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翻译的目的性

宋词翻译的目的性（通用12篇）

宋词翻译的目的性 篇1

一、引言

文学翻译, 尤其是诗歌翻译, 以其复杂性历来被许多学者和翻译者认为是不可译的。如何能在诗歌翻译中, 既保留了原诗的音韵, 格律, 又传达了诗歌的意境, 内涵。即如何做到诗歌翻译的, 形神兼具。这个问题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无论是从传统的翻译标准“信达雅”的探讨, 还是偏向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学派;无论从直译, 意译的翻译策略, 还是翻译与改写的文学再创作, 人们的视线始终聚焦在诗歌这一独具魅力的文学形式的翻译上。因此, 作为翻译者, 如何在诗歌翻译中, 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 如何正视翻译的不可以译性, 如何做到形神兼备, 这是横在诗歌翻译者面前的一座大山, 也是文学翻译教师应该着力关注的问题之一。鉴于此, 作者通过教学过程中的切身体会, 从翻译的忠实与自由角度, 探讨英汉诗歌翻译中译者的无奈以及其不可译性。

二、诗歌翻译中的忠实与自由

首先, 笔者从勒菲弗尔和王宏印对诗歌翻译的忠实与自由及翻译标准的观点入手, 然后, 以其提出的翻译策略和原则作为理论基础, 进行深入的案例分析。

(1) 勒菲弗尔的忠实与自由理论

著名的学者勒菲弗尔在其具有开创性的著作《诗歌翻译:七项策略和一个方案》中详尽的探讨了诗歌翻译的问题及其可能性。他认为:翻译者的任务不仅仅是译出意义, 这只是翻译最起码的要求。作为文学翻译, 应尽可能忠实地译出原文的交际意义。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削弱原文的交际意义。但同时他也提出, 几乎没有一个译文是可以完全达到这种理想效果的, 因此在翻译过程中, 要求译者不能把忠实与自由对立起来, 而应该是追求总体上忠于原作, 但也容许处理细节上的自由, 那么, 译文或多或少能接近理想。 (许钧, 2000)

勒菲弗尔还在该书中提出, 做到翻译的忠实与自由, 译者必须具备的5个条件, 即 (1) 译者必须有能力从整体结构把握原文; (2) 译者必须有能力把握原文的意义及其交际意义; (3) 译者必须有能力区别受原文中文化制约的时间, 地点和传统因素 (what is“culture-bound”) 和受结构限制制约的时间, 地点和传统因素 (what is“structure-bound”) ; (4) 译者必须能在目的语文学传统中选择一种能与源语文学传统中原作相应形式; (5) 译者必须有能力像原作者一样解释原文的主题。 (许钧, 2000)

(2) 王宏印的诗歌翻译标准

王宏印先生在其著作《文学翻译批评论稿》中专门撰文谈到诗歌翻译批判的参照标准。其中包括: (1) 体制问题。 (2) 诗味问题。 (3) 语言问题。 (4) 文化问题。 (5) 倾向问题。 (6) 风格问题。其明确提出诗歌翻译中, “改变原始体制创立新的体制的做法, 作为‘翻译体’的合法合理的存在形式, 通常是允许的, ”而且“译文与原文体制的一致性问题, 还有改制是否合适的问题, 则应当视具体情况进一步制订出细化的评价标准或执行规则。”由此, 可见, 王先生对诗歌翻译中译者的自由与忠实程度具有很高的包容性。

笔者认为, 王宏印和勒菲弗尔中外两位著名的学者所谈及的翻译标准及对译者的要求问题, 实则是文学翻译, 尤其是诗歌翻译中译者处理忠实与自由辩证关系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准则。对于6个标准如何体现在翻译中, 笔者将在下文结合实例详细探讨。

三、英译《生查子:药名闺情》与诗歌翻译的忠实与自由

笔者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宋词一首, 并试图通过对原诗歌及译文, 做出形式和内容的分析, 来探讨译者在翻译中是如何处理忠实与自由的辩证关系。并在勒菲弗尔忠实与自由辩证观的指导下, 探讨如何做到王宏印先生所提到的诗歌翻译的6个标准。

首先我们先对原诗和译文做相应的介绍。《生查子:药名闺情》是一首寄托情爱相思的宋词, “生查子”是其词牌名, “药名闺情”据《全宋词》讲, 作“药名寄章得象陈情”, 主要是用药名借其谐音表达闺情。词中出现的“相思”, “意已”, “白纸”, “苦参商”, “郎读”, “当归”, “远至”, “菊花”以及“回乡”, 皆按其谐音入诗, 既可陈情, 实为中草药的名称, 分别指代“相思豆”, “玉米药”, “白芷”, “苦参, 草药;参商:星宿名称”, “狼毒”, “当归, 药名”, “远志”, “茴香”。试想, 如果不熟悉中国灿烂瑰丽的诗歌文化, 对中药知识没有一点了解, 这首宋词在翻译的时候, 一定会缺乏原有的韵味, 读者很难体会到词人当年捻断数根须的考究, 无从品味词中诙谐深刻的情感, 该词可以称作是形式与内涵完美融合的典范。但是, 再试想, 即便是译者多么的数谙此诗的真谛, 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 从选词入韵都了如指掌, 那就一定可以完整的将此诗歌蕴藏的“谐音”的形式传达出来吗?

下面选取的译文, 是我国著名的诗歌翻译家许渊冲先生的译作。该词也只是许先生所译600首宋词和唐诗 (其中宋词300首, 唐诗300首) 中的一首。许先生是北京大学教授, 诗歌翻译专家, 其译作以“形神兼备”而广受推崇和喜爱。相信, 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造诣之高也一定不会有人怀疑。许先生在翻译此诗时, 必定注意到了其谐音入诗的情趣, 且其在译文旁边也给出了详细的译注, 一一对照介绍了原诗歌中出现的多种中药及其功效。

生查子 Mountain Hawthorn

药名闺情 陈亚

字字苦参商, 故要檀郎读。 相思意已深, 白纸书难足。

分明记得约当归, 远至樱桃熟。 I’m grieved from you to part.

Chen Ya You’ve promised to come back

I am so deep in love, Before ripen cherries black.

Paper’s not long enough. Chrysanthemums now bloom.

Why are you not in our room?

通过仔细比较原作与译作, 相信读者不难发现, 除保留原诗的押韵和意境外, 原文中的药名在译文中已经荡然无存了, 唯有“樱桃, 菊花”依然挺立在那里。读者在赞叹许先生高超的翻译水平的同时, 也必然会惋惜原诗的情趣没了踪影。更加惋惜, 译入语读者定然无法完全领略到中国古代诗词的魅力了。这就是王宏印教授所提到的体制问题 (literary format) 。而《生查子:药名闺情》就是一个典型的体现了译诗的体制问题上, 需要充分自由的例子。

笔者认为, 这并不是说, 译诗者都可以忽视诗歌体制, 形式, 随意自由发挥了。诗歌翻译的第2个标准:诗味问题 (poetic taste) 则是在翻译中, 起关键作用的因素之一。对于这首宋词来说, 如果翻译中, 丧失掉的东西是它充满趣味的形式, 那么将从形式中失去的诗味以其他形式展现出来, 则是该诗要求译者充分忠实与原文的地方了。正如王宏印所说“译诗的致命缺点就是意思全对而诗味全无, 甚至体制都能移植过来, 却完全没有诗的感觉。”

因此在翻译中, 如何保持诗歌的味道是至关重要的。许先生在翻译中, 运用补偿手段, 将诗味保存。使用“Why don’t you know my heart?”这样的反问修辞, 加强了诗中主人公的思念之情, 略带忧怨。而原词中“苦参商”, 所特指象牛郎织女般永难想见的意象, 译者用了“I’m grieved from you to part.”, 则以强烈的都作感表达了男女主人公天各一方, 难以相见的情景。真切而触动人心。

“Before ripen cherries black”中的black非常传神, 樱桃都开败了, 都变枯萎了, 腐烂了, 主人公还在等待着心爱的人, 然而结果却是遥遥无期。下阙, 也是诗歌的结尾, 译者依然使用了一个反问句“Why are you not in our room”, 不仅与上阙前后对应, 体现了诗歌形式上的韵律, 而且从情感上来说, 通过反问达到了主人公情感的高潮。

通过分析, 我们不难看出, 即使诗歌的体制制约了译者, 但成功的译者依然能够完美的诠释诗歌的味道和意境。这就需要译者着实体味原诗, 把握翻译中忠实与自由的尺度。明确忠实与自由的真谛。自由是为了更加真实再现原诗, 只有紧记忠实这个原则, 才能更好的将自由发挥极致。从而达到自由与忠实的完美结合。

同样, 王宏印教授提到的语言问题, 文化问题, 倾向问题, 以及风格问题, 都是决定一个优秀译作的标准, 也是影响译者在忠实与自由中做出合理决定的依据和参考。

四、讨论和结语

在此文最后, 笔者再次重申勒菲弗尔的观点, 即翻译中, 忠实与自由是不能对立起来的, 译者应该追求的是总体忠于原作, 通过细节的处理, 更好的体现原作的精神。同是译者也必须努力提高自身修养, 做到合理处理忠实与自由关系所需要的5个条件, 真正做到在各种限制中做到游刃有余, 将限制变为体现诗味的优势。

摘要：诗歌翻译中, 忠实与自由的处理是困扰翻译者的问题之一。本文结合勒菲弗尔和王宏印的诗歌翻译理论, 通过分析许渊冲先生的译作《生查子:药名闺情》, 探讨译者如何在诗歌翻译中做到忠实与自由的结合。

关键词：忠实,自由,翻译

参考文献

[1]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 (修订本) [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8

[2]王宏印.文学翻译批评论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2

[3]许钧.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4

[4]吕晓娟.从文化语言学视角看宋词《念奴娇·赤壁怀古》的翻译[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 (6) .

[5]陈涛.从陆游《钗凤头》的两个译文看宋词的英译[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6, (5)

[6]徐文轩.从两首英诗的汉译看大学英语教学的“盲区”[J].山东外语教学, 2002, (4)

[7]宋湘绮.西方文论下的当代旧体词[J].船山学刊, 2008, (1) .

[8]许渊冲.宋词三百首[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7:4

宋词翻译的目的性 篇2

【原文】

谢池春

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

阵云高、狼烟夜举。

朱颜青鬓，拥雕戈西戍。

笑儒冠、自来多误。

功名梦断，却泛扁舟吴楚。

漫悲歌、伤怀吊古。

烟波无际，望秦关何处?

叹流年、又成虚度。

【白话译文】

壮年之时参军，曾经有过吞杀敌虏的豪迈气魄。

天上厚厚的云烟，是那烽火狼烟被点着了

年轻的小伙，捧着雕饰精美的戈向西去戍边。

那时讥笑：自古儒生都浪费了大好的青春(而不参军报效国家)。

上阵杀敌的梦已经破碎，(我一心报国)却只能百无聊赖地在这片吴楚大地上泛舟。

慢慢吟唱悲歌，不由得伤心而凭吊古人。

看着一望无际的江湖，又使我想到此刻边关战事如何呢?

