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少数民族地区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共12篇）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 篇1

摘要：贵州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大省, 受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风俗习惯的影响, 在少数民族地区构建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显得尤为困难。结合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农村特色经济, 加强政府对农村养老保险的财政投入, 构建新型的、多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障模式。本文从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当下的社会养老保险现状着手, 为如何构建和加快少数民族地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提出建议。

关键词：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贵州省位于中国的西南部, 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省份, 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9%, 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相对而言,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普遍比较落后, 农民的平均收入与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导致了农民在缴纳养老保险费用时存在困难。由于环境的限制,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养老资源严重匮乏, 地方财力捉肩见肘, 加之农民受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的影响, 社会养老意识薄弱, 如何引导农民自愿参与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对地方政府的行政执行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在此大背景下, 如何构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使农民老有所依, 老有所养, 是贵州省保民生、安民生, 构建和谐社会, 实现民族团结的重大举措。

一、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内涵界定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通常称之为“新农保”, 是指通过个人、集体及政府等多方筹资, 并将符合条件的农民作为参保对象纳入参保范围, 在参保对象达到规定年龄的时候领取养老保障金, 以养老保障待遇来保障农村居民年老时的基本生活为目的, 带有一定社会福利性质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它是在总结和完善我国上世纪90年代开展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简称老农保) 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项崭新制度。新农保制度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实行把个人账户养老金和基础养老金相结合起来的养老待遇计发办法, 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由国家财政全额支付;二是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办法, 地方财政对农民的缴费实行补贴。新农保制度相对于旧农保制度的这两个显著特点, 不仅强调了国家对农民养老问题承担的责任, 而且明确了政府资金投入的原则要求, 这是新农保制度的创新之处, 也是与老农保制度仅依靠农民自我储蓄积累的最大区别。

二、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养老问题现状

(一) 农村人口老年化速度逐渐加快

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老年化问题比较突出, 按照国际衡量老年化的通用标准, 某国家或地区六十岁以上老年人占整个人口总数的10%, 或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数量占人口总数的7%, 则说明这个国家或地区已经处于老年化社会。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贵州省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为2560583人, 占全省乡村26802213人的9.55%, 已经接近国际老龄化的通行标准。农村80岁以上高龄老人有211394人, 占全省同龄老年人口总数的77.44%。[1]从上面的数据表明了我省农村人口的老年化规模已趋庞大, 老年化现象的提前到来更是加剧了我省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需求, 这一需求刻不容缓。

(二) 传统家庭式养老功能逐渐弱化

1. 农村家庭结构的显著变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 而农村经济与城市相比严重失衡导致两极分化严重, 限制了农民的购买力, 与此同时, 养育子女的费用却在不断增加, 加之我国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 许多家庭都选择独生子女, 一些家庭出现了“四二一”型家庭模式, 意味着一对夫妇要赡养四位老人, 还要抚养一个孩子, 这就使得农村养老问题变得十分严峻, 家庭结构和规模的变化, 意味着以前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 就需要其他的社会养老形式作为补充以弥补这一变化所带来的养老问题。

2. 家庭“空巢”化现象普遍出现

受条件的限制以及工业化、城市化的加快, 许多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或其它非农地区转移, 形成一种外出务工的浪潮, 基本无暇顾及远在家乡的父母。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这种现象尤为普遍, 导致了农村的老人与子女们长期分离。在农村, 人们普遍认为读书是孩子唯一的出路, 他们把大部分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投资在了子女的身上, 形成了一种重幼轻老的现象, 更是凸显了农村养老这一尖锐的矛盾。

(三) 农村社会养老的进展速度缓慢

一方面, 对于农村特殊人群的养老基本得到了解决, 比如说农村的“五保”老人, 但这种解决也仅仅只停留在老人们的生活保障方面, 对于他们的集中养老还不尽完善。截至2011年底, 贵州省农村“五保”供养人数为13.9万人, 其中, 农村“五保”集中供养1.8万人, 农村“五保”分散供养人数12.1万人, 集中供养人均水平为2218元, 分散供养人均水平为885.7元[2], 基本上对农村“五保”老人实现了应保尽保。从另一个视角看来看, 农村“五保”集中供养不容乐观, 贵州农村“五保”对象集中供养率不到6%, 全省还有500多个乡镇没有敬老院覆盖。[3]

另一方面,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在有序的进行, 就试点的效果来看不容乐观, 成效甚微。自2009年开始在贵州农村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开始, 到2010年底, 农业户籍人口3514万人, 经国务院批准, 目前已经纳入国家新农保试点的县有77个, 占到全省88个县的87.5%。到2012年, 贵州新农保参保总人数已达到370.7万人。[4]这就说明, 到2012年我省至少有11个县未参加新农保的试点, 有将近3000万的农村人口还未能纳入新农保的范围。

三、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 大力发展贵州农村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

经济的发展与否对构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村寨经济, 立足于工业、农业、商业、旅游业等, 增加区域财政实力, 同时也为农民的增产增收提供保障与支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更新农民思想观念, 加强对农民的政策扶持和技术支持, 走一条可持续, 具有民族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贵州是人文和自然合璧的结晶, 丰裕的自然资源有利于我们大力推进“500个特色民族文化村寨建设推进计划”, 通过对民族文化内涵的挖掘, 提高旅游文化的品位, 将自然景观, 民族风情, 人文景观, 生态建设等有机地结合起来, 将旅游资源的优势转化为现实经济优势。旅游经济的不断发展对民族村寨产业结构的调整, 特别是促进整个乡村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 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二) 拓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社会筹资渠道

如何拓宽多元化的社会筹资渠道, 从政府方面来看, 需要加大政府的资助力度, 从具体的实际情况来看, 政府可以建立专项配套的福利资金, 这种资金的专项支出一般包括民政事业费支出和社会福利费支出。另一方面, 需要加大社会募资的力度, 就目前贵州的社会募资经费主要包括社会捐赠和政府其他部门投入民政部的专用款项, 它们筹集到的资金都是十分有限的。面对这样的情况, 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捐赠机制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不仅需要营造良好的募捐氛围, 提高募捐基金的使用透明度, 而且还要加强基金的监督管理机制, 保证募集到的资金能够用到实处, 真正用之于民, 以保证它的可持续性发展。

(三) 加强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制建设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 社会养老保障法处于空缺状态, 建立制定养老保障法就显得十分迫切。首先, 要加强立法工作, 保障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顺利地贯彻执行, 规范个人、集体和政府在资金筹集环节的权力和应履行的义务;规范政府对农村养老保障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规范对养老纠纷的救济途径等。其次, 要从立法上明确地规定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原则即半强制性原则, 即由国家通过立法规定实施条件和政策, 农村居民必须参加新型养老保障。再次, 要从立法上明确规定农村养老保障对象和缴费办法, 规定农村养老保障金和城镇养老保障金的对接渠道, 规定农民养老保障金与社会经济同步增长等。最后, 加强与农村养老保障法相适应的的配套制度建设。如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监督机制, 同时继续维持家庭养老的功能, 切实保障农村老人的权益, 确保农村老人老有所依, 老有所养。

(四) 加强新型农村养老保障服务队伍建设

养老保障服务人才队伍的建设, 需要政府、高等院校及社会各方面的有机配合和共同努力。对于政府来说, 设立专业化的社会养老保障管理机构, 为养老保障服务队伍提供制度保障, 并从制度上严格规定工作人员的权力与义务, 完善相应的薪酬制度和福利制度, 设置合理的岗位和升迁制度, 确保工作人员的生活保障无后顾之忧。对于高校来说, 各高校应该结合社会对养老服务人才的需要开设相应的专业, 扩大专业人才的培养规模并保证培养质量, 积极引导毕业生就业, 让他们投身于养老保障的服务工作中。从社会的角度来看, 应该鼓励社会开展相应的养老保障服务人才的培训, 形成规范的专业化的培训机构, 为养老保障服务队伍的建设提供配套的培训机制。三方的共同努力之下, 大批专业化服务人才的产生将会给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长期有效推行奠定坚实的基础。

(五) 加强养老保险供给主体社会合作机制

加强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社会化合作机制, 从多方面确保养老保障制度的有效推进, 贵州养老保险社会化供给主体合作机制的构建, 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 立足于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 把它作为农村养老保险社会化供给的立足点。随着大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老年人与子女的长期分居, 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开始弱化, 但是这一模式对农村养老根深蒂固的影响在短期内不会有很大的改变。其次, 要不断加强政府的主导地位, 政府要给予政策上的大力支持, 与此同时还要给予必要的财政投入, 包括对农村老年人直接的财政投入和社会福利机构的投入。最后, 要把民间组织作为农村养老保险社会化供给的支撑点。民间组织作为养老保险对象和政府服务部门的纽带和载体, 政府在给予政策和财力支持的同时, 要给予它们空间以充分发挥其市场的作用。各个供给主体的通力配合, 才能够保证新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生命力, 使它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贵州省人口普查办公室.贵州省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社会公告.[EB/OL].http://www.gzsmzt.gov.cn/show.php?id=2513, 2011-05-11.

[2]规划财务处.贵州省2011年度民政事业统计年份分析.[EB/OL].http://www.gzsmzt.gov.cn/content-33-4596-1.html, 2012-05-22.

[3]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贵州省“十二五”完善社会保障专项规划[Z].2011.

[4]王超.贵州新农保参保人数达370.7万人.[EB/OL].http://www.northnews.cn/2011/1030/545760.shtml, 2011-10-30.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 篇2

告

编辑：作者：文章来源：更新时间：2005-07-04

贵州省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

今年3月以来，贵州省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就全省民族自治地方城镇化建设问题，对册享、望谟、贵定、福泉、瓮安、惠水、道真等县市作调查，召开省直有关部门和市州政协座谈会，还赴广西壮族自治区进行了考察学习。

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城镇化发展的一般情况

（一）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

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包括3个自治州（黔南、黔东南、黔西南）和11个自治县（道真、务川、关岭、镇宁、紫云、沿河、松桃、玉屏、印江、威宁、三都），共46个县、市。土地面积（不含非自治县的民族乡，下同）97626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55.4%；2003年末人口1594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41.2%。面积占一半强，人口占一半弱。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在全省举足轻重。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由于自然的历史的诸多原因，这些地方总体上还处于人口多、经济总量小、贫困面积大、经济实力弱的状况，与全省全国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2003年，民族地区生产总值404亿元，占全省总量的30.05%，人均2628元，仅为全省、全国人均水平的73%和29%；财政总收入40.9亿元，占全省总收入的17.4%（其中地方财政收入22.61亿元，占全省18.15%），人均258元，占全省、全国人均水平的42.0%和15.3%；城乡居民人均储蓄余额1221元，仅及全省、全国人均水平的51.7%和15.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9.74亿元，占全省总额的23.9%，人均714元，仅为全省、全国人均水平的58.1%和19.9%。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看，黔西南、黔东南、黔南3自治州州府所在地城市（兴义市、凯里市、都匀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373、6552和6142元，为全国人均水平的75.2%、77.3%和72.5%，分别是贵阳市人均水平的79.8%、81.7%和76.9%；农民人均纯收入三州分别为1541元、1450元、1499元，仅为全国人均水平的58%上下。在全省50个扶贫开发重点县中，民族自治地方就有36个，就是说，全省近3/4的扶贫县分布在民族自治地方。

由上分析看出，如果贵州经济发展总体上处于全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较低层次的话，省内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总体上则处于初级阶段的最低层次。这种状况是与省内民族自治地方城镇化进程滞后紧密相关的。

（二）民族自治地方城镇化建设基本状况

贵州省90年代初开展建镇、并乡、撤区工作，建制镇发展加快。尤其是“九五”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小城镇建设与发展，相继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小城镇建设的若干规定》、《关于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决定》，明确提出以发展特色小城镇为方向，以发展繁荣城镇经济为重点，以完善小城镇基础设施和繁荣农村市场为基础，紧密结合资源、旅游、民族文化及风情、绿色产业等方面的优势，抓好200个小城镇建设试点工作，特别是2002年省政府决定着力抓好包括县城在内的100个重点小城镇建设。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推动着全省城镇建设的健康较快发展。民族自治地方抓住历史机遇，经过努力实践开拓，2003年建制镇发展到357个（含42个县城），占全省693个建制镇的51.5%；福泉撤县建市，民族自治地方县级市增加到4个，占全省9个县级市的44.4%。与此同时，民族自治地方加大城镇建设力度，城镇道路等级、硬化率，电力通讯、给排水设施和路灯照明，绿化系统等指标均有不同程度提高，一批县城的污水、垃圾处理等环保项目和防洪工程，有些已竣工发挥作用。用电普及率己达100%，自来水普及率接近60%，新区绿化覆盖率近25%，电视覆盖率和电话普及率接近全省水平。随着城镇基础设施及公用事业的发展，居民生活环境正在逐步改善，特别是生态环境质量的不断提高，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从民族自治地方的城镇体系现状观察，其特征与存在问题伴生，且处于新成长期。综合来看，民族自治地方两个层级的361个市镇已成为我省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城镇的等级结构基本上表现为行政的等级系列结构；在城镇的规模结构中，城镇人口1.0万人以上的占11.8%，绝大多数城镇人口在万人以下，相当部分城镇人口不足0.2万人；从城镇的经济职能看，由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落后，农副产品加工及农贸型城镇占80%，交通与旅游型城镇占8%，工矿型城镇占12%，加之城镇规模普遍偏小，城镇的综合功能和影响力很弱；在金字塔的城镇体系中，城市首位度为零，只有都匀、凯里、兴义、福泉4个小城市，在我省民族自治地方还没有大、中城市，小城市和包括县城在内的51个重点城镇亟待发展，一般小城镇亟待提高；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城镇管理水平不高；城镇化水平低，我省民族自治地方城镇化水平约19%（其中黔南州约24%，黔西南州约22%，黔东南州约20%），比全省低约7个百分点，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城镇化进程与产业发展。经济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的同效关系明显表现在产业发育上，就是二、三次产业的发展程度决定着城镇化水平的高低。我省民族自治地方的产业结构层次低、效益差。2003年的结构比例为36.9∶33.2∶29.9，呈典型的原始积累特征即“一二三”结构。在民族自治地方的42个县中，多数县二、三产业年增加值仅分别为一两亿元，因而决定了人均生产总值水平极低。有33个县（占总数的78.6%）人均GDP不足两千元，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最低的紫云县人均GDP为1364元，不及全省平均水平的40%。这些县几乎还未进入工业化的门槛，因而其城镇化水平大都处在10%左右。城镇化建设中的重要问题

城镇化过程是一种影响极为深远的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它既有人口和非农业活动向城镇转型、集中和强化，以及城镇地域外延拓展与城镇景观的扩大，又包括了城镇经济、社会、技术变革在城镇等级体系中的扩散并渗透到乡村地域，同时还包括了城市文明、生活

