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的平衡理念（共5篇）
经济法的平衡理念 篇1
利益问题是文明社会制度的焦点问题,是人类各种制度设立的原点问题。利益冲突是人类社会一切冲突的最终根源,是所有冲突的实质所在;利益冲突和矛盾的出现,使协调矛盾和冲突成为客观需要,人类社会随之建立起新的利益分配机制或新的社会制度规范。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和生活中的各种规范,最终都是对利益冲突和矛盾进行协调的产物,其内在地体现着人们之间一定的利益关系。法律的产生和发展亦是在利益的推动下运行的,法律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利益分化,它是利益的平衡器。德国法学家耶林说:“法律的目的是平衡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实现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结合。”[1]可以说,每部法律都体现平衡的理念,只是每部法律各有特点,对平衡理念追求目标不同。经济法引入利益分配机制,使社会利益在不同主体之间合理分配,达到市场、社会和国家之间互补、互动、平衡协调发展,从而既实现了不同主体的利益平衡,又实现了公平、效率这两种价值目标的平衡协调。
一、经济法平衡理念的产生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调整市场中的静态的财产占有、归属关系和动态的财产流转关系。市民社会以民法为基本法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以私权神圣、意思自治和过错责任为特征,在充分尊重个人意思、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依据任意性规范,发挥市场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可以说,从市民社会到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国家、政府一般不干预民事主体的民事活动。
长期以来,民法制度处于均衡的状态。所谓制度均衡,就是行为主体对既定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满足状态或满意状态。制度均衡就是意味着个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实现和谐统一的制度状态。本来,制度是在解决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冲突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由于人们总是会赞同别人的有利于自己的行动,而反对和抵抗别人的不利于自己的行动,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在多次重复和博弈之后,就会形成对大家都有利,或至少不损害任何人的制度安排,这样的一种制度状态出现即被认为是制度均衡状态。而与之相反的则是制度非均衡,即某项制度过分强调社会公共利益而抑制个体利益或过分突出个体利益而侵害社会公共利益。
可以说,处于制度均衡状态下的民法制度,其调整的市民社会实现了社会财富的极大增长。但市场不是万能的,往往会出现市场失灵问题,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失灵与失效。以社会为本位基于克服市场失灵的经济法与制度均衡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民法制度对自由主义、个体利益最大化行为所带来的微观无序、宏观失调、资源破坏、道德沦丧等消极影响无法有效规制或克服,从而致使个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无法达到和谐统一,最终出现制度的非均衡状态。这就产生了新的利益需求,需要为经济的健康运行、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于是,基于克服市场失灵的以社会为本位的经济法应运而生。经济法的适时诞生与发展使国家与市场的互动、自由与秩序的统一、个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高度整合成为可能,从而也实现了制度从非均衡状态到均衡状态的演化,最终有利于实现制度均衡的最高级形态———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经济法平衡理念的理论基础
经济法是属于公私有机融合的新法域,是具有独立意义的社会法的特别法[2]。社会整体利益是经济法立身之本,是经济法的起始和核心[3]。经济法作为经济社会化、现代化、法律社会化过程中的产物,它站在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平衡协调各种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经济关系,以追求社会整体利益为自己的宗旨。可以说,经济法是社会整体利益本位法。
但是经济法在价值取向方面,既不同于行政法的国家利益至上,也不同于民法的个体利益至上,而是为了社会效益、社会公正、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经济安全,同时又与可持续发展密不可分[4]。换句话来讲,经济法在具有自由、平等、安全、效率、秩序等法律价值的同时,还具有自身独有的价值取向,并且这些价值取向都与经济利益有关。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从经济法的目的性价值来看,经济法追求建立在社会整体利益基础上的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强调主体的社会责任,具有追求社会正义和实质公平,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和效益的天然价值取向。在经济法的视野中所追求的在社会整体利益基础上的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是现代经济法所追求的最重要的目的性价值,是当代科学发展观在经济法价值中最显著、最生动的根本性、集中性反映、本质性要求和具体体现。
其次,从经济法的工具性价值来看,经济法追求的经济安全、实质公平、经济自由和社会整体效益等工具性价值,无不与经济利益有关。国家在制定经济法律规范时,目的在于平衡不同主体的利益,以实现和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社会利益是个体利益的有机构成体,个体利益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整体利益也相应增加,只有站在共同利益之上,才能协调各层次利益关系,而个人利益至上必然破坏利益的平衡与和谐,因此,以整体利益作为价值取向与制度设计的基点,是经济法区别于传统民法的特质所在[5]。
三、和谐社会下经济法平衡理念的内涵
理念是人们在认识客观规律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是支配人们思维和行动的精神指南。所以,制度设计的最大缺陷莫过于正确理念的缺失。一般来讲,任何一项现代制度的背后都要有与之相应的价值理念作为支撑,假如没有与之对应的理念支撑,该制度往往只能用来解决问题,而很难形成学说和体系化。和谐社会建设中,我们需要理念的建立和重塑,经济法的制度理念契合了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但要充分满足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经济法平衡理念应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一)平衡协调公平与效率
