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之父论文

2024-08-05

中国航天之父论文（共12篇）

中国航天之父论文篇1

林为干

1919年10月20日出生, 广东省台山县人。我国著名微波理论学家。193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51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 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任教。1957年调至成都电讯工程学院 (现电子科技大学) , 曾任院长助理、副院长等职。对我国电磁学、微波理论和技术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 主要成就涉及闭合场理论、开放场理论、镜像理论等诸多领域。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院士) 。

同行评价, 林为干在我国电磁场和微波理论研究和教学领域的贡献无人替代。1993年, 香港中文大学邀请林为干作学术报告, 尊称他为“中国微波之父”。

写满公式的草稿本上斜躺着一支笔, 一柄老式放大镜压在翻开的电磁学理论书籍上。透过镜面看去, 书页上的文字和符号有些变形, 透出几分深奥与玄妙。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林为干的书桌上, 你总能看到这样的景致。尽管已经年过九旬, 但他仍坚持每天在此伏案工作, 拿起桌上的笔和放大镜, 便是进入了自己的“科学王国”, 颤抖着手在纸上推演公式。

“我最大的特点就是勤奋。”作为著名的微波理论科学家, 林为干被公认为我国微波学界的奠基人之一, 贡献卓著。然而这句极为质朴的自我评价, 却被他视为自己科学生涯中能够有所成就的唯一秘诀。

功夫不负有心人

1919年的中国军阀混战、动荡不安, 林为干出生在广东省台山县的一个偏远小山村。父亲林本伟曾参加科举谋求仕途, 后成为一名律师, 他希望自己的三个儿子都能成为国家栋梁, 于是分别给他们取名为栋、为梁、为干。

受五四运动萌发的科学与民主观念之熏染, 三兄弟先后成长为热血青年, 心中播下报效祖国的火种。大哥林为栋投笔从戎, 历经战火洗礼;仅长自己3岁的二哥林为梁参加革命壮烈牺牲;作为家中幼子, 林为干同样对积贫积弱的中国感到痛心疾首, 但两位兄长鼓励他发奋读书, 将来走科学救国之路。

不负众望, 数理化课程一向表现突出的林为干在初中、高中阶段各跳一级, 16岁时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1939年毕业时, 抗日战火中的清华大学西迁昆明, 他在那里拿到西南联大工学学士学位。

“清华大学是我提高的地方。”毕业后, 林为干考入清华研究院电子工程学部电讯组攻读研究生, 师从著名华裔物理学家任之恭。未曾料想, 不断升级的战乱阻断了林为干与父亲的联系, 失去经济支持的他被迫中断了研究生学业。

学业中断成为青年林为干最大的遗憾, 但他却不想就此放弃继续深造的梦想。

在昆明安家生子, 林为干白天担任当时交通部电政局的技术员, 晚上回家则不忘读书自学, 立志将来要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转机出现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 他考取交通部公费出国名额, 得到赴美学习一年的机会。

“我很刻苦用功, 一学期下来, 所有成绩都是优秀。”一年学习结束后, 同伴们纷纷收拾行李准备回国, 尽管林为干也很思念远在祖国的妻儿, 但他感觉自己所学知识远远不够, 决定留在美国自费攻读博士。

同学们劝告林为干, 说这个选择太冒险了。他却回应道:“不怕, 试试吧。”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中断了经济来源的林为干以各科全优的成绩进入世界顶尖学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免交学费的奖励。为了解决生活费用, 他先后争取到助教和讲师资格, 从此半工半读潜心研究。

在美国师从电磁学家J.R.Whinnery教授, 林为干开始了结缘一生的微波理论和技术研究。

微波成为一门技术科学始于20世纪30年代, 二战期间因军事需求得以飞速发展, 林为干进入这个领域时, 国际学界的研究方兴未艾, 是当时的前沿学科。

“在美国, 我接触到了当时电磁场理论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很快, 林为干走进了该领域的前沿阵地。5年勤工俭学之后, 他完成了博士毕业论文《关于一腔多模的微波滤波器理论》, 并被发表在国际权威杂志《应用物理》的第一页, 引起国际学界轰动。

这篇论文, 打破了之前国际微波学界认为一个圆柱谐振腔只有两个简并模可以利用的传统认识。一腔多模理论的提出成为重大突破, 为此后几十年间通信卫星大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短短6年间, 林为干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国学生, 迅速成长为国际微波研究领域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直到1994年, 仍有法国学者认为, 近代卫星广播通信业所用的多模技术, 其发展基础中林为干的工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微波之父

拿到博士学位, 离家六载的林为干归心似箭。他深知, 微波技术对祖国的国防与社会生活建设意义重大, 然而对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而言, 却几乎是一片空白。

听闻钱学森回国受阻并被软禁, 林为干感到自己的专业极为敏感, 于是暗自加快归国准备, 并广泛联系在美留学生, 鼓励大家一起为新中国作贡献。

5个月后, 林为干等11名中国留学生一同登上归国邮轮。船到香港, 当地却以护照不对为由拒绝林为干等人上岸。他们向广东省发出紧急电报, 几天后广东派船直接前往公海迎接, 最终得以踏上祖国土地。

受电磁学家冯秉铨之邀, 林为干留在广州任教于岭南大学, 同时在中山大学授课, 不久成为岭南大学最年轻的电机系系主任, 培养出新中国第一批电信人才。1957年, 在组织安排下, 林为干举家迁往成都, 参与筹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 (现电子科技大学) , 并在这所高校奉献一生。

彼时, 中国的微波技术教育非常落后, 林为干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主持创立无线电物理系和应用物理研究所, 专门培养微波领域人才, 为我国微波技术行业的发展提供动力。

一边教学一边科研, 这贯穿于林为干一生的事业之中。1963年, 他和助手钟祥礼在《物理学报》发表题为《传输线特性阻抗的一个新计算方法》的学术论文, 将此前广泛使用的函数变换法和变分法相结合, 大大简化了计算方法。

这篇论文, 一举确立了林为干在微波传输系统领域的重要地位。国际学者将林为干和钟祥礼创造的这一计算方法称为“林—钟方法”, 与其他欧美科学家的计算公式进行比较, “林—钟方法”的计算公式最准确, 也最便于计算和估值。

林为干之子林诒玉回忆, 父亲当年每天吃过晚饭后休息半个小时, 就让大家不要喧闹, 独自一人开始“作功课”。钻研学术已经成为林为干的习惯和生活方式。

正是这种勤奋和刻苦, 让林为干始终处于学科的国际前沿, 作出了理论上的重大创新。

即便是在“文革”中被关进牛棚, 林为干也没有放弃他以学术为伴的生活方式。他申请用自己被扣发的工资订阅外文学术刊物, 竟意外获得准许, 一有空闲, 他就看书学习, 保持自己对国际学术前沿的了解。

那段艰辛的岁月里, 林为干坚信阴霾笼罩的日子终将过去, 科研的价值不会被埋没。勤奋和专注, 也的确带来了最终的回报。

1978年至1984年, 林为干将“文革”期间的学习和研究汇集成册, 先后出版《微波网络》《微波理论和技术》《电磁场工程》《电磁场理论》四部专著共380余万字, 成为学科经典著作。

同行评价, 林为干在我国电磁场和微波理论研究和教学领域的贡献无人替代。1993年, 香港中文大学邀请林为干作学术报告, 尊称他为“中国微波之父”。

做一辈子的研究生

1989年, 70岁的林为干从科研和教学一线退了下来, 然而却未曾停下探索的脚步。1995年12月, 林为干的学术论文《一个介质球的静电镜像群》发表在美国《静电学》学报上, 该文被认为攻克了一个百年难题。

早在1892年麦克斯韦出版《电磁学 (第三版) 》以来, 关于点电荷在介质球中能够形成多大镜像、位于何处的研究一直都是未解之谜。这一难题, 被视为电磁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 揭开谜底成为一代代电磁学家的梦想。

自1951年获得博士学位起的40多年间, 林为干一直没有离开对此问题的探求。1995年的论文中, 他通过旋转退化双极坐标系, 发现了介质平面的双镜现象, 由此终于找到了破解百年难题的“钥匙”。这一研究成果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微波学界为之欢呼。

令人更加惊叹的是, 林为干晚年的科研工作中, 每一年都有重要论文在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 纪录一直延续到91岁高龄。

“我要争取活到100岁, 而且100岁时还要发表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林为干仍在规划着自己的人生, 有了新的奋斗目标。2012年初, 林为干因感冒引发肺部感染大病一场, 他以顽强的生命力挺过了生死关。出院回家, 林为干又坐在书桌前, 推算着旁人难以理解的公式。

笔耕不辍的林为干又回来了, 那身影深深印刻在弟子们的脑海中。从教60多年, 林为干培养出数百名硕士, 80余名博士, 均成为推动我国微波事业的骨干。

在弟子们眼里, 林为干平易可亲, 对待科研却极为严格。“我自己很用功。学生们看在眼里, 也不好意思不用功吧。”林为干的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做一辈子的研究生。”——这是一次开学典礼上, 林为干对学子们的嘱咐和期许, 此后成为他的一句名言在校园内广为流传。言传身教, 这句话无疑也是他一生科研教学生涯的真实写照。 (来源:科学中国-中国网)

我要争取活到100岁, 而且100岁时还要发表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

中国航天之父论文篇2

（一）寒假里，我一口气读了一本书：《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这本书描述了伟大科学家钱学森的一生，看完书之后我有着非常多的感慨。

钱学森生于1911年，小时候的学习成绩非常好。他到大学的时候，语文老师觉得他语文不错，就叫他读语文，数学老师觉得他数学不错，又叫他读数学。到最后钱学森选择了什么？让我震惊的是，钱学森说：“现在祖国的科技这么落后，工人这么的少，我要学工程，到时为祖国效力！”我看到这行字后，发现钱学森真的很爱国。

过了不久，钱学森又去美国学科技。一开始，美国人十分歧视他，甚至有次钱学森看电影时，有位美国人让他坐到其他位置上，原因是他不想和中国人坐一起！当时的钱学森非常愤怒，他直接离了场来表达自己的愤怒。这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活生生的蔑视！美国人说什么民主、和平，你们做的比我们差远了！

钱学森学习非常用功。他一到美国，就拜了冯？卡门老师为师，并且努力的学习。钱学森即将回国时，他的认真换来了冯？卡门老师的一句话：“现在，你在学习上已经超过我了。”天哪，钱学森努力的结果是超过了如此有名的冯？卡门教授！这样的成就，几乎没人做得到，而他却没有翘尾巴，一点没有洋洋得意，还是那副谦虚的老样子。

钱学森的确是个真正的爱国人。他在美国的时候被美国人强行留在界内，就连钱学森的每一封信、每一次电话都要偷看偷听。后来钱学森终于回到了国家，有位朋友问他：“你在美国怎么不买保险、股票呢？”钱学森回答说：“我不是在美国长大的，所以我没有买过一美元的保险、一美元的股票。”

钱学森回国了，中华人民都乐开了怀。钱学森马上在中国建立了非常多的“第一”: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第一个空气动力学专业研究机构；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第一枚近程地对地导弹；第一枚中近程地对地导弹……在钱学森的带领下，掌握“两弹一星”科技的不再是美国、苏联了，中国也要加入这个名单。

我看这本书时，有着许多不同的心情。当日本人的大铁蹄践踏着东北时，我的内心是愤怒的；当苏联宣布与中国破除联盟并撤出三百多位研究员时，我的内心是震惊的；当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之一时，我的内心激动万分；当中国的人造卫星成功返回时，我的内心已经不能用语言形容了！