方式、价值观念等向农村推进的精神变化过程。以下三个重要问题全省存在，在民族自治地方尤为突出。

（一）特色经济优势产业发展是城镇化水平提高的经济基础

正确处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关系，坚持以工业化为核心，“三化”并举，不断增强城镇的经济实力和产业基础。据有关方面研究，目前我省城镇化主导产业选择结果的排序前十位是：能源工业、矿产资源加工业、建筑业、旅游业、绿色产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城镇市政公用业、电信业和生态环保产业。近年来，民族自治地方抓住西部大开发和新阶段扶贫开发的历史机遇，在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上下功夫，收到明显成效。不少地方从本地实际出发，以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富民强镇，涌现出谷脚、黄果树、威舍、羊坪、牛场、氵舞 阳、玉屏、和平、大龙、马场坪等一批以制药、旅游、工矿、农产品流通、交通运输为支柱产业的特色小城镇。情况表明，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一体的。工业是城镇的动力，是支撑，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城镇化的发展。凡是有产业支撑的小城镇，经济发展都较快，活力实力都较强，从而加快了民族自治地方的城镇化进程。但从总体情况分析，我省是一个生产力总体水平落后、呈多层次分布的山区省份，尤其是自治地方产业结构水平低，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突出，使得小城镇经济活力不足，建设与发展缺乏产业支撑。仅从县域经济层次看，一产为主导的县占全省87个县市区的56.3%，达49个，其中民族自治地方要占其2/3。民族自治地方近90%的建制镇第二产业中的工业企业多属资源初级加工型，普遍存在“三低三小”问题，即产品档次低、科技含量低、经济效益低，投资小、规模小、市场小。具有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屈指可数，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和辐射带动作用。

实践证明，城镇兴衰，系于产业。要使我省城镇化建设与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就需要进一步加强小城镇的产业建设与培育，充分发挥产业发展对城镇化建设的主导作用和基础作用。然而，对于民族自治地方来说，就资源的地理分布看并不具有特别的优势。全省的水力资源、矿产资源中的煤铝优势资源主要分布于非民族自治地方。因而在全省的生产力布局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民族自治地方的大项目大工程建设为数不多。以至于多数民族自治地方对外来投资项目饥不择食，一大批高能耗原材料加工业安家落户，且分散度很高。龙里、长顺、玉屏等县的铁合金、松桃的锰加工、施秉的工业硅、安龙的电石等等几乎都是近几年招商引资发展起来的，已经成为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深化对加快城镇化建设与解决“三农”问题重要性的认识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解决长期以来制约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特别是对“三农”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途径是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农业产业化。这是贯彻“十六大”精神，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城镇化是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进一步扩张的载体，是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必然趋势。而加快城镇化建设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开拓农村市场、缓解内需不足，增加农民就业、缩小城乡差距、发展农村经济等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民族自治地方“三农”问题主要表现为城乡差距扩大，农业生产水平不高、效益低下，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各项指标实绩与标准指标悬殊大，农民收入低且增长缓慢，贫困人口多，量化物资人均占有少、农村消费能力偏低和

农村劳动力转移困难等等。城镇化是把农村人口和农村劳动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进入城镇的主要途径，并能通过要素聚集促进工业化的发展、促进农村劳动转向二、三产业。只有减少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才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人均收入，最终才能富裕农民。应该肯定，现在各级政府对待务工经商农民的政策已经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从限制性政策向鼓励性政策转变，从歧视性政策向平等相待政策转变，从偏重城镇政策向城乡协调发展政策转变。通过促进城乡之间的联系和融合，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只有这样，解决“三农”问题才不再走就“三农”抓“三农”的老路子，开辟一条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新途径。

（二）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困难，城镇化人口规模小

我省民族自治地方城镇化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农村人口过多。在加快城镇化建设中，不仅要把注意力放在规划、建设、管理城镇上，而且要加大对转移农村人口、增加城乡就业等问题的力度。在城镇建设、交通建设、水利建设和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征占了农民的土地，人多地少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必须向城镇转移求生存、求发展。富裕农民，首先要转移农民。城镇化的过程就是农村人口逐步减少、城镇人口逐渐增多的过程，其本质就是经济发展促进农业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形成非农业经济量凝聚的区域。为此，应该创造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进得来、留得住”的良好环境，基本的条件是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能获得相对稳定的就业和基本的社会保障。然而，进城务工的农民由于现行身份所限，无法享受到城镇人口才能得到的政策待遇和各项公共服务，如户籍、就业、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政策和公共服务中的各项优惠。民族自治地方城镇人口范围，除非农业人口外，还应包括居住在城镇镇区的那部分农业人口及一定比例的外来暂住人口。这三部分人口中非农业人口为主体约占55%左右。根据统计调查资料整理，在民族自治地方的357个建制镇的镇区人口中：人口不足0.1万的有29个镇，占8.1%；人口0.1－0.2万人的约有101个镇，占28.3%；人口0.2－0.6万人的174个镇，占48.8%；人口0.6万－1.0万以下的有11个建制镇，占3.0%；人口1.0万人以上至5.0万人的有42个镇（其中39个县城），占11.8%。从现状分析，4城市及一部分重点镇（含多数县城）非农业人口比重要低一些，大多数一般建制镇非农业人口比重则要占70%以上。

加快城镇化进程的若干建议

（一）更新思想观念，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城镇化建设。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加快城镇化进程，提高城镇化水平，促进农村人口转移，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持久的动力，是优化区域经济结构，事关农民增收致富，促进民族自治地方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结合我省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应实行“以人为本，以市场为导向，培育发展农业产业化，加快工业化，推进城镇化”的取向，按照“建设农村必须繁荣城镇，振兴农业必须发展非农产业，富裕农民必须转移农民”的思路，协调区域发展，加快自治地方城镇化建设，采取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相结合，促进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总结黔南、黔西南和黔东南自治州的经验，加快沿铁路、干线公路的城镇化建设，把

重点放在县城及一些基础好、发展潜力大、带动面广的重点镇上，重点支持重点发展，逐步使之成为布局合理、规划科学、设施配套、功能较全、环境优美、辐射力强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化小城镇，以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实现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二）进一步做好各类城镇建设规划。要把城镇建设好，必须首先重视规划。规划作为城镇建设和发展的龙头，在它的指导下，才能收到减少盲目性、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小城镇的规划中，应注意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全面发展，合理确定人口规模与用地规模，既坚持建设标准，又要防止贪大求洋和乱铺摊子。一是应尽快编制、调整和完善州域城镇体系规划；二是对已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县域和重点镇总体规划进行修编，以集中力量抓好县城和重点镇建设，完善功能，增强辐射力；三是突出重点，在总体规划指导下，抓好控制性详规和修建性详规工作。编制好规划，要贯彻“统一规划，精心设计，努力形成城乡统筹、共同建设、协调发展新格局”的指导思想。将区域尤其是城郊区域内的城镇和乡村一并纳入规划，统筹考虑产业发展导向、开发空间布局、重点项目安排和人居环境的功能分区，形成以镇带村、以村托城、共建互融的发展格局。与此同时，还应将村镇建设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为以后逐步形成以集镇为网络的小城镇体系打好基础。编制规划应高度重视弘扬民族文化的挖掘与提升，不断开拓优秀文化内涵，实现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与城镇环境的有机结合，构建城镇精品，展现城镇的民族风格和特色。应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应高度重视和加强对自治地方城镇体系规划工作的指导，并切实增加投入，确保规划质量。

（三）加大力度培育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型城镇。特色是小城镇发展的生命力所在，充满活力的经济是小城镇繁荣发展的基础，产业兴旺是小城镇经济实力的表征。结合民族地方的特点，应在几个方面着力：一是制定特色产业型城镇的发展规划。注意以市场为导向，突出重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注重生产力布局的优化和合理性，实行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二是省在优化生产力布局中，对自治地方应实行重大项目倾斜，争取在“十一五”有一个较大的突破。三是在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下，运用政府政策引导，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逐步引导现有企业向城镇集中，形成特色产业发展园区，由此带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四是抓住机遇，抓好经济综合开发示范镇的建设。从1998年开始，国家发改委（原国家计委）启动实施以繁荣小城镇经济为目的的经济综合开发示范镇项目建设，我省先后有17个镇（其中民族自治地方9个镇）启动实施了示范项目。“十一五”要争取有较多的镇进入国家的盘子，这对培育小城镇主导产业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五是以市场为导向，依托资源优势，培育发展矿业型城镇、旅游型城镇、绿色产业型城镇、民族文化型城镇及商贸集散与交通枢纽型城镇。六是统筹乡镇及周边农业综合开发和特色经济发展，以发展农业产业化为契机，根据各地优势，注意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科学合理选择确立优势产业建设，重点支持规模较大、起点较高、产品有市场、营销前景好、能带动农业和小城镇建设的龙头企业，促进农民增收和村镇经济繁荣。

（四）积极培育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强职业技能培训。近些年，全省离开原农村居住地到省内外的农民工达600余万人（到省外的有200多万，其中自治地方近百万），小城镇镇区平均每年以近20万人的速度增长（不含自然增长）。据有关方面测算，全省2000余万农村劳动力中约有1/3强的富余劳动力。因此，调整提高农村就业结构水平，多途径转移农村劳动力，就成为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又促进城镇化建设发展的“双赢”的重要举措。一是改革现行不合理的用工制度，取消对农民进城镇就业的歧视性限制性规定，凡是不利于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规定都要进行修正。改革城乡分割的就业制度，引导和支持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合理有序流动，逐步形成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取消针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简化农民工外出就业手续，清理取消各种不合理的收费。二是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以国家实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为契机，加大对自治地方的财政支持力度，开展转移前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使农民工“进得来、留得住”，逐渐变为市民。三是进一步放宽户籍迁移，加快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尽快形成城乡统一管理的新户籍制度和机制。四是把农民工的住房、子女教育、养老保险、享受公共服务等问题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多渠道加以解决。

（五）逐步建立和完善统筹城乡建设、促进城镇化的体制和机制。一是继续深化小城镇用地制度改革,改革完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逐步健全土地市场机制，积极稳妥地探索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同时，加快建立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制度，鼓励农民以土地流转入股方式，参与城镇建设或创办企业；政府从征地收入中提取一部分，建立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等。应逐步提高对自治地方的土地征收和征用的补偿标准，以使失地农民能享受到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二是改革完善小城镇建设投融资体制，在加大地方政府资金引导投入的同时，主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依靠社会资金建设发展小城镇。在招商引资中，应构建各方投资利益分配机制，鼓励异地办厂置业、收益合理返还、实绩各有所得，努力实现投资来源多渠道、投资主体多元化。积极探索财政贴息、项目经营权转让、给予冠名权、级差地租收益、资本置换等方式拓宽融资渠道。对小城镇国有建设用地，应以出让、租赁、作价入股等有偿使用方式供地，并将其有偿使用收益留给镇级财政，专项用于城镇开发建设。坚持城镇市政公用事业改革的市场化取向，通过招商引资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加大小城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力度，建立完善职能明确、结构合理、精干高效的城镇行政管理体制。切实赋予小城镇相应的管理权限，增强政府管理经营城镇的权威；机构设置不应要求上下对口，但又须将必需的税收、工商、土地、建设等机构及职能延伸到镇；逐步建立有利于城镇发展的财政管理体制，增强镇级财政实力和镇政府调控能力。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 篇3

关键词 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

十六届五中会会公报建议中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十一五”规划也把建设新农村摆到了显要位置。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经济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与全国发达地区相比，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我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存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民族群众的整体素质较低，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目标不明，思路不清，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没有特色，缺乏生命力，模仿刻画现象严重，在教育方面科技教育落后，科技含量不高，从而导致了民族地区城乡发展不均，贫富差距大的现象。新农村建设是党和国家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我省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是我省经济文化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根据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立足于我省民族地区农村实际，深入研究我省少数

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一）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是丰富少数民族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

构建和谐社会，其根本目的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全国人民过上幸福的小康生活，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在美国管理学家马斯洛看来，人的需要是一个逐渐递增的过程，当低级的需要（如生理安全需要）获得相对满足后，才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1] P119。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省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绝大多数民族群众告别了贫困，解决了温饱问题，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基本上满足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物质需求，但文化建设就显得相对落后，基本上不能有效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需求。所以加强我省民族地区文化建设，是丰富少数民族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

（二）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是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素质的需要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的丰裕，它还涉及到人们的精神状态、思想道德水准、科学文化程度、价值取向等方方面面，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推进的过程。这就对人们包括广大农民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我省少数民族地区，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良好民族文化环境的薰陶和潜移默化。因此，建设我省新农村，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就成为当前农村工作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我省一些较为偏远的民族地区，许多民族群众仍然拒绝市场观念，存在求稳怕变、小富即安等思想障碍，加强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文化建设，就是要求继承发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传统，革除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全面提高民族群众的素质，以使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在生产和经济中懂得精于核算，善于管理，降低成本，重视质量和效益，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向集约型转变。

（三）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是提高民族地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整体水平的需要

加强我省民族地区农村文化建设，不仅能为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在人才培养、信息传递、科技普及、市场开拓、脱贫致富等方面发挥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能为我省民族地区农村的深层次改革提供精神动力，把民族群众从消极无为的自然经济观念和传统的小农意识中解放出来，用新的价值观武装广大民族群众。通过加强我省民族地区农村文化建设，一方面使广大民族群众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有一个较大的提高；另一方面用健康向上、生动活泼的文化艺术手段，教育民族群众自觉抵制封建残余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克服陋习，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促进新农村社会稳定，从而使我省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整体水平有一个较大的提高，进一步加快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

（四）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是构建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需要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应当是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协调发展，文化建设从来都不是孤立进行的，其内容贯穿在经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之中。文化建设对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价值导向和精神动力，是影响经济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首要因素。就政治文明建设而言，只有使公民意识、民主意识、法治观念等深入人心，政治文明建设才能卓有成效，通过文化建设来实现人的综合素质的提升是基础性工作，因此，只有通过积极有效的新农村文化建设，形成有益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环境，才能实现我省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才能有效构建少数民族地区的和谐社会。

二、对我省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思考

（一）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必须紧紧围绕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目标展开，解决目标不明，思路不清的问题

发展民族地区农村经济文化，提高民族群众收人，引导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农村是现阶段我国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所谓“新农村”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不仅包括物质文明的内容，也包括精神文明的内容。“和谐社会”的目标，经济是基础，培养新型农民是内在要求，优美的生活环境，良好的社会秩序，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基本的标志和条件。我们在早期的农村建设中，就存在目标不明，思路不清的现象，使我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出现发展滞后状态。比如在一些地区，全凭在任基层干部的个人意愿，一人一个目标，一天一个政策，既劳民伤财，又影响地区持续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必须紧紧围绕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目标展开，首先要把新农村文化建设作为促进我省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列人脱贫致富奔小康目标构建和谐社会，统筹规划，同步实施，文化建设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进行，这是一个大前提和原则，其理论依据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对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所作的历史考察。只有把农村文化建设纳人奔小康目标和构建和谐社会，才能有效推动农村奔小康进程，推动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其次要在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速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为农村文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第三要建立健全行政机制，提高基层组织效率。“十一五”规划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条件下，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主要依靠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同时，政府要正确履行职责，调控引导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保障规划顺利实施。我省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就必须进一步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强化领导责任，完善各项制度，把文化建设渗透到整个新农村工作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中去。

（二）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必须紧紧围绕民族地区特色传统文化展开，解决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生命力弱的问题

