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平衡（共12篇）
经济平衡 篇1
经济再平衡已经成为全球经济调整的重要议题。
经济再平衡的提出，首先源于经济失衡的存在：一是不同国家之间经济的失衡，如赤字国与盈余国之间的经济失衡;二是一个国家本身经济发展的失衡，如产业结构失衡、内外需失衡等。经济再平衡通过经济调整，纠正失衡状态，从而形成新的经济秩序和格局。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也是经济格局重塑的过程。寻求经济再平衡之策，在经济再平衡过程中提升国家竞争力以及国际影响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竞逐中，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频频活跃于世界舞台，积极争夺全球治理的参与权和话语权，其表现令人瞩目。2011年4月14日，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以及南非等五国首脑聚首海南省三亚市，并在会后发表了《三亚宣言》，其风头甚至盖过了同时期在华盛顿举行的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从之前的“金砖四国”发展成为如今的“金砖五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壮大的态势。
美国与中国分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再平衡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2011年5月9日至10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汇率再次成为焦点话题，而促进两国之间相互投资、推动中美经贸关系良性发展也是此次对话的一大亮点。
本期文章重点关注经济再平衡与新经济格局形成中的全球经济，尤其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对中国经济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汇率和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提供了深度解读。
香港招银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郑磊博士的《中美日经济走向和亚洲的未来》以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程志强博士的《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和思考》两篇文章对全球与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了论述。
在《中国经济再平衡路径选择》一文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徐洪才分析了中国经济失衡的表现、原因及其代价，并进一步指出，渐进式增加工资和渐进式汇率升值相结合，是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的现实选择。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晓在《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及面临的问题》一文中，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同样是针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刘洪钟与沈阳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讲师张振家在合作发表的《有限流动与人民币国际化》一文中，则富有创见地从“有限流动”这一角度揭示了其与人民币国际化之间的动态关系。
经济平衡 篇2
2011年经济平衡发展工作计划
去年年底召开的区委九届九次全会，对今年工作做了全面部署和安排，根据上半年工作完成情况和新形势、新任务，下半年要努力做到“四个确保、三个提高、一个加强”。
一是巩固“保增长、渡难关、上水平”活动成果，确保经济下半年好于上半年。继续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要深化保增长、渡难关、上水平活动，认真总结成功经验，继续坚持联系企业、服务企业的好做法，形成制度，建立长效机制。要狠抓两个责任制的落实，层层分解目标责任，对上半年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认真分析。完成情况好的单位要力争多超一些
进度，为全区目标实现多做一些贡献；亏进度的单位，要抓紧研究和采取有力措施，力争尽快赶上。坚持经济工作季度分析会制度，及时发现和解决经济增长的各种矛盾问题。进一步理顺经济工作管理体制，增强经济工作的领导力、推进力和执行力。要进一步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坚持执法评议，改善执法服务，提高行政效能，改进行政审批，实施审批服务大提速。继续推进投融资平台建设，做大做强城投公司，加快地块整理。促进银企合作，支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发展，不断提高服务经济的能力和水平，确保实现“一月好于一月，一季好于一季，下半年好于上半年”，全面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二是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确保投入，增强后劲儿。项目就是固定资产投入，项目就是增长点，项目就是发展后劲。要加大项目建设的推进力度，对今年确定的城建、科技、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项目进展情况，做一次全面地梳理
分析，逐项排查问题，项项抓好落实。积极筹划、开发、引进新的项目，为明年做好项目筹备。对几个重点地块如长江道等下半年要全力整理出来。要准备好明年的观摩项目，提升新南马路五金城，光电子产业园建设加快进程，c92创意园加大科技含量，李纯祠堂搞好经营，开发体育中心产业项目等。要建立重点项目、重点工程指挥部，加大推进的力度。要搞好项目规划，努力提高重点地区、重点项目规划水平。要以规划为龙头，项目为支撑，加大选商引资力度，大力发展优势经济和特色产业。紧紧抓住楼市回暖的机遇，促进房地产业提升发展。
三是加快发展服务业，确保建成新亮点。全面推进现代服务业20个重点项目建设，着力建设老城厢、海光寺、科贸街、水上公园和新南马路五金城等服务业聚集区。瞄准“一年有亮点，两年大变样”目标，打造五个商贸服务业亮点，即：完成古文化街和鼓楼商业街提升改
造，调整经营业态，增设夜景灯光，丰富文化演艺，打造津味相声风情线和鼓楼戏曲大观园，满足群众文化生活和休闲娱乐的需要。上谷特色商业街，水上北道高端餐饮街，综合开发利用奥体建设中心场馆，建设集体育运动、休闲娱乐、文化创意、交流展示为一体的体验经济示范区。落实人大发展楼宇经济一号议案，在打造名牌楼宇、特色楼宇上见成效，在引进总部企业、金融企业、科技企业上见成效，重点楼宇入住率要突破80%以上，以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拉动经济消费和增长。
四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确保产业优势进一步提升。这次全会将审议通过《中共区委关于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意见》，制定这个意见目的是为今后的产业结构调整明确发展方向、目标和重点。希望同志们本着对长远发展高度负责的精神，把文件讨论好、修改好。全会后，按照区委的意见，政府要制定结构调整的规划，在结构布局调整、产业布局调
整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措施，确保《意见》精神落在实处。要立足科技定位，充分发挥科技教育资源优势，大力推进产学研一体化，提高科技产业发展水平。要用规划引导结构调整，用政策导向推进结构调整，特别是要把结构调整同落实两个责任制结合起来，把结构调整体现在选商引资的过程，加大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扶植力度，使我区民营企业尽快多起来、大起来、强起来。要把结构调整同加强经济管理相结合，进一步理顺经济部门关系，完善经济工作领导与管理体制。要把结构调整同重点项目建设相结合，大力发展服务业和优势产业，不断增强中心城区的聚集、辐射和带动效应。
五是大力改善民计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把解决民生问题，尤其是解决困难群众生活问题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进一步做好改善民生的各项工作。继续推进十项惠民工程，精心组织，注重实效，努力打造群众满意工程。要加
强对就业困难人员的优先扶持和重点帮助,多渠道、多层次、多领域开发就业岗位。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继续做好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扩面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后续服务工作，落实扶贫助困长效机制，做好对困难群众的救助，使更多的群众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要全面抓实城市建设十大重点项目和城市管理十大重点项目，不断提升群众生活环境质量。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城市载体功能。加快定向安置房建设，妥善做好拆迁群众安置工作。大干60天，巩固扩大市容环境综合整治成果，下更大力量抓好市容综合整治，从主干道向次支路延伸，向背街里巷、社区延伸。完善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和考评机制，加强科学管理，力争从源头上解决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市容环境难点问题，确保城区面貌发生更加显著地变化，以更加清新、整洁、优美的城区环境面貌庆祝建国60周年。
六是认真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提高
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水平。继续抓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内容的理论武装工作，不断提高干部群众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水平。以搞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为内容，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以“迎国庆讲文明树新风”为主题，开展维护市容环境系列活动，兴起“同在一方热土，共建美好家园”新高潮，不断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区文明程度。在完成居划调整和居委会换届选举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居民自治管理体系，充分发挥居委会和社区工作站的职能作用，探索“议行分设”工作方式和社区管理新模式，不断加强社区建设。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均衡协调发展。要大力推动区域自主创新，推进我区科技事业发展。做好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搞好群众文化活动，增强文化发展活力。要深化医疗卫生改革，加快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
设，加大对甲型h1n1流感的防治力度。要开发利用区域体育场馆资源，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共同发展。http://
七是扎实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提高社会和谐稳定水平。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有效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认真做好工商联、对台、侨务、外事、民族、宗教工作。健全民主法制，发展基层民主，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高度重视和加强信访工作，坚持领导干部处理和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制度，进一步畅通群众诉求渠道，着力解决信访突出问题。要严格落实维护稳定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有效防止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把矛盾解决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快推进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坚决依法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努力创造和谐稳定的治安环境和公正执法的法治环境。加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八是着眼增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应对严峻挑战，完成繁重任务，关键在党，关键在班子，关键在干部。要以加强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高水平完成好全市第三批学习实践活动试点任务，为中心城区开展学习实践活动创造新鲜经验。以强基创先工程为载体，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总结经验、创新思路，努力提高社区党建水平，积极推进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不断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努力使各级党组织成为团结带领党员和干部群众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坚强集体。继续抓好“作风建设年”活动，进一步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党风党纪、廉洁从政和艰苦奋斗教育，大力弘扬求
