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分析（精选12篇）
日报分析 篇1
在传播渠道和方式日趋多样、信息公开透明速度日趋加快的背景下, 主流媒体如何强化自己的影响力, 如何提高自己的舆论引导能力, 这是摆在媒体人面前的严峻课题。人民日报在新年改版中称:“我们将努力说真话、写实情, 让文章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 更具亲和力感染力, 更有可读性可视性, 实实在在服务读者。”而人民日报的新变化成为党报创新求变的风向标, 各地群起而效之, 为党报在新形势下提高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力开了个好头!
本文选择了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重庆日报三家报纸进行了相关数据比较, 虽挂一漏万, 但也可管中窥豹, 透露三家媒体的种种变革气息。数据选择的区间为3月20日至4月20日整整一个月, 之前有全国两会, 之后是芦山地震。笔者试图通过这一个月的数据比较, 更客观、真实地反映三家媒体在常态新闻下的办报追求以及创新变化。
一、头版先“读”为快, 努力追求“博”闻强记
人民日报新年改版博得头彩, 获得业界一致好评, 头版最为人称道。重庆日报在最近一次改版中也获得重庆市新闻阅评小组充分肯定, 其中头版变化最为明显:一是会议报道大幅减少, 二是稿件短小信息量大, 三是新闻评论清新活泼, 四是贴近群众关注民生, 五是坚持主流正确导向。
从 (表1) 这组数据中我们可以比较三家媒体:
(一) 努力增加头版信息量。
人民日报平均每天发稿6.06条, 解放日报每天发稿7.6条, 重庆日报每天发稿7.83条。人民日报2013年3月22日头版上一共有9篇文字报道和一篇图片报道, 更是显现了现在时政类新闻的短小精悍。而对比该报2012年3月21日的头版, 我们可以看出头版上一共只有5篇报道, 信息量相对较小。
(二) 努力增加民生新闻报道占比。
人民日报作为中央级党报, 所承载的时政报道任务相对最重, 即便如此, 其也在努力追求头版的民生类新闻报道比例, 尤其是批评性报道更是常常见诸头版, 除此以外, 国际新闻甚至文体新闻也纷纷登上头版, 这一方面丰富了版面的新闻元素, 另一方面强化了新闻的可读性。尤其是4月2日的人民日报头版无一条时政新闻报道, 所有时政新闻均转移至2版, 头版下方有8条导读, 大大扩充了版面的容量。
相较而言, 作为地方党报, 解放日报和重庆日报头版施展的空间更大, 因而民生新闻的占比也更大。在数据采样周期内, 重庆日报平均每天都有1-2条民生类稿件上头版。解放日报也在头版增加了民生服务类稿件的比例, 平均每天达到了1.5条。
(三) 努力压缩时政报道规模, 尤其是领导人活动报道。
人民日报改版后, 头版时政新闻的报道变化最为明显, 中央领导同志活动报道字数多为千余字, 要言不烦, 言简意赅, 也是改文风的一大亮点。2013年3月21日头版上放了7篇报道, 整个版面的信息量变大。而4月1日的头条《习近平主席回到北京》更是罕见的不到350字。
三家媒体而言, 解放日报在时政新闻的报道比例上占比最小, 仅为68%, 这也看出该报在头版上的追求———尽量给其他类新闻留出更大的空间, 比如该报经常在头版刊登的“解放分析”、“解放调查”, 这成为该报的一大亮点。
(四) 努力提高自采新闻占比。
自采新闻是衡量一个媒体开发新闻信息资源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指标。从统计数据看, 三家媒体相差不大, 解放日报在头版采用自采稿件的比例最大, 占74%, 这也和该报始终坚持把新闻媒体的个性开发与风格定位放在第一位有关。
(五) 努力增加头版的可视性。
作为党报, 头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尤其是大篇幅的时政类新闻常常让党报的头版严肃有余、活泼不足。如何改观?三家报纸都在图片运用上下功夫———善用图片、制作图形等, 带给读者更多阅读上的便利。
国家领导有重要的外事活动时, 人民日报通常都是整版报道, 但版面往往看起来并未显得拥挤和臃肿, 就是因为图片的比重占了较大比例。比如, 3月23日, 习近平主席出访俄罗斯, 与普京会谈的报道占据了头版主要位置, 虽然头版内容都是与双方会晤有关, 但人民日报巧妙地用3幅图片进行版面分割, 占据了整个版面的五分之二以上, 阅读起来更容易;当天, 解放日报《用勇气智慧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报道中, 将李克强对于经济转型的观点以蓝色区域自然区分出, 版式新颖清新。在倒头条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民生新闻中, 同样使用了彩色制图, 看起来一目了然。
3月24日, 重庆日报《“母亲河畔的奔跑”2013重庆国际马拉松赛昨举行》的稿件中, 配发的图片一改传统的万人起跑的宏大场面, 而是巧妙利用马路上的积水, 将真实影像和倒影相映成趣, 具有艺术感, 赏心悦目。和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比起来, 重庆日报头版图片的数量还相对较少。
(六) 努力增加头版的观点影响。
头版的评论是报纸评论的重中之重, 三家报纸的头版评论各有侧重, 人民日报因其自身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原创评论占据绝对主力, 也拥有绝对的制高点;解放日报除转发人民日报评论外, 也在头版频频以“社论”发声, 重庆日报多转发人民日报评论。以下在“评论”议题重点讨论。
(七) 努力增加头版头条的多样性 (见表2) 。
三家媒体在头条的数据占比上, 尽管时政新闻仍然最大, 但可喜的是, 非时政类新闻已经逐渐加大。32天的统计数据中, 人民日报非时政类新闻 (民生新闻、经济新闻等) 11条, 占到了34%, 而解放日报更是达到了40%。其中, 人民日报头条刊发各地新闻6条, 系列报道3组 (改革开放新地标、新国企新起点、时代先锋) ;解放日报刊发“解放调查”2篇, “解放分析”1篇, 均增加了头条的丰富多样。相较而言, 重庆日报在头条的处理上相对保守, 仅有的两条非时政类报道, 只有一条是自采, 一条是转新华社的财经新闻。
(八) 努力增加标题的可读性。
一个生动的标题会大大提升报纸的可读性。总体上看, 人民日报的标题讲究要素齐全, 完整准确;解放日报则更追求生动形象, 平易近人;重庆日报则多沿用人民日报 (见表3) 。
二、评论先声夺人, 努力占领舆论高地
新年伊始, 人民日报新闻评论版与读者首次见面。这是人民日报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决定, 为开创党报评论新优势开辟了新平台, 为提升党报核心竞争力提供了更大空间, 也为各级党报积极抢占舆论高地、努力掌握舆论主导权和话语权提供了借鉴。
(一) 努力提高评论栏目的规模效应
人民日报改版后将评论的重要性提高到空前的位置。改版后, 该报将不少独具特色又颇具影响力的言论栏目, 像《人民观点》 (原在观点版) 、《人民时评》、《来论》 (原多发在视点版) 、《钟声》 (原在国际版) 、《声音》 (原在政治版) 、《新论》 (原在民主政治周刊) 等栏目进行有机整合, 同时推出《评论员观察》、《大家谈》等新栏目, 进一步突出了组合拳优势, 彰显了规模效应和舆论强势。
重庆日报近期改版也将评论版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 在保证传统名牌栏目“今日谈”、“巴渝论坛”等评论专栏每周一到周五的见报量同时, 每周还推出2个版的评论专版。解放日报则继续保留“中国新闻名专栏”———《解放论坛》的每日见报频率, 同时时常以“社论”点击上海热点。
从表4可以看出, 解放日报和重庆日报都把各自的品牌栏目“解放论坛”和“巴渝论坛”作为评论版块的拳头产品在精心呵护, 在周一到周五的区间, 基本保持了很高的见报频率 (偶有一天未刊发的情况) 。重庆日报还专门开辟了“评论”版, 这和解放日报的“观点”版 (类似于重庆日报的“思想”版) 略有不同。重庆日报“评论”版将“巴渝论坛”、“重报时评”、“议论风生”、“说长道短”、“世像评”、“网言网语”集纳在一起, 与人民日报多有相似之处, 只是见报的频率稍显不够。
解放日报对评论的重视可以从两个方面显现出来, 一是将“解放论坛”置于其有“第二封面”之称的热点新闻版, 坚持放在版面右上方, 醒目突出, 保持一贯, 成为整版的眼睛。二是本报评论员文章 (等同于社论) 常常见报, 一周三发, 这在地方党报并不多见。
(二) 努力提高评论议题的多元化
改版后的人民日报评论版常设栏目多达近10个, 其定位不同、特点各异。不同的栏目定位决定了作者群体和文体风格的多样性, 丰富多元的议题设置, 四面八方的不同声音, 不仅体现了“开门办报”的意识, 凸显了将评论版“打造成干部论政的平台、学者争鸣的空间、群众议言的广场”的版面定位, 也使人民日报“评论”版呈现出一种“顶天立地”的立体架构。
解放日报在评论的议题设置上可以从该报的两个评论栏目区隔开来, “解放论坛”和本报评论员文章各有侧重, 前者更多的是讨论普遍的社会现象, 后者则更侧重于上海重大话题, 两者相互倚重, 成为报纸的强势舆论导向。3月19日, 评论员文章《创新是上海的使命》, 直言上海“强烈感受到创新的紧迫性”;3月20日, 评论员文章《改革要敢啃硬骨头》直指“上海已经到了没有改革创新就不能前进的阶段”;3月21日, 评论员文章《民生是个永恒主题》指出, 解决好民生问题, 要坚决“发扬‘钉钉子’精神”。三篇评论, 从上海的实际出发, 以创新求出路, 以改革作动力, 以民生为目标, 一唱三叹, 引人深思。
重庆日报则以“巴渝论坛”与“今日谈”一长一短成为互补, 评论版的议题设置也相对丰富和多元, 甚至还有漫像配文的方式让版面更显生动活泼。在此采样周期 (一个月内) , 重庆日报只有一篇社论, 稍显不够。
(三) 努力提高评论转载水平
在评论方面, 地方党报的一大任务即是转载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重要评论, 从而及时传递党中央的声音。今年3月底, 人民日报连发“九论”, 谈同心共筑中国梦, 这组评论高屋建瓴, 在思想界影响深远。同期, 各地方党报都进行了转载,
下面:对解放日报和重庆日报的转载比较
从表5可以看出, 解放日报对“九论”的转载高度重视, 从一版头条转载、一版转载、一版导读二版转载再到二版转载,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也是逐渐淡出的过程, 这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 也是一个系列转载的巧妙方式。其中有两大特点, 一是转载版位均靠前, 基本在一版和二版, 尤其前三天均在一版, 第一天则是头条的位置, 强化了这个转载的重要性和连续性。二是不做版面之间的跨版转载, 不破坏阅读节奏。重庆日报的转载则在连续性上存在不足, 一是前三天的转载在一版表现不够, 尤其是第一篇摆在三版, 表明对这个系列评论的重视程度稍显不够。二是跨版转载有2次, 第一次跨版转载在二版只有300余字, 显然, 可以在一版全部转载的少量文字因为跨版而破坏了其完整性。
三、微博先“发”制人努力融合两个舆论场
在当下中国, 客观存在两个舆论场:一个是党报、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社等“主流媒体舆论场”, 即官方舆论场, 它忠实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 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是依托于口口相传特别是互联网的“民间舆论场”, 人们在微博、BBS、QQ、博客上议论时事, 针砭社会, 品评政府的公共管理。主流媒体应该努力搭建融合“两个舆论场”的桥梁。而党报官方微博正是这样一个桥梁。
通过比对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重庆日报三家媒体的官方微博数据, 笔者试图研究党报官方微博在发展新媒体方面的初步探索。
(一) 官方微博成为党报的有力延伸和重要补充
2012年7月22日凌晨4时58分, @人民日报微博的开通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展现了党报党刊对民间舆论场的重视。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以“权威声音、主流价值、清新表达”为目标定位, 以“参与、沟通, 记录时代”为责任使命, 内容设计以传播人民日报观点和信息为主, 兼顾国内外重大事件和服务类信息, 关注社会热点, 回应公众关切。
2012年11月19日, 解放日报新浪官方微博上线, 以“知上海, 观天下”为目标定位, 内容以传播《解放日报》信息观点和上海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类最新资讯为主, 兼顾国内外重大事件和服务类信息, 适时开展微访谈、微直播、微调查等活动, 与网民实时互动。
重庆日报微博2012年3月26日开通, 理念为“高度服务决策, 深度参与生活”。重庆日报微博的发布通常是市内市外重大新闻, 时政、文化类、民生服务类报道。
三家媒体开通官方微博的宗旨都指向以传播报纸内容为主, 同时兼顾国内外重大事件的第一时间“发声”, 以弥补报纸以天为周期的时间短板, 这说明党报官方微博的定位仍为报纸的补充和延伸。
(二) 党报官方微博影响力与日俱增
从表6可以看出, 虽然三家媒体开通官方微博的时间先后不一, 但影响力却在与日俱增, 尤其是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截止2013年6月12日, 其粉丝量已达700余万, 在党报官博中首屈一指。
从党报官方微博影响力的走向来分析, 应该与报纸自身的平台影响力成正相关关系, 但也与其微博的日常发布频率成正比。截止到2013年6月12日, 人民日报官微开通355天, 平均每天发布数量高达32.3条;解放日报官微开通205天, 平均每天发布数量30.5条;重庆日报开通425天, 平均每天发布数量9.99条 (见表7) 。
从三家媒体官方微博的转发频率和评论频率来看, 差距比较大, 人民日报开通官方微博的时间不足一年, 其转发率和评论率均远超其他两家地方党报。如果以近年来传统报纸发行量达到百万的不超过25家计, 按人民日报官方微博700万以上粉丝的数量来测算, 超过了其印刷版280万发行量的近三倍, 其每天每条的转发和评论的传播速率, 其于传统媒体的影响力不知大多少倍。
(三) 党报官方微博重大突发事件发布速度加快
随着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的开通, 在一系列国内国际重大、突发、敏感事件面前, 其及时、动态的报道, 快捷地传递着有效信息。以雅安地震事件为例, 人民日报在地震后25分钟, 即当日上午8:27发出了第一条微博:“【四川雅安发生7级地震多地震感强烈!!!】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4月20日08时02分在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 (北纬30.3度, 东经103.0度) 发生7.0级地震, 震源深度13千米。四川、重庆、湖南、陕西多地震感强烈!大家那里情况怎么样?告诉我们, 祈祷平安!”而重庆日报的微博在10:27发出第一条微博, “【关注四川雅安市芦山县7.0级地震】本报已派出3个采访小组赶赴灾区, 随时播报最新情况。”
四、结语
5月8日, 市委书记孙政才在中央驻渝新闻单位和我市主要新闻单位调研时强调, 新闻单位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 肩负着教育人民、服务社会、引领风尚、推动发展的崇高使命。孙书记在考察重庆日报时, 特别叮嘱:“日报是主流中的主流, 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凝聚正能量, 发出好声音, 营造好氛围。”因此, 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以团结、稳定、鼓劲和正面宣传为主, 唱响主旋律, 营造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 把重庆日报办成统一全市人民思想的凝合剂、社会纷乱信息的过滤器、网络偏激情绪的缓释剂、市民大众心态的压舱石成为报业集团的最终目标。
日报分析 篇2
根据2018年营销服务综合考核指标评价标准，针对县公司各供电所完成指标的情况逐项进行分析。
一、居民客户智能缴费规范率
居民客户智能缴费全额冲抵户数占比和居民客户智能缴费全额冲抵金额占比的半年度目标都是90%，目前全额冲抵金额占比没有完成目标值，电费中心与各供电所配合，提前催收电费，给收费员制定了奖罚措施，提高优质服务，宣传费控政策，提高预存电费金额，杜绝电工垫付电费，减少停复电工单，降低电费回收风险。
二、居民客户智能缴费设置自动停电率
通过与供电所所长和资料员的沟通，找到了提升指标的渠道和技巧方法，这个落后的指标从85.58%提升到了98.98%，提高了13.4%，接下来，个别供电所仍有提升的空间，通过与所长和资料员的共同努力，争取数据的最大化。
三、新装客户智能缴费完成情况
新装低压用户客户智能缴费比例，半年度目标不低于100%，从47.18%到现在完成目标值的99.48%%，这个数据的提高和各供电所所长和资料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从刚开始的不了解不明白到现在的基本全覆盖，为了完成这个指标大家在提升技巧和方法上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共同努力。
四、费控协议上传情况
半年度目标不低于90%，公司购买了高拍仪，加快了上传速度，采取的措施是每天在微信群里和即时通群里公布供电所上传进度，进行排名，点出上传户数和上传比例较落后的供电所，给所长和资料员一一打电话。督促所长和资料员，抓紧时间上传。六月底必须完成指标。进度见下表 下周工作重点：
1、催缴电费，月底清零。
2、时刻关注新装入户费控执行率，确保百分之百。
3、每天查看费控协议上传进度，督促供电所资料员抓紧上传，确保月底完成指标。
4、居民客户覆盖率完成百分之百，设置自动停电率完成95%以上。
日报分析 篇3
关键词：女排“五连冠”；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建构
中图分类号：G80-0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2）09-0028-06
An Analysis on the People’s Daily Reports of Five Consecutive Championships of Chinese National Womens Volleyball Team from the View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XUE Wen-ting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Based on identification theory and constructive theory， this paper shows the functions and ways of constructing national identity and ethnic identity in reports， by analyzing the reports of five consecutive championships of Chinese national womens volleyball team in Peoples Daily. Peoples Daily constructs not only Chinese people＇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ir country， but also their sense of loyalty and ideality； not only their identity to the nation， that is to say， the Chinese nation， but also the identity to national spirit that makes “indomitable” and “hard working” as the core. This construction， as the product of the era， possesses the characters of both rationality and limitation， which is worthy of in-depth thinking.
