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大学（共12篇）
教会大学 篇1
教会大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西方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土地上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从19世纪末在中国产生,到20世纪50年代全国大专院校大调整时退出历史舞台,教会大学在中国经历了游离于中国高等教育体系、逐步纳入中国正规教育体系和完全融入中国教育体系三个阶段。[1]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加强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国家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国内外高校间的中外合作办学。教会大学虽然在中国只有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但它却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本文将从课程设置、师资选拔、师生凝聚力等方面探讨教会大学的办学特色,进而探讨这些办学特色对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中外合作办学的启发意义。
一、教会大学的办学特色
教会大学的出现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特殊的现象。在从建立到消亡的将近70年时间里,教会大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办学特色。
(一)课程体系的构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课程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一个学校的培养目标,20世纪的教会大学在课程设置方面呈现出鲜明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特点。
第一,教会大学都十分重视对其学生英语的教育。很多教会大学在教学中直接采用英文授课,英文教学法很好地培养了学生的英语思维能力,同时,也很好地提高了学生听力和口语方面的能力,所以一般教会大学毕业生都能讲很流利的英语。第二,重视体育课程。几乎所有的教会大学都开设了体育课程,以当时在体育教育上遥遥领先的圣约翰大学为例,它不仅拥有中国第一个现代体育馆,还举办了中国第一次校园运动会。正如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林语堂先生所言:“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了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我学打网球,参加足球校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2]由此可见体育课对学生的影响深远。第三,开设医学课程。教会大学的医学教育成就有目共睹,对中国医学发展贡献颇多。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齐鲁大学等学校的西医教育,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就医观念和卫生习惯。比如协和医学院在上个世纪初是中国条件最好、质量最高的医学教育和研究机构,不仅培养普通的临床医生,更多的是培养高层次的医学专家。第四,设置应用科学课程。近代西方的科学课程非常发达,鉴于当时中国过于重视人文课程的境况,教会大学积极引进西方的应用科学课程,通过开展科学课程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金陵大学、岭南大学最早设立了农林专业,使得农林专业作为高深知识进入大学课堂,对提高中国农业科学研究发挥了重大作用;此外,燕京大学开设了工业制革专业,为华北地区制革工业培养了骨干力量;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还开设了商科,为中国商界培养了诸多名人。这些应用科学课程的开设,冲击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传统的观念。第五,开设法学课程。以东吴大学为例,它很早就采用模拟法庭教学,所有课本都是美国大学的原本,培养了一大批一流法学专家。在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负责审理日本战犯的“东京审判”中,中国组成的法官中大部分都是出自东吴大学。以至于很多学生都冲着法学报考此校,东吴大学一半在校生都是学法学的。第六,开设国文课程。当时教会大学不仅学习西方的科学课程,还从开办之初就重视国文课程。由于对国文课的重视,很多学生的国文基础都打得很好。雅礼大学堂毕业的赖景瑚说:“我对国文真正下功夫,还是在雅礼的那四年。我每天上两堂国文课,早饭前还要念国文一、二小时。我一面勤读老师选定的古文,一面又自读我喜爱的时文。”[3]
教会大学既开设了语言和科学这样的主体课程,又有园艺、家政、农业等社会服务性质的课程,充分体现了其课程设置的多样性。教会大学通过开设英语课和国文课将中西方文化的精髓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符合当时中国近代化发展的文化、社会发展需求,培养了我国近代一大批专业人才。
(二)重视师资队伍建设
教会大学非常重视师资问题,雄厚的师资力量为教会大学高水平的教学质量打下了基础。
教会大学初期的师资力量主要由外籍教师和少量中国教师组成,随着中国社会形态的变化和基督教本土化的诉求,传教士们切实感受到了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和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于是,教会大学相应的增加了中国本土教师的比例,但外籍教师依然占据重要地位。综观教会大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无论中外籍教师的比例如何变化,教会大学师资任用“中西结合”的特点一直没有改变。此外,由于当时师资匮乏和为了更好地共享优质的名师资源,一方面,教会大学有自己稳定的师资队伍;另一方面,教会大学为了更好地促进学术流动还专门从外面聘请兼职的名师来学校讲学,可以说“专兼结合”是当时教会大学师资聘用的主要原则。教会大学还采用形式灵活的派遣制度。以辅仁大学为例,该大学教师来源主要有四个途径:“一是从当地著名大学聘请名师,二是吸收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学者,三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像余嘉锡、启功就是自学成才被聘用的例子,四是教会选派来的。”[4]优秀的师资队伍,保障了教学质量,为教会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以生为本,重视建立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
教会大学外籍教师十分注意与学生建立良好的感情,亲密和谐的师生关系是教会大学的一大特色。基督教教义强调“天下一家,与人为善”,此外,就西方文化而言,师生之间普遍存在着一种“自由、平等、民主”的关系。外籍教师来自西方,很自然地将这种风气带到了中国。教会大学中的许多外籍教师不仅学识渊博、会讲汉语,而且和蔼可亲、关心学生,是学生的良师益友。如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一件件小事,与师生建立了浓厚的感情。福建协和大学的校长庄才伟提倡经常举行师生联谊会,周末还让教授们请学生吃饭。如果碰到影戏院有好的片子,他就通知学生,有时还亲自陪学生去看。
对于外籍教师与中国学生之间的亲密关系,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分析:从学生一方来看,外籍教师与他们亲近,直接好处是有助于英语的学习,同时,也有利于接触到西方的文化;而从外籍教师这个角度看,由于当时的中国人对外国人多怀戒备和畏惧的心理,外籍教师的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像中国教师那样与学生之间有着天然的感情联系。主动与中国学生接近,不仅有利于打消中国学生的这种戒心,更能在和学生的接触中了解中国文化,从而更好的开展教学工作。
二、教会大学办学特点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启示
中外合作办学与昔日的教会大学在所处的时代背景、办学性质、办学宗旨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从办学主体看,它们都是由中外合办的教育机构;从办学地点看,它们都在中国境内设校;从招生对象看,它们招收中国学生为主……借鉴昔日教会大学办学的一些做法,对中外合作大学更好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的建立应主动适应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教会大学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机构的一部分,在培养专业性、应用型人才方面进行了多方努力,并取得一定的成绩。教会大学中开设近代医学教育,重视英语和自然科学,同时努力发展近代社会学科,与中国传统官学和私学重视道德理论、轻视应用技艺,重人文经典、轻视应用专业的特点产生强烈对比。但是教会大学所开设的这些与传统教育截然不同的课程,弥补了国内教育内容上的缺陷,符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其毕业生作为中国各专业领域的高级人才,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和应用型专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目前,中外合作办学正在迅速发展,民国时期的教会大学在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方面给予一定的启示。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攻坚时期,但是高等教育资源目前无法完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需要,这就促使我国高校引进国外的优质教育资源,同时遵循“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引进的专业和课程能够与我国高校能够有效的匹配,具有互补性,并且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专业和课程。而当前中外合作办学出现了许多“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现象,专业分布过于集中于管理学、经济学、理学等学科专业。中外合作办学的目标是培养国际化人才,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只有将中外合作办学引进的专业课程纳入国家、社会所需之中,才会使得中外合作办学可持续发展。
