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铁路之父

中国铁路之父（共6篇）

中国铁路之父 篇1

直面大西洋,西班牙最西北角的拉科鲁尼亚被称为“眼泪之港”——1588年成千上万人的母亲和妻子目送数万人规模的“无敌舰队”起航,为上帝和国王出征英格兰,踏上近乎覆没的不归之路。这片历经磨难,以反抗闻名,传统上依赖男人出海打渔和女人纺织的贫困边陲土地,却在近二十年因为一个铁路工人的儿子再次成为全球征服的出发地——阿曼西奥·奥尔特加,创业40年,凭借服装帝国英迪德集团和旗下旗舰品牌Zara,他依次成为西班牙首富、欧洲首富,如今在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奥尔特加已经取代“股神”沃伦·巴菲特登上第三名位置。

把时尚带给普通人

1936年西班牙内战前夕,阿曼西奥·奥尔特加出生在一个父亲是铁路工人,母亲做帮佣的家庭,没有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他,13岁开始在服装店、内衣店打工,在贫穷的纺织业中心拉科鲁尼亚,他萌发了要把时尚快速的、便宜的带给每个普通人的念头——这也几乎成为了他商业模式的永恒主题。创业伊始,奥尔特加仿制女性晨衣(女士晨起梳洗时所穿,类似睡袍),1963年开了自己的第一家工厂,随后逐步从生产垂直扩张至零售,1975年,著名的Zara品牌创立,这个最初叫Zorbas的零售店因为和几个街区之外的酒吧重名,担心混淆而更名,但是很快全西班牙就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字了。英迪德集团后来的一份报告中写道:“Zara的目的是让时装民主化。与时装特权化不同,受现代男女品位、追求和生活方式的激励,我们提供穿得起的时装。”

1985年,奥尔特加建立了母公司英迪德集团,以囊括Zara在内的多个服装品牌,1988年Zara第一家海外店面在葡萄牙开张,2001年盈迪德集团股票上市,如今这家服装巨头每年生产8.4亿件成衣、在85个国家拥有5900家店,并且以每天一家店铺的速度扩张,其中包括中国的289家店和美国的45家。

“快时尚”模式的创造者

不打广告,几乎没有市场营销部门,奥尔特加是“快时尚”模式的先驱:他把生产基地放在附近一—至今为止英迪德集团50%的产能还在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和土耳其,衣服越是潮流,生产基地离总部越近。每当欧美时尚新品发布,Zara的设计师团队即以最快的速度修改、仿制,并在2～3周之内把这些货品一一往往数目很少——送到世界各地的零售店,在听取顾客的反馈之后,总部再将受欢迎的产品加量发货至商店。货物以极快的速度流动,每周英迪思所有门店的商品都会收到两次新的货品。奥尔特加倚重的电脑专家何塞·玛丽亚·卡斯特利亚诺为他改造了公司的供应链,把“快时尚”付诸实践。直至今天,顾客的消费习惯已被Zara改变了,他们看到的价钱便宜、款式时尚的Zara衣服几乎都是稀缺的,今天不买,可能很快就售罄。

传统服饰品牌,每年发布两次新品,冒着库存的风险希望“教育”消费者,到Zara突破这一模式迎合消费者,再到消费者最终被“快时尚”改造,今天在西班牙,奥尔特加的名字和“终结者”联系在一起,而在世界各地,奥尔特加的模式被许多无力和大品牌抗衡的服装厂商竞相模仿。

奥尔特加的另一个秘密是选址,在西班牙国内发展阶段,Zara总能选到人流密集的黄金地段,走向全球后,Zara则不惜血本尽可能的在最黄金的地段建立商店,离大品牌越近越好:在巴黎,Zara的商店在昂贵的巴黎歌剧院地区,在纽约,标牌被树立在第五大道666号——可能是曼哈顿卖出过的最昂贵的建筑。

低调的亿万富豪

奥尔特加掌握着公司接近6成的股权,这带给了他公司的决策权和亿万财富,不过生性低调的欧洲首富,和妻子至今居住在拉科鲁尼亚市内一座隐秘的公寓楼里,每天穿着同样的休闲西装,在员工餐厅里吃饭,花费巨资保证家庭的隐私。他信奉洛克菲勒:“一生只需要有三件事情出现在报纸上”的信条,几乎没有接受过媒体采访。1999年底,在英迪德集团筹备上市时,公众才得以知道这位西班牙首富的长相。

奥尔特加躲避上流社会和富人阶层,甚至西班牙王室也难见他一面,更不喜欢和西装革履的银行家们打交道。2011年,他将辞去了公司董事长的职务,提议巴勃罗·伊斯拉担任,此时,这家低价服装公司在经济危机深重的欧美正享受最美好景气时光。1986年和共同创业的第一任妻子罗萨莉亚(因为5.1%的英迪思股份,她成为西班牙最富有的女性)离婚后,奥尔特加2001年与第二任妻子弗洛拉,其公司的一位职员结婚。他和第一任妻子有两个孩子,小女儿28岁的玛塔是他的掌上明珠,也是服装帝国的潜在接班人。她嫁给了西班牙马术师塞尔吉奥·莫亚。(文章来自福布斯中文网)

奥尔特加的另一个秘密是选址,在西班牙国内发展阶段,Zara总能选到人流密集的黄金地段,走向全球后,Zara则不惜血本尽可能的在最黄金的地段建立商店,离大品牌越近越好在巴黎,Zara的商店在昂贵的巴黎歌剧院地区, 在纽约,标牌被树立在第五大道666号——可能是曼哈顿卖出过的最昂贵的建筑。

中国铁路之父 篇2

课程目标：了解詹天佑的主要事迹，认识他对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识记：幼童出洋时间、目的。滦和大桥、京张铁路。保路运动、中东铁路。

理解：幼童出洋意义及失败原因。阻碍铁路建设的因素、詹天佑的开创性贡献。詹天佑进行路权斗争的实质。

运用：近代铁路事业步履维艰和今天中国发展铁路运输网对比。路权斗争和捍卫国家主权的关系。

2、过程与方法：分析材料、问题探究、归纳詹天佑一生的活动

情感态度价值观：詹天佑的人格魅力和崇高精神-爱祖国、刻苦钻研、不畏艰难 重点：詹天佑为中国铁路建设所作出的贡献。

难点：晚清铁路事业受阻的原因；詹天佑个人业绩与国家命运之间的关系。教学过程

一、幼童留学生

1、出生：1861年出生在广东南海县一个茶商家庭。

詹天佑父亲詹兴藩时，遇上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者的大炮把长期控制外销贸易的“十三行”轰掉了，在广州的外贸小商人，开始衰落。不久，詹氏的茶行也宣告破产。詹兴藩一家由广州迁往南海，一边读书，一边种田，以维持家计。

