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评价（精选7篇）
中亚评价 篇1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银行国际化经营是金融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和内容。中国已成为世界五大资本输出国之一, 中资银行在全球金融舞台发挥着日益突出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 “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性更加显著。中亚五国, 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土库曼斯坦, 它们有对华友好的传统, 且和我国的政治关系稳定、地缘比邻、经济互补优势突出, 不仅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也是我国外交和经济战略的重中之重, 且合作组织的建立与运行又为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提供了政治安全保障。《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 因此, 积极深化跨境互联互通合作, 是我国金融机构在该区域拓展国际业务的重大战略。同时,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欧美银行深陷困境, 石油、矿产价格连续走低, 资源依赖型的中亚国家资金需求迫切, 而现有的国际组织对该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支持力度不够。因此, 中亚各国与海外金融机构合作的意愿增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大浪潮下, 以开发性金融机构为代表的各类金融机构在加快国际化步伐、深化在中亚区域的机构设置与业务拓展等方面, 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良好的政策环境。
中亚五国的内部, 国情各异, 经济与金融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 银行业要想在此区域进行投资和业务拓展, 首先, 要深入了解各国的投资环境, 并根据其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策略, 区别对待, 一国一策, 科学谋划机构设置与国际化业务的拓展模式。从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来看, 对中亚五国银行业投资环境的研究匮乏。国外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探讨中亚投资问题, 国内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我国与中亚的双边贸易和产业选择, 尚缺乏从银行业角度开展的投资分析, 更缺乏相关的数据分析以支撑其研究结论, 基本无量化的评价体系。此外, 从目前搜集到的文献来看, 国内外有关中亚区域的研究都还没有考虑到外资金融机构在该区域的发展问题。
鉴于此, 本文从银行国际化的研究角度出发、结合中亚五国国情的特点, 构建了一个衡量银行业投资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 然后运用该评价体系及最新数据对中亚五国银行业投资环境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对比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该区域拓展业务及机构设置的建议。
二、银行业国际化区位选择理论及评价模型构建
1. 文献综述
银行国际化是对银行发展状况和经营方式的动态描述。Lewis和Davis将银行国际化定义为经营状态, 它包括业务、管理、机构和监督四方面的国际化[1]。庄乾志、汪建和吴英蕴都认为银行国际化是一个过程, 在此过程中, 银行开展国际金融业务, 建立海外分支机构, 银行经营活动从国内逐步拓展到国外[2,3]。
银行国际化理论的研究深受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理论的影响。有关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的理论主要包括引导效应假说、比较优势论和区位优势论等。引导效应假说指出银行的跨国行为是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引导, 可分为“贸易引导型”和“投资引导型”。贸易引导学说认为银行国际化的动机是配合一国的国际贸易, 到海外设立分支机构, 从而为本国企业提供结算便利及贸易融资服务。Jain通过对美国银行业在东欧国家的境外资产进行回归分析, 实证了银行的资产利润率与双边经济贸易额的显著相关性[4]。投资引导学说指出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 银行国际化经营的主要驱动因素为国际直接投资, 且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Sabi选取23 个欠发达国家的外资银行且以1975-1982 年的投资数据为样本, 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一国国际资本投资额与外资银行在该国信贷投放量显著相关[5]。Aliber研究认为银行实施国际化战略是基于经营效率差异产生的比较优势[6]。Kindleberger提出区位优势论, 指因东道国具有的独特优势, 如管理体制、利率差异、税收政策等优惠, 或经营环境优于母国, 从而促使银行跨国经营[7]。
Papaioannou认为东道国法律制度和政治风险是跨国银行进入东道国的壁垒[8]。Focarelli和Pozzolo、Rascitue等都运用多重逻辑模型实证分析了银行的FDI活动, 研究表明银行的外商直接投资 (FDI) 受到经济水平、政治风险等宏观层面因素、东道国银行业中观层面因素以及东道国银行主体微观层面因素的三重影响[9,10]。董建对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动因的研究肯定了FDI和双边贸易的重要影响[11]。苗启虎和钟根元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东道国人均GDP、中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等因素对中国银行业的对外投资有不同程度的影响[12]。许南、黄颖和涂梦云通过对我国四大商业银行2001-2009 年在15 个国家的海外机构设置情况进行实证分析, 发现两国外贸依存度、对东道国的FDI、双边贸易额和东道国人均GDP是影响我国银行海外投资的重要因素[13]。巴曙松和王志峰对“一带一路”沿线65 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业现状等进行评估, 对包括贷款投放、利率水平、资本充足率等在内的主要指标排序打分, 评价各国银行业发展环境, 并以不良贷款率体现银行业风险水平, 提出不同国家的经济环境、银行业风险的二维图谱[14]。
2. 中亚五国银行业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在中亚五国开展国际化业务乃至设立机构, 首先要对东道国的银行业投资环境进行准确的分析判断。基于上述国内外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研究成果, 本文认为全面衡量一个国家的银行业投资环境需从宏观、中观、微观3 个层面来考察。宏观层面需考虑的投资环境主要反映在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两国经济依存度、政治法制环境三大方面, 其中未考虑一般意义上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中要考虑的地理距离及文化差异因素, 原因是本文研究的区位已明确为中亚, 此区域的5 个国家都曾为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基于“突厥—伊斯兰”文化复合体的地缘文化在这5 个国家有着广泛认同, 与我国的文化差异都基本相似、地理距离也基本接近;且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 当代银行业国际化布局中地理距离的影响程度非常有限。中观层面的银行业投资环境主要指金融市场发展状况, 主要包括金融深化程度、银行领域改革情况、银行信贷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度等;由于到海外开展业务必将与东道国银行开展金融合作, 因此须考虑微观层面的银行业投资环境, 即东道国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
(1) 宏观层面
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是银行跨国投资的基础考虑因素。本文主要选取了GDP及近三年平均增速[15]、人均国民总收入、国家风险评级 ( 采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014 年评级结果) 和外债负债率共5 项代表性指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两国经济依存度以双边贸易额和中国对东道国的FDI额来体现;政治法制环境采用世界银行世界治理指数WGI-5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ex-5) 来衡量, 包括政治稳定性与恐怖暴力、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与腐败控制五项指标, 每个指标数值在-2.5 至2.5 之间, 数值越大表示相关指标越好。
(2) 中观层面
在中观暨产业层面, 本文选取了经济货币化程度 (M2/GDP) 这一最主要的衡量方法来衡量东道国的金融深化程度;汇率波动对一国的进出口贸易、物价水平、国际资本流动、外汇储备以及金融市场稳定等都有着重要影响, 本文以2010 年为基期, 测算了中亚五国近5 年的汇率波动情况;选取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EBRD) 对主要转型国家出具的转型报告中的银行业改革指数来衡量银行领域改革和市场化程度, 该指数涵盖了银行业竞争强度、银行私有化比例及外资银行资产占比、对私人部门的信贷支持比例、银行业监管要求及措施等指标, 能较全面地反映中亚国家银行业的转型发展情况;选取银行部门提供的国内信贷占GDP的百分比以及存贷比指标来反映银行信贷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度;此外, 设置外资银行准入及外汇管制指标, 其中综合考虑了法律法规层面对外资银行的限制、外汇管制情况以及外资银行实际数量占比, 对3 项因素量化评分并加权汇总。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 银行业发展程度决定了该国金融发展的水平。由于中亚五国银行业在其金融体系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因此, 本文对东道国金融市场的研究评价着眼于银行业。
(3) 微观层面
选取国际上权威的银行基础评价体系—CAMEL框架衡量东道国银行经营管理水平[16,17]。CAMEL包括资本充足性 (Capital Adequacy) 、 资产质量 (Asset Quality) 、管理水平 (Management) 、盈利状况 (Earnings) 和流动性 (Liquidity) 5 项指标。由于管理水平主要考察银行业务政策、业务计划、管理者经验及水平等一些非定量因素, 很难量化评价, 尤其更难以对一个国家的银行业整体管理水平给予量化, 因此, 本文将管理水平这一指标舍去, 并参考IMF的金融健全指数 (Financial Soundness Indicators, FSI) , 采用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银行不良贷款率、银行平均资产收益率、银行平均资本收益率、流动性比例五项指标来评价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IMF的FSI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跨国比较分析, 因此非常适合应用于本研究。
综上, 本文立足于东道国金融市场发展, 通过连接微观银行经营管理水平和宏观政治经济, 建立银行业投资环境评价的递阶层次结构框架, 从目标层出发分3 层、细分为23 项评价指标。如表1 所示。
