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

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精选12篇）

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 篇1

民族地区高校由于大多地处经济欠发达地区, 其明显特征就是地处少数民族地区和拥有众多少数民族学生, 加上周边环境较为复杂, 做好安全保卫工作难度较大。因此探索一条适应民族地区高校安全保卫工作机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笔者在民族地区高校从事教学和安全工作多年, 经历和参与处置了多起治安、消防等突发事件, 事后对这些事件的发生进行了思索, 就做好民族地区高校的安全保卫工作提出如下见解:

1 加强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

牢固树立安全第一、“责任重于泰山”的思想, 把做好当前高校安全工作摆在突出位置, 加强组织领导, 专题研究部署, 制订工作预案, 认真落实学校安全防范各项工作措施。进一步落实领导干部驻校值班制度、辅导员进驻学生公寓制度、校园110联动制度、保卫部 (处) 24小时值班接警制度等, 及时掌握校园动态, 及时处理各类不安全事件, 形成安全保卫工作的合力。健全各类安全稳定信息报送机制, 学校发生重大事件要在第一时间处置好第一现场并准确将有关情况报送政府相关主管部门。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把安全管理的目标落实到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工作环节、每一名工作人员, 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对不认真履行安全工作职责, 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不及时采取措施或安全教育不到位的, 酿成严重后果的, 要严肃处理, 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2 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整改的常态化工作

持续深入、认真细致、定时定量的开展安全隐患排查, 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是做好安全保卫的首要工作。排查要覆盖消防安全、饮食卫生安全、校园交通及校车安全、校舍安全、用电安全、危险化学品安全等各个方面, 要查到每一个基层单位, 查到易发安全事故的每一个环节, 严查各种安全隐患和漏洞。重点加强对学生宿舍、食堂、礼堂、实验室、教室、图书馆、会场等人群集中场所的排查, 加强对学校水电气设施设备、消防设施器材、消防通道、校园监控设施、校园网络服务设备等要害部位设施设备的排查, 加强对学校大门、围墙、校园内的水域、施工工地及校园周边治安环境的排查, 加强对涉及学校师生利益的矛盾纠纷的排查。对于排查出的安全隐患和矛盾纠纷要建立台账, 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明确整改措施和时限。

3 加强消防安全工作

进一步健全完善校园灭火疏散应急演练制度、防火安全教育制度、防火安全检查制度等规章制度, 建立健全灭火应急救援工作机制, 不断提高学校检查消除火灾隐患能力、组织扑救初起火灾能力、组织人员疏散逃生能力和宣传教育培训能力。

健全完善“三规范” (规范场所设置要求, 规范消防安全管理措施, 规范消防安全标识) 、“四完善” (完善消防安全组织, 完善逐级消防安全责任制, 完善消防安全制度, 完善消防操作规程) 和“四统一” (统一基础资料登记, 统一防火巡查登记, 统一防火检查登记, 统一消防控制室值班登记) 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进一步促进消防安全管理的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经常性的排查学校重点要害部位、人员密集场所、学校商业网点等火灾隐患, 检查要覆盖学校每一个部位, 不留死角, 重点解决在教室、实验室、公寓、食堂等师生聚集场所违规使用明火、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私接乱拉电线等问题, 杜绝在学生公寓中使用“热得快”等国家有关部门明令禁止销售使用的电器;落实校园内各种场所的用火、用电、用气等方面的安全措施和工作责任。同时, 要对校园消防设施、消防通道进行全面检查, 确保消防控制系统正常运行, 确保灭火设施按要求配备并能有效使用, 确保消防通道通畅无阻。对于检查出的消防安全隐患要登记造册、及时整改, 全面消除火灾隐患, 全力遏制重特大尤其是群死群伤火灾的发生。

4 加强交通安全管理

加强校区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的建设和管理, 不断提高校区道路交通安全的基础水平。进一步完善校园道路主干道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教学区与生活区的分流措施, 严格执行机动车校内限速行驶制度。加强校内机动车停放管理, 设置道路安全警示标识、禁令标志等, 加强上下学高峰时段值班巡逻制度和道路安全监管, 坚决防止校内交通事故的发生。加强校车管理, 对校车及学校租赁的车辆要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 严禁购买或租用故障车、拼装车、报废车等作为校车使用, 学校不得承租个体运输车辆, 不得安排学生乘坐无牌、无证、非法运输车辆, 严禁用货运汽车、机动三轮车等非客用车辆接送学生。建立校车定期保养、维护制度, 按规定要求聘请校车驾驶员, 租用校车要落实校车出租和租用方以及驾驶员安全责任。

5 加强饮食卫生安全工作

进一步落实学校食品安全责任制, 切实将食品安全纳入学校日常管理体系, 明确学校食品安全工作各个环节责任。进一步规范学校餐饮服务经营, 禁止校内各餐饮服务部门无证经营, 以及超期限、超范围、超能力经营情况。建立严格的学生食堂安全保卫措施, 严禁非食堂工作人员随意进入学校食堂的食品加工操作间及食品原料存放间, 防控污染、投毒等恶性事件发生。学校要督促餐饮服务部门建立健全食品调味料和食品添加剂安全管理制度, 认真落实索证索票和进货查验、以及食品添加剂“五专” (专人采购、专人保管、专人领用、专人登记、专柜保存) 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食堂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和培训, 建立完善食堂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和健康档案。采取措施积极应对物价上涨压力, 确保食堂饭菜价格稳、质量好、数量足、品种多。

6 加强安全防范宣传教育

把安全教育纳入学校日常的教育教学内容之中, 将法制纪律教育和安全知识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有效利用课堂、电台、宣传栏报刊、校园网络等渠道和载体, 结合重大节庆日、敏感期和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等时机, 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交通安全、防重大事故、防渗透、防火、防盗、防侵害等教育, 并适时开展防火、防震安全避险等应急演练, 不断提高广大师生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自救能力。切实加强大学生思想教育和心理疏导, 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种形式的送温暖、献爱心活动, 引导大学生积极面对, 妥善处理学习、生活、就业及情感等方面出现的问题, 坚决防止学生因个人情绪失控而发生的自残、自杀和伤人、杀人等恶性事件。加强群体性活动的管理, 学校举办重大活动和组织秋游等活动前要制订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 确定安全负责人。

总之, 新时期安全保卫工作更加艰巨繁重, 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民族地区高校必须加大工作力度, 改进工作方法, 不断探索高校保卫工作的新路子, 适应学校快速发展的需要, 为师生员工创造良好的校园环境, 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吴迅.国内安全保卫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2.

[2]刘义飞.当前高校安全保卫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DB/OL].http://www.docin.com/p-189883673.html, 2009-05-01.

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 篇2

丁家军

民族和谐是国泰民安的重要标志，正确处理民族矛盾纠纷则是民族和谐的重要保证，少数民族散居区尤显重要。澧县共有16个少数民族，约7000人，其中，回维民族聚居村6个，属于少数民族散居县。近几年来，澧县认真探索新时期少数民族散居区民族矛盾纠纷的新特点，积极创新正确排解和消弥民族矛盾纠纷的新机制，实现了各民族的共同团结进步。本文结合澧县的实践，对

新时期少数民族散居县正确处理民族矛盾纠纷提出如下思考意见。

一、新时期少数民族散居县民族矛盾纠纷凸现出新的特点

1．矛盾纠纷往往因跨越民族区域务工经商的流动性而滋生，呈复发性特点。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少数民族群众外出务工经商日益增多，羊肉串、拉面馆、清真食品，等等，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餐饮、服饰广受青睐，而新型城市化建设，城市管理规范化的要求日渐清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摆摊设点与城市管理划行归市的矛盾纠纷锐增，包括羊肉串烧烤架、佩刀和哈密瓜地摊等，即使有“严管街”标识，只要人气旺，便无视划行归市要求而霸蛮摆摊设点，遣散一批，再来一批，事不同日，日不同人，一拨一拨，反反复复，此类纠纷，占矛盾发生总量的90%左右。

2．矛盾纠纷往往因民族之间的差异性而滋生，呈障碍性特点。各民族之间客观存在着诸如文化理念、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方面的差异，并以此导致

生活方式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差异，其差异对于民族之间交往联谊客观上形成一种现实性障碍，包括心理、语言、习俗、宗教信仰等障碍，比如：新疆维民在内地摆摊售卖刀具，维民认为只是售卖了装饰佩刀，而内地公安则认定出售“管制刀具”，违反了“治安管理”法规；回维群众在内地开办“兰州拉面馆”，内地汉民进馆点“猪肉拉面”，汉民认为只是点了一种食品，而回维群众则认定亵渎了民族的“神灵”，等等，此类纠纷不胜枚举，成为民族矛盾纠

纷发生的导火线。

3．矛盾纠纷往往因民族主义的狭隘性而滋生，呈抱团性特点。“民族工作无小事”已经为各级党政领导所重视，处理民族矛盾纠纷如履薄冰，部分领导为免究责而缺乏担当，谨小慎为甚至姑息放纵，给少数民族极端分子以可乘之机，尤其是2010年“7·5”事件之后，少数民族极端分子作为“幕后推手”，极力将一些常态性误会推波助澜扩大成群体性事件，利用部分少数民族群众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诱惑、鼓躁、谋划、推动事态演变，有些个体性纠纷，本已达成调解处理协议，但在少数别有用心者的操纵下，往往一夜过去，又会提出不可理喻的要求，甚至激化成群访，这是近几年民族矛盾纠纷表现出

来的新特征，更是需要高度警惕并理性重视的新现象。

二、澧县的实践

1．建立机制。成立澧县县委民族工作领导小组，建立统战部、民宗局、民政局、财政局、工商局、公安局等职能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做到有机

构管理民族工作；制定民族矛盾纠纷应急处置流程，明确相关职能部门职能，要求第一责任人、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处理矛盾纠纷，做到有章可循；每年召开全县民族工作会议，各乡镇政府、县直相关单位行政负责人与县人民政府签定民族工作维稳责任状，做到民族工作主管部门主动作为，责任目标分级落实。与此同时，民族工作纳入了县委常委会议和政府常务会议的议题，民族政策法规纳入了县委学习中心组和全民普法内容，民族工作任务纳入了各级党政组织

岗位目标责任考核指标，从而，形成全党抓民族工作的格局。

2．构建平台。精心设计“民族团结进步行动”，以此为平台，着力推进少数民族群众全面奔小康的步伐。一是聚合项目优势资源，支持民族村硬化“基础”促发展。落实民族政策，“惠民项目”向民族村倾斜，相继安排专项资金300万元，为民族村硬化“通村公路”，新修和改造机埠，开挖饮用水井，修建新能源沼气池，提升生产生活质量；投资120万元翻新和恢复修建2座“清真寺”，为回维民族群众正常宗教生活提供保障；投资65万元对“澧县民族完全小学”进行教学楼维修，200多名少数民族学生改善了在校读书学习的环境。二是聚合产业优势资源，支持民族村优化“结构”促发展。组织盈成油脂、农康园艺、张公特色食品等涉农龙头民营企业，项目联建模式对接6个民族村，分别建立了谷鸭、草鹅养殖基地，以及葡萄、蔬菜、双低油菜种植基地，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和集约化生产，增加回维民族群众务农收入；帮扶回维群众传承发掘和打造“清真餐饮文化”品牌，兴建集餐饮、垂钓、休闲为一体的“农家乐”庄园21个，增加回维民族群众务商收入；鼓励7家规模民营企业落户民

