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文化遗产的保护

国内外文化遗产的保护（精选9篇）

国内外文化遗产的保护 篇1

记得曾经看到过一幅漫画。漫画中一个躺在病床上即将离世的考古学家叮嘱他的儿女,他希望他们能把一根大象的骨头放进他的棺材里陪葬。他解释这样做的目的是用以迷惑未来的考古学家。

这固然仅仅是一幅略带讽刺意义的漫画,借以嘲笑考古工作者的迂腐或者执着,但是它的内涵似乎能映射中国当代城市建设和文化保护中的一些尖锐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我们的城市管理者、规划师、建筑师和文物保护工作者,正在以更大的尺度,在不同程度上演绎类似的时空穿越。不同的是,我们所“穿越”的不仅仅是一根大象骨头,而是一幢幢建筑,乃至一座座城市。

这种中国式“建造”所带来的影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本文仅借用文化遗产研究的一些理论来审视这个现象以及其带来的深远意义。但首先,让我们回顾近几年的一些典型实例。从尺度上衡量,这些项目包括从独幢民居的细节变化到一座城市的整体重建。从过程上比较,这些例子涵盖正在建设的、已经建成的、还有计划建设中的和存在争议的项目。

1 中国式“建造”案例

2008年初,大同市启动了总投资过百亿元的古城恢复性保护工程,旨在全面恢复大同古城明代时的城市面貌和格局。该工程不仅包括修复和重建部分历史建筑,重建全长为近7.3km的城墙及与其相辅的瓮城、望楼、角楼等,还包括拆除古城内的所有的现代建筑和恢复街道的历史名称。于此同时,4万余户人家为了恢复古城的”原貌“而被迫搬迁。[1,2]

2010年10月1日,耗资120亿元,面积是北京故宫四倍多的西安大明宫遗址公园开园。然而展现在公众眼前的,不是大明宫的断壁残垣,而是重建的7.8km长的宫墙、大明宫内18座宫门和其它众多仿古建筑。[3,4,5]

2011年初,作为汶川地震的极重灾区,彭州市白鹿镇在经过不到3年的建设,改头换面成为一座法式风情小镇。在色彩斑斓的中世纪欧式建筑,重建的上书院, 还有薰衣草和郁金香的映衬下,白鹿镇耗资10亿元,打造了一个以婚纱、摄影、时尚和休闲为主题的异域文化风景区。[6,7]

2012年7月,位于西安郊区兴教寺内、埋葬着玄奘灵骨的玄奘塔被选入丝绸之路申遗名单。随之而来的决定是,为了使玄奘塔周边的“环境更为优美”,兴教寺所属其它所有建筑将要被拆除,寺院僧人将搬迁到附近一座新建寺院。[8,9,10]

2013年初,一支世代生活在中缅中越边境丛林中的,还停留在母系社会阶段的原始部落被搬迁到沈阳棋盘山风景区花果山神秘谷,成为风景区新近开发的一个旅游项目。为了追求“真实性”,风景区管理者为这些“野人”建造了和家乡风格一样的茅草房,并辅以地热供暖。[11]

2014年6月22日,位于北京的“玉河故道”,作为“大运河”58处遗产之一,成为中国的第46个世界文化遗产。在此一年之前,修葺一新的“玉河故道”才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玉河北段改造工程除了恢复早已成为地下暗河的一部分玉河河道,还涉及1500多户人家,400多座院落,18条胡同的拆迁。而新建在玉河两侧的则是貌似传统四合院的,实际由钢筋混凝土建造的高档住宅。[12,13]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本文不再一一枚举。

假想我们的城市在某一天真的像好莱坞灾难片中描述的那样全部被毁灭了,当未来的考古学家在几个世纪之后掸去积落在我们城市上的陈年黄土,他们会不会有同样的迷惘?他们会如何诠释被高楼环绕的大同“古城”,地面建筑和地下基础有千年之别的大明宫,位于青藏高原边缘的法国小镇,形单影只的玄奘塔,棋盘山内由地热供暖但墙身却单薄通风的茅草房,还有名曰“运河”的一汪死水以及它旁边贴着木构件的钢筋混凝土住宅?更重要的是,这些未来的学者会如何诠释这些建成环境所代表的文明以及她的文化?他们将如何撰写这个文明的历史?换句话说,我们现在重建的不仅仅是建筑和城市,更是他们所代表的文化和历史。

2 对中国式“建造”的再审视

本文试图用文化遗产研究的一些重要理论来重新审视这种模式的“建造”,旨在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个现象以及它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这些理论涉及对文化遗产的定义,如何衡量文化遗产的价值,文化遗产与历史的异同,文化遗产对集体记忆以及身份认同的影响,还有文化遗产管理的可持续性发展。在对这些概念进行深入剖析之后,本文希望能对这种模式的“建造”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考模式与判断标准。