Key words：five successive championships of Chinese womens volleyball team；national identity；ethnic identity；construction
在新中国60余年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体育人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传奇。其中，女排“五连冠”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体育史上最亮丽的一笔。30年弹指一挥间，但女排姑娘、女排精神依然在国人心中拥有相当的影响力：2004年雅典奥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创造收视率之冠的都是中国女排参与的比赛；2009年建国60周年之际，中国女排被中宣部等11部门联合评选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1年建党9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等媒体以《“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中国女排五连冠》为题，对中国女排给予了高度评价。女排“五连冠”之所以能成为国人的深刻的集体记忆，不仅源于女排“五连冠”的辉煌历史，还源于女排“五连冠”报道对国家/民族认同的建构。那么，中国媒体的女排“五连冠”报道是如何建构国家/民族认同的？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种认同建构呢？这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
1 关于认同建构
认同原本是一个哲学与逻辑问题，由弗洛伊德移植到心理学研究中，后被广泛运用于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认同具有多种含义，在不同学科中也有不同理解。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在《我们是谁》一书中指出，认同“有多重意义，难以界定”，但“又不能不用”。［1］20如台湾学者江宜桦认为，认同指涉三种不尽相同的涵义：一是“同一、等同”；二是“确认、归属”；三是“赞同、同意”。［2］8～10大陆学者王希恩则认为，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某种群体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3］尽管定义不同，但“在任何给定的情形下，认同的本性就是如何确定自我的边界”。［4］因为区分“我者”和“他者”的边界不同，就会生产出多种多样的认同，如社会认同、性别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自我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
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是民族社会成员因隶属于国家、民族而产生的归属认知和感情依附，是集体认同中最重要的两种认同。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既有差异性，又有一致性。差异性表现为：第一，认同的客体不同。国家认同的客体是“国家”。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一个法学概念，具体所指是对内对外都代表着主权的国家权力，而空间上则拥有明确的领土范围，即国土；社会层面上指的是所有从属者的结合，即全体国民。［5］民族认同的客体是“民族”，是以共同血缘意识和祖先意识为核心，并具有共同历史与文化特质的人群共同体；第二，认同的基础不同。民族认同强调的是血缘和文化传统的重要性；国家认同则建立在以宪法为核心的公民身份基础上。一致性表现为：第一，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和前提；第二，国家认同可以保护民族认同，并借助民族认同中的血缘和文化传统因素来取得。［6］从性质上来看，民族认同更多的是一种文化认同，而国家认同则是一种基于政治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在民族成员的认同层次结构中，国家认同处于最高的级序，优先于各种民族认同形式。［7］32～34
认同的形成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建构理论来源于社会学，它强调人类对社会实在的认知和表述，不是一种镜子式的被动反映，而是一种主动的参与建构。［8］23社会建构主义深刻地影响了以塔奇曼（Tuchman）为代表的新闻建构论。塔奇曼指出，“新闻帮助建构一种共享的社会现象，因为在描述一个事件的过程中，新闻定义并建构了这一事件”。［9］174传播学者古德诺（Gouldner）认为，新闻与其说是对世界上所发生事件的镜像反映，不如说是对有关社会现实的职业化建构，即新闻不是被新闻工作者简单传递，而是被新闻工作者再生产。［10］关于媒介建构民族/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功能，安德森（Anderson）曾有过着这样的阐述：“这些被印刷品所联结的‘读者同胞们’，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和‘可见不可见’当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11］
2 女排“五连冠”报道对国家/民族认同的建构
1981年11月，异军突起的中国女排在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中力挫日、美、苏，摘取了世界冠军的桂冠，这是中国首次在集体球类项目中夺冠。此后，中国女排又相继在1982年第九届世界女排锦标赛、1984年第23届奥运会、1985年第四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1986年第十届世界女排锦标赛中夺冠，成为第一支在世界女子排球历史上连续五次夺魁的队伍。“三连冠”、“四连冠”、“五连冠”也随之出现在国人的语汇中。
对于中国女排取得的这一优异成绩，中国媒体以“空前的热情”予以关注。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挥时效和符号优势，通过国际通信卫星向国内现场直播比赛实况，制造了“万人空巷”、“彻夜狂欢”的传播效果。而报刊等平面媒体则以大版面、多数量、高规格，积极建构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以首次夺冠为例：《人民日报》不仅在头版对中国女排从小组赛到决赛的全部7场比赛进行了报道，夺冠次日更是罕见地以整个头版的篇幅报道女排，首获世界冠军的长消息还采用了红色大标题，赛后一个月内仅在头版位置就刊登了26篇相关报道。“每一份到达读者手中的报纸都是整个一系列选择的结果。”［8］25“新闻报道不仅赋予自然事件以公共事件的存在方式，而且还赋予其特征，因为新闻报道通过对事件特殊细节和‘特色’的选择性披露，帮助公众形成了关于事件的定义”。［9］179选择、赋予的过程就是建构的过程。《人民日报》等媒体不仅建构了女排夺冠的重要性，还建构了国人对国家/民族的认同。
2.1 女排“五连冠”报道对国家认同的建构 关于国家认同，有研究者认为其包括以下几层渐次递进的意思：异同感、归属感、忠诚感、理想感和立场感［12］11～15。就笔者看来，《人民日报》的女排“五连冠”报道主要从归属感、忠诚感和理想感三方面对国家认同进行了建构。
2.1.1 关于国家归属感的建构 归属是指“一个存在物经由辨识自己与他物之共同特征，从而知道自己的同类何在，肯定了自己的群体性”。［2］10当归属群体的层次定位在国家时，这种归属感就是国家归属感。
2.1.1.1 通过“我国”、“祖国”、“我们”等称谓建构对国家的归属感 在中国媒体关于女排“五连冠”的报道中，关于国家的称谓主要有三种：“中国”、“我国”、“祖国”。其中，“中国”这一相对客观、中性的称谓，主要用于“中国女排”、“中国女子排球队”这样关于名称的表述。除此之外，媒体在报道语言和引用语言中大量使用“我国”、“祖国”这样的称谓。如“中国女子排球队赢得第三届世界杯赛冠军的喜讯传遍祖国大地，十亿人民欢欣鼓舞。”“京津沪群众热烈庆贺我国女排荣获世界杯赛冠军，决心用更大干劲搞好生产搞好工作。”“郎平在一封信中说：……我深知祖国人民对女排和我个人所寄予的愿望。我决心在关键时刻，使出最大的劲儿，为祖国的荣誉去顽强搏击。” “我国”即“我的国家”或“我们的国家”之意，带有非常明确的归属感。“祖国”是个古词，指祖籍所在的国家、根源所在的国家，在国家观念上是对血缘关系的推衍，后来又增加了“自己的国家”的今义。据考证，国人称呼自己的国家为“祖国”是从清末留日学生开始的。［13］此外，在传统文化心理中，人们通常把“一片固定疆土”称之为祖国，并赋予其生生不息和传宗接代的含义予以崇拜、爱惜和捍卫。人们也因此把祖国喻为母亲，因为母亲是繁衍生命最直接的载体。在中国女排首次夺冠后，《人民日报》先后在两首歌颂女排的诗歌中将“祖国”誉为“母亲”：“谁都是中国母亲的孩婴，祖国和党是我们的家庭。”［14］“女排姑娘，用万顷汗水，为祖国写下璀璨的诗篇！祖国呵，母亲！一切为了您，这欢乐的主旋律永远回旋……”［15］可见，“祖国”不仅具有明确的归属感，还带有强烈、炽热的感情色彩。
不仅如此，媒体还将“祖国”、“我国”与 “十亿人民”、“全国人民”、“女排”、“郎平”紧紧联系在一起，并大量使用“我们”、“我女排”这样的代词，在运动员与国家、运动员与民众、民众与国家、传者与受众、受众与受众之间建立了一种广泛的内在的联系，从而在受众内心唤起了一种对于国家的归属感。
2.1.1.2 通过“自我中心主义”建构对国家的归属感 亨廷顿说：“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会让人有理由证明自己比别人强。”［1］24如美国媒体的国际新闻关注的是那些要么跟美国人有关，要么和美国利益有关的新闻故事。在女排“五连冠”报道中，中国媒体也采取“自我中心主义”，着力报道中国女排参与的赛事或对中国女排夺冠有重大影响的比赛。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期间，因日本志在“打败中国女排”且实力不可小觑，中国媒体除报道中国女排外，还报道了《阵容强大的日本女排陪练团》、《日本女排展开“间谍战”，在洛杉矶市布下严严实实的侦察网》等报道。1985年世界杯赛期间，鉴于古巴队是中国女排夺冠的最强劲对手，《人民日报》相继刊登了《访古巴女排教练》、《凶有余稳不足的“加勒比旋风”——古巴、南朝鲜女排比赛观后》、《令人震惊的“加勒比旋风”——苏古女排之战观后》、《“星外来人”——路易丝：惊人的弹跳，凶猛的扣杀》等报道。在这里，无论是日本女排还是古巴女排，都是作为“他者”——中国女排的竞争对手出现的。这种心理造出了“敌人”的理念，使受众产生了对“我者”——中国的归属感，因为“只要能在心理上跟另一批人为敌，我们自己就会加强凝聚力，从敌我对比之中得到满足”［1］23。
台湾学者江宜桦认为，国家认同的归属感不仅是指“一个人确认自己归属于那一个政治共同体”，并且要“指认出这个共同体的特征”。［2］11那么，中国媒体建构的是怎样一个中国呢？就女排五连冠报道而言，中国媒体积极建构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以首次夺冠报道为例：中国排球代表团团长陈先在接受新华社、《人民日报》、《体育报》、《新体育》记者采访时，将中国女排夺冠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党的正确领导”。《人民日报》等媒体还刊登了女排教练袁伟民、国家体委顾问荣高棠的讲话摘要，荣高棠在讲话中直接阐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党的领导作用：“全国冠军队不去拿冠军，抽出主力队员帮助别人练习，这在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办到吗？我们的国家可以办到，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好啊！”“有人说打球没有党的领导也行，这不对。我们女排每次重要比赛之前都是先开党员会，接着开团员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宋任穷在题为《中国青年要有这样的志气》的文章中说，女排夺冠是革命意志的胜利，是集体主义的胜利，各行各业都要向女排学习，用优异的成绩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贡献力量。《人民日报》还通过民众来建构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认同。如复旦大学学生表示，要学习中国女排为国为民争光的精神，发奋读书，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有用之材。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则说：“通过我国女排的胜利，更能激发起我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16］这些报道虽然不具备强制特征，却可能引发从众、模仿、暗示等心理效应，从而为民众认同心理的发生、发展提供参照。
2.1.2 关于国家忠诚感的建构 归属感的进一步发展是对国家的热爱、奉献和效忠，即忠诚感，体现为对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的尊重和热爱，对国家制度、法律、政策的支持和服从，以及愿意为国家利益奉献和奋斗的热忱。
2.1.2.1 通过国家象征物的媒介再现建构对国家的忠诚感 “国旗、国歌和国徽是一个独立国家用以宣布自己的认同和主权的三个象征，由此它们立刻赢得了尊敬和忠诚。他们自身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整个背景、思想和文化。”［17］国旗、国歌是世界各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赛事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颁奖仪式的重头戏。在女排五次夺取世界冠军的历史时刻，升国旗、奏国歌的场景一再上演，而媒体也以各自的方式再现这一场景并努力建构国人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
