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判决（通用7篇）
情况判决 篇1
1 情况判决制度概述。
1.1情况判决的概念。情况判决并非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 而是学者们根据法条的表述总结出的一个学术上的概念。有的学者把它称之为“事情判决”有的学者称之为“情势判决”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通常把它称为情况判决。所谓情况判决是指人民法院审查, 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本应予以撤销, 但考虑到公共利益需要而不撤销, 责令行政机关作其他补救的判决形式。在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没有涉及到情况判决, 其规定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称为《解释》) 第58条“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但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 人们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 并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造成损害的, 依法判决承担赔偿责任。”1.2情况判决的适用条件。第一, 行政行为作出并已经执行。情况判决属于特殊的判决形式, 适用时应谨慎, 如果原违法具体行政行为并未作出且执行, 则无需情况判决。第二, 行政行为违法, 本应撤销。就法律要件来讲, 该项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就一般法理而言应当撤销, 否则原告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维护。第三, 如果撤销该行为, 将不会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这一要件表明, 法院如果判决撤销该行政行为, 就直接效果而言, 原告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但是却影响到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 且不是一般的影响, 而是会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
2 情况判决制度存在的几个问题。
2.1忽视对个人利益的保护。从《解释》第58条规定所显示的内容可以看出该条忽视了对个人利益的保护。也许在特定条件下, 当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 国家利益应当优先得到保护。但在一般情况下, 法院应到通过利益衡量来确定优先保护国家利益还是个人利益。在个人利益可能遭受重大损失的时候, 也应当予以保护。因此, 应当将个人利益的重大损失作为法院适用情况判决的条件之一。2.2公共利益的涵义及范围不明确。一种存在危险性的东西, 其内容必须是明确具体的, 如果各项基本权利受到一种抽象模糊的公共利益限制的话, 自由就不存在了。虽然我国宪法中已经规定了有关公共利益的内容, 但是对于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至今还没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从我国有关公共利益的法律规定来看, 极少有明确规定公共利益的概念和范围的法律, 同时, 我国对公民权利保护方面的制度并不十分完善健全, 在这种情况下设定情况判决而不对公共利益的内涵及界定没有明确的规定, 无疑是把公民的基本权利置于一种极不确定状态下, 也容易导致国家公权力以公共利益之名随意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2.3“相应补救措施”规定过于抽象。根据《解释》第58条规定, 人民法院对于违法的行政行为确认违法后, 还要“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造成损害的, 依法判决承担赔偿责任。”但是, 该规定过于抽象, 难以看出立法者的立法意图, 容易引起不同的理解。而且“相应”一词的底线是什么, 法律没有明确, 其是否包括法院可以责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法院是否可以指定重作内容及期限?对于这些问题没有明确具体规定, 因此在司法实践当中难免出现问题。
3 情况判决制度的完善。
3.1增加情况判决中对个人利益的保护。如前所述, 《解释》第58条仅对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进行保护, 没有对个人利益予以应有的尊重。这反映了我国历史上比较极端的社会意识即社会主义国家过去流行的关于公共利益实现必须带动个人利益实现的假定。2004年我国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庄严的写入宪法, 并公开承认私有财产权, 保障每个公民可以基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对抗国家机关随意限制和剥夺公民个人私有财产的非法行为, 改变了以往仅仅从宏观和整体利益角度来论证“以人为本”内涵的做法。根据宪法精神, 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不能成为否定个人利益的理由, 如果发生利益冲突, 三者利益应当在最大限度内获得兼顾和平衡。从利益权衡原则出发, 不论撤销行政机关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是给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 还是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造成重大损失, 只要撤销该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大大超过由该行为本身所造成的损失或补救该行为所应支付的代价, 就可采取这种处理方式。这也体现了国家对私权的真切关怀, 而这恰恰是我国传统和现代行政和司法实践所漠视的, 它符合现代民主政治对公权力运作的要求。3.2严格界定公共利益。什么叫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范围有多大?对此, 我国法律无明确规定。原因主要是公共利益的“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和“利益主体”的不确定性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 在现实生活中, 公共利益被无限延伸和异化, 少数政府机关高举公共利益的大旗非法干预私权利, 侵犯相对人的权益。公共利益作为一个高度抽象、易生歧义和弊端的概念, 如果不严格限定, 极易出现滥用现象。在权衡公共利益时我认为应考虑以下因素:3.2.1利益衡量目标。利益最大化是利益衡量的首要目标。因为法律的终极目标是保障人权, 依法最大限度的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应当是法治的目标, 而利益衡量乃是法律秩序范围内法律的平衡与调节。“利益衡量的最终结果应尽可能最大限度的满足各种相关利益要求, 在冲突的利益主张给出的妥协方案中, 应在确保优位利益的同时把让位利益的牺牲程度降到最小限度。也就是说, 法律应该促进相关利益的最大化整合, 或者保证在对某些重要利益的维护与其他利益的最小牺牲之间寻求并接近最佳的平衡点。只有这样, 才能获得一个比较合理、具有说服力的、可以接受的利益衡量决策, 即便在如何接近这种利益整合状态的细微问题上仍然可能存在一个不同意见。”3.2.2利益权衡的主体——法官。利益权衡主要是对司法而言, 所以法官是利益权衡的主体。“利益权衡方法是将法官上升为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的协调者和仲裁者。法官通过利益衡量判断何者利益更为重要, 最大可能的增进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 利益衡量本质上法官判案过程中的一种思考方式。法官作出判决时在内容和形式上应当充分考虑判决合理化和妥当性。在衡量内容上一方面排除一些不应当考虑的因素, 另一方面, 利益衡量的结论必须建立在正当性的基础上, 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 根据公平正义的法理并参考当时社会的一般价值理念作出判决。3.3相应补救措施的完善。于对于补救措施学术界和司法界的都存在不同的理解, 因此, 笔者认为应对“补救措施”进行立法明确规定。其主要有以下内容:3.3.1补救措施不限于程序上的补救。在德国违法事项的补正通常是程序上的补正。而从我国违法行政行为的撤销要件上看不局限与程序违法。对于其他违法事项如果能通过采取实体补救措施消除的, 也应责令行政机关采取该实体措施。3.3.2法院在判决中可以明确行政机关应采取的具体补救措施及期限, 甚至可以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及相关内容。这样做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益。降低诉讼成本, 提高诉讼效率是诉讼追求的效益目标。由于行政诉讼中司法审查权的局限性, 司法审查往往不能将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一次性地从根本上就在到位, 使行政诉讼陷于“处理——撤销———再处理———再撤销”的怪圈之中。诉讼中的当事人的“疲于奔命”与行政机关的“不亦乐乎”的反复处理, 在造成资源浪费的同时, 加深了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和法院的不满情绪, 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正确的让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可以使诉讼当事人跳出这个怪圈, 及早解决纠纷, 实现诉讼的效益目标。
摘要：情况判决是行政诉讼判决中一种特殊的判决方式。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司法解释中确立了情况判决制度, 但目前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因此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关键词：行政诉讼,情况判决,完善
参考文献
[1]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8:754.[1]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8:754.
[2]甘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之评论——理由、观点与问题[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165-166.[2]甘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之评论——理由、观点与问题[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165-166.
[3]章剑生.论利益衡量方法在行政诉讼确认违法判决中的适用[J].法学, 2005 (6) :48-57.[3]章剑生.论利益衡量方法在行政诉讼确认违法判决中的适用[J].法学, 2005 (6) :48-57.
[4]余凤, 李晓萍.行政确认违法判决中相对人利益保护问题研究-以《若干解释》58条为研究基点[J].民主与法制, 2006 (10) :35.[4]余凤, 李晓萍.行政确认违法判决中相对人利益保护问题研究-以《若干解释》58条为研究基点[J].民主与法制, 2006 (10) :35.
[5]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识模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230.[5]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识模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230.
[6]张树义.需求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良性循环[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263-264.[6]张树义.需求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良性循环[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263-264.
[7]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识模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258.[7]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识模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258.
[8]甘文.行政与法律的一般原理[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135.[8]甘文.行政与法律的一般原理[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135.