钱学森是伟大的科学家，我长大后也要像他一样，做个科学家，为中华人民效力。

《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读后感

（二）梦绕魂牵赤子心

“小罗克韦克韦尔”得主是谁？“世界级科技工程名人” 得主是谁？又是谁为新中国的航天事业翻开了崭新的一面？他便是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

1949 年 10 月，是新中国诞生的第 6 天，正逢又是中秋节，海外游子，那个不“每逢佳节倍思亲”呢？钱学森也不例外，正打算尽早回国。美国海军部得知此事后，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他，让他每天不能说话，不能与人接触，还每隔一小时就吵醒他，钱学森因始终得不到休息。经过朋友们的多方努力终于把钱学森带回了祖国，在祖国他又继续奋发出他的“热量”使“东方红一号”缓缓升上了太空……

读着读着我不禁惭愧不已，他可是经过多少美国当局的骚扰，多少的阻碍，也没有放弃，我心中不禁涌起对美国的愤怒之情，但是，钱学森他熬过来了，他一直熬了五年！整整五年，他一直坚持工作。就算美国权大力大也阻挡不了这名海外游子回国的心，经过苦苦挣扎，终于在 1955 年 6 月，钱学森坐上回国的轮船，眺望着东方的土地，回国了。回国后他也不骄傲.炫耀，始终为.航空奋斗着，艰苦的研究着，漫长的制造，“东方红一号”完成了，他随着中国人的欢呼，中国人的意志，消失在天空中。

合上书，又想起身边的事来。

我想起美术课上的白丹枫，老师讲评完，白丹枫就画了起来，坐在旁边的董芊里故意开始捣乱，东一点西一横，好端端的纸被点的花里胡哨，经过老师一番“救助” 董芊里便不闹了。老师走了过来细心教白丹枫构图，教完后走开了，看对面施舜雨画不好便教他，随后又教了许多人，白丹枫那幅画被评为 5 +.风雨过后总有彩虹，但要努力才会有美好明天。

读《钱学森》有感

（三）今天我读了一篇文章，名字叫《钱学森》，他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钱学森于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里。少年的钱学森喜欢自然科学、音乐、绘画，成绩优异，于20岁那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34年毕业，赴美国留学。第三年考上麻省理工学院航天系，仅用一年就获得硕士学位，三年后获得航天，数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到1949年钱学森成为世界公认的物理学界权威之一。

钱学森:中国航天之父篇3

钱学森,浙江杭州人,1911年12月出生,2009年10月31日去世。

1934年暑假,他考取了清华大学的公费留学生。1935年8月,钱学森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学习。钱学森到达美国后,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勤奋好学,天资聪颖的他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因为当时美国的航空工厂歧视中国人,所以一年后,他开始转向航空工程理论,即应用力学的学习。1936年10月,钱学森转学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继续学习。

在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决定追随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

第一次见面时,钱学森异常准确地回答了教授的所有提问,他的敏捷思维和智慧,顿时给冯卡门以深刻的印象。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老师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有人问:“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来,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后来,钱学森称在这里的学习使他“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

到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二年,即1937年秋,钱学森就和其他同学组成了研究火箭的技术小组,他担当起了理论设计师的角色。而火箭在当时还属于幻想中的东西,大家把这个小组称为自杀俱乐部,因为火箭和火箭燃料的研究,实在充满了危险性和不确定性。然而,正是钱学森完成了美国首个军用远程火箭的设计。

艰难回国:伟大爱国者

1948年,祖国解放事业胜利在望,钱学森开始准备回国,为此,他要求退出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

1949年5月20日,钱学森收到美国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副教授研究员、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美中区负责人葛庭燧写来的信,同时转来1949年5月14日曹日昌教授写给钱学森的信、钱学森更加紧了回祖国的准备。

1949年秋,钱学森从麻省理工学院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就任喷气推进技术教授。

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理由是他与威因鲍姆有朋友关系,并指控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非法入境。钱学森这时立即决定以探亲为名回国,准备一去不返,但当他一家将要出发时,钱学森被拘留起来,两星期后虽经同事保释出来,但继续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被滞留5年之久。

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夫妇摆脱特务监视,在一封写在一张小香烟纸上寄给在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了给陈叔通先生的信,请求祖国帮助他早日回国。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王炳南大使以钱学森这封信为依据,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允许钱学森离美回国。

耕耘国内:“两弹”奠基人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家到达香港,同日过国境,回到了祖国,受到党和政府的热烈欢迎和无微不至的照顾。11月,钱学森和钱伟长合作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12月27日,万毅根据彭德怀元帅的指示,详细地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如何发展我国火箭技术的意见。

1956年1月5日,力学所成立,钱学森任第一任所长。5月10日,聂荣臻元帅提出《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并且建议,在航空工业委员会下设立导弹管理局,钱学森任总工程师,建立导弹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10月8日,恰好在钱学森回归祖国一周年的日子,聂荣臻元帅亲自主持五院成立仪式,这一天也是对新中国156名大学毕业生进行导弹专业教育训练班的开课纪念日,钱学森主讲《导弹概论》。

1958年5月29日,聂荣臻元帅同黄克诚、钱学森一起部署了我国第一枚近程导弹的制造工作。同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卫一清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和空间物理的设计、研究机构。同年,钱学森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

1960年11月15日,在聂荣臻元帅现场亲自指导下,以张爱萍将军为主任,孙继先、钱学森、王诤为副主任的试验委员会,在我国酒泉发射场成功地组织了我国制造的第一枚近程导弹的飞行试验。

1964年6月29日,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进行飞行试验获得成功。

1965年1月8日,钱学森正式向国家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在以后的岁月中,钱学森为解决人造卫星研制中的许多关键技术问题贡献了智慧。同年,钱学森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970年,钱学森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4月24日,重量为173kg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钱学森和发射基地的领导人在现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钱学森、任新民等参加第一颗卫星工程研制的代表。

钟爱艺术:全面“生活家”

钱学森不仅在枯燥乏味的数学计算里探求宇宙奥秘,还保持着对文学艺术的爱好。钱学森回忆他在美国求学经历时说,加州理工学院不仅理工科氛围浓厚,学院还鼓励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非常高兴,说我有这些才华很重要。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感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让我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钱学森夫人蒋英被称为“欧洲古典艺术歌曲权威”。一个献身科学,一个从事艺术,双方并没有因在各自不同领域而“隔江相望”,反而互相促进、共同启发,堪称天作之合。

钱学森曾说:“在我对一件工作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是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得到启示。”

钱学森主要荣誉

1979年,钱学森荣获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

1985年,钱学森因对我国战略导弹技术的贡献,作为第一获奖人和屠守锷、姚桐斌、郝复俭、梁思礼、庄逢甘、李绪鄂等获全国科技进步特等奖。

1989年,在美国纽约召开的1989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授予钱学森“威拉德WF小罗克韦尔奖章”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的称号,表彰他对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理论作出的重大开拓性贡献。

1991年10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颁发的首届(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后改称“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9年9月10日,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钱学森与中国航天和国防科技事业的十一个“第一”

一九五六年,参与筹备组建中国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受命负责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兼任院长。

一九五六年,设立空气动力研究室,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空气动力学专业研究机构。

一九六○年二月,指导设计的中国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发射成功。

一九六○年十一月,协助聂荣臻成功组织了中国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发射试验。

一九六四年六月,作为发射场最高技术负责人,同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一起组织指挥了中国第一枚改进后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试验。

一九六六年十月,作为技术总负责人,协助聂荣臻组织实施了中国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

一九七○年四月,牵头组织实施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任务。

一九七一年三月,组织完成“实践一号”卫星发射试验,首次获得中国空间环境探测数据,为中国研制应用卫星、通信卫星积累了经验。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领导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指挥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

一九八○年五月、一九八二年十月、一九八四年四月,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洲际导弹第一次全程飞行、潜艇水下发射导弹和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发射任务。

钱学森屡谈培养杰出人才

2009年教师节,温家宝总理曾去北京35中听课,其间曾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说:“我多次看望钱学森先生,给他汇报科技工作,他对科技没谈什么意见,他说你们做的都很好,我都赞成。然后,他转过话题就说,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句话他给我讲过五六遍。最近这次我看他,我认为是他头脑最清楚的一次,他还在讲这一点。我理解,他讲的杰出人才不是我们说的一般人才,而是像他那样有重大成就的人才。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这些年甚至建国以来培养的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确实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还不能说在世界上占到应有的地位。”

钱学森是十年一遇的大科学家

2008年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徐光宪院士将科学家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百年一遇的世界大科学家,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他是20世纪里最伟大的科学家。

第二个层次就是十年一遇的大科学家,譬如说像居里夫人、钱学森等。钱学森在美国的时候,是美国空气动力学研究所所长,在上世纪40年代他已经是世界上力学、空气动力学、导弹方面的权威科学家,他还创立了工程控制论学科。美国曾经评选出了20世纪20位最伟大的科学工程技术专家,爱因斯坦第一,钱学森排名第十八。

第三个层次就是一年一遇的科学家,这个是大多数,比如每年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钱老,安心走好!”——网友沉痛悼念钱学森。

“钱老,安心走好!中国的青年会沿着您为我们开辟的道路,一路前行!”——2009年10月31日,中国“航天之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这一消息让无数国人哀恸,网民自发在互联网上以发表博客、论坛留言及制作悼念网页等形式寄托哀思,并表示将继承前辈的优良传统,继续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做出努力。

网友“Micyoung”的博客页面被设置成黑白色调,黑框白花簇拥着钱老的照片。博主在文中说:“下课回到寝室打开电脑便看到了这个触目惊心的消息……让我们深切缅怀为祖国建设耗尽毕生精力的钱学森先生。”

张弼士中国葡萄酒之父篇4

张弼士 (1841—1916年) , 1841年生于广东潮州府大埔县 (现梅州市大埔县) 。16岁渡海到印尼的雅加达 (原称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 , 曾当过帮工, 开过商行, 采过锡矿, 成为当时海外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巨富。从此, 他亦商亦官, 走上仕途。先后任清廷驻槟榔屿领事、新加坡总领事等职。为了振兴祖国工业, 他先后投资兴办粤汉铁路、广三铁路等, 并创办山东烟台张裕酿酒公司。1898年间, 他集资在巴城、亚齐办了两家远洋航运公司。

翻开近代中国历史，有一位光彩照人的奇才伟人。他是从广东大埔走出来的客家骄子、南洋首富，他是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的创始人、中国葡萄酒文化泰斗、世界华商大会的创始人，他推动了近代中国的铁路、矿山和现代农业、现代金融业的发展。他就是近代著名爱国侨领、振兴中华实业先驱和“中国葡萄酒之父”——张弼士。

张弼士是中国葡萄酒工业化生产的先驱，也是中国葡萄酒工业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传奇人物。1892年，他在烟台建立了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将贮酒容器缸瓮改用西方常用的橡木桶;引进欧洲优良酿酒葡葡品种，开辟纯种葡萄园;采用欧洲现代酿酒技术生产优质葡萄酒。应当说，张裕公司的建立，开创了我国葡萄酒工业化生产之先河，几十年后，太原、青岛、北京、通化才相继建立了现代化的葡萄酒厂。

优良品行是法宝

清咸丰8年(1858年)，张弼士家乡遭受严重灾荒，不少人离乡背井，外出谋生。张弼士当时18岁，在乡村竹坊做竹工，少年意气，只身漂洋过海前往南洋谋生。起初在一家米店当杂工，后来又到了一家纸行当帮工。他做事勤恳认真，聪明过人且忠厚诚实，深得老板信任。

