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背景下的中国飞机维修业

加入WTO背景下的中国飞机维修业（精选4篇）

加入WTO背景下的中国飞机维修业 篇1

加入WTO背景下的中国飞机维修业

Time：2007-11-16Counter 据统计，2000年世界航空维修市场总收入约500亿美元，今后随着航空业的发展还会继续增加，中国民用航空维修企业若能分一杯羹，将是一个很大的数目。除了保障航空安全外，单从市场利润来说，就有必要关注加入WTO背景下的中国飞机维修业。

在WTO《服务贸易总协定》中，有四项航空运输服务纳入多边贸易体制中，它们分别是：

客运服务； 飞机的维修和保养； 计算机订座系统服务； 空运支持系统。

中国民航承诺开放第2和3两项。其中，开放飞机维修和保养服务的承诺要求是：

开放境外消费，即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可到外国飞机维修企业修理；

开放自由人流动，即中国飞机维修企业可以雇用外国技术专家和经营管理人员； 开放商业作业，即充许外国服务提供者在中国境内成立合资飞机维修企业。

《服务贸易总协定》强调航空自由化，在未来5年内将扩大协定范围；而且，中国在泛太平洋国家首脑会议《奥兰多挑战》声明中支持航空运输自由化，将促进中国民航业的整体开放。

中国飞机维修业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在中国，航空公司背负沉重的成本负担前行，其中飞机的维修成本占航空公司总成本的10--20%，而维修的费用则达到了购机费用的2/3。负担非常沉重。

迄今为止，除台港澳地区外，中国共有CCAR-145部批维修单位266家，其中航线维修单位107家。除了少数具有飞机和发动机大修能力的军队维修单位以外，266家维修单位中，能够进行飞机和发动机大修的单位仅3家。

我国目前处于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时期，现有各种类型民用运输机510架，每年用于维护、维修和航材方面的费用达100亿元人民币。航空维护、维修是确保航空公司安全准点运营的重要因素，也是确保航空公司运营成本效益的重要因素，可以说，每个成功的航空公司背后都有一支优秀的机务队伍作坚强后盾。

北京AMECO是中国首家获得中国民航总局（CAAC）、美国联邦航空局（FAA）、欧洲联合航空局(JAA)维修许可及ISO9002质量体系认证的航空维修企业，还获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尼泊尔及澳大利亚等国的维修许可证。AMECO目前可进行波音737／747／757／767飞机的大修。、洛克希德马丁国际航空服务公司（占25％股份）1989年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占50％股份）和香港和记黄埔（中国）有限公司（占25％的股份）合资成立广州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GAMECO），总投资6000万美元。10余年来，GAMECO创造过中国航空维修业的多项第一。

与已经走过10余年中外合资道路的 AMECO和GAMECO相比，上海东航维修基地目前还只是一个以自己航班机队维修服务为主的非独立的法人机构。尽管已有长足的发展，形成以维修空中客车系列飞机为主的航空维修机构。但面对竞争激烈的国际国内航空维修市场，力量仍显单薄。微观上，除少数合资飞机维修企业外，维修单位普遍存在规模小、设备落后、技术创新能力弱、作坊式管理和经营等缺陷；宏观上，多年来中国飞机维修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维修能力布局发展不平衡。受国内飞机维修业综合修理能力和实力的限制，在整个维修行业每年的市场份额中，有65％左右的维修项目送国外维修。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步伐的临近，中国航空维修服务业面临着一个关键的发展转折关口。由于航空维修服务业是中国加入WTO后对外全面开放的行业之一，这意味着中国人世后，将会有更多的外国航空维修厂商到中国投资办维修服务业，而且它们将不再受与中方合资的限制，也没有投资金额、投资年限的限制。中国航空维修业市场竞争将更趋激烈。通过新兴的维修合同——全面的维修服务包，以单位飞行小时计算的统价维修服务，和按单位运转时间记价的发动机维修服务较大的民营航空维修企业以外，其余的维修单位普遍存在规模小而分散等问题。中国的航空维修服务业与国际先进的航空维修服务业相比，多数仍处于计划经济下的管理模式，造成投入多、产出少、成本高、效益低的粗放经营。而且维修服务的总体技术水平等级较低，大量的发动机仍需送国外修理，部分在国内修理的发动机，大量的单元体组件仍需转包外送，使修理周期、价格和质量都不能主动控制，无法满足国内航空公司的需要，且增加了运营成本。又如飞机、发动机附件，多数项目国内尚不能修理，必须外送。复合材料关键件在国内修理能力也很有限。

世界维修业的现状和发展

站在全球化的视角，以未来的眼光来研究世界维修业，对发挥我们的后进优势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瑞航技术公司的总裁汉斯•贝伊勒认为未来的世界航空维修业有3个特点：首先，航空公司很紧张的成本压力会降落在航空维修业上；第二，大修和维修业务将会走向全球化，现在许多国家都能可靠地运营、维护和支援新的大型支线飞机；第三是先进的技术得到充分运用。另外，有咨询公司的研究认为，一个航空公司的机队少于50架飞机，最好不要介入MRO行业，甚至连航线维护也不要做。

50－100架飞机机队规模是开始飞机大修业务的边界值，当公司有120架以上的飞机机队规模时，才明显地具备开展新的MRO业务的基础。中等规模的或者较早建立的航空公司的飞机维修基地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境地。

通常，航空公司自己维修不了的业务就要进行外包维修。对于外包维修有两条准则：

l）成本高和自己维修有困难的业务；

2）容易选择的外包维修业务。

对于飞机用户，通常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学会修理航空电子组件，但很容易学会如何修理飞机的蒙皮和裂纹。因此外包维修的首先是需要许多技术知识的部件，如航空电子及其它一些装进组件的东西（单元体或组件）。而这些工作需要由原设备制造商（OEM）和专业维修部门来做，而且这些备件的库存是很昂贵的。第二个需要外包的是发动机，因为需要花很多的资金保持维修能力。需要专业的维修工具、人员和零备件。最后需要外包的是飞机的机体，同时也可以考虑把飞机的航线维修外包出去。商务逻辑常受到政策因素的影响。资方很容易与工会谈判把部件外包出去，但却很难把飞机的机体外包出去。因而对于中型航空公司来说要做出决定则更困难。目前的状况是，一旦有了维修设施，航空公司就希望把别的公司的维修业务拿来自己做，以保持一定的规模。这样就会导致中型航空公司的维修能力过剩，但成为第三方维修供应商又不那么容易的状况。航空公司需要的是个性化的维修服务，他们需要新的技能并对维修文档进行管理。因此，在未来，一些高技能的供应商将进入维修业，以提供不同的服务，包括客户支援、测试以及一些很特别的技能。

汉莎技术公司、法国航空工业公司、瑞士航空公司的维修部门都在寻求更好的提供全方位维修服务的策略，欧洲的维修部门正通过全方位的维修服务拓展全球维修市场。从MD－80到A320和A330是很重要的一步。现在这些飞机需要很少的人维修，但投资量很大。越来越多先进系统的应用，需要很多的测试设备和更多的受过培训的人员，排故也变得很难。从事航空维修需要越来越多的固定投资，但每飞行公里的维修人时数变化不大。高维修成本意味着保本进行MRO的机队规模扩大了。过去，只要20－30架飞机就可以有效地进行自修，但现在需要50－100架飞机才能有经济效益。只有少数几家航空公司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航空维修是一种要么做大要么一点都别沾边的行业。维修能力通常取决于维修供应商的背景，一家非航空公司的维修公司比较难达到提供全方位维修服务的能力。

加入WTO对中国飞机维修业的影响

有利方面：

1.加速机务管理的国际化步伐：

有利于维修领域的适航双边交流与合作，对管理和技术水平、市场意识与国际接轨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加入WTO使国内企业变成国际企业，在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同时，也获得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良好机遇。

国内航空公司应当利用当前欧美维修服务业人力资源短缺、人工时费过高，维修服务业正向亚太地区转移的有利时机，积极与之合资建立维修服务企业。合资项目应是国内无能力维修、维修深度上能提高自身维修技术水平的项目，项目可考虑更集中一些，如只针对发动机某个零部件的修理，而在修理机型上尽可能具有通用性。

2.受多边法律框架的保护。

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的规定，为国内维修企业寻求OEM对其进行技术支持提供了契机，WTO成员国的OEM将无权拒绝我方提出的正常技术购买要求，为打破技术封锁提供了法律保障，这有利于中国航修企业对新技术的引进，提高维修水平。

3.取得参与相应国家航修市场竞争的权利。

加入WTO，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国内航修企业通过系统和资本改造，达到符合WTO其他成员国适航当局的规章要求和维修许可证的申请条件，取得平等参与相应国家航修市场竞争的权利，走向世界。