只能感叹：自己又虚度了不少流水般的岁月。

【赏析】

公元1172年(南宋乾道八年)，陆游四十八岁，那年二月，由夔州(治今四川奉节)通判转任四川宣抚使王炎幕下的干办公事兼检法官。同年十月，因王炎被召还，幕府遭解散，游于十一月赴成都上新任。宣抚司治所在南郑(今陕西汉中)，是当时西北前线的军事要地。

陆游在这里任职，有机会到前线参加一些军事活动，符合他的想效力于恢复旧山河事业的心愿。所以短短不到一年的南郑生活，成为他一生最适意、最爱回忆的经历。

这首词是陆游老年居家，回忆南郑幕府生活而作。陆游在南郑，虽然主管的是文书、参议一类工作，但他也曾戎装骑马，随军外出宿营，并曾亲自在野外雪地上射虎，所以他认为过的是从军生活。那时候，他意气风发，抱着“莫作世间儿女态，明年万里驻安西”(《和高子长参议道中二绝》)的一举收复西北失地的雄心。词的上片开头几句：“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阵云高、狼烟夜举。朱颜青鬓，拥雕戈西戍”，都可以从他的诗中得到印证：如《书事》的“云埋废苑呼鹰处，雪暗荒郊射虎天”，《蒸暑思梁州述怀》的“柳阴夜卧千驷马，沙上露宿连营兵。胡笳吹堕漾水月，烽燧传到山南城”，《秋怀》的“朝看十万阅武罢，暮驰三百巡边行。马蹄度陇雹声急，士甲照日波光明”，等等。上面几句词写得极为豪壮，使人颇感振奋。但全词感慨，也仅止于此。接下去一句：“笑儒冠自来多误”，突然转为对这种生活消失的感慨。

其一反前文的情况，有如辛弃疾《破阵子》词结尾的“可怜白发生”一句。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为该句词语的出处;作者《观大散关图有感》的“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二十抱此志，五十犹癯儒。……丈夫毕此愿，死与蝼蚁殊。志大浩无期，醉胆空满躯”，则可为该句内容的注脚。这犹如一个晴空霹雳，作者的豪气与热情顿时灰飞烟灭。

承上片的歇拍，下片写老年家居江南水乡的生活和感慨。“功名梦断，却泛扁舟吴楚。”愿望落空，作者被迫隐居家乡，泛舟镜湖等地，以自我解闷消遣。与他的《鹊桥仙》词写的“华灯纵博，雕鞍驰射，谁记当年豪举?酒徒一半取封候，独去作江边渔父”，《渔父》词写的：“石帆山下雨空蒙三扇香新翠箬逢。苹叶绿，蓼花红，回首功名一梦中”，意境相同，只是说得更为简淡而已，其失落感跃然纸上。“漫悲歌、伤怀吊古”，以自我宽解作转笔。“烟波无际，望秦关何处?叹流年又成虚度。”无奈“抽刀断水水更流”，自我宽解反而更愁，只好……，又回到感慨作结。为什么无际的江南烟波的美景，还不能消除对秦关的向往?老年的隐居，还要怕什么流年虚度?这就是因为爱国感情强烈、壮志不甘断送的缘故。这种矛盾，是作者心灵上终生无法弥补的创痛。他对秦关、汉苑的关注，缘于何?正如他的.《洞庭春色》词写的：“洛水秦关千古后，尚棘暗铜驼空怆神。”《闻雁》诗写的：“秦关汉苑无消息，又在江南送雁归。”一句话，就因为这些河山长久无法收复。

这首词上片念旧，以慷慨之情起;下片写现实，以沉痛之情结。思想上贯穿的是报效国家的红线，笔调上则尽力化慷慨与沉痛为闲淡，在作者的词作中，是情调比较宁静、含蓄的一首。

【作品介绍】(/wenxue/)

基于翻译目的论的幽默翻译探究 篇3

【关键词】翻译目的论 幽默 《绝望主妇》

引言

20世纪70年代，德国学者提出了功能翻译理论，核心内容为翻译目的论，以新的视角研究翻译活动，挣脱了原有的对等翻译理论的束缚，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新领域。本文以目的论为理论框架，对美剧中的字幕翻译进行研究，通过分析译本中的典型例句，旨在发现目的论应用于幽默翻译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以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应采取的翻译策略。

一、翻译目的论简述

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是功能派翻译理论中的重要部分，其产生与发展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翻译标准的功能分类说（functional category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凯瑟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1971年赖斯在出版的论著《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中首次提出功能派理论思想，坚持以原作为中心的等值理论，她认为理想译文应是原文本与目标文本在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等几个层面与原文建立起对等关系。其实质仍是寻求译文与原文的功能对等。她的这些观点为目的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目的论（skopostheorie）——汉斯·威米尔（Hans Vermeer）。他突破了导师赖斯仍遵循的“对等理论”的局限，创立了功能派的奠基理论——目的论，其核心思想是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必须由译文预期目的或功能决定。他认为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的一个次范畴，强调译文应以分析原文为基础，将文本的目的原则作为最高原则，翻译策略的选择必须基于译本的目的。第三阶段，翻译行为理论（theory of translation action）——贾斯塔·赫兹·曼塔利（Justa Holz Manttari）和功能加忠诚理论（function plus loyalty）——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二者传承、发展并补充了翻译目的论：前者提出翻译是翻译行为的具体运作，强调了翻译过程的行为、参与者的角色和翻译过程发生的环境三方面在翻译实践中共同进行的重要作用，后者则要求译者在翻译行为中对翻译过程中的各方参与者负责，平衡好各方关系，做到对翻译参与各方的忠诚。翻译目的论从译者的全新视角为基点来研究翻译活动，引发了一场翻译革命，为翻译界注入了新的活力。

翻译目的论共有三个原则：连贯原则（coherence rule）、忠实原则（fidelity rule）和目的原则（skopos rule）。目的论者认为翻译有明确的目的，是在译者的作用下，以原文文本为基础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任何翻译行为都由翻译目的决定的，即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手段。”因此，目的原则是翻译中的最高法则。目的论解决了直译或者意译、归化还是异化、以及动态对等抑或形式对等等译界难题。认为译文的受众是目标文本的主要决定因素。翻译中究竟采用哪种策略，是由翻译目的所决定的。因此，基于目的论的美剧幽默语言的翻译应以译本的交际目的为基点，即应首先确保译本在目的语中的幽默效应，其次考虑连贯与忠实的因素，最终实现跨文化的语际交际。

二、目的论指导下的美剧中幽默语言的翻译策略

1.《绝望主妇》剧情概述。《绝望主妇》是当今全球热播的美国轻喜剧，描述了生活在紫藤巷的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Susan、Bree、Gaby、Lynette的私生活，并围绕这四位主妇以幽默风趣的故事表现了她们表面看似完美光鲜，实则混乱不堪的生活。故事情节起伏跌宕，剧中人物语言准确鲜明、幽默风趣，是原剧作者精湛的语言技巧的体现，也是对译者翻译素养的考验。主妇们之间机敏睿智、幽默诙谐的语言交流引人入胜，首选作为影视翻译的研究语料。本文的语料主要来自于第一季至第六季。

2.翻译策略与对白译例及分析。

（1）连贯性原则——语言层面的翻译。连贯原则要求译文要符合语内连贯，即读者必须要理解译文并要求译文需在目的语文化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务必全面顾及读者的文化背景，实现语义连贯最大化，以便目标语接受者能够理解译文。

语言是民族的文化的载体，从语言层面就可以知晓一个民族的丰富文化内涵。在语言层面的人物对白翻译中，译者几乎无需处理文化信息，只要直译简单的原意就能在不同文化之间引起共鸣，达到幽默的效果。语言层面包括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

例1：

Katherine： Bree tells me that you're going to make very good use of your time away.

Bree： Uh， yes. He's going to read a lot of classic books， maybe study a language.

Andrew： Yes， uh， he can learn the Italian for， “I cost five cigarettes.” （S05E05）

凯瑟琳：布里告诉我说你打算好好利用离开的这段时间。

布里：呃，是的，他打算读些经典的书，或者学一门外语。

安德鲁：对，呃，他可以学着用意大利语说：“我值五根烟。”

宋词翻译的目的性 篇4

一、 转喻的定义

在传统修辞学的研究中, 转喻被看作是一种发生在语言层面的修辞格。韦伯网上词典(Merriam Websterps OnlineDictionary)对转喻做的定义是:转喻是用一个事物的名称来代替与其存在附属或关联关系的另一个事物的名称,这也就是说,转喻(Metonymy)是指当某一种事物和另外一种事物不相类似但是却有密切关系时,可以利用这种关系,用另外一种事物的名称来取代某一事物,转喻就是这样的一种修辞手段。这个时候,转喻所侧重的就不是在“相似”的问题,而是“联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转喻又被称为是借代。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认知语言学家更多的是将转喻看作是一种心理机制, 他们认为转喻不仅仅只是一种修辞手段, 更重要的是,转喻可以作为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认知方式。而这种认知方式构成了人类许多概念形成的基础。国外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认知转喻的定义分别是:Lakoff认为,转喻是处于相同认知域的两个概念实体之间的映射过程;Croft认为,转喻是对认知域矩阵中某个认知域的突显;Langacker认为,转喻既是一种概念参照点现象,同时又是一种活跃区现象;Gibbs指出,转喻是人类概念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人们倾向于用事物某个易理解或感知的方面来指代事物的整体;Radden & Kövecses认为,转喻是一个认知过程,即某个概念实体(喻体)为处于同一认知域或者理想化认知模型(ICM) 内的另一概念实体(喻标)创造心理通道。在国外认知语言学家对转喻作出阐释的同时,国内也具有几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认知转喻的定义分别是:刘焱认为:转喻是用一个概念来指称另一个相关的或者是相似的概念,是两个相关认知范畴(往往属于同一个认知框架)之间的过渡形式,是以一个概念为参照点(始源概念)建立与另一个概念(目标概念)的心理联系的形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认知语言学意义上的转喻(即“认知转喻”)不同于传统的修辞学意义上的转喻(即“修辞转喻”或“借代格”),因为认知语言学范畴内的转喻是一种思维方式、认知工具和概念化方式,而传统修辞学范畴领域内,转喻则指的是一种修辞手段。同时,在认知语言学领域,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于转喻的定义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他们的共同点都指出,转喻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过程。

二、 转喻的分类

在认知语言学框架内,根据转喻是一种思维过程,可以根据能否从语言表达中辨认出来转喻形式,将转喻思维分为两种,可以从语言表达中辨认出来的和不能从语言表达方式中辨认出来的,生活中人们经常提到的转喻是属于能从语言中辨认出来的,例如,“黄头发进来了”中的“黄头发”指代的是“黄头发的人”。这种转喻也属于是指称转喻,但是,大部分的转喻思维方式都是不同于指称转喻的,它更多的存在于非指称转喻之中,不能从语言中辨认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语言激活了相关的部分认知模型整个理想化认知模型,因此,人们可以用组成要素与整体之间相互代替,或者用整体中的组成部分相互代替,所以,认知转喻实际上包括了部分和整体之间的相互代替和同一个整体中一个部分与其他部分相互代替两种关系。

三、 理想化认知模式

认知模式指的是人们在认识事物、理解世界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相对定型的心智结构,是组织和表征知识的一种模式,它是由概念及其之间的相对固定的联系构成,lakoff在1982年和1987年提出了理想化认知模式(Ideal Cognitive Models),即ICM,用来说明人类范畴化的问题,同时也解释语义的范畴和概念结构问题,所谓ICM是指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说话人对某些领域中的经验和知识所作出的抽象的、统一的、理想化的理解,这是建立在许多CM之上的一种复杂的结构,也是一种复杂认知模式。理想化认知模式具有六种基本的特征,那就是灵活性、体验性、关联性、完形性、开放性、普遍性。

四、 转喻翻译与理想化认知模式

翻译实质上是以认知主体(包括作者、读者、译者)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作用为认知基础,在译者兼读者透彻的理解源语语篇所表达出的或者是传递出来的各种意义和内涵的基础上,尽可能的将其在目标语中表达出来,在译文中尽可能的传达出作者所想要表现出来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这是所有翻译活动都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翻译活动质量的一种体现。所有翻译活动中的转喻翻译也应该遵循这个原则。从认知的观点来看,作者使用转喻这种思维认知方式,是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基础的,也是以客观世界中的存在物为基础的,他们的目标是借助转喻的代指特性反映出自己的认知世界,传达一些特殊的感情或者表达自己对一些事情的观点态度。

源语和译入语的认知主体都是人类,人类在同一个地球上生活着,生活经验方面存在着许多的相似点是必然现象,从而对于周边事物的认识也会必然存在着一些相似的地方,所以,一些相同的转喻方式就会被不同的人们所共享,同时,由于地球上存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自然就产生了文化差异,不同文化的人或许会用采用不一样的转喻方式认识相同的事物,在现实中,存在一种语言现象,有些转喻方式是某些文化中独有的,在另外一种文化中并不存在,这种情况就会导致这种转喻方式在另一种文化中的缺失,从而,增加了翻译活动的难度,因此,源语的读者能明白的转喻思维方式,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就需要加入某些信息,使得译入语者能够理解源语所要表达的意思。理想化认知模式下转喻的翻译方法分为以下几种:

1.直译。直译就是翻译译入语中对应的CM或者ICM。源语语篇中的某个ICM或者CM用一些语言符号来代替,当源语语篇的读者在读到这个语篇的时候,这些语言符号就会激活他们脑海里的ICM或CM,使得源语读者能够理解语篇所要传达的意思,在转喻翻译中,当这些符号在译入语中同样能够起到一样的激活目的时,译者只需翻译译入语中对应的CM或者CIM,从而使得译入语读者能够透彻理解和体会源语的内涵意思,例如:李清照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就翻译成:The green is getting thicker;But the red is gettingsparser.”这里的“绿”、“红”都是按照直译的方法,能够充分的给读者发掘诗意的空间。

2.直译加解释性词语。翻译译入语中对应的CM或CIM,标识出源语隐含的ICM或CM。对于一个同样的事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认知都会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偏差,虽然有一些ICM是不同文化共享的,但是,在不同文化当中,他们的CM或者ICM都是有一点差别的,存在一种现象,当源语中的语言文化所代表的CM或ICM移入到译入语中的时候所激活的ICM或CM出现了同中有异的情况,即两种文化中的转喻方式是部分对等激活而不是完全重合的,此时,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就应该在对应的CM或CIM的基础上,增加一些词语来指出这些CM或ICM所代表的ICM或CM。例如:王维的“山路元无语,空翠湿人衣”中的“My gown is moist withdrizzling green.”这里的“湿”是指“衣服湿了”所以不能直接翻译成“moist”,而是采用了“is moist with”的翻译方法,这就可以充分表示“弄湿”这一含义。

3.译入语中的CM替换源语中的CM。虽然很多不同的文化会共享CM,但是不同的文化中他们的CM是存在差异的,同时,在源语和译入语中,转喻的运行方式很多时候都是以不一样的形式来表现的,某些转喻是通过语言符号所代表的某个CM激活整个ICM的方式进行的,可是在译入语中,却可能是通过另外一个CM激活同样的ICM完成转喻的功能,这时,译者需要使用译入语中的CM替换源语中的CM,达到对等激活,例如:张祜的“一声何满子”就翻译成“Sing the dying swan’s sweet lay.”如果采用直译的方法就不能够表达出源语的真实含义,不能实现激活对等的目的,然而,在英语中有一个典故,就是说天鹅一般不会唱歌,只有在快死亡的那一刻才会唱歌,因此用“swan song”来解释“何满子”所要表达的意思。

4.意译。意译指的是源语与意语有比较大的文化差异时所采用的翻译方法。意译强调的是译语文化体系和原语文化体系的相对独立性,意译的使用体现出不同语言民族在生态文化、语言文化、物质文化和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性。意译更能够体现出本民族的语言特征。例如:秦观的“杜鹃声裹斜阳暮”翻译成“To hear the cuckoo cry-‘go home’.”在古诗词中“杜鹃”所代表的是一种悲切的哀嚎,诗中是指“流离失所、思念家园的人。”在翻译中没有相关的ICM来表达这一意义,因此翻译的时候使用了“go home”这一形式来激活源语的ICM。此时,这种意译的方法能够更好的表现出源语的深刻含义。

五、结语

近年来,认知语言学对转喻的研究可谓是方兴未艾,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转喻本质的研究和认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把认知语言学引入对转喻的翻译研究,帮助加深对翻译过程的理解和认识,从认知的视角看待转喻翻译,旨在正确认识转喻的本质特征,转喻是认知机制的一种,译者正确的发现源语的认知机制是翻译的关键。本文以认知语言学为基础,研究了理想化认知模式下的转喻翻译,从而为翻译活动提供了新的视角,我们应把转喻翻译看作是一个双重认知过程,传达准确的文化意义,并且在目标语中尽可能找到概念和形式相统一的转喻,实现源语和目标语认知的和谐,从而为翻译活动的严谨性和准确性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摘要：与隐喻的翻译研究相比,转喻翻译的研究少之又少。传统的转喻翻译研究将转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具有其局限性,而从认知语言学理想化认知模式的角度看转喻翻译为我们进行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理想化认知模式作为重要的认知手段,在现代翻译研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理想化认知模式下转喻的分析来对翻译活动进行研究,从而为翻译活动的严谨性和准确性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宋词翻译的目的性 篇5

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晓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作品注释

⑴寻寻觅觅：意谓想把失去的一切都找回来，表现非常空虚怅惘、迷茫失落的心态。

⑵凄凄惨惨戚戚：忧愁苦闷的样子。

⑶乍暖还（huán）寒：指秋天的天气，忽然变暖，又转寒冷。

⑷将息：旧时方言，休养调理之意。

⑸怎敌他：对付，抵挡。晚：一本作“晓”。

⑹损：表示程度极高。

⑺堪：可。

⑻著：亦写作“着”。

⑼怎生：怎样的。生：语助词。

⑽梧桐更兼细雨：暗用白居易《长恨歌》“秋雨梧桐叶落时”诗意。

⑾这次第：这光景、这情形。

⑿怎一个愁字了得：一个“愁”字怎么能概括得尽呢？

作品译文

整天都在寻觅一切清冷惨淡，我不由感到极度的哀伤凄凉。乍暖还寒的秋季最难以调养。饮三杯两盏淡酒怎能抵御它、傍晚之时来的冷风吹的紧急。向南避寒的大雁已飞过去了，伤心的是却是原来的旧日相识。

家中的后园中已开满了菊花，我引忧伤憔悴无心赏花惜花、如今花儿将败还有谁能采摘？静坐窗前独自熬到天色昏黑？梧桐凄凄细雨淋沥黄昏时分、那雨声还点点滴滴。此情此景，用一个愁字又怎么能说的够？

创作背景

此词是李清照后期的作品，作于南渡以后，具体写作时间待考，多数学者认为是作者晚年时期的作品，也有人认为是作者中年时期所作。

公元1127年（宋钦宗靖康二年）夏五月，徽宗、钦宗二帝被俘，北宋亡。李清照夫婿赵明诚于是年三月，奔母丧南下金陵。秋八月，李清照南下，载书十五车，前来会合。明诚家在青州，有书册十余屋，因兵变被焚，家破国亡，不幸至此。公元1129年（宋高宗建炎三年）八月，赵明诚因病去世，时清照四十六岁。金兵入侵浙东、浙西，清照把丈夫安葬以后，追随流亡中的朝廷由建康（今南京市）到浙东，饱尝颠沛流离之苦。避难奔走，所有庋藏丧失殆尽。国破家亡，丈夫去世，境况极为凄凉，一连串的打击使作者尝尽了颠沛流离的苦痛，亡国之恨，丧夫之哀，孀居之苦，凝集心头，无法排遣，于是写下了这首《声声慢》。

作品鉴赏

靖康之变后，李清照国破，家亡，夫死，伤于人事。这时期她的作品再没有当年那种清新可人，浅斟低唱，而转为沉郁凄婉，主要抒写她对亡夫赵明诚的怀念和自己孤单凄凉的景况。此词便是这时期的典型代表作品之一。

这首词起句便不寻常，一连用七组叠词。不但在填词方面，即使在诗赋曲也绝无仅有。但好处不仅在此，这七组叠词还极富音乐美。宋词是用来演唱的，因此音调和谐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李清照对音律有极深造诣，所以这七组叠词朗读起来，便有一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只觉齿舌音来回反复吟唱，徘徊低迷，婉转凄楚，有如听到一个伤心之极的人在低声倾诉，然而她还未开口就觉得已能使听众感觉到她的忧伤，而等她说完了，那种伤感的情绪还是没有散去。一种莫名其妙的愁绪在心头和空气中弥漫开来，久久不散，余味无穷。

心情不好，再加上这种乍暖还寒天气，词人连觉也睡不着了。如果能沉沉睡去，那么还能在短暂的时间内逃离痛苦，可是越想入眠就越难以入眠，于是词人就很自然想起亡夫来。披衣起床，喝一点酒暖暖身子再说吧。可是寒冷是由于孤独引起的，而饮酒与品茶一样，独自一人只会觉得分外凄凉。

端着一杯淡酒，而在这天暗云低，冷风正劲的时节，却突然听到孤雁的一声悲鸣，那种哀怨的声音直划破天际，也再次划破了词人未愈的伤口，头白鸳鸯失伴飞。词人感叹：唉，雁儿，你叫得这样凄凉幽怨，难道你也像我一样，老年失偶了吗？难道也像我一样，余生要独自一人面对万里层山，千山暮雪吗？胡思乱想之下，泪光迷蒙之中，蓦然觉得那只孤雁正是以前为自己传递情书的那一只。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旧日传情信使仍在，而秋娘与萧郎已死生相隔，人鬼殊途了，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这一奇思妙想包含着无限无法诉说的哀愁。

这时看见那些菊花，才发觉花儿也已憔悴不堪，落红满地，再无当年那种“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的雅致了。词人想：以往丈夫在世时的`日子多么美好，诗词唱和，整理古籍，可如今呢？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在受这无边无际的孤独的煎熬了。故物依然，人面全非。“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得似往时。”独对着孤雁残菊，更感凄凉。手托香腮，珠泪盈眶。怕黄昏，捱白昼。对着这阴沉的天，一个人要怎样才能熬到黄昏的来临呢？漫长使孤独变得更加可怕。独自一人，连时间也觉得开始变慢起来。

好不容易等到了黄昏，却又下起雨来。点点滴滴，淅淅沥沥的，无边丝雨细如愁，下得人心更烦了。再看到屋外那两棵梧桐，虽然在风雨中却互相扶持，互相依靠，两相对比，自己一个人要凄凉多了。

急风骤雨，孤雁残菊梧桐，眼前的一切，使词人的哀怨重重叠叠，直至无以复加，不知怎样形容，也难以表达出来。于是词人再也不用什么对比，什么渲染，什么赋比兴了，直截了当地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简单直白，反而更觉神妙，更有韵味，更堪咀嚼。相形之下，连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稍觉失色。一江春水虽然无穷无尽，但毕竟还可形容得出。而词人的愁绪则非笔墨所能形容，自然稍胜一筹。

前人评此词，多以开端三句用一连串叠字为其特色。但只注意这一层，不免失之皮相。词中写主人公一整天的愁苦心情，却从“寻寻觅觅”开始，可见她从一起床便百无聊赖，如有所失，于是东张西望，仿佛飘流在海洋中的人要抓到点什么才能得救似的，希望找到点什么来寄托自己的空虚寂寞。下文“冷冷清清”，是“寻寻觅觅”的结果，不但无所获，反被一种孤寂清冷的气氛袭来，使自己感到凄惨忧戚。于是紧接着再写了一句“凄凄惨惨戚戚”。仅此三句，一种由愁惨而凄厉的氛围已笼罩全篇，使读者不禁为之屏息凝神。这乃是百感迸发于中，不得不吐之为快，所谓“欲罢不能”的结果。

“乍暖还寒时候”这一句也是此词的难点之一。此词作于秋天，但秋天的气候应该说“乍寒还暖”，只有早春天气才能用得上“乍暖还寒”。这是写一日之晨，而非写一季之候。秋日清晨，朝阳初出，故言“乍暖”；但晓寒犹重，秋风砭骨，故言“还寒”。至于“时候”二字，有人以为在古汉语中应解为“节候”；但柳永《永遇乐》云：“薰风解愠，昼景清和，新霁时候。”由阴雨而新霁，自属较短暂的时间，可见“时候”一词在宋时已与现代汉语无殊了。“最难将息”句则与上文“寻寻觅觅”句相呼应，说明从一清早自己就不知如何是好。