情况判决 篇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10)闽刑终字第398号
原公诉机关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单位（原审被告单位）上海祖龙景观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祖龙公司）。
诉讼代表人罗耀鑫，上海祖龙景观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辩护人叶明辉，福建厦门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榕生。系厦门创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和上海祖龙景观开发有限公司、上海振龙房地产有限公司、上海厦大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2008年9月23日因涉嫌犯内幕交易罪被厦门市公安局取保候审。
辩护人蔡明阳，福建厦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单位上海祖龙景观开发有限公司、原审被告人陈榕生犯内幕交易罪一案，于2010年7月26日作出（2009）厦刑初字第10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单位上海祖龙景观开发有限公司犯内幕交易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九百一十五万三千零一十元四角；被告人陈榕生犯内幕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追缴被告单位上海祖龙景观开发有限公司违法所得人民币一千九百一十五万三千零一十元四角，上缴国库；公安机关冻结陈榕生（上海祖龙景观开发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南汇支行0348***77账户的存款人民币五百一十九万零二百五十三元七角七分、厦门缘合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张杨路营业部40610658账户的资金人民币四百一十八万七千六百七十九元五角五分和在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福州五四路营业部260006868账户的资金人民币六十万七千零八十九元四角五分、北京百立讯科技有限公司在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福州五四路营业部260005858账户的资金人民币九千零六十一元六角九分，以上款项合计人民币九百九十九万四千零八十四元四角六分用于执行上述追缴被告单位违法所得并上缴国库的判决，不足部分继续予以追缴。原审被告单位上海祖龙公司、原审被告人陈榕生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单位（原审被告单位）上海祖龙公司、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榕生申请撤回上诉。
本院认为，原判认定上诉单位上海祖龙景观开发有限公司、上诉人陈榕生犯内幕交易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上诉单位上海祖龙景观开发有限公司、上诉人陈榕生撤回上诉。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厦刑初字第109号刑事判决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邱宝建
代理审判员 林 伟
代理审判员 李明杉
二○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唐 吟
姚荣江等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11)乌中刑二初字第2号
公诉机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姚荣江。2010年7月31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自治区公安厅看守所。
辩护人曹宏，新疆北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曹戈。2010年7月31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自治区公安厅看守所。
辩护人林安娜，新疆林安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清。2010年7月31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自治区公安厅看守所。
辩护人苏松涛，新疆北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陈雪松。2010年7月31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次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屈红亮，新疆鼎信旭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单位新疆瀚阳投资有限公司（下称瀚阳投资公司）。
诉讼代表人李烽。
被告单位新疆荣辉金德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荣辉矿业公司）。
诉讼代表人刘劲松。
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姚荣江、曹戈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被告人王清、陈雪松、被告单位瀚阳投资公司、荣辉矿业公司犯内幕交易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1年1月17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童燕和李雁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姚荣江、曹戈、王清、陈雪松及其辩护人、被告单位瀚阳投资公司、荣辉矿业公司诉讼代表人李峰、刘劲松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09年7月21日、22日，被告人姚荣江在担任凯迪投资公司总经理期间，利用其参与天山纺织重组的职务便利，将“凯迪投资公司投资重组天山纺织”的内幕信息泄露给被告人王清，并指使被告人王清将两人共同经营的瀚阳投资公司的资金买入“天山纺织”股票。被告人王清利用该内幕信息，于7月21日、22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价格敏感期内，分别使用 “瀚阳投资公司” 名义买入“天山纺织”股票320000股，成交金额2022576.16元，借用“谷国栋”名义买入“天山纺织”股票317000股，成交金额1947747元，使用“王清”股票账户购买488800股，成交金额3048918.39元，三个股票账户合计成交1125800股，成交金额7019241.55元。7月22日王清还利用该内幕信息分别使用“荣辉矿业公司”账户购买“天山纺织”股票160000股，成交金额1039075元；还代“石效英”个人账户购买“天山纺织”股票45903股，成交金额298677.5元。被告人王清还将该信息告知王继红、刘劲松、李烽，三人均购买了“天山纺织”股票并获利。
2009年7月22日，被告人姚荣江将“天山纺织重组”的内幕信息泄露给时任凯迪投资公司资产管理部经理曹戈，被告人曹戈又将该内幕信息泄露给被告人陈雪松，并指使被告人陈雪松买入“天山纺织”股票，被告人陈雪松于7月22日在证监会认定的价格敏感期内，使用其与被告人曹戈共同出资的个人账户买入“天山纺织”股票125400股，成交金额797714.9元。当日曹戈代其弟媳“张荣”个人账户买入“天山纺织”股票87000股，成交金额550529.98万元。
天山纺织股票于2010年6月18日开盘，“石效英”账户内天山纺织股票于2010年6月24日卖出，盈利187435.27元，瀚阳投资公司、谷国栋、王清、荣辉矿业公司、陈雪松、张荣涉案账户因于2010年4月20日被依法冻结无法卖出，截至2010年7月26日立案当日，天山纺织股票收盘价11.75元，上述涉案股票账户买入天山纺织的账面盈利分别为“瀚阳投资公司” 1737423.84元、“谷国栋”1777003 元、“王清” 2694481.61元、“荣辉矿业公司”840925元、陈雪松675735.1元、张荣471720.02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姚荣江、曹戈无视国家法律，身为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在涉及对证券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故意泄露内幕信息给知情人员以外的人，并指使他人或自己进行内幕交易，数额特别巨大，二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被告人王清、陈雪松、被告单位瀚阳投资公司、荣辉矿业公司非法获取内幕信息后，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成交数额特别巨大，构成内幕交易罪。起诉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姚荣江当庭未作自行辩护。其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姚永江构成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没有异议，但提出姚荣江具有下列法定或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
1、因涉及本案的股票帐户在天山纺织复盘前均已被有关部门冻结，姚荣江等人购买的天山纺织股票未能卖出，故姚荣江内幕交易的行为应属未遂；
2、公诉机关以本案立案当日股票收盘价作为盈利数额计算的标准，缺乏法律依据亦不合情理，应以2009年7月23日发布“重大重组停牌公告”日的股票收盘价为标准计算本案盈利数额；
3、本案与国内惩治的同类犯罪相比，数额较小，且未实际取得利益，社会危害性较小；
4、被告人姚荣江自愿认罪，积极退赃，悔罪态度较好。请求本院结合以上情节，对其从轻处理，判处缓刑。
被告人曹戈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曹戈犯内幕交易罪没有异议。但曹戈辩称：其没有向他人泄露内幕信息，不构成泄露内幕信息罪。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1、本案内幕信息是姚荣江非法泄露给曹戈的，曹戈属于非法获取证券内幕信息的人员而不属于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故曹戈不构成泄露内幕信息罪；
2、曹戈的行为虽构成内幕交易罪，但只买入了股票却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卖出即案发，尚未实际取得利益，属于犯罪未遂；
3、本案盈余数额应以“公告日”的股价为标准进行计算；
4、被告人曹戈自愿认罪，积极退赃，悔罪态度较好。请求法庭结合以上情节，对其判处缓刑。
被告人王清当庭未作自行辩护。其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王清构成内幕交易罪没有异议，但提出王清具有下列从轻处罚的情节：
1、同意姚荣江辩护人提出的前两项辩护意见；
2、王清在本案中所起作用较小，处于次要地位，属从犯；
3、本案中王清既有作为单位直接负责人进行内幕交易的行为，又有个人的内幕交易行为，在量刑时应加以区分；
4、王清系初犯、偶犯，且有悔罪表现，请求本院对王清适用缓刑。
被告人陈雪松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没有异议，当庭未作自行辩护。其辩护人辩称：被告人曹戈并没有明确告知陈雪松天山纺织要重组的内幕信息，陈雪松对此消息是否属于内幕信息并不明知，其行为属于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罪。公诉机关指控陈雪松犯罪的证据不足，请求本院宣告陈雪松无罪。
被告单位瀚阳投资公司、荣辉矿业公司对起诉书的指控无异议，当庭未作自行辩护。
经审理查明，2009年7月21日、22日，时任凯迪投资公司总经理的被告人姚荣江在在得知凯迪投资公司要参与重组天山纺织的消息后，便将此内幕信息泄露给被告人王清，并要求被告人王清使用两人共同经营的瀚阳投资公司的资金买入“天山纺织”股票。被告人王清利用该内幕信息，于7月21日、22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价格敏感期内，使用瀚阳投资公司的资金分别以 “瀚阳投资公司”名义买入“天山纺织”股票320000股，成交金额2022576.16元，使用“谷国栋”个人帐户买入“天山纺织”股票317000股，成交金额1947747元，使用“王清”个人股票账户购买入“天山纺织”股票488800股，成交金额3048918.39元，三个股票账户合计成交1125800股，成交金额7019241.55元。7月22日王清还利用该内幕信息使用“荣辉矿业公司”账户购买“天山纺织”股票160000股，成交金额1039075元；后又代“石效英”个人账户购买“天山纺织”股票45903股，成交金额298677.5元。在此期间被告人王清还将该内幕信息告知了王继红、刘劲松、李烽，三人听到此消息后均购买了“天山纺织”股票并获利。
2009年7月22日，被告人姚荣江因工作需要将“天山纺织重组”的内幕信息告知时任凯迪投资公司资产管理部经理曹戈，被告人曹戈又将该内幕信息泄露给被告人陈雪松，并要求被告人陈雪松买入“天山纺织”股票，被告人陈雪松于7月22日在证监会认定的价格敏感期内，使用其与被告人曹戈共同出资的股票账户买入“天山纺织”股票125400股，成交金额797714.9元。当日曹戈又使用其弟媳张荣的个人股票账户买入“天山纺织”股票87000股，成交金额550529.98万元。次日，天山纺织发布“重大重组停牌公告”同时停牌。
2010年4月20日，瀚阳投资公司、谷国栋、王清、荣辉矿业公司、陈雪松、张荣的涉案账户因涉嫌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冻结，2010年6月18日天山纺织股票重新开盘，当日天山纺织股票收盘价为每股7.23元，当日上述涉案股票账户买入天山纺织的账面盈余分别为：瀚阳投资公司 291023.84元、谷国栋344163元、王清 479322元、荣辉矿业公司117725元、陈雪松108927.1元、张荣78480.02元。涉案的石效英账户内天山纺织股票于2010年6月24日卖出，盈利为187435.27元（已扣押）。
上述事实有庭审记录及由公诉人和辩护人宣读或出示并经过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一、证明四被告人、二被告单位身份及本案进行内幕交易的主要资金来源的证据
1、户籍证明，证实四被告人的年龄、民族、文化程度、住址等基本身份情况；
2、企业工商档案，证实瀚阳投资公司、荣辉矿业公司及凯迪投资公司的企业性质，股东构成，注册资金等基本情况；