不利方面：

l.加入WTO后，市场开放，有些设备的修理可能出现垄断现象，国内航修企业的市场占有量将发生变化，小航修企业可能被兼并或倒闭。

2．国外航修单位的进入，特别是OEM的加入，提高了对国内航修企业的经营和管理要求，国内航修企业在获取市场方式、技术和设备更新方面面临挑战。

3．人才流失日趋严重。国内本已短缺的航修人才被外国航修企业“挖走”的趋势将更加严重。

航空发动机的维修技术日趋复杂，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门槛越来越高。为了将更多的力量放在客货运输上，外国航空公司将其维修业务外包出去。GE、普惠和罗一罗等发动机公司看准这一商机，纷纷投入大量资金来扩展维修和大修（MRO）业务。旨在赢得更大的维修市场份额。

加入WTO后,中国飞机维修业的对策

1.团结力量，各个击破。

要迅速组建整合符合市场规律和低成本原则的大规模航空集团。各航空集团属下要控股合资飞机维修集团，并各自细分市场范围，做专一机型的深度维修，对外合作，形成人力、技术优势，开拓市场。民航总局对战略布局要有魄力，要有自信，要相信我们可以取得巨大的市场份额，要相信我们的优势和力量所在。如香港和澳门一样，严格控制公司的数量。要按机型结构优化组建大规模航空集团，如波音机队的南方航空，空客机队的东方航空，支线机队的xx集团。南方航空成立南方飞机维修集团专业维修波音飞机。东方航空集团专门成立空客飞机维修集团。xx集团集中力量做好支线运输和支线飞机维护。其他机型逐步退出。力争机型搭配合理，干支线配合的趋于完善。国内要加强合作交流，做好维修市场的合理分配和维修能力的合理布局，避免重复建设和重复投资，形成规模效应，特别是在航材储备和共享管理方面要予以关注，要适应我国航空公司联合重组的潮流。以南航为例。GAMECO主要负责开拓全球的飞机大修业务。珠海发动机主要负责开拓全球的发动机维修业务。现有十个子公司或控股公司的飞机维修单位共同组建一个独立的维修企业，进行企业化运作。在南航范围内形成资源共享：航材共享、设备共享、人才共享，以达到航材储备最少，设备利用率最高，从而降低维修费用，降低南航的运营成本。组建维修企业后，各地方的维修单位除保证飞机正常营运外应把重点放在开发飞机及发动机零部件的修理及翻修业务上，使之各具特色，在维修领域上形成专业互补，服务项目互补，进行承诺协议，避免低水平的恶性竞争联合，使现有的形式上的“规模”变成真正意义上的“规模”。这种联合与协作，不仅可以加强国内维修业的实力和产业规模，而且加强了国内维修的网络，有利于加强“入世”后和外商合作时我国的谈判实力。航修企业之间应加强彼此间的交流与协作，在技术、设备和航材上互通有无，必要时可进行联合。在市场经济下，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协作是并立的，国内航修企业之间应改变观念，要敢于抵制恶性竞争，以平等坦诚的姿态进入市场，参与竞争，谋求共同发展。

2.以人为本，激励优先。

（1）防止人才流失，加强激励。美国航空公司的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1／3，而中国航空公司只占不到10％。高科技的维修业，要全力提升专业技术人才的待遇。加上文化沟通，传统手段等办法将人才留在三大航空集团是合适的。我国企业，特别是高科技的维修业，对此要建立人事考核制度、晋升制度、表彰制度、奖金发放制度、进修制度、参与制度来满足员工的需要。

（2）加强培训，提高素质。面对全球航空维修市场，要强化维修企业内部人员整体素质，加强对维修技术人员的培训。培训要有规划，成体系。

3.深度维修，进军世界。

部件翻修、飞机大修和发动机深度维修等要，分工负责，避免重复建设。占领发动机大修和日常维护的亚洲市场，开拓世界市场。特别是要利用中国人工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部件翻修，飞机大修和发动机深度维修等要分好专业。各个突破，分工负责，避免重复建设。西方国家劳动力缺乏而且成本高，加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航要飞中国地区，我们可以代理他们的日常维护。航修企业应积极挖掘自己的附件修理能力，减少外修数量，降低维修成本。因此，国内航修企业可以积极寻求与我国国内航空电子、工业部门的企事业单位合作，从他们那获得能用于航修的设备、工艺和人才资源，获得持续有效的技术支持，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提高自己对航空器附件的维修能力。大力拓展国外维修市场，争取亚太地区的维修工作量，同时应考虑与国外MRO企业的联合及维修项目的互惠合作。积极开拓国内外的维修业务，增加市场竞争意识，摆脱事事要求政府规定的旧习。

加入WTO后，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航空维修业工作条件艰苦，从业人员较少，劳动力成本太高，而我国人工成本相对较低。在航空维修业具有一定竞争力，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应利用这一优势，加强与西方先进维修企业的合作，吸引他们在华投资，共同开发新的维修项目。同时，学习他们先进的技术及管理，为国内维修业更长远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而在国内航空器的大修业务，己被较早成立的合资维修公司：GAMECO，AMECO，厦门太古三大公司瓜分，他们的技术及管理已接近国外先进的维修企业，而且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已逐步成熟。

4.科学维修，实施现代化规范化管理。

中国民航目前使用的机型是与世界是同步的现代化机型，要管理好并使之发挥最佳效率，应实现现代化管理。现代化管理包括：①制定完善的技术标准和规范；②加强技术和管理监督；③加大对航材的管理航材，航材订货要适应维修要求，实施动态管理。

5.构件自制，开发机型。

随着飞机机龄的增加，飞机结构件的维修将占到越来越大的比重。而国内维修单位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进口依赖性。中国加入WTO后，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这些国家不得以商业或竞争为理由，提出适用数量限制或出口许可证或其他类似的要求，来限制民航产品向中国出口。维修企业可以自由选择航材供应商并利用他们之间的竞争来获得商业利益，在适当时机可和国际航空业合作制造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飞机系列。

6，建立自己的战略研究、文化建设、政策研究等智囊团队。

加入WTO与中国金融开放中 篇2

加入WTO与中国金融开放（中）

发布时间： 2003-12-22  作者：秩名

（二）把握金融开放的主动权

WTO协议外在地规定了我国金融业开放的速度和深度，这是我们必须遵守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开放方面就别无选择。除了下文分析的合理保护外，更关键的是要正确引导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为我所用，以最大限度享受开放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

在经济政策上，政府虽不能歧视外资金融机构，但可在鼓励措施方面区别对待。如现在西部大开发急需金融机构介入，就可在政策上鼓励外资金融机构进入西部地区。降低资本金要求、放松准入标准、给以更多的业务发展权限、降低税率等，都是可选择的鼓励措施。在行业上，对于积极投资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及基础产业的外资金融机构，还可以给予更多的优惠。还可以将外资银行准入与来源国在华投资贸易量挂钩，贷款规模大的给予更大的优惠。在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形式上，对于中外合资的方式应给予更多的优惠。而对于那些主要从事短期贷款、中间业务的外资金融机构则减少政策优惠。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开展业务，必须同中资银行进行合作，如在中资银行开立外汇结算帐户用于调拨外汇头寸、转汇款或委托付款，以及从中资银行借入人民币资金等。另方面，随着外资银行逐渐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资银行也须与它们开展业务合作。外资银行在中国开展业务，相当长时间内必然遇到人民币资金匮乏问题以及衍生的人民币流动性问题。现在，外资银行主要是通过市场拆借和同业借款来融通人民币资金。在目前资金相对宽裕的情况下，许多中资商业银行已通过同业拆借或同业借款向外资银行融出大量资金。将来这一渠道还可拓展，诸如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之间的货币互换，外资银行针对中资银行发行人民币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外资银行为客户开出外币备用信用证或直接出具人民币担保用于客户向中资银行借人人民币资金等等，都是最有可能的合作形式。

到2000年底，中资银行境外营业性机构已达68家，资产总额1565亿美元。国泰、光大、中信、海通等证券公司也已跨出国门。中保集团则在国外已经营了50余年。加入WTO为中资金融的跨国经营带来了更多的商机，我们必须充分把握。中资银行跨国经营的战略目标可定为：在竞争战略上，以国内竞争和人民币业务为基础，从中国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和贸易往来以及在华三资企业切入，逐步对外扩张，在全球布点，最终成为综合型、全能型的世界一流全球银行。在地域选择上，中资银行扩展海外业务，首先应以欧美市场为主攻地区。欧美市场规模庞大，结构完善，金融技术发达，是极好的学习之地。进入这个市场，可以使中资银行获得良好的人才培训基地，还可获得最多的关于国际金融业务和管理方面的信息。当然，亚太地区在金融危机之后，金融管制放松，中资银行也可抓住时机进入主要亚太国家的市场。在业务定位上，必须要发展自己的拳头产品，在某个业务上获得全球或者地区优势，从而获取国际竞争力。在客户选择上，国内客户应以大型综合型企业为首选，东道国客户则以中型企业和华资企业为重点。东道国的大型跨国公司基本上已经与本国的大银行建立了密切的业务联系，中资银行难以插足。而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大量进入国际业务领域的中型企业，可能成为中资金融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