3.多指标综合评价模型与指标权重赋值
(1) 构建多指标综合评价模型
本文要运用多个层次、多个指标对5 个国家进行评价, 考虑到适用性, 我们选择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来构建评价模型, 即将多个指标转化为一个反映综合情况的指标, 从而得出比较可靠的评价结果。中亚五国银行业投资环境评价值的表达式 (1) 为:
式中, Yj表示第j个被评价国家的银行业投资环境总评价值, j表示第1 至第j个国家, i表示第1 至第n个投资环境评价因素;Xi表示第i个评价因素的评分值;Zi表示其相应的指标权重。
(2) AHP法赋权
层次分析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简称AHP) 属于多方案决策方法, 适用于多目标、多准则、多要素的投资战略决策。运用AHP方法建立层次分析模型, 能确定国别银行业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层次结构关系, 通过对每两个因素之间相对重要性的比较和计算分析, 得出下一层因素对上一层因素影响的权重分布。
考虑基础指标层的23 项指标重要性基本相似且缺乏相应的权重赋予标准, 故我们对该层次的指标权重采用等权赋值。对于准则层, 本文采用专家调查法, 向专家们发放《“中亚五国银行业投资环境评价体系”AHP法专家调查问卷》, 请其对评价体系中的5 个准则层要素进行两两比较, 对相对重要程度判断打分 (1 - 5 分) 以获得最终的相对权重。本文共搜集到海内外熟悉中亚事务的学术领域、金融企业领域以及外交领域的各类专家问卷20 份, 问卷来源情况如表2 所示。
通过对所有专家打分结果认真整理, 进行一致性检验与聚类分析, 结果显示:专家6、14、10、15、18、20、7、4、12、19、5 是一组 (A组) , 这一组占了多数, 为主流意见, 特点是金融市场状态、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权重低, 认为两国经济依存度比政治法律环境重要;专家16、17、13、2、9 是一组 (B组) , A、B组专家平均权重比较, 唯一差别在于对政治法律环境与两国经济依存度的排序不同, B组认为政治法律环境比两国经济依存度重要。其他4 位专家与其他专家存在一些差异, 尤其是专家3 (非金融领域专家) 非常看重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 与其他人显著不同, 予以剔除。如图1、图2 所示。
整体来看, 绝大多数专家的意见基本一致, 说明平均后的结果具有代表性, 权重具有科学性。测算后得到各准则层的权重如图3 所示。
三、中亚五国银行业投资环境评价与分析
1. 模型测算结论简述
在对所有基础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之后, 根据各层次确定的权重及表达式 (1) 综合计算出中亚5 个国家的银行业投资环境综合评价分值, 如表3 所示。
根据综合评价得分排序, 本文将中亚五国分为三类:第一类国家为哈萨克斯坦, 评价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四国, 属于中亚区域重点开展投资合作的国家, 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可积极在此开展国际化业务、深化金融合作, 并探讨机构设立的可行性;第二类国家为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评价得分居中, 属于该区域重点关注国家,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可结合这两个国家的经济金融发展特点, 在两国合作的重点领域中开展国际化业务;第三类国家为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评价得分最低, 理论上属于不适宜进行国际化布局的国家, 但开发性金融机构从服务国家经济外交战略及支持中资企业“走出去”的角度出发, 可密切跟踪上述两国的政局稳定及经济发展情况, 在风险可控前提下, 在上合组织银联体框架下与东道国的主要金融机构适度开展金融合作, 并研究向在当地投资的有经验、有实力的中资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2. 国别指标评价情况对比分析
为进一步深入了解银行业投资环境评价中5 个国家各自的优势与劣势, 还需要对影响评价结果的5 项准则层因素及其涵盖的指标情况进行简要分析。
如图4 所示, 5 国对比来看:哈萨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分都较高;哈萨克斯坦的两国经济依存度、政治法制环境以及金融市场状况都明显好于其他4 国;吉尔吉斯斯坦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最低;塔吉克斯坦的两国经济依存度和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最低;土库曼斯坦的政治法制环境及金融市场状况最差;乌兹别克斯坦在5 项准则层因素上都表现居中。下面对各主要指标深入分析如下:
(1) 经济发展水平
中亚五国在过去十几年中经济普遍高速增长, 增速都在6% 以上, 人均GNI偏低的国家增速更高, 同时也存在高通胀。在“次贷危机”后, 部分国家经济增速下滑, 下滑幅度最大的是哈萨克斯坦, 其次为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是独联体第二大经济体, 是中亚五国中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 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较雄厚的工业基础, 是全球新兴经济体之一。2014 年哈GDP总值2378 亿美元, 人均GNI为11670 美元, 属中高收入国家。在“次贷危机”后, 伴随不断下跌的能源价格, 哈经济增速持续下滑, GDP近3 年平均增速为5.1%, 是2000—2011 年平均值的60%。哈外债在2011 年后急剧攀升, 2014 年外债余额达1541 亿美元, 但其中国家和由国家担保的外债仅占5.5%, 主权债务风险低;土库曼斯坦依靠丰富的油气资源, 经济稳步发展, GDP近3 年平均增速10.53%, 为中亚五国最高水平。但该国经济严重依赖能源工业, 由于国际天然气价格下跌, 2014 年起开始出现明显的财政收支和国际收支不均衡问题。同时封闭的经济模式是该国最大的潜在风险;乌兹别克斯坦矿产资源丰富, 是全球第三大棉花出口国, 但制造业和加工业相对落后。近5 年来, 乌经济保持快速增长, GDP近3 年平均增速8.1%, 发展速度在中亚地区名列前茅, 外债负债率仅为12.9%, 有较大举债空间;吉尔吉斯斯坦是中亚国家中经济基础较薄弱的国家之一, 以农牧业为主, 工业基础薄弱。该国已走出2010 年骚乱后的阴影, 2011 年之后经济实现持续正增长。2014年, 吉尔吉斯斯坦GDP为74.04 亿美元, GDP近三年平均增速4.81%, 外债负债率达86%, 为中亚五国最高;塔吉克斯坦GDP近三年平均增速7.2%, 但人均GNI仅为哈国的1/10, 属于中亚最低收入国家。
根据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014年国家风险分析报告》, 中亚五国国家风险评级 (1 ~ 9 级, 评级级数越高, 风险越高) 最好的为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 均为5 级;其次为乌兹别克斯坦, 结果为6 级;塔吉克斯坦为7 级, 风险较高;吉尔吉斯斯坦风险相对最高, 为8 级。目前, 国际三大评级机构标普、穆迪、惠誉在中亚五国中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了连续完整的国家评级。
(2) 两国经济依存度
中哈经贸合作互补性很强, 经贸合作是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据哈海关统计数据, 2014 年中哈贸易额为171.82 亿美元, 占哈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7.2%, 中国已成为哈第一大贸易伙伴, 在独联体国家中哈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对哈国直接投资存量达75.41 亿美元;中国与土库曼斯坦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有着长期密切的经贸关系, 并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2011 以来, 中国连续3 年居土库曼四大贸易伙伴之首。2014 年, 中土双边贸易额为104.70 亿美元, 中国对土库曼直接投资存量为4.476 亿美元;中乌建交以来, 双边贸易稳步发展。2014 年, 双边贸易总额42.71亿美元, 目前中国为乌第二大贸易伙伴, 中国对乌直接投资存量为3.92 亿美元;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2013 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 中吉双边贸易额43亿美元, 中国为吉尔吉斯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中国对吉直接投资存量为9.84 亿美元;塔吉克斯坦2013 年加入世贸组织, 是继吉尔吉斯斯坦后第2 个加入世贸组织的中亚国家。中塔两国持续深化战略伙伴关系, 中塔贸易呈加速发展之势。2014 年, 中塔双边贸易额9.03 亿美元, 占塔吉克斯坦贸易额的17%, 仅次于占27.5% 的俄罗斯, 中国对塔直接投资存量为7.29 亿美元。
(3) 政治法制环境
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治理指数 (WGI-5) 指数来看, 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坦的整体政治法制环境最好, 土库曼斯坦政治稳定性最好, 但其在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及腐败控制四项指标上得分都最低;政治稳定性最差的是吉尔吉斯斯坦。
哈国独立以来接受并效仿西方模式, 已形成“强总统, 弱议会、小政府”的权力构架。自独立以来, 哈国政权未发生变更, 政局稳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预期哈政局将继续保持平稳, 但哈特权阶级对政治经济的控制力很强, 也存在较严重的腐败问题;土库曼斯坦政局一直比较稳定, 社会治安较好, 但基本延续了苏联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政治上高度集权, 经济上高度管制, 市场化改革推进缓慢。在高度集权之下, 土各级政府部门效率低下, 贪污腐败严重;近年来,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积极致力于为外国投资者创造良好、稳定的投资环境, 但受政治保守、机构腐败、执法不严等诸多因素影响, 投资环境的改善依然任重道远;2012 年以来, 吉尔吉斯斯坦政局虽总体平稳, 但仍存在政局变动的风险。吉政府对外资持欢迎态度, 对外国投资不设行业领域限制, 并给予国民待遇, 但其法制建设仍处于完善过程之中, 执法不严、对外资存有传统偏见、政府部门效率较低、腐败现象较严重等情况均对吉的投资环境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塔吉克斯坦目前政局平稳, 社会稳定, 但塔吉克斯坦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较低, 办事拖拉, 规则不透明, 政府官员腐败及寻租现象较严重。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6年营商环境报告》, 在全球189个经济体中, 中亚五国的营商便利度排名分别为:哈萨克斯坦排名第53位, 吉尔吉斯斯坦排名第67位, 乌兹别克斯坦排名第103位, 塔吉克斯坦排名第138位, 未对土库曼进行排名。四国排名均较上年提升。
(4) 金融市场状况
