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关系管理理论综述

人际关系管理理论综述（精选12篇）

人际关系管理理论综述 篇1

一、引言

言语人际交往一直是现实生活中备受人们重视的话题之一。 针对Brown和Levinson的面子理论、Leech的礼貌原则[1]中的不足, 英国卢顿大学研究人际关系管理理论[2]和文化对交际影响的专家Helen Spencer-Oatey提出了著名的人际关系管理理论 (rapport management theory) , 从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来研究言语交际的进行, 实现了言语交际相关理论的一次跨越。

在Spencer-Oatey提出的人际关系管理理论框架中, 主要由两大范畴构成, 面子管理和社会权势管理[3]。 面子管理[4]领域下又分成个人素质面子[5] (quality face) 和社会身份面子[6] (identity face) , 而社会权势管理[7]也包括个人平等权势[8] (equality right) 和社会交际权势[9] (association right) 。 可以看出, 人际关系管理理论[10]中的素质面子和平等权是从个人独立[11]的层面对言语交际进行的研究, 而身份面子和交际权则从社会的层面[12]对其进行研究。 因此, Spencer-Oatey的人际关系管理理论对言语交际的阐述更具宏观性和全面性[13]。

二、相关研究及其主要缺陷

国内不少研究语用的学者也尝试分析Spencer-Oatey新提出的人际关系管理理论的基本理论体系或将其应用于解释相关语言现象。 但这些分析对Spencer-Oatey人际关系管理理论框架的理解, 都是将对面子和对社会权势的管理分开进行单独的讨论, 忽视了其在宏观上一体性的把握和在整体性上的统一。 因此, 本文着眼于SpencerOatey的人际关系管理理论, 重新审视其理论框架[14], 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15]来探讨该理论中的两大范畴[16]——— 面子和社会权势, 分析两者在宏观上的相互统一与微观上的相互影响。

三、面子管理与社会权势管理在宏观上相互统一

面子管理和社会权势管理是Spencer-Oatey新提出的人际关系管理理论的两大范畴[17], 从宏观层面上而言, 这两者在参与主体、施为方式及功能使向三个维度上相互统一, 具有一体性, 见表1。

1.参与主体。 素质面子指人们期望获得别人对于自身品质方面的积极评价, 与个人自尊与形象相关。 身份面子指的是人们期望获得别人对于其社会身份或角色的认可与支持, 是社会公共价值的体现。 平等权是指人们普遍认为其有权得到他人的尊重与公平对待, 包括交际双方在话语地位中是平等的而不应该被无端强加不公正的指令, 以及谈话双方应当平等地享有应得的利益, 也即自主—强加 (autonomy-imposition) 和损—益 (cost-benefit) 两层含义。 交际权指的是交际主体有权与他人进行交际、持有某种联系的权利, 它可以进一步依据与他人的互动程度和与他人相关联、情感和利益趋同的程度两个由浅至深的不同维度, 划分为交际联系/背离 (interactional association/dissociation) 和情感联系/背离 (affective association/dissociation) 。 因此, 人际关系管理理论中的面子管理与社会权势管理在参与主体上是一致的, 都囊括了个体与社会的考虑。

2.施为方式。 在人与人的接触中, 人们常常借助于人际交流的主要工具———语言来和对方进行交际和相处, 语言在言语交际中具有传递话语信息和管理社会关系的双重功用。 在实际的言语交际里、话语的表达过程中, 人们常常也会伴随着一些辅助的表达行为, 不使用具有明确意义的字词句, 而是通过诸如面部表情、身体的动作、手势、眼神、声调和语调等来传递信息, 以间接地表达一定的思想感情, 即副语言方式[18]。 在人际关系管理中, 人们通常是将语言方式与辅助性的副语言方式糅合于一起, 通过语言上的不同选择与副语言的诸多配合来构建自身的面子、管理社会权势, 面子管理和社会权势管理都是主要凭借语言和副语言的方式实现的。

3.功能使向。 Spencer-Oatey新提出的人际关系管理理论中认为人际交往中既存在和谐也存在冲突[19]。 交际双方可以通过到位的语言维护对方的素质面子和身份面子, 并保持交际间的平等权和交往权, 这样就有利于构建良好的、和谐的人际关系。 同样谈话者也可以通过对用语忽视乃至威胁去否定对方的素质面子、身份面子, 也在交往中不注重双方的平等权和交际权, 这样就易导致和谐人际关系的破坏。面子管理和社会权势管理都会因为言语的选择与使用而呈现出不同功能走向, 言语选择的恰当, 则会有良好的面子和社会权势管理, 从而引领积极的人际关系构建, 反之, 言语的失当与滥用, 则易威胁双方的面子与社会权势, 从而破坏谈话双方人际关系的进一步和谐发展。

四、面子管理和社会权势管理在微观上相互影响

从微观上, 即其内在关联的视角上分析, 两者也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 见表2。

1.面子管理预设社会权势管理。 面子管理实际上是交际中听话人对说话人素质、身份的判定与评价, 而社会权势管理则是说话人对听话人施加话语作用后的影响。 如果说话人在能力、技能、智力、外表、品行等方面表现越突出, 其间接地在社会或群体中扮演角色的分量及起到的作用便会越大,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 听话人所投与的正面评价自然越高, 听话人则会更加注重交际双方在言语交际中是否平等, 双方保持联系与交际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反之, 如果说话人在个人的素质和能力上表现逊色, 这样会影响其在集体中扮演的角色和所担当的作用, 进而影响听话人对其赋予的评价与判定, 继而也会影响交际双方的平等与交际。 因此, 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分析出, 交际双方对面子的管理预设了其在社会权势的管理, 从而进一步影响后续人际关系的发展。

2.社会权势管理是面子管理的保障。 以上我们阐述了面子管理和社会权势管理的实质所在, 前者是对方对自身的评判, 而后者是自身对对方产生的影响。 如果说话人及其交际中的话语被听话人尤为认可与重视, 那么听话人就会关注其在双方谈话中的平等交际, 从一定程度上而言, 这些累积的重视与肯定也能反映出听话人对说话人的高度评判与认可, 有效地维护说话人的素质、身份面子。 同样的, 若听话人并非重视说话人, 甚至些许排斥, 这样听话人很有可能不提供说话人平等交际的机会, 而这恰也能折射出听话人内心对说话人比较负面的评价与认识, 是对说话人素质、身份面子的否定。 因此, 从一定层面上而言, 正面的社会权势管理也能构建良好的面子管理, 而负面的社会权势管理则会威胁良好的面子管理, 社会权势管理乃是面子管理的保障。

总之, 从内在联系上分析, 面子管理能预设社会权势的管理, 反过来, 社会权势的管理是面子管理的保障, 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 有机地联系于一起。

五、结语

Spencer-Oatey的人际关系管理理论从个人/独立层面和社会/互动层面来研究面子管理与社会权势管理, 又分别将其细分成素质面子、 身份面子和平等权、 交际权, 这是对Brown, Levinson的面子理论和Leech的礼貌原则的一大突破与发展。 本文重新审视了人际关系管理理论的框架结构, 主要分析了面子管理与社会权势管理在宏观上的相互统一与微观上的相互影响。 当然, 对该框架体系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的挖掘与探析, 值得进一步的思考。

摘要：近年来, 交际中的人际关系问题逐渐受到语用学研究者的关注, 其中深受探讨的是Spencer-Oatey的人际关系管理理论。本文重新审视其理论构架与体系, 针对其两大理论分支, 面子管理与社会权势管理, 定性地分析其在宏观上的相互统一与微观上的相互影响。

关键词：人际关系管理理论,面子管理,社会权势管理,相互统一,相互影响

人际关系管理理论综述 篇2

刘中起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城市社会研究所 上海200233）

日前，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上海市社会学学会、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市委党校城市社会所共同举办了庆祝建党90周年暨“社会管理创新与新时期党群关系”理论研讨会。来自上海市社联、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大学、上海市委党校等单位的专家学者3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关于重新思考和改善新时期党群关系

夏军（上海科社学会会长、研究员）：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对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作出了新部署新要求，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和改进党群关系正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现在的群众构成及其意识已与过去大不相同，因此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位新时期的党群关系。学界需要克服社会研究中的误区，探索从新的角度重新认识和管理社会的方式方法，需要重新思考西方的社会学传统是否适合中国当前的社会现状？

张昱（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在新时期加强和改善党群关系需要明白其主旨和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单纯的执政还是为了增进人民群众的福祉？在急速转型时期、社会碎片化的情况下，由于群众状态（阶层化）的变化，导致原有的传统时期的党群关系已经发生较大变化，因此在新的时期需要重构，原来由直接联系的状态转向间接联系的状态促使党群关系需要从一体化转向多样化发展。

文军（上海市社会学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促成社会差异性、多元性和不确定性，也给社会社会管理带来巨大挑战，其根本原因源自于社会本身不断“流动”和“变化”，对传统“整体性社会”不断突破和超越。因此，新时期改善党群关系必须考虑群众工作成因复杂化、处理关联化、形态对抗化等因素，以加强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与管理为主要特征。需要适应社会转型与现代化发展的新局面，努力转变群众工作的理念，以人为本、以民为重，提升群众幸福感、满意感，政府工作由“发展主义”向“公正主义”转变、由“管理”向“服务”转变。

关于如何看待社会组织与基层民主自治

邓伟志（原上海市社会学学会会长、上海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由农村包围城市，从一定意义上是农会包围城市，农会即作为当时的社会组织参与 1

到社会活动当中。基层自治需要扩大公众有序参与，而有序参与即需要组织群众，而组织群众离不开群众组织，通过群众组织教育群众、发动群众，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需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社会组织作为党的助手、群众利益的代言人，对于缓解社会矛盾、监督党和政府功不可没，社会管理要创新，必须壮大社会组织，真正使得中国社会走向三元共治。只有为社会组织松绑，让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社会才能稳定、和谐。

袁秉达（上海市科社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委党校教授）：“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党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执政理念的升华需要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才能进行社会管理创新。90年党史证明，从党的领导到基层自治，均是党和人民双向选择的结果：党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在新历史条件下，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继续坚持党和人民的双向选择。党必须依靠人民，对社会管理进行创新，人民最有主动的选择权，在新时期党和人民已经成为命运的共同体，党在新的历史阶段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最高标准，胡锦涛“七一”讲话强调人民民主监督对于执政的重要性，要防止腐败风险，社会管理要创新已显得非常迫切。