我省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文化，形成了丰厚的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富积的文化资源。如苗族服饰文化、布依族的蜡染艺术，彝族的节日文化等。这些都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厚土壤,建设我省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的历史条件。若我们离开了这些传统的民族文化，我们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我们只有依托我省现有的民族特色文化基础，继承与借鉴相结合，吸收与改造相结合，强化和发扬优秀部分，淘汰不适应社会需求部分，才能焕发出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生命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我省目前的民族文化建设中，许多地区存在重复建设，刻意模仿的现象。我们弘扬的民族民间文化是优秀的部分，是在新农村建设发展中发挥正作用的文化力量，而不是如有些地方所搞的模仿、臆造、陈列和仅供观赏的文化展品。只有从本民族地区的传统特色文化出发，利用自己悠久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形式，运用现代市场机制经营发展，装点民族群众自己的新生活，才能赢得民族群众的喜爱和欢迎，形成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才能使我省民族地区农村文化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解决我省民族地区文化生命力不强的问题。

（三）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必须积极调动民族群众这一建设主体展开，解决民族群众主动积极性不高的问题

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的建设，仅仅依靠政府是不行的，所以，民族群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直接决定我省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水平和成效。当前，缺少好的活动载体仍然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难题，民族群众是最朴实、最讲实际的，只有从民族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民族群众关心的问题人手，找准植根于民族群众生活中的文化活动载体，才能激发农民对文化建设的参与热情[2] P31。在积极调动民族群众时，要注意：一是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全面落实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二是要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积极发展了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创造更多更好适应民族群众需求的优秀文化产品。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文化创新，实施精品战略，繁荣艺术创作，提高文化艺术产品质量。加强文化自然遗产和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三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立基层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和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改进对公共文化单位的扶持方式，促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

（四）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必须紧紧围绕科技教育这一建设主题展开，解决民族地区农业科技量不高的问题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科技进步日益成为经济文化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和战略资源，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持续发展的源动力。在贵州欠发达的民族地区农村欲迅速摆脱贫困，生产力与农收科技要实现质的飞跃，建设新农村新文化，关键还得看科教兴农。一是要加大对民族地区农村教育的投入。除了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己出台的筹措经费的各项法律规定和政策外，还应调动各种社会企业组织对民族地区农村教育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促进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二是要根据社会发展及时调整科教内容。一般说来，对农民的教育类型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在建设新农村文化中要做到这三者之间协调发展，基础教育是根本，职业教育是发展，成人教育是提高。三是要创新农村科技体制，提高科技在农业中的贡献率，比如加大农村技术人才的输入和培养，建立健全民族地区农村科技创新体制，加强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与民族地区农业的合作，实现科农携手的良性循环。

（五）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城乡协调发展这一建设纽带展开，解决民族地区城乡贫富不均的问题

在中国经济社会总体发展进程中，我们必须看到，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文化繁荣，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我省的民族地区，这种现象显得尤为突出，民族地区农村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明显落后于城市，城乡文化二元结构还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在我省民族地区农村文化建设中应坚持“以城带乡，以城促乡”的发展模式。根据地党的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全面落实“十一五”规划的要求，统筹城市与农村发展，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是解决农村文化供应不足，缩小城乡文化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的有效途径。一方面要靠各级政府在政策上支持，扶持民族地区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动员社会的力量，加强城乡文化交流，发挥城市文化对农村的辐射作用。大力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鼓励大学生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锻炼，发挥知识扶贫的作用，丰富民族地区农村文化生活，促进民族地区农村文化建设上台阶。

注 释：

[1] 兰 苓. 市场营销学[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

贵州民族地区教师的脱产培训学习 篇4

贵州少数民族居多, 教师年龄普遍偏大, 社会经验丰富, 自觉性强, 理解能力强。但由于工作时间长, 所以在学习上显得力不从心。

二影响贵州民族地区教师培训学习的因素

教师大多来自偏远、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山区, 绝大部分都是已婚的, 各有各的社会、家庭现状。所以民族地区的教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由于他们的特殊性, 就给他们的学习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1. 家庭的影响

教师大都是成家立业的人, 他们不但要考虑自己的吃穿住行, 还要考虑家人的吃穿住行以及农村各种应酬, 故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思想包袱。比如教师培训班中来自惠水县摆榜乡平寨村的一位教师, 他家经济困难, 主要经济来源是靠卖大米, 但粮食本身不够吃, 这次参加培训的费用是借高利贷筹集的。再加上他有一子一女, 在儿子出生不久, 为了响应我国计划生育政策, 其爱人就去做了结扎手术, 手术后不久小儿子因病夭折, 这种挣扎在温饱线上和在农村没有儿子继承家业的封建枷锁精神负担下的教师, 难道有心思培训吗?另外, 他们都是有妻室儿女的人, 绝大部分教师是心分两半, 一半在学校培训, 一半在家里, 担心家里妻子、儿女生病或其他意外。比如教师培训班中的一位教师收到家里来信说, 孩子生病住院, 请假回来学习不久, 又带信来说妻子生病, 处于培训规定 (不能连续两次请假) 的约束没有回去, 像这样的情况难道对培训学习没有影响吗?

2. 社会环境的影响

由于大多数参与培训的教师处在文化比较落后的山区, 为了对孩子进行扫盲教育, 农村就需要一定数量的教师, 为了充实教师队伍, 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就招聘了一定数量的民办教师及代课教师, 参加培训的教师大部分是民转公和代转公。据参与培训的教师反映, 民办教师工作量大、待遇低, 每年的民转公指标少。我在教师培训班做过一次民意测验:你们来培训的最终目的是什么?94%的教师是为了通过脱产培训学习转正, 6%的教师是想求知, 82%的教师二者皆有。其中10%的教师是为了培训转公, 并不想学什么文化知识, 从以上可看出, 绝大多数教师是迫于无奈才参加脱产培训学习的, 有这种想法的教师能专心参加培训学习吗?

3. 个人文化因素的影响

教师培训班的教师初中毕业的占34%, 高中毕业的占66%, 有的甚至是中函毕业, 再加上教龄都在10年以上, 年龄偏大, 记忆力衰退。所以, 即使大多数教师想学知识, 但学起来实在太难, 比如上数学培训课, 由于知识的连贯性强、忘记的数学基础知识多, 要弄懂每节课传授的数学知识就感到很吃力, 久而久之, 影响教师参加培训学习的积极性。

三针对问题, 提出相应的对策

1. 加强参与培训教师的思想教育

通过班会和个别谈心的方法, 帮助他们克服一切困难, 减轻思想负担, 激励他们好好培训学习, 让其知道能有机会培训学习实在是不易, 不管承受多大的压力, 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学习电视连续剧《走出黄土地》中王思明的办学精神, 牢记其中的一句话“不要误了娃们”。要不误了娃们, 自己必须具备良好的文化知识和扎实的基本功。

2. 在培训教学中应做到多讲、细讲, 激发学习兴趣

3. 引导参与培训教师自学

教师培训班的教师自觉性强, 有一定的理解能力, 只是由于工作时间长, 再加上在家乡任教时各种琐事繁多, 没有时间学习, 来参加培训后想学但不知从何学起。作为教师, 不但要传授他们新的知识, 而且主要是传授学习方法。所以必须根据他们的特点, 引导他们自学, 弥补知识的不足, 从而更好地掌握培训班传授的新知识。

四注意防止教师培训学习的片面性

教师培训班中都是具有10年以上教龄的教师, 他们知道基础教育教学中最缺什么知识, 参加培训学习时自然形成一定的选择性。再加上教师有的喜欢理科, 有的喜欢文科, 从而对全面学习知识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作为他们的老师应讲清楚,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 培训开设的各门课程都应该好好学习。虽然学习时有一定的困难, 但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学好各门知识, 并不是自己喜欢什么、基础教育教学急需什么就学什么。培训结束时应做到基础教育教学开设的各门课程基本都能任教, 这样才能算一个称职的基础教育教学教师。

摘要：本文针对贵州民族地区教师培训学习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贵州黔南少数民族古老葬俗 篇5

2015-06-15

崖洞葬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古老葬俗，即人死以后，将殓尸棺木放入崖洞中的一种葬法，葬地大多数选在山腰或山脚的天然崖洞，不少崖洞葬地点就在村塞附近。因其葬地的选择与山崖有关，所以被称之为“崖葬”或“崖洞葬”、“崖洞墓”等。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神秘的崖洞葬俗便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人们不断探索这些葬俗与现今生活在我国南方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研究历史上行这些葬俗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

黔南崖洞葬遗址20多处

近年来，黔南州有关部门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全州境内神秘崖洞葬遗址达20多处，遍布都匀、福泉、长顺、惠水、龙里、贵定、独山、三都、罗甸、荔波等黔南大部分县市，黔南苗族和瑶族在历史上都流行崖洞葬习俗，清代“改土归流”之后，才渐渐改为土葬，但在边远地区，依然保存古老的葬俗。

苗族洞葬数量最多的是都匀，有3处洞葬遗迹。3处洞穴都位于都匀市石龙乡和贵定县尧上乡交界处，位于石龙乡其和村的洞穴口朝天，用绳索系住身体才能下滑进洞。洞内增有木棺材约1500多具。1960年，当地村民进洞，失火引燃木棺，连烧了13天烧毁木棺约500具现存仅1000多具，其中还有绝无仅有的两具裸尸木棺。石龙乡有一处无主洞葬。与其他地方不同，附近居住的苗族、布依族都不认为洞中所葬的是自己的先人。

洞葬最奇特的是长顺交麻天星洞。这里，干贷河穿洞而过，必须乘般而入，攀缘石壁而上，才能进到崖墓处。洞中的棺木按死者的死亡时间顺序放置在台地上，其中不少棺木是珍贵的金丝楠木，贵州省博物馆还在洞内棺中发现唐宋蜡染。这种水上崖墓在现今少数民族洞葬中独一无二。

葬洞最大的是龙里摆省乡果里村的崖洞，高达几十米，深约800米，内分3个洞厅，其中一个约有3000平米，接近一个足球场大小，洞里最早的棺木有600多年，根据棺木上的木架，可以分出死者的性别，有6根桩的是男性，4根桩的为女性。当地人称，这里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才改洞葬为土葬。

惠水摆金有两处葬洞，一处被火烧毁，棺木所存不多，另一处仙人桥洞，则是黔南存放棺木最多的葬洞，将近2000具。洞中的棺木用木架支撑县置，每层木架安放两具棺木，高达8层，目前是我国已发现保存最完整最壮观的洞葬。

三都羊福的崖洞葬与黔南其他各市县都有不同，不是放置在洞中，而是放置在悬崖上的人工开凿出的洞窟中，只求能够避风挡雨即可。罗甸有另一种更为奇特的悬棺洞葬。先人们利用大山悬崖裂缝将棺排放置进去，一层一层的棺木非常壮观。

原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政协文史委主任刘世杰告诉记者：黔南所拥有的崖洞葬遗迹，无论从数量、规模和分布来看，可称得上是“中国崖洞葬博物馆”。黔南洞葬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至今世界上仍保留这种习俗的民族已不多见，这些神秘的葬俗对研究当地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荔波瑶族沿袭崖洞葬俗

人们都认为，崖洞葬离我们现代人已经很远了，而在荔波县瑶族至今还在沿袭崖洞葬。

6月中旬，记者与来自西班牙、中央电视台等海内外多家媒体记者在黔桂交界的荔波县瑶族聚居的瑶麓乡一大山洞里看到，数百具新旧“井”字形棺木按照一定规则排列着，棺木上还雕刻着一些图腾和文字等。

据陪同考察的当地有关研究人员介绍，这里的瑶族至今还沿袭着古老的悬棺洞葬葬俗，已有300年以上的历史了。是目前世界上罕见的少数民族悬棺洞葬的族群。

在荔波有瑶山和瑶麓两个瑶族乡，两个乡相距不过几十公里，但他们语言不同，服饰也不同。瑶山乡的瑶族丧葬是立“图腾柱”式的碑记实行土葬，而瑶麓乡的瑶族却仍然实行崖洞葬，成为目前全国唯一传承洞葬的族群。

瑶麓乡的瑶族是一个封闭在荔波喀斯特原始森林深处的民族，崖洞葬按家族氏摊分着山林里的山洞，作为亡灵安息的洞窟。

当老人去世了，族人们砍来树木，解成木板，做成“井”字形的棺木。瑶族画师用矿石颜料和蓝靛为亡灵描绘有天堂、人间、古钱、海洋和地狱的月牙形图腾及鱼形图腾的木板，嵌置在棺木上。家人们为死者煮一包糯米饭和一块烤肉给他当枕头，放在棺木内。后生们围着棺木，烧起篝火，敲着木鼓，唱起古歌，围绕着棺木跳起“打猎舞”。待到太阳落下，月亮升起，几十个后生抬起棺木，全村人打着火把将亡灵送出村寨。女人们在村寨口停下脚步，跪着火把消失在茫茫的喀斯特原始森林中。亡灵黑夜上路，是要亡灵不再认识回村的路。后生们抬着棺木，走进原始森林。按古规，他们不许走有人过的路，也不准许用砍刀开路，必须钻刺蓬踏荆再现棘，走一条陌生山路。几十个人抬着棺木钻刺蓬攀悬崖，前拉后推，将沉重的棺木送进半山上的亡灵洞中。他们照古老的规矩，按姓氏把棺木放置在洞窟里。然后一齐转身离开洞窟。此时，任何人都不能回头再看一眼亡灵洞，而且从此任何人也不再走进这个亡灵安息的地方。

在瑶族人心中，亡灵安息的洞窟里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有些人的棺木是不允许进洞的，只能摆放在洞外原始森林的野地里，如儿童非正常死亡及在外死的人。亟待抢救和保护的崖洞葬

近日，记者与来自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有关民俗考古专家到距离都匀市区70多公里的石龙乡小冲崖墓考察看到，位于半崖的岩洞呈弧形状，地面呈锅底型，宽如一个篮球场，高约10米以上，洞厅内数十具棺材被人为地撬开，棺盖和棺合横七竖八，死者的骨骸和遗物散落满地，有的棺材被乱石淹没，有的棺木有被火烧的痕迹，整个崖墓没有一具完整的棺材。

据当地群众介绍，以前整个洞内堆满了数千具葬人的棺材，清朝曾被大火烧毁部分棺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洞内约有1500具堆放整齐的葬人棺材，“大跃进”期间，附近村民在洞中熬硝失火引燃棺材，延烧13个昼夜，烧毁棺材1000具左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期间，洞内尚有葬人棺材500具左右，有大胆青年进洞撬开棺材“寻宝”，以此将棺材抄得乱七八糟，满地一片狼藉，同时，还发现大部分尸体保存完整；更有甚者将棺材偷出去，或加工成木板，或用油漆粉刷修饰一番后充当好棺材高价出售。

有关民俗考古专家初步考察认为：黔南拥有众多崖洞葬遗址，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是不多见的，崖洞葬是黔南从事粗放农业耕作兼营狩猎和采集的少数民族的葬俗。对进一步了解该民族葬地选择、文化内涵、历史渊源和传承关系、族属以及所反映的宗教观念等方面情况均有十分重要意义。

目前，荔波县将瑶族崖洞葬俗及葬洞列入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名录之列。但是，惠水、龙里、都匀等众多原来规模宏大、民族文化内涵丰富的崖洞葬如今人为破坏严重，十分可惜。专家说这应该引起当地有关部门的重视，及时抢救和保护。

神秘的崖洞葬文化

黔南崖洞葬的葬法严格按氏族和家族区分，一般是一个家族同葬一个崖洞，也有同一氏族中几个家族同葬一洞，但在洞内各家族棺木摆放的位置均有规定，不得混淆。因此崖洞葬中每个洞至少几具、十几具棺木，许多崖洞多达几十具乃至数百、上千具。

