雌激素受体α

雌激素受体α（精选7篇）

雌激素受体α 篇1

摘要：目的:探讨罗格列酮对人子宫肌瘤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及机制。方法:罗格列酮处理原代培养的人子宫肌瘤细胞,甲基噻唑基四唑(MTT)实验测定细胞生长曲线,流式细胞术测定细胞凋亡率,实时定量PCR和Western Blot分别检测雌激素受体α(ERα)和β(ERβ)的表达。结果:罗格列酮以浓度和时间依赖的方式抑制人子宫肌瘤细胞的增殖,以浓度依赖的方式促进人子宫肌瘤细胞的凋亡,降低人子宫肌瘤细胞ERα和ERβ的mRNA及蛋白的表达。结论:罗格列酮抑制人子宫肌瘤细胞增殖,促进其凋亡,其机制与罗格列酮降低人子宫肌瘤细胞中ERα和ERβ的表达有关。

关键词：罗格列酮,子宫肌瘤,雌激素受体

子宫肌瘤是一种雌激素依赖性肿瘤,在生育期发生、发展,在绝经后逐渐萎缩, 提示雌激素是子宫肌瘤生长的促进剂[1]。雌激素要发挥其生物学效应首先与其受体结合,因此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 ER)是其信号转导的起始环节,雌激素受体分为两种亚型,即 ERα和ERβ[2]。过氧化酶体激活物增殖受体(peroxisome proliferator activated receptor, PPAR)属于配体激活的核转录因子,其分为3个亚型:PPARα、PPARβ 和PPARγ。PPAR除具有调节代谢及抗炎作用外,还有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的作用[3,4]。罗格列酮是PPARγ的激动剂。本文旨在探讨PPARγ激动剂罗格列酮对人子宫肌瘤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其作用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DMEM培养基(Invitrogen 公司),胎牛血清(杭州四季青公司),Ⅰ型胶原酶、胰蛋白酶、二甲基亚砜(DMSO)、甲基噻唑基四唑(methyl thiazolyl tetrazolium,MTT)、聚乙二醇辛基苯基醚(Trizol X-100)试剂、罗格列酮均为美国Sigma 公司产品。一抗以及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二抗(Santa Cruz公司),BCA蛋白定量试剂(Pierce公司)。总RNA提取试剂盒,MMLV第一链cDNA合成试剂盒和Hot Star Taq Master Mix试剂盒购自Invitrogen公司产品。所用引物由上海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合成。

1.2 方法

1.2.1 标本采集和细胞培养

选择年龄35～45 岁的单纯子宫肌瘤患者6例,术后均经组织病理学证实。切除子宫后,无菌条件下取离体的子宫肌瘤组织约1 cm×1 cm×1 cm,将肌瘤组织剪碎至<1 mm3 ,加入含800 U/mlⅠ型胶原酶的培养液,37℃消化肌瘤组织,6小时后离心收集细胞,以5×105个细胞/ml的密度接种于24孔细胞培养板。培养液中加入10%胎牛血清,将细胞培养板置于37℃、5% CO2 培养箱中培养。细胞经免疫组化两步法二氨基联苯胺(diaminobenzidine, DAB)显色,鉴定为子宫肌瘤细胞。取生长状态稳定,呈对数生长期细胞用于实验。

1.2.2 实验分组

将原代培养的细胞分组为:①子宫肌瘤组(未加罗格列酮干预,加入相同量的溶媒DMSO);②10-8 mol/L罗格列酮组;③10-7 mol/L罗格列酮组;④10-6 mol/L罗格列酮组。罗格列酮用DMSO溶解,DMSO在培养液中的浓度控制在1%以内。

1.2.3 MTT实验测定细胞增殖

实验终止前4 小时加入MTT溶液(5 mg/ml)20 μl,37℃继续孵育4 小时,吸去上清液,每孔加入DMSO 200 μl,振荡10 分钟,用酶标仪在490 nm 处测定各孔的吸光度A值,绘制生长曲线。

1.2.4 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率

将细胞悬液移入离心管中,1500 r/min离心5 分钟,弃上清后用PBS液洗涤2次,70%乙醇4℃固定过夜。离心后PBS液洗涤2次,加入碘化丙啶(propidium iodide, PI)50 μg/ml,核糖核酸酶(ribonuclease, Rnase)10 μg/ml,Triton X-100(10%)的染液300 μl,于室温下避光染色20分钟后,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率[5]。

1.2.5 实时定量PCR分析

按Trizol试剂盒说明书提取细胞的总RNA。按照逆转录试剂盒说明书进行逆转录反应,合成cDNA第一链。选取cDNA样品进行Real-time PCR反应,反应体系25 μl,含Hot Star Taq Master Mix(2×)12.5 μl, PCR上下游引物及探针(10 μmol/L)各0.3 μl, cDNA 4 μl, 去离子水补足25 μl。PCR扩增程序为:95℃ 10 分钟激活Hot Star Taq DNA合成酶,扩增循环94℃ 40秒, 60℃ 70秒,共52个循环。Real-time PCR反应在ABI 7500实时定量PCR系统上进行。引物和探针序列上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合成,引物序列:β-actin:上游:5′-TGAACGGGAAGCTCACTGG-3′,下游:5′-TCCACCACCCTGTTGCTGTA-3′;ERα:上游:5′-TGCCAAGGAGACTCGCTA-3′,下游:5′-CCTCTTCGGTCTTTTCGTATCC-3′;ERβ: 上游:5′-ATCAGGCTGTCATTATGGTGT-3′, 下游:5′-AAATTTTCGACCTCCAAGGAC-3′。

1.2.6 Western Blot分析

用裂解液裂解细胞,离心去除沉淀,BCA试剂测定蛋白含量,用10% 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分离,转移至PVDF膜上。用含5%脱脂奶粉的TBST(20 mmol/l Tris base pH 7.6, 50 mmol/l NaCl, 0.1% Tween)封闭1 小时,按1∶150加入兔抗人ERα、ERβ一抗,室温孵育1 小时,1∶150加入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二抗,室温1 小时,洗3次,用Western Blot荧光检测试剂盒显示结果于X光片。以β-actin作为加样的内参。扫描图像,用Labworks图像分析系统进行吸光度扫描,以对照组的面积灰度值为100%与实验组进行比较和分析。

1.2.7 统计学处理

数据用均数±标准差undefined表示,组间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SNK-q检验;用SPSS 13.0 统计软件系统进行数据分析。

2 结 果

2.1 罗格列酮对人子宫肌瘤细胞增殖活性的影响

相同药物浓度作用48 小时与作用0和24 小时比较,其对肌瘤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显著增加(P<0.05);相同药物浓度作用72 小时与作用0、24和48 小时比较,其对肌瘤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显著增加(P<0.05),呈时间依赖性。不同浓度罗格列酮作用24 小时对人子宫肌瘤细胞增殖无明显抑制作用,各组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作用48小时和72 小时均能抑制人子宫肌瘤细胞的增殖,随着药物浓度的增加,增殖抑制作用越高,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呈浓度依赖性。见图1。

2.2 罗格列酮对人子宫肌瘤细胞凋亡率的影响

对照的子宫肌瘤组经培养后细胞未见明显凋亡现象,罗格列酮处理72小时后,细胞出现有不同程度的凋亡,而且细胞凋亡呈现浓度依赖性(P<0.05),随浓度的增高,凋亡率逐步上升。见图2。

(①与子宫肌瘤组比较,P<0.05;②与10-8mol/L罗格列酮组比较,P<0.05;③与10-7mol/L罗格列酮组比较,P<0.05)

2.3 罗格列酮对人子宫肌瘤细胞中雌激素受体表达的影响

罗格列酮作用于人子宫肌瘤细胞72小时后,实时定量PCR和Western Blot检测ERα和ERβ表达。罗格列酮以浓度依赖的方式降低人子宫肌瘤细胞ERα、ERβ mRNA和蛋白的表达。见图3、图4。