下面的“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晓来风急”，正与上文“乍暖还寒”相合。古人晨起于卯时饮酒，又称“扶头卯酒”。这里说用酒消愁是不抵事的。至于下文“雁过也”的“雁”，是南来秋雁，正是往昔在北方见到的，所以说“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了。《唐宋词选释》说：“雁未必相识，却云‘旧时相识’者，寄怀乡之意。赵嘏《寒塘》：‘乡心正无限，一雁度南楼。’词意近之。”

上片从一个人寻觅无着，写到酒难浇愁；风送雁声，反而增加了思乡的惆怅。于是下片由秋日高空转入自家庭院。园中开满了菊花，秋意正浓。这里“满地黄花堆积”是指菊花盛开，而非残英满地。“憔悴损”是指自己因忧伤而憔悴瘦损，也不是指菊花枯萎凋谢。正由于自己无心看花，虽值菊堆满地，却不想去摘它赏它，这才是“如今有谁堪摘”的确解。然而人不摘花，花当自萎；及花已损，则欲摘已不堪摘了。这里既写出了自己无心摘花的郁闷，又透露了惜花将谢的情怀，笔意比唐人杜秋娘所唱的“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要深远多了。

从“守著窗儿”以下，写独坐无聊，内心苦闷之状，比“寻寻觅觅”三句又进一层。“守著”句如依张惠言《词选》断句，以“独自”连上文。秦观（一作无名氏）《鹧鸪天》下片：“无一语，对芳樽，安排肠断到黄昏。甫能炙得灯儿了，雨打梨花深闭门”，与此词意境相近。但秦词从人对黄昏有思想准备方面着笔，李则从反面说，好像天有意不肯黑下来而使人尤为难过。“梧桐”两句不仅脱胎淮海，而且兼用温庭筠《更漏子》下片“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词意，把两种内容融而为一，笔更直而情更切。最后以“怎一个愁字了得”句作收，也是蹊径独辟之笔。自庾信以来，或言愁有千斛万斛，或言愁如江如海（分别见李煜、秦观词），总之是极言其多。这里却化多为少，只说自己思绪纷茫复杂，仅用一个“愁”字如何包括得尽。妙在又不说明于一个“愁”字之外更有什么心情，即戛然而止，仿佛不了了之。表面上有“欲说还休”之势，实际上已倾泻无遗，淋漓尽致了。

这首词大气包举，别无枝蔓，相关情事逐一说来，却始终紧扣悲秋之意，深得六朝抒情小赋之神髓，而以接近口语的朴素清新的语言谱入新声，运用凄清的音乐性语言进行抒情，又却体现了倚声家的不假雕饰的本色，诚属个性独具的抒情名作。

词牌说明

声声慢：词牌名。历来作者多用平韵格，而李清照《漱玉词》所用仄韵格（即此词）最为世所传诵。九十七字，前后片各五仄韵，例用入声部韵。

格律对照

此词的韵脚是“觅”“戚”“息”“急”“识”“积”“摘”“黑”“滴”“得”，韵部属十二锡，可“四质十一陌十二锡十三职十四缉”通押。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晓来风急？

平平仄仄仄仄，仄仄平、仄平平仄。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仄仄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仄仄平平平仄，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

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仄仄平平，仄仄仄平仄仄。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平平仄平仄仄，仄平平、仄仄仄仄。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仄仄仄，仄仄仄平仄仄仄。

说明：平，表示填平声字；仄，表示填仄声字；中，表示可平可仄；加黑体字，表示韵脚。

作者简介

宋词翻译的目的性 篇6

【关键词】目的论；目的法则；广告翻译

一、弗米尔目的论翻译理论概述

汉斯·弗米尔（Vermeer）提出了目的论，将翻译研究从原文中心论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该理论认为翻译是以原文为基础的有目的和有结果的行为，这一行为必须经过协商来完成；翻译必须遵循一系列法则，其中目的法则居于首位。也就是说，译文取决于翻译的目的。此外，翻译还须遵循“语内连贯法则”和“语际连贯法则”。这三条原则提出后，评判翻译的标准不再是“对等”，而是译本实现预期目标的充分性。弗米尔还提出了翻译委任的概念，即应该由译者来决定是否，何时，怎样完成翻译任务。也就是说，译者应该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而且有权根据翻译目的决定原文的哪些内容可以保留，哪些需要调整或修改。

费米尔认为，翻译中的最高法则应该是“目的法则”。也就是说，翻译的目的不同，翻译时所采取的策略、方法也不同。换言之，翻译的目的决定了翻译的策略和方法。对于中西翻译史上的归化、异化之争，乃至近二三十年译界广泛讨论的形式对等与动态对等，“目的论”都做出了很好的解释。翻译中到底是采取归化还是异化，都取决于翻译的目的。由于功能翻译理论就是以“目的原则”为最高准则，而任何翻译活动都是有目的的行为。

在特定环境下，广告翻译的最终目标和主要功能是向消费者展示商品，并激发消费者产生购买欲望，最终能够成功说服消费者购买产品。

二、目的性原则指导下的广告翻译

广告翻译既不同于普通的文学翻译，追求最自然、最贴近的对等物，也不同于一般的科技文体翻译，强调语义上的对等，它更强调翻译中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而不仅仅是文字之间的简单对应翻译。当一种新产品即将步入国际市场时，广告翻译在商品的宣传和推广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广告翻译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译者应尽量挖掘产品表征与目的语文化上的共同特征，使译文更符合目的语的习惯，易于读者接受。在目的论的指导下，译者应灵活运用各种翻译策略，并要注意避开目的语文化的禁忌。

1、目的性原则决定了广告翻译要符合译语广告文体的语言风格。

由于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生活方式等的不同，各个民族都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习惯。这种美学标准在语言上也有所体现。比如：汉语讲求音韵和谐，形式对称，用词空泛含蓄，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相反，西方语言形式一般用词平时明快，句式结构严谨，修辞重简洁。因此，在汉英广告互译过程中，必须对这种差异给予足够的重视，在适当的时候根据译语受众群体对语言做适当修改，以迎合人们的审美心理，达到预期的效果。

在目的性原则的指导下，译者应实行广告宣传“内外有别”原则，采取改译，根据源文酌情删减、变通，充分发挥译者的创造力，以使广告翻译更加符合译语的语言风格，更能为译语受众所接受。

2、 目的性原则决定了广告翻译要注重译文读者的反应，融洽商家与潜在消费者（读者）之间的关系。

2.1 恰当使用人称。

一般消费者对广告都存在着一种抵触和不信任的情绪。为了消除这种情绪，商家在做广告时常以读者亲密朋友的身份，以轻松自然的口吻和读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以期缩短广告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增强广告的亲和力，达到说服读者进行购买的目的。广告翻译更应如此。如：

微波炉烧饭快吗？那还用说。

Is microwave oven cooking fast？ You bet！

译文用第二人称的方式，亲切自然而又自信的态度对顾客的问题进行回答，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增强了广告的宣传功能。

中华啤酒，确实不错！

Zhonghua Beer，…I’m really impressed！

译文以第一人称的身份给顾客介绍产品，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增加了广告的感染力和可信度，非常成功。倘若译成“Zhonghua Beer is really good” 虽然忠实达意，但仅仅陈述了一个客观事实，不能打动读者，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更难以起到宣传和促销的目的。

2.2 套用家喻户晓的名句。

除了借助适当的人称之外，使用地道的语言，特别是套用译语文化中家喻户晓的名言、名句也是对译文读者进行情感传递的一种有效手段。它能帮助广告译文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实现其预期功能。例如，某国产香烟进入英国市场时，推出了这样的广告语：to smoke or not to smoke，this is a question.这则广告戏谑地套用了莎翁名言to be or not to be，this is a question，不仅大大增加了广告的新奇性，还通过这种原汁原味的语言营造了一种亲切的氛围，使读者看过之后，不禁会心一笑，产生了消费欲望。

3、目的性原则还决定了广告翻译应尊重译语文化，特别要注意尽量避免触犯译语文化的禁忌。

文化是决定读者反应的一个重要因素。读者对译文如何理解，产生怎样的反应，往往深受其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影响。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包括风土人情、生活习惯、民族心理、宗教信仰等。在一种文化中深受人们喜爱的习俗到了另一种文化中有可能会被视为陋习。同样，源语文化中一个赏心悦目的商标词到了译语文化中往往有可能会带有不好的联想意义。广告翻译中，必须避免由于过分强调忠实而忽略翻译目的，忽略目的文化环境会导致翻译失败。我国出口的轻身减肥片原译名为Obesity-reducing Tablets，在以减肥为时尚的美国一度无人问津。问题出在按照中华名族的价值观念而没有考虑到国外顾客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违反了购买者的消费心理，美国人看了该品名产生的联想是此药专为obese people（肥胖症者）服用的，后改译为Slimming pills，就打开了销路。

广告翻译中也有一些因为了解到这种文化差异，而正确应用目的论，翻译得非常成功的例子。日本的汽车在世界市场上占有最大的份额，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的广告商极为重视所在国的文化背景，频频在广告中使用所在过的习语，对广告进行释义。如丰田车在英语国家的广告语是“When there is a way，there is a Toyota”，到了中国便换成了中文“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到了美国又变成了“Not all cars are created equal，”因为美国独立宣言的第一句是“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三、结束语

商业广告作为一种目的性很强的行为，其最终目的是宣传和推销商品，因此，翻译“目的论”在广告翻译领域具有极强的适用性。译者必须根据译文预期要达到的目的和功能，以译文读者为目标，以目的语言、文化为取向，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手段，使用符合目的语文化观念的语言表达方式和结构，使译文在译文接受者中产生积极影响，从而达到宣传产品，促进销售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陈小慰.翻译功能理论的启示——对某些翻译方法的新思考[J].中国翻译，2000（4）

[2]陈军，周庆荣.谈广告翻译[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5，（4）.

[3]刘晓梅.目的论与汉英广告翻译[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7（6）

翻译目的论视角下的翻译试题赏析 篇7

德国功能主义学派始于20世纪70年代, 之后不断发展壮大, 涌现出了Vermeer, Manttari和Nord等代表人物。目的论由德国翻译家弗米尔于1978年提出并加以发展, 是功能学派的支柱理论。目的法则、篇内连贯法则、篇际连贯法则又是目的论的核心法则。

ChristianeNord (2001) 的专著TranslatingasA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及其所提出的重要理论, 可以说是该理论流派的集大成者。弗米尔的目的论便包含在内。基于书中所概括总结的目的论以及该书译本《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论阐释》 (张美芳, 王克非主译, 2005) , 本文从目的论视角对TEM 8翻译测试试题原文和参考译文进行了比较分析。本研究尝试为TEM 8翻译部分试题的命制、翻译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意见;同时, 也能对学生的备考学习给予方向和指导。

一.目的法则

功能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 翻译的目的是决定翻译过程的最主要因素, 翻译目的决定翻译行为和翻译方法。在Vermeer看来, “译/释/读/写皆遵循某种方式, 此方式可让文本/译本在其使用环境下运作, 面向想要使用文本/译本的人, 并且按照他们所希望的方式运作”。通常情况下的“目的”指译文的交际目的, 即译文在目标文化中对目标语观众所预期达到的交际功能。

TEM8常考两大体裁:一是选自报刊杂志的论说文;二是文学作品选段。按照卡塔琳娜·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 论说文属于调控型文本, 重在原文诉求功能的实现;文学作品选段属于表情型文本, 重在原文“美”的再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的文本具有不同的功能。尽管同一文本会兼具多种功能, 但总有一种功能起到主导作用, 正是文本的主要功能决定相应的翻译方法。故此, 以上对文本的分类是基于其所要实现的主要功能。

例如, TEM8 (2007) 汉译英就是典型的文学翻译选段, 选自《中华活页文选》2006第3期张炜的散文“美生灵”。选段状物状景, 描绘了黄河滩上一幅和谐自然美的美丽图画。可以说, 原文处处透着美, 同样译文也得如此。“文学作品的翻译要求译者在准确把握原文内容的前提下, 运用译入语中最恰当的表现手段, 尽力再现原文的语言美” (邵志洪, 2008:51) 。参考译文从以下2个方面实现了原文的语言美, 原文的目的。