一次，一位从欧洲来的海员，拎着一箱子贵重东西，找到张弼士的住处，请他验收。张弼士很奇怪，对这位海员说：“我在欧洲没有亲戚，这东西不是我的。”海员面露难色：“你看，地址和姓名都没有错, 退回去我怎么交代?”虽然托运单上的收货人明明是自己, 可是张弼士坚决不收。最后，那位海员只好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暂时将箱子寄放在这里，等复查清楚再作处理。临走时他还说道：“如果一年以后，还没人领，这个箱子就是您的了。”一年时间很快过去了，箱子依然没人来取，张弼士也依然未将它打开，他还在耐心等待箱子的主人。此事在当地传扬开来，纸行老板非常欣赏他的品德，就将店里财务交给他管理，后来，又将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了他。这位贤惠的妻子以后成了张弼士事业成功的助手。

几年后，老板病逝，张弼士继承了他的资产。有了一定的资产后，张弼士开始显示他卓越的经营能力。

跻身南洋首富

张弼士先抽出一部分资产，开设了一家经营各国酒类的商行，并承办了当地的酒税和新加坡的典当捐务，随后又承包了荷属东印度(在印度尼西亚)一些岛屿的鸦片烟税，资产很快得到了较大的扩充。

接着，他把目光投入了垦殖开发。当时，荷属东印度殖民者为开发与掠夺鞭长莫及的岛屿资源，曾放手让华侨组织垦殖公司，张弼士抓住这一时机，抽出大部分资产投入这一事业。1866年，他在荷属葛罗巴埠创办了裕和垦殖公司，大规模地开垦荒地，专门种植椰子、咖啡、橡胶、胡椒、茶叶等热带经济作物，并在垦殖区间种杂粮，获取了极大经济效益。1875年，他又在苏门答腊的阿齐创办了新的垦殖公司。1877年和1878年，他在荷属怡厘创办的裕业垦殖公司、爪哇日里创办的笠旺垦殖公司就有橡胶园8处，雇工近万人。

在经营垦殖开发的同时，他积极捕捉机会创办各类实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他在英属马来亚彭亨州文东埠开设东兴公司，开采锡矿，赚了一大笔钱;在日里开设日里银行，专门办理华侨储兑和侨汇业务，深受广大华侨欢迎和依赖，业务得到很大发展;在棉兰、槟榔屿兴建了大量中西合璧的住宅，大力发展房地产事业;组织了一个联系海内外的药材批发网，国内的名贵药材多经张氏药行批销海外，海外名贵药材及西药，亦多经张氏药行批销回国，沟通了海内外药材市场等。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30多年间，张弼士经营的企业风生水起，获得了惊人的利润，他的资产便在这一时期，积累到了最高点，1869年，张弼士的财产达到8000万两白银，成为当时南洋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富豪。

1892年, 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奉命考察欧美富国之道, 途经新加坡时, 曾向张弼士询及致富之术，张回答：“吾于荷属，则法李克，务尽地利;吾于英属，则法白圭，乐观事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征贵贩贱，操奇致赢，力行则勤，择人任时，能发能收。亦如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若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终不足以学斯术。吾服膺斯言，本此为务，遂至饶裕，非有异术新法也。”一番高论令龚氏大为叹服。

中国葡萄酒第一人

尽管在海外的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张弼士仍然想将自己的事业归根于祖国，他认为只有在国内取得成功才算真正的成功。因此，他多次拒绝了当时英荷属殖民地政府的封官赏赐，而将自己的事业放回到中国。

据史料验证，张弼士是中国第一辆拖拉机的制造者，第一批工业化国产机器制砖厂、玻璃制造厂、机器织布厂的创始人。

但张弼士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他在山东烟台创办了“张裕葡萄酿酒公司”，这几乎是当时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但正如很多历史重大事件的起因往往事出偶然一样，张弼士创办张裕酿酒公司，也纯属意外。

1890年，张弼士任巴城商务领事时，有一次参加法国领事举办的酒宴，席间，人们对所饮法国三星斧头牌白兰地名酒大为赞赏，法国领事为此大谈酒经，并对张弼士说：“此酒用法国波尔多地区盛产的葡萄酿造，如用中国山东烟台所产的葡萄酿造，酒色并不逊色。”

张弼士问：“此话怎讲?”法国领事犹豫片刻后告之说：“当年英法联军入侵中国时，我也是其中一员，法军驻屯天津附近时，我曾与其他士兵一起，到烟台采集了大批葡萄回营，用随军携带的小型压榨机压汁酿造，味道香醇，酒质与法国白兰地可相为媲美。当时，法国官兵曾议论，瓜分中国领土时，法国要力争山东，好在烟台设厂酿酒。”说者或许无意，听者却是有心，张弼士听后大为震惊，将此事牢记心中。自此，在张弼士的心中产生建立葡萄酒公司的念头。

但张弼士虽有千万贯家财，却因没有清廷的官家身份，在国内投资设厂始终无门。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清驻英钦使龚照瑗奉命考察欧美富国之道，回国途中，龚氏特意拜访了张弼士。张弼士经营的谋略、处事的智慧、为人的宽容大度，深得龚氏的赞许。由于龚氏的推荐，张弼士遂得到清廷的加官晋爵，先是被命为大清国驻马来槟城首任领事，后又升迁为驻新加坡总领事。这无异于为张弼士发了一张在国内投资设厂、实业兴邦的通行证。

1891年，张弼士应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之邀，到烟台商讨兴办铁路事宜。张弼士借此机会对烟台进行了全面考察, 了解到此地靠山面海, 气候湿润, 土质肥美，确是种植葡萄的好地方。当即决定于此投资设厂，定名为“张裕葡萄酿酒公司”。“裕”字取意中华实业永远“昌裕兴隆”。1894年，张弼士投资300万两白银，开辟烟台两座占地千亩的荒山，栽植从德、法、意等国引进的120多个优质葡萄品种，建立自己的大葡萄园;引进压榨机、蒸馏机、发酵机、白橡木贮酒桶等酿酒先进设备，红红火火地建造了中国第一个、也是亚洲最大和世界第三大的葡萄酒工业园基地，建成了窖内恒温为摄氏11度的亚洲唯一的地下大酒窖，并重金聘请欧洲一流酿酒师，建立了我国最早采用现代科学技术酿造葡萄酒的大企业。

张裕酒是国魂酒

经过多年的辛勤耕耘，伴随着失败与成功的考验，“张裕葡萄酿酒公司”终于获得了巨大成功。他们酿的酒色泽金黄透明，酒质甘醇幽香，风行全国，远销海外，在世界市场上崭露头角。张弼士在总结张裕创业史中写道：“备历艰阻”、“掷无数之金钱，耗无量之时日，乃能不负初志。”1912年，孙中山先生为张裕葡萄酿酒公司题词“品重醴泉”，以示嘉勉;而康有为也曾下榻烟台张裕别墅，并写下了“浅饮张裕葡萄酒，移植丰台芍药花，更复法华写新句，欣于所遇即为家。风雨兼程终不悔，留得芳香在人间。”的诗句。

但张裕葡萄酒名留史册的最大原因，还在于他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商品博览会上的出色表现。1915年，著名的巴拿马运河竣工，张弼士应美国总统威尔逊邀请，带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为此，“张裕葡萄酿酒公司”送展了4种葡萄酒，他们分别是“可雅白兰地”、“红葡萄酒”、“味美思”和“雷司令”。

没想到此次参展正应了中国的古话：“藏在深屋无人知，一朝揭纱天下惊”。在博览会上，张裕酒一举夺得了一个金奖三个优等奖!这是中华民族的产品在世界上获得的第一块金牌。也因此，获得金奖的“可雅白兰地”此后便一直被称作“金奖白兰地”，中国人从此打破了洋酒不可战胜的神话，拥有了令西方人称道的金奖白兰地和系列葡萄酒!海外的华人骄傲地称张裕酒为“国魂酒”。而金奖白兰地，至今蜚声中外，久誉不衰。

远洋航运打造国威

财富和荣誉并没有令张弼士迷失，而是让他更加意识到作为一名中国人的尊严和责任。

1898年，从印尼首都巴城到新加坡的海面，波涛起伏，海水不时地拍打着停靠在码头的德国班轮。

张弼士一行3人和一名德籍家庭医生准备乘坐德国班轮前往新加坡办理商务。他叮嘱管事购买4张头等官舱票。船票买回来，却只有一张官舱票，3张统舱票。张弼士很奇怪，问管事为什么只买了一张官舱票，管事无奈地说“德国轮船规定华人不准购买官舱票，那张官舱票还是德国医生买到的”。张弼士听后，当即勃然大怒，将4张船票撕得粉碎，扔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他感到炎黄子孙的尊严受到了严重侵犯，良久不能平静，随手举起慈禧太后赏赐的御窑宝蓝大花瓶向地板砸去，打了个稀巴烂，并愤然吼道：“岂有此理，华人不能坐官舱，什么苟例?简直欺人太甚!中华民族不可侮，中国人不可欺!”

“对，中国人不可辱，我们坚决不坐德国人的船。”在场的中国人也义愤填膺地说道。

“大家说得对，我们要坐自己的船。清政府无能力办商船，我张某来办!”张弼士旋即对一同来的创办潮汕铁路的张耀轩说：“记住，以后我的商船凡德国人一律不卖票!”众人喝彩，海水呼啸。

不久，张弼士邀张榕轩、张耀轩昆仲共筹航行苏门答腊及中国南部海面的远洋航运，创办了“裕昌远洋航运公司”和“广福远洋轮船公司”。从此，辽阔的太平洋上开始出现飘扬着中国大清龙旗的侨办远洋巨轮，并专门与德国轮船同走一条航线，比德国的同等官舱票价低一半，并且一报还一报，不卖票给德国人，迫使德轮取消了歧视华人的规定，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威风。

比胡雪岩更成功的红顶商人

在张弼士的财富史上，政治是两个无法剥离的文字。这位在面见慈禧太后时都享有免跪特权的传奇商人，在他大半辈子的经商生涯中，也一直游离于政治的边缘，成为红极一时的“红顶商人”。同时期唯一可与他相比的是路人皆知、比他年长18岁的胡雪岩，但张弼士却做得比胡雪岩更成功，当1885年胡雪岩在凄惨中结束自己一生时，张弼士正矗立在人生事业的最高端。

张弼士对政治一直保有最清醒的认识，同时，他也是中国最早具有慈善意识的商人之一。

应该说，张弼士作为出生于清政府时期的中国，与清政府结有剪不断的情结：他先后担任过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闽粤两省农工路大臣、钦命头品顶戴、光禄大夫、粤汉铁路总办、佛山铁路总办等职，但即使位居清廷高位，他却对清廷腐败无能看得深为透彻，这是他与胡雪岩最大的不同之处。

因此，在看到清政府即将垮台之时，他明智地选择帮助孙中山先生开展民族革命事业：他支持儿子张铁君参加同盟会，并暗示南洋所属各企业，要对在海外进行民族革命活动的革命党人给予大力支持。在回到新加坡后，又通过胡汉民暗中帮助孙中山30万两白银作为活动经费。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弼士与张耀轩以南洋中华总商会和他本人的名义，捐赠了一笔巨款给孙中山……对政治的清醒认识，换来的是张弼士更加悠长的政治生涯：在民国时期，张弼士又先后任总统府顾问、立法会议员、参政院参政、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南洋宣抚使等职——这在朝代更替的时代里，是绝无仅有的奇迹了。

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事迹篇5

南仁东，我国著名天文学家，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简称FAST)工程的发起者和奠基人，被誉为“天眼之父”。他主导提出利用我国贵州省喀斯特洼地作为望远镜台址，从论证立项到选址建设历时22年，主持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为FAST重大科学工程的顺利落成发挥了关键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不计个人名利得失，长期默默无闻地奉献在科研工作第一线，与全体工程团队一起通过不懈努力，迈过重重难关，实现了中国拥有世界一流水平望远镜的梦想。9月，南仁东因病逝世。

