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人士（通用12篇）
爱国人士 篇1
民国年间,赫赫有名之人不在少数,救国于存亡之际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上海青帮杜月笙等人物如雷贯耳。而与这些人物息息相关、当时享誉全国的“军界宿星、帮会元魁”张锦湖,目前人们对其却知之甚少。张锦湖的一生可谓充满了传奇色彩,无论其军功,还是扶弱善举,均值得称道。张锦湖自小对体育与军事表现出强烈兴趣,其军事才能和军事贡献在中华民国的军政活动中产生重要影响[1]4。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张锦湖为北伐军军事总顾问,其为国民革命军消灭军阀统治、统一中华做出了杰出贡献。
一、张锦湖其人介略
张锦湖(1856—1944),名仁奎,字锦湖,祖籍枣庄市山亭区山亭镇沈庄村,中华民国上将,被国民政府加杰威将军衔。1856年,张锦湖出生于山东省藤县山亭社(现山东枣庄市山亭区)的沈庄。沈庄是一个小村庄,人们的生活普遍较为困难。张锦湖的家庭则特别困难,全家完全依靠其父亲帮地主打工获得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因而,张锦湖自小就缺衣少食、受苦受累,没有读书识字的机会。正是这样的生活窘境下,促使张锦湖在目睹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之后,认真思考国家、社会、民生的问题,对国势的日渐衰弱和民生疾苦深有体会,因而自小就产生了长大之后要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
张锦湖师从滕县衙门捕快沈君,从小就表现出惊人的体育和军事天赋,自幼十分喜爱练习各类武艺,于188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武秀才,并于之后不久在家乡开设武馆招收徒弟教授武艺,在滕县一带自小就颇有名气。在此期间,结交了张象珍等对其之后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清末,山东境内连年灾祸,瘟疫肆行。在此背景之下,张锦湖不得以离开其所热爱的家乡谋求生计,遇一南下货船,货船主人热心收留,让其船上帮工,后经好友张飞引荐,到靖江黎天刚门下当兵。之后转入海门巡防营当兵,后又升任巡防营管带,在江浙各地驻守。张锦湖不久加入了青帮,跟随在朱奉先的门下,朱奉先在当时青帮中的辈分非常之高,在青帮中有着较大影响力,张锦湖在朱奉先门下学习到了不少社会知识,对民生疾苦有着更为真切的了解,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深感同情。从军后,张锦湖曾经护送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有功,深得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信任,其本人亦在军政界和社会上赫赫有名、广为人知,一时间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著名人物。鉴于张锦湖在军政界和社会上的极大威望,蒋介石、杜月笙、黄金荣等人拜张锦湖为师,以期追随张锦湖学习、历练和成长进步,被称之为“帮会元魁”[2]119。1944年12月24日,病逝于上海享年88岁,安葬在虹桥公墓。国民政府于1945年4月29日在重庆为其召开隆重的追悼会。蒋介石、宋子文、孙科等分别题写挽联:“海岱硕望、耆年硕德、德音孔昭。”当年10月,国民政府又专门通令,表彰张锦湖的功绩。
二、张锦湖的军事贡献
张锦湖“军界宿星”,其一生和军事与革命密切相关,在军事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1. 对推翻清王朝功不可没。
同盟会张居正先生,介绍张锦湖加入了同盟会,便与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自此张锦湖便在革命阵营、军旅和民间声望极高。1908年,张锦湖在新军中不断地宣传革命思想,联络革命志士,成为武装推翻清王朝不可取代的武装力量。1911年夏,接受中山先生之约,张锦湖亲赴澳门,与中山先生共商江淮流域国民革命之大计。会谈结束后,张锦湖携带中山先生的手谕,回到军营,进一步联络各地志士豪杰,认真细致地策动驻守江淮各地新军和巡防营等,做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911年11月7日,张锦湖在镇江策动新军缉私营起义成功,宣布成立镇江军政府。不久,他协助许绍桢组织江浙联军,共8000人,由许任总司令,张任前敌总指挥,攻打南京。在1911年11月12日到15日期间,江浙联军向南京进发,在战略上包围了南京。张锦湖率领第一军,兵分三路,攻打天保城。其亲率一路军队,七日内连续迷惑敌人。同时,张锦湖与狮子山的炮兵相互配合。他散步一些动摇敌方军心的言论,在思想上打击了敌人的士气。这些均体现了张锦湖的军事领导才能。11月22日,在不断的猛攻下,张勋军队败退。11月30日,革命军攻占雨花台。1911年12月2日,革命军进入南京,推动了当时局势的变革。之后孙中山先生回国,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定都南京。可见江浙联军攻克南京意义重大[3]74。
2. 对壮大革命军和北伐功不可没。
1912年2月,被中华民国任命为陆军第八旅中将旅长,镇守军事重地扬州。民国五年(1916),移镇南通,就任通州镇守使,两淮搬运使,晋授陆军上将,加杰威将军衔,独揽财政军事大权。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民族工商业得到了一个发展的机遇。他在各方面都给张謇全力的帮助。促使农业、商业、沿海贸易不断地发展,呈现出经济繁荣的局面。张在军界的门徒极多,任淞沪和兖州镇守使的何丰林,任北洋政府第一师师长的蔡成勋等。政界的杨虎、吴铁城、胡兰成等,帮会的张啸林、陈世昌、王亚樵等,工商界的王晓籁、俞佐庭、秦润卿等也都是他的门徒。当年蒋介石在上海投机失败,由虞洽卿介绍去投拜黄金荣。黄引蒋拜张锦湖为师。1925年,张60大寿,蒋介石专程派人送上一幅寿联:“军界宿星,帮会元魁”。1926年,应蒋介石邀请,张锦湖作为军事顾问为国民革命军北伐,结束军阀割据,获得全国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1927年,张锦湖辞去第76混成旅旅长和通海镇守使职务,在上海范园定居下来,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三、张锦湖的扶弱善举
1. 家乡父老的“保护神”。
张锦湖在扬州时就升任了旅长,在南通又兼任镇守使一职,薪水颇丰。由于他50多岁才得子,平时花销不多,积攒了一些钱财。按照有钱买地,将来养老的传统做法,他拿出一部分钱在山东老家直接购买了土地,一部分放在山东滕县仁大银号用于增值。据其族孙张计儒说,张锦湖在山东老家的土地最多时有150多顷。应该说,这些土地的收益和张锦湖的退休金,加上来自南通大生纱厂的股金收益,作为其全家的生活费用是绰绰有余的。但后来情形发生了变化。范园地处上海法租界内,治安状况比较好,日本人也很少到那里进行骚扰,加上张锦湖在上海的名望、势力,一些近亲属为躲避日本人的祸害,或是到上海找工作,就纷纷投奔过来,成为家乡父老的“保护神”。而山东老家本族近门或徒弟没有得到他的照顾,他都会尽可能送土地补给。还有几次,因家里急着用钱,又处理了一些,以致在他最后的几年里,张家的土地仅有几十顷了[4]5。
2. 热心公益事业。
张锦湖为人处世有自己的原则,尽管生活比较拮据,但不像黄金荣等人那样以贺寿等为名敛取钱财。可贵的是,在家庭生活比较拮据的情况下,张锦湖依然坚持扶贫济困。1934年,河南、河北、山西、山东大旱,“济南、德州鬻人肉于市”。当时已是87岁高龄的张锦湖和崔景三等在山东会馆内成立“鲁省急赈委员会”,将224万元善款寄给世界红十字会济南分会,以救济灾民。1932年,张锦湖捐款二千元重修位于家乡的翼云山庙宇20余间,修盘山路3华里。进住上海范园时,张锦湖虽已年过六旬,但他精力充沛,热心公益事业。张锦湖是民国时期上海帮会中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徒弟很多。1934年,成立山东旅沪同乡会,次年又成立了仁社。仁社成员多为国民党将领、政府要员和上海工商界人士,如蒋鼎文、朱绍良、陈光甫、钱新之等。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天津市公安局长程希贤也加入了仁社。张锦湖通过仁社进一步发展、壮大了上海的青帮势力,奠定了其在青帮中的元魁地位,被称为“青帮大佬”,尊为民国教父”。
3. 积极捐资支持抗战。
1936年,张曾受蒋介石之托,北上劝韩复渠勿接受“韩土协定”。1936年秋天,日本煽动“华北分治”。张锦湖到河北、山东等地,劝说故友同僚,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为维护中华民族团结合作,受到了抗日爱国人士称赞。抗战爆发后,张锦湖在自己住所法租界,为保护抗日爱国志士做出了应有的贡献。1937年3月,日军进攻上海,上海沦陷。上海会战期间,蒋介石曾命戴笠接张锦湖离开上海,被他谢绝。在以后近8年时间里,张锦湖见证了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也为抗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上海沦陷前后,颇具民族气节的张锦湖出于一片爱国之心做了几件对国家、对民族有益的事情。一是淞沪保卫战期间,张锦湖等积极捐献、募集到大批抗战物资,支持抗战;二是驻上海日军头目多次威逼利诱张锦湖为其做事,没有成功;三是1936年受蒋介石委托赴济南劝说韩复渠不要参加日本人操纵的“华北五省市联合自治”,使其阴谋破产;四是1939年冬,其弟子林怀部刺杀了为日军收购军用物资、大发国难财,并准备成立伪浙江省政府、自任省长的大汉奸张啸林等。这都引起了日本人的反感和仇视。鉴于张锦湖在上海的势力和影响,日本人一直找不到报复的机会。直到1943年爱好无线电到了痴迷程度的长子张孟才在家里安装电台,发报试验,信号被日本人侦测到,于是就有了搜家一事。此后,该事件虽因未搜到电台而平息,但在当年一位叱咤风云的名将,一个被称作“青帮大佬”、“民国教父”和国民政府座上宾的张锦湖那里却成了一个抹不去的阴影。
摘要：擅长文辞、性情温良却有着一身好功夫的张锦湖,有着过人的军事才能,做出了显著的军事贡献,其扶弱善举尤被人们所称道。张锦湖曾经护送“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颇受孙中山先生的赏识。同时,张锦湖于民国初期在青红帮中有着较高辈份、较大威望和影响,被人们称之为“军界宿星、帮会元魁”。
关键词：张锦湖,军事贡献,扶弱善举
参考文献
[1]石业华.青帮元魁张锦湖[J].民国春秋,1996(6).
[2]沈印骞.张锦湖规劝韩复渠经过[J].历史档案,1997(1).
[3]肖石.上海滩青红帮元魁张锦湖传奇一生[J].炎黄春秋,1997(1).
[4]臧马.“青红帮”枭雄张锦湖传奇人生[J].文史春秋,2003(3).