2.1 从如何定义“遗产”的角度来审视

2.1.1 “遗产(Heritage)" 的定义

Heritage和“遗产”的原意都是指先辈留给子孙的财物。Heritage和“遗产”的本意构成了文化遗产的一个基本特征,即文化遗产是能够被世世代代继承和传承的。[14]在19世纪、20世纪初遍及全球的民族运动中,民族遗产(National Heritage)成为一个推进第三世界国家独立运动的重要概念。直到1972年,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之后,“遗产”才成为一个特有名词并和历史建筑、纪念物和自然景观联系起来。在2003年,文化遗产的概念再度被拓宽。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引入把“人”的因素(例如人的参与和传承文化活动)放在文化遗产研究的重心。[15]但是这种对文化遗产的分类方法,即把遗产分为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TangibleHeritage vs. Intangible Heritage),弱化了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之间不可或缺的共生关系。例如,宗教祭祀活动离不开宗教场所,缺少宗教活动的宗教场所也会失去它原有的意义。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更倾向于把遗产分为物体(Object)、场所 (Sites) 和行为(Practice),并强调这三种遗产之间的共生性。[16]

2.1.2遗产价值的界定

对遗产“价值”的界定是文化遗产评选和保护的重要争论点。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必要条件是其具有“突出的普世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许多学者认为,这种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各国官方文物保护机构为代表的文化遗产评选方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操作方法。这种依靠权威认定的评选标准强调文化遗产的相对完整性、不可改变性和历史性。[17]劳拉安尼·史密斯则提出与之相悖的观点。她认为文化遗产的“价值”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由专业人士在遗产评估和管理的过程中赋予的。[18]所以,强调文化遗产的固有性和不变性以及对其的权威认定会使文化遗产与孕育它的场所、社会环境和日常生活相脱离。与强调“普世价值”的评选标准相反,劳拉安尼·史密斯所代表的这些学者则强调文化遗产是一种文化和社会活动的产物。不仅如此,文化遗产更能帮助确立身份认同感和创造社会价值。[19,20,21]于此同时,他们还认为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与其对应的文化认同并不是“事实”,而是一个不断交互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遗产的定义会被其参与者和传承者不断的重新诠释。[22]丹尼斯·拜恩进一步举了一个“钓鱼”的例子来比较这两种“价值”观对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以第一种价值取向为基础的文化遗产保护会仅仅局限于把需要保护的钓鱼的场所在地图上用圆圈圈起来加以保护。而以第二种价值取向为基础的保护不仅会着重钓鱼的过程,还会记录和钓鱼相关的故事,以及保护去钓鱼沿途的风景等等。[23]

2.1.3 案例分析

依据上文的分析总结,以上列举的这些“建造”工程对文化遗产的定义都是遵循“普世价值”原则,强调遗产的完整性、不可改变性和历史性,并因此而忽视并破坏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些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工程都是以破坏现有的城市和社会机理为前提来恢复和重建该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这无疑忽略了文化遗产对当今社会的影响和意义。这些工程所导致的人口迁移以及社会结构的改变,使文化遗产脱离了传承和保护该文化遗产的主体,即当地群众和他们的文化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这些被“保护”的文化遗产也就失去了再当今社会继续发展的可能。一座仅保留古建筑并驻足于历史的明代大同古城仅仅是一座露天博物馆,因为如此“塑造”的城市缺失了一座城市应有的功能。缺少了市场、学校和街头巷尾的喧哗,失去了节庆时的喜悦,家宴美食的飘香,以及和居民生老病死相伴的悲欢离合,这座城市不再是市民生活的舞台,和本土居民及其文化脱节的“古城”是没有生机和特色的。再看玉河北段复建项目,虽然该项目恢复了一段遗失的历史,但是新建的玉河其意义已经断然不同。没有了货船和商业活动,失去了和大运河的一脉相连,这段玉河如同一潭死水。更重要的是,失去了本土居民的驻守,玉河更失去了在当今社会获得新生意义的机会。没有了居民的日常活动,以及他们和游客之间的互动,玉河不过仅仅成为游客照片中的背景,而不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正如丹尼斯·拜恩所批判的,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仅仅呈交一张张画满圈圈的地图,但是被这些圈圈“保护”起来的地方却失去了它们对当地居民生活的意义。

2.2 从历史、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的角度来审视

2.2.1 文化遗产与历史

文化遗产不是历史。[24]许多学者都阐述了文化遗产和历史的不同。格爱米·大卫森认为,如果历史写作试图客观的和准确的解释过去,那么文化遗产则“夸大和忽略,赤裸裸的虚构且坦荡荡的忘却,并依靠无知和错误繁荣发展。”[25]换一个角度,大卫·楼恩索写到,如果所有人可以通过推理获得由科学数据组成的历史信息,那么只有少数人才能无条件的接受文化遗产中的所有内涵。[26]言外之意,文化遗产是片面的,是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下的产物,仅代表特定人群的利益和文化。换句话说,文化遗产的评估和保护注定会在在某种程度上强化这种片面性,并对社会和历史产生影响。除此之外,文化遗产和历史的另一个重要不同是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的参照时是当下,甚至是未来。哈里森认为文化遗产虽然代表过去,但是其目的是为了满足当前的需求。[27]格爱米·大卫森则表示,我们应该试图从未来的视角来审视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28]同时,大卫·楼恩索强调文化遗产是连接过去(我们的前辈)、现在(我们自身)和未来(我们的后代)的粘合剂。[29]