((1)与子宫肌瘤组比较,P<0.05;(2)与10-8mol/L罗格列酮组比较,P<0.05;(3)与10-7mol/L罗格列酮组比较,P<0.05)

(①与子宫肌瘤组比较,P<0.05;②与10-8mol/L罗格列酮组比较,P<0.05;③与10-7mol/L罗格列酮组比较,P<0.05)(4A为Western Blot技术显示子宫肌瘤细胞ER蛋白表达水平的代表图,图中1为子宫肌瘤组;2为10-8mol/L罗格列酮组;3为10-7mol/L罗格列酮组;4为10-6mol/L罗格列酮组。4B、4C为量化图)

3 讨 论

PPARγ属于核受体超家族的成员,PPARγ在多种肿瘤细胞,如脂肪瘤、子宫肌瘤、乳腺癌、结肠癌等中高表达。当PPARγ激活后可抑制这些肿瘤细胞的生长,促进肿瘤细胞凋亡以及诱导细胞分化[6]。PPARγ在人子宫肌瘤组织中的表达明显高于其同源的子宫正常平滑肌组织。PPARγ激动剂可以抑制雌激素对鼠子宫肌瘤细胞的生长刺激作用[7]。我们的结果显示,用PPARγ的特异激动剂罗格列酮处理体外培养的人子宫肌瘤细胞后,罗格列酮以浓度和剂量依赖的方式显著性抑制了人子宫肌瘤细胞增殖,同时以浓度依赖的方式显著性促进了人子宫肌瘤细胞的凋亡。PPARγ与配体结合后被激活,与维甲酸受体形成异源二聚体,再与所调节基因启动子上游的一段特定DNA 序列即PPARγ反应元件结合,调控下游靶基因的转化活化,从而发挥一系列的生物活性[8]。

子宫肌瘤是雌激素依赖性的肿瘤,雌激素有诱发并促进子宫肌瘤生长的作用, 减低雌激素浓度或阻断雌激素的作用, 其诱导增殖的作用也将终止[9,10]。雌激素发挥其作用先必须与靶细胞上的受体结合,而ER有ERα和ERβ两种亚型。经典的ER信号转导途径为通过与靶基因启动子上的雌激素反应元件(estrogen response element, ERE)结合激活基因转录,即雌激素在细胞核中与受体蛋白结合,激活的ERα和ERβ形成同种或异种二聚体,一些共同调节因子与二聚体形成复合物,然后复合物与ERE结合启动转录, 从而发挥生物学效应。研究发现,子宫肌瘤中ER mRNA和蛋白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子宫肌层组织。子宫肌瘤细胞中ER的水平与肌瘤的生长速度呈正相关[11]。本研究发现,罗格列酮以浓度依赖的方式降低了人子宫肌瘤细胞中ERα和ERβ mRNA和蛋白的表达,因此罗格列酮抑制了人子宫肌瘤细胞增殖,促进其凋亡也可能与其降低人子宫肌瘤细胞中ER的α、β的表达有关。

ER 属于核受体家族,是一类能与DNA应答元件结合的配体依赖的转录调控因子。ER表达调控的分子机制十分复杂,大致可以分为染色质水平、 转录水平、 microRNA水平以及翻译后水平的调节,也涉及到多条信号通路,如:MAPK信号通路、JNK信号通路、ERK1/2信号通路等。罗格列酮是通过何种途径影响ER的表达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总之,本研究显示罗格列酮抑制人子宫肌瘤细胞的增殖,促进了人子宫肌瘤细胞的凋亡,其机制与罗格列酮降低人子宫肌瘤细胞中ERα和ERβ的表达有关。因而本实验的结果为罗格列酮可能成为人子宫肌瘤治疗药或辅助用药提供了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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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激素受体α 篇2

关键词：雌激素α受体基因多态性,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Th1类细胞因子,Th2类细胞因子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 (PBC) 是一种自身免疫疾病, 临床表现主要是长期梗阻性黄疸、因胆汁刺激引起的皮肤瘙痒以及肝大等症状, 可伴有高脂血症以及黄色素瘤[1]。肝内小叶间胆管上皮可发生空泡性变性坏死, 有胆汁淤积和淋巴细胞浸润, 纤维组织进而增生分割小叶, 最终导致肝硬化、肝功能衰竭。通过研究34例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的临床资料探究雌激素α受体基因多态性对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Th1、Th2类细胞因子表达的影响, 为临床诊治提供依据,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34例在本院治疗的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为研究对象, 男5名, 女29名;年龄35~65岁, 平均 (54±3.2) 岁;均符合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的诊断标准[2], 均未使用过糖皮质激素类、免疫方面类以及熊去氧胆酸治疗, 同时每位患者均无肝内占位病变以及其它恶性肿瘤消耗疾病, 又根据肝功能异常的程度分类:肝功能严重损害组9例, r谷氨酰转移酶以及碱性磷酸酶高于正常值5倍;肝功能轻度损坏组11例, r谷氨酰转移酶以及碱性磷酸酶低于正常值5倍。缓解组14名经正规治疗后, 肝功能指标均大致达到正常水平, 其中男1名, 女13名;年龄36~65岁, 平均 (53±4.7) 岁。同时, 选择32名健康人作为对照组, 男4人, 女28名;年龄35~64岁, 平均 (53±4.2) 岁。

1.2 Th1、Th2类细胞因子mRNA表达的检测

取每位研究人员的外周血, 采取密度梯度离心法, 分离单个核细胞, 并置于完全培养液中培养, 在培养6h和24h后收集细胞, 置于37°培养箱里培养, 采用异硫氰酸肌法提取细胞RNA, 并应用分光光度计比色计量, 将其培养液加入逆转录酶、dNTPs、RNasin以及相应的反应缓冲液, 进行逆转录, 1h后加热再迅速降温, 分离cDNA, 放入冰箱内备用。引物扩增应用细胞因子特异引物序列, 在10μL的cD-NA中加入dNTPs、引物、Taq酶、反应缓冲液, 配成聚合酶链式反应 (PCR) 产物, 进行琼脂糖凝胶电泳, 采取扫描成像分析, 分别测出Th1、Th2类细胞因子的表达情况, 认真记录血清白细胞介素-4 (IL-4) 、白细胞介素-10 (IL-10) 、肿瘤坏死因子α (TNF-a) 以及白细胞介素-2 (IL-2) 的含量[3]。

提取到的RNA进行纯度测定并定量, 并根据表达Th1、Th2类细胞因子的引物序列自行设计引物, 见表1。

取5μLPCR产物与2μL Lodding Buffer混合, 进行1.5%琼脂糖凝胶电泳, 100V1.5h, 电泳结束后, 凝胶成像仪成像分析, 以了解肝硬化病人RNA中Th1、Th2类细胞因子的引物序列, 为细胞因子的水平与肝功能损伤的关系提供依据。

1.3 雌激素α受体基因多态性情况

采用焦磷酸测序技术检测各位点, 计算基因型和等位基因型频率, 测定的5个SNP位点 (ESR1:rs2234693、rs2228480、rs3798577;ESR2:rs1256030、rs1048315) 分析正常人与肝硬化病人的雌激素基因有无明显差别。实验结果显示, ESR2rs1256030各基因型分布无差异, T等位基因患PBC的风险是C等位基因的1.5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ESR1单倍型分析结果表明, 基因型TGC在病例组中出现频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而基因型TAC在病例组中出现频率低于对照组, 同时, 基因型TAT在GGT异常组中出现频率明显高于GGT正常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 说明ESR2单核苷酸多态性与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有关。ESR2rs1256030T等位基因型可能是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的危险因素。此外, TAT基因型则是PBC患者肝功能的危险因素, TAC基因型可能具有加重PBC患者胆汁淤积的功能。