全球经济如何再平衡 篇3
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不仅考验着欧洲，而且影响到了中国——多年来，欧盟一直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如今，这种贸易合作关系出现失衡的态势，且在短期内难以扭转。
事实上，经济再平衡是当下和未来一段时期全球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冷战后开启的经济全球化，为商品、资本和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配置提供了新的制度安排，它极大地改善和促进了全球经济活动的规模和效率。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如何实现再平衡，也必然对全球经济发展影响深远。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从繁荣急剧转入危机和衰退，这表明主要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和政策存在问题，导致了对“经济全球化红利”的透支。换句话说，失衡的结构使全球化进程不可持续，埋下了危机和衰退的种子。
这主要表现为：主要经济体内部投资、出口、消费构成比例不均衡，导致国际收支出现巨额盈余或逆差；在缺乏有效金融监管和有效全球金融治理的情况下，高杠杆金融产品和投机性资本的流动造成资本市场的动荡，损害了实体经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发达经济体的过度消费拉动了对能源、矿产品的需求，产生了供给缺口，抬高了价格；跨国公司按照最优生产要素配置，在全球范围内构建的纵向生产链，使得低端产业从所在国外移，而本国内高端和新兴产业发展不力，造成发达经济体的就业问题；发达经济体普遍采取赤字财政，扩大福利支出，导致主权债务危机。
如果我们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各主要经济体的结构和政策所导致的，那么，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也需要各主要经济体在结构和政策调整中的协调和一致行动。
目前的问题是，面对金融风暴的打击，各主要经济体复苏的状况和进程不同。就现在的形势来看，美国经济虽在缓慢复苏，但就业、消费、企业投资的状况未有明显的改善，而财政刺激和货币量化宽松的能力和效用都受到约束，并会对今后产生负面影响。欧盟（主要是欧元区）仍处主权债务危机之中，在解决方案上德国与法国、德法与南欧国家，政治家与民众都未能取得共识。
2009年，中国通过财政刺激成功地应对了金融风暴的冲击，2010年经济增长呈V型反弹，但在此以后，一方面，财政、货币政策导致货币过剩的流动性，造成通胀压力；另一方面，由于外部需求放缓，长期依赖出口和投资的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抑制经济急速下滑，确保软着陆已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
中国的这种状况为全球经济再平衡制造了两个难题。一是如何平衡复苏与结构调整，即周期问题与结构问题的兼顾；另一个是如何协调美、欧、中三个主要经济体再平衡的步伐，即内部政策与外部效应的兼顾。这两对关系，从短期看是互为代价，从长期看则互为依存。因为只有一个良好的结构才能使经济的增长平稳、可持续；只有主要经济体协调行动，全球再平衡才能实现。
这其中，对美国来说，政府、银行、企业、家庭的去“杠杆化”是结构调整的主线，这一过程可能影响到当下的消费和投资，因此需要控制力度。但中断这一过程，过分依赖财政刺激和货币量化宽松不仅无助于事，反而会产生负面效应（包括外部的负面效应）。而对欧盟（欧元区）来讲，财政纪律和削减财政支出是解决结构性问题的主线，同理，它可能在短期内抑制消费和投资，但病根不除，真正的复苏和持续发展难以实现。
中国作为一个大型的、开放的经济体，它的转型对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必然产生重大作用。这主要体现为：转型会使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逐步回归常态，质量会得到改善且可持续，这就避免了这个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因熄火或出轨对全球经济的打击。
当下，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出口、投资转向内需和消费，这有利于中国和其贸易伙伴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人民币汇率、利率的市场化和人民币的国际化将促进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中国的经济再平衡实际上是一个增长模式转变的问题，即从以速度、规模为导向转向以效益、质量、资源合理运用、绿色环保为导向；从过分依赖出口、投资转向以内需和消费为主要动力；从制造业和重化工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这三个决定性因素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市场机制的完善，政府的角色应从对经济的主导和控制转变为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包括有形和无形）并推进市场化改革。
秦 晓
博源基金会理事长、前招商局集团董事长。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香港中国企业协会会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兼职教授。
中国经济的“绿色”平衡 篇4
在全球经济危机和石油价格下跌的经济大背景下, 能源问题较一年前相比已不再是一个热点议题。显而易见的是, 政府当局和公司高层纷纷以目前低迷的石油价格为借口, 暂时搁置能源问题, 从而能集中精力关注如何在金融风暴中求得生存, 以解燃眉之急。
但是, 我们的国家——中国这个能源消耗增长最快, 正以依赖能源进口维持着国家的快速发展。因此, 我们需要特别关注三个方面的挑战:
能源消耗的定时炸弹——中产阶级能源消耗模式的变化。中国中产阶级群体拥有全新的生活方式, 其人口数量到2015年将增至6亿, 到2025年则将增至9亿。
潜在的石油价格回升及别国对中国的惧怕情绪——即使我们不去理会国际能源署有关石油价格将升至每桶1 5 0美元的大胆预测, 化石燃料在地球某处存在并不意味着中国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获取这些资源——这要取决于未来的地缘政治情况。
政府政策的普遍缺陷——20世纪完成工业化转型的许多国家 (如日本和韩国) 在全力摆脱经济危机的同时却不料陷入了“国家基建陷阱”。这些国家最终也未能为本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创建一个坚实的平台。
深入探究上述因素究竟将如何影响中国能源产业的未来发展将带给我们一些全新的见解。
新兴中产阶级的能源消耗模式
快速发展的工业产业对能源的需求之大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工业产业耗能大, 能源使用效率低, 成为中国能源总体使用效率低下的一大主要原因 (按单位G D P能源消耗量计算) 。例如, 有色金属的冶炼和冲压及化学原料和化工产品制造的能耗分别是机械产业能耗的14倍和10倍。而这两大领域能耗占到了2007年中国整个制造业能耗总量的48%。
然而, 随着中国中产阶级队伍的快速发展和壮大, 能源需求将会有非常显著的增加。
据预计, 中国中产阶级人口将于2015年底增至6亿多, 达到2005年的4倍。这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对私家车的需求量极大, 推动着中国汽车产业以高达30%的年增长率快速发展。而且他们渴望拥有家用电器设备齐全的宽敞舒适的居住空间。科尔尼选择了几种不同的能源消耗模式进行计算, 来显示中国未来能源消耗可能出现的几种趋势。计算表明, 如果中国新涌现的中产阶级家庭保持当前的能源消耗模式, 全国的能源消耗量在2020年将超过当前水平的两倍;但是, 如果他们追随美国中产阶级的能源消耗模式, 则全国能源消耗量到2020年将是当前水平的四倍之多, 比整个美国消耗量的两倍还要多得多。
可见, 在不久的将来, 倘若中国中产阶级的能源消耗增长情况得不到有效的遏制, 极有可能导致全球的——而不仅仅是中国的——能源危机的爆发。
潜在的石油价格回升及别国对中国的惧怕情绪
全球石油供应不足是个根本性问题, OPEC对产量下降的谨慎回应以及投机性需求的减弱等预计将逐渐消失。考虑到2010年中国约有6 0%的石油消耗需要依赖进口 (2007年进口比例为49%, 而2005年为43%) , 毫无疑问, 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将会是相当严峻的。到那时中国有可能完全依赖煤炭, 使其成为石油替代品吗?目前看来不太可能。中国早在2007年就已经是煤炭净进口国了。
为保证石油供给充足, 中国不断地加强与其他国家 (特别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 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然而, 尚未明朗的地缘政治前景极有可能成为中国获得能源的最大障碍。而美国的绿色能源政策一旦成功实施, 将有可能最终对全球能源产业产生“双刃剑效应”:一方面, 该政策确实会缓解石油大战的压力;另外一方面 (尽管我们真心希望仅仅是虚惊一场) , 对石油依赖度的降低将使美国有更多的发挥空间来影响全球石油价格, 最终令其掌握对那些石油依赖度较高的制造导向型经济实体的未来发展的控制权。
如果在奥巴马执政期间, 美国又同时对自然资源储备较丰富的那些国家日趋增大其影响力的话, 中国真将陷于举步维艰的境地了。如果最差的情形真的发生了, 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 甚至将导致有些关键性产业面临根本性的衰退。
应对经济危机的国家政策中存在的普遍缺陷
奥巴马政府所推出的“美国新能源政策”作为美国国家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 旨在将美国定位成为可再生能源和环境保护领域的先导。而在地球的另一端, 中国政府业已推出了一项总值四万亿人民币的经济振兴计划。其中相当大份额的资金将用于加快先前已部署的传统型国家基础建设, 只有极其少量的资金将投向创新能源技术与环境项目。并且, 中国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重振房地产市场的新政策。
我们没有必要反复强调投资国家基础建设的重要性, 但是, 我们可能需要认真考虑一下这一政策措施所存在的严重缺陷, 而这些严重缺陷确实曾让一些工业化国家痛苦不堪。
日本和韩国在历史上每当遭遇经济困难就会对大型基础建设和房地产市场进行大量的投资, 结果却造成了“国家基建陷阱”。政府不得不制造一个新泡沫来对付那些已经破碎了的泡沫, 而扭曲的国家资源配置方式却恰恰削弱了新一代增长引擎的发展。用于建筑项目的庞大预算被经营不善的建筑公司所截留, 而房地产投机风起。某些时候, 房地产价格可能会在短时期内 (如三年) 以超过年GDP增长率的速度急剧上涨, 严重影响了资本向其他工业部门的流动。更值得提出的是, 在多数情况下, 政府政策最终却并未能成功地带来经济复苏。
20世纪90年代后期, 耗资61万亿日元 (约4.7万亿人民币) 的“宫泽援助计划”惨遭失败, 此后, 日本政府引入了一系列不同的政策, 更多关注就业保护以及为中小企业提供支持, 而韩国却至今仍然深受失效的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借鉴历史, 即使中国可以通过战略性投资规划与合理配置来取得理想的经济振兴计划的成果, 我们也应该更多考虑添加一些“下一代要素”。
“灰色”的2013年
在当前极不景气的宏观经济环境下, 如果不采取恰当的行动来应对这三大挑战, 中国的能源产业将不可避免的遭遇日趋扩大的供需差距。若中国单位GDP能源消耗年增长约3~5%, 而可再生能源比率仅为5% (低于预计水平) , 在这双重压力的驱动下, 中国整体能源进口依赖度将达到48%。与2005年相比, 有害气体排放量将上升37%, 这必然导致环境问题的日益恶化。相应地, 环境污染导致的GDP损失将高达10至~15%, 最终将致使为国民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辛勤努力丧失殆尽。
而中国政府为克服经济低迷局势所作的努力也将面临更多挑战。由于国家基建及房地产市场刺激计划的政策性失败, 政府的财政能力一落千丈, 已经无法再对其他领域 (比如可再生能源与环境领域) 进行进一步的投资。结果, 许多业内企业无法继续存活, 中国同时也将面临大规模的人才外流。
最终, 由于能源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下降, 中国逐渐失去提升能源产业平台的动力和冲劲——中国将继续成为能源以及所有高附加值技术的进口国, 而美国等其他国家却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享受着新增长动力带来的利益。稳健的政府财政状况:美国平均每小时必须从海外借入1亿美元以维持其经济发展, 与其不同的是, 中国政府拥有执行经济复苏计划所需的更加稳健的财政能力。关键产业并未急剧崩溃:尽管某些出口导向型轻工业也正面临着危机, 但是却并未发生诸如美国汽车产业一样的重大动荡。因而中国政府可以考虑进行更多长期投资。
那么, 中国应该怎样避免以上这种情形?