2.2.2 文化遗产,集体记忆,身份认同

文化遗产在塑造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和身份认同(Identity)中有重要作用。正如大卫·楼恩索所说,“(文化)遗产把过去提纯成符号和(一种)身份认同。”[30]同时,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的形成都是建立在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基础上,并不断变化的概念。[31]以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为例,它是通过识别和认定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文化遗产而确立起来的。而这些文化遗产的确立不仅代表一个国家想要记住的历史,更明确的界定了这个国家想要忘却的过去。[32]同时,集体记忆是维系一个国家中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这些人可能从未谋面、甚至互相并不知晓,但是通过共同的集体记忆,他们才能形成相同的国家认同。约翰·吉利斯认为,不论是新建立的国家还是拥有久远历史的国度都需要一个更久远的过去,那个没有人经历过的,也就无从判断的过去。只有这样,这个“过去”才能被有选择的保留下来,再赋予文化遗产的标签,从而强化其公民的国家认同感。[33]在近几十年全球化的影响下,文化遗产和身份认同,以及集体记忆的关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一方面讲,全球化弱化了国与国之间的界限并对国家认同产生了威胁。[34,35]换一个角度来看,全球化从反面促进了国家和地区对自身传统、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的重视,以借此抵制全球文化上的同化。许多国家和地方政府通过保护、甚至是伪造地方文化遗产和文化认同来发展旅游业,并以此带动地方经济发展。[36]于此同时,克莱任思·蒙代尔指出,以伪造传统或建立国家认同为目的而建造起来的纪念物会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而由此产生的集体记忆可能有悖建造这个纪念物的初衷。[37]换句话说,克莱任思·蒙代尔在提醒文化遗产保护专业人士,集体记忆有它自己的发展曲线,并不完全受权力和政府的影响。

2.2.3 案例分析

遵循如上的理论指导可以得出,文化遗产虽然不是历史,但是所有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都会重新塑造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换句话说,文化遗产不仅能带来经济上的效益,更会影响和改变被普通民众接受的“历史”。正因如此,众多学者强调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着眼点应该在现在和将来,因为我们今天所保护的文化遗产会影响到我们后代对他们所继承的文化和历史的理解和阐释。但是例举的这些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似乎都没能考虑到对历史、集体记忆、身份认同、甚至是未来的影响。与此同时,我们是否应该反思,目前这种以“保护”为初衷的“建造”工程是否是对抵制全球文化同化的一种盲目的反应?试想当经历过汶川地震的人都已逝去,未来那些在白鹿镇拍婚纱照的年青恋人会如何看待这个法式小镇,如何理解那段悲壮的过往,如何阐述他们当时的经历?还有在不远的将来,重建的大明宫会不会被匆匆走过的游客当成是唐代建筑的典范,甚至搬上外国编写的中国建筑史教材,成为又一个克诺萨斯宫殿(Palace of Knossos)?4)

2.3 从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审视

2.3.1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文化遗产的概念涉及文化、环境和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所以文化遗产管理需要考虑其对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遗产管理不仅要做到经济上和环境上的可持续发展,更要能维护社会的可持续发展。[38,39,40]赛塔·娄进一步定义“社会的可持续性(Social Sustainability)”包括“维持并保护能够加强文化系统的社会关系及其含义”。[41]所以,可持续的文化遗产管理方法不仅要强调遗产中的文化价值,更要维护现存的文化多元性。[42,43]赛塔·娄认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保护该文化所隶属的“场所(Place)”。[44]而场所本身是一个多元的和复杂的概念,场所的构建受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影响,并且不断变化。所以对场所的保护并不应该是一个静态的过程,更不能一味限制它的变化和发展。同样,对文化遗产的管理也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应该随文化遗产的发展及其相应“价值”的变化而不断被重新评估并做适当调整。[45,46]

2.3.2 利益主体的界定

文化遗产管理的可持续发展还需要和文化遗产有关的所有利益主体(Stakeholders)的参与。首先,文化遗产的评估过程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建筑和场地的评估,更要咨询和尊重所有参与和传承文化遗产的群众的意见,因为不同的利益主体可能会对遗产评估持有不同的价值标准。[47,48]而遗产评估的关键就是找到这些不同标准的共通之处。正如苏·米勒所说,文化遗产管理可持续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找到“普世价值(UniversalValue)”和地方价值(Local Value)之间的重合点。[49]麦森特别指出,在评估过程中最需要被了解的问题包括哪些是需要被保留的文化资源和集体记忆,以及它们对当地人而言的意义。[50]其次,文化遗产管理的可持续发展还要能让文化遗产所在地的居民能积极参与到欣赏、诠释和管理文化遗产资源的过程中,而不是仅仅被用作为简单的劳动力。于此同时,格爱米·大卫森提醒所有参与文化遗产管理的专业人士,要确保“被看到的,被参观的和被记录成影像的‘过去’代表当地人的真实生活状况。”[51]