1.4 统计学方法

实验结果应用采用SPSS 1.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计量资料采用的形式表示, 数据结果分析应用t检验, 计数资料之间采用卡方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细胞因子检测

缓解组血清白细胞介素-4 (IL-4) 、白细胞介素-10 (IL-10) 以及TNF-α的含量与对照组和未治疗组比较, 有明显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但对照组与未治疗组相比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未治疗组的白细胞介素-2 (IL-2) 的含量与对照组/缓解组相比, 有明显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 , 且对照组与缓解组相比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P<0.01) 。

2.2 细胞因子的水平与肝功能损伤的关系

肝功能严重损伤未治疗患者的血清中IL-4、IL-10、TNF-α以及IL-2的数值分别是:28.75±3.52、49.02±7.56、181.43±93.56、174.26±11.36, 而肝功能轻度损坏者血清IL-4、IL-10、TNF-a以及IL-2的数值分别是:29.14±3.56、50.46±7.45、123.14±0.426、63.21±24.27。肝严重损害者的IL-4、IL-10含量与肝轻度损害患者无明显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其含量与r谷氨酰转移酶以及碱性磷酸酶 (GGT、ALP) 呈正相关;而肝严重损害者IL-2和TNF-α的含量明显高于肝轻度损害者, 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其含量与GGT和ALP呈负相关。

2.3 雌激素α受体基因多态性与肝功能损伤的关系

雌激素α受体基因中的Pp基因是肝硬化发病的易感基因, 携带P基因会导致乙肝患者转化为肝硬化, 导致肝功能损坏。P基因导致雌激素受体功能减低以及表达减少, 减弱了抗纤维化作用, 导致肝硬化产生, 影响肝功能。Xbal和PvuII基因的多态性会增加雌激素受体的转录翻译, 增加雌激素受体的含量。此外, 有研究显示, 中国人群中ERα基因T29C位点多态性与HBV持续感染显著相关, 进而影响肝功能。

2.4 雌激素α受体基因多态性对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Th1、Th2类细胞因子表达的影响

雌激素α受体基因的多态性造成较多的Th1细胞浸润肝组织内, 同时分泌Th1细胞因子, 本次研究结果外周血中以Th1细胞为主, 而Th1细胞主要分泌IL-2、IFN-γ、TNF等。本研究结果显示, 肝严重损害的患者IL-2和TNF-a的含量明显高于肝轻度损害者, 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其含量与GGT、ALP呈负相关。ERα基因多态性可作为遗传易感背景影响PBC患者体内T细胞亚群的偏移及相关细胞因子的表达。

3 讨论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的致病因素, 一般认为该病主要和遗传、环境以及感染有关, 男女发病率之比接近9∶1[4], 疾病高发阶段主要是绝经前后, 该阶段雌激素水平变化显著, 肝脏对雌激素灭活功能障碍, 致该病发生。雌激素受体的结构、功能以及表达水平均受雌激素受体基因的影响, 而雌激素受体基因具有多样性, 可影响雌激素的生物功能[5]。但雌激素的生物活性对原发性肝硬化的Th1、Th2类细胞因子的表达是否有影响尚不明确。本研究针对该问题, 通过34名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的临床资料, 探究雌激素α受体基因多态性对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Th1、Th2类细胞因子表达的影响, 为临床诊治提供依据[6]。雌激素α受体基因的多态性表达Th1、Th2类细胞因子的含量不同, 导致对肝功能的影响也不同, 造成外周血中Th1细胞含量较多, 从而使Th1细胞主要分泌IL-2、IFN-γ、TNF等细胞因子含量升高。结果显示, 肝严重损害者的IL-4、IL-10含量与肝轻度损害者无明显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其含量与GGT、ALP呈正相关;而肝严重损害者IL-2和TNF-a的含量明显高于肝轻度损害者, 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其含量与GGT、ALP呈负相关。雌激素α受体基因中的Pp基因是肝硬化发病的易感基因, Xbal和PvuII基因的多态性会增加雌激素受体的转录翻译, 增加雌激素受体含量。此外, ERα基因多态性可作为遗传易感背景影响PBC患者体内T细胞亚群的偏移及相关细胞因子的表达。

综上所述, 雌激素α受体基因的多样性表达Th1、Th2类细胞因子的含量不同, 对肝的影响也不同, Th1类细胞因子介导了对肝脏细胞的破坏作用, 而Th2型细胞因子则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雌激素α受体基因中的Pp基因是肝硬化发病的易感基因, 同时, 雌激素受体基因的多态性会增加肝硬化发生的概率, 也会影响PBC患者体内T细胞亚群的偏移及相关细胞因子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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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激素受体α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08年3～11月在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因子宫肌瘤行阴式次全子宫切除术的患者30例。年龄32～54岁,平均44.5岁,子宫孕8～12周大小,或单个肌瘤直径﹥5 cm,未接受任何药物治疗,未口服任何避孕药,无合并内外科疾病,术后病理诊断均为子宫平滑肌瘤,无合并其他子宫器官病变;术前B超检查测量肌瘤的数量、位置及肌瘤径线大小。根据患者月经史及术后子宫内膜病理检查结果确定其月经周期,以患者的子宫非瘤肌层组织作为对照组。

1.2 方法

1.2.1 雌孕激素受体含量的测定

采用免疫组化法测定30例患者子宫肌瘤瘤体和非瘤肌层组织的雌孕激素受体含量。留取30例患者子宫肌瘤患者手术切除肌瘤标本,同时取非瘤子宫肌层组织(3 cm)作为对照,采用免疫组织化学SP法进行检测。标本用10%甲醛溶液浸泡24小时,常规脱水,石蜡组织切片3～4 μm,脱蜡,3%过氧化氢室温孵育10分钟,蒸馏水冲洗,PBS液浸泡,滴加ER、PR单克隆抗体,4℃冰箱过夜。PBS液冲洗后滴加鼠抗IgG-HRP,DAB显色,水洗,苏木精复染。

1.2.2 Westem blot检测

收取手术切除的新鲜肌瘤组织及正常组织(约3 cm ),0.9%氯化钠液清洗,置液氮中冻存,取标本100 mg,剪碎,经预冷的PBS缓冲液洗涤2次,加入1 ml总蛋白质提取液,匀浆,振摇水浴30分钟,应用低温高速离心机保持4℃,1500 r/min,离心20分钟,将上清液吸至干净的EP管-30℃保存,取50 μl上清液按BCA蛋白测定试剂盒测定蛋白含量。样品煮沸3分钟,取50 μg总蛋白的样品液进行SDS-PAGE电泳,电泳完成,进行电转膜,转膜结束后,进行膜封闭和一抗、二抗孵育,PVDF膜通过KC 显色,最后曝光于X胶片上,常规显影、定影,经扫描后图像分析转件处理,得出相对光密度值。

1.2.3 结果判断

光镜下观察结果,细胞核内有棕黄色颗粒者为阳性细胞,根据受体阳性细胞的百分数分为4级:阴性(-),阳性细胞<25%或不染色;弱阳性(+),阳性细胞25%～50%,阳性染色较清晰;阳性(++)阳性细胞51%～75%,阳性染色较清晰;强阳性(+++)阳性细胞>76%,细胞核深棕色。

1.2.4 统计学处理

所得数据计数资料采用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undefined表示,经SPSS 11.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ER、PR在子宫肌瘤组织和非瘤子宫肌层组织中的比较

子宫肌瘤组织中ER阳性率为60.00%,PR阳性率为70.00%,非瘤子宫肌层组织中ER阳性率为40.00%、PR阳性率为43.33%,ER与PR在子宫肌瘤组织和非瘤子宫肌层组织中的表达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 =4.34,P<0.05;χ2 =5.41,P<0.05)。见表1。