（三）寻求必要的合理保护

经济全球化虽然意味着国界的日益模糊，并绝不意味着各国经济失去了独立意义。因此，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力图在与他国的经济往来和市场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尽最大的可能保护本国金融业，以求获得更大的利益，仍然是各国努力追求的目标。

即便是发达国家，对金融业的开放也是慎之又慎。美国财政部的研究显示，在135个WTO成员国国中，对外资银行没有明显限制的只有13个。中国金融业长期处于高度的政策壁垒保护之下，在资本实力、服务水平、内部管理及风险控制能力等方面与外资银行存在巨大差距，对于加入WTO后可能出现的高度市场竞争形势需要有个适应过程。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拉迪（1999）指出：从WTO通过中国入世议定书所定的条款来看，中国入世的复杂性已经超出一般想像；对WTO而言，中国开放市场所做的承诺，远比10年前世贸组织处理其他国家入世的影响来得深远；而中国在议定书中所做的承诺，也远远超过10年前其他国家入世时所同意的承诺。拉迪认为，中国作了如此广泛和影响深远的承诺，短期内付出实质的经济代价将难以避免。最主要的短期代价将是中国部分产业会在国际竞争中被淘汰。而加入WTO所带来的劳工和资本重整效果要在中长期方会浮现。有鉴于此，我国应在符合WTO规则的前提下，对民族金融业实行适当的保护。因此，认真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结合多边服务贸易规则和纪律，合理利用《服务贸易总协定》赋予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市场的保障条款、例外条款以及逐步自由化等条款，制定有关金融行服务贸易的适度保护措施，是我们应对? 尤WTO挑战的战略安排之一。

1.运用WTO及GATs的发展中国家保护规则 WTO以及GATs针对特殊情况提供了一些“保障条款”或“例外条款”，东道国可以据以全部或部分终止已达成的协议。

GATs第十九条第二款指出：“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应取决于各成员国方相应的国家政策目标，以及各成员国方包括它的整体和个别服务部门的发展水平，对各个发展中国家成员国方在少开放一些部门、放宽较少类型的交易和逐步扩大市场准入程度等方面，应根据它们的发展情况给予适当的灵活性，……旨在达到本协议第四条（发展中国家的更多参与）所述的目标上。”GATs第二十九条“关于免除第二条义务的附录”，具体规定了申请义务免除的例外。按该例外条款规定，任何缔约方可开列一个具体的不遵守最惠国待遇的清单，但该清单将在5年后被缔约方全体审查一次，其最长有效期一般不应超过10年。GATs金融服务附件也提出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及保护性条款规定。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些条款都可以用来合法保护国内金融业。

2.利用GATs中的“审慎例外” 在GATs的谈判过程中，各国政府普遍感到对金融服务应当给予特别对待，对金融业应进行严格规制，感到成员国应有采取审慎监管措施的充分自由。GATs第十一条“关于国际支付与划拨”和 GATs第十二条“对保障国际收支平衡的的限制”均对此作出明确规定。金融附录除将政府机构行使权力提供的服务排除在GATs的适用范围之外，还对审慎监管规定了更大的例外即审慎例外（prudential－out）。第二条“国内法规”规定了各国有权采取不符合GATs（包括国民待遇原则）规定的谨慎措施。“无论本协定任何其它条款如何规定，不应阻止一成员国为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为保护投资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诚信义务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为确保金融体系的统一和稳定而采取的措施”。 第三条“确认”规定了成员国对另一成员国谨慎措施的承认。按照法律适用中特殊优于一般的原则，附录中的审慎例外应得到优先运用。附录使用“无论本协定其它条款如何规定”的措辞就足

以表明，成员国方无论是否做出了自由化的承诺，都有权采取监管措施以保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及其存款人等，这些监管措施不受GATs自由化条款的约束而优先于GATs的相关规定。

至于什么样的监管措施就是审慎性，GATs并没有进行定义或列举清单，其它一些从事监管标准的研究制定工作组织如巴塞尔委员会等也没有对监管进行定义，而是推出上述领域的最好做法（best practices），供各国参考采用。由此，辨别一项措施是审慎措施还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伪装，相当不易。这就给各国自主选择审慎措施留下了空间。

各国之所以敢于对外开放金融业这一高度敏感的部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GATs及其金融附录规定了本国具有足够的监管自主权和灵活性。对此，我们应有充分认识。在围绕金融审慎措施的激烈斗争中，我国应坚持成员国方具有足够的监管权，能够灵活地采取本国金融体系所需要的监管措施，同时应充分利用GATs对发展中国家的有利规定，坚持在处理监管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应当具有不同标准。分析起来，我国可以考虑的安全的审慎例外措施主要有：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由于金融服务贸易依赖于资本的自由流动，一个国家对投资、借贷、汇兑的限制性规定会直接阻碍国际金融服务。突出的是法定准备金要求。GATs及其附录将行使政府职权所提供的服务排除在GATs的适用范围外。这些措施无疑构成行使政府职权所提供的服务，也可以被认为是为确保金融体系的统一和稳定而采取的审慎措施。

资本项目管理。一国为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金融危机而采取的限制短期资本流入等措施，在多数情况下不在GATs的调整范围内。即便这些措施与上述义务承担有关，成员国方仍可以对资本项目交易进行限制。只要这些限制国际资本交易的措施系为了确保金融体系的统一和稳定，构成审慎措施，成员国方就可以自由采取。

在国民待遇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对陷入危机困境的金融机构进行救助问题。这种救助虽然对国民待遇具有影响，但其主要目的通常是保护存款人和恢复金融业的稳定，因而能够构成审慎措施，同时亦符合政府行使权力提供的服务。

在一定条件下对市场准入或国民待遇的限制亦构成或转化为审慎措施。就市场准入而言，对法律实体形式的限制和对外国资本在当地金融机构参股的限制十分常见。对同一家金融机构营业机构数目的限制、对同一城市外资金融机构数量限制、对外资金融机构来源国总数和对金融机构交易额或资产额的限制也不少见。这些措施有审慎的成份，但在很多情况下其主要目的是限制外资金融机构对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和保护国内的金融业市场份额，而不是直接为了维护金融稳定和保护存款人。

（四）提高金融政策的透明度

透明度是GATs条款要求的基本原则。从中国目前情况看，无论在落实政府政策的知情权还是各金融机构的信息报告、统计制度上，我们不仅没有做到，甚至这方面的意识都尚未形成，“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造假之风已成普遍现象。金融机构作假账、向监管部门报告假情况、假数字的情况非常普遍。系统性金融风险深埋于这种缺少透明度的“灰箱”运作甚至是“黑箱”运作当中。

中国金融服务业运行的特点，也使得增强透明度工作非常必要。中国的金融运行机制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长期以来，中国金融机构的工作大都根据上级命令来进行，这些命令可以是上级金融部门的，也可以是上级政府的，而且方针、政策变化较快，外界对此不易了解。中国金融机构的运作还具有很强的封闭性，习惯于把涉及到金融工作的各种规定、要求以及业务做法等都纳入保密范围。而根据GATs关于透明度的要求，中国有关金融服务的数据、法规、条例、决定以及实施细则应该予以公开。信息不透明，除了容易滋生腐败外，还严重阻碍了世界各国了解中国金融服务业的情况，造成种种误解。

WTO中国入世工作组成员对中国目前的服务管理体制缺乏透明度表示担心，尤其是涉及许可证的获得、展期、更新、否决和中止，以及在中国市场提供服务所需的其他许可。工作组成员认为，加入WTO后，中国应该发布一份负责对中国做出具体承诺的服务部门进行监管的监管单位名单以及中国的许可程序和条件。中国代表对此表示同意，表示加入WTO后中国将在官方杂志上公布中国的许可程序和条件。中国代表还表示，对“具体承诺清单”中的服务，中国将确保：中国的许可程序和条件将在生效前公布；在公布时，中国将规定合理的时间，以备相关单位就中国的许可程序和条件做出评估和决定；任何不包括在拍卖或招标中确定的费用，均应与处置一个申请的管理成本相符；在接到申请后，中国主管当局对申请尽快做出决定。

应当看到，提高透明度并非遥不可及，现在就可以有所作为。监管当局政策调整对市场参与者公示，现已初步步入规范化，《金融时报》、《经济日报》等主要媒体常常全文刊发政策法规。目前努力的要点是不仅要求监管当局尽可能向公众报告，同时金融机构也应建立直接对公众的强制信息披露制度。上市银行要按规定向社会公众公布资产负债等重大经营信息，非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应向所在服务地区披露信息。人民银行已经建议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最迟在2003年开始公布上一年的经营信息，个别银行可推迟到2005年。最后，为防范不良客户利用银行间的业务竞争重复借贷或多头骗取银行资金，各银行之间应建立通畅的信息沟通渠道，以作到客户信用等级信息资源共享，中国银行公司业务部已在这方面作了成功的尝试。

