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权重（共4篇）
代理权重 篇1
一、引言
早期村干部 (村庄精英) 相关研究, 以费孝通、[1]张仲礼、[2]黄宗智、[3]戴逸、[4]Duara[5]等为代表, 在“国家—— (社会) 士绅”框架下探讨了村干部的角色定位和权变。其观点因为立足于一个案例或立足于一个时期, 或立足于较长历史变迁, 见仁见智, 颇有争议。然而, 这种理论的争鸣总结起来无非三种:村干部国家代理人、村庄利益保护人及双重代理人。在当代, 村干部角色、行为研究, 以徐勇、[6]贺雪峰[7]等为主要代表的华中乡村治理领域的学者则发展了村干部的双重角色理论, 并得到广泛认同。
不过, 以往学者们研究村干部角色行为沿用的是社会学“国家—社会”分析框架, 缺少了从经济学视角量化村干部角色的元素, [8]鲜有量化村干部角色倾向。[9]而且, 还缺少对村干部工作行为及其角色的规律性思考。吴毅[10]就指出双重角色理论所描写的村干部兼任国家“代理人”与乡村“当家人”的双重角色, 仅仅是村干部角色行为的静态写真。动态的“国家控制、汲取力量——乡村自治力量”的消长变化, 势必导致村干部角色相应的权变。因此, 有必要寻找一个工具来描述或表征这种角色的变化。于是, 笔者找到了一个新的工具或方法来系统化这一问题的想法:即村干部角色代理权重的分析框架。它可以把村干部角色静态的和动态的变化结合起来, 更好的解释在国家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 (控制、汲取) 和村庄自下而上的群众推力 (民主、自治) 相互作用、此消彼长过程中, 村干部的角色定位及行为选择。正是在这两种“推压”力量的消长下, 村干部的代理权重发生着一系列相应的变化。基于此, 笔者仅围绕如何量化村干部角色选择及角色代理倾向展开。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数据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下2006年11月在陕西省渭北M县的问卷调查。
调查方式主要以问卷调查为主, 访谈为辅。采用随机抽样与典型调查、重点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共获得128份村干部问卷, 有效样本112个, 共涉及40个行政村。在被调查的村干部中, 年龄偏高 (平均年龄近50岁) , 受教育程度平均为9年, 家庭人口一般4~5人, 中共党员比重约76%。根据需要, 对村干部角色代理权重有价值的问卷有104个。
三、村干部角色代理权重实证分析
单位:%
在问卷中村干部的行为任务一栏, 笔者所在课题组根据全国情况设计了20项, 就陕西省渭北M县来说, 村干部主要从事的国家任务有6项, 收缴税费及统筹款等、计划生育工作、催缴粮食、征兵工作、宣传国家政策和法律、接待上级。村干部主要从事的村庄事务是带领村民发展经济致富增收、调解村民纠纷、维护村庄治安相关工作、宣传科技知识及促进科教兴农、农田、水利、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维护村民利益及反映民意。如表1所示。
由表2、表3可以计算, 加权平均的国家任务项数:
(其中, i=1, 2, 3, 4, 5, 6.Ri=项数, Qi=人数的频次, 下同)
加权平均的村庄任务项数:
注:表2、3中的0、1、2、3、4、5、6表示村干部从事的“国家事务”或“村庄事务”的项数。
从村干部从事任务的情况来看, 每个村干部从事国家事务约为4.79项, 从事村庄事务约为4.73项, 国家事务跟村庄事务项数基本相当。
由于上面的比较没有考虑到村干部从事其他事务, 需要进一步分析。根据实际调查, 村庄事务主要有6项。需要说明的是, 在村庄任务中, 还有协调村与村的关系、教育村民加强民族团结, 因为只有部分村庄村干部在做, 所以从可比性角度, 不纳入考虑, 视为其他事务。根据我们对实际情况的了解, 笔者把协调村与村的关系、教育和鼓励民族团结、发展村级医疗事业 (基本上与村干部关系不大) 、提供合作经济服务 (合作经济还非常薄弱) 、管理宅基地 (归县级土管部门主管) 、基础教育 (村干部管得很少) 连同村干部自身素质提高、村组织管理工作并入村干部的其他任务部分, 一共8项。