3、书证：凯迪投资公司相关文件、证实天山纺织重组前后，被告人姚荣江任凯迪投资公司的总经理、曹戈任凯迪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兼资产管理部经理，4、被告人姚荣江、曹戈、王清供述及证人李峰、刘劲松、谷国栋、王继红、张荣、丛学荣等人的证言、书证代持股协议等，证实瀚阳投资公司由姚荣江实际控制，用于购买天山纺织股票的谷国栋、王清帐户中的资金均来自瀚阳投资公司；瀚阳投资公司和王清均系荣辉矿业公司的股东；陈雪松股票帐户中的资金系被告人曹戈和陈雪松所共有，张荣个人股票帐户由曹戈操作。
二、证明凯迪投资公司参与天山纺织重组的过程，中国证监会确认“凯迪投资公司重组天山纺织”内幕信息敏感价格期，以及被告人姚荣江、曹戈属于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证据
1、证人米力古丽、侯春丽、习龙生、潘竟、李少枫证言，证实2009年7月20日，有自治区主席助理王会民、前副主席王友
三、侯春丽、姚荣江等参加的非正式会议拟定由凯迪投资公司重组天山纺织；
2、书证：重大重组停牌公告、自治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天山纺织重组工作有关情况说明》、自治区金融办《关于协调天山纺织重组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及凯迪投资公司相关文件，证实天山纺织因重组而于2009年7月23日停牌以及凯迪投资公司重组天山纺织的过程；
3、书证：中国证监会认定函及移交函，证实2009年7月20日至2009年7月22日为本案的内幕信息价格敏感期，姚荣江、曹戈属于内幕信息知情人的事实；
4、被告人姚荣江、曹戈的供述、证人陈昱婷的证言及书证姚荣江手写的重组天山纺织方案、该方案打印稿等，证实姚荣江得知由凯迪投资公司重组天山纺织消息后，亲自手写重组方案并要求该公司文员陈昱婷打印，后又将此消息告知曹戈的事实。
三、证明被告人姚荣江、曹戈在内幕信息价格敏感期内将内幕信息分别泄露给被告人王清、陈雪松的证据
1、被告人姚荣江、曹戈、王清、陈雪松的供述，证实2009年7月21日凌晨，姚荣江将凯迪投资公司要重组天山纺织的消息用电话告知王清，并要求王清及时购买天山纺织股票，曹戈于2009年7月21日将此消息告诉陈雪松并要求陈雪松追买天山纺织股票的事实；
2、公安机关调取的姚荣江与王清通话记录，证实被告人姚江与王清在2009年7月21日凌晨曾多次通话。
四、证明本案四被告人及二被告单位在内幕信息价格敏感期内进行内幕交易情况的证据
1、四被告人供述及证人李峰、刘劲松、冯秀荣等人的证言，证实本案四被告人在内幕信息价格敏感期内利用获取的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以及王清代表二被告单位使用二被告单位资金进行内幕交易的事实；
2、书证：证券帐户资料、银行相关票据、股票交易记录单据等，证实本案四被告人及二被告单位在内幕信息价格敏感期内进行内幕交易的时间、数量、金额等情况。
五、公安机关抓获经过、天山纺织股票牌价及冻结款物等材料，证实中国证监会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将涉案人员分别采取强制措施，涉案帐户依法冻结；2010年6月18日复牌日的收盘价为每股7.23元。
综合控辩双方在庭审辩论中发表的意见，本院认为，控辩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
1、本案四被告人犯罪属于犯罪既遂还是未遂；
2、被告人曹戈是否属于本案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是否构成泄露内幕信息罪；
3、本案被告人及被告单位的盈余数额应以公告日、复牌日还是立案日的股价为标准计算；
4、被告人王清是否属于从犯；
5、被告人陈雪松的行为是否构成内幕交易罪。
现针对控辩双方观点，结合本案实际情况、现有证据及已查明的事实，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本案四被告人及二被告单位分别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和内幕交易罪属于犯罪既遂。众所周知，在证券行业，买入股票或者卖出股票均属股票交易行为，没有法律或者法规规定只有同时具备这两种行为才是交易行为。我国刑法规定：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构成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根据该条规定，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只要在价格敏感期内实施了买入、卖出或者泄露该信息等三种行为中的任何一种即构成本罪，本案中，被告人姚荣江和曹戈在得知天山纺织要重组的消息后，为谋利在此消息尚未公开前在证监会确定的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将此消息分别泄露给王清、陈雪松等人并明示二人大量买入天山纺织股票，严重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四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犯罪且已既遂。各辩护人关于本案属于犯罪未遂的辩护意见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2、被告人曹戈属于本案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构成泄露内幕信息罪。虽然凯迪投资公司将要重组天山纺织的消息属于内幕信息，但姚荣江因工作需要将此内幕消息告诉身为凯迪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兼资产管理部经理的曹戈合情合理，姚荣江自始至终的供述均证实他将消息告诉曹戈是因为工作的需要，好让曹戈有所准备，因此曹戈属于本案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其为谋利将内幕信息泄露给陈雪松且为自己或亲属在内幕信息价格敏感期内大量购买股票的行为构成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辩护人关于曹戈不属于本案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不构成泄露内幕信息罪，只构成内幕交易罪的辩护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3、本案被告人及被告单位的盈余数额以复牌日收盘价为标准计算最为合理。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人或被告单位购买涉案股票内幕信息价格敏感期只有两天的时间既2009年7月21日和7月22日，同年7月23日即公告并停牌，直到次年的6月18日才复牌，在此期间涉案股票帐户除石效英帐户外均被冻结，被告人或被告单位想要在此期间（包括公告日）获得非法利益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理论上只有到复牌日被告人或被告单位有可能交易涉案股票，因此本院认为以复牌日的收盘价作为本案计算盈余的标准合法亦合情理，公诉机关以公安机关立案之日的收盘价作为计算标准于法无据，应予纠正；同样，各辩护人关于将公告日股价作为计算标准的辩护意见理由亦不足，本院不采纳。
4、被告人王清在本案中也起了主要作用，不属于从犯。虽然内幕消息由被告人姚荣江提供，王清个人所享有的涉案股票也不是最多，但本案涉案股票中绝大部分是由王清亲自操作购买，且其还将非法获得的内幕信息泄露给其他很多人，在作案过程中，王清态度主动、行动积极，也起了主要作用，不能以从犯对待，辩护人关于王清起次要作用，属从犯的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采纳。
5、被告人陈雪松的行为构成内幕交易罪。被告人曹戈证实其为谋取非法利益将凯迪投资公司将要重组天山纺织的内幕消息告诉了陈雪松，并要求陈雪松在内幕信息价格敏感期内大量购买甚至追买天山纺织股票，对此事实陈雪松也不否认，因此陈雪松属于刑法所规定的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其在该内幕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125400股天山纺织股票的行为构成内幕交易罪，辩护人关于陈雪松不构成内幕交易罪的观点理由不足，本院不采纳。
综上，本院认为，被告人姚荣江、曹戈身为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在涉及对证券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故意泄露内幕信息给知情人员以外的人，并指使他人或自己进行内幕交易，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被告人王清、陈雪松、被告单位瀚阳投资公司、荣辉矿业公司非法获取内幕信息后，在内幕信息价格敏感期内进行股票交易，情节严重，构成内幕交易罪。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姚荣江、曹戈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被告人王清、陈雪松、被告单位瀚阳投资公司、荣辉矿业公司犯内幕交易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本院予以支持，但认定盈余数额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我国刑法规定，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鉴于本案四被告人未实际取得非法所得，庭审中认罪态度较好，均有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根据本案的案情及各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依法可适用缓刑。各辩护人请求本院对被告人适用缓刑的意见符合法律规定，本院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二十五第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姚荣江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交纳）。
二、被告人曹戈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万元；（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交纳）。
三、被告人王清犯内幕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交纳）。
四、被告人陈雪松犯内幕交易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交纳）。
五、被告单位新疆瀚阳投资有限公司犯内幕交易罪，判处罚金人民币400万元；（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交纳）。
六、被告单位新疆荣辉金德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犯内幕交易罪，判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交纳）。七、四被告人及二被告单位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
审 判 长 尹 军
审 判 员 郑 斌
人民陪审员 王建华
二○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经济增长等待判决 篇3
数据依然很惊人
美国蓝筹调查组中的45位经济预测员已经下调了经济增长的预期，此举一度冲击了本季度原有的预测值。
其认为，从目前开始到明年年底，再一次经历经济衰退的几率为28%。此百分比一出，令人不安的情绪顿时上升，而稍微令人安慰的是，经济走好的可能性还有三分之二。在当前众人提心吊胆的环境下，这算是较为合理的评估。
此外，瑞士信贷经济学家也陈述了他们眼中的概率：在未来的6个月时间里，经济衰退的几率为30%，而在两周前，他们所预计的经济衰退的几率仅为5%。其首席经济学家尼尔?索斯（Neal Soss）表示，经济衰退概率的增长让他们有些措手不及。
对于该概率的计算，他们有着一套自己的模型，包括7个组成因素，其中标准普尔500指数的下跌和密歇根大学消费者预期指数下降也对该预期概率有较大影响。
蓝筹调查组的预测结果显示，美国经济增长的格局仍是向上的趋势，而该结论是基于较低的经济基数基础之上。根据经济分析局最新的经济预测修订，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GDP增长分别为0.4%和1.3%。同时预计第三季度的GDP增长有望达到2.2%，这个数字在今年四季度可能冲高至2.5%。实际上，对于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的经济预测已经在一个月前进行过修正性的下调。
据其预测，到2012年，真实GDP的增长将从第一季度的2.4%上涨至第四季度的2.9%。同时，失业率将从当前的9.1%下降至明年第四季度的8.5%。而在上个月，曾预计将下降至8.1%。
美国今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真的只有0.4%吗？
28%的经济衰退风险已经令很多人不安，45个经济预测者中，有10个乐观者将经济衰退的风险锁定在17%，也有10个悲观者，将这个百分比扩大至37%。因此，若对整个预期池进行调整，悲观者至少超过五分之三。
如此不安的情绪让民间冒出一个最为流行的问题：美国政府对于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修订中的哪一项会令经济预测者们感到惊奇？而最为流行的回答就是：2011年第一季度GDP增長的大幅下调。
实际上，在经济数据作出修订之前，经济分析局得出的2011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1.9%已经令很多人感到惊奇。而当该数字最后被削减至0.4%时，已经令人有不少震惊。研究机构Wrightson ICAP首席经济学家路易斯?兰代尔（Louis Crandall）曾说，“自2010年春开始，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已经算是最为强劲的一个季度。”
然而，东亚银行却一直认为，自2009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以来，今年一季度美国的经济增长最为疲软。尽管围绕着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的问题有不少争论，但都不能在学术上得到统一。不过有人洞察到一点：今年整个上半年经济的低迷状态将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到金融市场和未来经济增长的表现。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质疑“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相当糟糕”的观点。
实际上，怀疑的起因就在于，其他经济活动的主要指标不仅仅是有所增长，而且增幅比以往都有所加大。2011年第一季度，供应管理协会提供的制造业指数和非制造业（服务业）指数分别为61.1 和58.8，分别达到了经济恢复以来的高点。
