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设计 微式实践

顶层设计 微式实践（精选7篇）

顶层设计 微式实践 篇1

顶层设计

微式实践

教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人、事、物等诸多的要素及其关系，其间难免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其中那些事关学科核心素养养成、教学目标达成、教学重难点解决等的关键问题，势必成为教师教学研究的焦点与疑难。以下笔者从顶层设计和微式实践两个层面，来谈谈浙江省“历史与社会教学关键问题实践研究”课题组的做法。

一、顶层设计

作为理念与实践之间的“蓝图”，顶层设计强调“自上而下”的系统谋划和布局。教学关键问题的实践是在新课改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学科教学改革的一大举措，它在经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初级阶段之后，需要向宏观思考、总体谋划、全面布局的“顶层设计”方向推进。这对于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来说，就是要以学科核心素养为统领，遴选、界定、设计教学关键问题及方案

“整体性”是顶层设计的基本理念。正因为讲究设计的整体性，规划才能高屋建瓴、系统推进。那么以什么来实现设计的整体性呢？课题组认为，从教学关键问题解决的角度出发，就是要找到一个既能符合宏观教育目标，又能衡量学生学习结果的标准，即本学科的学科核心素养。历史与社会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生在接受历史与社会教学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基本知识、关键能力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的综合表现，是学生通过历史与社会学习获得的带有本学科特性的品质。它既是国家宏观教育目标的学科具体化，也是教师“应该教会学生什么样的能力”的依据。这种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的中观标准，因其承上启下，连接内容与目标，集学科、教师、学生于一体，势必成为教学问题解决的统帅。

（一）依据历史与社会学科核心素养的含义，遴选教学关键问题的主题

针对历史与社会学科以历史、地理以及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核心知识为载体的综合人文课程特点，课题组把“时空观念”“区域认知”“历史认识”“综合联系”“社会参与”等作为本学科最核心的素养，并由此出发，结合教与学的实际，遴选相应的教学关键问题主题，如表1所示。

表1

从学科核心素养的含义出发，以最基础、最核心的学科知识、方法、观点作为遴选教学关键问题的主题，这样就能提纲挈领，谋篇布局，使教学关键问题的确立有了骨架、方向与范围。

（二）根据历史与社会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界定教学关键问题及其行为目标

因为学科核心素养是对学生学习结果的一种衡量，它理应是三维目标的综合，并体现在学生学习生活的相应情境中，或者说很多时候就在学生解决或参与解决教学关键问题的过程中体现或养成。故而教学关键问题的行为目标表述要源于、服务于学科核心素养的总体要求，并把主题细化为具体的教学关键问题表述。以“时空观念”为例，历史与社会学科核心素养和教学关键问题及其行为目标的对应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作为一门综合课程，历史与社会以历史和地理为基础，整合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知识与技能，以时间和空间为框架，帮助学生从生活的区域、生活的变化两个视角观察和感受生活的意义，同时获得有关地理、历史探究的专门技能和综合能力。故而“时空观念”既是建构课程内容的两个维度，也是支撑教学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思维能力，同时更是学生理应学得的学科核心素养。然而，由于初中学生缺乏相应的宇宙环境知识，空间想象能力较弱，缺乏宏观历史阶段分期的理性认识，历史分析能力相对欠缺，这样，如何运用图表描述空间位置、归纳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特点，如何依据历史的纪年与时序整饬历史事物发生发展的次序、分析历史事物前因后果的关系等问题，往往成为他们的学习疑难。对此，课题组以“区域”“时序”为关键词，借助“地理图表”和“历史纪年”，解读静态空间和动态历史，综合认识区域生活及其变化，经由“描述”“解释”“分析”的知识技能，到“编制”的过程方法，再到“认识”时空框架下的区域及变化，以求涵养学生的“时空观念”。

（三）理解学科核心素养的主要表现，规划教学关键问题解决的方案

“战略管理”是顶层设计的基本功能。要实现对教学关键问题解决的“战略管理”，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解学科核心素养的主要表现，设计相应的解决方案，编制成可行的管理“蓝图”，从而实现学科核心素养统领下教学关键问题解决的谋篇布局。

学科核心素养是在学科教学中“培养什么样的人”的一种目标设想。这种目标总要分解到相应的表现标准里，如衡量“历史认识”核心素养养成的三个基本表现是：知道中外历史上重要的历史人物、事件和现象等基本历史知识;在具体的历史时空条件下，运用多种历史学习方法，认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区域性，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评析历史事物，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质疑，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提高认识现实的能力。那么，编制管理“蓝图”的基本思路就要围绕“历史知识”“历史方法”“历史观”，整合但略有侧重的从知识的了解、方法的习得、观点的认同三个层面来设计。如针对“如何梳理人类历史演进的基本脉络，认识历史发展的趋势”这一教学关键问题，解决方案的设计可以是：以知识为基础，运用“目录、标题、年代表、纪年尺”等工具，给予学生“如何梳理”的方法指导;围绕专题、话题，编写探究性、反思性学习方案，来解决“如何认识”的问题。