(二)中外合作办学应把师资队伍建设作为质量建设的重要环节
当前,中外合作办学的师资主要是由中方和外方的教师共同组成。《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中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聘任的外籍教师和外籍管理人员,应当具备学士以上的学位和相应的职业证书,并具有2年以上教育、教学经验。”《教育部关于当前中外合作办学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外国教育机构教师担负的专业核心课程的门数和教学时数应当占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全部课程和全部教学时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些规章制度规定了外籍教师的资格及基本要求。但是就目前来看,中外合作办学师资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教师流动性较大。目前中外合作办学的社会认可度比较差,通过社会招聘的外籍教师多为刚入职的年轻教师或者退休的老教师,这些教师或者以中外合作办学为跳板进而寻求其他称心的工作,或者身体状况不允许长期工作。还有很多外方教育机构在国内不同地区有多个合作机构和项目,外籍教师就要奔波于多个办学机构和项目。其次,一些机构和项目为了达到国家规定外籍教师比例要求,在社会上进行招聘,所招聘的教师很多没有相关职业证书,在教学中只能充当语言教师。部分教师对专业课程的教学不能胜任也造成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师资队伍水平的良莠不齐。再次,中外双方教师各自为政,没有有效、良好的互动,造成中外教师的沟通障碍,不利于中外合作办学课程教育和管理。
回顾民国时期的教会大学,不拘一格的教师招聘,以及对教师质量严格要求,保障了教会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对教会大学的成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当前中外合作办学中,一些教育机构仅看到眼前利益,对教师入职把关不严,造成了一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教学质量低下,也影响了中外合作办学的整体社会认可度和口碑,不利于中外合作办学长远的发展。我们应当重视目前中外合作办学师资所出现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学生的权益,保证教学的质量。
(三)中外合作办学应着力建设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
教会大学中师生平等和谐的关系保障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使得尽管在民族矛盾冲突和激化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建立了亲密、融洽的师生关系。在那个民族主义高涨,反帝爱国斗争此起彼伏的时期,教会大学尚能如此,何况当今和平与发展时代背景下的中外合作办学。
在任何一所教育机构中,教师和学生都是学校生活的主要组成人员。师生之间的相互关系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各方面工作和未来的发展。无论教会大学还是中外合作办学由于其独特的人员构成,师生关系不同于中国人自办学校的特点。比如更要强调师生之间的平等、注重师生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否则会造成外籍教师和中国学生之间的文化冲突,或者外籍教师无法掌握学生真实的学习情况。一般来说,异国文化和风俗习惯使外籍教师与中国学生之间有着较强的相互吸引力,而双方在相互探索与沟通中,获得了特殊的人际交往体验,这种体验既能丰富双方的人生经历,也会形成中外合作办学独特的融中西文化为一体的校园生活气氛。因此,在今后中外合作办学中如何进一步构建平等、融洽、亲密的师生关系,影响到中外合作办学未来的发展。
近代教会大学对当前中外合作办学的启示不止于上述内容,除此之外,其对教育主权的维护、办学质量标准的建立以及管理方式等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启示意义。我们在发展中外合作办学时不能一味的借鉴国外跨国教育的经验,还应当看到,一个世纪前教会大学在中国建立和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史为鉴,为中外合作办学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广阔的视野。
摘要：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在办学过程中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办学特色,这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教会大学在构建课程体系时注重体现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在办学质量建设中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注重建立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文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教会大学这些办学特色对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教会大学,办学特色,中外合作办学
教会大学 篇2
“学长，我又想出国又怕学费太贵以后赚不回来，好纠结啊你有什么建议吗？”
“没啥好纠结的啊，这不就和投资一样，高风险才有高收益，哪有学费又低还赚钱的好事，就算有的话，竞争肯定也超级激烈，你觉得你的智商够和那些大牛竞争吗？所以决定出不出国其实不需要分析出国好还是考研好，更重要的是要明白自己的风险偏好，然后找到最佳的投资组合点呀。”
学妹看着我沉默了几秒钟，恍然大悟的说：“可是我还是很纠结啊！”
学妹你有在听我说话吗？-_-#
欧麦尔，22岁末，遇会计学妹，卒。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懂学妹的心，不好意思我不是见个学妹就跪舔的，不太愿意每个学妹把我当知心姐姐时都耐心听下去。）
2.中国一流大学的学生在社交网络上却如此愤青与犀利（比如我）的原因可能很复杂，但是肯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没有规律的性生活，多余的荷尔蒙无处释放，只好发泄在右手和社交网络上。大家多用下facebook就懂了，美国的高富帅是绝对不会在上面吐槽骂人和写大家现在看到的这种日志的，永远都是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的美好生活，屌丝就会愤青好多骂中国骂朝鲜骂伊斯兰教。这个结论经过大量数据支持，不服来辩-_-#
3.高考完报志愿选金融专业的时候，慎报没有数学系和计算机系的学校。
（准确的说是量化金融专业。）
4.当你的自我意识完全觉醒之后就会发现，没有人是不可替代的，可能有人会说父母就不可替代，其实这也得看你父母对你好不好，可能有人会说没有父母会对自己的孩子不好，同学请问你是文科生吗?-_-#!这种事能绝对吗？？？也是有概率的好吗！！
5.自私的人远没有逻辑混乱的人可怕，前者至少可以在签订契约之后合作，法律会帮你约束ta。而后者可能你永远不明白ta在说什么。
6.想到让你激动的计划就去做（好吧我不是在说嗑药上床打麻将-_-#），你会被自己的能力震撼到。
7.其实你也很有可能不会被自己的能力震撼到，有些人就喜欢一辈子平平淡淡的也没啥不好，重要的是弄清自己的风险偏好，这样以后才不会后悔。
8.人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奇怪心理给自己各种各样的奇怪理由逃避各种各样重要的事情，报了四六级托福GRE却不去考，明知道第二天有急事但就是不睡觉，明知道这门课不能翘但就是躺在床上装死。学霸和学渣的差距就在这一个又一个“一念之间”拉开了。
9.想学一个东西就坚持学到比较高的水平再扔下，这样以后很容易拣起来，不然你会发现自己一直在反复入门-_-#例如学吉他、练腹肌、学二外、学编程blablabla
10.中国有太多的人喜欢用自己的价值观强奸别人，你和他指出这一点，他会和你说“你不让我发表自己的意见你也是在强奸我”，嗯，原来被强奸的时候只要反抗一下就算反向强奸。
教会大学 篇3
[关键词]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法制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09)04—0105—05
近代中国传统法律教育在向现代法律教育的转变过程中，教会大学法律教育的某些方面起着一定程度的示范与导向的作用。它虽然与宗教及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但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法文化的衔接，顺应了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可以说，作为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会大学法律教育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其教育本身。本文拟将教会大学法律教育作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置于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与法制现代化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辩证的考察，以冀在汗牛充栋的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寻求一条更向纵深发展的路径。
一、近代中国政府对教会大学法律教育的态度和政策
清政府对传教士来华开展法律教育的态度和政策，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60年代同文馆国际法方面课程的开设。当时，清政府虽是出于“养成翻译人才'以为办理外交的便利”的考虑，且虚骄地认为，“以西士为法，亦礼失而求诸野之遗意”，但其代表了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代表了近代社会对学术和知识的新选择，反映了清政府对西方法文化的态度与政策有了些许的变化。及至1889年，张之洞更是奏称：“泰西各国以邦交而立公法，独与中国交涉恒以意要挟，舍公法而不用，中国亦乏深谙公法能据之以争者，又凡华民至外洋者，彼得以其国之律按之，而洋人至中土者，我不得以中国之法绳之，积久成愤，终滋事端。夫中外之律，用意各殊，中国案件命盗为先而财产次之，泰西立国畸重商务，故其律法凡涉财产之事论辩独详，及其按律科罪，五刑之用，轻重之等，彼此抑或异施。诚宜申明中国律条参以泰西公法，稽其异同轻重，衷诸情理至当著为通商律例，商之各国，颁示中外。如有交涉事出，无论华民及各国之人在中土者咸以此律为断，庶临事有所依据，不致偏枯。顾欲为斯举，非得深谙中外律法之人不可，此公法之学宜讲也。”很显然，面对我国与西方列强交涉时，因对国际法无知而备受欺凌所带来的颓势，清廷一些官员已逐渐清醒地认识到知晓国际法的重要性，并企图依信它捍卫国家利益。