从金融市场发展状况看, 哈萨克斯坦的金融体系处于中亚最好发展水平。2005 年, 哈撤销对外国银行在哈不能持有超过50% 的股权限制, 哈国内出现了包括国有银行、混合所有制银行、私人银行、合资银行、外资银行和跨国银行等多种所有制模式。截至2015 年3 月, 除哈央行和一家政策性银行之外, 哈国内有38家二级银行, 19 家外资银行及29 家代表处, 外资银行数量占比达到约50%;土库曼斯坦共有13 家银行, 其中, 国有银行7 家 (不含中央银行) 、公私合资银行2 家、民营银行1 家、外资银行3 家、外资银行代表处1 家。土库曼的金融市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 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很小;乌兹别克斯坦已初步建立起以央行、复兴发展基金、国有银行、商业银行为主体的、多层次的金融机构体系, 境内有11 家外资银行及代表处。但乌外汇管制严重, 强制结汇及换汇难问题成为在乌国开展商业活动的主要限制;截至2014 年末, 在吉尔吉斯斯坦注册的商业银行共有24 家, 银行资产总量约25亿美元, 其中有16 家外资参与的银行, 外资银行数量占比在五国中最高, 达到66%。吉尔吉斯是WTO成员国, 外资银行在此可享受宽松的外部环境及国民待遇, 经营领域基本不受限制, 但其金融法制建设缺乏更新, 腐败较严重, 导致金融市场存在较大的信用违约风险;截止2014 年末, 塔吉克斯坦共有17 家商业银行、1 家非银行金融机构、42 家小微存贷机构、36 家小微贷款基金以及1 家外资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存款量很小, 2014 年末全部存款余额仅12.60 亿美元, 金融机构贷款资金主要依靠外来资金。
从汇率波动情况来看, 中亚五国的货币近两年都在贬值。哈央行于2011 年开始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由于全球能源市场需求下降、价格下跌, 加上资本外流等行为加剧了哈萨克斯坦本币坚戈的贬值压力。为防止外汇市场出现大规模投机倒把, 哈央行于2014年宣布允许坚戈贬值19%, 坚戈贬值至185:1;土库曼斯坦执行固定汇率制度, 2009 年以来, 新马纳特兑美元汇率一直稳定在2.85。2015 年1 月, 土库曼央行将美元兑马纳特汇率上调至3.50, 马纳特贬值23%;乌兹别克斯坦本币苏姆长期处于贬值趋势, 且官方汇率与实际汇率存在较大差距, 汇率风险较大;吉尔吉斯斯坦汇率基本市场化, 2014 年末, 吉本币汇率为1 美元兑换58.89 索姆, 较年初贬值约19.72%;塔吉克斯坦实行外汇自由兑换的政策, 汇率市场化浮动。受俄罗斯卢布及哈萨克坚戈贬值影响, 自2014 年起, 塔本币索莫尼汇率快速贬值, 自年初的1 美元兑换4.7741 索莫尼跌至年末的1 美元兑换5.3079 索莫尼, 跌幅11.18%, 2015年上半年继续大幅贬值19.1%。
(5) 银行业经营管理
哈萨克斯坦的银行不良贷款率目前在中亚五国中最高, 达23%。2014 年开始, 哈国计划用2 年时间开展银行资产负债表清理工作, 银行将确认损失并核销不良贷款, 问题贷款将被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根据IMF统计数据, 哈国银行的平均资产收益率 (ROA) 和平均资本收益率 (ROE) 都较高, 分别为2.88% 和22.99%; 乌兹别克斯坦整体银行业经营管理较为稳健, 其平均资本充足率为中亚五国最高, 达到23.8%, 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仅为0.39%, 主要商业银行都被三大国际评级机构评为“稳定”;吉尔吉斯斯坦银行规模都较小, 抗风险能力弱, 且银行贷款利率偏高, 未能有效发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塔吉克斯坦银行不良贷款率达到21%, 银行平均ROA和平均ROE都很低, 整体经营管理状况较差。
四、结语
银行业海外投资布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战略决策过程, 其影响因素诸多, 不仅要考虑外部的投资环境, 更要分析投资机构自身的内部发展条件。本文仅从银行国际化的区位选择理论的角度出发, 结合中亚五国的国情, 尝试以量化的投资环境评价体系为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中亚区域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一些参考。因受限于中亚国家数据的可得性, 尤其是土库曼斯坦, 对外禁止信息披露, 故暂时难以覆盖并建立更为全面的指标和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这也是本文的不足之处及今后要努力的方向。
摘要：截至2014年末, 中国对中亚五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100亿美元, 双边贸易额约370亿美元。“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 将使未来中国与中亚的经贸合作释放出更大的潜力。随着全球金融格局的不断变化、上合组织框架下的经济金融合作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 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中亚的业务与机构拓展面临着历史性的发展机遇。本文从银行国际化的研究角度出发, 通过构建银行业投资环境的评价体系对中亚五国的政治、经济、金融、银行等宏观、中观与微观银行业投资环境分层次对比分析, 为金融机构在中亚的国际化发展和布局提供决策依据和建议。
关键词：投资环境,银行业,中亚评价
中亚评价 篇2
《中亚史》一书是一本浅显易懂的中亚通史, 作者用二十章近400 页的篇幅勾勒出了中亚地区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中亚有着漫长的历史, 在文明早期就有原住居民。波斯帝国强盛之后, 征服了中亚地区, 波斯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中亚。公元前4 世纪亚历山大大帝东征, 波斯的阿赫门王朝灭亡, 中亚进入希腊统治时期。希腊及希腊化时代, 中亚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 此间佛教也传入中亚。此后中亚地区开始了贵霜、嚈哒与突厥的统治。其中贵霜由大月氏人所建, 嚈哒被认为是鲜卑的一支, 西方学者则称之为“白匈奴”。随后在中亚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突厥族崛起。隋朝时期, 突厥分为东西两大汗国, 唐朝初期东西突厥纷纷归顺于唐, 但是在唐高宗时期西突厥叛唐, 唐朝统治者平定了叛乱, 将西突厥统治下的中亚地区并于唐王朝的版图, 唐朝设了都督府与都护府对这些地区进行管辖。怛罗斯之战, 唐军战败, 唐朝的势力范围退缩到了葱岭以东。阿拉伯帝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占据了优势, 伊斯兰教传入中亚。中亚先后经历了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时期、萨曼王朝时期。萨曼王朝灭亡后, 中亚由突厥语族诸王朝与西辽统治, 中亚逐渐突厥化。公元13 世纪蒙古崛起, 蒙古在灭掉了当时的中亚霸主花剌子模后先后建立窝阔台汗国与察合台汗国。察合台汗国因内部争乱而逐渐衰落, 突厥化的蒙古人建立了帖木儿帝国, 此时中亚的经济、文化、科学繁盛。16 世纪海上贸易的兴起以及汗国内部的战争使得帖木儿帝国日趋衰败, 最终被乌兹别克人所灭。此后中亚大地上兴起过诸多汗国。19 世纪, 俄国与英国在中亚争夺殖民地, 俄国占据上风, 在一系列的土地兼并中逐步建立起了殖民地与保护国, 从此俄国确立了对于中亚的统治。沙俄参加一战导致国内矛盾激化, 爆发了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 布尔什维克消灭了反苏势力, 将战时经济政策改变为新经济政策, 中亚的矛盾趋向缓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在中亚地区确立的民族制度。苏联建立后在列宁的“民族自决”的原则指导之下, 中亚建立起共和国并进行了民族识别活动。从斯大林时代开始, 苏联对中亚的民族主义分子进行清洗, 从文化上消除伊斯兰词汇, 最终牢固确立了对中亚的统治。而推行集体化没有给中亚农业带来起色, 集体化过程中过火的做法在民间留下了长久的积怨。二战期间, 苏联工业内迁使得中亚地区的经济得到发展。总的来说, 斯大林时代中亚的宗教、民族意识被削弱或者处于受抑制状态, 然而敌对的情绪在底层民众间潜伏着。赫鲁晓夫在执政间对此民族政策进行了改革, 但是赫鲁晓夫的民族政策与斯大林的并没有实质区别。在扩大民族自治权方面并没有多大的进展。在如何看待中亚的历史问题上, 也表现出赫鲁晓夫时期仍然坚持斯大林时期的大俄罗斯主义。赫鲁晓夫的关于“苏联人民”的概念突出民族的接近与融合, 而忽视民族间的差异。苏联政府甚至采取各种措施来加速民族的融合, 包括强制推广俄语, 鼓励民族间通婚等等。这些措施在中亚民族中造成了逆反心理, 从而加剧了民族间的矛盾, 导致了地方民族主义的增长。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经济发展迅速, 中亚也得以平稳发展, 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民族问题并没有凸显出来。80 年代末苏联经济恶化, 戈尔巴乔夫推行舆论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 产生了众多负面影响。苏联的国内局势失控, 社会失序, 无政府主义高涨, 宗教复兴和民族问题又显现出来。在他的改革原则鼓舞下之下, 中亚的民族主义高涨, 民族分裂主义者制造了多起骚乱和民族冲突。90 年代以来, 分离主义也公开发展, 苏联全国局势开始失控。1991 年末, 中亚五国先后宣布独立。苏联解体后, 中亚五国彻底成为独立主权国家。苏联在治理中亚民族问题上对当下中国具有借鉴意义。中亚地区民族矛盾激化最终走向彻底分离的原因在于苏联推行了错误民族政策, 不尊重中亚少数民族的文化与习俗, 粗暴干预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 强行推行同化的政策, 没有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苏联早期将中亚视为棉花供应地, 后期又在中亚开垦荒种粮, 在经济方面始终将中亚地区单一的视为原料的产地, 而对于其他产业投资不足, 中亚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低于苏联的平均水平。这直接造成了经济上的不平衡, 最终也转化为民族间的矛盾。中国应当避免走这样的弯路, 中国在处理民族问题上要坚持民族团结与民族平等的政策, 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更要注意区域间经济的协调与发展。
中亚国家外贸政策调整研究 篇3
关键词：中亚国家,外贸政策调整,绩效
中亚五国独立之后, 经济体制开始由原来的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变, 与此同时, 各国也开始注重发展对外经济关系, 把发展对外贸易, 吸引利用外资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中亚五国凭借自身的重要战略地位, 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的潜力, 使各自的对外贸易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初步形成规模的发展历程。在这一过程中, 各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也在不断地调整变化。本文就中亚五国的外贸政策的调整发展, 绩效及发展趋势做出一些分析。
一、中亚国家外贸政策的历史演变
1. 中亚国家独立前的外贸政策。
中亚五国独立前均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当时, 外贸权为联盟中央所控制, 各国无外贸权, 基本上也没有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机构。前苏联的外贸体制为国家垄断制, 对外贸易活动严格按照国家计划进行。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贸易基本上是由联盟中央按照指令性计划把产品调出和调进, 相互之间的商品交换占输出输入总额的比重, 俄罗斯为57%, 乌克兰为7 9%, 中亚国家在8 5%以上。
2. 中亚国家独立后的外贸政策调整。
中亚国家在独立后的外贸政策调整, 突出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改革原有国家垄断外贸体制, 逐步建立起开放型的对外贸易体制;设立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 确立涉外经贸活动的法制基础;根据自身的经济现状、资源状况确立了对外贸易的发展战略。
二、中亚国家外贸政策的绩效分析
1. 中亚国家外贸政策调整的成效。