当然，教学关键问题解决的方案，是顶层设计的系统布局，建议的是基本思路，描绘的是总体蓝图，叙述的是可行路径，需要立领问题解决的框架、指导问题解决的方法、提供问题解决的素材等，努力使方案框架全、方法活、维度多，满足不同教师、学生的教学需要。如特级教师唐少华老师在《如何增强国家认同感和“道路自信”》的教学中，针对教学关键问题设计如下三个问题解决方案：一是从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认知自己的国家渊源;二是从中国的疆域、行政区划、自然和人文环境，认知自己的国家;三是从近现代国家人民的探索史和20世纪世界各国发展的不同模式，认识到中国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增强“道路自信”。

二、微式实践

教学关键问题的解决不在于朝夕之间的速成，而在于常态课堂里的点滴;不在于大话题下的面面俱到，而在于某一点突破中的“四两拨千斤”;不在于数量上的粗制滥造，而在于质量上的短小精悍。如果说顶层设计主要着眼于高层次的谋划、全局观的统筹，那么微式实践则关注教师课堂教学的行为，并在顶层设计的框架下，采用“微点”“微问”的方式，开展教学关键问题解决的课堂实践。

（一）微式实践之一：点微力大

“点微”，就是指在具体的教学关键问题的课题下，选择较小的知识点、方法点、材料点、情感点、思想点。“力大”就是指该点能刺中问题的要害，点中问题的“穴位”，对问题解决的作用、对学科核心素养养成的作用大。

比如“如何运用唯物史观描述历史现象、解释历史问题”这一关键问题的解决，我们可抓住“唯物主义全面观”，以“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为知识点，组织课堂教学。首先，通过《中国地形图》和《隋朝大运河图》的图片对比，让学生体会到隋朝大运河在方便南北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充分体会隋朝大运河修建的必要性。然后，结合教材和《宋书》《唐史》中的三则相关材料，使学生认识到，自东汉以来随着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王朝对江南粮食的依赖越来越大，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修建一条能贯通南北快捷而经济的水路来运输粮食就成为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成为王朝安危、政局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能有力地促进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接着，以众多历史人物对隋朝大运河的评论为基础，组织学生讨论，尝试评价，并在尝试中运用和认同唯物的全面史观。

历史长河源远流长，历史史事浩如烟海，用唯物史观描述历史现象、历史问题，以案例为载体无疑是有效的，也是首选的做法。相对于整个历史而言，这个案例确实“点微”，但它基于教材、围绕兴趣、综合史地、借用图文，集知识回顾、材料解读、图片分析、历史评论于一体，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二）微式实践之二：问微意深

“问微”就是指问题设计的切入口小，针对性强。“意深”是指对于关键问题的解决、核心素养的养成意义深远，或者说对于学生情感的促动、思维的深化、观念的形成影响比较大。

比如在《如何理解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区域文明交流互鉴的意义》的教学中，针对关键问题解决，我们紧紧围绕“西学东渐”这一的基本线索，首先设计了“国人是怎样面对西学东渐的”这一微问。因为随着社会的巨变，西学作为陌生的学问传入中国，引起了国人非常复杂的反应，而这种反应恰恰说明了近代中国在与卷入式的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必然伴随的矛盾与冲突。接着，进一步追问 “要不要学西学”“学怎样的西学”两个微问，引导学生通过史料阅读，总结出当时国人的三种基本态度――“完全拒绝”“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继而以人物为线索，梳理近百年间国人对学习什么样的西学的选择，帮助学生体会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西学东渐是在我国怎样的危机中、国人怎样的痛苦抉择中，走过了夷学、新学、显学的历程，深刻地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变化，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之路，从而体会文明交流互鉴的意义。

课题组认为，微式实践，是顶层设计框架下的“施工行动”，是谋篇布局中的精细化思考，因其“微”所以才更能实践操作、更能对点施力。这一个个“微点”“微问”就如项链中的一颗颗珍珠，经由方案串起，学科核心素养统领，因而也有了大力量。

总之，顶层设计，微式教研，从设计到实践，从中观到微观，从“培养什么样的人”到“怎样培养人”，这样的历史与社会教学关键问题解决，才能服从、服务于学科核心素养，实现其教学研究的意义。

顶层设计 微式实践 篇2

一、顶层设计

作为理念与实践之间的“蓝图”,顶层设计强调“自上而下”的系统谋划和布局。教学关键问题的实践是在新课改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学科教学改革的一大举措,它在经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初级阶段之后,需要向宏观思考、总体谋划、全面布局的“顶层设计”方向推进。这对于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来说,就是要以学科核心素养为统领,遴选、界定、设计教学关键问题及方案

“整体性”是顶层设计的基本理念。正因为讲究设计的整体性,规划才能高屋建瓴、系统推进。那么以什么来实现设计的整体性呢?课题组认为,从教学关键问题解决的角度出发,就是要找到一个既能符合宏观教育目标,又能衡量学生学习结果的标准,即本学科的学科核心素养。历史与社会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生在接受历史与社会教学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基本知识、关键能力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的综合表现,是学生通过历史与社会学习获得的带有本学科特性的品质。它既是国家宏观教育目标的学科具体化,也是教师“应该教会学生什么样的能力”的依据。这种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的中观标准,因其承上启下,连接内容与目标,集学科、教师、学生于一体,势必成为教学问题解决的统帅。