黔南崖洞葬的葬具全为木质，但棺木形制大多为木板拼合式，而整木挖凿成的棺材十分少见。其中有木板拼合式高架棺，整个棺身外加木制棺架固定，棺架分圆形和方形两种，大多数棺架立柱顶部加工成牛角形或菱形等。有栓棺式，棺身由大块板拼合，棺盖、棺底和两棺侧均用木栓固定，另有一种形制只是用两条木栓插入两棺侧板尾部所凿的方孔中将整个棺身固定；有弧背形汉式木板拼合棺；有整木挖凿的圆形棺，即棺盖、棺身为同一段整木剖开，棺身刳空，以仅容一具尸体为限，棺盖和棺身两端用竹篾、藤条捆扎固定。

自古以来，黔南苗瑶族同胞大多居住大山深处区，在远古社会生产力低下时期，人类多以天然洞穴为居住之所，至今有部分苗族仍居住山洞。生时既以崖洞为家，死后依然归葬崖洞，在云贵高原岩溶地貌发育良好的石灰岩山区崖洞与溶洞较为普遍，这为实行崖洞葬的民族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考古学资料表明，黔南是我国崖洞葬分布最集中的地区，荔波县瑶麓乡的瑶族至今尚保留崖洞葬俗，惠水部分苗族和荔波县的一些瑶族由崖洞葬改行土葬是近数十年之事。黔南崖洞葬大多为苗瑶族葬俗。目前所见的崖洞葬年代大多为明、清时期的文化遗存。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 篇6

关键字：贵州教育；少数民族；教育

中图分类号：G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213-02

一、创刊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育近代化开始在中国逐步推行，相比其他省份，贵州省的教育水平非常落后。为了改善这一情况，贵州的一些知识分子开始积极引进和传播西方的教育思想，如李端棻、严修、周恭寿等。他们对贵州教育的研究主要为办学方案和新学堂的规章制度上，也对贵州省教育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民国时期，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界全面觉醒，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贵州的教育报刊杂志开始出现。近代创办最早的贵州教育报刊是清宣统元年（1909年）创办的《贵州教育官报》（月刊），但很快就停办。民国时期，由于学术界对教育的关注，大批的教育杂志应运而生。贵州省教育司、教育厅等机构都先后办过一些刊物。如贵州省教育司编辑、贵州官书局发行的《贵州教育公报》（ 半月刊）（1913—1924）、贵州省教育厅秘书处编辑的《教育公报》（月刊）（1935年）、贵州省文献征辑馆编辑出版的《贵州文献季刊》（1938—1947）等。贵州省各地区、各学术团体及学校也办过一些刊物，来宣传教育思想，但这些刊物存在的时间都不长。贵阳达德学校创办的《达德周刊》，除发表教育教学研究文章外，也发表政治时事评论，鼓励留洋，提倡汉、苗文化交流等。在这些刊物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较大的就是贵州省教育厅主办的《贵州教育》（月刊）。

《贵州教育》于1938年创刊，是贵州省政府教育厅在调整了《贵州义教》的组织机构、办刊宗旨、刊物内容、对象范围后，在此基础上创办的，并由中华书局公开出版发行。1939年2月，贵阳遭到了日本飞机的猛烈轰炸，位于贵州省教育厅的《贵州教育》编审室在轰炸中损失惨重，许多资料、稿件付之一炬，期刊的正常出版受到了严重影响。之后出版的师范教育、民族教育专号等，都改为合刊。1939年10月，《贵州教育》正式改为月刊，直到1948年6月停刊。《贵州教育》既刊载了国民政府的教育法令、方针，也刊登了大量贵州教育方面的文章，对研究贵州教育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贵州教育》中关于少数民族教育方面的论述

《贵州教育》作为民国时期贵州省教育刊物中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杂志月刊，其在办刊期间刊载了大量优秀的文章，对贵州省教育的各个方面都有涉及。在少数民族教育方面，《贵州教育》不仅刊载了学者们对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的文章，也刊登了国民政府的教育方针以及关于贵州省少数民族教育的调查资料等，对贵州省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这些文章指出了发展贵州省少数民族教育的必要性、贵州省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问题，并对如何发展贵州省少数民族教育提出了实质性的见解和意见。

（一）发展贵州省少数民族教育的必要性。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大片国土沦陷，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贵州省地处西南的交通枢纽，陪都重庆的屏障，自然为国民政府所重视，建设贵州、开发贵州，使之安定繁荣，成为支援抗战的大后方，成为国民政府的主要任务。但由于贵州省少数民族多聚居或杂居在偏远山区，经济不发达，文化水平落后，甚至有些少数民族群众不知国家为何物。抗战形势严峻，对于树立贵州省少数民族的国家观念、调动他们参加抗战的积极性，是边疆教育急需解决的问题，学者们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陈国均在《贵州省的边疆教育》一文中提到：当值抗日战争时期，需储备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充实国力，凡是我国同胞，应不分地域，共同努力，完成到抗战建国的使命。“然国力培育，尤贵激发民众自动，欲激发民众自动，端赖教育力量之引导。 ”贵州苗夷人口约占贵州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抗战建国大业是苗夷同胞不可推卸之责任，然以往苗夷教育不普及，汉苗之间至今仍存在分歧，为了保家卫国，抵御敌人入侵，“故本省苗夷教育之推进，实为当前要务。”王盈川在《贵州省边民教育之设施》一文中也指出：“抗战以来，本省作为西南文化经济交通重心，拥有边民三百余万之众，在这争取民族生存、国家独立的全面全民神圣抗战中，需要全国每一个地区的每一个人民都担负起这一任务，也需要用进一步的教育来引导他们走向抗战建国的大道。”可见，为了团结贵州省的各族人民，支持抗战建国，必须发展贵州少数民族教育，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增强他们的国家、民族意识。

（二）贵州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及存在的问题。

关于贵州省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历程与现状，也有不少论述。陈国均在《贵州省的边疆教育》中详细介绍贵州省少数民族教育从晚晴至抗战时期的发展历程，认为贵州省少数民族的学校教育最早发源于安顺基督教内地会开办的苗夷学校，此后，教会还在石门坎地区开办了学校，并逐步扩大其在石门坎地区的教育势力。陈国均认为教会在石门坎办教育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也有其弊端。“在教会势力下，沾染宗教的气味太浓厚，很少有国家、民族意识的灌输”，教会在教学过程中也是在进行文化侵略。陈赤子在《石门坎的苗民教育》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基督教会在石门坎的传教、办学过程，认为教会教育的成功应该引起国民政府的深思，“亟盼我们贤明当局切实办理苗夷教育，以挽回失却了的教育权。”教会教育虽是一种文化侵略，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取得的成绩。与之相反的是，在国民政府控制贵州前，贵州省长期处于政权更迭、军阀混战的环境中，民族教育一直发展缓慢甚至停滞。

关于贵州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时人多有记述和介绍。吴修勤在《贵州边民教育的检讨与改进》一文中，肯定了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时期贵州少数民族教育取得的成就，也指出了贵州少数民族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经费困难，人才匮乏；缺乏健全的组织，对于少数民族教育没有一个具体、系统的规划，“执行者各行其是，没有联系，没有互动，工作效率低下”；高调跟风者多，办实事的少；师资缺乏，专门培养少数民族教育师资的学校只有3所，其培养的师资不能满足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需求；从事边教事业的人员工作条件艰苦，因语言、文化习俗问题难以融入当地社会，影响教学工作的进行。陈国均认为贵州少数民族教育开展困难，主要有以下原因：1.苗夷子弟及其父母不乐于入校读书，“一是读书后恐强逼改易妆束，尤其是剪发，谓发剪去，其人必被虎吃，”二是读书后恐被逼当兵当差，三是有较开化者认为读书后，必会被送到外省或外国，不能再回家乡，“因有此种心理，苗夷视读书为畏途，若勒令入学，往往出资请他人代替或携家远避，”因此苗夷学生难招是苗夷教育的根本大问题；2.苗夷子弟对汉字不感兴趣；3.苗夷学校很少，多位于镇上，“但苗夷居处偏僻，离镇甚遥，又为经济所不许，故入学不易”；4.各地尚有不明事理之官绅，把持教育，对苗夷教育推行，采取不合作态度，致阻力大于助力，苗夷教育便根本无从着手；5.对少数民族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不清楚，致使制定的少数民族教育方案和政策难以施行；6.师资缺乏，经费不足，筹款不易；7.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语言不通、风俗不同，给教学带来了困难。由此可见，贵州民族教育的发展存在不少问题。贵州省经济比较落后，即使集一省之力发展民族教育，所能提供的经费也是很有限的，师资的缺乏也贵州民族教育发展的一大问题，汉苗之间的隔阂、政府对民族教育的宣传不够等问题也影响了贵州民族教育的发展。

（三）關于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意见和见解。

对于贵州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学者们也提出了具有实质性的建议和意见。陈国均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来改进少数民族教育存在的问题：1.广招苗夷青年，就地选择师资，其薪资从优支给；2.应呈请中央政府拨款，以补充苗夷教育经费；3.改编教科书，取材多用苗夷的风俗习惯内的事实，“以易于了解及对于智慧有所取为主”；4.施行巡回教导，实施二部制度，达到因地、因时、因人施教的目的；5.在个苗夷集中大寨，就地设学校；6.规划苗夷学生的出路，以消除学生家长怀疑教育之错误心理；7.发扬苗夷优秀的传统文化，如神话、传说、歌谣、音乐、舞蹈、刺绣、工艺等，改良一切陋习；8.介绍新的生产方法，生产组织，以提高其生活水平。陈国均在《边民教育之借鉴》一文将贵州省的少数民族教育与广西、广东两省的少数民族教育做比较，认为贵州可以借鉴粤、桂两省的一些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措施，在本省现有的人力、财力范围内，应该完善少数民族教育管理机、监督机制，做好少数民族教育相关的调查，逐年增设苗夷小学，积极在全省推广少数民族教育。针对少数民族教育存在的问题，吴修勤的改进方案是：增拨培育师资经费，使教育机构有足够的资金来培养师资，以满足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需要；健全督核组织，充实行政机构；增设培育边教师资机关；须政教切实联系进而到政教合一，以便于推进贵州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5.严格统制师资，“师范毕业生必须切实依照规定服务，绝对不许自由改业，政府必须严格统制，”对于违反规定，擅自改业的师范生给予严惩。

三、对当今贵州民族教育发展的启示

《贵州教育》关于贵州民族教育研究的文章中，学者们对贵州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历程、现状、存在的问题都做了论述，也对如何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提出了具有实践性的意见。这些研究对现今贵州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也有所启示：1.在发展少数民族教育过程中，既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来推进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也要保护好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贵州省的少数民族多居住在偏远山区，经济、文化、教育水平落后于汉族。由于在偏远山区，交通不便，各民族在长期的隔阂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时，必须要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在推行少数民族教育时可以实行双语教育、编订特殊教材，使少数民族更容易接受教育。我们在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时，既不能把现代教育当成游离于少数民族民族社会之外的事物，也不能剥离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而去单纯地强调教育的现代化和同一性，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和谐统一。2.加大教育投入，完善少数民族教育的管理机制。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足够的物质基础来支撑。从民国的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经费的缺乏一直是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一大阻碍。因此，要顺利推进少数民族教育，就要加大对少数民族教育的经费投入。在使用教育经费时，要将经费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不断完善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学生的住宿和伙食条件等。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也需要有效的教育管理机制，民国时期，贵州少数民族教育管理机制的不完善，造成教育政策、法令不能有效的推行。因此，要提高少数民族教育的教育质量，必须要加强教育管理工作，在推进少数民族教育过程中，要完善教育管理机制，加强监督，使少数民族教育的推进工作能顺利进行。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少数民族师资队伍质量。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就很重视师资力量的培养。但少数民族多居住在偏僻、落后的山区。这些地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教师的生活往往没有保障，致使边教师资大量流失。吴修勤认为边教师资缺乏有以下原因：对边民社会情形不了解者，不敢做边教师资；迷恋繁华，过不惯边民清苦生活者，不愿做边教师资；不谙熟边民语言习性，与不认识边教本质者，不敢做边教师资。因此，师资缺乏成为民国时期民族教育发展的一大阻碍。要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必须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培养一批热爱民族教育、愿意为其献身的教育人才，提高教师的职业素养。与此同时，政府也应该提高边教人员的工资待遇，改善边教师资的生活条件，对贫困地区的学校，给予优惠政策，予以政策上的照顾。

参考文献：

[1]张羽琼.从边缘到中心—贵州教育史研究的学术回顾[J].贵阳：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2]林怀闽、肖劲松.贵州教育·杂志沿革[J].贵阳：贵州教育，1998年第12期.

[3]吴泽霖、陈国均.贵州苗夷社会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4]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教育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 篇7

1 对象与方法

1. 1对象整群抽取贵州省某少数民族地区2所初中学校所有学生共1 605名进行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回收有效问卷1 599份, 有效率为99. 01%。其中男生821名 ( 51. 3% ) , 女生778名 ( 48. 7% ) 。全部学生皆为侗族。

1. 2方法获得当地教育部门许可, 校方、学生家长同意后, 由事先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入班调查。使用自编的初中生生活学习情况调查表, 主要包括性别、年级、班级、学校、家庭类型、家庭经济状况、父母文化程度、职业情况、父母教养方式以及心理健康诊断测验 ( MHT) 等。心理健康诊断测验 ( MHT) 由华东师范大学的周步成[2]编制, 适用于小学四年级至高三的学生, 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全量表由学习焦虑、对人焦虑、孤独倾向、自责倾向、过敏倾向、身体症状、恐怖倾向、冲动倾向8个内容量表构成, 每个量表的原始分根据常模表换算为标准分。凡标准分在8分以上、总分在65分以上提示可能存在心理问题, 须根据个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指导计划。

1. 3质量控制为减少信息偏倚, 所有调查员进行调查目的、意义及调查者态度、语言表达、项目解释等方面的统一培训。正式开始调查前, 调查员要求教师回避, 并强调学生资料的保密性, 以保证回答的真实性。学生当场作答, 作答后调查员统一回收, 并对缺项、漏项的问卷进行逻辑纠错, 删除不合格的问卷。1. 4统计方法使用EpiData 3. 0建立数据库, 并使用SPSS 16. 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t检验、方差分析。

2 结果

2. 1不同性别学生心理健康诊断量表得分检出率比较女生对人焦虑、自责倾向、身体症状、恐怖倾向得分及MHT总分均高于男生,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值均 <0. 05) , 而男生冲动得分高于女生,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0. 05) 。见表1。存在心理问题的初中生有431名, 检出率为26. 95% ; 其中女生在对人焦虑、恐怖倾向和总分上的检出率高于男生,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值均 <0. 05) ; 男生在冲动倾向上的检出率高于女生,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0. 05) 。见表2。

2. 2不同家庭环境的初中生MHT总分比较见表3。

注: ( ) 内数字为检出率/% 。

不同家庭类型的初中生MHT总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0. 05) , 重组家庭、单亲家庭及隔代家庭的初中生MHT总分不同, 显著性地高于核心家庭及大家庭。不同成长环境的初中生MHT总分不同,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初中生MHT得分高于在农村长大的初中生,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独生子女的MHT总分高于非独生子女,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父母学历不同及家庭经济条件不同的初中生MHT总分也不同, 父母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和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初中生MHT得分高于其他,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P <0. 05) 。