相比遭遇全球经济危机的其他国家, 中国因为具有若干先天优势而保持着较为良好的形势:
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储备:全国有各类替代能源的丰富储备, 例如风力、太阳能、地热、生物能以及水电储备。其中中国的风力与太阳能储备在全世界排名处于领先地位。
研发与政府/公共部门的庞大人才库: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工程院校的外国留学毕业生中所占比率最大。此外, 有大量顶级人才进人政府及公共部门, 而这种情况在较发达的国家并不常见。
如果能有效利用上述优势, 妥善应对三大挑战, 中国必将在未来的全球能源发展与环境平台升级中占据有利地位, 并起领先作用。
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努力, 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截然不同的2013年能源产业局势。譬如:
中国对能源进口的依赖程度降至4%, 这将成功地确保能源安全。主要原因在于可再生能源比重上升至15%, 且能源效率得到了提高。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广泛接受了节能型生活方式, 使得单位GDP能源消耗以年平均4~5%的水平下降。太阳能与风能等标志性工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大大推动了中国的技术发展。此外, 高温燃料电池也在家居和楼宇建筑中得到较好的商业化利用。
因此, 与2005年相比, 有害气体排放量下降了15%, 环境污染带来的G D P损失被控制在3%以下。结果, 在技术发展与商业化的推动下, 能源产业对G D P的贡献率从2005年的11%上升至13%, 争取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首先, 政府应该明确制订能源结构的长期量化目标, 增加相关项目作为经济复苏计划的一部分, 从而进一步确保未来能源安全。特别是在石油价格低迷的时期, 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力度至关重要, 可以帮助产业存活, 为未来发展打下基础, 以及促进能源进口资源的多样化。同时, 在国家与全球能源安全的大背景下, 政府可以考虑为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设定能源消耗模式的清晰目标 (或设定最大容忍水平) 。对于这一点, 保持以下两个领域的“平衡”显得十分重要:
中国能源产业的主要利益相关方需要在经济复苏与发展计划中添加“绿色元素”, 争取达到短期经济复苏与长期可持续发展之间的有效平衡鉴于当前地方政府层面对现有政策的实施力度不够, 要保持政策制定与执行之间的平衡保持促进国内需求与能源节约之间的平衡, 以“更加绿色”的方式改善新兴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大型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应与政府部门密切合作, 实现其利润目标, 同时推行能源产业全球化与新业务的发展。
基于当前严峻的挑战和创造未来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 采用积极的措施来创建一个绿色国家不再是可有可无的方案, 而是中国的必然选择。而且, 必须要考虑到中国所拥有的先天的, 但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将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一旦当其他国家逐步从当前的经济风暴中恢复过来, 时间就会极其紧迫, 中国已无暇瞻前顾后!
Risk Investment Returns to Reason
Since 2011, news spread that such risk investors as VC or P E a r e con ta ctin g China’s logistics enterprises secretly.Although the cases mostly took place in the field of express, many enterprises in subdivided scopes, like the f ield o f lo g is tic s in f o rmationalization and highway freight transp ortation, are falling love with risk investors.However, different from the former cases, although a new wave of logistics investment is coming, nowadays risk investors made more reason-able analysis and judgment on logistics enterprises.In their eyes,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investment of risk investors into logistics enterprises needs more wisd om.
Safety Review System of Foreign Capital Merging
February 3, State Coun cil Office publish ed Announcement about Building the Safety Review System of Overseas Investors Merging National Enterprises, putting forward that China will found a safety review system of Overseas Investors Merging National Enterprises, hold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reviewing merging safety.March 7,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requir es that if for eign investors want to inquire China’s enterprises that are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safety review, they should apply to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to review the safety.With the foundation of the Safety Review System of Overseas Investors Merging National Enterprises recently, as basic facilities and transport service in dus try, the logis tics industry is probably likely to enter the scope of safety review system of foreign capital merging, which means that the foreign capital merging of China’s logistics enterprises is welcoming new challenges.
Green Balance of China’s Economy
经济平衡 篇5
2012年11月22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继勇 胡艺
全球经济在过去二十多年间以一种持续失衡的状态运行着，由此，全球经济再平衡将成为未来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最主要的任务。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新趋势
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全球经济失衡获得暂时性休整。随着各国对经济失衡循环机制的不断思考，全球经济逐渐显现出再平衡的新趋势。
经济再平衡目标从单纯的贸易再平衡扩大到各国间的平衡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一直将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目标，定义为美国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及产油国之间的经常项目再平衡。但国际金融危机的全球扩散表明，全球经济失衡不只是贸易失衡，还涉及全球金融、投资等领域的失衡。
G20成为世界最突出的失衡治理机制，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将获得更多话语权。G20不仅作为世界最主要的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对话平台，还为G20内的11个新兴经济体的分歧和差异提供了更好的协调对话平台。通过G20，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功实现了IMF投票份额的改革，获得了全球经济治理中更多的话语权。
以全球经济再平衡为名的国际经贸冲突将日益增多。深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美国等发达国家，要求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承担起更多的全球经济治理义务，从而以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名义实施新的贸易保护，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因此重新抬头，国际经贸冲突将不断增多。
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将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重要举措之一。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和制造业转移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面对国内“产业空心化”，美国在2011年提出要在其国内实现“再工业化”，它并不是将外移工业再转回来，而是要在国内发展更为高端和先进的制造业。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总体战略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也在不断增强。同时，作为主要贸易顺差方，无论从本国经济发展还是从负责任大国形象考虑，中国都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重要力量。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力量虽有所削弱，但美元的国际主导货币地位没有动摇，美国作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主导者必将在各方面给中国施加巨大压力，中美经贸关系将受到新的挑战与考验。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自身还面临着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全球经济失衡不可能仅通过中国的调整而得以解决。因此，中国在制定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战略时，必须遵循以我为主、互利共赢、内外兼顾、有效参与的原则，综合把握再平衡的方向、速度和程度，以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安全为前提，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战略目标不能仅停留在实现国际收支的相对平衡上，而应紧盯更为深远的目标。一是通过调整失衡的内外经济结构，变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为消费拉动，变资源投入驱动经济为创新驱动；二是通过积极参与G20等峰会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发挥发展中大国的独特作用，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参与度，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三是通过创造消费需求，渐进平衡进出口，实现经贸伙伴的互利共赢，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中国须坚持的战略要点是：刺激国内个人消费，实现储蓄与投资的双向平衡；通过创新型国家建设，实现产业结构和价值链环节升级，实现商品出口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变；积极参与双边、多边及G20等框架下的全球经济再平衡；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内外路径
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在于失衡双方的内外结构失衡和国际协调不力。因此，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必须内外并举。中国唯有内外联动，才能在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下真正解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从而为全球经济再平衡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内部路径方面：一是通过机会均等化和收入均等化，刺激国内个人消费，平衡储蓄和投资，在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增加农民实际收入等政策上，强化教育、就业、创业和公共服务，稳步推进遗产税、赠与税的征收，适时适度减免民众实际税赋，提高低收入阶层实际收入，实现个人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增长的新动力（310328，基金吧）。二是强化市场竞争机制，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实现产业结构和价值链环节升级，降低“转嫁性”盈余水平，进一步强化市场竞争机制，真正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三是提高虚拟经济效率，优化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结构。中国应加快深化银行业改革，加强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和监管力度，提高金融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有效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
