府决策造成的这种压力清晰可见，政府已难以摆脱其影响，而不得不将美国利益的一部分作为必不可少的成本，捐献给输出民主的努力。

现实的讽刺。民主国家是否比其他政体更易相处？至少部分现实给出了否定的答案。独裁政权更有条件用强力保护美国在当地享有的排他性经济利益，其政权的维持更需要美国的支持也更容易尊奉美国的指令，美国的反共意图往往也更容易在他们那里得到共鸣。他们对内可能残暴，对美国却可能恭顺。这种倾向在海地非常明显。阿里斯蒂德以前的专制政府都很少跟美国闹矛盾，美国的意图可以得到更多的体现。但阿氏以民选总统自居，不仅不愿受控制，甚至试图利用民主政治控制美国政府。阿氏的这些做法并非个人性格使然，而是民选总统的职位赋予他的条件和底气，换了别人，程度上或许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都会让已经习惯于主宰对方的美国觉得难以相处。

对终结者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