1.选词美

参考译文运用了splendid, a flock, grazing, throwsa glance, chew, scene, outof sight, atease, luxuriant, nourished, plump, see, snow-white等词汇将羊的悠然自得、肥硕描绘得惟妙惟肖, 同时一片美景也跃然纸上。

2.句法结构美

原文第一句话连着用了两个介词短语表地点状语, 译文顺应英语语言的表达习惯, 将第二个介词短语调到句后。这样整个译文句子看上去更加平衡, 避免了头重脚轻。值得注意的是译文用了一个句子把原文第四、五、六3个句子糅合在一起。定语从句关系副词where和非谓语leaving的使用使整个句子虽然看上去很长, 却紧凑连贯。同样, 第七句译文不拘泥于原文句式的束缚, 及物动词nourish的使用让译文短小精悍却不失其义。

二.篇内连贯法则

“篇内连贯”就是说接受者应该能够理解译文, 译文在其介入的交际环境和文化中应有一定意义。只有当人们认为接受到的信息相当符合他们的环境, 信息交流才能说是成功的。也就是说, “译文必须能让接受者理解, 并在目的语文化以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 (陈水平, 何高大, 2009:101) 。

TEM8 (2003) 汉译英原文从一个孩童的角度描写了得病前后的心理落差, 笔调诙谐幽默。若将原文的用词“横行霸道”、“隔离”、“拘禁”、“打入冷宫”、“摒弃”、“为世所遗”直译出来, 译文将很难被接受。译文分别根据语境将之处理为do whatever I like, segregated, confined, wasneglected andbecameveryfrustrated, beingdiscardedbytherest。如此, 容易为译入语读者所理解并实现在译入语语境里的交际意义。另外, 汉语原文用了一些四字格短语, 译文按照英语表达习惯传递了原文的交际意义。如把“百花怒放”、“宾客云集”、“笑语四溢”、“大千世界”、“穿插其间”、“喜气洋洋”、“兜上心头”译为aprofusion offlowerswereinfull bloom, acrowdofguests collected, laughterwasheard alloverthere, akaleidoscopicworld, shuttling, full of joy, was thrown into。

还有, 对原文数量词的处理。汉语习惯用数词+量词的形式, 若译文也照此模式, 将不符合译入语的用语习惯, 这样, 就很难传达原文的交际意义。译文很好地处理了这个矛盾, 把一幢、一个、一时、一片、一霎时、一阵分别翻译成a, one, in notime, 不译, allofa sudden, a fit of。

三.篇际连贯法则

“篇际连贯”就是强调译文和原文的忠实, 也被称为“忠实法则”。忠实程度受制于译文目的。如果翻译目的要求改变文本的功能, 翻译标准就不再与源语文本保持篇际一致, 而是对目的而言的适当性和合宜性。“在目的论中, 忠实法则仅仅是指原文和译文中应该存在某种对应关系, 并不要求原文和译文在内容上一字不差” (刘小玲, 2008:58) 。的确, 绝对的忠实是不存在的, 但这并不妨碍你们对忠实的追求。“对‘忠实’的追求是维持原文与译文之间联系的纽带, 这根纽带一经切断, 翻译自然也就不复存在” (窦岩, 陈华伟, 2008:61) 。像2009年的英语原文是一篇关于环境危机的短文。译文遵照原文的行文习惯, 同时兼顾汉语的表达方式, 运用了很多四字格短语将危机的严重性以及人类面对危机的漠然描绘得惟妙惟肖。

参考文献

[1]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翻译目的论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 篇8

一、翻译目的论的内涵

人类的主动行为都是有其目的的, 作为跨文化交际的翻译活动也不例外。20世纪80年代德国两位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弗米尔 (Hans J.Vermeer) 和赖斯 (Katherina Reiss) 创立了翻译目的论。目的论可以说是功能派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根据汉斯·弗米尔 (Hans J.Vermeer) 所述, 目的论的核心概念就是:在翻译过程中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是决定性的因素;而受众是最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也就是译文的阅读者和接受者。实际上, 每一次翻译活动都有指向的目标人群, 而这些读者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受教育背景, 对译文自然就有着各自不一样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 即是说, 翻译会在目标语情景中为某些目标受众和某种翻译目的提供全部信息。翻译目的决定一切, 所谓一切, 涵盖从翻译方法、策略, 到对原作内容和形式的取舍, 到目标文本的泡制, 这些环节都是基于翻译目的或曰以翻译目的为参照的, 由此, 正是翻译目的决定了一切。根据翻译目的论, 原文不过是一种信息源, 仅为译者提供了基本需要的信息, 而准确与否不再是评价译作的唯一或最高标准。这种情况下, 译者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翻译目的取舍书中信息, 并决定与原有书稿保持一致性还是变化性。翻译位于源语文化与目标文化的两极之间, 这两极间会存在很多种可能, 忠实于原文不过是其中一种可能性。源语文化在目标文化中很难完成翻译目的, 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 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到翻译目的。基于翻译目的的翻译未必涉及到原文本, 但一定是依靠目标受众和目标文化进行文本的诠释和翻译。所以, 翻译目的论常用来解决直译和意译等翻译的实际应用中所存在的问题。

二、翻译方法与标准之争

翻译的方法与标准历来是学界争论的焦点。随着翻译学科的发展, 当代一些学者的研究超越了“文本批评”的模式, 把译学研究与历史文化、权利关系和社会发展等联系起来。理论家安德列·勒菲弗尔提出文学翻译功能是受到专业人士、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和赞助力量的影响与制约的。这也就是说, 在翻译过程中翻译题材、翻译方法的决定权并不全在译者手里。我们可以以我国五四时期这个译学大发展的时期为例。不管是对翻译题材的选择还是翻译方法的实际使用, 都无法脱离当时的社会文化大环境。由此可见, 翻译的过程是无法脱离翻译的社会目的和翻译的社会功能而进行的。正如吉迪恩·图里 (Gideon Toury) 所提出的, 翻译首先应该在译入语文化的社会和文学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这将决定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因此, 纵观中外翻译史, 不论是欧洲的《圣经》翻译还是我国的佛经翻译, 还是其他时期其他题材的翻译, 都有着其鲜明的社会文化目的。但同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有着具体而微观的目的, 如谋生等一般性目的, 教育读者等交际目的等等。这些宏观和微观的目的结合在一起, 对译者采取何种翻译策略翻译方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使得翻译方法也因翻译目的的不同经历着变化。具体分析, 这种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

(一) 翻译的社会文化目的影响着对翻译题材的选取。

翻译目的论认为, 翻译过程中要面临诸多选择, 而决定这些选择的各种因素就是翻译的目的所在。这从翻译之初就有所体现。译者对源语文本的选取不是随意而为的, 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带有一定的社会目的来选取的, 因而从翻译过程之初就决定了翻译的社会目的。以五四时期为例, 我国翻译题材经历了从科学文本到文学文本的变化, 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就是翻译目的论。

(二) 翻译过程中的社会文化目的也对译者文本目的有着一定影响。

弗米尔 (Hans J.Vermeer) 把人类的行为定义为“发生在一定语境中的有意图、有目的的行为, 它既是语境的组成部分, 又能够改变语境”, 而翻译就是“在目标背景中为目标语境内的目标目的和目标接受者制作一种文本”。因此可以说翻译的社会目的又是译者具体的微观的翻译目的的决定因素。而这一目的正是当时社会文化需求的直接结果, 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相一致的。

(三) 翻译的文本目的对翻译方法的影响。

翻译的目的是多层次的, 而这些多层次的目的之间不是相互孤立的, 而是彼此影响的。翻译的宏观社会目的影响了译者微观的文本目的, 而二者又会对译者的翻译方法、翻译风格的选择产生必然的影响, 决定了译者是采用“归化”还是“异化”的翻译手段。仍以鲁迅为例。鲁迅一贯主张采用直译。他说, 翻译要有“异国情调”, 要为汉语“输入新的表现法”。为达到这一目的, “在有些地方, 宁可译得不顺口”。由此可见, 一个译者选用何种翻译手法, 是和他的翻译目的密切相关的。

由此借用翻译目的论, 我们就可以跳出传统翻译理论对翻译方法孰是孰非的“二元对立”式的纷争, 对翻译行为做出更加合理的分析评价。

三、理论意义和现实应用

中外翻译史中都曾出现了对翻译方法的探讨与研究, 出现了直译与意译之争, 归化与异化之辩, 各种理论观点和不同原则纷繁陈杂, 甚至相互对立。如我国翻译界所存在的“艺术派”与“科学派”、“神似派”与“形似派”、“意译派”与“直译派”之间的争论, 译学论坛中的语言学派与文化学派、规范学派与描写学派、结构学派与解构学派这些“二元对立”的格局。而在目的论的框架下, 把翻译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在一起, 探讨社会、政治、文化对翻译过程的宏观影响, 并进而探讨文学翻译中, 社会文化目的对翻译风格、方法这些微观操作上的影响, 以期达到对上述二元对立方式的超越。以往对目的论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 或从宏观角度探讨翻译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或从微观角度挖掘翻译的文本目的对翻译方法的决定性影响, 如果能将两个角度结合到一起, 对目的论进行更为深刻的研究, 并对翻译过程受到的影响进行更多多维化的挖掘, 特别是翻译目的对选择翻译方法的影响, 将对未来的翻译理论研究有所启迪。

宋词翻译的目的性 篇9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 以Reiss、Vermeer、Nord为代表的功能派翻译理论形成于德国, 为当时的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其中, Vermeer (1978) 在《普通翻译理论框架》 (A Framework for a General Theory of Translation) 一书中首次提出的翻译目的论 (skopos theory) 是功能派翻译理论的核心理论之一, 它彻底突破了以原文本为中心的结构主义等值翻译理论, 奠定了功能派翻译理论的重要里程碑。Skopos在希腊语中意为“目的”。该理论的核心原则是“目的准则”:“任何翻译行为都是由翻译的目的决定的, 简而言之, 就是‘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的手段”。 (Reiss&Vermeer 1984101;转引自Nord 2001:29) 该理论认为:为达翻译目的, 译者对原文既可逐字直译, 也可完全改写, 亦可采用任何折衷的翻译策略。而评价译文优劣时, 主要依据并非它与原文的“等值度” (equivalence) , 而是它对于翻译目的的“适宜性” (adequacy) 。

Nord的《翻译的语篇分析》 (1991:28) 则从语篇的角度来诠释翻译。她把翻译分为二类:文献性翻译 (documentary translation) 和工具性翻译 (instrumental translation) 。文献性翻译的功能是在原作者和目的语读者间进行原语文化交流, 译文完整保留原语文化特色;工具性翻译则旨在目的语文化中的交流, 译文根据自身目的对原文进行调整。Nord还将翻译错误分成功能性、文化性、语言性、文本性等四类, 更清晰地显示了各种翻译失误的特点和根源, 为研究翻译失误提供了一种参照标准。

二、从成功的商标翻译看目的论的实现

Vermeer认为, 翻译活动作为人类在特定情境下进行的有目的的活动, 应遵循三个重要法则, 即目的法则 (skopos rule) ;忠实性法则, 又称语际连贯法则 (intertextual coherence) ;连贯性法则, 又称语内连贯法则 (intratextual coherence) 。 (Vermeer 1989:20) 目的法则是指每个文本的产生都服从于特定的目的, 因此译文在译入语的环境中应达成原文本在原语言环境中欲达成的目的。忠实性法则或语际连贯法则指的是译文与原文之间应存在忠实的对应关系。连贯性法则或语内连贯法则是指译文在译入语文化及交际情境中应该有意义, 它强调译入语文化及交际情境。Vermeer认为, 忠实性法则应从属于连贯性法则, 同时, 两者又都从属于“目的法则”。总之, 目的论认为翻译应遵循的首要法则是目的法则, 即翻译行为要达到的目的决定翻译过程和翻译手段。在此理论框架下, 翻译是一种文化比较, 是在一定语境中进行的跨文化交际。