（五）确立审慎金融监管体制

要想充分利用金融开放带来的机遇，同时确保金融稳定，必须深入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还权于市场，确立审慎的金融监管体制。1995年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所确立的监管原则与措施，已向审慎监管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审慎的监管与金融管制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对银行的要求是一种规范性的品质管理，以防范金融风险和促进竞争为目的，银行具有充分的业务自决权；后者则是银行的大部分具体决定直接由政府机构作出。在金融自由化程度很高的国家，监管当局对利率水平和结构、汇率水平和波动、资本流进和流出、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金融机构总量及投向等，都仍然有一定的限制或控制，但限制和控制的方式和程度已大不相同，它建立在对尊重金融机构自主权的基础之上，强调市场约束和自我负责原则。2000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发表了对未来银行业监管展望的报告，进一步确认了审慎监管是大趋势。

1.转变金融监管政策的基础和方式

（1）金融监管政策非行政化。在审慎监管的框架下，除了业务合规性等无法量化的规定外，在日常监管中基本取消行政命令式的监管办法。只在金融市场失败时，政府直接干预方可走上前台。一般情况下，金融监管手段必须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间接手段，通过严密的法规约束当局的金融监管行为。为此，需要强调保持监管者与监管对象之间的距离。中国加入WTO工作组一些成员就对在中国保持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独立性表示关切。中国代表表示，对于包含在“中国具体承诺清单”中的服务，除了邮件和铁路运输服务外，其他管理部门应该与它们所监管的所有服务提供商分离，并且不对它们负责。

（2）监

管重点由合规性监管转向经营性风险监管。这需要建立一种风险集中（Risk-focused）和过程导向（Process-oriented）的新型监管框架。所谓风险集中，是指监管资源要更多地用于关注银行机构及其资本所将承担的最大风险。目前最重要的，是要按规定标准补充资本金，按五级分类划分贷款质量。所谓过程导向，是指检查和稽核要重点检查银行机构对某种风险的管理过程和管理方法是否充分和有效。对那些没有建立合适的风险控制架构和有效管理过程的机构，施以更多地现场检查。在目前的过渡阶段，对于促进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建设，也要重点监管。如促进董事长、总经理、监事长分设，引进独立董事等。

（3）执行符合国际标准的审慎会计制度。一是改进收入核算办法，确保商业银行经营成果的真实性。二是改进和统一应付利息的计提方法。三是落实呆账准备金由商业银行自主计提的新政策，扩大银行决定核呆的自主权。四是监管当局通过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商业银行审慎会计制度执行情况进行审查。

（4）建立包括短期债务比率、贸易差额、汇率波动、外汇储备、通货膨胀率、股票指数、利率水平、M2/GDP比率、资本流动易动性、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率、偿债率等监控指标在内的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及时预报和防范金融风险。

2.逐步给予金融机构自由定价权和业务创新自由权  在计划经济时期以及计划成分占优势的80年代，利率是否市场化并不重要。随着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大，特别是在非国有企业、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的兴起以及国有商业银行及部分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之后，利率管制的弊端愈显突出。由于利率管制，商业银行不能通过利率差别来区别风险不同的贷款人，高风险贷款缺乏高利息补偿，银行处于风险收益不对称状态。多年来，屡禁不止的“储蓄大战”和帐外帐经营就是利率管制扭曲的反映，我国金融机构的大量不良资产正成因于此。利率管制还人为强化了金融工具之间的非市场差别，制约了公平竞争。

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以市场资金供求为基础，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调控核心，由市场资金供求决定各种利率水平和结构的利率体制。利率管理体制改革的顺序是先贷后存，先大后小，先外后内，先农村后城市，先市场后信贷。总的思路是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浮动幅度、规定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等过渡方式，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当前，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点在于：一是放开国内企业债券发行利率，由市场决定；二是放开农村信用社存贷款利率，由农村信用社根据农村资金供求和贷款风险程度自行确定利率水平 ；三是逐步扩大城市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和范围，对一般存款利率仍实行管制，对大额存款利率实行有弹性的管理。

保护业务创新自由权的关键是要区分违规经营和金融创新的政策界限。考虑到二者界限的模糊性，在政策实践上，主导思路是尽量减少业务品种的行政审批制。当前，颇为紧迫的任务是允许银行、证券和保险之间的合作，逐步迈向有限混业经营。

由于银行和证券市场制度不完善，以及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力薄弱，在中国实行全面混业经营还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现实的政策是推行各种形式的业务合作或战略联盟。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通过银证转账业务，开展网上交易，利用银行卡、银行存折直接买卖股票，券商委托银行网点代办开户业务，银行承担基金托管业务和代理销售，乃至共同发行并管理开放式基金等，都是很好的合作方式。

3.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已经而且必将进一步冲破原先设在不同种类的金融活动之间的障碍。这使得各种形式的监管合作成为必然。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已建立三方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研究银行、证券、保险监管中的有关重大问题，及时解决分业监管中的政策协调问题，协调银行、证券、保险对外开放及监管政策以及交流有关监管信息等。这一定期磋商制度需要继续完善，最终将协同监管制度化。

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中国金融对外深层次开放，使得国内外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成为必须。利用互联网时，银行可以超越国界开展业务。现在银行在一国获得银行牌照，在另一地方进行数据处理（后线操作），而目标客户在第三国。在华外资银行的总行注册地在境外，很有可能由于其总行或设在其它国家的分支行的经营失误而负连带清偿责任。在这种环境下，非有全球的监管合作，不能对之实施有效的监管。目前，发达国家正在使其国家金融监管更具有区域乃至全球监管的功能，并试图通过国家立法来赋予其金融监管法律以治外法权的功能。中国的金融监管也应向区域和国际监管延深，甚至建立起隐含治外法权的金融监管体系。

4.规范政府行为

中国加入WTO后，政府要转变角色。一方面，要把一部分权力（主权）转让给WTO之类的超国家组织；另一方面，要把更多的权力转让给消费者和具体企业。WTO是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作为其中的一个成员国，中国政府必须遵守其既定的规则。对于金融业而言，首要是减少政府干预。同时，财务管理制度也到了不改不可的程度。财政部对国有商业银行应当实行目标经营管理，它没有必要对银行财务行为和人事工资管理事必躬亲。

（六）完善支付清算系统和制度

尽管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但是，中国的支付清算系统却是高度不统一的。面对加入WTO的新形势，加快建立中国的统一支付清算体系，已属当务之急。

一是发展多种支付工具。在大中城市开办银行本票业务。鼓励工商户和符合条件的个人在银行开立帐户，签发使用支票。在大中城市和符合条件的地区，推行定期借记、定期贷记支付工具。

二是完善支付系统建设。全面实现“天地对接”，完成电子联行业务到县的计划；完成电子联行灾难备份中心的建设，保障电子联行系统持续稳定运行；逐步实现电子联行系统向现代化支付系统的平滑过度。建立以大中城市为依托的区域性票据交换中心，扩大票据交换的范围和覆盖面。加快中小金融机构现代支付体系建设，完善电子联行系统，允许各类中小金融机构签发和兑付银行汇票。

三是发展电子货币。完善银行IC 卡的技术和实施方案，推动电子货币的普及应用。遵照市场的原则完成银行卡信息交换总中心与商业银行银行卡中心、城市银行卡信息交换中心的联网，实现ATM和POS通用。

四是建立健全计算机系统安全管理机制。组建计算机系统安全工作的组织管理体系，加强计算机系统运行及信息的安全管理和计算机安全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计算机安全培训教育和法制宣传。

（七）培育信用文化

由于多年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的社会信用观念和法制意识均十分淡薄，某些司法部门又偏袒地方利益，使得商业银行依法行使放贷和收贷的权利大打折扣。在一个信用文化不够健全的环境里，经营信用，以维持信用为己任的银行业是不可能获得健康发展的。

信用文化的内涵，包括债务人的偿债意愿、偿债意识、偿债行为、偿债记录等，也包括对违约债务人的惩罚等。信用文化的实质是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存在着的一种默契，或者说是一种思维方式，即彼此均对对方负有责任和义务。这种责任

和义务是以一整套连贯一致的法律、监管和司法实践为基础的。所以，良好信用文化的形成，需要依赖于建立一套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金融法律框架，并严格执行。债务人按期还债有困难，符合条件的，经债权银行同意，可以延期还债，可以进行债务重组，也可以依法破产，但不能赖债。凡对债权人提出的偿债要求置之不理，躲避债权人，应属欺诈犯罪。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若无一个良好的信用文化，在同外资金融机构竞争中，我们将处于劣势。

第三节 中国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的主要方面

一、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

（一）中国银行业的开放进程与现状

作为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1979年就对外资银行敞开了大门。截止2001年9月底，外资银行在华共有营业机构近190家，其中，分行158家、法人机构19家、二级分支机构13家。外资银行总资产440亿美元，贷款186亿美元，存款65亿美元，资本金(含营运资金〉30亿美元。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已达31家，其中上海23家、深圳8家，外资银行人民币资产总额410亿元。在市场份额上，外资银行在外汇贷款和国际结算业务领域分别达到20%和30%的份额，在外资银行较为集中的上海、深圳等地，所占市场份额更大。

