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国绘画

佛教与中国绘画（共5篇）

佛教与中国绘画 篇1

一、佛教绘画发展简叙

随着佛教正式进入中国, 跟佛教有着密切关系的佛教绘画也自然的进入了中国。关于佛教绘画最初传入中国的情形, 《后汉书·西域传》讲:“明帝遣使天竺问佛法, 遂图画佛之形象于中国。”[1]虽然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很早, 但是真正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很长时间。佛教绘画伴随着佛教一起成长, 开始慢慢的进行着中国化历程。

按照物质决定意识的理论, 我们可以根据佛教在中国的发展阶段来划分佛教绘画中国化的几个重要历程。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第一阶段为新生期, 时间大致从佛教传入中国开始到三国结束。第二阶段为成长期, 时间为两晋南北朝时期。第三阶段为成熟期, 时间为初唐到中唐。

佛教绘画在经历这三个阶段后, 才真正完成了佛教绘画中国化的历程。在探讨之前, 先对佛教绘画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佛画, 总的来说, 可分为两大类, 即:非情节性类和情节性类。非情节性类是指画像类, 就其内容, 可分为七类:一、佛像类, 二、菩萨像类, 三、明王像类, 四、罗汉像类 (包括缘觉类) , 五、天龙八部或天尊类, 六、高僧像类, 七、曼荼罗类。情节性类的佛画, 多根据佛经构成的佛教故事画, 大约在五类:一、佛教故事类, 二、佛本生故事类, 三、经变故事类, 四、供养人类, 五、水陆画类。”[2]

二、东汉佛教绘画

公元一世纪中叶, 经过汉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三代皇帝的治理, 东汉已逐渐恢复往日汉朝的强盛, 这一时期被称为“光武中兴。”佛教也正是在这段时期正式传入中国的。史料记载, 当时汉明帝夜梦金人飞行于殿庭, 第二天上朝便问群臣到底是何征兆。太史傅毅回答说是西方的神——佛。皇帝听了, 认为供佛吉祥, 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秦景, 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我们可以发现, 佛教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正好是东汉最强盛的时候, 国泰民安, 统治阶层也没想着要拿佛教来安稳民心, 也并没有什么大力的宣传佛教。佛教这个时期还处于新生期。

佛教绘画也随着佛教传入中国, 由于佛教在此时都没有被中国所接受, 佛教绘画也没有什么发展, 更谈不上中国化的问题了。跟佛教经义传入中国之初一样, 受到本土儒道非难, 佛教绘画在传入中国之初也同样经过了这样一个“夷”“夏”异体的争斗过程。所谓“夷”体, 当时主要是从印度一带来中国传教的画家所从事的一种绘画风格, 其与“夏”体的最大区别, 就是注重人物形象刻画时的凹凸素描关系。我们从数以万计的汉画像砖图像可知, 东汉时期尽管在京都洛阳的一些佛寺里已经布有佛像绘画, 但在民间的传播还是非常罕见的。直到东汉末年的三国时期, 随着释佛工作的进行, 佛教才开始慢慢的被国人所接受, 佛教绘画才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

汉地最早的佛画大师是三国东吴的曹不兴,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他:“连五十尺绢画一像, 心敏手运, 须臾立成, 头面手足肩背, 亡遗尺度, 此其难也, 曹不兴能之”。[3]据史料记载, 曹不兴的绘画基本属于亦步亦趋的模仿西域佛教造像的阶段, 但是这一阶段非常重要, 它使佛教造像慢慢进入中土的欣赏范围, 并且伴随着佛教教义的传播而被接纳, 佛教绘画中国化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始的。

三、两晋南北朝佛教绘画

两晋南北朝是一个很混乱的时期, 民不聊生, 宣传因果报应、今生受罪、来世享福的佛教迅速被贫困人民接受, 当这一点被统治阶级发现后, 便大力宣传佛教, 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由于佛教在此期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加上处于这样一个民族大融合, 佛教绘画随佛教而兴盛, 当时佛像之描写几乎独霸画坛, 同时也予画史上添一非凡的异彩。佛教绘画中国化进程有了很大的提升。

佛教这一时期得到人民的极大欢迎, 再加上统治阶级极力宣传, 这一时期研究佛教绘画的人逐渐增多, 画坛中名家倍增。从早期的戴逵、顾恺之到后来张彦远所提到的曹仲达、张僧繇都是佛画大家。

戴逵, 字安道, 东晋著名学者。巧于书画又善于铸造、雕刻佛像, 谢赫《古画品录》赞扬他的艺术“情韵绵密, 风趣巧拨, 善图圣贤, 百工所范, 荀、卫之后, 实称领袖。”其代表作《五世佛》与顾恺之《维摩诘像》和狮子国 (斯里兰卡) 送来的玉佛在当时并称“三绝”。

顾恺之, 安长康, 东晋著名画家、理论家。善画人物, 尤佛像为胜, 唐朝美学思想家张怀瓘在他的《书断》一书中这样评顾氏的画:“顾公运思精微, 襟灵莫测, 虽寄迹翰墨, 其神气飘然在烟需之上, 不可以图象间求象人之美。张 (僧繇) 传其骨、顾得其神, 神妙无方, 以顾为最”[4]

曹仲达, 北齐曹国人。师法南朝宋国袁倩, 而青胜于蓝。大概是曹仲达多画印度静坐入定的释氏人物, 印度地处热带, 衣饰轻薄, 故而“曹之笔, 其体稠叠, 衣服紧窄。”后人称之曰“曹衣出水”, 又誉之“曹家样”。