在外部路径方面：一是积极推动G20等国际协调机制的制度化。中国可联合新兴经济体，推动G20机制的制度化建设，参与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协调，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二是加强与美欧的经济协调，发展与亚非拉国家的经贸关系。为增强经济运行的平稳性和降低失衡方向的集中度，中国要逐步改变对欧美市场的高度依赖，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同时，还应不断扩大进口，为他国提供新的出口市场，增强他国与中国经济的黏合度，实现互利共赢。三是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是提升中国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处位置的先决条件，但人民币的国际化应遵循渐进、稳步和可控的原则。随着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的加快，中国政府和企业亟待提高应对浮动汇率制下的风险管理能力。
日本经济再平衡镜鉴 篇6
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再平衡”成为一个时髦的词。从美国的贸易赤字、欧洲的债务失衡，到中国的“调结构”，讲的都是这个问题。这方面外媒对中国有很多唱空的观点，但说书式的专栏点评并不是经济研究的主流。本刊选取了日本银行两位长期关注中国的经济学家，对他们偏技术化的原文进行了编译改写，向国内读者介绍日本经济再平衡的历程和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普遍认为这种增长模式难以持续。中国政府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采取了行动。但考虑到面临的复杂形势，以及既得利益的阻力，找到合适的突破口确实并非易事。
日本此前也经历过这个阶段，取长补短，可以帮助中国理解再平衡所需的调整过程。
再平衡知易行难
投资主导，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最显著的特点。确实，新兴国家在高速增长期投资率都比较高，这是由于资本存量较少导致其回报率较高。但对比数据后会发现，其他国家并未经历过中国如此高的投资率。而且中国个人消费占名义GDP的比例也一直呈下降趋势，2010年仅为33.8%，是主要新兴国家中最低的。
2008全球金融危机等突发因素，导致中国不得不在短期通过增加公共投资刺激经济，这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同时又造成中国经济发展更加失衡。“十一五”期间投资占GDP比例进一步上升，而消费占比则进一步下降。一些分析师认为，中国想要维持现有经济增长模式将会越来越困难。
首先，在现有增长模式下，民众并没有从经济增长中充分获益。绝大多数中国劳动者并未分享到企业部门增加的利润。因此中国国民收入中，劳动所占的份额一直在下降；其次，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已经使得中国的产业结构愈发趋向资本密集型。相对于劳动密集产业（如服务业），前者创造的就业机会要少得多。
再者，投资主导的模式下出现了很多低水平的重复，这无助于技术进步。经济学中，用“全要素生产率”刻画技术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此项数据的增长一直在放缓，这可以部分归因于一些重要产业（如钢铁业）的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
最后，投资驱动型的增长，使得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相当困难。尽管中国已经加大力度使经济更节能环保，也作出了不少国际承诺。然而，投资总是需要机器和设备，由其驱动的增长不可避免地会消耗更多资源。
日本曾做对了什么
有人认为中国不应仿效日本，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的破灭，导致了其后经济的长期停滞。但根据作者近年的研究，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其实与20世纪70年代（或更早）的日本更为相似。在这段时间里，日本经济成功实现了再平衡。
从1955年到1970年，日本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高达9.7％，那时的高速增长主要也是大力投资的结果。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呈上升趋势，而消费占比则持续下降。然而，这一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明显止步。现在回想起来，这段时间正是日本经济实现再平衡的关键。
其背后最显著的推动是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在高增长时期，日本的资本回报率高于20％。然而到了70年代初，资本回报率急剧下降，而且再也没能恢复到之前的高水平，这基本上源于资本的生产率增长放缓。从供给方面看，作为日本高速发展期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赶超国外先进技术的过程已经结束。而从需求方面看，城市地区大规模的人口流入带动的耐用品消费热潮，也暂告一段落。因此，70年代初资本回报率大幅下降，大大降低企业维持高投资的热情。
其次，提升国民收入中劳动所占的份额，为日本经济再平衡起到了重要作用。1970-1975五年间，日本的劳动份额增幅达10%。在高速增长时期，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导致实际工资水平低于劳动生产率。而伴随着剩余劳动力的消失，实际工资逐步赶上生产率水平，从而大大促进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使得消费占GDP比例下降的趋势得到遏止。
再者，缩小资本的成本和回报率之间的差异，也是实现再平衡重要因素之一。日本企业主要通过银行贷款获取资金，因此资金成本近似于银行贷款利率。20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国家管制的贷款利率远远低于资本回报率，成为投资热潮出现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石油危机期间的货币紧缩政策，使得资本的成本迅速向回报率逼近，从而有效遏制了投资冲动。
走向长期平稳增长
日本经济再平衡的关键有二：一是提升劳动份额，即让人的劳动更值钱；二是要设法降低资本的超额利润。这两点对中国同样适用：要实现国内再平衡，必须以一种和谐稳妥的方式，来解决劳动力和资本的成本扭曲问题。
从近几年的情况看，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以及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中国的劳动份额已经呈上升趋势。但由于管制利率远远低于资本回报率，使得投资占GDP的比例在过去十年间持续上升。展望未来，如果中国不能缩小资本成本和回报率之间的差距，即使劳动力的成本已经大幅上升，资本较劳动力还是更便宜，这会导致产业更加趋向资本密集。
其次，中国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后，由于教育、医疗和住房开支成为家庭的新负担，家庭储蓄率呈现上升趋势。因此，政府应扩大对住房、教育等方面的公共开支，并对公共养老金实行可持续的改革，进而增加消费。
再者，中国现有户口以及征地制度下的城市化，并没有使家庭的财富显著增加。一方面，严格的户口制度使得来自农村移民很难享受所在城市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从而可能增强其预防性储蓄动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一般以接近农业生产值的成本从农民手中征收土地，限制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最后还要做好心理准备，即使实现了国内再平衡，并不意味着外部再平衡。从日本经验看，20世纪70年代前半段，日本的要素成本扭曲得到纠正，其贸易顺差的问题也不严重。然而从80年代中期开始，顺差迅速扩大，外部失衡问题愈发严重。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源，在于日本投资率下降速度超过储蓄率。因此，中国若想实现外部的贸易平衡，还是需要采取各种策略影响国内储蓄和投资，尤其是通过加强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降低储蓄率。
（实习记者袁帆对本文亦有贡献）
【短评】
日本银行是日本的中央银行，其国际部近年来做了大量针对中国的研究。这两位经济学家熟悉日本更关注中国，特别是为了进行严谨的跨国对照，特地用国内学者估算中国问题时使用的计量方法，处理了日本的对应数据以保持一致。这类系统的研究，能让人重新认识日本并思考中国。
国内提到日本时，往往集中于其上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的产生和破灭。但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在“失去的十年”里，日本没有产生大的社会动荡？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准，并没有像投资数据那样产生巨大的倒退？就因为在此前十年，日本就已较好地实现了国内经济的再平衡。
而现在国内的政策规划中，也开始重视多元发展目标，并常常用排比的方式罗列：如保增长、增加收入、促进就业、鼓励创新、保护环境等等。但按经济学的逻辑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如果还是想维持投资主导型的快速增长，后面那些目标是很难同时实现的。
目前与动辄两三成的民间融资成本相比，中国5年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仅为7.05%，对于那些能获得贷款企业来说，借钱太便宜了。投资热情的高涨，带来重化工业部门的过热。诸如铁矿石、石油等大宗商品，更是出现了“买啥啥贵”的局面。这不能说是对方在敲竹杠，恰恰是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否则失衡将进一步加剧。
所以目前调理内火更重要。利率存在扭曲下的投资过热，造成了产业结构的失衡，这其实阻碍了劳动力报酬的上涨。再平衡不仅是抽象的经济结构的问题，对每个人的切身福利都有实际的影响。（史晨）
经济平衡 篇7
实体经济是指物质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包括农业、工业、交通通讯业、商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部门和服务部门, 也包括教育、文化、知识、信息、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部门。实体经济始终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虚拟经济产生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 同时以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为基本目的。虚拟经济不能完全脱离实体经济而存在, 它应以实体经济为基础, 对实体经济做出一定形式的反映。它的发展总体上对实体经济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如果发展过度也会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
1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在经济运行中, “实体经济”是用于描述物质资料生产、销售以及直接为此提供劳务所形成的经济活动的概念。它主要包括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建筑业、邮电业等产业部门。
“虚拟经济”则是用于描述以票券方式持有权益并交易权益所形成的经济活动的概念。在现代经济中, 它主要指金融业。“虚拟经济”目前尚未成为学术界通用的概念, 人们较多使用的是"虚拟资本".在马克思理论中, 虚拟资本是指在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基础上, 资本的所有者以股权 (或股票) 形式所持有的资本。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 “虚拟资本是指通过信用手段为生产性活动融通资金” (第二券, 第340页) 。由此来看, 虚拟经济不仅包括证券业、资本市场, 也不仅包括货币市场, 而且包括银行业、外汇市场等, 是一个含盖金融业的概念。在历史过程中, 虚拟经济产生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 并以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基本目的。从这方面说, 虚拟经济的主要功能有二:一是通过发行和交易相关票券, 透明企业的财务信息及其他有关信息, 引导资金流动, 促进和调整经济资源在各实体经济部门和企业间的配置, 提高经济效益;二是促进企业组织制度的完善 (例如, 没有股权分散、股票交易, 则没有现代股份公司及其内部治理结构) , 同时, 通过提供各种金融工具, 促使实体经济部门运作风险的分散。
具体来说两者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实体经济借助于虚拟经济, 虚拟经济依赖于实体经济。下面分别论述。
1.1 实体经济借助于虚拟经济。
这表现为三点:第一, 虚拟经济影响实体经济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实体经济要生存、要发展, 除了其内部经营环境外, 还必须有良好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这个外部宏观经营环境中, 就包括全社会的资金总量状况、资金筹措状况、资金循环状况等。这些方面的情况如何, 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状况, 而这一切都与虚拟经济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 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如何, 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第二, 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后劲。实体经济要运行、尤其是要发展, 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有足够的资金。那么, 各类实体经济用于发展的资金从哪里来呢?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条是向以银行为主体的各类金融机构贷款;另一条则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各类有价证券筹措资金。从发展的趋势看, 相比较而言, 通过第二条途径解决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资金问题, 会更加现实, 也会更加方便、快捷。这样, 虚拟经济就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后劲。第三, 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制约着实体经济的发展程度。从历史上看, 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程经过了五个阶段, 即闲置货币的资本化、生息资本的社会化、有价证券的市场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国际金融的集成化等。事实证明, 虚拟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 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不同, 亦即虚拟经济发展的高一级阶段对实体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 总比虚拟经济发展的低一级阶段对实体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要大一些。反之, 则会小一些。