南仁东是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中涌现出的时代楷模，是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和光辉典范。他是勇担民族复兴大任的“天眼”巨匠，为科学事业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用无私奉献的精神谱写了精彩的科学人生，鲜明体现了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情怀，敢为人先、坚毅执着的科学精神，淡泊名利、忘我奉献的高尚情操，真诚质朴、精益求精的杰出品格，不愧为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不愧为全社会学习的榜样。

月17日，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南仁东的先进事迹，追授他“时代楷模”荣誉称号。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南仁东“改革先锋”称号，并颁发改革先锋奖章。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篇6

1926年8月16日，于敏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1944年，他顺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后来于敏发现，因为是工学院，老师讲课更强调知识的运用，而他对新知偏偏喜欢寻根探源。他喜欢沉浸在“纯粹”的理论之中，高深的物理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于是，1946年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教授们的欣赏。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随后考取研究生，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很快，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专心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这期间，于敏与杨立明教授合著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

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奉命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请报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而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入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自慰了。”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

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又是唯一没有留过学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后来站到世界核科学的高峰。彭桓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他没有老师，他的工作是开创性的。”钱三强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研制工作初期，于敏几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他拼命学习，在当时中国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搜集国外相关信息，并依靠自己的勤奋进行艰难的理论探索。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是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我们的设备更无法与他们比。国内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用来氢弹设计。不过，穷人有穷办法，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员，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人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命令：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首位。这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9月，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设计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带领科技人员总结经验，随即设计又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年底，于敏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67年6月17日早晨，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于敏用2年8个月，研制出我国第一颗氢弹，创造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比美国少用4年半。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于敏说，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正是因为怀抱着对和平的强烈渴望，才让本有可能走上科学巅峰的于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默默无闻的核武器研发。于敏认为自己这一生留下了两个遗憾，一是这一生没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深造交流；二是对孩子们关心不够。

（选自《北京日报》2015年1月13日）

中国航天之父论文篇7

他是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总设计者;

他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总设计者;

他是鸦片战争海战馆的总设计者;

……

他, 就是我国建筑事业的泰斗人物之一,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设计大师, 被誉为“中国馆之父”、“校园建筑设计掌门人”的何镜堂。

缘于本人即将出版的《情系科学家》一书, 我有幸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何镜堂。作为岭南建筑界的旗帜性人物, 何镜堂先生是本书不可或缺的收录人物之一。怀着崇敬之心, 写下这篇小文, 以飨读者。

_人生之旅

何镜堂, 1938年4月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市。小时候, 何镜堂最喜欢的事莫过于背上干粮和画板跟着哥哥去野外写生。家乡玲珑的小桥、潺潺的溪流、郁郁葱葱的树木构成迤逦的岭南风光, 在绘画中, 他体会到无穷的乐趣。他渴望当工程师, 听说建筑师是半个艺术家、半个科学家, 令他非常向往, 并于日后报考了华南工学院建筑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从那时起, 我就与建筑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爱这个专业, 特别爱。”

作者与何镜堂院士在一起。

缘于对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建筑专业有着非常浓厚兴趣, 何镜堂大学毕业时报考了研究生, 师从岭南建筑大师夏昌世教授, 成为华南理工大学第一批正式报考的研究生。他把对建筑专业的热爱全部倾注在刻苦学习上, 每天速写本不离手, 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抓住空闲认真练笔。一个小例子将他的好学与勤奋表现得淋漓尽致:1964年, 他到北京为毕业论文搜集资料时, 找到一份很切题的英文资料, 便决定全文抄录。没有桌子怎么办?他就靠在床边, 花了整整3天把一本58页的英文资料图文并茂地全部抄了下来。

1965年研究生毕业时, 何镜堂27岁, 正是英俊青年, 意气风发。“海阔凭鱼跃, 天高任鸟飞”, 经过多年的潜心深造, 他早已准备好了一双飞翔的翅膀, 期待着振翅远飏, 在高天阔地里施展自己的才智。可“文化大革命”不期而至, 被分配到湖北省建筑设计院的他, 转眼开始了插队落户的生涯。但他没有怨天尤人, 而是常常偷偷看一些建筑理论的书, 并悄悄买来4分钱一张的白纸, 深夜独自在房间里练习画设计图。至今他仍感激那段艰难岁月, 没有厚积就没有薄发。

1973年, 何镜堂调到北京轻工业部设计院工作。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国家提出了有关研究生归队的政策要求。不久, 广东率先实行改革开放, 开始建设经济特区。参观过深圳之后, 何镜堂被改革开放最前沿生机勃勃、热火朝天的建设氛围深深感染, 他感到,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遇。1983年, 征得夫人的同意后, 他们举家南迁, 回到广州, 回到母校华南工学院。那一年, 他已45岁。人们常说“三十而立”, 何镜堂说“我要五十而立”, 他相信自己, 相信未来。

何镜堂刚刚回到母校, 还没安顿下来, 院长陈开庆就告诉他, 深圳科学馆要举行设计竞赛, 这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工程项目, 但时间只剩下短短的3个星期, 不知他能否参加。

当时托运的行李还未到, 全家都还住在潮湿闷热、多蚊虫的招待所, 何镜堂马上与夫人商量参加设计竞赛的事。夫人李绮霞是一位有着多年工作经验的设计师, 她毅然支持丈夫迎接回归后的第一个挑战。经过近20天的日夜奋战, 何镜堂和夫人全力以赴, 把十几年来的热情, 以及当时吸收的国外先进理念全用到了设计之中。方案送到深圳, 市政府当晚就决定采用。建筑事业的头炮由此打响了。从此, 他经由漫长逼仄的通道, 进入豁亮的厅堂。

“我这个人, 人生关键的每一步, 都有计划, 有定位。”从这个项目开始, 何镜堂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任何一个重要的设计, 都要作专题设计, 都要出精品, 都要写学术论文, 并在中国最好的建筑杂志上发表。

不久, 深圳科学馆的项目论文被《建筑学报》发表, 这是何镜堂的第一篇科学论文。从此一发不可收, 他凭借着自己的坚韧、勤奋和卓识, 走出了一条将设计、研究、建筑三者相结合的道路。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构思手稿。

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致何镜堂的亲笔信。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平面图。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

从1989年开始, 何镜堂被学校任命为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建筑师, 1992年任院长, 1994年被建设部授予“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的荣誉称号。1999年, 何镜堂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迎来了人生的第三次转折。那个时候, 虽已年届花甲, 但何镜堂的身影依然活跃在全国各大设计招标现场, 仍然活跃在建筑施工现场。

_东方之冠

世界博览会, 又称“国际博览会”及“万国博览会”, 简称“世博会”、“世博”、“万博”, 是一项由主办国政府委托有关部门举办的有较大影响和悠久历史的国际性博览活动。场馆设计历来是世博会的重头戏, 每一届世博会的主办国都希望通过建筑来展示自己当时文化与科技的最高成果, 并希望这种永久性建筑能够最终代表自己国家的形象。伦敦的水晶宫、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布鲁塞尔的原子球馆、西雅图的太空针塔……一个又一个传世建筑, 为世博会主办国赢得了无数荣耀与自豪。黄浦江畔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 是中国政府主办的全球盛会。作为上海世博会“一轴两馆”的永久建筑之一, 中国馆无疑是世博会向世界递出的一张“国家名片”。

2007年4月25日, 上海向全球华人设计师发出邀请, 希望为中国馆征集评选出一个能够体现“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 并且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设计方案。何镜堂出席了当天的新闻发布会。其实, 何镜堂内心深处一直有个遗憾: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许多重要场馆, 特别是像奥运会国家体育馆这样的大型建筑, 都是由外国人设计的。所以, 他不愿放弃世博会展示中国建筑师才华和智慧的机遇。这时的何镜堂, 已年近七旬, 本该安静下来享受晚年的天伦之乐, 但他却披挂上阵, 角逐世博中国馆的设计。

最初, 何镜堂与他的团队提交了三个初步方案:一是“东方之冠”, 二是“江南园林”, 三是“万事如意”。有道是好事多磨, 团队日夜苦战两个月后, 这三个设计方案被送到上海世博会组委会参加初选, 结果在参加角逐的344个方案中, 三个方案均名落孙山, 连前二十名都没有入围。万幸的是, 后来评委们对初选出的前二十个方案都不满意, 又将所有的参赛方案重新复审了一遍。正是这次复审, 使“东方之冠”脱颖而出, 入选八个入围方案。

2007年9月, “东方之冠”的设计方案通过评审组严格评审, 最终成为竞赛方案的第一名。何镜堂中标并担纲总设计师主持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工作, 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馆必须是中国的!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 究竟用什么元素才能既表现中国的历史特色同时又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红!何镜堂抓住了三点:体现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体现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民族特色、体现当今中国的气质与气度。他和团队拿出的方案是一个令人惊艳的大红色斗拱。在黄浦江边眺望世博会中国馆可以看到, 国家馆居中升起, 层叠出挑, 形成“东方之冠”的主体造型;而地区馆则水平展开, 形成华冠庇护之下层次丰富的立体公共活动空间, 并以基座平台的舒展形态映衬国家馆。国家馆整体以大气的建筑造型整合丰富多元的中国元素, 传承经纬网格的传统建造文化;地区馆建筑外壁镌刻叠篆文字, 传达中华人文历史地理信息。整个中国馆成功诠释了中国文化的时代精神, 展示了盛世中华的形象, 成为凝炼中华文明的丰碑, 引领了中国建筑文化发展的方向, 在全社会取得重大而广泛的影响。

鸦片战争海战馆外观整体效果图。

对于国家馆的外形, 有人说酷似中国古代的斗拱, 也有人说像一顶官帽, 何镜堂本人则倾向于像一个粮仓, 寓意“天下粮仓, 富庶百姓”。

_杰出成就

何镜堂长期奋斗在建筑设计领域, 是岭南建筑学派的旗帜性人物, 主要从事建筑设计实践及其理论工作, 设计出大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优秀作品, 引领当前中国建筑设计的发展方向。

过去建筑界对岭南建筑的研究工作, 比较偏重于传统的探索及岭南园林的研究;随着国家改革开放以及新的建筑类型、新的功能的出现和新材料、新技术的运用, 对建筑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何镜堂在继承岭南建筑传统的同时, 着重研究岭南新建筑的创作, 通过一批项目的创作实践, 深入研究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特点, 探索建筑与环境、造型与功能、现代建筑与传统文化的协调、沟通和统一, 形成“岭南物色”、“综合性”、“实践性”等三个显著特点。何镜堂的主要学术成果和杰出成就体现在: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残桓断壁。

_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全景鸟瞰图。

俯瞰华南理工大学逸夫人文馆中央交往廊。

华南理工大学逸夫人文馆外观夜景。

华南理工大学逸夫人文馆外观。

华南理工大学逸夫人文馆局部。

_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

第一, 创造性地提出“两观三性”的建筑理论体系, 具有重要的理论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两观”指整体观、可持续发展观, “三性”指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其中, 地域性是建筑赖以生存的根基;文化性决定建筑的内涵和品位;时代性体现建筑的精神和发展, 彼此相辅相成, 不可分割。“两观三性”是一个整体概念, 该理论成功指导了华南理工大学设计团队在国内不同地区的建筑创作和规划设计实践中屡获佳绩, 在建筑界得到广泛认可。以该理论为基础, 何镜堂发表了学术论文55篇, 出版专著5部。