同样的，2011年第一季度的私人部门非农就业人数每月平均为19.1万人，仅次于今年2至4月每月平均达到的24万人。
最后，每月芝加哥联合储备银行发布的全国活动指数也处于较高的增长水平。在研究机构Wrightson ICAP的帮助下，研究人员对2000年至2010年之间的全国活动指数以及季度GDP增长进行统计，基于芝加哥联合储备银行提供的今年一季度的数据，以经济恢复期的基数测算，2011年第一季度GDP增长应该为3.2%。
难道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真的只有0.4%吗？如今此事已是众说纷纭，尽管陪审团依旧，但世界上有些事情，总得不到一个判决。
情况判决 篇4
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 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加强保障的条款很多, 如律师的提前介入、指定辩护制度、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完善等。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09条关于无罪判决与免除刑事处罚判决的执行也是刑事诉讼执行中体现对被告人人权保障的一大亮点。但是, 我们也应当注意到, 在司法实践与理论上对该条款的理解与执行仍存在一些误区, 在立法上也有一些缺陷。为了能更好地保障被告人的人权, 在法律上为构建和谐社会略尽绵薄之力, 本文在此对无罪判决与免除刑事处罚判决的执行作如下探讨。
一、无罪与免除刑事处罚判决
何为无罪判决, 立法上并无规定。从立法条文推断, 宣告无罪判决可以依据法律上的理由作出, 法律上没有将相应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 法院认定对此行为不适用任何法律上的罪名, 即被指控的案件不构成犯罪, 这是罪行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宣告无罪判决也可以依据事实上的考虑做出, 如果法庭认为公诉机关或者自诉人未能提出被告人有罪的证据, 就属于这种情形;在涉及犯罪证据的问题上, 如果公诉机关和自诉人不能提出确凿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 便可以证明应当宣告被告人无罪, 这是现行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人民法院统一定罪原则”的要求, 是我国吸纳“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内核后确立的, 也即司法实践中所谓的“疑罪从无”。
免除刑事处罚判决与无罪判决是不同的, 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无罪判决是宣告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能证明构成犯罪;而免除刑罚判决是在确定被告人有罪的情况下, 因为其他原因, 如犯罪超过追诉时效、符合《刑法》总则规定的免除刑事处罚的情形等而不对被告人给予刑事制裁的一种特殊判决形式。但是, 两者在事实上又都表现为对被告人不科处任何刑事制裁, 因而在刑事诉讼法中被规定在同一个执行条款中。
二、对执行条款的探讨
无罪判决和免除刑事处罚判决可以由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作出, 值得探讨的是一审法院作出的无罪判决和免除刑事处罚判决的执行。在此, 我们首先探究一下执行的概念。刑事诉讼中的执行是指刑事执行机关为了实施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所确定的内容而进行的活动。也有学者认为, 刑事诉讼中的执行, 也即执行程序, 是指司法机关和法律授权的其他组织, 将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所确定的刑罚等内容付诸实施以及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特定问题而进行的活动。笔者认为, 第二种界定更完善, 符合刑事诉讼的立法与实践。作为刑事诉讼一个阶段的执行包括两部分活动, 一是人民法院或者其他执行机关将生效的判决、裁定的内容实现的活动;二是解决判决、裁定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特定问题 (如假释、监外执行等) 的活动。显然, 执行的前提条件是判决、裁定已经生效, 这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一款也规定得非常清楚:判决和裁定在发生法律效力后执行。何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二款有详细的列举和说明:下列判决和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 (一) 已过法定期限没有上诉、抗诉的判决和裁定; (二) 终审的判决和裁定; (三) 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的判决和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判决。由上文的阐述可以知道, 显然, 一审法院作出的无罪判决与免除刑事处罚判决不属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9条“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无罪、免除刑事处罚的, 如果被告人在押, 在宣判后应当立即释放”的规定, 这显然是对一审法院作出的无罪判决的执行的规定, 是赋予人民法院在一审判决被告人无罪或者免除刑事处罚后就将判决的内容付诸实现的权力。据此, 在由樊崇义教授主编, 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刑事诉讼法》第434页关于“无罪和免除刑罚判决的执行”部分内容是这样表述的:无罪和免除刑罚的判决在生效后由人民法院立即执行。笔者认为,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正如民事诉讼中的先予执行制度一样, 一审法院作出的无罪判决属于刑事诉讼执行中的一种特殊情形, 其执行的依据并不是生效的判决或裁定, 因为一审法院 (除最高人民法院外) 作出的判决在上诉、抗诉期未满之前是没有生效的, 其执行的依据是法律的直接规定, 他所体现的立法精神正是对一审被判决无罪和免除刑事处罚判决的被告人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当然, 从立法表述的周延性与严谨出发,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一款应表述为:判决和裁定在发生法律效力后执行,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无罪与免除刑罚判决体现的人权保护理念及完善建议
人权的思想最初孕育于古希腊的自然法理论之中, 并受自然法理论平等人格观念和本性自由观念的长期演化和融合。人权问题在产生之初体现为国内法问题, 后来随着国际交流与政治、经济活动往来的增多, 也变成了国际法上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我国也积极参与国际社会为保护和发展人权而做出的各种努力, 并在1998年10月签署了著名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此外, 我国为了履行国际条约义务, 清理、修改了一些国内法, 删除了现行法律中有违国际义务的规定。
尊重与保障人权的难点尤其集中体现在刑事诉讼中。一般地说, 刑事法律的目的表现为两方面, 即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毫无疑问, 两者如果能够共存是最为理想的状态, 但实践表明这只是一种理想而已。因此, 世界各国对刑事法律的目的应当侧重惩罚犯罪还是侧重保障人权, 认识上并不一致, 由此产生了犯罪控制模式和法律正当程序模式两种刑事法律目的的理论。无庸置疑, 在刑事诉讼中人权的主体是断然不能排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 因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直接处于接受检警机构追诉和法院审判的地位, 其诉讼权利和基本自由不仅常常得不到尊重, 而且还经常成为国家追究犯罪活动的牺牲品。正因为各国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所以刑事诉讼立法的历史, 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不断加强的历史。
我国刑事诉讼法209条规定, 第一审法院宣告被告人无罪或免除刑事处罚的, 如果被告人在押, 应当立即释放, 该条的含义十分明确, 即无罪判决与免除刑事处罚判决一经作出立即执行, 不需要等上诉与抗诉期满, 被告人即可当庭释放立即获得自由。事实上, 自由、平等是最能令人接受的最低限度的人权含义, 现行的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 都无一例外地把对自由的保护放在重要的地位。所以, 该条无疑是人权保障的亮点之一。但我们同时应注意到, 在我国刑事诉讼体制下, 这种判决并不具有终局性, 被告人仍有可能会再次被羁押, 再次被判处其他徒刑。我们不妨来分析分析, 在被告人被一审法院宣告无罪的情形下, 被告人不会再上诉, 而人民检察院则可能以一审法院判决畸轻为由抗诉, 如此则二审法院不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 有可能会判决被告人有罪并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在被告人被宣告免除刑罚的情况下, 被告人可能上诉, 但其上诉的目的应如同“证据不足不起诉”中被不起诉人一样, 即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若同时人民检察院也提起了抗诉, 则二审人民法院也不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制约, 可能会改判被告人应负刑事责任, 从而处以相应刑罚。总之, 在以上两种情况下, 不管被告人上诉与否, 最终的二审判决都可能对被告人不利, 这是不公平的。在法国, 由重罪法庭宣告的无罪判决具有最终确定之性质。对经宣告无罪的人, 不得以相同事实为理由重新提出指控 (《刑事诉讼法典》第368条) , 即使最高法院依据检察院为法律之利益提出的上诉 (抗诉) , 撤销重罪法庭作出的判决, 亦同。当然, 在我国的民族文化背景以及几千年积淀而成的法治传统下, 我们历来将“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奉为圭皋, 践行结果公正观, 这也正是我国没有实行“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原因。所以, 在目前的情况下, 要与类似法国的做法接轨是不现实的。然而, 我国在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障上的确已经和正在进行很多改革, 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人权保护现状通过多部法律的修改有了较大改观, 我们正在逐步履行加入国际条约时的承诺。我们的这些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是我国法制进程中值得喝彩与欣喜之处, 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 所以我们应该继续这种努力。笔者以为, 在不能一步到位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对二审和再审程序的部分改良来实现对被宣告无罪与免除刑罚判决的被告人的人权保护。具体而言, 可以通过对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理由的限制来体现。笔者以为, 可以将检察院在一审被告人被宣告无罪与免除刑罚时提起抗诉的理由仅规定为一个, 即检察院有新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了犯罪或者对被告人应当判处刑罚, 而现行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了七种情形下检察院都可发动二审程序, 这很容易使被告人再次陷入诉讼, 缺乏对被告人的深切关怀。此外, 针对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 有学者提出确立申诉不加刑原则, 笔者赞同这种观点, 因为我国既没有实行英美普通法国家严格贯彻的“免受双重危险原则”, 也不像大陆法国家那样有着较为完整的刑事再审制度以避免再审提起的任意性与随机性, 并辅之以“再审不加刑原则”的制约, 从而能从制度上较好地保障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四、其他两个问题
按照《刑事诉讼法》第209条的规定, 被告人被宣告无罪、免除刑罚后, 被告人如在押, 在宣判后应当立即释放, 若被告人因其他原因受到羁押, 是否也要立即释放呢?很显然不可以。因此, 为使条款的表述完整、周延, 在该条的表述上应加上“但如被告人系因其他原因受到羁押, 则不在此限”。
此外, 羁押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表现为两种强制措施, 即拘留和逮捕, 只是被告人可能受到的五种刑事强制措施中的一部分, 在一审法院作出判决之前, 被告人可能没有被羁押而是被采取了其他刑事强制措施, 如取保侯审或者监视居住等。按照《刑事诉讼法》第209条的规定, 一审法院作出的无罪、免除刑罚判决仅仅解除了逮捕 (在审判阶段通常已经从拘留变更为了逮捕) 这种刑事强制措施显然是不符合法律实践的, 因为虽然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羁押率过高的现实, 但也不能涵盖全部的情形。从刑事强制措施的强度考察, 逮捕是最重的一种, 从理论上讲, 逮捕这种最重的刑事强制措施都解除了, 相对较轻的刑事强制措施如取保侯审或者监视居住自然也应立即解除。但我国是成文法国家, 司法实践完全以法律的明文规定为准, 因此要求立法必须完善和明确。所以, 为了有效避免司法实践中对立法精神把握不准, 以致出现侵犯被告人人权的情形, 笔者建议在《刑事诉讼法》第209条加上“对被告人因本案采取的其他刑事强制措施也一并解除, 并通知公安机关”。唯有如此, 刑事诉讼法的保障人权尤其是保障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人权的目的才能实现, 才能更好地体现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理念。
参考文献
[1]谭世贵.刑事诉讼原理与改革[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
[2]马明亮, 陈永生.刑事诉讼法关键词[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2522.