为此, 村干部的主要工作就可以分为三部分:国家事务、村庄事务和其他事务。每一个村干部的国家代理权重就是村干部从事的国家事务占村干部从事的所有事务的比重, 相应地, 村干部村庄代理的权重就是村干部从事村庄代理事务占所有事务的比重, 其他任务代理权重类同。具体计算办法可见表4。
笔者作一个假定:假设村干部的精力是有限的, 在一定时期内, 村干部所从事的事情是有限的, 且村干部的工作量按事件来统计。而笔者在农村工作的实际体会是, 年终在评价村干部工作时, 考核的是村干部做了 (或完成了) 几件事, 而不是村干部办这件事情到底花了几小时、几天或几个月。所以, 要论村干部工作量主要看项数。
通过计算, 笔者得出了村干部角色代理权重, 如表5所示:
由表5可见, 国家代理权重为0.44, 村庄代理权重为0.43, 其他权重0.13。这一结果检验了落后地区村干部在实际中的确扮演着双重角色, 既是国家代理人, 也是村庄代理人。同时, 证明双重角色理论符合落后农村地区的现实情况。
四、结论
笔者通过提出村干部角色代理权重的概念, 并在这一分析框架下定量分析了村干部角色代理倾向。实证结果显示:村干部的国家代理权重为0.44, 村庄代理权重为0.43, 其他权重为0.13。这一结果检验了落后地区村干部在实际中的确扮演着双重角色, 既是国家代理人, 也是村庄代理人。
从统计和计算的过程来看, 村干部有着天生的向村庄 (村民) 利益代理人角色倾斜的潜质或倾向。因为笔者忽略了在村干部其他事务中囊括的小部分带有村庄服务性质的工作。如果村干部都能加强或提高这部分服务性工作, 那么, 村干部的村庄代理人角色会明显重于国家代理人角色。只要激励适当, 村干部有着潜在的特质:即主要做村庄 (村民) 利益的代理人或守护人。
随着改革深入, 免除农业税不再“要粮、要钱”了。国家权威力量在乡村也出现了短暂的减弱。摆在村干部面前的现实是:村庄民主和自治力量显著增强、村庄公共产品需求增强, 而国家控制和汲取力量、上级庇护的力量明显减弱的新的历史条件下, 村干部该何去何从?而笔者的研究则指出了当代村干部角色代理方向:即应在村民自治的精神下, 更多的为民服务, 做村庄利益的代理人。
摘要：当代以徐勇等为代表提出的村干部双重角色理论得到了广泛认同。但是, 该双重角色理论缺少量化分析支撑。作为双重代理人的村干部, 是严格意义上的不偏不倚的“中间人”, 还是有所偏重?皆需要量化、验证。因此, 本文提出了一个村干部角色代理权重的概念, 并试图在这一分析框架下量化村干部角色代理倾向。并认为, 村干部具有天生的向村民代理人角色倾斜的潜质, 同时指出, 当代村干部角色代理方向应是在村民自治的精神下更多的为民服务。
关键词：村干部,代理权重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书店, 1948.
[2]张仲礼, 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
[3]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 1986.
[4]戴逸主编.简明清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5]Duara.Parsnip,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Republic China-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Shanghai, 1890-1930[J].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5, (01) .
[6]徐勇.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代理人与当家人[J].二十一世纪 (香港) , 1997, (08) .
[7]贺雪峰.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与角色类型——兼谈乡村治理研究中的若干相关话题[J].学习与探索, 2006, (03) .
[8]Rozelle Scott, Boisvert RN.Quantifying ChineseVillage Leaders′Multiple Objectives[J].Journal of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4, (01) .