族村建厂置业，就近就地转移消化富余劳动力就业近800人，增加回维民族群众务工收入。三是聚合社会优势资源，支持民族村美化“环境”促发展。倡导“华安房产”、“澧县三建”等27个建材建筑行业的民营企业，专项捐款，资助民族村实施“清洁家园、清洁田园、清洁水源、清洁能源”工程，加强水、电、路、渠建设，推行改水、改厨、改厕、改浴，营造舒适的生态环境，并定员结对、定期捐赠、定责脱贫，在民族村援助老干部、老党员、老英模贫困家庭，救助普通群众贫困家庭和贫困学生，捐助民族村实现了农村低保、社保和

医保的全覆盖。

3．培育队伍。指导建立“澧县伊斯兰教协会”，政治安排19名少数民族代表人士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特约监督员”，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特殊身份”的优势，介入民族矛盾纠纷处理过程，协助化解和消除矛盾，成为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桥梁、化解民族纠纷的助手、带头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的表率，在实践中提升影响力，彰显作用力。同时，以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带动少数民族群众整体素质的提升，组织民族村党员在“创先争优”活动中“结穷亲”，培育民族村“草根性”科技带头人，基本形成回维民族共产党员为主导、代表人士为辅助、科技示范户为补充，支撑民族村科学发展的“人才

格局”。

三、思考建议

1．树立“民族工作无小事”的理念。民族问题是政治敏感区，也是社会的关注点，尤其是当前，一方面，市场经济活跃，人口流动及民族之间通婚，民族群众之间超越区域交往交流频繁，误会性矛盾纠纷发生的概率扩大；另一方面，现代传媒发达，信息更加透明开放，稍有风吹草动，则会躁动天下；再一方面，敌对势力的渗透加剧，幕后操纵无孔不入，为民族和谐稳定工作增加了工作量。这些情况是新时期发生的背景变化，使民族工作倍显重要，处理民

族矛盾纠纷更应倍加谨慎。

2．提升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认知。民族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各民族群众的共同参与，沟通理解、相互尊重是民族和谐的内生动力。因此，加强民族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以及民族习俗信仰的宣传阐释，纳入思想政治工作重要内容，通过政府行为推进各民族之间的思想融合，沟通中理解、尊重中互助，以此降低民族矛盾纠纷的发生率和对抗性，提

升自觉维护民族和谐关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3．坚守正确处理民族矛盾纠纷的原则。各民族之间客观存在差异性，则不可避免会滋生一些矛盾纠纷，总结澧县的实践经验，正确处理民族矛盾纠纷，务必把握和坚定原则性，一是法制原则，对矛盾纠纷进行定性分析，涉及治安刑事矛盾纠纷的处置要依法办事，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尤其对于“幕后”操纵者，务必依法严惩；二是公平原则，处理民族矛盾纠纷，对其当事人，做到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不能掺杂任何民族主义情感，因同种同族而偏袒，或因少数民族而迁就，都是导致矛盾纠纷事态扩大的诱因；

三是包容原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民族纠纷，实行人性化处理，帮助调整心态、包容误会、增进理解，达到“和为贵”的境界；四是透明原则，人群聚居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时常发生一些摩擦是正常的事情，尽可能不要与民族成分发生链接，一旦有所牵连，要敢于担当，矛盾纠纷处理流程及结果及时公开，让社会了解真象，使谣言止于公开；五是发展原则，由于历史等错综复杂因素，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于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这也是民族矛盾纠纷滋生的根本原因，所以，发展才是有效解决民族矛盾纠纷的根本途径，要把为少数民族群众办实事作为“惠民工程”的重点任务，照顾好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扶持少数民族聚居区增强“造血”功能，充分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提

升生产生活质量。

4．建立少数民族代表人士队伍。把少数民族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作为民族和谐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注重在少数民族群众中选拔先进人物，纳入统战工作视野，着力加强培养，尤其是新生代后备力量，坚持“使用也是培养”的理念，在处理民族矛盾纠纷的实践中，充分发挥代表人士作用。以少数民族团体组织为主体，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实行登记备案制度，并借鉴流动党员管理办法，加强流出地与流入地的紧密联系，坚持对流动务工经商人员进行权利与义务对等的观念教育，以及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的责任意识教育，推进民族自律

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 篇3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长征；民族政策；回族地区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 （2011） 29-0013-02

自1934年10月起，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陆续开始了战略大转移——长征，途中经过了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的地区。其中，西北地区甘肃、宁夏两省的回族聚居区，是红军长征经过的最后一个民族聚居区，也是红军长征停留时间较长、过境部队最多的民族聚居区。自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首先进入回民地区，至1936年10月，所有参加长征的部队，即红一、二、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都经过或停留于此。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制定了符合回族实际的民族政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民族工作，得到了回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从而保证了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长征的胜利结束和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开辟，并为以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和新中国建立后的回族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一、长征时期党对甘肃、宁夏回族地区的民族政策

长征开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就接连不断发布了一系列指示、决议和布告，为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红军长征时期党的回族政策的形成起到指导作用。

1935年5月，红军巧渡金沙江挺进到四川省大凉山彝族聚居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在发表的署名文告《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提出，“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1]29在这篇文告中，没有出现遵义会议前文献中常提出的“联邦”与“独立”的主张，而代之的是以“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的主张。可以看出，这个时候党关于民族问题的主张已经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随着遵义会议正确路线的确立和毛泽东领导核心的逐步形成，经过在民族地区的实际磨练，中国共产党根据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逐渐实施了民族政策的调整。

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纲领的提法上出现明显变化，民族自决和实行联邦制的口号已不占主要地位，没有再把建立中华苏维埃联邦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必要途径。这段时期党关于民族问题的主张，逐步地以在统一国家中实行民族自治的主张取代原先联邦制的设想。

1935年9月23日，中央红军到达甘肃哈达铺，红军总政治部下达的《回民区域政治工作要点》提出，“保护回民信教自由，宣传关于民族平等之主张。”[2]325相较于之前西北军区政治部印发的《告回番民众（苏维埃）》、《告回番民众（红军）》，该《工作要点》已经提出了明确的关于民族平等的主张，不再是简单的口号。1936年5月24日，红军总政治部下发的《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指出，“政权的组织，可以回民居住的情况，用以下两种方式：第一，在回汉人杂居的乡或区，在回民自己管理自己事情的原则下，组织回汉两族的乡或区的混合政府，其正副主席、代表及政府的委员人数，以该乡或区的回人数量多少为比例决定。第二，在完全是回人集居的乡或村，则组织回人单独的回民政府，凡属谋回族解放的贵族、阿訇及一切回民都可参加，并可与附近的第一种政府或完全汉人的人民政府建立联盟的形式，以取得工作上、行政上的联系与配合。”[3]2回族人民建立自己的政权或与汉人政权建立联盟，是对民族平等政策的实践和补充，但只是提出了回族政权的形式，没有明确提出政权事务的管理。

1936年5月25日，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宣布，“我们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凡属回民的区域由回民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解决一切政治、经济、宗教、习惯、道德、教育以及其它一切事情，凡属回民占少数的区域，亦以区乡村为单位，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回民自治的政府。”[4]366-367该《宣言》是对红军总政治部下发的《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的补充，提出了建立回民自治政府，并处理政府建设内的一切事务。1936年 6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关于回民工作给一、十五军团的指示》中指出，“中央决定回民工作基本原则是回民自决，我们应站在帮助地位上去推动和发动回民斗争。在回汉杂居地方，组织联合政府，回民区域组织回民政府，凡愿谋回族解放的贵族阿訇及一切回民均可参加。我们联合回族中自己的一切武装力量，并帮助其发展，更愿意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希望回民的武装，将来能成为抗日联军的主要力量之一。”[4]430这个《指示》是前面两个文件的综合，还提出了建立回民自己的团体，并建立回族自己的武装力量。

这些纲领和主张，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与甘肃、宁夏回族地区社会情况相结合而产生的，也是党的民族理论当中最早的一些具体化的民族政策，这些政策涉及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自治、尊重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以及统一战线等方面，是红军在甘肃、宁夏地区建立根据地，开展民族工作的依据，也为以后的一系列民族政策确定了一些原则，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长征时期党对甘肃、宁夏回族地区民族政策的实践

1936年9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在总指挥贺龙的率领下到达甘肃徽县。当时徽县回民约计800余户、3,000多人，大多数聚居在县城东关一带，人多地少，土地瘠薄。进入县城后，在“回民的民族自决”思想的指导下，红军积极宣传和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回族的风俗习惯，在东门外清真寺的“照壁”上用石灰刷写了“保护清真寺！”“红军不住清真寺!”“保护回民!”“打倒压迫回民的贪官!”“联合回民，抗日反蒋!”[3]4等大幅标语，驻扎在当地的红军也向当地回族民众宣讲红军的民族政策。红军在取得回族民众的信任、有了群众拥护的基础上，首先帮助回民建立了回民自治委员会（下设3个抗日反蒋委员会），选举阿訇马克仁为主席，后成立了“徽县工农苏维埃政府”（辖2个乡苏维埃），县长马克仁、副县长马军均是回民。红军驻扎期间还组织了一支徽县工农游击队，约有1,000余人，回民中也有10多人参加，后随军北上。[5]169-170这是红军在进入甘肃、宁夏回族地区后首次建立的联合政府，回族人民取得领导权和自决权，为以后红军进入其他地区实施回族民族政策和建立回族政府提供了经验借鉴。

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两个重要文件的指导下，1936年10月20日，在宁夏同心清真大寺召开大会，成立了回族历史上第一个县级民族自治政权——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并颁布了《减租减息条例》、《土地条例》，选举回民马和福担任回民自治县政府主席，并选拔了一批回民积极分子参加自治政府工作。自治政府人员组成中，除县委书记和军政部长由红军委派外，其他成员一律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本地回族干部。[4]169-170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是宁夏乃至整个西北回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真正的当家做主，是我国“回民政府的第一次，是回民解放的先声”。[6]182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的形成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民族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真正开端。豫海县回族自治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此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也具有重要意义。

三、长征时期党在甘肃、宁夏回族地区民族政策的意义

红军长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直接接触民族问题，把民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经过不断地探索、总结，使民族问题的解决符合中国的国情。回族自治政府的建立，是党解决民族问题长期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运用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制度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在民族区域自治史上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新中国成立后制定成熟的民族政策提供了经验。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在谈到各少数民族的政治前途时，明确提出“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4]926。这标志着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正式创立。在这一总原则的指导下，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对临夏回民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在纯粹回民居住的地区，成立回民临时区乡自治政府，回汉杂居地区，可依其各占居民多少，分别吸收若干回汉积极分子参加工作。”[4]1258解放区建立民族自治政府的这些实践活动及其所积累的经验，为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最终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解放后，新中国在甘肃、宁夏等地先后建立了回民自治乡、自治县、自治州。1953年7月6日，成立张家川回族自治区，1953年10月成立西海固回族自治区，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式成立。

综上所述，红军长征过甘肃、宁夏回族地区期间，成功地实践了中国共产党党的宗旨和民族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为陕甘宁边区的少数民族工作积累了经验，也为解放后制定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供了借鉴，并且对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形成和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3]周锡银.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

[4]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5]甘肃民族事务委员会.甘肃回族现代史资料选辑(抗日战争时期)[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4.