《人民日报》在中国女排夺冠报道中都会出现“国旗”/“五星红旗”、“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字样，并在其前后出现“庄严”、“鲜艳”、“雄壮”、“嘹亮”、“高高升起”、“徐徐升起”、“冉冉升起”等字样。这些词汇无疑会在读者心底唤起一种想象，唤起一种神圣、庄严的感觉。在有关“国旗”、“国歌”的报道中，媒体建构国人国家忠诚感的视角是多样的：既有女排队员的自豪：“在世界杯的排球赛场上，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第一次响起我们的国歌，我们第一次尝到世界冠军的滋味。我们站在领奖台上，眼里含着喜悦的泪水，从内心感到做一个中国人的自豪。”［18］也有国人的骄傲：“当庄严的五星红旗在日本大阪市府立体育馆升起时，我们都情不自禁地高声唱起国歌，我们为作一名新中国的少年儿童而自豪。”［19］既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誉：“听奏起国歌，看升起国旗。这一天盼来了，捧着奖杯，怎禁得激动的泪泉横溢。”［14］也有媒体人的兴奋：“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五星红旗高高升起。这是光荣的时刻，这是欢乐的时刻。”［20］
2.1.2.2 通过“爱国主义”话语建构对国家的忠诚感 列宁曾对爱国主义做过精辟的论断：“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女排夺冠大大激发了国人的爱国主义，媒体也在报道中大量使用“为国争光”、“爱国主义”这样的语汇，在赞扬中国女排的同时，积极建构国人对国家的忠诚。
媒体主要以三种方式建构女排和国人的爱国主义：第一，通过女排教练员、运动员直接引语的方式进行建构。女排首次夺冠后，《人民日报》刊登了《女排英雄的心声》一文，撷取的都是女排姑娘们饱含爱国激情的语言，如“能够为祖国、为人民争得荣誉，这就是我们运动员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快乐。”“我们的目标和愿望就是要拿世界冠军，打出好名次，为祖国争光。”第二，通过各级各类组织的贺电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对女排姑娘们“为国争光的行为”给予充分赞誉。如国务院在贺电说，“你们刻苦锻炼、顽强战斗，获得了冠军，为祖国争了光，为人民立了功。”第三，媒体以报道语言、评论语言直接进行建构。众所周知，本报评论员文章是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的评论文章，体现的是编辑部的立场、观点和态度。在女排首次夺冠后，《人民日报》在题为《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本报评论员文章中指出，“群众的爱国热情是极可宝贵的，要细心地加以保护和发扬。我们特别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利用这次机会，进行一次爱国主义的教育，把群众的爱国热情引导到现代化建设中去。”
2.1.3 关于国家理想感的建构 认同不仅牵涉到“我是谁”的问题，而且牵涉到“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种和普遍道德意识相关的规范性问题。赵汀阳提出：“自我认同是个把自己理想化的表述，它已经由表达‘是什么’的知识论断暗中演变成表达‘想是什么’或者‘相信是什么’的价值预期。”［12］15台湾学者江宜桦认为，国家认同也可以指涉“一个人对自己所属的政治共同体的期待”［2］12。
就理想感而言，女排“五连冠”报道通过“以女排为榜样，为四化做贡献”的主题，积极建构“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中国：第一，积极报道国人被女排夺冠激发的建设热情。对此，《人民日报》相继刊登了《京津沪群众热烈庆贺我国女排荣获世界杯赛冠军，决心用更大干劲搞好生产搞好工作》、《以女排为榜样，为四化做贡献——中国女排的胜利鼓舞了广大群众的生产、学习热情》等报道；第二，刊登本报评论员文章，引导国人学习女排精神，进行现代化建设：“用中国女排的这种精神去搞现代化建设，何愁现代化不能实现？振兴中华，不能空谈。对于这次比赛的胜利，我们不能只是高兴一阵，庆祝一番就完了，最重要的是学习中国女排的精神，并把这种精神落实到自己的工作中去。”［20］第三，刊登以“学女排，见行动”为主题的报道，如《她们重新穿起工作服》、《精心操作埋头苦干》、《葛洲坝工程进度加快》、《“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黑龙江煤矿工人连日超产》等，号召广大群众持之以恒，经久不渝，加快“四化建设的进度”。
2.2 女排“五连冠”报道对民族认同的建构 在“民族国家”理念影响下，多民族国家在建构国家作为一个法律上的政治共同体的同时，也往往致力于建构一种国家层面的包含国内所有族类共同体的更高层次的国家民族。［7］28～29中国媒体的女排五连冠报道在建构国家认同的同时，也在建构一种“国家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
2.2.1 关于“中华民族”的建构 中国不仅有56个相互区别的民族实体，还有一个更高层次上的“中华民族”，这就是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这些加在一起的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这个论点我引申为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21］序费孝通还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21］3
中国媒体在女排“五连冠”报道中，积极建构“中华民族”的认同。如在《人民日报》女排首次夺冠的94篇相关报道中，出现“汉族”的次数为0，出现“中华民族”字样的报道却多达 43篇，如“中华健儿有信心、有志气在世界体坛上称雄，中华民族一定能振兴！” “我们这个国家，是充满拚搏精神的国家，我们中华民族是敢于为美好理想拼搏的民族。”
关于“中华民族”，学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中华民族”，其人民基础严格限制在版图之内，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之内的所有中国公民，包括广大港、澳、台人民及侨居在国外未放弃中国国籍者。广义的“中华民族”则将不拥有中国国籍的海外华人也纳入其中。［22］就女排“五连冠”报道而言，中国媒体建构的是狭义的“中华民族”。譬如宋世雄在女排实况转播时通常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为称呼语。而邓颖超在女排“三连冠”后写给女排的信中指出，女排“为中华民族争了光”，这“是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海峡两岸各族人民和所有爱国侨胞的光荣。”《人民日报》除了在一般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的称谓之外，还非常关注香港、台湾等地民众和海外华侨的反应，刊登了《香港同胞欢呼雀跃、纷纷致电祝贺》、《全中国人民的荣誉，台湾报纸关注我女排胜利》、《海外赤子一片心》、《太平洋水深不及侨胞爱国情——旅秘华侨盛情接待中国女排侧记》等新闻，对女排夺冠为他们带来的自豪感进行了报道。
2.2.2 关于“女排精神”的建构 “女排精神”是女排“五连冠”留给国人的巨大的精神遗产。较早讴歌女排精神的是中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鲁光。他在报告文学——《中国姑娘》中，讴歌了女排姑娘“坚韧不拔的精神”、“英勇顽强的精神”、“为祖国荣誉而搏的精神”。遗憾的是，刊登《中国姑娘》的《当代》杂志本应在1981年10月出版，但到11月世界杯排球赛开始时却还耽搁在印刷厂里。［23］但负责中央电视台世界杯排球赛现场解说的宋世雄在赛前搜集资料时，得到了《中国姑娘》的复写稿，并在女排夺取桂冠时赞美了姑娘们的拼搏精神：“诗人们，希望你们写首诗吧！作家们，希望你们写一篇文章吧！讴歌我们女排的姑娘们，赞美中国姑娘们的拼搏精神。”
随着女排夺冠消息的传播和学习女排浪潮的掀起，“女排精神”开始在媒体上频繁出现，并叫响神州大地。仅《人民日报》就在女排首次夺冠后的19篇文章中出现了“女排精神”字样：女排夺冠次日，在题为《体委、体总、全总、团中央、青联、学联、妇联分别致电，祝贺中国女排获世界杯冠军》的报道中，全国妇联率先使用了“女排精神”这一提法：“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让‘女排精神’在我国四化建设的道路上永放光辉！”其他组织则在贺电中高度赞扬了中国女排“顽强战斗、勇敢拚搏的精神”，“团结战斗的精神”等。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邓颖超还在《体育报》上发表题为《各行各业都来学习女排精神》的文章，祝贺中国女排的胜利，勉励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都来学习“女排的精神”。此外，《人民日报》还刊登了马萧萧撰写的三篇文章，题目分别是《为祖国何惜年华 ——一赞女排精神》、《吹尽狂沙始到金 ——二赞女排精神》、《生命光华在于搏——三赞女排精神》，认为“女排精神”“显示了80年代中国青年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女排精神”是中国女排通过努力拼搏而形成的一种向上的精神力，它所蕴涵的意义早已超越体育范畴，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鲁光在报告文学《中国姑娘》中指出：“人们把体育比喻为一个民族精神的橱窗。那么，就让我们打开中国女排这个小小的窗口，看一看我们中华民族应有的精神风貌吧！”郎平也在“三连冠”后说：“今后我们不管是胜是败，都要保持团结合作的精神，这是体育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24］《中国体育报》还在首次夺冠次日发表了题为《民族精神的凯歌》的社论，认为女排姑娘“打出了国威，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打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3 结 语
20世纪80年代初，国人既要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又要面对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由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迷茫和精神空虚，甚至产生了“三信危机”——信心危机、信仰危机、信念危机。国家/民族认同的重塑问题迫在眉睫。恰在此时，中国女排横空出世，在最能象征国家整体实力的集体项目中登上了世界最高领奖台，为重振国人的精神提供了契机，并成为媒介建构国家/民族认同的绝佳素材。可以说，女排“五连冠”报道对国家/民族认同的建构是时代的需要，是国家的需要，也是民众的需要。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国家/民族认同建构不仅是女排“五连冠”报道的重要功能，也是新中国体育新闻传播和世界各国体育新闻传播重大国际赛事报道的重要功能，这源于国际体育赛事二元对立的竞争本质。这种竞争直接在个体心中塑造了“我国”与“他国”、“我族”与 “他族”的氛围。国际体育赛事也因此成为建构国家/民族认同的重要的、理想的渠道。一国外学者甚至这样阐述：“所谓‘民族/国家’的概念是围绕着其自身的体育代表而建构起来的，这一概念通过媒体机构在其内部和外部被广泛传播，从而成为在人类情感世界的深处连接媒体和体育的重要文化象征。”［25］
需要思考的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是一种意识形态，媒体的国家/民族认同建构在增强国家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相伴而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极易使人产生偏狭和排他心理；第二，强化了体育的工具理性，忽视了体育的价值理性；第三，凸显了体育报道的政治功能，忽视了体育报道的客观性和全面性。
因此，我们既要认识到体育新闻传播建构国家/民族认同的功能、作用，又要警惕和防止其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注脚，警惕其对体育价值理性的忽视，警惕其对体育报道真实性、客观性、全面性和公信力的损害。同时，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社会、时代的发展，体育的功能及在国人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已然改变，体育新闻传播在国家/民族认同建构中的地位及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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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版特色分析 篇4
关键词：《人民日报》评论版,转型,党报,新闻评论
信息化社会, 新媒体风起云涌, 这无疑使纸媒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作为纸媒排头兵的党报, 如何在多元媒介生态中成功转型, 在众声喧哗中凝聚共识, 继续保持其主流媒体的地位, 是党报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而重大主题报道、典型报道、深度报道、评论等是党报的“拳头产品”, 具有典型性、权威性、思想性等特点, 只要运用得当, 可以产生以一当十、以少胜多的巨大影响。那么, 党报该如何打造这些拳头产品, 特别是如何充分发挥评论版或评论的作用, 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化整为零, 打造明星品牌
目前, 《人民日报》开设有“社论”“本报评论员”“任仲平”“人民论坛”等评论版块, 并在第五版评论版, 开设有“声音”“人民观点”“大家谈”等栏目, 其观点之鲜明、评论之深刻、剖析之透彻, 总让人拍手称快。评论可以说是《人民日报》的一大亮点和特色所在, 那么在新媒体环境下, 如何让这些亮点借助新媒体熠熠发光呢?