公平与效率都是法律的基本价值,就公平这一价值而言,法律往往通过保证机会公平或缩小贫富差距来实现公平。正如约翰·罗尔斯所言:“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6]效率也是法的基本价值,法律通过确立和保障市场经济制度来保证经济效率,通过解决市场失灵来提高经济效率;通过法律的可确定性为经济效率提供动力,通过确立和保障市场经济制度来保证经济效率,通过降低市场成本来提高经济效率,通过确定科学的方法(如科学的管理方法)来提高经济效率[7]。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但本质上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即二者既相互矛盾,又相互适应,在和谐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亦然。换句话来讲,公平与效率之间在主要存在异向负相关变化的同时,在一定条件和范围内也存在同向正相关关系的变化,即效率的增加伴随着公平程度的提高,公平程度的提高伴随着效率的增加。
(二)平衡协调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
长前以来,人们往往强调经济法是社会本位之法,实际上,这一认识存在错误,危害性也是很明显的。我们都清楚,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社会本位思想应坚持以人为本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如果忽视这一指导思想,社会本位必将是短命的观念。我们应认识到:社会本位应是个人本位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是个人为获取更大、更高、更好、更持续的个人利益而进行的有针对性、有原则的理想抉择,所以,社会本位应受到严格的限制,应存在严格的边界,应与个人本位进行必要的平衡协调,从而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并最终服从于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市场经济的社会法应是追求个人私利和公众福祉的平衡之法,而以人为本应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
(三)平衡协调权利与权力
权利和权力是现代法学的重要概念,是法律规则的核心要素,贯穿于所有的法律部门之中。平衡协调权力与权利,也是经济法平衡理念的目的,因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是冲突中的主导性冲突。从历史起源看,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本源;从发展看,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有一个从不和谐到和谐的过程。在具体处理两者关系时,我们要认识到两者之间存在的辨证关系,即权利是权力产生的本源,权力是权利实现的保障;二者共同存在于法律之中,是一种内在的、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和谐的权利与权力关系作用十分明显,可以在权利增加的同时,增强权力;在权力增加的同时,增强权利。
权利与权力的平衡协调就是要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和谐,经济法制度安排中存在需要平衡协调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例如,在市场规制法与宏观调控法律制度中,一方面,国家经济管理主体的权力与市场活动主体的权利之间就存在一个平衡协调的问题;另一方面,市场活动主体对国家经济管理主体行使权力的监督等问题也需要进行平衡协调,从而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和谐。
(四)平衡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
每一种社会经济关系首先都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早期社会,个人利益往往被作为一种绝对利益而被法律自始至终地推崇和保护。亚当·斯密提出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为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亚当·斯密认为: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边沁认为:社会是一个个人的总和,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只有每个人真正在追求他自己的最大利益,最终才能达到社会的最大利益。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人们对社会利益的更加关注,以及庞德、耶林等为代表所提出的社会利益理论的推动,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利益不但包括而且高于个人利益。法律的目的就是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是法律的唯一根源,所有的法律都是为了社会利益这个目的而产生的。社会利益理论的迅速崛起为法律或国家限制个人自由、干预个体行为创造了理论基础,制止纯粹利益取向的市场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已成为法律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在和谐社会主义下,以经济法平衡理念平衡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让个体对利益的追求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发展同方向进行,从而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和谐发展,最终实现对个体利益的可持续及最大化的追求,是经济法等部门法立法活动展开的基础。
(五)平衡协调自由与秩序
自由与秩序是存在冲突的,一些学者通过对经济法中自由与秩序关系的研究得出结论:自由优于秩序或秩序优于自由。但经济法强化秩序,这一点大家都有目共睹。一般地,我们用自由与秩序来衡量法律制度的进步与落后,但如果我们在自由与秩序这个两维坐标中加上安全这一维度时,自由与秩序的关系就没有谁优于谁这么简单了。当主体之间的自由意志相互协调时,社会秩序自然是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相对稳定的、连续的状态。而在一个无序的社会中,主体的自由意志往往被各种因素所扭曲,使得自由无法现实化。
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要发挥经济法平衡理念的作用,我们在安排经济法制度时应做到:平衡协调自由与秩序,使二者兼顾。正如庞德所说:“一种文明的理想,一种把人类力量扩展到尽可能最高程度的思想,一种为了人类的目的对外在自然界和内在本性进行最大限度控制的理想,必须承认两个因素来达到那种控制:一方面是自由的个人主动精神、个人自发的自我主张;另一方面是合作的、有秩序的(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组织纪律的活动。”[8]自由与秩序的关系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需要进行协调,从而使和谐社会中的自由成为有秩序的自由,秩序成为有自由的秩序。在此意义上,经济法正当其用。
参考文献
[1]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129.