2.3.3案例分析

透过这些理论框架来重新审视这些文化遗产项目,这些工程都是以搬迁本土居民为前提。而这些居民正是物质文化遗产的建造者和保护者,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如果没有这些本土居民,或本土利益主体(Local Stakeholders),这些文化遗产不会保留到今天。同样的原因,失去了本土居民维护的文化遗产也不会有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一座古塔,不论葬身于此的人有多显赫,如果没有寺院内世代僧人的维护,它不会屹立千年。一座城市,不论他的城墙有多么雄伟,如果没有城内千万居民的守候和经营,他不可能流芳百世。一个文明,不论她处于历史发展的哪个阶段,都离不开孕育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历史已经证明,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性离不开它的捍卫者和传承者,更不能脱离其所在的场所。

3 结语

以文化遗产的理论来审视文章中例举的这些“建造”工程,虽然它们都是以文化遗产保护为契机,并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恢复卓有成效,但是它们同时也造成了有悖初衷的深远影响。一方面这些工程都对现有的建成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将会对集体记忆、身份认同、社会的可持续性,甚至对历史的解读有着更加深远的影响。

综合如上分析,笔者认为当我们试图把曾经的历史建筑和建成环境当成文化遗产来保护的时候,我们不能简简单单的把它恢复或重建,因为这种“建造”必然会脱离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文化遗产不应该仅仅代表一种固化的历史,它更是一种社会和文化活动的产物。所有的文化遗产都包括相应的,并且是相互依存的物质遗产部分和非物质遗产部分。其次,文化遗产和孕育它的场所、社会环境和本土利益主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文化遗产的确立都会造成深远的社会和历史影响。正因为如此,文化遗产保护的着眼点应该在当下甚至在将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需要依靠利益主体的积极参与。与此同时,要强化对文化遗产所属的场所以及场所意义的认识和维护。

国内外文化遗产的保护 篇2

长城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因其长度达万里，故称“万里长城”。长城是古代人民劳动而创造出的奇迹。长城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一项古代防御工程，从西周时期开始建造，不过，刚开始建造的长度还是一段一段的。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开始全面修建长城。破损的城墙得以修补，一段一段的城墙被连接起来。那时的长城有一万三千千米，俗称“万里长城”。

把目光转向城墙上，会看见长城城墙上许多方形瞭望口和射口，用于射击和瞭望假。假如不用这些口，打仗时站在长城上射击和瞭望，身体露在外面就可能会被敌人射中。而如果用他们，身体也会被长城挡住，就大大减少了敌人射中的可能。在长城上，每相隔三百米就有一座塔台，那是屯兵的堡垒，堡垒墙上也有一些射和瞭望口，比城墙上的少，好处是减少舰从洞口飞入堡垒的可能。打仗时，塔台和塔台之间可以相互呼应，方便交流。

而后的朝代不但对长城进行修健，如今的长城总长六千七百公里，他由城墙、敌楼、关城、墩堡、营城、卫所、镇城烽火台等部分构成。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谷关。远远望去，就像一条神龙，栖息在它世代守护的地方。

它是多么雄伟、多么壮观！走近神龙沉睡的身躯，抚摸着经历风吹雨打的岩石，虽然岩石边缘已经发白了，但也不能掩盖它的光芒，长城内部的道路宽得可以五匹骏马并排共走，可想而知，古代的人们为了守卫国家，做出了多大的努力。

国内外文化遗产的保护 篇3

一、非遗传承人保护机制的现状

(一) 保护机制的定义

“保护”一词的使用范围非常广泛。不同领域对保护的认识也不相同。在文化遗产领域, “‘保护’是‘遗产’价值体系和对象体系的核心与根源, 也是‘遗产’研究的特征之一”。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 (ICCROM) 的专家格尚 (Gael De Guichen) 指出:保护是任何旨在提高那些完好如初的或遭受损害的藏品的预期寿命的直接的或间接的人类活动。谢凝高提出“遗产保护的含义就是保持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多样性, 保证其价值免遭突发的或者累进的破坏因素威胁, 使其能够可持续发展并传留后世永续利用。”

虽然以上的学者对于保护的定义和认识有所差异, 但就本质上而言, 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延续文化遗产的生命, 更好地、可持续地利用。

机制是应用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内部组织和运行变化的规律。在任何一个系统中, 机制都起着基础性的、根本的作用。对一切文化遗产而言, “保护机制”是首先能将其保存下来, 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使其寿命得以延长。然而, 非物质文化遗产亦自有其特性, 作为一种“活态文化”, 需要一定的载体, 诸如个人、群体、特定空间。因此,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 “保护机制”不仅是一种物质形态“保存机制”, 它更要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对其的相应载体进行保护, 从而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在当今社会延续。