打铁还需自身硬, 首先要将这些栏目打造成极具公信力和影响力的明星品牌。那么什么是品牌呢?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顾勇华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在上海一带, 年纪大的人, 无论手上拿一份什么样的报纸, 他们都统称为“申报纸”, 因为《申报》在他们心里扎下了根。这就是品牌的力量。如果当人们提到新闻评论, 必谈《人民日报》评论版, 那么其影响力也就不言自明了。
然而, 长期以来《人民日报》评论都分散在各自相对固定的版面, 比如, “声音”多刊发在政治版、“人民时评”和“来论”主要刊发在视点版、“钟声”多刊发在国际版等等。这种各自为战的情形难以适应当前我国的舆论生态。为此, 《人民日报》顺势而为, 主动整合评论, 化危为机。2013年1月4日, 《人民日报》史上首推出新闻评论版, 将这些栏目进行有机整合。有业界人士称:这是主流媒体唱响主旋律的积极尝试, 它带来的不是“物理反应”而是中国主流媒介的“化学反应”。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党报的核心竞争力, 而且为打造《人民日报》的明星品牌、传递中国声音提供了一个有利平台。同时, 推出评论版能使读者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长期地或短期地在版面上设置一些固定的栏目, 并形成自己的风格, 创造自己的专版, 无疑能使读者产生强烈的阅读欲望, 并每每见到自己喜爱的栏目出现, 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此外, 要想真正发挥评论版的核心竞争力, 还要培养专职的评论员队伍。只有这样, 才能在想发声的时候发出声音。有些评论不是人人都喜欢写, 有的喜欢写也不一定写得好。这就要求党报要培养出一批既懂政治又懂新闻, 高层次、高水平的专职评论员。
二、构建公共话语平台, 传递多元声音
纵观近代以来报纸发展历程, 大凡社会转型相对快速的时期, 人们的“言说”需求必然呈现几何级倍增, 从而导致评论的必然振兴。究其原因在于: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多元思潮的碰撞, 使得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报纸只是一张信息纸, 人们更希望透过新闻现象来把握其背后的规律。于是, 新闻评论这一新闻与杂文的“混血儿”应运而生。
从现实层面看, “社会转型期是中国社会现状的最好概况”。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改革进入了深水区, 各种新的阶层和利益群体都迫切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 表达自己的诉求。
从理论上讲, 20世纪60年代, 哈贝马斯在博士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了“公共领域”的概念。他认为, 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第三方力量, 在这个公共空间内, 理性的公民可以进行自由的讨论。后来的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其中, 郭庆光在《传播学教程》中就曾提出, 新闻媒体本身作为舆论公器, 是社会成员发表观点、对社会事务加以评论的主要途径, 是塑造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手段。通过新闻媒体构建的公共平台, 能够形成、提升和强化民意, 促进相关问题的解决, 而且能够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这就要求党报新闻评论, 传递多元声音, 创建公共平台, 彰显其主流媒体的地位和胸怀。
以《人民日报》为例, 评论版为公众打造了一个多元的话语空间。人民日报评论版汇聚了记者评论、官员声音、专家意见、百姓看法等, 在选题上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多元的议题设置, 四面八方的不同声音, 不仅体现了党报“开门办报”的意识, 凸显了将评论版“打造城干部议政的平台、学者争鸣的空间、群众议言的广场”的版面定位。
三、主动设置议程, 引导主流舆论
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 这是一个观点激荡的时代。多元思潮并存, 多元舆论丛生, 媒体公信力日益弱化的现实背景下, 亟须以党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 挺身而出, 引导舆论, 抢占舆论制高点。
党报不仅要反映多元声音, 而且也要主动进行议程设置。不仅告诉读者想什么而且也要告诉读者怎么想。评论的议题设置可以包括两种:一种是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尤为关切的突出问题、热点问题进行评论, 因势利导。另外, “新闻评论的题材是广泛的。有许多重要题材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如党风问题, 道德与理想教育问题, 爱国主义等。这类题材要经常写, 但又不能老生常谈”。
《人民日报》评论的选题, 既高屋建瓴, 引领社会思潮;也紧跟热点, 回应社会关切, 显示出了极强的议程设置能力。比如, 近期中央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人民日报》连续几日发表评论探讨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 《人民日报》头版推出任仲平文章《让我们挽紧和平的臂膀》也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这些报道无不说明媒体充分发挥了媒体议程设置的功能, 实现有效引导舆论、统一认识、凝聚人心。
四、牵手新媒体, 展现蓬勃生机
传统媒体的新闻评论, 尤其是党报新闻评论, 往往是单向传播, “居庙堂之高”, 在内容上多是传达上级精神, 在表达方式上多是灌输式宣传, 这就使党报新闻评论脱离群众“孤芳自赏”。而在新的形势下, 新媒体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 表达观点的重要途径。较之传统的新闻评论, 网络新闻评论的优势突出表现在:时效性强, 能在事发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发表意见;平民视角, 平等交流, 善于互动转发, 一呼百应;观点犀利, 直抒胸臆。然而, 其短板也很明显, 缺少理性, 碎片化, 公信力有待提升等。为了改变党报新闻评论这种传统的模式, 《人民日报》顺势而为, 率先试水微博, 微信等, 与新媒体互动, 取长补短, 实现双赢。
总之, 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 《人民日报》评论版顺势而为, 找准定位, 保持自己的特色, 赢得了读者的认可和好评, 也奠定了其在新闻评论界的地位。未来, 《人民日报》评论版还将与时俱进, 不断挖掘新的特色, 只有这样, 才能使党报在多元共生的媒介生态中保持优势, 彰显蓬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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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日报社 篇5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程玲玲
提要：《中央日报》创刊于1928年，是中国国民党的党营报纸，今年的6月宣布停刊，本文从考察其在中国现当代史几个主要时期的发展及作用入手，在展现该报历史沿革的基础 上，分析其在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却被迫停刊的原因，进而探讨了《中央日报》发展史对我 们现今党报经营提供的几点启示。
关键词：中央日报历史沿革党报经营
2006年6月1日，台湾的《中央日报》宣布暂时停刊。作为中国国民党的党营报纸，创立
于1928年2月1日的《中央日报》跟随国民党从南京到重庆，再到台北，无论是1949年前作为
中国的第一大报，还是落户台湾后作为国民党在岛上的第一媒体，《中央日报》在它问世的 78个年头中，始终保存着它在海内外所享有的权威性，是全世界最资深的中文报纸。然而在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它却亏损连连而黯然退出。考察这份“国民党精神传承象征”的大报的兴衰历史，其在报纸经营管理，特别是党报经营管理方面带给我们的启示值得深思。
一、《中央日报》的历史沿革
“报刊是社会时代历史的忠实记录者和镜子，既是政治、经济、军事及阶级斗争的产物，又是政治、经济、军事及阶级斗争的工具；受社会各种因素的制约，反过来又对它们产生 一定的影响。”任何报纸都不可能摆脱其所处的时代，报纸在记录、影响时代的同时，也为 时代所影响。因此，考查一份报纸的历史不能脱离整个社会的历史。国民党是影响中国现代 史和当代史的政党，《中央日报》是这一重要政党力量所经营的报纸，其发展则必然与整个 中国现、当代史的发展如影相随。笔者试从《中央日报》在中国现、当代史上几个重要时期 的发展及作用入手，展现这份报纸的历史沿革，并希望以此为基，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一）十年内战时期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七七事变”前的十年被称为“国共十年内战时期”。在这一时 期，伴随着蒋介石集团独裁统治的建立和巩固，《中央日报》从无到有，最终成为国民党系 统报纸的老大，并随国民党新闻政策的变化而发挥着其主要舆论工具的作用。
1927年初，为巩固其反共独裁统治，蒋介石在得到中央大权后，立即以“中央”自居整合国民党各派系的报刊。他以“首都设中央日报”为由，将汪派控制的《中央日报》从武汉迁往南京，并在《中央日报》复刊时指定国民党中宣部长叶楚伧兼任社长，派CC派人士赖琏接任总编，实际控制了汪派的《中央日报》。在吞并了汪派《民国日报》和CC派《京报》之后，最终使《中央日报》坐上了国民党系统报纸的第一把交椅。南京复刊的《中央日报》以
“拥护中央，消除反侧，巩固党基，维护国本”为职责，完全成为了蒋介石集团的舆论工具。从执掌全国政权至“九?一八”事变，蒋介石集团一直厉行专制主义的新闻政策。即使
对本党的新闻事业也不放松。1928年6月，国民党中央通过的《设置党报条件草案》等三个文件规定：“党报必须以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中央决议案、法令等为立言取材之标准”。这 些活动准则的规定加剧了它同党外新闻界特别是广大读者之间的矛盾。《中央日报》多次被 群众捣毁的记录就是明证。中国当时除了国民党党报之外，还有共产党党报、民族资产阶级 企业化报纸和外国人在华报刊，这样多元化报业结构决定了国民党当局禁绝一切异己媒介，代之以清一色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的主观愿望根本无法实现。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中央日报》改行社长制，直属国民党中常委，言论报 道上直接对中常委负责。还创办《中央夜报》和《中央时事周报》，建成《中央日报》大楼，使之实力愈加雄厚。在加强自身宣传力量的同时，国民党对党外新闻界的控制更加严苛。然而严酷的新闻检查制度不仅让民营报纸深受其害，也使国民党党报处境尴尬。在华北局势 日益险恶而报纸却不能如实反映的情况下，《中央日报》也开始附和废止新闻检查的呼声。1935年11月23日，该报发表社论说：“大局已到土崩瓦解，而人民尚未感觉”，这不是人民之罪而是“不合理的新闻政策及不合理的新闻检查制度造成的”，应“赶快改变新闻政策”。国民党中央机关报都反对其政党制定的新闻政策，可见国民党专制主义新闻政策已穷途末 路。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抗日，新闻政策也开始有积极变化，变得较为开明、宽松。《 中央日报》等也能够公开赞扬和支持抗日运动，表示“情愿联合全国的议论界”为人民意见 的发表提供支持。全国新闻界很快出现团结抗日局面。
（二）抗日战争时期
抗战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在对全国抗战的宣传上，《中央日报 》等国民党的媒体所受限制较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所以在抗战前期，国共两党的宣传 战不似内战时期激烈。但到了中后期，特别是皖南事变后，随着枪杆子斗争的加剧，笔杆子 的斗争又有升级，这当中《中央日报》自然又是急先锋。另外，在抗战时期，整个社会大环 境的恶劣使得《中央日报》单靠国民党的经费支持也步履维艰，几任社长都对报纸的企业化 经营模式有所探索。
“七七事变”后，《中央日报》立刻采取应变措施，除留下一部分人继续坚持出版至南 京沦陷外，其他人员和设备分水陆两路向南、西迁移。1938年1月10日，《中央日报》长沙
版创刊，同年9月1日又创设重庆版。整个抗战时期，《中央日报》作为最重要的官方报纸，也是传达国民政府信息的唯一渠道。该报曾多次采访蒋介石、盟军统帅马歇尔、美国驻华大 使司徒雷登等人，对中日战事报道也非常详尽。它发布的有关战事主题的号外，往往是民众 争相收集的物品。当时，它发表的社论主要是由“中央党报社论委员会”负责撰写，该委员 会被视为国民党的最高言论机关，享有免受战时新闻检查的特权，所以中央日报的社论经常 是全国注目的焦点。
当然，作为国民党的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即使是在抗战进行最激烈的时候也未停 止与共产党的宣传战，整个国统区唯其马首是瞻，新闻千篇一律。曾担任过《中央日报》总 编辑的王抡植回忆说:抗战时期《中央日报》三易社长，其中有两任都是因为与共产党的《 新华日报》斗争不力被撤换。
抗日战争进入到中后期，国民党政府所辖西南地区相对平静，在这种特殊环境中，以《 中央日报》几任社长为代表的一些国民党报人开始对报业的经营管理进行有益的探索。长期 以来，《中央日报》等一直由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财政拨款，只重政治宣传，不求经济效益。但至战时，社会动荡，财政拮据，这种状况就难以为继了。程沧波从当时新闻从业人员困 苦的生活境遇和国民党党报管理体制的弊端出发，提出了“党报企业化经营”的思想。但这 一主张与蒋介石观点背道而驰，蒋虽然也重视党报的经营管理，但他更强调党报的政治宣传。程沧波因此离开《中央日报》后，党报企业化的探索并未停止。接替他的陶百川在1941年
11月也提出了“改进党报经营体制”的三个提案。可惜，陶的主张和计划同样被国民党中央
搁置，但也为以后国民党党报实行企业化经营打下了思想基础。
（三）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蒋介石在大陆统治的终结，《中央日报》也结束了它在国民党羽翼 下作为中国第一官方报纸的辉煌岁月。其间虽经历企业化经营体制的改革，但终难抵挡历史 的滚滚车轮，在人民军队解放全国的隆隆炮声中与蒋介石一起退走台湾。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打内战的准备也进入到最后阶段，《中央日报》从重庆回到南 京就开始加紧跟共产党的争斗，这个争斗在1946年进入到高潮。《中央日报》一方面或明或 暗地宣传共产党对和谈缺乏诚意，一方面对蒋介石的忠诚谋国，愿意和平解决国内问题大书 特书，展开了全面的“和平攻势”。但到底是心口不一，随着和谈破裂、内战火起，《中央 日报》的作用也蜕变为编造战绩，自我吹嘘。虽妄图混淆视听，无奈最终只能是自欺欺人。淮海战役后，《中央日报》已有朝不保夕之感，一面宣传“徐州大捷”，一面紧急向台湾搬 家。当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后，台湾《中央日报》的摊子正式在台北摆开。
在抗战结束至败走台湾这段时间，国民党报人对党报企业化经营的探索进入到实践阶段，《中央日报》的这段历史尤其可圈可点，其规模最大、组织最完备。该报从1945年由重庆 迁回南京复刊之初，就开始企业化准备工作，除将敌伪产业和国民党中央一次性投资作为“ 党股”外，还把1946年1至6月职工生活补助费及全年盈余作为“职工股”的基金，总资产在12亿元以上。1947年5月30日南京中央日报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也标志着国民党企业化经营管理体制的确立。虽然这种管理方式有其不健全性和欺骗性，但从实际效果考察，确实使党报的规模有所扩大，拥有的地皮、设备增加；业务也有所发展，发行范围扩大，广告 也大增。只是一家报纸状况的改善无法挽救国民党大陆统治的江河日下，几个报人的努力对 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权于事无补。《中央日报》与国民党一起开始了它局于台湾一岛的岁月。
（四）《中央日报》在台湾
《中央日报》在台湾的岁月可以1988年“报禁”解除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在蒋父子的统治之下，《中央日报》继续维持其国民党第一大报的地位；后一阶段蒋经国去世，《中央日报》在台湾报界的混战中，经营状况江河日下，直至宣布停刊，黯然退出。
1949年国民党总部正式迁台之前，《中央日报》等党报系统的新闻机构就已有计划地迁 至台湾，继续沿用国民党在大陆实行的一整套“党报”体系，严格控制新闻舆论，在台湾实 行了长达36年的“报禁”政策。《中央日报》1949年3月12日在台北续刊。迁台之初，凭 其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后盾和编采实力，独步台湾报坛十余年。尤其是60年代蒋经国主政时期，也是《中央日报》的“黄金时期”。当时，《中央日报》的社论是全台湾中小学生、公务 员阅读的“作文模板”，该报副刊拥有最多的著名作家文章，记者队伍也阵容强大，成为其 他媒体挖角的对象。可惜好景不长，70年代随着台湾经济的起飞与发展，以《中国时报》 和《联合报》为代表的民营报纸抓住时机，以较之《中央日报》稍宽的言论尺度和应变空间，积极开拓广告市场和发行销路，迅速成长起来，并且后来居上，到1985年，在台湾民众每天常看的报纸排行中，《中央日报》已名列第四。
