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上课的开场白

大师上课的开场白（共3篇）

大师上课的开场白 篇1

大师上课, 不仅水平高, 功底深, 内容丰富, 脍炙人口, 令人难以忘怀;他们上课的开场白, 也各有千秋, 见秉性, 见风格。

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 上课的第一句话是:“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然后, 稍微顿了顿, 等大家的议论声小了点, 眼睛往天花板上看着, 又慢悠悠地补充一句:“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头一句话谦虚得很, 后一句话又极自负, 他用的是先抑后扬法。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刘文典与梁启超的开场白有同工异曲之妙, 他是著名《庄子》研究专家, 学问大, 脾气也大, 他上课的第一句话是:“《庄子》嘿, 我是不懂的喽, 也没有人懂。”其自负由此可见一斑。

也有人不仅文学成就大, 课也讲得精彩, 譬如大诗人闻一多。闻一多上课时, 先抽上一口烟, 然后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 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他讲唐诗, 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 别具特色, 他的口才又好, 引经据典, 信手拈来。所以, 他讲课时, 课堂上每次都人满为患, 外校也有不少人来“蹭课”, 有的人甚至跑上几十里路来听他上课。

启功先生的开场白也很有意思。他是个幽默风趣的人, 平时爱开玩笑, 上课也不例外, 他的第一句话常常是:“本人是满族, 过去叫胡人, 因此在下所讲, 全是胡言。”引起笑声一片。他的老本家、著名作家、翻译家胡愈之先生, 也偶尔到大学客串讲课, 开场白就说:“我姓胡, 虽然写过一些书, 但都是胡写;出版过不少书, 那是胡出;至于翻译的外国书, 更是胡翻。”在看似轻松的玩笑中, 介绍了自己的成就和职业, 十分巧妙而贴切。

民国奇人辜鸿铭, 自称是“生在南洋, 学在西洋, 婚在东洋, 仕在北洋”, 被外国人称为“到北京可以不看故宫, 不可不看辜鸿铭”。他在辛亥革命后拒剪辫子, 拖着一根焦黄的小辫给学生上课, 自然是笑声一片, 他也习以为常了, 待大家笑得差不多了, 他才慢吞吞地说:“我头上的小辫子, 只要一剪刀就能解决问题, 可要割掉你们心里的小辫子, 那就难了。”顿时全场肃然, 再听他讲课, 如行云流水, 似天花乱坠, 果然有学问, 果然名不虚传。

架子最大的开场白, 则非章太炎先生莫属。他的学问很大, 想听他上课的人太多, 无法满足要求, 于是干脆上一次大课。他来上课, 五六个弟子陪同, 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等, 都是一时俊杰, 大师级人物。老头国语不好, 由刘半农任翻译, 钱玄同写板书, 马幼渔倒茶水, 可谓盛况空前。老头也不客气, 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 当然也是我的幸运。”幸亏有后一句铺垫, 要光听前一句, 那可真狂到天上去了, 不过, 老头的学问也真不是吹的, 满腹经纶, 学富五车, 他有资格说这个话。

听大师上课, 如醍醐灌顶, 是一种美妙享受;光是那一句非同凡响的开场白, 就能让人肃然起敬。

大师上课的开场白 篇2

开场白，意指演出或其他活动开场时引入本题的道白，比如文章、介绍或讲话等开始的部分。民国时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学贯中西的大师如璀璨夜空的星河，不仅学问博大精深，为人师表上也是顶天立地，一身正气。大师们的开场白更是精彩绝伦，令人拍案叫绝。

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每次讲演的第一句话就是：“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然后，稍顿一会儿，等台下的议论声小点了，眼睛往天花板上看看，又慢悠悠地补充一句：“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头一句话极谦虚，后一句话又极自负，先抑后扬，令人难忘。梁启超晚年，身体每况愈下。学生谢国桢和萧龙友前来探望，劝他停止工作，注意休息。梁启超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依旧坚持工作，带病着书立说，至溘然长逝。受其影响，谢国桢晚年即使病重住院，亦每日看书至深夜。萧龙友的儿子萧璋去看他，劝他养病期间不要看书，注意休息。谢国桢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师训不可违!”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刘文典，是研究《庄子》的大家。学问大，脾气也大。他上课时的第一句话就是：“《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其自负和梁启超有一拼。

沈从文的小说名气，在民国时即誉满世界。可他的授课技巧却很一般，但他也颇有自知之明，每次上课一开头他就会说：“我的课讲得不精彩，你们要睡觉，我不反对，但请不要打呼噜，以免影响别人。”他这么一说，反倒赢得满堂彩，学生们便不再睡觉，认真听讲去了。