爱国人士 篇2
陈仪（1883.5.3~1950.6.18），字公洽，号退素。浙江绍兴人。日本陆军大学毕业，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
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任内期间，发生台湾“二〃二八事件”。
一、福建抗日
陈仪身兼任绥靖公署主任、第25集团军总司令、福建省政府主席，承担守土抗战的重责。
在陈仪主政福建期间，福建沿海虽然没有大的战役，但是小规模的战斗和反复争夺失地的战事，一直延绵不断。正是因为陈仪带领部队，与日军顽强作战，使得福建成为南方唯一没有被日军攻克的省份。
1941年6月开始，在陈仪的指挥下，以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乘敌军疲惫之际，在两军对峙之处，依据地形构筑据点，加强纵深陆地，封锁闽江。
以一部分部队不断袭击扫荡敌人，各部队可以自己寻找小一点的目标出击，积小胜以成大胜，寻找机会消灭敌人。
在陈仪的领导下，福建守军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大小战斗就有95次之多。福建成为沿海失地最少的省份。
不仅如此，据《福建省志》称：“国民党军队在诏安、东山、海澄的胜利，打乱日军桂南会战的军事部署，从而支持了全国的抗战。” 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陈仪却被视为“亲日派”、“投降派”，备受指责。
二、接管台湾
1944年4月，中华民国行政院设立“台湾调查委员会”，陈仪为主任委员。“台湾调查委员会”对日本鬼子统治下的台湾经济、政治、民生、军事等各方面做出颇为详细的调查，报告书长达40余万字。
提出的《台湾接管计划纲要》，亦获得接纳。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
1945年8月29日，蒋介石委任命陈仪，为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1945年10月24日，陈仪从上海飞抵台北。
1945年10月25日，陈仪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及同盟国，接受台湾日本总督兼司令安藤利吉的投降。
三、治理台湾
陈仪治理台湾时期，在经济上实行统制政策。将日本鬼子留下的企业大部分收归国有经营。规定米、盐、糖、煤油等民生产品，由官方统一定价收购。对烟、酒、火柴等物品的专卖，加强限制。
陈仪说：“台湾，有台湾的银行。”
不准国民党中央银行、农民银行、交通银行要员到台湾来接收。不准他们下飞机。当时，台湾用的是台币，跟大陆的金、银券是分割的。大陆的货币贬值，并没有影响到台湾。
陈仪保护了台湾的经济。
在长达51年日本鬼子的统治下，台湾本地人已经不通晓书写中文、说大陆的汉语普通话了。当时，台湾原有的军政职位，多改由大陆抵台人员担任。由于这些军政人员，质素参差，良莠不齐，不时与民众发生冲突。
战后动荡时期，台湾工业、农业生产肯定会出现短时间的混乱。经济上一度出现了通货膨胀。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陈仪被蒋介石解除了台湾省行政长官职务，改任国民政府顾问。
此后，陈仪深居简出，纵览进步书籍。
四、起义失败
1948年8月6日，陈仪受汤恩伯的推荐，被蒋介石委任为浙江省政府主席。1948年11月，释放了由浙江省警保处处长毛森，报批处决的1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后，陈仪极力反对蒋介石密令汤恩伯赴杭布防。所以，在1949年5月2日解放时，使得杭州免于战火。
1949年1月，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在中国共产党人和民革主席李济深等人帮助下，决心以傅作义为榜样，为和平做出贡献。规劝老部下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起义。
汤恩伯密告蒋介石，起义失败。陈仪被免去浙江省主席职，以“勾结共党，阴谋叛乱”罪逮捕。
1949年5月30日，陈仪被绑架到台湾，后来被囚禁于基隆。但是，拒不向蒋介石认错。
1950年6月18日清晨5时许，陈仪在台北市的马场町，惨遭蒋介石杀害。
后记：
追认爱国人士
当时，陈仪原本是台湾的负责人，对于台湾的布防是非常的熟悉，再加上台湾的部队都是陈仪的心腹，如果当时陈仪起义成功的话，解放后的台湾岛，就没有蒋介石的立足之地了。
远在北京的毛主席、周总理等人，得到消息之后都悲痛不已。毛主席竟然为之，而潸然泪下。
根据以上事实，报经中央批准，追认陈仪先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
陈仪故居，现在成为杭州市旅游局的办公单位。
附录：
“二〃二八事件” 陈仪任台湾行政长官并兼任警备总司令时，由于陈仪第2任妻子为日本人（两人无子嗣），在遣返在台湾的日本鬼子兵回国时，心生不忍，没有强制遣返，致使有30万日本鬼子兵在滞留台湾。
1947年2月28日，台北的政府人员与民众的冲突，引发台湾岛本地人对政府的抗争，“二〃二八事件”爆发。
在这次事件中，这批没有被遣返的30万日本鬼子兵，乘机积极鼓动**，他们仍然穿着日本军装，手握军刀，残忍屠杀外省人。
他们伙同在日本鬼子统治时期的旧军警、买办、职员、“皇民化”的台湾汉奸等，在台湾岛的境内，到处设卡盘查路人。
凡是不会说闽南话者，不分老幼妇孺，立即斩杀。恶行惨状，令人发指，遂引发国民政府派兵平暴。
“二〃二八事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
由所谓的“事件”，转变为了“台独起义”。以至于现在的民进党中的“台独势力”，每年都要纪念日本鬼子、“皇民化”台湾汉奸的“二〃二八，台独起义”。
1947年3月8日，蒋介石派遣国军21师为主力，在基隆登陆时，遭到被日本鬼子兵和“皇民化”汉奸的所谓“起义群众”暴力阻拦。
随后，国军展开了全台湾岛的“去日本化”的清乡，镇压**的日本鬼子兵、“皇民化”的台湾汉奸等。
随后，将盘踞在台湾岛的日本鬼子兵，大多都被陆续地遣送回日本岛了。但是，还有30多万的移民、以及没有被遣返的日本鬼子兵，就地冒充中国人，不肯返回日本岛，却滞留在了台湾岛。
如今，这些留在台湾岛的日本鬼子繁殖的第2、3代，以及杂交的后代人口，已经超过了100多万人。
近些年来，这些日本鬼子的杂种后代，积极地加入了民进党。成为民进党中“台独势力”的中间骨干力量。
所谓民进党搞“台独”，妄图从中国版图中分裂出去，这只是“台独”的初始目标而已。而民进党中“台独势力”的最终目标是： 把台湾岛，纳入日本的版图！
爱国民主人士莽大令 篇3
青年时代立志报效国家
１９０１年农历六月初五，莽大令（曾用名莽龄魁、莽大龄）生于吉林省永吉县的一个地主兼资本家的蒙古族家庭。先后就读于吉林法专、省立一中等校。
莽大令中学毕业后便参加东北军，先后任二等兵、司务长、邹作华将军的中尉副官、郭松龄将军的上尉参谋，据说还当过张学良将军的副官。他具有强烈的爱国心，一次在吉林市的青年会馆，他边弹琴边讲抗击列强侵略的道理，讲到激动处，“砰”的一声把琴摔在一边。此事在当地广为流传，受到人们赞扬。
１９２６年广东革命政府拟将一批优秀青年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莽也被派遣留学日本东京。在学习期间，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并加入国民党。因局势变化，一年后他留学美国，先后就读于华盛顿州、怀俄明州的州立大学。
在国外，他密切关注着祖国的安危。“九一八事变”，东北陷落；“一·二八事件”，上海军民浴血苦战……祖国处于危难中！海外学子莫不将关切的目光，集中在遭受日寇侵略的祖国。
１９３２年５月，他毅然停学返国。他要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报效祖国！
他到北平，找到了老上司、东北军的邹作华将军，与他商定，共同回东北组织义勇军抗击日寇。八九月间他同邹作华将军及其副官抵达上海，拟乘苏联轮船，经海参崴秘密进入东北。但邹突然改变主意，未能成行。
投笔从戎又弃官当兵
孤掌难鸣的莽大令不得已滞留于沪、宁等地，以教书为业，先后任家庭教师及光华大学、中央大学教授。
他同时结识了陶行知、李公朴、穆木天和陈影和（《申报》主编）等进步人士，还与李培之（中共领导人王若飞之妻，当时化名“李英”，在申报馆附设的上海文库任俄文翻译）相识。莽当时只知李英及其丈夫“黄敬斋”都是共产党员，李失掉组织关系，黄被囚于山西监狱，生死难料。
莽积极参加了抗日宣传及工人文化教育，包括举办工人夜校、小图书馆等活动，协助陶行知搞工学团，到基督教青年会的座谈会讲苏联教育问题。他深入几个纱厂了解工人生活，还把美国退回的贷学金数百美元，用来资助民众互助补习学校。他是穆木天主持的国民御侮自救会的发起人之一。
他的行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在得知被列入特务机关蓝衣社的黑名单以后，他一度逃往广州，于中山大学任教。
１９３５年秋，经军界留学同学汤武介绍，莽担任了南京中央军校的中校政治教官。他在讲授历史、政治、经济、地理的同时，积极宣传全国抗日救国，一度任军校附设的高等教育班第五队政治训导员。西安事变后，被调回军校。
“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掀起抗日热潮。满怀抗敌热情、年已３６岁的莽大令，为了掌握实战技术走上抗日最前线，毅然申请并成为中央军校第１４期一总队的炮兵学员。
一个曾经留学国外、回国当过教授的中级军官，竟然自愿当兵，剃了光头，与年轻人一起摸爬滚打，一时成为轰动军校的新闻。
“莽案”经过
１９３８年秋，莽被调至位于贵州都匀的炮兵学校受训。
１９３９年初，都匀炮校的学员在政治学习的讨论中，分成两派，一派以东北籍学员为主，带头人就是莽大令，他力主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国际上应中苏合作。另一派为“黄埔派”学员，来自中央军校，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观点。曾经举行过连队规模的辩论会，在激烈的辩论中，莽大令还拿出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作为依据。
４月的一天，炮校突然紧急集合，戒备森然。莽大令等１４人被叫出，收缴了身上的所有东西以后，立即被分散关押于附近的农村中。莽与他的好友吴植楷则被单独关押于远处的村中。
当时如临大敌，形势非常紧张、严峻。后来才知道，他们被认为是共产党，“阴谋在军队中组织叛乱”，由于认为事态非常严重、紧急，故采取了紧急措施。
关押期间，莽两次写信给炮校教育长邹作华（原东北军将领），说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他们都是爱国青年；这是伍中定（炮校政治部主任）想制造一个共产党案件，以便把炮校的东北籍成员赶出去，使炮校成为黄埔派的天下。
有关部门经过调查，认为并非“共党阴谋叛乱”。一个月以后，莽大令等人被释放，炮兵总监刘翰东向他们宣读了军训部部长白崇禧的“安慰电”，他们继续正常学习。
然而，才过了二三周，５月的一天深夜，莽大令被突然逮捕，并很快被押解到陪都重庆，先后被关押于侍从室主任张治中将军的卫士连长室和重庆行营的警卫连长室。
莽大令被当作“共党分子”，多次被审讯。他在一本《战略与策略》（斯大林著）书内空白处写的同意斯大林观点的批语，也被作为证据。莽则继续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否认搞叛乱，也否认那本书中的批语是他写的——那是他在遵义的一个书摊上购买时原有的（后来核对笔迹，证明确非莽所写），同时继续申明自己“国共应合作抗日、反共错误”的观点。
在此期间，炮校学员王契刚带着要求保释莽大令、有大量炮校教职员和学员签名的上诉信，到重庆行营营救莽大令。
最后一次审讯由军委会办公厅主任、重庆行营主要负责人贺耀祖主持。
莽再次申明：“我是国民党员，不是共产党员，与共产党没有任何联系。我主张国共合作，是为了国家民族，也是为了国民党好。两党如不合作抗日，国家亡了，一切也就都亡了。”
经过这次高层审讯，又找不到其他“共党”证据，当年年底，莽被察看释放，由炮兵总监分配工作。
莽问宋岱：“在党内好还是在党外好？”
通过“莽案”，莽大令进一步认识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面目。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１年春，莽大令虽然先后担任了宜昌荆宜师管区中校参谋、炮兵总监中校监员、军训部校阅委员会中校校阅官，后来还担任过经济会议（后改为总动员会议）秘书、庶务科长、专员等职，但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
“皖南事变”后，莽大令毅然辞去军职，重新执鞭教学。他与妻子——我的母亲、抗战初期曾任广西学生军女生分队长的裴曼娜，共同开办了“私立曼龄英语补习学校”，并期望以后能够开办一所大学。
莽大令以他那地道的英语和认真的教学态度，享誉陪都，许多青年来校学习，一些美军飞行员也常来校与其晤谈。
莽同时兼任吉林省流亡政府秘书、设计委员。
莽还与中共在重庆上层从事统战工作的东北人阎宝航结为好友（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他们在沈阳青年会就相识），并参加了阎主持的东北政治协会。
莽体察百姓生活，关心他们的疾苦。一次在公共汽车上，一个青年把手伸进他的大衣口袋偷钱，他随即也把手伸进口袋，攥住小偷的手，没有声张，就这样把小偷带回了家。他和蔼地询问小偷的家庭情况，然后给了他一些钱物，叫他不要再做偷窃之事，要从事正当职业。
１９４４年莽应邀任重庆市第七区（上清寺区，国民政府位于此区）区长，又兼“三青团”第七分团干事、区分部训导员（还参加了“袍哥”，被推举为“大哥”），他的条件是不要工资及不离开教学。
蒋介石为了笼络这位经历不凡才干出众的蒙古族东北人，曾赠送莽一幅有他亲笔书写“莽大龄同志惠存”的个人戎装１２寸茶色照片。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在重庆进行。
经阎宝航联系，莽大令非常高兴地到中共代表团住处拜访，并与代表团成员、东北老乡宋岱热情交谈。
经过多年了解，对中共已有颇深感情的他，迫切希望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他曾问宋：“在党内好还是在党外好？”宋答：“一个样，都可以为党工作嘛。”
回家后，一连几天，莽大令都处在情绪亢奋之中。
这时，他才知道上海友人“李英”的丈夫“黄敬斋”，竟是中共要人、中共代表团的重要成员王若飞。一天，他的姐夫胡体乾（曾任吉林省教育厅厅长）来访，问莽：“李英的丈夫黄敬斋，你知道是谁吗？”“不知道，是谁啊？”“哎呀呀，那个黄敬斋就是王若飞呀！”后来王若飞等人因飞机失事遇难，他从报纸上看到李培之写的悼念王若飞的文章，才知道“李英”的真实姓名，并致信李培之，予以慰问。
引吭高歌：“瞧吧！黑暗就要休了，光明已经照到古罗马的城头！”
不久，莽大令将家迁至北平，继续开办英语学校。
１９４６年冬，莽安排好英语学校，带着１１岁的我，应邀赴位于吉林市的长白师范学院任教，担任英语系主任并兼任省教育厅考试委员。
终于返回到离别达２０年、日夜思念的故士，莽大令充满激情。他走亲访友，寻找他青少年时代生活的踪迹，包括曾经游玩过的吉林北山。他在北山玉皇阁娘娘殿前留影以后，在照片后面写道，这“是我９岁时‘跳墙’所在地”。他还买了匹铁青色的马，进城办事常策马而行，这对于他，是回味青少年时代蒙古族生活的一种方式，对于学院师生和吉林市的一些市民，却成为好奇的一景。