[9]吴毅.双重边缘化:村干部的角色与类型学分析[J].管理世界, 2002, (11) .
[10]孙秀林.村庄民主、村干部角色及其行为模式[J].社会, 2009, (29) .
[11]Rozelle Scott, Boisvert RN.Control in a DynamicLocal Economy-Modeling the Behavior of the ChineseVillage Leader[J].America Journal of AgriculturalEconomics, 1990, (05) .
人民币汇率权重估计 篇2
2005年7月, 我国宣布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 放弃钉住单一美元, 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 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以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 而是按照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 赋予相应的权重, 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同时, 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 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 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 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参考一篮子表明外币之间的汇率变化会影响人民币汇率, 但参考一篮子不等于盯住一篮子货币, 它还需要将市场供求关系作为另一重要依据, 据此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坚持了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原则。
基于“三性”原则, 所以央行并没有公布汇率权重数据。但是可以通过汇率数据来进行估计。因为实际运行的汇率数据会表现这种隐含的汇率权重。对于汇率权重的估计, 弗兰克尔和魏尚进 (Frankel and Wei, 1994) 在分析东亚美元和日元集团问题时以周为基础的汇率数据对东亚9个经济体 (中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 的汇率权重进行了估计, 并得出美元在东亚经济体的汇率中具有很高的权重, 日元的地位相对较轻, 虽然这9个东亚经济体与日本有密切的贸易往来。麦金农与施纳布尔 (Mc Kinnon and Schnabl, 2004) 对相同的9个东亚经济体以日为基础的汇率数据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前、中、后的货币篮子汇率的权重, 指出, 中国和中国香港由于实行固定汇率制度, 所以美元权重在危机前、中、后的观测期内稳定在1, 而韩圆、印度尼西亚卢比、马来西亚林吉特和菲律宾比索由于货币受到冲击放弃固定汇率制转而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所以在危机中的权重发生了突变, 但是在危机过后, 这些国家的汇率权重又差不多回到了危机前的水平, 各国家货币汇率呈现出“软盯住”美元的特征。究其原因是因为美元在东亚9个经济体中具有重要的位置, 无论是对外贸易, 还是国家的的外汇储备而言。
本文拟对人民币汇率权重进行估计。
二、数据和模型实证分析
1. 数据和模型选取
对于汇率数据, 有以每日为基础、以每周为基础的数据、以每月为基础或以每季为基础的数据。本文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汇率日度数据。选取汇改后从2005年7月25日起至2008年12月31日止的数据。
对于汇率权重的估计, 首先须选取进入货币篮子的货币。美元、欧元、日元三大世界主要货币肯定进入货币篮子, 在此基础上, 考虑加元、澳元、新西兰元等。实际的货币篮子里的货币种类可能会比这多些。鉴于本文主要是为了分析测算权重的可能性, 所以就选择了这么几种货币来进行分析。为了测算人民币汇率权重的需要, 选取一个外部货币作为计价货币, 在这里选取瑞士法郎。之所以选取瑞士法郎, 是因为瑞士法郎是独立浮动, 与他国货币没有固定联系。把美元、欧元、日元、加元、澳元、新西兰元、人民币都表示成以瑞士法郎为单位的汇率。然后把人民币对瑞士法郎汇率用这些数据进行回归。根据弗兰克尔和魏尚进的研究, 回归的系数表示货币篮子中各个货币的权重。例如, 如果人民币对瑞士法郎的波动部分大部分可以用美元对瑞士法郎的波动来解释, 则说明美元在人民币的货币篮子中具有很高的权重。