(一)依据历史与社会学科核心素养的含义,遴选教学关键问题的主题

针对历史与社会学科以历史、地理以及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核心知识为载体的综合人文课程特点,课题组把“时空观念”“区域认知”“历史认识”“综合联系”“社会参与”等作为本学科最核心的素养,并由此出发,结合教与学的实际,遴选相应的教学关键问题主题,如表1所示。

从学科核心素养的含义出发,以最基础、最核心的学科知识、方法、观点作为遴选教学关键问题的主题,这样就能提纲挈领,谋篇布局,使教学关键问题的确立有了骨架、方向与范围。

(二)根据历史与社会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界定教学关键问题及其行为目标

因为学科核心素养是对学生学习结果的一种衡量,它理应是三维目标的综合,并体现在学生学习生活的相应情境中,或者说很多时候就在学生解决或参与解决教学关键问题的过程中体现或养成。故而教学关键问题的行为目标表述要源于、服务于学科核心素养的总体要求,并把主题细化为具体的教学关键问题表述。以“时空观念”为例,历史与社会学科核心素养和教学关键问题及其行为目标的对应情况如表2所示。

作为一门综合课程,历史与社会以历史和地理为基础,整合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知识与技能,以时间和空间为框架,帮助学生从生活的区域、生活的变化两个视角观察和感受生活的意义,同时获得有关地理、历史探究的专门技能和综合能力。故而“时空观念”既是建构课程内容的两个维度,也是支撑教学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思维能力,同时更是学生理应学得的学科核心素养。然而,由于初中学生缺乏相应的宇宙环境知识,空间想象能力较弱,缺乏宏观历史阶段分期的理性认识,历史分析能力相对欠缺,这样,如何运用图表描述空间位置、归纳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特点,如何依据历史的纪年与时序整饬历史事物发生发展的次序、分析历史事物前因后果的关系等问题,往往成为他们的学习疑难。对此,课题组以“区域”“时序”为关键词,借助“地理图表”和“历史纪年”,解读静态空间和动态历史,综合认识区域生活及其变化,经由“描述”“解释”“分析”的知识技能,到“编制”的过程方法,再到“认识”时空框架下的区域及变化,以求涵养学生的“时空观念”。

(三)理解学科核心素养的主要表现,规划教学关键问题解决的方案

“战略管理”是顶层设计的基本功能。要实现对教学关键问题解决的“战略管理”,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解学科核心素养的主要表现,设计相应的解决方案,编制成可行的管理“蓝图”,从而实现学科核心素养统领下教学关键问题解决的谋篇布局。

学科核心素养是在学科教学中“培养什么样的人”的一种目标设想。这种目标总要分解到相应的表现标准里,如衡量“历史认识”核心素养养成的三个基本表现是:知道中外历史上重要的历史人物、事件和现象等基本历史知识;在具体的历史时空条件下,运用多种历史学习方法,认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区域性,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评析历史事物,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质疑,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提高认识现实的能力。那么,编制管理“蓝图”的基本思路就要围绕“历史知识”“历史方法”“历史观”,整合但略有侧重的从知识的了解、方法的习得、观点的认同三个层面来设计。如针对“如何梳理人类历史演进的基本脉络,认识历史发展的趋势”这一教学关键问题,解决方案的设计可以是:以知识为基础,运用“目录、标题、年代表、纪年尺”等工具,给予学生“如何梳理”的方法指导;围绕专题、话题,编写探究性、反思性学习方案,来解决“如何认识”的问题。

当然,教学关键问题解决的方案,是顶层设计的系统布局,建议的是基本思路,描绘的是总体蓝图,叙述的是可行路径,需要立领问题解决的框架、指导问题解决的方法、提供问题解决的素材等,努力使方案框架全、方法活、维度多,满足不同教师、学生的教学需要。如特级教师唐少华老师在《如何增强国家认同感和“道路自信”》的教学中,针对教学关键问题设计如下三个问题解决方案:一是从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认知自己的国家渊源;二是从中国的疆域、行政区划、自然和人文环境,认知自己的国家;三是从近现代国家人民的探索史和20世纪世界各国发展的不同模式,认识到中国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增强“道路自信”。

二、微式实践

教学关键问题的解决不在于朝夕之间的速成,而在于常态课堂里的点滴;不在于大话题下的面面俱到,而在于某一点突破中的“四两拨千斤”;不在于数量上的粗制滥造,而在于质量上的短小精悍。如果说顶层设计主要着眼于高层次的谋划、全局观的统筹,那么微式实践则关注教师课堂教学的行为,并在顶层设计的框架下,采用“微点”“微问”的方式,开展教学关键问题解决的课堂实践。