张僧繇, 南朝梁画家。梁武帝崇奉佛教, 凡装饰寺院, 都命张僧繇画壁画。所画佛像, 自成体系, 有着“张家样”的美誉, 成为雕塑艺匠争相模仿的楷模。“张家样”的绘画风格乃张僧繇采取印度晕染法而有凹凸之形的凹凸法, 一是讲究明暗, 二是用笔“点拽拂”, 如钩戟利剑, 又因用笔不多, 点画时见缺落, 而形象具备, 有意到笔不到之妙。

佛教绘画从两晋南北朝开始真正的融入到中国, 它的成熟在中国最强盛的唐朝。

四、唐朝佛教绘画

唐朝是我国封建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期, 如果说唐初文化发展具有整理综合南北朝以来文化的特点, 那么盛唐文化则已经站在这一起点上进入了突破既往文化的创造性发展阶段, 并逐步形成了一种恢弘博大的文化特点。

政治、经济的高度发达, 也带来了文化的高度发达, 佛教在唐朝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唐初佛教, 历太宗、高宗、武后朝, 尤其是后者, 终于取得了立足意识形态的地位。玄奘东归, 义净藉东南海道返唐, 唐代的译经之风再起。这使得佛教文化更加明了, 不仅如此, 唐还以它的强盛吸呐了各种外来文化, 使外来文化融入到了中国的文化之中, 佛教也同样被吸呐进来, 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化。佛教绘画也得到了全新的发展, 中国化进程在这里才真正的成熟起来。

这一时代是佛教绘画的成熟期, 这当然离不开多数画家的共同努力, 如初唐阎立本、尉迟乙僧等一批画家。阎立本的绘画在师古、摹古过程中走了一条形似多于神似的创作道路, 因而创作无法进入尚意、创意的风格发展阶段。真正的“唐风”在这儿还没有建立起来, 他们是一些批判和整理故旧的综合派人物。而慰迟乙僧作为一位深染印度佛教艺术的于阗国人, 只以一个异域画人的区域风格代表进入中国画坛的, 终究无法代表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绘画, 也无法冲破这长期发展而形成的创作形式。因此, 唐风的形成是以盛唐时期的画圣吴道子为标志的, 到了周昉又有点发展。

吴道子最擅长的是佛教和道教人物画, 远师张僧繇, 近师张孝师。笔墨磊落, 势状雄峻, 长于壁画。在长安、洛阳两地做壁画三百余间, 情状皆不相同。画人物或从臂起, 或从足起, 却能不失尺度。写佛像圆光、屋宇、柱梁或弯刀挺刃都是一笔而就, 不用规矩。早年笔法较细, 风格稠密, 中年变为遒劲, 圆润似“莼菜条”, 点画之间, 时风缺落。所写衣纹, 飘飘欲举, 有“吴带当风”之称。喜用焦墨, 略施淡彩, 世称“吴装”, 有时只见墨踪, 意态以足, 后人不能加彩。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完全成为中国本土的艺术样式, 从传世的具有吴道子风格的绘画样式来看, 线描已经具备了提、按、顿、挫的变化和韵律, 与中国书法渐渐合流, 从而在艺术手法上独立形成了一个体系。

周昉, 字景悬。创作较广泛, 道、释、人物、风俗、史实等无不涉及。曾“妙创水月观音之体”, 有“周家祥”之说。所谓“周家祥”既与“曹家祥”、“张家祥”、“吴家祥”有所不同, 其不同之处有二:其一, 周昉绘画是属于严谨而雅丽的工笔重彩;其二, 所做人物漂亮丰满, 有宝贵之气, 人物的气质和衣着完全是中土的流行样式, 一派盛唐所好。

结语

吴道子、周昉等唐代画家的创造, 完全形成了中国式的佛教造像风格, 以后的造像都是以这个为基础。

回顾佛教绘画的历程, 从东汉到盛唐, 从曹不兴的亦步亦趋, 到唐朝的雍容自信, 整整花了七百余年才完成了中国化历程。正如张彦远所说:“其后 (戴魁以后) , 北齐曹仲达, 梁朝张僧繇, 唐朝吴道子、周昉, 各有损益……有足动人, 璎珞天衣, 创意各异, 至今刻画之家, 列其模范:曰曹、曰张、曰吴、曰周, 斯万古不易也。”[5]从张彦远的话中, 我们也看到了佛画成长的一个基本历程。这一切的一切, 无不显示出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包容能力, 在今天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自信。

注释

1[1]《中国历史大辞典》第80页,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0年3月

2[2]张华剑《汉传佛教绘画艺术》第28-33页,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2年版

3[3][5] (唐)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第150、221页,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5年年版

4[4]潘运高《张怀瓘书论》第65页,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5年版

佛教与中国绘画 篇2

中国佛教与审美关系初探

佛教作为一般宗教,与艺术、审美具有天然亲和关系,而东渐后的佛教逐渐为本土文化所同化,变异为一种准宗教,与儒、道对立互补,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拉近了它与审美的关系.佛教与审美互相渗透,审美使中国佛教成为具有美感的宗教,中国佛教则带给古代中国诗学、美学一股活泼泼的.灵动之气,并最终影响了中国古代诗学、美学的风格与走向.