马西恒（上海市社会学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经验地看，目前城乡基层自治的秩序和活力并未很好地协调，民主制度空转的现象十分普遍，基层自治的主导权之争掩盖了居民的主体性，缺乏居民基于日常生活权利的地方公共性建构恰是当前社会管理矛盾的普遍根由。因此，需要从基层着手重建党的社会使命，通过积极的个人主义实现公民动员，通过维护自治权利引导公众有序参与，通过引领社会组织建设日常生活协调机制，因为建构有内聚力的基层社会需要主导基层社会生活的“政治力量”，通过这些措施深化党对日常生活的领导权。

关于社会管理的思维创新与路径

杨俊一（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社会管理与群众利益有着内在的相关性，要从根本上解决公权力与群众的关系。“党建统领、社会协同”其内在的机理是处理好预算跟服务的关系，社会管理格局中的四大要素问题在于其结构关系，新时期的党群关系要处理好党委与公众的关系、党委与政府的关系，在加强社会管理中，党的各级组织要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发挥统领和协调各方利益的作用。要矫正各种权力的滥用，防止社会过度分化。新时期的社会管理要重视公众参与的新特点，正视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包括参与政府动员与维护群众利益方面的功能，通过培育自主性的社会组织，整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于加强社会自治和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具有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郭庆松（上海市委党校科研处处长、教授）：改善党群关系与社会管理创新密切关联，当前社会结构变化与社会规范、价值变迁在进一步催促社会管理加速，时空压缩使得中国用30年的时间走过西方国家300年的历史发展，在正面发展效应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带来诸多社会矛盾等负面效应。借用萨缪尔森的“合成谬误”理论，当单个或是局部是正确的要素合成后可能是错误的结果，合成腐败即是一类，当前各地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即是集体无意识的多重叠加，因此需要加以重视研究，通过改善新时期党群关系加强社会管理创新。

人际关系管理理论综述 篇3

【关键词】区域经济整合；城市更新；城市空间布局；外部性

一、引言

产业集聚主要源于追求规模化经济的企业的大量“群居”，这种企业的“群居”可以产生相应的企业群优势，使集聚区域内的企业个体获得资源、物流、技术溢出等竞争优势，从而促进个体企业的发展，同时又进一步促进了整个集聚区域的发展和壮大，形成所谓的“集聚效应”。与此同时，区域经济整合是把相互关联产品的生产按照一定规模聚集到某一区域来进行，从而使企业获得节约生产成本或交易费用的效果。经济整合是建立在集聚基础上的演化，是大于微观经济又小于宏观经济的一种运行机制，属于一种“次宏观”的经济形式。因此，在区域经济环境里的经济整合也更加具有代表性和显著性。

作为区域经济载体的城市经济受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影响，从城市更新方面对城市及区域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本文侧重从理论分析的角度，分析了城市布局“动态化滞后”、区域经济外部性、规模经济形态以及产业的空间布局对区域经济整合发展的影响，论证了城市更新作用与区域经济整合的主要方式，并为后续研究铺平理论道路。

二、城市布局“动态化滞后”导致整合

早在上个世纪，就有学者曾经预言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重要主题。如今，现实摆在所有人的面前，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正对中国经济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

回顾过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从2000年的36.2%增长至2011年的51.27%，10年间有近2亿人口从农村来到了城市，平均每年约有1800多万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截至2014年年末，全国城镇常住人口总数为7.49亿人，占全国总人口数的54.77%。而按照《国家信息城镇化规划》中设定的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60%的目标，若以2014年为基年，2014年年末13.68亿人口为基数，按现在的年人口自然增长率5.21‰来计算，到2020年，全国总人口将增加4300万，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总数将会增加1.2亿，达到或者超过8.5亿人，这意味着平均每年将有超过1400万人转为城镇常住人口，面对如此巨大数量的人口迁移，城市规划和布局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人口、经济压力

城镇化的“急速”进行同时也对城市功能的及时跟进提供了许多困难和挑战，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的翻天覆地的巨变，这其中饱含着中国政府对于城镇化及旧城镇改造的决心、毅力和勇气。在城镇化这一过程背后所蕴含的巨大发展机遇才是我国城镇化问题的核心，而在众多的机遇面前，区域经济整合所释放出的能量不可小觑。

三、外部性导致整合

在经济学界，普遍将从事某产业的企业在某区域内的集中称为“产业专门化”（specialization），而在这种“产业专门化”的驱动下，该产业在该区域内进一步繁荣发展，逐渐形成具有规模效益的“区域定位经济”（localization），在经济学中，也将其称为“MAR型外部性”。与之相反，如果某一地区内产业格局呈现一种基于分工或者具有地域特色的“多样化”（diversity），则这种“多样化”就对应成为一种“城镇化经济”（urbanization），在动态演变的过程中被称为“Jacobs型外部性”。相同或相近产业的企业在某个特定的地区出现集中现象，则对应的是MAR型外部性；反之，如果某地区是多种产业并存的状态，不同类型的产业集中在一起，则较多地受Jacobs型外部性的支配。总之，MAR型外部性是一种发生于产业内部的外部性；Jacob型外部性是一种发生在产业间的外部性。

Batisse（2002）通过分析中国29个省份的30个工业产业在1988-1997期间的数据，观察了这期间中国工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即在一定的区域内，企业的数量规模对产业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在相同产业内，企业数量越多，产业内部竞争越激烈对该产业整体发展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是动态外部性的重要构成条件，也是该产业保持增长活力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与此同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多样化的经济环境有利于产业的增长，企业可以从同区域内产业的多样化中获得好处。

对我国较为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冀”区域而言，笔者认为，前文所述的各种形式的外部性都是显著存在的，因为相对于一个比较狭窄的城市空间或相对比较紧凑的城市区间（尤其对于珠三角的大部分地区）来说，产业多样化和产业专门化是并存的本文将其称为区域经济整合。

四、规模经济促进整合

对于企业来说，在相对较大规模的经济环境中，不仅意味着拥有更大的市场和更加旺盛的需求，而且还意味着企业有可能与周边或者外界可以产生更多的交流，不论这种交流是来自与产业内部还是外部，都可以一定程度的帮助企业积累技术、理念、人才等知识力量，良性的竞争也可以促进整个行业或相近行业的进步。因此地区经济规模还可以清楚的反映某些具有的地区特性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可以是正向的，如人才的合理流动，技术的战略共享，和理念上的不断进步；也可以是负向的，如环境污染、恶性竞争等（Combes，2000b；Charlot，Combes，2000；Batisse，2002）。

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通过人为设定一套区域经济整合调控体系，利用机制的作用，相近地域内的企业在空间布局、产业链条、资源优化配置、资本要素以及市场要素等方面进行互联，彼此共生成新的经济发展框架，拓宽区域经济体的发展空间，扩大区域经济体的整体发展范围，形成新的发展格局，使过去的竞争对手成为今天的战略合作伙伴。也有学者认为，通过竞争，可以促使地方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和教育投入， 并通过劳动力等资源的有效配置来促进多样化，扩大城市集聚效应。（李金滟，2008a）

五、区域经济整合下的产业空间布局

世界银行报告称：“国内市场整合对于提高地区资源配置效率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分割的市场容易阻碍生产要素和最终产品的流动，通过扭曲要素价格而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世界银行2005年的研究报告也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商品市场日益呈现一体化趋势，全国各类商品价格日趋一致，地方法规也日益趋同。从经济周期的视角，Xu（2003）研究表明，从1991年到1998年中国省份市场也趋于整合趋势。

与此同时，在城镇化发展的大前提下，产业集聚与城市圈、城市群等空间结构融合的表现形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产业集聚为空间结构融合的前提，而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又为产业集聚提供了重要的必备条件，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加快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和知识溢出的传播性，从而推动产业集聚和产业发展升级。

除此之外，基于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在工业型城市规模不断扩容，城市功能日趋完善的今天，人为作用下的城市规划和更新在影响着规模报酬的递增。

六、区域经济整合视角下的城市更新

空间结构融合与区域经济整合的理论研究充分表明，空间结构融合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而经济增长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融合，二者之间具有很强的内生性，并且还存在着一种双向互动关系，即空间集聚和经济增长在本质上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内部影响过程。

由于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随着这种影响的持续发力，经济增长又反过来影响经济活动的在空间中的集聚，由这种互相影响促使地区空间集聚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产生愈发紧密的内生关联性，而地区空间集聚又是由土地的集约利用和再开发为主要方式的，而在这种城市发展方式在实践中的具体实施手段，我们往往将其称为“城市更新”。

城市更新是一个兼容性很强的说法，可以将其理解为由制度转型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城市空间体系的城市持续重构过程。由于城市更新是一种手段和一个过程，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其对经济社会所产生的作用也是持续的，作用的过程是动态化的，其作用方式基本包含集约利用土地和土地资源的再开发两种。由这样一种逻辑关系我们可以有效的将空间集聚与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这一逻辑关系详见如下图所示。

七、结语

城镇化，首先是更新城市。通过对城市内部的重新规划和发展，提高城市产业化水平，增加就业岗位数量；改革城区住宅土地规划，扩大可居住面积；提高公共交通和基础设施水平，促进人员流动，客观上降低居住和生活成本。

就全国范围来说，重塑农村与城市更新的同步进行是我国当前以及今后一个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从理论上讲，城镇化的风险是有的，但同时好处也很多，风险与机遇并存。对于农村的城镇化改革来说，其核心问题便是将分散的村落和劳动力资源进行集聚，不论是城镇化所带来的机遇，还是城镇化改革背景下的潜在风险，都来自与此。

参考文献：

Baldwin， Richard E. and Martin， Philippe， Agglomeration and Regional Growth， The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Cities and Geography， Vol. 4， Elsevier Press， 2004.

Duranton， G. and Puga， D. From Sectoral to Functional Urban Specialisation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5， l57（2）.

Brǜlhart， Marius and Mathys， Nicole， Sectoral，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a Panel of Europe-an Regions [ J] ，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08， 38 （4）：348 ～ 362.

Fujita， Masahisa， Krugman Paul and Venables Anthony J.，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M] ，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Press ， 1999.

Fujita， Masahisa and Thisse， Jacques-Francois， Dose Geographic Agglomeration Foster Economic Growth And Who Lose from it [ J] ， The Japanese Economic Review ， 2003 ， 54 （2）：121 ～ 145.

Xu，Xinpeng.Have the Chinese provinces becomeintegrated under reform？ China Economic Review，13，116 - 133.2002

Word Bank. China： internal market development and regulation. Washington，DC： Word Bank ， 1994.

