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汉语外来词研究

佛教与汉语外来词研究（通用7篇）

佛教与汉语外来词研究 篇1

1. 外来建筑中的“借壳”现象

建筑作为类型被引入中国的有很多,博物馆1、佛教寺院、教堂、火车站、体育馆等等,这些建筑伴随着外部文化的渗透而逐渐在中国生根。这些建筑类型主要分两类:一类是文化性的,如博物馆、教堂;另一类是功能性的,如火车站、体育场。其中,功能性的建筑多以原型为蓝本,在中国进行了相对直接的引入。而文化性的建筑类型,大多在中国经历了“借壳”阶段,然后又走上了不同的本土化方向。

那么什么是“借壳”呢?所谓的“借壳”在本文中指的是,原有建筑类型借用其他建筑类型的建筑实体和空间,来实现本身建筑功能的现象。佛教寺院中所经历的“舍宅为寺”以及如今的故宫博物院,都是“借壳”现象的实例。那么为何文化类建筑会有这一现象呢?下面,本文从博物馆和佛教寺院这两种建筑类型来入手,谈谈这一现象发生的根由。

2. 博物馆的引入和本土化

首先从博物馆开始分析。从词源学来讲,“MUSEUM”这一英文单词起源于希腊的缪斯神庙(MEUSIN),一百年前,中国才通过日本对该词所译的“博物”与“馆”连在一起,指代来自西方的这种新鲜事物。2西方现代博物馆的发展与资产阶级的壮大有着直接关系。很多社会学家都对博物馆的诞生做出了深刻的文化探究,形成了博物馆是资产阶级对平民大众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劝诫和规范的工具,以及他们用于展示权力和宣扬社会地位合法性的工具。罗宾·伊凡斯(Robin Evans)和赫尔穆特·塞令(Helmut Seling)等人的研究(1982)证实了,博物馆和监狱建筑的发展存在着逆反对称,随着监狱建筑功能的逐渐封闭,3博物馆建筑则逐渐开放,代替了监狱实现权力展示与行为劝诫的功能。4这种解释似乎听起来很让人压抑。如果拿卢浮宫和大英博物馆对市民开放来讲的话,至少它们代表了社会的进步,宣示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自由”。

中国近代,敲开中国大门大的不仅是西方的坚船利炮,更是西方的文化。中国最早的现代博物馆有西方传教士引入。其中由法国神甫韩伯禄在上海开始筹建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徐家汇博物院和上海震旦博物院的前身,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博物馆。当时西方各国几乎都在中国开设了博物馆,其中夹杂着披了博物馆外衣实质上搜罗中国物产资源的冒牌货。该博物馆最初也很难称得上是建筑,只是寄居在教堂旁,但也算行使着博物馆的功能,直到搬入震旦大学,才算有了栖身之所。最早由中国人开办的博物馆是南通博物苑,由清末民初著名的爱国人士张謇先生一手创建。其中的建筑风格亦中亦西,表现了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不舍和西学的不懈努力。这时的博物馆在中国仍处于雏形阶段。博物馆建筑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在国人眼里并不确切。

博物馆在中国真正得到一次大规模的发展是在辛亥革命以后。在北京,出现了一大批当时的民国政府开设的博物馆。随着五门被设为北平古物陈列所,国子监被设为北平历史博物馆,中南海中筹办起北平研究院博物馆,我国自此有了国立博物馆。上述博物馆的共同特征就是借用前清遗留下来的建筑,废止原有建筑功能,将藏品搬入,行驶博物馆的建筑功能,这就是博物馆中的“借壳”现象。

前文说过,萌芽阶段的博物馆形式各异,或者说建筑形式并不是人们关注的问题,那么到了民国时期,都以传统建筑作为博物馆,是否当时认定了博物馆应该是传统建筑的形式呢?这点是值得怀疑的,同一时期创办的北京铁道学院的交通博物馆,选址于北京府又街,是一座新建的博物馆。该建筑的形式采用了三角山花、柱式、线脚等元素,是相对纯粹的西方建筑形式。所以并不能认定传统建筑形式是民国时期当政者认为博物馆本应的样子。从民族资产阶级的西学思想源头来猜测,用西式建筑来诠释博物馆可能是更合适的选择。那么,当时的诸多博物馆又为什么要“借壳”呢?主要的原因有一下两个方面:其一,辛亥革命后,国内各种势力对革命的果实垂涎欲滴,民国政府还要投入大量精力安定国家,手中的财力和资源匮乏,无力大规模兴建大量新的博物馆。其二。前清后人多次转移故宫中的文物珍品,文化遗产的安全成为巨大问题,时间上不允许再拖延,必须马上成立相关的机构对其进行整理和收编。在这两个客观因素的作用下,博物馆的“借壳”也就成为不得已的必须。当然,从当时西学的角度,卢浮宫、东宫等开放的皇家建筑也是故宫设立博物馆的蓝本。实质上故宫和它们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拿卢浮宫来说,其开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早在18世纪50年代,法国民众就开始呼吁开放卢浮宫,甚至在法国百科全书中“卢浮宫”的词条里还加上了“应该开放”的注释。直至1793年,卢浮宫才真正对外开放。足可见,卢浮宫的开放是法国政府和公众的最终选择,而故宫则是有巨大限制因素的选择。当时很多“借壳”的博物馆最终又选址另建,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无奈。

如果说,“借壳”是博物馆建筑真正开始本土化的第一步。那么后来的发展则颇具周折。当然,建筑学科也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博物馆建筑的形式探讨被包容在更大的建筑思想争论之中。后来的南京博物院是在上述故宫成立时的限制条件消失以后建成的。新中国成立以后,苏联建筑形式也被大量用于博物馆建筑当中。改革开放前,许多地方的地质博物馆又开始运用传统建筑形式。而当今,博物馆建筑形式的发展可谓多种多样,发展的脚步已经赶上了西方国家,其中仍有对西方建筑思潮的追随,但也可以看到很多致力于发展中国建筑文化的建筑师在开辟新的中国博物馆建筑的发展道路。有些建筑师在将传统建筑的风味带到现代的社会环境中,苏州博物馆就是其中的成功案例;也有些建筑师正在努力将传统文化中的审美理想以与时代相契合的语言呈现出来,浙江美术馆无疑在这方面开辟了天地。虽然博物馆发展的前景依然不清晰,但也能够朦朦胧胧地看到中国存在一条独立于西方国家的发展路径。

3. 佛教寺院的引入和本土化

接下来讨论佛教的寺院。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发源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之间的古印度,是当时的迦毗罗卫国王子所创。西汉末年开始传入我国,但真正受到官方重视是在东汉时期,也正是因为皇帝的关注,所以在我国大范围地流行起来。明帝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当他们将天竺高僧请回洛阳时,将其暂时安置在接待外国来使的鸿胪寺。第二年,又另建一处住所,保留了对原有接待外来宾客建筑的称呼——“寺”,这原是政府机构的一个部门,后来转为佛教的宗教空间的用语,也体现出了文化融合的特征。

佛教的空间格局是其中特定的宗教行为模式所决定的。这一模式,在中国通过“舍宅为寺”这一特殊的“借壳”现象,完成了佛教建筑本土化的蜕变,而这种蜕变竟然直至今日依然未改。甚至还影响了佛教徒本身宗教行为的变化,使得佛教也进一步被中国传统文化所涵化。

根据《魏书》中的一段记载:“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阁,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7从这段记栽来看,当时的白马寺应该是参照印度佛教建筑的基本形制,以佛塔为中心,组织整个寺庙建筑的平面关系。塔,在印度梵文中为“STUPA”,汉语译文为“窣堵坡”,也有译为“塔婆”、“浮屠”、“招提”等,简称为“塔”。窣堵坡最早是由土石堆成的圆丘状坟墓,其原型借鉴了印度北部先民竹编抹泥的半球形房舍。因传佛祖释迦摩尼的舍利被8个郡王分别取回造塔供奉。因此,塔就是印度佛教早期的崇拜物。信徒们也是围绕着塔进行各种宗教活动。8那么塔就是信徒们行为的组织点,寺院以塔为中心组织空间也就显得顺理成章。