对于他所继承的父母遗留的那份土地、房产，他不予重视，地租、房租都不收，以至后来有的农户，主动将收获的一些农产品送给他。
此时，内战兴起。莽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统治已经深恶痛绝，向往着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他在全校大会上引吭高歌：“瞧吧！黑暗就要休了，光明已经照到古罗马的城头！”博得全校师生极其热烈的掌声。
他与吉林、沈阳等地的国民党部队中的中央军校校友保持着联系，并不隐瞒他对时局的观点。驻守吉林市的“国军”中的中央军校毕业生，曾在松花江畔的一家餐厅，设宴热情招待这位同学兼教官的大学教授。
解放前夕的吉林市，以长白师范学院为首的学潮此伏彼起，国民党警察当局怀疑莽大令是学潮后台（街头小报也有“莽大龄是赤色分子”的宣传），派特务进行严密监视。一些特务还扮作学员，参加他在市内魁星楼临时开办的英语补习班。莽则在讲课的时候，讥讽这些特务：“欢迎警察同志来听课，你们不用换衣服，穿制服也可以。”
后来，莽忍无可忍。一天，他牵着１３岁的我，直闯省警察厅二楼的厅长办公室。他站在室中，面对着特务分子，严词斥责迫害行径，还说：“要抓就抓，何必总派人跟着我！”不待那个急忙站起来答讪的厅长回完话，就愤然走出。
由于莽大令在教育界和社会上的声望，国民党反动派迟迟未能下决心除掉这颗“眼中钉”。
１９４８年３月７日深夜，窗外传来“国军”以及一些百姓逃往长春的急促脚步声和嘈杂声。莽静静地躺在床上，安慰着被惊醒的我，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人民新时代的来临。
赤胆忠心
莽大令以满腔热情投入解放初期的学院教学事业，时任学院的教务长。
１９４９年随校迁往长春，他先后任东北师大图书馆秘书、英语教授和英语教研室主任，以及校、系委员会委员，校工会委员。５０年代初于华北革命大学学习。
１９５７年莽大令加入民革，先后任民革师大支部主任委员、长春市民革大专学校支部主任委员和省、市民革委员，还担任过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曾被推举为市教育界中心发言人，在市人代会上发言。１９６０年８月，莽大令作为吉林省民革代表之一，参加了在京举行的民革中央全会扩大会议，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莽大令以赤子之心对待新社会，对中共忠心耿耿，对工作兢兢业业，对自己要求很严。各个运动都积极参加，“理解不理解，都紧跟”（莽的自述）。对于他的亲友，也无不以“努力进步”予以鼓励。同事称莽“政治热情之高为教授之冠”。
抗美援朝时期，在“捐献飞机大炮”的热潮中，他将位于吉林市河南街商业区祖传的２４间房产，全部捐献给了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没有使用政协发给的购物证买过一份优待物品。他的生活十分简朴，穿着随便，一些不认识他的学生，曾经误以为他是学校搞勤杂的工人。
１９６２年他应统战部门的邀请，写文章又通过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向当时任台湾“外交部长”的沈昌焕——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莽在上海任教时，一个曾在校走廊打地铺睡觉、刻苦求学的学生，发表关于台湾回归祖国的讲话。该项工作完成后，他兴奋不已，高兴地告诉了我。
浩劫中自沉南湖
“文革”初期，莽大令积极响应号召，以满腔热情参加运动，参加群众组织，帮抄大字报，“主观上要紧跟毛主席，紧跟革命小将”（摘自莽在“文革”中的检查）。
他要求在外地工作的我，在运动中“一定要好好活学活用主席思想，认真阅读党的文件和社论，紧紧按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办事”（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０日来信）。告诫我，“绝大多数党组织是好的，是按照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办事的……我们个人决不可以按照自己平时感觉爱恶或兴趣去揭露去批判”（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６日来信）。
他也谈到他的困惑：“我开始发现我对主席所讲的一切几乎都是新的，我对它们可以说是无知。对我来说，现代史近代史是漆黑一团，基本上也是无知的。就是我以前认为懂得的，其实理解错了。因为大多是按我的旧观念理解的，距离主席思想十万八千里。所以我现在下最大决心，从头学起。”（１９６６年７月９日来信）在谈到他的历史时，他写道：“自己检查起来，解放前是在反动派集团工作的，自己曾有一些同反动头子搞不来的地方，那也只是一些反动派内部的矛盾，不能算在革命账上，这样自己就毫无自己宽饶之处，更不能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以功臣自居了。”（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４日）
１９６７年５月上旬，北京一份题为《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的长篇大字报传遍全国，其中将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监委书记的李培之诬为“叛徒”，并株连莽大令，诬莽是“国民党特务头子”。
莽知道后，十分冷静，因为事情并非如此。他在信中对我说，“我于１９５０年前后以及以后交心的补充交代，已把我的历史全部如实的向党交代了。最近由于这一问题的发生而又重复将一些详细情况，向革命组织汇报了，但基本事实无变动。这一点，我有完全的信心，因为我早已把我历史中的大问题，都如实的交代过，虽然以前的观点或分析不够十分正确……经过这次了解调查研究，对我过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都干了一些什么事，能弄得更清楚。我的历史是很乱的，有重认识的必要，对我是件大好事不是坏事。我非常感激革命组织对我的关怀。”（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５日来信）
尽管东北师大的红卫兵对一贯表现很好的莽老师，在运动初期持比较客气的态度，军队部门的专案组来长春向莽调查“莽案”的详情时，也没有为所欲为，而一伙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狂热而蛮横的红卫兵却没有放过他。１９６７年１２月中旬，莽抱着搞清问题的极大希望被红卫兵押往北京。他在行前给我的信中写道：“我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办事，不欺骗党，不欺骗毛主席，不欺骗革命群众，不欺骗自己。”却不料在随后的两个多月中，他一直处在地狱般的生活中……笔者后来清理莽的遗物，还发现他在一次被毒打以后，用自己流下的鲜血，写在交待材料用纸上的字：“血．６７．１．６．”。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莽遭到了进一步迫害：经常被本校一个红卫兵组织逼供，每次都被打得行走困难，还被全市游斗。他的工资被扣发，住房两次搬迁，越住越差，有的人还趁人之危向他勒索物品……
面对所有的迫害，莽从不为使自己少受肉体痛苦和精神折磨而说一句假话，哪怕仅仅是“证实”他人的“问题”。
最使他痛苦的，是他毫无申辩的权力，更没有正义、公理可言。尽管他对于所有的质问，一次次的再说明，仍然被审查者们蛮横地否定。
１９６８年夏，北京某单位外调人员强迫他承认原高教部副部长段洛夫是他过去派遣的“特务”，并限定他必须在６日交出材料。６日清晨，心灵的极度痛苦以及无望的前景，使他最终选择了自溺于师大附近的南湖中。终年６７岁。
就是在自尽前，他还希望他的死，会被看作是因为他在湖中摸蚌，因意外抽筋而偶然溺水死亡的。他放在湖边装有工作证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旁边放着几个已经摸出的湖蚌……
英魂永在
１９７８年９月８日，东北师大党委为莽平反，结论中写道：“莽大令同志的历史问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均向组织作过交待，１９５９年３月２５日原吉林师大人事处有审查意见，‘文化大革命’中并未发现新问题。所谓‘特嫌’问题，纯属冤案。并由于逼供信导致死亡，应按因公死亡对待。”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３日，东北师大举行莽大令同志追悼会。治丧委员会在悼词中说，莽大令“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做出了对人民有益的贡献”，“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为台湾回归祖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努力”；莽“政治上不断进步，工作上勤勤恳恳，教学上认真负责，生活上艰苦朴素”。“文革”中“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了迫害和摧残”，“１９６８年六七月间北京某专案组的外调人员来取证材料时，接连四次威逼莽老师承认向解放区派遣特务。他坚持实事求是，既没承认自己是特务，也未给别人写假材料。最后被逼含冤离开人世”。
莽大令的坎坷一生，是爱国的一生，爱人民的一生。
值得莽大令在天之灵欣慰的是，他热爱的祖国正兴旺发达，他生前为之努力工作的东北师大正欣欣向荣。
宗教人士爱国主义教育问题的浅析 篇4
一、宗教人士爱国主义教育存在的必要性
(一)对宗教人士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时代潮流的要求
我国虽然进入了社会转型期,但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始终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核心,不以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根基进行创新的,现阶段,我们所宣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的理论要求。我国的宗教原则是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因此,现阶段的宗教就必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适应,而这实际上是要求宗教人士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适应,去践行核心价值体系,落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因此,宗教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就必须让宗教人士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二)对宗教人士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我国宗教政策的必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是全面正确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国家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贯彻宗教信仰自由原则就不能剥夺人民信仰宗教的权力,也就是不能剥夺他们信奉唯心主义有神论的权力,但国家又需要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者就需要找到一个契合点即不伤害信教群众的感情又能使他们接受政府和党教育管理——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是以一个民族的情感为纽带的不涉及意识形态这种敏感的问题也不具有政治的意味,它是民族在国家发展中自觉形成的一种民族凝聚力,这种教育更能容易被信教群众所接受。
(三)对宗教人士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巩固爱国统一战线的需要
无论是信奉唯心主义的有神论者还是信奉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大家都同是中华民族,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们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祖国繁荣昌盛。民族强大起来,宗教才有自身的容身之所,才能有安定的环境进行发展,宗教人士才能有权力信奉自己的宗教宣传自己的教义。宗教虽然宣传的价值观与社会主流价值观是相背离的,但是宗教人士在国家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的行动从未背离国家的需要。宗教界一直以来都与国家共进退,在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佛教、天主教主动成立了抗日宗教团体;中国宗教界全国性的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也自发成立起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宗教依然是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绝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强调对教堂和庙宇等宗教活动的场所保护,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江泽民同志提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这样一种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我国的爱国统一战线从未中断过,因此今天对宗教人士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巩固爱国统一战线是具有可能性的。
二、对宗教人士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及方法
(一)对宗教人士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
1. 将法律法规的教育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前提