第二, 作为卓有影响的建筑大师, 在设计实践领域取得突出成果, 主持设计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国家级标志建筑。由何镜堂先后主持和负责设计的重大或复杂的工程有200多项, 获国家、部委及省级以上优秀设计奖80多项, 其中获国家级金奖2项、银奖3项、铜奖4项;省部级以上奖项30多项。在中国建筑学会建国60周年创作大奖评选中, 何镜堂主持的作品有13项获奖, 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获奖最多的建筑师。2001年, 何镜堂获得了中国建筑师的最高荣誉——首届“梁思成建筑奖”。

第三, 作为当代岭南建筑学界的旗帜性人物, 为广东省主持设计了一大批具有突出社会影响的重要公共建筑, 包括珠江新城西塔、广州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广州大都会广场及中国市长大厦、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佛山世纪莲体育中心、佛山电力大厦等, 对广东省的建设和建筑科技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 长期致力于当代大学校园规划与设计的研究, 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国超过100所校园的规划设计竞赛中中标, 包括广州大学城 (校区组团二) 、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重庆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上海大学等著名院校。许多校园已建成并获国家级和省部级优秀设计奖。

_为师之乐

何镜堂重视自己“以身为范”的楷模作用, 同时, 也不断汲取新知识、新理念, 给学生尽可能丰富和新颖的专业教育。

何镜堂认为, 对建筑师的培养, 也包括德和能两方面。他重视培养学生正确的思维方法, 视之为最根本的基本功。他引导每个学生在从事创作的同时认真思考“我们是怎样从事建筑创作的”;每个项目, 从开始定位、中间取舍, 到最后构思成形是怎样一个思维过程。他让学生和他一起投入建筑设计创作中, 在实践中感受真谛。

1996年华南理工大学设立了建筑设计专业的博士点, 何镜堂成为建筑设计理论专业的首批博士生导师。他开始招收和培养博士研究生, 重点研究民用建筑创作, 特别是岭南地区新建筑创作, 发挥产学研“三结合”的优势, 走建筑设计与培养学生相结合的道路。

在何镜堂看来, 集中培养人才与不断地出成果, 这两个方面是不矛盾的。自从当上博士生导师后, 何镜堂就一边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 一边搞建筑创作, 把研究生的教学与出高质量的设计成果紧密结合起来, 亲力亲为, 不断组织多个创作组, 形成良好的创作环境。他还善于把发挥骨干人员技术全面、有较丰富设计实践经验的优势与发挥年轻技术人员思路宽、思维活跃、精力充沛的优势密切结合, 取长补短, 起到既出成果又培养人才的作用。正是在这种不断创新的创作氛围中, 他带领的团队创作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项目, 在设计竞赛中屡屡获奖, 诸如东莞城楼文化中心、沈阳九一八纪念馆及近期获奖的顺德职业学院、佛山大学、东莞城市中心住宅区等。

“大学生有共性的一面, 同时不同专业也有各自的特点。”每年新生入学, 何镜堂的第一句致辞便是:“要做设计, 首先要学会做人。”他认为, 现在是人才之争、教育之争的时代, 社会要求大学培养的是开拓型、复合型、创新型的人才。而具体到建筑学, 人才培养方式又在共性的基础上有着自己的专业特点。“建筑是文化的载体, 要给人以熏陶, 要求知识面广, 社会、经济、文化、技术……方方面面都会影响设计师。面对各种因素的影响, 作为设计师就要培养建筑‘哲理’, 知道先抓什么, 后抓什么, 怎么定位。”

_何镜堂教授和学生的合影。

在教学中, 何镜堂十分强调对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 视之为最可贵的专业素质。硕士研究生黄沛宁说:“何教授总是给我们很多机会去大胆创新, 然后再一起讨论。对于学生的创意, 他总是十分呵护。他认为学生的每个创意都有理由, 不能断然否定, 应启发他们去探讨是否合理。”

与学生讨论的时候, 何镜堂有一句口头禅:“这是我的想法, 并不局限你们, 你们可以放开想。”他警惕着不让自己成为拦截创新思维的堤坝。在他的团队里, 学生可以畅所欲言, 可以推翻导师的意见。正因为他成功营造了这种“头脑风暴环境”, 学生们的创造性思维才得以不断被激发。

何镜堂认为, 建筑设计师是兼备艺术家、工程师素质的综合性人才, 要善于从各种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 还要善于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没有一个建筑是100分的, 即使是大师的作品, 因为每个人的经历、文化底蕴、心境、看法不同。建筑和纯科学不同, 不是简单的1+1=2, 所以要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进行大学校园的建筑设计时, 由于南方北方不同, 水边和山边不同, 何镜堂要求学生拿到设计项目不要先忙于设计, 而是首先找准定位, 每个题目要解题, 先找出有共性的东西。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 何镜堂确立了独具一格的建筑观——“两观三性”。“这种观念是通过多年的团队创作总结出来的, 现在我们也用这样的理念指导学生。”

在何镜堂看来, 建筑是以人为本的学问, 学建筑要先学做人, 再学做事。现代建筑设计涉及面很广, 工作量大, 工种齐全。从构思到设计完成, 从可行性研究到项目建成使用, 这中间需要大量人力, 决非一人可以独揽的, 需要集体的智慧和力量, 群策群力, 才能创作出一个高水平的作品。因此, 何镜堂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 强调团队作战。每当面对新的项目, 他都会安排两个有经验的教师和2至3个青年学生组成一组, 第一次课, 先分析建筑的共性, 再分析个性, 找答案;第二次课, 每个人都拿出自己的设计方案, 分别放开来讲, 让大家充分交流、讨论, 最后发展成自己的思想成果;第三次课, 再把修正过的方案不受任何束缚地拿出来讨论, 并根据大家讲的情况归纳出2至3种组合;第四次课, 按照组合的小组意见继续深化方案, 予以个别指导;到了第五次课, 老师定下项目设计基调, 进行下面的设计细化。这样的教学方法培养了学生竞争、严谨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而何镜堂及其工作团队, 也成为国内最团结、最成熟、最活跃的设计集体之一, 形成了一个具有特色、充满活力的创作平台和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设计品牌。他们勇于挑战, 敢于创新, 用实践作品打破国外大师的垄断, 坚持走中华建筑科技繁荣之路。

何镜堂在教书育人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他领衔的“建筑设计初步”课程获“2007年度国家精品课程”;建筑设计系列课程教学团队获“2008年国家级教学团队”荣誉称号;建筑学专业获得“教育部第三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 等等。他培养了硕士研究生44名, 博士研究生50名, 博士后5名;其中9名获得全国青年建筑师奖, 有的已晋升教授、院长、总建筑师, 成为广东省乃至全国建筑设计和教育领域的主要骨干力量。他本人亦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模范教师”称号, 是优秀教师的杰出代表。

如今, 何镜堂仍勤奋工作在教学、科研、生产第一线, 以他活跃的学术思想和开拓创新精神, 带领研究团队积极地投入当代建筑理论创作和实践中, 为提升我国建筑设计行业的水平、弘扬中国建筑文化作出新贡献。

中国航天之父论文篇8

国家空间科学与深空探测领域首席专家。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嫦娥三号”、“嫦娥五号”总设计师顾问、总指挥顾问,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委,空间飞行器总设计师、信息处理专家,研究员。曾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计算机总师、院长助理,中国“资源二号”与“嫦娥一号”卫星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太阳同步轨道平台首席专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计算机学科专家组专家、中国宇航学会、中国空间科学学会、中国地理信息协会等组织任副理事长、常务理事。清华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等奖等多项奖励。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Q:叶院士您好,作为中国月球探测卫星的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在您的带领下圆满完成“嫦娥一号”卫星的研制、发射任务,实现了中国航天的第三个里程碑。那么,请问中国何时实现载人登月?

中国的载人航天是从19 92年1月份开始的,那一年我们决定搞中国的载人航天。也许有人会问当初我们为什么不搞航天飞机,根据当时的国力和技术基础,搞飞船比航天飞机更合适,现在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美国人也不再用航天飞机。1992年开始,我们设定了一个三步走规划:第一步是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七号”。“神一”“神二”“神三”“神四”,四个载人飞船是无人的,验证各项技术。神舟五号杨利伟上天,实现了中国人第一次进入太空。我们的神舟飞船是三段,底下一个推进舱,还有返回舱,还有一个留空舱,在太空可以呆半年。杨利伟落地的位置偏差只有1 0千米,加加林当年落下来偏差4 0 0千米,而后来“神六”、“神七”落地偏差只有1千米不到,这是因为我们掌握了一项新技术。第二颗实现了多人多天,最后三个人实现了出舱行走。

现在正在进行载人航天的是二期。二期的目的简单说起来,是发射“天宫一号”“天宫二号”“神八”“神九”“神十”。“天宫一号”比较准确的名字叫做目标飞行器,然后打“神舟八号”,在远程交会对接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很大的组合体。“天宫一号”里面现在虽然没有人,但是是完全按照有人生活来设置的,里面的温度、湿度、氧气等都要进行检测,以解决将来人进去的问题。为什么有“天宫二号”还有“神九”“神十”呢?因为什么事情不可能都那么顺利,如果“天宫一号”不成功,我们还能打“天宫二号”,如果“神八”不成功,还可以打神九。我们第一步实现了“神舟八号”和“天宫一号”的交会对接,为了更多地掌握经验,验证交会对接的可靠性,还得分开进行第二次对接。

第二阶段的任务完成以后,我们要进行第三阶段,建立自己的空间站,空间站由很多舱站组成,先发射核心舱,然后一个个发射很多的舱段,然后交会起来,上面有很大的太阳能电池翼给这个空间站供电。到2 0 2 0年我们准备建立一个6 0吨级的空间站,这意味着实现多方面技术突破。比如宇航员长期生存、生活用品补给、落地等技术问题都已解决,这加起来就具备载人登月条件。

联合国的《月球公约》指出,月球是全人类的,谁开发,谁利用。我们现在有能力了,就一定要去。如果今天我们不去,等别人站稳脚跟了,我们想去也去不了!中国作为大国,载人登月不能比2030年再晚,比2030年再晚没意思。

Q:叶院士,听说您在中学阶段仅用两年时间就读宪了初中的全部课程,被学校保送到浙江省湖州中学,湖州中学在全国也是一流的中学。您是如何走上航天这条道路的?

我们真正搞人造卫星是19 68年,当时在文化大革命非常混乱的情况下,我们中国成立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1968年4月份成立的,钱学森同志第一任院长,我就是那一年由浙江大学分配,先到农村去种地,然后到这个单位的,算是到这个单位第一批分配去的大学生,一干就是几十年。

19 7 8年恢复高考,那一年也恢复了考留学生,我应该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批出国留学生。由于种种原因我去了瑞士。瑞士的日内瓦是一个国际城市,联合国除了纽约之外,在日内瓦有很多总部,其中有一个世界知识产权总部,是一个不大的楼房,里面每一个国家可以展出一样东西代表它的知识水平。美国人展出了一块石头,说明书上写着“一片月亮”。老美厉害,能够从月亮上拿块石头回来。苏联当时展出的是俄罗斯人上天的图片,俄罗斯人第一个走上太空。我们中国当年在那儿展出的是北京的景泰蓝工艺花瓶,这也是很复杂的,也是代表我们的知识水平。

我想说的两个超级大国没有拿别的事,都拿空间说事。因为一个国家能不能进入空间,能走多高,代表这个国家的力量,谁掌握了太空,谁就控制了太空权。也正因为如此,美国人在不断地发展自己的空间力量。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取消了原来要上月球的计划。很多人说美国人都不去月球了,中国人为什么要去?请注意,美国人宣布2035年要载人绕火星飞行。大科学家霍金曾经估测过人类2 00年后会进入火星。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不能总生活在摇篮里,一定要走出去,先是小心翼翼地穿过大气层,接着就是整个宇宙。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必须看到未来。

Q:气候变化无常,地球上发生许多灾难,人类还没有把地球问题搞清楚,也没有解决所有地球上的问题,为什么还要进入空间?