作 者：刘艳芬 LIU Yan-fen  作者单位：济南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22 刊 名：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N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2001 11(6) 分类号：B948 B83-05 关键词：佛教   准宗教   审美   渗透   审美文化心理结构  

佛教与中国文学 篇3

胡适写《白话文学史》，他说中国文学一向是白话文学，从诗经开始就是白话文学，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正统。我现在谈的是中国现代的白话文学，也就是文学革命、白话文学运动以后的文学，中国文学受了欧风美雨的影响，又起了一次很大的变化，这时候，佛教已经成为中国人思想观念的一部分，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文学革命家没办法把它革掉，佛教也就成了新文学内容的一部分，有时候也是文学形式的一部分。

佛教对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的影响，我至少可以举出三点来：

一、佛典使文学语言更丰富

增加词汇：如世界、演说、究竟、因果、律师、道具等等。

增加成语：如单刀直入、一丝不挂、聚沙成塔、作茧自缚等。

二、增加作家的想象力

如轮回、无量世界、缘起不灭、真空妙有等。

三、增加文学作品的原型

古典的故事框架，供后世作家变奏或重新诠释。

先说语言，中文翻译的佛经给中文增加了很多新词，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句法，我搜集了一部分，很多名词、很多成语，我们经常使用，也许认为这是中国的土产，现在一看，发现是取经取来的，是进口货。

词汇增加、句法增加，也就增加了中文的表现力，增加了文学作品的文采。

佛经伟大的想象力

我要赞叹佛经伟大的想象力，它说宇宙无限大，除了咱们大千世界，还有三千世界、无量世界。过去有无量劫，未来有无量劫，无始无终。它规画出地狱、西方乐土的具体面貌，有大量的细部描写。它的神话是那样的丰富壮丽！文学创作非常需要想象，中国作家阅读佛典，进一步释放了想象力，发展了想象力。

有一次，释迦牟尼和他的学生对话。老师问：“恒河里的沙是不是很多？”学生说：“是的，很多。”老师说：“如果恒河里的每一粒沙都变成一条恒河，所有恒河里的沙加在一起，是不是很多？”学生说：“是的，很多。”老师说：“如果每一粒沙都变成一尊佛……”那一段对话，听起来好像是文学创作的教室里对想象力的训练。

佛典以它非常的想象力重新设计万事万物之间的关系。咱们中国，儒家注意人与人的关系，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家似乎相反，注意人与自然的关系，忽略人与人的关系。不管人与人的关系也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好，他们也都看得太简单。至于人与超自然的关系，儒家、道家好像都没有认真面对，这对诗歌小说戏剧的创作都不利。

因果关系对文学的影响

佛家强调因果，强调“法不孤起”、缘起不灭」，他又设计了三世轮回，人跟人的关系突然紧密起来、复杂起来，人和人紧紧纠缠在一起，大家是拴在一根在线的蚂蚱。

这个发现对作家的诱惑太大了，作家笔下的情节，也就有了无穷的变化。老天不下雨，一棵绛珠草快要枯萎了，一个男孩子来给它浇水，因生果、果又生因，居然发展出一部《红楼梦》来。一个农夫捉到一条蛇，一个男孩子买了这条蛇，带到野外放生，因生果、果又生因，居然发展出一部《白蛇传》来。牛郎织女眉来眼去，因果相生没完没了，居然做了七世夫妻。学者说，幸亏有白话文，小说才可以写得那么长，他的话很对，不过白话毕竟是工具，咱们还得加一句：幸亏有佛教，小说家才有那么多情节可以写。

增加文学作品的原型

文学有个术语叫「原型」。中国古代有一个神话，它说有一个人，一个巨人，一个大力士，他跟太阳赛跑，几乎追上太阳，可是终于追不上，他累死了，渴死了，他倒下去的时候，整个大地都震动，这是一个原型。后来作家描写英雄人物。写他本领很大，意志坚强，一定要怎样怎样，可是形势比人强，人不能胜天，后来还是惊天动地的失败了，这就是使用那个追太阳的原型。原型是非常重要的文学遗产。

佛经给中国作家提供了很多原型。释迦牟尼出来散步，看见人生的痛苦，他就出家了，这是一个原型，现在证严法师成立功德会，是因为看见一滩血；圣严法师出家，是因为看见天灾，可以说都出于这个原型。

「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就是天河，沿着黄河一直往上游走，找到黄河发源的地方，也就找到天国。有一个人去找天河源，他花了好几年的功夫，千辛万苦，最后到了河水的尽头，那地方天有多大地有多大，一眼看不到边际，但是一片荒凉，河道也不见了，到处是水。他迷了路，找来找去看见有个女孩子在洗衣服，他上去问路，洗衣服的女孩子不说话，举起洗衣服用的棒槌来，劈头给他一棒。他睁眼一看，已经回到家乡，回到原来出发的地方。这个故事的原型，应该是「当头棒喝」。

有一个女孩子对她的丈夫不满意，心里烦闷，到酒吧里去喝酒，正好碰见从前的男朋友也在那儿喝酒。女孩子向他诉苦，男人听了半天，叫酒保开香槟，香槟用冰镇过，很冷。男人拿整瓶香槟浇在女孩子头顶上，女孩子一动不动，两个人好像有默契。香槟酒从她头上流下来，流到脸上，流过脖子，流进衬衫里，她承受了这瓶香槟以后，脸上露出笑容，愁云惨雾一扫而空。这个情节的原型，应该就是「醍醐灌顶」。

