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的体系

经济法的体系（精选12篇）

经济法的体系 篇1

1 建立完备的经济法体系的标志

(1) 能够有效地推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经济建设的进程。一是要能够有效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保证充分就业, 提高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二是能够不断扩大 生产和促进商品流通, 加快服务贸易的发展。三是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够合理地利用世界资源, 保护环境。四是能够保证发展中国家成员的贸易与经济发展。五 是建立与WTO规则顺利对接到一体化的多边贸易体制。六是法律体系的法律规则能够“平衡协调”经济生活中的经济贸易关系, 以规范社会整体发展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相统一。

(2) 经济法律所调整经济关系的覆盖面应该是全方位、多层次的, 而不能有缺口和漏项。这是经济法体系是否完备的重要条件和基本标志。具体来说其主要包括如下几 方面经济关系:在国民经济管理活动中属于决策性的经济关系;在国民经济管理活动中属于宏观调控, 特别是间接调控的经济关系;在国民经济管理活动中属于部门 (行业) 经济特定的经济关系;在国民经济管理活动中的经济监督关系;在国民经济管理活动中企业内部的管理关系以及涉外经济管理关系。

(3) 政府的经济职权必须规范化, 权责必须经法律加以确认, 职权的构成必须科学, 法律地位必须明确。政府机构在法律上的资格是否明确, 以及体现, 其法律地位的经济 职权是否确定的规范化、科学化, 是经济法体系是否完备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政府机构的经济职权是国家领导和组织经济建设的职能在法律上的表现。这种权力是法 律授予的, 政府机构既不能任意转让, 也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限度面滥用;这种权力是权责一致的, 即政府机构享有经济职权的权力同时也承担恪守职责的义务。

(4) 必须明确经营主体和消费主体的法律地位及权利和义务。经营主体和消费主体是经济法律关系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他们的法律地位是否通过立法加以确定, 权利义 务是否明确, 并在实际生活中能否付诸实施, 也是经济法体系是否完备的另一个重要标志。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总体构成运行过程中, 都要以它们为基本的依托和重要载体。

(5) 法律体系上必须门类齐全、成龙配套、协调发展、系统严谨。经济法体系作为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本身和其中的各个子系统之间要互相衔接、互相协调、互相配合、互为补充。即每类经济法律制度都必须与国家宪法相协调;地方性经济法规必须与国家制定的经济法律、法规相协调;同类的经济法律法规之间 相协调, 以避免相互矛盾抵触。

(6) 立法计划的实施进一步规范化、科学化, 实现经济立法的规范化、科学化是建立完备的经济法体系的基础条件之一。立法机关收回经济立法权, 进一步明确经济立法机 关的权限, 严格立法程序, 进一步提高经济立法的的技术水平是法制文明的需要。

2 我们只有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出发才能认清经济法的体系

经济法应调整以下关系, 这也是经济法的结构体系。

2.1 经济法总论

主要研究经济基础理论和经济法总则。可以分为下列各部分:

(1) 经济法的理论基础, 包括哲学基础、经济学基础、政治学基础、社会学基础和法理学基础。

(2) 经济法的基本问题, 包括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地位、宗旨、基本原则、作用、体系和适用范围等。

(3) 经济法主体理论, 包括经济法的基本分类 (市场主体、经济行政主体和中间层主体) 和立法模式, 经济法主体资格与相关主体 (民事主体或行政主体) 资格的关系以及各种市场主体 (中央、地方政府及其经济行政部门) 、各种经济行政主体和各种社会中间层的特征、法律资格和法律形态。

(4) 经济法行为理论, 包括市场对策行为的概念、特征、要素和分类;市场规制行为、宏观调控行为的概念等。

(5) 经济法责任理论, 包括经济法领域法律责任的立法模式, 以及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其他法律责任的组合和运用的特殊性等。

(6) 经济法奖励理论, 包括经济法领域的立法模式、原则、形式、条件和程序。

2.2 宏观调控关系

正如我们所知, “市场之手”的缺陷在于一定条件下会令经济陷入资源配置无序化与严重浪费的泥潭, 因此需要超然于市场之上的力量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引导。

而对于宏观调控的方式, 学界的认识较为一致。一般认为, 我国近年来宏观经济两次调控的成功, 主要是运用从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到积极的财政政策, 充分运用税率 和国债利息率;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到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 运用了银行利息率和货币发行总量, 这样两个宏观调控的手段, 拉动内需, 刺激投资, 扩大对外贸易, 从而使我国的经济安全着陆, 继续健康发展, 其法治手段配合得也还可以, 但是滞后了, 以至于腐败现象没能得到扼制, 甚至还在漫延。因此一般来说, 宏观调控手 段, 包括产业政策、利率、汇率、长中短期计划的制定、财政税收政策, 货币政策及 其货币政策手段, 价格政策, 地区开发政策, 外贸进出口政策等方面及其法制化。

2.3 微观规制关系

长期自由竞争必然会拉开市场主体之间的差距, 当部分主体的力量积聚到一定程度后, 垄断与限制竞争就产生了。垄断内生于竞争又限制竞争, 这就是市场的辩证法。由于垄断可以带来超额利润, 从而令人们趋之若鹜。同时竞争的发展也必然催生出不正当竞争, 这是一种竞争过度, 其对市场机制的损害也是显而易见的。不管是垄 断还是不正当竞争其结果都使市场经济的微观调节机制受到扭曲, 令市场这无形之手失灵。在微观经济领域中国家的干预往往直接针对个案。而由于垄断组织势力强 大, 不正当竞争普遍猖獗, 为保证法律的顺利实施, 法律多以强行性规范为主。这部分的经济法律规范人们称之为微观规制法, 其要义在于对市场障碍的排除, 维护经济发展的微观秩序。

2.4 国有参与关系

国有参与关系是国家基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动用财政力量进行社会投资比例再分配的一系列活动。从这点来看, 国有参与关系可以认为是从宏观调控关系中分化出来 的。之所以把它独立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之一, 是基于国有参与在世界范围经济实践中的重要性以及这类关系之间的共性——通过国家参与市场经营活动, 实现宏观经济目的。

2.5 市场监管关系

市场监管关系有些学说将市场监管笼统归于宏观调控领域, 也有些学说将市场监管列入微观规制领域, 其实将市场监管关系单列研究是符合现实需要的, 也是很有必要的。

2.6 涉外管制关系

以上五类调整对象及体系是有主从之分的, 其中宏观调控居核心与灵魂地位, 其他关系服从于宏观调控。

3 结语

当然, 从不同的角度, 有不同的体系设计, 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也会有不同的体系设计。但我们认为, 无论怎样设计, 都应该符合前面所说的完备的经济法体系的标志。同时, 我们也应该更加深入的研究, 拓宽研究的方法, 争取更多的更完美的体系设计, 让学术建立在更加宽阔的视野中。

参考文献

[1]顾功耘.经济法教程[M].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王全兴.经济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2.

[3]卢炯星.宏观经济法[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0.

经济法的体系 篇2

第四章 经济法的立法体系

第一节 经济法法律规范的分类和结构

一、经济法在立法内容上的分类和结构

 按国家调节经济采取的三种基本方式分：

 市场规制法，主要含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责任法；

 国家投资经营法，主要含国家投资法、国有企业法；

国家引导调控法，主要含计划法、各种经济政策法及关于各种调节手段运用的法律规定。

第一节 经济法法律规范的分类和结构

 按国家调节的侧重的目标和任务分： 

经济运行调节法与经济结构调节法  按国家调节的范围和层次分：



宏观经济调节的法律规范与同其相关的微观经济管理的法律规范。 按国家经济调节实施过程各环节分：

关于经济调节的决策、组织实施、监督与纠纷和违法调处等方面立法。

 按国民经济部门及职能分：



关于国民经济各职能方面的经济法与关于各行业部门的经济法  按经济成分分：



关于国有经济的经济法规范与关于非国有经济的经济法规范。 其他分类：



国内经济的经济法规范与关于涉外经济的经济法规范；

平常时期经济法规范与非常时期经济法规范。

二、经济法在形式上的分类和结构

（一）宪法

如我国《宪法》第6-11条关于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关于国有经 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规定。

（二）法律

如各国的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国家投资和国有企业方

面的法律，国家计划、产业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的法律

（三）行政法规

（四）地方性法规

（五）国际条约

此外，经济法形式上的渊源还包括判例法和习惯等。

第二节

经济法体系中的基本法律

一、经济法基本法律的认定

（一）实证分析

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来，国家调节经济运用了三种基本方式：（1）强制干预，即国家对市场进行规制；



（2）直接参与，即国家直接从事投资经营活动； 

（3）引导调控，即国家从宏观上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指导、鼓励、帮助和提供各种适宜条件及必要服务，或进行必要约束控制。 经济法体系便有三个基本方面的法律： 

（1）市场规制法； 

（2）国家投资经营法；

（3）国家引导调控法（或称宏观调控法）。

第二节

经济法体系中的基本法律

（二）理性分析

 理性分析即透过事物的现象探求其本质和规律性。 理性分析的基本思路为：



市场三缺陷—国家调节三方式—经济法体系三构成，即“三缺陷—三方式—三构成”分析思路。

从理性分析可以看出，经济法基本法律为市场规制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宏观引导调控法等三方面的法律。

二、经济法基本法律构成的关系

（一）调整领域和所担当任务不同

 市场规制法，保障国家以强制干预方式排除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对于自由竞争的妨害，促进市场调节充分发挥作用；

 国家投资经营法，保障国家参与直接投资经营，调节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 国家宏观引导调控法，在其宏观和总体的某些关键和必要方面，实行国家引导控制，以调节经济结构和运行。

（二）调节方式不同

 市场规制法：强制干预时，国家居于社会经济之上；  国家投资经营法：直接参与则国家跻身其中；

宏观引导调控法：引导调控乃处于其外，在其前面引后面促，左右约束或帮助。

（三）法律的地位不同

 三法律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立法状况和发达程度不同，在经济法立法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也不同。

 西方国家的经济法体系的核心演变：反垄断法—>宏观调控法；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法体系核心的演变：国家投资经营法—>宏观调控法

宏观引导调控法正在成为各国经济法的核心，这是世纪之交世界范围内经济法体系发展变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思考题

1.简述经济法立法内容上的体系构成。2.简述经济法规范形式上的体系构成。

3.试从理性分析与实证分析两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体系的三个

基本法律构成。

4.举例分析我国学界当前在经济法内容和体系构成上仍然存

在的一些分歧。幻灯片13 建议阅读文献

一、著作及教材

1、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第四版），第八章，法律出版社2008年。

2、【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第三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二、论文

循环经济体系的三大要点 篇3

随着中国面对人口压力、能源挑战、资源短缺、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等瓶颈约束的增大，如何寻找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之路；如何积极转换增长方式；如何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如何提升1980年以来“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的发展走向；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针对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制定符合规律的循环经济规划，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

循环经济在宏观层面上要求“全社会生产、全社会消费、全社会消纳废弃物”三者之间处于一种良性传递和共生互补的状态，以达到人类向自然的索取被人类对自然的回馈相平衡的基本要求。循环经济在微观层面上要求改变传统的线性经济模式，从源头起经过若干个中间过程直到最终消费的各个环节，形成多个闭合式的环性产业链，将每个环节中的废弃物和污染物，经过改造和分解，一部分回复到生产环节的起点，重新加入生产流程；一部分可能形成新的产业链，创造出新的财富。以上无论从宏观上或从微观上去认识，循环经济都是新时期中国发展的重大选择。

构建循环经济的国家体系，必须强调三大要点，并由此演绎出政策上、规划上、资金上、技术上的多元支撑，以便获取推行循环经济的全面成果。

一是循环经济的制度保障。循环经济虽然从经济增长方式入手，但是其影响是社会的、文化的整体，因此制度保障是其第一位的选择。所谓推行循环经济的制度保障，主要体现出有完整的法律法规，以及这些法律法规在经济社会层面上对行为规范的具体要求，如税收制度、市场准入制度、政策扶持制度等。从而使得企业在构建循环经济时，受到鼓励和保护。

二是循环经济的产业形态。要实施成功的循环经济模式，从国家到企业均有把产业结构调适到符合实施循环经济的必要形态，这个适宜的形态就是“集群经济”。将分散的、无序的企业，组合成产业链并形成集中、分工明确和衔接有序的区域生产模式，因此必须有科学性的顶层设计。

