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行为（精选8篇）
外部行为 篇1
一、研究背景
早在19世纪,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尔萨斯, 首次以经济学的理论视角, 对人口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经济解释。进入20世纪后,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被排挤出经济体系之外, 原因是由于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同时, 经济状况的持续改善, 使得他的人口理论失去了解释力。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 随着发展经济学的盛行, 人口增长理论是才重新进入经济学体系。而这一新的人口经济理论是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完全不同范畴的理论。另外, 在方法论上, 它运用了微观经济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 这一点给新的理论增添了新的特色。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凸显和制度经济学的快速发展, 外部性理论迅速引入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分析之中。其中, 生育外部性引发了研究者们的关注和研究。因为生育既是人类得以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生物基础, 是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 也是一种可以给其他社会成员带来实质性影响的社会行为。
经济如何决定生育行为至今仍然是人口经济学的首要研究课题之一。但是, 曾作为发展经济学契机的人口经济理论, 却着力于弄清发达国家出生率的决定因素, 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的决定因素,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中国正是发展中国家中重要的一员, 中国人口出生率也正在发生着巨大的转变。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实施二十多年来, 一系列的人口统计指标均显示出人口计划的作用, 以至人们忽视了另一种市场自发力的调节机制。生育观念的转变是计划生育的结果还是随经济基础变化自发演进的结果, 或是孰轻孰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 在人口问题上我们是否越来越有条件发挥市场在调节人口需求中的功效?由此可见, 对生育行为进行研究对于深刻认识中国人口问题大有裨益。
二、文献回顾
1. 生育行为。
生育行为在人口科学辞典中的定义为:一种在生育动机支配下的有意识有目的生产和再生产他人生命的活动 (吴忠观, 1997) 。目前, 国内外对于生育行为的分析大多集中在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此外, 经济学也开始基于理性人假设对人的生育行为展开了相关研究。
人口学针对生育行为的讨论较多地体现在了生育意愿的相关研究中, 即生育意愿抉择理论, 探讨有关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而根据生育意愿对人们的生育行为或者家庭生育决策进行预测。一些生育研究学者 (如Bongaarts, 2001, 2002) 认为, 生育意愿是生育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 生育意愿意味着预测 (想要几个孩子) 和选择 (最终要了几个孩子) 。一方面, 个人的意愿是有条件的;另一方面, 实现意愿的努力也是有条件的, 受到诸多其他因素的制约。比如, 妇女在生儿育女的过程中会遭遇不孕不育的可能性, 也会受到结构性障碍和社会规范的约束 (Hewlett, 2002) 。从生理的角度来看, 妇女远远比男性更容易丧失生育能力;从社会角度看, 生儿育女、为人父母与其他活动 (包括劳动就业、后续教育、政治机会等) 之间的紧张与对立关系对女性的影响比对男性的影响更为明显和强烈。西方的研究学者发现, 生育意愿的抉择有两种模式:同步模式 (One-Decision Model) 和序次模式 (Sequential De-cision Model) (Udry, 1983) 。同步模式假定, 夫妻在结婚时或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前就已经决定了要生几个孩子, 并在以后的婚姻生活中努力实现该意愿。在这个过程中, 夫妻已经掌握了生儿育女的成本与收益的全部资料, 了解二者之间的平衡关系 (Barberand Ax-inn, 1998) , 故该决定不会因外界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偏离。在过去二十多年的生育研究中,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采用序次模式。有些研究发现, 人口学因素可以更好地预测低孩次意愿, 社会经济因素可以更好地预测高孩次递进 (杨菊华, 2008) 。
在社会学中, 一些学者 (风笑天、张青松等, 2002, 2004;庄渝霞, 2009) 也尝试运用社会学的相关原理与思维去解读生育行为, 对生育行为进行多纬度的思考, 并给出相应的建议。首先, 社会交换理论可以解释人们为什么会选择多生。该理论认为, 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是很低的, 而从长远来看, 孩子长大后所创造的价值一般可以超过, 至少抵得上抚养他 (她) 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其次, 基于社会行动理论的视角。按照社会行动理论来分析, 需求、动机的建立是个体性社会行动的出发点 (帕森斯, 1937) 。生育率是由夫妇的生育意愿所驱动的。想要孩子的动机和期望导致了高生育率, 在这个时候, 即使是计划生育政策和与之配套的社会服务与设置十分完善合理, 也很少被人们自觉采用。因此, 该理论认为“以降低生育率为目的政策必须以‘需求’为导向, 试图去影响决定夫妇倾向、期望和动机的因素。”
2. 生育外部性。
外部性是由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首先提出, 并由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加以丰富和完善的一个重要经济学概念。经济学中的外部性指的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其他主体所产生的影响, 这种影响一般难以通过市场价格进行有效的界定 (幻华民, 2002) 。它分为外部经济 (即正的影响) 和外部不经济 (即负的影响) 。可以理解为, 一种未能适当地反应在生产和消费中的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 或者是没有在正常价格体系运行中得到反映的一个经济活动者对其他活动者福利的影响 (高鸿业, 1999) 。
生育决策过程类似一个博弈的过程, 人类社会常常陷入这种困境之中:当每一个家庭生育决策者都从自己家庭的角度进行最优生育决策时, 往往导致宏观人口规模远远偏离社会最优人口规模, 并由此带来许多社会问题。而造成这种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是生育行为外部性的存在, 导致生育决策者不可能在完整的生育成本和生育收益的权衡下做出合理的生育决策。对个人而言由于在追求个人的好处和福利时, 个人所考虑的往往仅仅是他所看到的私人的利益与成本, 因而就在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之间出现了差异, 外部性也就产生了。
西方人口学者曾将生育的外部性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在存在公共资源的情况下, 人口增长可能导致拥挤效应或资源过速的退化。 (2) 对教育的公共补贴或社会保障使生育既可能导致社会净成本也可能造成社会净收益, 具体取决于税收制度、贴现率及一个孩子一生预期收入情况。类似的公共基础设施的提供也使生育既可能导致外部净成本, 也可能导致外部净收益, 具体情况取决于公共基础设施是处于拥挤状态还是处于仍具规模效益的状态。 (3) 人口增长通常倾向于使土地和资本拥有者受益, 工薪阶层受损。 (4) 父母在生育数量上的决策并非总是从其孩子的最大利益出发, 特别是当父母低估了社会变动的速度和结果对其孩子一生之影响时 (Working Group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1986) 。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国内许多学者开始了对生育外部性的关注和研究。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生育外部性的表现和后果这两个方面。
国内学者陈震 (1998) 认为, 在目前的中国大陆, 生育的外部性主要是负向的:庞大的人口已经给资源、环境和社会等各个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李建民的研究表明, 在中国, 无论是从实力适度、经济适度, 还是福利适度标准来看, 人口规模都已超过适度规模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社会生育成本实际上就是个人生育行为产生的负外部性 (李建民, 2000) 。李小平则认为, 生育外部性包含了更广阔的内涵。他指出过多或过少的人口增长都会阻碍物质生活的改善。外部性大量存在的原因大致可归于制度安排、谈判与履约成本、得失对比困难、缺乏明确认识等等。另外, 吕昭河 (2000) 从分家庭内和家庭外两个层面对生育的外部性问题作一些分析。 (1) 生育对家庭成员的负效应。在任何家庭中, 增量孩子总是或多或少地对其他家庭成员产生一定的负效应。如人均居住面积减少、生活水准降低等等。 (2) 生育对社会的外部成本。包括公共资源与外部性成本、就业与外部成本、制度安排与外部成本 (譬如, 根据刘铮 (1982) 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城市乡镇和农村将一个孩子培养到16岁的全部直接花费中, 国家或集体支出所占比例分别为32%、20%和27%。而对那些继续升学的孩子来说, 公共支出的比例更高) 。还有一些外部成本却是因制度安排而“拱手相让”的。凡是与生育和孩子挂钩或与家庭人数挂钩时应摊到孩子身上的公共支出都属于此类。例如, 公费免疫和公共医疗、公共设施的半价或免票等;根据人口或孩子数增加住房面积或住房补贴;根据人口数量分配土地等等。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这类制度安排都为数不少。
由此可见, 无论是在社会福利水平高与不高的国家和地区, 多数学者都强调和关注了特定区域内资源环境背景下生育行为的负向外部性, 并几乎已达成共识。总的来说, 同一种行为是外部经济还是外部不经济是视其具体情况、条件而定的。我们在讨论解决生育行为的外部性问题时, 主要是就其外部不经济性而言。
三、生育行为的外部性分析
如果将经济行为主体扩展为生育行为主体, 这一理论同样可以适用于人类的生育行为分析, 即人类的生育行为存在外部性。
分析生育行为的外部性, 我们首先需要认清从一般经济价值角度计算的生育孩子的经济效用。经济基础与男孩经济资本, 即与男孩的价值之间是一种负相关关系。传统社会中, 男孩作为资本在经济社会中占据核心位置。中国自古是一个以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大国, 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 发展生产主要依靠增加劳动力投入。这就决定了家庭只有依靠男劳动力, 才能增加经济收入和提高生活保障系数。进入现代社会后, 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 社会化大生产成为主体生产方式, 男性在体力上的优势随着技术装备程度的提高而减弱, 其核心经济资本的地位开始动摇, 掌握高新技能的新女性大量涌现, 科学技术的进步为男女两性在经济社会中的较量提供了一个相对公正的平台。由此可见, 经济基础, 即生产力与男孩经济资本之间是一种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 经济越发达, 生产力水平越高, 男孩经济资本越小;而经济越落后, 生产力水平越低, 男孩经济资本越大。
与此同时, 将经济效用观念运用到生育实践中, 主要反映在孩子的成本和效益关系。孩子的成本既包括直接成本 (一个孩子衣食住行、接受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婚姻支出等相关费用) , 也包括间接成本 (父母为生养孩子所损失的受教育和获得收入的机会, 又称机会成本或时间成本) 。“孩子的净成本”, 即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之和减去孩子为家庭提供的货币收入和服务的现值。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 (Gary Backer) 是人口经济学理论中“孩子成本效用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家庭论》有一个著名的假设:如果孩子的净成本为正值, 即父母投入的抚养费高于孩子提供的收益, 则对孩子的需求就会降低;反之, 如果孩子的净成本是负值, 即父母的投入低于收益, 则对孩子的需求就会上升。这一规律同样能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对比中得到验证。在传统社会中, 人们从经济效用中看到的是:养儿是光宗耀祖、家庭致富的希望;养儿是养老的保障;养儿是家业和财产继承的需要。而在现代社会中, 人们开始认识到, 养育男孩除了基本的教育投入外, 还要包括买房、买车、结婚等高额的投入, 其收益远远小于成本投入, 养育男孩成为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