将法律法规的教育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石,是由现在的国际背景和社会背景所决定的:就社会背景而言,宗教具有群众性的特点,我国的每一位公民都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任何人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对宗教人士进行法律宣传教育使他们的宗教事务和宗教活动在宪法法律的规定下进行,保证不扰乱社会秩序、不传播异端邪说、不组建邪教组织、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就国际背景而言,国外宗教势力也会通过网络等途径宣传他们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这就需要我们对宗教人士进行法律法规的教育,一方面使其明白在知悉外国宗教的不法意图时应该积极主动配合国家机关及时遏制这种不良宗教势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肃清宗教界的不良因素,使宗教在纯洁的环境中发展。
2. 对宗教人士的爱国主义教育要以宗教的历史文化为根基
对于广大普通的人们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以唯物史观的无神论为根基,使其在价值观正确的方向上接受教育,但是我们不能对宗教人士进行唯物史观教育,所以对于宗教人士的爱国主义教育还是得回归宗教本身,以宗教的历史文化为根基。宗教的历史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宗教教义中许多道德伦理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的道德伦理思想是具有一致性的。
3. 对宗教人士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以“人”为核心
宗教虽然是一种“神本”思想,但是宗教的最终目的是为“人”而服务的,宗教意图通过精神的麻痹,使人们安于现状获得精神的解脱,其实是要人们摆脱痛苦,最终使“人”得救,因此,对宗教人士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人”为核心是合理的。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是使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团结起来,始终还是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努力,以“人”为核心的教育内容实际上是使宗教人士找到了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可以团结的力量。
(二)对宗教人士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方法
1. 依托时代的发展,采用新媒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宣传
信息时代网络等新媒体的发展对爱国主义教育虽然会有一些负面的阻碍但同时也方便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传播。宗教的发展不断适应着社会的需要,就如同东正教为了自身的发展改变与科学的直接对立态度,调整宗教教义一样,我国的宗教也在适应社会的需要,在网络时代,宗教教会通过互联网、微信、短信等方式宣传教义,甚至可以在网上进行抽签,上香,捐助等活动,这远比从前靠纸质宣传资料更加方便快捷。亦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借鉴宗教教会宣传教义的方式,通过互联网进行教育紧跟时代的步伐。
2. 不完全依靠新媒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虽然新媒体是当下的一个发展趋势,但是社会中还是有许多人不会使用网络,他们欠缺知识,价值观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宗教的宣传也是通过制作小书册,宣传单等方式使人们知道了解其教义思想,使人们认同他,爱国主义的宣传同样要照顾和考虑到这部分人的需要,脱离传统的宣传教育模式,单纯依靠新媒体对宗教人士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现在还不现实。
3. 注重爱国主义的隐性教育
爱国主义的隐性教育主要通过旅游景点、影视等方式进行会产生更好的效果。就以旅游景点为例,宗教人士一般在旅游时都会特别向往去宗教氛围浓厚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寺庙也是比较多的,在进行景点介绍时突出爱国主义的教育,使宗教人士在虔诚膜拜的同时认同宗教与社会发展的一致性,在思想上具有爱国的内在动力。
结语
爱国主义教育是时代发展过程中社会所需要的,爱国主义的对象有许多,如何将宗教人士作为爱国主义的对象在社会思潮众多,宗教盛行,信教群众增加的历史时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由于价值观的问题,宗教问题有着复杂性和敏感性,但是我们必须敢于直面这个问题,勇于去讨论这个话题。在物质财富极大的丰富的今天,人们的生活压力也在不断的增加,更多人在寻求精神解脱的时候就转向了宗教,将宗教作为解压的一个途径,因此对宗教人士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使崇尚唯心史观的宗教人士和崇尚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者同一个精神支柱——爱国主义下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参考文献
[1]荆喜双.《斯大林时期苏联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问题初探(1924-1953)》.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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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韩雪.《苏联解体的宗教因素分析》、《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曾传辉主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爱国人士的故事 篇5
清朝末年，我国派出了第一批出国留学生。他们都是些少年。有个才12岁的少年叫詹天佑，十分聪明好学，又立志为国效力。后来他学习工程技术毕业，回到了国内。可清朝政府对本国人才不信任，像修铁路，就都让外国人主持。詹天佑尽管有才干，也只能当助手。
19，修建北京到张家口铁路的消息传开了。英国和俄国都争着要修，因为他们知道这条铁路在中国的战略要地，掌握了它就能控制中国，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达成“协议”，说中国如果不让他们修，他们就什么也不提供。他们以为中国人离开他们肯定修不成这条铁路。
清朝政府这才让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有人对他不放心，说他自不量力，说他胆大包天，劝他不要承担这项难度非常大的工程。詹天佑说：“京张铁路如果失败，不但是我的不幸，也会给中国带来很大损失。外国人说中国工程师不行，我则坚持由自己来办!”为了给中国人争口气，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和工人们一起吃住在工地，细心勘探，大胆试验，经过4年艰苦的劳动，终于成功地修筑了京张铁路。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的第一条铁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志气。詹天佑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原来那些瞧不起中国工程师的英国人也表示对他由衷敬佩。
爱国民主人士费巩教授之死 篇6
费巩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时任浙江大学教授，应邀赴北碚讲学。这年3月5日凌晨搭船去北碚复旦大学，在千厮门码头突然失踪了。
消息迅速传开，学生们、教授们、进步的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都在呼吁营救费巩教授。国民党当局强装镇静，他们发表的消息、采取的措施，无不矛盾百出，欲盖弥彰。他们假惺惺地派人四处寻找，却始终没有下落。
费巩究竟到哪里去了呢？他为什么会失踪的？
（一）
费巩，1905年8月18日出生于江苏苏州市，原籍江苏省吴江县，原名福熊，字寒铁，后字香曾。他出生于吴江的世家大望族，一个诗书科第之泽。祖父是同治乙丑进士，做过官，但盛年便引退了，与同乡吴望云、昆山朱研生有“吴中三高士”之称。父亲原名树蔚，字仲深，号韦斋，因敬佩明代的黄梨州，又号愿梨；少年英俊，称为奇才；辛亥革命时为肃政厅肃政史，后帝制议起，他拂袖而归，退隐苏州。费巩的母亲吴本静和岳母吴本闲是姊妹俩，都是清朝湖南巡抚吴大澂的女儿。当代文豪、大诗人柳亚子即是费仲深的外甥，但柳只比费仲深小3岁，因此他俩从小常在一起学诗、玩耍。费巩夫人袁慧泉的父亲就是袁克定，祖父即袁世凯。袁世凯当了83天皇帝死去时，袁慧泉仅14岁。她善书画、识大体，并不像她祖父那样；与费巩结婚后，在费巩的教育影响下，见识胸襟都有进步。她在给费巩的一封信中曾说：“邦无道，富且贵，耻也。”费巩很赞赏这句“先有国后有家”的古训。
费巩13岁时和他的哥哥费福焘一起到上海进了南洋模范小学，后进复旦大学附属中学，19岁时入复旦大学，次年“五卅惨案”发生，他发动附小师生在江南一带讲演、游行，配合罢工、罢课斗争。1926年6月，他毕业于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科政治系；1929年入英国牛津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并研究各国政治制度和西洋史；1931年毕业，次年任教于复旦大学。1933年秋，应聘任教于浙江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并兼注册课主任。他的遭难，正是在浙江大学任教10年后获准休假1年，应复旦大学邀请，前往北碚举办为期1年的“民主与法制”的特别讲座，于3月5日凌晨在重庆千厮门码头失踪的。
费巩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赤诚的爱国心。他不仅相貌、仪态、举止都像他的父亲，而且性格品质都和他父亲一样：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追求真理、不畏强暴。在英国留学期间，他特别欣赏英国的自由民主空气，他认为马克思的祖国容纳不了马克思，而英国却能容纳马克思的存在，使《资本论》得以写成，值得赞许。这一思想概念的形成，一直影响着他。他终身为民主自由而呐喊，不遗余力地抨击法西斯独裁统治，这招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强烈不满。
1931年9月18日，日本开始进攻东北，短短的两个月里，东北全境便被占领了；东北3000万同胞、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落入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魔掌。这时费巩从英国毕业转道苏联回国，他看到海面上横行的挂着“膏药旗”的船只，悲愤至极，将自己惟一的西装抛入大海，并自此把姓名改为费巩，大概是“固我国领土”的意思吧。以后他经常穿长袍马甲，浙大学生都叫他“马甲教授”。就在这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发行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此书提出了“民仆”的主张，即国家干部应为人们的仆人，无异于工商各业，都是为人民效劳的。他针对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认为中国的官员们“俨然以民之父母自居，进而剥削之鱼肉之”，“民国以来，号称维新，而政界之恶浊腐败，甚于往昔”，大胆地抨击国内的腐败政制。在蒋介石叛变革命，政治极端腐败的时候，一个26岁的青年，有如此的胆识和爱国精神，确是难能可贵的。这怎能不遭反动派的忌恨呢！
1935年，费巩在浙大任教并担任注册课主任期间，校长为了清除进步学生，要费巩以成绩不合格为理由，开除10多名学生的学籍，其中就有胡乔木。费巩既然是注册课主任，学生的分数他当然是清楚的，胡乔木的成绩分明有80多分，怎能改为不及格呢？他认为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于是与校长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1940年7月，浙大学生把一名极其反动的训导长赶下了台。继任的校长是竺可桢，他深知费巩的为人，知道他深孚众望，于是“三顾茅庐”请费巩出任训导长。费巩考虑了两周时间，觉得“出仕则可一展抱负，为学生解除痛苦……不出则惧此一席复不得人，莘莘学子拯拔何日”，最后确定接受聘书，出任训导长，但提出两个条件：一、不参加国民党；二、不领训导长俸禄。他在就职典礼上，讲到他的立场时，说：“吾的立场，不是政客，不晓得用手段，吾的位置不是活动得来的、运动得来的；而是政治家，出来做事，是为发展抱负，施行政策，是为学生做事，不是为了私利。”又说：“训导长有的称之为警察厅长，但吾出来做，决不是来做警察厅长或侦探长，吾是拿教授和导师的资格出来做的，不过拿导师的职务扩而充之。吾愿意做你们的保姆，以全体同学的幸福为己任。”“吾出来靠别人的是信任，同事的合作，同学的信仰；靠自己的是一股刚直之气和一腔热忱。”“训导处从今天起该走前门，不走后门，大门洞开。”他的讲话获得如雷的掌声。
费巩极度鄙视厌恶那些横行不法的国民党党棍和不学无术的三青团学生。他严厉主张清除以监视进步学生为职业的特务学生。有一次，在他的严正主张下，曾开除几个三青团骨干，因为他们贪污为救济河南灾区举办义演的票房收入。费巩说：“学校不能要这些不肖子孙……他们连救灾义演的公款都会贪污，还能指望这些人毕业以后为人民、为国家办好事？”他指斥浙大一名国民党头子，说：“教授加党棍、学者兼特务，才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败类。”这样的言论和行动，当然为国民党反动派所不容。不久，遵义警备司令部便威胁费巩辞去训导长职务，罪名是纵容共产党活动，阻挠国民党的党务工作。教育部于是指令浙大校长办公室“早日物色继任，不容长久令非党员摄行”。在内外交迫下，费巩不得不提交了辞职书。