经济法的体系 篇4

一、经济法课程体系急需重构

(一) 现行课程体系制约了课程教学质量的提升

在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的理念深入人心的当代社会, 掌握规则、依法办事已成为社会对管理专业学生的基本素质要求。经济法课程作为高校管理类专业开设的唯一一门法律课程, 承担着向管理专业学生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培养用法能力的基础性作用, 在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中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经过多年发展, 经济法课程突破法律部门界限, 采用将商法、民法、经济法等多个法律部门内容进行组合的模式, 得到了广泛认可。这种教学内容是实现管理人才培养目标的必要安排, 却不尽合理, 主要表现如下:

1. 课程体系不够严谨、科学

课程开篇的基本理论部分, 大都会讲授经济法的概念、沿革、法律体系及其构成等内容。这些内容都是依照经济法学理论设计的, 经济法概念被界定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或者“国家调节经济之法”。但在其后的章节安排上, 又把调整平等民事主体间关系的商法、民法等内容包括进来。课程体系表现出的这种“并不完全法学的思维逻辑”, 不但导致基础理论不能统率课程内容, 还使各章节无法形成有机整体。

2. 课程体系太过庞大

在普通高校, 管理类专业经济法课程多被安排为40个课时。相对于二三十个法律制度而言, 一方面使教学内容与学时安排矛盾尖锐, 学生全面掌握教材内容和教师教学组织难度很大;另一方面受容量限制, 多数教材沦为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各种法律制度的简单罗列和法条解析, 学生单纯依赖课本很难真正理解和掌握法律制度的原理和内涵。

3. 有效知识含量少, 针对性不足

受学科中心论影响, 严格按照法的逻辑结构安排教学内容, 从适用范围到法律责任, 每一项法律制度都要详尽阐述。这尽管有助于学生全面了解立法, 却使教学内容烦琐芜杂, 与学生未来职业联系密切的知识含量明显不足, 成为学生学习兴趣降低的原因之一。

4. 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断层

课程内容主要介绍法学理论和法律具体规定, 基础理论应用和实践技能内容匮乏, 学生貌似学了很多法律知识, 却难以掌握与其未来职业发展有关的、实用的法律知识。

(二) 现有课程体系改革未取得明显成效

为解决上述问题, 许多学者对经济法课程体系进行了有益探索。除开始关注基础理论应用和实践技能培养, 加入相应的个案分析使内容更通俗易懂外, 对教材编排和教学组织主要进行了以下三种改革。一是沿用传统课程体系, 在编写教材时涵盖尽量多的内容, 组织教学时则将课程结构化整为零, 结合专业和就业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取舍, 进行专题化教学。这也是目前较为普遍的做法。二是突破部门法界限, 以企业为中心取舍教材基本内容, 以企业运营所涉及的法律为选择原则对课程体系进行重组, 舍弃宏观调控等法律制度内容。三是与专业需要紧密结合, 以职业资格考试内容为依据确定课程体系。这些做法都有益于解决容量矛盾和针对性不强的问题, 但因仍然采用学科体系法编制课程体系, 主要依照法学学科自身的逻辑体系决定知识范围及其排序, 体现的是法学的逻辑思维和以理解法律含义、传授法律知识为宗旨的教育模式, 强调的是学科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且只关注法律规定本身, 以直接叙述知识为主要方式说明学习内容。这种课程体系对法学本科教育是适宜的, 但显然忽视了管理教育的特殊性和学生的学习基础、需求, 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课程内容体系与专业要求之间的矛盾, 学生学习困难和有用性知识含量少、经济法教学与学生未来职业发展二元分离等影响经济法教学质量的根本性问题依然存在。

二、典型工作任务分析法是重构经济法课程体系的适当选择

作为一门为管理教育服务的法律课程, 科学的经济法课程体系应当是在教学实践中既保留经济法的特色和理论体系, 又能与管理学科其他知识相互衔接、融为一体;既能让学生获得更多有用知识, 又能让知识内化为学生解决涉法问题的实际能力, 使学生更适应未来工作岗位的需求。能够从管理教育角度和管理专业学生认知能力出发, 构建经济法课程体系的典型工作任务分析课程开发模式, 应当是一种较为适当的选择。

(一) 有助于解决经济法课程教学问题

典型工作任务分析法是德国Rauner教授和他的团队———德国不来梅大学技术与教育研究所的同事们, 在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教育理论。这种课程开发模式在学习内容的开发与编排上, 跳出了传统学科体系的藩篱, 按照工作程序化知识, 着眼于动态行动体系隐性知识的生成及构建, 是一个伴随学科体系的解构而凸显行动体系的重构过程, 可有效克服学科体系结构化内容学习的弊端, 有利于工作过程相关内容的学习, 不但体现了因材施教的客观要求, 而且这种以企业工作过程为主线对知识整合排序的方式, 改变了以往经济法教学中部门法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状况。通过分析企业具体运营过程和环节中的行为规则来阐释如何运用法律来防范经营风险, 可以使学生清晰地了解并掌握企业运营每一阶段所涉及的法律法规及其运用策略, 有助于改变目前经济法教学中普遍存在的教学内容随意性强、针对性差、学习难度大、学到有用知识少的状况, 在授课时数少、涉法内容多、学生基础弱等客观条件限制下, 使教学内容安排更加实用并更具针对性, 获得较好教学效果和效益的有益选择。

(二) 能有效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

当前课程结构改革的重要趋势之一就是从供给者中心向需求者中心的转变, 以管理类专业学生的需要为基础安排经济法课程体系是大势所趋。笔者通过对郑州多个高校近3年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去向的调研、对多个管理院系的走访和毕业生访谈情况进行分析, 发现管理类专业已就业的学生大多在企业工作, 少数不在企业工作的, 其工作内容也与企业经营活动有关, 职业活动内容主要是办理企业涉法事务和防范企业运营中的法律风险。

因此, 经济法课程应以教授与企业活动有关的法律制度为主, 以拓展和优化学生知识结构, 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法律素养和知法用法能力为目标。这就要求经济法教学应由注重法理分析和法律条文的诠释转为通过讲授企业具体运营过程和环节的法律规则, 帮助学生获得未来职业的工作过程知识和基本工作技能。典型工作任务分析课程开发模式,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方式和原则, 针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和专业实际, 将职业分析、工作分析、职业能力分析、个人发展目标等和教学内容分析相结合, 教学内容指向与学生未来所从事的职业工作任务、工作的内在联系和工作过程知识, 不但可以促进这一目的的有效实现, 而且由于它将高等教育的教学过程与企业的工作过程相融合, 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一体化结合, 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学到真正有用且实用的知识。

(三) 经济法的结构特点赋予了这种安排以可行性

在表现形式上, 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有一个显著的区别, 即以“法群”为其表现形式, 组成经济法律部门的各法律制度间在知识内容和层次上的关联关系较弱。这一特点使得不以调整对象为标准而以工作过程为标准对各法律制度的学习顺序进行重新安排, 围绕企业涉法典型工作任务构建课程体系、取舍教学内容, 不会影响知识的完整性或增加学习难度。

三、构建管理类专业经济法课程体系的设想

(一) 科学定义经济法课程教学目标

经济法课程是管理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 在教学目标定位上, 要考虑法律课程的教学特点和要求, 更要注重课程对于学生今后学习和职业活动的基础性作用。因此, 其教学目标不能像法学专业那样定位于构架学生完整严谨的法律知识体系和培养学生的适用法律能力和事后诊断能力, 应是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 提升学生的法律素养, 拓展和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 使学生掌握识别和防范企业运营中法律风险的路径和方法, 获得能够比较专业地解释涉法事务和办理简单法律事务的知识和能力。

(二) 重构经济法课程名称和基本理论

“经济法概论”“经济法”是现在大多数管理院系对经济法课程的称谓, 较易使人和作为部门法的经济法发生联系。为了使课程内容体现包容性, 体系上又不失科学性、严谨性, 建议将课程名称改为“经济法律”或“企业经济法”这样笼统的称谓, 使民法、商法甚至刑法、行政法中的相关法律规范都可以被名正言顺地纳入课程体系, 并不会引发歧义。考虑到目前“经济法”称谓的非专业使用在法学领域之外乃至全社会长期通行, 修改课程名称可能产生一些混乱, 可首先对基础理论进行修正, 明确该课程所称经济法不仅仅是政府干预市场的法律形式, 还是规范市场经营主体行为之法, 从而将课程内容统一于调整与企业有关的经济关系的法律制度之下, 并为课程内容的择定提供统一依据。

(三) 合理取舍经济法课程教学内容

典型工作任务是工作过程结构完整的综合性工作任务, 反映了某职业典型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 从而也描述了课程的学习领域, 明确了对学生专业知识、基本技能与职业能力的要求, 是对教学内容取舍以及编制课程标准的依据。所以, 经济法课程应着重安排与企业涉法工作任务的相关度高, 在实际工作中非常有用, 且与学生的接受能力及课时安排相匹配的内容。 (1) 注重法律原理及原则对企业决策的指导和约束作用, 而非具体法律条文的详细释义, 从法律与经济管理结合的角度阐述相关经济法律制度的功能、作用与效率, 以更适合经管类人员的认知习惯。 (2) 以完成某一企业涉法典型工作任务所需要的知识、能力为依据, 整理、归纳内容彼此相关的法律法规, 以提高内容的针对性。 (3) 以法律的应用功能而非法律规范自身的系统性与完整性为标准, 精心筛选学习内容, 舍弃具体法律规定中与企业关联性低的内容, 以提高教学内容的有用性。

(四) 适当确定经济法课程结构

为使课程体系严谨且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可以以企业工作过程为主线, 围绕企业创立、运营和终止各阶段的典型工作任务安排教学内容。另外, 考虑到课程体系的完整性和学生的学习基础, 以导论形式对经济法概念性知识进行介绍。综上, 课程内容可按以下顺序重新安排为导论、市场经营主体创立篇、市场经营主体管理篇、市场经营主体经营篇、市场经营主体纠纷解决篇、市场经营主体变更终止篇等6个板块。

摘要：管理类专业经济法课程体系不够严谨、教学内容烦琐芜杂、与学生未来职业联系密切的知识含量明显不够等问题的客观存在, 严重影响了经济法教学目的的实现, 急需重构。依据管理教育目标, 针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和需求, 宜采用典型工作任务分析法重构经济法课程体系, 着重讲授与企业涉法工作任务相关度高, 在实际工作中非常有用, 且与学生的接受能力及课时安排相匹配的内容。

关键词：管理类专业,经济法,课程体系,典型工作任务分析法

参考文献

[1]徐珍君.基于工作过程高职院校经济法教学方法探索[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 2009, (4) .