Word Bank. China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productand factor markets. Washington，Dc： World Bank. 2005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文版（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

顾朝林、张 勤、蔡建明、牛亚菲、孙樱，《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发展：跨世纪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简？雅各布斯，《城市经济》，中信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

Cécile Batisse，《专门化、多样化和中国地区工业产业增长的关系》，《世界经济文汇》，2002年8月

吴良镛：《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苏南科技开发》，2003.

李金滟、宋德勇，《专业化、多样化与城市集聚经济——基于中国地级单位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08年2月

跨组织关系与管理会计综述 篇4

一、管理会计在跨组织关系管理中的作用

跨组织合作独特的组织特征决定了跨组织关系的治理既不能完全依靠市场价格机制, 也不能通过传统的科层体系解决问题, 必须寻求新的治理机制。无论是契约型双边治理模式, 还是动态多元合约治理模式, 跨组织关系的基本特征都是组织间具有信任关系。跨组织关系的治理是基于信任的关系治理, 这种治理结构与市场和科层治理都不相同。因此, 跨组织关系的管理和控制对管理会计信息的需求也与传统的市场和科层治理不尽相同, 会计信息需要用以满足组织间信任建立、组织间学习、组织间的信息沟通和信息共享等需求。而传统管理会计信息系统没有给管理者提供足够的信息, 用于决策是否与其他企业形成跨组织合作关系, 以及如何管理、控制和评价这种合作关系。也就是说, 新会计信息系统必须在传统信息系统基础上进行改进, 才能满足跨组织关系治理的信息需求。Cooper和Slagmulder (2004) 认为, 以往管理会计在进行成本管理时往往只关注可量化的成本因素, 但随着产品设计复杂程度的上升和跨组织合作的深入, 跨组织成本管理所需掌握的信息不应只是传统会计项目, 如成本、利润率、预算等, 而应该是更加广泛的信息, 如客户要求、产品技术特点、反应敏捷度等, 这种信息需求的改变对会计信息系统提出了新的要求。Anderson和Sedatole (2003) 认为, 要进行跨组织关系控制, 除将传统的内控机制应用于跨组织关系外, 信任机制在跨组织控制中的应用值得特别关注。而控制机制与会计信息之间的相互作用、会计信息共享程度的上升会带来信任程度的上升, 而信任程度的上升同时也会使信息共享的需求和程度上升。至于管理会计在跨组织关系中发挥的作用, 以往研究有不同的归纳, Anderson和Sedatole (2003) 认为, 管理会计在以下三个领域中发挥作用:跨组织控制机制 (信任机制和风险管理) 、跨组织的绩效评价、动态跨组织关系的管理。而Berry和Ahmed (1997) 则认为管理会计在供应链管理中发挥的作用主要包括价值链分析、成本管理和绩效评价。Baiman和Rajan (2002) 认为, 与跨组织关系有关的管理会计研究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任务在关系主体之间的分配问题;二是选择某种机制来管理关系主体之间的关系。

与跨组织关系治理相关的管理会计文献大多是采用实地研究或问卷研究的方法、对企业管理会计实践进行归纳总结所得到的经验性研究成果。鉴于这种特征, 相关文献之间很难找到严格的逻辑演绎关系。因此, 本文只能按照时间顺序从相关文献中归纳出管理会计在跨组织关系治理中发挥的三个作用, 即跨组织关系的形成、跨组织关系的事中管理、跨组织关系的事后管理, (如图1所示) 。这种划分并不是一种严格划分, 许多管理会计工具可能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阶段发挥作用, 如价值链分析通过对价值链上相互关联的活动进行价值分析, 决定了跨组织关系的形成基础, 同时也通过组织间的价值协调机制, 对跨组织关系形成后的交易效率和成本收益分配产生影响。

二、管理会计与跨组织关系的形成

(一) 外包决策

外包决策是跨组织管理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也是管理会计在跨组织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应用。传统管理会计中, 外包决策的出发点是比较企业自制成本和外购价格, 根据比较结果作出外购或者自制的决策。但有研究认为, 传统的外包决策只是进行自制成本与外购成本的简单比较, 而忽略了外购决策中与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和信息不对称有关的交易成本。基于该考虑, 企业的外包决策不仅要考虑是否选择外部组织进行交易, 还要根据交易特征选择与外部组织关系的治理机制, 这个过程实质上是跨组织关系的形成过程。因此, 从跨组织关系形成的角度出发, 企业在进行外包决策时, 需要考虑外包决策的战略意义。在现代经济中, 企业与其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的外包决策, 而更加强调供应链联盟的战略意义。企业在进行外包决策时所考虑的成本和成本动因不应局限于企业本身, 而应从整个价值链考虑, 这种意义下进行的外包决策是一种战略性合作外包决策。

(二) 跨组织的价值链分析

价值链分析是现代管理会计的主要分析方法, Shank (1989) 将价值定义为一系列有联系的创造价值的活动, 包括从基础原材料供应到将产品提供给最终消费者的一系列活动。价值链包括了各种不同的关系:各种价值活动之间的关系、企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企业与供应商及客户的关系等。最后一种关系被称为供应链上的垂直关系, 其关心企业的内在价值链如何与外部供应商及客户的内在价值链相联系。这种联系存在的前提是不同交易主体的活动之间存在相互关联性, 即一方活动及其活动的绩效对另一方活动的绩效会产生影响。这种相互关联性需要通过一种协调机制来管理才能实现有效产出, 活动间的相互关联性越高, 就越需要协调机制的作用。因此, 价值链分析在企业间关系中的应用实际上就是一种实现价值链上具有相互关联性的活动之间的协调和最优化的机制, 这种价值链分析和协调机制超越了单个组织界限, 形成跨组织的价值链分析和协调机制。然而, 传统会计系统是服务于企业内部的增值活动, 而没有考虑协调整个价值链上各个相关企业的活动所可能带来的好处, 因而无法给跨组织的价值链分析提供足够的有用信息。Dekker (2003) 的研究认为, 跨组织的价值链分析可以是由购买者和供应商共同实施的联合价值链分析, 这需要双方共享成本和绩效信息, 通过对供应链上相互关联的活动进行分析和跨组织的协调, 可以明显改进供应链绩效。同时, 为改善供应链绩效所进行的专用性投资, 也需要企业间通过协商完成。这种跨组织的协商机制对于成本和利益的分配, 以及专用性投资问题非常重要。

(三) 跨组织关系主体的选择

如果外包决策是一种战略性决策, 那么企业在选择关系主体如选择供应商时, 仅考虑价格因素显然不能满足决策需要。Ittner et al. (1999) 所提到的供应商非价格选择标准和资格筛选机制, 实际上就是交易主体通过事前对交易对象的选择来降低交易过程中可能发生非效率问题的概率。Carr和Ittner (1992) 、Ellram和Siferd (1998) 等认为在选择供应商时只考虑价格因素是不全面的, 价格信息只能代表局部价值因素, 而诸如质量、按时交货、持续供应等信息也应该是选择供应商的重要因素。对于供应商的资格筛选机制, Heide和John (1990) 、Stump和Heide (1996) 等认为, 供应商的资质可以提供一种甄别供应商动机和能力的机制。

三、管理会计与跨组织关系的事中管理

出于战略管理的考虑, 交易主体之间形成了某种跨组织关系。这种跨组织关系一旦形成, 交易主体就必须对这种关系进行管理。笔者以这种管理以交易产出的实现为标志, 分为事中管理和事后管理, 前者发生于跨组织关系形成到产出实现之前的阶段, 后者则是对产出实现之后的跨组织关系进行的管理。从经验性研究来看, 企业在交易过程中对跨组织关系进行管理的管理会计工具主要有战略成本管理、跨组织控制机制等。

(一) 跨组织的战略成本管理

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 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日益加剧, 企业之间的竞争转化为供需链 (或企业群) 间的竞争。企业希望能够运用战略管理会计, 借助于所在的供需链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在此过程中, 作为战略管理会计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 战略成本管理已经超越了单个企业的范围, 需要在整个供需链中解决控制供应商成本、多企业协同成本控制、多企业产品设计并行互动的成本控制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 以Cooper等为代表所提出的战略成本管理模式充分体现了跨组织成本管理的思想。他认为, 作业成本法 (ABC) 的重点应该是战略上的运用, 协助企业形成最优的战略, 并为实施这一战略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要实现这一目标, ABC的实施就不能仅限于企业内部, 而应对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如供应商全面应用ABC, 以准确的成本核算资料为企业的成本竞争地位进行定位。由于核心企业的目标实现与企业外部组织的成本活动密切相关, 因此, 核心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对于成本管理的目标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其后, Cooper和Slagmulder (2004) 将跨组织成本管理的思想进一步具体化, 在传统目标成本法的基础上, 将成本管理的对象拓展为整个供应链的成本活动, 目的是消除购买方的设计要求和供应方的成本活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

(二) 跨组织关系的控制机制

战略理论和供应链管理理论对跨组织关系的控制机制形成的基本观点是:基于合同关系的正式控制机制和基于信任的控制机制是两种互补的控制机制, 在某些情况下, 信任可以替代正式的控制机制, 来控制跨组织关系中的管理风险。信任的建立和管理是一个动态过程和重复博弈过程。许多研究日本企业间信任关系的文献都认为, 会计系统在建立组织间信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Seal et al. (1999) 认为管理会计所提供的成本信息是战略伙伴之间建立信任关系的基础, 也是核心企业对合作关系进行控制和管理的基础, 这一观点在供应链管理的文献中也有印证。Frances和Garnsey (1996) 对英国大型超市及其食品供应商的关系进行考察发现, 超市与供应商之间的信息共享, 尤其是会计信息和成本信息的共享, 是保证超市对供应商实施有效控制的重要基础。

四、管理会计与跨组织关系的事后管理

管理会计在跨组织关系的事后管理中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跨组织关系的主体对关系的产出进行评价, 以及利用这些评价结果与奖惩资源的结合来构造对关系主体的激励, 并对关系的长期维持进行管理等, 包括对跨组织关系的绩效评价、激励机制和动态管理等。