[2]程宝山.经济法基本理论研究[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3:108.
[3]程宝山.经济法基础理论精要[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8:72.
[4]程宝山.经济法基本理论研究[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3:102.
[5]何文龙.经济法理念简论[J].法商研究,1998,(3).
[6]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96.
[7]李龙.法理学[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42-250.
[8]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M].王婧,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全球经济的平衡与失衡 篇2
低级的政治争拗，是谩骂、打人、大声、恶言，纷争之后便是群丑乱舞。高级的政治过招，则是温文尔雅的交谈，在无硝烟中致敌于死地。今次的G20匹兹堡峰会尽现此点。
此次c20匹兹堡峰会在解决金融危机上迭成了不少共同承诺，其中之一便是“全球经济平衡发展”。这绘制了很美的图画，但要实现起来，其中应有不少风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开了个布雷顿森林会议，美国趁机借金本位之利而确立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
第：次世界大战后，盟国通过开罗会议和波茨坦公告，重新勾画了世界版图。
2008年的金融海啸，其震撼力不亚于一次世界大战，只不过这次是场没有炸弹但有“银弹”的“战争”。劫后怎样去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很明显，不可能有任何领土版图的整合，但经济版图的重新整合是难免的。
自从今年7月初G8在意大利开会后，笔者就提出，G8将会由G20替代，而G20以G2为首，主要是因为一场金融海啸暴露了G8(或应是少了俄罗斯的G7)的运作架构出了问题，c8亦因之不能号令天下。此一如春秋战国时周室管治不了天下，便出现了六国并起、逐鹿中原之事。而所谓六国，亦不是六国鼎立，而是随诸国的国力改变而有所变化，齐、楚、秦是六国中的大阿哥。今时情形与之有几分相似。
在9月19日，奥巴马被采访时曾说：“我们不能再回到之前那个时代，中国、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只是卖东西给我们，致使我们在产生大量信用卡债务或房屋权益贷款的同时，都没有出口任何东西给他们。”大家不妨想想为什么奥巴马会说这样的话?话中有没有道理?
贸易就是你买我的，我买你的。中国、德国和其他国家有东西卖给美国，美国有什么东西可以卖给中国和德国?
在上世纪50年代，当时正值二战之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将大量机器、民生物资等卖给百废待举的德国。但到今时，美国的通用汽车跟德国的奔驰汽车能比吗?叫人家买得下手吗?
在上世纪50年代，香港人还有不少美国货可买，Arrow牌T恤。RCA、Radio Shack、Fisher、NAD等电子产品，以及当年人称剃刀边缘的美国车。这些如今怎样?
美国责怪中国和德国不买美国货，一如今时港人怨大陆同胞不买港产T恤衫一样。在数十年前，这埋怨可成立，但令时香港已再无制衣厂，一如美国已少了很多的生产线一样。美国令时卖得最多的，是有毒资产，港人不是买了不少雷曼迷你债券吗?
奥巴马的埋怨是没有理由的，但为什么他仍要说这话?这可能跟他要争取国内劳工团体去支持他的医改方案有关。如这只是政治虚招，不成问题，但如果真是奥巴马或美国政府的真实意见的话，问题就来了，因为这是贸易保护主义的苗头。
负责起草这次峰会《领导人声明》的美国国家安全副顾问费格曼明确表示：“我们希望达成一个框架协议，以实现均衡增长，就如何解决导致本次危机的各种失衡，就追究彼此责任的程序达成共识。”
有什么责任好追究?有位美国大哥，见到中、德货品，就情不自禁狂买，导致刷爆了卡，买多了屋。奥巴马不去问为什么这位美国大哥有这个购物癖。而责怪中、德好货太多?