经济法的体系 篇5

合同法（TheLawOfContract）是最具代表性的私法制度之一，也是现代社会之契约规则的主体部分，它在社会经济尤其商事交易中发挥着重要而基础的作用。然而，权利话语的过分膨胀，私权逻辑的内在圈囿，加之近代以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公共场域”不断强化的客观情势，已经使得建构在传统权利本位观之上的包括合同法i在内的诸多私法规则面临着日益力不从心的窘境。

尽管20世纪以来受到社会法尤其经济法之相关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合同法也经由对私权主体之社会义务的一般强调及对契约自由原则的适当规制而完成了由传统合同法向现代合同法的嬗变ii，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即便受到规制，“权利-规则”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私法调节机制的某些固有惰性，权利主体也仍然因为对利益的天然的不可遏止的追求而经常性地进行“效益违约”。有鉴于此，本文拟从经济法视角对合同法之理念、体系与规则进行粗略的全景式的解读与评判，并就经济法诸理念之于合同法域的一般性积极意义予以探讨。

一、神圣的与误读的：合同法理念

理念之谓者，原为理想和信念，但此处的“合同法理念”所意图表达的毋宁是合同法所固有的法律精神与规则诉求（将其外在地表述为“原则”可能更为确当）。合同法作为私法，除了具有一般私法的普遍性的理念（诸如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等等）以外，亦有其特殊的“规则诉求与法律精神”，主要是契约自由及由之而引发出的契约神圣与契约相对性等理念。下面笔者将主要围绕契约自由理念在近代和现代的私法中的不同遭际来对合同法理念进行经济法学意义上的评析。

思想层面的契约自由早在罗马法时期就已萌芽，但将其作为契约iii规则的一种原则性理念则是近代私法所确立的，而且也只有在近代私法中，契约自由才第一次具有了如此完备的.逻辑体系和规则设计，受到私权主体隆重而特别的强调并发挥出巨大的促进商事交易的积极作用iv。作为近代合同法的基础性的理念（尽管不是全部），契约自由的确切涵义是：契约关系之当事人依法有权自主决定契约之缔结、相对人之选择、契约内容与形式之选择及契约变更或解除之选择等，其衍生出的附属理念包括契约神圣与契约相对性等v。

在近代合同法中，尽管对契约自由理念的表述中有“依法”的字样――表明相关的法律仍然是当事人自由地为契约行为的前置性条件――但是回归到历史中，在近代合同法大行其道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契约自由几近“被视为神明”，从法律规制到学理研究再到私法实践，都在相当程度上对这一理念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误读”：无论是立法者、法学家还是普通的私权主体，人们似乎更注重于对绝对自由契约行为的推崇，而较少地考虑甚至忽视了对私权契约行为基于商业伦理和公共利益考虑的合理限制。

二十世纪以来，伴随着社会本位意识的增强和社会立法（尤其经济立法）的发展，因应社会“公共场域”不断扩大的客观情势，各国普遍通过立法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传统私法规则给予了适当的调整，合同法亦由“传统”而过渡到了“现代”。作为原则性理念的契约自由尽管仍然存在，但其内容已经因为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国家经济干预理论以及社会本位、实质正义、义务先定等经济法理念的外在冲击而发生了明显的调整，突出表现为：在保留其基本精神和价值诉求的同时更为关注契约行为的社会效果及契约的实质正义问题vi，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强制性合同的出现vii。而以消费者权益保障法为代表的系列经济法规范的出台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契约自由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限制，如法国1978年1月10日78-23号法律第35条规定，“有关合同的价格及其付款方式、标的物质量及其交付方式、风险负担、违约责任以及保证责任的范围、合同的发行条件、合同的撤销、变更以及解除等条款中，凡属于违背法律的特别规定，基本滥用经济权利而强加给消费者的，或者给予滥用一方以不正当经济利益的，均因滥用权利而归于无效。”viii除此之外，格式合同、附从合同的大行其道及国家为保证格式合同等在实质意义上的契约正义而进行的强制性介入也是纯粹契约自由原则受到调整的具体体现。

以经济法视角来反照合同法理念的近现代嬗变，不难看出，建构在个人主义和权利本位之上的传统合同法理念在近代曾经被赋予事实上是误读了的神圣光环，纵然这种误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会本位观指导下的相关规则的“修正”――这种被修正了的理念-规则因其本质上权利逻辑的底蕴而仍未完全消除私法规则的某些内在的惰性ix。在法治多元的今天，我们可以期待，社会法尤其经济法的理念与实体规则将会为这种惰性的有效克服提供有效的和持续的外部法律机制的补给。

二、逻辑的与形式的：合同法体系

合同法体系，是指合同法构成规则的有机整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结构意义上的由总则与分则构成的法律文本体系（从部门法学角度则可以表达为由合同法学总论与分论构成的学理体系）；二是逻辑意义上的实体规则体系，包括：契约行为之指导原则，契约之订立、变更、转让，契约之成立与生效，契约之解释，契约之履行，违约及其法律救济等。下文论述中所涉及到的“合同法体系”，仅为逻辑意义上的实体规则体系。

从其体系的构成来看（这里以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为例），合同法在逻辑上的确较为圆满地对契约行为的不同阶段、不同样态和不同结果均给予了法律的关怀和规制x。但是，一如笔者在本节标题中所表达的，逻辑的周全并不代表规制的圆满，权利-规则对应然状态的细致而充分的描述所凸显出的仅仅是对形式正义的过分热情的关注，更何况这种关注还仅仅停留在应然的话语表达上。

合同法具有近代私法共有的“只看是否是人，不看是什么人”的抽象的和形式的传统，尽管这一传统的“势力”因为20世纪以来具体人格和契约正义受到的渐多的重视而有所收敛。这里，经济法理念（尤其是实质正义观）之于合同法体系的科学建构的意义已经显而易见――它可以较为有效地防止合同法规则形式主义的任何倾向xi。

三、技术的与逼仄的：合同法规则

如果说理念和体系上的之于合同法的经济法解读其视角都较为宏观或至少是中观的话，本节所试图进行的努力――从其技术性的规则入手――则是微观意义上的。

规则的技术性是近现代立法中的一个显着的且不断有所强化的特征，合同法亦然。但是，无论怎样强调或有意识地进行努力，技术化的规则都不能完全避免一种法域规范的内在的保守（或曰狭隘）性。对于合同法来说，尽管其技术化的程度在不断提高（并且这种提高还有着现代合同法逐渐成型的背景），但是，一如前述，由于其本质上仍属于权利-规则，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会在调节和规范机制上具有权利-规则在调节机理上的某些固有的惰性（狭隘性）。

为了表明这一论断并非危言耸听，以下的这一例证是必要的：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0条这样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这一规定应用的是民法上表见代理的相关原理，说其法理明确、逻辑清晰当不为过。()然而，即使从逻辑上对这一规定进行推演，我们仍然可以看出，我们的合同法对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超越权限订立合同的行为其规制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实践中，某些国有或集体企业负责人恶意勾结他人为越权合同行为而“成功移转”企业财产的事情的频繁发生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同样是规范社会经济的运行，经济法的调节机制却与合同法迥异――不仅没有合同法机制的某些软弱性和滞后性，而且相对而言还更为有效和迅捷。

同样是上面这个例子，用经济法来规制可能就是另一种样子：国家通过专门性的经济法规来规范所谓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对内对外行为；针对企业负责人恶意勾结他人为越权合同行为而移转企业财产，国家可以以专门规定明示企业负责人及相对方在此类活动中的严格责任，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此类事情的发生概率。

另外像供电、水、热合同等特殊合同关系的规制如果能够适当运用经济法律规范则可能会比单纯依凭调节平等主体交易行为的合同法律规范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结语

地沟油背后的“负经济”体系 篇6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文化怀疑,尤其是过去几十年猛烈的文化破坏,这个社会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丧失了精神的维度。生活就是追逐物质的享受。对自命为精英的人来说,这物质主要是权力;对普通白领来说,这物质就是名牌消费。但所有这些人都不拒绝口腹之欲的满足。

在这种欲望驱动下,大家在一个迅速发育起来的商业体系中相互制造和满足无尽的欲望。这个商业体系又是由陌生人组成的,它的生产效率又非常之高,最重要的是,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时都可以轻轻松松地做到无所顾忌,不会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来降低造假制劣的效率。由此,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高效率的相互伤害体系:你在我吃的辣酱中加苏丹红,我在你家孩子喝的奶粉中加三聚氰胺,他又在大家都进的餐馆中使用地沟油。

这种经济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在中国,几乎所有产品价格都十分低廉,低廉得根据常识几乎无法相信,比如,一盆水煮鱼只要十几二十元。如此低廉价格让所有人的物质欲望都轻易地得到满足。于是,所有人都觉得自己的生活很幸福,甚至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奇迹时代,而有一种顾盼自雄的驕傲感。

经济法的体系 篇7

罗伯特·查尔斯·克拉克在198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将美国近两百年来资本主义企业的演变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以19世纪企业作为一种商业组织形态的出现为标志, 称为“企业家时代”;第二阶段为“职业经理时代”, 在20世纪初期达到成熟;第三阶段为“投资组合时代”, 在20世纪初期出现, 并且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顶峰;第四阶段为“储蓄规划时代”, 1935年美国《社会保障法》的出台是其前兆, 在写作该论文的时候, 即1981年, 克拉克认为这个阶段已经处于婴儿发育期。

资料来源:See Robert Charles Clark, The Four Stages of Capitalism:Reflections on Investment Management Treaties, Harvard Law Review, Vol.94, No.3, 1981, Pp567. (图中中文注释为本文作者所加。)

克拉克认为, 每一个阶段的出现都伴随着新的职业阶层的形成, 职业化进程的本质是权力的让渡过程, 提供资本的个人享受到经济收益的增加, 但是与此同时对资本的支配权力下降。并且这种支配权力的分离是一个不断进阶的过程, 每经历一次分离, 资本家手中的剩余权力进一步减少。如图一所示, 在第一个阶段中, 企业家拥有完整的支配权;在第二个阶段中, 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并且经营权职业化, 出现了职业经营经理阶层, 此时留在资本家手中的只剩下所有权;在第三个阶段中, 所有权分离为资本供应权和投资管理权, 并且投资管理权职业化, 出现了职业投资组合经理阶层。如机构投资者、金融中介组织等, 此时留在资本家手中的权力进一步减少, 只剩下资本供应权;在第四个阶段中, 资本收益权进一步分离为收益权和储蓄决定权, 并且储蓄决定权职业化, 出现了职业储蓄规划, 如“员工福利计划”等, 此时留在资本家手中的权利只剩下收益权。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里的资本家有一个固定的内涵, 即“对资本的收益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请求权”, 但是它的外延是在不断变化的:第一阶段中的资本家是一个非常小的精英富人群体;第二个阶段虽然公众持股人逐渐多起来, 但是多数的股权仍然掌握在上流阶层手里;第三个阶段范围扩大到所有的银行储户和投保人;到第四个阶段, 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员工福利计划”中的所有参与者和受益人。

二、法律的回应

在以上的四个阶段中, 支配权力的不断分离, 导致资本家的剩余权力不断减少、不同的职业阶层兴起, 由此也形成了不同的组织管理关系和权力的分配层次体系。“尽管其背后可能仍然是财产的流转、支配, 但这完全不同于平面的民事法律关系, 法律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克拉克也指出, 法律通过采取不同的规制策略对不同的阶段作出了回应。

在第一阶段中, 从外围限制组织, 直接打击组织的扩大, 这是国家对公司作为一种商业组织形式兴起的最早反应, 也是经济法最早产生的领域。这一时期的规制策略是权力限制和公平竞争:前者主要表现在限制公司人格的独立性和权力;后者主要体现在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新型法律的制定。直到20世纪初期, 对公司权力的限制才有所放松, 此时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的成熟时期。

在“职业经理时代”, 经理控制企业, 形成了所谓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为了防止内部人对公司权利和股东权利的侵蚀, 同时基于效率目标的考虑又要保证职业经理行使权力的独立性, 所以法律规制并不是通过限制经理人员的权力来实现, 而是通过促进有效证券市场、加强诚信义务的方式来实现对企业的良性引导, 主要体现在《联邦证券法》中有关利益冲突规则和信息披露义务的规定。

到了第三个阶段, 公共投资者增多, 但是他们不直接参与投资管理活动, 而是把这个权力让渡给机构投资人或者金融机构, 自己只留下资本供应权, 因此利益冲突规则和信息披露义务的意义变弱。此时对公共投资者来说, 最重要的是保证自己的资金不会因为金融中介机构的财务亏损而受到牵连, 因此国家通过多层次的法律规制, 将公共投资者的资金安全性与中介机构的经营风险隔断开来。这个时期的典型法律是对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组织的行为控制和机制设计。

进入“储蓄规划时代”之后, 资本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员工福利计划”中的所有参与者和受益人, 他们不参与企业经营、投资管理甚至储蓄规划, 而仅仅享有收益权, 因此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这个群体的利益采取了更加严格的保护, 甚至深入到组织内部进行规制, 发展到可以称之为“消费者保护”的趋向。这个时期的典型法律是1974年颁布的《职工退休所得保障条例》 (ERISA) 。

三、对经济法的意义

通过上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收益权是资本家手中一个很重要的权利。在所有的阶段中, 资本家手中的剩余权力都包括收益权, 因为个体在资本市场的一个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追求利润。随着资本家的范围不断扩大, 整个资本市场收益权的加总越来越能反映公共利益的状态。从历史的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 由于资本家范围的扩大, 法律为了保护众多公众投资人的利益, 对组织的干预程度越来越大, 从一开始的“从外围限制组织、直接打击组织的扩大”到“引导组织行为”, 再到“深入到组织内部进行规制”。可以说, 这种现象是对传统的抽象思维, 形式正义中平等的一种颠覆。

传统的形式正义观念将所有的个体都抽象成一个“共相”, 主张对“相同的情况进行同等对待”。但是随着组织的不断扩大, 就企业的外部关系来说, 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企业和个人之间已经出现了实质上的不平等, 如信息不对称等, 法律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不考虑主体的大小、质量、结构;并且随着权力分配层次体系的不断深化, 就企业的内部关系来说, “‘角色’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职位、地位、身份’, 和等级、科层、官僚化 (企业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官僚组织) 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权力’, 已经形成了‘社会分层’。”这些现实都在召唤着另外一种反形式主义的法律精神的出现, 因此以实质正义和效率为价值目标的法律部门——经济法应运而生。

在这个意义上, 克拉克关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四个阶段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认识经济法的视角, 对资本支配权的不断分离的进程似乎可以看作是越来越能近似反映公共利益的收益权与其他公共利益性质相对比较弱的权力的分离。而经济法的任务之一就成了对经营权、投资管理权、储蓄规划权的适当规制, 从而保护公众投资人的收益权, 以实现公共利益目标。然而, 在规制的进程中又不免要侵害传统形式主义法律中赋予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权利, 一方面是对实质正义的法律精神的追求, 一方面是来自传统法律中形式平等的观念的束缚, 经济法的产生正是对前者的回应和对后者的勇敢突破。

参考文献

[1]R obert Charles Clark, The Four Stages of Capitalism:R eflections on Investment Management Treaties, Harvard Law R eview, Vol.94, N o.3, 1981.