(一) 跨组织关系的绩效评价

在讨论供应链管理的会计文献中, 研究如何对跨组织关系的产出进行度量的文献并不多。Ellram和Edis (1996) 和Sankar和Boulton (1995) 的案例研究认为, 企业与其供应商的合作关系中, 最重要的成功要素是合作双方采取一些正式和非正式的程序和规则, 对合作绩效进行评价和监督。Seal, Cullen et al. (1999) 也认为, 管理会计在供应链管理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对供应链中的合作关系进行绩效评价, 重点考察这种合作为合作主体能够带来什么好处。但Anderson和Sedatole (2003) 认为, 在跨组织关系的管理中, 对绩效的评价和管理是最困难的部分。他们在对若干战略性联盟的高层管理者的调查中发现, 不足一半的联盟采用正式的绩效评价程序和方法对联盟参与者进行绩效评价, 而这其中, 只有10%的管理者认为所采取的绩效评价手段对管理联盟是发挥作用的。由于跨组织管理的治理主要是基于信任机制的中间治理模式, 因此在这种治理下的绩效评价手段应该与纯粹市场机制下的合同评价机制有所区别, 如关系一方主体对另一方主体长期合作意图和合作能力的评价, 很难在基于合同的正式评价中得以实现。但从目前管理会计研究来看, 尚没有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来考察这种非正式评价机制的影响因素及其对跨组织关系绩效的影响。

(二) 跨组织关系的激励机制

跨组织关系的激励机制与跨组织关系的绩效评价是紧密联系的。从管理会计角度看, 绩效评价的目的在于将评价结果与奖惩资源结合, 从而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 来预防交易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 以实现评价者的目标。在跨组织激励中, 管理会计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在于跨组织关系中的某一主体或者关系链本身所选择的信息系统, 如何在激励交易主体进行投资和抑制机会主义行为方面发挥作用。Baiman和Rajan (2002) 认为, 会计信息系统的选择是跨组织激励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与其他多种机制, 如资产所有权的分配、供应链结构设计、产品结构设计等综合发挥作用, 对跨组织关系进行治理。许多研究认为, 会计信息在跨组织激励中发挥的作用, 除通过显性合同直接发挥作用外, 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供应商的非价格选择标准、组织间的信息沟通和信息共享机制、跨组织的协调机制等途径来解决跨组织关系中的非效率问题。

(三) 跨组织关系的动态管理

跨组织关系的动态管理主要是指关系主体基于对过去和现在交易绩效的评价, 对未来关系进行管理的过程。Anderson和Sedatole (2003) 认为, 管理会计信息在动态跨组织关系的管理方面发挥三种作用, 即合作伙伴的再选择、组织间信任关系的发展、组织间学习。

近年来, 随着各种形式的企业联盟组织的迅速发展, 跨组织关系的治理也日益重要, 虽然在组织理论、战略管理、供应链管理等多个研究领域中, 研究者开始广泛的讨论跨组织关系问题, 但在会计领域中, 这类讨论似乎还不多。从本文所涉及的管理会计文献来看, 对企业处理跨组织关系的能力、行为和后果进行管理、控制与评价是管理会计在跨组织关系管理中最重要的功能。将跨组织的管理问题纳入管理会计的研究框架无疑将拓展管理会计的研究范围和应用领域, 而面对跨组织关系管理带来的新问题也必然对管理会计的工具和方法提出新的挑战。

文化与人格关系研究综述 篇5

文化与人格关系研究综述

文化影响人格发展.在影响人格的因素中,普遍性因素与文化特殊性因素共存.文化的维度,有复杂性、紧密性、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等.许多文献提到在不同的.文化中均出现大五人格.然而我们仍然需要谨慎,因为对普遍性的大多数研究并不包括文化特殊性的特质,也不研究那些与西方文化范例有绝对差异的样本.

作 者：宋怡 孔克勤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62,上海刊 名：心理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PSYCHOLOGICAL SCIENCE年，卷(期)：200427(1)分类号：B84关键词：文化 人格 个体主义 集体主义

人际关系管理理论综述 篇6

一、人际关系和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研究

Armistead和Forehand研究发现，青少年时期的父母教养方式对解决人际关系困扰的能力会产生影响。Amato和keith研究认为，父母亲的婚姻关系是否稳固是家庭环境的基础：父母亲双方以何种方式相处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其子女，子女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是从模仿父母开始的。不断冲突、不太和谐的父母关系和父母离异都对子女成年后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Salmah的研究指出，父母不同的教养方式会导致青少年不同的的人际关系能力。

黄君的研究表明，父母的情感温暖理解因素对子女人际关系产生显著的正向预测力。父母的情感温暖理解因素会给孩子带来更多的亲情体验，以后走向社会会较少体验到社会孤独感。罗敏研究指出，父母亲的教养方式对大学生的人际关系能力有较为显著的预测力，父母的教养方式越是积极，那么大学生的处理人际关系能力会越高。赵志一、窦路明研究发现，父母的教养方式对中学生的人际关系影响非常显著， 尤其是母亲的教养方式，除了惩罚严厉外， 母亲在情感温暖理解、拒绝否认以及过度干涉与过度保护等等因子的得分上都显著高于父亲， 表明孩子更多地是感受到来自于自己母亲的关爱与理解， 但是同父亲相比母亲更容易出现干涉、保护和拒绝孩子的举动。马长征、王岚指出，父母的教养方式对人际信任方面的影响显著，这一结论是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的，他进一步研究说明积极的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形成良好的人际信任有利。总之，父母的教养方式对人际信任具有一定的预测力，独生子女大学生比其他大学生的人际信任度更高。张磊调查研究发现与大学生宿舍里对人际关系的满意程度呈现极其显著的正相关的因子是父母情感温暖与理解，但是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的有四个因子，即母亲的拒绝否认和偏爱被试、父亲的惩罚严厉和拒绝否认。父母教养方式、人际归因共同预测大学生对宿舍关系满意度有78.7%的变异量，这对大学生宿舍的人际关系具有较显著预测作用，父母教养方式中的个别因素经过人际归因的中介作用影响大学生的宿舍人际关系。

综上所述，在研究教养方式与人际关系的相关性方面，大多数是对大学生的研究，对中学生的研究较少，对中职学生的研究鲜有问津。

二、道德同一性和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研究

谈文娟对南京某大学325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了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和自我概念的关系，发现自我概念得分越高，父母情感温暖与理解也得分高，而在母亲的过度干涉与保护、父亲的过度保护和父母惩罚严厉和拒绝否认方面得分越低，大学生自我概念的得分越高，所以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和大学生良性自我概念的形成呈显著相关关系。

饶晓进行回归分析显示，自我同一性和父母教养方式能预测社交焦虑的状况，父母教养方式以自我同一性为中间变量对社交焦虑起一定预测作用。

吴鹏等研究表明，拒絕型教养方式以责任心、道德同一性以及道德脱离为中介间接地影响到网络不道德行为。责任心既可以对网络不道德行为起直接作用，也能通过道德脱离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网络不道德行为。道德同一性能通过道德脱离来间接影响不道德行为。

杨绍刚、万增奎研究发现，影响青少年道德同一性的因素中，极为重要的是父母的文化程度。同时青少年的道德同一性受父亲文化程度的影响较大，但是受母亲文化程度的影响不明显。父亲的文化程度和青少年道德同一性之间有极高的正相关。

李高辉调查研究发现父亲和母亲情感温暖与理解和道德同一性、内隐维度和外显维度均呈现极显著的正相关；父亲惩罚严厉、父亲拒绝否认、母亲过分干涉与保护、拒绝否认、母亲惩罚严厉和道德同一性、内隐维度和外显维度呈极显著的负相关；父亲过分干涉、偏爱被试、过度保护、母亲偏爱被试和道德同一性、内隐维度和外显维度不存在相关。

目前没有发现研究中职生父母教养方式和道德同一性关系的文章。

三、道德同一性和人际关系的关系研究

对人际关系困扰和道德同一性的相关研究在我国是较少的，安秋玲在她的博士生论文《青少年非正式群体交往与自我同一性发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中指出，自我同一性的发展在不同年龄阶段与领域发展是不同步性，这一讨论结果在初中阶段与人际关系领域比较突出。在人际关系领域中，初中阶段的自我同一性发展表现为“混淆最低，前闭最低，获得提高”。探究初中阶段的人际关系领域自我同一性，结果显示，影响自我同一性的重要因素有群体地位、群体认同和领悟社会（群体）支持。

在学习他人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发现，人们的视线关注的多是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对中职生的研究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这恰恰是职业学校教师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黄君.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人际关系的影响[J].科技信息，2009：4-61.

[2]赵志一，窦路明.父母教养方式对中学生人际关系的影响[J].中国学校卫生，2005，26（5）：399.

人际关系管理理论综述 篇7

自从绩效考核在绩效管理的平台上得到升华之后, 不少企业和管理者对绩效考核与绩效管理在认识和实施中存在误区。绩效管理与绩效考核虽然只有两字之差, 但涵盖的内容、折射的理念等很多方面都存在差别。如果不能正确认识两者及其之间关系, 绩效管理的价值无法得到体现, 企业也不能通过绩效管理来提高员工绩效、进而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

二、相关概念阐述

绩效是指一定时期员工个人工作成绩表现、团队运作效率或者企业总体业绩绩效。从组织层次上来看, 企业绩效包括员工个人绩效、团队绩效和总体企业绩效三个层次 (邓婕, 2008) 。绩效 (performance) 也被称为业绩、效绩、成效等, 反映的是人们从事某一活动所产生的成绩和成果。绩效还包括个体绩效、团队绩效和组织绩效 (彭剑锋, 2003) 。

绩效考核是组织对组织内的成员一段时间的工作、绩效目标等进行考核, 是前段时间的工作总结, 同时考核结果为相关人事决策 (晋升、解雇、加薪、奖金等) 提供依据。这就指出了绩效考核是事前控制, 也有从绩效考核的过程和结果来说明, 如绩效考核是依据既定的标准, 通过一套正式的结构化制度和系统的方法来评定和测量员工对职务所规定职责的履行程度, 以确定其工作成绩的一种管理方法 (王长缨, 2006) 。绩效考核也被称为绩效评价, 只是侧重点不同, 有的学者就从评价的角度来认识绩效考核。绩效评价是指对某个单位、某个地区的工作, 采用特定的指标体系, 对照统一的评价标准, 通过运用一定的数理方法, 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地评价它们所取得的业绩和效益 (冯英浚等, 2003) 。

通过对上述各位学者对于绩效考核的理解, 总结如下, 绩效考核是在工作一段时间或工作完成之后, 对照工作说明书或绩效标准, 采用科学方法, 检查和评定员工对职务所规定的职责的履行程度, 对员工个人的发展情况, 员工的工作结果进行评价, 判断他们是否称职, 并以此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依据, 保证员工的报酬、晋升、调动、职业技能开发、激励、辞退等项工作的科学性 (胡学群, 2006) 。