那么,中国的寺院如今为何成为层层递进的院落式空间呢?这种转变的触发点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舍宅为寺”现象。历史发展到这一时期,佛教在我国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影响,佛教的信徒也越来越多,范围也含纳了从黎民百姓到王公贵族的广大人群。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一些有财力的佛教徒,特别是那些王宫贵胄,为了弘扬佛教,将自己的府宅捐赠出来用作供养僧人的寺院。这种寺院布置的方式往往是“以前厅作为大殿,以后堂作为讲堂”,这种方式可以说与原来的以佛塔为中心的布置方式截然不同,空间的划分上自原来的中心向外辐射型转变为层层过渡型。这种空间类型无疑与我国的传统建筑空间类型非常相似,人们更能也更愿意适应这种形式的空间。

而事实上,如果使得新的行为模式以及建筑形式固定下来发展至今,一个单一的事件很难促成这种变化。其背后有如下两个真正原因。

首先一点,行为要有与之相匹配的空间才能有效地展开。佛殿为主轴的寺院要比佛塔为中心的寺院更符合中国的地里气候条件。印度位于热带季风气候区域,常年处于温度高、湿度大的气候中,四季温差变化不大,而中国的中原地区位于温带的大陆性气候区域内,四季温差较大,冬季室外温度很低。印度的气候条件适于在室外进行常年的宗教活动。他们的寺庙是以点状要素来组织周围的宗教空间,这种空间限制同纪念碑的性质一样,只提供心理上的向心型限制,并不提供实质的围和空间、限定物和遮蔽物。所以这是在热带的气候条件下产生出的一种宗教行为模式。这种宗教行为模式进入到中国以后,与本土的气候条件发生了矛盾。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处在大陆性季风气候的影响之中,冬季寒冷,夏季酷热,一年中有这么长的时间不适于在室外长期停留的话,原有的宗教行为模式势必会受到影响。因此就会根据新的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逐渐将佛事活动移至室内举行,这样就避开了气候对于宗教活动的影响。也是由于这种原因,塔的核心地为由于没有了宗教活动的支持而逐渐被消解了。

另外一点,再从佛教的崇拜对象上来分析。起初,佛教信徒崇拜的对象是存有释迦摩尼舍利的佛塔,但由于宗教的发展和佛塔的损毁等原因,佛像也作为另一个重要的崇拜物开始接受佛教徒的礼拜。而佛像是可以放置于室内加以保护的崇拜物,佛像自印度引进到中国,也客观上为只以塔为中心的佛教礼拜行为带来了变化的可能。一方面,塑像的尺度可以控制,适用于不同尺度的庙堂,为将其设于室内带来了方便。另一方面,由于塑像是具有明显朝向性的,这一点与塔不同,也为室内宗教活动的安排带来了方便。由于室内空间受建筑体量的限制,不可能太大,具有主要的朝向可以使塑像摆放的位置居于室内空间的一边,将塑像的正面空间扩大,可以在有限的空间内更容易组织有效地宗教活动,佛事活动所需的各种物品和器具也可以集中摆放于佛像正面一侧。由此可见,新崇拜物的发展也为佛教建筑的室内化与中国化提供了必要条件。

通过这两点,我们可以看到“借壳”以后,佛教寺院在中国的成功本土化并不是偶然。这也应了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表达的观点,创造与气候、物产及人的行为习惯关系是非常紧密的。11

4.“借壳”现象的文化阐释

文化类建筑在传到中国后,其发生的“借壳”现象,在对文化的相关理论研究中能够找到支持的观点。文化似乎是一个包容一切的命题,对其展开分析我们也只能拿出其中的一个细枝末节进行探讨。我们知道,文化学者将文化分为不同的层次进行研究。其中有一种分发,将文化由内而外分为四个层次,他们依次是观念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这四个层次的文化越靠内层越稳固,越靠外层越容易变化。单一层面的变化又会次第影响文化的其他层面,这就是文化的一种基本结构。文化类建筑似乎包含了上述各个层面的要素。比如建筑的材料、形式等与表层的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相关,建筑的功能可能与行为层面相关,建筑的精神象征和空间象征与观念层面相关。

文化建筑的引入,可谓是将外部文化的蓝本整体拿到中国。外层的材料、形式等元素受到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逐渐开始产生变化,也就是文化蓝本的外部开始松动,也就是说,内容与精神核心不变的情况下,作为建筑形式和材料等文化的外层先出现松动,是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现象。

所以,博物馆建筑进入中国后,产生各种各样的形式,也是这种松动效果造成的。而佛教建筑略有不同,起初倒是原本参照了印度的蓝本进行了复制。这种不同的原因来自文化渗透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差别。近代西方文化的进入,是一种被动情况,文化本体产生的反抗较激烈,对进入的文化蓝本影响较大,容易使其产生变化。而佛教是中国主动引入的文化蓝本,本土文化对起初对其并不抗拒,所以保存较完整。

“借壳”就是这种外部松动的最终结果,此时已经达到了内外层不统一的阶段,这个发展点是文化外层变化由量变到质变的阀值。接下来,就会影响到文化的内层。拿佛教建筑来讲,新的建筑形式产生了新的行为模式,也就是文化的行为层面产生了变化。当印度教苦行僧式的修行变成庙堂内安逸礼佛行为时,这种难度降低的现象造就了中国大众对佛教的认可,也造就了有中国特色的“临时抱佛脚”的事实。最终在中国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佛教,那么文化的观念层面发生了变化,也就真正完成了佛教的本土化。

相比之下,博物馆建筑的“借壳”并不是完全自然发展的结果,依然是被动的原因,文化渗透还没有达到相应的程度,显而易见,在重群体关系的传统建筑中布置博物馆功能并不具有太好的兼容性,虽然会产生全新的博物馆游览模式,但是就像“舍宅为寺”背后有真正的变迁动因一样,如果没有更深刻的与行为模式相匹配的要素存在,这种变化最终不会被固化下来,成为长期存在的新范本。因此中国的博物馆建筑并没有因为这次“借壳”而真正本土化,于是新的影响因素到来,建筑的形式、材料等文化的外层要素又开始变动,形成如今的多元化发展,循着这个发展路径,当有与中国骨子里相契合的外部文化要素出现时,行为和观念层面的要素才会产生变化,博物馆建筑的本土化才真正充分完成。

最后再说一下功能性的建筑为何少见“借壳”现象。火车站、体育馆等建筑也非原发自中国,其引进并非代表了文化的整体层面。因其只涉及到行为以外的层面,所以其最核心的层面也就是发生在建筑内的行为。这种行为实质上就是建筑的功能,这种大规模单体类的建筑组织逻辑,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找不到“借用”目标,所以没有相应的“借壳”现象发生在功能类的建筑舶来品中。

参考文献

[1].本文中的博物馆特指现代博物馆,即开放对象是广大公众、有展示、收藏、研究、教育等功能的建筑,对于中国古代不向公众开放的藏宝阁、皇家苑囿等是否是博物馆建筑尚存争论,不作为本文讨论对象。本文参考的基本观点来自:吕济民,中国博物馆史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1。

[2].对“博物馆”一词源头的论述详见:刘宝明,当代北京博物馆史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9:2.