对于生育行为而言, 在不同的产权关系下有不同的外部性。一般来说, 在一个公共资源被全体社会成员共享、不存在排他性产权, 而公共资源又处于短缺状态的社会中, 最容易产生生育的负外部性。由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因此, 公共资源的领域就更为广泛, 也就越容易出现生育的负外部性。因为, 多生育可以比其他人占用更多的公共资源, 即所谓“搭便车”, 进而损害了他人的利益。所有决策者对其生育内在成本和收益仅有非常小的责任和权利, 大部分的生育成本和收益都外在化在社会中。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 就享有平等的一份共有资源, 在社会内具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不论生育对社会带来外部经济, 或带来外部不经济, 它对社会其他未参与此生育决策行为的人都产生相同的, 但是并非乐意接受的影响。生育在公有制下的较大外部性在于, 生育行为不具有排他产权;生育的成本和利益大部分都是外在的, 与社会的全体成员和全部资源的利益分配密切相关;生育的决策者和行为者也不可能排除其他“无关者”对生育过程和其结果的权利 (李建民, 2002) 。由此, 生育的决策者和行为者就不可能独立地权衡和计算这一生育行为对自己的利弊, 当然更不可能对行为主体有效利用资源产生激励。对于社会整体来说, 其成员的每一次生育的外部性都不可能在其产权关系中实现有效的内在化, 而只能在一种新的外部关系中实现外部平衡 (如每人占有的公共资源的平均减少) 。
四、生育外部性的解决方法
“外部性”的产生实际上是一个“市场失灵”的问题。由此, 这就需要政府调用其各种职能和手段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解决外部性问题有多种基本途径, 每种途径或手段都有其优势和不足之处。从理论上而言, 解决其他外部性 (如污染、废气排放等) 的方法, 都应适用于解决生育外部性的问题。但这首先要求我们将从事生育行为的决策单位 (家庭) 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来对待, 认为家庭以追求自身利益为行为的根本动机, 同时又能根据市场情况和成本收益原则使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在这里, 我们就剔除了特定生育文化等其他因素对生育决策的影响, 将生育行为完全视作一种理性经济行为来对待。在这样的前提下, 我们上述几种解决方法在解决生育的外部性问题的实践中都是可行的。
1. 重新分配权力。
“权力”在生育问题上有两种含义, 一种是生育孩子的“生育权”, 一种是对公共资源的“拥有权”, 这两者是紧密关联的。任何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都享有平等的一份共有资源, 承担相同的权利和义务。此时, 生育行为就有了很大的外部性, 生育决策者对其生育的内在成本和收益仅有非常小的责任和义务, 个人不可能独立权衡这一行为的利弊, 这时的生育行为本身也不具有排他性产权。因此, 这种制度的安排不可能对行为主体有效利用资源产生激励。要消除或减少这种外部性, 只有重新安排公共资源才能实现。当生育特别是过度生育导致他人或整个社会福利损失的时候, 或者说产生负外部性的时候, 就需要诸如法律和法规等形式的社会契约来对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行约束, 使人们的生育权利部分让渡于社会。
2. 通过被影响者参与决策。
在环境经济中, 这一安排得到普遍应用。例如, 让受污染的下游企业与上游企业进行谈判等。以米德的说法“对社会组织机构进行重组, 使受到影响的人, 在做出任何严重影响其利益的决定时, 都能成为一个参与者而发挥作用。”当外部性涉及的当事人人数较少时, 自愿协商是有可能的, 但是当大量的当事人参与时, 相互之间达成协议的成本就非常高, 其可能性也非常小。在中国, 由于人口过多和资源的严重匮乏, 使得“超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很多人既是“受害者”, 又是“施害者”, 要在这样庞大的、互相错杂的群体与群体之间进行协商谈判是不太可能的。在一定程度上, 政府对超生者施以罚款, 可以看做是对社会其他成员的一种补偿。
3. 加强政府干预影响。
政府干预是政府运用行政权力直接处理外部性问题的方式, 它是世界各国政府解决外部性问题最基本、最常用的方式。同样, 政府可以利用各种行政制度安排和经济手段来改变家庭的生育行为的成本和收益, 从而影响家庭的生育决策。在这里, 政府的政策目的是抑制生育, 主要方法是将家庭生育的权利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 规定可生育的数量、时间与间隔, 运用一定的政策手段加大生育成本, 提高少生的收益。例如, 政府制定独生子女上学、招工、招干, 各种福利、补贴方面的优惠政策;对城市公职人员超生者, 则采取降级、降工资、撤销职务、开除公职等处罚, 从而提高了超生孩子的边际成本。通过这些手段, 生育的外部性 (主要是指超生所产生的外部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被有效地内化到家庭当中, 从而使得家庭能够遵循政府的控制生育的意图生育。
4. 建立“生育权交易”。
如果我们将生育行为视作一种纯经济行为, 那么理论上所有适用于解决其他外部性问题的方法都应当适用于解决生育外部性。在解决环境污染外部性问题中, 有着许多优点的“许可证交易”理论上也可以应用于解决生育问题。我们先将“排污权”交易的基本理论引渡到生育行为中来, 即假设生育行为相当于一种“排污行为”, 政府通过发放“生育权”来控制全社会超生孩“许可证交易”。这一解决经济外部性具有明显优点的方法, 在理论上也应适用, 但人类生育行为的特殊性使得这一方法在实际操作上有着很大的困难,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毕竟“生育”不是“排污”, 而且“生育”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 它更多地受制于文化、伦理、心理、政治等各种因素。同时, 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 人口已经严重过剩, 因此, 人口政策将生育数量限定到了伦理所允许的最低水平, 例如一胎政策。这时, 任何一个多生的孩子都会带来很大的外部不经济。因此, 根本就没有多余的生育权可供交易, 这种机制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土壤”。
五、结论
总之, 人类的生育行为外部性同经济学中外部性的影响一样, 也有着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之分。在解决生育外部不经济时, 经济学中的许多方法如产权的界定, 受影响者参与决策, 政府直接控制等, 被实践证明也同样适用。我们可以通过研究生育政策对外部性的影响使得人们的生育行为外部性内在化, 从而为进一步统筹解决人们的生育问题打开了一扇新的希望之门。
外部行为 篇2
[关键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外部行为限制制度；预防腐败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4.005
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是指公职人员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其自身的私人利益之间的抵触违背与侵害。这种利益冲突是诱发腐败、危害政府廉政形象、侵蚀公共权力合法性的重要因素，因其危害巨大，当代西方国家尤其是廉政指数较高的国家，都几乎无例外地建构了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制度体系，如美国、新西兰、日本、加拿大等。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是该制度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它通过对公职人员经商、兼职、收受礼品等外部行为的规范与其他制度相互配合，共同构筑了防止利益冲突的有机体系。通过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来预防腐败的实践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对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探索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开始。但是，由于我们对该问题缺少全面、科学的认识，这一制度距有效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要求有很大差距。本文拟在分析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探析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对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优化有所裨益。
一、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主要内容
公职人员外部行为多种多样，而制度资源却相对短缺，所以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其所有的外部行为都进行规范。从我国的实践看，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内容，主要由对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经商、兼职等方面的限制制度所构成。
1.对公职人员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等外部行为的限制制度
利用其身份收受礼品、接受馈赠是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重要表现，它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公务行为的客观性、公正性，所以它也是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重要规定事项。我国相关制度的内容，主要由对内公务活动与对外公务活动中的相关限制性规定构成。
（1）对内公务活动中的相关限制性规定
公职人员在对内公务活动中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等行为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相关制度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因时制宜的过程。该制度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对公职人员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等行为进行了不尽一致的规定。
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至1990年代初期，严格禁止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收受礼物、接受馈赠。公职人员利用其身份接受宴请、收受礼品、请客送礼等利益冲突行为，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较为普遍。为了给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环境，再加上受计划经济时期思维惯性的影响，这一时期对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采取了极为严格的措施。从1979年到1993年，我国几乎以每年一部的速度出台了多个针对公职人员外部行为的规章制度，且它们都无例外地使用了“禁止”“不得”“严禁”等非妥协性词汇来规范公职人员外部行为。如1979年规定“严禁用各种形式侵占农村社员劳动所得，来进行大吃大喝、请客送礼”[1]，1988年规定“严禁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以任何形式、任何名义赠送与接受礼品”[2]。可见，这一时期不考虑礼品的价值大小，严格禁止公职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接受赠送与收受礼品。
第二阶段，从1990年代初期至现在。这一时期抛弃了前期“一刀切”的管理方式，建立了礼品分类管理制度、礼品登记制度，对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的管理规定更加灵活、科学。首先，明确了严格禁止的礼品类型。针对特定的礼品类型（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其他可能影响公务公正性的礼品），延续了先前的非妥协性规定。如1993年、2000年以及此后出台的多个制度规范，都严格禁止各级公职人员（含离退休）以及受委托、聘任从事公务管理的工作人员以任何形式收受及向上级赠送礼金、有价证券。其次，以明线法明确了可接受礼品的登记制度。公职人员收赠礼品、接受馈赠，有时是出于情感需要、有时是被动行为，对这些行为不加区别地一概禁止，不符合多样化管理的原则。因此，1995年，我国出台了《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的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正式建立了礼品登记制度，确立了明线法的礼品处理标准，即根据礼品的价值及其对公务公正性的影响程度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一些地方的党委、政府，根据该制度的内容和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对该问题做出了更加细化、更具操作性的规定，如上海确立了以50元、200元为线的礼品三级分类法：第一个等级的礼品（价值低于50元）归个人，无需登记、上缴；第二个等级的礼品（价值高于50元低于200元）在递交礼品登记表的前提下归个人；第三个等级的礼品（价值高于200元）要登记并上缴。
（2）对外公务活动中的相关限制性规定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我国党政机关以及一些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等同港澳台同胞、华侨、外国人的交往日渐频繁。在相互交往过程中，一些单位和个人通过多向对方赠送礼品的方式套取对方的礼品，收礼之后以低价内部处理等现象逐渐增多，相关制度也不断发展。从其内容来看，该制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有例外的零容忍理念为制度价值取向。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针对对外公务活动中的收受礼品行为采取的是有例外的严格禁止的办法，即除了规定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代表国家接受或赠予礼品。例外部分也采取了明线标准，如1980年规定，“除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外事单位和外贸机构的工作人员，可根据工作需要，同对方互赠对等的礼品外，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在对外公务活动中以任何名义代表国家赠送和接受礼品与馈赠”[3]。