关于绩效管理的含义可谓仁者见人, 智者见智。绩效管理是经理和员工的对话过程, 目的是为了帮助员工提高绩效能力, 使员工的努力与公司的远景规划和目标任务一致, 使员工和企业实现同步发展 (崔风玲, 2005) 。在《绩效管理理论概要》一书中, 著名人力资源管理学专家李业昆先生提出:“绩效管理是从员工绩效管理出发, 实现员工绩效管理与组织的绩效管理的整合, 包括绩效计划、绩效实施、绩效考评、绩效反馈和绩效结果应用等一系列环节的一个完整的系统。”成功的绩效管理仅取决于管理本身, 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管理相关联的整个绩效管理过程 (游思远、向映, 2009) 。

三、绩效考核和绩效管理的联系

崔凤玲 (2005) 认为, 绩效考核与绩效管理的关系是绩效考核是绩效管理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通过绩效考核可以为企业绩效管理的改善提供资料, 帮助企业不断提高绩效管理的水平和有效性, 使绩效管理真正帮助管理者改善管理水平, 帮助员工提高绩效能力, 帮助企业获得理想的绩效水平。

吴有伦、曹明华 (2005) 在谈到认识绩效管理和绩效考核的联系时指出, 明确绩效考核是绩效管理的关键环节。如果只要绩效考核而不谈绩效管理, 那就是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当然, 脱离了绩效管理的绩效考核是无本之木, 无源之水, 推行不了多久就会失败。

总的来说, 绩效管理始于绩效考核, 绩效管理是对绩效考核的改进, 是绩效管理的起点, 绩效管理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绩效计划制定的及时性与合理性。

四、绩效考核和绩效管理的区别

王长缨 (2006) 认为, 绩效考核和绩效管理的区别是:在以往, 绩效考核是用来控制员工的, 也就是将其作为升迁、调职、解聘或加薪的依据, 难免会引起员工的本能抗拒, 藐视组织的要求, 而上级也就只好用哄骗、奖励或是惩罚的手段来促使员工工作或合作。同时由于绩效的多因、多维、动态等特点及主管的情感等因素, 考核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而绩效管理就是要创造一种组织环境, 使员工能同时达到个人及组织的目标, 因而绩效考核就成为企业规划中的一个重要工具。脱离绩效管理体系的考核之所以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主要原因就在于缺少员工的参与, 缺少考核双方持续动态的沟通。

绩效管理与绩效考核的区别:

(一) 对人性的假设不同

绩效考核的人性观是把人看作经济人, 这种人性观认为员工在没人监督的情况下会尽量少做工作或降低工作质量, 而督促员工为企业做贡献的办法就是利用考核, 通过考核这个“鞭策”之鞭提高员工的工作绩效。现代的人力资源管理崇尚“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把人当成人, 而不是当成任何形式的工具, 人是世间的最高价值。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环节, 绩效管理恰恰体现了这种思想。人不再是简单地被控制, 更多的是信任、授权和被激励。

(二) 管理的目的不同

由于绩效考核的地位和作用, 是绩效管理中连接绩效实施和绩效反馈与面谈的环节, 目的是从其作为绩效管理环节这一角度出发的, 即对照既定的标准、应用适当的方法来评定员工的绩效水平、判断员工的绩效等级, 从而使绩效反馈与面谈有针对性。绩效管理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上看, 其目的主要有:为人员的内部供给计划提供较为详尽的信息;为更有效的职位分析提供依据;为员工薪酬调整提供信息;为制定员工培训与开发计划提供依据, 并在此基础上帮助员工制定个人职业生涯发展规划, 从而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双赢。

(三) 管理者扮演的角色不同

绩效考核中, 管理者需要从各个方面给员工的绩效表现做出评价, 公平、公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 管理者更像裁判员, 根据事实客观公正地评价员工的绩效水平。在绩效管理中, 绩效目标制定以后, 管理者要做一名辅导员, 与员工保持及时、真诚的沟通, 持续不断地辅导员工业绩的提升, 从而帮助员工实现绩效目标。但在这之前, 管理者要先扮演好记录员的角色, 记录下有关员工绩效表现的细节, 作为绩效考核的依据, 确保绩效考核有理有据, 公平公正。

五、结语

通过以上所述, 我们不难发现, 绩效考核只是绩效管理的一个环节, 不能简单地将绩效管理理解为绩效考核;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绩效考核。在绩效考核的过程中做到公平、公正、客观, 对于员工的绩效评价就会反映员工的真实情况, 对于其相关的绩效提高和薪酬管理是大有裨益的。同时也不能将绩效管理看作是一件孤立的工作, 它是整个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和其他环节紧密相关, 相互磨合下才能发挥整个人力资源系统的作用。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 绩效考核必然会走向绩效管理, 即管理思想上从科学管理发展到人本管理, 管理手段上从行政约束发展到沟通激励, 管理基点上从结果管理发展到过程管理,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全面绩效管理体系。

参考文献

[1]钱攀峰.如何避免绩效管理流于形式[J].人力资源管理, 2008 (12) .

[2]岳玲.管理控制和绩效管理关系的文献综述[J].改革与战略, 2010 (3) .

[3]朱红.浅谈绩效管理在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J].经济研究, 2010 (3) .

[4]游思远, 向映.从绩效考评到绩效管理的转变[J].人口与经济, 2009.

[5]郭庆松.试论绩效管理的战略管理功能[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08 (10) .

[6]孙玲芳, 汲铮.传统绩效管理与现代绩效管理的比较分析[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9) .

[7]何琪.从绩效考核到绩效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发展[J].社会科学论坛, 2007 (4) .

[8]盛运华, 赵宏中.绩效管理作用及绩效考核体系研究[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2002 (2) .

[9]骆净华.绩效考核发展成绩效管理的必然性[J].商业经济, 2009 (1) .

国外人际冲突管理模式的研究综述 篇8

关键词：人际冲突,冲突管理,模式

个体处理冲突的倾向性可以通过人际冲突处理策略有效的反映出。随着冲突研究的不断发掘深入, 不同冲突处理模式的提出成为研究和讨论冲突处理策略的基础。历来有关人际冲突解决模式的研究大都采取两个向度五种冲突管理风格模式。

一、两个向度五种冲突管理风格模式

Blak e和Mouton的冲突管理方格理论。Blak e和Mouton是首先考虑到冲突的情境因素, 而提出双向度的冲突方格理论的学者。他们以两个基本向度区分冲突管理风格:一为关心人们, 一为关心结果的产生, 由这两个向度可引申出五种不同的冲突管理风格:退避、安抚、强迫、妥协、问题解决。

H all以达成个人目标与人际考量两个向度建构出五种冲突管理风格。

托马斯所提出的五因素模型是这许多的处理冲突的策略模型里影响最广泛的。托马斯在满足自己的益处和满足其他的益处这两个角度上, 以确定是哪一种处理冲突的策略。其中, 想要满足自己的益处的想发要由任意或不任意程度的追求个人目标来决定。想要满足其他人的好处的想发要由是否合作的成程度决定。在这个基础上, 托马斯所提出的五种解决矛盾的方法是:竞争, 每一个个体只思考自己的事情, 比如:利益等, 不去顾及另一方的感受和可能会产生的后果, 所做出的决定;忍让, 葛各个体多多顾及另一方, 为了保持之间的联系, 牺牲自己的一种消极的做法;妥协, 双方共同退一步, 均放弃部分益处保全自己也保全对方, 没有谁输谁赢, 共同存在的和平镜景象。合作:也就是Blake和Mouton提出的问题解决策略。逃避:个体可能承认冲突的存在, 却不在乎自己的利益, 也不关心对方的反应, 采取退缩或压抑的方式。遇到冲突事件, 只会从处境中逃避出去, 以为让自己和他人划清界限, 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可以避免发生冲突, 是双方均不满意的“双输”的局面, 五种人际冲突处理策略则分别代表了武断性和合作型的不同组合。

Th omas和Blak e、Mouton的冲突反应方式是很相似的。竞争即为强迫以获胜, 合作即为面对问题促使问题解决, 退避即逃避而不表明立场, 忍让即为试图安抚别人寻求和谐, 妥协则是一样。

R ah im在Blak e&Mouton和Th omas理论的基础上, 在关心自己和关心他个维度上, 将冲突的五种处理策略发展为:一是统整;二是忍让;三是支配;四是逃避;五是妥协。内涵和Thomas的架构类似。

二、其他有关人际冲突处理模式的研究

(一) Sexton&Bowerman的冲突管理模式

Sex ton&Bow er man分别以介入的方式和介入的意愿两层面。将冲突管理分为五种类型:求成功者、中立者、免失败者、独裁主义者、平等主义者。

(二) Pruitt以及Pruitt&Rubin人际冲突管理模式

在关心自身结果和关心他人结果两个维度上, Pruitt和Pruitt&R ubin分出四种策略来应对:竞争, 问题解决。让步和不作为。可以看作是Blake&Mouton冲突模式的扩展。

(三) Putnam&Wilson的沟通冲突模式

Putnam&Wilson致力于发展冲突管理的基模, 来促进组织冲突的有效管理。

(四) Falbo&Peplau向度冲突处理策略

Falbo&Peplau, 曾对异性恋与同性恋的大学生中, 以开放式问卷的研究结果, 提出二向度的影响策略模式, 直接-间接;双向-单向。Falbo&Peplau发现在异性恋关系中, 影响策略的使用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存在, 也就是说, 男性较女性多使用直接且双向的影响策略。

Th omas所提出的以上五项冲突处理策略也并非完全单一独立, 当个体面对冲突时, 很少会每次都采用不同的方式, 仍会灵活配合运用。因此, Thomas提出五种冲突管理模式的适用时机。忍让的适应时机为:1.当自己是错方, 对方是对的时。2.当争议事件对他人的重要性比自己大时, 合作关系以满足他人来维护。3.建立属于自己的社会影响力。4.自己处于优势, 为了尽量的减少损失时。5.组织的和谐稳定的关键期。6允许部署在错误中学习经验。逃避的适应时机为:1.当所争辩的事情微乎其微时或所着急的争议更为重要时。2.当自己的需求无法有机会满足时。3.当分裂的损失超过解决所获得的利益时。4.在对方平静的情况下解决问题时。5.在决定之前想搜寻整理更多的资讯时。6.当解决问题冲突时他人没有有效的解决方法时。竞争的适应时机为:1.当需要行动时, 采用迅速、果断的方法时。2.当所做的决定不为他人所接受和喜欢时。3.当你确信此一争议对组织的发展是重要时。4.当对方想要利用你的行为获取利益, 你完全可以避开时。妥协的适应时机为:1.当双方势均力敌, 而想要争取唯一的目标时。2.暂时的解决复杂性的争议事件。3.在合作或是竞争无效时, 作为备用的解决方案。4.因为时间的压力, 必须获得暂时的解决。5.没有必要为完成自己的目标而选用更为独断的方法解决问题, 虽然自己的目标很重要。合作的适应时机为:1.当两方对事情的看法一致, 都觉事情重要而且都需要时, 务必以整合性的解决方案为最佳。2.当为了学习而定制你的目标时。3.当意见不合, 为了调整时。4.当为建立团体共识, 培养成员使命感时。5.当为了维系双方工作关系, 能够得到良好的工作情绪时。

虽然西方在冲突管理研究上有新的进展, 然而前人研究却没有回答人们是如何运用多种不同的冲突管理风格, 唯一的线索是Mik olic, Par k er, &Pr uitt (1997) 发现, 人们在处理冲突时, 会循序渐进的采用不同的方法应对, 通常是先提出请求, 然后是较强的要求, 若无良性回应, 则会依序使用较情绪性的抱怨、生气、威胁、侵扰以及辱骂等方法。

参考文献

[1]Blake, R.R., &Mouton, J.S. (1970) .The fifth achievement.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6, 413-426.