[3].监狱的开放时代指,起初以公开行刑的方式一方面为公众行为规范来惩罚反例,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众茶余饭后乐于参与的观看活动。

[4].关于博物馆诞生的文化研究请详见:[英]托尼·本尼特著,王杰、强东红等译,本尼特:文化与社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2

[5].图片来源:刘宝明,当代北京博物馆史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9:8

[6].图片来源:刘宝明,当代北京博物馆史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9:9

[7].杨玲,谈佛寺建筑类型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沈阳大学学报,2003.6:66

[8].申平,佛塔形态演变的文化学意义,沈阳工学院学报,2001.6:59

[9].图片来源:曹如姬,山西五台山寺庙建筑布局及空间组织,[硕士学位论文],太原理工大学,2005:26

[10].图片来源:曹如姬,山西五台山寺庙建筑布局及空间组织,[硕士学位论文],太原理工大学,2005:28

[11].[法]H·丹纳著,张伟译,艺术哲学,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8

俄汉语外来词的对比研究 篇2

一、俄汉外来词的特点

(一)俄语外来词的特点

1. 音译词所占比例较大

作为表音文字、字母语言,俄语外来词采用音译的译借方式相比汉语具有很大的优势,并且俄罗斯人喜欢接受新鲜、刺激的新事物,他们从不认为直接借用其他国家语言会影响俄语在本国人心中的地位。对于那些可以直接为他们服务的新鲜词语,他们大都是直接、直观的进行音译。

2.俄语外来词吸收总数大、领域广、词性丰富

俄罗斯在吸收外来词方面,首先具有良好的自然地理优势 ;其次,从古至今,俄罗斯人热情奔放、敢于大胆尝试, 他们在对待“外来词”的态度十分开放积极 ;再次,俄语在外来词方面早就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吸收外来词的领域始终很广泛,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艺术、哲学等。作为字母语言,俄语在吸收外来词时具有先天的便利性,在译借的过程中去掉了意译的繁琐。所以反应在词性上看,俄语外来词除了吸收大量的名词,还吸收了大量形容词、副词、动词等其他词性的外来词语。

(二)汉语外来词的特点

1. 意译词所占比例较大

汉语是表意文字,在吸收外来词语的过程中,即使该词音义都借自外族语,语音、语法上也得服从汉民族语言特有的发音特点、结构规则,如果是本族语言系统中是在没有的音,也会找一个和它发音差不多的音去替代它。

2.外来词引进数量逐年递增,领域逐年扩展

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文化心理、政治外交等因素的阻碍与影响,对外来词的吸收引进的数量有限、范围狭窄。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化教育的创新, 汉语词汇系统在引进外来词语方面有很大改善。

3.字母形外来词大量涌现

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字母词开始被大量引入,现在字母词已经被广泛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4.汉语外来词词性比较单一

汉族人在文化心理上就有一定的优越性,导致在学习外国文化或新事物方面有相当的局限性。词语词性单一,主要集中于名词,尽管外来词的领域越来越广泛,但是动词、副词、 形容词等其他词性的汉语外来词的引进量仍然少之又少。

二、俄汉外来词数量差异的原因

外来词语引进的多少与一个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开放程度有密切的关系。国家政策开放、人民思想开明,与其他民族交往频繁,那么思想观念、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哲学教育都会通过各种途径传播,从而共同进步。那么在语言接触上就会出现较多的互相渗透和吸收。俄语外来词在数量上远远多于汉语外来词,原因主要与以下几点 :

(一)地理环境因素

任何民族文化的产生与发展,都和塔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中国位于亚洲大陆东部,地域辽阔,必然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这既有助于中华文化的绵延长存,同时又造成了中华文化的封闭自守。

俄罗斯位于欧洲东部、亚洲北部,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受欧亚两洲文化影响。因此在外来词的引进途径上比中国更为广泛。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只有短暂的历史文化,却在外来词数量上比汉语吸收引进的更多的客观原因之一。

(二)语言属性因素

汉语是表意文字,俄语是表音文字。中国人对字母类语言文字的构词形式和语音拼读方面不具有便利条件,因此表音文字很难被中国文化吸收。

然后在吸收外来词方面俄语有许多天然的优势,它可吸收同属斯拉夫语系中的其他语言,又可借用英语、拉丁语等印欧语系中的词语。

(三)文化类型因素

中华文明是汉民族在悠久历史发展中的伟大智慧结晶, 几千年以来,中华文明惠及了各朝各代的炎黄子孙,并深深地影响了西方历史文化的方向和进程。

俄罗斯文化与希腊和罗马文化的起源相同,因此传承并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文化语言。

(四)心理因素

中国人习惯于使用本族语固有的构词形式对外来词进行适当改变,俄罗斯人对此的观点则与中国人相反,他们大多直接采用音译的方式,用俄语字母转写外来词,在发音上却与外来词保持高度一致。有时甚至不做任何形式的改变直接对其原音进行转译。

总结:

佛教与汉语外来词研究 篇3

关键词：借词,日语借词,英语外来词,语言欧化

1 文章综述

1.1 研究背景

语言的发展从来就不独立存在于语言本身,语言的交流总是与一定时期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相交融。借词,作为文化交流强有力的证据,在一个民族语言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同于大多数语言中的直接借词,现代汉语在其发展过程中,大量引入了日语借词,而这些日语借词又是翻译英语的结果。也就是说,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汉语通过日语引入了大量英语外来词,从而努力实现语言的欧化、现代化。不容置否,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语言交流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本文将主要探究翻译自英语的日语借词对现代汉语的影响,以及这一过程的文化心态。

1.2 研究价值

前人已经对汉语外来词做过一定的整理、分类、编纂的工作,对汉语外来词的性质、规律、来源历史和其同化情况做过卓有成效的研究和广泛的讨论,同样在汉英借词以及汉日借词方面做过相当的研究。然而,从经由日语传入的角度去分析汉英借词的则仍属少数,这一类借词基本只在专门研究汉英借词或汉日借词的专著或文章中略有提及,也鲜有学者将这三点连成线。笔者认为,这一借词过程应该是三角形结构:日语借助汉语翻译英语中的概念,后来,当汉语寻求欧化时,就直接使用了日语中已完成的词汇。而无论是日语借助汉语,还是汉语借助日语,从根本上讲,这两种语言都在通过翻译英语来完成自身语言的欧化,从而为思想政治等方面的全面欧化奠定基础。

2 借词

2.1 借词的定义研究及其新定义

2.1.1 中西方学者对词汇借用的研究

词汇借用,作为人类语言中广泛存在的语言现象,理应有一套统一而普遍适用的分类模式和术语体系。然而,从既有文献上看,中国语言学的相关研究,往往缺乏系统的术语。而在西方语言学中,已有的分类和术语尽管颇具系统系和连贯性,囿于其过分偏重印欧语言的事实,也无法做到普遍适用。

比如,早在1920年,Hermann Paul(1920:392f.)首次粗略的将借词分为两类,即“直接引入”(importation)和“术语替换”(substitution);后来,Haugen(1950:214f.)进一步将这些借词分为:loanwords(直接借词),loanblends(替换借词),loanshifts(转换借词)。然而,这都是以字母文字为基础的定义,因为汉语既不能直接借用英语,也不能通过替换或字符转换完成借用。因此,这并不完全适用于汉语中的借词定义。

中国的学者,王力(2000:507-528),在他的《汉语史稿》中将借词分为“借词”和“译词”。以日语借词为例,他认为音译词就是借词,比如“gas”译为“瓦斯”;意译词为译词,比如“economy”译为“经济”。然而,王力先生认为,只有音译词才属于外来语,日语翻译西欧词语的汉字词在汉语中不是外来词,“日本创造了一些新词来表达西洋传到日本的那些新概念,我们只是利用日本现成的翻译,省的另起炉灶罢了”。那么经由日语传入的英语外来词的地位就变得非常尴尬,因为他们明明来源于异域,在当时普遍使用的汉语中,又具有极高的异化性,却因为使用了汉字就没有可以归入的类别。孙常叙(2006:304-311)在《汉语词汇》将这一类词归入了“借词”,比如,日语译词“主観”(日语发音为shukan),引入汉语中成为“主观”(汉语发音为zhuguan)。

虽然中外学者做出了卓越的研究,却可以体现出大多数学者始终将定义规定在发音或是翻译的问题上,我们需要一个更普遍的定义法。

2.1.2 汉语词汇借用的特殊性及借词新定义

不同于拉丁语系的字母拼写形式,汉语中存在着特殊的借词现象。正因如此,很多时候,意译词不被归入外来词的范畴。然而,有些意译词外来成分明显,这类词在现代汉语的日常使用以及形成过程中都有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因而有必要根据更多的因素综合考虑并扩充统一所谓外来词的概念,给它下加新的定义。笔者认为,凡是本语言中从前未有的概念,无论用哪种方式,造成新词或借用旧词以代译其他语言之词汇或某具体义项,均应视为外来词。