中国银行业的这种开放速度，从全球来看，属于较快之列。许多发达国家虽然加入了WTO，签署了服务贸易条款，但迄今为止仍未对外资银行开放本币业务，并对外资银行实行地域限制。1995年，外资银行资产占中国银行体系总资产的比重将近2％，低于大部分新兴经济体的比例。但同期，美国外资银行资产仅占其全部银行体系资产的3%，澳大利亚、比利时为5%，加拿大为7%，法国为8%，南非为2%，意大利、瑞士、挪威为1%，而丹麦、芬兰、瑞典竟为0%。只有英国（19%）、德国（25%）、西班牙（31%）、新西兰（91%）较高。

（二）加入WTO议定书的银行服务业开放承诺

根据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在金融服务业之中，银行业的开放承诺最为彻底：

（1）审慎性发放营业许可证。即在营业许可上没有经济需求测试或数量限制。加入WTO5年内，取消所有现存的对所有权、经营方式、外资金融机构企业设立形式以及对分支机构许可发放方面的非审慎措施。也即当外资银行申请设立分支机构时，人民银行除了遵循审慎性标准外，不得有其它方面的限制。外资银行在同城设立营业网点，审批条件与中资银行相同。

（2）外汇业务及时开放。中国在加入WTO之时将向外资金融机构全面放开外汇业务，取消地域和服务对象限制。也就是说，一入世，中国将允许外资银行对所有客户（包括中资企业和中国居民）经营所有外汇业务（包括公司业务和零售业务）。

（3）人民币业务分阶段开放。对于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中国将在四年内分五批放开20个城市 的地域限制，五年后取消所有地域限制。在服务对象上，加入后2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可在12个城市向中国企业办理人民币业务；加入后5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向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

（4）金融咨询类业务及时开放。自入世之日起，外资机构即可获得在中国从事有关存贷款业务、金融租赁业务、所有支付及汇划服务、担保及承兑、公司并购、证券投资的咨询、中介和其它附属服务。

简单地讲，在加入WTO 5年之后，外资金融机构在服务地域和服务对象上已与中资金融机构没什么两样。中国在贸易自由化、开放国内市场、遵循国际惯例等方面作出的重要承诺，其影响之深刻、之广泛超出了人们的一般预期。

（三）中国银行业因循WTO规则开放后的压力

由于中国银行业正处于改革攻坚过程之中，诸如国企改革尚未完成、政府不当干预、较多的不良资产、资本金严重不足、银行经营机制尚待改变、金融监管行为扭曲、法制精神与信用文化的缺失等制约银行业有效发展的因素，均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因此，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外资银行在竞争力上将比中资银行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些优势主要体现在：具有外币经营优势；熟悉国际市场和具有丰富的作业经验；跨国公司客户业务遵从习惯，使其在竞争外资客户方面具有相当优势；资本实力雄厚，具有国际网络优势；具有良好的经营能力、管理经验和风险控制能力；有相对吸引力的薪酬体制和激励机制；具有先进的IT技术以扩展其在华网络。

中国的银行服务市场不会立即全部开放，外资银行也不会在短期内作好抢滩的全部准备，因此，现实的威胁是，外资银行将在某些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与中资银行展开激烈竞争。从国际经验和已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的实践来看，下述五个方面将是中、外资银行竞争的焦点：（1）优质客户，特别是跨国企业、三资企业、中国的外向型企业、大型工贸易企业集团以及高新科技企业；（2）高附加值和高收益的中间业务，特别是新兴的零售业务；（3）外币存贷款业务；（4）中心城市的金融业务；（5）竞争高素质的金融人才。

据初步估计，加入WTO 5年后，外资银行外币存款份额将占15%，人民币存款占10%；外币贷款份额将占20-30%，人民币贷款占15%；中间业务可达50%；以及绝大多数衍生产品和投资银行业务。加入WTO 10年后，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可接近1/3左右。在人才方面，大约会有20%以上的金融人才会流向条件及待遇较好的外资银行。

全球的外资银行发展趋势也证明了外资银行对于象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以及薄弱的金融基础极具渗透力。统计表明，外资银行资产占银行体系总资产比率，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分别为18%、23%、29%和16%。在发达国家，由于本土银行的强大竞争力，外资银行所占比例并不高，而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均占有较高的比例。

（四）中国银行业应对加入WTO的综合改革措施

当前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存在六大难题，即法人治理结构问题，精减机构和人员问题，降低不良贷款比率问题，降低和消除因会计制度变化、不良贷款和其它不良资产造成的巨额潜亏问题，补充资本金问题和人事分配制度改革问题。针对这六大难题，中央银行提出国有银行应进行综合改革：一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从产权制度上分步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综合改革；二是要通过多种渠道，如通过金融企业自我积累、财政增资、发行长期金融债券和以及上市募集、增资扩股等方式，增加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三是实行审慎会计制度，提高资产质量； 四是鼓励商业银行金融业务创新，以适应日益发展的经济需要；五是实施《商业银行考核评价办法》，从资产质量、盈利及减亏能力、流动性和资本充足率四个方面，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经营业绩进行动态评估；六是加强信息披露，提高金融体系透明度。这六个方面的改革，概括起来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形成多元化的产权制度，二是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

关于国有银行的产权改革，人民银行已经明确，将分三步，即公司化改造―股份制改造―上市，来达到这一目标。目前的障碍主要来自于技术性原因，最大的难题是不良资产比率过高。就股份制改造以及上市而言，我们认为：（1

）稳步试点的想法难以实现；（2）分拆上市，还可以考虑海外上市。（3）股权结构要尽可能分散化，特别要鼓励外国战略投资者入股；（4）约束国有股东行为。

公司治理的内容相对庞杂。国有银行的改革进行了20年，成效不够显著，出在我们对企业的理解过于表面化。国有银行的各种管理制度可以说是浩如烟海，但常常流于形式。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国有银行的治理框架有问题。国有银行公司治理改革的终极目标就是设计一套约束-激励机制，使国有银行的决策层和行政层更有效地为国有银行的整体利益而工作。一是确立清晰的战略目标，并使之阶段性量化。公司战略，就是公司的长期竞争定位，规定着公司的发展方向。其意义在于为公司的投资者树立市场信心和便于对公司上下进行目标管理。二是重组业务流程，形成矩阵组织结构。业务流程是一组共同为顾客创造价值而又相互关联的活动。业务流程重组的目的就在于发现哪些业务项增值最大，发现最有效率的业务归属和传递程序，实现银行部门之间、员工个人之间的职责分明任明确。业务流程必然要打破原有的组织机构格局。新的组织机构以“矩阵式”为模式，实现银行各项活动的双线监控，员工个人也可以实现“双线进步”。三是建立量化的核算体系。国际化银行有着四重核算体系――总帐、分部门、分产品、分客户核算体系，我们只有总帐核算体系。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分部门核算体系，以量化各部门对银行的贡献或给各部门“定价”。目前的难点在于资金转移价格以及后线单位成本分摊制度不易确立。四是开发和培育人力资源。主要是解决任免机制问题，必须确保高级管理层具备适当的资格，促进控制体系由“管人”向“管理系统和流程”转变。同时，中层管理人员的提升要保持透明性。五是强化风险管理和内控制度，主要是将目前的纵向式的`集体评审制变为横向式的集体评审制，最终发展到个人负责制。六是建立多样化、高透明的激励机制。薪酬的制定权逐渐由董事会薪酬委员会（需要政府的放权）负责，薪酬标准由现在的以职位和工龄为基础过度到以技能和竞争力为基础。并且薪酬必须与明确的、可衡量的业务目标挂钩――只有在这种体系下，敏锐的商业头脑方能被发现和奖励。七是实现充分的信息披露。目标是按照两套标准（财政部有关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和人民银行的五级分类标准）披露资产质量，并且所披露的财务信息要分别由国内外两大会计师事务所按国内外两套审计准则进行真实性审计。八是建立健康负责的董事会。这需要优化董事会的结构，主要是引进外部非执行（独立）董事。但从中国的实际看，独立董事将受到供给源、社会声誉机制缺乏的制约，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美国著名中国金融问题专家拉迪在1999年撰文指出，中国银行业需要10年准备，方能达到与外资银行同等的竞争力。我们认为：（1）在产权多元化方面，国有银行至少需要4年时间；（2）在管理制度健全方面，国有银行还需要3-5年时间；（3）在资本金补充方面，国有银行目前的资本充足率不足5%，每年补足1%，需要4年时间；（4）在不良资产方面，国有银行目前的不良资产比率为12-18%，每年下降2-3%，需要5年时间；（5）在人力资源优化方面，按照现在的每年裁员2万人的规模，需要8年时间。综合以上估算，中国银行业还需要5-7年时间，方可具备与外资银行近似的竞争力。