第二阶段，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调整了以前实施的有例外的零容忍的办法，采取了有例外的明线标准法，例外部分采取的是严格禁止标准。如1993年国务院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在对外公务活动中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确立了以200元为明线的礼品处理措施，价值低于200元的礼品归受礼主体所有，价值高于200元的礼品需要登记、上缴。例外部分针对礼金、有价证券等，依然采取严禁措施。
2.对公职人员经商、兼职、演讲收费等外部行为的限制制度
经商、办企业等经济行为，是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重要诱因，公职人员可能会利用自己掌握的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进行利益输送，即使不存在这种行为，该现象也违背了现代职业专一精神的要求。从其发展轨迹来看，我国对公职人员经商、办企业、兼职等行为的规定经历了适用主体由单一到多元，适用对象由简单到复杂、由直接到间接的发展过程。如1984年只对乡级以上党政机关在职干部的相关行为进行了规范，1985年则把适用主体扩大到领导干部子女、配偶等公职人员的重要利益相关者，1988年又把适用主体扩大到了县级以上离职领导干部。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纪委又根据形势的变化，分别于1992年、1993年、1998年、2000年、2001年出台了多个针对性的制度规定。公职人员经商、办企业等经营性活动总体来说经历了一定的演绎轨迹。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以党政机关及党政领导干部直接投资或集资等形式出现，经商、兼职的特征非常明显。当国家对此实施限制之后，以小集体形式出现的党政机关的经商问题逐渐得到有效遏制，党政领导干部直接经商的行为也得到有效的治理。但是，党政领导干部子女和配偶经商、办企业的问题开始逐渐突出，当股份制企业在我国兴起时，党政领导干部经商行为的形式也随之发生改变。当证券市场在我国形成的时候，党政领导干部投资、经商的行为又向该领域渗透。这说明，限制公职人员经商、办企业的政策并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因为政策针对的群体通过一定手段和方式以其“对策”规避了政府的“政策”。
对公职人员兼职的制度性规定也大体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如1985年要求所有在职以及退居二线的公职人员，不得在各种性质的经济实体中担任任何职务，1989年再一次对公职人员在企业中的兼职问题作出规定。1994年把政策的作用领域扩大到了社会团体的领导职务。同年，民政部下发通知，对该政策进行了解释和细化。发展到今天，该制度更加成熟、健全，基本确立了公职人员不得在盈利性组织中兼职、兼职报批并不得取酬、不从事及不参与经营性活动的理念。
二、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存在的问题
总体来看，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表现出了很高的灵活性，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良好的成效。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也在不断更新，表现出了较强的自我完善能力。当公职人员经商、兼职等行为以新的形式出现时，具有较强针对性的治理措施就会出台；当公职人员经商、兼职行为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而逐渐表现出较强的复杂性、隐蔽性和极强的伪装性时，相关政策也随之不断更新。但是，与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制度相对健全的国家相比，我国对公职人员收受礼品、接受馈赠、兼职等外部行为的限制制度，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收受礼品的范围界定不尽全面。尽管相关制度表现出了较强的灵活性和自我完善能力，如把给领导干部充手机费、赠予党政领导干部股份等新的形式纳入收受礼品的范围之内，但是政策的这种变化相对于现实需求来说，依然显得比较滞后。对新形势下出现的一些新的礼品样态的反应速度较为迟缓，如餐饮、利害关系人出资支持的豪华旅游和高级娱乐体育活动等，对其性质的判断还缺少详细的说明与规定。
其次，对“礼品”的相关界定不够清晰。我国相关制度对“礼品”这一关键要素的界定不够清晰，很多时候缺少可操作性，如对于何种礼品会影响公务公正性很难判断，因为是否公正涉及公务相对人的直观感受，难以度量。另外，对于公正与否的判定主体也无相关说明。另外，在对外公务活动中，我们虽建立了以200元为明线的礼品处理措施，然而，对于价值200元是单次200元还是若干次200元，是单件礼品200元还是所有礼品价值之和超过200元，并未做出具体说明，这无疑给相关制度操作增加了变数。
再次，对收受礼品场合的规定不够科学。防止利益冲突需要情境性较强的制度规范，即使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制度规范，也不一定会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因此，相关制度的建构应充分考虑我国历史文化、社会习俗、国情人情，否则制度就难以发挥效用。然而，这些要素在我国的相关规定里却没有被充分考虑，也没有得到科学处理，以致脱离国情、行之无效。如1988年出台的《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不得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把婚丧嫁娶、节日往来都不加区别地纳入明确禁止的礼品传达范围，这明显没有考虑我国长久以来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
第四，责任界定过轻。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制约违法行为的重要因素。当违法收益远远大于违法成本时，违法行为就会得到变相鼓励，反之，则会得到明显抑制。因此，对违法行为进行与其带来的危害大体相当或更严的处罚是使制度行之有效的基本保证。我国对于公职人员外部行为以党纪、政纪、批评教育等作为处罚措施，与很多国家把违规收受礼品纳入刑法的范围相比，处分明显过轻，起不到应有的威慑作用。
第五，政策缺乏系统性、前瞻性和概括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几乎每年都有针对党政机关及党政领导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出台，特别是当党政机关及党政领导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行为以新的形式出现时或者这种现象表现得较为突出时，针对性的政策就会随之出台，因此，出现了经商—限制—再经商—再限制的循环往复，公职人员经商、兼职的行为至今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治理，很多规定流于形式。政策的系统性较差，很多政策仅仅针对某一具体行为，当面临着较复杂的情况或经商的具体行为以变换之后的形式出现时，该政策就显得无能为力。同时，政策的概括性较差、前瞻性不够，政策往往落后于形势的发展。
第六，存在着规范不周、可操作性不强的情况。比如，我国针对公职人员兼职行为的限制，仅仅规定公职人员不得在营利性组织中兼职，在特殊情况下需要兼职的要经过相应机关的批准，并且不能取酬。然而，在我国社会现实中，很多非营利性组织也会进行营利性的运作，而公职人员可能在这种非营利性组织兼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尚缺少政策规定。此外，以不取酬作为兼职的限定条件也是不严谨的，公职人员不取酬的兼职同样可以使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有意给予兼职单位“照顾”，公职人员是否从中为自己或亲友谋取了利益，实际上难以认定，这显然与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目的相悖。
三、完善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建议对策
根据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演变新形势，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
1.完善公职人员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的限制制度
（1）明确“礼品”与“馈赠”的内涵
我国原有的该类制度中主要以“礼品”“馈赠”为基点来规范公职人员的行为，这两个概念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具有较强的适用性。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的不断进步，公职人员接受的好处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礼品”和“馈赠”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已不足以涵盖公职人员接受好处的全部内容，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比如，给领导人充手机费、给予领导人优待等，无论是纳入“礼品”的范畴还是纳入“馈赠”的范畴，都不够科学。因此，笔者建议，在外部行为限制制度中，用“利益”这一具有更丰富内涵的概念作为制度规范的内容。这里的“利益”应当包含任何具有价值的事物，礼品、馈赠、佣金、劳务、优待、报酬等，都可以纳入“利益”的范畴。
（2）明确界定收受利益标准
公职人员收受利益应当以不影响公正执行公务为限。但是，这一目标过于抽象，如何判定是否影响了公正执行公务非常困难。因此，必须具体、明确地界定公职人员收受利益的标准。笔者建议，对公职人员接受的利益采取明线法。公职人员在公务活动中，从同一人员处不得接受价值超过200元的利益，一年之中从同一人员处接受利益的价值累计不得超过500元。公职人员之间，除特定日期、 特定情境外（如生日、传统节日、公职人员离职等）不得相互赠送或索取利益，在特定日期、特定情境，公职人员之间不得接受或索取价值超过200元的利益。对于利害关系人提供的利益，除因公务所必须外，一律不得接受，更不得索取。
（3）加强对公职人员收受利益的登记与管理
公职人员从同一人员或组织或单位处一次性收受的利益超过200元的，或者一年之内从同一来源收受的利益价值超过500元的，必须进行利益登记，并把所收受的利益上缴单位或国库。利益登记时，应当写明利益的形态、利益价值、利益来源、赠送利益者与收受利益者的关系、赠送利益的目的、收受利益的场所、收受利益的时间、收受利益时的现场见证人及见证人的职业等内容。公职人员在收受应当登记的利益的三个月之内，必须进行利益登记。利益登记表每年分四个季度（从一月到十二月，三个月一个季度）管理。为保证对利益登记的有效监督，公职人员利益登记表要在一定期限内（可设定为三年）有效保存，从公职人员提交利益登记表之后的第二天算起，有效保存三年时间，在此期间，任何公民或组织都可以申请查阅。
（4）强化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的责任
按照公职人员收受利益的登记与管理制度，任何人在接受应当登记的利益故意不登记、虚假登记、拒不登记、故意延迟登记的，应给予严厉的惩处。对于不按照利益登记制度进行利益登记的公职人员，给予所收受利益价值的10倍的罚款，两年之内不得晋升。所接受利益价值超过5000元而故意违反利益登记制度的，按照受贿罪论处。公职人员违反利益收受制度的规定收受利益的，视其情节、收受利益的金额等，分别给予罚款、限制晋升、降级、开除公职、拘役等惩处。
2.健全公职人员经商、兼职的限制制度
（1）制定具有统合性的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几乎每隔几年就会出台一个针对公职人员兼职、经商的政策性规定，政策数量浩繁，有的政策规定之间相互矛盾、难以统一。为了更好地规范公职人员的兼职、经商等外部行为，笔者建议，对原有制度资源进行整合，重新制定具有较强统合性的制度以代替以前的政策规定。
（2）明确公职人员兼职的条件
根据防止利益冲突的原则，我国应当把公务人员兼职分为三种，即禁止性兼职、须经过批准的兼职和需要报告的兼职。公职人员不得在任何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中兼任任何职务，无论是管理职务还是非管理职务，县处副职以上领导干部的妻子、子女等，不得在领导干部任职区域内经商、办企业等。公职人员在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等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单位或组织兼职的，不得收取任何报酬，且必须经所在单位领导的批准。公职人员从事教育、讲学、科研等兼职活动的，无需经过单位领导的批准，但是要定期向单位领导汇报兼职情况。
（3）强化违规责任
对违反规定兼职的公职人员，设置严厉的处罚措施。对于违反禁止性规定的公职人员，视其情节处以10万元以下罚款或两年以下徒刑。违反须经过批准的规定而兼职的，给予批评教育，所在单位领导认为其所从事兼职有利益冲突之嫌时，可以命令其停止兼职，拒不执行者，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防干部侵占农村社会社员劳动所得来大吃大喝、请客送礼的不正之风的通告[Z].1979-8-10.
[2]国务院.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不得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EB/OL].（1988-12-01）[2014-12-01].http：//www.law-lib.com/law/law-view.asp？id=5403.