“目的论”把翻译从原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从译入语的新视角来诠释翻译活动, 它对翻译采取前瞻的态度, 使得译文在完成译语情境中交际功能的同时, 又符合各参与方的意愿。

目的论给应用翻译带来很大的启示, 商标翻译当归其中。商标是商品的特殊标记, 从文本的功能看, 它属于“呼唤型”文本, 具有劝诱性, 信息功能和祈使功能是其主要功能。其翻译目的在于告知和祈使, 树立品牌形象, 激发消费欲望。在进行商标翻译时, 要重视译文在译入语文化中的交际功能, 把关注点从原文转移到目的语文化与目的读者身上。

在商标翻译中, 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成功范例。纵观这些范例, 可以发现它们正是Vermeer翻译目的论的体现:它们或者实现了忠实性法则和连贯性法则的完整统一, 或者是忠实性法则服从于连贯性法则, 由此实现文本的翻译目的。在下文中笔者尝试着从两方面来剖析其成功之处。

1. 经典音译, 音意兼美:忠实性法则和连贯性法则的完整统一

在翻译商品名时, 若条件许可, 将忠实性法则和连贯性法则统一起来自然是一种皆大欢喜的选择。翻译商标名时要做到“忠实”似乎并不算太难, 只要根据原语发音在目标语言中寻找发音相近的内容进行替代翻译即可, 但要实现连贯性法则, 或者说要做到“语内连贯”, 在音译的同时, 在语意上亦契合译入语民族的文化底蕴, 就不那么容易了。

以化妆品的商标翻译来说, 它应该体现实用文化和审美文化的高度统一, 凸显美学意境。但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审美情趣, 在翻译化妆品商标时, 根据目的论的连贯性法则, 翻译文本应以译文受众的接纳和欣赏为准。在一些国际品牌化妆品的英译汉中, 不乏将东方美学意境与西方商业推广完美融合的例子。法国化妆品牌Lancome被译成“兰蔻”, 该译名具备了丰富的文化联想。“芝兰生于深谷, 不以无人而不芳”, “兰”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是高洁美好的代名词;另外, 唐朝诗人杜牧有诗云“娉娉袅袅十三余, 豆蔻梢头二月初”, 后世乃用“豆蔻年华”比拟妙龄少女。“兰”与“蔻”的组合巧妙暗示该化妆品能让消费者回到美好的青春时光。又如, 美国化妆品牌Revlon的中文译名“露华浓”出自李白描写杨贵妃的《清平词》:“云想衣裳花想容, 春风扶槛露华浓。”引经据典, 音义并重, 大大缩短了目标读者与译文在文化和语言上的距离。

“可口可乐”也被认为是最经典的中文音译之一。它保持了英文的音译, 却比英文更胜一筹。“可口”生动地表明了产品美味可口的特质;“可乐”更是投合了中国人喜欢喜庆的心理。“可口”和“可乐”珠联璧合, 成为为中国目标受众度身定做的文本, 其成功甚至超越了原语商品名。

2. 不拘一格, 灵活变通:忠实性法则服从于连贯性法则

翻译目的论将翻译看作是一种基于原文的文本处理过程, 在这个理论框架内, 原文的地位不再神圣不可侵犯, 译者可以根据翻译目的决定原文的哪些内容可以保留, 哪些需要调整或改写 (Nord 2001:25) 从这一观点来看, 当译者在忠实性法则和连贯性法则之间不能做到两全其美时, 就必须根据翻译的特定目的对原文语言权衡、筛选、调整、取舍。这就意味着译者要“在目的背景中为目的语境内的目的接受者制作一种文本” (Nord2001:12) , 相比之下, 原文本则处于从属的地位。总之, 一件商品的商品名翻译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希望该商品得到大众的接纳和喜爱。在这样一个目的的引领下对原文进行的灵活变通的翻译, 貌似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忠实性法则, 但因其大大缩短了目标读者与译文在文化和语言上的距离, 同样可圈可点。

“宝马”汽车商标名的翻译正是这样一个例子。它的商标BMW源于德文Bayerishe Motoren Werke, 是德国巴伐利亚汽车公司的三个首字母的缩略组合。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可以选择更倚重于原文的字母组合, 亦可以选择更多地考虑语内连贯法则, 进行大胆取舍。事实上, 译者根据辛弃疾在《青玉案·元夕》中“宝马雕车香满路”的诗句, 舍去BMW的最后一个字母W, 取其前两个字母B和M, 将其译为“宝马”, 使中国消费者联想到日行千里的宝马, 将汽车性能与宝马的特性联系在一起, 完美契合了中国的隐喻文化, 堪称神来之笔。

对商品名进行灵活变通的翻译, 对原文的取舍是一方面, 用词的选择又是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具有实际意义的词汇, 是不是一定要把它们“如实”译出呢?在这个问题上, 翻译目的论认为译者是应该有充分的选择权的。“从功能语言学角度看, 任何选择都是有意义的。‘选择就是意义’ (Choice is meaning) 是一条可以广泛应用的原则” (黄国文2001:44) 。从这个角度看, 翻译词汇的选择不仅可以不囿于对“忠实”的一味追求, 甚至可以允许部分的“偏离”, 以实现更高层次上的“对等”。

百事公司的非可乐型饮料seven-up在中文中译作“七喜”。从这条原则看, 将Seven-up翻译成“七喜”而不是“忠实”的“七上”, 其意义至少有二:一是避免了人们由“七上”联想到“八下”;二是将“up”在英语中的向上之意转为中文中的“喜”字, 既传达了up在西方文化中的积极意义, 又充分考虑到了中国消费者的价值观念及民族心态。

以上商品名翻译中的成功范例映证了Nord对于翻译的定义——“翻译是创作使其发挥某种功能的译语文本。它与其原语文本保持的联系将根据译文预期或所要求的功能得以具体化, 使那些由于客观语言文化障碍而无法进行的交际行为得以顺利进行。” (Nord 2001:46) 显然, 正是由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根据翻译目的灵活调整翻译策略、适应目标语文化, 才使得原语文化中的广告功能在译语文化中得以顺利再现和放大。

三、商品名翻译中的误译分析

根据Nord的语篇分析理论, 商标翻译的目的是在目的语文化情境中为大众所接受和认可, 所以应该属于“工具性翻译”, 译者应该根据翻译目的进行恰当的翻译。对于误译, Nord从翻译目的的角度做出了这样的定义:“如果翻译的目的是在目标受众中起到特定的作用, 那么任何妨碍了该目标实现的翻译都是误译” (Nord 2001:75) 。Nord将误译按不同层次分为功能性翻译失误、文化性翻译失误、语言性翻译失误和文本特有的翻译失误四类。依照Nord对误译的定义和分类, 笔者将商标翻译中常见的误译列举分析如下:

1.“功能性翻译失误” (pragmatic translation errors)

这是最宏观层次的误译, 原因在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忽略了译文的功能或译文的受众。

在本文的实证材料中, 典型的“功能性失误”表现在由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缺乏“目的意识”而过度使用汉语拼音进行中文商标名的英译。这样做虽然省事, 但不能反映商品的特点和传递丰富的文化信息, 更不能照顾译语文化中消费者的文化习惯和审美心理。20世纪60年代, “芳芳”牌小儿爽身粉在国内十分畅销, 但却严重滞销海外, 根本原因就在于其直接使用汉语拼音Fang Fang进行商标名的翻译。“FANG”作为“芳”的汉语拼音, 也是一个英文单词, 意义为a long sharp tooth of an animal, such as a dog or a poisonous snake, 即狗或毒蛇的犬牙, 而非美妙的“芳香”。如果不用汉语拼音, 而是将其译成“FRAGRANCE” (芳香) , 就绝不会出现这样根本性的误译。

2.“文化性翻译失误” (cultural translation errors)

Vermeer将“文化”定义为:“某一社会的个体成员为了与其它所有成员相同或相异所必须熟知的一整套规范和惯例。” (Vermeer 1987a:28, 转引自Nord, 2001:33) 因此, “目的论”所说的“文化性翻译失误”指译文中与译语文化规范和惯例相冲突之处。在本文的实证材料中, “文化性翻译失误”并不少见, 比如:在我国有不止一种以“白象”为商品名的商品, 包括白象牌电池、白象牌方便面等, 若直接把“白象”翻译成white elephant, 虽然实现了语义信息对等, 但从文化信息对等的角度看则是一则非常糟糕的翻译, 因为white elephant在英语里表示something that is useless and unwanted, esp.something that is big and/or costs a lot of money, 即无用而累赘的东西, 尤指大而昂贵之物。试想, 这样的一个商品名怎么能让西方消费者欣然接受呢?国内有译者建议将“白象”译为Bijoy, 笔者认为这不失为一个好创意, 因为这不仅可以把“白象”的汉语发音部分移植到英语中, 有利于白象商标在市场上的统一性, 而且取bi这个前缀中“双”的含义, bijoy也就有了“双重喜悦”的含义, 正好与白象在汉语中吉祥如意的文化内涵不谋而合。另外, Bijoy的拼写也类似于法语中的Bijou, 意思是珠宝或小巧精致的物品。

3.“语言性翻译失误” (linguistic translation errors)

语言性翻译失误”是指译文中违背译语语言规范的现象, 如语法、词法和句法上的错误。一个商品名的翻译如果犯了基本的语言性错误, 会让人对该企业的经营态度是否严谨产生怀疑, 企业的形象由此大打折扣。所以在采纳一个商品译名之前不可不慎。

驰名中外的天津小吃狗不理包子现在使用的英语商品名是go believe。之所以选用了这样的翻译, 是因为经营者认为“go believe”的发音与“狗不理”的发音很接近, 又有“诚信”的含义。但细一推敲, 就会发现漏洞:第一, GO和BELIEVE两个动词之间没有任何语法成分连接, 在语法上是不规范的。Go believe犯了语言性翻译失误。第二, Believe在西方文化中含有宗教意味, “Go Believe”这两个单词的组合很难让外国消费者联想到“包子”。从这个角度看, 该翻译似乎又有文化性翻译失误之嫌。

那么, “狗不理”包子能否有更好的英译呢?华东师范大学窦东友博士给出的方案是Go Bullish Baozi。该译文做到了音义结合:它在读音上非常接近“狗不理”;在语法上符合规范;从意义上看, bullish则表示“看涨的, 蒸蒸日上的”, 具有很好的内涵, 还符合“狗不理”这一名字的起源 (创始人小名“狗子”, 因为生意太好, 没空理会熟人而被传为“狗子卖包子不理人”, 简称“狗不理”) 。综上所述, 该译文做到了音偕、意美、源正, 应属“狗不理”英译中的上乘之作。

4.“文本特有的翻译失误” (text-specific translationerrors)

“文本特有的翻译失误”指和某一具体原文文本有关的翻译失误。Reiss把文本类型分为三种:“重内容 (content-focused) 文本”、“重形式 (form-focused) 文本”和“重感染力 (appealfocused) 文本” (Reiss 2004:24-38) 。它们也可被称为“信息性 (informative) 文本”、“表情性 (expressive) 文本”和“感染性 (operative) 文本” (Nord 2001:37-38) 。信息性文本重内容, 要求译文“直接, 完整地传递原文本的概念内容”;表情性文本重形式, 传达“原文本内容概念的艺术形式”;感染文本则重效果, 强调再造文本形式以“直接达到预期的 (接受者) 反映” (Reiss 2004109) 。

商标在各种文本类型中功能相对单一, 属于比较典型的“感染性文本”, 显然, 在翻译商标名的时候应该注重体现其“感染性文本”的特征, 以保持和增强文本感染力为翻译的目的。若商品名的翻译只传达了原文本中的信息内容而削弱了其感染力, 则可视为文本特有的翻译失误。

以杭州正大青春宝集团前身杭州第二中药厂出口美国的“轻身减肥片”为例, 其原译名为“Obesity Reducing Tablets”, 销售并不理想, 美国人以为这是专供“obese people” (特大胖子) 吃的, 不愿问津。这样的翻译与“富有感染力”的初衷背道而驰, 属于文本特有的翻译失误。后参考了国外的平行文本更名为“Slimming Pills”, 销路大为改观。

再如, 北大方正”的品牌“方正”的英文Founder虽然有“创建者”、“缔造者”的意思, 但同时也表示“沉没, 垮台、失败”。当2000年方正创始人王选遭遇公司变故时, 有外刊就以Founder’s Founder Founders (方正创始人垮台了) 为标题进行了报道。可见, 当一个英文单词既有积极正面的含义, 又有消极负面的含义时, 译者就应斟酌再三, 不要让其负面的含义影响了译文文本的感染性。

五、结束语

笔者通过对商品名翻译现象的个案分析, 探讨了目的论视角下商品名翻译成败的原因, 认为在商品名的翻译过程中, 原文本并非处于权威的中心地位, 而是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开放实体。成功的译本的“得”是因为译文在目的法则的统领下, 既忠实于原文本, 又构建了目标语言中的语内连贯, 成功跨越了语言和文化障碍, 实现了文本的呼唤功能;而失败的译本虽然可以根据其失误原因进行粗略的划分, 但归根结底, 它们“失”的根源在于没有把握好目的法则, 由此大大妨碍了译文文本在目标读者中的接受性。

当然, 功能翻译论也存在不足之处, 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如果在文学翻译中过分强调以译者的需求为导向, 那么文学译本可能降格为通俗读本, 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但考虑到商标翻译是属于强调译语文化的“工具式翻译” (Nord) , 我们就必须承认, 翻译目的论为商标翻译提供了更开阔的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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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ord, Christiane.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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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Vermeer Hans J.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M].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989.