2、赴美留学：

（1）他十岁时，清朝为推进洋务事业，宣布招收12～14岁幼童赴美国留学，培养洋务人才。这是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开端。詹天佑被选中。1872年，詹天佑随第一批30名幼童踏上赴美留学的远洋轮。

同治六年湘系军阀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中国第一个留美的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向他献了一个选派幼童出洋赴美的“条陈”。三年后，这个“条陈”终于得到清政府的批准。留学生共分四批，名额为一百二十人，年龄为十二至十五岁。清政府并指定容闳到香港主持“选送幼童出洋肄业”的招生工作。

此时，詹兴藩有个同乡在香港经商，名叫谭伯村。他非常喜欢詹天佑。

1871年春天，谭伯村特地从香港赶到南海，劝詹兴藩不要放弃詹天佑留洋的机会，说这是“洋翰林”，一辈子的“铁饭碗”。而詹兴藩迟疑不决，直到谭伯村答应把自己的第四个女儿（詹天佑的夫人谭菊珍）给詹天佑配亲，这事才算定了下来。

（2）经过暂短的适应与语言培训后，詹天佑先后考入美国康涅狄格州的西海纹海滨男生学校、丘屋高级中学。1878年，詹天佑以全班第一、全校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丘屋高中。留美期间，詹天佑深感中西方发展的差距，目睹了美国铁路事业发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和对世界面貌的改变。

（3）1878年，他考入耶鲁大学雪菲尔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铁路工程科，决心学好西方先进科技，报效祖国。大学期间，他学业成绩优秀，并在第三年完成毕业论文，获得学士学位。

（4）1881年保守派官僚以美国发生排华事件和留学生“抛荒中学、背弃孔孟之道”为由，取消留学事业。留美学生分批回国。

1881年，原定十五年的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当时，耶鲁大学的22位留学幼童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二人顺利完成学业。容揆和谭耀勋抗拒召回，留在美国完成耶鲁大学学业的。李恩富和陆永泉则是被召回後，重新回到美国，读完了耶鲁。这样，120名留美幼童，除先期因不守纪律被遣返的9名、执意不归及病故者26名外，其余94人于1881年分三批被遣送回国。

第一批返回的21名学生均被送入电局学传电报，第二、三批学生由中国当时的新式企业如福州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23名外，其余50名分赴天津水师、机器、电报、鱼雷局等处当差。这批留美幼童后来分散到政界、军界、实业界、知识界等各个领域；在他们中，有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开滦煤矿矿冶工程师吴仰曾、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民初国务总理唐绍仪、清末交通总长梁敦彦，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知名人物。

詹天佑回国前，曾有美国同学劝他留下，对他说：“贵国贫穷，既无筑铁路之器材，亦无筑路之人才，以君之学识，如应聘美、英，当可宏图大展，阁下之生活亦可丰裕。”詹天佑谢绝了，回答道：西方国家虽富，那是外国，我要学习其先进的科学知识，却不能眷恋其物质享受；中国虽贫虽弱，她却是生我养我的祖国，现在正需要我回去贡献所学，把她建设得富强起来。如不以所学报国，何以对祖国人民与家乡人民？

点拨：派幼童留学体现了中学对西学的被动吸纳和接收；而最后幼童回国又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西学的排斥、抗争。

学思之窗：你认为这种教育目的会不会在幼童身上产生中学与西学的矛盾？幼童留学夭折的主要原因会不会与此有关？

中学和西学在教育目的上肯定会产生矛盾，这也是幼童出洋失败的主要原因。

中学体现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满腹儒家经纶、满口仁义道德、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封建奴才，而西学不光是要掌握格物致知的西方科技，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一个具备独立人格，向往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的公民，甚至是国家的主人。因此封建官吏主观设想幼童的最佳模式是掌握西学来为中体服务，但在实践中，幼童在接触西学的过程中已经不知不觉、潜移默化地受到了“西体”的影响，这样必然出现封建势力所深深恐惧的西化、洋化，这也是他们所最不能容忍的，所以就把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召回，幼童出洋在坚持了十年之后因此夭折。

二、为中国建造第一条铁路

1、初显锋芒：詹天佑怀着把所学贡献给祖国的满腔热忱重归故土，却被腐败的清朝官僚分配到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海军驾驶，后被派到水师学堂任英文教习。直到1888年，他才被中国铁路公司聘到津沽铁路工地任帮工程师。詹天佑一心扑在主持津沽段铺轨工程上，在短短的80天内完成任务。

1888年，詹天佑由老同学邝孙谋的推荐，到中国铁路公司任工程师。被湮没了七年之久的詹天佑才有机会献身于祖国的铁路事业。

此时正值天津-唐山铁路施工，他不愿久居天津，就亲临工地，与工人同甘共苦，结果只用八十天的时间就竣工通车了。但李鸿章却以英人金达之功上奏，并提升金达为总工程师。

帮工程师

又称帮定工程师，是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素质较为全面的人员，如某客户（老板）不愿花太多的时间精力在工厂管理上，则找一个既可以在技术上维护机器，又可以在管理上很有成效地帮助自己的人，即帮定工程师。

帮定是一种行业，如：帮定主管、帮定部PE主管等。

2、建成滦河大桥：1890年，清政府决定上马关东铁路(注：关东铁路原计划以津唐路唐山站东15公里的古冶为起点，向东北关外地区延伸建筑，出山海关经锦州、广宁、新民厅至沈阳以至吉林，作为干线，然后由沈阳造支线至牛庄、营口，共计2323公里)。工程的难点是滦河大桥。英籍总工程师金达曾把这个获利颇丰的项目包给英国人，但他们在深水急流中打桩连连失败。这个项目又先后包给日本和德国工程师，结果都失败了。最后金达想到了詹天佑。年轻的詹天佑多方测量滦河水流地质等情况，新选桥址，将中国传统桥梁打桩法与西方近代先进技术结合，用新式气压沉箱法建造桥墩。詹天佑成功地建造了19世纪末 中国最长的铁路大桥。

气压沉箱法（水中用的较多）

1841年法国工程师特力格（Triger）创造了气压沉箱施工法，并于1849年用于桥墩施工。气压沉箱是一个无底箱形结构，顶上有双通廊，以便人和材料进入。沉箱下沉至水底后，注入压缩空气以阻止水进入。人在其内开挖地巷，使沉箱继续下沉至设计标高，气压沉箱基础在施工过程中，可处理下沉的障碍物，可直接观察到地巷原形，也不用灌注水下混凝土，质量比较可靠。但施工者需要在高压空气中工作，不但效率不高，而且对身体有害。中国早期修建的桥梁如钱江大桥曾采用这一技术。