1988年1月1日“报禁”解除。台湾报业乃至所有大众传媒进入了一个自由竞争时期。《中央日报》也投资6亿元新台币参与竞争。但因为党营背景，消息来源多受限制，立场保守，内容较为单一枯燥，市场零售量大大减少。上世纪90年代后，只剩下公营机构、政府机关、军队等可以看到，一般小报摊已很难见到。《中央日报》从一家赚钱盈利的报纸，慢慢变成了一份必须由国民党中央年年补贴的报纸。直至国民党再也无力拨出每年9000万元的补贴经费，不得已在2006年5月31日，它出版完第28356期后，宣布停刊。
二、《中央日报》历史沿革的思考
（一）《中央日报》停刊原因的思考
从1928年创刊，《中央日报》就与中国最称得上翻天覆地的一段历史相伴，也算历经风 雨。即使在败退台湾后，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着它在中文报界，甚至是国际新闻界的地 位。就在2003年海湾战争时，它还作为仅有的四家中文媒体之一，被美军批准随军采访。什么最终以停刊惨淡收场呢？从其历史沿革中探究，笔者以为主要原因是，作为国民党中央 的机关报，《中央日报》长期以来形成了和国民党休戚与共的关系，甚至最后达到了党荣俱 荣，党衰俱衰的地步。如此根深蒂固的党营背景使其从办报思想、报纸内容，到经营管理、人事安排，无不唯党命是从，很少考虑读者、市场，自由发挥的空间太小。日积月累，自我 生存能力不断丧失，对国民党特权的依赖不断增加，而国民党终于不堪重负，只能将其遗弃，停刊成了它的宿命所归。具体表现在：
1、完全听命于国民党当局，或者说，在其创办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简直就是听命于蒋 氏父子，成为他们的“御用报纸”。按照现代新闻传播的观点，无论是党营还是民营，报纸 都应该是社会公器，为多数人服务而不是为一个人或几个人服务。一但只体现某个人的意愿，报纸就会失去客观公正的立场，无法实现其新闻至上，沟通信息的作用。
这样的例证在《中央日报》的历史中有很多。抗战时期，为配合蒋介石庐山消夏，专门 创办庐山版，配备专门的编写队伍，总编辑也时常飞抵庐山为蒋介石撰写表面言论实为指令 的文章。重庆谈判时，作为主人一方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因为得到蒋委员长的指令不许“ 替共产党制造声势”，对“重庆谈判”这一当时的最大新闻，处理得很小家子气。报道少，短，通常安排在新闻版的右下方。解放战争时，为配合蒋的所谓“剿匪”计划，《中央日报 》编造战绩，粉饰太平，简直是满纸谎言。象这样为个人目的和喜好而忽略重大新闻，甚至 不顾起码的真实性，胡乱编造新闻的报纸又有谁喜欢看呢！连蒋介石本人都不愿意看，据说 在重庆时，蒋每天第一份要看的报纸不是《中央日报》，而是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真是 很具讽刺意味。
更致命的是，《中央日报》听人吆喝听惯了，以致于两蒋之后，所谓“中央”一直在不 停地变，从蒋系、李系、连系到现在的马系，让这张“先中央、后日报”的报纸无所适从，立场不连贯，读起来有精神分裂之嫌。编辑为了不得罪国民党中央并存的派系，因此只能在 开放报禁的18年把《中央日报》办成了一份什么派系都不得罪、只得罪读者的垃圾报纸。
2、报道上多受限制，内容单一枯燥，信息量大打折扣。
“报禁”解除前，《中央日报》等台湾的党营公营报纸对党政要人的言论及“政府”公 告必须全文刊载，如果有报社没刊载，第二天还要重刊。这占用不少版面资源，也给报社人 员以很大的压力。此外，党营报纸的记者没有接近有关信息来源的特权，在政策政令范围内，他们并没有比其他民营报纸获得更多权威消息的特权。因此，本可成为报纸优势的，反而 成了包袱。再加上《中央日报》所谓“全国”报纸的定位，使其地方色彩较为淡薄，对与读 者有直接关系的当地问题注意较少。言论上，“宣传”的成份多，“抨击性”的内容少。这 些都导致报纸内容日益单一乏味，除了国民党的政策立场，读者能从中得到的信息少之又少。报纸就是公开传播，靠其内容吸引读者而求生存的，内容没有吸引力，没有读者的报纸自
然不能生存也无法生存。
在《中央日报》的历史上，曾有过改内容求发展的“路线之争”。抗战胜利后，在一些 少壮派的坚持下，《中央日报》一度采取“先日报，后中央”的办报方针，执行了一段时间 后，报纸很有起色。但因为1947年大胆揭露孔祥熙和宋子文贪污大案，被蒋介石勒令整改，编辑方针永远转为“先中央、再日报”，成为完全不考虑读者市场、直接为国民党中央背书 的报纸。
3、领导层更迭频繁、管理体制不顺，内耗严重。
研究《中央日报》的历史不难看出，从创刊开始，国民党各派系的斗争就在其内部不断 上演。CC派、政学系、蒋的个人智囊人物等等，都在管理层中发挥作用。随着各自势力的此消彼长，领导层也频繁更迭。这些人多不是为了办报而做官，而是为了钱、权而做官。正如陶百川所说：“报馆象衙门，办报象做官”。当《中央日报》的社长总编辑很不容易，要时 时揣摩蒋介石的意图，“稍有偏差，必遭训斥”。报社领导多用心于“上”，对“下面”的 读者的重视度就可想而知。本是报纸服务对象的读者却得如此冷遇，此报纸的前途又怎会光 明。
4、以上所说的都是《中央日报》长期党营依赖生活的后果，而这些问题综合作用下的 最终结果显现于台湾，就是《中央日报》丧失自我“造血”功能，市场竞争力不断下降，逐 渐被读者抛弃，在依靠公费订阅也不支的情况下，从市场上彻底消失。
解禁前，《中央日报》有国民党中央作后盾，在纸张配给、获取公告登载权方面都长期 占有优势，还一度在套红印刷、飞机送报方面引领台湾报界竞争方向。但随着报禁的解除和 台湾经济的发展，党营的背景反而成了其劣势：原来拥有的公告特权变得无关紧要，相反因 为要拿出相当的篇幅为国民党作宣传，而影响到整个报纸内容严肃呆板，无法与民营报纸的 “无党无私”抗衡，销量直线下降。内容不吸引人、销量下降，广告量必然受影响，《中央 日报》在办报最主要的三方面的竞争都处于劣势，其经济收益自然不好，自己赚不到钱，只 好向国民党中央伸手要。要到主人也无法忍受无力承担，就只有关门一条路可走了。
（二）《中央日报》历史沿革对现今党报经营的启示
党的机关报如何被社会公众所接受，如何达到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自中国有 党派报刊以来各党派十分关注的问题。探究《中央日报》79年的历史，其得与失对我们今天党报的经营有很多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鲜明的政治立场不是影响报纸生存的因素，只要尊重读者、重视市场，党报 同样能够成功。如果说因为是党报、派系报纸就注定失败，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主流媒体本 来就有两种办报理念，一种是客观平衡之新闻公器，一种是旗帜鲜明之言论平台，目前在各 国，这两种办报理念各有践行，太多媒体成为党派平台而依然成功，如美国为保守派代言的 《华尔街日报》，以及英国为自由派代言的《卫报》，都是值得尊重的大报。关键是把党派 的背景变成自己的特色，而不是可以倚仗的特权。《中央日报》的错误就在于处处以“中央 大报”自居，以致面目可憎，被读者和市场所弃。
启示之二：作为党报，宣传、维护党和政府是其不可回避，也不能回避的职责，但这种 职责的履行不能依靠板着脸孔的硬性说教。《中央日报》曾实行的“先日报，后中央”的办报方针有很多内容值得借鉴。办党报也应该以新闻为本体，多作客观报道，少作宣传说明，先把报纸办成一张人人爱看的报纸，再在必要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把党的政策、主张放进去。总之，体现党性应该是润物无声。坚持党性不能成为也不应该成为影响党报宣传效果和人们 对党报喜爱程度的羁绊。
启示之三：党报应该发挥对党和国家政策法规理解透彻的优势，多在新闻的的深度上下 功夫。随着信息化进程的深入，各类媒体在提供信息的速度和质量上，差别越来越小，人们 获得信息的途径相应的越来越多，而党报获取权威消息的特权优势也越来越不明显。这种情 况下，党报应该将权威消息的获取优势尽快地转变为理解优势，再以深度报道的形式，把这种理解优势转化为服务读者、吸引读者的优势，进而在发行上、销量上占据优势。
启示之四：党报更应该重视读者需求。党报因为党营而自然带有权威性，但这种权威应 是建立在拥有广大受众并引导其接受的基础上的。坚持党性与坚持贴近群众并不矛盾，完全 可以并行不悖，也只有这样，党报才会在市场上有销路，在群众中有地位。另外，我们也应 看到，在政治多元的现代社会，任何党派媒体、团体言论平台，都必然要受到读者需求的考 验，而且随着读者在资讯自由环境中的训练，其影响读者所付成本越来越大，一定会在派系
观点和新闻平衡上做出妥协。因此，党报更应重视读者的需求。
总之，党报不能因为自己党营的背景，就背靠大树好乘凉，不思进取，而应该警惕《中 央日报》的教训，居安思危，多多发挥作为党的机关报的优势，以积极的态度应对激烈的媒 体竞争，将党性原则与读者需求有机融合，努力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做有鲜明政治立场 和强大市场支撑的权威大报。
参考资料：
[1] 陈扬明，陈飞宝，吴永长著，《台湾新闻事业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9月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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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雷风行，《台湾报纸面面观》，《报界博览》
[9]蔡铭泽，《四十年代国民党党报企业化经营管理概述》
[10]蔡铭泽，《三十年代国民党新闻政策的演变》，《新闻与传播研究》
[11]蔡铭泽，《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人的新闻思想》，《新闻与传播研究》
[12]蔡铭泽，《大陆时期国民党党报管理体制的变化》，《新闻与传播研究》
[13]车英，王河洛，《开创与振兴─台湾新闻事业的历史与现状之一》
[14]车英，王河洛，《转接与报禁─台湾新闻事业的历史与现状之二》
《中央日报》广告事件 篇6
随后，这则广告在社会各界及国民党內部引起了强烈反应。当天上午，蒋介石便下达紧急命令，把这天的《中央日报》全部收回。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奉命致电《中央日报》社长马星野，严令彻查。当时的站在“反共阵营”一方的报纸《救国日报》，随即在2月22日发表了《中央日报竟为共党张目》的社论，要求国民党宣传部长彭学沛引咎辞职。而普通百姓却如坠五里雾中，不知出了什么事情。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中央日报》广告事件”。
《资本论》的广告是如何刊登在国民党党报上的？当年策划和具体承办这项广告任务的是中共地下党员陈汝言。1947年2月初，在南京正风图书公司工作的他来到上海，与地下党负责人、读书出版社总经理、三联书店管委会主席黄洛峰会面。黄指示说：《资本论》再版本已修订完毕，将由读书出版社出版，南京方面的预约征订工作由正风公司承担，最好能设法在《中央日报》上刊登一则广告，地位要显著，版面要醒目，“这样影响才大”。陈汝言深知《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喉舌，谈何容易？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接受了任务。为实现计划，黄洛峰与陈汝言慎重地进行了研究，决定尽可能减少环节，草拟广告內容后，在上海排版、制型。根据当时的《中央日报》编排的版式，由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设计版样，当晚发到大华印刷厂排版制型。次日，陈汝言便拿着纸型和广告费，晩上乘车返回南京。
陈汝言回到南京后，到《中央日报》广告科向承办广告业务的青年人说：“上海有家读书出版社准备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委托我们正风门市部在南京办理预订手续，我想在贵报上刊登一张广告。”这位青年人有点犹豫，陈见此进一步介绍说，马克思的这部著作在欧美各国都是公开发行的，有些大学还列入政治经济学的课程里面，可以说是纯学术性的著作。青年人說：“这类广告，《中央日报》从未刊登过，既然是纯学术性的著作，当然是可以的。”陈见未拒绝，便趁热打铁说：“目前各报馆都在争取广告收益，指定地位，广告费增加一倍，这是报馆所欢迎的。”青年人看了纸型，约定次日傍晚下班前在广告部见面。很快，陈汝言如约前往，那个青年人却不在，在柜台前的另一位广告员竟慷慨地答应了。陈将纸型交给他，并把120万元广告费交到出纳处，答应第二天见报。陈汝言没想到事情竟如此顺利，虽按捺不住喜悦之情，却还是有一点忐忑不安。回到家里，他把妻子安排到别处，把文件处理后，静待结果。第二天清早，陈汝言匆匆向《中央日报》馆走去，远远望见一些报贩正在数点报纸，广告赫然出现在预先设计的报名旁边，这才如释重负。他买了两份报纸乘快车到了上海，黄洛峰紧紧握着陈汝言的手，激动万分。
这则广告刊登在国民党的中央党报上，客观上起了代为宣传共产主义的作用。那位接下广告的广告员名叫夏奕藩，解放后任南京《新华日报》广告科副科长，为此他受到《中央日报》当局的训斥，担了风险。不过，当时国民党在反共战场上全面失利，内部矛盾重重，蒋介石自顾不暇，这件公案也就不了了之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
日报分析 篇7
关键词：《人民日报》,国庆特刊,报道技巧,编排特点
国庆节历来是我国媒体浓墨重彩地报道成就与辉煌, 弘扬爱国主义的大好时机。尤其200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大日子, 各大媒体的报道自然必不可少。《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一直被视作中国政治和社会的风向标, 因此, 选取其作为研究对象能够很好地反映党报国庆报道的特点。
《人民日报·国庆60周年特刊》自9月21日开始至10月2日结束, 共出了12期, 稿件数量达312篇, 占据了此次《人民日报》整个国庆报道总数408篇的绝大多数, 是这次报道的一个重心, 形成了《人民日报》的特色。因此笔者将以此次《国庆特刊》作为研究重点来进行分析。
接下来, 笔者将从此次报道的内容、报道技巧和编排特点三个方面分析《人民日报》在国庆报道中的新闻报道方式。
一、报道内容
此次特刊内容围绕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伟大历程, 从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外交等各个方面展示了60年来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其中, 特别策划了一系列专栏:如《中国形象》、《时代印记》、《经典中国·辉煌60年》、《走过60年》、《在国际舞台上》等。这些专栏从不同视角对60年来的成就进行了报道, 对人民的感受进行了描述。对本次特刊内容进行总结, 可归纳为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1、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
综合国力, 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总体力量。《国庆特刊》对建国60周年的辉煌成就进行了宣传, 凸显了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
经笔者统计, 对综合国力的提高进行报道的稿件达200多篇, 是本次特刊的报道重心。10期《中国形象》专栏从多个方面报道了60年来新中国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 6期《在国际舞台上》专栏记叙了中国在外交政策上取得的一系列成就。而10月1日的特刊更是用31版将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在60年来的发展与成就进行了专版报道。这些报道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成就和经验相结合的高度, 记录了国家富强的足迹, 突出了本次报道的核心。
2、民生的不断改善
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的会议上指出:要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关注民生。民生就是人民的生计, 民生问题是关系国家发展的大问题, 在此次国庆报道中, 可以看到民生问题越来越得到重视。
4期《走过60年》专栏从人民生活实现小康, 住房、医疗等方面得到改善, 城镇化发展成绩卓著等方面报道了民生的不断改善。通讯《身边60年》、《60年感言》以身边的事切入, 从而记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而系列报道《亲历者说》更是以普通民众的口述来抒发他们对民生问题的看法。
3、国庆盛典的连续报道
连续报道是对正在发生并持续发展的某一重要的、受众关注的新闻事件, 在一段时间内进行连续及时的报道。[1]国庆盛典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连续报道更能完整地反映盛典的过程及其影响。在10月2日的《人民日报·国庆特刊》上, 6版7版被打通, 以国庆庆典 (10:00~12:30) 发生、发展的顺序展开情节, 首尾一贯, 一气呵成。8版至11版都对阅兵仪式和当晚的晚会进行了报道, 带人重回当天举国欢庆的盛况。对国庆盛典的连续报道, 成为本次《国庆特刊》的收尾之作, 既展示了人民对国家成立60年来的美好祝愿, 更彰显了中国国力的提升, 凸显了本次特刊的中心及重心。