(一)微式实践之一:点微力大

“点微”,就是指在具体的教学关键问题的课题下,选择较小的知识点、方法点、材料点、情感点、思想点。“力大”就是指该点能刺中问题的要害,点中问题的“穴位”,对问题解决的作用、对学科核心素养养成的作用大。

比如“如何运用唯物史观描述历史现象、解释历史问题”这一关键问题的解决,我们可抓住“唯物主义全面观”,以“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为知识点,组织课堂教学。首先,通过《中国地形图》和《隋朝大运河图》的图片对比,让学生体会到隋朝大运河在方便南北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充分体会隋朝大运河修建的必要性。然后,结合教材和《宋书》《唐史》中的三则相关材料,使学生认识到,自东汉以来随着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王朝对江南粮食的依赖越来越大,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修建一条能贯通南北快捷而经济的水路来运输粮食就成为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成为王朝安危、政局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能有力地促进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接着,以众多历史人物对隋朝大运河的评论为基础,组织学生讨论,尝试评价,并在尝试中运用和认同唯物的全面史观。

历史长河源远流长,历史史事浩如烟海,用唯物史观描述历史现象、历史问题,以案例为载体无疑是有效的,也是首选的做法。相对于整个历史而言,这个案例确实“点微”,但它基于教材、围绕兴趣、综合史地、借用图文,集知识回顾、材料解读、图片分析、历史评论于一体,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二)微式实践之二:问微意深

“问微”就是指问题设计的切入口小,针对性强。“意深”是指对于关键问题的解决、核心素养的养成意义深远,或者说对于学生情感的促动、思维的深化、观念的形成影响比较大。

比如在《如何理解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区域文明交流互鉴的意义》的教学中,针对关键问题解决,我们紧紧围绕“西学东渐”这一的基本线索,首先设计了“国人是怎样面对西学东渐的”这一微问。因为随着社会的巨变,西学作为陌生的学问传入中国,引起了国人非常复杂的反应,而这种反应恰恰说明了近代中国在与卷入式的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必然伴随的矛盾与冲突。接着,进一步追问“要不要学西学”“学怎样的西学”两个微问,引导学生通过史料阅读,总结出当时国人的三种基本态度———“完全拒绝”“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继而以人物为线索,梳理近百年间国人对学习什么样的西学的选择,帮助学生体会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西学东渐是在我国怎样的危机中、国人怎样的痛苦抉择中,走过了夷学、新学、显学的历程,深刻地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变化,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之路,从而体会文明交流互鉴的意义。

课题组认为,微式实践,是顶层设计框架下的“施工行动”,是谋篇布局中的精细化思考,因其“微”所以才更能实践操作、更能对点施力。这一个个“微点”“微问”就如项链中的一颗颗珍珠,经由方案串起,学科核心素养统领,因而也有了大力量。

“顶层设计”的实践意义 篇3

而在“顶层设计”中，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负有重要的历史使命。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渐进性改革和阶梯性推进不可逾越的非常时期。因此，从政界到学界，都对“顶层设计”寄予了厚望，并纷纷出谋献策，积极建言，表现出了对国家和民族高度的责任心和图强求变的信心和决心。

面对各界人士对“顶层设计”的高度认同和期待，如何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诉求和呼声因势利导，就成为理论界及学术界需要认真思考的大问题。因此，“顶层设计”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源于改革实践

“顶层设计”的群众基础来自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改革实践。

从我国农村改革初期实行的“联产承包制”到一九七七年恢复的高考制度，无处不有“顶层设计”的痕迹和影响。

任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很强的阶段性，而超越“阶段性”的任何好的想法或理论都有可能导致由于在错误的时间推出而销声匿迹。因此，“顶层设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中国历史的发展，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邓小平个人的伟大历史作用。因为他当时虽不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但是由于他的果敢和作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我国的一系列改革深入发展。这种推动实际上就是“顶层设计”的结果。而如果没有他的“顶层设计”，许多来自基层的改革实践很可能夭折。

就一九七七年的恢复高考制度来讲，当时的教育部门以时机不成熟，困难很多来推诿，而邓小平一句“你们不干，让别人去干”就干成了。这就是现实的“顶层设计”。

再比如前国务院总理朱基主持的一九九八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当时没有一个部门认为本部门应该撤销，而最终的改革是撤消了十多个部委，一大批行业协会应运而生。这也是“顶层设计”发挥作用的改革实践。

借鉴法治模式

“顶层设计”的发展思路与民主法治的改革推进具有相互促进作用。

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不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中国模式”引起了世界政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也是事实。

但不容讳言，由于我国社会民主和法治制度建设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的实践，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的爆发，尤其是对涉及社会公平、公正的改革举措出台势在必行。而如果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将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显然，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要从建立健全民主制度开始，借鉴发达国家的法治模式和经验。但另一方面，“顶层设计”的作用不可小视。

而“顶层设计”不可能来自民间，也不可能来自百姓。这方面的作用，社会精英和学者都负有重要的社会责任，既可以传播民间呼声，又可以表达革新思想，供“顶层设计”借鉴和参考，但学者显然不能代替“顶层设计”，这一点学者与百姓无异，即所谓的“百无一用是书生”。