宋词翻译的目的性 篇10

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的翻译目的对原文的选择, 以及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取舍都有很大的影响。翻译目的论创立者Hans Vermeer指出:“任何翻译行为, 包括翻译本身, 都是一种行为。而所有的行为都有目的。” (Nord, 2001:12) 也就是说, 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 更是在一定情景下, 为达到一定目的的人类行为活动。

目的论认为:“决定翻译过程的主要原则是整个翻译行为的目的。” (Nord 2001:27) 翻译行为是要使译文达到译者的翻译目的, 并且在译入语文化中起到一定的译文功能。因此, 在选择翻译哪些作品, 以及采取怎样的翻译方法时, 译者都有自己的目的。以翻译家严复为例。在他所生活的时代, 中国正遭受着帝国主义的侵略, 为了唤醒国人尤其是资产阶级的爱国热情, 他选择翻译了《天演论》。他的翻译并不注重翻译作品本身或是要对原文忠实, 而是为了输入西方先进的思想, 以开阔国人的视野, 唤起民众的觉醒。他的译文确实受到欢迎, 给当时的中国注入了新的血液, 这样作为译者的严复也达到了他的翻译目的。每一个译文都是为了一个特定目的, 因此可以说“目的决定过程” (Nord, 2001:29) 。目的论提出, 译者是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参与者, 他的翻译目的决定了翻译策略和方法。

二、林纾选择翻译文本的目的性

林纾 (1852—1924) , 字琴南, 号畏庐, 福建闽县人。他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 也是一位不懂外文而凭借他人口译的文学翻译家, 一生翻译外国小说246种, 已发表222种, 未刊作品24种。他的译作充满了对美好爱情的赞颂、对资本主义社会丑陋面目的揭露、对救国保种思想的弘扬。他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作品, 在清末民初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严复对他的译作极为推崇, 赋诗赞曰:“可怜一卷《茶花女》, 断尽支那荡子魂。”康有为、鲁迅、胡适、郭沫若等人对他的译作也给予高度评价。

功能派翻译理论认为, 正是翻译目的决定译者选择什么样的文本进行翻译。林纾生活的晚清时代, 国内政治动荡不安, 同时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 林纾的翻译目的很明确, 即唤起中国人民的革命意识以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在所有影响翻译文本选择的因素中, 政治因素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性的” (蒋骁华, 2003:25) 。那个时候中国面临内忧外患, 为了拯救祖国, 林纾以翻译为工具, 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他的政治理想。他选择并翻译了美国斯陀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之所以要选择这部小说来翻译, 是因为这本书的内容特别能够警醒国人亡国亡种的危机感, 使中国人民从黑人的悲惨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命运, 以激起国人的爱国心。林纾在辛丑年 (公元1901年) 为《黑奴吁天录》写的序跋, 就足以表明他的翻译目的:

“余与魏君同译是书, 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 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 不能不为大众一号。……吾华有司, 又乌知有自己国民无罪, 为人囚辱而瘐死耶?上下之情, 判若楚越, 国威之削, 又何待言!今当变政之始, 而吾书适成, 人人即摈弃故纸, 勤求新学, 则吾书虽俚浅, 亦足为振作志气, 爱国保种之一助。”

三、林纾翻译操作过程中的目的性

从《黑奴吁天录》这部翻译小说来看, 译者林纾的翻译目的与原著《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陀夫人的写作目的有所不同。原著是一部以宗教和政治为主题的小说, 小说虽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但并非出自作者本意。斯陀夫人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从小在基督徒的兄弟友爱与献身精神的教育中成长, 她在为奴隶制的残暴愤怒的同时又希望通过和平、感化的方式来争取奴隶的自由。原著主人公汤姆温良软弱、逆来顺受, 但在作者笔下却成了黑奴的榜样。原著宗教内容繁多, 处处可见作者借叙事者之口抒发自己的宗教情怀, 宣扬宗教的力量, 与原作读者进行交流, 期望与读者产生共鸣。而在林纾翻译《黑奴吁天录》时, 正值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之际, 他译介该小说出于明显的救国救民的动机。这在他为该书写的序言中清楚地表达了出来:“其中累述奴之惨状, 非巧于叙悲, 亦就其原书所著录者, 触黄种之将亡, 因而愈生悲怀耳。”他认为, 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先锋, 二者相互呼应, 企图雄霸天下。基督教以和平渗透的方式在中国拓展其文化霸权, 帝国主义则靠强权暴力直接入侵中国, 有可能带来亡国灭种的灾难。

因此, 他在翻译《黑奴吁天录》的过程中采取了审查和颠覆的做法作为抵抗策略。林纾就他是怎样处理原书的宗教内容作了一些解释:

(1) 是书为美人著。美人信教至, 诸多以教为宗。顾译者非中人, 特不能不为传述, 识者谅之。

(2) 是书言教门事孔多, 悉经魏君节去其原文稍烦琐者。本以取便观者, 幸勿以割裂为责。

据上所述, 译者一方面深谙翻译的职责, 另一方面出于对译文读者的考虑, 又删去某些“烦琐”的细节, 即与主题不大相干的事。其实, 研究者发现, 译者对小说宗教内容的处理远比序言中给人的印象来得微妙。香港学者张佩瑶认为, 译者删节了不少有关中心人物的信仰的描述、某些人物受汤姆言行感化的描述和反映作者热衷坚持的道德力量的内容, 在《黑奴吁天录》里也见不到斯陀夫人为表达创作目的而写的前言 (张佩瑶, 2003:18) 。林纾的序言对斯陀夫人的前言只字不提, 而说的是自己的翻译目的“触黄种之将亡, 因而愈生悲怀”, 又鉴于“今方嚣讼者已胶固不可喻, 而倾心彼族者, 又误信西人宽待其藩属, 跃跃然欲趋而附之, 故翻译此书, 以生儆醒之效”。由此可见, 如果斯陀夫人的创作动力源于人道主义精神和宗教力量, 那么, 林纾的翻译则是出于政治上的忧患意识与爱国保种的情怀。

四、结语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林纾的翻译作品因被批评为对原文不忠实而不被视为翻译。但是如果能够考虑到他的翻译目的, 我们就能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林纾要这样进行翻译。在林纾看来, 文学翻译的政治功能要比美学功能重要得多。正如孔慧怡所说:“在某种程度上说, 这种行为不是译者的责任, 而是他的义务。” (1999:25) 对林纾的翻译行为及其翻译作品应该从多个角度进行审视。目的论为研究林纾的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 也必将为确定林纾在翻译史上的地位问题提供一个新的参考标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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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towe, Harriet Beecher.Uncle Tom’s Cabin[M].Toronto/New York/London/Sydney:Bantam Books, 1981.

[3]蒋骁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思考[J].中国翻译, 2003, 5.

[4]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5]斯土活著.林纾, 魏易译.黑奴吁天录[Z].北京:商务印书馆, 1901.

宋词翻译的目的性 篇11

一、目的论简介

目的论（Skopos Theory）是德国翻译理论家汉斯·威米尔（Hans J. Vermeer）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目的论的形成以行为理论为基础。行为理论认为，人类所进行的所有行为都有其各自的目的。据此，翻译作为人类的行为活动之一，也是有目的的。目的论认为，翻译的发起者为了达到某一或某些目的而发起一项翻译任务，而这项翻译任务需要一位译者来完成。这位译者为达到翻译的目的就可以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对源语文本进行加工。根据威米尔（Vermeer，1996）的观点，译者设计某一翻译文本的目的就是“目的论”中所指出的“目的”（Skopos），且这一目的与翻译发起者的目的一致。从目的论视角看，翻译活动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绝对忠实于源语文本的再现活动，而是译者可以根据目的语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翻译目的以及读者需求对源语文本进行不同加工的过程。由此看来，翻译的目的可以让译者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源语文本的束缚，从而在译文中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对原文进行加工。从这一方面看，目的论的提出使翻译从一个强调对等的、相对静止的层面上升到了一个强调目的语社会文化因素的、相对动态的层面上来。

当然，威米尔提出的目的论不仅对翻译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同时也能为我们认识不同的翻译现象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珍妮姑娘》中运用的翻译策略

翻译中常用的翻译策略主要有两种，即归化和异化。根据许钧教授的观点，“所谓‘归化’与‘异化’，实际上是以译者所选择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点来加以区分的”。当译者选择以目的语文化为立场进行翻译时，他就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反之，当译者选择以源语文化为立场进行翻译时，他就采取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当然，对于一部长篇文学作品的翻译，译者不可能极端化地只采取某一种翻译策略进行翻译，而是以沟通目的语文化与源语文化为出发点，根据翻译的目的适当调整两种策略在译文中所占的比例，从而完成整个翻译活动。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可以推断，傅东华对于《珍妮姑娘》的翻译必然也会同时运用到归化和异化这两种翻译策略。下面，笔者就来分别说明这两种翻译策略在译文中的使用情况。

（一）归化的翻译策略

在阅读傅东华《珍妮姑娘》的译本过程中，笔者发现傅先生在整部译著中大量使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归化的策略首先体现在对Jennie Gerhardt名称的翻译上。傅先生没有采取“珍妮·葛哈德”这样的直接音译，而是将其译为“珍妮姑娘”。这既说明作品的主角是一位名叫“珍妮”的女性，也能反映出作品内容中“珍妮一生没有结婚”这一事实。此外，傅东华先生还在译文的许多方面都使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

1.称谓语的中式化。除了作品名称的翻译外，译著中称谓语的翻译也能充分体现译者归化策略的选用。如“Mrs. Gerhardt”“Mr. Gerhardt”“Old Archibald Kane”“Mrs. Kane”及“Mrs. Bracebridge”这样的称谓语，傅先生分别将它们译成了“葛婆子”“葛老头”“甘老太爷”“甘老夫人”“联桥夫人”。在译文里这些典型的中国式称谓语中，尽管有的词我们现在并不是太常用了，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读者们是非常熟悉的，且这样的翻译也能使读者非常容易从中看出人物在社会上地位的差异。

2.陌生词汇的熟悉化。陌生词汇的熟悉化是傅译《珍妮姑娘》中归化翻译策略使用的又一方面。这其中较为显著的是一些表示职业的词的汉译，如，“housekeeper”被译为“管事”，“servitor”被译为“家人”，“watchman”被译为“守更的”，“expressman”被译为“脚夫”，“lord”被译为“东家”，“teacher”被译为“先生”，等等。除这些表示职业的词汇以外，傅先生还将“treasure-trove”译为“摇钱树”，“wareroom”译为“堆栈”，“Kriss Kringle”译为“圣诞老公公”。译文中的这种熟悉化尽管不一定能在意义上完全对应源语中的相应词汇，但对于当时的读者而言，这种归化策略的使用有助于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同时也能尽量避免加注释的麻烦。

3.口头语言的个性化。另外，能充分体现归化策略的还有译文的语言风格。译本中，傅东华先生在人物对话的汉译上认真推敲，除了令口语表达更加生活化以外，还充分考虑人物的个性及社会地位，力图准确再现说话人的口吻、心态以及由此反映出的人物形象。例如，傅先生将原文中女主角珍妮的一句话“I wish we were rich”译为“我巴不得咱们也有钱”。“巴不得”是汉语口语中表达愿望常用的一个词，而这个词的使用不但体现出珍妮作为一个社会底层的女孩，讲话不是斟字酌句，而是自然纯朴的口语风格，同时也体现出了珍妮在目睹了上流人士的奢侈生活后迫切地希望自己家也能有钱的羡慕的心态。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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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She shall get out”， reiterated Gerhardt. “I don’t want her under my roof. If she wants to be a street-walker， let her be one， but she shall not stay here. Pack your things’， he added， staring at her.