外部行为 篇3
一、高校体育场馆的外部造型特点
高校体育场馆建筑不同于其他建筑, 除了兼顾学生上课需要之外 (实用性) , 还要能体现一个学校乃至一个地区的文化特性 (文化性) , 并且其主要使用者是在校学生, 除了要给学生视觉上的愉悦感外, 还潜移默化地陶冶人的精神情操。归纳起来, 高效体育场馆的形态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传承性
传承性主要指建筑体现的文化传承。高校是对公民进行高等教育的场所, 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地方。是体现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文化水平发展的集中区。同时它肩负着培养人的品格、修养、道德的重要任务。高尚、健康的文化品位是校园环境创造的首要任务。校园建筑是塑造校园环境的主体, 而体育馆建筑是校园建筑中具有代表性建筑之一。因此, 要注意人文精神的传承。
2. 现代性
现代感主要是新技术新材料方面的体现。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学校作为知识密集, 发展的前沿场所, 更应该充分在建筑中体现出来。尤其像体育馆这种大跨度的空间结构, 新技术、新材料的运用, 同时现代感强的表现形式不断地给校园注入新鲜的活力。
3. 经济性
我们知道, 体育馆的造价和维护较其他的校园建筑要昂贵得多, 作为不以盈利性质为主的高校来说, 经济上确实是个主要问题。因此经济性也作为影响高校体育馆建筑形态的一个特点之一。研究中, 调查了武汉几所高校的体育馆建设, 主要有如下几类。
(1) 传统型。一般指的是80年代的体育馆建筑, 这个时期的体育馆建筑功能单一, 大部分都只设有带看台的篮球馆, 立面变化少, 为了体现高校严谨的求学态度, 几乎所有高校的体育馆建筑都采用的对称的手法。例如, 武汉大学工学部体育馆 (见图1) , 严格的左右对称, 取得视觉上的平衡, 也体现学校建筑的严肃性, 并利用架空平台与前面的广场突出入口的重要地位。严肃有余, 活泼不足。再一个就是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继承和模仿, 例如武汉大学体育馆宋卿体育馆 (见图2) , 柱网小, 跨度窄, 立面左右对称, 采用中国古代建筑的手法, 柱檐明显, 装饰有斗拱, 左右山墙采用风火墙, 文化传承明显。这些都体现了当时体育馆建筑和当时校园文化的特点。
(2) 现代型体育馆建筑。随着社会的发展, 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 人们的观念也越来约开放, 校园不再成为单一文化的传播地, 学生对高校建筑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单一的对称, 古板建筑以不再满足使用者的喜好。因此, 高校体育馆建筑造型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体量增大, 综合性加强。一方面学生人数增多, 需要更大面积的活动场所, 另一方面, 从传统的供校内比赛训练的室内场地过渡到能支持地区比赛, 甚至电视直播的场地。华中科技大学体育馆 (见图3) 不仅满足本校学生学习训练之用, 同时也为光谷地区提供比赛运动场地。造型上也由传统的方形逐步向流线型、大跨度转换, 动感十足。湖北大学3号体育馆建筑 (见图4) , 由于新材料的使用和建筑技术的提高, 建筑立面更富有创造性和时代性, 一改传统建筑的板式造型, 独特的弧形立面, 加上夸大的挑檐, 结合现代流行的质感轻盈的铝塑板和大面积玻璃, 给人强烈的活泼感和时代感。
(3) 经济型体育馆建筑。随着高校合并和扩招, 高校向综合性方面发展, 所占地面积越来越大, 院系也逐步增大。除了有代表性的体育馆建筑外, 更多的高校也发展了很多经济型建筑。以满足人数众多的高校学子的日常室内锻炼需要。这些经济型建筑, 很多都是由高校内的厂房改装而来, 条件简单。纯粹是为了满足功能方面的需要。
像武汉大学宋卿体育馆旁的风雨操场 (见图5) , 因为宋卿体育馆已经满足不了学校的发展需要了, 因此, 在它的旁边建立了一个由厂房改建的临时体育馆, 简单的厂房围合结构, 大体量开窗, 满足照明。大部分的学生活动都在此进行。另外就是武汉大学信息部体育馆 (见图6) , 红砖红瓦, 加上白色的窗沿和竖条的落地窗以及屋顶上的侧天窗。经济的造价和传统的外形也颇为学生青睐。
二、体育场馆造型与使用者行为心理
建筑的物质性与精神性决定了建筑外观造型的表现特征。一般说来, 建筑造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突出量感性、空间性、动态性、表意性。高校体育馆的建筑造型也无外乎这几点。从使用者行为心理角度考虑, 主要是量感性、动态性和表意性。
1. 量感性
建筑以其实体存在, 人们对体的感知从建筑的量感中获得。量感是一种物理量及心理量结合的产物, 心理量依存于物理量。物理量是一个可以测量空间。而心理量是人从视觉中感知而来的, 具有量感的形态表现对外的抵抗力。建筑的量感反映在实体量和空间量中。
实体量:体的形态、材料、构成关系式实体量表现得影响因素。有机形态和几何形态反映出不同的量感。几何形体的量感的表现在于形态整体饱满表面连续的封闭性。体的凹凸变化以及产生的光影, 使简单的体块产生了更多的视觉量。建筑的量感表现是以有机与几何形态量感的表现为基础, 加上人与环境的尺度关系因素而来。建筑实体量感的另一因素是材料特性。粗糙坚硬的材料给人以稳重、坚实的感觉;质地密实、色彩深沉会改变形体的轻飘感, 具有重量感。建筑中利用毛石、混凝土材料的粗糙、钢铁的密实及颜色的稳重产生力量。
空间量:空间量是由构成的要素限定的容积量。高校体育馆的容积量一般比其他的建筑类型大, 所以应该采用最小限度的面材, 减少其量感, 给使用者带来视觉上的平衡。像采用薄壳的扭折翻转, 让人感觉轻盈, 具有动感。
大连理工大学体育馆, 体量关系巨大, 为了降低其体量感, 采用了轻的铝合金屋顶, 和厚重的混凝土底座, 同时, 运用整面的玻璃幕墙配合大面积的屋顶, 也能给人达到视觉上的平衡感。
2. 动态性
动态造型给人心理造成一种不平衡感, 建筑的动势是视觉上的, 是让静止的建筑给人以动的感觉。高校体育馆建筑, 是青春洋溢的场所, 应该力图表现具有生命力的动态感, 组织成具有动态的结构, 采用倾斜、曲线、曲面、螺旋、无秩序等表现建筑中的力能, 打破静态气氛, 追求建筑的动态效果, 强化建筑造型。采用现代结构技术, 像薄壳、悬索、帐篷充气等表现体育馆的力能感受。
烟台大学体育馆屋顶采用弧线形结构, 同时辅以弧形构架垂直架入, 流线感十足, 形成强烈的运动感。再结合周围的环境和形体, 使人们对于体育馆建筑美的提升加强, 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
3. 表意性
建筑的表意性是以达到物质与精神功能为目的的, 表达人类的情感。建筑的表意性有视觉美感, 环境文脉和隐喻象征等。设计到使用者心理方面的是视觉美感和环境文脉方面。
视觉美感:使用者通过视觉接受体育馆造型外在特征信息, 得到不同程度的美感。美感的体验过程是人们视觉作用在建筑上产生的。其特征表现为形式美, 即统一与变化, 节奏韵律, 比例尺度, 对比调和。反映了人类情感同时也反映历史、文化、社会的含义。
环境文脉:高校体育馆建筑的环境文脉强调高校历史的发展和延续, 在建筑中注重高校文脉的表现, 在行驶中注入传统文化因素, 表现与高校内周围环境的对话。表达建筑与环境及历史的整体意向。
高校体育馆建筑应该具有表现该高校特定的一些气质。文科类院校的体育馆建筑应该赋予它更多的浪漫和人文气质, 不仅在外型上应该柔和, 多与传统结合, 在体育馆的命名上也应该赋予其文化特征。而工科类的体育馆建筑则应该体现其严谨、科技感强烈的一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外形采用银灰色为主铝幕外墙, 在造型上, 突出两翼和顶部的三角形构造, 像一只展翅欲飞的航天飞机, 停在巨大的架空平台上。表征其学校的专业特色, 同时也象征着青年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三、结语
高校校园环境有别于其他社会环境, 一个高校的建立和发展有它特有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渊源, 它是一种校园文化——是一个地区或者是一种精神经过数十年甚至百年文化的传承。高校的历史性建筑、雕塑、纪念碑以及这所学校所发生的历史故事, 传递出来的人文精神, 默默地向人们讲述学校的创始、成长、业绩和骄傲。如果说一个高校的图书馆建筑是一个高校建筑的标志性建筑的话, 体育馆更是一个学校与社会联系的桥梁, 是一个高校展现自己风采的窗口。高校体育馆的建筑设计要充分结合使用者的行为心理, 满足他们身体锻炼的需求, 满足他们心理行为的需求, 要引起当代建筑师们的重视和反思。
参考文献
[1]林玉莲.胡正凡.环境心理学.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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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剑.建筑环境心理学在建筑设计上的应用[J].华中建筑, 1995 (02) .
外部行为 篇4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依靠技术创新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已成为许多企业的共同选择。当前, 技术创新已成为影响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在企业资源有限的条件下, 企业内部创新研发业务成本较高。为了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很多企业选择从外部的创新研发机构购买创新技术。企业外部购买创新技术本质上是企业与创新研发机构之间不断博弈的过程, 交易双方出于对利润的追求, 都会在博弈中对博弈对手的可能策略做出积极反应。
二、相关理论回顾
关于企业购买技术这种外部创新行为, 国内外学者都有研究。国外学者对产学研合作研究较多, 如Rustum Roy分析了大学—企业合作的几种过去的模式, 并提出了建议。David Blumenthal等认为, 大学—企业之间关系对学术机构既有利益又有风险, 大学面对的挑战是设法管理这种关系使风险最小化, 以保留产生的利益。同时, 国内学者也作了相关研究, 陈程等分析了自主研发、合作开发、排他性交易和非排他性交易四种不同情况下学研发与企业合作的博弈分析。叶小青等研究了企业和高校间的技术交易信息不对称问题存在的原因, 对交易者出现的逆向选择问题进行了解释。这些学者的分析大多建立在不完全信息的假设下, 对完全信息下的企业购买创新技术行为几乎没有涉及。本文做出了完全信息的假设, 针对完全信息下企业和创新研发机构之间技术购买的行为分别进行静态和动态博弈分析, 以其为相关机构部门做出合理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
三、静态博弈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企业从外部购买技术的行为, 本质上就是企业与创新研发机构之间不断博弈的结果, 而博弈论的主要理念在于将自己置于对手的位置来考虑问题,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会发现, 若能与对手一起创造出一个双赢的局面, 双方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当企业进行外部购买时, 双方会考虑自己的利益, 即同时寻求赢一赢和赢一输策略, 以求获得最高的收益。
为了简化分析, 本文主要研究企业与外部创新研发机构在完全信息下博弈的过程。基于此, 提出如下假设条件: (1) 博弈只存在两个参与人:买方 (企业) 和卖方 (创新研发机构) , 且两者均为理性经济人; (2) 没有政府干预; (3) 参与人在选择策略时, 把其他人的策略当做给定, 不考虑决策对其他决策者的影响; (4) 交易双方决策前都不知道对方的行动。
根据上述假设, 建立完全信息条件下不考虑时间因素的一次性博弈:
假设卖方无保留的转让一项创新技术获得收入为u, 有所保留时 (可将保留部分稍后再转让给其他企业) 获得收入v, 显然的, u
(1) u>v-φ时, 卖方选择无保留转让的收益大于有保留的收益, 此时, 不论买方购买与否, 其最优选择都是无保留转让。考虑买方, 若卖方选择无保留转让策略, 买方的最优策略是购买, 获得效用为w;若卖方选择有保留策略, 买方的最优策略是不购买, 获得效用为0.可以看出, 博弈存在唯一的纳什均衡点 (u, v) 。因此 (购买, 无保留) 是该博弈的稳定解, 也符合只有卖方无保留转让买方才愿意购买这一现实情况。
(2) u
设交易双方的混合战略分别是:卖方 (rs, 1-rs) , 买方 (rb, 1-rb) 。给定卖方的选择混合战略 (rs, 1-rs) 时, 买方的期望效用为
式1-1对rb求偏微分, 得到买方购买策略最优化的一阶条件为:
得, rs=1/2。
给定买方策略 (rb, 1-rb) , 卖方期望效用为:
同理对上式微分, 得卖方策略最优的一阶条件为:
得rb=φ/ (v-u)
因此 (1/2, 1/2) 与 (φ/ (v-u) , 1-φ/ (v-u) ) 便是此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
(3) u=v-φ时, 对卖方而言, 选择无保留转让的收益等于有保留的收益, 此时为了吸引更多的买方参与交易, 卖方会选择无保留策略。对买方来说, 卖方无保留策略下买方的最优战略是购买。因此, (购买, 无保留) 是该博弈的稳定解, 这也与只有卖方无保留转让买方才愿意购买的实际情况相符。
四、动态博弈分析
在上述静态博弈中, 卖方出于对短期利益的追求会选择有保留的转让方式以谋求短期利润;即使交易双方采取了混合策略, 得到的预期收益也不十分理想。在长期的情况下, 买家会考虑卖家以前所采取保留与否策略的选择, 进而选择是购买还是不购买, 所以, 卖家出于对长期利益的考虑, 会选择无保留的转让, 引导买方形成对其有利的预期。一旦买方的预期没有得到实现, 将通过诉讼、曝光等行为影响其他买家的购买行为, 从而影响卖方的长期收益。据此, 可以将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模型扩展为:买方不固定, 以卖方向一名买方提供技术转让的博弈为重复博弈的一个阶段。假设每个买方只购买一次, 每个买方都知道以前的购买信息, 即卖方是否选择无保留转让。此时的博弈可以看作是一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该博弈存在一个子博弈纳什均衡:只要卖方一直无保留转让, 买方在任何阶段都会购买;若卖方有保留的转让过一次, 买方就会推测卖方的这种行为可能持续下去, 将选择不购买。结果有纳什均衡 (购买, 无保留) , 即买方得到w的效用, 卖方得到u的收益。
分析卖方的最优策略。假设买方购买的情况下, 卖方有保留的转让, 得到v-φ的短期收益, 按照重复博弈的假设, 买方知道卖方有保留会选择不购买, 卖方在以后的阶段收益将小于等于零。若卖方无保留, 则每一阶段将获得收益u。假设利润率为i (i>0) , 且重复博弈的阶段为n, 则n趋于无穷的时候卖方的收益现值为:
卖方选择无保留策略的必要条件:
将式2-1代入式2-2得:
v-φ≤u (1+i) /i, 化简后有:
探讨卖方策略的选择如下:
(1) v-φ≤u时, (式2-2) 成立, 卖方选择无保留的策略的长期收益大于选择保留策略的短期收益, 卖方为获得长期收益会坚持无保留策略, 该博弈可重复无限次。
(2) v-φ
(1) 当v-φ接近于u时卖方选择保留策略的预期收益较低, 这时i很小 (远小于平均利润率r) 就能使式2-2成立, 即选择无保留策略的长期期望收益大于卖方选保留的收益。这时卖方将选择无保留的策略。
(2) 当v-φ远远大于u时, 卖方有保留的超额利润较高, 这时i须远远大于平均利润率r, 但是卖方的利润率很难达到这一水平, 因此, 风险较大。这时, 卖方一般会选有保留的策略。
(3) 由式2-2结合上述分析, 选择有保留策略的实际收益与无保留的收益之差额v-φ-u≥u/r, 卖方才会选择有保留的策略。因此, u/r是卖方选择有无保留策略的临界点。
再分析买方的最优策略。假设每个买方只关心自己的支付, 只有确定卖方的策略是无保留时, 才会决定与其进行交易, 购买卖方的技术。如果卖方在交易市场上做过有保留策略的选择, 买方有理由预料卖方还会选择有保留转让, 其最优策略就是不购买。
五、结束语
企业外部购买创新技术是企业提高技术创新效率的必然选择。本文通过建立起完全信息下的企业与外部创新研发机构的博弈模型, 分析了研发机构和企业不同模型下的不同策略,
本文的分析在完全信息的假设下进行, 但是在实际中还存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 而且也涉及其他相关主体如政府和卖方、卖方和卖方之间的博弈。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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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行为 篇5
(一) 当前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误区
目前, 一谈到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 可能许多人都认为, 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对会计人员自身进行思想道德教育, 教育他们“出污泥而不染”, 这固然有一定的作用, 但往往流于形式, 缺乏说服力, 成为枯燥的说教。因为, 职业道德不能等同于思想道德。同思想道德相比, 职业道德更具有其社会性, 它是指人们从事正当的社会职业, 并在履行其职责过程中, 在思想和行为上应遵循的原则和规范。职业道德的遵守虽然具有自觉的性质, 但相当多的职业道德问题的产生是因为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所以, 建设良好的会计职业道德, 必须从减少外部不良环境影响, 净化会计外部行为环境着手。
(二) 影响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因素
会计人员不仅工作在会计领域, 更生活在社会大环境中, 其职业道德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当然, 这种影响有消极的, 也有积极的。从消极方面看会计外部行为环境对会计职业道德的影响, 主要来自于法律的不健全, 制度的不完善和与会计人员相关的其他人员的职业道德。一家会计公司曾对美国经济、教育和政府等多个部门1000名著名人物进行的调查显示:在美国, 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水准之高, 仅次于神职人员。美国的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水平就真的比中国会计人员的高吗?当然不是。原因就在于美国有一套完整的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和相对规范的外部环境。美国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体系由《注册会计师协会道德规范》、《管理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财务经理协会道德法规》等构成, 甚至会计学术界、会计教师的职业道德也在研究之列。我们可借鉴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 制定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操作的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体系, 以减少消极的外部环境对会计职业道德的影响。相信大家都知道“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这句话, 我们没理由要求每个会计人员都具有超强的分辨能力和与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的勇气, 但我们可以多花些力气去铲除污泥, 铲除违反职业道德行为滋生的土壤。只有这样, 才能形成良好的会计职业道德氛围。
二、减少外部行为环境对会计职业道德影响的对策
(一) 完善《会计法》等法律法规
2000年7月1日《会计法》的重新修订和颁布实施, 给予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以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它将会计在经济领域的违法违纪问题的第一责任人由原有的会计改为单位的财务负责人, 使单位领导对其部门的财务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 对其部门的会计人员管理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例如:我国在2000年7月1日之前执行的《会计法》第4条规定:“单位领导人、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和其他人员执行本法, 会计人员是单位财务的第一责任人”。可见, 会计人员是在单位领导人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一般情况下, 会计人员不得不服从于领导的意图。而某些单位领导人钻法律的空子, 为了追求小团体利益, 粉饰业绩、谋取私利强令或授意会计人员去做一些违法违纪的事情, 查出来后, 以自己不懂会计为托词搪塞了事, 把责任全部推给会计人员。同时, 这与会计人员不坚持原则, 怕得罪领导也有很大的关系。可喜的是, 我国于2000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会计法》第5条规定:“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依照本法规定进行会计核算, 实行会计监督。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其他会计资料, 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第46条还规定:“单位负责人对依法履行职责、抵制违反本法规定行为的会计人员以降级、撤职、调离工作岗位、解聘或者开除等方式实行打击报复,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 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对受打击报复的会计人员, 应当恢复其名誉和原有职务、级别”。这两项法律条款有力地保证了会计机构、会计人员的合法权益, 使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从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单位负责人的非正常干预, 必要时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二) 坚持“有法必依, 违法必究, 执法必严”
作为下属的会计人员即使不认同上级的某些做法, 也往往是敢怒而不敢言, 致使法律形同虚设。还有就是独立执业的会计师事务所不断增多, 同业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他们要寻求发展, 首先面对的是生存问题, 执业质量和职业道德只好退居其次。更何况一旦出现问题, 会计师事务所和会计师本人也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 想必他们本意是不愿造假的, 罪魁祸首应当是授意造假者。我们也不否认有个别“勇士”仗义直言, 勇敢地站出来维护自己的职业道德, 维护法律的尊严, 但多半会落得个“遍体鳞伤”, 有的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些勇士的行为是令人敬佩的。但我们所说的会计职业道德, 应该是指绝大多数会计人员都能够接受并以此作为自己行为准则的“常规性”的会计职业道德。我们已经有法可依了, 关键问题是能不能做到“有法必依”。由于我国用人制度的缺陷以及渗透到各行各业甚至司法部门的腐败等, 都会使法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遭遇阻力而不能充分发挥其效力。这更加说明外部环境的净化对于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必要性。为此, 我们应当打破会计行业中任人唯亲的传统观念, 加强廉政建设, 尤其是司法部门的廉政建设, 加大对违法违纪行为的惩治力度, 真正做到“有法必依, 违法必究, 执法必严”。
(三) 实行“会计核算中心”制度
“会计核算中心”是伴随我国财政体制改革而诞生的一种新型的财政会计核算管理思想和应用模式。会计集中核算的管理思想和应用模式, 最初的表现形式为乡镇“零户统管”。它的核心是采用会计集中核算,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也就是说, 取消各单位的会计和银行账户, 由财政部门集中分户核算, 并开设统一的财政专户, 实施“收缴分离”, 实行集中资金、票据和会计档案管理, 从源头上杜绝腐败, 也是尽可能避免会计外部行为环境影响的一项较好的措施。
(四) 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 是市场经济国家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 加强财政支出管理的通行做法, 是解决财政性资金分散支付所存在弊端的国际通用方式。国际上通称国库单一账户或国库集中收付制度。这是政府对财政性资金从分配到拨付使用、清算, 直至到达商品供应商和劳务提供者账户的资金运行全过程的管理与监控制度。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财税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重点是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触及到预算管理制度。现行的财政性资金缴库和拨付方式, 是通过征收机关和预算单位设立多重账户分散进行的。这种在传统体制下的运作方式, 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财政的发展要求。其弊端越来越突出:其一, 重复和分散设置账户, 导致财政资金活动透明度不高, 大量预算外资金游离于预算管理之外, 不利于对其实施有效管理和全面监督;其二, 财政收支信息反馈迟缓, 难以及时为预算编制、执行、分析和宏观经济调控提供准确的依据;其三, 收入执行中的征管有漏洞, 财政资金入库时间延滞, 收入退库不规范, 财政收入流失的问题时有发生;其四, 支出执行中资金分散拨付, 相当规模的财政资金滞留在预算单位, 财政资金的使用缺乏事前监督, 截留、挤占、挪用等问题屡禁不止, 不仅降低了资金使用效率, 而且容易诱发腐败现象。因此, 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 是解决以上矛盾的必由之路, 同时, 也是减少外部行为环境对会计职业道德影响的良好措施之一。
(五) 实行政府采购制度
政府采购制度是将单位需要采购的设备或商品, 首先由单位向政府采购机构提出书面采购申请, 由政府采购机构进行询价, 以招标的形式进行商品的采购。对采购的过程进行全程监督, 防止行贿受贿、吃回扣等违纪问题的发生。从而使国家的资金浪费降低到最小程度。这也是目前全国最通行的做法。
(六) 成立由会计行业统一管理的“会计公司”
“会计核算中心”制度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 只能在少部分国家拥有所有权的国有企业或国家股占控股地位的企业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中实行。对于其他中小国有企业, 国家没有那么多的财力和人力。对于近几年来蓬勃发展的私营企业, 国家既没有所有权, 也没有控股权, 那么怎样保证这些企业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呢?本人认为, 如果有条件, 可以成立由会计行业统一管理的“会计公司”, 将一部分会计人员从企业中分离出来, 进入会计公司。会计公司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国家制定相关法律, 委托会计公司定期 (半年或一年) 对企业进行强制性审计。企业可以自主使用会计人员, 也可以向会计公司提出申请并支付一定的费用, 由会计公司依据一定的程序和企业的需要派遣会计人员。但不管怎样, 都要无条件接受并配合定期审计工作。会计公司要对其提供的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负全部责任。这样就可以较大幅度地减少外部环境对会计职业道德的影响, 有利于形成良好的行业自律。
参考文献
外部行为 篇6
关键词：高中生,体育行为,外部干预因素
体育行为是人类特有的行为,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一种社会行为,本文根据行为学和体育学的相关知识加以归纳和重构,咨询行为学和体育学领域的知名专家,从而归纳出影响高中生体育行为的外部干预因素;本研究将外部干预因素定义为本研究中将外部干预定义为:由于受到外界的、人为无法改变的因素而阻止或引起某事情的发生。[1]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的问卷调查的发放方式采用了做事实地调查的形式,在昆明市各县区所属的部分具有代表性的高级中学进行问卷的发放与调查,包括: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昆明市第一中学,五华区实验中学,安宁一中,昆钢第一中学,共选取600名高中生作为调查对象,采用了随机抽样的方法分别对每个学校三个年级的学生作为被试。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对中国知网期刊网,以及学校图书馆有关书籍的查找与阅读,结合本人研究的方向,对资料进行收集与整理。
1.2.2 调查法