我认为空间给我们第一个是高位置资源。广播通信卫星、气象卫星、对地观测卫星等,所有为军事、为国民经济服务的应用型卫星,几乎都是利用了这一空间资源。“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最近几年地球发生过那么多局部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等,每一次战争美国人都要动用100多颗卫星,来为战场提供它的气象、导航和搜索服务。我国的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地面的设施全部破坏了,但空间卫星还可以继续为地震灾情调查、气象等提供服务。

第二个是空间的环境资源。空间是个很特殊的地方,高净空的,没有污染,还有空中各种辐射。比如说高洁净度,我们在地面上要制出高洁净的半导体材料比较困难,在空间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工厂,生产出来的半导体材料是非常纯净的。我们在地面做的各种晶体,由于重力的影响,它的晶格必定会有些缺陷,可是在空间如果我们去做单晶硅等等,做出来的晶体是非常完美的。还有我们国家前几年专门发射了一颗卫星叫种子卫星,搭载了200多千克的2 000多种种子,利用空间的高能辐射环境,促使种子基因发生变异,就可以培育出一些产量高质量好的新品种。比如太空南瓜长到一二百斤都不算稀奇,一个豇豆长到5 0厘米也是常有的,辣椒亩产要翻一番等。

第三个矿物质能源。在将来主要是两个能源,一是太阳能,二是核能。但太阳能有一个大的问题,即转换效率非常低。如果我们能够在空间建电站,就能高效率地把太阳能转换成电能,然后利用微波辐射到地面,地面把这个微波接收后再转换为电能。第二个就是核发电。现在人们有点谈核色变,但是目前发生事故的主要是核裂变。我们国家正在参加国际上的一个计划,出了几十亿研究核聚变,核聚变应该是安全的,其中最好的原料是氦3。但是地球上几乎没有氦3。哪儿有?现在我们的嫦娥一号上天以后,专门探测月球上能源的分布。我们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认为月球上氦3的贮存量为100万吨。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如果能把氦3运回地球,那是非常巨大的一个财富。当然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去个宇航员还那么困难,怎么把氦3提炼出来再带回地球呢?但是我们想想一百年以前莱特兄弟发明飞机飞不到10 0米掉下来了,今天我们国家第一架空客780可以载500个人横跨大西洋、太平洋,这是多大的进步?

第四个是信息资源。宇宙是怎么形成的?太阳系怎么形成的?地球上最早的生命怎么来的?我们人类确确实实太渺小了,渺小到可能在地球上永远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把宇宙大爆炸到现在看成是一年的话,7月份才有太阳系,9月份才有地球,然后地球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到1 2月中旬才有不知道哪儿来的最早的原始森林。又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有了庞然大物恐龙,恐龙统治世界很长时间,这个时间是12月24日到12月28日。我们人类从出现到现在不过30分钟,还是从古人类开始算起。我们人类在时间尺度上是非常渺小的,现在走不出太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走不出去,我们飞不出去。我们现在讲的飞出太阳系,指的是有飞行器能够飞到8大行星,真正飞到太阳系,目前我们的航天技术水平一万年都飞不出去。

Q:据说全世界深空探测,发射航天器200多次,成功率只有50%左右。“嫦娥一号”卫星是一个全新的航天器,您带领着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研制队伍,仅用3年多的时间就圆满完成任务。在整个过程中,您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正如2007年12月12日在人民大会堂庆功会上胡总书记说的一句话:“嫦娥一号”起步晚成功早,是中国第一次有飞行器能够飞到月球,在这个当中也解决了很多技术难题。首先轨道设计如何从地球飞向月亮,因为地球是在转的,月亮绕着地球转,卫星从地球飞出去,怎么瞄准月亮?如果直接瞄准月亮打过去,肯定跑掉了。这个怎么计算?到月球去了以后,还有很多新的问题,讲两个大家很明白的事情,卫星绕着月球飞行,每飞一圈是14 4分钟,其中4 5分钟是见太阳,见太阳就能充电,充电供卫星用同时储存起来,等到不见太阳的时候蓄电池提供电能。但是在一年的寿命里面有两次月食。月食时,不但没有电,卫星不能维持正常工作,而且在月球上空的轨道温度是-100℃,卫星立刻就会冻死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后我们突破了这一技术,把“嫦娥一号”绕月球飞行一年。飞行了一年以后,还有很多燃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燃料,都是开始为了平衡协调的结果,我们要把这个燃料消耗掉。我们一开始设计是200千米,国外是100千米,我们搞了200千米,不敢搞100千米,怕撞到月球,后来一看哪有什么偏差5 0千米,水平挺高的,也就是几千米,后来我们降到100千米,还降到15千米赶快又飞回去了,折腾了几回,我们把燃料消耗掉了,由此掌握了很多经验。最后用这个卫星去撞月球,成功地实现了可控撞月,想撞哪儿就撞哪儿。

Q:叶院士,您好!作为“嫦娥之父”,您常说“吃好馒头,从种麦子抓起;要搞好卫星,从源头抓起”。作为“嫦娥”探月工程的总设计师,您能给我们简要介绍下目前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为最后的载人登月作何准备?

目前,我们正在一片沙漠里进行模拟实验。我们走遍全国的沙漠,寻找到一片环境最接近月球的沙漠,目前有一个90多人的实验队在里面修了板房。外面运水进去,正在那儿做月球车,验证月球车能不能在月球上走起来。当然,在北京还建了一个室内月球场,在地面要做很多的实验。如果不出意外应该在2013年“嫦娥三号”就将一个着陆器落在月球上。同时我们现在也在开展“嫦娥五号”和“嫦娥六号”的工作。计划2017年,把“嫦娥五号”送到月球上去。“嫦娥五号”就比较复杂了,由四部分组成,一个着陆器,一个上升器,一个轨道器,一个返回器。这4个东西加起来质量很大,中国目前所有的火箭都搭不了,因此目前正在研制的最新型的“嫦娥五号”火箭。现在的发射场也发不了了,要跑到新建的海南发射场去发射。我们把这4个设备送到月球上,轨道器和返回器留在轨道上运行,着陆器落到月球表面,它有机械手,可以在月球上抓一点土壤,还可以打一个窟窿打得很深,从里面取点岩石,把这些宝贵的样品密封起来,送到上升器里面去,然后上升器在月球上起飞。上升器起飞到月球的轨道上,和轨道器交会对接。这些技术一环扣一环,今天做这个事就想到明天要用这个技术,交会对接就用上了。交会对接以后上升器把样品转移到返回器里,然后轨道器带着返回器返回地球,利用这个轨道器来控制返回器。到了离地球几万千米的时候,轨道器和返回器分离,返回器带着样品回到地球。当然这个回来的方式不同于载人飞船的返回方式,因为它是从月球返回,速度非常高。这么高速返回它的发热、过载都会远远超过载人飞船,因此我们要设计一个新的返回方式。返回器到地球,我们的科学家手里头就有月球样品,就可以对月球上的物理、化学等问题进行分析。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完成了无人探月的“三步走”。

小记者采访有感

孙泽星初二(10)

我很羡慕您对中国航天事业做出的贡献。我希望长大以后能像您一样,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杨梓珮初二(11)

您就如同我心目中的明灯,指引着我向着梦想,不断前进。

吴子宜初二(10)

叶院士,您是我成长的一大动力,它会鞭策着我奋勇向前!

孙晓珊初二(11)

您的智慧、您的精神感动了我们!我们不能停留在原地,要奋发向上,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杨津玥初二(10)

谢谢您给我带来的科学盛宴,让我能在仰望蔚蓝天空的同时,知道它后面那神秘莫测的太空世界!

金嘉轩初二(10)

中国航天之父论文篇9

2013年10月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 我带着景仰的心情拜访了我国著名化学家徐光宪先生。

徐老今年已步入93岁高龄。那天下午, 他身着枣红色唐装上衣, 神情慈祥、从容和睿智, 而他那蹒跚的步履仿佛低诉着一个无法抗拒的岁月无情的事实。

老人安祥地坐在客厅沙发上, 左耳戴着助听器, 轻声和悦地告诉我他近几年摔倒过三次, 身体明显不济了。这令我不禁产生了一丝“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的喟叹。老人背后墙上的“松鹤延年”工笔画衬托着他的微笑, 一旁悬挂着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1995年赠给他的题词, 格外醒目:“吾日三省吾身, 为四化大局谋而不忠乎?与国内外同行们交流学术而乏创新乎?奖掖后进不落实乎?”

2009年1月9日, 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 89岁的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化学家徐光宪院士与医学家王忠诚院士一起, 成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当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亲手将被称为中国的“诺贝尔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颁给这位满头银发的“中国稀土之父”时, 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流出一首赞歌。

稀土是17种彼此相似、很难分离的金属元素, 包括化学元素周期表中的镧系元素——镧、铈、镨、钕、钷、钐、铕、钆、铽、镝、钬、铒、铥、镱、镥, 以及与镧系15个元素密切相关的两个元素——钪和钇。

从1787年开始, 稀土逐渐被人类发现、了解和利用。由于有着非常奇特的光、电、磁特性和催化作用, 只要使用一点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因而稀土成为发展电子、航天等高新科技不可或缺的原材料, 被称为“工业维生素”。它在军事方面的重大用途, 使它和铀、钍等与核武器密切相关的放射性元素一样, 与国防安全和国家战略紧紧联系在一起。

胡锦涛主席与获奖的徐光宪院士握手

1972年, 北京大学化学系接受了一项军工任务——分离镨、钕, 且纯度要求很高。徐光宪便成了这一研究团队的领军人物。他从量子化学到配位化学, 再到核燃料化学, 最后到稀土化学, 这已是第四次改变研究方向了, 都因为服从国家需要。

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尝试。徐光宪和他的团队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 最终决定放弃国际通用的离子交换法, 采用萃取法完成分离。当时稀土分离工艺作为高度保密的尖端技术, 被牢牢掌握在国外少数厂家手里。空守着巨大稀土资源的中国不得不低价出口稀土精矿和混合稀土, 再以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价格购进深加工的稀土产品。

徐光宪决心打破这一尴尬局面, “这两种元素比孪生兄弟还像, 分离难度极大。但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稀土所有国, 却长期只能出口稀土精矿和混合稀土等初级产品, 我们心里不舒服, 所以再难也要上。”在十多年漫长的日子里, 徐光宪住在实验室、啃干面包, 每周工作80个小时, 没有节假日, 经常奔波于北京、包头等城市——他完全入迷了, “我们做科研的有这么一个信念, 就是立足于基础研究, 着眼于国家目标, 不跟外国人跑, 走自己创新之路。”他顶住了外界的质疑, 终于通过坚韧、执着和辛劳建立了自主创新的“串级萃取理论”, 推导出100多个公式, 并成功设计出了整套工艺流程, 实现了稀土的回流串级萃取。徐光宪身边的同事回忆起当年的科研情景时说:“只有置身于稀土元素周期表和稀土4F轨道模型之间, 徐先生才会怡然自得。”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视察北京大学化学院时与徐光宪院士合影

1974年9月, 徐光宪亲赴包头稀土三厂参加新工艺流程用于分离轻稀土的工业规模试验。这种试验短则一两个月, 长则半年一年, 需要极大的耐心, 而且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最后的结果。一次失败就意味着不得不再等上几个月才能检验结果, 那将是极大的损失。徐光宪凭借多年的经验和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 一次即获得成功, 从而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用推拉体系高效率萃取分离稀土的工业生产。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 他随后陆续提出了可广泛应用于稀土串级萃取分离流程优化工艺和分馏萃取三出口工艺的设计原则和方法极值公式, 建立了串级萃取动态过程的数学模型与计算程序、回流启动模式等, 并在上海跃龙化工厂实际生产中获得成功。

1978年, 徐光宪率先办起了“全国串级萃取理论讲习班”, 使新的理论和方法广泛用于实际生产, 大大提高了中国稀土工业的竞争力。他还和同行们研发出“稀土萃取分离工艺的一步放大”技术, 使原本繁难的稀土生产工艺“傻瓜化”, 可以免除费时费力的“摇漏斗”小试、中试等步骤, 直接放大到实际生产。很快, 法国、美国和日本在国际稀土市场的垄断地位被打破, 中国实现了由稀土资源大国向稀土生产大国、出口大国的飞跃。

到上世纪90年代初, 由于我国单一高纯度稀土大量出口, 国际稀土价格降为原来的近四分之一。很多外国稀土生产厂家不得不减产甚至停产, 改写了国际稀土产业的格局, 一股中国旋风在世界稀土市场上雄劲地刮了起来。他们把这称为“China Impact” (中国冲击) 。

徐光宪和同事们创造了一个“中国传奇”, 让世界为之惊叹!