因此，“顶层设计”广泛存在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中非常好理解，而有的人不理解“顶层设计”也适用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点，甚至认为“顶层设计”等于计划经济思维，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至少在我国改革开放的阶段性推进中，“顶层设计”不但需要，而且重要。因为任何远大的目标都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而国家改革和发展的每一步，都会留下“顶层设计”的印迹。

因此可以说，做好“顶层设计”，对于制定更加重要的阶段性战略决策和措施是必须的，与我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并不矛盾，可以起到互相补充和互相促进的作用。

接受时间检验

“顶层设计”同样要接受时间的检验和历史的考验。

纵观国际历史现实，“顶层设计”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实际上一直存在，并花样翻新，可给我们许多启示和思考。

从独裁者“萨达姆”到“卡扎菲”，都是集权力于一身的“顶层设计”者，他们“成也‘独裁’，败也‘独裁’”的悲惨下场，是因为他们“顶层设计”的思路和作为完全违背了其统治下的广大民众，失去了其存在的群众基础。而这种“顶层设计”一遇机会，就会倾刻瓦解。

同样，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顶层设计”新思维，也未能挽救前苏联亡共和亡国之命运，盖因其“顶层设计”的前提即群众基础已经不复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前苏联的终结未能如戈氏“顶层设计”之所愿，但却意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历史阴差阳错的吊诡之处，可供后人继续研究和思考。但“顶层设计”的客观存在和历史作用却是不容忽视和必须承认的。

因此，“顶层设计”也存在失败的可能性，需要有常人所不具备的勇气和魄力。而作为“顶层设计”的执政党和政府，则要制定好改革试错的纠错机制。

由此可见，“顶层设计”是个好东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顶层设计”都没有错，错在顶层不设计或不想设计、不愿设计和不敢设计，从而错过改革的良机。

（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欢迎讨论）

“顶层设计”是个好东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顶层设计”都没有错，错在顶层不设计或不想设计、不愿设计和不敢设计，从而错过改革的良机

编者注：“顶层设计”原本是系统工程学的概念。从工程学角度来讲，顶层设计是一项工程“整体理念”的具体化。要完成一项大工程，就用系统论的方法，从全局出发，对项目的各个层次、要素进行统筹考虑。这一概念被西方国家广泛应用于军事与社会管理领域，是政府统筹内外政策和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思维方法。

顶层班子的顶层设计 篇4

企业唯有注重顶层班子的设计，在对未来趋势前瞻性预判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性、体系化的战略规划。然后把战略和利益分配挂钩，把战略与管理部门职能转变挂钩，把战略与企业文化再造挂钩，才是实现企业转型升级、打造智慧企业的出路。

从四个维度打量领导层

核心班子搭建的主要支撑点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超级智囊团

核心班子一定要有智囊。无论是正式成立的董事会下面的专业委员会，还是经理办公会下面的管理委员会，还是老总或几个创业元老在社会上有固定的或不固定的讨论某些事件的朋友、学者、专家。

任何企业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自有知识、组织认知、系统能力，都不足以解决它发展遇到的新问题，这是个常理。

因此，如何超越公司自身的经历，额外地产生若干的知识和经验，额外的植入若干认识和差异性见识，就非智囊莫属了。智囊团成员，要么是在政府管过若干企业，有若干经验，看着这些企业长大；要么对管理的一般原理，企业里面人与人的相处，企业家个人的为人和秉性有较深刻的认识；要么经历过类似企业的发展。正所谓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这些人能较好地解答该企业发展的烦恼和困惑。

中国企业的智囊，不像外国企业的智囊会提供客观公正的论证，提供各种理性的分析和数据支持。它主要是在一些重大事情上出权谋、想办法、支招，像古代谋士一样，围绕着某些不得不做，被迫得做的事情出具上下策，一则解老板的困惑和恐惧，二则就着这个问题帮老板打开思路和去除决策忧虑。

组建核心班子，既要有智囊的支持，从智力上使得我们的思维开阔，从智力上使得我们可以去应对一些突发的事件，应对集团化以后，我们不熟悉的事项，用智囊的知识、经验和集团知识不足，补偿我们对集团运营的不了解。

非正式议事

核心班子成员不要总是严肃地去带着压力去决策一件事情，非得要今天当下把它定下来。

相反，往往采用请专家、亲历者、观察者来讲课、交流，来讲讲前沿的事。或者核心成员一起到某个企业，组织去进行参观学习。利用这个过程里面所带出的各种感慨、启发、疑惑，以及类似冲击所产生的软性话题，以及对各种感受的探讨，潜移默化地，一点一滴地去影响这几个核心成员的思想。

这样，使得核心班子成员在一些过去互相不认同，理解深浅有差异的一些事项上，达到一个均衡；在大家不一致的地方，引导大家把本源性思考和自身认识坦诚地说出来，进行深度交流；在一些通常需要很硬的沟通，需要很多资讯才能补偿的事情上，通过软性的提醒，拓展思维，促使核心班子和经理班子的人知耻而后勇，善于学习。