在昆明市对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等六所中学共选取600名高中生作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600份,收回540份,删除无效问卷后,剩余有效问卷498份;有效回收率83%。
1.2.3 数理与统计法
对收回的有效问卷进行整理与分析,建立统计模型,采用SPSS13.0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问卷的制定与检验
本问卷内容针对体育行为外部干预因素制定了5级量表,共拟定50个题目。为了使问卷具有有效性,咨询了10位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对问卷的有效性进行了初步的判断认为问卷的内容非常合理的有3人,较合理的有4人,一般的2人,不太合理的1人。结合专家的修改意见,对问卷的内容进行了多次反复修改,最终确定35个题目作为本问卷的调查内容,修改后的问卷经过SPSS13.0的检测,先进行KMO值和巴特莱特球度检验再以方差最大旋转抽取共同因素。由表1可知,第一行为KMO值为0.821,第二行至第四行分别为巴特莱特球度检验的X2值为4838.652、自由度df为630和显著性P<0.01;说明本组属于可以做因子分析。
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子分析,抽取了大于1的特征值,大于60%的累计贡献率的所有因子(共抽取5个因子,第一因子记为“F1”,以此类推)。为了使得本文的研究变量集中在某个特定的因子轴,采用方差极大正交旋转的方法对初始因子轴进行旋转,命名5个因子,累计贡献率为65.2189;本研究中主要依据载荷大于0.4的因子进行相关分析
2.2 相关因子的确定以及命名
F1因子中符合统计学要求的因子变量主要与教师的各种素质有关;F2因子中符合因子分析法要求的主要是体育媒介相关方面;F3因子中符合因子分析要求的变量主要与家庭的状况有关;F因子符合因子分析要求的变量4与体育课相关方面有关;F5因子中符合因子分析要求的变量主要与体育文化有关;
依据以上因子分析载荷矩阵表,将高中生体育行为外部干预因素的相关因子命名为(详见表格3):F1因子命名为“教师因子”;F2因子命名为“媒介因子”;F3因子命名为“体育场地设施因子”;F4因子命名为“体育课程因子”;F5因子命名为“体育文化氛围”因子。
2.3 因子相关分析
2.3.1 教师因子的文化学(F1)
该因子包括体育教师的魅力、体育教师文化知识水平、体育教师思想素质3个变量,由表3可知,该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20.034%,对昆明市城乡高中生体育行为干预最大的外部因素。在我国,体育全民化和社会化还没有实现,社会对体育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良好的全民健身文化的氛围,因此,广大高中生运动技能的习得,最主要的也是最直接的部分来源于体育教师,体育教师作为学校体育的主要传播者,其运动技能和言行举止,将直接影响着学生的体育行为,体育教师良好的形象和高超的运动技能,促进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发生;相反,亲和力不强,运动技能底下的教师直接导致学生对体育的无兴趣,甚至反感体育锻炼,厌恶体育课。因此,体育教师是干预高中生体育行为的最主要的外部因素。
2.3.2 体育相关媒介因子的文化学分析(F2)
该因子包括媒体的体育宣传、体育信息有关网站、体育比赛转播、体育新闻报刊4个变量。从表3可以看出,该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17.328%,也是非常重要的干预因素之一。在当今高度信息化的社会里,信息的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是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尤其因特网的出现和广泛应用到社会生活得各个领域,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高中生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其接受新鲜事物较快,对网络的接受能力非常强,尤其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脑作为生活得必需品应走进千家万户,这就为广大高中生接触网络提供极大地便利,因此,因特网上的体育新闻和比赛转播,为广大高中生了解体育信息提供了方便;高中生了解体育信息越多,越能促进其体育锻炼行为的发生;电视台体育新闻和比赛,以及体育报刊,作为体育信息媒介的一个部分,对广大高中生了解体育信息和体育最新发展动态提供了便利作用,高中生通过体育媒介,了解一些优秀运动员高超的运动技能和良好的形象,使他们对这些运动员产生了崇拜的心理(所谓的“明星效应”),从而使他们去模仿这些体育明星的动作和形象,这些都促进了广大高中生体育行为的发生,是高中生体育行为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
2.3.3 体育设施因子文化学分析(F3)
该因子包括校内的体育设施、家庭的体育设施、家庭周围的体育场馆设施3个变量。从表3可以看出,该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14.598%,也是干预昆明市高中生体育行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体育场馆设施、器材配备是学校贯彻党和政府的教育方针,进行体育教育,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人才的重要物质条件”[2]。没有良好足够的场地设施,体育活动就无从开展。高中生是社会上一个单纯的消费群体,不能给社会创造价值,只是单纯的消费,其经济来源只能靠父母的供给,一些设施和环境较好的收费体育场所和健身俱乐部他们是无法负担的起的,据李庆贺调查,高中生去过高档的健身俱乐部和收费体育场所的仅占5%左右,因此,学校体育场地设施是高中生体育锻炼的主要场所,学校体育场地的大小与好坏就成了影响高中生体育锻炼的重要因素,导致很大一部分迫切需要参与体育锻炼的同学由于学校的体育场地的限制而长期得不到锻炼。据刘晓年,李艳茹调查,我国小学绝对达标率相对较高,达到了60.94%;而中学绝对达标率较低,尤其是市中心城区学校,初中仅为4.26%;有的是场地面积不够,有的是场地数量欠缺,高中的绝对达标率仅为35.29%[3]。长期的体育场地设施的缺乏成了制约高中生体育行为重要的外部因素。家庭以及家庭周围的体育场地设施和学校的体育场地设施一样,成为干预高中生体育行为的重要外部因素。
2.3.4 体育课程因子文化学分析(F4)
该因子包括体育课的组织形式、体育课的内容选取2个变量,从表3可以看出,该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8.523%,也是干预高中生体育行为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体育课是高中生获得运动技能,接受体育教育的主要形式。高中生正确的体育价值观,只有在体育课的过程中通过体育教师的正确引导才能形成,体育课是高中生树立“终身体育”的价值观念的重要阵地,也是高中生获得运动技能的主要途径,因此,体育课的对高中生的体育行为的干预是非常强烈的,合适的体育教学内容的和体育教学方法的选取,对高中生体育锻炼行为的发生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广大教师和学校体育工作者,要认真对待体育课,合理选择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方法,改革创新体育课的组织形式。
2.3.5 体育文化氛围因子的文化学分析(F5)
该因子包括学校内体育活动氛围、家庭体育文化氛围、社会人群的体育活动氛围3个变量,从表3可以看出,该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4.707%,也是干预高中生体育行为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体育文化氛围对人的情感、思维、动机、行为具有非常大的影响,有时候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可能不被人所感知,但是对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具有非常大的影响,直接影响着学生的运动参与动机。校园体育文化氛围以体育活动为载体,为学生提供一方展示自己平台,以公平竞争、团结协作、拼搏进取为宗旨,以“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来提高学生的体育学习能力、发展学生的身心健康、培养他们的体育能力、心理健康水平和社会适应能力。[5]因此,体育氛围对高中生的体育行为具有巨大的干预作用,良好的体育氛围有利于激发高中生的体育学习兴趣,为高中生参与体育活动奠定良好的人文环境基础。
3 结论
3.1高中生体育行为的外部干预因素主要包括:教师因素、课程设置因素、媒体因素、体育场地设施因素、体育文化氛围五大因素。
3.2体育教师因子主要包括体育教师的魅力、体育教师运动技能、体育教师文化知识水平、体育教师思想素质等变量;媒介因子主要包括媒体体育宣传、体育信息的有关网站、体育比赛转播、体育新闻报刊;体育场地设施因子包括校内的体育设施、家庭的体育设施、家庭周围的体育场馆设施变量;体育课因子包括课的组织形式、课的内容选取形式;体育文化氛围因子包括校园体育文化氛围、家庭体育文化氛围、周围人群的体育文化氛围变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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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行为 篇7
国外文献通常将公司股权分为内部人股权(insider ownership)和外部股东股权(outside shareholder ownership)。前者也称管理者股权, 通常指公司董事、 经理及其家族所持股权; 后者即前者以外的股权, 如机构投资者股权。 近30年来, 国外学者对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 Jensen和Meckling(1976)[1]、Morck,Shleifer和Vishny(1988)[2]、 McConnel和Servaes(1990)[3]、Cho(1998)[4]、Short和Keasey(1999)[5]等研究了内部人持股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得出了两者呈线性、二次函数型、N型、三次函数型关系等丰富的结论。相对而言,国外学者对外部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却基本一致,认为两者具有正相关关系。如Pound(1988)[6]认为公司经营管理成功的概率随机构投资者持股增加而增加。McConnel和Servaes(1990)[3]的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公司绩效(托宾Q)呈显著正相关关系。Lins(2003)[7]对18个新兴市场1433家公司的研究显示,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并认为在投资者保护较差的国家,外部大股东的存在可以被视为公司外部治理的一种替代机制。
我国证券市场长期处于股权分置状态, 上市公司股权被分割为非流通股(主要包括国家股和法人股)和流通股(包括机构投资者持股和个人投资者持股)。同时,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现象,公司往往被一个控制性股东(通常为第一大股东)所控制,因而控股股东往往担当了内部股东角色,其他股东则扮演外部股东角色。同国外学者一样,国内学者对控股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也进行了大量研究, 并得出了两者呈线性或非线性关系等结论,如孙永祥和黄祖辉(1999)[8]、陈小悦和徐晓东(2001)[9]、杜莹和刘立国(2002)[10]、吴淑琨(2002)[11]等。谢军(2007)甚至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与公司价值呈三次函数关系,公司价值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呈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变动趋势。[12]
国内学者对外部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王克敏和陈井勇(2004)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资产收益率显著正相关。[13]宋敏、张俊喜和李春涛(2004)也发现非控股大股东(第二至第十大股东)与公司绩效(托宾Q)显著正相关,认为非控股大股东对控股股东和管理层有显著的监控和制衡作用[14]。然而,朱红军和汪辉(2004)[15]却认为股权制衡的结构并不能提高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并容易引起各股东之间争夺公司控制权。[15]孙兆斌(2006)发现股权制衡度与上市公司技术效率显著负相关,与技术效率水平提高的相关性不显著,并认为大股东之间的制衡往往成为企业效率提高的障碍。[16]徐莉萍、辛宇和陈工孟(2006)研究后发现,过高的股权制衡程度对公司绩效有负面影响;但不同性质外部大股东对公司经营绩效的作用效果有明显差别:当外部大股东为中央直属国有企业或外资股份时,正面效果比较显著;其他种类大股东的存在基本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绩效产生正面影响,而金融机构持股对公司经营绩效起着负面的影响。[17]
由此可见,相对于国外学者,国内学者对外部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更具多样性。其原因可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制较为健全和稳定,证券市场比较成熟;而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初期,法制尚不健全,特有的股权结构(股权分置)易于产生新情况和新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文献,大多只考察了外部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的线性关系,未对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进行研究。而且,多数文献未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形成原因进行更深入的实证分析。为此,本文首先对外部大股东Johnson等(2000)[19]首次提出,主要是指控股股东利用其控制地位为自身利益而将公司财产或利润转移出去的行为。之所以引入这一理论,是因为掏空行为是影响公司绩效的重要原因。[20]另外,李增泉、孙铮和王志伟(2004)发现控股股东占用的上市公司资金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之间存在先升后降的非线性关系。[21]王鹏和周黎安(2006)发现资金占用率与控股股东的控制权显著正相关,与现金流权显著负相关,由此指出资金占用是控股股东“掏空”上市公司并导致公司绩效下降的重要渠道。[22]