[2]Hall, J. (1969) .Conflict management survey.Rochester, N.Y.:Technometrics.

人际关系管理理论综述 篇9

关键词：内部控制,应计盈余管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一、引言

由于我国的上市公司目前处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状态, 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委托代理冲突越来越严重, 这种委托代理问题不仅包括经理人和股东的冲突, 也包括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冲突。由于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存在, 经理人往往存在机会主义行为, 股东也无法对经理人进行有效的监督, 大股东也会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对中小股东的利益进行侵占, 使公司决策的公正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本文所要研究的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内部控制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保证财务报告信息的质量, 即保证信息的相关性、可靠性和真实性。财务报告有效地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代理人会进行盈余管理, 这便损害了委托人的利益, 而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这种冲突主要通过内部控制的制度性安排来消除。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更加引人关注, 能否通过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来抑制盈余管理成为了一个兼具理论与实际意义的话题。

二、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一) 相关理论

1. 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作为公司的制度安排, 贯穿于公司经营的各个流程, 它的主要目标是经营性目标、报告性目标与合规性目标。由于全球范围内的舞弊行为的发生, 各国对内部控制逐渐重视起来, 率先起步的是美国, 安然公司的破产使美国的立法机构加快了步伐, 在2002年首先推出了萨班斯法案 (简称SOX法案) , 该法案对内部控制的信息披露做出了强制性的要求, 这使美国的内部控制处于严格的监督之下, 规范了内部控制制度。我国的内部控制发展起步较晚, 上交所、深交所分别在2006年和2008年颁布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和《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强制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而财政部在2010年出台的《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要求上市公司对内部控制的鉴证信息进行披露, 到2014年上市公司发布的财务报告为止, 所有公司都已经披露了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但有部分公司并没有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由此可见, 内部控制的法律政策在我国贯彻实施的并不彻底, 这也对抑制盈余管理有一定的阻碍。

2. 盈余管理

由于信息不对称的普遍存在, 会计信息成为了管理层向股东及外部投资者传递的中介, 而盈余管理自然成为了一种可选择的会计机制, 管理层为了追求薪酬激励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有动机地进行盈余管理这种机会主义行为, 而盈余管理也影响着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盈余管理主要分为会计选择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会计选择盈余管理主要通过对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选择进行盈余管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主要通过影响企业的真实交易活动来进行, 又分为销售操控、生产成本操控、酌量性费用操控, 他们改变了企业的真实交易活动的收入额、销售成本以及各种的酌量性费用支出。由于法律政策地不断完善, 利用会计选择进行盈余管理的风险较高, 企业管理层越来越多地选择风险较小、隐蔽性较强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但这种盈余管理方式损害了企业的未来利益, 销售操控会使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受到影响, 生产成本操控会减少企业的未来现金流, 而酌量性费用操控会损害企业的未来经营业绩。但是, 管理层不以企业的未来发展为重, 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成为了他们最主要的选择。

(二) 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文献综述

1. 国外研究综述

自从美国颁布萨班斯法案之后, 关于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的研究日益增多。Doyle等学者 (2007) 考察了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的弱点后, 得到了内部控制缺陷与应计盈余的质量呈反向关系, 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的弱点往往会降低公司的应计盈余质量。Chan等人 (2008) 通过研究发现, 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较高。在此基础上, Ashbaugh (2008) 发现, 将内部控制的缺陷进行改正后, 盈余管理的程度明显降低。由此可见, 国外的大部分学者认为, 内部控制的质量高低与盈余管理的程度呈反向的关系。

2. 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对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的看法分为两种, 一种是认为内部控制能够有效地抑制盈余管理。程小可、郑立东 (2013) 认为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程度更低。杨七中、马蓓丽 (2014) 认为, 内部控制能够有效地抑制盈余管理, 但却促进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这可能是因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隐蔽性较强, 企业更倾向于通过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来操控利润。另一种观点则是认为, 内部控制对盈余管理的抑制效应并不明显。张国清 (2008) 以2007年A类非金融上市公司为主体, 研究得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并未伴随高质量的盈余。我国的学者在研究内部控制和盈余管理的关系时, 关于内部控制的度量方法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根据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 第二种为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审计意见, 相比较上一种, 来自外部的报告更加客观, 也更加有说服力, 最后一种则是根据迪博公司发布的内部控制指数。目前, 采取前两种度量方法的研究更多, 主要是因为前两种的上市公司数据更容易获得。

三、政策建议

(一) 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之间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内部控制是公司治理的基础, 只有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才能保证内部控制发挥应有的作用, 需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有研究表明, 高管的薪酬越多, 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程度越低, 我们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减少高管盈余管理的行为。

(二) 加强会计师事务所的客观性

会计师事务所应加强执业过程中的独立性, 保证出具客观公正的鉴证报告, 使投资者能根据鉴证报告作出正确的决策, 加强内部控制的审计质量还有助于提高内部控制的质量, 从而抑制盈余管理。

(三) 完善相关的法律政策

财政部自从2010年颁布了《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后, 正在逐步加强对内控信息披露的要求, 但是仍有一部分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披露不够完善, 尤其是内部控制的鉴证信息, 相较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来说, 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更加独立客观, 更能反映出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真实情况。所以, 法律的监管部门应努力完善相关监督机制, 加强对上市公司执行法律的监督。

参考文献

[1]方红星, 金玉娜.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抑制盈余管理吗——基于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经验研究[J].会计研究, 2011, (08) :53-60.

[2]张国清.内部控制与盈余质量——基于2007年A股公司的经验数据[J].经济管理, 2008, (23) :112-119.

[3]张龙平, 张军, 张军只.内部控制对会计盈余质量的影响研究[J].审计研究, 2010, (02) :83-90.

[4]叶建芳, 李丹蒙, 章斌颖.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正对盈余管理的影响[J].审计研究, 2012, (06) :50-59.

[5]Doyle, J, Ge, W., Mc Vay, S.Determinants of Weaknesses in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7, 44 (1-2) :193-223.

人际关系管理理论综述 篇10

国内外学者关于盈余管理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应计盈余管理这一方面。而对盈余管理的真实盈余管理研究则不是很多, 尤其是国内目前关于二者关系的研究更是十分有限, 且结论存在很大的分歧, 有的研究认为二者之间是替代关系 (Cohen and Zarowin, 2008) , 而有的研究则认为二者之间是互补关系 (Wan, 2013) , 还有学者认为二者之间是“二元”关系, 即, 既存在替代关系, 又存在互补关系 (王良成, 2014) 。由于世界各国主要采用原则导向型会计准则, 这对应计盈余管理的抑制起到很大作用。管理层将目光投向真实盈余管理, 而真实盈余管理较之应计盈余管理对公司的未来价值损害很大 (Chi et al., 2011;Graham et a1., 2005) 。因此, 有必要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做出判断, 以使企业实现价值最大化的同时, 保护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规范市场。本文将针对这一问题进行归纳总结, 以期为以后进行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个帮助。

2 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文献综述

2.1 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的替代关系文献综述

2.1.1 国外文献综述

Ewert and Wagenhofer (2005) 认为会计准则的严厉执行会增大应计盈余管理的难度进而会使公司降低应计盈余管理, 但同时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真实盈余管理会增加。

Cohen et a1. (2008a) 研究发现, 在SOX法案颁布之后, 由于法律保护水平上升、证券监管和惩罚趋严, 上市公司对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由应计盈余管理转向了真实盈余管理。之后, Cohen and Zarowin (2008) 发现, 真实盈余管理与应计盈余管理是可以相互替代和影响的。这和Graham et a1. (2005) 的研究一致, 为规避监管者的注意, 管理者更偏爱真实盈余管理行为, 面对不同的监管环境和压力, 管理者会认真权衡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运用的策略差异。

2.1.2 国内文献综述

李增福、郑友环 (2010) 则认为预期税率上升的公司, 主要进行真实向上的盈余管理;预期税率下降的公司, 主要进行应计向下的盈余管理。李增福、郑友环、连玉君 (2011) 进一步研究后认为上市公司会同时实施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两种盈余管理方式。

和辉 (2012) 认为IPO企业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同时实施了两种盈余管理方式;IPO企业在选择盈余管理方式时是以发行价格最大化为原则的, 当其审计师为国际“四大”、会计弹性水平较低、处于非管制行业时, 选择真实盈余管理更有利于提高股票发行价;反之, 选择应计盈余管理更有利于提高股票发行价。

2.2 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的互补关系文献综述

2.2.1 国外文献综述

Chen et al. (2001) 和Jian and Wong (2010) 发现, 当面临退市和再融资的管制压力时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很强烈, 其行为也很极端。公司不管采用应计盈余管理还是真实盈余管理, 管制压力都是其内在的驱动力量, 使得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可能并不表现出替代关系, 而是互补关系 (王良成, 2014) 。但是Chen et al. (2008) 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后发现市场并不能辨别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

Wan (2013) 的研究也进一步证实, 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在外部监督严的情形下并不具有相互替代关系。

2.2.2 国内文献综述

刘启亮等 (2011) 研究发现, 在新法律实施以后, 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尽管得到了一定的抑制, 但由于我国新法律执行力度不够, 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整体在调节利润方面则没有明显的一致方向。即, 在我国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替代关系。

王良成 (2012) 的研究认为, 我国的实际情况可能与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不同, 在法律基础、投资者保护意识、相关会计制度等有待完善以及我国独有的市场制度背景下, 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并非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 而是具有同高同低联动的正相关关系。

2.3 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的“二元”关系文献综述

王良成 (2014) 经研究发现, 在中国市场上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存在“二元”关系。即替代关系和互补关系。具体而言, 市场竞争压力在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具有明显的成本比较优势, 使得两者具有替代关系;控制利益、管制压力在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不具有显著的成本比较优势, 而是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的驱动因素, 使得两者具有互补关系。

3 结论

虽然关于盈余管理的研究的历史已经很长, 但是对其两种方式关系的研究才开始不久, 而且结论存在很大的争议。也就是说, 对二者关系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同时, 也会对国家未来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的制定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Cohen, D.A., Dey, A., and Lys, T.Z. (2008a) , ’Real and Accrual—Based Earnings Management in the Pre—and Post—Sarbanes—Oxley Periods’.The Accounting Review 83 (3) :757—787.