2.2 借词现象体现的社会变化和文化内涵

借词现象是文化交流的集中体现,我们可以通过借词的种类和借用方法来了解一定时期社会变化的核心和重点。翻译自英语的日语外来词,在汉语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着塑造性的角色,从而又进一步对中国的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这一过程和影响,笔者将会在下一章详细论述。

3 中日语言文化交流及日语借词对现代汉语的影响

3.1 中日语言文化交流

3.1.1 日本引进汉语的开端

日语与汉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汉语是日语形成的基础。日语分为假名和真名。假名是以汉字为基础创造的表音文字,真名是源自中国的汉字或是模仿中国的汉字。

日本本土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了,但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日本是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正如平安初期学者斋部广成在《古语拾遗》卷首所写的:“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宋茜,2013:7)。日本最先使用的是汉字(叶渭渠等,2004)。有学者指出,日本向中国借汉字作为语言始于公元5世纪左右(朴旭兰,2015:137),也就是日本大量向中国派遣学者的时期。然而早在那之前,中国汉代前后,随着中日的交往,日本人已经开始接触汉字。据日本史书《古事记(こじき)》所载,晋武帝太康五年(即公元285年),百济(今朝鲜)的儒学者阿直岐、王仁携带着中文的《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等儒家典籍东渡日本,讲授儒家学说(宋茜,2013:7)。这是日语中汉字借形词的开端,也是日本开始系统学习汉语的开端。

3.1.2 遣唐使

说起中日文化交往,没有人会忽略遣唐使这一段历史。作为日本向中国,尤其是发展最为鼎盛的唐朝学习的集中体现,遣唐使在日本古代政治、文化,尤其是日语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遣唐使的派遣是中日历史交往中特有的一项“外交政策”(刘秋红,2011:251),这项制度是结合日本国内的实际情况而产生的一项特殊制度。大约在公元五世纪,日本为富国强民,迫切需要与经济文化发达的邻邦,也就是中国学习。根据宋茜(2010:7)所说,当时中国的商人、渔民和僧侣等带着先进的技术、文化与思想东渡日本,汉文、汉字也随之不断传入日本。同时,日本也开始通过向东晋、南朝等朝代派遣使者朝贡等方式加强与中国的联系。

这一时期是汉字、汉字词大量进入日本的突出时期,中国的语言和文化被日本广泛吸收并发展。这一时期的日语产生了大量的汉字借形词,也就是用汉字的形态来表达本土的含义,这也为十九世纪末日本全面欧化时,大量使用汉字词翻译英语词汇奠定了基础。

3.2 汉语中翻译自英语的日语外来词研究

3.2.1 汉语中翻译自英语的日语外来词简介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古老的东方大国纷纷陨落,人们对东方文明的崇拜逐渐被西方文明所取代。不同于在东方文明发展史中一路领先的中国,日本率先开始了改革。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学习欧洲近代文明时,大量翻译了西方的科技、政治、经济、哲学等方面的著作,日本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全面欧化,随之而来的是国富民强,一片欣欣向荣。

日本的成功极大的刺激了中国,为求富强,中国知识分子大量留学日本,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文化。在此历史背景下,中日文化开始了逆向交流,一大批日语词汇通过大量的翻译融入到现代汉语中,成为现代汉语的一部分。这些词或是利用汉字创造新词,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闫志章(2008:33)指出,这类词涉及到各个领域,大大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据《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一书统计,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词共1270个,其中来自日语有459个,来自英语547个,法语78个。

3.2.2 汉语中翻译自英语的日语外来词分类

(1)按造词法/译词法

日语在翻译英语之时,采取了多种方法。通过整理《汉语外来语词典》(岑麒祥,1990)中的日语外来词,我们可以将这一类词简单地分为音译词、意译词、音译结合和生造词等,举例如表1。

值得注意的是,上表举例中,例如“左翼”、“组织”这样的词是日语直接借用了汉语的固有词,但是却用这个词来表达与原来意思相近却不完全一致的含义。比如,“左翼”本意为“左侧部队”,翻译时用来表示“左派”;又比如,“组织”本意为“织布、构辞”,翻译时用来表示“机体中构成器官的单位;机构”。

如前文所说,王力先生等学者认为,这些日语词是直接借用了汉语的固有词,所以这一类词不该被当作外来词。然而,经过上表的举例和解释,我们可以发现,当我们使用这些译词的时候,词汇本身的古意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弃之不用,或是增加了完全陌生、来自于外语的含义。这就好比别人家的小孩穿了自家的衣服,或许相貌还有几分相似,我们却不能因此认为这个小孩是自家的。

(2)按词源。

按照汉语中日语借词的来源,我们可以将这些词分为“汉源词”和“日源词”两类。“汉源词”指的是日语在翻译英语过程中,从中国古代典籍中找汉字词来表达相应的概念,或是用汉语的固有词延伸出新的含义来表达英语中的概念(如上文提到的“左翼”“组织”等词)。“日源词”则是日语在翻译英语的过程中,利用汉字组合生造出来的词,属于汉语中从未有过的文字组合。除去“榻榻米”、“料理”、“三味线”这类表达日本特有风俗的词汇,有些汉语日源词已经完全融入汉语,让人难以分辨。以下举例说明。

汉语汉源词。明治时期的日本西学译者大多具有较高的汉学素养。在翻译西方学术用语时,借用了许多中国古典词汇,形成了新的术语。比如,“文化”来自于《说苑》: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投机”来自于《唐书》:投机之会,间不容穟;“文明”来自于《易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闫志章,2008:33);“阶级”来自于《三国史》:高下有差,阶级逾邈;“经济”来自于《晋书》: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

汉语日源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广告”一词。《汉语外来语词典》对于该词的解释:一种宣传方式,通过报纸、电视、无线电广播等介绍产品或服务性事业等。意译英语advertisement(陈雪,2010:17)。“广告”可表达一个偏正短语,有广而告之的含义。汉语在借用日语创造的这个词时,完全采用了这个词的所有含义,形成了一个汉语中从未有过的、新的词汇,并以此来表达一个新的含义,因此是一个日源词。类似的词还有“肯定(affirmation)”,“蜜月(honeymoon)”,“对象(object)”,“实业(industry,business)”等(陈雪,2010:17-22)。

3.2.3 翻译自英语的日语外来词对现代汉语的影响

通过整理,我们不难发现,经由日语传入的英语外来词主要涉及到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名词术语等领域,更是遍及政治、经济、娱乐等生活的方方面面。十九世纪末正是现代汉语形成之际,因此,这些日语借词实际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日本是中国西学东渐的门户,经由日语传入,是英语深刻影响汉语的重要途径。这些词汇在现代汉语尤其是学术范围内的书面语中使用频繁、广泛,对汉语现代性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塑造性的影响。此外,很多人会知道“麦当劳”是翻译自英语的“Mcdonald”一词,却很少有人知道“经济”“社会”这样的日语借词也是外来词。因此我们必须要指出的是,与直接传入的英语外来词相比,经由日语传入的英语外来词同化程度更高,更抽象,更接近语言的深层次,对现代汉语的影响更大。

4 借鉴日本欧化经验的文化心态和启示

缘起是中国开化晚于日本明治维新,而日本明治维新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维新派主张直接效仿日本而不是直接学习欧美。近代赴日考察的相关人员、留日学生和旅日文人是传播的主力。康梁首发其端,而鲁迅用功最著。

首先,日本在中英文化接触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西学东渐之时,地理相近,文字相通却早经欧化的日本,无论是在文化心态上,还是在地理优势上,都足以成为绝佳的缓冲地带,成为欧洲现代文明大量而轻易地输入中国的重要端口。