1895年，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不仅其头等学堂设有律例学门，而且盛宣怀在创办之时聘请了英国血统的美国传教士丁家立任总教习。至此，丁氏主管该校教务长达11年之久。1902年，以“中国通”自诩的美国传教士福开森甚至在第四届“中华教育会”大会上颇为自得地说：“中国政府开设的每一个大的书院中，都有基督教传教士担任首长。”刘广京对于自1882年至1911年清朝灭亡这30年的中国基督教大学的某些突出事实进行考察后得出，“对中国人来说，这三十年中，基督教会在中国实际上已经奠定了基础；同时，基督教大学也已成为中国最先进的学校，开设种种现代课程，以满足这个刚刚才开始觉醒的国家的需要。在1882年至1912年期间，基督教会在中国建立的大学不少于十二所，而且几乎这些学校都是由美国教会开办的。”
就教会学校的发展而言，20世纪以前，由于晚清政府关于近代教育法规的观念还处于孕育中，对于传教士办学的管理远未提上日程，教会学校是在毫无竞争的局势下得到发展的，其相互之间也不存在多大程度的真正联系。有资料显示，在教会“这个‘体系’的若干部分之间，甚至在某个一定省份范围之内，都没有任何联系之存在，而且甚至在专门术语和学校划分上，教会学校也往往不依照众所公认的政府惯例”。设立在中国大地上的教会大学，不仅大部分在外国注册立案，而且敢于无视中国主权，对中国法律置若罔闻。但“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的突出地位，已经引起了国人的警觉。1906年清政府开始制定有关教育行政的一些新政策，其中规定所有教会学校毕业生都不得享受应得权利，用意显然在限制教会学校。”1909年，清政府更是发布通告，规定外国教会学校须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此举虽被列强置之不理，最后是不了了之，但教育权毕竟作为国家主权的一部分被加以确认了。
辛亥革命后，民初政府虽对教会教育采取了相当宽容的态度和政策，但在利用的同时，又采取了一些限制和管理政策，于1917年、1920年和1921年，前后三次发布通告，规定外国教会学校须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进一步将教会大学纳入国家教育行政体系之内。1927年10月18日，大学院公布《私立学校规程》，明确规定“外国人设立及教会设立之学校”均属“私立学校”，“私立学校须接受教育行政机关之监督及指导。”教会大学中第一个立案注册的是金陵大学。3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已大多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圣约翰大学直至1947年10月才正式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并参照中国政府的教育体制作了适当调整。“注册对国民政府来说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在政府控制下的教育体系。对教会大学来说，则是要在制度上从教会教育机构转变为国家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如何，它们从此结束了清末以来的独立地位，至少在理论上必须接受国民政府制定的教育计划。”对于注册带来的变化，韦卓民曾总结说：“立案酝酿几年之后，基督教大学大都逐渐地变成中国人办理的学校，形式和内容都逐渐与我国国情结合。”以东吴法学院为例，“在最初的若干年里，东吴法学院讲授的中国法极为有限；在1923—1924年间，列入课程体系的只有一般性的中国法课目。”1928年以后，“所有认可的法律学制的最低要求得以确立，并逐步为中央政府所强制实施。所以到了1930年，东吴法学院课程概览全部所列标准的中国法，以及大陆法(它是中国新法律体系建立的基础)和英美法课程都一律用中文讲授。”中国政府对教会大学的这种同化和接受，不仅使得教会大学获取了中国政府的资助，而且许多教会大学已被公认为是中国的大学而不是外国的大学。正因如此，在1934—1935年度国民政府教育部分配给私立大学的720000元(中国币)中，将近一半资助了教会大学。
从晚清到民国，中国政府在不断转型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教会法律教育采取的态度，有延续，也有变革。其总的特征是：一是保护、支持和利用，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届政府在近代法文化资源匮乏下的实用主义态度；二是限制、规范和合作，走过了一条
由弱而强的政策干预之路。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虽然近代中国政治的变迁加速了教会法律教育的世俗化和中国化，但在实际运行中，中国政府对教会大学的控制力自始至终都是有限的，这可以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此，立案后担任华中大学校长的韦卓民就曾言：“有几个立了案的基督教大学，对政府讲，校长是中国人，而学校的行政权和财权，照旧操在外国人手里，一直到抗战胜利，各校复员之后，还是这样。以学校论，是阳奉阴违，以政府论，是明知不问。”很显然，教会大学中中国校长的真正权力是大打折扣的。
二、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人才培养的成果
教会组织之所以在中国开办大学，其真正的意图在于培养能够效忠于教会的领袖人物，以基督教思想战胜中国传统思想，进而实现“中华归主”的根本目的。在他们看来，高等教育“在不久的将来它很可能是教会工作的主要部分”，并且“是向教会开放的一个广阔的天地，在它所资助的这样的学校里，中国青年在心理习惯上可以得到完全的训练，使他们成为人民的领袖。培养坚强的基督教徒，使他们有能力担当威高权重的职位，是教会工作理应承担的”，亦即应该通过教会大学教育来培植其在华的领袖人物，使其成为“以华治华”的工具。
但教会大学本质上毕竟属于近代的新教育，其发展是不可能完全按照创办者们既定的愿望和轨迹发展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为教会大学在秉承西方教会意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中国社会的影响。事实上，教会大学—方面部分按照传教士们的意图，造就了他们所需要的人才；另—方面更多的是为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培塑了人才，甚至是帝国主义的掘墓人，这可以说是多数传教士始料未及的。
以近代中国的新式法律教育发展而言，传教士在其中扮演了先驱的角色，最早的国际法教学就是由西方传教士担纲的。此后，“在西方传教士的努力之下，法律教育在教会大学各学科中所占的比例日益上升，至1937年，教会大学中法学专业所占的比重已达10.3％。虽然，这个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平均水平为26.4％)，但对于以神学、医学、英语和自然科学等为主修课目的教会大学的教育而言，这个比例已经是很可观了。”很显然，在近代中国整个教会大学事业发展中，法律教育已成为其代表性的学科之一，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的开展，代表了教会势力对拓展其生存空间的新选择。1925年，露懿思在总结中国基督教教育时就说：“高等教育为教会素所注重，在中国所设立之大学校声誉赫赫，其毕业生为国家强有力之分子，固不待言，如圣约翰、沪江、岭南、福州、金陵、湘雅、华西、燕京等大学无不为预备中国今日之领袖人才之所。”这些教会大学在实际的兴办过程中，各自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以燕京大学为例，其“历届毕业生从·九一七年到一九三六年共约一千七百名，以在教育界工作的最多，约占百分之四十，其次为宗教界，约占百分之十三，政界在一九三一年以前约占百分之九，后来的几年逐渐增多，约占百分之十六”，侧重于培养教育、政治和宗教方面的人才，除此之外，天主教在南方的最高学府震旦大学也培养了一批法律人才。虽然“‘震旦’的法科开始报名的很少，毕业生一般介绍到各地法商的企事业。”但“国民党执政后，为了装点门面掩护法西斯专政而制订所谓新的‘六法’时，聘请了该校法科外籍教师担任顾问。自此以后，该校法科考生增多，毕业后可被介绍到国民党政府的司法部门当官。估计到—九三七年，该校法科毕业生也有—百多人，在国民党政府司法界占有—定的地位。‘震旦’其他系科较差，报考医科、法科的学生较多。”
此时的东吴大学更是以法学教育名噪当时。“东吴法学院在民国时期为中国近代法律职业的出现做出了贡献。尽管上海有很多教育机构教授法律，但东吴法学院却居执牛耳的地位：它是华南第一流的而且是最著名的法学院。在本世纪20—30年代，其毕业生在法律职业和在民众生活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而且上海法律界几乎任何一个有影响的人物都一度与法学院有关。与许多其他的法学院相比，东吴法学院培养的是律师，而非司法官，并通过对职业道德、学术水准以及职业能力的强调，为他们积极参与政治和经济生活打好基础。”据盛振为统计的该校前19年办学成果，毕业生已达400余人。其中，历任国内外各大学法学教授者，计有50位此外，“法学院的教师和毕业生，不少人走上了仕途。例如：法科研究所主任刘世芳，在抗战胜利后当了上海高等法院民庭庭长，还带了一些法科毕业生去当推事。法学院毕业生及教师查良鉴由美回国后，一面在母校任教，一面在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任秘书长，后又担任院长。端木恺留学回国，先任大学教授，然后当了行政院参事，后来当过行政院秘书长。许多学生在毕业后，去美国留学，取得硕士或博士学位。据1941年东吴法学院统计，历届毕业生出国留学’者有九十八人。”
由上可知，多种因素的结合，使得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得以产生和发展，并发展成为新式人才培养的一支重要力量。此时，一些教会大学法科的相继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我国政治和法制的现代化变革，培养出了一批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法政人才，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当时“许多教会教育工作者还对于教会学校开设商学、工程学、法学等学科感到为难，因此，实际上，只有华东三四所教会大学开设这些学科”，且直至“在民初的十余年中，教会大学还是按照大学的创办人自己心中的模式一英美大学，特别是美国小型大学的样板在发展着”。所以，就教会大学法律教育人才培养的总量而言，其在近代中国整个新式法律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中实际所占的比重还不大。
三、教会大学法律教育对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影响