基于以上对保护和机制的认识, 本研究认为:保护机制是一种将延长非遗生命作为最终目的的持续、稳定、系统的运作模式。

(二) 保护机制的现状

1. 传承人申报与认定制度

文化部在2008年发布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 (以下称《暂行办法》) , 并已公布了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国家、省 (自治区、直辖市) 、地级市、县共四级传承人申报和认定制度, 也使传承人保护工作重点。各级传承的申报和认定工作的开展, 充分调动了传承人的积极性, 有效遏制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快速消亡的态势, 其意义重大。除此之外, 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申报和认定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 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 尽可能全面了解项目传承人的状况, 从而为整个非遗项目的良好传承奠定坚实基础。

2. 传承人的保护方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自身掌握着精湛技艺, 对传承非遗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相关保护工作, 《非遗法》第二十九条至第三十一条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认定标准、权利、义务及管理做出了具体规定, 但并未体现针对于不同项目传承人特殊性的法律待遇。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非遗传承人的管理, 对那些无正当理由不履行传承义务的传承人, 经省级文化行政部门核实后, 报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批准, 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 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对于非遗传承人的知识产权保护, 《非遗法》也只是在附则第四十四条中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的知识产权保护留下了空间, 但并不具体。对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权利内容、利益划分等问题均无涉及, 这一问题也备受争论。

仙居花灯传承人李湘满作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代表着民间美术的高超技艺, 但在其自身与非遗共同前进的道路上也遇到了很多障碍, 只有解决了传承人发展道路上的种种问题, 才能使非遗项目更好的完成接力任务。

二、仙居花灯传承人概况及困境

仙居针刺无骨花灯, 其起源于唐朝, 因工艺独特、造型精美而深受人们喜爱, 2006年被列入国务院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李湘满作为仙居花灯的代表性传承人, 也被认定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其对仙居花灯的抢救、保护和传承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 传承人李湘满概况

李湘满, 浙江仙居人, 69岁, 原皤滩乡文化站站长, 现仙居花灯研究所所长。自从1983年起挖掘、抢救失传五十多年的“唐灯”——仙居针刺无骨花灯, 至今已有30个年头。在1983年元宵节第一次了解到仙居花灯的存在并下定决心进行抢救工作, 自此开始一一走访村里保有该技艺的十二位老人, 与十二位老人一起进行仙居花灯的复原抢救。目前, 已经有27个品种 (又分52个分支品种) 的花灯被挖掘和恢复。

(二) 传承人面临的问题

仙居花灯虽然得到有效的抢救和保护, 国家针对非遗传承人也制定了相关政策予以支持和保障, 但传承人李湘满仍然面临着诸多困境亟待解决。

1. 潜力后辈难寻得

根据实地调查了解到, 目前李湘满共有徒弟六人, 大徒弟从师十七年, 最小的徒弟从师一年有余。但目前所有的徒弟均只通习针刺技术, 对仙居花灯的构图、画工难以掌握, 因此便不能够进行独立完整的花灯制作。

徒弟六人均为女性, 据李湘满口述, 选择女性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仙居花灯技艺的习得所需时间较为长久, 少则几年, 多则数十年, 很多学习者抱着一腔热忱最终也是半途而废。女性相较于男性更为细心、耐心, 在学习花灯制作的过程中更为稳定。二是在传统观念中男性作为一个家庭的顶梁柱, 承担家庭开销, 而学习仙居花灯收入微薄, 当自身及家庭面临着食不果腹的危机时, 学习者也不得不选择放弃。而普通的家庭妇女除平日打理家事外, 可以将其作为爱好。当学习花灯有一定的经济收入时, 此项“爱好”也就随之变成了“职业”。

仙居花灯除针刺技术外, 还需具有几何构图、美术等相关技能, 这就对传承人的学习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李湘满为本科学历, 在构图、美术方面有着独特的天赋。徒弟六人最高学历为高中, 低至小学, 很多知识技能对她们来说十分晦涩难懂。李湘满曾经在仙居当地小学开展过花灯培训班, 收效甚微。也在北京、香港、浙江的数所大学开展过主题讲座, 招致学生无数, 但能够坚持学习的寥寥无几。

根据调查了解到, 李湘满经常去全国多处进行花灯展览及开展主题讲座, 在国内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 在国外也远负盛名。但当笔者走访仙居当地时, 却很少有人知道李湘满其人, 可见传承人李湘满名声在外而不在内。笔者认为, 要完整的保护和传承一项非遗, 当地民众的文化自觉性是不可或缺的, 毕竟远赴千里拜师学艺的少之又少。目前, 李湘满面临的最大困境便是传承人接手的问题, 这一问题也是诸多非遗传承人需要共同攻克的难题。