二、中国证券业的对外开放

（一）中国证券业对外开放的进程与现状

中国证券业的对外开放尚处于起步阶段。外国证券类机构在华只能设立代表处，不能设立分公司。中国建设银行与摩根斯坦利1995年合资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算是特例，而且它也不能从事A股经纪业务。外国证券类机构代表处的主要业务是参与国内的B股市场交易，参与H股、红筹股、N股的发行工作，以及参与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对外举债业务。

（二）加入WTO议定书的证券业开放承诺

根据中国加入WTO议定书，证券业的开放承诺如下：（1）外国证券机构可以不通过中方中介，在深沪证券交易所设立特别席位直接从事B股交易。（2）外国证券机构设立的驻华代表处，可以成为中国所有证券交易所的特别会员。（3）允许设立中外合资的基金管理公司，从事国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外资比例在加入后3年内不超过33%，加入3年后可增至49%。（4）加入后3年内，允许设立中外合资证券公司，从事A股承销、B股和H股以及政府和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交易，外资比例不超过33%；加入3年后可增至49%。（5）外国证券类经营机构可以从事财务顾问、投资咨询等金融咨询类业务。此外，通常还将鼓励更多的中国优质企业到境外发行上市、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在A股上市也归入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内容。

总的来看，与银行和保险相比，证券业的对外开放承诺较窄。相对于国际同业，我国证券市场及证券业的更形脆弱。在对外开放过程中，需要更多的保护，尤其是国内证券机构能够满足的证券服务。对于国内证券机构不能满足的服务，如跨国购并业务、资产证券化业务，则可先行开放。

（三）中国证券业因循WTO规则开放后的压力

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压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证券市场的压力。如我国证券市场规模狭小，运作不够规范，监管水平较低等，经不起国际资本的冲击。二是证券业的压力。证券类公司作为一个行业不敌外国证券类公司。由于市场的压力，实际上与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人民币自由兑换密切相关。我们这里仅分析证券类公司所面临的压力。

中外证券类公司的竞争力差距更为悬殊。一是资产及资本规模差距。截至2000年底，国内共有101家证券公司，资产总规模达5753亿元人民币，净资产236亿元人民币。而目前仅仅一个美林证券的总资产就超过3280亿美元。二是产品及利润结构差距。我国证券公司利润结构单一，主要收益来自经纪佣金、自营和承销业务。经纪佣金多少直接取决于佣金费率和二级市场繁荣程度。自营利润也是如此。承销业务则受限于“跑道”限制。2001年股市暴跌，国内一些证券公司迅即出现严重亏损，原因即在于此。至于证券公司的其他新型业务，如购并重组、基金管理、研究及咨询以及国际业务等在我国市场上尚属于起步阶段，发展缓慢。利润结构单一，不仅减弱公司的抗风险能力，还促使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三是专业人员及技术缺乏。高素质的人才，特别是那种思维敏捷、富有挑战精神、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并有强烈成功欲望的投资银行经营者和管理者，是投资银行成功的关键。而我国尽管从业人员不少，但真正精通投资银行业务的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较少。目前，在我国90多家证券公司中，从事证券研究工作的人员2000多人。而美林和摩根斯坦利公司从事专门研究的人员均在500人以上，日本野村证券旗下的研究有限公司的研究人员竟然达2000人。四是品牌及声誉不高。伴随着证券市场上的欺诈盛行，我国证券类公司普遍缺乏好的声誉。挪用客户资金、做庄、虚假陈述等十分普遍。

加入WTO后，外资证券类公司的竞争点主要为：一是巩固传统的中资企业境外上市业务；二是全方位介入境内B股业务；三是争夺A股一级市场的辅助性业务，如财务顾问、资产重组业务；四是渗透内地的A股二级市场业务。如通过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的办法进入；通过中外合资证券投资基金的方式进入；通过控股国内证券公司的大股东达

到间接控股国内证券公司的目的，再通过其控制的国内证券公司进入A股二级市场，等等。

（四）中国证券业应对加入WTO的改革对策

加入WTO后，外在经营环境的变化，使得过去国内证券公司发展业务的竞争手段不再有效，依靠强实力、高质量和优服务来发展壮大自身的全新时代即将到来。国内证券公司应审时度势，积极调整经营思路，加快内部改革。

1.经营战略的调整

长期以来，我国证券公司的粗放经营和关系经营特征明显。粗放经营，体现为追求营业部的数量，旨在扩大经纪业务。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交易方式的无形化和网络化，证券营业部传统经营方式的优势正在不断减少。关系经营，体现为追求与政府、主管部门、企业拉关系，旨在争取承销业务。依靠关系经营，过去很有效。上市公司基本上为国有企业，与当地政府存在较强的依存关系；而且审批制发行方式，证券公司不存在发行风险。但这种局面将不得不改变：上市制度从审核制转变到核准制，证券公司承担上市公司的质量保证责任；股票发行价格市场化，证券公司的定价和营销压力加大；国有企业的改革空间扩大，政府国企管理体制、股权结构及治理结构等愈加接近市场惯例；非国有企业上市的力度逐渐加大，政府的干预影响力较弱。这些对做一级市场承销的证券公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上市公司与承销尚之间建立的是长期合作关系而不是短期的“买卖”关系。承销业务不再主要靠固有的关系网或政府的行政指令方式取得，而是依赖于证券公司自身的实力与服务水平。因此，证券公司必须将自己的经营战略调整到追求综合竞争实力上来。综合实力的提高，依靠良好的管理体制、先进的营销战略、优秀的人才、特色的品牌及较强的研发能力。

2.加强证券公司的治理

一是调整组织结构，减少营业部数量，加强产品开发专职部门和国际业务部门。二是加强内部控制体系，主要是建立风险控制委员会，其成员可以由公司高层、部门领导和有关专家组成，负责制定有关风险的控制政策、执行程序，以及评价与监控各种风险。三是开发人力资源，重点应放在投资银行业务人员与研究开发人员。一流的研究队伍是证券公司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是开展其他业务的基础。

3.扩充资本，实现规模优势

发达国家投资银行的发展就是一部行业集中史。为数不多的现代化大型投资银行占主导地位，成为行业龙头与支柱，是投资银行成熟的重要标志。 资本市场上的单笔并购规模和交易规模十分巨大的，证券公司需有雄厚的资本金与总资产实力方能参与。解决我国证券公司规模过小的途径有：（1）证券公司行业内部的并购重组。（2）增资扩股。（3）重组上市。（4）发行长期债券。（5）资产抵押融资。

4.拓展盈利增长点

除传统的证券承销、经纪和自营业务以外，投资银行还应深入到并购重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项目融资、风险投资和金融衍生工具等诸多领域。加入WTO后，境内企业境外上市必然增多，外国企业也会到中国上市，这些都为国内投资银行提供了市场机遇.  相关性：毕业论文,免费毕业论文,大学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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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后的中国农业和农民 篇3

中国加入WTO之后，在享有经济全球化收益的同时，急剧地增长了开放市场的种种风险，这包括现在的社会冲突显现出来，外部冲击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尚不具备利用经济全球化的人群，地区边缘化，尚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行业和部门受到严重冲击，原有的经济不安全、社会不平等及政治不稳定会随之被放大或者相互关联强化，如果不能够有效地管理社会冲突，就可能由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危机，由社会危机引爆政治危机。就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具体受益和受损情况而言，那些在近期改革中遭受沉重成本负担的阶层所受到的打击将是最大的1。其中，我国八亿农民2，至少在短期和中期内，是受到冲击最大、风险最明显的人群。因此，中国加入WTO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提高国家管理社会冲突和协调社会利益的能力，使全社会各利益主体特别是使八亿农民及弱势人群从市场开放中降低各种成本和代价，应使他们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

一 发展中国家开放的悖论

改革不是发展的目标，只是发展的手段。开放政策不是替代发展战略，而是发展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哈佛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罗得瑞克(DaniRodrik)在总结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中，批评了盲目崇拜开放论或全球化论。他认为，没有证据为许多人所宣称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本身将改善经济绩效的观点提供支持。他发现社会冲突及其管理在外部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潜在的社会冲突愈大，外部冲击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就越大，例如收入差距越大的国家，经济增长下降的幅度也越大;社会分裂程度越多的国家，对外部冲击的应对能力就越差;同样在给定的外部冲击和社会冲突情况下，解决和处理冲突的管理机构越脆弱，例如缺乏人民广泛参与的政治民主，缺乏社会保障制度和资金补偿利益受损者，缺乏良好的政府治理、司法和公民权利制度保护，那幺遭受经济动荡和冲击的可能性就会增多。这是许多拉美、中东或其它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中的痼疾，就像“脚后跟”一样，滞后的反映和脆弱的管理能力是这些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内部动荡不止的原因所在。最近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经历了长达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但是经济愈来愈不平等，政治愈来愈腐败的印尼苏哈托(Suharto)政权受? 窖侵藿鹑谖;?寤髦?蟮目逄ǎ?飧龆嗝褡骞?以谖;?凶呦蚧炻遥GDP总量下降了20%以上。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选择，但又是一个严酷的社会冲突现象。发展中国家要加快发展就必须开放，但开放不是“免费的午餐”，不是没有经济社会成本的，而且风险极大且相当不确定。愈是发展速度快，开放程度大的国家，内部发展不平衡性就愈明显，社会冲突可能性就愈大。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悖论，也是开放的悖论。

二 中国加入WTO最大风险是农业问题与农民收入问题

中国加入WTO最大风险是甚幺?就是长期存在的日益突出的农业问题与农民收入问题，加入WTO之后则使中国发展最大的问题“雪上加霜”。当谈到中国农业和农民时，江泽民总书记多次讲到，“我常常睡不着觉”。也正如朱F基总理最近坦然所言，加入WTO之后“我最大的担心是农业问题”。为甚幺中国加入WTO之后最大的风险是农业，最大的冲击人群是八亿农民?