在中西法文化冲突交融的过程中，教会大学法律教育作为西方法文化的载体，其在近代中国的诞生和成长，是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及中国社会变迁相伴而行的，本意在于使基督教教义主导整个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借以扩大基督教的影响，最终实现“中华归主”的愿望。但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作为西方教会在中国兴办的一项文化教育事业，不可否认，其对于我国传统法制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产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历史告诉我们，不同文化的交流，从来就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就教会大学法律教育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而言，形象地说来，是背靠西方、面向中国，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西方教会和中国社会两股力量的牵制。正由于此，教会大学法律教育创办者们的动机是不可能完全从自己的要求出发的，“无论教会方面扬言‘征服’中国也好，‘在强烈的宗教影响下进行教育’也罢，都只是一厢情愿”，它必然要注意到教会大学法律教育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关系及其实际效果。其实，早在1910年，时任北美外国传教大会
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巴顿博士在北美外国传教大会上就指出，教会教育要服从于中国特殊的需要，外国教育家们要积极参与中国的教育活动。1922年出版的巴顿调查团报告更是为教会学校提出了“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更中国化”的新政策。
正是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及至20世纪初，教会大学开始更多地开设一系列包括法科等在内的专业领域的学科。以东吴大学法科创办为例，过去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从未开设过法科，东吴是第—所。当时美国在上海租界内设有驻华按察司署，推行美国属地阿拉斯加的‘领土法律’，需要在中国训练一批为他们服务的英美法人才'因此东吴法科应运而生。”就此时东吴大学法科教育而言，虽然仍包含着宗教和教育的双重目标，但因其本质上属近代的新教育，已不由自主地按社会的需要培养专门人才。对此，时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务长的盛振为盛赞其，“外以应世界潮流，内以适国家之变迁，擘划深稽，以作育英才为务。其有造于吾国法界人才者，奚可量计”这一评价应该说是言大而夸，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如果说由于教会大学法律教育的创办，使得西方法文化的输入，在范围和规模上，从知识线的引进走向了知识体系的输入倒不为过。事实也是如此，还是以东吴大学法科为例，该校“出版的法律刊物刊载有20年代至30年代试图实现现代化所拟订的许多法典及中外律师的评注。该刊成了了解中国法制史上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时期的重要资料。”此时，西方法文化输入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出现了明显的飞跃，形成了加速度发展的态势。
与此同时，在华教会大学作为一个教育实体，为求得自己的生存，同时增强与中国人开办的大学相竞争的能力，非常重视培养适合近代中国社会需要的有用人才，司徒雷登执掌燕京大学后就公开声称：“我们不要变成世界最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为此，30年代的燕京建立起了自己社会学教师队伍，法学院学生占全校学生的1／3左右，法学院成了燕京实力强大的一个学院，教师们培养了学生运用科学方法收集有关中国社会基本材料的能力。与之相伴随，东吴法学院的法律教育也体现出了新的法律教育观和法律职业观，“引导并发展一种近代的法律职业观念——私人的并且是独立的，具有较高的任职标准、符合伦理的行为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法律职业。另外，东吴法学院还为学生提供了_一种近代的、向外看世界的视角；眺望世界，而不只是简单地接受使其有别于过去的那种准法律职业者的法律实务训练”。对此，时任东吴法科教务长的刘伯穆在1924年毕业生聚餐时，曾不无夸张地说，学校已为毕业生铺平了谋生的道路。
正是这种教育政策指导下，教会大学为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变革培养了一批法律人才。以东吴大学法科为例，“在30年代，有七名校友是立法院法律编纂委员会成员，提倡成立公共租界法庭的九名律师有七名是毕业于东吴法学院的。毕业于东吴大学并在30年代担任比较法学院院长的吴经熊帮助起草了1936年宪法，该宪法于1947年1月颁布；他还是关于1936年宪法草案背景的权威著作《中国制宪史》(上海，1937年)的作者之一。”另据1931年《中国人名录》中中国人的职业状况统计，担任律师的，教会大学毕业生有16人，其他大学毕业生有37人。我们知道，人才的保障是使可能变为现实的重要条件。毫无疑问，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的人才培养客观上为传统法制的现代化转型的实现提供了某种可能。
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也与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大学的法律教育构筑起了一个新式法律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法律教育系统和法制变革中的创造力。这些由教会大学法律教育培养出来的法律人才，已远非昔日以天下为己任自诩的士人所能企及。—方面，特定的西方法律教育的知识背景，决定了他们容易接受并期望传统法制的现代化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制现代化运动中固有的停滞惰力和倒退阻力的摩擦系数；另一方面，他们在近代中国诞生出来，也为此时我国法制现代化提供了一批训练有素的专门人才，缓和了法制人才奇缺的矛盾，减轻了借才异域的压力与麻烦。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一旦毕业后进入近代中国法制变革的舞台，就会形成一股综合性的社会趋新力量，不仅会直接推动该领域的变革发展，而且会长期保持这—方向和趋势。
“坏学生”教会我如何做大学老师 篇4
来到东海之滨的烟台南山大学教书, 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 虽然是所民办高校, 但无论硬件设施还是环境, 一点不比公办院校差。我怀着对教育工作的热爱之情, 满怀信心投入到了物理教学中。把专业理论课程背得滚瓜烂熟, 站在讲台上声情并茂, 原以为台下的学生会听懂记牢, 但几节课下来, 我发现根本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学生上课人数在减少, 到课率一节不如一节, 就是来上课的学生也没几个把心思用在听课上, 他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玩手机游戏、戴着耳机听音乐、说悄悄话, 完全是在应付上课, 我满怀激情的备课、讲课几乎失去了意义。我感觉受到侮辱, 激情顿减, 心火上升, 感觉老师的尊严被藐视, 我要整顿!于是我用五百度的镜片搜寻目标, 我虽然是女儿身, 却不喜欢着装打扮, 更看不惯那些打扮花里胡哨的学生。我在课堂上盯上了一个头发染得像团火的男学生, 他好像有多动症, 小动作不断, 弄得前后左右的学生都没心思听课。我瞪了他几眼, 他不仅不收敛, 居然跟我对峙, 我忍无可忍, 点名把他请了出去, 他一点不在乎, 把书一摔, 扬长而去。我气得嗓音都变了, 勉强熬到下课, 出了教学楼看见我新买的小轮自行车趴在地上, 前面装东西的车篮子扁了, 我心疼自行车, 难过得一天没吃饭。
气恨之余突然冷静下来, 仔细一想, 这些学生已经成人, 具有独特的个性和思维, 也许是我的做法错误才导致他们这么极端的行为。我突然记起曾读过的《道德经》里面水性的待人处事;天下最柔者水, 最刚者水, 水润万物而不争。我觉得自己不能同学生一般见识, 我是老师, 我是来上课教学的, 不是来斗气的。如果学生个个听话懂事, 那还要老师干什么?学生不学是教的问题。我豁然开朗, 我在斗气, 为了自己的尊严伤害了学生的自尊, 我们没有很好地沟通了解, 我们的位置不平等, 所以我们成不了朋友, 互相抵触。从此我改变了单纯的说教, 变成边讲边提问, 怕被问到答不上来丢面子的学生开始集中精力听课, 确实提高了教学效果。多给学生发言权, 把课堂的主人变成学生, 只要是与学习有关的内容任由他们讨论, 虽然课堂有些乱, 但并不妨碍教学成效。我放低身段, 把一本正经的严肃改为柔和可亲但少许严厉的面容, 一下拉近了和学生的距离。学生有什么想不开或为难的事情都愿意找我谈谈, 彼此间保持着默契快乐, 赏心悦目又兴趣盎然, 我在教学中找到了快乐。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 要把学生教育好, 培养成才, 不仅要有很好的专业知识, 更要用心、用情去换位思考、了解学生的思想变化、心理诉求, 针对不同的学生个性, 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 多花时间去琢磨, 寻找心理契合点。这些远离家乡父母的学生, 处于身体与精神的即将成熟期, 思想变化无常, 心理波动很大, 他们热衷新鲜事物, 接受能力很强, 因此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非常重要。要不断用先进的思想, 模范的事例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具有明辨是非的眼力、能担大责的能力、敢于实现自我的魄力, 在成长、成才、成人、成功的道路上站直走稳。玩乐是人的天性, 适当玩游戏可以开发智力丰富生活, 调节心理的紧张感, 但如果沉迷游戏, 自己的一生就可能真的被游戏了。如何把学生的充沛精力集中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上, 让学生主动学, 自愿学, 学得快乐, 是每一个高校教师必须重视的大问题, 这是教学质量提升的关键, 也是衡量一个教师教学水平的标准。
父母教会我作文 篇5
妈妈把我的学习和品格看得很重。在学习上，她总是对我千叮咛万嘱咐：“要认认真真做作业，还要仔仔细细地检查，可千万不要马虎啊!”如果她有
我的爸爸就不一样了。和爸爸在一起，可以无拘无束，我就可以劳逸结合做会作业，也可玩一会。整个人舒舒服服的。他陪我一起玩，一起钓鱼，一起散步，笑声洒满了整个家。所以爸爸也绝对是个快乐派。
教会孩子尊重生命 篇6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中小学生自杀、自残、受害于校园暴力等事件屡见于大众传媒。面对这些过早凋零的"花朵"，心理学家们大声呼吁：要教会孩子尊重生命。
"远离伤害"是由中国儿童青少年基金会发起实施的"安康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安康计划"的一次高级研讨会上，有关专家对培养青少年健康的心理素质及遏制校园暴力等表示了高度关注。不久前完成的一次相关调查表明，仅有5%的家长赞同"孩子有健康的身体、良好的情绪比学习成绩重要"，而71%的教师担心"提倡不追求高分会降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重点中学的学生在每次考试前都要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并且不止一次地对周围的人说，如果达不到就自杀。大家都以为他是在开玩笑，直到有一天他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仅仅因为数学考试比自己定下的目标少了2分。面对抢救室里的孩子，悲痛欲绝的母亲怎么也想不通自己视若掌上明珠的孩子为什么要如此轻视生命。