释迦牟尼佛讲过一个故事：森林起了大火，飞禽走兽都逃走了，有一只鸟飞出来，找到一条小河，牠用河水把羽毛弄湿了，飞回去，把身上的水抖落下来救火，牠不停的这样做，要把大火扑灭。中国古代也有一个故事，有一只鸟，用牠的小嘴衔一块小石子，丢进海里，牠来回不停的这样做，立下志愿要把大海填平。到了现代，有一个作家说，他的痛苦像一座山，这座山是一粒米、一粒米堆成的，他埋在这座「米山」底下，他也努力把自己从痛苦中解救出来，他的努力不过像一只飞鸟从「米山」衔走一粒米。这三件作品彼此之间有没有甚么因缘？我不能说先出现的是后出现的原型，我们谈论原型，可以把它们一起摆出来。

结语

佛教与中国绘画 篇4

佛教对我国艺术影响最大者, 始为绘画, 而其广大与雄健之表现则为建筑, 故在绘画及石窟两方面, 实可代表佛教艺术之雄姿。

一、佛教艺术之绘画

就绘画而言, 受佛教影响后, 佛教绘画不断发展壮大。两晋南北及唐代绘画名家, 如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吴道子、阎立本、王维、韩干等皆以善佛画闻名, 佛画是为当时绘画之主流。

初唐画坛, 阎氏兄弟颇负盛誉。在二阎之中, 阎立本的画艺又要高出一筹。阎立本的艺术地位, 与其善于多方面的吸收前人的经验是分不开的。史载“阎师张 (僧繇) , 青出于蓝。”“阎立本至荆州, 观张僧繇旧迹, 曰:‘定虚得名耳。’明日又往, 曰:‘犹近代佳手。’明日复往, 曰:‘名下无虚士!’坐卧观之, 留宿其下十余日, 不能去。”荆州“三观”, 可以说是这一过程的一个缩影。阎立本以及唐初一代画人在连接南北朝及隋与盛唐中, 具有桥梁作用。这种作用的是一种平缓的推进作用。他们在师古、摹古的前代遗产综合过程走了一条创作之路。

唐代佛教绘画在走向盛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之前, 初唐的创作为它做了两个准备:一是对中国古代绘画及其佛教绘画作了广泛的综合、溶冶, 将传统中优秀的内容作了严肃整理后的传移;二是继续保持了外来艺术的引进, 保持了魏晋迄隋以来佛教绘画创作上的开放特点。这两点准备, 尤其是第一点的完成给盛唐画人的创作奠定了丰厚的传统基础, 使他们能藉此而跃入更高的高度。

开元、天宝年间是盛唐的历史, 唐代佛教绘画也于此步入了它的鼎盛发展阶段。在创作上涌现了大批高造诣的艺术家, 体现了成熟的技巧, 并形成了具有典型时代意义的风格样式, “唐风”式的作品开始形成, 堪称中国佛教绘画创作的一个巅峰。

盛唐吴道子个人的巧思是这盛大发展中的一个典型。吴道子是一位多产而优秀的佛教绘画艺术家。史称其:“凡画人物、佛像、神鬼、禽兽、山水、台殿、草木皆冠绝于世, 国朝第一。”佛像及诸经变画尤为其所擅长, 所成佛画样式, 世称“吴家样”。这种吴风样式, 笔力遒劲而畅快, “画衣裳, 磊落生动。”元人汤:“唐人名手至多, 吴道子笔法超妙, 为百代画圣!”吴道子画风中纵横健拔、高扬揭举的气势, 昭示着盛唐画风的开始。

周肪是中唐时代的大画家, 他的创作活动主要是在中唐时期进行的。他是中国佛画史上“四家样”的殿最人物, 其佛教人物以观音像为代表, 史称“水月观音。”周肪是一位勤于探索, 努力于风格发展的创造型艺术家。据载德宗朝“修章敬寺, 召云:‘卿弟肪善画, 朕欲宣画章敬寺神, 卿特言之’。经数月, 果召之, 肪乃下笔。落笔之际, 都人竞观, 寺抵园门, 贤愚毕至。或有言其妙者, 或有指其瑕者。随意改定, 经月有余, 是非语绝, 无不叹其精妙, 为当时第一。”周肪笔下的女性人物“多富贵”之态, 体现着“以贵为美”的豪华, 是这一阶段佛教绘画风格发展的又一典型。

晚唐近百年的历史是唐王朝日趋没落, 最后走向崩溃的历史。晚唐佛教绘画也基本上相应于这一历史而衰败没落。整个社会趋向崩溃的大势, 迫使这一阶段佛教绘画的创作进入了转变发展期。艺术风格也在佛教世俗化、人间化的总历程中, 走出了“清谨峻秀”和“逸放狂怪”的两种样式。