同桌的你

核心班子成员无论怎么样互敬互让，只要在同一个企业里待着，他们都难免形成一个同事关系。创业家变得越来越神圣不容侵犯，永远正确。创业元老深刻理解老板意图，在老板面前高度保持一致，在空降兵面前保持神秘和权威。

几个创业元老解读出老板的想法以后，只要进行深入的维护，其他人的意见也就无足轻重了。老板放出一些模糊的气球，试探大家的想法，大家都会尽可能地表现出面上正确，而骨子里面却夹带私货的进行解读，老总也因此乐得留一些模糊空间，好有余地。

这样的结果是，言路没打开，交流其实也都是假交流，老总的权威压在大家头上，喘息不得。老总的思路也屡次被绑架。老总既不能、也无力深入而清晰地讲出自己的思虑，其他人无力也无心去读懂，解析老总的思虑。

面对此情此景，可以让整个班子外出去学习，到某些大学、院校去参加研修班，在白天听老师教授讲课，晚上整个班子就着集团出现的，与今天课堂上听到的理论、案例相似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方面是对课程的消化；一方面是对事不对人的探讨；一方面是对今天课程里面所听到的一些东西的对应和复习。事实上，这些探讨极大程度地解决了我们面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削减并解构了我们原先在企业里面所形成的僵硬的上下级关系。

这种关系使得老板和大家之间，空降兵和元老之间，慢慢地通过知识，通过对这样一些课程内容的研讨，通过这一段时间以来的学习，形成一个平等的，相互能够质疑，相互能够言路畅通的同学关系——把上下级的你变成同桌的你。

解决熟悉的陌生人问题

高层成员相处时间很长了以后，会形成一种僵化了的熟悉的陌生人现象——我很熟悉你，可是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虽然你的行为一举一动我都看得到，但是我不知道你的思维底限，不知道你的内心活动，而且我也不好意思问，也摸不着。

久而久之，高层成员之间不再在基础问题上争论，不再探究彼此思考，不再思考彼此之间对发展、战略、业务以及这些问题背后的更抽象的思考、认识。更不会去探究彼此内心深处的假设，影响你我做出更客观决策的心智模式，乃至造成内心深处的潜意识及思维扭曲对其的认知。

反过来说，一个相处了非常久的核心班子，很难得突然再来谈一次心，再来一次坦诚深入地交流。这是大家面子不容许的，相互的组织关系不容许的，也是各自僵化的角色所不容许的。

如何打破局面，能够在高管层班子里面，在既有的工作关系之上，形成新的相互的认同，新的相互关系的再构建，已经成为突破熟悉的陌生人现象的关键，也是很多企业下一步必须关心的问题。

决策能力高于一切

核心班子不管是通过开办公会，还是开董事会，不管把决策能力放在哪一级，把决策事项放在哪一级，或是办公会或董事会所决策的事项，如何收集上来，如何形成议题，关键是核心班子有没有相应的决策能力。

我们要关注核心班子的决策能力是怎么形成的。一般来讲，在讨论一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无外乎通过探讨、质询、疑问，从一般的角度提出一些简单或破坏性问题，促使提案当事人必须深入进行讲解。以及通过自己的常识、经验，列举出这类项目操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使得项目立项者、项目论证者对自己论证事项深入的剖析或反思，以及参加办公会的核心决策者之间的相互交流。

这样通过众多的途径，使得核心班子产生决策能力。通过交流所形成的一种气场和氛围，通过由某一个人说出一个大的框架和内容，其他人补足他在叙述当中的细节和不完善的地方，从而对这个方案的论证，形成一种质疑或解剖。最终，出现一种氛围：质疑得越充分，争论得越彻底，共识就越到位。

这样一种氛围的形成，恰恰是成长型集团很难做到的。这既需要同桌的你，打破熟悉的陌生人局面，也更需要成长型集团要认真地确定和引入议事规则。很多集团里面，老板被硬性地规定，或自我约束，或身边智囊要求，做最后一个发言。但是即使老板能憋得住，他急切的神情，他对某些不同意的态度嗤之以鼻，早就跃然纸上，使得大家在他急吼吼的肢体语言当中，早就读懂了他最终的倾向。

这根本没起到一个有效培养决策氛围的作用。所以成长型集团对企业家本身的要求，远远大过了对业务，对职业经理人，对其他岗位的要求。

成长型集团的企业家往往不习惯于让各个部门，部门长和部门成员先发表自己意见，主要是希望部门长和部门成员遵循自己的意图，论证自己的意图。如果乐于让部门来发言，让部门提出各种质疑和观点，再通过部门对某些议题的深入的探讨，激发部门的思考，其实是非常有利于企业家得出均衡的决策。

相反，成熟的企业家在会议中有一些共性的特点：如果发现某些思路，很有热情，但是思考得不对；某些想法很有道理，但不切实际；某种建议具有价值，但无法付诸实施，企业家都会以比较积极地肯定这些做法，而不会简单地去批驳。