[3]卡斯东.斯特法尼, 乔治.勒瓦索, 贝尔纳.布洛克.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 (下) [M].罗结珍, 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4]谢望原, 卢建平, 等.中国刑事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情况判决 篇5
——由“判决书拍卖事件”引发的若干思考
黄世锋
黄世锋
【内容提要】近年来，拍卖判决书已不成为什么新鲜事了，据媒体公开报道的就有8例之多。诸多的“判决书拍卖事件 ”透露的是“民事判决执行难”的社会问题，克服执行难问题是社会系统工程⑴。社会各界对拍卖判决书事件予以了高度的关注，大多数人认为拍卖判决书是当事人对法律的无知和亵读。而本文试图从完善我国法律体制的角度，在挖掘“拍卖判决书事件”产生的深沉原因，同时延伸拍卖判决书这种行为及分析会产生哪些法律后果的基础上给拍卖判决书这种行为下一个恰当的定论。在此之外为解决我国民事执行难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即：一：优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扩大民事纠纷解决的方式，一定程度上缓解法院解决纠纷的工作压力；二：完善诉讼保障制度，减轻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保障当事人的基本合法权益；三：完善立法，建议出台《强制执行法》，从法律层面上保障民事强制执行的顺利进行，从而加大执法监督，最终保障司法的权威性。
【关键词】拍卖判决书 执行难 纠纷解决机制 制度完善
一：拍卖判决书事件的基本概况
以下列举几件在全国范围内影响较大的判决书拍卖事件⑵1、2001年武汉市新洲区粮食收储经销公司拍卖判决书事件
拍卖者：武汉市新洲区粮食收储经销公司，新洲区粮食收储经销公司因卖给武汉市第二面粉厂100多万元的小麦，当时没有付钱，之后也没付。在几经追讨无果的情况下，新洲区粮食收储经销公司把第二面粉厂告上了法庭。1998年6月，武汉市口区人民法院判处被告第二面粉厂偿还新洲粮食收储经销公司134.8万元欠款以及银行利息、诉讼费共计150万元，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一次性付清。随后，新洲区粮食公司向桥口区人民法院递交了强制执行申请，并交纳了２万余元的强制执行费，但因种种原因这张判决文书还是成了一纸“白条”。万般无奈之下，新洲区粮食收储经销公司于2001年11月找到一家拍卖行，将150万元折成半价的“标的”公开拍卖法院的判决书和强制执行书。2、2003年10月28日陕西风翔县石五龙拍卖判决书事件
拍卖者：石五龙，于2001年10月27日因其妻与邻居因琐事发生争执，并在厮打中其妻受了伤。经过检查治疗共花去人民币5600余元，他们遂将此事诉至法院。2002年3月8日，风翔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被告赔偿4481元人民币。判决生效后，石五龙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未得到分文的赔偿。于同年6月24日宝鸡市检察院对此案提出了抗诉，县法院对此案进行再审并维持了原判。石龙五因法院执行未果，无奈之下于2003年10月28日在陕西风翔县县城大街上公开以五折的标价出让判决书。
3、2003年12月20日，广州市黄梅雪老人拍卖判决书事件
拍卖者：黄梅雪老人，原在某公司当财务主管，于2002年6月因公司与租赁业主产生经济纠纷，老板为逃避债务意外“失踪”。公司欠黄梅雪老人5万多元人民币，为此他将公司诉至法院。法院判令公司支付黄梅雪工资5万多元人民币，判决生效后，黄梅雪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并未得到公司的支付。出于无奈，于2003年12月20日来到广州市天河区宏城商业广场公开“拍卖”法院判决书并悬红追欠薪款。4、2004年4月5日，西安六旬妇女李素珍上街叫卖判决书事件
拍卖者：李素珍，陕西韩城市王峰乡王峰村王组的村民，因1996年同村村民薛某从他家分三次借走人民币17600元。98年薛某去世，99年李素云向薛某的妻子张某主张还钱未果，后经村干部等多方协调仍无结果，李某遂于此事诉至法院。一审原告胜诉，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驳回上诉并维持原判。但二审判决生效后两年内薛家没偿还李素珍家一分钱，而李素珍家因打官司和多方申诉、上访，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的积蓄。无奈之下李素珍于04年4月5日带着两份判决书来到西安市并在大街上叫卖起了判决书。
5、2004年12月18日河南张先志拍卖判决书事件
拍卖者：张先志，原系河南南阳油田钻井公司职工，于02年3月下岗回到原籍--南充市顺庆区舞风镇清泉坎村张家老屋居住。04年3月20日，张先志认为本村村干部的财务有问题而进行举报。因此事与邻居罗裕银（此人系某村干部的亲戚）发生纠纷，在纠纷中张先志受到身体伤害。张先志到南充市某医院做了检查和治疗，共花去费用几千元。张先志遂于此事诉至法院，并两次上公堂终获全胜。终审判决生效后，张先志还缴纳了执行费，并分两次只拿到人民币2000元，但还有7000多元（包括案件受理费）被执行人仍未付清。为尽快拿到剩余的钱去继续治病，张先志于04年12月18日在南充市街道以6000元的价格公开法院拍卖判决书。6、2005年2月四川自贡人李远骞在成都摆地摊叫卖判决书事件
叫卖者李远骞因与魏某、张某发生经济纠纷而诉至法院。2002年5月，四川省自贡流井区法院判决魏某、张某归还李远骞各项费用10万余元。之后当地检察院对此案提起抗诉，四川省自贡流井区法院于2003年7月维持原判。但判决生效后，因被执行人在泸州，李远骞迟迟拿不到钱，流井区法院委托泸州当地法院执行。李远骞多次往返两地之间，得到的答复却是“被执行人没有可执行的财产”。出于无奈，李远骞于2005年2月在成都市金沙车站摆起了地摊，当街以5折叫卖判决书。
以上列举了6件在全国范围内比较有影响的判决书拍卖事件，自01年武汉出现全国首例判决书拍卖事件以后，社会各界对此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焦点集中在拍卖判决书这种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上。绝大多数的人认为拍卖判决书行为是不合法的、是对法律的亵渎、是对司法尊严的挑战。此中不乏有学者、律师，还有广大的人民群众⑶。他们认为拍卖判决书行为是违法的，判决书是不可用来转让的，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1、判决书是法院适应法律而作出的法律性文书,是国家审判权的最终体现，代表着人民法院的法律权威。所以只有人民法院才能对判决书进行变更或处置，当事人无权处置(特别是转让或卖买)判决书。
2、根据《拍卖法》的相关规定，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的物品或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民事判决书不能作为拍卖的标的用来公开拍卖。
3、当事人一旦选择诉讼这种方式来解决纠纷，便意味着自愿接受人民法院对其意思自治和处分权的限制，在得到生效的判决后，当事人的处分权便受制于人民法院，更何况是对判决书的处分，当事人当然无权转让或处置，只能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4、判决书的转让其实是当事人寻求的一种私力救济，而现行我国法律又不支持私力救济（除刑法上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自助行为外），所以判决书拍卖行为为法律所不保护，是违法的。
在此次争论中，有人认为拍卖判决书这种行为是可取的，他们持赞成态度⑷，他们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1、现行我国法律无明文规定判决书本身不可以转让，依照法理法无明文规定禁止的即是可行的，所以拍卖判决书这种行为是不违法的，是可取的。
2、拍卖判决书实质上是对判决书里所规定的权利的转让，由于法院的判决是对当事人债权的一种确认，对判决书里面的债权，只要转让方和受让方双方合意，他们是有自由转让的。
3、拍卖判决书行为类似申请执行人委托代理人代为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代为其向被执行人收取执行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22条的规定，其行为是可行的。
以上就是社会各界对拍卖判决书行为的看法及支持他们观点的相关理由，我们暂且不去评述他们观点的对与否，我们可先分析一下“判决书拍卖事件”产生的原因及这种行为延伸下去会产生哪些法律后果。
二：判决书拍卖事件产生的原因分析及延伸的法律后果
1、当事人赢了官司，而其判决却得不到有效的执行，即民事判决执行难的问题。从上述的6个拍卖判决书事件可以看出，所有的拍卖者都是在赢得了官司之后，进入到强制执行程序后陷入执行行难困境的。判决行不到有效的执行，当事人只好出此政策---拍卖判决书。执行难分为因被执行人（即债务人）为逃避债务等原因（包括转移财产、挥霍财物等等）而进行的消极执行及因其无能力而真正的不能执行和因执行机关的消极执行（如；执行机关的推诿、懈怠职责等）而陷入困境的执行。被执行人拒不执行法院判决有的是因为对法院判决的不服（其直接原因是法院审判程序的不公或判决的不公导致的⑸）、有的是完全藐视法律的威严，对法律的尊严不予顾及。执行机关的消极执行是因我国现行司法体制的不够完善造成的。现阶段在司法过程中，执行行为的性质既属于司法行为又属于行政行为⑹，司法与行政混于一体，这及容易导致司法不公，且还会出现法院重审判，轻执行等的现象，甚至导致执行人员的腐败、包庇、懈怠职责等行为。合理的制度安排应当是法院只管判决，而把执行判决的工作交由作为执行机关的公安局去完成⑺。