作为研究青少年心理问题的专家，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曹英华认为，对未成年人生命尊严的培养是极其重要的。要不断给孩子灌输"生命高于死亡"的理念，培养孩子平衡的心态，因为只有在平衡、冷静的心态中，才能有现实的、正确的思想出现，也才有能力维护生命的尊严。曹英华强调，在教会未成年人尊重自己生命的同时，也要从生命尊严的角度教会孩子不去践踏别人的生命，同时又要具有对危害自己的人的反抗意识。北京市的一名女中学生长期忍受外校女生的欺凌，直到在公厕又遭凌辱时被人报案，而家长和学校竟丝毫不知。重庆市的一项调查表明，10.5%的在校学生遭遇过校园暴力，而32.3%的施暴者是11～14岁的少年。
试谈欧洲中世纪教会与大学的兴起 篇7
一、教会对大学兴起和发展的促进作用
1. 教会对大学发展的保护
教皇参与创建和规范大学。在欧洲中世纪, 许多大学是在得到教皇颁发的诏书之后, 才慢慢的被人认可, 或者才兴建的。
中世纪有这样的一个原则, 人们认为因为教皇有权授予可以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通用的执教权, 所以, 只有他才能拥有真正的资格去创办一所大学。另外, 因为皇帝在中世纪同样也被认为是基督教的世界首领, 所以这个世界的世俗首领——罗马帝国皇帝也可以拥有颁布诏令兴建大学的权利。不过整体而言, 教皇诏书而建的大学在数量上要远远大于罗马皇帝诏令而促成的大学。[1]
在对抗世俗君主或者地方当局这一点上, 教会是极力保护大学的。罗马教廷不但在大学与地方当局乃至世俗君主发生冲突时站在大学一边, 而且即使是在教会内部严重分歧时也同样选择了支持大学, 比如博洛尼亚大学, 他和教会的联系是非常之少的, 而且他和其他大学比, 其世俗性也显得很强, 博洛尼亚大学有一个其他欧洲大学罕见的现象:城市议会掌握了管理大学的权力, 但教会还是积极地介入, 扶持博洛尼亚大学, 并没有因此而去敌视他。
2. 教会给予大学的特权
中世纪大学的特权主要指在中世纪由教会、世俗统治者以及自治城市授予学者个人和大学团体的各种恩惠和豁免。[2]总的来说中世纪大学所获得的特权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中世纪教会授予大学的特权并不仅仅是传统的继承, 而是有很大的发展变化:特权的范围更大了, 种类更多了, 领受特权的也不仅仅是少数学者个人, 而是进一步授予作为一个机构的大学整体。这些特权的范围广泛, 法律地位、经济待遇乃至于衣食住行无所不包, 而且很多特权都是根据大学的需要与特点量身而做。
(1) 居住权
中世纪, 大学的师生在各大学之间往来进行求学以及讲课, 但是在当时对于大学所在的城市来讲师生们都应该是属于外国人的, 所以没有办法去享受到当地民法的保护, 因此要想受到法律的保护, 就必须要获得在当地的居住许可。大学所获得的居住权往往远远超过简单的居住许可, 居住权使得教师与学生有了比较良好的学习与生活环境, 保障了教学的正常开展。所以, 在当时大学是真正的具有国际性的。
(2) 司法自治权
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学有着属于自己独立的司法特权, 大学成员是可以不受城市普通司法体的管辖的, 当大学成员被指控时, 可以在宗教法庭和大学法庭之间做出选择, 决定对自己有利的审判地点, 而且当他们是原告的时候, 他们还拥有把被告传唤到大学所在地进行审判的权利。
(3) 颁发教学许可证的权利
为了使当时的大学成员能够顺利地到各个地方进行知识交流和传播, 大学还需要获得颁发另外一种教学许可证的权利——即到各地进行教学的许可证。
在西欧的中世纪, 神职人员有着很高的声望和崇高的地位, 可以说基督教在当时一统天下。所以大学能获得很多的特权, 其实也是因为它作为一个被教会庇护的机构或者是教会下属所自然应该享有的权利。教会特权对于中世纪大学的成长起到了庇护的重要作用, 有力地促进了中世纪大学的发展。
3. 教会在经济上支持大学
教会对于大学的经济援助在早期大学经济窘迫的情况下起了雪中送炭的作用。教会在一个重要的理念上和大学教师们有根本的不同, 那就是教会坚持“教育无偿”的理念, 但是当时的大学教师们却认为应该通过教学工作获得报酬。除了教会和一些个人为学校捐助外, 教会为学生提供的便利还有很多, 各地的修道院都会为旅途中的学生提供免费的食宿, 这在早期的学者们四处游学和求学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 还在当时为学生提供在教堂打杂或者抄写经文等很多勤工俭学的机会。
在某种程度上教会的薪俸使大学教师的生活有了保障, 从而能够安心地从事教学工作。也使得“教学无偿”的原则在教会不断的重申下一直得到保持并影响至今, 以教育谋取过分的利益被视为一种可耻的行为。由于有了教会的经济援助, 一些赤贫的学生也有机会完成学业.获得好的工作和前程, 得到彻底地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 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世纪西欧等级森严的壁垒。
二、教会组织对大学发展的制约方面
虽然中世纪教会在大学兴起和早期发展中起了诸多积极作用, 且这些作用是其他组织或机构无法替代的, 但由于教会组织本身的局限性, 其对早期大学的控制或干预也对大学的发展产生了诸多制约作用。因教会对大学发展的制约作用, 使早期大学暴露出诸多弊端, 这也是后来大学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普遍去宗教化的原因。
1. 宗教神学禁锢了科学在大学的发展
从公元5世纪到14世纪这1000年间, 欧洲没有出现很多让我们值得称颂的大思想家、大科学家。从当时的大背景来看, 宗教愚昧和神权政治笼罩这中世纪的欧洲, 民智闭塞。大学虽然是新的教育机构, 但仍带有明显的宗教性。一切围绕着神学的心理习惯和行为方式控制着人们的心理, 以至于到了16世纪以后, 欧洲启蒙运动和新知识剧增导致了一系列科技发明创造, 然而大学并没有直接被卷入重要的知识发展的进程之中, 在这里可以说是毫无贡献的。
2. 崇尚权威、注重思辨而不重事实导致了教育的墨守成规
中世纪的人们很认真的关心各种各样的事实, 包括自然科学的事实、历史人文的事实、生活的事实, 而这是不能仅靠古典著作取代经院哲学来解决的。古典教育也因为脱离了与现实实践的充分接触, 几乎变得和中世纪教育一样沉闷而充满学究的味道。中世纪后期, 大学的教学日益守旧, 以一种繁琐、死板、形式主义的教学方法长年累月的固定讲授某种固定教材, 并显示着绝对的不可侵犯的权威, 用知识树立起了权威, 原本是社会进步结晶的一些经典著作, 却在大学中成为实行文化专制的手段。16世纪开始, 大学脱离世间而处于一种休眠状态, 大学教师的工作就是重复而无创新的教书匠的工作。正如本?戴维等所指出的那样, 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大学缺乏一种切实的在知识上的职责, 过分强调传授已有知识, 墨守成规, 严格限制发挥社会作用, 造成了动力上的不足。
三、结语
综上所述, 中世纪基督教会在大学兴起和发展过程中, 既存在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又存在着阻碍大学进步的制约作用。由于教会组织在欧洲中世纪文化和教育领域的特殊地位, 使其在大学兴起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形式等方面都有积极的影响。但教会组织毕竟不是世俗机构, 其办大学或加强对大学的管理是为了通过大学强化宗教对世俗社会的影响, 因而其对大学发展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不过, 从总体上来讲, 我认为教会对于大学兴起和发展的积极影响还是要远远大于消极影响的。
摘要：大学兴起于中世纪的欧洲, 而基督教会是当时欧洲最活跃的社会力量之一, 尤其是在前期和中期垄断了精神统治, 控制了教育和文化活动, 自然与大学兴起以及早期发展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首先, 基督教会对大学的兴起和早期发展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而另一方面, 也对大学的进一步发展存在消极影响。
关键词：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会大学兴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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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田薇著.信仰与理性——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兴衰.【M】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7]、壬挺之.欧洲中世纪的教育.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科版) 【J】.2001.第3期.
教会大学 篇8
一、“宗教”:校长精神信仰的源泉
19世纪中后期是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征服中国的时期, 20世纪初则是西方宗教团体用十字架占有中国的时期, 中国教会大学正是“为宗教而教育”的产物, 其实质是“十字架大学”, 中国教会大学校长也都由西方宗教界的精英人士担任, 这是由当时的客观原因决定的, 一方面西方来华办学的目的是宗教占有, 在宗教本土化之前, 他们不可能让中国人担任校长;另一方面, 当时的中国封建王朝对现代高等教育一片茫然, 知之甚少, 也根本胜任不了校长职位, 当时, 清政府创办的京师大学堂, 也是由美国新教传教士丁韪良担任总教习一职就是明证。因此, 中国教会大学校长浓郁的宗教背景成为其一大特质 (见表1) 。
中国六所教会大学的首任校长分属于不同的教会团体, 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宗教团体各差会的负责人。就知识背景而言, 他们除了丰富的神学知识之外, 也拥有其他学科知识但并不显赫, 福建协大的庄才伟校长是化学学士, 金陵女大校长德本康夫人是文学学士, 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具有神学和文学双学士学位, 华西协和大学校长毕启具有文学学士和神学博士学位。一般而论, 作为一位大学校长没有顶尖的学术背景是难以想象的, 何况他们又是在高等教育处于启蒙时期的中国任职呢?但事实上, 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中国教会大学令人难以置信的创建工作, 他们是靠什么来完成这一壮举的呢?当然, 机遇、聪明、坚韧、洋人身份是牧师的普遍特点, 但统筹它们或者说它们得以产生的源泉又是什么呢?信仰, 是中国教会大学校长普遍的底色, 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 也是以前的研究者所忽略或却步的, 因为研究者往往在技术层面上投入更多的目光。