其次,这揭示了隐含的日、汉、英三语之间的联系。这一过程为汉语欧化的研究进而为中国近代化的研究提供更多的素材和启示,同时揭示了汉语向日语借词的过程实质上是转而向英语借词的过程。实际上,在这个三角形结构中,日语、汉语都依靠大量向英语借词完成其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两种语言又都借助了对方的力量才得以完成借词的过程:日语依靠汉字的表意性,而汉语则转而依靠日语已经完成的工作。在语言上,无论是日语借助汉字构造新词来翻译英语,还是汉语直接借用成型的日译词,实质上都是向英语借词的过程;而文化上,中国向日本学习,实际上是要更快地、更方便地向西方学习。

最后,文化心态方面尤为重要,日本欧化而崛起的成功,击碎了中国新知识分子最后的固执和卫道情节,给予中国新知识分子极大的希望,使他们认为,中国可以欧化,而且非欧化不可,中国欧化即可文明,这也大力促进了激进欧化的势头。日本成功欧化,还表现在它已经成功将欧洲模式移植到东方国家,使其成为一种适合东方文化土壤的日本模式,中国学习欧美最快最好的途径,无外乎全面借鉴这种日本模式。正是这种文化心态,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促使他们宣扬要以这种模式塑造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证明了经由日语传入汉语的英语外来词对现代汉语的影响更大,更具有塑造性。

5 结语

借词,在一个民族语言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代汉语在其发展过程中,大量引入了日语借词,而这些日语借词又是翻译英语的结果。也就是说,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汉语通过日语引入了大量英语外来词,从而努力实现语言的欧化、现代化。这一类借词在现代汉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应该正视其外来词的地位并以此扩充外来词的定义。

通过举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经由日语传入的英语外来词,因其使用了汉字词作为翻译手段,与直接传入的英语外来词相比,这类词同化程度更高,更抽象,更接近语言的深层次,对现代汉语的影响更大,更具有塑造性。日本作为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缓冲地带,使欧化更加容易进行,也更加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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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ermann,P.Prinzipien der Sprachgeschichte[M].Tübingen:Niemeyer,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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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宋茜.日语“汉字借形词”的源流与现状研究[D].兰州:未发表硕士论文,2013.

[8]孙常叙.汉语词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9]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0.

佛教与汉语外来词研究 篇4

而汉语对待外族语词似乎更严格一些, 即使如“葡萄”这样不仅进入汉语时间已经很长, 而且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词语, 仍然被看作是“外来词”。中文借用外族语词汇的方式大体可分为音译或意译两种, 一般意译不作为外来词看待, 例如“黑板 (blackboard) ”这样的将外族语词逐个意译的方式, 在汉语中称作”仿译“词, 虽然在语素对应和次序及构成方式上保持了外来形式, 一般也不列入外来词中, 这一点同于日语对待”形式借用“的态度。而对于从日语引入的词是否算是外来词这一点上, 通常认为, 来自日语的意译自欧美语的不看作外来词, 而音译自欧美语的认为是外来词。

以下将通过对日、汉语外来语词的作用及其构词方式等特点的分析, 从一个层面上探讨日汉语外来语词的差异。

1 日语外来语的作用及构词特点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曾一度大量吸收外来语, 这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和科学技术革新的急切需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日语吸收外族词语主要用汉字意译, 因此利用汉字标注外来语还是较为普遍的, 如:意译于英语”denial”的“否定”、“reproduction”的“”等。直至二战后, 使用片假名记录外来语的方式才真正得以普及应用, 这使日语可以更方便地大量吸收外族语词。

外来语在日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以大致归结为表达新事物、新概念、新思维, 如“ハイジャック”;表达新的感觉, 如“デト (会合) ”;表达限定概念, 如“シェバ (カミソリ) ”;表达委婉语气, 如“マタニティドレス (妊服) ”等等。然而, 随着时代的发展, 所谓的“新”意也逐渐转“旧”:随着使用的习惯化, 即使是外来语, 其生活化也越来越强, “委婉”效果也将不复存在。但这都不能否定在这些外来语引入日语当初所发挥的类似作用。除此之外, 其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便于外语的学习。这可以说是现代日语利用音译的方式引入外来语的特殊产物。日语在外族语词的引入上, 经历了一个从意译到音译的过程, 而且其发展呈现着明显的原音主义趋势, 即尽可能忠实于词源词发音。然而, 由于日语的音节结构不同于英语, 这使得日语外来语很难完全复制词源词发音, 如“ストライク (strike) ”, “ラジオ (radio) ”等。另外, 也由于有“和外来”的存在, 使得“外语的学习”这一目的实现有了一定的障碍。

“和外来”, 它在日语的外来语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有着一些明显的构词特点。广义的“和外来”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1.1 词源词里不存在的复合词。

(狭义的“和外来”) 如:“ガソリンスタント”, 美语为“gas station”。“ナイタ”的意思是“nig game”等。据石野博史的调查, 在《外来语词源中就约有185词, 其中约8%计14词为独立语, 其余的约92%计171词为复合词。而这些复合词都有较明显的词缀。如:“カ”, “ガル”, “スタンド”, “ノ”, “トップ”, “アップ等。 (石野博史, 1983) 这些词缀虽然多数不适合独立使用, 但是却不仅能和外来语组合, 还可以同平假名词汇或汉语性词汇组合。另外根据东山节子所做的调查, 在报纸中使用的来自于英语的2000例外来语中, 狭义的和制英语仅有10%, 而日英混合语却近40%, 即现在所使用外来语的近半数, 都是以某种日语造词方式构成的。 (石野博史, 1983) 通过以上这些调查结果来看, 日语外来语具有很强的造词能力。

1.2 词源词形的一部分脱落。

如:“スモクチズ” (smoked cheese) , “テブルマナ” (table manners) 等。大多是将词源词的词缀部分, 如“-ed”, “-s”, “-ing”等省略, 这些词缀在词源词中是为了使该词区别于其他词的语法要素, 当作为外来语引入时, 其语法意义也就没有那么重要, 而常常被省略掉了。“-ed脱落的如“スモクハム”等。“-s”脱落的如“サングラス”等。“-ing”脱落的如“ハッピエンド”等。

1.3 词源词形的大幅度省略。

如:“マスミ (mass communication) ”等。这是为了配合语的拍数, 音节数或字数的特点, 由于用片名书写的外来语过长, 所以为了方便日常用, 会将较长的词源词切短。如果词源词是独立词, 一般是将其后部分切掉, 如:“アニメ (ション) ”, “ビデオ (テプレコダ) ”等当其是复合词时, 则将前部分的词头加上后部分的词头构成, 如:“ハン (ガ) スト (ライキ) ”等。改造后的外来语多为四音节以下词

1.4 词源词形基本保留, 但词义发生偏差。

如:“ハイウエ”在日语中表示收费高速路, 而作为词源词的“highway”指的是交通线。“カンニング”在日语中是指考试中的作行为, 而词源词的“cunning”是奸诈, 狡猾的思。再如“シズン”在日语中多用于“a go season for”。“アブストラクト”虽然在英语也在使用, 但用于“摘要”之意时, 英语更常“resume”等。人们都认为, 如果懂英语, 会有于学习日语的外来语。的确, 日语外来语很一部分都是来自于英语, 原音主义使得外来的发音更接近于词源词。但是, 日语外来语仅有上述词形上的变化, 语义上也发生了化, 即词源词的语义与外来语义之间发生了差。这主要是因为引入外来语时的种种条件致的。如:“シェバ”在英语中一般是指胡刀, 在日本开始销售电刮胡刀时被引入了本, 因此这个词就多被用于表示电刮胡刀了这种意义上的偏差, 在日本人学习外语, 或国人学习日语时难免会造成一些问题, 是需注意的。

1.5 不同词源词的组合。

如:“サロンミュジック”是法语的“salon”+英语的“music”构成;英语的“ジャム”加上葡萄牙语的“パン”构成了“ジャムパン”等。

1.6 日语与外来语的混合。

如:“使用者サイド”等。

1.7 词性的变化。

如:“アナウンス”在语中作为名词使用, 要用作动词使, 需要变成“アナウンスする”, 而其词源词“announce”本身就是动词, 其名次形式为“announcement”。类似的词还有“サイン (する) ”等。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 这种以词源词为素材, 根据自己的需要, 按照日语独自造词方式制造出的外来语, 同汉语的利用意译方式转写的外族语词一样, 都更便于母语使用者的使用, 并使母语词汇获得了很大的丰富。