3、修建京张铁路

（1）提出：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认识到铁路对调兵运械和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路权的争夺白热化。1905年，清政府决定修建京张铁路。消息传出，在华势力最大的英国志在必得，视长城以北为其势力范围的沙俄也不相让，双方争斗不休。最后达成协议：互不插手，让中国人自己去修。而各自的算盘是坐视中国在经费和技术上求助于他们，以便坐收渔利。詹天佑被任为京张铁路总办兼总工程师，他面临重重困难：清廷拨款有限，时间紧迫，沿线重峦叠障，修路工具简陋，外国人正等着看热闹。工程成败与中国荣辱系于詹天佑一身。

（2）修建：詹天佑抱着为国争光的信念，不顾塞外的飞沙走石，风吹日晒，在深谷和崖间测绘，记下各种第一手资料。他勘测三条路线，反复掂量施工成本、难度、铁路效益，最后定为关沟线（北京西北往南口的路线，其中南口至岔道城约20公里最险峻的一段叫关沟，包括东园、居庸关、四桥、青龙桥、八达岭等高地）。为战胜八达岭隧道技术难题，詹天佑设计“人”字形路线，延长了坡面，减小坡度，将隧道缩短至1091米。他采用直井施工法解决隧道施工困难，没有通风设备，就用风扇机、手拉风箱代替。他以中国科学家特有的爱国热忱，昼夜奋战，顶着巨大压力和困难，创造了中国铁路史上的奇迹。1909年，京张铁路终于提前全线通车。

人字形路线

在解决八达岭青龙桥附近火车爬高问题上，詹天佑利用折返线的办法，大胆地在山腰设计了一条“人”字形线路，以减上坡度。又决定在此段铁路上，使用“2-8-8-2”型活节马莱大马力机车两台来牵引列车爬坡，前拉后推，以加大机车的动力。当列车到达山上铁路折返交叉点时，再反过来，推变拉，拉变推，这样不仅减小了路的倾斜度，而且又省去了换机车的麻烦，从而能使列车平稳地通过八达岭高峰。

直井施工法

多在陆地中、山崖间应用，主要应用于桥梁横架和隧道开凿方面，桥墩施工的办法通常有二：一是直井挖掘技术，二是斜井挖桩技术，詹天佑开创性地将直井挖桩技术应用于隧道。

对于工程上的困难，詹天佑从未放在眼里，对于人为的障碍却使詹天佑忧愤至极。清河有个叫广宅的人，是前任道员，皇室载泽的亲戚，朝野均有势力。铁路恰经其坟地，他即率众闹事，阻止工程，私下又许以重贿，要求改道。邮传部竟不敢过问。这里北面是郑王坟，南面是宦官坟，西面是那拉氏 父亲桂公坟，要大改道不知要浪费多少时间和经费。

詹天佑以受贿为可耻，绝不改道，竟以去留相力争。最后因五大臣出洋被炸，载泽吓得不敢与闻外事，广宅才因失去靠山而同意经其坟墙以外通过。

（3）意义：

①中国人自行筹款、勘测、设计并施工的第一条铁路，是中国铁路史上的里程碑。②创造了中围铁路史上的奇迹。

原计划六年完成，结果只用了四年就提前完工，工程费用只及外国人估价的五分之一。一些欧美工程 师乘车参观后啧啧称道，赞誉詹天佑了不起。但詹天佑却谦虚地说：“这是京张铁路一万多员工的力量，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光荣是应该属于大家的。”

③是詹天佑个人事业的杰出成就，也是中国近代交通事业的杰出成就。学思之窗：上述名言反映了詹天佑怎样的精神？

学思之窗第一句主要是表现詹工作细致、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第二句主要是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

三、为中国铁路事业鞠躬尽瘁

1、为国勘路：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威望倍增，张绥铁路、川汉铁路、粤汉铁路、洛潼铁路都要他去勘测、设计和指导。年过半百的詹天佑以饱满的热情跋涉于南北山野河川之间。但是，由于清廷腐败，铁路经费无保障，工程难度大，帝国主义觊觎中国路权等种种原因，致使粤汉、川汉等铁路命运多舛。

2、维护路权

（1）投身保路运动：1911年，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并与英、德、法、美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实际上将路权出卖给外国人，导致各省掀起了规模浩大的保路运动。詹天佑身处逆境，不甘沉沦，一面支持保路运动，一面推动铁路建设。

（2）修建粤汉铁路：辛亥革命后，詹天佑被任命为交通部技监，主持全国铁路技术工作。他亲自督办了工程浩大的川粤汉铁路。尽管受到借款合同束缚，加上政府无能，军阀混战，他仍克服了各种困难。到詹天佑逝世前，粤汉铁路的广州韶关段和武昌长沙段得以完工。

（3）争取中东铁路权：1919年，詹天佑抱病接受北洋政府交通部的电召，作为中国代表，出任协约国“联合监管远东铁路委员会”辖下的技术部委员，赴海参崴，与英、美、法、日等国代表一道，主持俄国远东铁路、包括中国境内中东铁路的监管技术工作。他多次发言要求收回中国在中东路的驻兵权与管理权，义正辞严地指出，中东路理应由中国人全权管理，不许他国插手，也无需协约国共管。但由于北洋政府软弱无能，他几经努力，仅争回了中国工程师可以被中东路聘用等微小权利。为此，他心力交瘁，导致病情加重。

3、英才早逝：在临终前的口授遗呈中，他念念不忘未修完的铁路和培养铁路人才的未了心愿，个人的事情却只字未提。59岁的詹天佑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铁路事业。詹天佑与其妻谭菊珍埋葬在京张路青龙桥火车站附近。

四、詹天佑的突出功绩及总体评价 1．突出功绩：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

2．总体评价：詹天佑是我国近代科学与工程技术史上的先驱，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知识分子。为发展我国早期铁路建设事业呕心沥血，奋斗终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19世纪80年代，他投身于中国铁路建设事业，曾主持过我国京张、川汉、粤汉等早期铁路的建设，为发展我国早期铁路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2）他主持的京张铁路的建成，震惊了中外，显示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振奋了民族精神，推动了铁路事业的发展。

（3）他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不畏强暴，威武不屈，提出“各尽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受外侮，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的口号，体现_广炎黄子孙百折不挠、永不屈服的高尚民族气节，永为后世楷模。