译文：“我要她滚出去”，葛哈德重复地说。“我不要她在我门里。她如果要去当婊子，我也不管，只不许呆在这里。去把东西理来”，他眼睛盯着她加上这句。

译文中的“滚出去”“门里”“婊子”“呆”“理”等口语化的字词，不仅表现了珍妮父亲极其愤怒的口吻和心情，同时也能进一步反映出葛哈德严肃、古板而不留情面的人物性格。

同时，译者还通过对不同人物语言的翻译来体现人物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在傅译《珍妮姑娘》的译本中，人物的语言就如同标签一样被贴在了不同人物身上。例如，小说中的参议员白兰德属于上流社会的人士，他使用的语言就往往比较正式和庄重。与之相比，珍妮的母亲处于社会底层，她的语言则朴实无华，并且她在称呼参议员白兰德时，总是使用“您”来表示尊敬。同样，富家子雷斯脱在谈论珍妮父亲时用了“the old gentleman”，傅东华先生将此处译为“他老人家”，这里的归化策略让读者更容易体会到雷斯脱作为一个上层阶级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用词考究和素养文明。总而言之，这种口语的个性化使小说中不同人物的阶级和社会地位差异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读者眼前。

4.书面语言的正式化。当然，归化的翻译策略不仅仅体现在口语的语言风格上。一部分书面语中，归化策略的表现也非常突出。比如，傅先生在翻译雷斯脱父亲的遗嘱时，使用了几乎是文言文的说法：“缘吾子雷斯脱之事发生某种纠纷，余认为余之其余财产不得不在某种条件之下分配之，……凡吾子女，皆须同心协力，悉听罗伯脱之指挥，至罗伯脱自愿放弃管理权或认有改组必要之时止，此亦余之意旨也”。与之类似的还有对报纸上的新闻报道以及讣告的翻译。例如，傅先生对小说中某报纸上的报道是这样翻译的：“XX夫人之身世未详，但悉曾在克利夫兰某巨邸为侍女，更前则在俄亥俄州之科伦坡为女工。吾人见此烂漫之恋爱事件竟出在高等社会中，孰谓传奇故事已绝迹于今世耶”。对于白兰德逝世的讣告的翻译，傅先生则使用了中文讣告中常用的说法和形式，如，“溘然长逝”，“殁于……”，“氏近患伤寒，医生方以为逐渐痊复，乃竟不起”等。译者这样翻译既显示出了诸如遗嘱、新闻报道、讣告等文体的庄重性和严肃性，同时又向大众读者展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学和语言的魅力。

（二）异化的翻译策略

尽管整部翻译作品中归化策略占主导地位，但译著中也多多少少会涉及异化的翻译策略，如对人名（如威廉·葛哈德、西巴轩、珍妮妃甫、乔其、马大、味罗尼加、乔其·雪尔佛斯脱·白兰德、雷斯脱甘、罗伯脱等）、地名（如科伦坡、克利夫兰等）、主要节日（如圣诞节）以及宗教及其仪式（如基督教、洗礼等）等的翻译。这些方面之所以采用异化策略，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当时人们对西方的一些基本文化已经有所了解，如果再使用归化的策略加以意译或解释，不仅会令文章变得生硬、不自然，也会令读者感到冗余、枯燥。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方面上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也并不会影响或破坏译者翻译作品的目的。

三、傅东华翻译《珍妮姑娘》的目的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傅东华在《珍妮姑娘》的翻译中采取了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根据文章第二部分的目的论简介，我们知道，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主要是为其翻译目的服务的。下面，从政治和文学两个方面具体分析傅东华翻译《珍妮姑娘》的目的。

（一）政治目的

新中国成立后，祖国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构建。为此，除大力发展本民族文学之外，翻译文学也是参与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构建的一个重要方面。1949年10月25日，《人民文学》创刊，首刊的发刊词中指出：“我们的最大的要求是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文艺理论，群众性文艺运动的宝贵经验，以及卓越的短篇作品”。在这样的号召下，我国翻译界对前苏联文学作品的译介占据了20世纪50年代文学翻译的主导地位；而对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文学作品的翻译则主要局限在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中，目的是让我国人民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苦，进而坚定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和决心。

西奥多·德莱赛（1871-1945）是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珍妮姑娘》揭露了资产阶级上层人士生活的腐朽和道德的败坏，并且肯定了一位来自社会底层的善良姑娘的高尚品格和纯洁情怀，这样的主旨有助于读者看清资本主义的黑暗和腐朽。因此，《珍妮姑娘》被译介的政治目的是翻译的发起人和译者达成一致的。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傅先生通过归化的翻译策略翻译人物的语言、称谓等，并以此来体现资本主义社会中“奉有余而损不足”的社会状况，以及上层阶级对底层劳动人民残酷压迫的现象。

（二）文学目的

20世纪50年代，我国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处处以苏联为楷模，文学方面也不例外。对于这种失当的现象，毛主席曾经指出：“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我们应该创造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为实现这样的文学目的，傅东华先生在《珍妮姑娘》的译本中大量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从而使用词更加容易被读者理解、口语更加贴近人民大众、书面语更加郑重古雅。总之，傅译《珍妮姑娘》的文学语言风格符合当时读者的审美要求和语言习惯，既响应了国家的号召，又保留了民族特色，传承了民族文化，增强了民族的信心。

四、结语

从傅译《珍妮姑娘》的出版情况看，这本译著是颇为成功的。傅东华先生充分考虑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时代背景下国家意识形态上的迫切需要以及目的语文化背景下广大人民群众读者的需求和期待，采用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来实现他的翻译目的。从目的论视角看，傅先生的翻译策略是十分有效的，这也使1959年傅译《珍妮姑娘》成为我国译介的世界经典文学作品中不可缺少的一部译著，被广泛流传，直至今日。

（烟台大学外国语学院）

宋词翻译的目的性 篇12

关键词：目的论视角下,公示语翻译,中式英语

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国与各国间文化、经济合作的交流日渐紧密, 我国在全国各地都设有翻译成英语的公示语, 但与此同时出现在公示语中中式英语的翻译现象, 很值得我们注意。

一、什么是中式英语

中式英语是指带有中文词汇、语法、表达习惯的一种带有汉语语言特色的语言现象, 通常是语言学习者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受到汉语思维与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形成的。中式英语在使用中不符合英语选词、语气、语法、以及表达习惯, 是英语初学者常犯的一种错误。在中国很多人抱着想当然的态度使用汉语思维、词汇、语法结构进行英语学习, 这虽然在英语的初学阶段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 但随着英语学习的深入, 这种汉语思维就会对英语学习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中式英语使用者缺乏英语思维, 而在我国公示语翻译中, 中式英语的使用相当普遍, 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形象[1]。

二、什么是公示语

通过简洁明了的文字、图示来提供生活指示信息, 我们一般称之为公示语, 公示语一般具有限制、强制、指示与提示功能。随着我国社会的逐步发展, 我国的很多城市近年来都将汉语公示语修改成了英汉双语公示语, 这对外国人在中国的工作、学习、旅游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塑造了中国热情好客的国际化形象。公示语既是社会用语的重要形式又是一个城市门面, 因此公示语翻译质量尤为重要。

三、目的论视角下公示语翻译的研究

目的论属于功能派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 它是一种将“行为理论”引入翻译理论中, 并将翻译认为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的理论。目的论翻译中有几大原则, 一是翻译行为的目的决定了翻译的方法, 二是译文必须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 三则是通过目的论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这三点贯彻着目的论翻译的始终, 在其中, 第一原则是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 是目的论翻译的中心[2]。

在目的论视角下的公示语翻译我们就可以通过目的论的三点原则进行分析, 从第一点来看, 公示语的译文、原文具有相同满足公众行为与心理需求的目的, 因此在目的论视角下的公示语翻译我们可以不用改变目的就能满足目的论的第一点原则。从目的论的第二点原则来看, 公示语翻译者大多没有在欧、美国家生活的经验, 也没有从事过专业的公示语翻译学习, 这就对公示语翻译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从目的论第三点原则来看, 在公示语翻译中译文是否忠实原文可以不做考虑, 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性进行翻译。通过分析, 我们发现目的论为公示语翻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有效地促进了公示语翻译的进行[3]。

四、我国公示语翻译中出现的问题

(一) 单词拼写错误

使用汉语拼音装作公示语翻译在我国极为常见, 如火车票售票的大厅的自动售票售票机翻译为“ZIDONGSHOUPIAOJI”, 还有严禁吸烟等等。而公示语翻译中的大小写、缺词漏词现象同样显著。

(二) 语法用词错误

公示语翻译中语法用词错误也较为普遍, 在语法错误中词性的误用最为常见。如, 辽宁省博物馆的公示语“province”应该使用形容词“provincial”。除了词性误用, 不顾语境、不顾单词内涵、名词单数复数的错用、介词冠词使用不恰当以及词序紊乱都是公示语翻译中语法用词的错误。

(三) 不符英语惯例

不符合英语表达习惯以及国际英语公示语惯例也是常见的公示语中遇到的问题, 这也是最容易引起外国友人误解并闹笑话的一种翻译错误形式。

(四) 中式英语使用

中式英语的误用属于我们今天着重要讨论的课题, 通过中式英语翻译的公示语完全无法起到指示的作用, 如同胡乱翻译。套用中文思维、语义的公示语翻译很容易使外国友人迷惑, 因为这从根本上与英语思维不相符, 外国人根本看不懂, 相当有损大国颜面。

五、目的论视角下我国公示语翻译问题的相关对策

公示语拥有通过语言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 在公示语翻译中译者应考虑公示语的应用功能, 并根据所要达到的目标提供信息进行恰当准确的公示语翻译, 避免公示语翻译中出现中式英文。在目的论视角下, 针对我国公示语翻译中遇到的问题, 笔者斗胆提出以下解决策略[4]。

我国公示语翻译应该集中在目的论框架中, 以实现译文中实现预定目标为中心进行翻译。公示语翻译者要将翻译出的文本与译文的受众相结合进行考虑, 适应在多种环境下译文受众的需求。结合译文受众的文化背景、社会知识以及交际需要来决定具体公示语翻译中选择的策略和方法, 不必拘泥于与原文之间的种种关系, 只求能最好的实现公示语翻译所要求实现的种种功能。

结论:

中式英语在我国公示语翻译中很是常见, 这对我国的国际形象、人文精神的体现上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 很容易被外国友人认为偌大的中国竟没人真正懂得公示语翻译。我们已经就目的论的视角发现了种种我国在公示语翻译中出现的问题, 也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 但彻底消灭中式英语的道路仍旧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邱丽媛.目的论视角下的公示语翻译中的中式英语现象研究[D].吉林大学, 2013.

[2]罗基萍.目的论视角下丽江景区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D].云南民族大学, 2014.

[3]柳甲荣.目的论视角下公示语的汉英翻译[D].西北师范大学,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