2、当事人不想介入繁琐、复杂的的执行程序中去，且我国执行机关在执行程序表现的又相当被动。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般民事案件的执行分为两种，即申请执行和移送执行。移送执行是指人民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由审理该案件的审判人员依职权直接将其交付执行及组织强制执行的行为。根据《执行规定》第19条的规定，现实当中有四类案件适用于移送执行，即：⑴、人民法院制作的具有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内容的生效判决书。⑵、人民法院制作的生效民事制裁决定书。⑶、人民法院制作的生效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⑷、审判人员认为确应移送执行的其他生效法律文书。由最高院出台司法解释我们可知移送执行涉及的都是有关人身关系的案件，而涉及财产纠纷的诉讼案件要进入强制执行，当事人就要通过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才能进入执行程序。从这可以看出法院对财产案件的执行表现的相当被动，如果当事人不申请执行，而债务人也不履行债务的话（在现实中债务不履行债务的大有所在），当事人的债权岂不是永远不能实现了。而根据《执行规定》第18条和第20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据以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已经生效，并具有给付内容且执行标的和被执行人明确。
2、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
3、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已经届满；义务人仍未履行的。
4、应当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5、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出申请。这一期限也即申请执行期限，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19条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有两种，各有其适用的对象，即：一种是一年，适用于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为公民的案件，一种为六个月，适用于双方当事人均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案件。
6、应当提交申请执行书和作为执行根据的法律文书。由此可看出如果当事人要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话，也受到了诸多条款的限制，特别是时间的限制。
3、法院执行的不确定性，且又得先交高昂的执行费用，当然这个原因适用于当事人在没交纳执行费用之前就施行判决书的拍卖这种情形。许多当事人在权衡申请强制执行后所获得的收益和直接转让判决书后所获得的收益，会作出一个比较后的判断，即：法院对判决执行具有不确定性，随时可以遇到执行难的问题，且还需要先交纳执行费用，经过千辛万苦的周转还不如直接卖掉判决书来得划算。这也透露出我国公力救济成本负担过重的局面。我们知道现行我们的纠纷解决机制主要有三种，即：私力救济、公力救济和社会救济⑻。而当事人选择公力救济须花的费用繁多，当事人不但要承担诉讼费用、执行费用、灰色费用（比如请法官吃饭等），还要面临社会公众及道德对其行为的价值判断以及由此造成的心理压力都要当事人承担，且还要承担被执行人因无能力而不能执行的风险。
通过以上的原因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拍卖判决书事件是其实是我们法律制度本身的软弱,并不是某些人认为的是当事人对法律的亵读。当事人也根本无意要对司法的权威进行挑衅，拍卖判决书其实是当事人对法院对其确认的权利的一种转让,属债权转让的性质。根据我国民法的规定债权人转让自己的债权时,只要当事人与受让人之间达成意识达成合意,并通知债务人即可,无需征得债务人的同意或他人的同意。当然当事人选择以拍卖判决书这种行为来解决执行难造成的困境最终来实现债权是行不通的,以下笔者从分析拍卖判决书这种行为延伸下去所得的法律后果来说明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拍卖判决书的转让会导致四种结果的发生：
1、判决书转让后，受让人拿着判决书会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但必须建立在转让人与受让人合意并签订协议的基础上，且协议须注明受让人享有的相关权利，即：受让人享有向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享有向被执行人收取执行款的权利等等。此种转让行为只不过是受让人作为权利承受人代为转让人行使法院判令给转让人的债权，是受法律保护的，但并没有摆脱真正的执行难问题，受让人主张债权的方式和转让人当初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是一样的。
2、判决书转让后，受让人通过自身的某些条件（如以身体强壮的优势对被行人进行威胁及对被执行人进行劝说、与被执行人协商和解等等）促使被执行人履行法院判令给其的义务，采用这种方式很容易导致民转刑，其行为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甚至为法律所不允许。
3、判决书转让后，受让人再度转让判决书。此种行为只能再次陷入执行难问题，而判决书的申请执行是有一定的期限的。一般案件的申请执行期限为一年，在一年内当事人须主张权利，要不就不受法律保护。
4、判决书转让后，受让人不再追究被执行人的债务，自已承担一切损失。这只能导致对判决书里的债权真正不能实现，这样会助长侵权者的嚣张气焰，最终导致社会次序的更加混乱。以上四种情形，受让人唯有采取第一种情形或许还能获取执行款，其他的三种情形在现行的法律体制下都是行不通的。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拍卖判决书事件所折射出来的是民事判决执行难问题，只要解决了民事执行难问题，拍卖判决书事件引发的相关问题也就能解决。
三：民事判决执行难问题的解决方法
笔者认为，当事人要在现行体制下解决难于收取执行款的问题，大可不必采用拍卖判决书这种方式来实现债权。上面已经论述到拍卖判决书这种行为并不能完全解决执行难问题。在现行体制下，当事人要实现法院判令给其的债权，可采用以下方法：
1、当事人可以通过公开悬赏的方式，借助社会的力量，通过合法的途径使判决确定的权利得到实现。具体方法有以下两种：第一：悬赏他人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第二：悬赏他人居中进行调解，说服债务人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
2、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或诉讼前如果发现对方当事人有转移财产、挥霍财物等逃避债务的行为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2和93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诉讼前或诉讼过程中，根据利害关系人或当事人的提出或申请，可对当事人的财产或争议标的物作出强制性的保护措施，以保证将来作出的判决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
3、当事人可以委托代理人去申请执行及收取执行款，根据《试行规定》第18条和22条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可以委托别人代为其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及代为其收取执行款。这样当事人就可避免介入繁琐、复杂的执行程序了。
4、当事人可借助司法机关将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对方当事人绳之于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4条和《刑法》第313条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发觉被执行人有能力执行机而拒不执行的，可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举报，对已构成犯罪的，司法机关应立案侦查，并给予刑罚处置。
上面我们只论述到，在现行执行体制下，当事人可以通过四种方式合法、合理地实现法院判令给他的实体权利（即债权），其实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执行难困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问题。因为执行难问题是我国现行执行体制的不完善及混乱而造成的一个社会问题，我们要从完善我国执行体制、加大我国执法力度等制度方面根本上解决执行难问题，以下笔者就从法律体制的完善具体来论述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方法：
（一）优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扩大民事纠纷解决的方式，一定程度上缓解法院解决纠纷的工作压力。
民事纠纷的解决机制可以分为私力救济、公力救济和社会救济三种。私力救济又称为自力救济，是指当事人认定权利遭到不法侵害时，在没有第三者以中立名义介入纠纷解决的情形下，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实现权利、解决纠纷一种体制，主要包括自决和和解。“强力性的自决受到法律严格的限制。而和解却始终受到垂青”⑼私力救济根据法律性质又可分为法定和法外的私力救济，法定的私力救济一般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行为等等，法外的私力救济又包括法无明文规定的私力救济、法律禁止的私力救济⑽。在一个法治国家里,统治者基本上不主当事人使用私力救济。社会救济是指当事人基于合意，借用社会力量（即第三人的力量）来解决民事纠纷的机制。主要包括调解和仲裁，由于社会救济具有非强制性和非严格的规范性，与诉讼相比更为简便，与自决相比更受道德和法律的保护，故比较受纠纷主体青莱。公力救济是指当当事人无法通过自主性的方式解决纠纷时而通过国家公权力来解决纠纷的机制，公力救济包括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公力救济具有的特征有：