2. 3不同养育环境初中生MHT总分比较对父母关系不满意的初中生MHT得分高于其他,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0. 05) 。父母教养方式不一致的初中生MHT得分 ( P < 0. 05) 高于父母教养方式一致的初中生。父母不同管教方式初中生MHT得分不同,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0. 05) , 父母拒绝、否认、过分干涉、过分保护的初中生MHT得分高于情感温暖理解的孩子。见表3。

3 讨论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其中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是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影响最大的因素, 如家庭类型、父母文化程度, 家庭经济水平、父母教养方、师生、同伴关系等。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 是儿童生活的微社会环境, 对儿童的个性形成和社会化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有研究证实, 在不完整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儿童, 不论在学习成绩、品德行为还是性格特征方面, 消极因素和存在问题均高于完整家庭中的儿童, 单亲父亲比完整家庭父亲对子女有更多的拒绝否认和严厉惩罚, 单亲母亲对子女过分干涉、保护[3]。隔代家庭[4,5,6]中, 孙辈们常常由老年人抚养, 老年人凡事都会依着孙辈, 迁就、溺爱他们, 在这样的抚养方式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很可能会缺乏同情心, 极易形成以自我为中心、为所欲为的性格, 严重者产生心理障碍; 其次, 隔代抚养下的孩子缺少血肉相连的父母之爱, 他们的感情需求得不到满足, 从而产生感情和人格的偏差、心理和行为障碍。

目前, 独生子女在身体状况、智力水平方面表现出更大的优势, 而在品德个性和行为习惯方面则不如非独生子女[7]。儿童心理学认为, 对于儿童成长来说, 兄弟姐妹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8]。独生子女缺少同胞竞争, 而同胞竞争可使儿童产生更强的家庭观念, 形成“同情感”和关心他人的人际协调能力, 并且能够促进儿童早期情绪的分化; 独生子女自幼就是家庭关注的焦点, 日常生活中缺乏同龄、同辈人的沟通交往, 容易形成自我为中心, 任性、骄横等不良性格, 有的甚至表现为固执、自以为是、听不进他人的意见、不合群, 更有甚者敌视周围的人。

本研究显示, 成长环境不同的初中生心理健康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从小生活在农村的初中生心理健康水平较生活在城市的初中生低。由于父母工作变迁, 农村的中学生不得不来到城市, 城市陌生的环境让他们无所适从。巨大的生活环境改变加上从小生活环境的信息闭塞, 他们相对地欠缺社会交往和人际沟通能力, 甚至产生自卑心理, 进一步影响学习和生活的适应, 影响心理的健康发展。家庭经济条件不同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较经济条件好的学生低, 说明家庭经济条件是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家里经济拮据的学生比起同龄经济条件好的同学来说要承担更多的生活和学习压力。吃穿用度方面的落后让经济拮据的初中生容易产生自 卑、孤僻和抑郁心理, 因此心理健康水平较低, 在敌对、偏执、人际关系敏感等方面心理问题检出率较高, 与相关研究[9]结果一致, 说明成长环境和家庭经济情况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有一定影响。本研究还发现, 父母文化程度较低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较低。学历较低的父母由于文化水平和认知水平有限, 容易忽略孩子的心理情感需要, 往往采取比较极端的教育方式如粗暴、放任自流, 皆不利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10]。

经常发生争执冲突甚至大打出手的父母, 不仅将过多的精力花费在夫妻的争吵中, 还使得家庭气氛紧张, 无暇顾及孩子的情绪和感受。他们常常对孩子不是过分溺爱就是把孩子作为夫妻之间争吵的筹码或出气筒, 使得青少年的负性情绪如恐惧、不安全感增强, 甚至导致青少年心理上的伤害[11]。

父母教养方式是父母的教养观念、教养实践及其对儿童的情感表现的一种组合方式。研究证实, 父母的教养方 式对孩子 的行为问 题有显著 预测作用[12,13]。父母教养方式前后不一致或者父母双方教养方式不一致的儿童在面对父母的分歧或前后不一致时, 常常不知所措, 长此以往, 对事物的判断缺乏准则, 更容易产生行为问题。

摘要：目的 了解少数民族地区初中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为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心理健康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整群抽取贵州省某少数民族地区2所中学全部学生共1 605名进行青少年心理健康问卷, 内容包括一般情况、心理健康诊断测验 (MHT) 。结果 初中生存在心理问题者431名, 检出率为26.95%;女生对人焦虑、自责倾向、身体症状、恐怖倾向得分及MHT总分均高于男生;不同家庭类型、成长环境初中生MHT总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父母学历不同及家庭经济条件不同的初中生MHT总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对父母关系不满意的初中生MHT得分高于其他人 (P<0.05) ;父母教养方式不一致的初中生MHT得分高于父母教养方式一致的初中生;父母不同管教方式的初中生MHT得分不同 (P<0.05) 。结论 家庭类型、是否独生子女、成长环境、父母文化程度及教养方式等对初中生心理健康影响作用显著, 应引起重视。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 篇8

关键词：政治传播,贵州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议题中“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是“创新社会治理”, 目的在于通过“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维护国家安全, 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而努力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进行的一系列社会变革, 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必要性。同时,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治理研究及其所形成的理论成果, 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可能性。更为主要的是, 一直以来,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而倍受政府和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在全国上下团结一心, 共同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今天,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 本文从政治传播视角探讨贵州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创新。

1 社会治理中政治传播的重要作用

在政治学领域, 治理一般指国家治理。学术界对于“治理”的界定大致有三种:“社会中心论”者认为治理是一种自组织, 它不需要国家和市场干预;在“国家中心论”者眼里, “治理”的意思与“政府或公共行政管理”基本相同;“合作主义”者将“治理”视为国家与社会间的有效互动或“协作方式”。综合这三种界定, 本文将治理界定为一种理念, 其要义是强调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多元化和平等性分工与协作、具有抑制和稳定的目标以及通过协商的方式灵活参与其中, 并自觉认同和遵守决策等, 目的在于发现并确立公共理性。按照学者们的观点, 治理涉及“治理的有效性”和“治理的合法性”、“两个基本问题”或两个重要维度。其中“治理的有效性”派生出“有效治理”和“无效治理”, “无效治理”又有“相对无效治理”和“绝对无效治理”之分。在这些内容当中, 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是“有效治理的实现”以及如何解决“无效治理”两个方面。

国内外学者们认为, 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国家、社会与市场间的分工与协作”。要实现此类治理, “对称的信息”是基础, “组织机制”是有力保障, 各参与主体间的“耦合”及其有效的信息沟通是关键。可见, 政治传播在社会治理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政治传播具有“双向传递”信息的特点, 涉及到政治信息的传递与处理两个过程, 社会治理与政治传播的有效性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即有效政治传播是有效治理的基础, 无效治理产生的根源在于无效的政治传播。

2 贵州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状

2.1 贵州民族地区的社会特点

2.1.1 民族成分复杂

贵州省共有49个民族, 其中世居少数民族有17个, 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7.9%, 其少数民族成分个数居全国第二位。各少数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性大, 民族特色鲜明。

2.1.2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从2015年的生产总值及产业构成看, 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与绝大多数非民族地区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较大, 主要表现在工业化程度低、高科技产业不发达上。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发展受地形复杂、信息闭塞等的限制, 且存在人为排斥工业化及现代高新产业发展等情况, 其农业至今仍基本处在人、畜力耕作阶段。

2.1.3 社会维稳难题多

继瓮安时间之后, 贵州省虽未发生重大暴力流血事件, 但其地处西部且与事故多发的云南省毗邻, 云南省的“3·1”火车站流血事件的传播或多或少会对其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甚至会成为区域维稳工作的强大阻力。而且,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复杂的民族成分复杂, 与之相对应的宗教成分也复杂而多样。近年来, 虽然全省继续加大非法宗教活动的打击力度, 但非法宗教活动给民族地区的社会维稳所带来的挑战仍然是巨大。

2.2 社会治理面临的难题

2.2.1 网络时代社会治理面临新挑战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使得网络越来越成为搭载本民族文化、向外界推介本民族的良好平台。在此引领下, 贵州省的许多少数民族已开始利用网络传播本民族的文化, 发展民族特色旅游业, 甚至探索新型商业模式等。但是, 网络这把双刃剑, 在带给贵州各少数民族发展机遇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地会给其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挑战———一些通过网络传播的有害信息会造成民众心理恐慌等影响社会治安的问题。

2.2.2 各民族千差万别的宗教、习俗、禁忌也给社会治理增加了难度

贵州省各少数民族之间在宗教、习俗、禁忌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给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按照习俗, 贵州苗族村寨的寨老———德高望重的人物至今仍然在村寨中享有盛誉, 被村民称为“能干人”。寨老因具有公正、诚实、稳重、孝顺等种种值得称颂的品德而受到村民的佩服和尊重, 也往往理所当然的成为民众的主持公道者。这种传统的“人治”是“法治”的有效补充, 在村支两委成员在村长和村支书没办法解决问题时, 寨老会出面调停或解决。因而, 在“人治”是“法治”出现冲突时, 往往会使社会治理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另外, 少数民族的一些习俗和禁忌也不能一味地取缔, 如苗族有信鬼神的传统。这样的民族传统往往与少数民族的发展历程有很大的关联, 取缔了这种习俗就等同于否定其民族, 也会给社会治理带来极大的麻烦。

2.2.3 社会组织发展不成熟

社会组织能够为社会治理减轻负担。目前, 贵州的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均已形成了各种民间自发组织, 如各种协会等。但是, 这些社会组大都依赖政府而设立, 具有较强的“官本位”色彩, 在社会治理中不能很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3 基于政治传播的贵州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路径探索

综上所述, 贵州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难度大、问题多、压力大。这种情形除了与社会特点有关外, 最为关键的是缺少有效的社会治理, 或者出现了不必要的“无效治理”。笔者认为, 这种“无效治理”主要是由于信任的“存量不足”所致, 根源在于“信息通道”的缺失。“政治传播”为解决当前贵州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困境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参考, 即“政治传播”的失效引发无效治理, 而解决“信息通道缺失”是实现贵州民族地区有效治理的关键。

3.1 信息通道缺失的根源

信息通道缺失的根源在于:第一, “资本逻辑”的渗入。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从事政治传播的组织经历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单位制转变, “国有资本”中“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的成分逐渐增加, 结果导致“国有资本”中的“政治的逻辑”逐渐被“资本的逻辑”所替代而发生了很大变化———追逐“利润的最大化”影响了政治传播的“信息通道”。第二, “新媒介”的产生。当前信息的提供形式发生了改变———电子信息时代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 与之相适应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而使得政治传播的“信息通道”在购买力或使用能力等方面存在危机而受阻。在贵州民族地区, 则表现为许多少数民族民众受生活水平低、教育水平不高等方面的制约, 在政治传播中无法获取或传递通过“电子媒介”传播的信息。第三, 多元化的政治传播的竞争性较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贵州民族地区的政治传播环境日益呈现多元化态势, 较为激烈的竞争格局也日渐形成。特别是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 一些尚未完全成熟的社团组织以及国外组织、宗教极端组织和暴力恐怖组织等反动组织在政治传播所使用的信息资源、通道和受众上竞争激烈, 而且呈现多元的竞争格局, “干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信息沟通, 甚至导致了国家与少数民族间、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间以及居民与居民间的信息沟通的严重不足。

3.2 弥补信息通道缺失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

弥补信息通道缺失必须遵循的原则是:合理设置信息通道, 使其有利于有效治理的实现。在贵州民族地区, “信息通道的设置”具有以下特点:第一, 以有利于民族地区有效治理的实现为限度来增减或调整政治传播的信息通道, 把握好政治传播资源的限度;第二, 在设置政治传播的信息通道时, 为了能够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民族地区治理环境, 应将重点放在信息覆盖的广度和调动的灵活性上;第三, 国家和社会应共同重视信息通道设置, 将政治传播中的信息通道设置作为改善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常抓不懈, 确保抓出成效, 使其真正成为改善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有力措施。

3.3 弥补信息通道缺失的途径和方法

弥补贵州民族地区信息通道缺失, 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和方法来实现。一是国家在职责上应当给予“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事业”明确的界定, 合理限定其“资本”介入政治传播, 对于不愿涉足“经营性文化事业”领域和地区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应大力加以鼓励。因为, “经营性文化事业”在“政治传播”中主要进行“文化传播”, 其进入有关领域和地区所坚持的原则是利润最大化原则, 所以对于低利润和无利润的民族地区较少涉足和进入。偶有涉足, 也是以挤占到“公益性文化事业”的空间为交换的。在这种情形下, 国家应在“公益性文化事业”进入贵州民族地区方面给予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二是国家应千方百计解决贵州少数民族使用“新媒介”能力不足的问题。建议合理调整“电子媒介”与“纸质媒介”的比例, 使国家与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少数民族民众之间能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一方面, 大力发展并推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教育事业, 提高民众购买和使用新媒介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 要继续发展和推广“纸质媒介”, 扩张传播渠道, 改进传播形式。三是国家应针对不同的传播采取不同的方法, 解决政治传播的多元竞争问题:多管齐下、多种措施并使, 在打击力度和强度上狠下功夫, 在遏制非法政治传播上出奇招, 决不允许“非法信息通道”对于“合法信息通道”的恶意排斥;对于“宗教信息通道”和“世俗信息通道”采取合理限定其传播范围的途径, 以推进信息通道的良性发展;适度鼓励和引导民间社团组织的良性发展, 使其在政治传播中成为国家与边远穷地区少数民族社会成员间进行信息传递的有效中介, 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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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茜倩.贵州多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探索——以黔西南州为例[J].改革与开放, 2016, (13) .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 篇9

一、贵州旅游经济现状

贵州旅游业的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 受配套硬件设施的制约, 初期的旅游业发展虽规模小, 档次低, 却已显示出相当好的发展前景, 通过多年的开发努力, 贵州旅游业已今非昔比。贵州旅游业无论在游客人数上, 还是经济收入各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步。1990年~1999年贵州旅游业资料显示, 20世纪90年代初的1990年海外旅游者人数为24112人次, 到1999年达到166995人次, 增长6倍;外汇收入从1990年的不足100万美元, 增长到1999年的5501.54万美元, 增加了50多倍;国内旅游人数大幅度增长, 1989年为399.23万人次, 1999年增加至1510.17万人次, 增长约4倍;人民币收入也大幅度增长, 1990年人民币收入仅为0.2761亿元, 1999年猛增至43.75亿元, 10年增加了近200倍;2001年1月~3月份, 共接待海外旅游者人数25316人次, 比2000年同期增加了18.82%, 外汇收入949.85万美元, 增长16.28%。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各行各业的全面发展, 在新世纪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过程中贵州旅游业已成为贵州省经济发展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近五年来, 全省旅游总收入持续、快速增长, 提前三年实现了“十五”计划目标。2004年, 全省接持入境旅游者23.1万人次, 外汇收入8020.27万美元;接持国内游客2480.21万人次, 同比增长31.88%, 国内旅游收入161.02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40.8%, 旅游总收入167.75亿元, 同比增长43.54%。贵州省旅游业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一是充分利用西部大开发的机遇, 进一步坚定加快旅游业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二是政府加大对旅游的投入。2000年至2004年, 国家和贵州省各相关部门对旅游业投入共计4.03亿元, 决定从2002年起, 每年拔出专款1200万元建立贵州省旅游业发展专项基金, 把旅游业的投入纳入到财政预算中 (从2005年起增加到2000万元) ;三是以交通为重点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 高等级公路主骨架正在形成;四是旅游规划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地、县级旅游发展规划和了解机场旅游线路规划的长征文化、乡村旅游等专项旅游规划编制工作已相继完成并启动;五是旅游精品战略全面实施, 产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六是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突破, 旅游企业与行政主管部门脱钩工作全面推进。