（4）詹天佑的杰出贡献集中反映在他面对高山深涧、悬崖峭壁的险境，能想方设法，依靠群众战胜重重困难，修筑了京张铁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表现了他超人的智慧和才干。

（5）詹天佑受命于危难之际，为国为民担风险，主持修筑了京张铁路，这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工程师，更重要的是他有一颗热爱祖国的中国心。总之，詹天佑是中国近代杰出的铁路工程师，他的一生是为中国铁路建设奋斗的一生，他实事求是地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为中国的铁路事业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体现了他崇高的爱国情操。

詹天佑年谱

1861年 出生于广东南海 1872年 12岁赴美留学

1878年 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丘屋高中，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铁路工程科 1881年 学成归国

1888年 任中国铁路公司津沽铁路帮工程师

1890年 完成施工难度较大的滦河大桥，在工程界崭露头角 1905年 出任京张铁路总办兼总工程师，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 民国初年 任川粤汉铁路会办、督办 1913年 任交通部技监，主持川粤汉铁路工程

1919年 出任协约国“联合监管远东委员会”技术部委员，并与帝国主义斗争，竭力维护中国铁路主权。同年，逝世。

2．詹的精神

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深入实践、严谨细致的科学精神。学习延伸

1．中国铁路的制约因素 国家腐朽和衰败，经济实力不足 帝国主义觊觎中国路权 缺乏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人才 工程设备落后

思想观念封闭落后（如修铁路会损伤地脉，破坏风水等）2．这是开放型的讨论题，教师主要点明两层意思：

（1）国家命运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人业绩的取得，或者说制约、影响着个人业绩的大小，是影响个人业绩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

中国的原子之父 篇3

1913年10月16日，钱三强出生在浙江绍兴，原名钱秉穹。父亲钱玄同是北大著名教授、我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少年时期，钱三强在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学校（现北京二十七中）读书，当读到孙中山先生的名著《建国方略》时，备受启发和鼓舞，决心遵循孙先生的主张；立志学习科学技术，建设强大工业，使国家摆脱贫困和屈辱，走向富强，从而改名钱三强。

1929年，钱三强带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考进了北京大学理科预科，想待英文提高后再考南洋大学（即后来的上海交通大学），学习电机工程。20世纪30年代，正是原子核科学最激动人心的发展时期。在科学的神奇世界里不断求索的钱三强年轻的心目中，新兴的原子核科学逐渐成为了一个最神秘而诱人的学科，于是他改变了学工科的初衷，1932年考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

1936年，钱三强大学毕业。由系主任吴有训教授推荐，他担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的助理，开始从事分子光谱方面的研究。1937年，他参加了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组织的公费留学考试，考取了世界上原子核科学研究最先进的机构之一——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做研究生，师从仰慕已久的约里奥·居里夫妇。这一切对于一个刚迈出学校大门，充满科学幻想的青年来说，该是何等幸运！

然而，正当钱三强赴法行期在即，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胸铁蹄蹂躏了中国大地。国民党丧权辱国、腐败无能，激起了民众强烈的愤怒和反抗。父亲由于忧愤国事，高血压骤然加重，吉凶难卜。钱三强踌躇了，国难家忧当头，怎能忍心离去？

父亲察觉到他的心思，强忍着病痛和离愁劝导说：“这次出国，是极难得的机会。你学的东西，将来对国家是有用的，报效祖国，造福社会，路程还远得很哩！男儿之志，不能只顾近忧啊！”

中国的“居里”夫妇

1937年夏秋之交，怀着对祖国、亲人的眷念之情和报国之志，24岁的钱三强远渡重洋，来到法国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成为世界核物理研究最著名的居里实验室的研究生。他的导师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和她的丈夫约里奥·居里。

伊莱挪·居里是世界著名放射性元素镭的发现者皮埃尔·居里夫妇的女儿。两代居里夫妇均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从此，钱三强便成为世界最著名的核物理研究实验室的成员，成为居里夫妇的学生和助手。

正当钱三强与他的导师居里夫人伊莱娜合作，进行铀和钍受到中子打击后产生镧同位素β射线能谱的研究工作时，1939年1月，钱三强接到来自中国的家书，父亲钱玄同因脑溢血突然去世。在悲痛中，钱三强提笔书写了父亲生前的教诲“学以致用，报效祖国”，作为自己在异国他乡的座右铭。第二年，钱三强在伊莱娜·居里指导下完成了α粒子同质子碰撞研究工作，并以此为题的博士论文获得通过，取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1946年，新婚不久的钱三强、何泽慧夫妇受导师之命赴英国剑桥大学，参加基本粒子会议。他们宣读了《正负电子弹性碰撞现象）的论文，引起与会科学家的重视。而英国年轻博士里弗德关于中子打击铀核的报告和幻灯片中，意外出现的一个三叉型径迹，也引起钱三强的注意。匆匆赶回巴黎后，钱三强取得了约里奥·居里夫妇的积极支持，他与何泽慧带领两个法国研究生，夜以继日地开展了追踪研究，终于从精确的统计数字中发现：中子撞击铀原子核，发生壮观的裂变现象，每三百次能出现一次规律性征兆。

这是为什么？随着实验的不断深入，在钱三强的记录里，留下了探索的科学痕迹：两条线的交叉处，放出的较轻粒子中，有的比α粒子的痕迹浓，有的却淡。不是α粒子，又会是什么呢？钱三强思索着，观察着，反复测量着。从春末到秋初，镭学研究所放射性研究室灯火通明。

1946年12月9日，这是科学史上重要的一页。经约里奥推荐，钱三强领导的科研小组在法国科学院《通报》上正式公布了铀核三分裂变的研究成果，并附有历史意义的五张核乳胶照片。随后，素以精细闻名的何泽慧，在纷乱的大量实验中，又发现四分裂变现象，大约一万个裂变中，会出现一次四分裂变现象。1946年12月23日，钱三强又正式公布了首次发现的铀核四分裂变径迹的照片。

1947年，在巴黎召开的世界科学工作者大会上，导师约里奥向世界首次公布了钱三强小组的最新研究成果的论文和照片，并附有详细的测量计算数据，引起了世界范围的轰动。第二天，法国《人道报》、《人民报》、《时代报》，中国的《大公报》、《新民报》都作了详细的报道。有家报纸的标题是“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副标题是“为原子研究开辟新天地，物理学大师均誉不绝口”。

为表彰钱三强的科研成就，法国科学院1946年向钱三强颁发了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

1947年夏，34岁的钱三强被任命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年底，约里奥教授把三分裂与四分裂的研究成果写在了实验室年度报告的首条位置。他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实验室的第一个重要成就。钱三强三分裂理论已成为裂变物理一个重要分支，为世人公认。