中国领导人也不是不知这个责任谁属。故胡锦涛说：“失衡既表现为部分国家储蓄消费失衡、贸易收支失衡，更表现为世界财富分配失衡、资源拥有和消耗失衡、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从根本上看，失衡根源是南北发展严重不平衡。”
这番话一下子就将“失衡”问题铺展开了，由资源到货币，由储蓄到消费都有失衡，要处理的，便不是买卖东西的贸易失衡，而是全球经济发展失衡，也就是说不能光处理贸易失衡，而是要立体地处理经济发展失衡才可。
这个宽泛的“失衡”问题只是把问题提出来了，还没有结果，将留待令次峰会之后或之后的G20峰会去定案。
平衡计分卡核心理念探析 篇3
我国对平衡计分卡的引进应用时间虽然不算太晚,但进展缓慢,成效不大。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认识上有差距就是重要原因之一。笔者深切期望,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探析,能够把人们对平衡计分卡的认识和理解由表层引向深入,从形式引向本质,而且能够对平衡计分卡的合理构建和广泛应用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1 以战略为轴心的理念
战略是构建平衡计分卡的基础,通过平衡计分卡的构建可以将抽象概括的战略表述转化为具体的战略目标和指标,便于每个员工都能正确理解企业的战略并用战略指导自己的日常工作。通过平衡计分卡的实施,可以对战略的实际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控制和考核,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不断修正完善企业的战略。在平衡计分卡从制定(或修正)到实施的反复周转循环中始终围绕一个明确的轴心——战略。
平衡计分卡的两位创始人指出,平衡计分卡不仅仅是一个战术性的或经营性的衡量系统。富于创新的企业把记分卡视为一个战略管理系统,从长期规划企业战略,它们利用记分卡的衡量重点完成下列各项重要管理流程:
(1)阐明并诠释愿景和战略
(2)沟通并连结战略目标和指标
(3)计划、制定目标值并协调战略行动方案
(4)加强战略反馈与学习
(见图1)[1]
管理流程四步的反复周转循环始终也围绕一个明确的轴心——战略。
2 平衡的理念
大约2500年前,一位希腊诗人欧里庇得斯曾经这样说:“最重要和最安全的事就是保持生活的平衡,并认识到它在我们周围和我们身上的伟大力量。如果你能够做到这点并以这种方式生活,那你确实是一名智者。”[1]
这一睿智见解,同样适用于企业的经营活动及其绩效评价和管理,平衡计分卡对于平衡高度重视,充分体现的平衡的理念,这也是它明显优于其它绩效评价和战略管理系统的重要原因之一。平衡计分卡所追求的不是企业某一方面的短期的高速发展,而是各种影响企业战略实现的主要因素之间的动态平衡。
对于平衡计分卡内究竟有哪几种平衡关系专家学者们的回答并不完全相同。
平衡计分卡的两位创始人在介绍了平衡计分卡名称的确定过程之后指出:“顾名思义,它反映了如下多种平衡关系:短期和长期目标、财务和非财务指标、滞后和领先指标、外部和内部业绩视角。”[1]
王化成教授的回答是:“我认为,平衡计分卡理论实现了四个方面的有机协调和平衡:战略管理与经营管理的平衡、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的平衡、内部人员与外部人员的平衡以及结果指标和动因指标的平衡。”[1]
保罗·尼文的表述是:“最后,我们强调了“平衡”这个词在平衡计分卡中的重要性。它体现了下列关系的平衡: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企业组织内外部群体、滞后指标与前置指标”[2]
知名绩效管理专家姜定维、蔡巍指出,“平衡”概念现在已发展成多个有特色的论点:
财务与非财务的平衡:对企业绩效的测评,不能只专注于财务方面,而应该同时关注非财务方面的因素,这是一个整体,是针对传统只注重财务指标的测评方法而提出的。
内部与外部的平衡:企业不但要内部运营好,更关键的是要建立顾客导向意识,只有顾客满意了,他们才会购买我们的产品,我们才能实现价值。
现实与未来的平衡:企业不能只关注眼前利益,检查工作时,既要对当前成果提出要求,也要对未来的发展提出要求;既要有滞后指标,又要体现超前指标,这样才能保证持续发展。[3]
胡玉明教授指出,平衡计分卡除了要平衡财务、顾客、企业内部业务流程、企业学习与成长等四个维度之间的关系之外,还要平衡以下几个关系:
(1)财务指标与非财务之间的平衡。财务指标固然重要,但它们是经营活动的结果,在指导和评价企业通过无形资产创造的未来价值方面并不充分,而平衡计分卡解释了隐藏在传统的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之后的关键价值创造过程,而且加入的未来绩效动因,克服了依赖财务指标的局限。在某些情况下,非财务指标能够比财务指标更直接、更迅速有效的评价企业管理人员的表现。
(2)前置指标和滞后指标之间的平衡。滞后指标一般代表过去已经取得的绩效,而前置指标是产生滞后指标结果的绩效动因。没有前置指标,滞后指标无法反映目标是如何实现的。相反,没有滞后指标,前置指标反映了短期改进但不能说明这对企业是有益的。平衡计分卡提醒我们,不能忘记财务指标是滞后指标。财务指标是在事后告诉我们企业的绩效如何。如果企业想保持财务目标的持续增长,就应该了解反应价值创造的前置指标。这些前置指标在价值创造或毁灭行为体现于财务指标之前就已经发出了相应的预警信号。平衡计分卡兼容前置指标和滞后指标实际上就是构建以“因果关系”为纽带,战略、过程、行为及结果一体化的战略绩效评价系统。