(1) 对外贸易额取得明显成效。从总量来看, 各国对外贸易额均有显著增长。1991年哈、乌、吉、土、塔五车对外贸易额分别为24.2亿美元、19.7亿美元、6.1亿美元、5亿美元、7.4亿美元。2003年, 各国对外贸易额分别增长到212.273亿美元、66.9亿美元、12.98亿美元、54.02亿美元 (1月~11月) 、16.79亿美元。分别增长了2倍~10倍。 (2) 对外贸易的地理方向向多元化发展, 贸易伙伴逐渐增多。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 各国积极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对外贸易的地理方向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贸易渠道不断拓宽, 贸易伙伴逐渐增多。 (3) 招商引资成效显著。近几年来, 中亚各国外资的注入无疑对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截至2004年12月, 哈共引外资累计约342.56亿美元。乌独立以来, 已累计吸引外资1 4 0亿美元, 外资企业产品占乌出口产品的份额也逐年增长。 (4) 对外贸易的发展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复苏发展。中亚国家发展全方位的对外经济关系, 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资源赚取外汇, 再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 促进本国工农业生产的恢复。
2. 中亚国家外贸政策存在的问题。
(1) 外资多数流向能源和采矿行业, 投资结构需进一步优化。外资的趋利性导致大多数资金流向原材料、能源等资源开发部门, 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矿业及电力部门。流入加工工业部门的较少。自然资源开发的发展在短期内固然能为中亚国家换回大量紧缺的外汇, 但从长期来看外资投资的这种偏好必然进一步加剧各国经济结构的失衡, 不利于经济的持续性发展。 (2) 资源密集型出口战略导致出口商品结构单一化, 原料化。由于历史原因, 经济状况及要素禀赋等客观条件的限制, 大多数中亚国家选择的是资源密集型出口战略。各国出口的多为初级产品, 出口商品结构具有明显的单一化, 原料化的特点。这无疑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3) 管理对外贸易的法律法规经常变化, 且执法过程中存在执法不严的情况。独立十余年来中亚各国在涉外经济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其法制和市场机制仍不健全, 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 各项法律法规仍在不断的完善和改进中, 而过于频繁的调整和变化为对外经济活动的开展增加了变数。
三、中亚国家外贸政策的发展趋势
1. 总的方向朝着开放、自由化的方向发展。
当今世界是个开放和竞争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使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孤立地生存和发展。深感经济落后的中亚国家深知如果不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 就难以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立足。各国都将依托资源和战略要地的优势积极地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之中。因此, 中亚各国的外贸政策也必然朝着更为开放和自由的方向发展。
2. 各国将继续发挥传统出口产业的优势。
2005年哈萨克斯坦工业部提交的2005年~2008年工业和对外贸易政策发展计划, 将重点主要放在石油、天然气和冶金业发展方面。哈政府2003年公布的《哈萨克斯坦里海地区开发计划》中设想, 到2005年将哈里海地区的原油产量提高到500万吨, 2010年达到4000万吨, 2015年达到1亿吨。与此同时, 哈将进一步完善油气出口体系, 包括建设油气管道, 具有储存和罐装能力的港口和港口设施等。
3. 引导外资流向, 使其更多地投入到加工工业, 高附加值和高科技产业。
对于外资过度流向原材料、能源等资源开发部门这一问题, 已引起中亚一些国家政府的注意。各国将会越来越多地使用法律、法规及经济手段来引导外资流向, 使之更多地投向其薄弱环节和需要更新改造的主导工业部门如机器制造、原材料加工、轻纺食品工业和基础设施等部门。
4. 转变原料型出口, 要利用本国原料进行深加工实现进口替代战略。
目前, 中亚各国都积极致力于改变单一依靠原料型产品出口的战略, 改变加工工业落后的局面, 努力进行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5. 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由于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中亚各国也在努力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因此, 各国必将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在此过程中实现资源和技术的优势互补。目前, 中亚各国正以“中亚合作组织”为平台朝着“一体化”的目标努力。
参考文献
[1]赵惠杨恕:中亚国家利用外资情况简析[J].东欧中亚市场研究, 2001, [2]
中国与中亚双边贸易新视角 篇4
作为连接中国与中亚等国的新通道,“一带一路”对于中国打造开放新格局有着重要意义。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位于亚欧大陆的要冲,曾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国家未来经贸合作层次将如何提升,贸易潜力和投资潜力怎样进一步挖掘?至关重要的国家产能合作方面又有着怎样的机会和路径?本文将围绕这些热点话题从双边贸易视角进行深入探讨。
中国与中亚经贸合作正在驶入快车道
“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快速发展,区域经济贸易合作不断加深,对外贸易从无到有,规模从小到大,贸易商品结构不断改善。
1992年,是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第一年,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总额仅为4.6亿美元,此后中国与中亚双边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加,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中国国内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背景下,中国与中亚的贸易仍然持续快速增长,双边经贸合作正在全面、深入地展开。2013年中国对中亚对外贸易总额达502亿美元,其中出口232亿美元,进口270亿美元。2010-2013年中国与中亚贸易平均增速为20%,比同期中国外贸平均增速高10个百分点。
从比重上看,中国与中亚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已从1996年的0.27%提升至2014年为1.04%。与此同时,中国与中亚贸易额占中亚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这个跟前面都说的是比重)也在快速上升,2014年为24%,比1996年提高了近21个百分点。2009年,中国已成为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10年,中国成为哈萨克斯坦的最大出口国,也是塔吉克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
资料来源:UNCTAD数据库
从区域贸易结构上看,长期以来,哈萨克斯坦与中国贸易额所占比重最大,但呈逐年降低的趋势,2013年中哈贸易额占中国与中亚贸易的60%左右。近三年来,得益于2010年中国-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管道竣工投产,土对华天然气出口大幅上升,中土贸易比重也在快速上升,由2010年的5%上升至2013年的20%。而受2009年金融危机和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动荡影响,中吉双边贸易额大幅下降,中吉贸易比重由2008年的30%下降至2013年的10%,但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的贸易额变化不大。
显而易见,中国与中亚五国已经成为彼此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但值得重视的是,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层次依然较低,贸易潜力和投资潜力还有待进一步发掘。主要表现在:一是贸易比重依然偏低。2013年中国对中亚贸易总额为484亿美元,占我国出口比重仅为1.2%。二是贸易商品结构档次低。中国出口中亚主要是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技术密集型产品份额很少,占比不足10%。
资料来源:UNCTAD数据库
尤其是2014年,由于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以及国内资源型行业产能过剩双重影响,中国从中亚进口金额大幅下跌,导致中国与中亚对外贸易也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同比2013年下降了10%左右。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战略出台恰逢其时,不仅有利于中国与中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更将推动双方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由低层次逐渐向高层次升级。
中国与中亚经贸互补性强于竞争性
首先,从前十大贸易商品结构来看,双边互补性较强。
中国对中亚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和制鞋行业,出口份额超过33%,其次集中在工程建筑和货运行业,如钢材、工程建筑机械和卡车,出口份额占10%左右;中国从中亚进口主要是资源产品,其中天然气和原油份额最大,合计约占70%,铜、铁、锌等金属及其矿石的份额合计约占15%。从前十大贸易商品结构上看,由于中国与中亚的产业互补性强,未来双边贸易合作还有很大空间。
资料来源:UNCTAD数据库
资料来源:根据UNCTAD,1995-2013年国际贸易分类标准(SITC) 3位数标准的数据测算
其次,从竞争和互补关系来看,双边互补性显著强于竞争性。
如果用出口结构的相似程度来反映贸易竞争程度,2013年中国与中亚的竞争性指数为0.1,而同期中国与韩国竞争性高达0.5,这表明中国和中亚国家之间的竞争性很低。与此同时,如果用双边进出口的匹配程度来反映贸易互补程度,2013年以中国与中亚的互补性指数为0.5,而同期中国与印度的TCI指数仅为0.3,这表明中国和中亚国家之间的互补程度较高
第三,从时间维度来看,双边互补性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贸易互补性还表现出明显上升趋势,互补性指数从1995年的0.37,上升至2005年的0.42,再上升至2013年的0.49,这表明近20年来,随着双边经贸往来的不断深化,互补性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愈来愈强。
第四,从深层次来看,双边互补性增强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产业和出口结构的升级。
按照技术密集程度可将商品划分为:初级产品(PP)、资源产品(RB)、低技术产品(LT)、中技术产品(MT)和高技术产品(HT)五大类,以此来观察1995-2013年中国与中亚各自出口结构的变化(见表4)我们发现,中国的出口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产品升级趋势明显,中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由过去不具备比较优势变成具备较强的比较优势,虽然低技术产品仍具备比较优势,但有逐渐减弱趋势。而反观中亚的出口结构则变化不大,具备较强比较优势的始终是初级产品,中、高技术产品一直处于比较劣势。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能合作路在何方?