2 样本及变量
2.1 样本选取
本文以沪深证券交易所2000～2001年度实施IPO的国内A股上市公司2001～2004年数据为研究对象。在样本选取过程中,剔除了金融类公司和同时发行外资股的公司,最终得到189家公司,696个数据观测值。本文财务数据来自香港理工大学和深圳市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中国股票市场研究(CSMAR)数据库及沪深证券交易所公布的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本文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使用Eviews 5.1软件。
2.2 变量说明
本文选取总资产报酬率(ROA)作为公司绩效评价指标,以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率Pound(1988)对外部大股东激励提出了三个假设:一是有效监督假说(the efficient-monitoring hypothesis),二是利益冲突假说(the conflict-of-interest hypothesis),三是战略联盟假说(the strategic-alignment hypothesis);并认为第一项对公司绩效具有正面效应,后两项对公司绩效具有负面效应。[6]同时,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外部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如王克敏和陈井勇(2004)[13]、宋敏、张俊喜和李春涛(2004)[14]; 而有的学者却认为两者呈负相关关系,如孙兆斌(2006)[16]、徐莉萍、辛宇和陈工孟(2006)[17]。据此,我们推断,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
以总资产报酬率(ROA)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SH2)及其平方项(SH22)和三次方项(SH23)为解释变量,以资产负债率(LEV)和资产规模(SIZE)及年度变量(YEAR)和行业变量(IND)为控制变量,构建以下回归模型:
式中,α0代表常数项,β1～β18代表系数。为控制时间的影响,当数据分别属2001年、2003年和2004年时,年度变量(YEAR)取1,否则取0。为控制行业的影响,按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将上市公司分为12个行业(不含金融业),当属制造业、采掘业、水电气业、房地产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业、农林牧渔业、批发零售贸易业、社会服务业、信息技术业时,行业变量(IND)取1,否则取0。回归模型用White(1980)[24]的异方差修正模型进行校正,结果如表3所示。
模型(1)～(3)揭示了总资产报酬率分别对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及其平方项和三次方项的回归结果。模型(1)以ROA为因变量,SH2为解释变量,LEV、SIZE、YEAR和IND为控制变量(为节省篇幅,表中未对YEAR和IND进行列示)。模型(1)揭示, 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 但回归系数较小, 仅为0.0761。模型(2)以ROA为因变量,SH2及其平方项为解释变量,其余变量为控制变量。模型(2)中,SH2及其平方项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表明SH2与ROA之间不存在二次函数关系。模型(3)中,SH2及其平方项和三次方项回归系数分别为0.8430、7.3968、15.1238,并均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SH2与ROA之间具有三次函数关系。模型(3)以ROA为因变量,SH2及其平方项和三次方项为解释变量,其余变量为控制变量。较之于模型(1)和模型(2),模型(3)具有最佳的拟合优度(0.3419),更能准确刻画SH2与ROA之间关系,因此,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呈显著的三次函数关系,并且公司绩效随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呈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趋势,这支持了我们前面的推断。根据模型(3)结果,利用求函数极值点的方法计算出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三次函数曲线的两个拐点分别为7.36%和25.25%,图1展示了这种关系。
我们注意到,谢军(2007)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与公司价值呈三次函数关系, 公司价值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呈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变动趋势。[12]本文研究显示外部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也呈三次函数曲线关系,但曲线的变化方向与谢军(2007)[12]的恰好相反。实际上,本文正好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谢军(2007)[12]的观点。
另外,表3还显示, SIZE和LEV分别与ROA显著正相关和显著负相关,表明资产规模越大的公司绩效越好,而资产负债率越高的公司绩效越差。
注: 括号内数字为t值; ***、**、*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1%、5%、10%.
为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分别以第二、三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SH23)和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SH25)替换回归方程中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SH2)作为解释变量,重新运行回归方程。结果显示,SH23和SH25也分别与ROA呈显著的三次函数曲线关系,且变化趋势未改变(见表3模型(4)～(9)),这进一步印证了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三次函数曲线关系。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外部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呈现上述三次函数曲线关系呢?下文将从外部大股东持股对控股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角度进行分析。
3.2 外部大股东持股与掏空行为
已有的研究表明,外部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监督和制衡具有双重作用:一是正面作用。随着持股比例的增加,外部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监督力度增大,这使得控股股东不易实施掏空行为,只能通过支持上市公司提高绩效,获取更多的控制权公共利益(public benefit of control)。二是负面作用。随着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下降,控制权的私人利益(private benefit of control)空间增大,这易诱发控股股东实施掏空行为,导致公司绩效下降。由此,我们推断,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掏空程度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
以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率(NAF)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SH2)及其平方项(SH22)和三次方项(SH23)为解释变量,以资产负债率(LEV)和资产规模(SIZE)及年度变量(YEAR)和行业变量(IND)为控制变量,构建以下回归模型:
式中,α0代表常数项,β1～β18代表系数。回归模型用White(1980)[24]的异方差修正模型进行校正,结果如表4所示。
注: 括号内数字为t 值;***、**、*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1%、5%、10%。
表4中模型(10)～(12)揭示了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率分别对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及其平方项和三次方项的回归结果。模型(10)以NAF为因变量,SH2为解释变量,LEV、 SIZE、 YEAR和IND为控制变量(为节省篇幅,表中未对YEAR和IND进行列示)。模型(10)揭示,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率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但回归系数较小, 仅0.0916。模型(11)以NAF为因变量,SH2及其平方项为解释变量,其余变量为控制变量。模型(11)显示,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及其平方项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 表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率不具有二次函数关系。模型(12)以NAF为因变量,SH2及其平方项和三次方项为解释变量,其余变量为控制变量。3个模型中,模型(12)具有最佳的拟合优度(0.1918),并且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项的回归系数达到10%的显著性水平,三次方项达到5%的显著性水平。因此,以三次函数来刻画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率的关系更为准确。模型(12)表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率随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呈下降——上升——下降的变化趋势。按照估计的三次函数模型,利用求函数极值点的方法得到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率影响的拐点分别为4.63%和23.85%,图2进一步展示了这种关系。另外,表4还显示, SIZE与NAF显著负相关,表明资产规模小的公司,掏空行为更严重;LEV与NAF显著正相关,表明财务状况越差的公司,掏空行为越严重。
如图2所示, 当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高(SH2≥23.85%)时,第二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接近(见表5), 能对第一大股东实施较为有效的制衡, 使第一大股东不易实施掏空行为,只能通过支持公司提升绩效的方式获取控制权的公共利益。当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低(SH2<4.63%)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见表5), 控制权的私人利益空间较小, 因而其实施掏空行为的动机减弱。同时,外部大股东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控股股东的掏空动机。当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为4.63%～23.85%时,股权制衡的负面效应超过了正面效应:随着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减少(见表5),控制权的公共利益减少,控制权的私人利益空间增大,而此时外部大股东尚不能对控股股东实施有效制衡,第一大股东易实施掏空行为,导致公司绩效下降。
为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我们也以第二、三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SH23)和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SH25)替换回归方程中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SH2)作为解释变量,重新运行回归方程。结果显示,SH23和SH25也分别与ROA呈显著的三次函数曲线关系,且变化趋势未改变(见表4中模型(13)～(18))。这再次证明外部大股东持股与掏空行为之间存在三次函数曲线关系。
对比表4中的模型(12)和表3中的模型(3)可发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率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之间三次函数曲线的拐点,同公司绩效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之间三次函数曲线的拐点十分接近,且曲线变化趋势正好相反。与此同时,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率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见表6)。因此,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控股股东实施的掏空行为之间呈三次函数关系是导致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呈三次函数关系的重要原因,或者说,对掏空行为的影响是外部大股东影响公司绩效的重要途径。