晚唐著名画家程修对唐代佛教绘画实行批判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指出:“周肪侈伤其峻, 张 (萱) 鲜忝其澹, 尽之乎其为韩 (干) ”, 又说:“吴 (道子) 怪逸玄通, 陈 (拟指陈闳) 象似幽恚, 杨 (庭光) 若痿人强起, 许 (琨) 若市中鬻食。”这段材料出自程修已的墓志, 可能是他晚期的思想。修已少从父命师事周肪, “自贞元之后以画艺进身, 累承恩称旨, 京都一人而已。”但在此后的艺术发展中, 他挑起了批判师说的旗帜。他指出周肪人物画“侈伤其峻”, 张萱人物画“鲜忝其澹”并非是对他们的技巧和外在形式的一般否定, 而是对其豪华趣味“丰腴之风”的风格否定。程修已的这一否定是建立在其“清谨峻秀”审美价值观的基石之上的。他们在唐末政治、经济发展不景气, 战争频仍的环境中要求重新构造新的审美对象, 竖立新的美的典范。这就是去豪华、弃“丰腴”、非“怪逸玄通”的“清谨峻秀”风格。程修已所倡导的“清谨峻秀”风格相对于盛唐时代推崇气格刚健的外拓型美, 是一种趋于工整精细、静穆冷观的内敛型美。这种“内敛”在晚唐特定的历史环境中, 乃具有修身反思的特点。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佛教绘画在不断发展, 大量的艺术家学习传统、师从或者批判前人, 不断创新发展, 从而促进了佛教绘画的传承。

二、佛教艺术之石窟

石窟在艺术构成上是建筑、雕刻、壁画的综合整体。在这一意义上, 石窟与塔是一样的, 矗立蓝天下的塔或是把雕刻和绘画安排放在塔前四围的门楣上, 如山奇大塔;或是雕刻、绘画在塔基和塔身上, 如阿玛瑞塔。而石窟是将雕刻、绘画安排在窟内的所有壁画上, 如龙门石窟和云岗石窟。石窟建筑为雕刻和绘画提供了完全不同于塔的艺术表现空间。石窟的集中开凿, 各种工匠甚多, 祖孙、师徒数代, 收徒、传艺, 促进了中国石窟的发展。

在石窟发展中, 也是佛教艺术发展中, 出现的一种演变:佛像的出现。在佛教艺术上, 对石窟体系最为重要的, 就是石窟壁画。佛像的出现为佛画纷色彩缤纷注入了活力。

在这种佛教艺术的的影响下, 建筑、雕刻和壁画得到长足发展, 推动了开窟造寺、雕像画佛发展, 同时唐朝各个时期的画家带动了绘画的发展, 佛教绘画也随之逐渐不断完善、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费泳:汉唐佛教造像艺术史[M].湖北美术出版社, 2OO9, 9

道教与佛教在中国的现状研究 篇5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论文

题目:道教与佛教在中国的现状研究

专

业:思想政治教育 考生姓名:王静

考生所在单位:邢台市内丘县平安小学 准考证号:055504100170 导师姓名:代俊兰 联系电话：***

完成日期：2013年2月26日

摘要：近年来，国人越来越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的发掘，继承和发扬。但对于现代国人越来越对传统文化的疏远与淡漠来说，传统的文化仍然是难解之谜，尤其是对于博大精深的道教与佛教，更是认识尚浅。今日以笔者之浅显之见，略述道教与佛教之文化教义，以供读者了解传统道教与佛教的冰山一角。

关键词：道教；佛教；道教思想；佛教思想

目录

摘要、关键词„„„„„„„„„„„„„„„„„„„„„„„„（2）

一、道教和佛教的起源和发展„„„„„„„„„„„„„„„„„（4）

（一）道教的起源、演变和发展„„„„„„„„„„„„„„„„（4）

（二）佛教的起源、演变和发展„„„„„„„„„„„„„„„„（7）

（三）道教与佛教在我国的发展现状„„„„„„„„„„„„„„（9）

二、道教和佛教的差异和联系„„„„„„„„„„„„„„„„„（10）

（一）道教文化及思想„„„„„„„„„„„„„„„„„„„„（10）

（二）佛教文化及思想„„„„„„„„„„„„„„„„„„„„（11）

（三）道教和佛教的差异„„„„„„„„„„„„„„„„„„„（12）

1、生死观上的差异„„„„„„„„„„„„„„„„„„„„„（12）

2、生命观上的差异„„„„„„„„„„„„„„„„„„„„„（12）

3、修炼目的上的差异„„„„„„„„„„„„„„„„„„„„（12）

（四）道教和佛教的联系„„„„„„„„„„„„„„„„„„„（13）

1、最终目的相同„„„„„„„„„„„„„„„„„„„„„„（13）

2、行为准则相似„„„„„„„„„„„„„„„„„„„„„„（13）

3、社会功能一致„„„„„„„„„„„„„„„„„„„„„„（13）

4、现实作用一样„„„„„„„„„„„„„„„„„„„„„„（13）

三、道教和佛教对我国社会促进作用„„„„„„„„„„„„„„（13）

（一）道教和佛教在我国的社会地位„„„„„„„„„„„„„„（13）

1、国际的关注„„„„„„„„„„„„„„„„„„„„„„„（14）

2、各宗教参政意识进一步增强„„„„„„„„„„„„„„„„（14）

（二）道教和佛教的社会功能„„„„„„„„„„„„„„„„（10）

1、佛教和道教对于现代文化的促进„„„„„„„„„„„„„（10）

2、对于社会稳定的促进作用„„„„„„„„„„„„„„„„（10）结束语„„„„„„„„„„„„„„„„„„„„„„„„„„（10）参考文献„„„„„„„„„„„„„„„„„„„„„„„„„（10）

道教与佛教在中国的现状研究

王 静

一、道教与佛教的起源与发展

本章首先对于道教与佛教的起源进行初步的探索和分析，以便为后期的展开阐述做好铺垫和基础。

（一）、道教的起源、演变和发展

道教，起源于战国、秦汉间的神仙方术，沿袭方仙道、黄老道一些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而逐渐形成。洛阳是东汉的都城，也是道教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