首先，农村、农业与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现代化长期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这是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相联系的。中国农村人口八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3，世界农村人口32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46%3，中国农村人口占世界农村人口的1/4。20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一半，这相当于美国、法国、德国在1870年的比重4。这些基本国情在短期内很难改变。过去十年农业附加值GDP总量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90年的27%下降至年的16%5;按支出法计算，农村居民消费额占GDP比重由1990年的28%下降至2000年的.22%6。这两个比重明显下降，使八亿农民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

其次，我们来看看中国对开放农产品的承诺与对国内市场的短期冲击。

我国对开放农产品市场的主要承诺：在过渡期内逐步增加粮食、棉花、糖类等重要农产品的市场准入量;对重要农产品进口实行关税配额管理;降低农产品进口关税税率;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约束国内支持。

20重要农产品的准入承诺：粮食关税配额为1,830.8万吨，其中：

玉米进口配额量为117亿斤(585万吨)，相当于国内产量的5.5%，商品量的10%左右。玉米进口配额量全部进口，国产玉米停止出口，国内市场供给量将增加250亿斤左右，这将对国内玉米价格构成极大的压力。

小麦进口配额169亿斤(845万吨)，相当于国内产量的8.5%，商品量的22%左右。小麦进口将冲击国产优质小麦生产。

大米进口配额79.8亿斤(399万吨)，折稻谷110亿斤左右，相当于国内产量的3%，商品量的11%左右。

食用植物油。我国油料和食用植物油生产长期不能满足国内需求，一般年缺口200-300万吨左右。去年进口较多，现在国内市场供大于求。年食用植物油进口配额573万吨，相当于国内产量的60%，商品量的120%。目前国内食用油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较多，食用油大量进口，将严重冲击我国大豆生产和油脂加工业。

棉花。近几年我国棉花一直供大于求。2002年棉花市场准入量1,637万担(81.85万吨)，相当于国内产量的16%，商品量的19%。

将对国内市场形成较大压力。

食糖进口配额量176万吨(含必须进口的古巴糖40-50万吨)，相当于国内产量的23%，商品量的22%左右。国内的糖料生产和制糖工业也将面临巨大冲击。

天然橡胶。因加工贸易进口增加，进口量有可能超过85万吨，对国产橡胶造成严重冲击。2002年天然橡胶进口配额为56.7万吨，配额外不允许进口。进口橡胶对国内的冲击将有所缓解。

羊毛。我国洗净羊毛产量每年10多万吨，年需求量(包括加工贸易)40万吨，需进口弥补。2002年羊毛及毛条配额量33.6万吨，对国内市场略有冲击。

我们来看看对国内粮食生产冲击和影响。

过去四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持续下降，已明显低于现时生产能力。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最高峰，为51,230万吨，20下降为45,262万吨，已低于1993年的水平，比19减少了5,968万吨，平均每年减少1,492万吨，累计下降11.6%;其中稻谷生产量由的20,074万吨下降为2000年的18,791万吨，减少了6.4%;小麦生产量由19的12,329万吨下降为2000年的9,964万吨，减少了19.2%;玉米生产量由年的13,295万吨下降为2000年的10,600万吨，减少了20.3%。7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南方粮食进口省区直接增加粮食(主要是玉米)进口量，减少从北方粮食主产区的购买量;粮食进口量进一步增加，粮食生产量继续下降。我们估计，未来5-我国粮食总产量还会减少5-10%，大约在40,000-42,000万吨，相当于80年代中后期的水平。谷物产品由净出口变为净进口，谷物自给率降至90-92%。如果农业特别是粮食调整速度过快，调整范围过大，不排除中国粮食生产出现“大滑坡”情形，甚至出现严重的萎缩现象。由于中国粮食或谷物生产量占世界总量的1/5，不仅对国内粮食或谷物供给产生极大影响，而且还会对世界粮食或谷物生产与市场产生严重影响。

我们来看看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一般认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蔬菜、水产品、猪肉、茶叶等出口额明显增加。实际情况比人们想象的困难得多，我国增加农产品出口难度在加大。在80年代晚期，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就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农产品生产国，中国是世界上农产品生产量第一大国，例如19中国谷种产量占世界总量的22%，油菜籽占23.8%，花生占38.2%，肉类占26.3%，烟草占34.9%，水产品占29.5%8。但是中国农产品出口比例极低。2000年我国农产品(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出口额为123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9%，占农业总产值的4.08%，占农产品成交总额的8.1%，占世界农产品出口总额(5,580亿美元9)的2.2%。其中，谷物及面粉出口量为1,378万吨，占谷物总产量(40,522万吨)的3.4%;水产品出口量为120万吨，占水产品总产量(4,278.4万吨)的2.8%;棉花29.2万吨，占棉花总产量的6.6%;花生计花生仁出口量为40万吨，占花生总产量(1,443.7万吨)的2.8%;大豆出口量21万吨，占豆类产量(2,010万吨)的1.0%;肉用猪203万吨，占肉猪出栏总数(52,673.3万吨)的0.38%;只有茶叶出口量大，出口比例高，出口量为22.77? 蚨郑?疾枰蹲懿?浚?8.3万吨)的33.3%10。

中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农产品出口额为34.5美元，是世界最低水平的国家之一。中国农业劳动力是美国农业劳动力的100倍，而过去五年美国农产品出口额(约520-600亿美元)是中国农产品出口额(约100-120亿美元)的4-5倍，中美两国不仅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差极大，而且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人均农产品出口额差距极为悬殊，大约在400-500倍之间。实际上美国农产品出口能力远高于现实出口额，而中国对农产品有大量补贴(但是并没有直接补贴广大农民)，加入WTO之后，取消大部分补贴，其实际农产品出口能力将小于现实出口额，中国在主要农产品出口国际市场方面很难与美国竞争。

农产品价格指数持续下降走势直接影响农民人均农业收入，过去四年已经损失3,000-4,000亿元。1978-期间农产品价格指数上升5.5倍11，大大超过国际市场价格水平，这是农民人均纯收入不断提高的重要正面因素，也反映了国内农产品市场需求大于供给的格局。但是当农产品价格指数达到最高峰之后，农产品价格不可避免的下降就成为影响农民农业收入的主要负面因素。在过去四年(指-2000年期间)，全国农产品销售价格指数累积下降了22.6%12，广大农民直接现金损失在3,000亿元以上;从农村居民家计调查看，年人均农民出售农产品收入为1,092元，到2000年下降为600元，约下降了45%，这相当于每个农民比1997年少获农产品现金收入492元，这相当于八亿农村人口减少现金收入3,972亿元(见表1)。据农业部估计，2000年全国农民因粮食一项减少收入约1,100亿元左右，人均减少收入约125元，其中减产因素约占1/3，粮价下跌因素占2/3左右。占全国农户82%的纯农户和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户纯收入下降1%13。

即使如此，中国农产品的价格还是高于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20-40%之间。目前中国农产品生产能力已居世界首位，国内供给相对过剩。即使中国不降低农产品进口关税税率，在国际和国内农产品供大于求且价格持续下降的情况下，从总体上看，中国农产品不具竞争力，农民增加农业收入的可能性愈来愈少。

对贫困地区和贫穷农民收入影响冲击最大。例如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一半来自农业收入14。西部地区农民人均收入60%以上来自于农业收入，贫困农民这一比例高达70-80%。他们不像东部地区或富裕农民，非农产业收入特别是劳务收入已超过总收

入的一半以上。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民通常是中国生态脆弱地带，农业生产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繁，家庭小规模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交通条件不便，市场交易成本高，农产品交易比例低，再加上各种摊派税费比例高，非农就业和收入机会少。全国农村人口人均年纯收入低于1,000元比例为18.0%，约15,560万人，到2000年这一比例为14.18%，约11,450万人15。同期他们人均收入相对全国人均GDP水平由17.9%下降到14.1%。从国际经验来看，除少数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农业资源丰富，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高的国家之外，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民都是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利益受损者。中国贫困农民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的边缘化地区和边缘化人群，另一方面受到农业贸易自由化的严重负面影响，成为利益受损主体，除非国家和全社会予以必要的补偿。