费巩十分痛恨腐败的社会制度和贪污腐化。他不顾自己处在虎狼爪牙之下，以大无畏精神公开发表讲演和撰写文稿，抨击时政。有一次，学校训导委员会在谈及宪政讨论会讲演稿时，费巩表示愿意首先演讲批评国民党的宪政。有些人认为可能会惹祸，劝他修改，他说“上不负国家，下不负所学，可不改”。过了两星期，他还是照所备讲演稿登台讲了，讥刺时政，语甚愤慨。
（二）
像费巩这样一个刚正不阿、伸张正义、忧时忧国、为民请命的人，当然为反动派所不容。1943年上半年，在国民党遵义县党部，由军统特务组织遵义工作组负责人钱某会同国民党遵义县党部书记潘某，秘密召开了预谋逮捕和暗杀费巩的特别会议，通过了这一预谋，并由军统方面秘密执行这一决议案。
后来因为全国性的“倒孔（祥熙）运动”，费巩以进步面貌积极活动，是极有声望的教授，军统方面恐捕杀费巩会引起全国舆论的谴责，所以迟迟未予执行，只是由军统和中统方面派遣特务人员对费巩在校内外的活动进行严密监视。某些监视费巩的特务每月可以领到高至200元的特别津贴。某女生以与住在费巩楼上所谓某教授谈恋爱为名，没早没晚地出入该楼，监视费巩的行动。
正直、爱国的费巩教授，充分意识到自己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已不可调和，矛盾已愈来愈激烈了。但是，他还是个书生，不会预料到特务机关早已策划好秘密谋杀他的决议案；他也没有意识到他的一切言论行动，都由特务们以各种渠道密告上司，只待时机动手。
因抗战迁往贵州遵义的浙大是西南地区的“民主堡垒”之一，是国民党反动派重点防范的单位，蒋介石曾手谕要“清查共党活动”。费巩是这个“重点防范”单位的“重点防范”人物。不仅学校的国民党、三青团、中统、军统特务监视他，而且遵义市和贵州省的党部、三青团、军统、中统、警备司令部，再加上重庆的国民党的教育部及军统、中统特务都在监视他。还有那几个费巩坚决主张开除出校的特务学生，也在外扬言要用武力对付他。
（三）
费巩是在重庆被害的，他为什么会由遵义去重庆呢？
费巩是当时比较有影响的爱国民主教授，作为复旦老校友，复旦的许多老师和同学都希望他能回母校任教。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一个国民党的元老曾推荐费巩为复旦校长，提出只要他做个挂名的国民党员就行，可不参加党务活动。费巩坚决不干，先后4次拒绝加入国民党。从1943年起，复旦校长章益（友三）曾不下十函，催促他回母校任职。从1943年到1944年，整整两年的时间，费巩思想波动，总下不了决心，他进行着种种准备，但不论怎样，他坚守一个原则，即决不加入国民党，也决不谋求任何高位。
1943年10月，费巩与苏步青教授同时获准在国内进修1年，但他俩均因工作需要，推迟了1年，于1945年初才开始休假。苏步青教授留原校，费巩则应复旦之聘，前往举办“民主与法制”的特别讲座。他原计划讲授英国政府、现代中国政治问题和中国政理3门功课。后来他觉得如能就人事制度方面作进一步的考察，亦可扩展为一学期之学程，这比讲授陈旧之史或更受人欢迎。因此他打算在到北碚复旦大学之前，抓紧在重庆对国民党的腐败政制和工作效率作一番调查。费巩正怀着这样的打算，离开遵义来到重庆。哪里知道，这位讲授“民主与法制”的教授，就这样葬身于没有民主与法制的社会了。
1945年1月24日，费巩离遵义启程。送行的人们都为费巩担心，怕他此行凶多吉少，劝他在重庆言行要小心。
到重庆后，他在访友和调查中，深感反动统治的腐败。2月7日上午，原浙大学生吴作和（现名赵江）来看望他。谈话之间，他递给费巩一张传单。费巩读后，十分兴奋，觉得传单的内容很适合自己的口味，对吴作和说：“很好，说得很痛快，很切时弊。”吴作和征求他的意见：“您可签名吗？”费巩立即答道：“可以。柳亚子是我的同乡、我的表兄，我的身份与他差不多，他签得，我也签得。”随即在传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张传单就是1945年2月22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重庆文化界40多人签名的《对时局进言》。《进言》是郭沫若的手笔，它以雷霆万钧之力，述明了国家的危机，人们的痛苦。文件的笔锋直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专制政治。
这篇《进言》一发表，立即在国民党统治区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民主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反动派如坐针毡、惶惶不安，特务们奉命对《进言》的签名者进行种种威胁、恐吓、利诱。但也有极个别的人，在压力下被迫在报纸上发表“并未参加”的声明。同时，国民党另拟了一篇反动的《宣言》，胁迫各大学、专科学校的教授签名。费巩极为气愤，再次发表文章，痛斥那些贪生怕死的人。这更引起反动派的痛恨，他们决定拿费巩开刀，必欲拔除他们的眼中钉。
（四）
复旦大学开学临近了，费巩托人买了去北碚的轮船票。
重庆天亮得比较晚，与沿海地区相比总要相差一个多小时。去北碚的轮船开船的时间是拂晓5时。如果费巩从原来住处上清寺步行到码头，又要临时搬运行李，那就得深夜二三点钟起床，既不方便，又容易耽误上船的时间。因此，他的一位学生邵全声，便替他在离码头不远的林森路找到了一个临时的住处。
3月4日下午，即费巩动身的前一天，他叫邵全声陪着他把行李先寄放在码头附近的屯船仓库中。这个仓库的管理员鲍云卿是费巩的熟人。寄罢行李回来，在江边到大马路之间的一条小巷中，费巩偶然看到路旁的一家灯笼店里有一种可以折叠的灯笼，他俩顺便买了一盏。买时费巩看见柜台上放着现成的红色颜料和红色毛笔，就叫邵全声在灯笼上写了一个“费”字，他觉得邵全声写得不够好，自己拿起笔来，修改了一些笔画。这盏灯笼，便是以后被怀疑为邵全声与其同伙相联络的信号。
3月4日的晚餐是复旦校友陆凤仞、徐森木请他吃的。晚8时左右，他一人回到住处，稍坐一会就睡了。第二天凌晨2时左右，他起床盥洗后，用饼干作了早点。之后，便与邵全声前往千厮门码头。
山城在黑暗笼罩之中。路上阴冷，行人稀少，昏暗的路灯摇晃着。费巩和邵全声走完大马路，转入通向江边的小巷时，费巩便叫邵全声从手提袋中拿出那盏灯笼，点亮了照着走路。他俩到达轮船码头时，通向轮船的小浮桥靠岸一端的木栅门尚未打开，已有10多个看起来是旅客的人在木栅门外等待着。为了早些上船，易于找到座位，费巩便叫邵全声把寄放在轮船仓库的行李搬来。邵全声找到了管理员鲍云卿，并在附近找到一个搬运工人，一起把铺盖箱子搬来。这时，原关着的木栅门已经打开。邵全声以为费巩已先上了轮船，他从船头找到船尾，高声呼叫着，却未听到费巩的回答，他的心“怦怦”直跳。这时轮船开航时间已经迫近。邵全声从岸上找到船上，又从船上找到岸上，反复寻找，都未见费巩的踪影。一种不祥之感袭上他的心头，他在恍惚和焦虑中看着驶往北碚的“民视轮”开走了。
费巩失踪了？
邵全声以侥幸和急切的心情于当天下午打电话询问北碚复旦大学，办公室的秘书回答他“已经到校”。邵全声的心略略放宽了一点。但过了数日，当他托复旦学生把费巩的行李带去复旦，却找不到费巩时，他更着急了。原来那位秘书回答他的时候，只是看到几位从重庆乘船来的复旦老师，便以为费巩也同船到了，她其实并未见过费巩。就这样，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多星期。
当时浙大校长竺可桢因公在重庆，14日他得知费巩失踪的消息，在这天的日记中作了如下的记述和判断：“得知费香曾于去北碚路上失踪……疑其签字于《新华日报》之宣言主张各党派联席会议有关，如被特务机关禁闭，则生命殊可忧。此时政府大唱民主而竟有类似盖世太保之机构，真可叹！”
竺可桢在重庆进行了紧迫的多方面的探询，连日派人到国民党监察院、行政院和重庆卫戍司令部查问，乃至亲自到蒋介石身边的侍从室查问，都毫无结果。
费巩确实失踪了！这消息不胫而走。人们到处打听费巩的下落，也做着各种估计：一种估计比较乐观，认为国民党反动派可能在民愤和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予以释放；一种估计则比较悲观，认为反动派想借费巩的头来镇压爱国民主运动，以收杀一儆百之效，因此释放的希望似乎渺茫。而熟悉费巩的人估计像他那样刚正不阿、爱憎分明的人，又那样深受学生的爱戴和信任，对这样有骨气的教授，反动派是决不会罢手的。
国民党反动当局加紧了内幕活动，并且严密布置，加紧了新闻检查，不许报刊登载任何有关消息。
浙江大学原先贴出的欢迎费巩讲学的海报，被呼吁营救费巩的标语所覆盖。复旦大学学生会和北碚学生会争取民主同盟，分别召开了以营救费巩为主题的紧急会议，发表了《告各界同胞书》，并且以罢课来抗议反动当局迫害民主教授。
消息很快传到贵州遵义和湄潭。浙大师生不顾当局的禁令，举行罢课，学生自治会召开了紧急的全体学生会议，并立即打电报给重庆浙大校友会和复旦大学学生自治会，要求设法营救他们衷心爱戴的老师。
国民党反动派处在万众唾骂之中。一些报刊冲破了新闻封锁，用各种方式报道了费巩失踪的消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再三呼吁、抗议，要求释放费巩。反动当局却强装镇静，矢口抵赖。
为了欺骗舆论，蒋介石和美国驻华远东战区参谋长魏德迈不得不假惺惺地亲自下令给“中美合作所”的特务头子戴笠和梅乐斯，要他们查找费巩的下落。戴笠和梅乐斯又煞有介事地派出美国纽约“名探”克拉克和“中美合作所”总务处长沈醉四处查访，甚至荒唐地到四川巫山，到遵义、湄潭的浙大去寻查，却惟独不去近在咫尺的“中美合作所”内查找。
沈醉和克拉克带了“中美合作所”的一名翻译潘某由重庆去遵义，先去见浙大校长竺可桢。竺可桢很不耐烦地在校长办公室接见了他们。沈醉说明了来意之后，竺可桢便用英语直接和克拉克交谈，答复了克拉克提出的有关费巩的问题。竺可桢十分肯定地指出，遵义是绝对寻找不出费巩教授的，要找，最好是回到重庆向那些专门逮捕和囚禁政治犯的政府机关去查询，才可能得到圆满的答复。沈醉和克拉克对这样的回答当然不满意，又要竺可桢谈谈费巩在遵义和其他地方的关系，以便他们多方面去了解。竺可桢想了很久，问了在旁的其他一些人之后，告诉他们可去附近的湄潭县费巩的一个亲戚处了解一下。沈醉和克拉克向竺可桢要了一张费巩的近照。第二天他们便驱车赶往湄潭，见了费巩的那个亲戚和几个与费巩相识的人，他们谈的也和竺可桢谈的差不多。从湄潭回来后，沈醉便找了军统在遵义负责的贵州站遵义组组长陈某查问情况。陈说，费巩在浙大一向是表现很激烈，除了军统对他注意外，中统也很注意他，中统并派有特务监视他。这次去重庆，一路上可能还有中统特务跟着他。陈某认为军统如果没有逮捕他，很有可能是被中统秘密逮捕了。
他们在遵义军统设在茅草铺的植物油炼代汽油的工厂住了近一星期，便回到重庆。克拉克认为竺可桢所说的向政府机关查询的意见很值得重视。当他们向戴笠和梅乐斯报告去遵义调查经过的情况和竺可桢的意见后，梅乐斯认为如果能向重庆治安机关去查询一下，便可能水落石出；万一没有，魏德迈也好向上书营救费巩的40名留美教授作个交代。戴笠当时也只好答应，仍旧叫沈醉陪同去重庆稽查处和警察局刑警处等单位查阅费巩失踪后的有关捕人档案，必要时可拿着费巩的照片去查对这一段时间内所逮捕到的人犯。
汇报完毕，在出来的时候，沈醉悄悄地问戴笠，万一克拉克要看看设在“中美合作所”内的军统局看守所时怎么办？戴笠听了立刻把脸一沉，厉声回答说：“他们想讨好这几十个留美的教授，别的都能依他们，要是提到看我们的看守所时，你就干脆回答他，那都是些很久以前关起来的人，没有最近逮捕的。”停了一会，他又补充一句：“我们‘没有’抓费巩，你不是不清楚，怎么会提到这个问题？”
沈醉和克拉克翻遍了稽查处和刑警处等单位的档案，都找不出一点线索。这些单位的负责人说，可能是失足落水淹死了，所以到处找不到。克拉克一听也很以为然，便和沈醉到码头上调查，后来又到长江下游唐家沱一处专门打捞尸体的地方去查询，甚至还把最近捞到的无人认领的10多具尸体一起挖出来对证。当时天气很热，他们在唐家沱附近的坟地里，搞了两天，仔细查对了那10多具腐烂的已经发臭的尸体，没有一具可以勉强联系得上是费巩的。
魏德迈听到没有一点结果，很不高兴，还要梅乐斯继续设法侦查。他认为不管是哪个单位抓去了，只要弄确实以后，他一定有力量能要回来。正在这个时候，重庆卫戍司令部突然接到一个署名浙江大学学生××的一封告密信，说他亲自见到费巩身着和尚装束，在巫山县过渡，经他认出后，费巩叮嘱他不可对人声张，因他看破了红尘，决心出家，要这个学生严守秘密。卫戍总部正急着没有办法交待，一个大学教授居然丢了找不出来，又惊动了美国主子来出面查询，实在无法可辞其咎。得到这封信后，便连夜由稽查处派人去巫山寻找。卫戍总部去的人还没回来，梅乐斯也得到了这一消息，也要派人去。戴笠又叫沈醉陪着克拉克赶赴巫山县。巫山县政府听说“洋大人”要找什么和尚，便准备下令各乡镇将巫山县各寺庙的和尚全部押到县里来，由沈醉等人当面查询。沈醉与克拉克都不赞成这个“打草惊蛇”的办法，决定亲自到各寺庙去查访。他们寻访了几十个大小庙宇，仍找不到一个像费巩的和尚。他们在巫山渡口住了两天，留心观察渡河的来往行人，也没有见到像费巩的人来过渡。
其实很明显，所谓失足落水，所谓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以及其他种种谣言蜚语，都是反动派捏造出来企图掩人耳目，推卸罪责的花招。戴笠与沈醉的一番悄悄话，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为什么不能让人查看军统局的看守所呢？”“我们‘没有’抓费巩，你不是不清楚！”这不是明白的暗示吗？
这些花招，当然安息不了民心，于是新的谣传和替罪羊便出现了。蒋介石密令扣押了邵全声，同时还扣留了他的同乡、同事10多人。在用水灌鼻子和火烧胳肢窝等酷刑后，邵全声为着不连累他人，便屈打成招了，说什么费巩一路上批评他，他一气之下便把费巩推下了水，是他谋害了费巩。
邵全声原是浙大外语系学生，后来因慕名选择费巩为其导师。费巩很喜欢他，经常跟他讲述明朝末年魏忠贤一伙祸国殃民的罪行，以及左光斗、杨涟等人对魏忠贤一伙进行坚决斗争，虽遭杀害，却至死不悔的史实。邵全声常为这些史实而深深激动。像这样一个忠诚老实的学生，却被反动派所诬陷。这种恶毒的诬陷在社会上传开后，竺可桢校长和费巩的胞兄费福焘明确地否认邵全声是凶手。一直到1947年8月，邵全声才由重庆法院以不起诉案予以释放。
几个月来，江中、山洞都未发现费巩的尸体。9月下旬，黄炎培和费福焘等商量，要登报悬赏200万元，若无效则为费巩召开追悼会。
（五）
红岩村是较早得到费巩失踪情报的。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深切关注着这件事。浙大地下党组织派人及时汇报了有关费巩的情况。为了保护费巩的生命安全，中共决定暂时不把此事公开，而是加紧探查费巩的下落。一直到1945年4月30日，《新华日报》登载了一则“编辑部启事”，才把费巩失踪的事公开出来。
费福焘为营救胞弟，四处奔走，他乘坐的小汽车，总是被一辆国民党特务的车子尾随。我党密切地注意了这个情况，为保护费福焘，也派出一辆车子跟着。
到了1946年1月，我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陆定一等人在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时，向国民党提出“八项要求”，其中第七条便是“立即释放叶挺、廖承志、张学良、杨虎城、费巩。”后来，《新华日报》连续发表社论或文章，要求释放政治犯，一再提到这几个有名的人物。之后，叶挺、廖承志和张、杨两将军的生死情况都基本大白于世，惟有费巩的生死，反动派始终不作交代。
真相终究是瞒不住的。费巩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将尸体抛入镪水池化掉了。
3月5日凌晨，当费巩和邵全声提着灯笼走向码头的时候，早有一群特务隐伏在千厮门码头，待邵全声一离开，有一个特务便出来哄骗费巩，待费巩离开码头，一群特务便蜂拥而上，死拖活拽地把费巩推上囚车，疾驶而去。其时山城的天色还是黑沉沉的，大雾弥漫，阴森恐怖。