考虑以下6个回归模型:
其中c为常数项，即模型考虑常数项和不考虑常数项两种情 况，a1、a2、a3、a4、a5、a6为系数，即需要估计的汇率货币权重， ut为残差。USD、JPY、EU、CAD、AUD、NZD 分别表示美元、日 元、欧元、加元、澳元、新西兰元等。
2. 数据的稳定性分析
因为人民币和选用的货币在观察期内汇率变动幅度比较大, 所以可能存在异方差, 为了避免异方差性, 需要对异方差进行控制, 对各货币汇率数据值取对数。从汇率数据序列值直观性可以看到, 数据是非平稳的, 因而取数据的一阶差分再进行平稳性检验。利用Eviews6.0对汇率数据进行ADF (Augmented DicheyFuller) 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到, 汇率对数值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所以本文以下的回归是以各种货币的汇率对数值的一阶差分为基础。
注释：L* 表示汇率的对数值，DL* 表示汇率对数值的一阶差 分。
3. 估计结果
利用Eviews6.0对数据进行回归, 得到表2结果。
注释：a、第一行位为系数估计值，第二行为标准差，第三行 为 t 统计量检验值。
b、R2为Adjusted R-squared。
三、分析和结论
从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各个模型回归的系数估计值t统计量检验值具有显著性, 回归方程的D-W也说明模型的残差系列不含有自相关。从表2中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美元在人民币汇率货币篮子所占的权重很高。从6个模型来看, 日元在人民币汇率篮子中的权重很低。
美元在货币篮子里占有最大的权重, 与现实是相符的。首先因为中美之间经贸关系非常密切。其次, 用美元交易的比重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较大。美元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的计价比例高达80%以上。再次, 中国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据新浪财经报道, 截止2008年12月末, 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95万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结构中美元资产占比高达70%左右;其他的25%则为诸如澳大利亚元、欧元、日元等非美元资产;包括投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组织机构债券等。最后, 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维持人民币兑美元的稳定, 这样在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初期有助于减轻市场的投机活动。虽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在观测期内变动幅度较大, 但是从本文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人民币汇率在每日基础上保持对美元的稳定。
参考文献
[1]Frankel, Jeffrey A.and Wei, Shang-Jin, “Yen Bloc or Dollar Bloc?Exchange Rate Policies of the East Asian Economies", in Takatoshi Ito and Anne O.Krueger (eds) , Macroeconomic Linkage:Saving, Exchange Rate and Capital Flows, Chicago Press, pp, 295～334, 1994
[2]Ronald I.McKinnon and Gunther Schnabl, ”The East Asian Dollar Standard, Fear of Floating, and Original Sin”,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8, 2004
礼仪权重与形式化礼仪 篇3