[6]马青年.红军西征的回忆[G]//政协银川市委员会.银川文史资料:第2辑.宁夏回族自治区,1998.

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 篇4

关键词：民族地区,地方高校,图书馆,“安置户”,电子资源,特色资源

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得到了长足发展。一方面,图书馆职工队伍明显壮大,质量亦有提升;另一方面,图书馆馆藏资源明显增加,特色资源建设也初具雏形,从而为高校的教学科研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新时期民族地区地方高校图书馆建设中尚存在突出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才能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一、新时期民族地区地方高校图书馆建设的突出问题

(一)民族地区地方高校图书馆职工队伍建设中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随着就业竞争的加剧和国家政策的引导,越来越多的高学历人才到民族地区就业,这一情况给民族地区高校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由于民族地区地方高校高学历人才特别是博士研究生奇缺,这些学校在引进博士研究生时求贤若渴,甚至有饮鸩止渴的倾向,将大量学历职称较低的博士研究生配偶安排到图书馆工作,无怪乎这些图书馆被戏称为“博士后流动站”。据统计,凯里学院图书馆的“安置户”为13人。这一情况的出现,导致图书馆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下降[1],我们从凯里学院图书馆的情况管窥一斑。

2009年11月,凯里学院图书馆在编职工为23人。从职称来看,正高职称3人,副高职称6人,中级职称5人,初级职称3人,无职称者6人。从学历来看,本科16人,大专4人,高中1人,初中2人。到2016年4月,凯里学院图书馆职工增至33人,职称结构为:正高两人、副高5人、馆员6人、助理馆员5人,无职称者15人;学历结构为:研究生3人,本科19人,高中5人,大专4人,中专1人,初中1人。

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民族地区地方高校职工队伍建设水平整体提升的时候,这些学校的图书馆职工队伍的职称学历水平并没有同步提升,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而且,随着大量的外来“安置户”的到来,民族地区地方高校图书馆职工队伍的民族结构、性别结构、学科专业结构、年龄结构等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利的变化。显然,这一情况,不利于民族地区地方高校图书馆的长远发展。

(二)民族地区地方高校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中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民族地区地方高校图书馆在馆藏资源建设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有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电子资源建设力度不够。由于建设经费和建设思路等因素的影响,民族地区地方高校图书馆对电子资源建设还不够重视,导致电子资源比较缺乏,与中东部地区相比,民族地区地方高校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建设严重滞后。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图书馆有纸本图书1 165 052册,电子图书2 139 805种,其电子图书大约是纸质图书的1.8倍;怀化学院图书馆有纸质书刊126万余册,电子文献232万册,其电子图书也大约是纸质图书的1.8倍。而兴义民族师范学院现有馆藏纸质图书64.8万册,电子图书74.1万种(册),其电子图书仅为纸质图书的1.1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图书馆现有纸质图书142.01万册(其中珍贵古籍9697册),电子图书165万册(种),其电子图书亦仅为纸质图书的1.1倍。很明显,民族地区地方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的绝对数和相对数都低于中东部地区高校图书馆。

第二,特色资源建设力度不够。由于民族地区地方高校大多是近些年才升为本科院校的,图书馆在特色资源建设的考虑方面还不够成熟。同时,为了满足各种各样评估的需要,民族地区地方高校图书馆在馆藏资源建设中往往走了弯路,片面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导致有用的资源数量不足,特色资源严重不足。凯里学院图书馆尽管有纸质图书103万余册,并设有地方文献特藏室1个,但总体来看,地方文献特藏室藏书不多,特色也不突出,不能满足教学科研的需要,特别是本校专家学者科研的需要。

二、新时期民族地区地方高校图书馆建设的出路

(一)加强职工队伍建设

有学者指出,在图书馆服务中,图书馆建筑所起的作用占5%,信息资源占20%,而图书馆员占75%[2]。可见,图书馆职工队伍建设在图书馆建设中起着关键性作用。鉴于民族地区地方高校图书馆近年来的特殊情况,这一任务更加艰巨与紧迫。

第一,大力加强在职职工队伍建设。由于近年进入民族地区地方高校图书馆的“安置户”较多,而这些“安置户”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都不尽人意。因此,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下功夫,盘活存量资源:一是大力开展在职职工的思想教育。由于这些“安置户”大多没有高校工作经历,因此在角色定位方面,“安置户”大多有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所以,必须大力加强“安置户”的思想教育。一方面,必须强化“安置户”的高校教师角色意识。尽管“安置户”来自不同的地区和行业,但成为民族地区地方高校图书馆的职工之后,其角色则是高校教师,从而必须以“教师”和“高校教师”的规范来严格要求自己。另一方面,必须强化“安置户”的服务意识。与其他高校图书馆一样,民族地区地方高校图书馆也是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机构。因此,必须强化“安置户”的服务意识。二是多方提升在职职工业务能力。由于“安置户”大多不是图书馆相关专业人员,没有经过正规培训,其业务能力较低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提升“安置户”的业务能力。在这一方面,图书馆可以“因人施教”,根据“安置户”的不同情况采取外出进修、馆内培训等不同的方式进行。通过“传、帮、带”,提升“安置户”的业务能力。

第二,把好进人关。作为权宜之计,民族地区地方高校在引进高层次人才时一度采取“安置”高层次人才的配偶到图书馆工作的“非常”措施是无可非议的,但这一做法不可持久。民族地区地方高校图书馆可以协同人事处把好图书馆的进人关。一方面,图书馆可以强调图书馆是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机构而不是高层次人才配偶的安置机构,从而有效地抵制“安置户”;另一方面,图书馆可以用“尺有所长寸有所短”来推拒“安置户”。事实上,一些“安置户”到其他部门工作往往更能发挥其特长。

近年来,民族地区地方高校招生规模的持续扩大。百色学院2016级新生已到校共5 741人,目前学校共有在校生16 941人。河池学院今年共录取3 789人,在校学生人数预计将达1.2万人以上[3]。显然,这些学校的规模还在进一步扩大。因此,这些学校的图书馆可以借此机会,在进人方面有所作为,重点引进一些图书馆学、计算机等相关专业的专业人才,从而提高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

(二)加强资源建设

第一,进一步加强电子资源建设。近年来,随着外来高学历教师的增多,民族地区地方高校的教师的地缘结构、年龄结构和学历结构等方面都出现了明显变化。同时,随着生源地的不断扩大,民族地区地方高校的学生的地缘结构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大量熟悉网络技术的学生到民族地区地方高校读书。这些变化,都有利于电子资源的普及。对于大多数研究生教师而言,电子资源几乎成了他们赖以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电子资源以其快捷方便的优势正成为大学新生代的新宠,因此,民族地区地方高校图书馆应该进一步加强电子资源建设。新时期,加强电子资源建设对于民族地区地方高校图书馆有着极其特殊的作用。一方面,与纸质资源建设比较,电子资源建设的成本较低,更加适于民族地区地方高校图书馆建设经费比较紧张的情况。另一方面,对于民族地区地方高校而言,加强电子资源建设还可以实现弯道超车,发挥后发优势。由于诸多原因,民族地区地方高校图书馆的资源建设与中东部地区高校图书馆的资源建设有较大的差距。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为缩小这一差距提供了契机。民族地区地方高校图书馆如果能够抓住这一机遇,则可能实现弯道超车;否则,会更加落后,永无出头之日。

第二,进一步加强特色资源建设。民族地区地方高校的发展必须打好特色牌,这已经成为教育界的共识。同理,民族地区地方高校图书馆也应该搞好特色资源建设,从注重馆藏资源的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一方面,必须加强民族性、地方性资源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图书馆应该树立特色资源兴馆的意识,主动加强与当地民委、档案馆等政府机构的横向联系,并组织人员深入各地去收集各种各样的特色资源。另一方面,要下大力气做好特色资源的信息化工作。在信息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图书馆应当投入更多的人力及物力加强特色资源的信息化工作,尤其要加强特色资源的数字化建设,建成自己的特色资源数据库。

参考文献

[1]邓小兵.新升本科院校图书馆人员职称比例刍议[J].图书馆界,2011,(4).

[2]邓风芝.新世纪公共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J].科技创业月刊,2005,(1).

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 篇5

歌剧是一门高度综合的艺术，被誉为是音乐表演的最高形式。千百年来，音乐史上有众多的经典歌剧和经典唱段名垂青史。中华民族歌剧创作虽然起步较晚，但是也同样涌现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作品和优秀唱段。作为民族歌剧的演唱来说。一方面，随着我国声乐演唱事业的不断进步，无论是从声乐演唱观念还是演唱技术来看，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歌剧演唱和歌剧本体化相脱离的现象。与歌剧本体化的脱离，具体说来就是，演唱中过于对歌唱技术的注重，而对于唱段、对于歌剧艺术形象的塑造和主题情感的表达不够重视。很多经典歌剧和唱段，甚至成为了演唱者炫耀歌唱技巧的工具。歌剧本来就是供人演唱的，本无可厚非。

但是演唱不是“滥唱”，想要表演好一门艺术，首先应当对这门艺术怀着一颗敬畏之心，而这种“滥唱”的根源，就在于对歌剧本体的重视程度不够。拿一些经典唱段来说。很多演唱者，特别是声乐学习者，甚至连个完整的歌剧都没有看过，熟悉了旋律和歌词就开始演唱。《珊瑚颂》、《一抹夕阳》、《我的虎子哥》这些作品的歌词和旋律，可能几小时之内就可以牢记，但是这些唱段的前因后果，所要表达出的情感，没有的全面的了解和学习，没有充足文化知识修养，是做不到的。所以说，歌剧演唱，首先要对歌剧怀着一颗敬畏之心。面对作品的时候，放下身架，踏踏实实的去理解和体会，觉得自己没有完全融入作品之前，不要轻易的就演唱，那将是作品的不尊重，也是对自己歌唱的不负责任。

二、注重表演知识的学习和经验的积累

长时间以来，民族歌剧的表演环节，一直都是困扰着民族歌剧发展的难题。改革开放之前，民族歌剧的创作和中国的传统戏曲联系较多，那一时期的歌剧演员，都是戏曲演员出身，所以在表演环节上，基本上能够满足要求。而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华民族歌剧的大发展，越来越接近于本质和纯粹的歌剧，所以戏曲演员，虽然表演上能够胜任，但是演唱环节上，已经不能满足声乐技术发展的需要了。而另一方面，掌握着先进科学的声乐演唱观念和技巧的歌唱者，表演技巧和经验却又相对匮乏。而且随着歌剧唱段经常被单独的演唱，所以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新时期下，中国歌剧无论是在创作数量还是创作质量上，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迫切需要既会表演又会演唱的全能性人才，才能满足歌剧的实际需要。