工资与物价关系问题研究综述 篇11

物价问题一直是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它不仅关系到每个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及经济秩序问题。最近这些年，不断增加的高额工资似乎永远也赶不上飞速上涨的物价。在我国各个城市各个行业中，工资涨幅输给了物价涨幅，导致多数地方实际工资呈下降态势。所以，重视工资、物价的关联并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一般意义上的工资、物价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方面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评述。并从研究中得出工资上涨、物价上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结论，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文献研究

◎查阅写作本篇文献所需相关研究资料

1.利用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资源在各个数据库进行中文检索。

在CNKI中国知网中“工资”、“物价”两个关键词进行跨库初级检索，共检索到52篇文章（时间从1979-2012），而近三年发表的只有2篇，2011年的《“低保挂钩物价”能否引出“工资物价联动”》和2009年的《中国工资、物价和经济增长变动关系的动态分析——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由于所搜近三年文献较少，所以最后在广州地区高校图书馆联盟资源共享平台上以关键词“工资”“物价”“中国”进行了第二次检索，共有相关的中文期刊1047篇，其中2011年的就有166篇，2010年的有323篇，2009年的28篇，而此前几十年才不过400篇左右。可见近些年工资问题和物价问题已经成为我们愈来愈关注的话题了，对此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如近三年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项目资助中，都曾对工资或物价有专门的科研立项（如“十二五”前期中国物价上涨主要因素和走势研究（2011）；保障农民工工资收入正常增长的社会政策研究（2011）；现代企业绩效工资与绩效评估公正性问题研究（2010）；最低工资标准问题研究（2008）等等。）

纵观国内有关工资和物价的现有研究成果，大多是围绕着工资与物价的关系，内在外在原因分析，对策建议等几方面展开的。

2.利用ABI/INFORM商业管理数据库及进行英文检索。

为了更全面的了解工资物价上涨的关系，获得研究选题所需的资料，也考虑到调查参考的资料要客观、全面，国内外的研究状况都要包括，所以又以关键词“salary”“commodity prices”进行英文检索，共有相关的外文期刊文献23篇，而经过研读只有2篇文献符合本文所研究内容，如Henson， Steven E； Krieg， John M； Wassell， Charles S， Jr； Hedrick， David W. Collective Bargaining and Community College Faculty： What Is the Wage Impact？ Journal of Labor Research 等。

综合上面的两次检索结果，可以看到研究工资和物价的文献最常见的基本思路如下。

文献的重点归纳

笔者在数据库上浏览了近百篇文章，并对之进行了研读。概括起来，研究工资和物价的文献最常见的基本思路可分三类：

◎工资和物价的螺旋推动关系。这大概是最近几年研究的相当热的一种思路了，在百度和谷歌中几乎都可以搜出两三百万条结果。杨成在文章《从工资价格螺旋模型看此轮物价上涨的特点》中就对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从长短期需求-供给曲线模型方面对工资物价关系特点进行了具体的剖析。如图所示，由于经济的刺激使民众需求增加，物价攀升，人们调整了通胀预期，要求增加名义货币工资，企业成本上升，导致更高的物价，同时，当人们的名义货币工资增加时，进而刺激消费需求，刺激更高的物价；当人们继续调整自己的通胀预期时，又将导致物价以螺旋式不断攀升，物价上涨引起工资上涨，工资上涨引起物价上涨，于是，工资和价格上涨形成了螺旋上升式运动。

◎在长期，物价与总工资存在均衡关系；而短期，物价上涨推动工资上涨，但工资对物价没有影响。曾昆在《物价与工资真的是螺旋推动吗？--基于分部门工资的实证研究》中运用VECM方法对物价和工资的关系进行检验分析，结果显示：长期，工资与物价存在推动关系；短期，工资对物价的反应相对灵敏，而物价对工资的反应相对迟缓。

◎工资跑不过物价。在周允中的文章《那时候，工资跑不过物价飞》里描述的抗日战争前后物价飞涨大概是对这的最早回顾。而到了21世纪，工资涨不过物价的问题又浮出了水面。据2011年年底发布的新华经参仕邦人力资源指数显示，去年上半年，在中国15个城市的4个重点行业中，通过将2011年6月的数据与基期（2010年1月为基期，实际工资仅增长1%）、去年同期（与2010年6月比，实际工资下降5%）、上月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虽然多数城市工资总额在提升，但是扣除物价因素后，最终得出多数地方实际工资涨幅输给了物价涨幅。

结论与建议

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国民总财富不断增加，但当前多数地方实际工资在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呈现下降态势，因为工资的上涨跑不过物价的上涨。所以研究工资和物价的关系并正确看待它们之间的联动效应更有助于解决当前社会上所遇到的难题。

我国已进入工资和物价的快速增长期，但导致工资上涨的因素有很多，房价飙升、青壮年比重下降、劳动力供给趋紧和新一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都有可能推高名义工资的水平。政府应该推出合理的政策，引导我们正确的消费观和就业观，以减慢房价的飙升，调配好劳动力市场上的供需平衡，这样对工资和物价之间快速的螺旋上升作用就有了一定的控制作用。

总体上看，工资的快速上涨短期内可以拉动内部需求，解决宏观失衡的问题，但同时工资上升会导致成本推升，对一般的物品价格水平增加将产生重要影响。也就是工资水平对物价上涨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但这种效应滞后于工资的上涨。因此一定要把握好工资上涨的幅度与力度，制定合理的收入政策，并且要严格注意物价水平的变化。

工资跑不过物价实际上也是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不公的折射与反映，政府应通过更大幅度地降低个税以及其他税负等途径，减轻劳动者的税收负担，降低其消费税收支出，从而起到帮助劳动者抵御物价上涨给生活带来的冲击的效用。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人际关系管理理论综述 篇12

股利政策作为公司财务管理三大核心政策之一是公司筹资、投资活动的延续,对投资者、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发展影响重大。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短暂,而且有着特殊的股权结构和流通特征,使得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呈现出中国特点,一方面确实存在一批名符其实的“铁公鸡”,账面上摆着可观盈余,却连续数年低分配甚至不分配,而另一些公司明明实力不足,却选择高派现甚至超额派现。这些不禁使我们对公司报告的盈余产生质疑,背后隐藏的很可能是公司盈余管理的有力证据。盈余管理是我国资本市场的一种普遍现象(黄梅、夏新平,2009),反映的是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博弈问题(谢德仁,2011)。大小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和利益冲突,使得现金股利成为控股股东利益输送的合法工具,而盈余管理能起到支撑和粉饰作用。 此外,我国现金分红与再融资挂钩,使得现金股利很可能成为满足再融资条件的盈余管理手段。可见,股利政策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虽然国内外学者单独对其一的研究数不胜数,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是把两者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献还相对较少。

二、盈余管理动机—目标股利或预谋股利

(一)国外研究—目标股利公司进行盈余管理往往是出于某种动机,而且动机多种多样。Healy、Wahlen(1999) 总结出盈余管理的三大主要动机:契约安排、资本市场和政府监管。胡杨(2004)归纳了我国特定经济环境中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八大动机:IPO动机、再融资动机、薪酬动机、 保职动机、借款动机、减少纳税动机、推卸责任和逃避处罚的动机、炒作股票动机。以下学者的研究则发现了股利也是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之一。最早发现股利和盈余管理关系的是Harris、Lang et al(1994)。根据德国公司法的规定:经理人仅能保留当年净利润的50%,而剩余的以及留存收益则由股东在年度大会上决定。出于此商业监管,经理人往往会通过向下的盈余管理来实现预期的股利政策,因为报告更高的盈余会带来更高的股利压力,向下的盈余管理使他们更容易支配股利政策。然而,学者们也发现了基于目标股利进行向上的盈余管理行为。Kinnunen、Keloharju et al(2000)发现以更大折价发行新股的芬兰公司,在发行当年通过盈余管理报告超过目前股利水平的超额收益,以传达公司盈利能力能满足预期股利增加的可靠信息。 Naveen、David et al (2008) 利用标普1500指数成份股公司1992-2005年期间的数据得出:支付股利的公司当其收益下降不足以支付预期的股利水平,倾向于进行向上的盈余管理。Kasanen、Kinnunen et al(1996)全面论述了目标股利驱动的正负向盈余管理情形,其通过对芬兰1970-1989股票市场的数据进行实证得出:报告的收益取决于以股利为基础的目标收益,股利是进行盈余管理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如果未操纵的盈余过低不足以支付目标股利,会增强向上盈余管理的动机,以满足股利支付契约的要求。如果未操纵的盈余超过要支付的目标股利,处于节税目的会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简而言之,公司的盈余管理方向取决于真实盈余是否满足目标股利。通常情况下,盈余水平决定了股利发放情况,但是上述Harris、Kasanen等人的研究却发现了股利和盈余之间新的关系,那就是目标股利(或预期股利) 影响甚至决定报告的盈余,而当公司盈余不满足目标股利时,盈余管理就自然而然出现了,而且盈余管理方向取决于真实盈余是低于还是高于目标股利。这些文献隐含着国外固定的股利支付政策,而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应展宇,2004;任有泉,2006),而且股权分置改革后这一情况并未得到改善(许文彬、刘猛,2009),目标股利之说并不适用于我国股票市场。