解不开的“稀土情结”

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 浪是海的赤子, 海是那浪的依托。每当大海在微笑, 我就是笑的旋涡。我分担着海的忧愁, 分享海的欢乐。

2009年, 徐光宪虽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可年近九旬的他心系的仍是稀土, “得奖是集体的工作成果, 我只是这个集体的代表。我已经跟大家说好了, 500万元奖金全部交给化学学院, 经费要以稀土研究为主。其中50万元个人奖金将用于霞光奖学金。”

串级萃取理论和工艺技术为徐光宪赢得了很多赞誉和荣耀, 直到今天, 他的研究成果依然是我国稀土工业的基础, 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在他的实验室里, 一项又一项新的有关研究成果相继诞生。他说:“我有稀土情结, 永远解不开……”

然而令徐光宪始料未及的是, 创造“中国奇迹”的稀土串级萃取技术在大规模应用推动中国稀土产业发展的同时, 也间接引发了巨大的危机和风险。“中国一下子搞了几十个稀土厂, 世界的需求量是10万吨, 而中国的产量已经达到12万吨。”作为中国稀土化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徐光宪没有想到自己发明的工艺会导致这样的“负面效应”, 稀土产量节节攀升, 远远超过全世界的需求量。结果, 各个厂家为了能够出口, 主动降低纯度要求, 同时狠狠压低自己的价格。媒体甚至评论说, 我们是“把猪肉当白菜卖”。“1995年至2005年的10年间, 我们以很低的价格出口高纯度优质稀土, 损失至少55亿美元, 使日本和韩国等国在低价的时候储备了够使用20年的稀土。”徐光宪曾作出这样的估算。

一方面, 中国的稀土产业创造了世界资源储量、生产量、销售量和消费量的四个第一;另一方面, 在绝对的市场优势下, 我国的稀土价格走势却急转直下, 卖出了“土价钱”, 国内有关矿产企业的利润普遍只有1%至5%。

面对严峻的形势, 徐光宪痛心疾首, 再也沉默不住了。2005年, 他联合师昌绪等14位院士两次上书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呼吁保护我国内蒙古白云鄂博地区宝贵的稀土和钍资源, 避免包头市和黄河受放射性污染, 呼吁增强我国稀土生产的宏观控制, 组织成立稀土行业协会。2006年, 针对稀土供过于求, 价格大跌的问题, 徐光宪直接上书温总理, 很快得到温总理批示, 从2007年起, 中国限制生产稀土8万吨, 小于世界的需求量10万吨。这个消息发布后, 稀土的国际价格马上上升5~6倍。

2009年, 徐光宪又在香山科学会议上再次提出, 要用10亿美元外汇, 建立稀土和钍的战略储备, 控制生产和冶炼总量, 并建议重点支持几家企业主导产业发展。徐光宪深知, 这已经不仅仅是科学家能够解决的技术层面的问题了, 最好的对策是从行业乃至国家战略的角度对稀土价格加以控制。

他获得过诸多奖项, 但最看重的就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它紧紧连着我和我的祖国”。老人的肺腑之言, 彰显出一位人民科学家深深的爱国、报国情怀。

徐老依然忘不了20世纪50年代初他和妻子回国的那一幕——当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 青年才俊徐光宪曾有一条通往科学高峰的坦途。“我那时在量子化学方面有些想法, 导师说这些想法很好。毕业时, 他推荐我到芝加哥大学著名的理论化学大师密立根教授那里做博士后。”那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但就在此时,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美国总统提出法案, 禁止全体留美中国学生回国, 但要等待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批准才能生效。

“学成归国, 有所奉献。”徐光宪想起自己曾立下的宏愿。他感到如再不回国, 也许就要一直待在异国他乡了。可是, 妻子高小霞的博士学位只需一年就能拿到, 此时放弃不是太可惜了吗?

“1948年, 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渡江战役中, 我与高小霞在美国听到解放军敢于向停留在长江上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开炮的消息时非常激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 我们听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宣言非常兴奋。”老人回忆道。

最终, 妻子高小霞的一句“科学没有国界, 但科学家有祖国”的话坚定了徐光宪回国的决心。那时办理回国签证已很困难, 他们请国内发来电报, 借口“母亲病重, 要回国探亲, 一个月仍回美国”, 这样才得到签证。1951年4月15日, 徐光宪夫妇终于登上了“戈登将军号”邮轮返回阔别多年的祖国。这是后来“禁止中国留美学生归国”法案正式生效前驶往中国的倒数第三艘邮轮。

回国后, 徐光宪夫妇一同进入北大化学系执教, 培养出新中国第一批化学人才。这对“化学伉俪”在未名湖畔携手共同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在祖国大地上书写下一段传奇佳话:同窗共读, 同时回国, 同时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 (院士) , 同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他和妻子高小霞既是事业上互相支持的同志, 更是生活中举案齐眉的伴侣。当高小霞因骨折而坐上轮椅后, 人们每天在夕照下的未名湖畔都能看到徐光宪推着她悠然漫步的身影。他为她读书, 为她加衣。在高小霞患癌症病情加重的日子里, 徐老衣不解带地守在病榻前, 并嘱咐三个在美国的女儿轮流回国陪伴母亲, 使她临终前得到安慰。在追悼会上, 徐老最后一次深情地拥抱妻子, 泣不成声, “我一生中最满意的, 是和高小霞相濡以沫度过的52年;我最遗憾的, 是没有照顾好小霞的健康, 使她先我而去……”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我最亲爱的祖国, 你是大海永不干涸, 永远给我碧浪清波、心中的歌。

作为北大教授、著名教育家的徐光宪, 曾培养出包括4名院士和3名长江学者在内的优秀科研队伍。他的战略眼光更多来源于其报国情怀, 用基础研究服务于国家目标, 这是他毕生事业的原则和动力。他说:“我的科研理念是立足基础研究, 面向国家目标。”

他爱护学生, 为满园桃李的成长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学识和智慧。如今, 他的门生不少已成为院士、教授或学科带头人。谈起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成就, 老人无比骄傲。“例如在串级萃取理论方面, 严纯华院士和他的团队取消了我的一个根本假设, 使之能适用于重稀土元素的分离, 使串级理论更趋完善, 并提出‘联动萃取’的新技术, 可以大大节省成本。在量子化学理论方面, 黎乐民院士早已超过了我。在微乳萃取和肿瘤早期的红外光谱研究等领域, 其主要理论是吴瑾光在国际上最先提出的。在稀土光电功能材料方面, 黄春辉院士取得了卓越成就, 获得‘何梁何利’进步奖。在分子磁体的研究方面, 高松在国际著名期刊上发表了多篇高水平的论文, 并当选为院士。”

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为人师表的徐光宪十分重视学生的素质教育和创新精神, 因此而积累了不少心得体会。他认为, 素质教育应包含做人的基本素质, 即德育;科学素质、技能素质、人文素质、自学能力和独立创新研究的能力, 即智育;健康素质, 即体育;艺术素质, 即美育;社会适应素质和待人处世能力以及心理素质, 即群育;从事体力和脑力劳动的习惯和技巧, 包括家务劳动和生活自理能力, 以及平等对待和尊重体力劳动的心态, 即劳育;幸福快乐观, 即乐育。所以, 素质教育就是全面培养学生的“德、智、体、美、群、劳、乐”七育。

此外, 为了加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他还总结归纳了创新与知识积累、创新链和创新树、分类研究法、学科交叉法、移花接木法等“科研创新十六法”, 并在教学和科研中产生了积极效应。

现已是北京大学稀土材料化学及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973计划”首席科学家的严纯华院士, 曾这样评价他的老师:“科学家中有两种人, 一种是一般科学家, 还有一种是大师。前者的目光局限在具体的研究中, 而后者则研究科学的哲学层面。徐先生则已经达到了后者的境界。”黎乐民院士也非常钦佩他的老师:“几十年来, 先生为适应国家需要, 四次变更科研方向, 每次都能看准前沿, 迅速取得累累硕果, 一方面是由于他有为祖国科研事业做出贡献的强大精神驱动力, 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具有广博深厚的学科基础。”

难怪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曾称赞徐光宪、高小霞夫妇“桃李满天下, 师德传四方”。

徐光宪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我国教育事业和稀土研究开发事业并做出杰出的贡献。半个多世纪以来, 他的研究方向横跨物理化学、核燃料化学、配位化学、萃取化学、稀土化学等领域, 在我国最早开设了物质结构和量子化学课程。1954年, 受教育部委托, 他和卢嘉锡、唐敖庆、吴征铠一起在北京举办物质结构暑期进修班, 培养了我国第一批物质结构课的师资力量。在量子化学领域, 他对化学键理论做了深入研究, 提出了原子价的新概念、nxcπ结构规则和分子片的周期律, 他的“同系线性规律的量子化学基础和稀土化合物的电子结构特征”研究成果被授予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除了传道、授业、解惑, 他还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 出版专著和教科书8种。他编著的《物质结构》一书1988年被评为国家教委优秀教材特等奖。他和黎乐民院士合著的《量子化学-基本理论和从头计算法》曾于2012年完成修订第二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华裔教授Joseph Jiang认为他手头几十本国内外出版的量子化学教科书中, 这本书是最好、最详尽的。因此他主动要求由自已来翻译成英文, 在2014年底出版, 并用它作为自己在美国教授量子化学的教材。

曾任北大校长的陈佳洱院士中肯地说道:“徐光宪教授已在我国化学界辛勤耕耘了50多年, 为我国化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们要学习他勤奋务实、勇于创新的科学作风, 以及严格要求自己、宽于待人的崇高品格, 并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

今天的世界正处在新科技革命的前夜,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中国人民正在民族复兴的路上朝夕奔梦, 这其中就有徐光宪今生无法解开的“稀土情结”梦。

点燃美国的公关之父篇10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烟草大亨所获得的胜利,就和美国部队的胜利同样的让人惊喜。在美国刚加入战争初期,香烟即使被视为不够男子气概,也被认为是无味的东西;大多数男人比较喜欢雪茄、烟斗、或是嚼烟草。但是战争显示香烟在壕沟里使用比较方便,烟商也开发出新的配方,让香烟比较温和且味道也比较好,美国政府也开始把香烟加入军人的配给品里面,使得许多小伙子改变了他们抽烟斗的习惯。香烟现在变成有男人味的东西了。是属于战士的商品。随着男人越来越喜欢使用这个产品,制造商的利润也就越爬越高。形势让烟商相信,开创第二个市场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一回,他们的目标是女性。