2.2 VEGF及其受体蛋白在子宫肌瘤组织和非瘤子宫肌层组织中增殖期与分泌期的比较

子宫肌瘤组织中VEGF及VEGFR1、VEGFR2蛋白表达水平,无论在增殖期或分泌期显著高于非瘤子宫肌层组织(P<0.01)。子宫肌瘤组织中VEGFR2表达水平显著高于VEGFR1 (P<0.05)。两组的VEGF、 VEGFR1 、VEGFR2 在增殖期和分泌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①与VEGFR1比较,P﹤0.05

3 讨 论

3.1 雌孕激素与子宫肌瘤的关系

雌孕激素与子宫肌瘤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雌激素一直被认为是子宫肌瘤发生和发展的促进剂,当外源性给予雌激素或妊娠时,子宫肌瘤迅速增大,使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GnRH-a)治疗或绝经后出现低雌二醇可以引起肌瘤缩小,甚至消失。因而大多数学者认为子宫肌瘤是卵巢激素依赖性肿瘤,雌激素是子宫肌瘤生长的主要促进因素,雌激素可以影响血管通透性及促进血管生成,从而促进肌瘤生长及临床症状的产生。孕激素拮抗剂也可使子宫肌瘤缩小,表明孕酮对子宫肌瘤的发生也有重要作用。我们研究的结果显示:子宫肌瘤组织的ER、PR含量均高于非瘤子宫肌层组织,子宫肌瘤ER阳性率为60.00%,PR阳性率为70.00%,非瘤子宫肌层组织ER和PR阳性率为40.00%,43.33%,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可见子宫肌瘤的发生发展与局部雌孕激素及相应受体含量关系较为密切。本组研究的结果与文献报道一致,PR在子宫肌瘤组织中表达的增高,这也符合最近提出的孕激素假说。近年来不少研究报道,使用外源性孕激素制剂,使肌瘤组织中ER、PR浓度降低,以减少子宫肌瘤对内源性雌激素的敏感性,进而使肌瘤的体积缩小,同时也符合了激素在靶组织中产生生物学效应的强弱取决于靶细胞中受体的含量这一原理,为更好地药物治疗控制其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也为临床估计预后、指导激素治疗提供更可靠的理论基础。

3.2 VEGF与肌瘤关系

近年来研究表明,一些生长因子可能是通过介导女性激素以改变子宫肌细胞中细胞癌基因和肿瘤抑制基因的活性而促发子宫肌瘤[1]。VEGF就是主要的血管生成促进因子,在肿瘤组织中的血管生成中起着核心作用,在许多肿瘤组织中表达显著增强,参与女性各种生殖器官病理及血管生成紊乱性疾病的发生,如子宫肌瘤、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内膜癌等。VEGF有5个亚型,与VEGFA特异性结合的是VEGFR1和VEGFR2,结合后能促进内皮细胞分裂增生及新生血管形成,增加血管的通透性,促进可溶解血管基底膜和间质纤维酶的表达而促进新生血管的生长[2]。本文结果证实,VEGF蛋白表达水平在子宫肌瘤组织中明显高于非瘤子宫肌层组织(P<0.01),但在月经周期性中无差别,这充分说明VEGF在子宫肌瘤组织中作用是持续的。本组研究显示,VEGFR1和VEGFR2在肌瘤组织中均明显高于非瘤子宫肌层组织,且VEGFR2表达更高,说明VEGFR2在子宫肌瘤的发生发展中表达更活跃。查阅相关研究报道有关VEGF及其受体在肌瘤发病中的作用,报道甚少,Nakayama等[3]在子宫肌瘤组织中分别检测出VEGFR1和VEGFR2的高表达,充分显示了VEGF与子宫肌瘤生成的关系,VEGF的两种受体无论在月经周期增殖期或分泌期其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非瘤子宫肌层组织,这充分说明在整个月经周期中,VEGFR1和VEGFR2都发挥着重要的相似的作用,这种作用共同促进了子宫肌瘤的发生。

由此看出,子宫肌瘤的发病是多基因、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发病机制错综复杂,如能研制拮抗ER、PR、VEGF及其受体蛋白的拮抗剂干扰其功能,阻碍和减缓子宫肌瘤的生成和生长速度,使子宫肌瘤萎缩或凋亡,而延期手术治疗。深入研究这些转录因子及其参与的信号传导通路调控的下游靶基因,将有利于进一步了解肿瘤的发病机制,从而能够更好地、有目地选择预测目标和干预位点[4,5]。这可能是现在研究的方向,也为子宫肌瘤的治疗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为临床估计愈后,指导临床激素治疗,提供更可靠依据,为广大子宫肌瘤患者带来福音。

摘要：目的:探讨子宫肌瘤的发生机制,检测子宫肌瘤组织中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及其受体(VEGFR1,VEGFR2)的阳性表达率,并探讨其临床意义。方法:应用免疫组织法(SP)测定30例子宫平滑肌瘤和相应子宫肌层组织的3种受体的表达。结果:子宫肌瘤ER阳性率为60.00%,PR阳性率为70.00%,相应子宫肌层组织ER、PR阳性率为40.00%、43.33%,两组ER和PR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子宫肌瘤组织中VEGF及VEGFR1、VEGFR2蛋白表达水平,无论在增殖期或分泌期,高于相应子宫肌层组织(P<0.01);VEGFR2表达水平高于VEGFR1(P<0.05)。结论:ER、PR、VEGF均是反映子宫肌瘤的生物学行为的指标,研制ER、PR、VEGF及其受体蛋白的拮抗剂,使子宫肌瘤萎缩或凋亡,有望成为治疗子宫肌瘤新途径。

关键词：子宫肌瘤,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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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ai Y,Guo Y,Frey RR,et al.Thienopyrine Ureas as novel and po-tentmultitargeted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J].J Med Chem,2005,48(19):6066-6083.

[3]Nakayama T,Cho YC,Mine Y,et al.Expression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stromal tumors,leiomyomas and schwannomas[J].World J Gastroen-terol,2006,12(38):6182-6187.

[4]Black AR,Black JD,Azizkhan-Clifford J.Spl and Kruppel-like factor family of transcription factors in cell growth regulation and cancer[J].J Cell Physiol,2001,188(2):143-160.

雌激素受体α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择自2016年1月~2016年2月在我院因子宫内膜癌进行治疗的患者60例, 并选择同期健康老年人60例。实验组60例老年女性患者, 年龄62~73岁, 平均年龄 (65.9±2.8) 岁。有淋巴转移的有39例, 未转移的患者有21例。

1.2 方法

采用免疫组化法表达法检测雌孕激素受体表达。并且所有样本还需要做HE染色、免疫组化染色。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1.0统计学分析软件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孕激素受体在两组患者中的表达

发现实验组患者的雌孕激素受体表达与对照组差异显著, 并有统计学意义, 详见表1。

2.2 不同病理分期中的雌孕激素受体表达

发现在不同分期中雌孕激素书体阳性表达率存在显著差异,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详见表2。

2.3 实验组患者早期子宫内膜癌与中晚期内膜癌患者雌孕激素受体的差异性表达

发现早期雌孕激素受体在早期与中晚期表达差异显著,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详见表3。

2.4 有无淋巴转移与子宫内膜癌之间的关系

发现有淋巴转移的患者与没有发生淋巴转移的患者在孕激素受体表达中存在差异, 差异统计学意义 (P<0.05) , 而雌激素受体差异不大,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详见表4。

3 讨论

子宫内膜癌又叫宫体癌, 好发于子宫内膜上皮, 腺癌比较常见, 常见于绝经后的女性, 子宫内内膜癌的发病率在女性常见肿瘤中位居第二, 仅次于宫颈癌[1]。内膜癌的发病因素包括具有两个以上的男性伴侣;长期的宫颈发炎、损伤、破皮等、雌激素。宫颈癌也比较常见于不排卵性不孕性女性患者, 这时由于患者不排卵, 孕激素分泌不足, 导致子宫内膜长期受到雌激素的作用, 使子宫内内膜长期处于增生状态, 进而发生子宫内膜变[2]。子宫内膜癌患者早期无特异性表现, 不足以引起患者重视, 而在中晚期患者可以出现阴道不规则出血、阴道排液等症状, 下腹疼痛[3]。