费巩先是被关押在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后来又被关进了号称“活棺材”的“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的特别监狱。
爱国人士 篇7
一, 爱国主义与国家概念紧密相连。“国家”概念的产生与西周的封建制密切相关。在西周封建制下, 贵族形成三个主要的政治层级:天子、诸侯和卿大夫阶层。“天子”字面的意思是天的儿子, 代表上天统治人间, 既然如此, 天子统治的范围即天所覆盖的土地, 是为天下, 故古人谓“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诗经·小雅·北山》) 。所以在理论层面上, 天子的辖域没有明确的边界。天子分封给诸侯的土地叫“国”, 天子和诸侯赏赐给卿大夫的采邑叫“家”。“国”和“家”除都来自上层的分封外, 有如下共同点:都有一定的疆域和范围, 都有一定的人口, 都拥有对封地的治理权。由这样的“国”和“家”构成我们今天的国家概念, 国家即一定疆域、人口、政治权力的统一体。
与爱国密切相关的还有祖国一词。祖国指列祖列宗共同生活的地方, 即祖宗所在的国度。祖国一词中祖在国前, 寓意尊亲为大, 这反映出传统中国人核心的宗教信仰观念:宗法血缘信仰, 即以家族为核心构建起来的信仰系统。这一信仰往上追溯乃祖先崇拜, 往下延伸是传宗接代。所以这一信仰体系贯通神人, 接续古今。祖国乃父母祖宗之邦, 正折射出宗法血缘的信仰。国家与祖国的区别即在于国家是一个中性词, 是一个政治概念, 祖国则带有信仰、情感色彩, 成为文学诗歌常用语。
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爱国主义的传统, 但内涵和特点各有不同。在中国宗法文化的背景下, 中国爱国主义传统的精神本质和精髓乃是家国情怀, 而其基础则是古人深厚的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思想观念。在这种观念下, 家和国的本质是一样的, 家国密不可分, 家是浓缩的国, 国是放大的家。在这里, 我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来揭示这种观念。古代的皇帝自称天子, 即天的儿子, 那么天对于皇帝而言就是父, 即天父。在古人的宇宙观中, 天是父, 地是母, 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天地所生, 因此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大家族。这种宇宙大家族观是宗法血缘信仰在宇宙观上的表现。在此观念下, 天人关系被描述为父子关系。皇帝在天的面前称子, 尊天为父, 在大臣那里则被尊为君父, 古人自小读书时就被灌输一个理念:事君如事父。既然尊君为父, 大臣自然也就成为臣子, 即大臣对于君父应尽子道。君臣的政治关系被转化为父子关系。大臣到了地方官的任上被百姓称为父母官, 百姓也就相应成为子民。这样, 官民这一政治关系也被转化为父子关系。西方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就是以法治天下, 因而西方有强烈的法治精神;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崇尚以德治天下, 因而特重内在德性的修养。在所有的德性中, 百善孝为先, 历代皇帝都标榜以孝治天下, 而孝道同样源于家族关系之中。综上可见, 古代治国的根本原则和理念都转化自家庭家族层面, 这是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根本表现之一。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深刻理解《大学》中“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之说, 古人认为齐家必定能够治国, 甚至可以平定天下, 正是基于家国同构的观念。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观念也可以通过许多包含“家”“国”的成语表现出来, 如保家卫国, 国破家亡, 败国亡家, 国仇家恨, 爱国如家,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忧国忘家, 天下为家, 毁家纾国, 国尔忘家, 天下一家, 于家为国, 黼国黻家, 开国承家, 齐家治国等。
二, 在宗法血缘信仰下, 中国人特重自己的小家, 每个中国人都对自己的小家充满、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情感和关爱。中国人的奋斗不是个人主义式的, 而是家族本位主义, 即光宗耀祖, 封妻荫子。由于普通百姓没有受到正规教育, 胸怀和境界往往局限于小家的范围难以推扩出去, 这导致我们民族一个根本弊病, 即公私分明。中国人在家族内部往往德性较好, 孝父慈子, 兄友弟恭, 而一旦越出家族范围, 置身公共域场, 就会感觉周围的人事环境与己无关, 因而公德观念淡漠, 公德素养偏低。林语堂曾专门论述过中国人公共精神的缺失:“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 他们系心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 此种只顾效忠家族的心理实即为扩大的自私心理。”[1]在西方人看来, 恰恰社会公德体现真正的国民素养, 因而感觉中国人缺乏教养, 国民素质低下。究其原因, 就是中国人的德性有私德和公德之分。正因为普通百姓往往限于私域 (当然这不能一概而论) , 因而古人特重公私之辩, 希望藉此引导人们由私达公。最具代表性的即《礼记·礼运》篇对理想社会 (大同之世) 的描写:“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方式则是“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 即要把自己在小家中的行为感受推扩出去, 做到推己及人。儒家强调家族亲情是人伦道德的始源和根基, 即《孝经》中“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 但人又不能仅限于这一层面, 而应延伸、超越之。这种精神与《孟子·梁惠王上》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尽心章句上》中“亲亲而仁民, 仁民而爱物”, 《论语》中“弟子入则孝, 出则悌, 谨而信, 泛爱众而亲仁”的精神境界是一致的。
普通百姓精神的超越性不足, 对小家的感受很深, 但对宏观公共层面 (国、社会) 体察不足 (这同样不能一概而论) , 难以贯通家国, 但由于他们缺乏正式教育, 不能代表中国爱国主义的正统和主流, 真正代表中国爱国主义精神的是儒家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他们从小饱读圣贤之书, 胸怀开阔, 境界高远, 眼界宽广, 具有强烈的道德自觉和担当精神, 能够主动将家、国联系在一起, 形成深沉的家国情怀, 而这正是中国爱国主义精神的精髓和本质。所谓家国情怀, 即将家、国融为一体, 把国当作自己的家一样去看待。在宗法文化背景下, 中国人最爱自己的小家, 如果一个人能够真正做到爱国如爱家, 就能将国人当做自己的亲人一样看待, 这是仁民爱民的思想基石;当一个人可以爱国如家的时候, 就会将国家、国土、朝廷、君王当作父母一样, 为保卫他们不惜舍弃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当一个人爱国如家, 就会将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视为家史族谱一样珍视和保全。
这种家国情怀是爱国主义的最高境界, 这种精神可以通过许多名人名言来领略, 这些名言之所以能流传千古, 不是语句优美, 而是因为发自肺腑。如岳飞“以身许国, 何事不敢为?”司马迁“常思奋不顾身, 而殉国家之急。” (《报任少卿书》) 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 (《病起书怀》) 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 (《离骚》) 曹植“捐躯赴国难, 视死忽如归。” (《白马篇》) 李希仲“当须徇忠义, 身死报国恩。” (《蓟北行二首》)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岳阳楼记》) 文天祥“臣心一片磁针石, 不指南方不肯休。” (《扬子江》) 诸葛亮“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后出师表》) 顾炎武“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日知录·正始》) 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吉鸿昌“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周恩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种源于内心的强烈的爱国精神正是我们今天所应学习和继承的。
三, 课堂最后的结论是, 爱国并不空洞, 爱国从爱家开始, 爱家从修身做起。一个有修养的人才懂得怎样用正确的方式真正去爱自己的祖国。上述内容学生深感兴趣, 自觉主动地融入到课堂教学中, 教学秩序良好, 课堂气氛活跃。通过上述内容的讲解, 学生深受感染和启发, 对爱国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和更深的理解。最重要的是了解到爱国主义并不空洞, 知道自己应当如何去落实爱国主义, 所有这些都是以往的教学内容所难以达到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爱国人士 篇8
目前全世界残疾人总数已超过5亿人, 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0%, 且在以每年1500万人速度增加, 平均每天增加4万个残疾人。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同时也是世界上残疾人数量最多的国家, 我国残疾人占全国人口总数6.34%。残疾人基本可分为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精神残疾和智力残疾六大类型, 中国目前各类残疾人总数为8296万人, 其中, 肢体残疾、视力残疾、精神残疾是残疾人的三大组成部分, 占到残疾人总数的68%。
1 图书馆开展残疾人服务的必要性
1.1 是建设和和谐社会, 彰显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需要
以人为本, 关注弱势群体, 保障社会公平与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 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依托国家数字图书馆及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建设成果, 多角度完善残疾人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平台, 丰富资源供给, 应用先进技术, 完善网络覆盖, 创新服务业态, 构建全方位, 立体式助残文化信息服务体系, 是彰显人文关怀, 彰显信息公平的重要体现, 将极大满足广大残障人士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全面提升残疾人士的科学文化素质, 为实现社会公正, 保证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团结, 推动社会和谐发挥重要作用。
1.2 是综合国力增强的重要体现, 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需要
文化是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实现自身价值、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和基本前提。以互联网这种新的社会交往方式为载体的残疾人数字图书馆建设, 对残疾人实施知识援助和提供文化教育。
1.3 是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保障残疾人基本文化权益的需要
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提供普遍、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建设覆盖全国的残疾人数字图书馆服务体系, 利用数字图书馆技术提升信息无障碍服务水平, 使以图书馆为主体的各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形成合力, 依托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构筑覆盖全国市县、覆盖所有传输通道的残疾人文服务网络, 极大地拓展残疾人文化服务范围, 拓宽我国残疾人文化服务渠道和空间, 切实保障新信息环境下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 为完善残疾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 满足残疾人共享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 构建覆盖全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保障。
1.4 是创新文化发展体制机制, 增强文化发展活力与动力的需要
文化体制改革是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 只有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才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覆盖全国的残疾人数字图书馆服务体系,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打破体制障碍, 共建残疾人数字图书馆服务网络, 共享残疾人数字图书馆服务资源, 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 更加开放, 并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将残疾人数字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作为文化创新的阵地。
1.5 是推动信息无障碍服务, 整体提升残疾人文化服务水平的需要