道教发展初期，东汉宫廷盛行黄老之学，而实际上主要是老学。东汉明帝时，朝廷崇信黄老者更多。黄老学说的神秘化，使黄帝、老子进一步神化。在上层社会中得到普遍信仰，已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由此逐步形成早期道教——黄老道。

黄老道在河洛地区产生后，逐渐发展为两支，出现了“五斗米道”和“太平道”。

“五斗米道”为汉顺帝时沛国人张道陵在蜀郡鹤鸣山所创。该教奉老子为教主，号称太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即《道德经》为经典，因信奉者要出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张道陵死后，其子张衡继传其道。张衡死后，其子张鲁在巴郡、汉中传五斗米道，建立政教合一的统治近30年。道教养生术的三大流派导引、房中、服食形成传世，对道教重生、贵生、乐生、太生、养生之学起到开源通流的作用。太平道为汉灵帝时（168～189年），巨鹿人张角所创。该教是信奉《太平清领书》的一个道派。巨鹿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蓄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因唐同上书告密，马元义被捕，车裂于洛阳。由此可见太平道在京师洛阳的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黄巾军被镇压后，太平道解体，余下的信徒汇入五斗米道中。

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五斗米道张鲁投降曹操，其全家被迫徙居邺城，大批信徒随迁豫北。因张鲁显贵，而使五斗米道得以顺利传播。

西晋建都洛阳后对道教的防范放松，道教徒又开始公开活动。武帝时（265～290年），河南境内建道观200多所。著名道士王浮在洛阳宣传道教，并作《老子化胡经》，称老子西出流沙，化为佛，释迦即老子的化身，以此说明道先佛后。

北魏明元帝时（409～423年），嵩山五斗米道徒寇谦之改革五斗米道，创立“新天师道”（后人称北天师道）。《魏书•释老志》载：谦之于神瑞二年（415年）十月从太上老君得《云中音诵新科之诫》20卷，令他改除三张（张道陵、张衡、张鲁）租米钱税制度及男女合气之术。他利用北魏太武帝（424～451年）对道教的崇拜，排斥佛教，改革天师道（五斗米道），制定乐章诵戒新法。

隋唐时，道教发展达鼎盛时期。隋炀帝于大业元年（605年）建都洛阳，虽然对道佛均崇，但诏令道先佛后。唐时，唐高祖曾下诏宣布道教为首，儒学为次，佛教第三，并自称老子后裔，大崇道教。北宋建都汴京，以洛阳为西京。宋太祖、太宗祖籍洛阳，因崇信道教，太宗将洛阳故宅改为“洞真观”，设女冠主持；在汴京仿建唐代洛阳的“上清宫”拟建宫观。著名道教学者朗然子、刘希岳在洛阳南郊栖露宫传道，有《悟真诗》30首传世，为内功修炼经验的总结。

金元时期，河洛一带先后流传的道教为“正一道”、“太一道”和“真大道”，后陕西王重阳（王喆）所创全真道在河洛兴起，上述三教均不再传。

王重阳所传七弟子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邱长春、王处

一、郝大通、孙不二又各传一派。谭处端，号长真，于金大定十四年（1174年）赴洛水南朝元宫传道，创南无派，著有《水云集》。

明代嘉靖皇帝崇信道教，在洛阳的伊王朱典櫍，仰体圣上崇道之意，也大力推崇道教，修建道观。尽管如此，由于明初朱元璋对道教采取抑制政策，因而基本没有大的发展。

清代统治者偏重佛教，曾宣布佛教为国教，所以禁止道教传播。虽在民间活动较盛，但道观及活动规模都很小。洛阳吕祖庙为清康熙年间创建，其规模远不能与唐宋洛阳上清宫相比。

民国时期，曾宣布废除道教，但民间仍有道教信仰活动。冯玉祥驻洛，倡导打神办学，很多道观多被用来办学，庙产亦被充公。到建国前夕，道教在洛阳几乎泯灭。

1958年，人民政府实行宗教制度改革，原道教重点活动场所的职业人员和宗教活动相对集中，以便于管理。洛阳保留了上清宫、吕祖庙等道教活动场所。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与其他各教 一样，道教活动全部停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事务部门恢复工作，对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不适做法进行纠正，平反了冤案，退还庙宇财产，安置道教职业人员，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道教活动逐渐走向正常。1983年，河南省“道教学习小组”成立，洛阳上清宫道长师维新任组长。经过协商筹备，洛阳开放上清宫、吕祖庙为道教活动场所。1990年洛阳有道教信徒9700人，其中居士83人，乾道8人，坤道3人。

（二）、佛教的起源、演变和发展

佛教是由古印度乔达摩•悉达多于公元前6世纪创立，其本人被尊称为“释迦牟尼”（意即释迦族的圣人）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最早安定于西汉河南白马寺，两晋南北朝时得到发展（“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宋达到鼎盛，明清时佛教在西藏盛行，臧传佛教成为中国佛教的一朵奇葩。最初，佛教仅流传在上层统治者中间。中国人初以黄老方术视之，信奉的不多，更无汉人出家为僧。其后佛教经典大量翻译出来，影响渐渐扩大。汉末黄巾起义被镇压后，中国陷入三国鼎立，中经西晋暂短的统一，又陷入“五胡十六国”的大动荡中，战乱遍地，民不聊生，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当时崛起的魏晋玄学又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适宜的学术背景。佛教便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俱舍、成实、涅槃、摄论、地论、三论等学派。隋唐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支持，佛教的寺院经济空前壮大，僧侣们便采取世俗地主宗法制度的传统方式，使中国佛教出现律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密宗、净土宗等在佛教理论及寺院经济方面都相对独立的宗派，盛极一时。唐末农民战争摧毁了许多地方的寺院经济，故宋以后各宗派逐渐衰落，仅中国化的禅宗、净土宗继续维持持久的影响。