(二)国内研究—预谋股利(利益输送视角) 众多文献支持现金股利能缓解大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Jense、 Meckling,1976;La Porta et al,1999)。在实践中,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出台了强制现金分红的政策,以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来分红看似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在我国,以下学者们则发现:我国的特殊情况使得现金股利可能成为控股股东进行利益输送的合法隧道。所以,现金股利在我国资本市场中具有“双刃剑”特征(吕长江、周县华,2005)。 Lee、Xiao(2003)发现我国的现金股利主要是由于国有控股股东出于利益侵占、盈余管理的动机所驱动,并不能缓解上市公司大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Chen D、Jian M et al (2009) 指出在我国股利并不是单纯作为信号或者现金流分布,相反可能成为控股股东从事利益输送的隧道。肖珉 (2005)针对“自由现金流量”和“利益输送”假说,实证检验得出:我国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不是出于减少冗余现金的需要,而是与大股东套取现金的企图有关。吕长江、周县华(2005)发现对于政府控制公司,用利益侵占假说解释其股利分配动机更为恰当。此外,陈信元等(2003)、周县华、 吕长江(2008)分别基于佛山照明、驰宏锌锗的案例研究, 也发现了相同的现象。可见,在我国由于股权分置导致的特殊股权结构及流通特征(原红旗2001;肖成民2008),控股股东利用现金股利进行利益输送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本文对上述因利益输送而预谋分配高额现金股利的行为,特别定义为“预谋股利”,完全不同于国外的固定股利,以此来区别国外出于目标股利或预期股利动机而对盈余进行管理的行为。然而,大小股东的委托代理问题不仅仅体现在利益的争夺侵占上,控股股东的控制能力同样为其会计信息的操控提供了便利(陈政,2009),盈余管理是公司代理问题在会计呈报上的反映(雷光勇、刘慧龙,2006)。现有文献已证实利益输送的其他主要形式—资金占用、关联交易所驱动的盈余管理行为(周中胜、陈俊,2006;翁健英,2011; 高雷、宋顺利,2010)。所以初步判断,基于利益输送的现金股利(即预谋股利),可能也会诱发企业控股股东的盈余管理行为。纵观国内文献,从股利角度出发的文献仅发现一篇。兰寒(2009)指出:高派现需要高盈余支撑,只有报告高额的利润,大股东才能名正言顺地高派现,而盈余管理能 “制造”出高额利润,起到支撑和粉饰作用。基于2007年数据实证得出:大股东要求发放的现金股利和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现金股利推动了公司盈余管理。股票股利不需要高盈余支撑,大股东不会为了股票股利进行盈余管理,股票股利与盈余管理之间则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该文鉴于以往研究成果只是把高派现作为大股东利益输送的手段,仅选取2007年高派息比的247家公司数据进行研究,然而高派现的公司不一定都是进行利益输送,可能的解释:(1)公司没有好的投资项目;(2)符合自由现金流假说,高派现有利于公司吐出多余现金,从而减少因资源滥用而发生的代理成本;(3)公司业绩优秀,且具有高回报股东的优良传统,如贵州茅台;(4)发放高股利来传递信号, 树立形象,提高股价;(5)股权集中度低的公司,高派现对所有股东来说是利益共享,而不是利益输送。此外,中低等派现也可能是利益输送的手段,只是输送的程度较小。所以,如何识别现金股利的发放是基于利益输送的动机,有待于进一步思考。该文仅从应计盈余管理角度出发,采用修正琼斯模型进行衡量,对于该文结论—现金股利和盈余管理之间显著正相关,疑惑的是:现金股利的发放是实实在在的现金流出,难以作假,应计盈余管理的产物—操纵性应计利润,其数值越大,但企业没有现金流,如何发放现金股利?对于结论—股票股利政策和盈余管理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疑惑之处:股票股利不需要现金流支撑,但要名正言顺地进行高送股,是否需要高盈余支撑?通过应计盈余管理,制造高操纵性应计利润正好可以实现高送股, 两者是否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盈余管理后果—股利分配倾向与形式

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活动是普遍存在的,而且相对于真实盈余管理,更多地是偏爱应计项目盈余管理 (于忠泊、田高良,2011)。会计盈余可以分解为应计利润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应计利润的形成受到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影响,给企业管理当局带来了盈余管理的可乘之机 (彭江平、郑琦2007)。应计盈余管理不能真实反映会计盈余信息,是对会计信息的一种扭曲,这种危害更多地反映在利益的分配上,先会导致企业盈余质量下降,而盈余质量的下降必然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股利政策。国外学者发现了盈余管理会影响到股利分配倾向。Naveen、David et al (2008)发现盈余管理行为显著影响了可能的股利削减,如果公司没有通过可操纵性应计消除盈余缺口,公司更可能削减股利。Haider J、Ali A et al(2012)利用巴基斯坦卡拉奇证交所100指数的上市公司2005-2009数据,得出盈余管理对股利支付率有影响,回归系数虽显著但数值很小,从而显示两者关系很小,接近于没有关系,是因为处于经济衰退期间,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和行为增加,并开始减少股利支付。此外,盈余管理还会影响到股利支付形式。 Koerniadi、Tourani-Rad(2008)基于新西兰1989-2003年的数据,实证得出发放股票股利的公司进行了盈余管理,在报告年度大幅度增加应计利润,但在随后一年其收益和股票价格表现则很糟糕。更重要的是,发放股票股利的公司的操作性应计与未来收益下降和股票异常收益负相关。我国少数学者也对此方面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彭江平、郑琦 (2007)采用修正Jones模型,研究盈余管理对上市公司选择不同股利政策的影响。实证发现:既派现又送股的公司最有可能操控应计利润以提升会计盈余,非常应计利润越多的公司,有分配股票股利和用股票股利替代现金股利的倾向,非常应计利润越小的公司则不分配股利。该文的部分结论与前面兰寒(2009)得出的结论之一:股票股利和盈余管理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明显相矛盾,也正好验证了前面本人所提及的疑惑。究其原因,首先两篇文章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不同,前文因变量取盈余管理,自变量取股票股利,该文则正好相反。其次,在代表股票股利变量时, 前文取股票股利支付比率,该文取是否是分配股票股利的哑变量。上述学者均是从应计盈余管理考虑对股利政策的影响,而鲍学欣、曹国华(2013)则从真实盈余管理出发,采用2007-2011年数据,实证发现真实盈余管理与现金股利分配倾向及分配力度显著负相关。田中禾、孙权(2012)同时从会计盈余管理(即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个维度出发,利用实证解释我国股利分配方面存在的独特现象。实证结果表明:两种盈余管理的结果与股利分配均负相关;真实盈余管理的结果与每股股利大于0.5元的高股利分配之间正相关,会计盈余管理的结果则是负相关。但是, 该文的结论值得商榷,同样是研究盈余管理对股利政策的影响,因变量、自变量与Haider et al(2012)、彭江平、郑琦 (2007)等文献相反,该文因变量为盈余管理,自变量只有4个哑变量:否发现现金股利、股票股利、现金及股票股利以及股利大于(含)0.5元/股,没有公司规模、行业等其他控制变量,而且回归结果调整R2才0.003和0.001,基本上没有解释力。综上研究,现有学者大多通过应计利润来考察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对股利政策的影响,发现应计盈余管理会影响股利政策,具体影响到股利分配倾向和股利形式。但是, 随着会计准则的完善和监管力度的加大,应计管理盈余的空间越来越小,公司日益倾向于进行真实盈余管理(李增福、董志强等,2011)。从后一个角度入手的实证研究较少, 且存在着一些不足,值得进一步研究,而且可对比两种不同盈余管理方式对股利政策的影响。

四、盈余管理手段—现金股利(再融资视角)

再融资是我国上市公司筹集资金的重要方式之一,但也可能演变为上市公司圈钱的手段。中国证监会对再融资的监管,尽管从1993年以来变化好几次,但最核心的要求是净资产收益率(ROE)和现金分红要满足一定条件。这种再融资门槛要求,强烈驱动着公司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以满足再融资条件。正如李朝霞(2003)所言:在政策和利益的双重压力驱动下,股利分配成为盈余管理的动机,它也是进行盈余管理的工具。从理论上,李朝霞(2003)指出:上市公司特别是那些净资产收益率接近再融资要求以及每股净资产很高的上市公司,为配合再融资计划而大量发放现金股利,一可以满足了配股必须分红的规定,二可以调低每股净资产,从而提高净资产收益率。在实证方面,Lee、 Xiao(2003)基于中国上市公司1996-1999数据,发现当真实盈余接近配股要求的ROE临界值时,其有强烈的动机去提高收益,而支付现金股利可以提高ROE,帮助公司满足配股要求,所以上市公司ROE接近临界值时,出于配股动机,会支付更多的现金股利以提高ROE。针对上市公司异常高派现,伍利娜、高强等(2003)实证表明净资产收益率是否接近配股达标线区间[6%,7%]是其显著影响因素之一。袁天荣、苏红亮(2004)通过实证同样发现:处于配股达标线附近的上市公司容易发生超能力派现行为,说明上市公司超额派现行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再融资的需要。尽管提高净资产收益率常用方法是增加净利润,但是在净利润一定时,上述学者们发现:通过另一种方法即发放现金股利, 可同时达到净资产收益率门槛和最低分红水平,从而满足再融资的要求,因而现金股利成为上市公司满足再融资条件的盈余管理手段之一。进一步,需要警惕的是,超额派现的后面往往跟随着高价的配股与增发,而大股东往往会放弃配股权或增发认购权,却坐享高溢价筹资后的资产增值,并通过超能力派现来兑现这种增值。Lee、Xiao(2004)实证发现我国国有控股公司有高派现和低认购的倾向,而且在配股后发放更多的现金股利。朱红军等(2008)基于驰宏锌锗的定向增发案例,赵玉芳等(2011)以2006-2009年定向增发公司的数据,亦发现上市公司倾向于在增发后派发更多现金股利,利益输送行为显著。所以说,现金分红与再融资挂钩,很可能使得现金分红是为了能圈到更多钱,而且一旦再融资成功,公司有更多的钱用来分红,从而陷入“分红—圈钱—分红”的怪圈中。

五、研究局限及展望

(一)研究局限 (1)研究盈余管理动机、手段的文献非常丰富,但是从股利政策入手的相对较少。虽然我国现有文献都发现控股股东利用现金股利进行利益输送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但是进一步研究:基于利益输送的预谋股利,是否会诱发企业的盈余管理的文献仅一篇,此方面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2)以往对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本上是考察各种因素对股利政策的作用,但是从盈余管理后果的角度分析股利政策的文献相对缺乏,而且我国现有文献实证研究存在着一些不足:盈余管理角度及计量方式单一,股利变量及控制变量选择不够全面, 回归结果显著性问题,以及大多采用股改前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3)纵观国内外文献,目标股利和预谋现金股利会诱发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且反过来盈余管理也会影响企业股利政策的选择。现有的实证研究,有把盈余作为因变量,股利作为自变量的,也有反过来研究的。由此可见,股利政策和盈余管理很可能存在互动的关系,但是现有文献仅限于研究一者对另一者的影响,缺乏对两者之间互动关系的全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