2009年4月26日, 中宣部发出了《中共宣传部关于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深入开展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意见》, 强调要“对广大干部群众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在全社会大力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 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2]从以上对本次特刊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 《人民日报·国庆特刊》很好地贯彻了这一精神, 报道紧密配合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主张, 紧跟党的中心工作, 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二、报道技巧
本次国庆特刊在报道技巧上运用了以下五种手段, 从多个角度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历程, 展现了共和国向着民主繁荣富强和谐迈进的方方面面。
1、数字新闻记录历史
数字新闻是新闻传播中的一种特殊报道体例, 是伴随数字社会应运而生的, 是时代的产物。所谓数字新闻, 即在信息化、数字化时代, 以数字或者图表为主要表现形式并体现一定新闻价值的新闻信息报道[3]。在本次特刊中, 每一期都设有《数字中国》专栏, 用数字记录了国家的发展历程。
本次9期《数字中国》专栏, 从各个方面将新中国成立初期与2009年进行比较, 用最直观的数字真实地展示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来所取得的成就, 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信息。数字新闻的语言要求准确、具体、简洁、通俗, 这四点要求在本次报道中充分地显示了出来。每一期报道都是用最直接的数字行文, 如9月21日《数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952年679.0亿元, 2008年300670.0亿元;外汇储备1952年39亿美元, 2008年19460.3亿美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1952年8.6亿元2008年217885.4亿元”[4]。9期专栏全部是以这种形式, 准确直观地展示了国家的进步。
2、故事化的写作吸引读者
“新闻学的本质是故事”, 这种新闻理念在美国媒体中一直受到推崇。因此, 新闻报道力求曲折生动, 有较强的可读性。而通讯更要求语言形象、生动, 遣词造句中蕴含一定的感情色彩, 以讲故事的方式感染读者。《人民日报·国庆特刊》中很注意使用故事化的写作手法, 对国庆的报道除了用客观的数字去说明, 更注重人的经历与感受。在《我和我的祖国》专栏中, 记叙的是个人与祖国的故事。如9月25日特刊第八版的《青岛港前湾集装箱桥吊队队长许振超从卖力“老搬”到高级技师》一文, 讲述了一个依靠祖国交通港航事业的发展而不断成长进步最终成为高级技师的普通民众, 从他的口中抒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鲜活的故事生动形象, 让读者感受到了唯有祖国强大人民生活才能富裕的道理, 激发了大众的爱国之情。
3、时间性标题记录现场
新闻标题是新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揭示、评价和组织新闻内容的最精炼的文字。一个精彩有力的标题, 其作用甚至会超过新闻本身。《国庆特刊》在报道国庆当天盛况时, 用了一系列时刻作标题, 来记录国庆时的恢宏场面, 将读者重新带回到了现场, 重温当天大典的盛况, 很好地提高了新闻的传播效果。
在10月2日的特刊中, 六版、七版的标题分别为《10:37》、《10:46》、《11:18》、《11:26》、《11:31》、《12:05》、《12:22》, 用显眼的标题来记录每一个时刻走过的阅兵队伍。这样的标题给人一种画面感, 让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 现场性非常强。
4、回忆性报道触动心灵
《人民日报·国庆特刊》一方面注意使用全景式、大视角、长镜头的宏观描写, 同时也很注意用回忆性的报道来再现当时情景。回忆性的报道能给读者以心灵上的触动。从读者阅读心理的角度而言, 新闻报道最能打动读者、触动读者心理的就是这类触动心灵的回忆性报道。
在《走过60年》这个专栏中, 报道选取了民众收入、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小故事, 用民众的话回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生活上的贫苦, 继而来说明这些年所发生的喜人的变化。如:“‘住这样的房子, 最怕刮风下雨, 家里所有的锅碗瓢盆都得用来接雨, 房子还晃得厉害, 晚上都不敢睡, 生怕一下子就塌了’”。[5]通过民众口述来回忆历史, 将虚空的历史转化为有血有肉的历史, 给人心灵上带来强烈的触动。
5、报网融合反映民意
“媒介融合”是近几年出现的一个概念。在网络日益成为一个高效率的让普通群众说话的平台的背景下, 利用网络来倾听群众真正想说的话, 了解群众真正想干的事, 是一家报纸能够获得群众影响力和号召力的重要因素。因此, 此次《人民日报·国庆特刊》注意了报纸与网络的结合, 不仅有自己评论员写的评论, 也让来自网络世界的声音反映在党的报纸上。
如9月23日特刊第3期的《人民网网友———说句心里话》, 将网友的祝福和希望放在版面上, 用网友的评论来显示民意。10月2日《人民网网友畅谈国庆大典》一文, 积极与网友互动来谈对国庆大典的感受。报纸与网络的结合更加强了媒体与受众的联系, 反映了民意。
三、版面的编排特点
新闻稿件经过选择、修改、制作标题, 最终要见诸版面。版面是稿件编排布局的整体表现。版面编排得完美, 可以使稿件的价值和报纸的意图得到正确、有效的体现, 增强其传播效果。因此, 版面的编排成功与否至关重要。
版面的编排手段包括字符、图片、线条、色彩等。此次特刊在编排手段上, 尤其注重图片和色彩的运用。因此接下来, 笔者将从这两个方面来论述《国庆60周年特刊》的版面编排特点。
1、色彩诠释主题
色彩具有传情, 表现强势, 生成美感以及表意等作用。适当地用一些色彩可以增加特定的气氛, 表达一定的感情, 取得一定的审美效果。
本次特刊配合节日的喜庆, 主要运用了红色, 辅以金色, 表达一种欢快的心情。在每一期的第一版上, 报头的字体用了大红色来彰显一种喜庆, 左上角是一面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 右上角则是金色的天安门标志。用红色与金色配合, 喜庆的气氛显得尤为浓重。而国庆当天更是大量的运用到红色和金色。版序用红色和金色交替使用, 图片以红色鲜花为主, 部分标题也用红色来吸引眼球。整个版面突出了热闹欢庆的场面, 很好地诠释了本次报道的主题。
2、图片提升品味
图片是报纸版面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图片具有纪实性作用、证实性作用、解说性作用、装饰性作用以及视觉冲击作用。因此, 图片对于报纸的价值不可小觑。
本次特刊特别设置了一个《图片报道》专栏, 主要是新闻照片, 另有少量绘画图片。新闻照片的内容以反映人民喜迎国庆为主, 烘托一种热闹的气氛。绘画图片相对较少, 只有《李岚清篆刻》和《书法》两幅图片, 但这两幅图片提升了特刊的文化品味, 给特刊增添了副刊的韵味。
除了上述的图片专栏, 还有照片专版。10月1日特刊第一版整个版面是长城和五星红旗, 雄浑壮观。第四版整版刊登了60年来中国发展历程上的经典瞬间。照片专版能够以规模化的新闻照片进行新闻传播, 形成“视觉新闻”。
另外, 本次特刊还运用了图表。10月1日的特刊用31个版报道了我国31个省市在建国后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为了更直观的展示这些成就, 专门以图表来显示。统计图便于读者集中阅读, 一目了然, 示意图使数字的类比或对比更加鲜明生动。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 此次国庆特刊无论从色彩还是图片的编排上, 不仅凸显了本次报道内容, 还增添了副刊的韵味, 提高了特刊的文化品位。
综上所述, 国庆特刊要充分实现其传播价值, 需要组织者和报道者精心策划, 从题材的选择到报道技巧的运用, 再到编排方式的选取, 都需要整体把握。媒体应根据自己的定位进行策划报道, 把提高社会效应作为国庆特刊的直接目的。如何提高媒体社会效应,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体对重大题材的整体规划以及整合报道上。只有突出媒体特色, 国庆特刊才能引起普通读者的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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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分析 篇8
1《人民日报》“观点”版的整体特色分析
1.1 栏目设置多样, 增强内容丰富性
栏目是“有若干具有共同性的稿件所组成的自成格局的版面”, [1]栏目设置多样意味着选题和内容的丰富, 意味着评论主体的多元, 也意味着读者有更多的选择性。改版后的“观点版”常设栏目有“本报评论部”、“时事观察”、“风凉画”、“议言广场”和“谈治论理”。每个栏目在选题和风格上都不尽相同。“本报评论部”和“时事观察”在选题上侧重于新近发生的重大时事;在风格上, 评论趋于严谨和理性。如2012年2月2日“时事观察”栏目上的文章《春运:31亿人次的时代洪流》就是对“春运”这一社会现象的思考。“谈治论理”的最大特色在于它每期都会请官员来谈谈施政理念或对宏观政策的解读。如2012年4月5号的“谈治论理”栏目的标题是《“刚柔并济”“破解”“人才困境“》,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李鹏新就如何引进人才, 加速内蒙古自治区发展谈了自己的看法。“风凉画”的选题主要是负面的社会事件, 通过生动形象的漫画和简短的文字加以讽刺, 揭示出深刻的道理。如2012年4月5日“风凉画”栏目的《竭泽而“围”》就是对近年来由于滥捕滥捞导致洞庭湖渔业资源走向枯竭的做法的批评, 并配以漫画更显生动和滑稽。“议言广场”主要刊登人民群众对一些社会事件的看法, 给百姓以发声的渠道。从“观点”版栏目的设置可以看出, 整个版面亦严肃亦诙谐, 亦宏观亦微观, 亦工作亦生活。这无疑大大增强了读者的选择主动性, 也大大增强了版面的可读性。
1.2 版面选题紧扣“三贴近”原则
“三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它不仅是党中央对包括新闻宣传在内的整个宣传工作提出的重要工作原则, 而且也是新闻工作实践的经验总结。新闻评论的选题能不能紧扣“三贴近”原则, 关系到新闻评论的成败。“在选题的实践中, 要遵循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和贴近群众的基本原则[2]。”“观点”版自创立以来, 就以“三贴近”原则作为选题的标准。“本报评论部”和“时事观察”的选题比较宏观, 是关于国家发展的热点问题, 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政策导向性。如2012年2月2日的“本报评论部”文章《文化品质就是国家品质》就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及怎样加强文化建设作了阐述。“风凉画”的选题跟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联系得最紧密, 它的选题要微观一些, 是针对特定的事件性新闻发表的评论, 具有很强的舆论导向性。如2012年4月5日的“风凉画”的《竭泽而“围”》是对由于滥捕滥捞而导致洞庭湖渔业资源走向枯竭做法的担忧和批评。可见, 尽管三个栏目在选题上有所差异, 但都是与百姓工作和生活息息相关的, 只是由于《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有些选题比较宏观, 论述比较理论化, 但也没有脱离热点。总之, “观点版”的选题没有脱离实际、生活和群众, 体现了“三贴近”原则。
2“观点”版各个栏目特色分析
2.1“本报评论部”、“时事观察”、“谈治论理”:解读时事, 为社会把脉
传播学先驱拉斯维尔在其论文《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和作用》中将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总结为社会协调功能、环境监测功能和社会遗产传承功能。就新闻评论而言, 发挥“社会协调功能”和“环境监测功能”就是要对新进发生的, 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新闻事件进行正确的解读, 让人民群众对事件有正确的认识, 从而引导社会舆论;就是要通过评论特定的新闻事件来引导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进行积极地思考, 以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本报评论部”和“时事观察”每期都会选取一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热门话题, 以专家的视角对其进行解读, 从而使人民群众对这些热门话题有深刻的认识和促进社会的发展。如2012年2月23日“本报评论报”发表文章《宁要微词, 不要危机》, 阐述了即使改革遇到再大的困难, 遭到一些人的非议, 也要将改革坚持到底的观点。再如, 2012年2月2日“时事观察”的文章《春运:31亿人次的时代洪流》对春运的过去、现状及未来作了深度思考。“谈治论理”的评论主体是官员, 官员是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 他们的声音最权威, 最具有实践意义。可见, 这些栏目不仅紧扣国家重大时事, 而且对时事有深刻的解读并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提出了看法和建议, 很好的发挥了环境监测功能和社会协调功能。
2.2“风凉画”:诙谐生动, 以小见大
新闻评论就事论理, 往往具有很深的思想性。“所谓思想性, 是指评论能够提供科学的观点、简介和有现实针对性的、逻辑严密的论证, 科学、透彻、有创见是‘思想深度’的具体体现[3]”。现代社会是一个快节奏的社会, 很多人已没有闲暇和兴趣去阅读只有密密麻麻文字的文章。在“读图时代”图片和漫画因其直观性和生动性而受到人们的青睐, 用它们来说明观点或阐述思想可以激起读者的兴趣, 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在新闻评论的实践中, 恰当地使用幽默笔法, 将有助于增强评论说理的生动性、趣味性和尖锐性[4]。”“风凉画”每期都会选择一个新近发生的负面新闻事件, 用生动形象的漫画和简洁的文字加以讽刺和批评。如2012年2月16日“风凉画”的《出租校园》对陕西渭南市高新区白杨办赵村的“逸夫小学”建成后长期出租导致学生在破旧瓦房上课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和讽刺。整个栏目很简短生动, 但却表达出一个大而严肃的主题, 这正是“风凉画”的最大特色。此外, “风凉画”是“风凉话”的谐音, 不仅与栏目内容契合, 而且也容易吸引读者的注意。从这里可以看出, 好的栏目名称也是至关重要的。它有提示栏目内容、引导读者阅读、美化报纸版面和提升文章主旨的重要作用[5]。
2.3“议言广场”:给普通百姓以发声的渠道
我国的新闻媒体具有形而上的上层建筑属性和形而下的信息产业属性[6]。作为信息产业, 媒体要生存就必须考虑到受众的需要。就新闻评论而言, 既要根据受众的需要来设置评论的选题, 又要让受众参与到新闻评论中来。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认为:“报刊应设法表达一切重要的观点, 而不仅表达出版者或从业人员所同意的观点[7]”。“议言广场”每期都会刊登几位读者的文章, 给普通读者发表观点和意见提供了平台和机会。如2012年3月29日“议言广场”的标题是:“22岁教授”背后的喜和忧。栏目刊登了湖北读者赵晓曦的文章《破常格方能得大才》和北京读者历正的文章《破解“成长猜想”更费思量》。两位读者就这一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媒体成为公民讨论公共事务的平台, 意义非凡。一方面, 公民有了倾吐心声、表达意见的阵地, 有话有处说, 有不平有处鸣, 使媒体成为社会危机的减压阀;另一方面, 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集团有了听取别人的意见的渠道, 会考虑问题更周全, 更理性, 更宽容, 从而使整个社会更和谐[8]。”
3 结语
《人民日报》的新闻评论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创新内容和形式。“观点”版亦是如此, “观点”版的特色正是这种创新的结果和体现。“观点”版的特色使它区别于其它任何形式的新闻评论, 这是“观点”版能成功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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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分析 篇9
关键词：《人民日报》,创业报道,媒介框架,现实框架,政府框架
一、问题提出
自20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得到迅猛的发展, 涌现出很多自主创业者。特别是到21世纪, 伴随着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 创业活动受到了众多社会人士的普遍关注, 无论业界还是学界都充分肯定了创业活动对于社会发展和经济转型的重要作用。创业一词被广泛的提及:国家政府集中发布创业政策、媒体关于各类创业故事的报道、大学建立创业基地、创业板的上市……当笔者使用百度检索“创业”, 0.051秒找到相关网页近亿篇。创业已经成为一个全民讨论的议题。
对于这样一个热点、重点话题, 我国权威主流媒体是怎样报道的呢?本文就将以《人民日报》创业报道为文本, 从新闻报道数量、篇幅、新闻表现方式、主要消息来源、报道对象、报道创业地区、报道基调七个分析类目得出媒体框架, 进而探讨媒体所构建框架的内在原因, 即其与现实框架、政府框架间的关系。