2. 项目开销难保障

2008年, 仙居县皤滩乡为仙居花灯传承人李湘满成立了仙居花灯研究所, 便于李湘满挖掘、研究工作的开展。研究所成立开始, 师从李湘满的弟子便实行工资制, 每月700元的收入, 难以维持正常的生活水平, 更不用说补贴家用。至今, 这一状况并未得到改善, 这也是李湘满弟子很少的原因之一。

国务院规定, 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每年有30000元的经费支持, 国家级传承人每人每年8000元。李湘满表示自从仙居花灯申请国家级非遗项目成功之时至今, 从未见过当地政府下发过该项非遗的项目资金, 也未见过对项目资金有任何相关用处, 曾经对媒体的坦率直言也招致最后的息事宁人。

据实地调查走访得知, 目前仙居花灯的制作开销主要由李湘满负责, 最小徒弟余敏的居住场所也由李湘满提供。不得不说, 当政府扮演的角色为规则的制定者, 但在实施过程中又产生破坏规则的行为, 实属不当。

3. 时代习俗均变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 乡村农民开始外出寻找更多的就业和创业机会, 许多人也开始更加注重经济利益。李湘满表示, 曾经很多人师从其学习仙居花灯, 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护和传承这项遗产, 而是在短暂时间内学得皮毛后进行批量生产、市场营销, 这一度败坏了仙居花灯的名声, 但他也无法解决。物质生活方式的冲击使很多传统观念都渐渐化为泡影。“灯会”“庙会”等民间习俗的延续受到了价值观念的挑战。这也是为什么李湘满抢救仙居花灯的行为一直遭到普通民众质疑和费解。

灯会一直是仙居花灯延续的强有力支撑, 但由于许多农村人外出打工, 能够组织起来的灯会也越来越少了。即使组织起来, 参与者也以老年人为主, 青年人参与度极低。民间习俗的延续受到强烈冲击。但非遗项目和传承人二者都要依靠民间习俗的延续得以生存、发展, 远离于此、束之高阁, 只可能面临更大的生存危机。

4. 花灯局限难克服

仙居花灯以纸张为原料, 通身无一根骨架, 虽然技艺精巧, 深受人们喜爱, 但因为材质原因又有着容易受潮、褪色、易损坏等局限。此外, 仙居花灯的用途较为狭隘, 仙居花灯典雅、古朴的造型难以与现代装潢想融合, 而且由于其材质原因难以用于外部装饰, 这也是其一大遗憾之处。

仙居花灯作为工艺品之一, 定价少则几百, 多至几千甚至上万, 普通民众难以承受如此高价格的商品。据李湘满口述:在自己这一代争取将仙居花灯打造成高端工艺品。高价格定位与低实用价值、花灯自身的脆弱性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 也是李湘满无法将仙居花灯进行市场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针对非遗传承人保护机制的建议

目前我国虽有一套完整的传承人保护机制, 但其中不乏缺漏之处。可喜的是我国的传承人认定机制较为完善。但在其他方面还存在着诸多待改进之处。想要更好的促进传承人的传承事业, 完善传承人保护机制是首要问题。

(一) 资金投入机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资金投入机制是非遗传承人保护的重要前提。因此, 需要由国务院联合文化行政部门建立起稳定可靠、相互补充的资金投入机制。首先, 国务院主导作用, 建立起明确的、量化的从国家到地方经费投入配套机制, 形成比较稳定的经费来源, 这是解决非遗传承人保护投入问题最有效的方式。其次, 文化部门可以建立非遗传承人保护基金, 争取更大范围、更多资金投入传承人的保护工作;第三, 引入市场机制, 推进非遗传承人保护。比如:仙居花灯的“市场”不仅仅局限于庙会、灯会、节庆活动等民俗文化活动, 可尝试突破区域局限, 在商品形态的交换中实现其应有的物质形态价值。

(二) 激励机制

对于非遗传承人, 我们应该从传承民族文化的高度认识他们的文化贡献, 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保障, 并且通过各种形式关注传承人的日常生活, 尤其是一些年事已高的非遗传承人的身体状况更要关注。此外, 对于那些传承情况良好, 为非遗传承做出重大贡献的传承人要做好奖励, 以激励他们更好地参与非遗传承。

对于传承人的弟子, 也要给予适当的社会保障, 鼓励学习非遗项目, 对拜师多年且掌握技能的授予荣誉称号的同时进行适当的物质奖励, 允许徒弟再收学徒, 完成项目的代代相传。比如李湘满的弟子从师五年以上可适当提高工资待遇, 对花灯制作有独创性的弟子给予物质奖励, 以激励其继续研究创新。

(三) 培养机制

在非遗传承人保护中, 要注重对新一代的传承的的培养, 这也是解决非遗项目后继乏人的重要举措之一。《教育法》第7条规定:“教育应当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 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文化部门应与相关高校合作, 建立教育培养制度, 由各高校实施培养制度, 提升大学生对非遗的兴趣。充分利用高校的资源优势, 带动非遗项目的保护与传承在大学生中开展, 使大学生能够充分意识到保护和传承非遗项目的重要性并勇于肩负传承任务, 解决传承人在传承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可利用民间协会、研究会等社团组织进行社会传承, 在民众自发传习的过程中对非遗项目进行了无形的宣传, 两方面培养接班人, 实行高校与民间培养模式的双轨制, 争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传承断代这一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 监督机制