佛教创立后，在印度几经演变。佛陀及其直传弟子所宣扬的佛教，称为根本佛教。佛陀逝世后，弟子们奉行四谛、八正道等基本教义，在教团生活中维持着他在世时的施设和惯例。由于佛陀生前在世时于不同场合对不同的对象有着不同的说法，弟子们对此便产生不同的理解。约在佛灭后100年，佛教分裂为上座部、大众部两大派，称根本二部。此后100余年间续有分裂，先后分成十八部或二十部，称枝末部派。关于部派分裂的次第、年代、名称、地区均有不同的说法。当时佛教传播的范围，北至喜马拉雅山麓，南至基斯那特河（克里希那河）。一般认为由上座部直接分出的最大一部是说一切有部。

公历纪元前后，在佛教徒中流行着对佛塔的崇拜，从而形成了大乘最初的教团——菩萨众。佛陀逝世后约500年，大乘中观派兴起。同时，小乘佛教中的说一切有部、经量部等，仍继续发展。佛陀逝世后约900年，瑜伽行派兴起。此派奠基人是无著和世亲。无著原是说一切有部僧人，因对说一切有部教理感到不足，而阐发大乘教义。7世纪以后，印度密教开始流行，到8世纪以后，与印度教相接近。波罗王朝在那烂陀寺以外另建超戒寺，作为研习和宣传密教的中心；9世纪后，密教更盛，相继形成金刚乘、俱生乘和时轮乘。11世纪起，伊斯兰教的势力逐渐进入东印度各地，到13世纪初，超戒寺等许多重要寺院被毁，僧徒星散，佛教终于在南亚次大陆消失。

（三）、道教与佛教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中国是个多宗教的国家。中国宗教徒信奉的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多人，宗教活动场所8.5万余处，宗教教职人员约30万人，宗教团体3000多个。宗教团体还办有培养宗教教职人员的宗教院校74所。

在中国，全国性的宗教团体有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等。各宗教团体按照各自的章程选举、产生领导人和领导机构。

佛教历史及中国佛教的主要派别——佛教在中国已有二千年历史。现在中国有佛教寺院1.3万余座，出家僧尼约20万人，其中藏语系佛教的喇嘛、尼姑约12万人，**1700余人，寺院3000余座；巴利语系佛教的比丘、长老近万人，寺院1600余座。

中国道教历史及其主要派别——道教发源于中国，已有1700多年历史。中国现有道教宫观1500余座，乾道、坤道2.5万余人。

伊斯兰教历史及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伊斯兰教于公元七世纪传入中国。伊斯兰教为中国回、维吾尔等10个少数民族中的群众信仰。有2000多万人信奉伊斯兰教，现有清真寺３万余座，伊玛目、阿訇４万余人。

天主教历史及中国天主教的历史——天主教自公元七世纪起几度传入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后大规模传入。中国现有天主教徒约 500万人，教职人员约4000人，教堂、会所4600余座。

基督教历史及中国基督教的历史——基督教(新教)于公元十九世纪初传入中国，并在鸦片战争后大规模传入。中国现有基督徒约1000万人，教牧传道人员1.8万余人，教堂1.2万余座，简易活动场所（聚会点）2.5万余处。

二、道教和佛教的差异和联系

（一）、道教文化及思想

无为而治是道家的基本思想，也是其修行的基本方法。无为而治的思想首先是由老子提出来的。老子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道化生的，而且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也遵循道的规律。那么道的规律又是什么呢？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可见，道的最根本规律就是自然，即自然而然、本然。既然道以自然为本，那么对待事物就应该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让事物按照自身的必然性自由发展，使其处于符合道的自然状态，不对它横加干涉，不以有为去影响事物的自然进程。也只有这样，事物才能正常存在，健康发展。所以在道家看来，为人处事，修心炼性，都应以自然无为为本，避免有为妄作。老子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德经•二章》)“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有为，而有以为。”(《道德经•三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四十八章》)严君平亦谓：“有为之为有废无功；无为之为成遂无穷„„览天地之变动，观万物之自然，以睹有为乱之首也，无为治之无也。”(《道德真经指归 •卷八》)总之，根据道家的观点，在自然无为的状态下，事物就能按照自身的规律顺利发展，人身、社会亦是如此。如果人为干涉事物的发展进程，按照某种主观愿望去干预或改变事物的自然状态，其结果只会是揠苗助长，自取其败，因此，明智的人应该采取无为之道来养生治世，也只有如此，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二）、佛教文化及思想

世尊他老人家在世的时间是三转法论，核心根本上来说就是指向真如，不过因为众生根器不一样，他大慈大悲，分别宣说，佛以一音演佛法，众生随类各得解。

一转阿含部，主要讲四谛，苦，集，灭，道，所谓苦，就是认识到物质，感受，思想，行为，意识都会导致苦，为什么？因为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啊，都是无常变化的，今宵绿帐卧鸳鸯，明朝孤坟话凄凉！那怎么样才能够摆脱这样的宿命？就是涅盘（达到不生不死的本有状态称为灭）那怎么样达到涅盘，三十七菩提道品包括八正道，七觉支，四正勤等具体的学习和实行。