注: ***、**、*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1%、5%、10%。
4 结论
本文对外部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借鉴产业组织理论中的SCP模型分析框架,引入掏空理论对外部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三次函数曲线关系,公司绩效随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呈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趋势。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控股股东实施的掏空行为之间也呈三次函数曲线关系,掏空程度随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呈下降——上升——下降的变化趋势。与此同时,掏空程度与公司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掏空行为之间呈三次函数关系是导致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呈三次函数关系的重要原因,换言之,对控股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是外部大股东影响公司绩效的重要途径。
本文研究表明, 外部大股东的存在, 尤其是外部大股东持有较高比例股权时, 能有效减少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 改善公司绩效; 而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相对较低时, 控股股东易趁机实施掏空行为, 导致公司绩效下降。因此, 公司在设立时, 应考虑设置较高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的股权结构; 监管部门在审批公司发行股票的过程中, 也应对此予以关注。同时, 应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 加大对侵害公司利益行为的处罚力度, 以促进上市公司整体质量的提高。
外部行为 篇8
在新型城市化的过程中, 城管承担着服务广大市民的重任, 担负着诸多城市管理的职责, 在城市管理与建设中日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 要求城管履行文明执法义务的呼喊声日益高涨, 然而, 与城管义务相对而言的权利, 则被赤裸裸地忽视了。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城管在受到非法或不正当侵害时, 有得到救济的权利。对城管的权利救济, 符合现代民主法治的发展, 更是保障人权的要求。作为政府公权力的最直接代表, 城管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 工作积极性会被削弱, 无疑会影响政府公信力的提高、城市秩序的维持和人民利益的实现。
而现有研究多关注执法相对人的权利保障而忽视城管的权利保障, 对城管权利保障的研究也多从内部行政行为出发, 少有关于城管在外部行政行为中的权利保障研究。为促进城市建设与管理并保障城管的合法权利, 本文从城管在外部行政行为中的救济权出发, 以广州天河区为例, 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 调查城管的权利保障现状, 并提出对城管在外部行政行为中的权利救济途径的几点思考。
2 弱势的城管———权利受损现状分析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 主要围绕城管的执法困扰以及目前的权利保障现状, 对广州市天河区的20名城管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发现, 城管一改从前“强势”的面貌, 点滴都在接受公众的评判, 承受着责难和呵斥, 合法权利摇摇欲坠。经整理,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2.1 执法环境复杂, 保护措施不力, 生命健康遭威胁
由于城管的职责所在, 为维护城市秩序, 就不可避免地要剥夺弱势群体最基本的生存权, 难免遭来小贩的以命相搏, 街头暴力抗法事件不胜枚举, 城管的生命时刻遭受着威胁, 舆论的偏向、市民的不理解更是使城管受到的生命威胁雪上加霜。在问及最希望给予的权利保障时, 大多数城管都谈到, “还是安全的问题, 总担心会出现暴力抗法。”更让城管为难的是, 遇到暴力抗法, 稍有不慎, 处理不当, 很容易被贴上暴力执法的标签, 而舆论的偏向、媒体的放大则更容易使城管本人和其隶属的城管局身败名裂, 导致城管执法压力重重, 在暴力抗法面前也不敢好好地保护自己。在问及“遇到暴力抗法时你会采取什么措施”时, 城管A答道:“我们不能还手, 我们一还手就是我们不对。”城管B则抱怨“每次都是被动防卫”, 句句显现出城管在舆论面前的无奈, 再加上城管的防护措施不足, 正当防卫权变相地受到损害。城管C悲观地说道:“说得不好听, 我们就是往枪口上撞。”可见, 城管执法人员的生命保障状况实在令人堪忧。
2.2 缺乏执法保障, 执法工作遭受困境
经调研发现, “执法条例不清晰, 相关法律不到位”是目前城管们工作的一大困扰, 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执法权限不明晰, 执法权的合法性遭质疑。在问及城管最大的执法困扰时, 城管D说:“职权不清晰, 没人管的都是我们管, 但法律却没有明确规定我们有权去管。也就是说, 我们有去管的责任, 却没有去管的权力”, “你又要我管又不给我权力, 我怎么工作, 你说是吧?”城管A反问道。正是职权职责的不统一导致城管在执法时缺乏合法性, 或者说是合法性被削弱了。城管E反映, “有时候我去执法, 还没走到摊贩的摊位, 他们就嚷嚷“土匪来多管闲事了”, 我们也很无奈。”二是程序立法不到位, 执法工作困难重重。城管F谈到, “关于收小贩的东西, 目前的政策都没有说清楚, 导致我们在执法过程中遇到一些难缠的小贩不知道该怎么办, 赶又不走, 收又不给你收, 自然就会起冲突啦。”
2.3 社会舆论一边倒, 名誉权、公民权遭蔑视
长期以来, 由于对城管的刻板印象和同情弱者的国民心理, 社会舆论总是倒向对城管不利的方向, 网络时代信息的飞速传播和恣意渲染, 更推动着对城管的非理性舆论生态在中国的逐渐形成。首先是摊贩为阻碍城管执法使用各种招数, 诽谤和污蔑事件时有发生。部分城管反映, 有些“走鬼”会采取耍赖甚至自残的方式来反抗城管的工作, “有时候他们就自己撞一下我们, 然后就马上叫城管打人啦。”其次, 媒体避重就轻的报道加剧城管名誉权的受损。城管D:“新闻报道事情都不提起因是什么, 只说发生了暴力抗法, 结果市民都以为是我们先动手, 我们也很无奈”, “摊贩动手他就不拍, 我们 (城管) 动手他就拍”城管G补充道。城管I倾诉, “每次城管和摊贩发生点什么, 市民永远觉得小贩是对的, 就算他们了解整件事情的经过他们也会觉得小贩是弱势群体。”谈到保护城管名誉权的措施时, 城管们态度都不乐观, “那些走鬼乱搞乱说, 网络舆论乱拍乱发, 可你知道是啥人啊”。诚然, 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考虑, 在舆论监督权与名誉权的冲突中, 政府侧重保护公民的舆论监督权而对公务员的名誉权加以适当限制[1], 也由此导致城管的名誉权时常受损。
2.4 社会认同度低, 身份合法性遭质疑
“其实工资待遇还是小事, 我们就是希望自己的身份能明确, 至少身份明确了, 我们在执法过程中才能够名正言顺。”一名城管在接受记者时如是说[2]。城管上访只为“名正言顺”, 城管的身份认同问题再次露出端倪。首先是社会对城管的认同度不高, 其次是城管自身认同感不高的问题。显然, 社会对城管的低认同度直接导致城管自身认同感的不高。“我们这个职业是少有人关心的,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本来就不是应民心、应名声而建立的。”城管D说道。当问到“你是否愿意告诉别人你是城管”时, 大多数城管直言不愿意, 一些说“尽量少说”, 还有一些开玩笑, “我会说自己是扫大街的”。多年来, 城管暴力执法的新闻屡见报端, 媒体导向使城管时常处于风口浪尖, 长此以往, 民众无形中便形成了对城管的“刻板印象”, 一提起城管, 人们总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然而, 也正是由于身份认同问题使城管工作积极性大大降低, 在他们看来, 秉公执法日渐成为了一种负担。
3 我国城管权利救济的制度设计和现状分析
针对以上出现的问题, 目前的权利救济主要有:第一, 针对城管在外部行政行为中生命健康受损, 目前我国相关的权利救济主要是参照我国公务员工伤保险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77条规定是目前我国公务员工伤保险制度的基本法律规定, 也是城管在外部行政行为中生命健康权受损之后权利救济的基本法律规定。第二, 针对城管执法工作的法律保障, 我国的基本法律依据为1996年3月颁布的《行政处罚法》第16条规定。而地方为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 制定了大量的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城管是根据诸多国家法律、国务院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政府通知等文件来执法的, 并没有专门的法律依据。第三, 针对城管名誉权受损, 我国目前的做法主要是通过民事途经解决, 少数情节严重者援引刑法来解决。针对情节严重且被侵权者维权意识坚定的案例, 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 有权要求停止侵害, 恢复名誉, 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 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但考虑到公民诽谤公务员的行为多涉及公共利益, 不能一味采取高额赔偿金, 以免阻塞公民言路, 限制公民监督权的行使。故城管的特殊身份使他们名誉权的保护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然而, 针对城管身份认同的问题, 涉及到执法相对人、市民、媒体人等的主观判断, 无法通过法律机制来加以干涉。
总结目前城管在外部行政行为中的权利救济制度特征, 呈现救济意识不强、救济措施不足、救济效果不佳的现状。在实际适用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在于, 关于执法类公务人员权利保障的专门法律规范缺失、相关执法工作的法规不完善、目前的权利救济措施不足、权利救济缺少监督机制等。
4 对城管执法人员的权利救济渠道的思考
4.1 司法救济
有权利, 即有救济。”著名的法谚向我们揭示了强化司法救济是保障我国公民权益的重要途径。对城管的司法救济渠道, 可以从事前保障和事后救济两个方面考虑。事前保障方面的立法主要包括执法前的权利保障立法和执法过程中的具体法律条文规定。前者主要是厘清城管的职能, 加强对城管执法合法性的法律保障, 包括明确规定执法权限、装备器械的使用权限以及对城管的相关执法培训措施、激励办法等。后者则包括细化执法工作条例, 明确规定执法的正当程序、执法装备器械的规范化细则, 加强对暴力抗法和“软”反抗行为的可操作性空间立法等。
而针对事后救济, 笔者认为, 我国应加快对包括城管在内的执法工作人员在外部行政行为中的权利救济立法, 形成包括权利侵犯的界定 (包括被侵犯的权利种类、被侵犯程度等的界定) 、分别的救济处理办法、权利救济的受理程序以及相关受理机关和监督机关的设置在内的一套较为完备的执法类国家公务人员的权利救济办法, 让国家执法工作人员在受到非法或不正当侵害后的权利保障有章可循。
4.2 上级管理部门内部救济
作为国家公务员, 城管执法人员是行政主体的代表, 以行政主体的名义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相应地, 城管在外部行政行为中权益受到侵害时, 也应该根据法定程序, 向行政主体寻求救济。而上级管理部门是城管执法人员直接接触的行政主体, 也是城管执法人员寻求权利救济的首要途径。城管的上级管理部门应该对城管的权利保障和救济给予相当的重视, 尤其是在对城管生命健康权的保障上, 加大对城管权利保障的财政投入, 并建立起一套符合地方实际的、切实有效的城管工作保护办法。其次, 在机构的设置上应建立专门的城管执法调解委员会, 专门负责帮助城管解决在外部行政行为中遇到的困扰和难题。在管理机制上应探索人性化的管理机制, 相关领导人员要有担当之义、呵护之责, 引导员工正面对待执法困扰, 而不是泰山压顶似的给下属施加压力。在人员的培养上应建立起以人为本的激励机制, 以思想激励为主, 物质激励为辅, 提高城管工作的积极性, 并为城管执法人员提供相关的执法培训, 提高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的事件处理能力。
4.3 外部力量的救济
外部力量的救济是相对于司法的救济和上级部门的内部救济而言的。除以下的两种救济渠道———新闻媒体的救济、社会团体的救济外, 对城管执法人员的权利救济还依托于提高城管个人的权利救济意识、广泛普及法律知识、改善国民心理等来实现。
4.3.1 新闻媒体的救济
在现代社会, 新闻舆论、媒体报道是公众获取信息、表达意愿的主要渠道, 日益成为公民权利救济的一种可供选择的渠道。城管执法人员可以通过接受记者的采访、参加电视节目、发表澄清说明等途经来对自己的合法权利加以维护。新闻媒体也可以通过客观、公正的报道来减少社会对城管的误解, 加深群众对城管工作的了解, 改善社会舆论“一边倒”的情况。新闻媒体不仅可以有效地监督城管的执法行为, 还可以保护城管合法的执法行为, 且呈现出传播迅速、及时、影响力大等优点, 不失为城管在外部行政行为中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权利救济渠道。
4.3.2 社会团体的救济
城管作为公权力最直接的代表, 其身份的特殊性导致其通过政府的力量获得权利救济比较困难, 而通过社会团体的作用, 介入独立于司法和上级管理部门之外的第三方力量, 可以达到运用政府力量所达不到的效果。然而, 要发挥好社会团体的积极作用, 不仅应该发挥好目前工会的相关保障城管权利的职能, 还应该鼓励和引导成立专门维护执法类国家公务人员合法权利的组织, 如执法工作人员协会, 城管之家等, 并给予一定的发挥空间, 不仅使社团成为维护城管合法权利的渠道之一, 也让社团成为城管执法人员分享执法经验、反映执法意见的平台, 以提高执法工作效率, 推动城市管理与建设。
参考文献
[1]郑文兵.舆论监督中的公务员名誉权保护与限制:兼论公务员名誉新闻侵权责任的认定[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27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