具体说来，现有的民族声乐歌唱者，要主动对表演知识进行补充和学习，不能因为自己的不演出歌剧，或者最多演唱几个歌剧选段而不予重视。表演作为一门艺术，是和歌唱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即使是一小段单独的演唱，也同样需要的合理的表演。另一方面，作为高校的声乐教师，也要有意识的培养学生们的表演能力。具体的培养内容，可以由两个方面构成。一个是世界上所通用的表演知识和技巧，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戏曲中关于表演的知识和技巧。这两个方面，分别应对着“歌剧”和“民族”这两个关键词。歌剧是一门世界性的表演艺术，需要有相对的世界性的表演知识和技巧作为支撑。同时，中国的歌剧是民族歌剧，民族性的歌剧表演，是民族二字的重要体现。中国戏曲和歌剧艺术有着很多相同之处，对于戏曲艺术中表演程式和表演技巧的借鉴，能够大大丰富歌剧的表演，使这种民族性得到突出。所以说，加强表演知识的学习和经验的积累，已是刻不容缓。

三、将情感的表达作为歌唱的首要任务

歌唱的最终目的就是情感的`表达，歌剧自然也不例外，且歌剧具有戏剧冲突性，所以情感的更为的激烈和突出。情感的表达是歌剧艺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在歌剧表演中，如何使歌词的文学语言与曲调的音乐旋律融为一体，如何读准歌词文学语言中的思想内容，从而理解并进行再创造，是每一个歌唱表演者必须深入探究的。歌剧艺术中的情感表达的艺术魅力就在于要能准确地表现出剧情中的意境与人物情境，真正做到发自内心有感而唱，声中有情，以情传声。所以说，民族歌剧中，演唱的首要和最终任务，就是的艺术形象的刻画和情感的抒发。特别是新时期下，歌剧创作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征，各种类型的新的艺术形象层出不穷，需要探索出一个具有相对普遍适应性的观念和措施，适合不同类型作品形象塑造和情感表达的需要。具体说，艺术形象的塑造和情感的表达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包含以下几个部分：

首先是对歌剧作品的全面了解。歌剧创作的背景是什么？创作者的创作目的是什么？作品呈现出了怎样的艺术风格等。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人物的个性特征和情感特征，获得和人物相一致的情感体验。第二个阶段中，主要是情感的融合。即演唱者和作品中人物情感的融合。这种融合的也是人物情感表达的基础。演唱者要将自己的化身为作品中的人物，通过想象，为自己营造出和作品相一致的场景，这个想象的过程中，可以一句也不唱，只是聚精会神的体验和融入，直到演唱者以为自己就是作品中的人物了，这个融合的过程也就完成了。第三个阶段中，因为有了充分的情感体验，演唱者此时已经有了一种表演的冲动了，这时候的演唱， 已经基本上能够充分的表达出作品的情感。而需要注意的是，演唱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技术。不能因为情感的过于投入而影响了演唱本身。过于激动时将音唱破或者是泣不成声，也都是不可取的。最后一个阶段，则是获得与观众的共鸣 通过自己精湛的表演之后，观众们也获得充分的情绪感染，这种共鸣是可以相互传递的，从而实现了与观众的情感交流，完成了歌剧情感表达的最终任务。

四、对咬字行腔的艺术的充分重视

我国民族歌剧艺术的演唱与其他歌剧演唱的最大区别是在语言上。我国民族歌剧艺术的演唱是在继承了传统的民歌演唱方法（包括传统的戏曲、说唱艺术），又吸收了西洋美声唱法的发声方法与技巧，以民间说唱文学为基础，以音乐和说唱表演为主要表现手段，注重“字正腔圆”，通过“腔随字走”等手段，追求咬字吐字及行腔的准确性。可以说，我国民族歌剧咬字行腔的艺术，是我国民族歌剧艺术表现的主要特征，又是我国民族歌剧演唱的重要表现方法。我国清朝戏曲声乐家徐大椿在《乐府传声》中指出：“凡曲以清朗为主，欲令人人知所唱之为何曲，必字字响亮……，一字之音，必首腹尾已尽，然后再出下一字，则字字清楚。”例如歌剧《白毛女》第二场中杨白劳《老天杀人不眨眼》的唱段中，用吟诵的强音唱出“县长财主豺狼虎豹，是你们逼着我写的卖身的文书，北风刮，大雪飘，哪里走，哪里逃……”在这里不仅要有清晰准确的咬字、吟诵与说白的完美结合，还要注重特别的处理。比如当念到“逼”字时，演员要运用强有力甚至咬牙切齿的咬字方法，字字句句，坚定有力正是这一风格特点，使这一唱段充分表现出了对黑暗社会的痛斥，对万恶地主黄世仁的无比愤恨，唤起了听众对杨白劳深切的同情，塑造了一个朴实坚毅的劳苦农民形象。

综上所述，民族歌剧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一个从模仿尝试，到初步具备了歌剧的形式，从单一的创作到多元化创作的过程。其中，作为歌剧的重要也是唯一的表现形式—演唱来说，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文化多元化发展的社会，作为民族歌剧的演唱来说，一方面，要从以往经典的歌剧演唱中汲取经验和精华，特别是作为民族歌剧演唱本质性因素的继承；另一方面，要眼光外放，根据民族歌剧作品的实际情况，积极的对各种演唱进行研究和借鉴，以完美的塑造人物形象和表达作品的主题情感为根本目的。唯有此，中国歌剧的才能充分的做到与时俱进，走上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田亚茹.中国歌剧史上的三次高潮引发的思考[J].人民音乐,(4).

[2]李人亮.声乐演唱中的情感表现[J].戏剧文学,2004(1).

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 篇6

在众多的社会舆论中，承担出版工作中心环节的编辑人员常常被赞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优秀作品的助产士”等等。这不仅反映了社会对编辑工作的重视和对编辑人员的尊敬，同时也说明了社会对编辑人员社会职能的承认及对编辑人员的期望和要求。

而作为教材编辑，是教育内容的策划者和制定者，承担着“编书育人”的神圣职责。因此，就必须严格遵循教育的普遍规律，尊重教育的科学发展规律，为广大受教育者编辑出适宜优质的教材，才能无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美誉。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发达地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日益频繁，而作为我国各民族通用语言的汉语，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少数民族群众越来越认识到学习汉语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视汉语学习，要求提高汉语水平，具备使用现代汉语的基本能力，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在这种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提高少数民族的汉语水平就对我们从事少数民族汉语教材编辑的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我们就必须紧跟时代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步伐，做出积极的努力,以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我们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编辑的九年义务教育藏族地区使用的《汉语》新教材，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在参与此套新教材的编辑过程中，笔者得到了一些有益的启示，对民族教材的编辑特点获得了一些新的认识。

这套新编《汉语》教材从第二语言教学的基本特点出发，坚持科学的编写原则，主要体现了如下几方面的基本特点。

1、坚持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原则。

结构指的是语言的构成规律。从科学性来讲，结构本身就体现着语言所具有的习惯和规律，不是字词的随意堆积；从教材的编排来讲，循序渐进地安排语法结构，则可以做到语言能力训练有的放矢；从教学的角度来说，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使学生掌握和运用起来更容易一些。从整个学汉语、用汉语的过程来说，小学是打基础的阶段，应该学习最基本的东西。

功能指的是运用语言进行交际。语言是最完备、最丰富的交际工具，学习第二语言同样是为了交际。所以新教材的编辑首先特别注重强调语言的交际功能，给学生提供恰当的会话场景范例，帮助他们更好地掌握和使用汉语。注意交际功能的目的在于让学生明白学了这些是做什么用的，学了就有效，学生才会有兴趣。如果不与他们自身的生活相沟通，他们就会失去学习的兴趣。

语言的载体性必然反映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生活内容。文化一方面指提供给学习者所学习的语言的文化背景和正确的交际行为（如礼貌用语）；另一方面指的是所学的文章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如第三册《月饼多少钱一斤》，反映的是汉族的传统习惯。还有反映藏族传统文化的《藏族和茶》、《在扎西家做客》等）。

学习语言结构知识是基础，训练语言的运用是重点，同时注重导入交际文化因素，这是新编《汉语》教材的基本编辑原则。

2、注重科学性和针对性。

（1）教材的服务对象是汉语环境较差的农牧区或半农半牧区，这里以藏语授课为主，单科加授汉语的藏族中小学，汉语教学属第二语言教学。因此，为了适合藏族地区的需要和学生的年龄特点，教材编写力求抓住汉语自身的特点，又照顾到汉语和藏语的区别，体现教材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2）注意教材的趣味性。除了汉语拼音的内容外，从课型的构建、篇目的组元到练习的设计，充分体现第二语言的特点和规律，适应藏族儿童学习第二语言的的年龄特点。小学阶段以功能为主，兼顾结构与文化。让学生不仅能模仿说话，而且自己还能造成句子。各方面的要求都低于学生的母语——藏语文。

（3）字词、语法和各项技能相互协调，尽量贴近学生实际，适应不同地区、不同程度学生的需要，扩大教材的弹性。

（4）和谐统一地反映汉藏及其他民族的生活和文化内容。教材中有不少篇目通过介绍民风民俗，反映不同民族的生活和文化。如《参观布达拉宫》、《望果节》、《吃过羊肉手抓吗》等课文，从不同侧面表现了藏族地区的文化。又如《月饼多少钱一斤》反映的是汉族的传统习俗。这样，教材更有针对性，更符合学生的生活体验。

（5）服从课程计划，保证小学阶段汉语课程总的授课时数。藏族小学汉语授课的起始年级提前到一年级，一、二年级平均每周4节，三至六年级平均每周5节。新教材注意按照课程计划，恰当安排教学内容。

3、注重教材的规范性和系统性。

（1）重视教材编辑的规范性。①选文规范化。文章尽量选择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表达简明，生动有趣，易学易记，实用有效，适合做第二语言教学的教材。内容要广泛，以表现现代生活为主，如：学校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等，也有反映本民族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乡土内容；体裁多样，包括儿歌、童话、寓言、散文等。课文类型有阅读材料、口语材料、写作材料、会话等。选文中的知识点循序渐进，难易程度与学生水平一致。②语言规范化。选文的语言符合规范的汉语表达方式，避免了病句或方言。一些名家，如老舍、贾平凹等具有鲜明地方语言色彩的文章，在初中、高中的年级选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介绍给学生。汉语拼音符合《汉语拼音方案》的规定，力求把最标准、最规范的汉语教给学生。选文规范，尽量做到文质优美，实用有效。③确定字词、语法点规范，严格遵循教学大纲的等级标准，安排各项汉语基础知识和汉语基本技能的训练内容。词语必然是规范的普通话词语，不带有地方色彩，包括北方方言色彩；教材中的句子符合汉语语法和汉语习惯，不存在病句现象，句子之间的衔接符合逻辑，经得起推敲。