对于宗教的讨论, 研究者无意于教义本身, 而注目于宗教使其信徒拥有什么特质上。信仰是一种精神力量, 这种力量充满着坚韧、顽强而又能量十足, 它的能量远远大于肉体能量, 世俗社会的困难非但不能使之退却, 反而成为信仰者坚强意志的“磨刀石”。中国教会大学校长也是这种精神能量的化身, 这正是他们能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孕育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关键。
中国教会大学本土化的结果是必然的, 从表面看, 它虽然到解放之后才彻底完成, 但本土化的显现却很早, 中国本土校长在中国教会大学的任职就是明证。相对于洋人校长而言, 中国教会大学的本土校长们也都有宗教背景或身份, 大都是各教会中国差会的领袖, 这一背景与首任洋人校长们是一致的, 这为他们的教育行动注入了坚韧和情感元素, 二者所不同的是, 本土校长们拥有比洋人校长更为卓越的学术, 可谓是“洋人搭台、吾人唱戏”, 因此, 中国教会大学真正的发展是在培养出第一代中国本土知识分子之后, 即本土知识分子成为校长主流之后, 他们利用虔诚的信仰和卓越的学术造就了一批中国本土精英分子, 从而使风雨飘摇中的中国有了被担当的肩膀 (见表2) 。
宗教背景是中国教会大学校长的鲜明底色, 当然我们绝不是要求今天的大学校长去拥有宗教背景, 这不是研究者的旨趣所在, 但信仰是我们所不容回避的, 信仰是纯粹的代名词, 校长有了信仰至少在两个维度上会表现出纯粹的意蕴, 一是担当天下的勇气和魄力, 正如基督的“救赎”一般, 它使人无所畏惧, 在“救赎”情怀的驱使下, 多重磨难最终只能成为他们成功的背景;二是责任感, “责”, 古汉语训为“债”, 尽责意味着还债, 它意味着个体行为是纯粹的、干净的、心安理得的、毫无保留的、死而后已的, 而不是杂乱的、私欲的、暂时的、沽名钓誉的。
信仰是大学校长的灵魂, 校长有了对教育敬畏的信仰, 学校才可能拥有灵魂, 学校有了灵魂才会培养出具有健全人格、尊严和丰富情感的学生。在信仰普遍缺失的今天, 中国教会大学校长的信仰特质值得深思、不容回避。
二、“学校”:校长教育理想的赋形
“在中世纪, ‘大学’就是教授和学生的联合体, ‘教师’就是一切, 他所就教的建筑则可忽略不计。”[1]从房龙对大学雏形的认识来看, 他已基本认清了大学所应有的硬要素, 即教师、学生和校舍, 虽然校舍可以“忽略不计”。但那是在知识贫乏的中世纪, 而在知识化、专业化程度日益高涨以及大学日益成为一个复杂社会体系的今天, 尽管大学硬件建设不是第一要素, 但也不是无关轻重的了。因此, 校长对待大学硬要素——教师、学生、校舍的观念和态度决定其教育理想的生命, 中国教会大学校长的建校历程愈加印证了这一点 (见表3) 。
20世纪初期, 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国家经济日益破产危机中,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对高等教育茫然无知, 没有自己的经验模式, 中国教会大学要想在如此困顿场域中创建, 其难度可想而知。然而, 校长们在大学创建时所表现出的特质却是惊人的一致。
(一) 耗尽心血筹“血脉”
办学经费是维系学校运转和发展的血脉。与政府设立的国立大学不同, 中国教会大学的经费来源主要靠合作教会的拨款以及基金会、机构、团体、个人的捐款, 因此, 经费的筹集成了中国教会大学校长的最难之事, 但恰恰在知难而进中大学校长坚韧、智慧、气魄的特质得到了充分展现。
“厚脸皮”、“穷光蛋”、“乞丐”、“赫然长逝”等字眼, 就是中国教会大学校长经费筹集时的真实写照, “落魄”成了校长们经费募筹时形象描述的第一关键词, 这样的表现令一般人根本不敢相信他们大学校长的身份, 然而, 人们对大学校长的敬仰恰恰来自于这种难以理解的行为之中, 他们正是用自己的“无”促成大学的“有”, 真正应和了中国本土哲学“无中生有”的哲理。但需要特意说明的是, 中国教会大学的经费筹集如此艰难, 但他们一直本着“外主内辅”的经费原则, 学生几乎是免费就读的, 校长们经费筹集的目光从来没有盯在学生身上, 相反, 而是全部用在他们身上。
(二) 招贤纳士构“脊梁”
如果将办学经费喻为维系学校运转的“血脉”, 那么师资队伍就是一所学校的“脊梁”。如果说中国教会大学校长在经费筹集上来者不拒的话, 那么, 他们对师资的聘用可谓是挑肥拣瘦 (见表4) 。
从列表中可以看到许多耳熟能详的名字, 他们尽管专业各异、秉性不一, 但总体上表现出三大特点:第一, 卓越的学术水准。他们中的许多人学贯中西, 在各自的学术领域起到了填补空白和奠基作用。第二, 强烈的责任意识。由于身处特殊时代, 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是他们普遍的特征, “我身即万里长城”、“我佛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是他们责任感的真实写照。第三, 超凡的人格魅力。人格魅力正是中国教会大学教师不同于一般人的特质, 成为一股超凡脱俗的力量。
校长是如何把他们招致麾下的呢?中国教会大学校长在招聘教师上, 除了教会各差会选派之外, 更多的是应校长选邀而来, 主要通过三个途径来完成, 一是海外顶尖学子, 二是中国国内贤能, 三是本校优秀毕业生。中国教会大学校长在招贤纳士中, 不分中外人士、不论资排辈, 唯才是用、唯贤是择的师资观是高等教育的重要思想, 它既合乎高等教育的规律, 又极具现实意义。
(三) 顶天立地塑“灵魂”
中国教会大学校长除了筹集“血脉”和构建“脊梁”外, 在事关人类未来和幸福的重大事情中都有他们的身影, 这更印证出校长在某一方面的高度。
1945年3月29日, 吴贻芳校长随中国代表团前往旧金山, 出席联合国宪章起草会议, 并代表中国在宪章上签了字[2]。
校长在高端的存在是校长卓越学术和人格魅力的体现, 这使他及他的学校作为一种标志性符号而存在, 更有意义的是, 校长的高度成为学生的未来性目标, 这是最好的隐性课程,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所能教出来的, 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没有榜样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 一切说教都是苍白的。
更值得让人称道的是, 中国教会大学把校长符号赋予具体的形态, 即极具象征性的校长寓所。福建协大的和谐楼、华西协大的南路1号、华中大学的西式洋楼等都是历届校长的寓所。之所以在校长住宅上施以笔墨, 一方面旨在说明它是学术身份的赋形, 是卓越学术的符号, 是校长内在特质的象征, 是学生内驱力不歇的“激活物”;另一方面在于当下校长住宅符号的消失、赋形的消失意味着校长直观影响力的消失。
校长们高端的身影、特定符号的住宅, 使他们犹如神一般地存在于学生心中, 具有顶天的性质。然而, 申请平价米、开卡车、校长楼成了情侣约会楼等校长的做法, 也显示着“立地”的意蕴, 学校灵魂在顶天立地间得以铸造。
三、“宗旨”:校长教育理念的缩写
“教学的基本要素可分为基本硬要素和基本软要素。基本的软要素又可分为客观性软要素和主观性软要素。”[3]张楚廷先生对要素进行分类, 其实质是在谈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关系下的功能发挥, 而办学宗旨就是主客观要素的统一体, 它喻示着校长对教育性格的个性化理解及对教育规律遵循的统一 (见表5) 。
个性差异是中国教会大学办学宗旨的一极, 终极目标的趋同是其办学宗旨的另一极, “崇高理想”、 “博爱”、“人类幸福”、“世界大同”等字眼的出现, 正说明校长们眼光投射的地方是人类和未来, 它标示着校长对教育规律和教育方向的遵循, 体现着主观背后的客观性。
办学宗旨存在于现实和理想、过去和未来、差异和大同、自我和他者、技术与信仰等多维张力中, 是大学校长在多维张力中对教育思想的把捉和缩写。
四、“三长”:校长教育身份的诠释
中国教会大学校长的“校”字有着特定的内涵, 它既包括人财物等有形的要素, 也包括真善美等无形的风范, 前者是大学存在的基础, 后者是大学存在的灵魂。如果有形要素展现了校长外在特质的话, 那么, 无形风范则显示了校长的内在特质。中国教会大学校长不仅是大学的缔造者、管理者, 更是引领者、垂范者。
(一) “一长”——学术之长
中国教会大学校长都是学术上的领袖, 他们大都经历过严格的学术训练, 有着坚实的学术基础和卓越的学术水平, 中国本土校长更为突出。学术声望和人格魅力是获得大学校长职位的决定性因素。
学术之长是对校长灵魂的捍卫, 无论以何标准来定位和评判校长, 学术成就始终是其得以安身立命之所在, 学术成就使校长在师生心中铸为一座丰碑——高耸而坚固, 因此, 教会大学校长很长的任职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学术象牙塔不是一天竖起来的, 也不可能一天倒掉, 因为它是在人们心中竖起来的。从下表中可看出, 中国教会大学校长的任职最少也有20年, 他们的离职不是逝世就是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 (见表6) 。
校长学术生命的终止意味着其行政诉求的增强, 因为他只能靠此保有自己的校长级别, 这样, 作为知识学习、知识生产、知识创造的大学就发生了质的转变, 大学去行政化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这恰恰反映了它的严重程度, 只要有“行政寡头”的校长存在, 其麾下就必定会产生行政市侩, 近几年来高校腐败案的频发就是明证, 令人遗憾的是, 大家都把问题一味地归结到监管上, 却没有看到大学校长学术生命消亡所带来的深层次原因, 这才是当前问题的关键。
(二) “二长”——学习之长
大学是教人学习的地方, 而首先校长应该成为学习行动的首席, 他们不但要学出意志、学出风范, 而且必须学出成就。中国教会大学校长在学习的态度和追求上堪称楷模, 令人折服。
中国教会大学校长的学习行为至少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学习成就突出。博士学位、留洋经历、多所大学是他们学习上的直观信息, 这标示着他们的学习成就是极其辉煌的。
二是学习意志坚强, 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 没有坚强的意志要想脱颖而出是不可能的。
三是学习方法独特。“提醒”、“自查”、“转移”是教会大学校长常用的方法。
从学习成就、意志、方法来看, 中国教会大学校长真正称得上学习之长, 他们用自己的学习生涯来感召学生走上学习生涯, 从而形塑出强大的学习场域, 引领学生投身之中, 使之成为一个个勤于学习、知难而进、追求卓越的生命体, 确实印证了言教不如身教的古训。
(三) “三长”——学生之长
作为学贯中西的中国教会大学校长, 在性格上表现为二重性, 在名利权势面前他们是高傲不驯、不近常理的。
校长们的清高令人望而却步, 但他们对学生亲近的表现也让人难以置信, 例如陈垣校长写好文章总爱让自己的学生看, 吴贻芳校长邀请学生共进早餐, 庄才伟校长为晚归的学生开门等等, 使我们直观感受中国教会大学校长对学生爱的纯粹、本真、细腻和不含任何杂质, 他们为着未来的有形而把自己化为无形。校长之爱是一种大爱哲学, 它暗含着教育者高度的责任、满腔的情怀和教育的艺术, 对于学生而言, 校长之爱是他们攀登学术高峰的原动力, 也是无可替代的“管理学”。
摘要：中国教会大学校长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对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来说, 有着开创和奠基的意义, 其身上所表现出的信仰力量、教育理想、卓越学术、深厚情怀等特质, 令人敬畏有加。文章从形而上的信仰理想和形而下的教育实践两大维度对其进行梳理, 旨在对当今我国大学校长进行深度检视, 力求获得校长这一社会角色的基本规范。
关键词：教会大学,校长,现代意义
参考文献
[1]房龙.人类的故事[M].北京:三联书店, 2010:205.
[2]孙海英.金陵女子大学[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67.