1、国家强力性，2、严格的规范性（包括程序和实体方面）。当事人选择公力救济，其意识的自由必然受到公权力限制，且还须面临繁琐、复杂的诉讼程序及高昂的诉讼成本。有时还要面临第三者（法官）的恣意，以及对方当事人的拒不执行等风险。公力救济不确定的因素多，结果难以预测，判决相当程度上不具有终局性且执行难。但要实行私力救济和社会救济的话，我国又没有现行法法律可依（只有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有法律的保障）。一般国家都不鼓励当事人选择私力救济来解决纠纷，只有为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利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才可选择使用私力救济，即：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这样的体制只会导致当公民合法权益（主要指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时，当事人只能选择公力救济。而理论上本来是有三个机制可以解决民事纠纷的，但现实中却变为一个，即公力救济。这势必会出现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挤压，都挤到法院来解决纠纷，且考虑到我国本身司法资源有限⑾，因此执行难问题的出现就是不言而喻的了。其实私力救济在一定程度上也优越于公力救济，这是有事实证明的。例如，2001年11月，四川泸州龙马潭区法院一起三年未执行的案件，在私人侦探的介入下十余天便执行得到落实⑿。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建议国家在一定程度内应该允许私力救济的实行，鼓励公民选择社会救济来解决纠纷，特别是和解、调解。且应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当事人选择私力救济和社会救济。
（二）完善诉讼保障制度，减轻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保障当事人的基本合法权益
而我们知道，在民事案件当中，当事人采用诉讼这种方式来解决纠纷，是基于对法院的充分信任，而其诉讼目的是请求法院判令对方当事人履行一定的义务,但在现实当中法院并没有很好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院的执行并不到位，判决书就成了一纸白条，得不到有效的执行。胜诉方不但为诉讼花去了大量的金钱，还为此付出大量的精力，最终落了个判决执行不了的局面，人力、物力丧失贻尽。其实在现实当中，当事人进行诉讼不但是为了获得程序上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为了获得实体上的权益（法院最终判令的债权）。而在现行法律体系下，我国的诉讼保障制度只包括：保全制度（即财产保全和行为保全）、先予执行和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三项。笔者认为这三项保障制度在实际执行中并不能保障当事人的基本权益，应该建立一项最低权益保障制度和诉讼费用保障制度。所谓最低权益保障制度是指：在执行难案件当中，由国家支付一定财物给胜诉的当事人，以保障胜诉方得到法院判令给他的最低权益（取回物质上的损失）。这里的一定财物是指保障当事人基本生活所须的费用，而待到被执行人有能力执行义务时应偿还国家为其先支付的款项。而在现行体制下，我们国家建立一项这样的制度也是有物质可保障的。我们知道在许多案件当中，有许多无主物、赃款及一些无人继承的财产都收归为国有，这些资金完全可拿出来，用来保障在执行难案件中胜诉方的最低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应当完善我国诉讼费用的收取制度，建立诉讼费用保障制度。当前我国诉讼费用一般都在案件审判前收取，执行费用在法院施行执行程序前收取。且费用收取又按诉讼标的收取，这是相当不合理的。有学者曾这样评判这项制度“以标的额收费除了显示利益的驱动的事实处，没有多少摆到桌面的依据⒀”而高昂的诉讼费用和执行费用让当事人的负担确实很重，有些高额的诉讼与司法资源的更多花费并没有明显的对应或正函数关系⒁。笔者认为国家应该减少诉讼费用和执行费用收取或应在当事人的权益确实取得保障之后（即在判得到执行后）收取诉讼费用和执行费用。而这种方式在西方国家早已得到施行，我国的广东高院也已经废除执行费预收制度，这成为公民广为喜欢的一种制度。
（三）完善现行法制，建议出台《强制执行法》，加大执法和监督力度，保障司法的威严。
第一：在现行法律体系下，我国把强制执行程序归入到《民事诉讼法》中，且规定执行机关是人民法院。当事人只有依法向人民法院递交申请书后才能启动执行程序，执行行为兼具有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于一体。有些法院为具体落实执行问题，还专门把执行庭升级为“执行局”广泛地承担有关执行事务。本来执行机构应当是以裁判权为中心来设置的，执行局的称谓显然是十分强调执行机构的执政色彩⒂。这种做法严重贬低了法院在公民心目中的威严形象，且此行为并没收到良好的效果，“审执不分”是民事执行效率低下的制度性原因，要提高执行工作的效率，首先必须做到“审执分立”⒃。因此，笔者建议尽快制定一部《强制执行法》来具体规定判决执行的具体问题，许多学者对此也有精辟的论述⒄。《强制执行法》最基本的规定就是要把执行机关独立出来，厘清执行行为的性质。让法院独立做审判工作，这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即：司法独立。这样，一方面可以减轻法院的工作压力，让法院专心于审判，提高工作效率，作出让当事人信服的判决；另一方面，让一个独立的机关去执行法院的判决，可以提高法律的威严，在公民心目中树立起司法机关的良好形象，维护司法的尊严。
第二：加大执法监督力度，检察院在执行过程中要行使好法律的监督作用。在现行体制下，出现难于执行的问题，一部分是由于法院的执行力度不够；一部分是有些债务人在执行债务上的确有困难，这类是真正的执行难。而出现法院重审判，轻执行，执行机构懈怠、推诿，执行人员腐败、包庇的现象应该是检察院没有行使好法律的监督权作用。对国家工作人员行为的监督是本属检察院的职责范围之内的事，而现行执行的检察制度，对法院执行行为的监督几乎为空白。所以我们的检察机关也应该完善监督制度，检察院应对法院的执行行为起到法律的监督作用，而对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当事人应加大执法力度，将其绳之于法，使刑罚在强制执行领域起到威慑作用。
四：小结
拍卖判决书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民事判决执行难的问题，执行难难在制度的不够完善、不够建全。任何一个法律制度的完善、建全都是建立在牺牲某些人利益的基础上，拍卖判决书事件的发生已经给我们的司法体制的必须完善敲响了警钟。在完善执行体制的过程中，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让司法与行政完全脱离，只有这样我们的司法才能保持它的权威性，我们的法律才能永保它的权威。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孙小虹：“克服执行难问题是社会系统工程”，载人民日报1999年3月10日第10版。
⑵关于笔者所列的6件“判决书拍卖事件”，可在百度网站（）上搜索得知。
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莫纪宏认为：“出卖判决书是违法的，判决书只有人民法院通过审判程序才能依法变更或处理，其他任何机关、组织或个人者无权处理判决书”。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专家陈桂明教授认为：“判决是法律确定给案件当事人的一种权利，不且有可转让性”。
⑷沈阳同方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屴认为：“当事人卖的并不是判决书本身，而是法院判给他的债权，作为债权人，他是有权转卖自己的债权的，这是公民的权利，是合法的”。成都的施律师认为：“对这一行为，现行法律并无禁止性规定，法无明令禁止皆可行，因而不能说是违法的”。
⑸参见贺卫方：“又见执行难”，载《工人日报》1998年7月10日，“执掌司法权柄者不严格地遵循法律程序，当事人便很有理由指责法院，这时法院硬要执行判决便可能引发败诉方与法院之间的冲突”。
⑹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50页。
⑺参见贺卫方著：《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264页。
⑻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2页。
⑼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5页。
⑽参见徐昕：《论私力救济》，清华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
⑾参见：《中国青年报》，2005年3月10日，两会特刊。“我国法官和检察官的数人正逐年下降”。
⑿参见：“法院首请私家侦探揪老赖”，载《江南时报》2002年12月13日。
⒀参见方蓅芳：“民事诉讼收费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⒁参见杨荣馨主编：《民事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536页。
⒂参见：同上,第670页。
⒃参见：同上,第666页。
⒄关于对《强制执行法》构造的具体论述可参见：
江伟、肖建国“论我国强制执行法的基本构造”，载《法学家》2001（4）
张子学“论我国民事执行法的编制”，载《河北法学》1994（1）
杨与龄：《强制执行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99
奇怪的判决 篇6
但眼前这个男子，宽子母亲看着男子递上的名片，是城里一间大公司的经理，男子约摸四十岁，长得实在一表人才，这种人怎么会选上自己的女儿，可孤女寡母，家里又穷，那有什么利用价值?