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一位享誉世界的科学家，不仅可以长居法国，而且前途无量。然而，钱三强却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自己的祖国。

1948年春，钱三强找到中共驻欧洲的负责人刘宁一和孟南同志，向他们表达了要回国的心愿。他说：“我和泽慧都很清楚，继续留在巴黎，对自己的科学工作当然是十分有利的，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

钱三强向约里奥·居里夫妇郑重地提出了回国的要求。尽管与他朝夕相处11年之久的两位恩师舍不得他们走，并为他们的离去而惋惜，但听了陈述之后，对他们的决定都表示理解和赞成。身为法国共产党员的约里奥先生说：“我要是你们的话，也会这样做的。”导师还把当时极为保密的重要數据告诉了他们，并将一些放射性材料及放射源交给他们带回国。伊莱娜的临别赠言是：“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

1948年5月2日，钱三强夫妇带着炽热的情谊和殷切的期望，告别了恩师居里夫妇，怀抱半岁的女儿，登上了驶向东方的海轮。

40天后，他们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11年啊！带着报国之心千里迢迢求学法国，又带着报国之志载誉而归回到祖国，钱三强心情万分激动。他仰望蓝天，深深地呼吸着祖国的新鲜空气。他牢牢记住导师们的赠言，把“科学要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一生奋斗的座右铭。

1949年1月13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钱三强情不自禁地骑上自行车，和年轻人一起飞快地来到长安街，置身于载歌载舞的人群中。

几天后，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派人与钱三强取得联系，通知他参加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到法国巴黎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团长就是后来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著名学者郭沫若。钱三强深切地感到党对他的信任，作为一名科学家，他更多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他想这次去巴黎可以会见老师约里奥·居里先生，如果能请他帮助订购一些原子能科学研究的必要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是个极好的机会。

钱三强的想法立即得到党中央的支持。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国家经济非常困难，中央领导从清查国库中，给他预先拨出了五万美元。钱三强不禁心如潮涌，热泪盈眶：“简直无法想象！尽管五万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不是个大数目，但是，这些新中国的开拓者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当时已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的钱三强，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应邀登上了天安门，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知名人士一起参加了隆重的开国大典。

当年11月，中国科学院宣告成立，钱三强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兼近代物理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一个名副其实的原子能研究机构成立了！屹立在世界东方的新中国为钱三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他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祖国原子能事业的创业之中。

在党中央的关怀领导下，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和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相继成立了；一批物理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从全国各大学被抽调专攻原子能科学；三百多名留学苏联和东欧各国专业接近的归国留学生转学原子能专业；一大批留学海外的年轻科学家张文裕、王淦昌、彭桓武、邓稼先、陈能宽、程开甲……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纷纷回到祖国，汇集研究所，组成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中心；在新中国财力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中国科学院仍然获得数百万人民币的发展经费，原子能科学得到重点支持。一个由原子核物理、放射化学、宇宙线、理论物理、电子学等组成的原子能的全面研究广泛开展起来了，为中国原子核科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4年8月，钱三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加入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战斗行列。他十分感慨地说：“我们这一代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多少年来，一腔热情渴望着为祖国的强盛而施展抱负。然而，只是到了新中国诞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启发教育和信任，才真正实现了自己的宿愿。”

1955年初，党中央决定利用苏联提供的有限援助，建设自己的原子能工业。钱三强作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和第一任代表团团长，多次奉命赴苏谈判，积极引进和消化吸收外国的先进科技成果，认真组织科研教学，全力投入了我国原子能科研基地的创建工作，领导建成了中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培养了大批原子能科研人才。我国的堆物理、堆工程技术、钎化学放射生物学、放射性同位素制备、高能加速器技术、受控热核聚变等科研工作，都先后开展起来。

1958年9月27日，苏联援助建设的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使用，在现场举行了隆重的移交典礼。陈毅副总理剪彩，聂荣臻元帅和郭沫若院长讲话，中外来宾多达一千多人。从此，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的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基地诞生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包括赵忠尧、王俊昌、彭桓武、何泽慧、朱光亚等著名核科学家在基地汇集了，一个原子能事业建设和发展的序幕拉开了。钱三强，这位享誉世界、历经屈辱、胸怀大志的科学家和祖国一起可以大展宏图了，他的原子梦想就要实现了。

“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

风云突变，一股西伯利亚的寒流席卷了中国大地。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而后苏联又单方面撕毁了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撤走了全部专家，甚至连一张纸片都不留下，还讥讽说：“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守着这堆废铜烂铁吧！

1390名专家撤走了，12个协定、二百多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被废除，二百多个国家重点企事业单位一些重大的设计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正在试验生产的企业瘫痪了。

消息传到北戴河。毛泽东——这位叱咤风云的开国领袖一语千钧：“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 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向全党发出新的动员令。

1960年8月9日，二机部发出《为在我国原子能事业中彻底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而奋斗》的通知；196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为了记住那个屈辱和愤怒的日子，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民制代号定为“596”工程，一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新战役打响了。

面对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面对超级大国挥舞的核大棒，钱三强心情十分激愤。他深知，核武器是一种威力巨大的武器，又是一个被严密封锁的高度机密的国防尖端技术，而且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而这一切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讲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迅速突破它谈何容易！

钱三强说：“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滋味！我很清楚，这对于中国原子核科学事业，以至于中国历史，将意味着什么。前面有道道难关，而只要有一道攻不下，千军万马都会搁浅。真是这样的话，造成经济损失且不说，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将又一次受到莫大的创伤。”

在钱三强卓有成效的技术总设计、总调度下，核武器科研、生产、试验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包括新建所和工厂的关键岗位，都充实了科技力量，明确了任务课题，展开了攻关会战。1961年7月和9月，钱三强和科学院秘书长裴丽生带领工作组先后到沈阳、长春、哈尔滨和长沙、上海、西安中国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落实毛泽东主席的“大力协同”和聂荣臻副总理的“拧成一股绳”的指示，同各研究所领导与科学家一起，先后共安排了83项任务、222个课题。同时，对各所的长远研究工作也作了适当部署。

仅就研制试验成功第一颗原子弹，从全国来说，就有26个部（院），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九百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参加了联合攻关，解决了近千项重大科研项目。从1959年至1965年7月，原子能研究所选调给核武器科研第一线的科学技术人员共计914人，其中光正副研究员、正副总工程师就有28人；向全国科研第一线输送和培训了4781名科学技术人员，这些人员中的多数都成为了“两弹”攻关和核科研中的中坚力量。曾有人说过：在中国研制“两弹”的悲壮进军中，钱三强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