二、理论背景
“框架概念源自贝特森 (Bateson, 1955) , 高夫曼 (Goffman, 1974) 将这个概念引入文化社会学。后来再被引入到大众传播研究中, 成为了定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1]
社会学家戈夫曼在1974年出版的《框架分析:关于经验组织的一篇论文》 (Frame Analysis Am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一书中, 将框架的概念引入社会学。认为“框架”是指一种存在于人们头脑之中的认识结构或认识取向, 它“能够使它的使用者定位、感知、确定和命名那些看似无穷多的具体事实”[2]。美国学者加姆桑 (Gamson, 1989) 认为:“框架是有组织的中心观点或线索故事, 为一系列的事件提供意义”[3]。其在戈夫曼的基础上将框架定义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界限 (boundary) ”, 可引申为对社会事件的规范;一是指人们用于诠释社会现象的“架构 (building frame) ”。“框架是人们藉以观察世界的镜头, 凡属此镜头纳入到实景, 都成为人们认知世界中的部分。人们藉由框架来建构意义, 以了解社会事件发生的原因与脉络。前者代表了取材的范围, 后者则显示意义的结构, 是一种观察事物的世界观。”[4]
其后, 框架概念被运用到媒介研究当中。坦克德 (Tankard, 1991) 认为框架是新闻的中心思想。吉特林 (Gitlin, 1980) 将认为框架实际上就是“有关存在什么、发生什么及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上进行选择、强调和表达的原则”[5], 并把这一概念与新闻话语的生产直接联系在一起, 认为框架能使新闻从业者快速地对信息进行常规处理包装后有效地传递给受众。
中国学者臧国仁把框架的概念理解为一个名词和动词的复合体:作为动词, 是界限外部事实, 并心理再造真实的框架过程;作为名词, 就是形成了的框架。[6]也就是说作为名词的框架就是媒体报道所呈现出来的议程;作为动词的框架则可以分析媒体为何设置这样的框架。这也正是本文要重点探讨的两个问题:一是我国主流媒体对创业议题报道呈现出来的议程框架;一是这个框架形成的原因, 即媒体为何设置这样的框架。
三、研究方法与设计
框架分析关注的是媒介产品———新闻文本, 而文本分析通常与内容分析、话语分析相关。基于此, 要分析媒介框架, 可以选用这两种方法。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 “这是20世纪才开始兴起的一种新的文献研究方法, 它通过考察人们所写的文章、书记、日记、信件、所拍的电影、电视及照片、所创作的歌曲、图画等等, 来了解人们的行为、态度和特征, 进而了解和说明社会结构及文化变迁。”[7]
(一) 媒体选择
在中国, 主流报纸的信息传播是公众获取外部世界资讯的主要通道, 其在舆论塑造上具有比较强的权威性和说服力, 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媒体对于创业舆论环境的塑造。基于此, 本次研究选择了《人民日报》这份中央直属的全国性综合日报, 它是中国主流报纸的代表。《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党委机关报, 创刊于1948年, 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综合性报纸。
(二) 议题选择
创业报道, 指有关创业的报道。包括各类新闻文体、照片、图表等。要求整篇报道以创业为新闻点, 若仅仅是报道中提及“创业”字样, 而并不以此议题为主, 则不在研究范围之内。
(三) 抽样方法
选择2000-2009中4月和10月《人民日报》, 共计610份报纸, 以“创业”、“创办企业”两个关键词进行检索, 收集新闻和社论的“标题”和“文章内容”。
4月是中国重要会议期间, 10月为中国国庆。选择这两个月可以观察到媒体在国家讨论发展的重要期间报道取向。另外, 半年的间断, 保证了样本的相对完整性。
(四) 分析单位
对于搜集到的样本, 每一则新闻 (包括新闻照片、图表) 视为一个分析单位。“一则新闻”的界定以标题为依据, 凡是有一主要标题的皆为一则新闻。
依据以上方式, 总共有75则报道列为分析对象。
四、2000-2009年《人民日报》创业报道分布情况
接下来, 将具体列出这75则报道在“新闻报道数量、篇幅、新闻表现方式、主要消息来源、报道对象、报道创业地区、报道基调”上的分布情况。
(一) 《人民日报》创业报道数量分布
从2000年到2009年, 可以明显地发现对于创业的报道数量大幅增加。特别是2009年, 报道28篇, 占总量的37.3%。 (参见表1)
(二) 《人民日报》创业报道篇幅分布
《人民日报》的新闻篇幅分布比较均匀, 其中901字以上的长篇幅报道所占比例稍多, 占37.3%;其次301-900字的中篇报道占32%;300字以下的短篇幅占30.7%。 (参见表2)
(三) 《人民日报》创业报道新闻表现形式分布
《人民日报》对创业报道主要以消息为主, 占44%, 且多分布在2版要闻和6版国内要闻中。专题报道和评论均占
———媒体与节目研究
16%, 共计32%。专题报道和评论最能反映出一份报纸注意力和态度, 由此可见《人民日报》对于创业议题的关注已经比较深入和集中。 (参见表3)
(四) 《人民日报》创业报道的主要消息来源分布
在75份样本中, 近一半 (49.3%) 的消息来源于政府;来自民间的报道占36%;学者研究占12%。 (参见表4)
(五) 《人民日报》创业报道对象分布
除去政策性的发布和解读这类无法判断新闻报道对象的报道, 共得到样本58份, 其分布如下图。 (参见表5)
(六) 《人民日报》创业报道地区分布
报道地区中, 城市占52%, 其中相关创业主体是下岗职工、留学归国人员和高新技术创业者, 比如:“辽宁下岗职工再创业二三事”、“无锡大力引进留学人员归国创业”、“南宁高新区迈向二次创业新征程”。农村 (乡村) 占33.3%, 相关创业主体是农民工及大部分大学毕业生, 比如:专题报道“农民工返乡创业”、“本期关注大学生农村创业”。无法判断中绝大部分是基于政策发布和政策解读的消息和评论, 针对创业环境。比如:评论“自主创业天地宽”、“创业谋业带动就业《国务院关于做好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的解读”。 (参见表6)
(七) 《人民日报》创业报道基调分布
《人民日报》对创业的报道基调积极推动占58.7%, 在其中多出现“鼓励、希望、支持、建立、帮助、培养”这类关键词;正面颂扬占25.3%, 其中多为“圆梦、事迹报告、纪实”几种关键词;客观性的报道仅占10.7%;负面报道无。 (参见表7)
五、2000-2009年《人民日报》创业报道框架
结合各则“创业”报道标题中的主要关键词, 按照报道时间、报道基调、报道创业主体、报道创业地区。《人民日报》对于创业的报道媒体框架, 笔者总结主要为以下四类:
(一) 鼓励大学毕业生基层创业
在10篇关于大学毕业生创业报道中, 7篇是报道大学毕业生基层创业事迹。并且5篇报道年份集中在2009年。
如:2003年4月13日第4版“七位大学毕业生创业成才经历启迪首都师生”;2006年4月15日第2版“大学毕业生基层创业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京举行”;2009年4月3日第3版“昨日城市白领, 今日养猪能手———记天津蓟县东施古镇建和养殖场场长郑娜”;2009年4月5日第7版推出“本期关注大学生农村创业”专题报道, 其中包括“从省城大公司回到家乡县城为农村养鸡户服务, 姜德芳找到了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在这里:听拔节的声音”、“农村创业天地宽合力打造创业帮扶链”。2009年4月12日第7版“河南邓州百余大学生返乡创业;2009年10月20日第15版”回乡创业“。
这7篇报道均为讲述大学毕业生在基层 (农村) 创业的故事, 以此激励和鼓励广大大学毕业生基层创业。
(二) 帮助下岗职工、妇女再创业
对下岗职工、妇女创业的报道总共有14篇, 有9篇是政府帮助他们再创业。其中8篇报道在2005年以前。
如:2000年10月22日第1版“天津妇女创业服务中心开业”;2003年4月14日第6版“青岛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妇女创业”;2003年4月15日第6版“石家庄帮下岗女工自主创业”等。
(三) 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关于农民工的报道有14篇, 12篇是关于国家政府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如:2004年4月11日第6版“回乡创业路更宽”;2008年4月27日专题报道农民工返乡创业;2009年4月5日第5-6版专题报道农民工返乡创业。
(四) 引进留学人员归国创业
关于留学人员归国创业的报道有11篇。其中有讲为留学人员营造的创业环境, 如:2003年10月8日第11版“我国建成七十多个留学人员创业园”、2005年4月19日第11版“厦门留学人员创业园实现共建”;有直接鼓励式的宣传报道, 如:2003年10月21日第13版“回国创业正当时”、“回国创业大有可为”;更有对已经回国创业留学人员的事迹报道, 如:2009年10月21日第10版“从漂洋过海求学到回国创业成‘网商’‘村官’”。这些报道, 无非是涵盖了一个关键信息:国家大力提倡和引进留学人员归国创业。
六、《人民日报》媒体框架设定原因探析
(一) “四类人群增多, 就业压力大”的现实框架迫使政府做出“以创业带动就业”决策
21世纪初, 中国进入了社会转型关键时期, 各种问题凸现出来, 尤其是就业问题。各类“待就业”的人群在不断增多。
高校毕业生、下岗职工、农民工、中国出国留学人员人数在大幅增多, 出现一个现实框架———“就业压力大”。我国的就业压力显得更为严峻。必须创造出更多的岗位保证就业。在此现实框架作用下, 国家提出“以创业带动就业”政策。
比如:2000年初,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正轨, 出现大量下岗职工, 这些人的再就业问题就成为社会的重要现实, 因此, 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要帮助下岗职工再创业。到了2006年, 农民外出务工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潮流, 而农村因为缺少青壮劳力, 农村社会经济建设步伐缓慢, 于是国家发出建设新农村的政策号召, 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再到2008年,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在整个社会显得非常严峻, 国家于是出台大量的扶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 并鼓励各高校建立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这一步步政府的措施, 最终都可归结于社会现实问题。
(二) 《人民日报》党报性质使得其媒体框架与政府框架保持一致
《人民日报》本身是一份中国党报, 在中国官本位社会环境的影响下, 《人民日报》始终紧密跟随党和政府政策, 做政策的发布者、推动者和促进者。
而在这十年的报道中, 《人民日报》新闻信源、报道基调都与政府保持一致。比如:《人民日报》2008年10月30日在其第11版一则消息“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关于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指导意见》”, 全文刊载了国家出台的《关于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指导意见》。
《人民日报》创业报道媒体框架的新闻信源, 49.3%的报道来自政府。报道基调中58.7%是积极推动, 25.3%是正面颂扬。由此, 《人民日报》媒体框架始终是和政府“积极促进创业”框架保持一致。媒体框架受到政府框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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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托德.吉特林.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M].张锐,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13.
[6]臧国仁.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M].台北:三民书局, 2000:32.
生产日报中尾矿品位偏低的分析 篇10
高官营铁矿为唐山市滦河鑫丰矿业有限公司目前唯一一座矿山, 其选矿厂所磨矿石为中等硬度矿石, 矿石矿物主要为磁铁矿, 少量赤铁矿, 微量假象赤铁矿、镜铁矿、黄铁矿等, 脉石矿物以石英为主, 其次为闪石类矿物 (普通角闪石、透闪石) , 少量黑云母、绿泥石绢韵母、碳酸盐等, 微量磷灰石, 锆石。属于难磨易选矿物。
选矿厂的主要工艺流程为:破碎系统采用三段一闭路的碎矿流程, 其中粗碎位于井下, 中、细碎及筛分作业位于地表, 中碎作业单系列运转, 而细碎及筛分作业为双系列运转;磨矿选别系统采用两段一闭路、五次磁选选别的工艺流程, 均为双系列 (一、二两个系列) 单独运转, 其中每个系列的一次磁选尾矿称为粗尾矿, 二、三、四、五次磁选的尾矿合并在一起称为细尾矿。
二、尾矿TFe品位数据汇总
建矿之前, 在《滦县高官营铁矿石选矿试验报告》中记录的尾矿综合品位为5.90%;建矿初期, 在《唐山市滦河鑫丰矿业有限公司采选工程说明书》中记录的综合尾矿品位为6.82%;试生产后, 2010年生产日报中尾矿综合品位为3.58%;2011年的生产日报中尾矿综合品位为3.43%;2012年的生产日报中尾矿综合品位为3.3%;2013年4月份的生产日报中年累计尾矿综合品位为3.44%;2011年5月份, 唐山市滦河鑫丰矿业有限公司与山东科技大学签署了《鑫丰矿业选矿厂流程优化合同书》, 并委托山东科技大学选矿专业人员对选矿系统进行了工艺流程考察, 在考察中检测到的粗尾矿品位为5.25%, 细尾矿品位为4.67%, 综合尾矿品位为5.08%。
三、生产日报中尾矿样采集方法及计算方法
生产中, 选矿厂运转班共计甲、乙、丙三个班, 每班作业时间8小时, 化验室每班对粗尾矿采样3次, 细尾矿采样3次, 粗尾矿的采样地点为一磁尾矿管路末端 (进入粗尾矿箱子的入口处) ;细尾矿的采样地点为主厂房南门口的细尾矿箱子内。一般情况下, 化验室采取矿浆试样后, 回到化验室需马上将试样表层的污水倒掉, 进行制样、化验。化验室每天将粗尾矿的品位A和细尾矿的品位B报公司调度室后, 调度室将A和B的平均值即 (A+B) /2做为综合尾矿品位填写到生产日报中。
四、山东科技大学工艺流程考察时尾矿取样方法
为了弄清楚各种工艺指标, 2011年唐山市滦河鑫丰矿业有限公司聘请山东科技大学选矿专业技术人员于5月10日~5月12日, 对选厂取样三天, 每天8:00~16:00取样, 取样间隔1小时, 每天每台磁选机尾矿取样8次。取样地点均为五台磁选机筒体下部的排尾管 (每台磁选机筒体下部有三个排矿管) , 而非管路末端。所取矿浆试样均静置沉淀较长时候后才制样、化验, 考察时尾矿品位检测结果为5.08%。
五、选矿厂尾矿考察时取样方法及计算结果
为了能较准确的掌握实际生产中的尾矿数据, 2013年4月份, 选矿厂决定自己组织人员对尾矿进行工艺流程考察, 于是抽取专人经培训后, 先后三天对主厂房内一系列的五台磁选机的尾矿样进行了采集, 共计采样62次。三个批次的试样均静置沉淀20小时后才制样、化验。
选矿厂每个系列五台磁选机的尾矿, 其矿浆浓度、矿浆量、TFe品位均不相同, 也就是每次磁选的尾矿量产率不同, 如果简单的将各尾矿品位数值平均后做为综合尾矿的数值, 那是很不科学的。所以, 本次计算时根据金属量平衡的原理, 并参照了山东科技大学工艺流程考察后给出的《磨选系统数质量流程图》中各级尾矿产率, 最后所得尾矿品位为3.81%。
六、尾矿品位差异的原因分析
(一) 取样频率的差异
实际生产中, 为了用化验数据指导生产, 化验室每班必须取样后立刻化验, 这样才能及时将化验数据反馈到生产班组, 而化验室每班仅两名化验工, 这就限制了每班的取样次数和试样自沉淀静置时间;而工艺流程考察时每台磁选机都有专人取样, 可以高频率的采样, 试样采集后不着急化验, 可以放置较长时间以便于自沉淀, 这些都能使化验结果最接近实际生产数据。因而, 考察时所采试样的代表性强于日常生产采样。
(二) 取样位置的差异
实际生产中, 为了便于安全操作, 粗尾矿由化验员从一磁尾矿管路末端采集, 可是粗尾矿管路矿浆流量较大、流速也快, 这给人工取样带来了困难, 所取试样难免缺乏代表性;而细尾矿是每个系列五台磁选机的尾矿汇集到一起的产物, 实际生产中化验员没有每台磁选机分别采集试样的能力, 而细尾矿流量更大、流速更快, 化验员无法直接从管路末端人工采集试样, 只能从细尾矿箱内采集, 这个取样法误差最大, 因为矿浆喷到矿箱内会不规则的分布, 所取试样代表性最差。而选矿厂工艺流程考察时专人直接从磁选机底部取样, 代表性要强于日常生产所取试样。
(三) 计算方法差异
通过近几年的实际生产和工艺流程考察不难发现, 细尾矿的品位总体低于粗尾矿的品位, 而粗尾矿的产率却基本是细尾矿产率的3倍, 所以生产日报中简单的将二者平均势必会将综合尾矿品位拉低。而工艺流程考察时利用金属量平衡的原理, 其计算结果更准确。
七、合理化建议
(一) 取样位置的选取及计算
1) 粗、细尾矿均采集。为了较准确的采集粗尾矿浆, 建议化验室从一磁筒体下部直接取样, 磁选机筒体下部有三个下料口出尾矿, 其流量较小、分布较均匀, 代表性强。细尾矿所涉及到的磁选设备较多, 化验员目前无法单独、依次采样, 因矿浆量大、流速快, 在细尾矿管路末端直接采样也不现实, 建议将细尾矿管路末端增加分流管, 以降低矿浆流量、便于取样。生产日报计算时, 必须参照各级尾矿产率进行计算。
2) 只采集综合尾矿。为了日常取样和统计数据方便, 若只检测综合尾矿的TFe品位, 建议将检测位置设置在尾矿渣浆泵间内, 在通往充填站的综合尾矿管路上安装自动取样机, 这样既可以采集到较准确的尾矿数据又便于实际操作, 还降低了化验强度。
参考文献
[1]河北理工学院资源与环境工程系.滦县高官营铁矿石选矿试验报告, 2003.