“妈，我想娶宽子。”
男子这句话让宽子母亲有些不知所惜，她看着女儿娇羞地低下头。
“这……陈先生，我们家女儿怎么……而且……”
男人姓陈，名不凡，宽子母亲不知该怎么说，理论上女儿有办法哉到这样优秀的男人，做母亲的实在该高兴，但还有一件事一直哽在宽子母亲心头，她却不知道如何向男人启口。
“妈，我决定和宽子长相厮守，就是为了治好她的病。”
宽子母亲脸色有些慌乱，原来宽子已经和他说了那件事，她看到女儿这时坚定地握住男人的手，没错，宽子有精神分裂，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她努力攒钱带宽子看医生，定期吃药控制，这几年病情总算好了很多，很少再发病。但毕竟是个隐忧，如今这个男人这么说，她真的是感动到要掉下泪来。
就这样宽子母亲带着祝福和喜悦参加宽子的结婚典礼，宽子矮胖的身材穿着白纱，旁边是俊俏有为的新郎倌，参加婚礼绝大爹数男方的亲友都在窃窃私语，甚至男方双亲也是在陈不凡努力说服下，才不甘愿地和宽子母亲寒暄几句。
婚后宽子搬去男方家住，是栋很大的豪宅，里头还住着陈家双老。也许是自惭形秽，宽子母亲很少去男方家，但所幸宽子偶尔会打电话给母亲，也会不时寄些钱给老迈母亲用，但这样过了一年多，突然宽子不再打电话和寄钱给母亲，一直到宽子生了个男孩那次，她过去看了看，是个很可爱的男孩，不过没见着宽子，款待她的是女婿，从此后，宽子母亲就再没去过宽子那。
从孩子出世后，宽子仍然不打电话和寄钱给母亲，她本来想女儿也许是照顾外孙忙，但……她从宽子嫁出去后，心中不免惴惴，心想这样一个女儿怎么可能配上郡群的人家，一直怕宽子被人嫌，甚至欺负，这回等久了，没宽子消息，她终是忍不住主动打电话到陈宅，接电话的是个女佣，她说会叫女主人来接，宽子母亲等了一下，终于听到女儿的声音。
“宽子，我是妈妈，你最近过得可好?”母亲有些急促紧张，但尽是关怀之情。
“你是?”好像是宽子的声音，但有些冷默。
“妈妈啊!宽子，是妈妈啊!”她加重了乡音。
“对不起，你是不是打错电话了?”对方没等她接话就挂断，宽子母亲怔怔拎着话筒，心中却有些不安，刚刚那个声音，像宽子却又有点不像宽子。
母女天性，她不敢再拨电话过去，总想宽子可能是有难隐之言才不接她电话，但终是耐不住，一天偷偷跑去陈家大宅外头望了好久，终于看到宽子牵着宝贝外孙出来散步，她高兴地露面。
“宽子，宽子，我是妈妈啊!”她的样子有点像个疯婆子。
“你是谁啊?想要做啥?”宽子有些害怕。
“妈妈，我是妈妈啊!你怎么不认得了?”她想过去抱抱宽子，宽子猛力一推，把她推倒在地，接着带着孩子匆匆跑人大宅。
是精神分裂了吗?她想起小时候宽子发作时也是这样不认得自己母亲，但昨天的宽子神情却镇静许多，又不像是精神分裂时那样的焦躁神情……宽子的神情也像变了个人似，高雅娇贵，是待在那儿后慢慢培养出来的吗?宽子母亲越来越害怕，她隔几天又拨了电话，这次接的人是女婿，她喘了口气把实情告诉不凡。
“可能太久没见面，忘了母亲长什么样了吧!”不凡带着一点笑意，但宽子母亲却听出他语气中的一点不安及虚假。
“会不会是精神病又复发了?”她担忧地问。
“不会的啦!她病全好了，我这儿还有医生证明呢!当初在决定生孩子时，就怕有遗传才做了检查，医生说完全正常呢!妈，我还有事要先挂电话了，不好意思!”女婿挂了电话，留下宽子母亲呆在一旁。
过了几天，宽子母亲接到一封信，是医院检查证明的复本，里头说明宽子完全没有精神病的征兆。但宽子母亲却不放心，跑去陈家大宅几次，又遇到宽子一次，她依旧不理母亲，甚至叫唤大宅内的狼犬来驱走母亲。宽子母亲伤心欲绝，几位邻居看不下去，终于说服宽子母亲到法院投诉。
这是故事的起头，法院受理一开始认定宽子遗弃罪，但宽子始终不认这个母亲，双方律师你来我往一段时间后，宽子突然改口认错，并向法院表示愿意抚养及善待母亲。原本事情就该这样完了，但宽子母亲却觉得宽子像变个人似的，事件突然有了急速发展，就在最后一次开庭时……
“本庭在此宣判，本案件依民事处理，由双方当事人私下和解。”
法官宣判后，几位小报文字记者懒洋洋地准备离席，突然告方委托，也就是宽子母亲的律师说：“请求庭上，在此事件结束后，再行受理另一控诉。”
这时法院里出现了一小波私语声，刚要离开的记者回头停住脚步。
“我方决定控告，陈不凡及其原配和原配小孩对我方女儿及外孙谋杀致死。”
像是一场大地震，所有人都叫出声来……大家不敢置信地看着宽子母亲及其律师，但他们的神情却很坚定，可是……宽子及她孩子不就好端端坐在那吗?
这件事从一个只在小报角落的报道，变成媒体争相追逐的焦点，宽子母亲坚称自己女儿及外孙惨遭谋杀，并表示会在下次开庭提出有力证据，但讽刺的是宽子及其孩子则好端端出现在媒体记者会上，并宣称自己母亲老了，头脑不清楚。
就在舆论一面倒认为宽子母亲老了疯了的情况下，那一天开庭，好事的媒体和人们把法院挤得水泄不通，毕竟这样奇怪的控诉，被害人，加害人，死者及活人多位一体，真是再新鲜不过的题材，但大家多半认为是宽子母亲因伤心过度而胡言乱语。但案情却峰回路转，石破天惊!
“庭上，被告陈不凡的原配及其和原配所生女儿系在五年前一场火灾中身亡，但我方怀疑陈不凡利用死者宽子身心脆弱及初生幼儿较易招灵的缘故，让其原配及女儿的灵附在被害者宽子及其孩子，或我方女儿及外孙身上。”
律师这么一说，全场哗然，大家都望向宽子及她孩子那，若真是如此，那不就是大白天活见鬼了……
“庭上，我方从宽子一直看病的医院中得到证明，这些年陈不凡替宽子停掉所有治疗精神分裂的药物，而且不听医生警告，另外，这是几张由乡民提供的照片，陈不凡在孩儿出世后的一连好几晚，带着孩子到市郊乱葬岗上的证据，而陈不凡的孩儿及原配就葬在那!”
大家又是一片惊呼，宽子的脸突然有些苍白。
“庭上，这些证据实在是匪夷所思，首先那些照片模模糊糊，就算真证明我方带孩子上山，也是想念亡妻前往祭拜，而停掉所有治疗精神分裂的药物更是好笑，我方早就寄给告方一份文
件，证明宽子病情全好，当然不需要药物治疗。”被告方律师气鼓鼓地回辩。
一堆人交头接耳在议论着双方的供词。
“关于文件中证明宽子病情全好的证据，我方请求保留作为宽子已遭对方谋杀的证据，而且是二次谋杀，彻底把宽子的灵魂给谋杀，另外，小孩的部分也是。”
又是全场哗然，竟然有这样的官司，真的是头一遭。
“但在科学文明的时代，这样的控诉实在让人难以信服，除非有什直接的人证或物证，何况被告宽子已承认对方母亲身份，并愿意接受和解。”庭上这番话让现场静了下来。
“基于上述理由，若告方无法再提出其他证据，则本席在此宣判被告陈不凡，宽子及其孩子……”
“等等!”不是律师的声音，而是宽子母亲。
满场的人只见到宽子母亲突然离开坐席，绕了一圈到宽子面前，宽子看着母亲的脸色，呆住了。这时宽子母亲突然用力挥了一下手，落在……落在紧挨着宽子的那位小男孩脸上，宽子及陈不凡都还来不及阻止时，宽子母亲又多挥了几下，小男孩先是讶异，接着大声哭出来。
全场先是起立观看，七嘴八舌，这时一阵阴风飒飒，大家都静了下来，鸦雀无声，因为……
那位小男孩开始哭了……但那却是一位女孩的哭声……
那是一场奇怪的判决。之后找到陈不凡和某间医院的约定，准备为孩童做变性手术，另外一些医学证明，都显示宽子的精神分裂症完全消失，但其人格特质也一如之前的宽子消失。
媒体大幅报道，判决最初是以绑架罪，要求陈不凡、宽子及其孩子归还原受害者的身份，但被告却拒绝，并表示彼此相爱，不愿再分开，有些好事者甚至找了法师及灵媒，希望能找回真正的宽子及那位男孩，但他们都认为被害者的灵魂已经被完全抹除，若硬要驱灵只会让宽子及其孩子“变成真正的死尸”，灵魂被完全替代，但被告仍不愿说出是如何把宽子及男童的灵魂拔除。
陈不凡和宽子坦承罪状，庭上判决两人谋杀宽子，判杀人罪入狱，其孩子因年幼及被诱导犯行而不予起诉，但却没人敢领养该男童。
之后越来越多类似的控告事件，而法庭也变得越来越阴森，几位法警和法官再判了几起类似案件后，都脸色苍白地昏了过去。
宽子母亲之后仍然去狱中看那位谋杀宽子的宽子，但宽子却只是无奈地摇头表示无能为力。也许宽子真的消失了……母亲这么想，最后一次见宽子时，她看着宽子却没多说什么，两人相对静默好久，宽子母亲转身离去。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害死你女儿的，只是……一切都是巧合吧!有次宽子不知道为什么跑着经过我那儿，我只是寂寞就跟了上去，但没想到后来宽子竟然碰到我前世的丈夫，然后我们取得联系……终于……”
这是忏悔吗?宽子母亲没有转头，只是停慢脚步，接着幽幽地说：“罢了吧!我只是不想看到姐姐你们一家三口这么幸福快乐……”
那是一个奇怪的城市，这个都市被山环着，都市膨胀得很快，找不到空地的情况下，市郊的山丘开始变成一堆乱葬岗。然后，故事就是这么开始的，一开始也许是讹传，或一些好事者编的故事，说每到半夜就会看到一些人跑到乱葬岗那儿，像是梦游一样，开始只是绘声绘影，到后来真的有不少民众亲眼看到三更半夜乱葬岗那儿有不少人影晃动的迹象。
刘汉可能面临的判决结果 篇7
没收财产，七年起判 依据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法定刑为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此外依照该法案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于涉黑犯罪，可以并处罚金、没收财产。以达到从经济上打击其生存和再犯能力的目的。也就是说，七年徒刑和罚没财产是刘汉最起码的“待遇”。
没有缓刑，不得假释 此外该法案还规定： 一是将特殊累犯由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扩大到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二是对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刑执行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三是对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适用缓刑；四是对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即便立功，也会重罚 在判断涉黑集团组织者、领导者的检举和揭发行为构不构成立功时存在争议，表现在证据、事实方面和法律的适用方面，一般不予立功认定。即使是对黑社会性质犯罪中从犯及有自首、立功情节的人，也要比较其他一般犯罪的同情节从重处罚。
前车之鉴，多是死刑 最高法在2010年颁布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指出，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恶势力犯罪等严重社会治安的犯罪，要作为严惩的重点，依法从重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