[2]邓峰.经济法漫谈 (一) :社会结构变动下的法理念和法律调整[M].经济法学评论, 2001 (2)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经济法的体系 篇8

一、传统经济法考核评价方式存在的问题

(一) 考核形式过于单一

传统的经济法教学以理论讲授为主, 考核方式仅采用闭卷笔试, 形式过于单一。目前, 一些高校在考试改革中探索了论文考核的形式。这种形式虽然可以对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行考核, 但经管类学生法学理论基础薄弱, 撰写专业法学论文难度较大。这种形式会导致不同程度的抄袭, 结果就是既未达到考核知识, 又未达到考核能力的目标。

(二) 重理论考试轻实践操作

从学生的培养目标来看, 经济法的教学应注重应用能力和实务能力的培养。由于经管类专业经济法课程往往采用合班上课的方式, 人数众多。理论考试由于不会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 而在学生成绩评定中占据绝对比例。相反, 实践操作考核或无或少, 不会对学生成绩起到决定性作用。

(三) 重笔试轻口试

笔试对知识考核的覆盖面广, 考核的信度和效度都较高, 因此是传统经济法考核所惯常采用的方式。但笔试侧重考查的是学生的背功, 题目多是对于知识的再现。这种考核方式重知识考核轻能力考核, 学生很难将所学知识内化为自己的能力。口试不仅可以有效防止考试作弊现象的发生, 而且有利于锻炼考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临场应变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四) 重终结性评价轻形成性评价

长期以来, 传统考核只注重期末考试的卷面成绩, 教师为了考而教, 学生为了考而学, 导致学生“上课记笔记, 下课看笔记, 考试背笔记, 考后全忘记”的局面。卷面成绩忽略了学生在日常学习过程中的表现, 不能做到及时反馈及时调整, 评价结果难免有失公正。在经济法课程的考试改革中, 可以尝试加大形成性评价力度, 建立一套动态、全面、客观的评价体系, 兼顾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能力、评价与反馈的多重功能。

二、经济法课程形成性考核评价体系的指标内容

(一) 形成性考核评价体系

教学评价可以分为诊断性评价 (Diagnostic Assessment) 、形成性评价 (Formative Assessment) 和终结性评价 (Summative Assessment) 。其中, 形成性评价是相对于传统的终结性评价而言的, 其概念最早由斯克里文提出, 是指“通过诊断教育方案或计划, 教育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为正在进行的教育活动提供反馈信息, 以提高实践中正在进行的教育活动质量的评价”。我国对这一概念有所扩展, 认为形成性评价是在教学过程中基于对学生学习全过程的持续观察、记录、反思而做出的发展性评价[1]。这种评价方式既是一种评价体系, 也是一种学习方法。

(二) 经济法课程考核评价指标

形成性考核指标体系是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考察和评价, 并将其结果作为评定学生课程学业成绩的科学理论体系[2]。经济法课程考核指标体系包括理论与实践两大类指标, 每一大类下又有若干项具体指标。各项

1. 理论考核指标。

理论学习的评价指标主要包括:学习态度方面 (30分) 包括出勤、课堂笔记、按时完成作业等;学习能力方面 (20分) 包括识记能力 (课堂提问) 、研究及分析能力 (学期论文) 等。

2. 实践考核指标。

实践操作的评价指标包括:分析能力 (案例分析) ;交流能力 (讨论或辩论) ;思辨能力 (论文答辩) ;问题解决能力 (模拟情境) ;组织能力 (模拟法庭) 。以上各项分值计10分, 满分为50分。

(三) 考核的基本形式及考核内容

与上述评价指标相对应, 考核内容也可分为理论考核与实践考核两部分。其中, 理论考核与传统考核方式无异, 本文着重论述实践考核的形式。

1. 案例分析考核。

由任课教师选取典型案例分配给学生, 学生以学习小组为单位, 每组分配一个案例。案例的选择根据专业的不同要有针对性和目的性。每组同学在课前对分配的案例收集资料并进行讨论分析。教师于每次上课前安排一组同学将其案例分析过程和结果与全班同学分享, 并接受同学的询问。时间不可过长, 以5—7分钟为宜。分析后教师要有点评, 并根据该组同学的表现评定分数。

2. 小组辩论 (讨论) 会。

由任课教师选取经济法领域中有争议的热点问题, 安排学生进行课堂辩论。学生在课前必须收集相应的资料, 作充分的准备, 通过小组内的讨论, 形成一致的意见, 再与其他观点不同的小组进行辩论。每场辩论 (讨论) 由两组同学完成, 教师根据每位同学的表现评定分数并点评。时间以10分钟左右为宜。

3. 论文答辩。

经济法课程主要分为六部分, 即总论、市场主体法、市场行为法、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教师每讲完一部分, 选取该部分的一个前沿问题作为论题, 安排全班1/6的学生以此论题撰写论文。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论文内容提出1—2个问题, 由学生进行答辩, 并根据每位同学的表现评定分数并点评。每位同学以2分钟为宜。

4. 情景模拟。

经济法课程的某些章节可以尝试进行模拟教学, 由教师设计特定的场景、事件, 让学生进入相关的角色, 以经济法律规定为参照系, 进行演练。例如, 在给工商管理专业学生讲《公司法》这一章时, 可组织学生模拟组建公司。每组每位同学都有具体分工, 包括公司住所的确定、验资、拟定公司章程、办理营业执照、召开股东会、董事会等[3]。任课教师以流程是否合法, 法律文书撰写正确与否, 有无团队精神为标准评定分数并点评。每学期可组织情景模拟三次左右, 每次以不超过1学时为宜。

5. 模拟法庭。

在讲授“经济仲裁与诉讼”一章时, 适宜采取模拟法庭教学法。运用此法时, 由于学时的限制, 不能过于注重案件的实体审理, 而是侧重于使学生熟悉法庭审判流程。建议将前述每组同学负责的案例作为模拟法庭开庭的案例, 这样可以使实体与程序兼顾。每学期安排模拟法庭若干场, 每场庭审安排10人参加, 时间以不超过25分钟为宜。任课教师根据庭审程序是否正确, 准备是否充分为标准评定分数并点评。

三、本评价体系的实施条件

(一) 人数不宜过多

经管类专业经济法授课的最大困难在于上课人数为宜, 并将全班同学分为若干学习小组, 每组6至7人左右。

(二) 各专业教学内容的适当选择

经济法课程涵盖了所有与市场经济运行及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法律知识, 涉及多个部门法。本评价体系的实施, 要求实践教学部分占总学时的1/3左右, 这就需要压缩理论教学时间。教师在讲授时不可面面俱到, 而应该根据学生专业有所侧重。

(三) 以多种教学法的使用为前提

本评价体系是为配合多种实践教学方法的运用而制订。因此, 必须以案例教学法、情景模拟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在课堂上的运用为前提。

(四) 学生的全面参与

本评价体系在设计上即兼顾了理论与实践, 同时对于经济法课程中所涉及的各章节均有考核, 覆盖面较广。因此, 在实施时要求每位同学必须参与上述所涉各项, 不能漏项。唯有如此, 才能达到对学生进行全面考核的目的。

(五) 学时保障

同是经管类专业, 在经济法的课时安排上各学校差异较大:有的学校为68学时, 有的学校为34学时, 甚至还有同一学校不同专业学时不同的情况。由于本评价体系对实践教学学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 安排在50学时以下很难满足教学要求, 应以51至60学时为宜。

(六) 教师的综合素质保障

在有限的学时内兼顾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 这对教师驾驭课堂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单纯具备法学专业知识的教师已经不能适应高校经管类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经济法教师应具备与所教学生共同的专业背景。比如, 国际贸易专业的经济法教师应熟悉国际经济法、金融法等;旅游管理专业的教师应熟悉旅游法规等。这样在对学生进行情景考核与案例分析考核时, 才能给予正确的引导[4]。

人们常说“教学有法, 教无定法, 贵在得法”。衡量教学方法的运用是否得当, 不在于传输给了学生多少知识, 而在于培养了学生多少能力, 考核方式是否合理, 不在于教师是否机械地“给分”, 而在于能否促进学生提高学习能力以及教师改进教学方法。形成性考核方式可以随时考核, 随时评价, 随时改进。同时, 将学生的各项考核结果累加作为终结性考核成绩, 可以防止“一考定成败”的片面性, 最终实现取消形式化的经济法课程期末考试的目标。

摘要：经管类专业经济法课程的传统考核方式单一、僵化, 过于注重终结性考核, 不能适应人才培养目标的需求。形成性考核评价可以对学生的学习过程以及效果进行动态监督与及时反馈, 是一种更为科学合理的考评方式。构建形成性考核评价体系, 可以对理论与实践各环节进行全面考查, 促进学生提升管理能力与法律素质, 最终实现取消形式上经济法课程期末考试的目标。

关键词：经济法,形成性评价,终结性评价

参考文献

[1]王频, 彭六生, 郭瑶.高职教育模拟法庭教学形成性评价体系初探[J].当代教育论坛:管理版, 2010, (5) .

[2]葛梅.如何建立职业教育课程形成性考核的指标体系[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4, (9) .

[3]陆中宝.应用型本科会计专业的经济法课程教学研究——以南京工程学院会计专业为例[J].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3) .