同时，企业家更会通过设问来回切换立场。有时候作为反对者，有时候作为支持者，反复引导大家从不同角度，多维地、辩证地看同一个问题，让大家理解和认知这个事情。

这个过程很麻烦，很漫长，甚至大家有时候感觉到，企业家其实知道这个事的来龙去脉，知道这个事该如何正确决策。他只不过是为了让大家掌握和了解这类事情应该怎么思考，有意地绕了一个大圈，他只是在等大家。

但企业家这么做，本身也没吃亏，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身边的这些人，或早或迟如果不掌握这些东西，不掌握这一类事情该如何处理的一些方法，最终吃亏的还是企业。虽然他这一次慢了一点，绕了一点弯路，等了一下大家，浪费了一些时间，但是他心里知道，获得的能力和支持是值得的。

在相当长时间里面，班子对这类事情就会产生最基础的认知。久而久之，在这类事情的应用上面，公司就慢慢地会做得更加深入。班子在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思考也会更加全面。

这种耐心通过议事来促进学习，通过议事来强化培训，最终使得核心班子成员的脚下非常稳妥。核心班子已经慢慢意识到了，不能光靠自己，要靠职能部门对他们交上来的，已经经过他们初步论证的方案负责。所以职能部门强，核心班子才会强。职能部门的初步论证，提出建议的能力越强大，核心班子的决策效率自然就越高。

[编辑 周春林]

海洋“顶层设计” 篇5

在过去的很多年，中国已经错过了一些机会。国家海洋局原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许森安说，如果当年在永济礁修建了机场，或者在西沙海战和赤瓜礁海战后能恢复更多的岛礁，“目前在南沙的格局就会大不相同。”

在过去的几十年，在外国所占据的南沙岛礁上，逐渐完成了从占领到占有再到经营的转变，而中国实际控制的岛礁依然鲜见民事的踪影。在2009年提交“外大陆架划界案”热潮中，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陆续提出了7个划界案，个个都挑战中国在南沙的主权。

虽然中国多年来实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然而，争议搁置之时，周边国家却未停止开发的脚步。如今，在南沙密密匝匝的油井中，没有一口是中国的。

中国的海洋法律，近些年虽成果不菲，但多为部门立法，部门之间缺乏协调，也缺少更高阶位的法律。《宪法》里至今没有“海洋”的字眼，《海洋基本法》也迟迟难以出台。这让中国的海洋法律体系，缺少统领全局的顶级食物链。而法律的出台，又遭遇管理体制的藩篱。

中国对海洋的开发，一方面综合开发力度不够，开发的盲点很多，产业之间比例失调；另一方面，局部海域又开采过度，海水养殖遍地开花，近海的生态遭到破坏。海洋的开发缺少一个全局的考量。

以上问题，每个追问下去，都能追到海洋战略上。许森安说，中国的海洋缺少一个战略层面的考量，它应该有几个层面的内容组成：首先，你得知道海洋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是非常重要，还是可有可无？如果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是因为它的产值占GDP的10%，还是它承载着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张海峰有个判断，他认为再过50年，中国的经济就要以海洋为核心。“看这个问题，要往后看很多年。”

弄清楚海洋的地位，接下来是下一个层次：端正对海洋的态度。一是要保护好海洋，另一个是要开发好海洋。前者的含义是“不能让海洋受到侵犯与破坏”，后者则是“我从海洋中要什么”。

接下来要进入制度层面：怎么保护海洋，怎么开发海洋。要把这些内容都写进法规中。比如维权怎么做，由谁来做，谁来配合，海岸带怎么开发，远海怎么开发，国际海底区域怎么开发，要有一个怎样的体制，这些都要用一个有体系的法律加以保障。这一系列法律包涵的内容，一是宪法，二要有海洋基本法，三要有海域法和部门立法，四要有相应的法律配套。总之，一要让法律有权威，二要让法律落地。在立法尚不成熟的领域，可以先用政策替代，但一定要明确。

而接下来，就是执法的问题。法律需明了，执法则“执法必严”。

这样，从上到下，海洋问题就融汇贯通。而其中的关键环节，是中央能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有决心和力度。这是个“顶层设计”问题。

近些年，至少从中央的重要文件上，可以看到海洋的地位正在提升：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实施海洋开发”；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应重视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提出了要“促进海洋经济发展”；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2011年的“十二五规划”，用了整整一段专门介绍海洋，不仅提出要“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还提出了“陆海统筹”的概念。

软肋在于顶层设计 篇6

《教育》旬刊：为什么高校公布三公经费态度不积极？

葛剑雄：既然高校花费的是政府拨款，属于纳税人的钱，那么三公经费就不仅要向高校上级主管部门公开，还应该对师生以及社会大众公开。教育部规定，要求高校进行信息公开，信息公开的范围就包括三公经费。公开是大势所趋，然而眼下高校在经费公开上是有些矛盾的。