雌孕激素对子宫内膜癌产生的机制也逐渐明朗。Porichi等认为[4], 子宫内膜癌为激素依赖性肿瘤疾病, 而雌孕激素受体在所有细胞中普遍存在, 所以认为雌孕激素周期是产生子宫内内膜癌的主要因素, 当女性生殖系统正常组织发生癌变时, 雌孕激素受体表达均可被抑制, 它的表达率可以相对正常患者来讲比较低[5]。这个观点大致符合本次研究的结果, 实验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相比, 雌孕激素受体阳性表达率与正常患者相比明显降低。而在本次研究中发现子宫内内膜癌老年患者的雌孕激素受体的阳性表达率与子宫内膜癌的分期、淋巴转移、病理分期等都存在相关性, 同时有资料显示子宫内膜癌病理分期、有无淋巴转移等与患者的预后存在关系, 所以对于老年女性患者应当常规筛选是否有子宫内膜癌, 而本次研究发现子宫内膜癌是否存在、是否发生淋巴转移等均可以通过雌孕激素受体阳性表达率来体现, 所以笔者认为对于老年患者筛选子宫内膜癌可以将雌孕激素受体表达情况作为常规检查指标。

综上所述, 雌孕激素阳性表达率与老年子宫内膜癌的病理分期、有无淋巴转移等均密切关系, 并且临床可以将雌孕激素受体作为筛选疾病、判断预后的指标。

摘要：目的 探究雌孕激素受体在老年子宫内膜癌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选择自2016年1月2016年6月在我院因子宫内膜癌进行治疗的老年患者60例, 将这些病例作为实验组, 选择同时期、同年龄段的健康老年人60例, 并作为对照组。最终比较雌孕激素受体在两组不同人群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结果 实验组患者的雌孕激素受体表达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不同病理分期中雌孕激素体阳性表达率存在差异,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早期雌孕激素受体在早期与中晚期表达差异显著,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淋巴转移的患者与没有发生淋巴转移的患者在孕激素受体表达中,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雌孕激素阳性表达率与老年子宫内膜癌的病理分期、有无淋巴转移等均密切关系, 并且临床可以将雌孕激素受体作为筛选疾病、判断预后的指标。

关键词：雌孕激素受体表达,老年子宫内膜癌,临床意义

参考文献

[1]张海艳, 李立安, 李亚里, 等.ER、PR、P53在子宫内膜癌中的表达及对预后的影响[J].军医进修学院学报, 2012, 33 (1) :27-29.

[2]周晔, 虞丰, 唐威, 等.子宫内膜癌中ER、PR、Ki-67和p53的表达及临床意义[J].中国妇幼健康研究, 2013, 24 (1) :44-46.

[3]林春华, 唐蜜, 陈明, 等.ER、PR、Ki-67和p53在子宫内膜癌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J].医学临床研究, 2011, 28 (2) :204-206.

[4]Porichi O, Nikolaidou ME, Apostolaki A, et al.Isomorph expression of BAG-1 gene, ER and PR in endometrial cancer[J].Int J cancer Res, 2010, 30 (10) :4103-4108.

雌激素受体α 篇5

1资料与方法

1. 1一般资料选择1999年5月至2005年11月在上海仁济医院妇产科治疗的有完整病史和随访资料的70例原发性卵巢上皮性癌患者, 资料来自仁济医院卵巢癌数据库。患者平均年龄52岁 ( 20 ~ 73岁) 。 70例卵巢上皮性癌中浆液性卵巢癌42例 ( 60. 0% ) , 黏液性卵巢癌5例 ( 7. 1% ) , 透明细胞癌14例 ( 20. 0% ) , 子宫内膜样癌7例 ( 10. 0% ) , 混合性上皮癌2例 ( 2. 9% ) 。 手术病理分期: Ⅰ 期22例 ( 34. 7% ) , Ⅱ期9例 ( 13. 2% ) , Ⅲ期26例 ( 36. 4% ) , Ⅳ期13例 ( 15. 7% ) 。

1. 2评估标准本研究使用ECOG评分 ( eastern co- 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performance status) 来评估术前疾病对患者行为状况的影响。手术分期采用FIGO ( 2009年) 分期。肿瘤病理类型和病理分级采用WHO标准。总的生存时间为患者手术日至死亡或最后一次随访所间隔的时间。

1. 3治疗方法所有患者均接受全面的分期手术, 对晚期卵巢癌患者尽量施行满意的肿瘤细胞减灭术 ( 残余灶直径≤1 cm) 。除1例 ⅢC期和1例 Ⅳ 期患者不愿接受化疗外, 其余患者均接受了以铂类为基础的联合化疗, 接受PAC方案 ( 顺铂+表柔比星+环磷酰胺) 和PT方案 ( 紫杉醇+顺铂或卡铂) 的化疗人数分别为11例和57例。每例患者的化疗次数为2 ~10次 ( 中位值为6次) , 其中Ⅰ/Ⅱ 期和Ⅲ/Ⅳ期患者化疗次数分别为3 ~ 6次 ( 中位值为4次) 和3 ~10次 ( 中位值为6次) 。

1. 4随访随访方式包括门诊复查 ( 体格检查、血CA125水平及影像学检查等) , 电话或信函。

1. 5免疫组织化学分析所有患者在术中切除原发灶肿瘤标本, 经4% 的甲醛溶液固定制作成4 ~ 6 μm的石蜡切片, 由病理医生阅读并选取代表性切片, 用Envision二步法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判定时, 由两位病理医生显微镜下进行盲法观察, 进行半定量分析。ER、PR、P53主要在细胞核内表达, 呈棕黄色颗粒。阳性划分标准根据每张切片中阳性细胞占全片比例进行划分: 无阳性染色细胞为阴性 ( -) ; 阳性细胞比例0 ~ 25% 为弱阳性 ( ±) ; 阳性细胞比例> 25% 均判定为表达阳性。

1. 6统计学方法以年龄平均值作为分界值将年龄转化为二分值变量。通过 χ2检验分析ER、PR和P53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运用Kaplan-Meier方法计算生存曲线, 并用Log-rank检验对生存时间进行检验, 对其中有显著意义的变量通过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采用统计软件SPSS 15. 0进行处理, P<0. 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 1 ER、PR和P53蛋白的表达与卵巢上皮性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70例卵巢上皮性癌组织中, 29例 ( 41. 4%) ER表达阳性, 30例 ( 42. 9%) PR表达阳性, 41例 ( 58. 6%) P53表达阳性。部分免疫组化结果见图1 ~ 图3。由表1可见, PR阳性表达在年龄、月经状态和组织学类型的比较中,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27; P = 0. 025; P = 0. 005) 。ER和P53阳性表达在各项临床病理特征的比较中,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P>0. 05) 。

2. 2影响卵巢上皮性癌患者3年生存率的单因素分析70例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29个月 ( 5 ~ 83个月) 。随访期间患者死亡17例 ( 24. 3% ) , 其中15例 ( 88. 2% ) 为Ⅲ期和Ⅳ期卵巢上皮性癌患者, 3年生存率为77. 5% 。由表2可见, 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年龄、残余肿瘤灶直径、FIGO分期、组织学分级和PR表达间的3年生存率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 而其他临床病理因素间的3年生存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0. 05) 。

1为Fisher's精确检验

2. 3影响卵巢上皮性癌患者生存率的多因素分析将上述影响生存率的重要临床病理因素进行Cox回归分析, 由表3可见, 残余肿瘤灶直径和PR是影响卵巢上皮性癌患者生存率的独立因素 ( P = 0. 004; P = 0. 035) , 其中残余肿瘤灶是影响生存率的独立危险因素 ( RR 5. 058, 95% CI 1. 658 ~ 15. 434) , 而PR则是独立的保护因素 ( RR 0. 254, 95% CI 0. 071 ~ 0. 909) 。