1.2 虚拟经济依赖于实体经济。
这也表现为三点:第一, 实体经济为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虚拟经济不是神话, 而是现实。因此, 它不是吊在天上, 而是立足于地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无论是它的产生, 还是它的发展, 都必须以实体经济为物质条件。否则, 它就成了既不着天也不着地的空中楼阁。第二, 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整体经济的进步, 实体经济也必须向更高层次发展。否则, 它将“消失”得更快。实体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虚拟经济的新要求, 主要表现在对有价证券的市场化程度上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实体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 对虚拟经济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要求, 所以才使得它能够产生、特别是使得它能够发展。否则, 虚拟经济就将会成为无根之本。第三, 实体经济是检验虚拟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虚拟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实体经济, 即发展虚拟经济的初衷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实体经济, 而最终的结果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因此, 实体经济的发展情况如何, 本身就表明了虚拟经济的发展程度。这样, 实体经济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检验虚拟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
综合上述,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 存在着极其密切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它们谁也离不开谁, 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会是这样的。
2 如何正确处理两者之间关系
既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就必须对它们进行很好的处理, 不然就会影响到它们的正常发展。那么, 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原则有哪些呢?一是一视同仁原则。既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都有其各自独特的功能, 因此, 我们就应对它们坚持一视同仁的原则, 而不能对任何一方采取歧视态度, 以免顾此失彼。二是统筹兼顾原则。二者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 因而就不应该对它们任何一方采取偏颇的态度, 在宏观经济的规划上, 在战略的部署上, 在人才的培养上, 在措施的运用上, 都应统一谋划。三是均衡发展原则。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都对整个市场经济有促进作用。这就决定了在它们的速度发展上, 在它们的规模形成上, 在它们的比例确定上, 在它们的计划安排上, 都应相互兼顾。四是协调一致原则。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并将还会告诉我们,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 毕竟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经济形式或形态, 它们各自的运行方式、经营特点、行为规范、内在要求、营销策略、服务对象等, 都是不尽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 两者之间就有极大的可能会出现或产生矛盾。其具体表现是, 要么是实体经济脱离虚拟经济而独自发展, 要么是虚拟经济超越实体经济而“突飞猛进”。事实证明, 后者是主要现象, 其结果就是所谓的“泡沫经济”。因此, 为了防止和遏制泡沫经济的产生或出现, 就必须要强调协调一致的原则。
综合上述, 为了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就必须坚持一视同仁原则、统筹规划原则、均衡发展原则和协调一致原则。
摘要：虚拟经济是指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的虚拟资本的经济活动。虚拟资本一般指以有价证券形式 (如债券、股票) 存在的未来预期收益的资本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虚拟资本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 资本的虚拟化程度也越来越高, 如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等。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 我们必须发展虚拟经济, 做强实体经济。为此, 本文针对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进行了简要的研究。
经济再平衡需“时间换空间” 篇8
在联合公报发布前后, 中美一些意见人士有一些交锋, 中方人士认为, 所谓“世界经济失衡”, 归纳为人民币汇率过低、东亚过度出口和美国的过度消费是没有道理的。而以诺奖得主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美国人认为, 即使不去考量中国因控制汇率赚取大量贸易顺差, 并将这些钱投资到美国国债压低了美国长期利率、造成了诱发美国次贷危机, 仅就现在而言, 美国因巨额贸易逆差不得不将美元贬值, 而强劲的中国经济再度跟疲软的美元挂钩, 用人民币贬值的手段不断“争夺”日益疲软的世界需求, 获得“以邻为壑”的利益。
如果对比金融危机前后的世界贸易格局, 坦率地说, 不存在严重的世界性贸易保护行为, 整个世界没有陷入1930年代大萧条之后残酷的“全球贸易战火”。但全世界对中国的贸易保护的确不断加强, 不论是美国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断扩大了对中国产品的限制, 而且这种整体的力度已经超过了中国入世之后的任何年份。简单地说, 目前不存在世界性的贸易保护, 只存在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
在金融危机期间, 中国的经济其实可以划分成两个“部门”:一个是“保增长”部门, 这由国有部门承担 (4万亿经济刺激主要驱动国有部门) , 一个是“保就业”部门, 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外贸部门, 跟美国一样, 中国也对“就业”异常敏感, 尤其是外贸部门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而人民币汇率在其中承担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因素, 中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和美元的重新挂钩来稳定外部需求, 这也构成了某种政策底线。
我们认为, 中国出口已经遭遇到接近20%下滑, 尽量稳定外部需求、平缓政策调整空间亦是理性选择, 胡锦涛主席提出一个“全球经济再平衡”方案是“扩大对美进口”来取代人民币对美元升值, 这意味着美国需要降低对华的高科技产品出口的管制。而对美国来说, 他们害怕这种“再平衡方式”是一种有利于中国的“技术外溢”方式, 提高日后中国的竞争力和挑战力, 所以这也构成了某种“大国政治博弈”下的政策底线。
这两种“政策底线”交织在一起, 使得任何一种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方案都不会被采用, 世界性的需求萎缩还将加剧, 贸易保护将会不断升级。美国人储蓄率快速上升到7%以上, 并可能继续上升, 来解决房价下跌后的未来养老问题, 这有助于美国消除对外国资金的依赖, 但是造成消费的大幅度下降, 导致世界需求的进一步萎缩。而中国“汇率挂钩”政策将降低外部需求突然性下降冲击, 以“时间换取调整的空间”,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商品将遭遇世界范围内更大的保护主义浪潮。至于美元, 它不单单依靠美国国民储蓄支撑, 同时也要受到政府赤字的影响, 如果美国政府的赤字抵消掉国民储蓄率的上升, 那么美元依然是疲软和贬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要求美国财政赤字保持和储蓄率相匹配的水平是理直气壮的, 因为这兼顾了美元资产、美国外部需求和美国经济刺激三者的平衡。FIC
全世界对中国的贸易保护的确不断加强, 不论是美国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断扩大了对中国产品的限制, 而且这种整体的力度已经超过了中国入世之后的任何年份。简单地说, 目前不存在世界性的贸易保护, 只存在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
论经济法的平衡理念 篇9
一、经济法平衡理念的产生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调整市场中的静态的财产占有、归属关系和动态的财产流转关系。市民社会以民法为基本法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以私权神圣、意思自治和过错责任为特征,在充分尊重个人意思、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依据任意性规范,发挥市场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可以说,从市民社会到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国家、政府一般不干预民事主体的民事活动。
长期以来,民法制度处于均衡的状态。所谓制度均衡,就是行为主体对既定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满足状态或满意状态。制度均衡就是意味着个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实现和谐统一的制度状态。本来,制度是在解决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冲突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由于人们总是会赞同别人的有利于自己的行动,而反对和抵抗别人的不利于自己的行动,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在多次重复和博弈之后,就会形成对大家都有利,或至少不损害任何人的制度安排,这样的一种制度状态出现即被认为是制度均衡状态。而与之相反的则是制度非均衡,即某项制度过分强调社会公共利益而抑制个体利益或过分突出个体利益而侵害社会公共利益。
可以说,处于制度均衡状态下的民法制度,其调整的市民社会实现了社会财富的极大增长。但市场不是万能的,往往会出现市场失灵问题,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失灵与失效。以社会为本位基于克服市场失灵的经济法与制度均衡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民法制度对自由主义、个体利益最大化行为所带来的微观无序、宏观失调、资源破坏、道德沦丧等消极影响无法有效规制或克服,从而致使个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无法达到和谐统一,最终出现制度的非均衡状态。这就产生了新的利益需求,需要为经济的健康运行、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于是,基于克服市场失灵的以社会为本位的经济法应运而生。经济法的适时诞生与发展使国家与市场的互动、自由与秩序的统一、个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高度整合成为可能,从而也实现了制度从非均衡状态到均衡状态的演化,最终有利于实现制度均衡的最高级形态———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经济法平衡理念的理论基础
经济法是属于公私有机融合的新法域,是具有独立意义的社会法的特别法[2]。社会整体利益是经济法立身之本,是经济法的起始和核心[3]。经济法作为经济社会化、现代化、法律社会化过程中的产物,它站在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平衡协调各种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经济关系,以追求社会整体利益为自己的宗旨。可以说,经济法是社会整体利益本位法。
但是经济法在价值取向方面,既不同于行政法的国家利益至上,也不同于民法的个体利益至上,而是为了社会效益、社会公正、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经济安全,同时又与可持续发展密不可分[4]。换句话来讲,经济法在具有自由、平等、安全、效率、秩序等法律价值的同时,还具有自身独有的价值取向,并且这些价值取向都与经济利益有关。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从经济法的目的性价值来看,经济法追求建立在社会整体利益基础上的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强调主体的社会责任,具有追求社会正义和实质公平,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和效益的天然价值取向。在经济法的视野中所追求的在社会整体利益基础上的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是现代经济法所追求的最重要的目的性价值,是当代科学发展观在经济法价值中最显著、最生动的根本性、集中性反映、本质性要求和具体体现。
其次,从经济法的工具性价值来看,经济法追求的经济安全、实质公平、经济自由和社会整体效益等工具性价值,无不与经济利益有关。国家在制定经济法律规范时,目的在于平衡不同主体的利益,以实现和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社会利益是个体利益的有机构成体,个体利益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整体利益也相应增加,只有站在共同利益之上,才能协调各层次利益关系,而个人利益至上必然破坏利益的平衡与和谐,因此,以整体利益作为价值取向与制度设计的基点,是经济法区别于传统民法的特质所在[5]。
三、和谐社会下经济法平衡理念的内涵
理念是人们在认识客观规律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是支配人们思维和行动的精神指南。所以,制度设计的最大缺陷莫过于正确理念的缺失。一般来讲,任何一项现代制度的背后都要有与之相应的价值理念作为支撑,假如没有与之对应的理念支撑,该制度往往只能用来解决问题,而很难形成学说和体系化。和谐社会建设中,我们需要理念的建立和重塑,经济法的制度理念契合了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但要充分满足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经济法平衡理念应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一)平衡协调公平与效率