2 汉语外来语的作用及构词特点

在社会生产力比较发达, 经济繁荣, 文化昌盛的时候, 民族自信心很强, 由于客观现实的需要, 这个民族的语言一定毫不迟疑地吸收大量的外来词, 因为生活接受了必要的外来事物, 不吸收相适应的外来词, 就解决不了传达信息的问题。在中国的汉唐之际, 吸收了大量的梵文外来词, 特别是与佛教有关的词汇, 就是一例。到五四前后, 思想奔放, 人们为了寻找民族解放的真理, 一些先行者勇敢地“拿来”了西方的种种社会思潮, 当然同时也接受了很多西方社会生活新事物, 在那样的历史形势下, 外来词像春潮一样涌现到我们的汉语里。这种潮流是历史的潮流, 是不可抗拒的。当大量的外族语词被移植过来时, 汉字音译是最初也是最简捷的途径。另外, 在音译时为了防止理解上产生困难, 常常采用音译加义标的方式, 比如“白兰地酒、古兰经, 艾美奖”等, 即使音译本身不好理解, 但加上类似于“酒、经, 奖”等后就可知道这个词的大概意思了, 给母语使用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日语对此类加义标的态度是, 意义的重复, 应该省去。)

我们在前面提到了“和外来”, 那有没有“汉制外来词”呢?通过对《汉语外来词词典》的调查, 我们发现, 广义的“汉制外来词”虽然词量不大, 但还是存在的。根据其构词特点可分为以下几种:

2.1 对词源词形的省略。

如:“敌敌畏”, 源于“DDVP”, 音译过程中, 将“P”省略。“奥林匹克运动会 (the Olympic Games) ”, 根据汉语的习惯, 定冠词和复数这些语法结构都被省略。

2.2 对词源词性的省略。

如:“驳船”一般指转载人或货物的小船。不仅将词源词“barge”中的“划桨结彩大游艇, 画舫“之意省略, 并且省略了表示用驳船运载的动词用法。其它的还有”巴士“等。

2.3 与词源词义的偏差。

如:”卡车“一词, 音译”卡“加义标”车”, 源于英语的“car”, 词源词意为“小轿车, 汽车, 车厢”, 而外来词则指载重汽车。又如:来源于英语“corporation”的“歌颇鲁勒宪”, 不仅用作“公司, 社团, 法人”, 还用于源词中没有的“会, 行, 帮, 党”。再如:音译于英语“grog”的“格罗格酒”, 不仅表示与词源词义相同的“一种加糖和热水的老姆酒”, 还可“泛指任何烧酒”等。

2.4 自创汉字。

汉语在引进外族语词时, 可以创造汉字来标记外来词, 如“氕”, “氘”, “氚”等。而且随着外来词的使用成熟, 还可以出现如:“的”, 在组成了“打的、面的、的哥”等词的同时, 也有“的着来、两部的、叫个的”等说法, “的”就由语素升级为单音节词。

如上所述, 我们可以发现汉语中的外来语的表意及其构词的一些特点, 通过音译加义标的方式使得最初的接触者可以对词义有部分的了解, 对词源词性的省略及词义的偏离, 也使得其在汉语中所表征的语意被严格地限定。而用汉字来表征的外来语无疑是汉语构词的一个独特之处。

通过以上的分析, 我们不难看到, 作为用片假名标注的日语外来语, 可以走向混合语, 也可以出现臆造的“和外来”, 但是, 作为用表意文字汉字标注的汉语外来词, 既可以音译也可意译, 还可以将外来词中原本无词资格的语素付与词的资格, 而这是否也可称之为“汉制外来词”?而这些词的引入无疑对日汉语言体系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为异语系之间的沟通搭建了便捷之桥。

参考文献

[1]史有为.汉语外来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2]刘正.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汉语外来词词典[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4.

[3]石野博史.现代外来语考[M].日本:大修馆书店, 1983.

佛教与汉语外来词研究 篇5

改革开放三十年, 我国日益与世界接轨, 在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同时, 也广泛接受来自外界的信息, 兼容不同文化。如近年来涌现的英语外来词, 正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衣食住行到政治科技, 英语外来词几乎无处不在, 已被汉语完全融合。如人们最常接触的饮品雪碧 (sprite) , 可口可乐 (coca cola) , 到日常衣着T恤 (T-shirt) , 耐克 (Nike) , 再到新概念的引入, 如因特网 (internet) , 克隆 (clone) 等。

新闻报道是汉语书面化、规范化的使用, 在汉语中的英语外来词中具有研究意义。本文根据英语外来词在新闻标题中使用的形式, 将新闻标题中的外来词分成字母词类, 音译词类两大类, 进行探讨浅析。

二. 字母词类英语外来词

所谓字母词就是完全用外文字母或者字母中带数字表达的词。近年来, 随着科技文化交流的发展以及字母词多是单义词, 其已经成为国际通用的一种词汇。[1]

例1:“罗斯力压众巨星当选MVP成NBA史上最年轻当选者”—新华网, 2011.5.

“苏里南足协称收到礼金或来自哈曼FIFA着手调查”—新华网, 2011.6.

NBA:美国篮球职业联赛, 由其英文名称的首字母大写而来。在人们的日常对话中, 提及美篮职业联赛, 已很少有人会使用中文全称来表达, 并且在报道、电视转播等正式的场合, NBA也同样被广泛采用取代中文名称。类似以若干字母来取代汉语中的概念的例子并不鲜见, 如MV (音乐录影带) , IT (信息技术) 等。

例2:“广东队加冕CBA‘七冠王’新疆反扑幻想破灭”—新华网, 2011.4.

CBA:中国男篮联赛, 由其中文名称可看出CBA并非外来词, 而是“本土”仿照NBA、FIFA等词在体育中的流行表达而创造的词汇。类似的专有名词还有CUBA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 , WCUBA (中国大学生女子篮球联赛) 等。

例3:“中国GDP增幅仍将接近10%经济减速会令多国受伤”—新华网, 2011.6.

“二季度CPI涨幅或达5.5%现峰值三季度见拐点”—中国证券报, 2011.6.

在我国经济繁荣的大背景下, 人们对经济的关注热情也持续升温, 经济领域的专有词汇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如人们熟知的GDP (国民生产总值) 、CPI (居民消费价格) 、以大写字母来表示某些世界组织以及特定的经济概念已被大众广泛接受和使用。

三. 音译类英语外来词

音译是借用外来词的一种形式, 即根据外来词的读音用汉字纪录。音译是一种最简便最直接的吸收外来词汇的方式。[1]

例1:“大学捐赠冠名为何独杯葛清华?”—成都日报, 2011.5.

“京东4折售书抢滩“六一”遭24家出版社‘杯葛’”—北京商报, 2011.5.

“蓝营力推绿营不杯葛奢侈税“三读通过没问题”—厦门网, 2011.4.

杯葛:英文词boycott的音译, 意思为“联合抵制”, 现也引申为“孤立”之意。杯葛一词近年来引入我国, 为媒体热衷的外来词之一。也有人提出, 英语中的“boycott”在汉语中有对应词“抵制”, 为什么不使用原汉语词呢?杯葛一词被音译衍变进入汉语后, 表达的英语原意, 比“抵制”一词表达的意思更确切, 它指“联合抵制, 通常是一次性的行动, 用于纠正单个显著的错误”。同样精简的字数, 但能表达更为精确的意思, 符合新闻简洁达意的表达方式。

例2:“电影节众星‘作秀’”—东方早报, 2011.6.

“‘道德血液’的一场增稠秀”—羊城晚报, 2011.6.

“《奥普拉》脱口秀停播历数国内效仿者中国特色”—新京报, 2011.6.