中国和中亚国家之间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有着较强的互补性,未来双边经贸合作潜力巨大,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中国和中亚具体在哪些行业或产品领域可能具备产能合作机会?
我们基于20个工业行业的数据,通过比较中国具有出口优势行业和中亚进口强度高的行业,来找到双边产能合作的行业机会
第一,中亚进口需求强度大、同时中国出口优势明显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
中亚进口需求强度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纺织品与服装、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皮革、塑料制品和金属制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长期以来,中国在这些行业上一直具有明显的出口比较优势。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成本快速上升,中国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在逐渐减弱,产业结构向更高附加值和更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升级是必然趋势,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也不可阻挡。
第二,中亚进口需求强度大同时中国具有一定出口优势的行业,主要集中在重化工业。
中亚对黑色金属、专用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等行业,具有很大的进口需求,虽然总体看来,中国的出口优势并不明显,但是细分行业之后,中国在部分子行业具有出口优势。具体来看:
黑色金属业:中亚对基建用钢材具有很强的进口需求,而中国钢材产品具有较强的出口优势,并在逐年增强,同时由于近年来国内钢铁产能过剩问题的存在,钢铁行业具有扩大对中亚出口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专用设备制造:中国在工程建筑和纺织机械上逐渐显现出口优势,随着中亚国家工业化的推进,其对工程建筑机械和以纺织服装为主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设备需求将会增加,中国可以此为契机,谋求相关行业贸易规模的扩大。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交通基础设施是工业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随着新亚欧大陆桥建设的推进,中亚对铁路的需求仍将持续旺盛。近年来中国在铁路车辆,尤其是高铁的出口优势逐渐凸显,未来以高铁为核心的铁路装备将成为中国对中亚出口和投资主要增长点
资料来源:根据作者的计算
第三,中亚进口需求不足同时中国有出口优势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家电及消费电子行业。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中亚在家电、手机、计算机等消费电子类行业整体进口需求较低,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家电生产国和消费国,具有明显的出口优势,拥有海尔、海信、格力等全球知名家电品牌,在计算机和手机通信领域,也拥有联想、华为、中兴等国际型企业。虽然中亚在这些产品上的进口需求一直很弱,但随着中亚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升,未来潜力仍十分巨大,因此在这些领域,中国需要通过“一带一路”带动中亚的经济发展,积极发现和培育相关需求。
双轮驱动的产能合作路径
“一带一路”给中国与中亚的经贸合作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中国与中亚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双边经贸合作潜力空间十分广阔。一是随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双边经贸合作加强,贸易和投资便利性大大增强;二是随着中亚经济水平的发展,中亚需求层次将会提升,将刺激双边贸易和投资广度和深度的拓展;三是随着中亚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的部分产业将有望通过出口来缓解产能过剩,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规模。
因此,以贸易和投资为双轮驱动,将推动中国和中亚国家之间的双边经贸合作进一步深入,从而实现互惠互利和双赢。
第一,发挥亚投行作用,推动双边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中亚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缓慢,基本上仍停留在原苏联的水平上,这已成为经济和地区合作的严重障碍,也是制约中国和中亚各国经贸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在道路、机场、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完全可以参与中亚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互联互通,为中国制造业赴中亚各国投资奠定基础。
第二,将制造业投资作为双边经贸合作的重点,推动国际产能合作。目前,中亚各国正处于工业化初期,通过发展重工业进而建立基础工业体系是实现工业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在钢铁、化工、非金属制品等重工业行业已经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而且这些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产能过剩情况,在上述领域扩大对中亚国家投资既能够有效发挥中亚各国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优势,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拉动就业,也有利于促进中国重工业企业国际化水平的提高,通过国际产能合作,缓解国内产能过剩问题。
新疆企业拓展中亚市场对策探讨 篇5
1 新疆企业在中亚市场中的问题
中亚市场的开拓对新疆企业的经营规模和新疆经济水平的提高富有难得的机会。但是, 由于我国对外开放的时间短, 开放程度低, 经验不够丰富。同时, 目前中亚五国还处在经济转轨阶段, 存在着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成立, 贸易环境不太稳定等因素。在这种环境下新疆企业在中亚市场中遇到了社会环境, 资金, 信用, 人才等方面遇到了关键性问题。这些问题具体分析如下所示:
1.1 复杂的周边国家社会经济环境
中亚各国社会环境、经济还处于不断恢复阶段, 贸易环境还不稳定。中亚地区口岸管理不规范, 各国政府对相关事务的管理不健全、不完善, 对服务业缺乏行业管理和监督。因为新疆企业以贸易式模式进入中亚市场, 在进入中亚市场的过程中, 中亚市场腐败泛滥、运输摩擦等时常发生, 减少了新疆加工类企业与中亚商人之间经贸合作的机遇。最近以来, 新疆向中亚国家拓展的项目大部分集中在我们较占优势的劳动密集性商品上, 中亚国家由此产生了排斥心理, 担心中国的产品席卷当地商品市场, 新疆的企业挤占当地劳动力市场。所以新疆的产品和企业进入中亚国家市场时遭受歧视和非国民待遇, 大量的新疆外贸从业人员在当地受到偏见, 甚至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证。
1.2 新疆的金融业滞后, 外贸企业的资金短缺
新疆对外贸易的方式主要包括边境小额贸易和边民互市贸易, 而其中具有外贸经营权的中小外贸企业、民营外贸公司是其主导力量。但是, 这些企业与我国内地一些跨国企业相比规模小、资产少, 它们资本积累的主要部分要用于企业的再生产, 用于贸易或直接投资的资金不足上。因此新疆外贸企业开拓中亚市场所需的资金主要来自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但是, 因为新疆民营外贸企业的资产比重相对较少, 可用做贷款担保的抵押品有限, 企业的信用程度不高, 银行和金融机构要求的担保金数额较高, 所以中小企业在申请贷款时就产生了它们在取得贷款能力上的限制。这类资金获取的困难, 阻碍了新疆企业对中亚市场的开拓。
1.3 新疆企业在中亚市场中不富有竞争性
近年来, 新疆外贸企业数量比重大大增加了, 但是外贸企业实力仍然不太强, 新疆的外贸企业普遍不具备竞争力。边贸本身是为了照顾到各国居住在边境线两侧的居民生活方便而做出的一项例外规定, 进入标准不高, 因此许多弱势的企业也能进入中亚市场经营。目前, 新疆从事边贸企业和个人数量多, 由于大部分外贸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欠缺, 因此在经营中普遍存在不考虑长远利益, 进行不正当竞争的问题。还有许多外贸企业的经营是断断续续的, 当市场上出现某一种商品狂销时, 不管它们的经营能力和资质潜力如何, 大部分企业都盲目跟随, 而当市场情况恶化时, 许多盲目参与者只要不顾血本降价销售, 或停业。这样就不能达到企业的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
1.4 新疆企业产品的信誉问题
进入中亚市场的最初阶段, 新疆企业主要采取贸易式进入模式在中亚市场占领一定的比例。旅购和个体贩运是双边贸易的主要方式。这种低层次的贸易方式来形成出口规模是难以实现的。中国产品价格低, 所以在中亚市场上占一定的价格优势, 但依靠此类价格低, 质量不高的商品贸易, 尽管在中亚市场上的占有率较高, 但这只是新疆企业开拓中亚市场的初期阶段, 还未成为中亚市场的主流。这种低质低价的商品贸易也严重影响了新疆企业在中亚市场中的商誉。此外, 一些只看重当前利益的小企业利用虚假伪造产品通以贸易方式进入中亚市场, 或以次充好, 或质量不标准不合格, 严重降低了新疆企业在中亚市场的信誉。
1.5 贸易人才少, 贸易人员知识水平不高