经济法的体系 篇9

关键词：经济学语境范式,经济学语境模型,经济活动目标,核心域,公共域,商业域

经济学的语境范式 (Contextual Economics 或Economics in Context) 是由生态经济学家尼瓦·古德雯 (Neva R. Goodwin) 、女性主义经济学家朱莉·纳尔逊 (Julie A. Nelson) 等学者构建起来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与商业企业、家庭、社会团体、非营利组织和政府机构等组织的经济活动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 研究的是个人、家庭、商业企业和其他亚国家团体的经济活动及其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微观经济学层面上来说, 经济学的语境范式在经济学语境模型的基础上界定了微观经济活动的终极目标——福利, 阐述了资源维护、生产、分配和消费四种基本经济活动, 并把经济活动划分为核心域、公共域和商业域三个领域。

一、经济学的语境模型

经济学语境范式的核心是把经济置于其运行的自然和社会语境中进行研究, 站在更高的角度上来研究经济。经济学的语境范式首先建立了经济学的语境模型来研究现实世界经济运行的动态关系。具体来说, 经济学的语境模型如图1所示:

从经济学的语境模型中可以看出, 经济活动是在自然和社会语境中进行的, 自然和社会语境包括生态语境、历史和技术语境、政治语境、制度语境以及人类动机、伦理和文化语境等等。

二、经济活动的目标

社会科学家通常对两种问题作了区分:实证问题是关于事实本身的问题, 即“是什么”, 规范问题则是与目标和价值相关的问题, 即“应该是什么”。但是实证和规范问题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现实生活本身在“是”和 “应该”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对目标的讨论显然是一个规范问题, 即使是从严格的实证意义上来说, 规范问题也是理解经济活动的关键, 这是因为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人的经济行为, 人的行为必然要受到其目标和价值观的影响。

研究目标的一个很有益的方式就是把目标分为不同的层次。有些目标是中间目标, 这些目标本身不应该是目的, 它们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这些目标是达到深层次目标的手段。从《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成因的研究》一书的题目就可以看出, 亚当·斯密对“财富”一词的重视程度。“财富”通常被定义为个人所拥有的全部物质资产的价值。用较为专业的术语来说, 财富是具有生产和获得有价值的物品或者服务的可行能力。但是, 财富真的是经济学研究的全部内容吗?把追求国民财富作为终极目标的人通常认为, 较为富裕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更为强大、更为安全、更为幸福。由此看来, 与财富相关的终极目标就是富强、安全、幸福。而个人可能把财富作为追求安全、舒适、权力、地位或快乐等终极目标的中间目标。积累物质财富之所以有时被看作是经济学的唯一目标, 是因为财富能够被用来实现多样化的终极目标, 财富因此被当作近乎通用的中间目标。阿玛蒂亚·森在讨论经济学的伦理学根源时就指出, “虽然从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 但在更深的层次上, 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的追求有关, 包括对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挣钱是不得已而为之, 财富显然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东西, 只是因为它有用或者因为别的什么理由’”[2]9。

市场效率其实也是一个中间目标, 人类经济活动的目标需要超越效率。二战以来, 许多经济思想家把效率当作经济决策的核心目标。当然, 效率有多方面的好处, 效率意味着用较少的资源来获得更多的产出, 节约资源当然是很好的。鉴于此, 经济学家把为决策者提供建议, 从而实现经济运行的最高效率看作是自己的职责。效率目标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它能使人们达成一致意见, 任何正常人都不会支持浪费资源的行为, 都愿意在既定的成本基础上生产出更多有益的产品。由于效率的好处非常明显, 因此追求效率通常被看作是纯粹的技术命题, 效率被看作是降低成本。但是如果效率的目标仅仅局限于降低各种成本, 而所降低的成本包括降低员工的工资、医疗, 那么效率的目标就不一定是值得追求的。效率目标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规范性判断, 即效率的界定必然隐含着某种价值标准。一般来说, 新古典经济学家采用的价值标准是市场价值标准。他们认为, 产品售出后而获得的货币最多时, 资源的使用效率最大。这一信念与以上讨论的积累物质财富的目标如出一辙, 两者都假定“多即是好”, 而 “多”指的是能够在市场上出售的产品, 即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经济目标是追求“多”, 多生产、多消费。然而, 效率目标还有其他的价值标准, 对人类至关重要的很多东西不是在市场上买卖的, 如健康、公平和生态可持续性。用既定的投入旨在使健康、公平和生态可持续性等产出的价值最大化的政策, 可能与旨在仅仅使生产的市场价值最大化的政策非常不同。同样, 只想使投入的货币成本最小化的做法也会导致很高的社会和环境代价, 太重视市场价值意义上的效率会忽视其他非常重要的目标。与此同时, 权威的心理学研究表明, 当 “多”的目标会带来很多其他社会和环境问题时, “多”就不是人类值得追求的目标。

经济学的终极目标是福利 (well-being) 。福利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第一, 基本生理需求的满足, 包括生存、成长、健康、生育、安全、休息等需求的满足。第二, 追求幸福, 包括满意感、快乐感、自尊、内心宁静等等。第三, 个人潜能的实现, 包括享有身、心、道德、社交和精神发展的机会。第四, 生活机会的公平分配, 尽管不同的个人和文化对评判社会资源和机会分配的公平方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是追求公平的目标具有普遍性。第五, 经济和社会关系的自由, 这就意味着在与他人的责任关系限度内 (和在其决策能力限度内, 如对待孩子) 要容许个人对自己的生活自主决策。第六, 民主参与社会决策, 很多社会决策都会对社会成员有所影响, 个人应该有机会参与社会决策的过程, 从而有机会参与社会治理工作。第七, 寻求生命的意义。良好的社会关系, 包括与亲友、家人、同事等维持信任关系以及国家之间的相互敬重与和平关系。第八, 生态平衡, 维持良好的生态平衡关系, 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可以长期地持续下去, 要考虑到现在和未来人的福利[1]9。

以上这些要素都可能是经济活动的终极目标, 其表现形式不是僵滞不变的, 会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而不同。其中前三个主要与个人有关, 而最后五个关系着整个社会, 可以通过社会价值观念来影响个体的行为。有些关系到生存问题, 有些则关系到生活质量问题, 还有的既关系到生存问题又关系到生活质量问题。也许有人认为有些目标不太重要或者应该加入一些其他目标。规范分析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随着人类不断的反思和讨论以及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增添新的内容。不管怎样, 很明显的一点就是任何对生活质量进行的合理性讨论都必须超越简单的财富或者效率概念。

三、四种基本经济活动

对经济学目标的讨论解决了经济学的目的性问题, 下面要讨论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什么样的活动是经济活动, 经济学要解决怎样的问题。经济学的语境范式指出, 基本经济活动主要有四种——资源维护 (Resource Maintenance) 、生产 (Production) 、分配 (Distribution) 和消费 (Consumption) 。

资源维护的意思是看护、保持以及改善自然资源、人造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活动, 这些资源是人类生存和美好生活的基础[1]11。资源 (resource) 在这里是与资本相同的概念, 是具有潜在经济贡献的资产。按照这一定义, 对国民经济生产作出贡献的资本主要包括五种:自然资本 (natural capital) 、人造资本 (manufactured capital) 、人力资本 (human capital) 、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和金融资本 (financial capital) , 这些资本都对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是人类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要件。自然资本指的是由自然提供的天然资产, 如适合农业种植或者人类其他用途的土地、淡水资源、矿藏和未开采的原油等等。人造资本是指通过把生产活动应用于自然资本而产生的有形资产, 包括建筑、机器、精炼油存量、交通基础设施和存货等等。人力资本指的是劳动力, 特别是工作需要的知识和技能。社会资本指的是信赖、相互理解、共同价值观、协调经济活动的社会知识等等。金融资本指的是经济主体可用的购买力。尽管金融资本不直接参与生产活动, 但是它可以通过提供资金间接地促进生产, 它还可以为分配和消费活动提供便利。

资源维护是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植树造林工程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木材是一个很常见的资源维护活动, 资源维护当然还包括很多其他内容。儿童照护和教育活动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 而且还直接为当代人的老年照护提供了支持。资源维护的其他活动还包括计算现在和未来要开采的原油量, 维护公路、地铁等交通基础设施, 维修工厂器械以及维持必要的知识、技能水平和员工的士气与干劲等等。新古典经济学认为, 基本的经济活动只有三种, 生产、交换 (或分配) 和消费, 漏掉了第四个基本的经济活动:资源维护。资源维护也是基本的经济活动, 因为没有对生产工具和机器的维护, 就不能持续地进行生产;没有对社会和自然基础设施的维护 (如法律和通信系统) 物品和服务的交换活动就无法进行;没有和谐的家庭、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社会关系, 就没有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没有健康、平衡的生态系统 (包括洁净的水和空气以及其他人类生存必需品) , 生产、交换和消费会彻底陷入瘫痪状态。

生产是第二种基本经济活动。生产是把资源转化为有用的产品的过程, 产品的形式可以是物品, 也可以是服务。生产作为经济活动, 是在既定的时间范围内将部分资源 (即投入) 转化为新物品和服务 (即产出) 的过程, 采用何种生产方式依赖于可用的技术。生产过程还会产出不合乎标准和要求的产出, 如废品。废品是既不能用于消费也不能继续用于生产过程的产出。

分配是在人们之间分配产品和资源的过程。在新古典经济学中, 分配活动有两种形式:交换和转移。当人们用货币来购买物品或者服务时, 当人们为雇主提供劳动力而获得工资报酬时, 就是在进行交换活动。从本质上来说, 市场是一种为交换关系提供便利的社会制度。一般来说, 当人们专门从事某些物品和服务的生产, 而通过交换来满足其他需求, 其境况要比自己生产一切所需的物品和服务会大有改善。分配的另一种形式是不求回报的转移支付, 如财富在代际之间的继承, 政府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对老年人支付退休金等等。分配还表现为物品、服务或资产转移, 如地方学校为当地孩子提供免费的教育服务, 父母为孩子提供食品和照护服务。这些非货币转移被称为实物转移 (in-kind transfers) 。

消费指的是物品和服务被最终使用的过程。在宏观经济学中, 消费活动经常被用来与资源维护活动中的投资进行对比。消费活动与投资活动是通过储蓄活动连接在一起的, 储蓄是节制当前消费水平的行为, 目的是为了将来获得收益。

现实世界中这四种基本经济活动不是截然分开的, 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 资源维护活动经常与其他三个基本经济活动 (生产、消费和分配) 交织在一起。例如, 使用可循环材料造纸既可以看作是生产活动 (因为生产出了新的产品) , 也可以看作是资源维护活动 (因为对自然资源的破坏程度被降到最低) 。当然, 不是所有的生产、消费和分配活动都可以同时被看作是资源维护活动。消费极其不健康的食品对于维护人力资源来说没有任何帮助作用。把握资源维护和其他经济活动的关系需要注意的最后一点是, 有时资源维护意味着不进行任何生产、消费或分配活动。例如, 通过把不必要的消费减少到最低限度实际上是在维护资源, 尽管这种行为好像是一种 “无为或者静止”状态, 但是把资源维护看作是经济活动意味着把某些消费降到最低限度可以提升福利水平。经济活动的目标是提升人类的福利水平, 是生活水准或生活质量的提高, 而不是追求为消费而消费的消费主义。

四、经济活动的三个主要领域

经济学的语境范式指出, 经济活动通常是在三个主要领域中进行的, 即核心域 (家庭和社区) 、商业域 (营利组织) 和公共域 (政府和非营利组织) [1]20。经济学的语境范式把这三个领域简称为家庭域、商业域和政府域。为了着重强调社区和家庭的同等重要性, 还把家庭和社区称作核心域, 同时使用公共域来指代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因为非政府组织在现代社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样来划分经济活动, 把家庭看作是具有生产性的经济组织, 从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性别歧视和男性中心主义经济观。

(一) 核心域 (The Core Sphere)

在货币、有组织的市场和政府制度出现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 人类社会是通过宗族和社群来进行自我组织并从事经济活动, 以达到维持和改善生活条件之目的的。核心域是由家庭、家族和社区团体等机构组成的, 它们组织资源管理活动、生产活动、分配活动和消费活动, 规模通常很小, 一般不需要使用货币。核心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劳动的报酬方式, 劳动的报酬通常是劳动所生产的物品而不是外在的货币。如, 菜园劳动的报酬是具体的果实, 而对孩子良好照护服务的报酬是幸福、健康的儿童。人们可能会自愿为其社区提供服务, 因为他们意识到生活在健康的社区中非常重要。核心域另外一个特点是, 核心域的各种活动是应对直接需求而组织起来的, 而不是按照支付能力。核心域是许多经济活动的中心场所, 而这些经济活动对于维系人类生命和改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这些经济活动包括:第一, 生育和养育孩子。第二, 对人力资本的维护和投资做出决策。第三, 照护老、弱、病、残等等。第四, 完成许多物品和服务的生产。第五, 组织储蓄和投资。第六, 部署消费支出。第七, 对劳动力的供给做出决策。第八, 组织休闲时间的使用。

如果核心域能够非常有效地支持生活质量, 那么很多人都能享受到这些重要的物品和服务, 即便是核心域的生产规模不是很大。因为大部分核心域活动都是面对面的交互行为, 因此核心域是培养和构建良好社会关系能力的主要场所。当然, 核心域也有失效的时候或者不足之处, 如照护孩子、老人以及病人的责任可能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存在不平等的分配, 这些责任也可能剥夺了贫困家庭和社区中的个人资源。小规模的、通常是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的能力有限, 对于很多经济目标来说, 其实现必须依赖于较为正式和规模较大的组织。

(二) 公共 (目的) 域 (The Public Purpose Sphere)