(3)企业组织内部不同群体利益的平衡。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点。契约的背后隐藏着利益冲突。股东和顾客是外部群体,而员工和内部业务流程是内部群体。这些不同的群体对企业绩效的认识有各自不同的视角,存在不同的绩效预期。有财务方面的绩效预期,也有非财务方面的绩效预期,既有短期的绩效预期也有长期的绩效预期。平衡计分卡充分意识到在有效实施战略的过程中,这些不同群体之间时而发生矛盾并加以平衡。[4]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1)学者们都承认平衡计分卡必须坚持平衡的理念。
(2)对于平衡计分卡中,究竟有哪几种平衡关系,不论从数量、名称还是实际内涵都很难在短时间内完全达成共识。这很正常,还可以继续争论下去,它对平衡计分卡的实际应用不仅无害,而且有益。
需要强调的是,在应用平衡计分卡的过程中,必须根据应用单位的实际情况,找出真正对本单位发展战略影响较大的平衡关系,进行深入分析,适当平衡,这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3 因果联系的理念
平衡计分卡十分强调因果联系,这也是它和其它绩效管理系统的又一重大区别,并使它的功能明显增强。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平衡计分卡通过所设计的目标和指标既能清晰地描述战略又能有效地检验战略。
平衡计分卡的因果联系有两种类型:一是不同维度之间的因果联系;二是同一维度内部的因果联系。(见图2)[2](P161)
4 断完善的理念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一个不断周转循环的过程,并在不断周转循环中实现企业自身的不断发展,这一过程可如图3所示。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不断周转循环,不断改变企业自身的状况,同时,企业的外部环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企业内外情况的变化,不断给战略管理提出新的要求,作为战略管理工具的平衡计分卡不仅要随着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不断周转循环实现自身的周转循环,而且要在不断周转循环中完成平衡计分卡自身的不断修正完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战略管理的使命。平衡计分卡的完善主要是通过每一阶段结束时的考评结果的分析总结完成的。在分析时,既要分析平衡计分卡的实际执行情况,找出薄弱环节,提出相应措施,保证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又要对战略本身的正确性进行检验反思,及时提出修正意见,促其不断完善。平衡计分卡的周转循环修正完善过程可如图4所示:
以上四点密切关联,互相影响,共同构成了平衡计分卡的核心理念,体现了平衡计分卡的本质,是平衡计分卡的精髓。以战略为轴心使平衡计分卡始终围绕战略这个轴心进行运作;平衡使平衡计分卡实现了动态平衡,保证了战略的正确实施和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果联系使平衡计分卡的功能大增,既能脉络清晰地描述战略,又能对战略进行有效的检验;不断完善使平衡计分卡能够与时俱进,永葆生机。
从思想或理念的角度看,以战略为轴心,在平衡中求发展,以因果联系为纽带进行联结,在实施中不断完善,才是平衡计分卡的真正理论精髓和本质。
对平衡计分卡核心理念的探讨,不仅能够把人们对平衡计分卡的认识和理解由表层引向深入,从形式引向本质,而且能够对平衡计分卡的合理构建和广泛应用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按照这一认识,在构建平衡计分卡时,首先应该高度关注企业组织的战略、平衡和因果联系;而不能只注意形式、框架,更不能简单模仿套用别人的模式。在平衡计分卡实施过程中,首先应该从战略角度、平衡角度和因果联系角度分析各项指标的变化情况,判断各种变动对企业组织的实际影响;而不能简单、孤立、静止的看待各项指标的高低变动。不断完善的理念,使我们在平衡计分卡实施过程中,不仅关注企业组织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和结果,及时采取措施,保障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而且使我们同时关注内外环境变化因素对平衡计分卡的影响,并根据各种内外环境因素的实际变化及时修正平衡计分卡的目标值、绩效指标,甚至发展战略,使平衡计分卡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卡普兰,诺顿.平衡计分卡-化战略为行动[M].刘俊勇,孙薇,译.广州:广州经济出版社,2004.
[2]尼文.平衡计分卡—战略经营时代的管理系统[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3]姜定维,蔡伟.“平衡计分”保证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78.