新疆的人才短缺, 特别是外贸领域的业务人才、管理人才和相关技术研发人才非常匮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疆经济发展滞后、信息不畅通, 认为就业前景不好, 同时, 没有良好的用人机制与人才培养机制, 再加上不惜人才, 使得本来就在人才流动上处于劣势的新疆地区“寸步难行”。大量人才的流失使得新疆外向型经济的开发受到猛烈的冲击, 并成为约束新疆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现实因素。
2 对策和建议
2.1 采取多种措施, 建立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良好关系
新疆地方政府应主动与周边贸易国建立稳定的沟通桥梁, 有必要建立一个相应的机构来协调、处理与周边国家的事务。这个机构不应是简单的外事部门, 而是应含有与外贸、海关、商检、税务、银行、国外相关政府部门及在外华人都能够进行正式的沟通功能, 能了解各方的信息, 明确各方的利益, 能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发生的问题给予预警, 尽可能的在考虑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协调双方的关系、并由此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为新疆与周边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开展各种经贸活动奠定良好的基础。
2.2 重建金融体系建设, 改善企业的融资渠道
国家相关部门和新疆地方政府应给予新疆金融业更大的自我发展空间和优惠;新疆政府通过推动建立地方民营银行、设立外资银行分支机构为企业高新技术投资项目提供资金保证与政策支持。通过银行改革扩大对外贸企业的贷款, 简化贷款手续。有条件的话, 可以邀请银行资深投资顾问承担企业的投资、财务导向。新疆高新技术投资机构从一开始就采用“官办官营”的模式应该彻底改变。
2.3 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扩大其在中亚市场的竞争力
外贸企业应以有科学, 有系统和有明确计划目标地进入市场, 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改善市场经营线。转变新疆外贸过于集中于无序的低价竞争局面, 推动企业的竞争策略转向非价格竞争, 使企业更多的重视创立品牌、提高售后服务水平和商品质量, 以次作为突破口, 真正确立新疆外贸的竞争优势。各外贸企业应该强烈地意识到在发展中必须改变旧思维模式, 树立起“顾客至上”, “质量第一”的思路, 注重在国外注册商标的重要性。
2.4 增强产品竞争力, 发展特许经营
新疆企业应在中亚目标国设立自己的零售商店或连锁店、专卖店, 以特许专营的契约模式走进目标市场开创新疆企业自己的销售平台。完善对外承包工程服务体系。政府应增加向实施对外承包业务企业的投资, 有目标、有重心地投入资源勘探、工程规划等有发展前景的大项目, 来为更多的外贸企业提供畅通的承包信息, 减少企业的市场开拓风险和成本。掌握中亚市场承包工程项目的特点和趋势, 为企业开展高层次的咨询服务, 与中亚市场的企业建立广泛的合作, 引导新疆企业在中亚市场中找到优质工程承包项目。新疆企业努力实现与中亚国家企业对外承包业务合作等国际化经营, 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建立技术、管理密集型的工程承包业务, 推进步入高端业务市场的节奏。
2.5 注重培养外贸人才
经营在国际市场对从业人员的要求较高。因此, 政府和企业应尽快创建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机制, 巩固对外贸从业人员的再培训, 注重对他们的外语, 使他们掌握一到两门外语。同时, 必须应当给他们进行专业和业务内的培训, 使他们掌握外经、外贸、管理、金融、法律、经济等方面的专门知识来适应对日新月异的国际竞争市场。
2.6 拓展对外开放的实际力度
随着中国加入WTO, 外贸领域的有些限制和保护措施必须取消, 切记越早放开越有利于企业竞争力的培养。政府应当取消在大部分商品进出口配额上的限制, 随时根据形势来降低和调整商品进出口税率;放宽对出入境人员的约束, 简化出入境手续, 放宽对外商投资的限制;对新疆境内的资源产业和市场, 除国家特殊规定外, 全部都向国内外投资者开放, 鼓舞国内外投资者以独资、合资、合作、参股、控股等形式参与新疆的开发建设。
摘要：新疆企业在中亚市场中面临的有些关键性问题阻碍了新疆外贸的发展和经济的快速增长。论述了新疆企业在中亚市场中的问题, 并从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 新疆金融体系及企业融资渠道, 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人才和对外开放等方面具体地分析了问题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新疆,外贸企业,中亚市场,融资渠道
参考文献
[1]庞玉兰.新疆出口结构优化问题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 2007.
[2]国际贸易问题, 国际贸易问题[M].杂志社, 2006. (1) .
《白鲸》中亚哈船长的悲剧人生 篇6
(一) 赫尔曼·梅尔维尔。
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年出生在纽约市。他的父亲去世之后, 他被迫离开学校开始工作。做过一些文职工作后, 18岁的他开始了他的初航, 21岁那年, 在南海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海上捕鲸人的生活。这次航行给他早期著作积累了素材, 如《泰皮》 (1846年) 和《欧穆》 (1847年) , 以及其他杰作如《白鲸》, 《皮埃尔》、《广场的故事》和《水手比利·巴德》。其中《白鲸》使梅尔维尔达到创作的顶峰, 小说中所塑造的几近疯狂的亚哈船长形象让人难以忘怀。
他亲身体验过捕鲸船上的生活, 了解作为一名船员生活是怎样的冒险与艰辛, 正如他自己在生活中也充满了挣扎和斗争。梅尔维尔认为人们活得毫无意义, 他对他所在的世界一直持悲观态度。他认为, 人们细心地观察和享受生活, 但始终难以冲破大自然对生活的束缚, 还是要任大自然摆布。曾经他试图寻求力量挣脱, 但注定徒劳。在他眼里, 诸如“人可以让世界为自己所用”的说法不过是超验主义者的单纯的想法。
(二) 《白鲸》。
《白鲸》这本书中, 疯狂的亚哈船长追逐白鲸体现的正是在道德摇摆的社会中人性的迷失, 这本书无疑是同类描述海洋作品中的一部佳作。正如D.H.劳伦斯写道, 《白鲸》一书“能让人获得灵魂的宁静, 和一种敬畏之心……这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却最精彩的书”。然而在早期, 《白鲸》并不受梅尔维尔同时代的人赏识, 甚至它的寓意被误解。然而, 它却无可争议堪称经典。《白鲸》揭示了19世纪美国生活的基本模式:孤独和自我民主下自杀式的个人主义。
在这部小说中,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亚哈船长, 为了复仇疯狂追逐着白鲸。通过分析他的思想和他的行动, 可以感受到他作出穷追白鲸的决定和开始执行时候的冲动和痛苦情绪。《白鲸》最重要的主旋律之一是异化, 这也是梅尔维尔感觉存在于他生活中的, 人与人, 人与社会之间, 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疏离。
二、《圣经》中的亚哈国王
《白鲸》中的亚哈船长和《圣经》里的亚哈国王有相同的名字———这不是一种巧合, 而是联系十分紧密的。
亚哈国王, 是以色列最强大也最邪恶的国王之一, 他娶了西顿王谒巴力的女儿耶洗别 (西方语言中喻指无耻恶毒的女人) 。在她的劝说下, 亚哈筑了一座庙宇给巴力, 并为撒玛利亚修了坟墓;在耶洗别的帮助下, 亚哈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 当拿伯不肯卖他的葡萄园时, 耶洗别诬告他亵渎神灵和国王, 拿伯因此被判死行, 亚哈在拿伯死后占领了葡萄园。鉴于亚哈的邪恶之极, 以利亚判定他的整个家庭应该被灭绝, 先知米该雅预言亚哈将死在基列的拉末。上帝借先知对他所说的话果然应验了———在战斗中, 亚哈虽脱去王服化了装, 仍被流箭射中, 当日傍晚死在战车中。他死后有人清洗战车时, 有狗来舔他的血。
三、《白鲸》中的亚哈船长
(一) 罪恶的亚哈船长。
在《白鲸》一书中, 梅尔维尔讲述亚哈船长追逐白鲸的捕鲸之旅。巨大的白鲸使他身残, 也因此成为他眼中一切罪恶与不公的导线。翻动着白色浪花的大海与幽灵般的白鲸不仅使他身体残疾, 也扭曲了他的灵魂和尊严。为了复仇, 挽回丢失的灵魂和尊严, 他忘记了自己和家人, 忘却了甚至船员的性命, 亚哈对他的船员制定了“不可离船”的规定, 他带着30多名毫不知情的船员踏上捕鲸的不归之路。然而最后, 亚哈败给了莫比·迪克, 带着所有船员 (最后的讲述者除外) 和渔船一起扎入海洋深处。因而他也被认为是恶魔的化身, 白鲸是大自然神明的化身。
亚哈船长是体现梅尔维尔精神最好的例证。他是一个典型的梅尔维尔式的“独立者”, 经常用着典型的巴特比式的口吻, 好像总在说着“我希望不要这样”。他远离妻儿, 很多时候也远离他的船员。他憎恨被视为大自然守护神化身的白鲸, 他恼怒因为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因为梅尔维尔受强调个人主义和超灵的超验主义的影响, 亚哈船长成为是梅尔维尔笔下自力更生的超验主义者的一个具象。对亚哈船长来说, 他自己的意志是唯一的法则, 世界因他而存在。他的自我实现建立在其他人的牺牲之上:为了让自己能如愿, 性命可以牺牲, 自然要被征服。他不停歇地思考, 坚持个人主义, 他粗鲁而无情地剥夺着同行船员的人权和自我。亚哈仿佛是奥德修斯, 而他的船员似乎是一群邪恶咒语下毫无自由的傻瓜, 在不知不觉中自行毁灭。在《白鲸》一书中, 梅尔维尔传达着一个理念, 即“死亡———精神上的死亡, 情感上的死亡, 身体上的死亡”, 根据唯我论的说法, 这是自立的代价。亚哈船长, 更准确地说是唯我论的牺牲品, 他的极端个人主义, 自私自利带来的是一个悲怆的结局。
(二) “救世主”亚哈船长。
在人们都认同亚哈的悲惨不幸的和邪恶的一面之时, 船长亚哈有着鲜明的另外一面———自我异化作的救世主形象般为完成历史使命参加圣战。所有的使命感, 所谓的领袖, 只不过是政治化的产物。他自认是神圣的领袖, 将带领人们驱除身上的罪念, 净化世界。亚哈船长身上也具备以下特点:一个热情, 狂热, 破坏性与建设性并存的”救世主”;一个蔑视他人, 为暴力开脱, “高尚”的道德典范;一个需要绝对的权威, 忠诚与关注;半神半人的自我形象;一个具有强烈的自我牺牲式的斗争意识, 与现实强烈的敌对战士。亚哈虽死, 但他追捕白鲸时候的勇敢, 自我和超自然的报复, 在人们眼中他满是战斗的勇气, 或多或少令人钦佩。