从“教会知识”到“教会学习” 篇9
第八届青年教师阅读教学观摩活动的研究主题是从“教会知识”转向“教会学习”。从以知识为中心组织教学, 转向以学生为中心展开学习;从依据认知规律, 进行知识认知, 转向帮助学生掌握主动获取知识, 认知未知世界的方法。问题的提出基于我们多年的研究进程及时代发展需求, 是一次语文教学从观念到行为的变革式探索。
每次阅读教学观摩活动, 都围绕我们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 以任务为驱动, 以课例为载体, 交流探讨、反思总结, 其研究成果已起到推进小学语文教学改革里程碑式的作用。
2002年第四届观摩活动, 正值课改初期, 肩负着将新的课程理念落实于教学实践的责任, 会议研讨主题是:体现先进的课程理念, 实现教学目标三维整合, 转变学生学习方式, 开发课程资源。
2004年第五届观摩活动, 正值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由实验阶段转入推广阶段的重要时刻。会议以“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正确处理教与学的关系”为主题, 进一步明确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方向, 在继承语文教育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着力创新。
2006年第六届观摩活动, 立足语文学科的特性, 针对“得意而忘言”的失衡做法, 关注“怎样更好地体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如何提高教学的实效性”, 力图准确把握语文课程的性质、特点。
2008年第七届观摩活动, 继续关注语文本体的回归, 将“进一步优化语文教学, 提高教学实效性”确定为研讨主题。
在研究进程不断向纵深推进的历程中, 我们共同迎来了本次研讨活动。我们将审视语文教学的视角由“教师的教”转向“学生的学”, 从关注教师怎样教好, 到思考学生怎样学好。
这个命题更加高屋建瓴、审时度势, 它站在国家未来发展的高度, 在教育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视野下, 明晰语文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
二、课例启示
(一) 学什么
1. 学需知。
用宝贵的40分钟, 去学习孩子们应该学到的东西。教师要按照课程标准, 落实各学段教学目标。值得注意的是:要高效达成每课时教学目标, 必须保证课时教学质量, 做到省时、高效。
2. 学未知。
学习的本质是创造最近发展区, 教学的本质是引发最近发展区, 是唤醒和启发。我们应关注学生最近发展区, 将珍贵的时间用在解决学生困惑点及学习难点上。
从认知发展维度看教学, 有下限和上限之分。在学生已有的发展水平基础上进行教学, 是定向于学生已经成熟的认知水平的教学设计, 即使设计得再巧妙, 也只能属于下限的教学。上限的教学着眼于学生未来可能的发展。《石榴》一课关注学情, 基于学生的预习起点和理解起点, 有效点拨提升, 给予我们很好的启示。
(二) 怎样学
1. 扎扎实实地学。
读书时间比较充裕, 这是本届观摩活动本会场课例的普遍现象, 相对前几届观摩活动而言, 又向前迈了一大步。让学生有安静的时间, 潜心阅读, 是阅读教学效果的最重要的保证。《匆匆》等多个课例出现了连续5分钟乃至更长时间让学生静静地读、默默地想, 拿着笔批注式的阅读。这显然加深了阅读理解程度, 思维也更加深刻。
展现认知过程, 体现学习规律。《活见鬼》《钓鱼的启示》《蜀鄙之僧》《送元二使安西》《槐乡五月》等课例展现了或整体或局部、从不会到清楚、从不懂到明白的发展过程。《画家和牧童》更是将语言的理解、积累、运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引导学生自读自悟, 读悟结合。
2. 情趣盎然地学。
丰富多样、生动活泼的阅读活动, 不断变换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对于培养学生阅读兴趣是必不可少的。但是, 要培养学生持久、稳定的阅读兴趣, 还需要对阅读活动本身产生兴趣, 而不是对活动手段和方式感兴趣。要培养学生对语文活动本身的兴趣, 就得让学生有阅读成功的体验。
对于小学生而言, 最能激发其兴趣的是那些想知道、却又不知道的东西。如同玩电脑游戏, 也有失败, 孩子们为什么会乐此不疲?正因为它有未知性和挑战性。
我们看到诸如《称赞》《老人与海鸥》《杨氏之子》等更多的课例, 在引导学生提出不懂的问题, 引发学生探究、研读的学习欲望。尽管有的质疑环节只是一个形式, 问题提出后, 又将它束之高阁, 但毕竟在进行有益的尝试。
3. 触类旁通地学。
在本次观摩活动中, 《滴水穿石》等许多课例都在关注学生学法指导, 关注学习策略的形成。教学中, 教师把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落实到教学过程中去, 从而使学生掌握学习的主动权, 完成从“学会”到“会学”的飞跃, 进入“不复需教”的境界。
尽管有的课例学法指导并不完善, 但我们欣喜地感受到了变化。其中, 《最后一头战象》概括课文主要内容的方法指导扎实、到位,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推进建议
建议一:教学行为应进一步跟进。
观念决定行为。“吃准目标, 夯实基础, 指导学习, 鼓励创新”十六字方针清晰入目。本次会议上我们还是看到这样的现象:
现象一:低年段目标重在识字、写字, 但用在指导识记字型上的时间普遍偏少;中、高年段让学生动手练笔的教学设计并不多见, 只有《天鹅的故事》《桥》《巨人的花园》等几个课例。有的教学课时容量过小。
现象二:有的教师语言依旧过于强势, 用更多的课堂时间进行自我展示, 难以引领学生静心品读、自主学习。
现象三:串讲串问, 逐句分析, 对学生不感兴趣的问题不停追问的现象依然存在。
课堂上, 老师不停地追问, 板书, 反馈, 范读, 引读, 递话筒, 在学生间来回穿梭。学习过程中, 老师就像《盗梦空间》里的盗梦者, 用自己的理解和思路左右学生的思维。学生的多元理解、个性化表达无从谈起。
建议二:目标序列需进一步探索
从课程标准中我们已知晓学段目标, 而对于具体目标, 特别是语言训练目标, 还存在一定模糊性、人为性。但构建语言训练目标序列确实是一个系统工程, 有涉及语文整体的, 有涉及语文局部的。有基本的, 也有具体的, 并要按照一定的序列展开, 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因而目标体系的形成不会一蹴而就, 是我们在更长时间内的研究方向, 需要持续探索、合力攻坚。
建议三:“教会学习”转向力度和角度应进一步加强
教会学生学习 篇10
关键词：学习方法,预习,听课,复习,总结
《英语课程标准》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以学生学会学习,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学习为目的,对英语课程价值的认识从片面的单一性评价向完整的综合性评价转变。新课标突出强调发展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的能力,把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真正实现素质教育,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学生之中,因各种因素,而导致成绩各异。成绩不佳者不乏其人。分析原因,不外乎:家庭条件差,学习环境差;资质差,思考不够;聪明,然而不努力;努力而方法不对头等等。期中因方法不当而造成学习成绩不佳者尤多。
我与学生谈心,分析他们学习情况时,每每感到这一点时,总忍不住要做一番“方法谈”。
学习方法对于学生来说何其重要!有一则关于爱因斯坦的小故事:某君艳羡爱因斯坦的成功,很想效而仿之,一日不期而遇,于是上前讨教秘方。爱因斯坦笑而不答,恰巧傍边有一块黑板,他拿起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这样的公式。
成功=勤奋+正确的方法+少说废话。
确实,有了正确的方法,可以事半功倍;方法不当,只会事倍功半。
怎样学习?什么样的方法最好?所谓法无定法,我只能谈谈自己的教学体会。
总体来说,和中学生一样高职学生就
月份各要素样本的拒绝域为:|t|>2.4052;1、7、10月份各要素样本的拒绝域为:|t|>2.0423。
2.4.2检验结果
4月份各要素差值样本的拒绝域为:|t|>2.4052,表1到表4中4月份满足原假设H0的要素有:08时、20时的气温;20时的本站气压和最高气压;14时的相对湿度;14时的水汽压。
1、7、10月份各要素差值样本的拒绝域为:|t|>2.0423,表1到表4中1月份满足原假设H0的要素有:08时的气温和最高气压;7月份满足原假设H0的要素有:14时、20时的气压和最高气压;10月份满足原假设H0的要素有:14时、20时的气压和最高气压。
对检验的结果进行统计:气温有20组样本参与检验,有3组样本达到显著水平,显著率达:15%;气压有20组样本参与检验,有9组样本达到显著水平,显著率达:45%;相对湿度有12组样本参与检验,仅有1组样本达到显著水平,显著率达:8.3%;水汽压有12组样本参与检验,仅有1组样本达到显是要预习好;听好课;及时复习;循环复习;分阶段小结。
1 预习好(打埋伏)
有备而无患。要求学生提前预习,这对于成绩欠佳的同学来说,尤其重要。怎样预习?就是对将要学习的东西大概地浏览一下,标出自己不会的地方,对于要学什么,重、难点做到心中有数,这样上课时就会对老师的讲解心领神会,听课自然轻松、容易多了。不要要求学生什么问题都要搞懂,这样做一是时间来不及,二是失了预习的本意。
2 听好课
课堂学习是根本,好比是正餐,正餐不认真而过后吃零食,只会搞坏肚子。课堂学习时务必要求学生集中精力,认真思考,高效地练习,主动发言,思想上千万不能开小差。要做到“勤动脑,勤动手,勤动口”,积极参与到老师指导的各项学习活动之中。
3 及时复习
饭后百步走,目的是帮助消化,以利吸收。复习就是做助消化的工作。它是整个学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是真正学知识、掌握知识的重要途径。学完新课后要及时复习。为什么要及时复习呢?因为遗忘的规律就是“先快后慢”。越是刚学的东西就越
著水平,显著率仅达:8.3%。参与检验的总样本数为64组,有14组达显著水平,总显著率达21.9%。
3 结语与讨论
通过对乌鲁木齐市大西沟气象站人工数据和自动站数据的差值进行假设检验分析,对参与检验的气温、气压、相对湿度及水汽压四个要素共64组数据样本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仅有14组数据样本达到显著水平,显著率达21.9%。其中气温有20组样本参与检验,有3组样本达到显著水平,显著率达:15%;气压有20组样本参与检验,有9组样本达到显著水平,显著率达:45%;相对湿度有12组样本参与检验,仅有1组样本达到显著水平,显著率为:达8.3%;水汽压有12组样本参与检验,仅有1组样本达到显著水平,显著率达:8.3%。