高校的开支并不完全来自政府拨款，还包括承担科研项目的经费、经营高校产业的收入。科研项目有的是学校整体申请来的，有的是某个科研团队或个人争取而来的，这些项目经费根据现行规定属于拨款部分，需要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教育部报告，这些钱是否需要向社会公开？目前范围尚不明确。高校有自己创收的产业、横向协作，这部分收益适不适合公开？向谁公开？目前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另外，高校三公经费的计算范围也无进一步明确的说法。比如高校里有国际合作项目，用于这些内容的出国交流，以及用于教学业务上的出国交流，是否算在三公经费范围里也尚未界定。上述原因，加上高校长期形成的陋规，造成高校一般不愿意公开或不愿意详细公布三公经费开支。

《教育》旬刊：高校三公经费应该采用怎样的公开方式？

葛剑雄：三公经费的公开仅仅依靠媒体推动、民间质疑是不够的。必须有具体的规定、细则，有了规定之后，按哪些范围、哪些方式公开，必须有相关的法律解释或政令规定。譬如教育部部属的院校，教育部首先要规定公开的程度，其次要规定用什么办法公开；同时，还要规定高校不公开三公经费会有哪些影响，并对不作为的高校采取哪些强制措施。其中要明确不公开三公经费是否属于违法行为；明确教育部部属高校如果违规，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省属高校如果违规，所在的省政府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具体执行来说，应理顺高校内部管理，建立科学、有效的预算拨款机制。完善核算体系，为财务信息的获取提供保障。核算是财务信息来源的基础，预算的精细化，也对财务核算提出了精细化的要求。在项目管理的基础上，通过优化会计科目设置和控制码，细化支出内容、区别支出性质，保证财务信息的客观性。优化会计科目，特别是设置三级明细科目，对具体反映经济业务有着直接的作用。如，对事业支出中的二级明细出国费，可以设置手续费、交通费、生活费、参观考察费等科目，分别核算出国费用的具体使用内容。这样也就无需通过摘要内容统计各类信息，为财务信息的获取提供了便利。不但保证了因公出国（境）经费信息统计的准确性、便捷性，而且能够直观清晰的分类统计出经费的具体使用情况与明细。

从国家层面来看，三公经费公开的规定必须依据国家相关的法律，这要求国家进一步健全法制，实现制度法制化、经常化、规范化。在现有的法规范围里面，主要看主管部门怎样认真地加以督促。主管部门可以命令部属高校限期公开三公经费。据我所知，在这次公开三公经费的高校中，有一所高校公开的数字为零。对于这种不太正常的现象，主管部门应该查一下，如果真是先进到如此，应该公开表彰；如果在当中虚报隐瞒，就应该认真查处，给社会一个解释。

《教育》旬刊：高校公布三公经费对扼制腐败，能起到哪些实质性的作用？

葛剑雄：事实上，不只是三公经费，理想状态下高校应该把所有公费开支公之于众。只有接受群众监督、质疑，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高校腐败。公开有三点好处：一是已有的腐败较易发现；二是容易纠正使用经费的不规范、不合理之处；三是利用经费弄虚作假的行为，能成为揭露腐败的突破口。

高校不愿意公布经费固然潜藏着腐败的隐患，但现阶段似乎很难找到合适的办法解决实事求是公开的问题。政府拨款往往占到部属重点高校的四分之一，其他的四分之三都要部属高校通过申报项目、创收、横向联合取得，这就使得有些经费的使用之处并不与当初申报的项目相对应，而这样的变通在全国很普遍。例如，相当一部分科研经费用作员工酬金，包括政府设立的一些岗位的配套津贴。如果取消了这笔钱，高校科研、教学人员目前正常的奖酬金就保证不了，一部分年轻教师将陷入生活的窘境，他们当然不愿公布这部分开支。

智慧城市需要顶层设计 篇7

“在大多数城市，智慧城市还只是一种构想，为了避免产生信息孤岛和重复性投资，从一开始就要特别注意搞好顶层设计，这会让城市建设少走不少弯路。”李存国表示。作为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太极公司）智慧城市创新中心总经理，李存国领导的团队正在研究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问题，并正在为一些城市的信息化项目进行顶层设计工作。

在李存国看来，智慧城市的快速反应和智能决策是建立在统一管控基础之上的，统一管控需要一个统一的平台，而顶层设计就是建立这个统一平台的关键。“如果说没有统一的顶层设计，那么城市各管理部门就会各自为政，软件、接口、体系标准都不一样，会导致互联互通实现不了，政府办公效率低下，智能决策和快速反应都将成为一句空话。而对于一般公众而言，很多事情需要多个单位协同处理，信息难以共享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其办事效率。”李存国告诉记者。

以太极公司负责建设的北京市物联网应用支撑平台为例，建成后的北京市物联网应用支撑平台将实现北京市各部门物联网应用信息的接入、汇聚和整合，为相关应用提供数据交换和信息共享服务，为北京市应急指挥平台提供综合信息服务，并为今后全市开展其他领域政务物联网应用奠定基础。在整个项目的规划中，充分贯彻了李存国所在团队在顶层设计方面的研究成果，即“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服务”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