战事和变迁中的社会习俗,似乎已经在帮着烟草商希尔挖掘这个金矿了。许多取代男人在工厂里或是在海外服务的女性,已经染上了吸烟的习惯,并且反抗着女性不得吸烟的传统。大学女生也致力铲除不让女子在公开场合抽烟的障碍。1923年到1929年间,女性的香烟消耗量几乎增加了一倍。不过,这仍然只占了整个市场的12%,远远低于烟草商的期望。

这位烟商相信,要让更多女子注意到他所鼓吹的吸烟理念最快的方法,就要从她们的腰身下手。他的原理很简单:瘦身观念已经越来越流行,而香烟可以被当成能够满足饥饿感,又没有脂肪的产品,向大众,尤其是女性来推销。

这个选择很明智。伯奈斯虽然不是发明“追求细腰”这个观念的人,但是他正被公认为强化这种趋势的大师,而且他也帮客户在这道潮流中获取最大利益。这种过程他称之为“用水晶球看民意”。在他与这位烟草大亨未来8年的合作关系里,他将确立自己不论使用如何滑稽或是欺瞒的手段,来取得这种预见大众意志的结果。这些手段包括动摇吸烟可能与致命疾病有关的研究,使之变得不可相信。

伯奈斯展开他与甜食的对抗,从他已经实验并且证实可行的方式下手的,亦即寻求“专家”协助。在这个案子上,他说服一位摄影师朋友慕瑞鼓动其他摄影师与艺术家,一同赞美纤瘦的身材。慕瑞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的结论是,身材修长的女子,配合上柔软度与优雅的线条,正创造了一种可爱女性的新标准。这些人如同广告中所说的,不吃甜食与点心,选择香烟……我想知道我的意见是否与其他人相同,也很希望得知你们在这方面的看法。”谁能说纤瘦的身材比不过肥胖的体型?几乎没有人反对。而这些征询的结果也送到了报社发表,类似的“调查”报告,也针对演员、运动家、漂亮的女子、社交圈名媛以及男性舞蹈者做成征询结果。

杂志与报社也收到了关于最近流行瘦身的报告。时装杂志编辑不断收到身穿高级服饰的纤瘦巴黎模特儿的相片,而报社编辑则是收到诸如前任英国健康医学中心协会主席的证词,警告大众甜食会侵蚀牙齿,并且劝告大家“正确的餐后食品,应该是水果、咖啡和一根香烟”。巴肯医师继续写道:“水果帮助强化牙龈,并且清洁牙齿;咖啡则会刺激唾液分泌,形同漱口;而最后来一根香烟,则能消毒口腔,还能放松神经。”

媒体报导的影响,不能让他满足,伯奈斯还开始设法直接改变人们吃的习惯。呼吁饭店要把香烟增加到餐后点心的菜单里,而伯奈斯的办公室还广泛发布由《房屋与花园》杂志编辑精心设计的系列菜单,目的是“拯救你过量进食”。这些菜单中建议午晚两餐应该吃适量的蔬菜、肉类和碳水化合物,接着的建议则是“伸手拿香烟,不要拿甜点”。

制糖公司与其他企业可不觉得这些笑话好玩。希尔接到的愤怒信件,来自可可进口商、花生酱制造商、咸味花生厂商和糖果商,其中一间厂商还指责美国烟草公司对甜食的打击是“不公平,没有运动员精神,而且是绝对贪婪的。”来自大量生产甜菜糖的犹他州参议员史姆特也从参议院发炮,抨击这间烟草公司的行销手段是“只会讨好大众的空谈,无稽之至,从头到尾就是个骗局”。

伯奈斯处理这些争议的方法,就是反而加以利用,转化成正面的效果,他并将之称为“新式竞争”。在一封将由受人尊崇的经济学家签名,而送达各商学院教授的信件草稿中,伯奈斯写道:“像现在这样进行中的一场笔战,能够让大众见到具讨论价值话题的两面说辞,也把自由竞争根本上的民主原则摊开来谈论。”

他知道争议能够带来曝光,而这对他的客户几乎永远都是件好事。他也发现,如果要发动笔战或是口水战,最好从社会上层开始;这个观点由回应他“新式竞争”论点的信件中,包含银行总裁、著名律师、还有由诸如塔虎脱大学和犹他农业学院等大相径庭的学校中经济系主任所写来的正面回应,就可以得到证实。这似乎让希尔感到颇为开心,他在给伯奈斯的信中写道:“我想记录已经显示,我们让反对人士都‘住口’了!”

希尔对于伯奈斯一项签下华丽的齐格飞马戏团女郎的建议,非常喜爱。六名舞者就此组成了“齐格飞外形、曲线和迷人俱乐部”,并且签署了声明,表示她们“拒绝来自餐桌的虚伪欢乐,也就是令人发胖的食物、饮料,和让人饱而生厌的甜食。但是我不必牺牲:我只要抽烟就可以”。

“中国小麦远缘杂交之父” 篇11

李振声的童年是艰苦的,生在农家的他13岁时父亲去世,留下母亲一人抚养4个孩子。因为家庭贫困,李振声读高二的时候辍学,来到济南找工作,那时济南刚刚解放,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街上看到山东农学院在招生,并且可以提供学生上学期间的食宿。这对李振声来说真是巨大的吸引。

后来他参加了考试,被该院农学系录取。小时候挨饿的经历让李振声懂得粮食的珍贵,这也成为了他学习农业、从事农业研究的原动力。

1951年,李振声从山东农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遗传研究所前身)工作。

1956年,李振声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奔赴西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陕西杨凌,在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开始了小麦育种的研究。

那一年,我国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小麦条锈病大流行。这种被称为小麦“癌症”的病害,具有发生区域广、流行频率高、危害损失重的特点,会造成小麦产量的巨大损失,甚至绝收。

当时只有25岁的李振声忧心忡忡。他决定对小麦品种进行改良,为农民培育出优良抗病的小麦。李振声说:“变异的速度快,据25个国家统计条锈病平均5年半就能产生一个新的生理小种,而小麦育种的速度慢,8年才能育成一个小麦新品种。想研究出优良抗病的小麦,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李振声通过多年对牧草的研究,发现长穗偃麦草等具有非常好的抗病性。于是,李振声提出了通过远缘杂交将草的抗病基因转移给小麦,选育持久性抗病小麦品种的设想。

1964年的6月14日,对李振声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天。小麦成熟前连续40天阴雨,结果那天突然放晴,一天的工夫,几乎所有的小麦都青干了。本来是一场天灾,但是李振声突然发现,有一个小偃麦杂种株系(小偃55)保持正常生长,穗叶茎呈金黄色,它的亲本长穗偃麦草也未青干,顿时他欣喜若狂。之后用它们做母本经过两次杂交,历时15年,终于育成了一个具有相对持久的抗病性、高产、稳产、优质的小麦新品种——小偃6号。

由于小偃麦的抗病性强、产量高、品质好,在黄淮流域冬麦区广泛种植,于是农村流传开了这样一句民谣:“要吃面,种小偃。”

现在小偃6号已成为我国小麦育种的重要骨干亲本,是我国北方麦区的两个主要优质源之一,其衍生品种已达数十个,累计推广3亿多亩。增产小麦超过75亿公斤。

1987年,李振声带领中科院400余名科技人员对黄淮海平原中低产田进行大规模改造和治理,6年时间实现黄淮海地区粮食增产252.4亿公斤。

从1978年到1998年,20年间中国粮食的大规模增产,李振声和他的同事们培育出来的一大批优良小麦品种功不可没。

微信之父张小龙篇12

1994 年, 张小龙获硕士学位后, 到广州一家软件开发公司当程序员, 自称为“IT民工”。在这里, 他利用业余时间写代码, 开发了处女作Fox⁃mail。张小龙不停地改进软件, 推出新版, 但依旧赚不到钱。

2005 年3 月16 日, 上市不久的互联网新贵腾讯宣布整体收购Foxmail。张小龙再次成为自己作品的“陪嫁”, 进入腾讯广州研发部, 带领QQ邮箱团队与MSN、GMAIL等抗衡。他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人员, 而是踏上了产品经理人的新征程。

接下来的3 年, 张小龙度过了孤独寂寞的一段时光。也正因为如此, 他有时间停下来抛开生硬冰冷的产品表面, 去思考究竟如何赋予产品活的灵魂。

2006 年年底, 转机出现。张小龙带领的邮箱团队决定放弃之前的方法, 用精简、轻便的思路打造新版本。第二年春天, QQ邮箱速度问题得到解决并上线, 一切恢复正常, 用户量开始缓慢增长。随后, 张小龙式的应用创新陆续面世。其中一个让QQ邮箱获得高人气的创新, 是发送大容量附件功能——其他邮箱通常只能发送5M左右的附件, 而它却将容量扩大到了1G。

到2008 年, QQ邮箱已从濒死状态重获新生, 荣膺腾讯公司七星级产品, 张小龙的团队也获得了公司的年度创新大奖。据其团队成员统计, 在张小龙的领导下, QQ邮箱的创新点多达400多个。作为产品经理人, 他再成翘楚。

2010 年8 月2 日, 张小龙被任命为腾讯公司副总裁, 具体负责腾讯公司广州研发部的管理工作, 同时参与公司重大创新项目的管理和评审。

把QQ邮箱做到全国第一的位置, 张小龙已有些意兴阑珊了。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说, 自己进入了半退休的状态。实际情况是, 虽然他的身体退休了, 但思考一刻也没停过。

广州研发部争取到微信项目, 缘于张小龙的敏锐。2010 年10 月, 他看到移动互联网领域即时通讯类工具米聊、Talkbox、Kik、Whatsapp等不断出现, 便给马化腾发了一封邮件, 建议公司应启动手机通讯工具类项目。马化腾同意由广州研发部作为研究性项目启动, 并给产品取名“微信”。

一个月后, 腾讯微信正式立项。按照张小龙的想法, 如果能让大家体验到手机免费短信, 微信肯定会被大家接受。因此, 在微信1.0版本中, 他率先推出了相当于免费发短信的文本功能, 但用户新鲜感很快过去。在国内大大小小类似的应用产品中, 微信很难抢占到用户的手机界面。在张小龙的带领下, 从硬碰硬的产品层面, 研发人员开始思索如何让产品有灵魂,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贪欲”。

用微信改变3亿人生活

在张小龙看来, 如果一个产品的功能需要用提示框告诉人们如何使用, 那么这一功能本身就是失败的。而从微信设置的插件进入界面, 只有一个震动的手机, 多数人看到这个界面会想当然地摇几下。随着声音响起, 用户的好奇心骤起:有谁和自己在同一时间摇呢?当然用户不一定要和对方建立联系。

细心的张小龙曾担心“摇一摇”会让女性朋友觉得烦, 但女同事透露, 实际她们私下里也在较量谁接到的招呼多, 没有受打扰的感觉!

2012年8月, 腾讯微信推出4.2版本, 微信用户可以视频通话了。作为腾讯广州研发部的“精神领袖”, 张小龙提出了“人人都是产品经理”的口号。他认为, 只有通过体验, 才能观察到最人性化的需求。所以, 在腾讯广州研发部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有新版本的产品或推出一个新功能, 开发人员都要在第一时间冲去找保安, 让他们先体验。

诞生没多久, 微信就已经成为同类软件中的霸者, 目前注册用户突破3亿, 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它让中国移动运营商颇感压力, 而宿敌奇虎360CEO周鸿祎也坦承, “自己50个产品加起来比不过一个微信”。很多网友更是把张小龙称为“中国的乔布斯”!

在中国, 张小龙是极少数能够将个人风格投射于产品中的移动互联网人。这是人们喜欢把他和乔布斯联想在一起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 就是他们的性格同样偏执、刚愎、追求完美, 并且不怎么近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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