以上检验结果表明:乌鲁木齐市大西沟站人工和自动站第一阶段的对比观测中人工观测的数据和自动站观测的数据存在容易遗忘,而且遗忘的速度也是与时间成反比的。抓住复习巩固的黄金时间,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4 循环复习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循环复习,重复再现,必然使旧知识如新学般历历在目。很多同学忽视这一点。譬如学A时,全力以赴,学得很好,接着学B,亦全力以赴,亦学得很好,然而对于A则大放宽心,弃之一旁,不管不问,以此类推……到了学Z时,A、B、C恐怕早已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临到考试之前进行总复习时,才发现自己是走了“狗熊掰棒子”的老路,悔之晚矣!如果在学到B时,学好B,同时又复习A,学到C时,学好C,同时又回顾A、B,以此类推……(复习回顾的时间递减)那么到了学Z时,A、B、C已复习了几十遍了!这样形成了良性循环,对于所学的知识恐怕是终生难忘的。
5 分阶段小结
分阶段小结,就是在适当的时间,比如周末,把一个阶段所学的知识加以条理化,找规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做到这一点,可以说是真正会学,真的学会了。
着显著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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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学生“读”语文 篇11
一、读出创造性的思维品质
独立思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起点和关键。新课程理念要求开展以学生独立活动为主的开放式教学形式，引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鼓励他们发表独立见解，增强创新意识，准确定位教师的作用。阅读是一种个体行为，是主体与文本及作者多层面多层次展开对话，从中汲取精神营养，实践参与作者的认识思考和情感表达，并对这些内容做出判断和评价，进而提高主体自身阅读能力、丰富主体自身世界的脑力劳动的过程，是主体把认识评价的中心从文本、作者的情感转移到自己身上，与文本及作者间的复杂的思想碰撞和心灵交流的心智活动过程。阅读的要义不在于简单地理解和接受，而是读者在独特理解把握的基础上，超越文本，赋予文本的语言形式、文章内涵等以自己特定的理解，在于经由文本的启发、激发，阅读主体与文本的对话进入到理性思考的境界，或加深补充，或引申发挥，或质疑创新等的阅读能力。
《月光曲》中贝多芬给盲姑娘再弹一曲的情节大家很熟悉，倘若我们的理解仅仅达到贝多芬的演奏使盲姑娘从中欣赏到美妙的钢琴曲，陶醉在想象之中，那么还不能算是理解的高境界，我们还可以提这样的问题：“贝多芬难道没有从盲姑娘那里学到东西吗？”贝多芬正是被盲姑娘那炽热的音乐爱好所感染，被清幽月光下穷兄妹俩的形象所感动，才产生了创作的灵感，即兴演奏了著名的《月光曲》。同时，贝多芬自己也陶醉得如痴如狂，记下了这一首名曲。
二、读出隐藏的意义和思想
汉语的每个语言符号联系着一个概念和一个听觉形象，它可以通过词的读音以及语流的停顿、轻重、高低、快慢等构成的语调、语气、语势以及表达的思想感情出之于口、入之于耳、了然于心。语音仅仅是这个听觉形象的最表层，它包含理念上的内容，感情上的内容。在朗读中，通过对语气、语调、重音、节奏等的正确把握，才能反映出作者的感情，这是个紧张而复杂的思维过程，可以再现文学作品的特定情境，领悟文学作品所要表现的哲理意味。受语流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它要求作者要快速地把各种感观结合起来，正如朱光潜先生指出的那样：“从字句抓住声音节奏，从声音节奏中抓住作者的情绪气势或神韵。”诵读要求读者调动已有的知识去感知、判断。理解每一个词、句、篇、章内部的逻辑关系将它串联成整体，通过朗读获得语言信息，从而领悟文字的内蕴，产生情感共鸣，才能达到直觉思维的境界。俞平伯先生也认为：“目治”即一般的阅读，仅能达到泛览的水平，只有“耳治”即诵读或吟哦，才能深入理解作者的真意。
初中语文节选了蒲松龄《狼三则》中的一篇，其中这么一句：“少时，一狼径去，其一犬坐于前。久之，目似瞑，意暇甚。”“其一犬坐于前”可以有两种读法，一种是在“其一”和“犬”之间稍作停顿，“其一/犬坐于前”，意思可以理解为 “其中的一只狼像狗一样坐在前面”。另一种读法则是在“犬”与“坐”之间停顿，“其一犬/坐于前”，即是其中一只狗坐在前面。表意迥然，那么，哪种读法更符合当时的语境呢？显然是前者，这里的“犬”名词作状语，像狗一样，修饰“坐”，表现狼坐的状态。
三、读出写作的技艺和门道
学生的阅读是吸收，是认识生活;写作则是表达，是反映生活。在语文教学中，阅读课往往就是指导学生阅读感悟，习作课就是指导习作，阅读和习作之间却脱节了。
其实，只读不写只会让思维停顿，只写不读，学生才思枯竭。实践表明，阅读是间接生活之“源”，课本是凭借，是“例子”，当学生阅读了大量由编者精心挑选的课文之后，并没有对他们的习作能力起到多大的指导作用。虽然已有越来越多的语文教师发现读写结合对阅读、习作能力的促进作用，但文本中读写结合的训练点并不都是显性的，不是都能一目了然的。因此，在扩大阅读视野的同时，要巧妙将写融入读的环节，通过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写作训练，将阅读与写作紧密结合起来，做到读中有写、写中有读、以读带写、以写促读，提高学生写作水平，提高语文整体素质。具体来说，一方面要加强阅读教学，另一方面要加强读写联系，做到读写渗透，读写结合。领悟了读和写的关系，学生就能模仿范文写作，写作便成了一种乐趣，这是提高学生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有效途径。
例如，藤野先生和书塾先生就是采用白描的手法略写的人物，是粗线条的勾勒;杨二嫂和孔乙己便采用了精雕细刻人物的外貌刻画手法;闰土的外貌描写则是采用鲜明的对比手法来完成的。其实，写人物肖像应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都能为人物的个性服务。虽然藤野先生和书塾先生都戴有眼镜，但作者还是区别了他们：藤野这个没有民族偏见的日本人，由于他深钻细研，不修边幅，穿得很“模糊”，别人误以为他是“扒手”呢。这让人记忆多深啊！至于书塾先生则是太严肃了，可“我”还是敬重他的。
教会孩子“抢跑” 篇12
在农村小学的数学教学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只注重复习消化,而忽略了课前的预习。我们看到:老师带领学生一遍一遍地做题、讲题,又一遍一遍地讲题、做题,学生是又累又烦。在这种不能很好地处理复习与预习的关系下,老师总认为只有多做题、多复习才能将知识学得扎实、牢固。大量的功夫都花费在巩固练习和课内外的复习与作业的研究上。总是习惯于在接受知识以后,反反复复巩固知识,被动性地学习,不去留心学生的质量、效率,不及时关注学生的信息反馈。结果是事倍功半。所以,教师有必要研究复习与预习的关系,把预习和复习相结合,把握数学的内在机制,洞察学习的内在规律,改变以前那种重复习、轻预习的教学偏见。
首先,预习确实是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主渠道。学生通过观察、阅读、测量、实践参观等对一些新知识会有一些初步的了解,有一些初步的感知,但是,预习同时也会对旧知识起到巩固的作用。新知识是建立在旧知识的基础上,二者相互联系与作用。预习是链接新旧知识的纽带。当预习与复习脱节的时候,非常不利于对知识体系的全面把握。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中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一门科学。它具有较高的抽象性、严谨的逻辑性和应用的广泛性,教学中我们一定要结合小学数学教学的基本特征,将预习与复习有机地结合,在复习旧知识后及时预习新知识,让旧知识成为学习新知识的铺垫,新知识又是旧知识的发展、延续,并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发展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孔子言:“温故而知新。”在这里大家都能够理解强调复习巩固的重要性。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温故”的目的是什么呢?获得“知新”啊!到哪里能获得新的知识呢?利用旧的知识去研究啊!这还是要求我们要预习新课,研究新课。我们的学生一定要在“温故”的前提下再多走一步———预习新知。这样才可以顺利地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才能找到下一节课中的疑难之处。有了这些提前的预习与研究,我们的学生在课堂上才会胸有成竹地主动探索新知识,完善整个知识体系。因此,复习旧知识只有与预习新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学生才能知道怎么学数学,怎么运用数学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学生才能越学越有劲,形成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真正成为数学学习的主人。
预习和复习相结合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例如,教学“求最小公倍数、通分和异分母相加减”这部分内容时,学生在复习求最小公倍数的方法之后再预习通分,通过预习通分,使最小公倍数的知识在通分中得以应用,初步表现是学生能够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学生感受到应用“最小公倍数知识”解决“通分”这一实际问题所带来的成功的喜悦。当然,接下来的研究一定会有很多的疑惑和不解,这也正是下一步的课堂学习中的关键和重点。在这其中,学生很清晰地理解通分的方法,知道通分在今后的数学学习中的作用。更为喜悦的是学生有了自己学习、自己解决问题的意识,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自学习惯,课堂教学自然事半功倍。
好的习惯会成为学生前进道路上的引航灯,会成为学生成长中快乐的源泉。我们要让学生养成预习的习惯,提高他们的自学能力和探索能力,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有一位教育家曾经说过:“预习是合理的‘抢跑’”。学生一旦掌握了预习方法,一开始就“抢跑”领先,有助于形成学习的良性循环,使学习变被动为主动,既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又培养了他们良好的学习品质。复习是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是让学生知道这些知识都是什么,有什么用,怎么用,两者都非常的重要。只有协调好预习与复习的关系,使之相互结合,在复习的基础上有效地预习、自学,在预习新知识的过程中应用、消化旧知识,二者交互融合一体,密不可分,学生才会领悟到如何去“自学”数学。我们的老师一定要从带领学生大量地做题、讲题中走出来,协调好预习与复习的关系,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使数学学习成为学生主动学习、快乐学习的一件事。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