公平与效率都是法律的基本价值,就公平这一价值而言,法律往往通过保证机会公平或缩小贫富差距来实现公平。正如约翰·罗尔斯所言:“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6]效率也是法的基本价值,法律通过确立和保障市场经济制度来保证经济效率,通过解决市场失灵来提高经济效率;通过法律的可确定性为经济效率提供动力,通过确立和保障市场经济制度来保证经济效率,通过降低市场成本来提高经济效率,通过确定科学的方法(如科学的管理方法)来提高经济效率[7]。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但本质上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即二者既相互矛盾,又相互适应,在和谐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亦然。换句话来讲,公平与效率之间在主要存在异向负相关变化的同时,在一定条件和范围内也存在同向正相关关系的变化,即效率的增加伴随着公平程度的提高,公平程度的提高伴随着效率的增加。
(二)平衡协调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
长前以来,人们往往强调经济法是社会本位之法,实际上,这一认识存在错误,危害性也是很明显的。我们都清楚,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社会本位思想应坚持以人为本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如果忽视这一指导思想,社会本位必将是短命的观念。我们应认识到:社会本位应是个人本位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是个人为获取更大、更高、更好、更持续的个人利益而进行的有针对性、有原则的理想抉择,所以,社会本位应受到严格的限制,应存在严格的边界,应与个人本位进行必要的平衡协调,从而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并最终服从于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市场经济的社会法应是追求个人私利和公众福祉的平衡之法,而以人为本应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
(三)平衡协调权利与权力
权利和权力是现代法学的重要概念,是法律规则的核心要素,贯穿于所有的法律部门之中。平衡协调权力与权利,也是经济法平衡理念的目的,因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是冲突中的主导性冲突。从历史起源看,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本源;从发展看,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有一个从不和谐到和谐的过程。在具体处理两者关系时,我们要认识到两者之间存在的辨证关系,即权利是权力产生的本源,权力是权利实现的保障;二者共同存在于法律之中,是一种内在的、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和谐的权利与权力关系作用十分明显,可以在权利增加的同时,增强权力;在权力增加的同时,增强权利。
权利与权力的平衡协调就是要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和谐,经济法制度安排中存在需要平衡协调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例如,在市场规制法与宏观调控法律制度中,一方面,国家经济管理主体的权力与市场活动主体的权利之间就存在一个平衡协调的问题;另一方面,市场活动主体对国家经济管理主体行使权力的监督等问题也需要进行平衡协调,从而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和谐。
(四)平衡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
每一种社会经济关系首先都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早期社会,个人利益往往被作为一种绝对利益而被法律自始至终地推崇和保护。亚当·斯密提出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为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亚当·斯密认为: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边沁认为:社会是一个个人的总和,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只有每个人真正在追求他自己的最大利益,最终才能达到社会的最大利益。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人们对社会利益的更加关注,以及庞德、耶林等为代表所提出的社会利益理论的推动,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利益不但包括而且高于个人利益。法律的目的就是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是法律的唯一根源,所有的法律都是为了社会利益这个目的而产生的。社会利益理论的迅速崛起为法律或国家限制个人自由、干预个体行为创造了理论基础,制止纯粹利益取向的市场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已成为法律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在和谐社会主义下,以经济法平衡理念平衡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让个体对利益的追求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发展同方向进行,从而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和谐发展,最终实现对个体利益的可持续及最大化的追求,是经济法等部门法立法活动展开的基础。
(五)平衡协调自由与秩序
自由与秩序是存在冲突的,一些学者通过对经济法中自由与秩序关系的研究得出结论:自由优于秩序或秩序优于自由。但经济法强化秩序,这一点大家都有目共睹。一般地,我们用自由与秩序来衡量法律制度的进步与落后,但如果我们在自由与秩序这个两维坐标中加上安全这一维度时,自由与秩序的关系就没有谁优于谁这么简单了。当主体之间的自由意志相互协调时,社会秩序自然是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相对稳定的、连续的状态。而在一个无序的社会中,主体的自由意志往往被各种因素所扭曲,使得自由无法现实化。
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要发挥经济法平衡理念的作用,我们在安排经济法制度时应做到:平衡协调自由与秩序,使二者兼顾。正如庞德所说:“一种文明的理想,一种把人类力量扩展到尽可能最高程度的思想,一种为了人类的目的对外在自然界和内在本性进行最大限度控制的理想,必须承认两个因素来达到那种控制:一方面是自由的个人主动精神、个人自发的自我主张;另一方面是合作的、有秩序的(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组织纪律的活动。”[8]自由与秩序的关系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需要进行协调,从而使和谐社会中的自由成为有秩序的自由,秩序成为有自由的秩序。在此意义上,经济法正当其用。
参考文献
[1]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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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原因探析 篇10
县域经济属于区域经济范畴, 它是以县城为中心, 乡镇为纽带, 广大农村为腹地, 城乡兼容、互动的经济体系。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 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 以市场为导向, 优化配置资源, 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
在我国现阶段, 发展县域经济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
2 县域经济的地位和作用
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 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既是城镇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 又是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交汇点, 也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衔接处。其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支撑国民经济基础是缩小城乡差距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
县域经济的主体是农村、农业和农民。农业经济是县域经济的基础, 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只有县域经济发展了, 农业的基础地位才能巩固, 整个国民经济才能健康有序发展, 农民收入才能提高, 农村社会才能稳定。所以,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就不可能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 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 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2.2 提供资源供给是保证工业生产顺利进行的前端环节
土地、矿产、森林、水源等自然资源大都集中在县域范围。没有县域资源在国家资源中的合理配置, 就没有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食品业和轻工业, 以矿物质为原料的重工业和新兴产业等, 大都依赖于县域资源的支撑。同时, 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 为城市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由此我们可以说, 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要素主要源于县域。
2.3 蕴藏巨大消费潜力是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平衡力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实现我国经济主要由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转变。我国农村的消费市场潜力巨大, 在县域范围内有五六万个小城镇和集镇, 集中了全国大部分购买力。整个县域范围的零售商品消费占全国零售商品总额的1/2以上, 加上农民从城市购买的部分, 则达到70%以上。所以, 我国县域商品市场是我们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拉动国内需求的巨大潜在市场。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县域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水平将不断提高, 县域商品市场必将成为国内最大的消费市场, 成为拉动消费增长, 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
2.4 齐聚各种经济类型是推动整个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
县域经济包括城镇经济、乡村经济、农户经济几个层次。按经济成分又可划分为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资、股份制和各种混合经济。各个层次、各种成份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 无论哪个层次、哪种成份实现大的跨越, 都会对县域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促动作用。据经济参考报网站显示的数据表明, 2007年全国2070个县域经济体占国土面积的95%, 占人口的74%,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60%, 财政收入的24%。全国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 县域经济体吸纳了65%, 其中乡镇企业和县域中小企业吸纳了80%。可见, 县域经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载体, 在我国工业化国工业化发展进程中, 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剂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推进器。
3 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概况
根据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提供的第八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资料表明, 参评的2001个县域经济单位 (不包括县级市辖区) , 县域内人口总数达9.20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69.69%;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12.44万亿元, 占全国GDP的49.83%。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13560元, 是全国的71.8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6000元左右的县 (市) 数量比较多;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高的100个县域是最低100个县域的18.3倍, 与第七届相比, 有所扩大。
在评出的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中, 地区生产总值约为55941.16亿, 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2.68%。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0130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约为5760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12720元, 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1.44%、139.15%、92.26%。
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 (市) , 在各省 (市、区) 的分布是:河北省6个, 山西省2个, 内蒙古自治区2个, 辽宁省5个, 黑龙江省1个, 上海市1个, 江苏省25个, 浙江省26个, 福建省8个, 江西省1个, 山东省26个, 河南省7个, 湖南省3个, 广东省2个, 四川省1个, 陕西省1个,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个。