3讨论

3. 1卵巢上皮性癌ER、PR的表达特点雌激素通常被认为是卵巢上皮性癌发生的危险因素。卵巢组织的雌激素水平至少是体内循环的雌激素水平的100倍, 在排卵时甚至更高。排卵引起卵巢表面生发上皮 ( OSE) 反复损伤和修复, 继而可能导致基因不稳定从而发生肿瘤。相反, 一般认为, 孕激素及受体是卵巢癌发生的保护因素。其保护作用的机制可能包括: 通过抑制排卵降低雌激素对卵巢表面上皮的作用, 拮抗雌激素对卵巢表面上皮的生长促进作用以及诱导肿瘤细胞的凋亡。

目前有关卵巢上皮性癌ER、PR表达率的报道并不一致。已有的研究显示, ER阳性表达率为38% ~ 77% , PR阳性表达率为26% ~ 71%[2]。本研究中卵巢上皮性癌患者ER阳性表达率为41. 4% , PR阳性表达率为42. 9% 。不同文献报道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既有检测方法 ( 免疫组化、RT-PCR) 、阳性判定标准和评分系统的不同, 也与各报道中患者的的临床病理特征有关。本研究结果显示, 不同病理类型的卵巢上皮性癌ER阳性表达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而卵巢浆液性癌的PR阳性表达率较高, 透明细胞癌的PR阳性表达率较低, 这与同类报道相似[2，3]。值得注意的是, 卵巢透明细胞癌的这种激素受体低表达现象体现了其非激素依赖的特征, 与子宫内膜异位症向透明细胞癌转变过程中伴随的激素依赖性的消失是一致的[4]。同时, 本研究中<52岁和未绝经的患者PR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52岁和绝经妇女 ( P = 0. 027; P = 0. 025) , 这提示年轻卵巢癌患者由于内分泌水平不同, 具有不同于绝经后妇女的激素受体表达特点, 这也为年轻卵巢癌患者的内分泌治疗提供了一定依据。 我们还注意到, 由于样本量限制, 虽然组织学分级与PR蛋白阳性表达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 0. 061) , 但中高分化 ( Ⅰ、Ⅱ 级) 的患者PR阳性表达率 ( 51. 1% ) 高于低分化 ( Ⅲ级) 卵巢癌患者28. 0% 的PR阳性表达率, 这与已有的报道结果一致[5，6]。本研究同时表明, ER的阳性表达与年龄、FIGO分期、组织学分级和残余肿瘤大小无关。

3. 2 ER、PR与卵巢上皮性癌预后的关系激素受体表达与卵巢上皮性癌患者预后的关系近年来日益引起关注。虽然少量研究认为ER蛋白表达水平增高是卵巢癌预后良好的预测因素[7], 但其他研究大多认为ER的阳性表达与预后无明显关系[8]。我们的研究结果也显示, 无论在单因素分析还是多因素分析中, ER阳性表达都不是卵巢上皮性癌患者的重要预后因素。类似的, 对于PR阳性表达在卵巢上皮性癌中的预后意义的研究结论也不尽一致。部分研究认为PR阳性表达具有较高的预后价值。然而由于这些研究部分未进行多因素分析, 或者在多因素分析中未纳入一些重要的临床病理因素[9], 因此其结论的可靠性受到影响。既往研究表明, 年龄、残余肿瘤灶直径、FIGO分期、组织学分级是影响卵巢上皮性癌预后的重要临床病理指标, 而本研究通过将这些因素纳入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 尝试在考虑这些重要变量的同时, 考察激素受体的表达对卵巢上皮性癌生存率的影响。结果表明, PR阳性表达是卵巢上皮性癌患者生存率的独立保护因素, 这进一步证实了PR阳性表达在卵巢上皮性癌患者预后判断中的重要价值。同时, 与已有研究结论相似, 年龄、FIGO分期和组织学分级均是影响卵巢上皮性癌生存率的重要因素, 而残余肿瘤灶直径则是影响生存率的独立危险因素, 再次证实了行满意肿瘤细胞减灭术的重要性[10]。

3. 3 P53在卵巢上皮性癌中的表达及其与预后的关系P53作为重要的肿瘤抑制因子, 一直是临床研究的热点。通过免疫组化手段检验到的P53为过表达的无意义突变型P53蛋白。本研究的P53阳性表达率为58. 6% , 与已有报道一致。目前虽然已证实P53无意义突变与多种恶性肿瘤不良预后有关, 但其在卵巢上皮性癌中的预后意义尚存在争议[11，12]。部分研究认为P53过表达与不良预后有关[11], 但另外部分研究则认为P53的过表达无预后价值[12]。考虑到孕激素可以通过上调P53表达诱导卵巢癌细胞凋亡, P53有可能影响卵巢上皮性癌患者性激素受体的预后价值, 我们将P53的表达也同时进行了分析。我们的研究表明, P53过表达与各项临床病理特征无关。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表明, P53也不是重要的预后因素。

卵巢上皮性癌的激素治疗一直是卵巢上皮性癌治疗中的热点话题。鉴于雌激素在卵巢上皮性癌发病和进展中可能的重要作用, 人们推测抗雌激素治疗可能有助改善卵巢上皮性癌患者预后, 因此近年来国内外将抗雌激素治疗作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但结果不尽满意[13]。包括本研究在内的临床预后研究结果显示, ER蛋白的表达并不是影响预后的重要因素, 提示应用包括第三代芳香化酶抑制剂在内的抗雌激素治疗研究可能将继续面临较大的挑战。另一方面, 有研究表明, 孕激素结合铂类化疗的一线化疗方案可能改善晚期卵巢上皮性癌患者的预后而无明显副反应[14]。 作为卵巢上皮性癌患者预后的独立保护因素, 通过检测PR蛋白的表达对孕激素疗法的患者进行筛选, 也许可以提高孕激素辅助治疗卵巢上皮性癌患者的疗效, 这一思路有可能成为卵巢上皮性癌激素治疗的重要研究方向。

摘要：目的:探讨卵巢上皮性癌雌激素受体 (ER) 、孕激素受体 (PR) 和P53蛋白的表达特点及与生存时间的关系。方法:应用免疫组化法检测70例卵巢上皮性癌组织ER、PR和P53阳性表达情况, 分析其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并对其与生存率的关系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结果:①70例卵巢上皮性癌组织中, ER表达阳性29例 (41.4%) , PR表达阳性30例 (42.9%) , P53蛋白表达阳性41例 (58.6%) 。PR阳性表达在年龄、月经状态和组织学类型的比较中,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7;P=0.025;P=0.005) 。ER和P53阳性表达在各项临床病理特征的比较中,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②单因素分析显示, 不同年龄、残余肿瘤灶直径、FIGO分期、组织学分级和PR阳性表达患者的3年生存率分别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③多因素分析显示, 残余肿瘤灶直径是影响生存率的独立危险因素 (RR 5.058, 95%CI 1.65815.434) , 而PR则是独立的保护因素 (RR 0.254, 95%CI 0.0710.909) 。结论:年轻、未绝经、浆液性癌患者的PR阳性表达比例明显增高, PR阳性表达是卵巢上皮性癌独立的保护因素。ER和P53蛋白表达不是影响卵巢上皮性癌生存率的重要因素。

雌激素受体α 篇6

1 一般资料

1.1 研究对象

收集2012年1月至2014年8月我院手术切除、病理诊断明确的子宫肌瘤病例1 372例, 将因子宫肌瘤切除子宫的、手术前至少3月内没有经过任何激素治疗的病例纳入研究范围, 随机选择150例作为研究组, 对应的子宫肌层组织作为对照组, 切白片3张, 做ER、PR及WT-1标记。1 372例患者按年龄分5组:<30岁组, 30~39岁组, 40~49岁组, 50~59岁组, >59岁组, 将标记结果按照-、+、++统计归类。