“礼”和“仪”有共通之意, 也有分别的表达。《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子太叔见赵简子, 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 非礼也。’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 天之经也。地之义也, 民之行也。”可见, “礼”“仪”之别, 自古皆然。而对于“仪”的理解, 《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的, “仪, 度也。度, 法制也。”拿《仪礼》来看, 作为儒家十三经“三礼”之一, 春秋战国时称《礼》, 汉宣帝以《礼经》立于学官, 晋代始称《仪礼》, 从此再无更名, 也正是为了强调它记载仪式行为操作规范的“仪”这一侧面, 被人所接受。
不过, 纵观礼仪发展历史, “礼”与“仪”在不同时期是有着不同权重的。
一、先礼后仪
《荀子·礼论》云:“人生而有欲, 欲而不得, 则不能无求, 求而无度量分界, 则不能不争。争则乱, 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 故制礼仪以分之, 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使欲必不穷乎物, 物必不屈于欲, 两者相持而长, 是礼之所起也。”早期, 社会管理者是因礼而仪的, 为了“上下有义, 贵贱有分, 长幼有等, 贫富有度” (《管子·五辅》) , 制定了一些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 以确保社会的稳定, 同时也促成了“礼仪”文明的形成。
早期的生产力低下, 社会混沌是必然之事, 这一时期, 也就是系统化“礼仪”一步一步形成的时期, 礼仪文化的表现是“先礼后仪”的。不仅因为需要根据“礼”的内涵来编辑“仪”的动作行为这一逻辑关系, 更是因为要尽量多地思考和整理出社会所需要的“礼”, 来扎稳社会的根基。自然, 此时的权重关系是“礼”重“仪”轻的。《论语子张》中有“子夏曰:大德不逾闲, 小德出入可也”, 充分说明了不拘“仪”而, 重视“礼”的思想。
正是在“先礼后仪”的精神引导下, 中华文明之礼仪体系得以快速而全面地形成, 从周公旦的《周礼》对官制礼仪的近乎理想化的设置, 到孔子的《仪礼》 (注:另说《仪礼》为周公所作) 细致到生活方方面面的礼仪规制, 延延绵绵影响了中华几千年。
二、仪礼交融
法国启蒙主义学者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对中国传统制度是这样评价的, “中国的立法者们主要的目标, 是要使他们的人民能够平静地过生活。他们要人人互相尊重, 要每个人时时刻刻都感到对他人负有许多义务;要每个公民在某个方面都依赖其他公民。因此, 他们制定了最广泛的‘礼’的规则。”[1]P112
这一点在易中天的《奠基者》一书中也有同感, “处理人神关系的秩序, 当然也可以用来处理人际关系。这就是周公的‘礼’。它的意义, 不再仅仅只是‘敬神祭祖’, 更在于‘身份认同’。说得再明白一点, 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身份地位, 比如君臣父子, 夫妻兄弟;也都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比如君仁臣忠, 父慈子孝。只要明确这一点, 各自安分守己, 就不会动乱。因此, 它必须被确定为制度, 即‘礼制’。必须被应用于政治, 即‘礼治’。必须成为普遍进行的教育, 即‘礼教’。”[2]P21
这样, 就使得“礼”和“仪”的权重与礼仪体系全面成型之前的权重变得不同了。此时, “礼”即是“仪”, “仪”即是“礼”, 权重相当。体系已经形成, 而且其目的很明确———保障社会稳定和既定制度延续, 所以必须方方面用“仪”来准确表达“礼”的到位与否。作为“礼”的表现形式, “仪”的重要性得以提升。社会进入到一个“礼仪不分”的阶段, 而且这一阶段漫长到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时期, 才得以改变。
《礼记》的整理出炉, 应该是这一阶段起始的标志。不仅涉及社会生活中方方面面的礼仪细节规范, 更重要的是详尽地论述了各种礼仪规范的意义以及制定礼仪的精神原则, 可谓一部“仪”“礼”交融的著作, 从而开启了中国人对“礼”“仪”的一体化认识。
三、繁礼琐仪
仪礼交融的时代, 以礼为“筋骨”, 以“仪”为血肉的模式, 正是礼仪鲜活的形式化表现, 使得礼仪更为直观, 更易传承, 也更能快速传播、普及, 易于接受;夯实了“礼仪之邦”的根基。加上如隋、唐这样开放朝代的推波助澜, 中华礼仪不仅影响了华夏民族, 更是将礼仪之花开遍整个东亚和部分南亚地区。到了宋朝, 这种情形开始有些变化了。
胡兰成有过这样的表达, “所以中国的礼教必有一个悦字, 如孟子说的‘礼义之悦我心, 犹刍豢之悦我口’, 是宋儒把礼教来弄成死板板的了。日本是学的早先隋唐人的礼教, 不受宋儒的影响, 所以日本人家妇女总是喜气的, 不但在人前, 即一个人在家时也是正经安详而利落, 无论扫除或做针线生活, 都有人世的珍重意, 这便连廊下的阳光、邻家的语声亦皆今天是吉祥的了。”[3]P35为什么他肯定了隋唐礼教, 却认为宋儒将礼教死板化?