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巨大航船，没有搁浅，更没有沉没，它迎着暴风雨，开始了新的伟大航程。

东方地平线上红色的蘑菇云

钱三强最卓越的才能和杰出的贡献，是在核武器研制的漫天迷雾、茫茫大海中，他知道应该干什么，谁来干，怎么干，什么时候干。他正是在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关键方向、关键项目、关键时机，选择了关键的人、关键性的课题，才使核武器研制这个几乎瘫痪的庞大的发动机重新启动和运转起来，推动了历史的航船。

曾参与领导中国研制“两弹一星”并做出重要贡献的原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同志，特别怀念钱三强的杰出贡献：“如果没有他做学术组织工作，如果不是他十分内行地及早提出这些方案与课题，那么你怎么赶上和超过别人。他早就出了题目，我们早就动手了，早就把方案搞出来了……我国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三强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

“在核武器研制初期，设计、生产、试验三个环节中，关键在设计；核武器设计的突破，前提是原子弹、氢弹理论的突破；而实现理论突破的关键是选定理论课题和学科带头人。

突破核武器理论，筹建核武器研究所，中国的奥本海默（美国原子之父）、库尔恰托夫（苏联的原子弹之父）在哪里？钱三强这位核物理学界的伯乐，拿着早已准备好的课题，用他那科学的慧眼在茫茫人海中搜索着，精心挑选着中国的千里马。他知人善任，亲自提名推荐了一批关键课题的学科带头人，就像居里夫妇当年培养他一样，把一个个科技精英推上了中国科研的制高点，建功立业，成为了享誉世界的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一代元勋。

邓稼先、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周光召、忻先杰、陆祖荫、吕敏、于敏、黄祖洽、唐晓威、何祚庥等一批著名科学家和技术骨干，就这样被先后调到核武器研究所。组建了一个以邓稼先为主任、周光召为第一副主任、八位科学家（被称为八大主任）组成的高级理论班子——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使原子弹理论研究工作迅速展开，为原子弹、氢弹的理论突破和爆炸成功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钱三强的从容指导和精心调度下，中国这支跨越秘密历程的科学大军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闯过了一道又一道险滩。在世界的东方、中国的西北、千军万马云集的大漠腹地，出现了一幅幅奇伟的景观。

1964年10月16日，在广阔的地平线上，一道强烈的白光闪过之后，一团炽烈的火球形成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翻滚着、升腾着，直上苍穹。

1967年6月 17日，在万里无云的高空中，一轮眩目的强光，一声晴空霹雳，一团烈焰和白烟翻滚的火球，腾起万丈沙尘。

……

1993年10月11日上午，三百五十多位科学家、知名人士云集中国原子能科学院，隆重举行纪念钱三强八十诞辰报告会暨《钱三强论文选集》首发式和钱三强教授铜像揭幕仪式。

原三机部（二机部的前身）部长、84岁高龄的宋任穷将军亲自为钱三强铜像揭幕，深切地表达了一代开国元勋对这位杰出科学家的崇敬和缅怀。

中国科协主席朱光亚，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核工业总公司总经理蒋心雄，中国原子能科学院院长朱祖训等钱三强的同事、学生在发言中深情地怀念、高度地赞扬了钱老的卓越贡献和崇高品格：

“三强同志是世界闻名的、杰出的核物理学家，是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事业卓越的创始人和开拓者……我国原子能科技事业能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奇葩，光彩照人，震惊世界，三强同志在其中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这一功勋是永世不可磨灭的。”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在科学界，钱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代表，同时，他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楷模。他那坦荡顾大局的心怀，勇挑重担的气魄，杰出的组织才能，甘为人梯的精神，谦逊朴实的作风和他那只求奉献不求索取的高风亮节，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庆典将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追授这位中国杰出的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专家的光荣称号。金光闪闪的功勋奖章为515克足金所铸就，那以五星、长城、橄揽枝和光芒组成的形态主体，象征着国家和民族自立自强的精神和不可战胜的意志。它就像一颗光华灿烂的金星，闪耀着华夏民族之光，辉耀着共和国辉煌壮丽的历史，辉耀着钱三强那谦虚而坦荡地微笑。

编/杜松

钱三强（1913～1992）

浙江省湖州市人。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 194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后任法国国家研究中心研究员和研究生导师。1946年获法国科学院享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1948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北平研究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后改为原子能所）所长、计划局局长、副秘书长、副院长，二机部副部长，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全国政协第一、六、七届常委。

中国航天之父 篇4

1911年12月11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就在这天，一代伟人诞生了，他就是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钱学森。如果非要用一个词语来概括他一生的话，我想那一定是波澜壮阔的。而电影《钱学森》就带我们走进这位伟人的不凡的一生。

“你在一个晴朗的夏夜，望着繁密的闪闪群星，有一种可望不可即的失望吧。我们真的如此可怜吗？不，决不！我们必须征服宇宙”，如果把夜空中的繁星比作一首美妙的诗歌的话，那么这首诗歌的作者一定是钱学森，因为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渴望了解星空。他注定是孤独的，因为他是这个领域的领跑者，他就代表着最先进的思想。就像他的夫人说的那样“中国可以没有像我这样的女高音歌唱家，但却不能没有像你一样的科学家”，尽管钱老一生陪伴在夫人和儿女身边的日子并不是很多，但他们却是给予了钱老最大的支持和鼓励。不为什么，只因为他正干着别人所不能的惊天动地的大事。

影片《钱学森》的主演是年轻演员陈坤，而他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演员，尽管这部戏演员年龄跨越非常大，但他还是非常出色的诠释了这一角色，真真正正的打动了广大的观众们。电影是这样展开的。2009年秋，钱学森已近垂暮，总理亲来探望。钱学森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教育制度的弊端，恳请总理能够改变现状。时间追溯到1947年，蒋英接受钱学森的求婚，随其赴美。新中国的建立使无数海外弟子看到祖国崛起的希望，他们纷纷归国，投身于祖国的经济军事建设，钱学森正是其中一员。拳拳爱国之情，让我感动。在这当中，以钱学森为首的尖端人才，却受到美国政府的阻挠。但是如此，他们却从未忘记报效祖国，时刻盼望着回到祖国，参加祖国建设。尽管在美国受到特工的监视，尽管被关进监狱，尽管不能再工作，钱学森都从未忘记回到祖国的怀抱。终于，在一系列斗争之后，海外的 拳拳赤子终于如愿回到祖国。在那年代，原子弹、氢弹、导弹是一个国家国防力量的象征，国防力量强大，国家就能在国际舞台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否则，只能沦为军事强国的附庸。在电影里，以钱学森为首的科技人才和艰苦奋斗的人民子弟兵，团结奋斗，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最终使中国有了自己的导弹，让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又提升了一个台阶。但是对于那时的新中国来说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没零件，还得建造相关的工厂才能行，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却实现了两弹一星的建造工作，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当然在导弹的研究建设当中，不仅有钱学森，还有很多科技工作者也付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半路出家的张工农。军人出身的张工农，勤奋刻苦，通过自己的努力，也成为了一名科技工作者。张工农作为工农阶级的代表，象征着为了祖国的腾飞，无数人都在积极向上地努力着。有这样的干劲，让人对新中国的导弹事业的腾飞，充满了必胜的信念。钱学森，留美博士，在美国生活了20年，曾任加州理工学院终身教授，在美国有着很高的名气和优越的生活条件，然而在祖国建设的召唤面前，他毅然决然的放弃了这样优越的待遇，并且通过了美国政府的重重险阻，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回国之后，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晚年的钱学森对妻子充满愧疚，但妻子的理解让他倍感安慰。在影片的结尾，他对他的妻子没法成为中国的女高音歌唱家而后悔，但是他的妻子说了一句：“中国可以没有我这一个女高音歌唱家，但不能没有你这个科学家。”