（2）坚持教材编排的系统性。小学《汉语》教材注重体现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规律，以纵向为线索，对汉语知识和汉语技能由低到高进行编排，后一级涵盖前一级；以横向为线索，注意各项训练内容和多种训练形式的交叉平衡。从整体严格把握汉语知识和汉语技能在纵横两个方面的相互协调。

4、注重教材插图设计和绘制的表现性。

教材插图采用卡通画的表现形式，利用先进的电脑技术制作，有主图、副图和图标三部分组成。画面生动有趣，符合学生的心理特点。

为了适应第二语言教学的要求，适合藏族地区学生的需要和年龄特点，教材编辑力求既抓住汉语自身的特点，又照顾到汉语和藏语的区别，体现教材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既反映整个社会的生活和文化，又体现藏族的生产和生活实际，使教材具有针对性；既设计出整套教材的总体风格，又照顾到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增强教材的趣味性。

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 篇7

一、明清时期黔东北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概况

1. 官学的发展。

明清时期黔东北地区的官学主要形成了以府、州、县、卫、司学为主、以社学为辅的教育体系。为了加强对黔东北地区的统治, 明清统治者在黔东北民族地区除了加强军事政治统治外, 还大力发展地方官学, 并采取“怀柔政策”, 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地方官学教育体系。早在明朝洪武二年, 明太祖便下令全国各府、州、县、卫皆设学施教, 作为巩固政权、统一国家的重要措施。黔东北地区也早在1407年时便已经开始兴建官学。明永乐五年 (1407) 在思南建立的宣慰司学是黔东北地区最早的官学, 而后相继建立乌罗府学、石阡府学、思南府学、铜仁府学、平溪卫学、印江县学、铜仁县学、玉屏县学、松桃直隶厅学、印江县社学、铜仁社学等[1]13。以明清时期铜仁府为例, 早在1415年, 便建立了铜仁府学, 但是后来遭拆毁, 此后又多次对其进行重修, 但最终遭毁坏。史料记载:“在府治东, 明永乐十三年知府周骥建, 宣德七年毁。正统八年, 知府萧和鼎、洪钧相继修建, 十四年毁……道光三年, 知府陈兆熙先后改拨, 仍为复旧, 至今憾之。”[2]461699年, 康熙时期在铜仁府下辖的铜仁县设立了铜仁县学:“在县治之东南, 国朝康熙三十八年, 巡抚王燕题设, 知府王原建, 其手书‘明伦堂’匾额犹存。”[2]46据《铜仁地区志·教育志》的不完全统计, 在黔东北地区教育史上, 官学从其兴建到废除, 共经历497年, 全地区先后共建官学21所, 其中府学有4所, 县学有4所, 厅学、卫学、司学各有1所, 社学10所。

2. 书院的发展。

书院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学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书院最初是由一些官府官员创办的士人用来藏书、讲学的地方, 后来才发展成为培育人才的专门机构。黔东北地区早在南宋时期就已出现书院。据史料记载, 黔东北地区最早的书院是建于南宋时期的銮塘书院和竹溪书院:“銮塘书院, 在思南府沿河司, 宋绍兴时建, 今废, 石碑尚存。竹溪书院, 在思南府沿河司, 尚留遗址断碑尚无考。”[3]158明代中期以后黔东北地区的书院开始有了发展, 到清朝光绪末年设学堂、废书院为止, 黔东北地区各府、县、厅先后共立29所书院, 其中包括铜仁府的铜江书院和卓山书院;思南府的斗坤书院、为仁书院、中和书院、文明书院、凤冈书院和文思书院;石阡府的镇东书院、明德书院、龙川书院、起凤书院;松桃直隶厅的崧高书院、松茂书院、松阳书院和崇德书院;玉屏县的兔儿坪书院、印山书院和聚星书院;印江县的龙津书院、正本书院和育才书院;沿河县的鹤鸣书院和培宗书院;德江县的凤鸣书院和凭依书院[1]25。由此我们可以得知, 当时黔东北地区的书院的发展规模还是较大的, 明清时期是黔东北地区书院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

3. 私塾的发展。

黔东北地区私塾最早建于何时, 存在一定的争论, 一般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 黔东北地区早在唐代时便已经出现私塾, 但是因没有史料可证, 这一观点很少有人接受;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黔东北地区最早的私塾是南宋淳祐十二年 (1252) 建立在印江县的甲山寨私塾, 由于有史料可以考证, 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明清时期, 黔东北地区私塾发展迅速, 各县各乡普遍开设私塾, 而且类型多种多样。据《铜仁地区志·教育志》记载, 明清时期黔东北地区有名的私塾有铜仁县马脚营察院山私塾、白水洞私塾;德江县的新场镇馆;玉屏县的鸿雷草堂等私塾。除开这些府县私塾的发展外, 黔东北地区各府州县私塾也大量发展。以清代光绪三十一年为例, 黔东北地区共有私塾1011所, 有塾师1011人, 学生17233人, 其中铜仁市有私塾127所, 学生2015人, 塾师127人:石阡县有私塾数143所, 学生数有1892人, 塾师数有143人;思南县私塾数330所, 学生数为5960人, 塾师数330人[1]28。由此可见, 明清两代, 黔东北地区私塾的发展态势是很好的。

二、明清时期黔东北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发展的影响

1. 积极影响。

(1) 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培养了大批人才。明清时期黔东北地区通过发展官学、书院和私塾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除了为封建统治服务外, 还培养了一大批有识之士, 成为黔东北地区乃至整个贵州社会发展的栋梁之才。据统计, 在明、清两代500余年的科举制度中, 黔东北地区的生儒学子, 登进士者126人, 中举人者878人, 贡生1843人[1]16。这些人当中, 很多人被选拔为贡生, 也有不少人成为朝廷良吏、学界名流。其中著名的如思南府人田秋、李渭, 石阡府人王德本, 铜仁府徐穆、徐如澍和曾瑞棻等人。他们都为黔东北地区社会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 深受后人敬仰。 (2) 推动黔东北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黔东北地区教育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主要表现在农业、商业、矿业等方面。首先是农业方面, 教育的发展使得生产力发展, 同时大批汉人迁入黔东北地区, 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 于是黔东北地区开始了兴修水利、开垦荒地, 生产方式由以前的“刀耕火种”开始转为“精耕细作”, 农作物的品种开始增多, 如铜仁府, “铜仁一府的水稻就有44种之多, 包谷则有九子包谷、黏包谷、糯包谷、红包谷、黄包等种类”[2]104。包谷、番薯等高产旱地作物开始引进黔东北地区, 以思南府为例, “山农锄载石之土, 杂种包谷、高粱、粟谷、尤恃番薯以给朝”[4]。商业上, 教育的发展加强了同中原地区的联系, 使得黔东北地区区域贸易加强, 商人的队伍也扩大, 既有本地商人, 也有大量的外来客商, 这就加强了黔东北地区同外界的交流, 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矿业方面, 教育的发展促使经济的发展, 大批的匠户入黔, 而黔东北地区多矿产资源, 促进该地区矿业的发展。据史料记载:“思南、铜仁等府设朱砂水银场局, 思播、普安、乌撒等地开采黑铅。”[5]352 (3) 各民族文化交流加强, 促进了民族融合。教育是传播文化的载体和纽带, 明清时期黔东北地区的教育是由儒家文化和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合力构成的。通过官学、书院和私塾的发展, 中原文化扩展到少数民族文化的各个层次, 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明清统治者在黔东北地区兴办教育的目的都是为巩固其统治, 想借发展教育来驯化黔东北地区的各族人民, 使各族人民服从其统治。但是, 通过发展教育, 兴办学校、书院和各种私塾, 特别是基础教育如社学、义学等教育的发展, 使得中原文化、大批汉族士人来到黔东北地区, 反而加强了汉族和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联系, 既消除了民族隔阂, 打破了民族偏见, 也增强了各民族的团结和融合。

2. 消极影响。

明清时期黔东北地区教育的发展, 虽然促进了黔东北地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也推动了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发展, 但同时却也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 (1) 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因为统治者发展教育最终是为了巩固其统治, 所以无论是官学、书院还是私塾的兴办, 都是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明清时期黔东北地区的教育从教学内容、教学目的、教学方式等方面都深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 成为了科举制度的附庸。教学内容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主, 教学方式也以死记滥背为主, 对知识不求甚解。而重要的是教学目的, 明清时期, 发展教育的最主要目的也是以培养封建统治所需的人才为主。士人们也一心想着进入仕途来光耀门楣, 而不顾所学知识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否有用。从这些方面来讲, 人们的思想大大地受到了束缚,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2) 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不断丢失。教育的发展在促进民族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加强的同时, 也给各少数民族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使得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不断丢失。随着教育的发展, 特别是汉文化的发展以及汉族人口的大量迁入, 黔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服饰、居住饮食、封建礼教等传统文化不断发生变化甚至是丢失。比如民族语言方面, “遵义府、铜仁府所属的仡佬族、苗族、土家族、侗族、蒙古族以及都江厅属的瑶族中, 许多人的民族语言已渐为汉语所取代”[5]331。在服饰方面, 少数民族也受汉文化的影响较大。经过明清五百年的发展, 到了清末, 黔东北地区仡佬族、土家族的民族服饰基本消失, 其他各族的男子也都学着汉人穿长衫。在居住方面, 仡佬族、侗族、铜仁府和黎平府的土家族、苗族的房屋由原来的杆栏式房屋转变为汉族的一列三间吞口式平房。在饮食上, 明清以前, 一些民族进餐时用勺舀汤、手抓饭、用牛角饮酒, 食物以鱼肉、腌菜为主。“苗, 炊熟必成团冷食, 佐食惟野蔬, 无匙箸, 皆以手掬”[5]331, 到了清代, 在汉人的影响下, 黔东北的少数民族大部分用筷子吃饭, 用杯子和碗饮酒。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变。

摘要：明清时期黔东北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有了较大发展, 主要表现在官学、书院和私塾都有一定程度发展。明清黔东北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对当地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也奠定了该地区当今文化教育发展的基础。

关键词：明清时期,民族地区,学校教育,黔东北地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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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萧琯.道光思南府续志:卷3·食货门[M].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

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 篇8

关键词：元朝,云南民族地区,忽必烈,治理

元朝时期可以说是封建中央政府治理云南民族地区相对比较成功的时期,该时期的治理对形成和发展云南民族地区有着决定性影响。元朝治理云南民族地区有经济的、政治的及法制的,健全、完善的治理举措对云南民族地区的有效治理具有重要作用。 本研究主要分析与探讨元朝时期云南民族地区治理的有效性。

一、元朝时期治理云南民族地区的时代背景

云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在蒙古时期就已经被成吉思汗所注意。成吉思汗于宋宝祐元年出兵平定大理国,在将其物力、兵力吸取后夹击南宋,并任命胞弟忽必烈率十万大军远征南宋,大理国平定后,忽必烈率军队北归,兀良合台于宪宗九年率云南土军和四王骑兵攻破广西,并连破静江府、贵州、沅洲及象州等地,兀良合台此次出征,使蒙古汗廷早前所提出的“幹腹之举”之设想得以实现。