家族和社群是人类最早的组织形式。但是, 规模较大的组织很快就出现了。人们发现, 融入到更大的群体中能够增强相互保护的力度, 增加社会联系的优势。公共域包括政府及其辅助机构和非营利组织, 如慈善协会和职业协会以及联合国等机构。这些机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有着明确的公共目的, 这一公益机构在规模上超过了家庭或者非正式的社群。公共利益有多种定义, 这些定义差别很大甚至有些内容相互抵触。公共域组织被赋予保卫国家疆域、消除贫困、提供正式的医疗和教育、保护自然环境、稳定全球金融市场等目的。公共域组织一般要比核心域组织的规模大, 组织结构也较为正式。公共域组织的经济功能通常有两种:规制 (regulation) , 即公共域组织要为其他经济主体的行为设定规则或者标准;直接供给 (direct provision) , 即公共域组织直接参与经济活动。

公共域组织一个基本的功能就是规制经济行为, 也就是为其他经济主体的行为设立标准或者是游戏规则。公共域组织通过促进立法和执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通过维护与合同有关的规章或者是信息披露规则, 通过制定标准或者通过执行其他协调功能来为经济活动创建良好的法律和社会基础设施。政府为其他的经济主体制定必要的规章和标准, 金融和证券市场的政府规制在宏观经济学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许多非营利组织对经济活动也起着规制的作用, 它们是参与到标准设定过程。

公共域组织通常是提供法律、社会和信息等基础设施来支持和限制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公共域组织生产许多的物品和服务, 包括国防、基础实施 (如公路、海港配套设施) 和教育、医疗等服务。直接的公共供给通常被用来提供私人不能公平地或者有效地提供的物品和服务。有些物品是由公共域来提供的, 因为社会一致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能够获得这种物品, 不管他们的家庭背景如何, 也不管他们有没有支付能力。有时候, 由于大量外部性、交易成本、市场势力的存在或者是由于信息集中的优势, 由公共域组织来生产某些物品和服务具有很高的效率。公共域组织通常通过税收转移、捐献和会员费等形式来筹集所需要的资金来运转。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和规制服务之间有着复杂的交互关系。

公共域机构的主要优点是:与核心域机构一样, 它能够提供内在价值很高的物品和服务, 同时由于其规模庞大, 因而能够进行更广的社会协调职能。这一点是核心域所不及的。与商业域相反, 公共域组织的主要目的不是通过这些活动来获得利润, 而是生产这些物品和服务本身。公共域当然有其缺点:与核心域相比, 公共域的组织、特别是政府通常因为冷酷无情而遭到批评;与商业域相比, 公共域机构和组织有时候被指控为僵化、调整速度慢, 由于规章的过度繁多和官僚性而导致无效率。公共域组织也可能会无视其提供公共服务的内在公益目标, 而有意增加它们自身的预算。由于公共域组织通常是由税款或者捐款所维持的, 而税款和捐款与服务的质量联系不是很密切, 所以公共域组织在提高其产品的质量方面缺乏货币激励。

(三) 商业域 (The Business Sphere)

美国政府把商业企业定义为“旨在以至少等于生产成本的价格生产物品和服务的实体”[3]20。商业企业希望寻找机会来采购和管理资源, 在产品售出之后达到使商业企业的所有者获得利润的目的。核心域满足的是直接需求, 公共域满足的是公共群体的需求, 而商业企业满足的需求是, 通过市场表现出来、人们可以支付得起的物品和服务的需求。商业组织的其中一个优点是, 商业组织因为其目标明确, 所以其运营效率非常高。一般认为, 追求利润会使企业以最低的成本生产最有价值的产品。追求利润还会鼓励创新:当人们获悉创新能够获得经济报酬时, 就会有更多的动机去发明创造。通过企业的效率和创新改进产品的质量, 降低产品的价格, 从而能够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当然, 商业利益可能和社会总体福利相一致, 也有可能不一致, 这就是商业域的弱点所在。商业企业的行为可能会增加社会福利, 如通过决策来满足客户和员工的全部需求, 消除负的外部性, 包括影响自然环境的外部性。这些方面的工作可能是出自于商业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的良好信誉, 也可能是来自于其客户和员工的压力, 也可能是由于政府的规制。但是, 为了市场交换的生产行为, 本质上没有矫正市场外部性的动机。有时候, “创新”是一种谎言, 例如, 安然 (Enron) 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发明了不寻常的会计惯例, 向投资者隐藏了其濒临破产的财务状况, 从而使其上报的利润不断增加。医疗和教育等领域很难界定其明确的目标, 企业可以通过“创新地”忽视与生活质量相关的很多层面来增加利润, 而这些层面是很难计量和估算的。

附带说一下“非正式域” (The Informal Sphere) 。在许多工业化程度不是很高的国家, 非正式域所占的比重很高。非正式域主要由市场规模较小的企业构成, 其运行通常不在政府的监管和规制范围之内。尽管这一领域属于追求利润的私人生产范围, 因而可以被看作是商业域, 但是它与核心域也非常类似, 因为这些生产活动的规模很小, 而且依赖于家庭和社区关系。像核心域一样, 非正式的商业活动通常被政府编制的账户所忽略。在美国, 非法的街贩贩毒交易和保洁服务等非法移民的地下经济是非正式域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 在工业化不高的国家和地区, 大多数人被雇佣来从事没有进入政府账户的小规模农业、贸易和服务的现象是很常见的, 所以非正式域可能成了经济的主要部分。如果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欠发达国家, 则必须要留意由这些非正式经济活动带来的复杂化现实, 把它看作第四个领域来讨论。但是, 对于工业化国家而言, 可以把它合法地归类到商业域或者核心域, 至于如何归类更为合适是一个有待开放研究的问题。

五、结语

经济学语境范式的微观经济学体系从经济学的语境模型出发, 深入地探讨了福利作为经济活动的终极目标的内涵, 提升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福利层次, 高度认可目标和价值、经济活动的自然和社会语境、特别是家庭生产和环境保护等活动的重要性, 因而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经济学语境范式的微观经济学体系, 在新古典经济学生产、分配和消费三位一体经济活动的基础上, 加入了资源维护的内容并把它置于人类四种基本经济活动之首, 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和市场价值标准。自然和社会资源对于维系经济活动和提升生活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学的语境范式对看护、改善或者维护这些自然和社会资源所必需做出的工作进行系统的研究是经济研究一个质的飞跃。经济学语境范式的微观经济学体系为21世纪微观经济学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较为合理的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1]Neva Goodwin, Julie A.Nelson, et al, Microeconomics in Context[M].New York:M.E.Sharpe, Inc., 2009.

[2]阿玛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王宇, 王文玉,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经济法的体系 篇10

一、开放型经济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开放型经济与封闭型经济是相对的,不同于外向型经济,开放型经济是在全面开放并成为全球化经济有机组成部分的基础上,强调在国家之间、国家与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商品、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的整体开放,按照市场规律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模式,它强调开放与社会协调发展,并形成有效的内部运行机制和自主创新与自我发展能力[1]。我国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外开放政策,设立经济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后,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中均提出构建开放的经济体系。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又对建设开放型经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明确了“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经济水平”,“构建适应经济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系”。在顺应世界潮流,同时又结合中国国情的开放经济体系下,我国经济发展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在2011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现在我国已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第二大吸收外资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这为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尽管开放的成果使我们看到了可喜的成就,但是这一数据下隐藏着明显的区域经济不均衡发展,使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对外经济政策造成的[2]。由于对外开放政策在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实施,这对我国东部地区空间集聚起积极的拉动效应,沿海的对外开放促进了产业集聚,通过集聚强化经济增长,对外开放还迅速提高人力资本水平,通过产业效率的提升而有效地拉开了与内陆地区的距离[3]。总体来说,目前中西部地区尽管拥有丰富的资源,但是因为地理位置、历史及经济政策等原因,这些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远低于沿海地区,2012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总量仅为全国的24. 6% 和19. 7% ,总计不及全国总量的一半;中部地区与 西部地区 的人均GDP仅为东部 地区的55. 22% 和52. 3% ; 中西部地区进出口贸易额仅占全国的12. 2% ,仅拥有约为全国17% 的外资、22% 的对外投资( 见表1) 。对外经济政策成为影响我国中西部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和结构优化的重要因素,并直接导致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区域间存在较大的差异[4]。

注:*按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分数据来源: 2013 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阶段及区域经济差异的形成

( 一) 1978—1989 年探索阶段

以1978年提出改革开放和1979年7月15日,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为标志,拉开了对外开放的序幕。随后国家在建立经济特区的基础上,陆续建立了多个对外开放城市以及沿海经济开放区。在这十余年里,区域经济发展是以沿海地区开发作为重点,利用沿海的区位优势和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实行投资与政策的倾斜,通过放权、让利、减税来培育市场经济,形成了东部市场经济格局。这些开放政策的实施使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资产、技术、人力资源快速向这里汇集,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明显快于其他地方,此时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已日渐明显。按1987年“七五”规划提出三大经济区的划分,进行开放的地区都集中于东部,在1989年时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GDP分别为52. 65% 、28. 65% 、18. 70% ,此时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已占据了全国半壁河山。

( 二) 1990—1999 年非均衡发展阶段

结合十余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着眼,中央于1990年做出了开发与开放上海浦东新区的决定,这使得我国的对外开放出现了一个新局面。有实力的跨国公司、中外金融机构等外商在上海的投资逐年增加,与深圳特区一样,现代化浦东的崛起,带动了全上海以及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新飞跃。再加之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了深圳、上海各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讲话,即“南巡讲话”,又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加速了国内外信息、资本以及人力资源的流动,一方面搞活了内部经济,另一方面也通过“三资”企业的资本、技术与人力的引入,使中国开放的范围与水平得到空前的扩大,国内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与此同时,尽管中西部地区经济有较大的增长,特别是中部地区,但是由于东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加深,使得原本已存在一定差异的东西部地区差距拉大,区域经济差异更加明显。1999年东部与中西部三大经济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分别为56. 59% 、25. 90%和17. 51% ,由此形成东、中、西部经济份额由高到低三级阶梯的明显经济格局。

( 三) 2000—2006 年开放范围不断扩大阶段

时间跨入21世纪,在过去二十多年间,我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接近10% ,并跻身世界经济总量第六。在2000年,我国与欧盟达成双边贸易协定,并于次年在卡塔尔的多哈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WTO) 的法律文件。这是我国在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中走出的重要一步,这标志着我国步入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可以充分分享国际分工利益,与世界先进经济技术同步前进。与此同时,对于国内的开放也在逐步开展,中央对区域发展战略和地区政策作了调整,分别2000年、2003年和2004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由此展开了全面实施区域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改善了内陆地区的基础设施状况和投资环境,从以往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转向实施均衡发展战略。在这一阶段实施的“三极联动战略”使内陆中西部地区对外与对内的开放程度有所扩大,经济得到较快发展,相比而言,在经过近三十年的开放政策引导下,沿海开放地区已具备较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坚实的经济基础,此时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仍旧比中西部地区快。2006年,东中西部地区的GDP占比分别为60% 、23. 23% 和17. 10% ,是三个地区间差距最大的一年,同时也是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一年。

( 四) 2007 年至今的全方位对外开放阶段

2007年底党的十七大召开并在提出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基础上,通过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构建开放的新经济体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直接影响我国出口贸易的增长,东部沿海地区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受到严重打击,内陆受危机影响较小。这次冲击充分说明合理的开放型经济不能只依靠外需与局部投资,而应该着眼于对内开放,并重视内地中西部经济的发展,通过与内地中西部地区的联动使区域协调发展,使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这一年国家将4万亿投资投向中西部地区,这使内陆与沿海地区成本差异扩大和巨大的内陆市场吸引大量国际国内产业投资从沿海向内陆迁移,直接布局,沿海进入工业化后期,增长速度放慢,使两者差距缩小[5]。针对深化沿海开放,加速内地开放,提升沿边开放的策略,国家又提出“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 的区域发展战略,这为区域更好协调发展又开辟了一条道路。自十七大以来,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已回到20世纪90年代的占比水平,为55. 63% ,而西部与中部地区的比重显著提升,分别增至24. 61% 和20% ,西部的经济总量比第一阶段末还要高。另外从年均增长速度看,在这一阶段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这些都说明我国区域间的差异正伴随着开放政策以及开放度的变化正在缩小。