主要在于宋明“理学”的影响。理学初起于北宋, 以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等人为代表, 盛极于南宋与元、明时代, 它是一种新儒学思想。
理学之前, 儒家的禁欲思想并不突出, 特别如孔子“吾与点也”的思想更能体现这一说法, 理学形成后, 禁欲色彩就浓厚起来, 一提到理学, 人们马上会想到“存天理, 灭人欲”。
禁欲是需要从各方面束缚的, 因此从宋儒开始, 后世就将礼仪无论从“礼”还是“仪”的层面, 更加精细化, 形成名目众多的“繁礼琐仪”。不仅是在形式上, 而且也在思想上, 落实得更加严谨, 直至全社会达成共识的刻板认同。这也就有了前文胡兰成的那段心得。当然, 此时的权重, “礼”“仪”各半。
四、删礼减仪
从民国到解放, 直至改革开放之前, 中华大地开始了一次次“删礼减仪”的运动。先是对“仪”的删减, 导致“礼重仪轻”, 后是对“礼”的摒弃, 导致“仪礼皆弱”。
清朝末期, 国门被列强打开, 所谓西方文明迅速登陆中国。这其中也包括西方的礼仪文化对中国“礼教”的冲击以及引起人们的重新认识。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各种礼仪开始流行于上层社会, 后逐渐普及民间, 这一变化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同时也将一些涉及等级、次序、尊卑的常礼简化了。
但是, 这一时期, 尽管各类“仪”有所简化, 但根植于国人心中的传统儒家价值观却依然坚挺, “礼”的意识还是很强烈地指导着人们的思想。可谓“仪”轻, 但“礼”却依然重, 表现在礼仪的形式虽然变得简单, 但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是很传统。
例如丧葬礼仪, 清末至民国初, 传统丧葬礼俗还普遍存在。即使在北京城里士庶人家在治办丧事时, 灵前仍设拜垫, 亲友往吊者, 概用拜跪, 不用鞠躬。虽然国内有人急于推行丧事鞠躬礼, 但民间难以接受, 遭到强烈反对, 故民间仍用跪拜礼, 只是一切从简了。[4]P63
“五四”运动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进步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在“礼教”层面, 特别是对宋朝以后所形成的僵化保守的礼仪规范, 进行了大胆的否定, 使得中国人不仅在行为上, 更是在思想上得到真正的解放。但同时也要看到, 这场运动, 开启了国人对传统“礼”“仪”的大面积抛弃。
建国后, 随着一些封建礼教逐步被摒弃, 确立了同志式的合作互助关系和男女平等的新型社会关系。但“文化大革命”期间, 许多优良的传统礼仪, 一股脑被当作“封资修”货色扫进了垃圾堆, 礼仪到了既无骨也无形的迷乱时代。
五、重仪轻礼
“文革”结束以后, 全社会进入恢复期。改革开放后, 社会经济高速发展, 商务活动日益频繁, 礼仪的表现也会有所改变, 最为大众追捧的商务礼仪, 更多地融合了西方的礼仪习惯, 因为需要与国际接轨。专业的“礼仪培训”部门或机构开始出现, 这种形式的礼仪教育凸显出“短、平、快”的特点, 能够在较短的时间, 将礼仪规范传导到受众。
在这样的背景下, 人们需要更快地获得站坐立行、举手投足的标准化, 或者说商业化, 才有机会获得社会竞争的优势, 于是形式化的礼仪大受欢迎, “仪”的权重迅速攀升。
的确, 在商业化的时代, “快餐式教育”是跟上环境步伐的不错选择, 但这种模式也注定只能采取“形式化礼教”, 思想和心灵的雕琢不是一蹴而就的, 也不是一段时间的模仿可以实现的, 更不是单一的某个机构和组织能够完成的, 这是一个涉及全社会的系统工程。
回顾中华礼仪走过的历程, 创立的初期, “仪”是重的, 但那时因为“礼”还不完善, 并且需要“仪”来加强传播和普及, 所以在“先礼后仪”的基础上加大了“仪”的分量。历史一步步走到今天, “礼”与“仪”之间也出现了权重的不断调整, 站在某种角度, 我们却也不必太过忧虑于现在的形式化“礼教”。因为, 在唤回传统礼仪的过程中, 我们也需要尽量大范围地传播与普及, 也需要“仪”来引导人们对“礼”关注与重视。当然, 这种现状只能是“过渡期”, 不应长久保持, 而以家庭为教育核心, 以舆论为宣传导向, 以政策为行为保障的全社会“礼教”环境建设, 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摘要：传统礼仪不断承袭和演变, 今天的礼仪, 以及今天我们对礼仪的理解, 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 都受到了“礼”和“仪”在“礼仪”结构中权重关系变化的很大影响。回顾中华礼仪走过的历程, 总的来看, 经历了“先礼后仪”“仪礼交融”“繁礼琐仪”“删礼减仪”“重仪轻礼”几个过程。如何看待今天越来越明显的形式化礼仪?我们有必要先从历史上“礼”“仪”的相互关系开始研究。
关键词：礼,仪,权重,形式化
参考文献
[1] (法)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下卷) [M].商务印书馆, 2012.