二、贵州民族民间美术工艺品

由于贵州自然条件复杂, 地域差异较大, 各地区民族在各自的栖息地, 以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 构成了自己特有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空间, 形成了独立的区域性特征, 由此也形成了贵州自身文化特色, 培育出众多带有鲜明特征的民间艺术形式。

1. 贵州民族服饰

贵州是个多民族的省份, 这里居住着汉、苗、侗、布依、彝、土家、仡佬、水、回、瑶等17个主要的民族, 具有二千多年的古老文明和独特的民族传统习俗, 特别是民族服饰文化和服饰艺术。在这些民族中, 特别是苗族服饰, 工艺精美、种类繁多, 不同的苗族支系有不同的着装, 同一支系因地域的差异不同也有几种不同样式。

苗族服饰总的特点为头冠银饰及上装对襟栓于腰上, 襟边刺绣彩色花边、大袖口、袖口有刺绣花边, 下装为裙, 有的长裙, 有的短裙, 全身多着银饰。

布依族在贵州是少数民族中较多的一种民族, 分布于黔西南镇宁、安顺等地, 上着对襟宽衣, 大袖、襟边、袖口以蜡染主花样, 头戴包头布, 向后达, 下装为蜡染花裙。

水族的服饰艺术独具特色, 特别是服饰上的刺绣堪称一绝, 这就是著名的“马尾绣”。侗族有南侗、北侗两种类型, 北部侗族多着衣裤, 南部多着衣裙。贵州民族服饰丰富多彩, 有的偏远村寨原计原味的古老装束粗犷、神奇, 刺绣的花纹令人眼花缭乱, 它记载着本民族发展的历史。

2. 苗族的银饰

银饰是苗侗族特有的装饰品, 除了男人少量佩戴外, 主要是妇女佩戴。银饰的布局可分为头饰、衣饰、颈胸饰、手饰几种主要类型。头饰如“凤冠”, 由多层银饰组成, 上有繁茂的银花、蝴蝶、螳螂、二龙戏珠、双凤朝阳等生动的造型和纹样, 下层逐一排刘海式的吊穗。银冠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头上的银角, 银角仿水牛角, 是标志性的造型, 银饰已成为贵州苗族代表形象。

3. 贵州民族蜡染

贵州民间蜡染分布区域广泛, 大部分县、市都有蜡染流传。蜡染主要在苗族、布依族、水族、革家等民族中盛行。传统纹样主要是自然纹和几何纹两大类。自然纹取材于花、鸟、虫、鱼等自然物, 但又经过夸张、取舍。几何纹多采用四面均齐, 左右对称的构图方式, 点、线、面变化有致, 主次分明, 求得整体效果的统一。总体来看, 贵州少数民族蜡染既多姿多彩, 个性突出, 又表现出共有的质朴清新、明朗大方的审美趣味。

4. 贵州民族刺绣

贵州民族刺绣分布地域广泛, 各地刺绣风格及工艺技法争研斗奇, 各有千秋。贵州民族刺绣主要有苗绣、水族的马尾绣、花溪的苗族挑花。

苗绣, 从刺绣的技巧来分有平绣、锁丝绣、破线绣、绉绣、辨绣、打籽绣、锡片绣、数纱绣 (即挑花) 。传统刺绣纹样可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具象性纹样, 接近写实效果;第二类为半抽象具象纹样, 即由几何形线条组成的实物形象;第三类为纯几何形纹样, 描述形象有动物、人物、花草及几何图案。

三都马尾绣制作工艺首先是在马尾上缠绕白色或有色丝线, 然后用缠绕好丝线的马尾在制好的布料上, 按花纹图案缠钉, 再在固定好的马尾轮廓线内用织、绣、绞等手法进行配色填充而成。马尾绣图案多用一些虫、草、花卉纹样。

贵阳花溪苗族挑花, 挑花是挑绣的一种, 又称数纱绣, 也有称“十字绣”, 挑花图案形成单独纹样或连续纹样, 结构严谨, 对称而又富于变化。挑花图案色彩使用同类色较多, 对比色少, 显得素净, 淡雅, 别具韵味。

5. 贵州的泥土工艺品

牙舟陶器, 传统的牙舟陶器风格独具, 以玻璃为基础釉, 以黄、褐、红为基调, 色泽古雅浑厚, 十分耐看, 在火烧制过程中, 釉色表面出现自然裂纹, 有如蜡染的冰裂纹, 十分耐看。

黄平泥哨, 是著名泥塑艺人吴国清在传统泥俑、陶俑基础上创新发展起来的小型彩塑泥玩具, 泥塑造型千变万化, 有飞鸟走兽, 有家禽六畜, 有鱼虫蛙蝶, 还有神话人物, 黄平泥哨注重动物头部特征, 强调夸张变形, 处理方法繁简得当, 特征突出, 具有浓厚的生活趣味, 以自然烧成的黑色为底, 着以强烈的红、绿、黄等颜色描绘而成, 很有民族风韵。

6. 贵州石雕

思州石砚, 又名“金星石砚”, 简称“思砚”。石砚石质优良, 呈黛色, 内含金星, 砚面金光闪烁, 具有水石珠质, 浑金璞玉, 云滋露液, 惜墨惜笔, 贮墨不易干涸, 呵气可以磨墨, 隔夜不生怪味等特点。

紫袍玉带石雕, 是梵净山的一种天然石材, 其结构紧密, 硬度6级, 色彩鲜丽, 层次分明, 光泽柔润, 手感温和, 细腻如脂。主要产品有砚台、墨盒, 笔筒、屏风、茶具等。

7. 贵州大方漆器

大方漆器, 是大方县出产的富有民族风格的传统工艺美术制品。采用牛、马皮脱胎和布胎, 以上等漆作涂料, 经40多道工序才得完成。纹饰有山水、花卉、人物、飞禽、走兽、虫鱼等, 还有少数民族图案, 形成了贵州的独特风格。

8. 贵州傩戏面具

“傩”是原始社会先民对图腾、鬼魂及祖先的崇拜, 在长期的历史传承中, 逐渐演变成固定的, 用以驱疫病魔或“驱邪纳吉”的祭祀活动, 并逐渐演化为傩仪、傩舞、傩戏几种表现形式。傩戏中广泛使用面具 (也称脸壳, 脸子) , 在傩戏里有特殊的位置, 具有突出的艺术特色。面具种类有很多, 不同的族别和地方的面具也各有特点, 是我国古代富于浪漫主义巫文化体系流传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

三、开发贵州民族民间美术工艺品, 促进贵州旅游经济发展

为了适应旅游业发展, 要注意综合性开发, 达到民族文化的产业化发展, 从食、行、住、游、购、娱这6大要素作手, 并通过政府支撑, 市场运作, 建立起“一个市场, 三个中心”, 即现代化旅行社市场、旅游商品购物中心、旅游咨询服务中心、旅游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积极开发研究民族民间美术工艺品, 作为旅游纪念品, 进入旅游购物, 促进贵州旅游经济的发展。

1. 贵州民族民间美术在贵州旅游经济中的地位

在旅游中, 除了欣赏歌舞, 领略风土民情和大自然风光外, 购买旅游纪念品也是旅游中一个重要的内容之一。旅游纪念品的购买, 丰富了旅游的兴趣, 同时在返回之余, 见物生情, 能增加多少美好的回味。在社会和家庭现代化激进的今天, 家庭增添一些民族味浓厚的工艺品, 它为家庭的装饰又增加了一道风景。贵州的旅游业正在发展之中, 贵州的民族民间美术促进贵州旅游业的发展, 同时, 贵州民族民间美术又推动贵州旅游经济的发展。

旅游产品是旅游业收入一大经济来源, 世界许多著名的旅游区旅游纪念品收入都占了其旅游总收入的相当比例, 如香港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 也是著名的购物中心, 在其每年的旅游收入中250亿是购物收入, 占其旅游总收入的一半, 可见旅游购物在旅游经济发展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在民族旅游地区, 民族民间美术工艺品又是旅游纪念品中最主要的一个部份。因为她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强烈的纪念意义。目前贵州旅游纪念品中的民族民间美术工艺品, 虽然具有一定的民族特色, 但品种少, 大同小异, 品质较低, 质量较差;产品制作工艺粗糙、档次低且少有收藏价值, 由此而造成纪念品收入所占整个旅游总收入的比重较轻。

2. 加强贵州民族民间美术工艺品研究, 促进旅游经济发展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 对旅游产品中的美术工艺纪念品的开发应重点突出贵州民族特色, 引进国外高科技的旅游商品设计、制作工艺, 多渠道引进资金, 全方位共同开发、研制, 生产高品位, 上档次, 适销对路的旅游商品, 促使贵州旅游纪念品上一个新台阶。因此在研制美术工艺品中应注意突出以下的几性。

(1) 民族性

贵州民族民间美术的民族性主要体现在民族信仰、地域风俗上。贵州少数民族由于地理、历史的原因, 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 各民族之间呈现为相对分离的状态, “一山分四季, 十里不同俗。”其民族风俗大相径庭, 宗教信仰不尽相同, 由此而衍生的文化事象千姿百态, 异常丰富, 构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体系, 因此它出现的很多工艺美术品也丰富多彩, 有反映自然崇拜的, 有反映图腾崇拜的, 也有反映祖先崇拜的。因此, 在选用民族工艺美术品作为旅游纪念品时, 一定要考虑到工艺品对于民族性的代表有着一定的典型性, 否则, 对民族性的突出也就平平如是。象苗族的银饰银帽都犹如一顶美轮美奂的“凤冠”, 不管是雷山式、黄平式、革一式都如此。但银冠上的牛角数雷山西江式银冠模仿水牛角的大银角, 是标志性的造型。这也是图腾崇拜的体现, 这样的银饰银冠最具有民族性。还有傩面具不仅有它的神秘性而且也是一种民族的信仰。

(2) 古朴性

由于旅游的客人大多数都来自于繁华的都市, 都市生活中高楼大厦, 宽阔的大道和奔驰的车辆, 滚动的霓虹灯和动漫的图画布满了整个脑子。他们从城市来到旅游之地, 需要的是清新的空气, 宁静的绿色, 古朴的村寨。对于旅游工艺品来说, 他们需要的不是喧啸繁华的画面, 而是古朴粗犷的符号。因此, 美术工艺品的古朴是旅游者选择之首。象黄平泥哨夸张的变形, 古朴的色彩, 正是旅游者所向往的旅游纪念品。还有刺绣中很多的鱼、虫、花、鸟的变形图案, 古朴而典雅, 也正是旅游者所希望得到之物。

(3) 实用性

对于旅游者来说所购的旅游商品除了有民族性和古朴性的个性突出, 值得收藏外, 而旅游品的实用性更是收藏的动态表现, 因为实用, 它使旅游品增加了又一道功能, 而这一功能会使这旅游品产生一定的经济价值和实用价值, 也是赠送亲友的佳品, 如思州的石砚和民间蜡染制品及牙舟陶等。

(4) 纪念性

纪念性, 旅游商品除了它的民族性、古朴性、实用性商品有旅游地的纪念意义外, 有些旅游商品还需标注旅游景点, 而产生特有的纪念性, 正如贵州的黄果树瀑布, 贵州的石板寨、小七孔等, 美术家可以利用当地材料资源设计一些工艺品, 作为旅游景点的旅游商品, 尽量与实用性联系起来, 达到几性合一。

旅游商品除了要注意以上的几点外, 同时要注意它的精制性, 因为旅游商品要有它的精制性, 才是有收藏价值, 再者就是注意它的经济性, 在价格上不要过高, 过高也影响到商品的销售。作为旅游者他想买一些纪念品回去赠送亲友, 如价格过高他们买不起, 如适中, 这样他们一买可能就是几件或一批, 这样就增加了旅游商品的销售量, 增加了旅游经济的收入。

四、结语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给贵州旅游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贵州作为旅游资源大省, 西部旅游的热点之一, 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要着眼于贵州旅游资源实际, 进一步解放思想, 深刻认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与旅游开发对贵州经济发展的意义。组织美术研究人员利用贵州民族美术资源和地方物质资源, 精心设计, 精心制作, 开发贵州民族民间美术工艺品, 作为旅游纪念品, 打入国内国际市场, 使贵州旅游业再上一个台阶, 增加旅游经济收入, 提高旅游纪念品收入所占整个旅游收入的比重, 进一步推动贵州民族民间美术的传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贵州省旅游业发展考察报告[R].2007-06-10

[2]贵州省年鉴编辑室:贵州省年鉴1990—2000[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1

[3]杨晓辉:贵州民间美术的传承与发展[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6

[4]梁茂林:贵州风情之旅[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3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 篇10

一、威宁县少数民族留守儿童存在的主要问题

与其他地区留守儿童相比, 威宁县少数民族留守儿童存在的问题更加严重, 当地留守儿童家务负担更繁重, 更缺少关爱, 教育不足, 人身安全没有保障, 他们由刚开始的物质生活匮乏转变为现在的精神生活缺失, 当地留守儿童存在着更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 一) 家务负担繁重。当地留守儿童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 祖父母等临时监护人的劳动能力有限, 因此无论是家务还是农活大部分都落在了留守儿童的身上。当地留守儿童除了要完成家庭基本的做饭、洗衣服、收拾房间等家务, 还要喂养牲畜和负担一部分的农活, 尤其是秋收季节, 因山区缺少机械化, 需要这些留守儿童完成收获工作, 当地的孩子是背着背篓长大的, 十三四岁的孩子就像成年人一样, 背着上百斤的重物走山路。繁重的劳动的确有利于培养劳动观念和吃苦精神, 但也影响到了留守儿童的正常生活和学习, 生存障碍已经对他们的身心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 二) 关爱缺失。与其他留守儿童相比, 当地留守儿童更缺少父母的关爱, 外出务工人员每年回家次数偏少, 甚至几年回家一次, 而且停留时间较短, 没有充足的时间给予孩子足够的照顾, 而且不注重与孩子的沟通, 与留守儿童没有保持足够的通讯联络, 缺乏情感交流, 同时一个或一对老人照顾的孩子数量较多, 不可能每个孩子都能给予足够的关心, 久而久之, 留守儿童与父母之间容易产生隔阂和陌生感。《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活动调查分析报告》显示, 由于长期远离父母, 超过四成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这种长期缺乏亲情的成长环境, 导致留守儿童在生活上的难题得不到及时解决, 在情感的培养上缺乏亲情教育, 甚至个别极端的孩子由于长时间的精神压抑产生了精神和心理疾病。[1]