1. 对政府部门的监督

在传承人的保护过程中, 政府部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仅是保护行为的引领者, 更是保护政策的实施者, 所以对政府实行一定的监督工作是必不可少的。政府可以通过非遗保护相关工作定期公开的形式增加民众对其的信任度。尤其是传承经费使用的透明化, 以此来保证经费的合理利用。同时, 政府对非遗传承人保护工作的持续性也需要进行监督, 可以通过定期 (每年至少两次) 上报各县市非遗保护计划与实施情况的方式, 定期 (每年至少两次) 针对保护内容进行抽样调查, 以鉴定政府汇报内容的真实性, 以此来谨防政府部门受到重申报轻保护观念的腐蚀。

2. 对传承人的监督

对传承人的监督, 包括传承人的收徒授徒情况、社会活动情况、项目传承情况等, 通过定期的检查, 强化传承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避免传承人以非遗项目为资本进行不正当的市场竞争, 坚持“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 传承发展”的方针。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传承人自身的自主性和创新性, 使濒危的非遗项目能够开辟出一条适应当下文化环境的生存之路。

现行的非遗传承人制度实际上是“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制度, 是针对所有非遗项目制定的一套共同的制度, 但由于每项非遗都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因此, 该制度还难以从根本上阻止非遗传承人断层的趋势。仙居花灯传承人在“求发展”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很多非遗项目中所共有的,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对现有的非遗传承人保护机制进行完善。但进行机制的改善并非朝夕之事, 相信随着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不断完善, 民众自觉意识的不断提高, 非遗传承人保护机制的规范化、制度化也将指日可待。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活态文化, 其传承人作为技艺的承载者和传递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速度的加快, 民间文化的地位愈显衰弱, 这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愈加重要。本文以仙居花灯传承人李湘满为例, 探究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机制的状况、存在的问题;并从多个角度提出建议。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机制,李湘满

参考文献

[1]刘锡诚.传承与传承人论[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6.5 (25) :30

[2]苑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之忧[J].探索与争鸣, 2007.7

[3]徐辉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律保护机制探讨[J].民族与法制, 2008.1

[4]萧放.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与保护方式的思考[J].文化遗产, 2008.1

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框架的构建 篇4

何戍中

演讲人： 国家文物局政法司副司长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文化遗产法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主持人：叶秋华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评议人：王云霞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一、讲座部分

叶秋华：大家都知道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并且是非常珍贵的财富，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现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世界各国都很重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咱们国家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如何通过法律的途径完善文化遗产的保护呢？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国家文物局政法司的何戍中司长来给我们做一次讲座，他也是我们文化遗产法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是咱们国内文化遗产法最资深的专家了。今天何司长演讲的题目是“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框架的建构”，一会儿由王云霞老师评议，同学们也要认真听，积极提问，下面咱们就请何司长开始讲座。大家欢迎。

何戍中：对我来说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因为在我面前坐着的基本上就是两类人，一类是资深的法学家，一类是年轻的法学家。我属于机关小干部，成天干些杂事，杂事干多了就喜欢到学校里面附庸风雅。能跟大家交流，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因为在机关里面干活，跟在高校里面干活是不一样的，机关里面每天都是杂七杂八的事情，一点体系和研究都没有。王老师说总共两个小时，一半多一点的时间让我先讲，剩下的时间大家聊，对我来说既难得又挺难的。咱们的主题是“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框架的建构”，我准备了十个与这个主题相关的问题，每个问题用几分钟给大家做个汇报。特别希望我们有一种互动，包括我说完以后的，也包括在说的过程中，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给我一个信号。

我们谈“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框架的建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文化遗产”，这是一个很基础的问题。“什么是文化遗产”，现在说这话的人特别多，电视啊报纸啊，大家有兴趣看，每天都有报道，都有人在说。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遗产？这可能是很难用一个特别学术化的概念去界定的，学界总的来说对这方面的关心还是很不够的。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遗产呢？我觉得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但是各种角度都有它的片面性。从法律这个角度，我们现在有《文物保护法》。虽然“文物”和“文化遗产”这个概念还不尽相同，但是在这个领域里面，法律效力最高的文件就是《文物保护法》。那么在这个文件里面指出来有三个大要素——“历史”、“艺术”、“科学”的价值，这是文物所应当所具有的。也就是一样东西被称为“文化遗产”的话，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有这三大价值“历史”、“艺术”、“科学”。那么当讲到什么是文化遗产的时候，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概念，但是一定是和所谓的“历史”、“艺术”、“科学”这三大价值挂起钩来的。当我们称一样东西是文物或者是文化遗产的时候。它背后一定是有这三个东西，要么是三个都有，要么是三分之一来支撑它。这是比较多的人的共识，是得到了《文物保护法》的支持的。