二转中观，主要是讲一切存在的都是假有的，没有个什么独立的，永恒的本性存在，都是因缘和合，存在的都是条件的满足而施设的，强说本性，本性施设为“空性”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三转唯识，也是最了义的，为什么说最了义，因为他是在一切处，一切人，一切时间都成立的，那就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如来藏。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依，由此有诸趣，即涅槃证得。

（三）、道教和佛教的差异

1、生死观上的差异。——佛家讲“超世”，道家讲“入世”。生与死是人身的主要问题，也是任何宗教的视图阐释明白的课题。佛教以现实为苦海，主张脱离，主张超世。“佛祖”主张无生，认为现实对于人们都是苦海。面对现实，人们无能为力，所以要忍受和超脱——“超世”。

2、生命观上的差异。——佛教言“色空”，道教讲“由我” 佛教讲究四大皆空，宣扬无欲无求。道教则讲究随性而为，道法自然。佛教认为一切都是虚幻的，“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这是佛教的重要思想。

而道教与佛教对于生命的看法完全不同，道教对于生命的看法是客观的，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对人生和生命的看法是肯定和积极的。道教基于“我命由我”、“重道贵生”这些重视生命，珍惜生命的观点，强调生命把我在自己手中。“重道”是为了“贵生”，即重视生命，珍爱生命，从而在有生之年更好的去生活。

3、修炼目的上的差异。——佛教重“心理”，道教重“生理” 佛教讲究对内求真，从而达到对外求善的目的。佛教几乎所有理念都在谈“心”，佛教从心的角度概括万物一切，并对人的行为进行了根本性的阐述。道教则追求养生和羽化成仙，道教认为人的生命有元气构成，肉体是精神的载体和寄托，只有长生必死，才能达到精神的长存。

总体而言，正式由于道教和佛教的根本追求不同，从而决定了二 者在各个层面的差异。

（四）、道教和佛教的联系

1、最终目的相同：佛教讲究通过修行超度成佛，道教讲究养生修炼，羽化成仙。

2、行为准则相似：都是劝善的：劝人积德行善，达到人们所追求的一种修为。

3、社会功能一致：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在古代，每个王朝都会推出自己的护家神灵，为自己的江山巩固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君权与神权的高度统一达到政治的目的

4、现实作用一样：都是老百姓的心灵寄托：在黑暗的统治阶级的压迫下，老百姓通过这种信仰，对未来抱着希望，而达官贵人更希望神灵保佑他们飞黄腾达。

三、道教和佛教对我国社会促进作用

（一）、道教和佛教在现代社会的地位

1、国际的关注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佛教与道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发展，一些重大国际宗教活动相继举行。其中，1997年5月，美国著名基督教布道家包乐在港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布道大会，在香港掀起了不大不小的宗教热。1997年11月，国际佛光协会世界会员大会也在港召开，将世界各国的注意力再次吸引到香港，宗教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

2、各宗教参政意识进一步增强 关心社会，广泛参与社会事务和政治活动，是近年来各宗教的一个共同趋向。随着世界文化的大融合，各宗教参政意识进一步增强。2004年香港地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香港佛教联合会常务董事、宝莲禅寺释智慧法师报名参选选举委员会的选举，并成功当选，进一步引发了各宗教对政治问题的关注。围绕政治选举选举，各宗教由于原则立场的差别，出现政治分野。道教和佛教中的一些人士公开表态，支持我国的各派别参政议政的权利。

（二）、道教和佛教的社会功能

1、佛教和道教对于现代文化的促进

关于道教和佛教，最主要的意义就在于对于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正是对道教和佛教文化的融合和包容，使我们的民族文化充满活力，也给我们提供了与世界其他各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形态互相交流与学习的经验，这种经验，会让我们在与外来文化的对话中充满自信。

2、对于社会稳定的促进作用

道教和佛教的社会功能是一致的，可以说都是为政治服务的。纵观所有教派的发展，都离不开政治的作用。归根结底，正式因为道教和佛教都具有维护社会稳定，安抚百姓情绪的作用。这也正式符合了执政者的利益要求。尤其是现在社会讲究和谐发展，在这点上，人民思想的和谐是根本，而道教和佛教正式在思想上为政治提供的工具和支持。结束语

正是由于道教和佛教在我国历史发展中的渊源与发展，从古至今，二者兴衰起伏，一直延续至今，经久不衰。无论在文化方面，还是政治方面，佛教和道教都有它不可磨灭的功绩。正是基于以上的意义，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做个简单的梳理和介绍，期冀能对传统文化继承贡献一点微薄之力，更希望能使部分读者从中受益。感谢所有为道教和佛教发展研究作出杰出贡献的前辈，为本论文的完成做出理论指导和支持，才使本文得以顺利完成。也感谢志同道合的有识之士的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使得本文更加完善。希望本文对于其他相关研究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希望道教和佛教文化在我国能有长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庄周、李耳.老子 庄子.华文出版社.2009.9 [2]星汉.佛教大百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11 [3]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中国人民出版社.2009 [4]李耳.道德经.中国教育出版社.2001 [5]中国宗教学术网.http://iwr.cass.cn/zjxqk/zhongguodaojiao/201203/t20120326_10158.htm.中国道教

[6]道教文化资料库.http://gb.taoism.org.hk/index.htm.刘仲宇.道教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