( 三) 教育不足。与其他地区的留守儿童相比, 当地留守儿童教育不足的问题更加严重。在家庭教育方面, 由于隔代监护人没有辅导留守儿童学习的能力[2], 当留守儿童遇到学习上的困难, 没有必要的学习辅助工具, 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指导, 学习压力大, 甚至会对学习产生恐惧心理。在学校教育方面, 山区的教学设施不健全, 课程安排单一, 仅有基本的文化教育, 缺乏必要的性教育、心理教育、品德教育、美育教育和安全意识教育, 当地留守儿童在创新、合作、语言和动手等诸多方面的能力不足。学校在教育方面的缺失导致留守儿童在生活中遭遇意外伤害事件时不知如何应对, 阻碍了留守儿童的全面发展。在社会教育方面, 当地教育文化设施落后, 针对留守儿童开设的教育活动偏少, 当地留守儿童受到的社会教育有限。

( 四) 安全没有保障。当地留守儿童在生存发展中存在着更多的安全隐患, 由于父母长期疏于照顾, 祖父母等临时监护人由于年老体弱、安全防护意识弱等多方面原因, 不能很好履行对留守儿童的监护义务, 导致留守儿童生病不能及时就医, 遭遇意外伤害的数量增加。更严重的是一部分留守儿童甚至没有临时监护人, 年幼的兄妹几人一起生活的现象在当地普遍存在。2012 年11 月19 日, 毕节市5 名留守儿童被发现在垃圾箱生火取暖时闷死; 2015 年6 月9 日, 毕节市大方县4 名留守儿童在家中喝农药中毒身亡; 2015 年8 月4 日, 毕节纳雍县勺窝乡中心村两名留守姐弟被发现在家中遇害, 当地留守儿童的生存困境发人深省, 安全隐患的扩大化逐步升级, 近几年, 当地奸淫幼童事件屡有发生, 而且多为留守儿童。

二、威宁县少数民族地区留守儿童问题的成因分析

近些年, 贵州民族地区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大量增多, 因自身经济条件居住不稳定、子女受教育等因素的制约, 他们无法将子女带进城市, 只能留在农村, 由此产生“留守儿童”问题。[3]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有着诸多方面的原因。

( 一) 家庭贫困, 经济水平受限。威宁当地经济不发达, 企业较少, 缺乏就业机会, 为了维持生存, 只能选择外出务工, 到省内或省外经济较发达地区寻求工作机会, 随着外出务工人员逐渐增多, 导致留守儿童数量增加, 比例升高。外出务工人员因自身文化程度低、收入水平低、居住环境不稳定、子女入学受限, 携带子女条件不足, 只能将子女留在农村, 这是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

( 二) 思想观念陈旧, “多生”现象普遍。当地村民观念陈旧, 长期受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 由于“求子心切”, 有些家庭甚至生育了六七个孩子, 女孩数量偏多, 以至于越生越穷, 越穷越生, 多子女的抚养问题使农民经济负担越来越重, 不得不选择外出务工, 这样一对或一个老人照顾多个子女的孩子, 每个子女的孩子数量较多, 老人的负担也越来越重, 这种“多生”现象加剧了留守儿童问题。

( 三) 教育落后, 投入不足。在家庭方面, 父母长期外出务工与留守儿童两地分居, 留守儿童和父母之间空间距离大, 缺乏沟通交流的机会, 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不足; 在学校方面, 教育条件差, 硬件设施落后, 教师流动性大, 仅基本的文化教育, 心理、情感和成长的教育补充不足; 在社会方面, 当地教育文化设施落后, 缺少开放式的教育活动, 留守儿童受到的社会教育有限。

( 四) 社区或农村基础建设落后。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落后, 留守儿童能利用的公共设施寥寥无几, 课余文化生活枯燥单调, 留守儿童缺乏必要的社会物质条件和行政制度保证, 主要表现在: 娱乐文体设施缺乏, 几乎没有体育器械; 司法治安薄弱, 缺少治安点, 留守儿童没有必要的安全保障; 缺乏卫生基础设施, 留守儿童受到意外伤害后, 得不到及时救治; 针对留守儿童的行政制度不健全, 留守儿童的生活缺少必要的制度保障。

三、解决农村少数民族留守儿童问题的对策

针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呈现出的新特点、新变化, 从不同角度折射出家庭、学校、政府等各环节的管理缺失, 应把留守儿童问题纳入各权力部门的视野之中, 改善留守儿童的生存环境。

( 一) 缩短留守儿童与父母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父母教育是其它教育所不能取代的。一是尽量缩短留守儿童与父母的空间距离, 外出务工人员可以就近务工, 增加与孩子相聚的次数, 也可以让孩子假期与父母团聚或者父母一年多返家几次等方式, 尽可能为孩子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让留守儿童感受到父母的关爱; 二是各级权力部门应注重对外出务工人员的培训, 空间上的距离不代表心与心的分离, 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多从精神上关心孩子, 应该为留守儿童的情感缺失承担更多的责任, 督促外出务工人员掌握孩子的生活、学习和成长情况, 保持电话、网络聊天等多种方式与孩子保持交流与沟通, 及时了解孩子的迫切需求, 对留守儿童给予更多的关爱, 保证留守儿童得到合理有效的监护。

( 二) 发展地方经济, 改善地方交通。留守儿童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伴生物, 将会在一定时间内长期存在。经济发展是基础, 只有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 留守儿童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一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 鼓励返乡创业, 促进农民工返乡就业, 有效减少留守儿童数量, 增加与子女相聚的机会; 二是改善地方交通不便的现状, 使留守儿童缩短家和学校之间的往返时间, 有效避免意外伤害事件的发生; 三是当地政府可以通过招商引资、迁入工厂和自建工厂等方式, 增加就业机会, 吸引当地农民就近务工。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发挥其应有的调控作用, 解决好组织生产和运输, 解决前期资金投入, 合理配置资源,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 这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所在。

( 三) 组织帮扶机构, 充分发挥志愿者作用。一是在本地区外出务工人员集中的地方成立外出务工人员工作委员会和帮扶站, 设立可供夫妻、子女团聚的临时地点, 解决相应的两地生活困难, 采取多种措施, 扩大帮扶范围, 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增加留守儿童与父母的团聚次数, 加深留守儿童与父母的沟通交流, 弥补父母不在身边的教育缺失, 同时避免了留守儿童独自前行出现的安全隐患, 给予留守儿童更多的情感关怀; 二是更好地发挥志愿者作用, 从精神上关心帮扶留守儿童, 创新关爱形式, 以活动推进关爱, 用关爱引领留守儿童的成长, 让他们了解山外的世界, 形成坚定的理想信念, 发挥青年志愿者在留守儿童志愿服务中的积极作用, 推动志愿服务的深入发展, 对需要帮助的留守儿童发动志愿者与其组成结对帮扶, 将阳光般温暖送进留守儿童心里。

( 四) 补充学校教育功能, 完善社区组织功能。针对当地学校教育不足的情况, 增加基本文化教育之外的性教育、心理教育、品德教育、美育教育和安全意识教育, 提升教师的综合素质, 对教师队伍进行专门培训, 使其掌握一定的专门知识, 对留守儿童给予更多关爱, 在必要的情况下对留守儿童进行心理辅导, 同时学校应该开设生理课、品德课、心理课等多种课程, 改变当地学校课程单一的现状, 促进留守儿童全面发展; 同时加快社区、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物质条件, 落实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管理、使用力度, 保证留守儿童娱乐体育的基本途径, 丰富留守儿童课余文化生活, 这样的举措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留守儿童因缺失父母关爱产生的抑郁心理。

( 五) 严厉打击侵犯留守儿童犯罪。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日益增多, 农村留守儿童的比例增大, 农村留守儿童遭性侵的案件呈高发状态, 在社会上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引起了社会极大关注。《威宁县儿童发展规划 ( 2011 ~ 2015) 》显示: 县司法局按照《法律援助条例》、《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 把儿童维权工作列入法律援助范围。必须严厉打击侵害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 保障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 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法制教育和安全教育, 增强他们的守法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最重要的一点, 要严惩性侵留守儿童的犯罪分子, 对留守儿童缺乏教育监管的父母、学校负责人、村干部等严肃追责, 为留守儿童创造一个安全、阳光的成长环境。

留守儿童问题已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社会问题, 虽然已经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 为留守儿童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持续有效的政策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留守儿童的生存、教育和发展问题, 但也存在着监督和管理机制不健全等缺陷, 留守儿童问题的彻底解决更需要社会和组织的广泛参与, 只有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 才能为留守儿童的成长创造出和谐安宁的环境, 留守儿童问题才能得到切实的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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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少数民族地区 篇11

关键词：民族乡；留守老人；生存状况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6-0030-02

据贵州省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2010年，贵州全省农村人口2299.87万人，占全省人口的66.19%，农村人口所占比例较大。“十二五”期间，每年农村向城市转移人口60至80万。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典型山区农业省份，又是全国八个民族省区之一，同时也是全国欠发达地区之一。民族地区农村留守群体生存困境更为突显，其中留守老人尤甚。本文以贵阳市花溪区马铃布依族苗族民族乡为个案，对其进行深入调查，具体、客观了解现状，及时发现需要关注和解决的困难和问题，拟期引起社会对贵州农村少数民族留守老人的广泛关注和关心，为相关决策提供现实依据。

一

马铃布依族苗族民族乡成立于1984年8月，位于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西南部周边山区，距花溪区政府所在地27公里，地理位置偏僻，是花溪区7个民族乡之一，属典型的山区地带。2013年年底原有8个行政村合并为马铃、谷中、凯坝3个行政村。现全乡2474户8952人，其中汉族人口占总人数的33%，以布依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数的67%。现有耕地面积9657亩，其中田面积3125亩，占总耕地面积的32.4%；土面积为6532，占总耕地面的67.4%，全乡人均耕地面积1.07亩。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绝大部分农民收入主要依靠传统的种养殖业。由于全乡土多田少，加之产业结构单一，生产方式传统，农业科技含量低。2014年底，以农民人均纯收入2736元为标准，全乡有贫困户261户707人。马铃乡群众生活水平低下，是目前为止花溪区仅有的两个贫困乡之一，且为典型的少数民族贫困乡，属省级二类贫困乡，市级一类贫困乡。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冲击下，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为改变生存状况，马铃乡绝大多数的汉族与少数民族青壮年不得不走出农村到城市务工，打工收入成为农民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虽然自2012年马铃乡成为花溪区“减贫摘帽”的攻坚扶贫主战场之一，通过多种扶贫渠道的实施，马铃乡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加快，至2014年，全乡外出打工人数逐渐减少，返乡务工人员增多，留守群体人数有所减少，但留守老人的生存问题，仍成为马铃乡“减贫摘帽”扶贫攻坚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

“十二五期间”，随着马铃乡经济社会的发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人数不断增多，留守老人有所减少。2011年全乡60岁以上老人共有1196人，留守老人347人，占全乡老人总数的三分之一。2013年与2011年相比减少143人。至2014年9月止有141人，比2011年减少206人，比2013年减少63人。然而，目前百余名留守老人仍不同程度地承受着沉重的生活负担和精神压力。其生存状况主要表现如下几个特点：

（一） 在隔代监护作为留守儿童监护类型的主要模式下，大多数留守老人担当起对孙辈照顾的责任。

由于2013年马铃乡实行行政并村后，目前除了马铃中学、马岒中心完小外，原8个行政村各村级小学合并为凯坝小学、谷中小学、马玲小学。原本不多的学校撤拼之后，就村级小学学生而言，由于学生居住分散，学校离家较远，且绝大部分留守儿童是走读，学校只能解决孩子中午吃饭的问题。如，凯坝村合并后有19个村民组，共678户2436人，只有村级小学一所即凯坝小学，距乡政府13公里。原有一至六年级，现只有一至三年级，凯坝小学的学生读四年级需到离家10多公里以外的中心完小就读，这无疑增加了留守老人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距乡政府所在地5公里的谷中村有22个村民组，所辖谷增片区有10个村民组，2013年谷增小学共有学生84人，其中大半为留守儿童。低年级学生早出晚归，老人无力接送，中午学生就在学校吃饭，老人最多只能保证孩子日常的吃、穿、住等最基本的生活照顾。许多老人连自我照顾都成问题，至于孩子学习、健康、性格和道德教育更无从谈起。如，谷曾片区新寨一户前几年家里困难，夫妻先后到省外打工，把4岁的孩子留给爷爷奶奶带。仅两三个月后，孩子便患脑炎，待夫妻两人赶回来送到医院医治，花了几万元也未能救活。看管孩子力不从心，给老人带来了沉重的精神负担。

（二） 承担繁重体力劳动，经济收入低，生活压力重。

本该安度晚年的留守老人们除了受到照顾孙辈及自已年迈体弱或生病等因素的困绕外，还要承担繁重体力劳动，经济收入低，生活压力大，思想负担重。他们的经济来源主要靠自已劳动所得和国家养老保险，收入渠道狭窄。如，谷中村谷曾片区，一位汉族喜老人（61岁，男）与其老伴（60岁，布依族），育有两女1男。现两个女儿已出嫁，儿子外出打工已11年，媳妇（布依族）生下大孙女两年后，便随丈夫打工，已有9年。两人先后在贵阳、福建打工，主要从事体力活，挣钱不多。现留下三个子孩子（跟儿媳属布依族）均由老人照顾抚养。大孙女今年14岁，去年在马铃中学读初一，成绩不错。因是家庭困难留守儿童学生，读初一上半年得到 600元的困难补助。除了每个月爷爷奶奶给150元购饭票外，最低还要给50元的零用钱，主要用来打电话和爸爸妈妈联系。老二8岁在谷曾小学读书，每天要给1-2元零用钱；最小只有5岁，在谷增读学前班，半年要交100多元。每年要等到开学、过节，儿子、媳妇才会寄千把块钱回家。供孩子读书、生活的费用主要是靠这位老人在农闲时打点零工，帮人做点泥水活，每月可得4千元左右收入。农忙时务农，种包谷、水稻和蔬菜供自家食用，粮食够吃。老伴除了做家务照顾孙子的生活外，还要放牛，放马，忙农活。现家有三间平房，因无钱修理，下雨常漏，房子显得很旧朽。两位老人因属低龄老人，身体健康，还能承担繁重体力劳动，而且基本上没有医疗费的支出，小病忍一忍或花点钱去卫生室去治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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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该寨另一张姓老人（73岁，男，苗族，小学文化），老伴（75岁，苗族，文盲）。儿子、媳妇外出打工，把不到7岁的孙子留给老人带。老人说：娃儿们去打工，也没有见到钱。孙子现在在马铃乡马铃学前班，每天回家住，一个月要用160元的生活费，一学期1千元，还要找人接送。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栽五亩包谷，可得纯收入1千元，加上每月两个人的养老保险230元。虽然没有多少钱，但粮食基本够吃，除了孙子费用外，两老人在生活上很节俭，基本上无钱可花销。