三、开放型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在开放型经济发展中,我国通过实施非均衡的对外开放区域发展政策,改变了进入对外开放地区的资金投入量和劳动力投入量,使国内外大量的资金和人才流向对外开放早、程度高的地区,也改变了开放地区的资源配置状况,从而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6]。从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来看,从深圳及浦东等东部地区陆续的开放到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再到“一带一路”的提出,区域间的差异随着国家对外开放政策倾斜而发生“先扩大、后加剧、再缩小”的变化。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上述四个阶段的变化,1978—1989年我国的对外改革开放处于探索阶段时,东中西部的经济占比一直处于波动状态。在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1991年出现一个明显的突变,已有众多经济学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强调以经济增长率作为政绩的核心指标来考核干部等因素造成统计数字在这失真,[7]因此我们可以忽略这一突变。再回到第二个非均衡发展期,在这一时期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差异明显扩大,尽管在1996年左右有一个回调,但总体趋势都在扩大。到第三个阶段,由于我国加入世贸协定,我国的对外经济活动使东部地区经济水平明显提升,同时这一阶段提出的“三极联动”战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取得的成就在2005年已初见端倪,因此到2006年成为东中西部地区差距的转折点。最后一个阶段由于外部的国际经济形势及对内对外开放的范围扩大各地区间差距逐年缩小,但区域间的经济差距仍很大,不协调发展的情况不容乐观,现阶段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还存在许多问题。

数据来源: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 一) 宏观层面

在过去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开放就是对外开放,就是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扩大出口为中心,根据比较优势理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竞争,以出口创汇为目的,使地区和国家经济得到发展。在这样的思路下,利用区位优势与政策优惠,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了这类经济,吸引了国内外大量的资金、技术与人才,促进了该地区的快速发展。但事实上,开放体系不仅是部分区域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来生产和出口产品,进行局部的单向对外开放,而还应该包括全面的对内开放,包括内陆中西部地区区域间的开放,发挥各地优势,参与国际和国内分工,相互联动、互相协作以同时满足国外和国内的需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造成国际市场不景气,外部需求下降,对东部沿海外向型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使这类企业陷入困境,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国家总体经济水平下滑,这表明东部出口外向型经济已经不足以支撑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这使我们意识到不仅东部地区开放,其他地区也要开放,不仅只发展以制造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还要发展其他领域的产业以促进各区域共同发展。

( 二) 中观层面

我国主要是通过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技术人才与管理经验进行对外开放,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的发展,以开发区或工业园区为载体,重点发展从事对外贸易的制造业,特别是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企业。这些领域在我国发展有其国际分工的因素及我国人口红利等原因,另外它对我国经济及区域经济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首先是能解决就业,其次能增加地区及国家税收收入,但是这些开放领域大多是以资源为支撑,以环境为代价的三高一低( 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 的产业构成,对区域的发展存在不可持续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币升值、人力成本的增加以及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的出现,一方面东部沿海开放地区的经济发展出现了瓶颈,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威胁; 另一方面伴随这类产业向内地的转移,这些问题也对当地的发展产生困扰。在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中,东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应怎样调整,中西部地区开放政策该如何制定与引导,值得我们思考。

( 三) 微观层面

我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利用外资一直注重对量的追求,而缺乏对质的要求。在进行国际贸易,吸引外资,引进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时,地区政府在区域竞争、GDP偏好和政绩驱动的背景下,借鉴和吸收国外开放经验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不强,缺乏将这些资源与地区优势及发展规划相结合、运用多种形式进行对外开放以及促进各区域经济发展的长远眼光。其中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两头在外”为代表的企业,只是单纯依靠利用外资,引进设备、技术和我国的人口红利,并没有做到真正吸收和利用好这些资金、技术,相关的管理经验也只是照搬,这种对外开放方式严重依赖国外市场的需求,耗费的资源越来越多,对区域的贡献越来越少,这种情况已经不适合我国的国情,也很难做到可持续发展。而且这类产业多数处于国际分工的中低端环节,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普遍偏低,同时我国自主品牌的国际竞争力又不强。

四、基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建议

( 一) 加深对外开放程度,扩大对外开放范围

处于对外开放前沿的东部沿海地区在开放型经济发展中已经获得相对于其他区域较快的发展,也使我国经济在总体水平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面对国际经济发展形势,结合我国现有的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在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发展中,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应该同等重要。推进新型开放型经济的建设,需要通过各地区间进行分工协作、互动发展,建立公平、统一市场作为扩大对内开放的途径。这样不仅有利于深化东部沿海地区开放政策,也使得中西部地区能更好地参与到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参与国际分工,进行更多的国际与国内贸易。在新型的开放经济体系中,区域间显著的差异为区域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东部地区可以利用多年积累的充足资金、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为发展速度较慢的、社会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和智力支持; 同时中西部地区可以利用丰富的资源和原有的产业基础作为依托,为东部地区发展提供丰富优质的生产资源,还可以在东中西部的产业转移与承接、技术转让等方面实现合作共赢,同时结合沿边开放与沿陆桥开放,更好地参与到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均衡协调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对内开放不仅推动国内的资金、技术、人力、商品等物质及各类信息流合理的流动,并由此产生较大的内需驱动力,还能通过拓展内陆与沿边、沿陆桥的开放促进该区域对外的开放,挖掘潜在的外需,使得区域经济得到协调发展,并促使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 二) 拓宽开放领域,挖掘新的发展空间

东部地区经过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工业化水平已处于后工业化阶段,但是因为粗放型发展模式使得东部地区的发展明显受到资源与环境的制约。依据配弟一克拉克定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产业发展趋势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演变,这为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指明前进的方向。遵循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我国现有的对外开放政策进行调整时,东部地区应将第三产业作为拓展开放与发展重点,寻求在更广泛领域进行开放与对外合作; 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应继续发展第二产业,并将领域拓宽至第一产业的某些领域,将其纳入开放与合作的范围。依据区位优势及现有的经济发展情况,东部地区应朝着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方向发展,立足于我国国情,将开放合作领域从制造业拓宽到金融、保险、电信、科技教育、服务业,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建立,应抓住领域拓宽的调整契机,一方面主要是在原有的产业基础上承接海外和东部地区转移的产业,主动吸引外资,培养增长点; 另一方面是积极配合国家开放的政策,结合内地的具体情况在生态、绿色、环保方面做文章,开展农业领域的国际合作和交流,从农产品加工领域向农业综合开发等领域延伸,寻找新的增长点。通过对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地拓宽开放领域,使各区域间能合理地参与分工合作,促使经济得到较好的发展,逐步减少区域间的差距。

( 三) 结合区域规划,调整优化经济结构

我国过去在东部地区率先通过招商引资,建设开发区与工业园区来推进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中西部地区亦沿用此方法,并效仿发达地区的模式。当时多数的招商引资项目并没有根据区域的实际情况和区域发展规划来引入投资,这造成各地区产业发展具有较为严重的趋同性,产业集聚效应不强,不仅引起恶性竞争,还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在构建新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中,应基于区域发展规划,结合国家规划的主体功能区,在招商引资时注重对产业投资与布局的引导。要根据我国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外商与外资投向适合的区域,由此来调整我国的经济结构布局。比如金融、保险等服务业应投向东部沿海的优先开发区; 能源、基础设施等投资应投向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强、现有开发密度还不高、发展潜力巨大的重点开发区; 对于那些限制开发的区域应根据规定的产业指导目录及措施进行投资引导。根据不同地区的环境、土地、能源指标等具体情况,利用发挥比较优势,合理确定外资项目的进入条件,选择有利于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的外资,提高资本与资源利用率,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 四) 提高外资利用质量和水平,促进产业升级

吸引利用外资进行投资与生产是我国发展开放型经济体系的主要方式,这使我国的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由于资本的趋利性,造成许多短期投机资本的注入,部分地区在利用外资时重数量轻质量,重引进技术轻管理水平,重规模大小轻效益高低,造成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协调,这给我国经济发展埋下了巨大隐患。在新型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构建中,我们应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应注重提高对国外资金的利用水平,通过产业升级,技术改造,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加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凭借东部地区良好的基础设施及产业配套条件,积极引导外商,引入外资在这些地方进行研发创新活动,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结算中心、成本和利润核算中心等功能性机构,充分利用外资促进东部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中西部地区立足于当地的产业结构及区域发展规划,在利用外资时把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促进产业升级作为利用外资的核心,积极利用外资进行合作与创新,改善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增强国际竞争力,共同拓展市场,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 五) 优化投资环境,强化风险管理

我国在发展开放型经济时采取了先东部再中西部的渐进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由于开放程度的不均衡,使各地方政策运用能力不一,形成的投资环境不同,造成各区域的发展也存在明显差距与不均衡。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仍将延续有梯度、有重点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模式,因而,不可能要求各领域和各地区齐头并进。目前所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需要在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中寻找解决途径———制度层面。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根据各地区的特点,完善制度的配套工作,通过优化投资环境,使更多的资金、技术与企业能被引进来,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参与产业发展与基础设施的建设; 让更多有实力的东部地区的企业能“走出去”,充分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更好利用国外的资源与市场,这样既充分保障东部地区的利益,又积极促进中西部经济发展,减少区域间的经济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因此,第一,在“引进来”时,要积极参加国家和地区贸易协议的协商并签订投资协定,改革涉外投资审批及管理体制,完善领事保护体制,提供权益保障、投资促进、风险预警等更多服务,扩大投资合作空间,为外资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 第二,在“走出去”时,政府要充分利用经济、政治和外交手段为中国企业向海外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帮助企业预判和扫除国际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以促进我国东部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以及中西部地区在国内和国际产业转移中的地位。此外,在优化投资环境时还必须注重防范国家经济风险,不仅要构建有效的国家经济安全机制,增强国家经济安全监测和预警、危机反应和应对能力,还应加快完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法律法规,依法保护我国海外财产和人员安全。

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开放型经济,世界经济的发展需要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需要加入到世界经济中。实践证明,通过实施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区域经济、社会、人文环境发生着显著变化,开放度较高的地区经济发展的效率更高,区域经济发展较快,反过来,要大力促进经济发展,应加快提高对外开放度,推动区域创新和产业集聚[8]。因此,开放型经济不仅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起到直接推动作用,还可以使我国经济从全面新型的开放经济体系中获得持续稳定增长,由此构建“开放经济 - 经济增长 - 区域协调 - 经济发展 - 开放经济”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蔡爱军等.我国开放型经济研究进展及展望[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1(4).

[2]库尔特·胡必烈.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分析一种特殊转型模式下的对外经济政策[J].财经科学,2000(3).

[3]陈得文,苗建军.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内生性研究——基于1995-2008年中国省域面权数据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9).

[4]汪洋.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N].人民日报,2013-12-02.

[5]张毓峰.区域经济新格局与内陆地区发展战略选择[J].财经科学,2014(5).

[6]郭腾云,陆大道,甘国辉.中国开放政策对区域发展的作用[J].地理学报,2001(9).