可见, 东部地区的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四省共有85个, 占到总数的72%;中部六省共有13个, 占总数的11%, 并且安徽、湖北两省空白。百强县 (市) 的前10名中江苏占四席、浙江占四席、福建、山东各占一席。其中江苏江阴市、昆山市、张家港市和常熟市地理位置相连的四个县级市作为“区域经济强县组团”并列第一名。据资料分析, 这种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一直以来并没有得到改变, 甚至某些方面还有扩大的趋势, 见表1。
资料来源: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第八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与科学发展评价报告”, 2008-07-06。
4 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原因探析
总体来看, 中、西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相对落后, 尤其是与县域经济发展比较强的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在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 这些地区始终难以克服和超越发展的不利因素, 从而阻碍着县域经济的发展。这些不利因素主要表现为:
4.1 发展所需的资本短缺资金投入不足
投入是经济发展必不少的, 特别是资本投入, 是工业化和欠发达经济发展初期很重要的因素。县域经济的资本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的剩余积累, 二是工业自身的积累, 三是外来资本 (包括省、市财政转移支付和项目投资) 。
广大中西部地区是农业基础比较好的地区, 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 但农业剩余积累不高, 农业剩余的大部分仍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 无偿转移到工商部门。所以, 这些地区的乡镇工业要么是空白, 要么是发展面临着后劲不足、技术装备水平难以提高等一系列不利因素。显然, 依靠农业剩余积累和工业自身积累来发展县域经济是很难实现了。而早期发展由于政策、区位、市场环境等诸多因素, 外资也很少“光顾”, 中央及省级的财政转移支付不足, 项目投资大多是农业基础设施。因此, 资本短缺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制约因素。
4.2 技术更新速度慢技术水平落后
与资本短缺往往是一个对应关系, 技术水平落后不一定是资本短缺造成, 但资本短缺必然导致技术水平落后。因为良好的现代技术往往体现在技术设备或生产装备上, 尤其是在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 要及时获得并更新技术装备, 需要大量的投资。所以, 这些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工业的发展, 面临着巨大的技术压力。
对于农业部门来说, 资本短缺固然是制约技术进步的原因, 但生产规模化程度也是制约技术进步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在土地经营权流转不畅的情况下, 农业生产规模化程度小, 既不利于提高技术装备水平, 也不能有效刺激技术研究和技术创新。在目前情况下, 农民很难担当起促进农业关键技术如品种、化肥、农药等方面的技术创新。
4.3 人才流失严重智力资源储备不足
现代竞争已经由过去简单的依靠资源取得优势的竞争方式转变到主要依靠技术、人才、规模经济、市场策略能力等后天“取得优势”来获取竞争优势的方式上来, 其中, “取得优势”的核心在于人的因素, 特别是企业家和技术人才。由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的工作待遇和生活条件比较好, 绝大部分有知识和有技术的人才都纷纷涌去, 出现“孔雀东南飞”现象。因此, 在人才的竞争上, 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及发达的城市相比, 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
4.4 观念落后创新发展的市场意识不强
农民群众思想观念不解放、小富即安、小进即满的思想特别严重。具体表现为:一是小农意识浓厚, 能够吃饱穿暖就已满足, 不求进一步发展;二是思想保守, 在引进新品种和推广先进技术上不敢试、不敢闯;三是怕冒风险, 缺乏闯市场的勇气, 坐在家里谋求生活安稳。有部分领导干部“官本位”思想严重。为保住自己“乌纱帽”, 工作上因循守旧, 安于现状, 不思改革创新, 更不敢去闯、去冒、去试。具体表现为:一是发展意识不强、二是开拓精神不足、三是创业氛围不浓。
所有这些, 都严重阻碍着地县域经济的发展, 也是现阶段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原因。
摘要：自党的十六大提出“壮大县域经济”以来, 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总体保持较快水平, 并在国民经济经济发展中占据较高份额。一些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亮点, 并形成了一批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但是, 从全国范围看, 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着东、中、西部的梯度差距, 发展极不平衡。高度重视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作用, 认真分析剖解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对推动落后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劳资利益平衡与经济协调发展 篇11
劳资关系本身是非常不平衡的一种关系。劳动立法背后是劳动关系的平衡，在市场经济形势下需要寻找新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和规范机制，建立有效的法律运行机制。劳动关系是一个整体系统工程，《劳动合同法》不是独立的，而是奠定劳动关系起点的法律制度，与下一步要研究制定的就业促进、劳动标准、集体合同谈判、劳动争议处理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密切关联。由于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劳动合同背后隐含着人身属性，在劳动交换的后期过程中合同所规定的劳动关系会变成一种很强的纵向人身隶属关系。因此，劳动关系不能完全视为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纯粹等价有偿交换的民事关系，社会公共部门的介入合情合理。
所有这些法律规范的制定，简单到一句话就是：只要规定合理了，劳资关系就稳定了。劳资关系的主体是投资方和劳动者，社会经济组织由这两大要素构成，一个是资本，没人投资就没有劳动关系；一个是劳动，没有劳动者加入也没有企业的运营。这两个方面分别以货币和劳动力及知识产权来投入到生产过程。企业发展要如何平衡两者的利益关系，是需要解决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对于法规合理性的讨论就聚焦在劳资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规定上。通过市场的手段、法律的手段，当然还包括其他的像劳资协商这种机制，找到劳资关系中最大的利益契合点，经济发展就有了一个基本的保障。
苏海南：劳动报酬权益与劳资利益分享
中国劳动关系总体现状是劳弱资强，部分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在劳动就业权益、报酬权益、劳动保护权益、社会保险权益四个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形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一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尤其是低端劳动力市场严重供过于求；另一个是劳动者权益保护存在一定的法律管理真空。
目前反映最突出的是劳动报酬权益受损，主要表现在：一是部分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工资被拖欠或克扣。劳科院的调查显示拖欠克扣工资的平均比例为16％，加班工资不能全额发放或部分领不到的约占49％；二是工资水平增长速度缓慢，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偏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的农民工问题调查报告显示，800块钱以下的工资水平占到总数的将近72％。劳动工资研究所分析显示制造业从业人员的劳动分配比率，也就是人工成本除以劳动增加值，由1998年的48．5％降到了2003年的36．23％，年均下降了2．5％。这种现状不仅明显侵害了劳动者的权益，使部分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不能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也直接造成了“民工荒”现象，而且不利于启动内需，容易给国际贸易摩擦提供口实。
针对劳资关系存在的资强劳弱、部分劳动者权益受损的现状，需要建立解决拖欠克扣工资问题的长效机制，通过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制定供企业参考的行业劳动定额标准，促使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逐步提高。
黎建飞：劳动立法当然要保护劳动者利益
要解决劳资利益的失衡问题，首先要厘清法律在平衡利益方面的重要作用。人类平衡自身利益时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自身的力量与资源来获得，另一个是当自身力量不够强大时，通过社会制定法律来帮助实现。因此，法律天然不等于“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法律是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平衡器，法律就是一种公平，法律的本质是关注弱者，法律要通过确立规则来帮助弱者获得在社会中的平衡，是以限制强者的权利弥补弱者的不足而滋生于社会的。具体到劳动关系领域，劳动法的使命就是作为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工具而存在，使本不平衡的勞动者利益不致过度受损。
我们现阶段的劳动立法，至少从招聘解聘、制定劳动标准、履行劳动安全与卫生标准这三方面合理保障了劳动者利益。在招聘与解雇方面对企业和员工的不同规定就是根据现实中不平等的劳资关系来制定的。因为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已经造成双方不平等的谈判地位，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法律仍给资方平等的解释权，将会产生动口不平等的后果。同样，在制定劳动标准、履行劳动安全与卫生标准方面，也必须体现法律本身肩负的使命。否则，劳动者由于过度劳动而造成的身体损害将无从得到保护。世界文明进步的经验表明，劳动立法将不断趋于完善以维护劳动者权益，最终促进整体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董保华：劳动立法不应造成新的失衡
目前对建立新型劳资关系缺乏共识，争论的核心是立法平衡点的选择。我国现行的《劳动法》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立法的平衡点基本适当。宏观上规定最低工资，实现底线控制；中观层面通过集体协商调整权利义务关系；微观上用劳动合同调整个别劳动关系。《劳动合同法》完全改变了这种稳定平衡的法律调整模式。
新的《劳动合同法》通过提高劳动基准，在宏观层次加强对劳动者的保护——这种立法思路造成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平衡点失当，对企业实行宽进严出：《劳动合同法》对招聘机制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严格限制解聘员工对解聘机制造成的巨大冲击，形成了一种“难以解除合同的解雇制度”；对员工实行宽进宽出：员工离职择业违约成本极低，用人单位留人的措施基本上丧失法律效力；劳动管理溶入员工主导：将企业规章制度的制订程序改造成为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共决程序，绩效管理将变成一种“无改进的绩效管理机制”；对劳动关系实行行政干预：强化了劳动合同法的公法性质，以劳动监察而不是劳动仲裁作为执法的主要手段，企业人事管理的方方面面均被纳入了劳动行政机关的视野，一定程度上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转变为一种劳动行政管理。
这种立法思路将导致两个结果：在中观层次加强行政干预，消灭了集体谈判留下的协商空间；在微观层次上取消了企业劳动管理。劳动管理中出现的“被动招用的招聘制度”、“没有法律约束力的留人制度”、“难以进行合同解除的解聘制度”、“无法改进的绩效管理制度”以及“非企业主导的规章制度”使得劳动基准不仅成为一种底线控制甚至也成为高线控制，大量的强制标准借助行政管制的力量，伸入企业的管理空间，使用人单位的管理空间大大压缩，使劳动关系调整出现刚性化特点，将带来劳资关系新的失衡，
我国现阶段最大的问题不是法律规范对劳动者缺乏保护，而是执法不力，需要完善执法程序而非改变现有的法律调整模式。只有实行低标准、广覆盖、严执法，才能找到一个劳动者、企业、行政部门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陶文忠：分享劳动管理权是劳资关系的合理格局
中国劳动关系现状是劳动力由市场供求调节而集体谈判体制基本没有确立，《劳动法》赋予劳动者的权益很多时候被违反或故意规避了。在这种背景下，《劳动合同法》被急迫地催生出来，针对新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规制措施。有人理解为这是以提高
劳动基准的办法剥夺企业管理权限，破坏了原有的劳资利益平衡，这种论断其实建立在对劳动标准的质疑上。今天来看，《劳动法》以低工资和低保障为代价分享就业机会的目的还是现实了，孤立地看，现在某项标准可能会提高，但劳动者的实际所得或企业的实际付出水平并不高。《劳动合同立法》正是要强化整个劳动关系管理过程中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尤其是强化雇主法律责任，达到协调劳动关系，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之目的。
现在，整个劳动关系管理过程都处在劳动者的法定权益与管理权的智慧博弈之中，多数情形下，管理权可以昂然前行而无须顾及《劳动法》的一些原则规定。《劳动合同法》选择了将《劳动法》中的原则具体化，随即触及到劳动管理权问题。自从有了以国家公权力介入的劳动立法，事实上就开始了对劳动管理权的分享。《劳动合同法》规定对“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经过劳资双方共决方能生效，这一点比现行法律的规定更加谨慎而绝无扩大。在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中，这种规定已经扩大为劳资集体谈判的主要内容，并以劳资委员会等多种形式体现。分享之典范有德日等国的企业制度，毫无分享则如今日的某些“血汗工厂”。现在需要讨论的就是劳动管理权要分享什么、分享多少、如何分享?不可否认，《劳动合同法》中类似的技术问题可以讨论，也有一些诸如给劳资自治留下空间的问题有待全面考察，但并不影响这部法律对未来中国劳动关系格局的基本定位。