又如，凯坝片区凯坝组一周姓老人（77岁，男，汉族，小学文化），老伴（73岁，布依族，文盲），有两个儿子，都已成家且长年外出打工。近因老人照顾不了孙子，孩子被带在父母的身边，只留两老人在家。两个儿子打工流动性很强，目前老人也不知道他们具体在什么地方打工。儿子们在外生活艰难，只是回家过节时拿点钱给老人，表示点意思。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是靠两个老人每月每人115元的养老保险，以及周姓老人当了14年村干部退下来后每月140元的补贴，有时得点帮扶，如今年财政局就送了500元现金。以前身体好的时候种点包谷、辣椒出售。一年种亩把土地，可收得700、800斤包谷，卖得700、800百元钱。若无特殊补助，平均每个月现金收入算下来450元左右。两老人每月除出交电费，购买油、盐等费用外，与村民们一样每人每年还要交70元的医保费，事实上周姓老人最大的经济支出便是医疗费，而且是靠自已劳动所得支出。现在每村都有医务室，村民们有点小病去看，基本上花不了多少钱。但是遇到大病只能外出就医，国家承担70%的医疗费，自已出30%。周姓老人感叹到：“国家政策好，如果没有医保，得这种病（心脏病）拖都拖不起。”虽然如此，但对于经济收入低的人群来说，因病返困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周姓老人心脏不好，去年和今年往返花溪、贵阳看病，自己出资的费用就达4000多元。由于身体不好，老伴又患白内障多年，虽然国家补助就医，但手述不成功。两位老人行动不便，不能象往年种地得点收入，现在只够吃，其余的土地直接送给别人种，收入减少，生活困难。

在留守老人中，距乡政府所在地5公里，马铃片区（原马铃村）大土村民组（全寨54户，均是苗族），金杨氏老人的情况最为典型。金杨氏今年83岁（女文，虽然听得懂汉话，但在访谈时多需村干部翻译。现在儿子、孙子、孙媳妇全在浙江打工，留下4岁的重孙由老人带。以前老人可种些包谷、辣椒、蔬菜自己吃，现因年龄大，身体又不好，干不了农活。每次小辈回家过年时，会给老人准备点食粮。另外，老人有女儿嫁到平坝，每年女儿会拿300、500百斤粮食给老人，粮食基本够吃。但是遇到生病花钱，把粮食换成钱看病，就不够吃了。从经济收入来看，平时有事，需用钱，须得请人打电话让家人寄点来。一般小辈们会给上200-300元钱，主要给自已的孩子买点吃的、用的。按80岁每月每人政府有高龄补助60元（90岁每月100元，100岁每月200元），分两次发放，半年可领得360元。另外每个月还有70、80元的养老补助。家里只有83岁的老人和4岁的幼儿两人，生活上除了吃的有所保障外，老人身体健康状况不好，不仅在生活上得不到家人照顾，还要抚养重孙，生活非常艰辛。好在近年来时常有人拉些蔬菜、水果、面条、馒头，粑粑、米豆腐等日常生活用品串寨进行买卖。大寨子天天都有串寨的，一般的寨子几天有一次。又因为农民的现金收入不多，可以用包谷等农作物交换。金杨氏老人不用出远门就可买到油、盐、菜等生活用品。

（三） 有些留守老人虽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和照顾抚养孙辈的责任，但却长期孤身一人在家无人照料、作伴。

如，谷中村谷曾片区新寨组84岁的陈姓留守老人（女，布依族），老伴过世，儿子在贵阳搞水电安装，每月有2千多元的收入，媳妇在贵阳大营坡从事板材加工，17岁的孙子在贵阳读技校。平时只有老人一人守家。每个月有60元的高龄补助，半年发一次。因为年龄大，听力不好，不能从事体力劳动，家里十几亩田地，一部分出租给别人种收点钱。一部分田土送给亲戚种，并请亲戚朋友照顾下老人。如果家里有大务小事请寨里的人通知家人。因为行走不方便，老人平常只能在寨子附近几家串串门，打发时间，感到非常孤单。

三

据统计，2012年，全国已有8700 万农村留守人口，其中包括 2000 万留守儿童、2000 万留守老人和 4700 万留守妇女，留守妇女的数量远远超过了留守儿童和老人的总和1。然而，2014年马铃乡留守老人共有141人，在数量上不仅超过全乡留守妇女2014年67人一半以上。而且由于子女长年外出务工且收入普遍低，改善留守老人经济状况的能力十分有限。留守老人不仅成为了留守家庭生活中的主体，以年老之躯承担着监护孙辈甚至重孙辈的重任。且为了生存，还要从事家务及繁重生产劳动，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自养甚至抚养孙辈。不仅精神负担重，而且生活压力大，生存非常艰难。留守老人中特别是高龄老人、失伴老人、病残老人尤甚。马铃乡留守老人成为马铃乡留守群体中最艰难的守望者，生存处境令人堪忧。

注释：

1 罗贤贵：《民族地区乡村留守妇女现状与社会经济发展困境研究——基于桥塘村的典型个案》2012年硕士论文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 篇12

“只有民族的, 才是世界的”。近年来, 这一观点不断得到论证, 并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少数民族元素不仅成了文艺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主题, 更是城市宣传的重要砝码。贵州作为一个多民族省份, 有着丰富的民族资源, 其民族文化多姿多彩、各具特色。在贵州的对外传播中, “多彩贵州”这一定位不断被深化, 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一直是宣传的重头戏。少数民族女性被赋予了某种带有民族文化内涵的特殊意义, 成为一个意涵丰富的符号, 建构公众对少数民族女性这一群体的认识, 同时, 在官方传媒语境中它更传播着一个地区民族文化的核心内涵。本文首先以传播学、符号学的视角探究对外传播中运用少数民族女性形象的特殊规律, 分析其中正负面影响。其次, 再以一个女性主义的视野分析主流媒体语境中的文本和图像是如何建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的, 以及建构了一个怎样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图景, 借此引导人们关注少数民族女性这一特殊群体。

二、研究对象的选择

作为西南少数民族省份的贵州, 对外传播意识不断加强, 对外传播渠道不断拓宽, 整体格局得到系统化呈现。除了每年举办的“多彩贵州”系列活动, 各地方的旅游文化宣传活动, 发放宣传册、海报、发行明信片外, 还采取了在中央级媒体投放电视宣传片、开发网络媒体等多种方式, 借此对贵州这一区域形象进行整合传播。在以上传播渠道中, 新兴的网络宣传力量可以说是受众接触最广的传播形态之一, 本研究将其作为具体研究对象, 选取中央级重点新闻网站新华网贵州频道的多彩贵州之图行贵州板块为对象, 具体以其中所有少数民族图片为分析样本。必须强调的是, 新华网的文化、旅游宣传图片属于主流媒体语境。

三、研究结论

(一) 图片报道情况

截至2014年1月23日, 栏目共有图片252张, 其中有关少数民族的图片213张, 占总数的84.8%。以少数民族女性为表现主题的图片178张, 占所有少数民族图片的83.7%。从民族归属来看, 在这178张图片中, 表现贵州地区苗族女性生活生产情况的图片共100张, 占总数的56.4%, 依次是侗族38张、水族32张、布依族18张, 瑶族、仡佬族、屯堡人、土家族各只有3张。

从年龄段来看, 单独以青少年女性为主要人物形象的图片共有112张, 占62.9%, 单独以中老年女性为主要人物26张, 占14.8%, 除此之外, 各年龄段女性均有涉及的图片占40张, 占, 22.2%。

从图片中所展示的人物活动来看, 少数民族女性从事活动主要集中在节日、盛装、表演、仪式上, 这类图片共有87张, 占总数的49.1%。其次, 是刺绣, 共33张, 占18.5%。再次, 是侗族大歌演唱, 共18张, 占10.2%, 而后是敬酒、敬食, 共12张, 占6.5%, 绘画、银饰、工艺, 共8张, 占4.6%, 织布、学习 (灭火方法、识字) 、生活景象、谈恋爱, 均有4张。最后, 闲谈、祭祀分别有2张。

(二) 少数民族女性为对外传播中的主要人物形象

《百苗图》对少数民族服饰文化有这样的记述“男子衣服与汉人同”、“女子犹沿苗俗”, 因而和“与汉人同”的男性相比, 身着民族服饰的女性更能展示出该民族的文化特色。[1]作为一个多民族省份, 贵州的对外宣传以“多彩”为主题, 其最为核心的意涵正是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 因而在对外宣传中少数民族元素是不可或缺的主题, 而最能代表本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女性逐渐从生活的幕后走向媒体的前台, 成为受众关注民族文化, 了解民族特色的一扇窗口, 而其形象也随着传播的加强而不断丰满。

(三) 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单一化、碎片化、标准化

在对外传播中, 媒体对少数民族女性所从事活动的描绘主要集中在节日、盛装、表演、仪式上, 年龄段的选择上则青睐于青年女性, 表情则集中捕捉她们欢笑和微笑的画面, 借此表达出这样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形象:她们年轻美丽, 身着多彩的民族服饰、能歌善舞, 欢快愉悦, 时而温柔浪漫, 时而豪情奔放。这样一个由媒体经过选择、加工, 加以结构化后重新呈现的女性形象不仅单一, 且失去原真性, 不能完全反映当代少数民族女性的个性与共性, 也不利于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因此而展现出来的民族文化图景。

一个群体形象的建构过程, 是一个被表征的过程。在对外宣传中的主流媒体简单地将少数民族女性这一群体形象通过简单而雷同的画面进行意义上的表征, 进而影响着受众对群体的认识。

通过表1可以看出, 媒体对少女民族女性群体的表征过程主要集中运用其生活片段, 而对生产片段颇为忽视。在对外宣传中, 媒体青睐于少数民族盛装参加节日或者仪式的场景, 唱歌跳舞、激情嬉戏的场景, 其表达的少数民族生活状况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 并非一个民族生活情况的完整反映, 完全忽视了她们盛装背后的普通生活。同时, 媒体的描绘也集中在生活片段上。少数民族地区多数以从事农业为主, 随着近年来地方政府在第三产业方面的开发和扶持, 也有一些地区开始从事旅游业。媒体在这边面很少触及, 对生产情况的反映集中在少数民族刺绣、绘画、手工艺方面, 给人的印象仿佛是:少数民族女性能歌善舞、在家以刺绣和手工艺为生, 不会从事农业生产。其形象表面上鲜活和生动, 却缺乏内涵与内心的展示, 鲜见理想追求与自我意识。

媒体在“能指”的选择上往往出现片面的趋向, 忽视了少数民族女性群体的真实生活和真实情感。在媒体的建构下, 她们毫无烦恼, 欢快愉悦, 她们不用参与社会生产, 只需唱歌跳舞, 她们没用理想、个性, 只会敬酒、绣花, 她们穿着一致、行为一致、观念一致、表情一致, 从事活动更是一致, 如同文化工业中的产品一般, 标准化, 丧失了作为“人”的个性。

然而, 这与少数民族女性群体的本身情况是完全不相符的。近年来, 随着各级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不断开发, 教育资源、经济投入不可同日可语, 特别是由于地方政府对旅游产业的大力扶持, 少数民族女性与外界的接触越来越密切。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上, 来自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表演者及志愿者们给各国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们不仅能歌善舞、欢快愉悦, 同时她们也有着远大的理想, 对地方民族文化的传承有所承担, 她们也有着属于自己的喜怒哀乐。

(四) 苗族、侗族女性形象相对清晰, 其余民族女性形象模糊

从本研究的数据统计情况来看, 对外传播与民族旅游紧密联系, 集中在苗族侗族旅游开发地区。苗族文化在贵州的对外传播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展现苗族女性生活生产情况的图片超过一半。居次位的是侗族, 再次是水族、布依族, 除瑶族、仡佬族、屯堡人、土家族各只有1张外, 其余的少数民族没有涉及。

目前, 贵州旅游产业开发最快的无疑是苗族、侗族这两大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图片中涉及最多的苗族地区集中在西江、岜沙、丹寨、台江、凯里等地, 居其次的侗族则集中在黎平、凯里等地, 这些地区正是贵州省内主要的民族风情旅游地。可见, 地方政府的对外宣传往往与民族旅游联系紧密, 苗族、侗族的文化特质成为建构地方民族文化的主要元素, 而其他民族则遭到了主流话语的边缘和忽视。在这样的情况下, 媒体所建构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出现了偏重苗侗, 而其他民族女性缺位的问题, 因而苗族、侗族女性形象在媒体的重点描绘之下相对丰满, 受众对其印象也相对清晰, 其余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则由于媒体疏于呈现, 显得模糊不堪, 受众甚至对其毫无印象。久之, 一个错误的认识逐渐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产生:贵州的少数民族女性就是苗族和侗族女性。

(五) 贵州的对外传播缺乏民族“标志符号”

皮尔士将符号定义为一种三元关系, 分为三类:图像、标志和象征。其中标志指的是符号与对象、概念之间是因果关系。例如, 红领巾作为符号, 可以是少先队员的标志, 刘三姐作为符号, 可以是广西壮族女性的标志。

在民族地区的对外传播中, 要引导和建构受众对区域文化的认识, 往往需要一个标志符号, 这个标志符号通常是人物形象。例如, 提起“五朵金花”, 人们立即会想到云南大理, 提起“阿诗玛”, 人们又会想起云南石林, 提起“刘三姐”, 人们又会想起广西桂林。这是由于在民间传说和文艺创作中, 传播者和创作者将五朵金花、阿诗玛、刘三姐分别赋予了一定的民族文化特征, 将她们建构成为了白族、壮族女性的代表, 使她们身上具有典型的本民族女性特征, 故而在具体的人物形象和人文文化、地域景观之间形成了符号的关联关系。反观贵州的对外宣传则缺乏这样的标志符号, 仅仅通过一些散乱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来传递本区域丰富多彩的生态风景特色和人文文化特征。在阅览之后, 受众不能产生一个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完整认识, 这正是由于缺乏标志符号的缘故。标志性的人物形象通过现实的人物形象与一定的民族文化蕴意结合, 不仅能加深受众对区域文化的认识, 更能给人以深刻印象, 成为一个区域形象指代和传播的象征。[2]

(六) 主流话语强势构建的“被观赏者”丧失话语权利

主流媒体在少数民族女性形象的表征过程中存在着固有的文化偏见, 主流话语对这一特殊群体建构时显示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势, 不仅如此, 少数民族女性在对外传播中属于被观看者, 而非主动表达者, 不具有话语权。在本文搜集到的样本中, 所有图片均来自摄影记者, 拍摄的地点、人物类别、人物活动、人物表情等等依赖于记者的主观选择, 年轻、漂亮的女性图片占据大量比重, 为媒体所青睐。可以看出, 在对外传播中, 媒体以漂亮的形象、外在的观赏价值作为少数民族女性主流形象的评判标准, 简单地讲其建构为“被观赏者”、“被看的对象”。

由于少数民族女性的服饰和生活场所颇具特色, 本身极具观赏价值, 同时媒体又时常将其与神秘、与众不同联系在一起, 有意无意地将起塑造为一个外观漂亮的被观赏的客体, 而忽视了这个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这不但有碍于受众对少数民族女性群体的正确认识, 同时也会对少数民族女性本身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根据舆论学家李普曼的观点, 一方面, 受众由于日常生活的经验范围和精力的有限, 需要借助大众传播来认识与自己没有经验性接触的外部世界, 并且会对媒体所提供的拟态环境做出真实的反映。因此, 对外传播中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会影响受众对少数民族女性群体和少数民族地域文化的认识, 在强势话语建构下存有偏见的少数民族形象无疑会影响公众的认识;另一方面, 根据“镜中我”的观点, 少数民族女性会通过大众传播中所塑造的自身形象来进行自我认识, 建构自我意识, 致使现实生活中的少数民族女性群体以媒体中那个注重外表美丽的“被观看者”为自我意识的榜样, 而忽视自身的内涵、人格、能力、道德素养的培养。

参考文献

[1]李汉林.百苗图校释[M].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