[7]孟连,王小鲁.对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可信度的估计[J].经济研究,2000(10).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反思 篇11

[关键词]金融体系；实体经济；关系

从理论层面，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与经济周期或经济波动这一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具有密切的关系。从实践层面来说，对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关系进行正确的理解，除了能够有效地促进金融体系的发展，同时还可以很好地防范金融危机。目前我国正在处于经济发展转型以及金融体系改革的一个关键时期，为此，本文在梳理两者的发展的基础之上，分析了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关系和一些基础性的问题。

1.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关系在主流宏观经济学中的理论

现在的学者开始越来越关注经济运行受到的金融体系的影响，并且对经济运行和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比如有学者提出在通货紧缩以及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后过度债务融资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强调，其主要研究的是经济波动受到的金融体系融资总量的影响[1]；另外有学者认为投资并非是导致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来源，而因为投资进行的融资才是导致经济不稳定的原因，其对经济波动受到的金融体系的融资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强调。还有学者对银行的流动性转换对经济效率的改善作用进行了论证，然而经济波动同时也受到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除了主流的宏观经济理论研研究，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是长期以来金融发展理论一直关注的一个焦点。然而从实际上来说，在主流经济理论中并非对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关系具有充分的理解，因此现在经济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探讨。

2.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关系的发展分析

在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发展中，两者具有始终属于动态变化的关系。早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初期，金融体系的形成就是由于交易需求而具备了前提和基础，而当时在实体经济相互之间的汇总和支付中金融体系只属于一种中介，无法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在实体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出现了相互的融合和发展，在实体经济积累的原始资本的基础之上，金融体系开始逐渐的成为信用中介，并且开始不断地优化配置实体经济原始积累的资本，最终对实体经济的持续发展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金融市场在实体经济实施公司制和股份制的改革之后具备了发展的机会和平台，这样也就使得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直接、更加密切[2]。

实体经济在现代金融体系不断转变结构以及不断创新功能的条件下在科学技术、组织方式以及管理模式等方面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变革，这样就使得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具有了一种相互控制、相互制约的关系，并且开始逐渐的走向分离，与此同时，由于边际产出的递减导致实体经济逐渐的陷入困境，而金融体系的主要支撑就是信用，这样就导致两者的分离速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快。

3.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的作用关系

首先，金融体系存在的基础是实体经济：作为实体经济发展中形成的一种产物，金融体系存在的基础就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将稳定的收益和物质基础提供给了金融体系。如果金融体系不依托于实体经济，就很容易发生资本泛滥的现象，最终会在投机市场流入大量的金融资本，从而导致出现扭曲的资源配置。这样除了会将商品经济的秩序打破之外，同时又有可能导致出现金融危机，因此金融体系存在的意义也就丧失了[3]。

其次，在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中金融体系属于非常重要的工具：金融体系将有效可靠的支付中介提供给了实体经济，并且促进实体经济将资本的原始积累完成，实体经济由于这些积累的原始资本具备了不断扩大生产的基础，同时，金融体系还对实体经济稳步增长和风险的分散具有促进作用[4]。目前金融体系开始变得越来越完善，因此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比如现在出现的信用体制建设、财务管理、信息披露以及兼并收购等最终对实体经济的持续发展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促进作用。

4.对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关系进行协调的有效对策

首先，要将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从而能够对金融体系的发展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实体经济必须要将自身在发展中的主动性充分的体现出来，将发展的导向确定为交易需求，从而能够将相应的处理提供给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使两者之间存在的分离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金融体系会受到实体经济中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原始资本积累的速度由于实体经济的增长而得以加快，并且不断地向金融体系中流入，从而进一步地扩大金融体系的规模；与此同时，实体经济派生的金融需求及其自身的市场化发展能够对金融体系和金融服务朝着自由化和市场化方向的发展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所以，必须要改革实体经济，从而使实体经济推动金融体系发展的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确保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能够实现有效的融合。

其次，要对金融体系的自由化改革进行积极的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会由于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发展而受到积极的影响，立足于资金供求的渠道能够不断的促进实体经济融资效率的提升，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第一，通过提升储蓄利率的方式可以使储蓄的规模得以扩大；第二，不断地完善和发展直接融资的方式，能夠确保大量的储蓄直接转化成为投资；第三，其能够对金融市场受到的政府的不利影响起到有效的规避作用，确保能够使实现资本的优化配置；第四，其能够对监管体系的逐渐完善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并且进一步地提升实体经济的服务效率；第五，其能够将具有差异化以及多层次特点的金融市场构建起来，从而能够使金融市场结构的失衡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所以，必须要对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发展进行大力的推进，从而将金融体系的优势充分地发挥出来，确保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具有越来越密切的关系[5]。

最后，要不断地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改革：金融体系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也就是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所谓的直接金融就是资本市场，所谓的间接金融就是金融中介。实体经济和间接金融之间具有债权和债务的关系，而直接金融则对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整个过程起到了决定的作用。因此，要想使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得到有效的维持，就必须要不断地发展和改革资本市场。比如可以将实体经济的财务信息和业务信息及时地披露出来，从而使信息在实体经济发展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并且不断地规范实体经济的经营管理；要制定完善的信用体制和法律法规，从而能够充分地促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最终能够将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给实体经济的发展，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将更加层次化和多样化的融资渠道提供给实体经济，从而有效地加快实体经济的融资效率。

5.结语

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两者之间的相互融合有效地促进了两者的持续发展。脱离实体经济的依托的金融体系就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而离开金融体系的实体经济则很难实现稳定的发展。为此，必须要对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正确的认识，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协调，只有这样才能够将两者的积极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确保我国的经济实现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晓朴，朱太辉.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反思[J].国际金融研究，2014（03）

[2]邱兆祥，安世友.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重新审视[J].教学与研究，2012（09）

[3]邱杨茜，陈颖，余军，何孝星.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运行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2（08）

[4]张玮.探讨我国金融体系多元化发展的进程及趋势[J].对外经贸，2013（09）

经济法的体系 篇12

关键词：国民经济动员,应急功能,衔接,应急管理

当前, 理论界对国民经济动员参与发挥“应急功能”有两种思路:一是打破现有国民经济动员体制和政府应急体制界限, 将二者有机整合起来, 形成应战应急一体化的综合体制。另一种思路是依托现有国民经济动员体制和应急体制, 从相互衔接而不是相互替代的角度来构建国民经济联合动员制度。上述两种思路各有利弊, 但从我国国民经济动员体系和应急体系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 后一种思路比较切合实际。一方面, 从国民经济动员自身建设来看, 应战功能仍是国民经济动员体系的主要功能。目前, 经济动员系统仍未完成与军队新军事变革相适应的信息化转型, 在应战功能尚未完全健全的情况下过分注重应急功能必然影响国民经济动员应战能力, 出现舍本逐末的现象。另一方面, 我国的应急体系经过长期建设, 已经形成了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完整体系, 短期内进行体制变革的难度较大。

一、注重职能衔接, 促进分工合作

从工作职能上对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和国民经济动员体系进行区分是实现两个体系衔接的前提和基础。如果二者职能一致, 重复建设, 那就谈不上相互衔接, 正因为在职能上可以互补, 衔接才成为现实的需要, 才有可能实现。区分国民经济动员体系和政府应急管理体系的工作职能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按照应对对象的不同适度进行区分;二是按照应对的不同阶段来进行区分。

1、根据突发事件的危害程度区分国民经济动员体系和政府应急管理体系职能

《突发事件应对法》明确指出:按照社会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因素, 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对于一般和较大级别的突发事件而言, 政府应急管理体系一般有能力独自处理, 不需要国民经济动员体系的协助, 除非政府应急管理体系提出要求, 国民经济动员体系不需要响应。对于重大和特别重大的突发事件, 为尽早控制事件, 消除突发事件的不利影响, 国民经济动员应该启动响应机制, 协助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应对突发事件。因此, 根据突发事件的危害程度, 政府应急管理体系以应对一般和较大突发事件为主, 而国民经济动员体系则以应对重大和特别重大的突发事件为主。

2、根据突发事件的不同阶段区分国民经济动员体系和政府应急管理体系职能

关于应急管理的阶段划分, 在应急管理理论中有多种划分方式, 较有代表性的有三种。芬克的四阶段模型:征兆期、发作期、延续期、痊愈期;米特罗夫的五阶段模型:信号侦测、探测和预防、控制损害、恢复阶段和学习阶段;伯奇和古斯的三队段模型:危机前、危机和危机后。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将突发事件的应对分为四个阶段:预防与准备、监督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本文的分析采取《突发事件应对法》中的划分方式。

根据不同的阶段来区分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和国民经济动员体系职能, 就是将不同阶段中的主要工作进行分类, 并依照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和国民经济动员体系的不同特点和优势来进行分工。在预防与准备阶段的主要工作有: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对危险源和危险区域进行调查、登记、风险评估、检查和监控;成立应急救援队伍并进行相关的培训和演练;购买配备必要的防护装备和器材;加强应急教育, 培养群众安全意识;完善应急储备;建立健全应急通信保障体系;开发研究应对突发事件的设施设备等。该阶段国民经济动员体系的主要工作是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完善应急储备体系和进行应急演练, 其他的工作应该由政府应急管理体系来完成。在监督与预警阶段, 主要工作有相关信息的收集与报告;根据不同突发事件的种类和特点, 建立信息数据库, 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监测;根据突发事件的预警级别进行预警。该阶段的主要工作应该都由政府应急管理体系来承担。在应急处置与救援阶段的主要工作对两个体系而言没有多大差别, 应该由两部门合作完成。在事后恢复与重建阶段的主要工作有:损失评估;灾区重建;救助补偿、抚慰抚恤等安置善后工作;总结经验教训, 制定改进措施等。这一阶段国民经济动员的主要任务是总结经验教训, 制定改进措施。

通过上述对应急各个阶段工作的分析, 可以发现, 国民经济动员体系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主要工作表现在预防与准备阶段和应急与处置阶段。从职能上看, 国民经济动员在应急中应重点加强的职能是进行应急准备 (主要是制定预案、完善储备、加强演练) 和应急处置。而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应重点加强的职能是应急预防、应急监测、应急预警、应急评估和善后安置。针对国民经济动员体系和政府应急管理体系的不同特点, 将应对突发事件的工作进行区分, 可以强化各自优势, 减少资源的重复配置, 提高应急效率。

二、注重制度衔接, 强化沟通协调

1、联席会议制度

联席会议制度的本质是构建国民经济动员与政府应急管理体系之间的共同决策指挥机制。当前, 我国为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需要, 已经成立了自成体系的政府应急管理体系, 并建立健全了一整套独有的组织体制、工作方法和工作程序。这就使得国民经济动员体系在与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共同应急时, 存在较大的体制阻力。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从国民经济动员体系和政府应急管理体系中选择相关领导共同决策和指挥应急工作, 可以综合考虑两个系统的不同情况, 减少阻力, 最大程度形成应对合力。召开联席会议的主要工作是:平时研究国民经济动员的有关重大问题, 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动员战略规划, 协调各部门的工作, 合理有效地利用现有的整体资源;非常时期协调调动一切动员资源保障应对战争和突发事件需要。

2、信息共享制度

信息共享制度是指国民经济动员体系与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在各自拥有信息资源上的交流与沟通。信息共享是整合各类资源信息, 实现精确有效动员的必要条件。在信息时代, 如何从信息海洋中收集、处理和甄别有效信息是任何组织生存发展所面临的重要事务。但是, 面对日益增加的海量信息, 任何组织都不可能拥有所有信息, 信息总是不完备的。国民经济动员与政府应急管理同属于国民经济应变力的范畴, 都是应对国家危机 (包括突发事件和战争) , 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力量。因此, 对二者来说, 信息共享显得尤为重要。依托信息网络技术, 改变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应急信息系统与动员信息系统的现状, 建立共享互通的信息网络通道, 是实现信息共享制度的关键。要继续加快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建设, 做好软件总体规划和标准化工作, 建立互相兼容的信息操作平台, 预留与应急信息系统的对接接口, 真正实现系统互连、数据兼容。

3、资源共用制度

资源共用制度的实质是国民经济动员体系与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在应战和应急过程中可以相互使用对方物质资源。为满足各自工作所需, 国民经济动员体系与政府应急管理体系都各自成立了物资储备体系。在应对危机过程中, 特别是重大突发事件时, 单凭一方的物资储备可能难以在品种和数量上满足应对需要, 客观上要求整合两个部门的物资储备体系, 共同应对危机和突发事件需要。实现资源共用必须了解资源的分布状况和结构特点, 还涉及到生产、筹措、运输等问题, 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资源共用制度就是要从制度上规范相关的职责权限、运作程序、工作方法等, 为国民经济动员系统与应急系统共同使用资源创造条件。

三、注重预案衔接, 形成应对合力

近年来, 根据军事斗争准备需要, 各级经济动员机构组织拟制了国民经济动员综合预案、专业预案和企业预案。为应付突发事件, 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 分别制定了各种应急预案, 形成了较为全面、完备的应急预案体系。当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 应战预案与应急预案自成体系。因此, 将国民经济动员应战预案与应急预案衔接起来, 形成配套体系, 是提高国民经济动员应急能力的当务之急。一是在完善国民经济动员预案体系中增加国民经济动员应急预案。要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现实需要, 分类、分级形成综合配套的国民经济动员应急预案, 使得国民经济动员预案体系不仅能够保障应战需要, 而且能够保障应急需要。二是在国民经济动员现有预案中增加服务应急需要的内容。主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国民经济动员机构与应急机构协调的方法和程序;国民经济动员能力 (包括动员储备、国民经济动员中心、专业保障队伍、综合保障基地) 应急使用的方法和程序;国民经济动员系统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的方法和程序。

参考文献

[1]朱庆林:中国国民经济动员应变力研究[M].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7.

[2]朱庆林:纳入机制模式:新世纪中国国民经济动员建设的必然选择[J].军事经济研究, 2002 (2) .

[3]张洪瑞:推进国防动员应急机制与国家应急管理机制的有效衔接[N].中国国防报, 2009-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