我上大学时，恩师是启功先生的弟子。他曾回忆启功授课时的开场白：“本人是满族，过去叫胡人，因此在下所讲，全是胡言。”引起台下笑声一片。无独有偶，启功先生的老本家，著名作家、翻译家胡愈之先生，上课时的开场白是：“我姓胡，虽然写过一些书，但都是胡写;出版过不少书，那是胡出;至于翻译的外国书，更是胡翻。”在自嘲中，介绍了自己的成就和职业，用语之巧妙，令人佩服。

民国奇人辜鸿铭，学贯中西，名扬四海，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外国人称：“到北京可以不看故宫，不可不看辜鸿铭。”电影《建国大业》有这么一场戏，一个外国人给辜鸿铭拿着拐杖和烟卷，他则拖着一根焦黄的小辫给学生讲演：“我头上的小辫子，只要一剪刀就能解决问题，可要割掉你们心里的小辫子，那就难了。”架子大，气度非凡。众生大笑之余，对辜鸿铭的开场白也是记忆犹新。

大师判分比上课更“迷人” 篇3

梁启超“估分”

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开讲座, 亲自指导一研究生研究先秦思想史。期末考试该生只得了50分。该生前往请示导师, 梁启超随口说:“你的考试卷我根本没看, 看考卷既浪费时间, 对我也没有帮助, 放暑假你准备一下, 开学来补考就是了。”开学后, 梁启超在该生补考卷上打了100分, 并说:“你的考卷我没看, 经过一个暑假复习, 你一定考得很好, 我也不用再看了。

钱玄同“印分”

钱玄同是五四时期赫赫有名的文化名人, 做教授自然有其特有的架子, 其中之一即是他从不批改学生们的考卷。钱玄同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家等处任教, 各校对这位大学者的这一“陋习”虽说无可奈何, 但也各有对策。北京大家为此特意刻了一枚木质图章, 刻上“及格”二字。钱玄同收到考卷后, 即直接送到教务室, 由教务室统一盖上及格的图章, 而后按照各人的名字分别记入学分档案。

北大的宽容态度, 使钱先生对自己的做法愈发得意, 竟向外四处推广, 及至他到燕京大学兼课时, 仍旧照此办理。不料此番他碰了个钉子:学校方面竟将他送上的未判考卷原样退回。钱先生登时也来了脾气, 毫不退让, 将考卷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 校方很是生气, 警告钱先生, 如再次拒绝判卷, 将按照校纪对他进行惩罚, 扣发相当数额的薪金。钱先生对此立即作书一封, 言道:“判卷恕不能从命, 现将薪金全数奉还。”信内附钞票若干。

黄侃“定分”

著名学者黄侃是章太炎的大弟子, 与鲁迅、钱玄同等皆同过学。他在中央大学教授“文学研究法”课程时, 就只管讲课, 根本不给学生布置作业。到了期末考试, 他是既不肯看学生试卷, 又不肯在这试卷上判分——这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不看试卷, 又怎么能打分呢?可是, 他这种偷奸耍滑的做法在教务处那里行不通——他不判卷子评分数, 教务处怎么给学生填成绩册呢?于是一再催促他阅卷判分。黄侃何许人也?天是老大, 他是老二, 他与校方有约定:下雨不来、降雪不来, 刮风不来, 被称为“三不来教授”。他一身傲骨, 目空一切, 岂肯轻易就范!把他逼急了, 他就给教务处写一张字条, 上书“每人八十分”五个大字。他的意思是:学生总想得甲等, 给九十分, 学生不配, 自己也不愿意;给七十分, 又非甲等, 学生不愿意, 八十分正合适。这统统八十分, 判跟不判有什么区别?教务处当然不满意。可鉴于黄侃的名气和脾气, 也只好暗自摇头, 不了了之。

林语堂“相分”

林语堂博士是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师, 他曾自提一副对联曰:“两脚踏东西文化, 一心评宇宙文章。”林博士的判分方法堪称“另类”, 用时下的网络语言来说, 则是“很雷人”:他不判试卷, 却判脸面——根据学生的面相来判分。林博士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职英文教员时, 根本就不给学生考试。他的理由是:“我在大学课堂上课, 一个班五六十个学生, 多半是见面不知名, 少半连面都不认得。到期终让我出十几道考题给他们做, 从而断定他们及格不及格, 这也太马虎了, 打死我也不这么做。”那么, 期终成绩怎么办呢?林语堂的做法是“相面打分”:到期末评定学生成绩时, 他拿着学生花名册端坐讲台, 然后依次唱名, 叫到的学生一一站起来供他“相面”, 他则根据学生面相一一判分。据说, 学生——尤其是面相“好”的学生对他这种判分法大为赞赏, 还说这比阅卷“公道”!据他的学生们回忆, 林语堂“相面”打下的分数, 其公正程度远远超过一般以笔试命题考试计分的方法, 同学们心中无不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