1.2 临床表现

月经量增多1 210例, 月经紊乱531例, 下腹痛192例, 贫血521例, 下腹包块221例, 白带增多231例, 合并其他疾病者232例。其中:合并宫颈癌27例, 合并子宫内膜癌11例, 合并腺肌症122例, 合并腺瘤样瘤18例, 合并妊娠8例, 合并卵巢肿瘤45例, 合并侵袭性葡萄胎1例。

1.3 试剂及方法

本项目随机选择多发、单发内膜下、肌层及浆膜下子宫肌瘤病例150例, 同时取对应的子宫肌层组织作为对照, 所有标本均采用4%甲醛固定, 石蜡包埋、HE染色。采用免疫组化法 (SP) , 切片厚4μm, 切白片3张, 高温修复或酶消化, 4℃冰箱过夜, 以PBS缓冲液代替第一抗体作为阴性对照, 已知的阳性组织作为阳性对照。免疫组化试剂ER、PR、WT-1及SP试剂盒购自迈新公司, 操作按试剂盒说明书要求进行。

1.4 结果判读

ER、PR及WT-1阳性表达定位在细胞核, 以看到棕黄色颗粒分布为阳性。 (1) 选染色均匀有表达的区域, 以阳性细胞占视野的比例进行分级:0:<5%;1:6%~25%;2:26%~50%;3:>50%。 (2) 按着色强弱分:0:阴性;1:弱, 淡黄色;2:中等, 黄色;3:强, 棕褐色。 (1) (2) 相加判读结果:0~2为 (-) , 3~4为 (+) , 5~6为 (++) 。

1.5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18.0软件进行处理, 以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子宫肌瘤在不同年龄段的分布情况

1 372例子宫肌瘤患者中, 40~49岁918例, 占66.91%, 其中单纯子宫肌瘤831例, 占90.52% (见表1) 。

2.2 ER、PR及WT-1在子宫肌瘤组织和子宫肌层组织中的表达情况

ER、PR在子宫肌瘤组织和子宫肌层组织中的表达, 有显著性差异 (P<0.05) ;而WT-1在子宫肌瘤组织和子宫肌层组织中均高表达, 但二者之间的差异无显著性 (P>0.05) , 见表2、表3。

3 讨论

(1) 子宫肌瘤是女性生殖器最常见的良性肿瘤, 多见于30~50岁妇女, 其中40~50岁发病率高达51.2%~60.0%[1]。本组资料显示:本地区子宫肌瘤患者亦多见于30~50岁女性, 以40~49岁组发病率最高, 占66.91%, 单纯因子宫肌瘤切除子宫的占所有切除子宫患者数的71.43%。子宫肌瘤的临床表现因肌瘤所在部位、多少、大小而不同, 如位于浆膜层、肌层、内膜下, 多发或单发, 临床症状主要是月经量增多、月经紊乱、下腹坠痛、贫血、下腹包块等。子宫肌瘤在本地区发病率较高, 也是导致子宫肌瘤病种医疗费用不断增高的原因之一, 并且严重影响女性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 所以, 全社会都应该重视该病的预防、治疗。开展子宫肌瘤的非手术治疗, 对于降低医疗费用, 提高女性生活质量, 具有重要意义。

(2) 雌、孕激素与子宫肌瘤的关系:雌、孕激素与子宫肌瘤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 一直被认为是子宫肌瘤发生和发展的促进剂, 当外源性给予雌激素或妊娠时, 子宫肌瘤迅速增大, 绝经后肌瘤停止生长甚至萎缩、消失, 表明子宫肌瘤具有激素依赖性。相关资料显示:雌、孕激素水平在肌瘤组织中的表达高于正常肌层组织, 说明二者在肌瘤的发生、发展中起促进作用。本组资料亦显示ER、PR在肌瘤组织中高表达, 明显高于周围肌层组织, 这与文献报道[2]一致。临床上对于子宫肌瘤患者采用米非司酮治疗[3], 已取得显著效果, 对于围绝经期子宫肌瘤患者, 采取期待疗法, 同样取得了一定效果。

(3) WT-1与子宫肌瘤的关系:有资料显示,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2 (IGF-2)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受体 (IGF-1受体) [4]、表皮生长因子 (EGF) 、转化生长因子β (TGF-β) 、Bcl-2和C-myc基因等, 在子宫平滑肌瘤的发生中通过抑制细胞凋亡或促使子宫平滑肌瘤分泌、旁分泌的方式, 促进子宫平滑肌瘤细胞增殖和生长。WT-1基因[5]于1990年在肾的Wilm肿瘤中作为抑癌基因被分离克隆, 其染色体位于11P13, 能与IGF-1、TGF-β、EGF、Bcl-2、C-myc等生长调控因子及其受体结合, 调节这些生长因子的转录。我们研究发现:WT-1在子宫肌层和子宫平滑肌瘤中均有过表达, 证明子宫肌层及肌瘤中均有WT-1基因存在, 而肌瘤中WT-1的表达与肌层中有一定差异, 提示WT-1参与了肌瘤的发生。资料显示, WT-1能与上述调控因子及其受体结合, 激活或抑制生长因子转录, 因此我们推测:子宫局部雌、孕激素水平增高, 导致部分生长因子及其受体含量增加, WT-1基因可能以不同的异构体形式与以上调控因子结合, 激活了其转录作用, 导致子宫平滑肌瘤的发生、发展。目前国内对ER、PR及WT-1在子宫平滑肌瘤中的表达情况, 尚无相关报道。

WT-1可以与多种生长因子结合, 但其在女性胃壁和肠壁平滑肌组织中均呈阴性, 在正常子宫肌壁内高表达, 提示WT-1过度表达可能与雌、孕激素水平有关。因此, 使用激素拮抗剂, 不仅可以有效控制肌瘤生长, 而且可以通过降低或抑制WT-1表达, 达到抑制上述生长因子, 阻止肌瘤生长, 甚至使其萎缩、消失, 或通过选择干预位点, 进行靶点治疗, 达到治疗子宫平滑肌瘤的目的, 为子宫平滑肌瘤的药物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总之, 我们认为:子宫平滑肌瘤是多因素、多种生长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 降低性激素水平, 阻断WT-1基因位点, 均能达到阻止肌瘤生长或使其萎缩甚至消失的目的。

摘要：目的 检测子宫肌瘤组织中雌激素受体 (ER) 、孕激素受体 (PR) 和Wilms瘤基因 (WT-1) 的表达情况, 探讨子宫肌瘤的发病机制与原因。方法 应用免疫组化法 (SP) 测定150例子宫平滑肌瘤和相应子宫肌层组织ER、PR、WT-1的表达情况。结果 ER和PR在子宫肌瘤及子宫肌层组织中的表达有显著性差异 (P<0.05) , 而WT-1在子宫肌瘤与子宫肌层组织中均高表达, 二者之间的差异无显著性 (P>0.05) 。结论 ER、PR均是反映子宫肌瘤生物学行为的指标, 子宫肌瘤中WT-1的表达与肌层中的表达有一定差异, 提示WT-1参与了肌瘤的发生, 且WT-1在女性胃壁和肠壁平滑肌组织中均呈阴性, 在正常子宫肌壁内高表达, 提示WT-1过度表达可能与雌、孕激素水平较高有关。因此, 选择使用激素拮抗剂, 不仅可以有效控制肌瘤生长, 而且可以通过降低或抑制WT-1表达, 阻止肌瘤生长, 甚至使其萎缩、消失, 达到治疗子宫平滑肌瘤的目的, 为药物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子宫肌瘤,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Wilms瘤基因

参考文献

[1]回允中.妇产科诊断病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7.