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中的魔鬼撒旦可以说是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的亚哈船长的原型。这个“傲慢, 凶恶, 却如神一样的亚哈”像是要向地球上, 天庭里, 地狱下的一切罪恶势力抗争。他的骄傲和愤怒如熊熊大火———为了追逐恶魔般的白鲸莫比·迪克, 以为这样做便可战胜人类的一切邪恶, 这份信念成了他身心力量的支柱。亚哈的做法有些英雄主义, 但还是令人难以置信, 亚哈事事坚持一意孤行, 这种刚愎自用最终拖垮他。事实也证明, 莫比·迪克确是他的克星。
四、结语
亚哈在他追逐白鲸的过程中不断上演着他与它之间的仇怨, 似乎这早已是天注定。神灵恨恶罪人, 罪人憎恨神灵。最终, 他牺牲了, 莫比·迪克也死在他的枪下。从他对白鲸的一次次袭击中, 也看得到亚哈努力平息自己内心对上帝不公的反叛。然而在当时的宗教教义之下, 正义与邪恶交织的亚哈, 注定在矛盾中战斗与消亡。
摘要：本文从辩证的角度出发, 通过简要介绍小说《白鲸》内容及作者的思想背景, 联系《圣经》中亚哈国王的传说, 分析白鲸在亚哈船长的行为中所起的导火线作用;并重点分析亚哈船长在追逐白鲸的过程中的心理及行为, 分析船长的人物形象及各种原因。结合一些学者普遍对亚哈船长邪恶角色的定义以及他对白鲸的报复心理原因分析的同时, 肯定其作为敢于抗争的代表, 及他不服输, 一直与所谓的命运及上帝的不公正搏斗的精神。
关键词：亚哈船长,《白鲸》,命运悲剧
参考文献
[1] .常耀信等.美国文学简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2
[2] .Richard H.Brodhead.《白鲸》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3] .[美]ROBERT E.SPILLER;王长荣译.美国文学的周期[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
中亚与中国地缘政治安全浅论 篇7
一、中亚在中国地缘政治安全中的地位
中亚通常指亚洲中部亚细亚地区, 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这一地区北接俄罗斯, 东邻中国, 南与伊朗、阿富汗接壤, 西濒里海, 并隔里海遥望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土耳其, 总面积近400万平方公里。在古代“丝绸之路”最鼎盛时期, 中亚曾有南、北等多条线路横贯东西, 沿线的城市因运送贵重商品的驼队云集而颇具规模。中亚五国独立之后, 中亚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地位更加重要, 成为世界大国权势角逐“新的地缘政治战场”。麦金德认为, 中亚的山地是海权势力很难到达的地区, 以此为中心, 控制东欧, 就可以排斥海权势力。他把亚欧大陆, 甚至包括非洲大陆称为“世界岛”, 从历史的经验出发, 认为陆权绝对胜于海权, 断言谁统治心脏地带, 谁就控制世界岛, 谁统治世界岛, 谁就控制世界。麦金德的理论虽然引起激烈的争论, 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亚欧大陆腹地中亚地区在国际地缘战略格局当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中国与中亚的历史关系源远流长。自西汉起, 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西域地区就包括中亚地区和中国现在的新疆地区。如今, 中国西部一些省区, 与中亚还存在着民族和宗教上的密切联系, 如新疆、青海、甘肃、宁夏等, 尤其是新疆地区, 当地少数民族与中亚一些民族长期跨界而居, 联系密切。同源跨国民族的存在和地理上的毗邻而居, 使中国与中亚地区有一种天然的联系, 一方面为国家间的合作提供有利条件, 另一方面, 冷战结束后, 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向中亚的渗透, 也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很大压力。中国西北地区和中亚同处亚欧大陆腹地, 其地理位置及其丰富的资源决定了它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由于地处亚欧大陆的中心, 中亚早就被地缘政治学家称为世界的枢纽地带。这一地区连接俄罗斯、中国和欧洲, 是大国战略交汇之地, 同时也是美国联盟网络的断接地带。加之多种民族、宗教、文化交错, 关系复杂, 它的波动将影响周围大片地区的稳定。
诚然, 冷战结束后, 随着两极世界格局的坍塌, 我国西北地区周边地缘安全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联的解体, 使我国西北地区的安全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原苏联部署在中亚地区的庞大军事力量随着中亚国家的独立而土崩瓦解, 使我国西北地区长期面临的巨大军事安全压力得以消除。中亚国家奉行对我友好政策, 尤其在我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协定和在边境地区裁减军事力量协定, 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建立后, 中亚及俄罗斯与我国的双边军事政治关系进一步改善, 同时, 中亚国家与我国发展互利合作, 使我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逐步扩大, 中亚国家多种力量相互制衡的局面基本形成, 这一切都为我维护西北地区安全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但是, 也应看到, 西北地区是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 周边邻国众多, 各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各异, 民族宗教问题错综复杂, 现实或潜在热点集中, 作为利益交集地带的中亚地区由于地缘政治格局的调整和各国因为民族、领土与边界争端、民族分立主义和教派冲突、水资源等问题, 成为各种力量纵横交错, 多种矛盾相互交织的潜在热点地区。特别是近年来, 以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为代表的各种极端势力在中南亚及周边地区迅猛发展, 对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而这些都与我国西北地区安全息息相关。
二、对中亚与中国地缘政治安全的新判断
在地缘上, 中亚与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为邻, 又与印度、欧洲大国有联系, 同时还受到美国、日本等国的重视, 上已经成为许多大国和地区力量全球战略部署的交叉点。同时, 因中亚国家地缘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和油气资源的丰饶高产等因素, 中亚地区已经逐渐成为俄美中等大国和地区强国竞相拓展外交影响的舞台。
(一) 美国加紧对中亚的渗透和控制。
冷战结束后, 中亚成为美国关注的一个重要地区, 并将其作为全球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早在1992年2月中亚各国独立不久,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贝克就出访了中亚, 随后从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加快对该地区的渗透。1997年美国专门成立了一个负责制定中亚战略的班子, 制定了一套新的中亚战略, 其核心内容是:趁苏联解体和俄罗斯衰退在中亚形成力量真空之际, 积极介入中亚事务, 增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和影响, 将中亚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 以达到如下战略企图:一是从南侧挤压俄罗斯的传统地缘政治空间, 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地位和影响, 遏制或延缓俄的重新崛起。二是通过控制中亚增大威慑和影响中国的筹码。三是控制中亚的油气资源, 减少对中东石油进口的依赖。四是防止具有强烈反西方色彩的伊斯兰“瘟疫”蔓延。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 美国“显然不仅对开发这个地区的资源感兴趣, 而且要阻止俄罗斯单独主导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空间。美国这样做不仅是在谋求它的欧亚地缘战略目标, 而且也通过争取毫不受限制地进入这个至今还封闭着的地区, 维护其本身日益增强的经济利益及欧洲和远东的利益。因此, 在这个难题中有利害关系的包括地缘政治力量、潜在的巨大财富的获取、民族和 (或) 宗教使命的完成以及安全利益”。正因为如此, 苏联解体之后, 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开始对中亚地区实行全面的渗透。尤其是“9.11”事件后, 美国借反恐契机, 以阿富汗塔利班为打击重点, “进军南亚, 稳坐西亚, 屯兵中亚, 楔入欧亚大陆腹地”, 在我国西北边疆周边国家投棋设子, 抢占先机, 加快北约东扩的界线, 以削弱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 最终实现对我国战略合围之企图。
(二) 俄罗斯在中亚有着重要利益和影响。
中亚地区历史上归属于沙俄和前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的解体使原苏联部署在中亚地区的庞大军事力量随着中亚国家的独立而土崩瓦解。但继承了原苏联衣钵的俄罗斯认为, 中亚五国在历史上就与俄存在着“天然的联系”, 对俄的国家利益具有原则性、战略性的重要意义。它不仅是俄一些战略资源“传统而稳定的供应地”, 而且中亚作为一个“缓冲地带”, 可把俄与阿富汗, 以及“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国家隔开, 有利于防止对其南部边疆可能出现的或潜在的威胁。首先, 中亚各国有大量的俄罗斯人, 中亚五国俄罗斯人占该地区总人口的20%, 占苏联解体后居住在俄罗斯联邦境外俄罗斯人的40%;其次, 中亚是俄罗斯重要的工业原料和能源供应基地之一;其三, 该地区是俄南部国防的重要屏障和缓冲地带。因而俄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亚的渗透和扩张看成是对自身地缘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严重侵犯, 并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因此, 俄罗斯从未放弃对中亚的控制和与美国的争夺。在政治上, 俄罗斯加强外交攻势, 改善与中亚各国的关系, 遏制中亚国家对俄的离心倾向。在经济上, 俄罗斯大力促使中亚国家加入以俄为核心的独联体经济联盟, 增大中亚国家对俄的依赖, 强化相互间的经济安全关系。在军事上, 俄罗斯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双边与多边军事合作, 力图把中亚国家拉入由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体系之中。