云南民族地区有着极为淳朴的民风与重要的战略位置,使忽必烈印象深刻,平定云南后,忽必烈对云南“变乱不常”的现象极为忧虑,故开始采取措施治理云南。时代背景的不断变迁,奠定了忽必烈在云南民族地区创设土官制度的基础。历代封建王朝都比较重北轻南,然而,元朝却没有明显的重北轻南治理倾向,因为蒙元是在北部草原崛起,所以不会受到北部游牧民族的侵略与威胁[1]125。 而且四大汗国所掌管的势力范围基本上都在漠北以北地区,所以元朝边疆治理的重点就不得不放在帝国西部与南部。

二、云南民族地区行省的建立与经营

大理国平定的过程中,忽必烈命“书止杀之令,枢裂帛为旗”, 严禁杀害大理国当地民众。兀良合台治理云南期间,因为不当的治理措施,进一步加剧了云南民族地区的社会矛盾,反抗愈演愈烈。为平定云南暴乱,忽必烈在云南民族地区创建行省,任命赛典赤·詹思丁抚治理云南民族地区。赛典赤所采取的慑之以兵、服之以德的治理措施,明显缓和了云南民族地区的社会矛盾,赛典赤在对付反抗势力时,道德与武力相结合,并在短时间内平定了云南各地反抗势力。之后赛典赤创建云南行省,结束了500年来大理国、南诏割据统治的局面,云南民族地区和中原内地联系更为紧密,标志着元朝开始统治云南民族地区。云南行省创建年间,是云南民族地区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昌盛时期。

云南行省具有完善的管理机构,相关史料记载的管理机构包括:(1)肃政廉访司或者提刑按察司;(2)屯田管理机构;(3)儒学提举司;(4)规措所;(5)榷税官;(6)广教总管府;(7)国家养马场; 等等。《经世大典叙录》详细记载:全国统一后,元朝政府命宗亲王居守边境要塞,不仅设置行省,还在云南民族地区派驻受封为梁王或云南王的蒙古宗王,该治理措施在内地行省极为少见。梁王的政治地位比云南王高,且控制后期行省事务。在云南民族地区, 元朝政府所设置的行省不仅幅员广阔,而且先后派驻梁王、云南王等相辅统治,具有极为集中的统治力量,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元朝对治理云南民族地区的重视度[2]111。

经营云南行省,最为突出的就是交通建设,云南民族地区驿传特点是在云南省广泛分布,云南省驿道枢纽包括乌蒙、丽江、广南、曲靖、建昌、威楚、腾冲、普安等,并以大理、中庆为中心与全省相连。还有很多驿道通向邻邦地区,南至老挝、泰国北部,西至印度阿萨姆邦。

云南地区还大力生产农业。比如,元朝初期,由于滇池年久失修,使得夏潦必冒城郭,故元朝政府组织云南军民兴修滇池水利, 后得一万余顷土地,皆辟为良田。元朝时期在云南民族地区大兴屯田,征集军饷。海北、海南、八番、云南等地由于为“蛮夷腹心”, 故特别“设兵屯旅以控之”,在云南民族地区开设的军民屯田包括:威楚提举司屯田、鹤庆路军民屯田、元帅府军民屯田、威楚陆军民屯田、武定路总管府军屯、中庆路军民屯田等,相关资料记载显示,在云南的屯田数量为483351亩。由此可见,云南屯田在元朝时期的规模之大,可以说是前朝所不能及的,云南民族地区大规模屯田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云南地区农业生产与发展的水平。

与前代有本质区别之处是元朝时期云南民族地区开始征收赋税,相关史料记载,至治三年时,元朝政府免两广洞寨、思、番及播差税一年,云南、四川、甘肃秋粮三分。至元二十二年,该地臣官脱帖木儿向朝廷奏言,包括“征侵隐、免逋赋、除重税、赋豪户”之事,忽必烈命可行者行之。这些都足以证明云南民族地区在元朝正式征收赋税。云南金齿等地,则根据住房或者人口数量征收赋税。云南行省税赋或者租赋征收可谓常年不懈,其中金银在税赋或租赋中所占的比例比较大,相关史料记载显示,云南行省每年输金“近二百万”。然而,就云南全省来说,依旧以“田租”为主。早于元代历朝只是象征性征收土产,其主要原因是当地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也在某方面反映了朝廷对云南民族地区治理比较松懈。 大理国与南诏经过多年发展与经营,提升了云南民族地区农业生产率,在此基础上,元朝对云南行省征收赋税,这对发展云南民族地区商品经济与农业极为有利。

封建教育在云南民族地区也得到迅猛发展,元朝时期,赛典赤上任不久,就在云南中庆、大理两地创建儒学提举。忽辛在此基础上创建庙学,以饱学之士为教官,自此云南民族地区文风大兴。 元朝政府于延祐元年设云南儒学提举司。早在两汉时期,云南民族地区就已和内地建立紧密的文化经济联系。然而,早于元朝前, 云南地区文化色彩极为明显,很多大理国人士都比较尊崇王羲之,却无人知晓孔孟为何许人也。到了元朝时期,政府在云南各民族地区创建文庙,并将孔子像塑于庙中,很多当地少数民族对孔子像极为新奇,将其称为“汉佛”。总而言之,元朝时期在云南民族地区大力发展封建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整合了内地和云南民族地区的文化,但是有人形容该盛状为:爨焚循礼,北人鳞集,渐有承平之风,乘明内地,给予经籍,穷边蛮僚之地,咸建庠序矣[3]149。此外,云南各个民族还主动参与元朝朝廷所设立的科举考试,一部分人考取了名次。

三、云南民族地区治理中忽必烈的贡献

元世祖忽必烈在云南治理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并不只是表现在总结大理国生灵涂炭、酋领星碎的分裂格局局面,使该地区归元朝政府统一管辖,使得云南地区繁荣、安定局面初步实现,同时还反映在忽必烈对云南民族地区的治理上,从根本上变革了云南民族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云南各个地区[4]200。这些变革的内容主要包括:将云南转入中央直辖统一管理,转变了云南与内地的地缘政治关系,强化了中原和云南地区之间的联系。 建立云南行省,转变了自西汉以来云南隶属四川地区统管的现状,元朝时期在云南民族地区开辟了新的中庆入湖广达大都驿道,更加密切了中央政府和云南民族地区的联系。从元朝开始, 云南民族地区没有再产生地方割据的现象,这和元朝的有效治理存在很大关联性。

元朝时期在云南民族地区推广区域更为广阔的土官制度,此为我国自古少数民族地区治理政策上的创举,早在先秦时期与唐代对边境少数民族的治理中,推行羁縻之治,该治理措施的特点主要是羁縻边疆蛮夷,治理方法上缺乏制度性,具有极为明显的随意性。在羁縻之治基础上,元朝政府推行土官制度,并紧抓云南民族地区以下要害:云南民族的生存根基是占有自然资源和土地,首领义务主要是保护子民的自然资源与土地,保全该地区的宗裔和人口[5]155。元朝明确规定土官世辖其民、世守其土,可世袭土官职务,朝廷中央不可废除,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云南民族地区首领最为关切的问题。

社会整合领域,土官土司体制的作用是将资源利用权力授予资源占有者的合法性,而且官府有权收回其所拥有的资源,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一些不法势力独霸资源的情形。确保云南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的合理分配,实现了云南地区社会稳定性。忽必烈推行土官制度,使元朝政府最终寻得对云南民族地区进行有效治理的良好方案。土官制度实施的基础是元朝统治者依照云南群体和该地复杂情况、支系众多的特点,通过这些复杂关系的利用,以达到牵制蛮夷的最终目的。在云南民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与土官制度的作用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其中一方面是显著强化了封建王朝统治南方蛮夷,扩大了封建统治者的管辖范围;另一方面是培养了南方蛮夷忠诚中央朝廷,有利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最终形成。

总而言之,历年封建中央在治理云南民族地区中,元朝是相对比较成功的一个时期,元朝所应用的各种民族治理举措中,重构和改置云南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忽必烈与忽必烈所创建的元朝,对我国云南民族地区的社会繁荣与再次统一作出了很大贡献,而且其贡献具有多样性,一方面表现在对云南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还反映在其历史影响极为深远。忽必烈将云南列为中央直辖省,密切联系中央政府,设立土官制度,多元化治理云南民族地区,为云南民族地区政治、经济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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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 篇9

一、组建假期抗战宣传团体，开展抗战宣传

1937年底，在新任省主席张治中的支持下，湖南成立了抗日运动委员会，发动各校的大小学生利用寒假时间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湖南省教育厅通令全省各大中小学校，提前三周放假，让学生回乡配合当地群众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唤起民众，起来抗日。湘西“成千上百的青年学生，都养精蓄锐地待机怒吼”[1]。他们充分利用这一机会，积极开展抗战宣传，泸溪、大庸、溆浦等县的抗战宣传尤为突出。

当年，泸溪县在省第一高等工业学校学习的学生龚宗炳、张祖培等人接受湖南省抗日运动委员会的指派，回县组织在外地读书的学生以及家乡的爱国青年50余人，组成了“寒假服务队”，大力开展宣传活动。服务队分戏剧、歌咏、文字宣传三个组，戏剧组除了采用省颁的《放下你的鞭子》剧本外，还自编了《铁蹄下的沦陷区人民》、《哪里是我的家乡》等节目。歌咏组用歌剧形式演出的《哪里是我的家乡》、《大路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等歌曲，激发人民爱国热情，动员民众起来抗日。文字组的同学, 积极印发了大量传单, 还在交通要道和公共场所书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鬼子必须滚出去!”、“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等巨幅标语, “大街小巷充满了抗日救亡的气氛, 极大地激发了当地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

大庸县的假期抗战宣传也搞得红红火火。大庸县西教乡西文保黄基华师组织了一个抗敌救国宣传队，利用假期，先后在桥头、罗水、教字垭、中湖等集市，宣传抗日救国。为了扩大宣传面，大庸县西教乡强华小学还编排了《流亡曲》、《淮河边的血债》、《三个流浪儿》、《王大娘送子参军》、《血债要用血来还》、《不当杀人的土匪，要当抗日的英雄》等十几幕话剧，到本乡的桥头、罗水及义安乡的罗塔坪等地演出。宣传队还用大竹筒装石灰，用茅草把做笔，沿途书写“抗日救国、还我河山”，“好男才当兵，好铁才打钉”等长短标语，在有学校的地方，还借用黑板办黑板报。为了唤起人民大众奋起抗日，大庸县学生还在竹园补习班组成一个规模较大、宣传能力较强的“抗日救国宣传队”。下面分成六个小组, 即剧务组、导剧组、歌咏组、讲演组、书画组和交际组。演员有王仙舟、杜兴阶、杜飞雄、杨玉书、刘汉阳、周日基、杨万梯、宋有富、何运鸿等30余人, 宣传形式有话剧、歌剧、相声、顺口溜、快板、莲花闹、九子鞭、土地戏、渔鼓、歌唱、演讲、写标语、画漫画等。从1942年到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为止, 宣传队走遍了兴隆、中湖、桥头、罗水、温塘、罗塔坪等地方, 风雨无阻, 寒暑不辞, 有十几万人次看过他们的演出。