秀:来源于英文“show”, 在传统汉语中为“美好, 优异”之意, 但在现代, 它与英文“show”发音相近, 因此被人们赋予了英文释义“表演, 展示”。“秀”的这一新的释义很快为人们所接受, 并广泛使用和传播, 各类合成词层出, 如“表演秀”, “走秀”, “秀才艺”等。

四. 流行使用的原因

新概念的引入。改革开放以来, 大量外国的科技领域的新概念或是文化中的不同的思想观念涌入我国。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 全人类近三十年来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占有史以来知识总量的90%。新知识, 新词汇的爆炸性增长, 无论是从科技发展水平还是反映科技进步的术语的增长来看, 中国都还是进口国。[2]

英语教育在我国的普及。我国高考设置英语科目的考试, 将英语放到与数学、语文同等重要的高度上, 许多地区从中小学就开展英语教育。即便对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来说, 英文字母也是耳熟能详, 由字母代替的中文意思能很快的为大众所接受。

为简洁故。字母词具有简单明了的特点, 符合新闻标题的撰写特点。许多新概念的中文释义较为繁琐复杂, 而用字母词一来有其英文的来源根据, 二来便于信息的传播和人们的记忆。

崇洋心理。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国家都较为发达先进。因此英语受到大众的青睐。懂得英语不仅仅是有用, 还可以提高自己的身份与地位, 会英语可以让别人刮目相看, 这种外语优势心理也是英语外来词在汉语中流行的动因之一。[3]

满足人们趋新求异的心理。人们总是不满足于就有的语言模式, 总渴望运用带有新鲜感, 富有异域风味的词语, 以显示自己能够跟得上时代潮流, 不落俗套。[4]

五. 结语

新闻报道是一国语言规范化、标准化的使用同时又是最新最大众语言的完整呈现。因此, 选取新闻标题中遣用的外来词汇来进行分析探讨, 具有说服力和现实意义。大量新的概念词的出现, 使得英语外来词在科技类或是经济类的新闻报道中已是不可或缺的。一些科技或经济类的专有名字从媒体逐步带到人们的日常口语中。而原本“不正规”的英语外来词, 由于人们在口语中的广泛使用中, 也逐步搬上了正规媒体的报道版面, 成为规范的汉语。

参考文献

[1] (第一页) 周美青, 张君。浅析汉语中的英语外来词[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07, 9

[2]张普.字母词语的考察与研究问题[J].语言文字应用, 2005, 1

[3]李成军, 陈程, 现代汉语中英语外来词流行性初探, 郑州大学学报, 2002, 35

汉语和日语外来语的差异比较研究 篇6

汉语中吸收的日语外来语大多数是日语中的“漢語”, 而日语中的和制汉字、片假名等在外形和词语构成方面跟汉语存在很大的不同。朱 (1999) 的研究资料对日语中“ニ字和制汉语” (529语) 的词语构成进行过调查, 并将结果与呉? 筒井 (2003年) 汉语中日语外来语的词语构成进行比较, 并对中日语法的构成加以分析, 比较得出的统计结果是: 朱 (1999) 的日语词语排前5位分别为:第1位是“名词 +名词”的修饰关系, 占27%;第2位是“形容词 +名词”的修饰关系, 占19.8%; 第3位是“动词 + 动词”的修饰关系, 占15.3%; 第4位是“动词 + 名词”的修饰关系, 占14. 9%; 第5位是“动词 +动词”的并列关系, 占9.1%。呉筒井 (2003年) 汉语中日语外来词的“二字熟語”的研究结果为: 第1位是“名词 + 名词”的修饰关系, 占28.8% ; 第2位是“动词 + 名词”的补足关系, 占19. 5% ; 第3位是“动词 + 名词”的修饰关系, 占13. 0%; 第4位是“动词 + 动词”的并列关系, 占10.8% ; 第5位是“形容词 + 名词”的修饰关系, 占8. 7% 。从调查结果中可见, 两者虽然顺序不同, 但内容基本是一致的。

在比较的结果中有一个惊人的发现, 除了中日两国词语构成结构最多的是“名词 +名词”的修饰关系外, 一是“动词 + 名词”的补足关系和“动词+ 动词”的修饰关系的比例存在明显差异, 这是因为日语中的修饰关系所占的比例较高, 因此与传统的汉语词语构成相比, 汉语中吸收日语外来语的修饰关系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多。二是“动词 + 名词”的修饰关系的构成所占比例也很高, 因为日语的词汇没有动词的限制, 可以随便组合, 因此许多日语外来语在影响着汉语原有构成形式。通过比较可以看出, 中日两国语言的词语构成形式上虽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 但是汉语在吸收外来语的过程中, 有些接近汉语词语构成的日语词语被直接吸收进来, 而有些词语是经过加工、改造与汉语词语构成相似, 意思容易被理解后, 才被吸收进来。汉语与日语在吸收外来语过程中存在一些微妙的差异。

二、词性的比较差异

词性主要是名词、动词、形容词、区別词、动名词和副词。日语跟汉语相比, 词语构成上存在明显不同的是“形容词 +名词”的修饰关系。形容词是用来修饰名词或代词, 汉语中形容词用在修饰名词或代词的前面, 而日语的形容词则用在后面。例如, 名词或代词前可以加「太」、「非常」 ( 接头词) 等形容词。例如「太死板」、「非常整齐」等。而日语中, 一般来说词语后面可以加「てき」、「しい」 ( 结尾词) 等形容词。例如「美しい」「科学的」等。另外一个区别就是, 汉语的形容词不能单独使用, 动名词可以在句子里面单独使用充当名词用等。汉语跟日语在语法使用上也有很大的差异, 汉语的词性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 存在“词性共有”的现象。例如, “神经衰弱”既是名词又是形容词;“组织”既是名词又是动词。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 在语法方面也存在“词性共有”的现象, 这是因为意思和用法同汉语相似的日语较容易被汉语吸收, 但是在具体使用时, 相当一部分词语常常是经过改造后才被汉语吸收, 已经脱离了原有的日语意思和用法。例如汉语中一个词语兼有动词和名词两种词性的情况很多, 因此日语中的一些名词进入汉语时就产生了动词的用法。以“读解”一词为例, 在日语中是具有动词特性的名词, 在汉语中就变成了动词用法。下面A、B两种分别是名词和动词的用法:

A、由于编剧对项羽、虞姬、吕雉、范增的不同以往的读解, 使这段历史自然地融进了现代。 ( 《人民日报》2001年12月11日)

B、读解“一滴血”所反馈的信息, 将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 做到有病早医。 ( 《健康时报》2001年7月9日)

三、词缀与意思用法的差异

1. 明显的差异

汉语中新出现了日语中不存在的意思用法, 或者日语中原有的最基本的意思用法在汉语中完全失去的情况。例如:“对象”。

“对象”汉日两国语的词形相同, 两者都有“作为行动或思考的目标”的意思, 但是词义差别很大。例如“面向女性出版的杂志” ( 女性を対象とした雑誌) 。此外汉语还有“恋爱、结婚的对方”的意思。例如: “她不好好工作, 每天只知道跟恋人约会”。 ( 彼女は仕事をいい加減にして、毎日のように <恋人 >とデートしている) 。而日语中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2. 微妙的差异

汉语和日语的概念基本相同, 或者相近, 正是由于差异很小, 有些词语不管如何区分很容易被忽略。例如:“进化”。

“进化”从基本意思上来看, 汉日都是“由简单到复杂, 由低级到高级逐渐发展变化的过程。”但是还是有些细微的差别。一般来说, 汉语“进化”的主语只能是生物。而日语“進化”的主语不但包括生物, 还包括了事物。例如:“都市が進化するにつれ、高級住宅は多種多様な発展を遂げました”。 ( 随着城市的发展, 高级住宅区也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发展起来了。)