(三) 中亚对中国西北地区安全环境有着重要影响。
我国西北地区的地缘安全环境从来就是复杂的。“9.11”事件后, 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军事行动摧毁了塔利班政权和本·拉登“基地”恐怖组织在阿富汗的大部分恐怖训练营地, 中亚极端势力也因此遭受重创。但有迹象表明, 中亚极端势力的活动并没有停止, 而是正变换手法, 暗中积蓄力量, 加紧与包括我国境内外“东突”恐怖组织在内的国际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的勾结联合, 伺机进行新的恐怖暴力活动, 推翻当地现政权, 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统治;另一方面, 美国借反恐之名迅速将军事犄角插入中亚, 中亚地区再次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争夺国际主导权的重点, 其顺势推进“管理”欧亚大陆的战略图谋日渐显露。虽然冷战后我国西北地区出现了没有陆地直接军事威胁的安全形势, 地缘安全环境一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局面, 但也有许多西方国家抱持着冷战思维不放, 将中国视为战争威胁, 散布“中国威胁论”, 采取一系列遏制包围中国的战略举措。西北地区周边一些国家也借口“中国威胁”而不断强化自己的军事实力, 加之“东突”恐怖势力的进一步增长, 我国西北边疆周边国家的军事冲突与军备竞赛以及国际范围内民族宗教冲突的加剧, 使我国的地缘安全环境面临着严重的挑战。首先, 美国在中亚、南亚地区的军事势力, 给我国西北地区造成了极大的军事压力;其次, “东突”恐怖势力被西方敌对势力所利用, 已经成为企图分裂中国的“政治工具”, 直接威胁我国西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再次, 西北地区还存在诸多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热点问题, 威胁着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三、新格局中的中亚与中国战略合作关系
中国和中亚五国在经济、政治、安全等多方面都存在重要的共同利益。近三十年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客观上为中国与中亚五国从战略高度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冷战后国际战略环境的发展变化与国际格局深刻而复杂的调整, 也对中亚五国与中国之间进行长期的战略合作创造了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因此, 在经济、政治、安全等诸方面, 中亚五国与中国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与合作。
(一) 经济上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的互补。
中亚五国的总体产业结构特点是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在重工业内部重视采掘业。中亚地区是全世界工业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石油、天然气、煤、水力发电资源的储量都十分大, 还拥有极为丰富的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资源。中亚各国虽然自然资源条件不甚相同, 工业结构也不尽相同, 但都处于矿产开采向工业原料生产发展的初期阶段。其中能源开采是各国工业生产的强项。然而大多数国家的工业部门很不齐全, 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 轻纺工业很落后。而我国西北地区虽然产业结构同中亚五国有些类似, 但是,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 相对于中亚五国而言, 具有以下优势; (1) 轻纺工业相当发达, 已经形成了以毛、棉、麻纺织品、针织品和服装为主体的纺织产品系列, 西安、咸阳是我国著名的棉纺织工业基地, 而兰州、西宁、乌鲁木齐等地则是毛纺织中心。其部分产品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 可提供充足的出口货源, 有能力向中亚五国输出。 (2) 西北已形成了以石油机械、轴承、电机、机床以及家用电器为主的机电产品系列。 (3) 西北具有以食品、小五金、家俱、塑料、皮革为主的发达的轻工业, 可供向中亚五国大量出口。西北还可以从中亚五国进口自己所需要的产品, 例如作为轻纺工业原料的棉花、羊毛、生丝等农牧产品, 石油、矿物肥料、大型施工设备等工业产品, 这些农牧产品、能源和矿产品以及制成品, 均为西北地区发展轻纺工业及加工业所必需。
(二) 政治上共同面对民族分裂势力的威胁。
由于历史的原因, 独立后的中亚各国都属于多民族国家, 哈萨克斯坦有131个民族, 乌兹别克斯坦有129个, 土库曼斯坦有105个, 就连人口最少的吉尔吉斯斯坦 (466.5万人) 也多达80个。因此, 独立后中亚国家主体民族化的构想在实践中与多民族的社会现实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甚至冲突, 使各国在理论上标榜的“国内所有民族无论历史长短、无论人口多少一律平等”的原则成为一句空话, 造成各民族间关系的空前紧张。这种非主体民族大聚居的基本格局构成了中亚各国主体民族政体的重大隐患, 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之间矛盾一旦引起事端, 极易在短时间内扩展成危及全国乃至波及周边各国的地区动荡。
近年来我国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的分裂活动有所加剧, 尤其是科索沃战争爆发后, 我境内外“东突独”民族分裂势力叫嚣要“以科索沃解放军为榜样”大搞恐怖暴力活动, 并企图与外部敌对势力联手推进“东突问题国际化”。新疆, 这块在史籍中被称为“西域”的地方,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朝, 就已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然而, 在新疆一直存在着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 由于历史的原因,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潜藏的分裂暗流分为两支, 一支是伊犁“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分裂活动的继续;另一支是南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分裂残余势力的挣扎。新疆又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主要居住着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锡伯、满、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达斡尔、俄罗斯等13个民族。即使今天的新疆也面临着许多现实的和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乌鲁木齐“7.5”事件的发生就再次说明了新疆的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民族分裂主义是影响我国西北地区和中亚各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危险和主要的不安定因素之一。
(三) 国际政治上的共同利益诉求。
中国和中亚各国, 由于国内外所面临的压力,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许多共同语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化, 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起步, 而中亚各国还需继续巩固政治经济主权。中国与中亚各国的边境地区都还存在不和谐因素, 同为发展中国家, 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也有相似之处。冷战后, 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流, 但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一直存在并干扰着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大国军备竞赛从未停止, 严重威胁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亚各国处在国家、民族、宗教矛盾的多发地带, 防止国际争端是中亚各国面临的严峻课题。中国西北边疆的环境同样不容乐观。中亚各国与中国在消除地区热点、民族冲突、南北发展失衡、生态环境恶化、人口问题等方面虽然存在差异和分歧, 也存在普遍共识。中亚国家为了追求经济利益, 往往以政治利益为代价;中国要实现经济持续发展, 也要经历诸多考验。在国际关系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共同利益诉求, 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国际政治关系中加强合作, 共同发挥积极的作用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