大力推进信息无障碍事业的发展, 整体提升残疾人文化服务水平, 是弘扬人道主义精神、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享受现代文明生活的内在要求, 也是缩小数字鸿沟、建立公平信息社会事业的重要部分。以信息无障碍标准规范体系建设为准则, 以共性关键技术为支撑, 以核心服务平台为基础, 提供完善的数据资源保障, 建设完善的应用示范和推广机制, 构建覆盖全国的残疾人数字服务体系, 将会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和推广先进技术和经验, 普及信息无障碍理念, 推动信息无障碍在公共文化共享领域的实践步伐, 提升我国图书馆业界服务残疾人读者的业务水平, 营造社会共同关注的信息服务无障碍环境。
2 图书馆开展残疾人服务的原则
2.1 以人为本、服务至上
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图书馆作为社会文化教育机构, 对于满足残疾人的文化需求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覆盖全国的残疾人数字图书馆服务体系将结合为残疾人提供的资源和服务需求特点, 不断拓展适应残疾人需求的个性化资源和服务, 能够让盲人“看见”, 让聋人“听见”, 让肢残人“走近”, 从而切实改善残疾人的文化生活状况。
2.2 丰富资源、革新技术
覆盖全国的残疾人数字图书馆服务体系充分满足广大残疾人士获取知识、文化交流和休闲娱乐等方面的需求。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 还必须不断更新理念, 积极创新的, 开创数字图书馆新业态, 用全新的思路、全新的高度、全新的策略、全新手段整体提升残疾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实现跨越式发展。
2.3 立足需求, 开拓创新
始终贯彻“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坚持内容多元化、形式多样化原则, 兼顾各种残疾人的不同需求, 通过用户调研等手段获取真实精准的需求信息, 以此为基础, 按照“边建设边服务”的原则, 遴选切实契合用户需求的资源类型和内容。
2.4 保障公平, 繁荣文化
面向残疾人的数字图书馆服务, 今后将在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思想指导下开展, 只有坚持公益, 才能够促进社会和谐, 保证社会公平正义, 才能够保障残疾人获取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和便利性。
3 安徽省图书馆开展了丰富的助残扶残活动
图书馆是人类获取知识的宝库, 其服务对象是全人类。残疾人作为社会历史进程中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 由于生理及环境障碍, 经常面临信息获取不便的困境。自19世纪以来, 世界各国图书馆先后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信息无障碍服务, 专门为残疾人建设的图书馆或图书室陆续涌现。残障人士由于身体上或精神上的某些缺陷, 在利用公共图书馆获取知识与信息方面处于劣势, 图书馆有责任积极参与残障人士服务体系建设, 为残障人提供知识援助。
自从安徽省图书馆新馆开馆以来, 一直积极探索为弱势群体服务的有效途径, 并建立健全各种服务举措。
3.1强调树立扶残助残的责任意识
组织广大馆员学习和领会有关国家为残障人士服务的方针政策, 引导馆员忠实履行对社会、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 培养合格的专业人员, 建成一支充满爱心和责任心的文化助残志愿者队伍, 自觉把为残障人士服务的责任意识转化到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行动中去。
3.2 加强阵地服务, 建立残障人士读书文化活动基地
对残障人士来说, 图书馆不仅是一个阅读的场所, 同时也是一个公共空间, 他们需要从封闭中走出来, 到图书馆享受阅读的快乐。安徽省图书馆重视完善无障碍设施与环境, 开辟无障碍通道, 并在2008年建成了专门的残障人士阅览室、活动室, 室内配备了700余册盲文书籍、计算机设备和专供盲人使用的盲文点显器、盲文刻印机、阳光读屏软件, 以及多功能助视器、录音机等辅助设备, 为残障读者阅读提供便利。此外, 充分考虑到残障人士对图书和知识的渴望, 以及他们缺少活动场所、交友平台的现状, 该阅览室的功能不仅限于阅读, 残障人士也可以利用这个平台举办小型的读书会、座谈会等等。
3.3 举办丰富多彩的扶残助残活动, 扩大社会影响力, 打造文化服务品牌, 营造残障群体健康向上的读书氛围
多年来我馆一直注重为残障群体服务工作, 在阅览室设立残疾人阅览专座、建立“绿色通道”为合肥市10位残障读者常年免费送书上门, 还为丰富残疾人文化生活建立了合肥特教中心、合肥市儿童福利院、春芽残疾人互助协会图书服务点, 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为残疾人服务的水平不仅是衡量图书馆服务工作水平的标准, 也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更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图书馆作为社会知识传播中心, 承担着提供知识服务的重要职责, 是社会实现信息公平的制度保障, 有责任利用有效的方式和渠道使残疾人平等地获取知识。包括残疾人在内的信息获取弱势群体, 通过图书馆服务来获取所需要的信息, 是对图书馆维护公民知识自由权利的核心价值的直接体现, 是满足残障人士知识需求、提高其自身素质及社会地位的有效途径, 是彰显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有力举措, 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一环, 具有道义上的绝对价值的深远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国盲文出版社[M].2012-11-12.
[2]中国盲人数字图书馆[Z].2012-11-13.
[3]中国盲文图书馆[Z].2012-11-12.
爱国人士 篇9
杜甫 (712-770) , 字子美, 自称少陵野老, 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三十五岁时他抱着“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来到长安应试求官, 由于奸相李林甫玩弄权术, 参加考试的人没有一个被录取, 杜甫被迫困守长安十年。安史之乱爆发后, 他又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唐肃宗在灵武 (今宁夏) 即位后, 他只身前往投奔, 最终, “麻鞋见天子, 衣袖露两肘”的杜甫得到了拾遗的官职, 但好景不长, 他因上疏营救宰相房琯触怒皇帝, 被降职到华州 (今陕西华阴) 做一个很小的官, 从此便永远离开了朝廷。
公元759年, 关内大旱, 杜甫辞官西行, 带着家眷流落到秦州 (今甘肃天水) 、同谷 (甘肃成县) 一带, 靠拾橡栗, 挖土芋过日子, 由于生活无法维持, 他不得不再次长途跋涉, 搬家到四川, 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盖了一座草堂住了下来。不到三年, 成都军阀发动叛乱, 又逼得他四处漂泊。幸而好友严武被派来镇守四川, 在严武的保荐下, 他做了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严武死后, 他失去依靠, 便离开成都, 此后又辗转流离于蓟州、江陵、岳州、衡州一带。公元770年冬, 饱经忧患的杜甫在穷困潦倒中病逝于湘江上的一条小船里, 时年五十九岁。
杜甫在如此坎坷的人生路上, 给我们留下了一千四百多首脍炙人口的诗篇, 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真实面貌, 表现出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国家的深沉热爱。
一、杜诗的爱国情结表现在对劳动人民的一贯同情中
杜诗组诗代表作“三吏” (《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 、“三别” (《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集中揭露了唐代兵役制度的黑暗, 深刻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痛苦和不幸。《石壕吏》更是形象地描写了官吏夜晚抓丁的暴行, 并通过老婆婆之口, 声泪俱下地诉说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但诗人又怀着沉痛而矛盾的心情, 劝人民为平息叛乱去参军:“勿为新婚念, 努力事戎行”, 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强烈情感。更可贵的是当诗人因幼子饿死而惭愧、悲痛时, 他看到的不只是自己一家, 而是由此“默思失业徒, 因念远戍卒”, 想到了比他更痛苦的人。再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诗人由自己“床头屋漏无干处”想到天下穷人, 渴望得到“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而他宁愿“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可见, 杜甫的同情心深深地蕴含在他的诗作中。
二、杜诗的爱国情结表现在对祖国的深沉热爱中
当山河破碎时, 杜甫低唱着:“国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 浑欲不胜簪。” (《春望》) 大乱初定, 诗人又高兴得热泪纵横:“剑外忽传收蓟北, 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临终之时, 诗人还念念不忘国家和人民, 在最后一首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里, 写下了“战血流依旧, 军声动至今”的感人诗句。至此, 我们不禁被杜诗中崇高的爱国情感所震撼、所感染、所激励, 而杜诗也因此成为历代诗作的最高典范。
三、杜诗的爱国情结表现在对统治者祸国殃民罪行的深刻揭露和谴责中
杜诗《兵车行》《前出塞》等集中反映了人民对不义战争的怨愤, 谴责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诗中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皇帝, 表现了诗人敢于为人民说话的勇气。又如诗作《丽人行》, 无情地揭露了玄宗宠妃杨玉环及其兄妹不可一世的骄横气焰, 以及他们丑不可闻的荒淫生活, 这些都是同时代的诗人不曾写或者不敢写的主题。
总之, 杜甫是一位系念国家安危和生民疾苦的诗人, 他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 无论是写生民疾苦, 怀友思乡, 还是写自己的穷愁潦倒, 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 他的诗蕴含着一种厚积的感情力量, 深深感染着每一个读者。
爱国人士 篇10
陆游 (1125—1210) , 字务观, 号放翁, 宋越州山阴 (今浙江绍兴) 人, 不仅是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 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他一生处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复杂的南宋时代, 那时正是宋代封建王朝腐败不振, 国家遭受金人野蛮践踏的时候。他一生坚持抗金, 反对投降, 主张善政固本, 反对弊政蠹民。他始终怀抱爱国热情, 渴望为祖国建功立业, 却屡遭投降派的打击, 壮志未酬。他只能利用写诗来倾吐满腔的悲愤, 疾呼亿万生民的困苦, 鞭策南京统治集团的苟安, 揭露金人侵略者的凶残, 从而抒发爱国忧民的思想, 表达建功立业的壮志。《关山月》是作者1177年在成都作范成大的幕僚时写的, 那时距宋孝宗 (赵昚) 与金人第二次议和已经十四年, 朝廷上弥漫着一股妥协投降的气氛。
全诗的大意是:自从隆兴二年 (公元1 1 6 4年) 第二次和金人签订议和以来, 已经十五年了, 豪门贵族一直过着奢侈腐朽的生活, 将军按兵不动, 士兵们白白地在边界军中消磨岁月, 求战不得, 因而金人能够长期侵占中原, 沦陷区人民却忍受着极大的痛苦, 迫切地盼望着宋军前来收复失地, 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
诗人在这首诗中愤怒斥责南宋统治集团苟且偷安, 腐败无能, 深切同情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原地区人民, 表现了诗人对民族存亡的深切忧虑, 以富有感染力的形象, 揭示出那个年代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 格调忧愤深广, 沉郁悲凉, 充满爱国激情, 全诗主要从三个方面抒发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
(一)
《关山月》深刻揭露了当权派投降卖国, 武备废驰, 文恬武嬉、醉生梦死, 不恤国难的黑暗现实, 表现作者爱国忧民的极大悲愤。开头的“和戎诏下十五年, 将军不战空临边。”事情要追溯到绍兴三十年, 赵构把政权交给太子赵昚, 称为孝帝, 改年号为隆兴元年 (1163年) 孝帝当时尚有恢复中原之志, 在陆游等主战派人物的劝谏下, 启用了抗金名将张浚, 组成了强大的抗金力量。抗战失利后, 主和派抬了头, 占了上风, 赵昚为了苟安, 派使节与金人和议, 金人提出要唐、邓、淮、泗四州地和岁币二十万的条件, 宋王朝完全答应了条件, 签订了对敌忍辱屈服的隆兴协议即“和戎”, 从那时到现在十五年了,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 人民在敌寇的铁蹄之下, 受尽煎熬, 统治集团苟且偷安, 屈辱求和, 诗人悲愤之至极, 把矛头直指向投向卖国的宋王朝。“隆兴议和”以来, 将领们不是图谋进攻、驱逐异族, 而是按兵不动, 袖手旁观, 吃着军饷, 穿着战袍, 无所事事, 不去尽责, 广大战士徒有杀敌雄心, 而无用武之地, 战士们强烈爱国热情和高昂的斗志, 受到极大的压抑和摧残, 心情十分苦闷。此时的边防形同虚设, 只不过是点缀门面而已。前方如此, 后方是“朱门沉沉按歌舞, 厩马肥死弓断弦”。上层统治集团采取“和戎”政策, 以为天下太平无事了, 他们抓紧时机尽情享乐, 沉溺于奢侈、荒淫、腐化的生活之中。他们躲在深宅大院里, 伴同着美女轻歌曼舞和靡靡之音, 过着灯红柳绿、醉生梦死的生活。前方武将临边不战, 后方官员迷恋声色犬马。统治者把人民的痛苦, 国家的命运, 民族的存亡, 抛置在一边不顾, 以至军营里膘肥体壮的战马, 养着没有用场, 白白的肥死或老死;武器仓库里的良弓因常年不用, 弓弦也锈断了。作者通过权贵集团生活腐朽和武备废弛两件事, 反映了“和戎”而造成的严重局面, 深刻揭露了南宋统治者妥协投降, 而假设防, 欺骗人民, 征军赋, 满足挥霍的罪行, 在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 这种情景是何等令人愤慨, 可见作者忧国忧民、心急如焚的用心良苦。