[2]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奠基者[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
[3]胡兰成.中国的礼乐风景[M].西安: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3.
基于位置的特征项权重算法 篇4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计算机的广泛普及, 人们的网上活动日趋频繁, 从而使得网上每天都会产生海量的信息, 这些信息大部分以半结构化、动态的Web文本的形式存在。如何快速有效的组织和管理这些信息, 如何从这些海量信息中获取潜在的有价值的知识, 是Web挖掘领域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Web挖掘即在信息检索、数据挖掘以及知识管理技术的基础上, 通过对大量Web文档进行分析来获得隐含的知识和模式, 从而帮助人们更好的进行信息获取和决策制定。Web挖掘的主要任务包括Web结构挖掘、Web文本挖掘和Web使用挖掘[1]。由于Web上的信息大部分以文本的形式存在, 因此Web文本挖掘是Web挖掘的研究重心。根据所挖掘知识的类型, 可以将Web文本挖掘的分为以下几类:文本检索 (Text Retrieval) 、文本概括 (Text Summarization) 、文本分类 (Text Classification) 、聚类分析 (Clustering Analysis) 、关联分析 (Association Analysis) 、趋势预测 (Trend Prediction) 和网络导航 (Network Navigation) 等。
根据Web文本的半结构化的特点, 本文提出了基于位置的特征项权重算法, 这是文本分类系统中的核心部分。最后的实验表明, 该算法提高了文本分类系统的分类性能, 具有较好的正确率和召回率。
1. Web文本分类
Web文本分类是指在给定的分类体系下, 将待分类的Web文本归入一个或多个类别中的过程, 是一种典型的有教师的监督学习。从数学角度来看, Web文本分类是一个映射的过程, 它将未标明类别的文本映射到已有的类别中, 用数学公式表示如下:f:A→B。其中, A为待分类的Web文本集合, B为在给定的分类体系中已知的文本类别集合[2]。Web文本分类是自动的处理海量文本的有效方法, 可广泛应用于数字图书馆、电子邮件分类、新闻分类、文本检索等领域。
由于未经处理的Web文本包含着大量的HTML标签 (如<TITLE>、<TABLE>、<FONT>、<A>、<DIV>等) , 并且不同的HTML标签表明了标签中的内容在整篇文档中的重要程度, 因此在清除这些HTML标签时, 要对某些特别的HTML标签 (如<TITLE>、<KEYWORDS>、<DESCRIP-TION>等) 中的内容给予权重考虑。
2. 常用特征权项重计算方法
在SVM模型中, 表示文本的特征项可以选择文本中的字、词、短语等元素[3]。选取特征项的方法有基于文档频率的特征提取法、信息增益法、互信息法、期望交叉熵法、统计量法等。
特征项的权重用于衡量某个特征项在文本表示中的重要程度或区分文本类别能力的强弱。权重的计算方法一般是利用文本的统计信息, 主要是特征项的词频, 给特征项赋予一定的权重。常用的特征项权重计算函数有以下几种[4]:
(2) 绝对词频
(3) 倒排文本频度
上述公式中, Wij表示特征项ti在训练文本Dj中的权重;tfij表示特征项ti在训练文本Dj中出现的频度;N是训练集中总的文本数;ni是训练集中出现特征项ti的文本数;M为特征项的个数;nti为特征项ti在训练集中出现的次数。
布尔权重计算方法无法体现特征项在文本中的重要程度。在绝对词频方法中, 无法体现低频特征项的区分能力。倒排文档频度方法基本体现了特征项与文档相关度的大小, 是一种经典的计算方法。TFC是对文档长度进行归一化处理后的TF-IDF。TF-IDF方法中的公式有多种表达形式, 本文采用了其中应用比较多的一种TF-IDF公式:
3. 基于位置的特征项权重算法
Web文本由标题、描述和正文三部分组成。一般来说, 标题是用凝练的一句话表达了文本的核心内容, 描述则是对文章内容的简要总结。显而易见, 出现在标题、描述和正文这三个位置中的特征项的重要性是依次降低的。根据这一认识, 应该将出现在这三个位置中的特征项的权重区别对待。本文采用的方法是在权重计算函数中, 加入了一个位置因子, 通过这个位置因子来平衡特征项权重对特征项频率的过分依赖。改进的TF-IDF权重函数为:
其中Pti为特征项ti在文本D中的位置因子。位置因子的数值没有固定的取值方法, 一般可先假定一个数值, 然后根据大量的实验来进行调整。本文经过多次实验, 确定位置因子Pti的取值规则如表3-1所示。
表3-1特征项取值表
为了提高位置因子Pti取值的客观性, 可以用特征项在各类别的文本中不同位置出现的频率来对其进行调整。基本思想是:如果某个特征项在某类文本的标题中出现的次数很多, 而在其他类别文本的标题中出现的次数较少, 则这个特征项的分类能力比较强, 可加大它的权重。特征项在描述中的情况与之类似。由此, 对权重的计算函数进一步改进如下:
其中, hfti为特征项ti在训练文本集Cj类文本标题中出现的次数, hnti为特征项ti在训练文本集所有文本的标题中出现的次数;sfti为特征项ti在训练文本集Cj类文本描述中出现的次数, snti为特征项ti在训练文本集所有文本的描述中出现的次数。wu表示特征项ti在训练文本Dj中的权重;tfij表示特征项ti在训练文本Dj中出现的频度;M为特征项的个数;nti为特征项ti在训练集中出现的次数。
4.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基于位置的特征项权重算法的有效性, 从搜狐 (http://www.sohu.com/) 网站下载了1620篇文档, 共分为经济、体育、游戏、手机4大类Web文本来进行测试, 训练文本和测试文本的数量如表4-1所示。
衡量文本分类效果的指标通常采用召回率、正确率和F-测度值等。召回率是指被判定为相关的相关文本占全部相关文本的比率;正确率是指被判定为相关的文本中真正相关的文本所占的比率;F-测试值则兼顾了以上两个方面, 其数学公式如下:
试验测试结果如表4-2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 使用改进后的基于位置的TF-IDF权重算法, Web文本分类系统的召回率和正确率得到明显提高, 证明了此种算法的有效性。
5. 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Web文本分类过程中涉及到关键技术, 根据Web文本的特殊结构, 提出了基于位置的特征项权重算法。通过Web文本分类实验的结果表明, 该算法明显提高了Web文本分类系统的分类性能, 具有良好的正确率和召回率。总之,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Web文档数量的急剧增加, 如何去除噪声干扰及提高Web文本分类系统的性能, 仍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重点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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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柯慧燕.Web文本分类研究及应用[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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