溆浦县师生组织的抗日宣传队和教师服务团也十分活跃，经常下乡流动演出。当时川水小学老师夏瑞珍扮演“放下你的鞭子”剧目中的卖唱小姑娘，扣人心弦，吸引观众，募捐得很多钱，送交抗敌后援会；民国大学在大潭和县城也演话剧、唱抗日歌曲。隆重的“七七周年纪念大会”的当晚，举行了文艺晚会；教师黄文星和贺志远组织两校学生和民间艺人的抗日宣传队还到椭圆场坪演出话剧和歌咏。在偏僻的山旮旯，当地老百姓第一次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谁愿意做奴隶》和《流亡三部曲》等抗日歌曲。

其他各地的假期抗战宣传也都非常热烈。1938年元月，桑植县旅常（德）学生抗日宣传服务团集中在县城，进行口头、漫画、歌咏、戏剧、标语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据不完全统计：开展街头宣传50多次，听众达15000人次，散发抗日传单3000多份，街头漫画800多幅，标语1200多条，民众评价学生说：“读书不忘救国，宣传重于作战”。凤凰县成立了凤凰青年战时服务团，由寒假未及返校的学生和城镇青年100余人组成，积极进行抗日宣传。保靖县也组建了“保靖学生战时服务团”，以壁报、黑板报、漫画、标语、歌曲、话剧等形式揭露日寇的罪行，鼓舞保靖人民的抗日斗志，唤醒了保靖人民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意识，激起保靖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爱国行动[2]306。1938年，黔阳简易师范师范部学生强烈要求抗日，他们举办了《星火》墙报，还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游击队》等话剧，大力宣传抗日救国。1938—1940年，绥宁县一些进步青年学生利用假期，在武阳、白玉、唐家坊等地演出活报剧和话剧，举行合唱和表演唱，宣传抗日救亡。1944年，从武冈迁入绥宁的省立六师和洞庭中学1000余名师生利用假期，深入乡村表演小戏、歌曲、歌舞，动员民众团结抗日[3]599。龙山县在外学习的青年学生成立了“龙山学生抗日宣传队”，抗战宣传搞得十分活跃。队员们每年寒暑假都自觉回县参加抗日宣传活动，每天上午进行街头宣传，下午多半是组织球赛，晚上定期作文艺演出，直至抗日胜利。

二、组建专业抗战宣传团体，开展抗战宣传

青年学生组建的假期抗战宣传团体毕竟受时间的限制，因此，一些知识分子还自动地组织了一些专业抗战宣传团体，以洪江、桑植等地尤为突出。这些成员“每天在自己家里吃饭，穿上草鞋，肩挑手提道具，先到预定地点集中，然后到各个公共场所宣传抗日救国道理，讲述前方将士英勇抗日的故事，教唱抗日歌曲”。他们“不分白天黑夜熟悉剧本、背诵台词，有时排演节目到深夜，从没一个人叫苦”。相比而言，他们的活动表现出更强的民族意识。

洪江爱国知识分子组建专业团体开展的抗战宣传非常红火。其中，影响最大、效果最好的是“吼声歌咏队”。1938年秋，江人杰等爱国知识分子发起成立。参加者约有40来人，大多数是各学校的爱国进步青年教师以及爱国的进步青年新闻工作者。歌咏队广泛开展活动，一时抗战歌声四起，激情洒扬，大大提高了群众的抗日情绪，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吼声歌咏队”还多次参与和主持募捐活动，收入全部用来慰问后方战士，救济后方难民。1938年，爱国知识分子又组成“国难化装宣传团”，该团下设京剧组、话剧组、歌舞组，开展抗战宣传，收入用于支援前线。洪江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汪有端、林功道、顾亚秋、尚澄秋、刘祖华、赵学海等联合组织话剧专业团体，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他们当时先后排练演出大型话剧：《好男儿，当兵去》、《原野》、《古城怒吼》、《万世师表》、《洪炉》、《海潮红》、《放下你的鞭子》、《重逢》等，生动地进行了抗日救亡的宣传，使广大民众深受教育。洪江鸿泥阁照相馆老板兼复兴小学音乐教师林功道、商达小学音乐教师刘纯品和宝庆小学校长朱思安等人组织成立了以聂金燕、杨继书、彭素君等十多个小学生为主要社员的“小鸟歌舞社”，编演抗战歌舞剧。如歌舞《小小画家》、《卖报歌》、《夕州红》、《卖花姑娘》、《努力》等十余个进步的小型歌舞和短剧。歌舞社利用群众集会之机，搭起临时舞台进行宣传，直到深夜。为了增强宣传效果，刘纯品和朱思安两人还用风琴伴奏。鸿泥阁照相馆的摄影师阙建先和乐器爱好者罗志成等人，组织了一个管弦乐队，经常为“小鸟歌舞社”伴奏。

1938年，桑植县爱国知识分子陈英华、陈季南、黄远余等人和返乡学生组成“救亡剧团”，大力开展抗战宣传。他们深入到空壳树、叶家桥、瑞塔铺、珠玑塔、梅家桥等集镇演出。每次演出都由黄远余老师先报幕简介剧情。黄老师系安徽人，家乡被日寇占领后，无家可归，成了流亡学者。因此，他介绍剧情时，感情激昂，腔调悲壮，经常忍不住放声大哭。戏剧还没正式开演，报幕员就把观众带入战火纷飞的前线和国破家亡的苦难深渊。《流亡三部曲》的扮演者是陈雄湘、陈克肖两姐弟，因亲属陈士伯在浙江与日寇作战中壮烈牺牲，姐弟两人对日寇深恶痛绝。一上台感情激动，悲愤交加。当唱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我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姐弟两人再也唱不下去了，泪如雨下，抱头痛哭起来。宣传队还演出剧目《贤妻良母》，剧情反映农民王卫国在母亲和妻子的动员下，舍小家为大家，走上抗日前线，英勇杀敌，为国立功的经过。这对当时的征兵工作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点燃了桑植人民抗日的烽火[4]146-148。1942年，桑植人王尚荣、王荣、陈广第等知识分子，在桑植又组织了“抗日救亡敌后画刊社”。画刊社积极宣传抗日，为抗日前线筹集资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募捐到光洋200多元，散发抗日宣传画7000多张，并在县城刘家祠堂绘了十多幅大型壁画，用来激发民众的抗日救亡热情。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城内很多爱国人士走上街头游行，表示要把抗日救亡运动进行到底。

其他各地也有一些专业抗战宣传团体积极开展活动。大庸县青年知识分子毛友会积极动员一些有文艺才能的青年和返乡学生，组成“七七抗战话剧团”。演员30多人，剧团附设“怒吼歌咏队”。其剧本、曲艺和歌曲，都以抗日救国为主题，除一部分由外地读书的学生带来，还有一部分是自己编写的。其中有《江汉渔歌》、《放下你的鞭子》、《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到敌人后方去》等。剧团和歌咏队所需经费，都由剧团人员凑集，道具等由大家筹借。除多次在向家祠堂演出外，还到敦谊、崇实等校为师生演出，到四澳坪、胡家岗为农民演出。1938年7月中旬，在大操坪搭台公演时，人山人海，全城轰动[5]1-6。芷江的涂仁育、周子厚、黄仲轩和刘廷尉、肖坤贞等20余个爱国知识分子，自发组织“抗战后援会”宣传队，向民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1938年春夏间非常活跃。他们不仅在县城宣传，还经常下乡，先后到麻缨塘、岩桥和榆树湾等地演出，观众上万。1938年12月，溆浦抗敌话剧社在县立女校露天演出《敌后游击队》。溆浦县爱国知识分子组织的抗战歌咏队成立后，教民众唱《义勇军进行曲》、《枪口对外》、《游击队员之歌》和《大刀进行曲》等歌曲，还两次举行小学生抗战歌咏比赛活动。

战时，湘西各县的青年学生和爱国知识分子积极开展抗战宣传，这一方面充分表达了他们强烈的民族意识，另一方面，又极大地促进了湘西民众民族意识的增强。由于“标语漫画贴满了街衢，宣传队不时在街头巷尾出现”，因此，湘西“已逐渐燃烧起抗战的火炬”，“中年人和老年人议论着战争，孩子们天真地唱着救亡歌”，湘西民众“已经觉醒了”[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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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 篇10

(1) 人际交往。少数民族预科学生自小受到本民族文化的影响, 其中少部分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强, 性格较为、内向、孤僻等。比如湖北民族学院预科教育学院 (以下简称“我院”) 新疆籍维吾尔族学生中的多数学生和本民族学生在一起, 形成了自己的小团体。由于饮食习惯、精神信仰和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差异, 加之高中以前这类学校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 因此口头表达能力较差, 与汉族学生沟通时存在较大困难, 由此导致他们大多不愿意和内地学生交流;而其他少数民族的学生大多不了解维吾尔族的民族文化, 很多时候也不愿意和维吾尔族学生沟通交流。特别是在新疆出现一些暴力恐怖活动之后, 由于少数同学不能正确理性看待, 因此对整个新疆籍学生都有一种恐惧心理, 更谈不上和他们交往。

(2) 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是触动民族情感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表示, 如果不触及敏感问题, 他们不会特别在意少数民族的身份;但对于宗教问题则表现得更为敏感。如一些少数民族学生往往是出于保护自己的宗教信仰目的而拒绝与其他民族的学生相处。一部分中东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对有其他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不了解, 也会导致他们在生活中容易与其他少数民族学生产生冲突。

(3) 学生心理。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偏远封闭、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高山草原、峡谷山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每个民族都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传统文化, 这与传统汉族文化不同。有的少数民族学生在本民族内有着强烈的优越感, 但是进入大学学习之后, 这类学生却再也找不到那种优越感, 而所在的大学和想象中又有所差距, 于是在开学的前几个星期心理失衡, 心理波动大, 出现厌学、旷课、违纪等现象。

2. 少数民族预科生德育工作途径的探索

(1) 开展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为了增进同学间的相互了解, 我院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民族活动, 如班级的民族知识竞赛、民族风采月、少数民族十大歌手比赛等。除了开展大量的课外活动外, 我院还开设有政治课, 第一学期的政治课主要内容就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第二学期开设“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 以化解民族矛盾。

(2) 以寝室集体为单位开展各项活动。为了打破区域限制, 我院根据预科生的民族情况分配寝室。混合编制寝室, 对于汉语水平不高的少数民族学生来说, 是一个锻炼和提高汉语水平的绝好机会, 能为将来进入本科阶段学习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混合编班分寝室也有利于少数民族学生之间加强交流, 促进民族团结。

(3) 重视心理健康教育, 引导少数民族预科生全面发展。预科不同于高中, 因为不像高中学习压力太大;预科又不同于本科, 不会对专业课进行深入的学习, 预科阶段的学习是打基础的阶段, 学习相对轻松。在这种状况下, 有些预科生找不到努力的方向, 以至于有的学生会出现心理问题。因此, 要帮助这类学生合理规划将要面对的大学生活, 树立明确的目标和发展方向, 培养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勇于竞争的意识, 以引导他们全方位发展。

(4) 加强感恩教育。民族预科本来就是国家在高等教育政策方面为少数民族学生提供的优惠政策, 因此, 让学生领会国家福利政策, 从而开展感恩教育显得非常重要。近年来, 教育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等有关职能部门为了新疆籍学生可以去中东部地区的大学上学做了不懈的努力, 对新疆学生给予经济上的补助和政策上的优惠, 这对鼓励他们在今后的大学生活中更加努力学习以及将来更好地建设家乡和回报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贵州省高校思政研究会课题组.少数民族大学生特点分析与德育工作[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995, (4) :1-5.