从东风二号的发射失败开始，钱学森离开了他的妻子和儿女，但是，他的妻子和儿女对他的理解，成了他工作的动力，也正是这样，他圆满地完成了东风三号的发射。而这时的钱学森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年轻了，时间夺走了他最宝贵的青春，他把一切都交给了新中国的航空航天，把一切都交给了祖国的蜕变，没有钱学森可以说就没有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

钱学森是爱国的，钱学森是传奇的，钱学森是伟大的。美国海军部次长曾这样说过“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中国去！“但钱学森还是宁可放弃美国的荣誉，还有美国先进的技术，依然坚持回归祖国的怀抱。为此他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美国对他的政治迫害接踵而至。移民局抄了他的家，在特米那岛上将他拘留14天，直到收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的1.5万美金巨额保释金后才释放了他。后来，海关又没收了他的行李，包括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他们硬说里面有机密材料。其实，在打包之前，钱学森已叫他们检查过。美国检察官再次审查了他的所有材料后，证明他是光明磊落的。之后周总理进行外交干涉，并且中国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维等11名美国飞行员，直到这时，美国才于1955年8月4日同意了钱学森的回国申请。

“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1块美元也不存。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好一句因为我是中国人，现在有好多移民去国外结婚生子的，他们似乎早就已经忘记了他们的祖宗了，变成了地地道道的“香蕉人“。然而钱学森却能够不顾美国的各种荣誉和便利，毅然决然的选择回到什么都没有的新中国，这需要何等的勇气，而支持他这一决定的恰恰是他满腔的爱国情怀，恰恰是他渴望报效主国的一颗赤子之心。此时此刻我们还能说什么那?对于一个为了祖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的人我们现在能做的只能是缅怀和崇高的尊敬了。

中国现代会计之父 篇5

十年动乱期间，潘序伦遭受了难以忍受的冲击，但他伴着几箱书卷，安之泰然。1976年拨乱反正后，已80岁的潘序伦仍然对立信事业的复兴怀有执着追求。在他的努力下，1980年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复办，1982年家乡无锡创办江苏省无锡立信中等专业学校。此后全国各地如重庆、天津、北京、广州等地都开办了立信会计学校，为全国各地输送了大量会计类专业人才。

一、我国现代会计理论研究的奠基人

潘序伦一生共出版专著译著30多部，学术论文百余篇，逾千万字。其代表作《立信会计丛书》《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公司理财》《基本会计学》等对中国会计学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以徐永祚为代表的改良中式簿记派和以潘序伦为旗手的引进西方会计的改革派就“是否以科学的西式会计取代传统的中式簿记”展开的争论，是我国会计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学术讨论与交流，也是我国现代会计学术取得进步的重要标志，潘序伦对新式簿记的推动功不可没。他大力提倡的“会计要服务于经济”“会计师要有独立地位”等会计思想，极大丰富了我国的会计理论基础，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现代会计“产学研”一体化的拓荒者

1927年，当潘序伦看到当时工商界通用的旧式簿记亟待改良，企业会计需才甚急，便辞去了大学的教职，自行创办了会计师事务所。不久他又深感会计人才的匮乏和推广新式会计的紧迫，开始开办会计补习学校，设有夜校、晨校、星期校、函授校，均为业余补习性质，入学者基本为任职于各工商政府机关的职员。这种办学形式的优点是：学员能以书本知识与实际经验相印证，以理论推实务，以实务证理论，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缺点是上课时间有限，与会计有关的其他课程涉及很少，因此也很难培养出高精尖的会计人才。于是他又先后创办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及立信会计职业学校，形成了兼备大专、中专、补习、函授等多层次、多形式的专业教育体系。

抗战爆发后，凡有血气的爱国志士都纷纷奔赴前线和后方，奋起抗战。潘序伦也随之来到了重庆，立志要为祖国贡献一分力量。他举办了各种形式不同的学校。因是抗战后方，纸张奇缺，学校教科书的供应就成了大问题。经过多方努力，他于1941年夏集资法币一万二千元，与出版家邹韬奋合作创办了立信会计出版社，不仅解决了立信学校所需要的教科书和练习用纸，而且为内地各商科大、中专院校提供了会计教材。据统计，到1953年止，立信培养的毕业生已逾10万人，遍布全国各地，远达美、德、日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的会计师事务所、会计职业教育、会计图书出版社“三位一体”的“实业组合链”，开创了现代会计“产学研”一体化的先河。

三、诚信文化造就立信人的精神底片

郭三堆：中国“抗虫棉”之父 篇6

不久前，《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国棉花育种技术跃居世界前列》的文章，报道了我国转抗虫基因三系杂交棉分子育种技术获重大突破，研究水平跃居世界领先。完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抗虫基因三系杂交棉不仅保持了抗虫棉的特点，而且能提高品种的产量和品质，降低成本，增产幅度一般达25％以上……这条消息的公开发布，震撼了世界农学界的专家和学者。同时承担这项科学研究的、引领21世纪中国棉花革命的科学家们，也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其中一位被誉为中国“抗虫棉”之父的郭三堆，出生于泽州县巴公镇渠头村的一个普通农产家庭，他的成就同样让家乡人民倍感骄傲和自豪!近日，笔者收集采访到一些关于郭三堆的事迹材料，他那潜心钻研、百折不挠的科研精神和爱祖国爱人民高尚的思想境界让人叹服。

贫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1950年7月15日，泽州县巴公镇渠头村一个祖祖辈辈在土里刨食的郭姓家庭又添了一名男丁，因其排行第三，父亲遂为他取名“郭三堆”。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原本十分贫寒的郭家更是雪上加霜。小学刚毕业，父亲便决计让郭三堆休学，准备从小把他培养成一个种田好手，好增添养家糊口的劳力。为此，小三堆暗地里不知流了多少泪，但贫困的家境，让他只能含泪藏起课本过早地走向田地。幸亏本镇的中学教师李同兴慧眼识英才，才使这位后来成就卓著的科学家没有被埋没!