农民农业剩余所剩无几。过去四年不仅农民农业收入大幅度下降，而且农业剩余大幅度减少。为了方便计算，这里农业剩余或农业盈余是指每个农民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减去农业生产现金支出，不包括农业劳动工资。1997年每个农民的农业盈余为655.2元，到2000年降至314.1元，累计下降了52%(见表1)。如果计入农业劳动工资，实际每个农民的农业盈余可能为零甚至为负值。我们可以看到(见表1)，由于农业几乎没有甚幺收益，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现金投入明显减少，由1997年的人均支出437元到2000年降至为286.5元，累计下降了40%，这相当于全国农民对农业生产投入减少1,200亿元。加入WTO之后，可以预期的是，农民还会进一步减少对农业的各类投入，不仅减少资金投入，而且减少劳动投入，出现农业生产萎缩的情形不是不可能的。

表1每个农民农产品出售收入和农业生产支出资料

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年第12期，页71、72、74。

* 农业生产支出包括种植业、购置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

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劳动时间比例或者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增加。根据我们采用“机会成本”分析方法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经济损失研究，当农业剩余劳动时间达40%以上，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4-1/3的GDP。当中国向美国农产品开放市场，不是像人们所估计的只是占农业劳动力总数3.5%的1,200多万农民失业，而是在现有占1/4世界农业劳动力总数的中国农民剩余生产劳动时间比例由40-50%提高到50-60%，甚至更高的比例，他们不大会走上街头成为公开失业人群，而是大幅增加站在乡村街道“晒太阳”的时间。那幺，农业剩余劳动力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会更大。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资源浪费和经济财富损失。

三 中国最大的潜在社会矛盾将日益突出

甚幺是真正的中国?我把她概括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这“两种制度”不是指“一国两制”，如大陆和香港，而是指过去50年中国大陆长期形成的城乡居民的两种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和财政转移制度，以及两种差异甚大的生活方式。这“两种制度”的设计安排和延续，不仅导致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也是导致城乡居民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悬殊的根本性制度原因。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是世界上“壕沟”最大的国家之一，同时既缺乏国家和社会对农民的经济补偿机制，也缺乏八亿农民影响国家决策和利益表达的政治民主参与机制。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2/3，但是政府财政用于农村发展的各类支出仅占总支出的10-15%，占GDP总量比重的1%左右。农民人均税费高于城镇居民人均税费，而后者人均转移支付又大大高于前者人均转移支付。1998年中国政府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国内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下滑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战略性举措，使城镇约8,400万人口直接受益，但是扩大内需的政策，如过去三年发行国债1.12万亿元，无论是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还是刺激居民消费，都是偏向仅占国土面积4%的城市及其占1/3总人口的城市人口。按不变价格计算，200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97年提高了23%，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仅提高了10.5% 16，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差距为建国50年来的最高峰。此外城乡居民的公共服务水平，如基础教育、计划生育服务、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公用电信服务、清洁水供应(约有一半农民没有用上自来水)等方面差距大，公共支出和公共投资分配十分不公平。如前文所述，开放市场是促进发展的手段，它本身不是目的。加入WTO会使中国和世界长期受益，但是不会自动地使八亿农民受益，或者不会自动地补偿农民受损者的利益。对外开放的目的应使人民特别是八亿农民受益。即使农民不可避免地受到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强烈冲击，也应使他们的风险最小化，使他们已经和正在损失的利益得到相应的补偿。

一个国家政府制订经济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目的是甚幺呢?应当对谁负责?显然，是对本国经济发展负责，对本国人民负责。是人民选择了政府，而不是世界市场选择政府。加入WTO之后，中国政府将承诺遵守WTO规制和相关协议。但是中国政府更应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八亿农民作出承诺，当农民利益受到农业贸易自由化的损害时，能够给以利益补偿，使他们避免成为最大的输家。

我曾于2000年9月明确向政府建议“扩大内需应使8.7亿农民17优先受益”。现在我进一步明确向政府建议“对外开放应使八亿农民18优先受益，普遍受益，实实在在地受益”，“使八亿农民市场风险最小化”。

四如何使广大农民利益最大化，市场风险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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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建立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和经济参与制度渠道，从制度上保证国家决策代表和反映八亿农民的利益。这包括在制度上使他们充分享有公共事务信息知情权、经济利益表达权、政治民主参与权、财政分配决策投票权，以及享有国家宪法明文规定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公民权。应当恢复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在党内最高层形成代表广大农民的政治决策代表人。应明文规定各级人大农业与农民委员会农民代表或委员不少于2/3，同时规定相应的权利和预算投票权。国家应制订《农会法》，在农村依法建立农会，反映农民利益，保护农民利益，建立与政府的信息渠道，同时从事农村社区公益活动。对民主政治决策机制与决定政府财政支出程序的经济决策机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变长期城市统治农村，政府忽视农业，市民歧视农民的不平等、不公平、不公正的基本格局。

其次，投资于广大农民人力资本，提高他们的人类发展能力。各级政府用于教育、卫生、计划生育、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支出同于农村的比例不低于当地农村人口比例的10-15%。这不仅符合社会公平，而且实现经济效益。因为投资于农民人力资本的社会利益远高于对非农民投资的社会收益，而对非农民人力资本投资的私人收益高于对农民投资的私人利益。国家应创造条件并鼓励非农民特别是城市高收入居民自我人力资本投资，而将其公共服务投资重点转向占2/3总人口的农民。

第三，投资于农业及其相关领域的知识与技术，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国际出口能力。由于国内外农产品市场的变化，中国农业发展的模式必须有重大转变，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出口比例。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出口比例的根本性战略性措施是提高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获取全球农业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广大农民使用技术的能力。国际经验和中国实践表明，对农业研究与开发(R&D)的长期投资回报率相当高。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任何农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扩散都有明显的大国规模效应。例如，袁隆平院士创造的“杂交水稻”和“超级杂交水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目前国家用于农业支出包括三大项：支持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建设后增加第四大项：农业研究与开发和农业技术开发、利用和普及专项支出，不低于政府用于农业支出(2000年达745.8亿元)的10-15%。即使如此，中国那幺大的国家，农业研究与开发支出占GDP比重不足0.1%。

第四，投资于农村基础设施，实现“七通”，明显改善农民生活居住和生产贸易条件。今后对那些具有竞争性、盈利性，主要依托的基础设施，应打破垄断，放松管制，引入竞争机制和公开招投标制，政府基础设施投资重点应转向农村，一方面改善农村条件，一方面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直接增加农民劳务收入。在全国农村人口聚集较多的乡镇和较大的行政村实现“七通”，既通公用电话和长话自动网，通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通广播网，通邮政网，通电力(网)，通自来水或清洁水，通路(公路或乡村道路)。

第五，为农民进城务工、人口迁移大开绿灯，使农民变为非农民，平等善待他们。我们的研究表明，每1%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将使GDP增加0.50-0.85%;每1%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将使全国居民消费额提高0.19-0.34%。提高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提供农民公共服务的根本途径，就是坚决取消城乡两种对立与区别的户籍身份制度，取消各种违反宪法赋予公民权利的歧视性政策和人为规定，使农民变为非农民，自由选择职业和工作，自由选择居住与迁徙，不仅享有经济自由活动，而且享有政治自由权利，包括在工作和居住所在地的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当地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家庭和子女享有同等基本公共服务，如基础教育、职业培训、公共卫生、基本医疗服务、计划生育服务等。

总之，中国加入WTO之后，最大的经济风险是来自农业与农村，会使中国农业的长期发展问题“短期化”，变得更加突出，同时也会使中国社会的长期城乡不公平矛盾“尖锐化”;为了应对WTO的挑战，中国政府最大的发展目标是使八亿农民广为受益，最大的公共投资受益者应是八亿农民。

注释

1王绍光：《开放性、分配性冲突和社会保障：中国加入WTO的社会和政治意义》，《管理世界》，2002年第1期。

2根据现行户籍统计，2000年我国乡村人口数为92,820万人，见《中国统计摘要》(2001)，页102;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发布的《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试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2000年我国乡村人口数为80,739万人，见《中国统计摘要》(2001)，页37。本文采用后者统计口径。

3WorldBank， 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1， 164。

4AngusMaddison， “ChineseEconomicPerformanceintheLongRun”， OECD， 1998。

5;7;10;12;14;15;16《中国统计摘要》(2001)，页18;107;104、107、145、151;84;97;99;91。

6《中国统计年鉴》(2001)，页61-62。

8;11《中国统计年鉴》(2002)，页874-76;303。

9WHO， 2001。

13黄延倍、陈良彪(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今年农民增收形势分析及政策建

议》，2001年6月1日。

17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9年全国农村人口为87,017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9.11%。参注5，页37。

加入WTO后中国农业的应对之策 篇4

加入WTO后中国农业的应对之策

面对WTO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农业将如何发展?笔者认为,要熟悉和灵活应用WTO农业游戏规则,借鉴其他成员国的`经验教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调整农村就业结构,合理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

作 者：安锦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马列教研部,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2刊 名：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年，卷(期)：31(3)分类号：F320关键词：WTO 中国农业 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