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 篇11

关键词：汉语言；少数民族；提高教学质量；培养语文素养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10-066-01

在新的课程理念下，山区少数民族语文教学既要保留原有好的教学方式，又要加强改革已经不适应现阶段的教学方法和教育理念，充分的融入到新的课程标准中，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改变少数民族地区语文教学落后面貌。那么哪些是适合我们地区民族学生更好的掌握语文知识的教学方法；哪些是通过改变后能促进民族地区学生更好的接受的教学模式呢？通过自己的实践和探索，以及与过去的教学模式对比，要想改变现有的学习状况，应该做好下面的几件事：

我认为制约着山区少数民族语文教学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近几年来山区校点的缩减，使学生学习语文成绩下降的一个原因。学生很小就离开父母，失去父母的监督和督促，学生自理能力差。同时，校点缩减后，进行学前教育的教师减少，学生本身就很难较快的掌握一些汉语语音文字，如此一来便使学生失去了在学前教育中充分汲取知识营养和成长的沃土。而大集镇和城市地区的学生却能够在入学前，通过学前教育较好的掌握一些基本的知识。山区学生，特别是少数民族学生由于失去了学前教育—这一基础的语言教学机会。在语言的掌握上就比较欠缺，进入小学中高年级后逐渐就对语文学习失去兴趣。

其次，农村学生知识面狭窄，接触事物面窄，阅读的材料比较少，对学生的阅读能力提高影响比较大。本民族语言和方言对学生影响，使学生在学习汉语中的困难点多，不能准确的读字的读音，在表达上较为欠缺。

再次，在语文教学中，我们的教师还处在较为落后的教学手段上，对新教材的理念，教学方式、手段，还理解不透。对新教材的教学理念，理解还不透彻，还存在着迷茫现象。对新的教学手段掌握还比较欠缺，不能正确的理解新教材的方向。

一、开展“双语”教学，提高民族地区语文教学质量

少数民族学生从小在母语的环境里生活，用的是母语的思维习惯进行思维，母语是他们表达思想感情最精确、驾驭最熟练的语言思维工具，用这个工具去学习新知识，认识新问题，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于不懂汉语的少数民族学生来说，由于语言障碍，在接受单一的汉语言形式的统一教学时，对教师传授的知识极少能理解和接受。而“双语”教学的优势则在于它充分认识到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特点，使语言思维和语言文字符号相一致，学得快，认得牢，跨越了语言障碍，打开了学生智慧的天窗，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从而可以极大地提高教学质量。

二、听、说、读、写并重，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

在少数民族的语文教学中，汉语教学是第二语言教学。学生是通过学校的正规学习来认识汉语和掌握汉语的。而不是自学得来。在这一过程中的学生好比是一个腿脚不灵便的伤者，需要老师给他们拐棍，使他们通过拐棍能够尽快的学习到相应知识，比如汉语拼音、字、词。而要使他们学到这些，不管是小学语文教学，还是初中语文教学都必须使他们张开嘴巴，学到日常生活中汉语语言，让学生有成就感。在教学过程中，作为教学者就必须使学生先学会听说，后读写，并且在听说时兼顾读写，读写时兼顾听说。因此在小学初学阶段更应该加强学生的听说读写的训练。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后面的学习中就不必要再训练了，而是更加要注重在教学中融入听说读写的训练。对于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学习，应该在听说读写的基础上，加强对学生在一定的环境中的语言训练。这样才能更好的巩固他们所学的知识。

三、提高教师自身素质，促进民族地区语文教学质量的提高

在全面提高能够的语文素质时，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对学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少数民族教师的素质对学生学习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对于语文这一交际的基础工具来说，学生不仅在学校期间学好其他学科基础，也是他们走出校门、从事和工作和继续学习的基础。同时语文自身的文化因素，也需要我们加强对学生语文综合素质的培养。在新课程背景下，对于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农村来说，教师观念的转变和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是促进民族地区语文教学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创设教学情境，注重语文的语言工具性

语文教学提倡“文质兼美”即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这一点也适合少数民族语文教学，只不过具体约束略有不同，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语文在作为母语教学时可能更强调“美”即往美文方向发展多一些；而作为少数民族的第二语言的它则强调得更多的是“朴”即注重语言的规范，养成学生正确的表达习惯。这有利于少数民族学生的正确学习和使用汉语语言知识。从而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不断促进学生准确的运用汉语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表达方式。在新课程标准下对少数民族学生的语文教学更应该注重这一方面的培养，使他们在学习中自觉的养成规范使用汉语的表达习惯，对学生今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为学生的成长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

五、改变评价机制，促进民族地区教师的教学改革

教育体制和教育观念在转变，但教育评价体制没有转变对教师的教学观念的转变必将起到制约的作用。只有改革评价机制，才能为改革者提供环境支持，而目前的考试制度是作为评价教师的唯一方法，就会使许多改革者望而止步。因此必须改革现有评价制度，建立一套全新的评价体系。在评价学生、教师、教师的教学的时候，确立新的评价标准。积极探索既能适应改革又能应对考试的评价体系，这不是应试教育的评价，而是在改革的指挥棒下，在对学生个性发展、能力培养、创造性的发挥；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终身学习的要求下设计新的评价标准。

新时期民族声乐发展机遇与挑战 篇12

关键词：民族声乐,发展机遇,发展挑战

一、新时期民族声乐发展面临的机遇

在当前民族声乐发展过程中, 新媒体的发展能够对民族声乐的发展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现代媒体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使民族声乐的传播具有了多元化的路径。从新媒体发展对民族声乐发展带来的机遇来看, 首先, 新媒体技术能够是民族声乐传播获得多元化的平台。以往的社会大众欣赏民族声乐需要去剧场, 或者在家使用电视与广播等媒介。然而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以及互联网得到普及的背景下, 人们可以通过电脑、手机等媒介来对民族声乐做出欣赏。特别是手机等可移动的媒介, 能够在网络环境和下载前提下突破民族声乐传播的时空现实。这写新媒体在民族声乐艺术传播方面所具有的直观性和时效性具有着明显的优势, 这些优势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民族声乐受众群体数量的增长;其次, 民族声乐比赛能够推动民族声乐的发展。电视媒体的普及使各类建立在电视平台上的民族声乐比赛层出不穷, 而互联网的发展更是对这些赛事的发簪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民族声乐比赛的发展能够让民族声乐成为社会大众关注的重要焦点之一, 同时对于推动民族声乐歌唱技巧的交流与提高、挖掘优秀的民族声乐演唱者以及创造更多优秀的民族声乐作品而言具有着重要意义。另外, 这些比赛也能够激发人们对民族声乐艺术的重视, 在多元化的文化中, 社会大众能够感受到民族声乐艺术所具有的魅力, 也能够为民族声乐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因此, 在新媒体发展推动下的民族声乐歌唱比赛也是我国民族声乐在新时期发展中所面临的重要机遇。另外, 民族声乐演出的市场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民族声乐艺术的传播。在民族声乐演出市场化的背景下, 跑场与走穴等词汇成为了文艺演出活动中的流行词汇。当前包括民族声乐在内的大部分文化演出都已经成为社会大众的消费品, 这使我国的民族声乐在交流与实践方面具有了更加广阔的平台。同时民族声乐演出能够缩短民族声乐与社会大众的距离, 在增加社会大众接触民族声乐频率的基础上激发社会大众对民族声乐的兴趣, 并使民族声乐从业者能够更好的了解社会大众审美需求, 同时以社会大众审美需求为引导来对民族声乐做出现代性和时代性的革新, 推动民族声乐艺术体现出与时俱进的特点。

二、新时期民族声乐发展面临的挑战

在当前民族声乐发展过程中, 民歌发展式微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民族声乐的发展。我国民歌为我国民族声乐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我国民族声乐风格以及技巧的形成过程中, 民歌艺术所具有的发声方法、演唱形式以及素材等都为民族声乐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许多广泛流传的歌曲、歌剧拔萃曲等都是从民歌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 如建立在《襄河谣》基础上的《洪湖水浪打浪》、建立在《小白菜》基础上的《北风吹》、建立在《捡麦秆》基础上的《红头绳》等。但是, 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拼盘, 西方音乐文化对我国传统的音乐文化带来了冲击, 其中作为民族声乐基础的民歌艺术也没有能够得到幸免。在此过程中, 国人带着对西方科技先进性的崇拜而对西方音乐文化思想与音乐作品趋之若鹜, 我国民族声乐也逐渐开始借鉴西方音乐思想, 并追求着与我国民族声乐传统特色渐行渐远的“科学性”。同时, 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也让民歌逐渐失去了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与土壤。在这些现象的影响下, 我国传统的民歌艺术走入了生存危机并逐渐走出了人们的视野。对于这种现象, 我国民族音乐家天青这样说道:“现代化对民间歌曲的冲击比十年浩劫还要大。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 ? 中华民族文化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着危险。”由此课件, 当前作为我国民族声乐基础的民歌艺术已经被动摇, 新时期民族声乐发展根基所面临的挑战, 对民族声乐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威胁。面对我国民歌逐渐式微的情况, 首先我们要承认这一现状, 并以社会发展以及社会大众审美倾向的变化为依据来对民歌艺术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其次, 要求新时期的社会大众对我国民歌做出原封不动的继承和发扬是不现实的, 在推动我国民歌以及民族声乐的发展中, 应当重视挖掘民歌艺术的发展特点与发展规律, 在引导社会大众认识到民歌发展在我国传统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基础上, 来对民歌艺术做出保护、继承、创新与发扬;再次, 民歌艺术的发展不能照搬西方音乐思想。民歌艺术以及民族声乐艺术的价值在于民族性与特色性, 对西方音乐思想的照搬也许能够更好的满足一些人的审美需求, 但是事实上却会让我国民族声乐的发展失去最本质的内容与气质。因此, 对西方音乐思想做出借鉴的过程应当具有选择性, 并将突出民族声乐艺术的民族性与特色性做出基本前提。

参考文献

[1]姚晓婷.浅谈民族声乐艺术的音乐美学因素[J].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10 (02) .

[2]李辉.兼收并蓄出新韵洋腔土调总相宜——浅析吴雁泽的演唱技法[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2004 (03) .

[3]崔钰.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现状与发展[J].才智, 2010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