经济法的平衡理念 篇4
1. 计量范围。
针对弥补业务经营活动所带来的非预期损失, 经济资本计量范围可分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操作风险、声誉风险、战略风险等。但针对目前的经验活动, 仅考虑信用风险, 利率风险, 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四种。其中, 信用风险经济资本计量的资产类别包括信贷类 (含表外业务) 、资金类和投资类、其他类。市场风险经济资本计量范围包括四分类账户口径下的交易账户和持有待售账户。操作风险经济资本计量范围包括产生收入的各产品等。
2. 计量方法。
信用风险基本以资产波动法为主, 资产波动法是以违约概率模型为基础, 在资产损失服从某种分布的假设下, 计算一定置信水平下的非预期损失。假设资产损失服从β分布, 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各对公债项 (零售分池) 经济资本占用。
其中, ULP为全行资产组合非预期损失, 通过单笔债项 (零售分池) 的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违约风险暴露EAD及违约相关性系数ρij计算得出;CM为经济资本乘数, 与确定的置信水平相对应。当前计量经济资本的置信水平为99.966%。
市场风险经济资本基于每日在险价值VaR, 采用历史模拟法进行计算。在99%置信水平下, 计算数据观察期为一年、持有期一天的VaR。然后根据如下转换公式把资产组合市场风险VaR转换为市场风险经济资本:
其中, norminv表示返回指定平均值和标准偏差的正态累积分布函数的反函数;置信水平c与信用风险保持一致, 为99.966%。
利率风险经济资本的计量方法为在多次模拟利率情景下, 计算相应的股权经济价值变化, 形成股权经济价值变化的分布, 在建设行统一的置信水平下, 得到全行利率风险经济资本。
操作风险经济资本采用新资本协议规定的标准法计量, 即以产品线的总收入乘以该产品线的操作风险损失经验值系数β。β系数按照监管规定具体 (见表1) :
同时, 为体现区域差异, 根据一级分行风险管理评价方案中的操作风险管理指标计算方法及结果排名, 结合2010年案件新增情况和贷后管理情况, 对各一级分行的操作风险经济资本设置调节系数。根据排名得分由高到低设定五档调节系数, 分别为0.90、0.95、1.00、1.05和1.10。
操作风险经济资本= (∑各产品线业务收入×β) ×区域调节系数
由于不考虑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经济资本间的相关性, 总量经济值班简单记为各风险加总之和。
二、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 大部分国有商业银行并不清楚经济资本管理理念。在《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基于COSO—ERM的研究》一书中, 作者根据调查问卷显示, “只有10%不到的银行工作人员承认自己知道本银行的风险偏好或风险控制战略, 大多数人都对此说不清楚。”部分基层业务人员认为经济资本管理是有悖于业务发展的, 不能正确地理解风险对于经济资本的重要性;有些则认为业务量少则可以控制风险, 这样则否定了业务的重要性。
2. 数据基础薄弱。主要表现在股份制改革之前, 由于系统落后, 数据整理不够重视, 数据质量差, 数据量少。同时,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迅速, 数据缺乏经济衰退时的数据, 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数据周期, 风险模型缺乏完整性。
3. 经济资本风险范围较窄。现在只是纳入了操作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并未对余下的其他风险进行计量。然而, 作为一个国际化的金融企业, 需要有个国际化的外部评级, 意味着在计量经济资本风险时, 需要覆盖更多的风险评级。
三、国有商业银行经济资本优化建议
1. 自上而下创造良好的风险管理氛围。风险管理不是一个部门的事情, 需要从高管层到各分行的普及和支持。经济资本管理把过去以利润为核心的粗放型管理模式转为精细化管理, 难免会引起部门权力的变化。这需要高管层大力地支持, 协调各种利益矛盾, 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资本管理环境。同时, 经济资本概念需要在全行层面的认可, 加大宣传力度, 在基层员工普及经济资本知识, 让基层员工意识到经济资本对于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2. 循序渐进, 抓好数据关。风险管理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受到很多条件的制约, 从实施步骤上来说, 应该从最基本的开始抓起, 先做好信用风险, 操作风险以及市场风险, 再拓展到其他计量范围。同时, 要紧抓数据关, 确保数据实时准确。由于数据涉及到历史的过程, 如果缺少历史数据, 则要进行耐心地补录。同时, 也好做好新数据的规划。
3. 优化经济资本计量方法。针对每年的业绩, 银行需要制定不同的经济资本计量方法, 优化计量参数。根据每年不同的总体策略, 提高经济资本管理的针对性。也要研究宏观经济形势, 为反映风险变化政策导向, 不断调整经济资本计量参数。同时, 也要利用好现有的数据, 逐步提高计量准确性, 形成现代化经济资本管理体系。
4. 完善现有经济资本管理相关系统。组合风险管理系统是银行现有主要风险管理工具, 通过以敞口—风险—资本—收益为主线的风险仪表盘和一系列风险管理工具, 进一步支持了风险管理精细化水平提升。依托组合管理系统, 以风险调整后收益为核心指标, 优化风险选择策略, 落实信贷政策和结构调整要求, 实现风险收益平衡。
5. 提升客户服务能力, 测算不同风险模型搭配。增长方式的转变必然带来更多地要求, “精细化”管理要求积极, 主动地设计风险, 基于客户实际需求和风险状况, 将客户服务方案、风险安排方案和产品配置方案有机结合, 测算不同产品配置组合、不同期限搭配、不同风险缓释条件和不同定价策略下的经济资本占用、经济增加值和风险调整后收益等, 为信贷决策提供量化支持, 提高核心竞争力。
6. 进一步加强信贷基础管理工作。信贷数据和信息是经济资本计量的地基, 要进一步加强信贷基础管理工作, 高度重视贷前客户评级, 确保客户评级及时、客观、有效;要及时记录、更新各项信贷基础信息, 落实贷中客户信贷行为变化的定期监测;要切实做好保证人资信重检和押品价值重估、记录, 确保押品权利持续有效;要进一步完善问题贷款的清收记录, 确保损失回收信息准确、完整。
四、总结
作为国内最早开始实施经济资本计量方法来管理风险的国有商业银行, 现在正处在风险管理的最关键时间段。本文概括地分析了该国有商业现有采用的经济资本计量方法, 指出了现有国有商业银行在经济资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发展经济资本管理的几个建议。
参考文献
[1]武剑.商业银行经济资本配置与管理———全面风险管理之核心工具[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9.