当时，李同兴老师看到小三堆成绩排在录取同学的首位，可是初中已开学多日却迟迟未见露面，了解了详细情况后，爱才心切的李老师多次上门与一筹莫展的郭父恳谈，又从自己微薄的薪金中抽出几张来解囊相助，郭三堆这才得以重返学堂。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此番波折，锤炼了郭三堆学高弥专、勤奋向上的意志。完成了初中学业后，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高中。在巴公中学读高中时，因饭量大增且花销日涨，三堆经常利用课余或节假日漫山遍野挖药材筹集学资。李同兴老师深爱这个敦厚、好学的孩子，他又多方联系，让郭三堆到镇上的冶铁厂勤工俭学，这才为他解了急困。在李老师的感召下，其他科任教师也格外钟爱这棵好苗子，人人倾其所能，悉心栽培，从而为郭三堆开启了一扇扇智慧之门。

贫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讷言敏学的郭三堆万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发愤努力，刻苦钻研，终于不负众望，在1972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从太行山坳辗转来到首都北京，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郭三堆仍一如既往地像老农般埋头耕耘。经过导师的指点培养，郭三堆在微生物领域取得了一些突破性成果。1975年，当他从北京大学毕业时，被遴选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几年后，郭三堆随范云六院士调入中国农科院，从事当时最尖端的分子生物研究。

“我的祖国需要我，我应该回去”

1986年3月，当我国“863”计划全面启动时，郭三堆荣幸地被推荐为首批中青年专家，赴法国久负盛名的巴斯德生物研究所深造。能进入这所已先后培养出8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所从事研究和学习，是郭三堆梦寐以求的机会。远涉重洋抵达法国后，他无暇顾及风光旖旎的丽都和流金淌银的塞纳河，一头扎进巴斯德研究所，埋头从事生物基因的研究。

很快，郭三堆在“杀虫基因的结构与功能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法国一家杂志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引起世界许多科研机构的高度关注。国外的许多大公司纷纷找他签订聘约，年薪一家比一家高。其中，英国一家搞分子生物学的公司派人与郭三堆面谈时，年薪出价到11万英磅，但都遭到他的婉拒。在法国还未拿到博士学位，但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通知他回国主持“863”的一些科研项目时，郭三堆义无反顾积极响应。临行前，他用自己在法工作最后一个月的薪水购买了国内紧缺的实验用品。当法国同行再次挽留他时，郭三堆说：“我是个科研工作者，虽然科技是没有国界的，但哪个国家先研究出一种先进技术和高科技成果，肯定哪个国家最有利和最受益。我是从中国的农村出来的，我深知农民的辛苦和负担。我的祖国需要我，我应该回去。”

郭三堆很欣赏那句话：“不要问你的祖国为你做了什么，而应当问自己，你究竟为你的祖国贡献了什么?”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个人利益都不能置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之上。他介绍说，转基因工程是新兴生物工程，通过高科技手段，可以按照不同要求进行基因转移，从而有针对性地提高动植物的产量和品质。一个基因就是一项产业，这关系到国家的命脉，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在这一领域的任何一点突破，于国于民都大有裨益。

十年一剑，挺进“抗虫棉”应用前沿

1989年，郭三堆归国后，把主攻方向定位在“抗虫棉”的培育上。虽然那时国家下拨的数百万元的研究经费，无法与国外同类公司不惜近亿元的研究经费相提并论，但郭三堆和他的同事们立志用最快的速度，从棉花植株的内部着手，利用基因工程，培养筛选抗虫棉植株。据统计，我国每年施用于棉花生长的农药总价值达50——70亿元，每年因喷施农药而中毒的事件屡屡发生。一次，郭三堆到河南棉区作调查，遇到一位70多岁的老人正带着小孙子给棉花打药，闻听研究抗虫棉的人来了，老人走到他的跟前说：“是中央派你们来救我们了?!”随后就两眼含泪，哽咽难语。经过仔细询问，郭三堆方知：两年前，老人的儿子和儿媳都因在种植棉花喷施农药时中毒死亡。刹那间，郭三堆的心深深地被刺痛了。他想，自己身为一个农业科研人员，不能为农民减轻痛苦，实在是无地自容。

经过一年零八个月的埋头攻关，郭三堆领导的研究小组首次在国内合成了杀虫蛋白基因。虽然此时美国的“抗虫棉”已研制成功，国内也有入主张直接花钱从美国引进技术。但作为抗虫棉项目负责人，郭三堆坚决反对半途而废。他说，拼命也要搞成功，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可以为国家节约大量资金；二是可以获得自主的知识产权；三是可以培养我国的科研队伍。

此后，他和几个伙伴顶住压力，在两年的攻关阶段，带着行军床，24小时呆在实验室。困了，就轮流在行军床上打盹。天道酬勤，1993年年底，他们利用我国科学家独创的花粉管通道法，培育出转基因棉花植株。1994年，通过中国农科院的鉴定。1995年，获得国家专利。但国外有人怀疑他们使用了外国的材料。为了证明这项技术是自己搞出来的，郭三堆又与国内的同行们开始了双价基因的研究。不久，双价基因抗虫棉研制成功。自1997年起，双价基因抗虫棉先后在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新疆等9省得到推广。广大棉农在减少农药、用工的同时，亩均增收节支230元。陕西农民董振华种植了5亩抗虫棉，亩产籽棉高达250公斤。

接着，为了将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郭三堆在深圳成立了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并担任了该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先后在东南亚十多个国家申请了专利。由于郭三堆研制的抗虫棉基因数量少，领先美国人将抗虫基因迅速转入到40多个棉花品种中，适宜于中国整个棉区，几乎占领了我国棉花种植市场。

自1999年起，郭三堆率领的课题组在国家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下，又开展了转抗虫基因三系杂交棉分子育种研究。历经6年的脱胎换骨，化蛹成蝶，终于取得了棉花育种史上的重大突破，整体技术居世界领先水平。专家组成员还说，该项目推广后每年可新增皮棉80——100万吨，增收100—120亿元，相当于再造一个长江流域棉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