3. 部分的差异

部分的差异包含多种意思: 日语有, 汉语里没有的意思; 汉语有, 日语中没有的意思;汉日两语派生出其他的意思等情况。例如:“活跃”。

“活跃”日汉都有“积极, 热烈”的意思。但是日语的“活躍”还有取得成绩, 得到进步的意思。例如「この会社では女性の活躍が目立っている」 ( 在这个公司里, 妇女所取得的成绩引人注目) 。而汉语“活跃”没有日语的这意思, 但是有“使活跃的”的意思。例如“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活跃经济” ( 私たちの仕事は主として経済を活性化させることです) 。

四、词形的差异

语言的借用必然会产生许多词形上的差异。词形泛指名词、副词、形容词、动词、量词等。作为书面语言的主要元素之一, 词形在汉语和日语中有很大的区别。在中文里, 由于没有人称、时态和语态等因素, 词形概念主要用于区分一组异形词中写法不同的词语, 这些词语一般在意义上是完全一致的, 这是词语的使用规范不完善而造成的词形变化。另外, 日语中有部分词语是由古代汉字演变而来的, 叫[漢語]。而古代汉字中, 单个汉字即可构成一个词语, 因此部分“异体字”和“通假字”现象也可以归结为词形范畴。通过比较, 两国语言中都存在像动词等被活用的语法上的词形变化。但是日语的「漢語」中没有, 因为「漢語」被日语吸收的时候, 原则上每个词都被作为名词使用。但是有时也作为接续词使用。在词语后面加后缀就可以简单地把名词变为动词、形容词, 想变为动词的后面加上「する」、想变为形容词意思的加「な? に」等。但是词语后加上「しい」变为形容词的用法近代以后几乎没有了。

五、结束语

综合以上分析可见, 汉语和日语的外来语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和运用过程中, 充分理解他们之间的相互关联性, 做到运用自如, 精益求精。

摘要：2010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版物文字使用的通知》, 特别对引用外来语作了明确的规定, 引起了学术界广泛重视, 本文分析了日语外来语在汉语中的比例、构成的差异、词性的比较、意思用法、词形的变化等方面的异同, 为日语和汉语学习者提供参考, 以期进一步推动日语外来语对汉语影响的研究。

关键词：汉语,日语外来语,差异

参考文献

[1]朱京偉.「和製漢語」的結構分析和語義分析[A].日本語学習与研究会[C].白帝社, 1999.

佛教与汉语外来词研究 篇7

外来语是专指那些从其它语言中吸收借用过来的词。它是社会间接触的结果, 更是进行交流的必然。

汉语吸收外来语的历史渊远流长, 可追溯到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葡萄、苜蓿, 这两个词就被借入古汉语中了。随着佛教的传入, 汉语言吸收了大量的佛教词汇, 比如说菩萨、轮回、极乐、塔、刹那等。十九世纪以后, 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 中国同欧美的交往日益增加。因此汉语出现了不少来自欧美的外来词语。如沙发、巧克力、吉普等。二战后, 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促使新词不断涌现, 大量外来语进入汉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在文化、科技、医药、卫生、体育、教育、军事、经济等各方面与世界接轨。外来语在使用与翻译上的熟悉与了解, 对于促进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沟通无异起着积极的意义。

对于来自欧美的外来语的翻译, 我们从音与意两个方面来突破。

首先来说说音译。音译是吸收外来语的最直接也是最简单的方法。当外来语“所指代的事物或表达的要领具有浓厚的异域性、民族性特点, 或属于新生事物, 在被引用的语言中找不到合适的对等词, 常用音译法”。

音译词往往在新闻报道中率先使用。有时为了突出新闻的真实性和生动性, 往往采用用本国文字转写或音译的方法。最初, 编者常会加些注释上去。随着人们渐渐对它所表达要领的熟悉, 而被逐步认可确定下来。

但是, 过多的音译不利于汉语言自身词汇的发展和规范。过去有许多音译的外来词已逐渐被意译词所取代。如赛因斯 (science) 、美利坚 (America) , 还有鲁迅先生笔下的“费厄泼赖” (fair and play) , 早已被“科学”、“美国”和“体育道德”所代替。而有些音译词则沿用下来, 融入汉语言的词汇中。如沙发 (sofa) 、模特 (model) 、吉它 (guitar) 、镭射 (laser) 、坦克 (tank) 、艾滋 (AIDS) 、可卡因 (cocaine) 等。

近年来, 音译词有增多的趋势。一些商品故意采用诸如曲奇 (cookie) 、克力架 (cracker) 、啫喱 (jelly) 的名称, 给人一种泊来品的感觉。在香港和台湾的媒体中常听到“政治秀”、“时装秀”、“脱口秀”的说法, “秀”是“show”的音译, 意为表演。

意译是吸收外来语最重要的方法。汉语言特别重视译名的规范与统一, 强调“吸收外来语要注意汉语言的特点, 适应汉语言的内部发展规律”。

经过统一规范的译名大多采用意译。首先反映在科技术语上, 如黑客 (hacker) 、胰岛素 (insulin) 、终端 (terminal) 、发展中国家 (developing country) 、导弹 (missile) 、航天飞机 (space shuttle) 等。其次, 是反映在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名称上, 如代沟 (generation gap) 、博士后 (postdoc) 、温室 (greenhouse) 、快餐 (fast-food) 、洗钱 (money-washing) 、足球 (football) 、牛仔 (cowboy) 、超级市场 (supermarket) 等。

再有一种就是采用音意结合的方式。比如说高尔夫球 (golf) 、爵士乐 (jazz) 、信誉卡 (credit card) , 是由音译加“……球、……乐、……卡”等指类名词构成。而冰激凌 (ice-cream) 、新西兰 (New Zealand) , 则属于半音译半意译之结合。

再如, 雅皮士 (yuppie) , 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解释

为“young and ambitions professionals, esp, one working in a

city”, 而雅皮, 意为年轻有作为的专业人士, 尤指在城里工作的。根据欧美人士解释, 该词中的“yup”取自“young urban professionals”三词的首字母。这一说法与以上的解释一致, 且拼法也十分吻合。

而把不明空中飞行物, 即人们常津津乐道的UFO (unknown flying object) 翻译成“幽浮”, 不仅读音相近, 在含义上更符合汉语的意境, 是比较出色的译名。

改革开放, 外国商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 许多厂商考虑到中国顾客的心理, 在商品的译名上可谓煞费苦心。美国一著名化妆品牌“AVON”定名为雅芳;信息产业巨子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 (Microsoft) ;德国著名汽车品牌奔驰 (Benz) ;而儿童尿片“Pampers”原指宠爱、娇贵之意, 则被译为“帮宝适”。这些译名, 大多采用音义兼顾的方式, 力求译名给人以鲜明的视觉印象, 以便激活人们的联想, 不仅保有其原名的特色, 更适合汉语言的特色要求, 其语言具有极大的市场煽动性与诱惑力。

随着汉语言与国际语言的接轨, 语言融合的速度往往超过社会的预期和反应, 含有两种文字的英汉混合词逐渐增多。出门搭“的士”、逛“超市”、喝“雪碧”、用“IC卡”、穿“T恤”、唱“卡拉OK”、听“CD”唱片。这样的叫法既丰富了汉语的词汇, 又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目前, 还有一种趋势, 就是直接使用英语词。这种词并不与汉字构成混合词, 而是作为独立的词而直接进入汉语。如开个party、考试要pass、合不拢就bye—bye、导读ABC、MTV大赛、我是supper star等。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 特别是在青年人的口语中成为一种时尚的特征。

可以看出, 外来语的融入, 大大丰富了我们民族的传统语言词汇, 扩大了视野, 加速了我们同国际接轨的速度。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给语言的规范化带来困难与障碍。而对不断涌现的新词, 只有加强对译名的研究与审定, 才能更好地发挥汉语的社会交际作用, 促使汉语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从而实现引用借鉴外来语的最终目的——洋为中用。

参考文献

[1]E.Sapir.Language.

[2]肖正芳, 李薇.从香港新外来概念语词到词库建设.语音教学与研究, 1992年第4期.

[3]徐丹.异化与归化适度的决定因素初探.上海科技翻译, 2000年第4期.

[4]陆国强.现代英语词汇学.

[5]胡壮麟, 刘润清, 李延福.语言学教程.

[6]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