[2]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Z].
[3]黎代福.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基于COSO—ERM的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 2006.
经济法的平衡理念 篇5
1.1 湿地
湿地是自然界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功能最高的生态系统, 在调节气候、蓄洪防旱、控制土壤、降解环境污染、维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拉姆萨尔公约 (Ramsar Convention) 将湿地定义为:不论其为天然或人工、常久或暂时之沼泽地、湿原、泥炭地或水域地带, 带有或静止流动、或为淡水、半咸水或咸水水体者, 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m的水域。
1.2 城市湿地
城市湿地公园是一种独特的公园类型, 是指纳入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具有湿地的生态功能和典型特征, 以生态保护、科普教育、自然野趣和休闲游览为主要内容的公园[1]。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 城市湿地大量消失, 城市每天制造着庞大数量的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 影响并威胁着湿地动植物。目前, 我国湿地公园多偏向于某一层面建设, 缺乏“平衡”思想的融合。面对城市湿地公园的开发现状, 要建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湿地公园, 需要将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形成平衡理论体系进行指导。
2 城市湿地公园规划中的平衡理念
2.1 平衡理念
平衡, 是指两物齐平如衡。用入城市湿地公园规划上的“平衡理念”主要启发于同济大学刘滨谊教授, 在参考了国际景观规划设计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提炼出景观规划设计“三元论”的重要理论。其主要包含如下3个方面[2]: (1) 景观感受层面:通过视觉效果所体现的自然与人的形态关系, 即狭义景观设计。 (2) 环境、生态、资源层面:包括自然资源 (土地利用、地形、水体、动植物、气候、光照等) 的调查、分析、评估、规划及保护。 (3) 人类行为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历史与艺术层面:包括潜在于园林环境中的历史文化、风土民情、风俗习惯等与人们精神世界息息相关的文明内涵。
2.2 引入城市湿地公园规划的“平衡理念”
城市湿地公园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 其涉及的理论是多方面的, 因此, 湿地公园景观研究具有融合性、交叉性、边缘性、非中心性等特点。正是基于城市湿地研究的理论多样化, 在生态和景观规划理论指导下, 从多方面将“平衡理念”的核心因素 (感官环境、生态因素、人文情怀) 融合, 提出城市湿地公园景观规划的平衡理念。
3“平衡理念”在湿地公园设计中的应用
株洲枫溪城市湿地公园总体规划, 是基于“平衡理念”研究基础之上作出的概念性规划, 通过在开发策略、服务对象、意境营造、文化植入等方面融入“平衡理念”的思想, 建立城市湿地公园营建多元化的理念。同时结合株洲枫溪城市湿地现有的发展状况, 分析其存在的主要问题, 依托理论的研究指导其生态城市湿地景观规划, 并以此论证城市湿地公园景观设计“平衡理念”的指导意义。
3.1 项目概况
株洲枫溪城市湿地公园位于株洲市南端枫溪港的老港处, 株洲枫溪区位优势良好, 是株洲市最能体现大江风貌及山水城市特色的区域之一。东与芦淞区五里墩乡相接, 西临湘江, 北通市区商业中心, 南紧临自然山体, 枫溪港系湘江一级支流, 既是上游大京水库的泄洪排水渠道, 也是下游若干村组的灌溉用水来源。基地南北向长约1.5km, 总面积约54hm2。基地现状为大面积农田, 地势较为低洼, 枫溪港老港蜿蜒穿越其中, 地形平缓、水量充足。
3.2“平衡理念”的应用