[2]李卫东.孕激素对子宫平滑肌瘤生长的影响[J].实用医技杂志, 2007, 14 (20) :2744-2745.

[3]李卫平, 严隽鸿, 林其德, 等.米非司酮对子宫肌瘤组织中雌孕激素受体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的影响[J].中国实用妇科及产科杂志, 2002, 18 (1) :4-6.

[4]纪巍, 辛晓燕, 陈必良.IGF-1及其受体在子宫平滑肌瘤中的表达以及与雌、孕激素关系[J].临床军医杂志, 2009, 37 (6) :1062-1064.

雌激素受体α 篇7

1.1 A/B区 (1-149氨基酸) 位于N端, 为高度可变区

在A/B区氨基末端存在一个非配体依赖性转录激活功能区, 称AF1区, 该区有高度变异性, 其转录活性依赖于特定的启动子, 是激素非依赖性的, 还含有一个能与转录因子交互作用的反式激活区。其长度和氨基酸序列可变性较大, 通过对专一性和非专一性DNA序列的识别来进行, 可减少非专一性DNA的结合, 选择正确的雌激素应答元件 (ERE) , 达到激活调控靶基因的目的, 可参与调节配体与雌激素受体结合, 调节雌激素应答基因的转录。

1.2 C区 (180-263氨基酸) 为DNA结合区 (DBD)

DNA结合区位于受体的中部, 是核受体家族中富含碱性氨基酸和半胱氨酸的最保守的一个区域, 氨基酸序列为180-263, 该区9个位置的Cys相对固定, 形成双“锌指”结构, 每个“锌指”结构由4个Cys与中心部的锌离子络合组成α螺旋, 直接参与DNA的结合, 达到转录靶基因的目的。外显子2和3编码该区域。

1.3 D区 (263-302) 为多变的铰链区

D区的保守性只有30%, 具有在E区的帮助下结合DNA的作用, 有时还会影响受体蛋白的DNA结合位点的结构。ER构型的改变受D区结构变化的影响, 以保证受体以最佳的构型与配体结合。D区可与热休克蛋白结合, 帮助ER进行适当折叠, 以保护疏水的配基结合区并使之处于非活性状态。D区还含有核定位信号, 并具有稳定DBD与DNA结合的功能。D区包括核的定位信号, 即所谓的“桥接区”, 它并不依赖于配体结合, 具有核转位功能。

1.4 E/F区 (302-553氨基酸) 为ER高度保守的区域

E/F区称为激素结合区位于受体的C端, 是第二保守区, 该区包括外显子4到8和装配配体结合的一个疏水区。E区是ER五种基因序列最大最长的功能区, 所以E区被赋予了最多的任务。E区包含有另外一个激素依赖的转录激活区, 该区域由螺旋3、4、5和12的氨基酸组成, AF2功能区的螺旋12在识别配体的雌激素激动或拮抗作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ER结合不同的配体时, AF2会呈现出不同的构像变化, 并决定转录靶基因所需要结合的共激活因子和共抑制因子, 形成ER-配体复合物, 而后与靶基因上的雌激素反应元件结合, 通过辅助因子与蛋白相互作用启动转录, 从而影响细胞增殖和分化。AF-2的核心成分是H12, 是转录激活的必须成分, 但其不直接与配体结合。当ER与配体结合, 可使H12发生明显的构象变化, 从而使AF-2活化。

2 ER受体的分型与分布

2.1 两种亚型 (ERα和ERβ) 定位

人类ER具有不同的基因编码, 含有不同的蛋白质分子结构和c DNA, 发挥不同的生物学功能。ERα基因定位于染色体6q25-1, 基因由140 kb以上的碱基对组成, 编码由595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蛋白质, 有8个外显子, 分子量约为67kb, -103位置和-27位置处有类似CAAT和TATA的转录元件顺序;ERβ基因远小于ERα基因, 主要因内含子长度不同所致, ERβ基因定位于14q22-24, 由40kb碱基构成, 编码由530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蛋白质, 分子量为59.2kb, 在结构上, 其氨基酸序列在DBD区及LBD区与ERα的同源性分别达95%和55%, 而在N端的AF1功能区, ERα和ERβ只有30%的同源性。ERβ和ERα与17B-雌二醇结合的解离常数分别为0.4mol/L和0.1mol/L, 都能与ERE结合。

2.2 雌激素的分子功能

卵巢是合成雌激素的主要场所, 分泌入血液后与性激素可逆性结合球蛋白及白蛋白。在血液中游离的雌激素扩散到靶组织而发挥其特殊的生理生化作用。雌激素对女性的卵巢、输卵管、子宫及阴道等内外生殖器官的分化、成熟和发育, 对女性乳腺的生长发育起着关键作用。男性精子的产生、睾丸等其他附属性器官的功能同样依赖雌激素。

雌激素对非生殖系统有调节作用。雌激素对心血管系统和下丘脑-垂体轴等中枢神经系统具有保护作用;可调节“骨”这个靶器官, 促进青春期骨骼的生长和骨骺的闭合, ERα和ERβ皆存在于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间叶干细胞以及骨细胞中, 直接对这些骨发挥作用;对维持骨矿物质含量也具有重要意义;老年痴呆症、帕金森氏病、认知、记忆以及疼痛敏感性的病因也可能与之有关。

3 雌激素作用的信号转导途径

3.1 基因组作用途径

配体依赖途径。当雌激素与核受体结合后, 形成雌激素-受体复合物, 而使受体的构象发生改变, 形成同源二聚体, 暴露出DNA结合区, 这种复合物以二聚体的形式穿过核孔进入核内。在核内, 雌激素-受体复合物作为反式作用因子与靶基因上游的DNA特异基因的雌激素反应元件ERE结合, 同时通过募集而来的辅助因子, 直接或间接的与辅激活物和转录元件作用, 启动基因的转录。

配体非依赖途径。EGF (表皮生长因子) 、IGF-1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 、8-溴-c AMP等多肽类激素也可以激活雌激素受体, 使靶基因得到表达。文献报道, 该过程的关键因素可能是由细胞中的激酶磷酸化雌激素受体而导致的。ERα和ERβ均可被MAPK磷酸化, 只是二者磷酸化的部位不同。ERαAF-1区的第118位丝氨酸在接受EGF后可被MAPK (有丝分裂原激活的蛋白激酶) 磷酸化, 从而导致p68 RNA螺旋酶即ERα特异性辅激活物与受体结合, 使靶基因活化。同理, MAPK也可以磷酸化ERβN末端的活化区, 使受体与p160辅激活物SRC-1结合, 且这种结合是以配体非依赖的形式结合的最后再与ERE相互作用, 削弱ERα的转录活性。

3.2 非基因途径

此为雌激素的快速效应, 由雌激素与膜受体直作用影响蛋白质的磷酸化或去磷酸化所致。MAPK信号转导通路为:

丝裂原激活的蛋白激酶家族是细胞内信号转导的重要系统, 普遍存在于多种生物, 包括酵母和哺乳动物细胞, 参与了细胞分化、增殖、凋亡以及细胞间的功能同步等生理过程, 属于一组以级联方式依次活化的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组成, 由多种同工酶组成, 以此将细胞外信号逐级放大并传导到细胞内乃至细胞核, 把膜受体结合的胞外刺激物与细胞质和细胞核中的效应分子连接起来。它可被多种刺激所活化。

MAPK家族的信号转导通路采用高度保守的三级激酶级联传递信号。3种激酶按激活顺序依次为丝裂原激活的蛋白激酶激酶激酶, 丝裂原激活的蛋白激酶激酶及丝裂原激活的蛋白激酶, 构成一个连续的激活途径, 其中的ERK途径最为重要, 通过生长因子、细胞因子激活相应的受体酪氨酸激酶;多肽物质通过G蛋白偶联受体激活。

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