[2]中冶京城 (秦皇岛)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唐山市滦河鑫丰矿业有限公司采选工程说明书, 2007.
[3]碎矿与磨矿.冶金工业出版社, 2006.
[4]王常任.磁电选矿.冶金工业出版社, 2006.
[5]周乐光.矿石学基础.冶金工业出版社, 2006.
“晚清画报”之九《图画日报》 篇11
《图画日报》重印本共八册，前有冯金牛《序》，交代了该画报的前世今生，指出其风格与内容承袭自此前的《图画旬报》，并对其时事性、社会性、史料性等略加点评。我对书后附录的共34页的分类索引更感兴趣，因其明显有利于学术研究，作用类似叶汉明等编《〈点石斋画报〉通检》（香港：商务印书馆，2007）。
上海环球社1909年8月至1910年8月间发行的《图画日报》，共出刊404期，每期12页，总篇幅与《点石斋画报》不相上下。可要说在新闻史、政治史、文化史上的贡献，《点石斋画报》远在《图画日报》之上。前者除了有开创之功，持续时间长（15年），再加上吴友如等的生花妙笔，还有就是制作态度认真。读者稍为留意，就不难发现《图画日报》对于广告的依赖远在《点石斋画报》之上。几乎每个页面都有食品、药品、化妆品或某医生的宣传文字。画报广告多，证明其生意兴隆；可我关心的是，这些眼花缭乱的补脑汁、鹿肉汁、花露水以及牙科医生等，如何内在地制约着画报的运作模式。
重印本《序》称《图画日报》改旬刊为日刊，“新闻性大大加强，信息量也大大增加了”，故“影响比同时期其他新闻类画报要大得多”，对此说，我是持怀疑态度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时事新闻画”并非《图画日报》的主打，也不是其最为吸引读者的地方。真正让《图画日报》在晚清报界扬名立万的，是其各式各样的专栏，如“大陆之景物”、“上海之建筑”、“营业写真”、“三十年来伶界之拿手戏”等。
专栏可以提前准备，运作起来比较从容；而每天推出多幅“时事新闻画”，压力其实很大。鲁迅曾提及吴友如为《点石斋画报》绘图，“因为多画，所以后来就油滑了”（《鲁迅全集》十二卷38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旬刊尚且有此担忧，日刊更不用说了。以孙继（兰荪）、张树培（松云）、刘纯（伯良）为主要画师的《图画日报》，单就绘画水平而言，不及同时期广州的《时事画报》与北京的《星期画报》。除了画家的个人才华，也与这种每日出刊的赶工方式有关。
1909年8月16日，《图画日报》创刊，最具观赏性的，莫过于开门见山的“大陆之景物”。此专栏每期一幅，全部置于卷首，如第一号《太和殿》【图1】，第二号《法国路易十四王宫全景》，第三号《瀛台》，第四号《皇家美术科学馆》，第五号《浙江普陀山》，第六号（伦敦）《国家图书楼》，第七号《苏州玉带桥》，第八号《正大光明殿》，第九号《伦敦桥》，第十号《浙江之太湖》等。将原本极为崇高且神秘的太和殿，与普陀山、玉带桥并列，同称“大陆之景物”，显而易见是带着俯瞰、观赏、把玩的眼光。这世道确实是变了，经过了甲午战败以及庚子惨祸，原先至高无上的皇权，正日渐失去光芒；尤其是在民族主义思潮涌动的南方，辉煌依旧的皇家宫殿，已不再是高不可及，而是可供百姓赏玩的“胜景”（参见陈平原《城阙、街景与风情——晚清画报中的帝京想像》，《北京社会科学》2007年2期）。
《图画日报》中与各种中外建筑相映成趣的，还有百姓的日常生活。最值得称道的专栏，当推“营业写真”（下有小字“俗名三百六十行”）。“大梆馄饨卜卜鼓”（《卖馄饨》）与“清真教门冷拌面”（《卖拌面》）【图2】，固然也都有趣，但比起时代气息扑面而来的《修电线》、《装自来水管》，明显要逊色很多。以下这两幅图文——《卖报人》与《卖小说》【图3】，虽有自我炒作的嫌疑，但仍可作为文化史资料引用：
各式各种新闻纸，买张看看天下事。
近来报纸喜渐多，越多越是开民智。
《图画日报》图画精，分门别类眉目清。
三个铜板买一本，翻翻看看真得情。
小说书，真好看，开豁心思此为最。
只恨书多买不全，汗牛充栋何能算。
昔人著书多迷信，今人著书无此病。
著书之人已改良，看书之人可猛省。
同样可作为文化史料或戏剧史料使用的，还有“三十年来伶界之拿手戏”。此专栏延续时间很长，重印本第五、六、七、八册均有收录。第七册224页的《汪笑侬之马嵬坡》【图4】，称“至其人为读书种子，则固无疑义”；因汪演《党人碑》，“时适康梁党狱大作，汪串谢琼仙酒楼碎碑等场，慷慨激昂，观者罔不击节，于是名始大噪”。晚清名伶汪笑侬（1858-1918），称得上是一代奇才，身为举人，竟无意功名，转而投身戏剧界。正因其“读书人”背景，除了艺术形式上有所创新，由他创作、改编或演出的剧本也大多借古喻今，抒发情怀。《图画日报》此一图文，可与相关戏剧史料相印证。
1902年6月创办于北京的《启蒙画报》，曾用连环画形式，讲述刚刚过去的庚子惨剧。以“拳祸原因”始，以“拳匪结果”终，这26幅图文，对义和拳非常不敬。《图画日报》的《庚子国耻纪念画》篇幅更大，共78则，结尾处“回銮后重睹升平之幸福时光”，感叹中不无嘲讽的意味。第一幅“团匪之缘起”【图5】，前面引言颇有见地：“庚子团匪之变，为我中国历来所未有，卒之创深痛钜，受耻实多。华人时过境迁，至今日已有淡然若忘之慨。因仿泰西国耻画法，追思当日各事，摹绘成图，并于每幅下系以说略一则。阅者披览之余，如能激发精神，永不忘此惨剧，亦未始非爱国之一助也。”
日报分析 篇12
本文选取了四家地方报纸在地域文化选题方面的优秀运作案例, 进行分析探讨, 希望给其他地方媒体提供一些借鉴。
一、新时期如何解读地域文化, 如何看待地域文化与地方纸媒的关系
所谓地域文化, 就是以自然环境和地形地貌为标志所形成的特色文化, 这种地域文化十分明显地制约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
地域文化, 它有三大特点:历史性、地域性和文化特色。从时空概念来看, 它不单是一个文化的空间分类概念, 还同时是一个历史概念。地域的文化特质是历史发展和持续演变的结果, 是由当地一代又一代民众不断积累、承袭、发展, 并不断创新又积淀的产物。
探讨地域文化, 这是继承传统文化、推动区域文化发展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需要, 地方报纸有其深度报道和视觉设计上的优势, 由报纸传播担当地域文化的传承, 这是媒体的责任, 也是担当。
地方报纸在地域文化的挖掘与传播中, 还能够实现报纸与地方文化的良性互动, 在保护和传承地域文化的同时, 形成自己的媒介文化。而基于地域特色为基础的媒介文化, 很容易在读者群中形成情感共鸣, 并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 从而提高读者的忠诚度。所以说, 根植于当地文化的地方报纸, 生命力必将是强大的, 必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传媒市场上分得一杯羹。
二、可以从哪几个方面来挖掘好、传播好地域文化
如何挖掘和传播地域文化?本文研究了四家地方报纸, 有的报纸注重内容的深度挖掘, 有的注重新闻视觉的设计, 不管是注重内容还是形式, 版面形式和新闻内容的紧密融合, 已经得到普遍认同。
(一) 重庆日报:本土文化的深度挖掘
(1) 《君从何处来——重走湖广填四川迁徙之路》大型采访报道。从2014年6月4日开始, 到6月18日截止, 重庆日报推出《君从何处来——重庆直辖17周年特别报道重走湖广填四川迁徙之路》大型采访报道。报道采用记者体验的方式, “跨时空”感受填四川之路沿途的历史、地理、风物, 并挖掘后辈寻根的感人故事, 连续十多天发回20多篇报道, 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重庆是一座古老的移民城市, 在清朝初期“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中, 祖籍为“麻城孝感”的众多湖广移民在重庆生根发芽。此次重走湖广填四川之路, 触动了重庆众多移民后裔的心绪, 他们带着“我们从哪里来”的追问读完这组连续报道, 读罢又痛快又感慨——原来重庆人特有的坚韧包容也是一代又一代的移民先辈们在开拓进取中传承给现代重庆人的优秀品质。这样的采访报道, 在挖掘地域文化中提升了巴渝儿女情感的认同, 被赞“浓墨重彩, 恢宏大气, 是追寻渝人乡愁的亲情之举, 是展现美丽中国的新闻作为”。
(2) 报告文学《一名犹太人的重庆往事》。抗战文化、巴渝文化、红岩文化是构成重庆历史文化的主体, 重庆日报在挖掘内地抗战历史文化方面颇有建树, 2014年5月6日推出的报告文学《一名犹太人的重庆往事》, 是其挖掘重庆抗战文化的一篇佳作。报道借采访口传历史书《重庆往事》的作者沃夫岗, 展示了一名犹太少年眼中的战时重庆, 阐述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命运抗争。《重庆往事》记载了作者沃夫岗从逃难、在重庆生活、回到以色列的历史, 其时限长达11年。这在有关记录犹太人二战时期在中国活动的书籍中, 是独一无二的, 因而其价值也应当是独一无二的。书中的一些记录, 印证了当时的一些大事件, 而作者描写的“重庆大轰炸”, 更是日军屠杀中国人的一大铁证。除了以上所说的重大价值, 普通读者在阅读这篇报道时, 还看到了战时重庆的两江实景, 了解到战时重庆普通人的生活细节, 带给重庆读者时空穿越的阅读体验, 非常亲切, 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
(3) 重庆地理探秘——寻访水文碑记。重庆日报“重庆地理探秘”栏目。2014年5月6日推出“寻访水文碑记”专题报道, 这是一篇从地理文物方面着手挖掘地域文化的报道, 通过记者沿江河两岸, 走近重庆境内主要水文碑记, 为读者讲述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和背后的故事。重庆多江河, 除了世人熟知的长江和嘉陵江外, 境内还有乌江、涪江、綦江、大宁河、阿蓬江、酉水河等数以千计的大小河流。在古代, 江河水位的变化与人们的繁衍生息息息相关, 因此沿江河两岸及河中的岩石上, 古人常用凿刻文字的方式, 记录当地水情变化。重庆江津莲花石、朝天门灵石、涪陵白鹤梁、云阳龙脊石……水文碑记上寥寥数语, 却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水文资料。
(二) 云南日报:改版体现鲜明的地域特色
2013年, 云南日报进行了一次改版, 在继承地方党报的优良传统下, 大打地方文化牌, 动用较大篇幅报道云南地域文化特色。其版面在“云”概念统领下, 集中打造“云关注”、“云之美”、“云财富”等系列板块。“云”概念的植入和凸显, 体现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色。“云关注”包括热点深度报道、州市观察、昆明新闻以及部分专题版面。“云之美”遵循高原情怀、大山品质、大美云南的理念, 集中打造具有云南特色的文化周刊。此次改版, 云南日报重新设计了版式, 时尚悦目的“高原红”、“大山青”版面基调色彩, 尤其富有浓郁的地域特色。
(三) 贵州都市报“风物贵州”周刊:版面“美到极致”
贵州都市报“风物周刊”挖掘贵州深山村落里的文化宝藏, 细说风物之韵。贵州都市报从2014年5月5日开始推出“风物贵州”周刊, 它通过系统地介绍贵州的人文、地理、风物, 向世人推介贵州文化, 从而让贵州本土文化更有生命力, 以期达到更好地传承和延续的目的。
“风物贵州”周刊非常注重视觉包装, 运用水墨画插图, 制图等多种方法, 凸显主体内容, 视觉上堪称“美到极致”。
(四) 烟台晚报“胶东‘筑’谱”:图文契合相得益彰
烟台晚报与贵州都市报一样, 注重整体策划和视觉设计。“胶东‘筑’谱”专栏切入地域文化中的一个方面, 关注胶东的古建筑, 在视觉包装手法上, 非常倚重制图。而建筑透视制图手法运用在此类专题, 直观明了, 易于“悦”读, 图文契合, 相得益彰。
三、结语
纵观以上各个地方的报纸, 不管是地方党报, 还是都市类报纸, 不管是从内容的深度挖掘上, 还是版面的视觉包装上, 都在地域文化的挖掘和传播上, 苦下功夫, 地方元素的巧妙运用无疑在千篇一律的新闻报道中独树一帜, 并由此提升影响力。对于目前各媒体正在大力推进的全媒体融合发展战略, 在地域文化这一新闻题材上, 也有融合的方式可循。例如, 在内容上, 可以互融互通, 纸媒原创内容可以在其报业旗下的新媒体平台上同步推广, 内容和图形根据新媒体的传播特点重新整合, 在微博、微信、APP上传播, 可以成倍地增加传播效应和品牌价值。与地域相关的民乐民歌, 纸媒是无法呈现的, 但可以利用二维码的形式, 在报纸上链接民歌的音频视频地址, 使读者阅读内容的同时, 欣赏到美妙的音乐, 提高内容的附加值, 让读者获得更好的体验。类似想法涉及的面非常细小, 但相信, 着眼细节的创新, 聚沙成塔, 会带来品牌文化的整体优化。作为地方报纸, 在当下, 决不能搞自娱自乐式的单向传播, 而是需要着眼于构建传统传播平台与新型传播平台的交互体系, 实现开放包容的自我革新。
摘要：地方报纸要取得发展必然需要获得当地受众的认可, 而与本土民众产生紧密关联和共鸣的契合点,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当地文化的研究和对当地民众情感和审美的迎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地方报纸要做出差异化、本土化, 就需要把内容报道的着力点放在该地的地域文化上, 如历史、人文古迹、民俗文化、自然风光、人情世故、风物特产等等。本文以《重庆日报》《云南日报》《贵州都市报》和《烟台日报》四家地方报纸的优秀选题为例, 探讨从哪些方面做好地域文化的挖掘和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