冯同庆：《劳动合同法》应解决权利规范问题
《劳动合同法》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引发了热烈讨论，包括企业界、劳动界、社会各界都很关注，目前表现出来的有两种倾向，一种主张立法要保护劳动者权益，另一方强调如果过于考虑这方面权益就会丧失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两个立法宗旨明显不同却有着共同的立法取向，即立法是来进行利益规范的。
劳动合同实行中存在的问题，从现象看是利益问题，在立法看是权利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劳动管理从计划和行政方式向市场和合同方式转变，往往产生企业内部自行调节失范的问题，大多表现在利益之争，导致劳动者利益受损。因此，现在的问题在于对劳动者与企业自行调节利益没有信心。
现在《劳动合同法》立法需要解决的不应是利益规范问题，而是权利规范问题。利益规范问题是企业内部具体的利益分割、分配的问题，应当由劳动者与企业遵循相关法律规定自行调节。而权利规范是使劳动者与企业自行调节上述利益时有能够适用并得以施行的规定，这才是立法要解决的问题。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要经历一个较长的阶段，立法应该提供长时段可以适用的规范，而不是短期的权宜安排。长期适用的规范比如像权利规范，为实现劳动者与企业双向的沟通、让步、合作提供了规定和依据，从而有效协调劳动者权益与劳动力成本之间的矛盾。政府的介入方式应当趋向于增加权利規范方面的引导、制约、限制、惩戒等措施，减少行政式的干预，我们应该对权利规范的效果有信心。
郑功成：健全劳资关系与经济发展模式创新
经济结构多元化使劳资关系事实上成了我国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劳资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全世界强资本弱劳工格局的深刻影响。改革开放初期，在劳动力资源过剩而资本极度短缺下需要采取多种措施来吸引资本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日渐形成了资本所有者投资回报偏高而劳动所得偏低的利益格局，这种资本单赢的失衡格局正损害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不应将劳工成本低当成一个国家的所谓竞争优势，世界上真正有竞争力的国家都是劳工成本高的国家。逻辑很简单：劳动成本高的背后是人力资本投资高，人力资本投资高必然带来劳动者素质高，带来产品的技术含量高，产品的技术含量高才会国际竞争力强。所谓劳工成本低是一种短视的伪优势而己，它不能提高核心竞争力也不具有长期竞争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更新发展思维，就是适度提高劳工成本，同时提高劳动者素质，进而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我们的产品才会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竞争力。
现阶段我们国家已经不再需要低劳工成本——低素质劳动者——低技术含量产品廉价产品竞争的低层次发展模式，而是提高劳工成本——高劳动者素质——提高产品技术含量——提高核心竞争力这样一种良性发展模式。如能实现这样的转换，就不仅能够规避全球化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且能够赢得长久的发展机会。
现在有必要尽快通过有效的法制与政策措施来化解现阶段已经出现的以损害劳动者正当权益为标志的社会风险，促使劳资关系由失衡逐渐走向平衡，不应当将《劳动合同法》误解成偏袒劳动者的一部法律，法律追求的公正与平等，劳动合同法也不应当例外。在维护劳动者正当权益的同时，公平地保护雇主或用人单位的正当权益，促进劳资合作，消除劳资对抗，实现劳资双赢，这才最符合国家发展的利益。
中国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要求我们更加突出社会公平与分配正义，实现理性、健康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新时期的基本任务不仅要对遗留下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性障碍继续深化改革，而且也包括对过去已经形成的不良路径进行再思考、再改革，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即是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对劳动者权益的合理保护。
解决劳资利益失衡问题面临着劳力与资本供求关系、地区与城乡发展差距等压力，许多政策措施调整面临重大阻力，其中的关键恐怕还是人们已经形成的重资本轻劳工的思维定势与对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新的执政理念的漠视。不能把经济发展与保护劳动者正当权益对立起来，在劳资利益关系失衡的现实背景下，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侵害劳动者正当权益的借口，应当以劳资双赢为目标，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只有这样，我们国家才能跨上真正意义上的强国之路。
王向前：保护劳动利益以实现积累和消费的平衡
劳资关系并不是一种利益完全对立的零和游戏，而是一种既有利益冲突也相互合作、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往往也会增进资方的利益，增进经济的活力。
过去20多年间，中国形成了一种严重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要转变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就必须启动内需，以内需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二者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但是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力量，没有相应的消费，投资不仅不能拉动经济增长，反而会浪费社会资源。
一般来说，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基本措施是增强居民的收入。居民的主要收入是劳动收入，而劳动者收入的增加不仅受经济增长速度的制约，也受分配方式的影响。
劳动法平衡劳资利益的核心制度是集体合同制度，集体谈判不仅是一种调整劳动关系。预防和处理劳动争议的方式，也是一种“工资分配方式”。集体谈判能促使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分配形成合适的比例，使积累和消费保持合适的比例，从而避免“生产相对过剩”。美国总统罗斯福实施“新政”时，颁布过一项重要的劳工立法，即《国家劳工关系法》，颁布该法的目的就是加强工会组织的力量，推动集体谈判，通过签订集体合同来改善劳工待遇，提高劳工的购买力，以促使经济复苏。可见，集体合同制度确有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全球经济失衡与再平衡的实质 篇12
关于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 国外学者已经作了大量的探讨。曼 (2002) 指出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发展中国家汇率政策的变化, 并暗示亚洲国家的盯住汇率和出口导向政策以及对美国的依赖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弗格森 (2005) “投资枯竭论”则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率不高, 出现投资“枯竭”, 国内需求不足导致支持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竞争性货币政策, 最终增加流向美国的资本供给。而伯南克 (2005) 的“全球储蓄过剩论”则强调美国的巨额经常账户逆差主要来源于全球储蓄供给的过剩, 亚洲尤其是中国由于金融中介的落后以及中东石油出口国较高的油价共同推高了储蓄率。
在探讨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上还有各种立场和视角的理解。我们主张将它置于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虚拟化趋势的大背景下, 从全球生产力演进过程中国际分工体系和生产网络形成的角度去作进一步的探讨。从这个视角来看, 失衡同时有来自“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方面的原因。“我们生活在一个外包 (Outsourcing) 的时代” (Grossman and Helpman, 2005) 。这是两位著名国际经济学家对当前全球生产与分工模式发展趋势的经典概括。一方面, 基于全球生产力演进与信息技术革命的跨国外包与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使世界经济出现了以中美两国经常账户失衡为主的失衡。这是实体经济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 以美国为主的全球经济虚拟化使得世界经济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化。经济虚拟化是一种“以钱生钱”的经济游戏。因此, 全球经济失衡与其说是各主要经济体经常账户的差额和贸易不平衡, 不如说是全球金融发展的失衡。正是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金融发展上的极度不平衡为美国的本次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到破裂, 以及与房地产相关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并引爆次贷危机创造了前提条件。
2 全球失衡加剧与次贷危机爆发之间的逻辑关系
次贷危机引爆了本轮美国房地产泡沫。从表面上看, 它是美国金融领域的一次非系统性风险。然而它的爆发以及紧随而来的经济危机却与此前的全球经济失衡加剧有很大的关系。前面已指出, 全球经济失衡集中体现为东亚与美国经常账户的差额。但是, 从实质来看, 它又是发达经济体与亚洲新兴经济体各自的消费投资比例关系等经济结构的失衡、国内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失衡以及全球金融发展的失衡。次贷危机的爆发就是美国国内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的集中表现。
2000年后, 信息技术革命对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减小, IT泡沫开始破裂。同时, 在经历“9.11”恐怖袭击后, 为了防止美国经济出现大幅衰退, 从2001年起格里斯潘主政的美联储连续5年实施低利率政策, 低息政策使投资房地产业和相关金融衍生产品获得暴利成为可能。这为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和相关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和泛滥提供了土壤。
本轮中美经常账户严重失衡的直接原因, 是美国的过度消费带来的对全球商品过度需求引致的东亚外围国家主要是中国的过度供给。需要指出的是, 这一失衡是以美国产业结构主动升级到以房地产业、金融业为主要经济支柱, 并通过过度的信贷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作为前提条件的。美国国内的虚拟经济膨胀过快, 以致完全脱离了其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按前面所述, 这两者之间的失衡本身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另外, 美国国内老百姓的过度信贷和过度消费的消费模式是建立在其资产增值的信用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工薪收入增加基础上的。当房地产逐渐出现严重泡沫, 使得在美国购买房地产以及相关金融衍生产品能带来资产的快速增值, 并且刺激了国内过度的需求增长时, 本轮全球经济失衡的系统性风险的释放和破坏性调整就先选择发生在美国国内房地产泡沫破裂和金融机构次贷与次级债巨大损失上。
3 后危机时代再平衡的具体表现和实质
2009年第三季度美国的GDP增幅出现转正, 这是美国经济自2008年第二季度以来首次实现增长。这也是本次危机爆发所在的中心国家——美国经济衰退结束的标志。按照IMF《世界经济展望》 (2009) 的分析, 这样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 最为重要的原因是美、欧、日以及中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采取了超乎寻常的政府刺激方案, 避免了出现导致1929—1933年大危机的全球金融领域的恐慌。
然而, 美国政府在危机后采取的“一揽子”财政刺激计划以及美联储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两年多以来, 平均失业率至今仍维持在10%左右, 持续居高不下。美国商业委员会在2010年10月15日发布的预测中, 指出美国2011年上半年的失业率还将为9.1%～9.5%。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披露, 第二季度美国国内银行业新增贷款数量仍在下降, 这反映了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复苏作用仍非常有限。这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再次印证了人们熟知的一个经济学道理, 即货币政策就好像马车的缰绳, 要收紧缰绳紧急拉住马车管用, 但是用马车缰绳来推车的话则软绵无力。
日本经济在危机后仍然延续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低迷。欧债危机的发生也反映了这些欧元区国家复苏经济所使用大规模扩张性财政刺激手段缺乏可持续性。我国的经济复苏表现虽然出色, 但全社会的就业问题依然相当严峻, 每年新增的600多万大学生的就业以及广大的存量甚至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知识分子的再就业仍非常困难。
从以上全球主要的四大经济体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 全球正处在“无就业”缓慢复苏的再平衡过程中, 世界经济已进入了一个无重大技术和体制创新的后危机时代。在世界经济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 再平衡是恢复调整到轻度的全球经济失衡, 它具体表现为全球出口过剩产业的去产能化、商品市场去库存化, 以及金融市场的去杠杆化。
这次全球经济失衡以及次贷危机引起人们对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和欧盟国家的福利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过度发挥”的重新思考。次贷危机的爆发与美国对金融业的放松管制和多头监管导致监管不力也有较大关系, 这体现了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固有缺陷。而在次贷危机后不久出现的欧债危机也表明实行福利资本主义模式的欧盟国家的“高工资”、“高福利水平”、“高税收”和“过度消费”都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 后危机时代的再平衡是对这两种模式在某种程度上的修复性调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