本规划特别将“平衡理念”的感官环境、生态因素、人文情怀三因素与株洲枫溪城市湿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本着“生态宜居原则、功能拓展原则、人文和谐原则、区域统筹原则”的设计理念, 利用基地良好的现状条件, 结合低势低洼的场地特征, 打造一座区别于传统设计模式的湿地公园。
3.2.1 开发策略的平衡———保护与开发。
根据株洲枫溪城市湿地公园的性质、发展目标, 以维护湿地系统生态平衡、保护湿地功能和生物多样性, 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基本出发点, 坚持以下几点原则: (1) 让自然做功, 让生态系统做功, 充分发挥阳光、雨水、风力、地球引力等自然要素的作用。 (2) 最少量的人为干预, 让湿地系统按原有轨迹成长。 (3) 尊重场地固有行为准则, 场地内现状已形成较为完整的食物链, 场地内生长繁衍的物种也有其固有的生活习性。 (4) 共生共荣, 公园及周边街区的建设应以保护湿地生态环境为前提, 公园的建设应定位为有利于湿地更加健康成长的适度干扰, 科学的城市湿地公园规划建设和保护, 能带来场地周边城市土地价值和城市品位的持续提升。
枫溪城市湿地应用“圈层结构”将其划分为3个区域, 分别为: (1) 原生湿地为主;严格保护区;自然的繁衍生息环境, 面积约10hm2。 (2) 人工湿地区 (可参与) , 湿生物种基因库为主 (人工湿地生存环境) , 湿地娱乐休闲。 (3) 湿地缓冲区域, 半湿生物种基因库为主, 种植高大乔木, 缓冲周边地块。如此分区, 体现出对保护区的重点保护和对合理利用区的重点利用, 将保护与开发有机融入规划中, 充分体现了开发策略的“平衡”思想。
3.2.2 服务对象的平衡———动植物与人。
城市湿地公园规划设计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服务对象是自然和人。通过对湿地动、植物的有效保护, 从而在大众心理上做出对湿地的保护和表率。株洲枫溪城市湿地公园在设计时充分考虑了环境容量的承载能力, 通过对游人数量的限制达到人与自然的相互平衡。同时重点在湿地野生动物体验区采用栈道和拟真动物演示的形式, 从而把城市居民带入了大自然, 提升了科普宣教力度, 增强游人对湿地动植物的了解和保护意识, 使动植物与人和谐相处。
3.2.3 意境营造的平衡———动态与静态。
株洲枫溪城市湿地公园的内部游览线路, 主要以人行和自行车陆路游览为主, 同时结合水上乐园游玩。游览组织突出线路顺畅、移步换景的特点, 凸显了动静结合, 便于游人游览, 并形成清晰而丰富的生态游览感受。动态游览以湿地体验项目为主, 集中在公园的西南部, 湿地野生动物集结于此, 游人可以与其互动, 感受它们的生活环境, 趣味休闲的同时提高保护湿地, 爱护动植物的意识;静态游览以湿地景观观赏为主, 成片的水杉和舒适的草地, 给人们提供了亲水, 亲近自然的空间;动静的结合使得游客可全方位体验湿地的神韵与美妙。
3.2.4 文化植入的平衡———传统与现代。
文化是一个地方的灵魂, 通过对当地文化的沉淀、提炼和升华, 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品位和价值。如何通过合理规划使湿地公园成为当地历史文化的展示地, 目前已成为湿地公园设计过程中应当重点考虑的问题[3]。株洲枫溪港曾是个老渔港, 形成渔村, 在采石挖沙兴起后渐渐没落, 在株洲枫溪城市湿地公园中融入渔村元素, 唤起人们的记忆, 更好地传承渔村文化, 也为湿地公园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元素。在文化商业街中, 下沉餐厅的肌理由“鱼塘”的形状演变而来, 在文化商业街的细节装饰以及湿地中的小品上, 采用了鱼塘、渔网、斗立蓑衣等元素, 将传统的渔村文化用现代的表现手法来诠释, 株洲枫溪湿地公园的立意与主题也更为鲜明。
4 结语
城市湿地公园的建立是生态系统完善与更新的有效途径之一, 它合理地将生态保护、生态游憩和生态教育结合在一起, 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枫溪城市湿地公园总体规划正是将“平衡理念”很好地应用其中, 通过多元化的角度构思, 营建出符合生态理念、突出特色主题的城市湿地公园。而湿地公园的建设规模与设计应因地制宜, 针对湿地资源的优势和特色, 提出最具生态美学价值和科学原理的景观资源保护方法。只有通过多种层面, 将平衡理念融入城市湿地公园规划设计中, 才能真正实现城市———湿地———人类的和谐共存。
参考文献
[1] 城市湿地公园规划设计导则 (试行) [J].风景园林, 2006 (1)
[2] 刘滨谊.景观规划设计三元论——寻求中国景观规划设计发展创新的基点[J].新建筑, 2001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