(二)
《关山月》抒写了边防生活痛苦, 和守边战士的悲愤, 再现了抗敌战士白白在前线受苦、死亡而报国无路的悲惨境况。由于执行《和戎》政策, 南宋统治者把祖国大片美丽富饶的土地河山拱手让给女真人, 造成严重后果:前方将军临边不战, 后方豪门贵族奢侈腐化。尽管边防形同虚设, 战士们却要继续戍边, 白白受苦。“戍楼刁斗催落月, 三十从军今白发。”写“和戎”以后, 战士们受到投降路线的制约, 欲罢不忍, 求战不能, 从夜幕降临到晨鸡报晓, 他们踏着朦胧的月色, 在岗楼和城墙上徘徊巡视, 夜深人静, 报时的刁斗敲过一遍又一遍, 好像催促月亮下落。戍边生活单调、枯燥、无聊, 令人难挨, 他们怀着报效祖国, 收复失地的一颗心, 三十多岁参军, 而今已是满头飞雪, 白发苍苍, 却报国无路, 壮志难筹, 时光消失, 年华虚度。诗人把战士们无聊的感觉和失望心理与自己的沉痛心情融合在一起, 向南宋统治者发出悲愤的质问:“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战士们对着明月, 吹起笛子, 抒发长期郁积的满腔怨恨, 倾吐着“国仇未报壮士老”的悲愤, 有谁能理解?当年为国抗战, 血洒疆场的将士们白骨遍地, 暴露于野, 又有谁关心过问?频敲的刁斗, 西沉的月光, 白发的士兵, 遍野的白骨, 哀切的笛声, 组成了一幅冷落、荒凉的沙场图画, 渲染了一种凄凉的情调, 与贵族荒淫无耻的生活, 构成强烈的对比, 这是对南宋朝廷顽固坚持投降路线的控诉和抗议。
(三)
《关山月》表达出诗人收复失地的坚强决心, 抒写了沦陷区人民垂泪渴望恢复的强烈愿望, 字里行间表现出诗人对南宋统治集团和金人侵略者的痛恨, 也表现出对沦陷区人民的关心和怀念。
对于金兵的入侵, 北宋的广大人民和士兵抵抗是强烈的, 表现了高昂的爱国精神和雄伟的抗敌力量, 但由于被宋统治者的腐化享乐生活和投降求和政策, 以致金兵于宋钦宗靖康元年 (1126年) 攻陷开封, 北宋覆灭, 金人掠走大量财物珍宝, 并扣留徽宗、钦宗二帝。1 1 2 7年, 康王赵构继位后, 一路南逃, 于1130年在临安建立南宋小朝廷。而对民族的灾难、战士的义愤和人民的痛苦, 作者直抒胸臆, 谴责南宋统治集团忍辱求和, 以致中原地区长期沦陷的行径, 愤慨的指出, 中原的战乱和丧失, 曾经多次发生, 这是自古以来就听说过的, 可是哪里像现在这样, 祖国的大好河山却让敌人的子子孙孙相传, 从而长期盘踞呢?“中原干戈古亦闻, 岂有逆胡传子孙”这一有力的质问, 充分体现了作者对民族敌人和民族败类的切齿痛恨, 对祖国人民和大好河山的挚诚热爱;同时还表现出作者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抗战中必胜的信念。在这以前陆游早就是一个爱国志士, 此时他的爱国思想更发扬、更提高, 胜利信心更坚定。此时, 金人在侵略战争中明显占了上风。他们所到之处, 实施恐怖统治, 烧杀奸淫, 一人反抗, 全村被屠, 他们搜捕壮丁, 标价出卖;他们还强命占领区域的人民改汉服, 改发式, 不从命者动辄杀头, 实行野蛮的同化政策。“遗民忍死望恢复, 几处今宵垂泪痕。”诗人深切怀念沦陷区被异族压迫屈辱的苦难人民, 他仿佛看到了中原地区人民困苦难忍、泪流满面的情景。宋朝廷妥协投降, 不顾人民痛苦, 使人民惨遭敌人铁蹄的蹂躏。尽管朝廷抛弃人民, 但人民并不因此甘愿当亡国奴, 他们忍辱受苦, 顽强的生活下去, 为的是等待恢复中原, 他们热切盼望朝廷的军队北来驱逐敌虏, 营救人民。可是漫长的岁月过去了, 他们望眼欲穿, 却不见王师北来。每天晚上多少人遥望星空, 对月垂泪, 思念祖国, 受着失望痛苦的折磨。这字字血, 句句泪, 充分体现了作者对沦陷区人民的同情与关怀, 对祖国山河破碎的无限沉痛心情。
“诗言志”, 陆游在诗中抒发了自己爱国热情, 表达了驱逐金人, 收复失地的决心。他采用了对照的写法:遗民渴望恢复, 战士极愿为国效死杀敌立功, 只有“朱门”在那里酣歌醉舞, 甘心向敌人献媚纳贡。揭示了当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反映了南宋时代的社会现实, 充满了对权贵、军阀的憎恨和对战士、遗民的同情, 那种爱国忧民的悲愤深深地感染着我们, 至今激励着炎黄子孙。
参考文献
专业人士小调查 篇11
吴献（中国小商品城商会副会长）
2008年，我还是有梦想的，脑子里全是国外的市场。当时像南美洲的智利和秘鲁、非洲、中东这些地方，都不制造工具，所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以后，国内很多企业就像波涛汹涌一样涌出去。等我2008年想走出去的时候，中国制造已经铺天盖地，屡次碰壁。
2010年，是我们公司最困难的时候。人民币贬值，像我们这种全外贸的企业就没有活路了。面对13亿人口的内销市场，死活就是打不开，1年光开拓市场就花掉了100万元，当时心想再这样下去就什么都不剩了。
真正转型成功也是在2010年，我们上了天猫，打开了整个内销市场。
我们做了25年的五金工具外贸生意，但其实是上了天猫才知道，外贸的东西白给消费者他们也不要。我们的五金工具这30年的品质压根就没提升，不是按照国标，而是按照老外的标准来做。一把螺丝刀，国产的是4.5元，台湾制造的是9元，老外就问：8毛钱的有没？2毛的有没？国标是4.5元的，那你说8毛钱的螺丝刀还有标准吗？到了外国，就说中国的东西太差了，其实是外国商人也在利益最大化。
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我们才明白，消费者是要好的东西。所以现在在天猫上销售的工具，50%是台湾制造，20%是德国制造，中国制造30%左右，这些中国制造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给国外大牌做的企业贴牌给我们。这样才能活下去，否则在天猫上都是昙花一现，网上的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甚至是超于国家标准的。所以现在的口号是，能用的叫工具，不能用的叫凶器。
客户在网上对我们的产品进行评价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央视广告。有50个人好评，就有人来批发了，品质不到位我们就提升，也可能10个消费者里就是有2个人故意给你差评，那你差评我再给你发一个，再差评再发一个，这个客人将来就可能是你的忠实客户，跟消费者不能讲道理，讲到最后就把自己讲没了。
经济形势变化，汇率也跟着变，这对我们的影响特别大。2000年，汇率才8.3左右，现在是6.3左右，这些年，外国人给出的价格没提高，汇率这块下跌相当于也没给我们加钱，人工成本和材料费还涨了，企业就削低材料成本。在2008年到2014年的过程中，政府为了保增长，给了企业很多补贴，但这些补贴最终还是让利给外国人了。接下来，还是要赶快把MADE IN CHINA的国家标准拿回来。
（本刊记者陈希琳整理。）
爱国人士 篇12
2008年5月12日, 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袭击了我国西南地区, 里氏8.0级的强烈振幅使我国严重受灾地区达10万平方公里, 8万多人在这场地震中丧生, 经济损失达8451亿……“多难兴邦”, 兴, 复兴, 振兴。邦, 国家。出自《左传》:“或多难以固其国, 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 失其守宇。”在汶川地震中胡锦涛总书记在救灾现场充满激情地宣示:“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二、理性爱国——成熟冷静共面对, 理性爱国好青年
当代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与希望, 理性爱国是时代赋予他们的神圣职责。多难兴邦, 将永远镌刻于理性爱国之上。
(一) 正确认识, 明确理性爱国实质
1、理性爱国的含义
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的民魂, 是一个国家的国魂, 是一种思想观念的社会意识形态。爱国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是中华民族精神最为核心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对于理性爱国, 依据理性爱国提出的背景及公众普遍接受的涵义, 可将其阐释为:用理性来引导爱国情感和言行的爱国方式。
2、理性爱国区别于朴素爱国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
朴素爱国主义是人们对祖国的壮丽山河、勤劳的人民、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的一种深深的眷恋和热爱之情。它源于对地缘、血缘关系的本能留恋, 只是一种主观感性的理解, 缺乏客观理性的分析, 因而不能持久。如果这种爱国主义不经正确的引导, 发展到极端, 就会在强烈的、非理性的情感支配下表现出来, 成为狭隘的爱国主义。
3、理性爱国区别于单纯的情感爱国
爱国主义既需要激情, 又需要有序的、理性的、持久的爱国主义理性规范, 二者不是可有可无孰轻孰重的问题, 而是相辅相成, 互相作用的。首先, 爱国不能建立在仇恨之上。其次, 爱国不能盲目排外。
4、理性爱国区别于口头爱国
口头上的爱国是虚无缥缈的, 理性的爱国是将爱国的热情转化为爱国行动。大学生的爱国行为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要勤奋学习, 立志成才;二是顾全大局, 维护社会的稳定;三是做好日常小事, 从自身做起。
5、理性爱国具有时代特点
我国古代的爱国主义传统主要表现为反抗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和外来侵略;近代爱国主义体现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现代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建立新中国, 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 所以维护和实现国家的繁荣和统一是这一时期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
(二) 科学引导, 开展大学生理性爱国教育
1、丰富爱国主义教育内容
(1)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史教育
中华儿女的爱国精神是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在创造灿烂中华文明的过程中, 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 其内容博大精深, 不但包括各个方面的科学成就, 而且蕴含着崇高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节和优良道德传统。
(2) 我国国情、政治教育
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的综合国力已大大增强, 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 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贫困、落后对我们的困扰并没有完全解除, 要辩证看待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 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既不要丧失信心, 也不要盲目乐观。
(3) 国际背景、趋势教育
现代爱国主义应该是开明的、开放的和宽容的, 看到我国与其他国家存在的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 要有全球意识和开放的精神品格, 以宽广的视野观察世界, 以中国的眼光看世界, 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 从而保证爱国情感的表达在法制的框架下合理有序地进行。
2、对于重大的政治事件要做好对学生的正确引导
(1) 理性的判断
引导大学生看清楚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 认清事件的本质及事件策动者的险恶用心, 不浮躁、不盲从, 不逞一时义气、图个人之快, 更不会借题发挥做出破坏社会稳定、损害国家利益的非理性行为。
(2) 理性的表达
首先, 爱国就必须做到关注时政, 了解事情动态, 以便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作出正确有效的反应;其次, 作为一名青年大学生, 关心国家大事是应该做的, 平定社会暴动、惩治不法分子等大问题绝非我们力所能及的, 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 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综合能力, 增加本领, 为日后参加国家建设、促进国家富强打下基础。
3、积极开展大学生理性爱国教育活动
(1) 针对民族精神开展教育活动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中指出, 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 在大学生中深入进行民族精神的教育, 这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我党不同时期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 创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奇迹, 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精神在不同时期的具体体现, 要用这些精神来鼓舞学生, 并以此引导学生增强对中华民族的热爱。
(2) 针对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开展教育活动
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这些成就的取得应归功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归功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归功于对外开放。这些成就会极大地增强学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热情。
(3) 针对理性爱国对我国未来的影响开展教育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