从实务上来看呢，对文化遗产作了一些具体的分类，我把它列举一下。比方说，第一类——“可移动文物”，形象一点说就是坛坛罐罐啊、书本杂志啊、家具啊之类。那么什么是“可移动文物”，什么是“不可移动文物”？我觉得是借鉴了“动产”、“不动产”的概念的，移动了不影响它的价值，那么它就是可移动文物，假如移动后它的价值大打折扣，那么可能就会称之为不可移动文物。比如说人大博物馆藏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藏在人大博物馆和藏到故宫价值都一样，那么这个东西就是可移动文物。还有一种文物叫不可移动文物，太和殿在故宫，那是故宫的核心，老北京城的核心，但是假如把太和殿拆了挪到上海黄浦江边上去，可能还是太和殿，但是它的价值就完全不一样了。移动之后它的价值大打折扣了，那么这样的东西就称为不可移动文物。除了这两大类之外还有很多类，比如说像“历史文化名城”，现在这个概念说得越来越多了。一个老城有它的建筑特点，有老百姓传统的生活方式，有所谓的非物质的一套等等，使得这个老城的文化价值特别多。像这样的城区，就用“历史文化名城”这个概念来覆盖它，现在这样一类东西毫无疑问也是文化遗产的一个门类。还有一些门类比方说“历史文化街区”，本来是一片老城，由于旧城改造、社会发展，破坏得差不多了，剩下一片街区了，在这个街区里面积淀的东西很多，那么这个街区就可以作为文化遗产对待。还有很多村镇，现在的“新农村建设”像搞运动一样把“新农村建设”理解称为“新村建设”，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传统的村寨被破坏得非常快。那么还保留着的一些村镇就比较有特点，从历史、科学、艺术方面去看，它都非常有价值，像这样的村镇，可以称之为“历史文化村镇”也属于文化遗产的范畴。还有很多，像一些新名词，比方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说得也比较多。但是到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是什么？也是缺乏研究的。一般来说，语言、工艺甚至哲学思维方式诸如此类都可以归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在讲到什么是文化遗产的时候特别强调它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讲到它的分类包括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之类。我们要明确这些分类都是动态的，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以前一想到文化遗产的时候，理解是很狭隘的，就是古董，就是锁在博物馆保险柜里面的特别值钱的东西，到后来范围越来越宽。到现在，更宽了。比方说老字号，比方说“荣宝斋”、“全聚德”等等，它所涉及的面越来越广了。还有一些，假如大家经常看报纸的话会知道有“工业遗产”的概念。还有一些叫做线性文化遗产，比方说丝绸之路、大运河，谁都不能说丝绸之路、大运河跟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没关系的，但是它的形态又是很独特的。

说完什么是文化遗产，我们必须要提到为什么要保护它。说“文化遗产”的时候，我们的潜台词就是这些东西很重要，我们要保护它。那么很多人就会说社会进步、优胜劣汰是一个自然过程，有很多东西是原始的、落后的、愚昧的没有必要采取特殊的手段去保护它。我觉得这些话不对。既然把一些东西称作文化遗产，它就是非常有价值的，非常重要的，同时它也是非常脆弱的，可能离现实生活比较远，离人们生活的现实需要比较远，关心它的人就不多，那么就需要国家通过行政、或者法律来采取特殊的方法保护它。假如没有特殊的保护的话，这种东西消亡起来是非常快的。因为最近发了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要从7月1日起实施，今天上午我们单位里开会和建设部商量这个事情，在比较高层的会，相当高级的官员都发出了这样一个质问——在现在经济不是很宽裕的情况下为什么要花大量金钱去保护那些村落。对讲“文化遗产保护”这个概念的人来说这些问题都是很荒诞的，但事实上很多人还是会提这些疑问的。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一个家族好不容易留下来了爷爷奶奶的照片、爷爷奶奶写的信、爷爷给奶奶写的情书或者是传家宝之类的，那会觉得这个东西破破烂烂都长毛了，扔掉它算了，但是如果这个家族的后代比较有修养，比较注重精神层面的东西，就会想尽办法去保存它。我想，对一个民族的东西，对一个国家的东西，这种看法是一样的。

对不同文化遗产的保护方法是不同的。一个明代的陶罐子，最好的保护方法是什么呢？要么搁保险柜里面，要么搁玻璃展柜里面。但是对另外一些文化遗产，比方说老城区的保护，你不可能说什么也不让碰，什么也不让动，还有那么多人住在里面，中央政府还在里面办公呢，每天几百万的人在里面生活呢。那么对它保护的方法就不一样。还有比方说一些古建筑，它很珍贵也很脆弱，它很容易着火，很容易被白蚂蚁咬等等，恐怕像保护一本善本书一样保护它是不现实的。所以不同的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在讲到文化遗产法时，有两个概念会经常提到，就是要倡导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大家假如说留意这方面的文献会发现这两个概念是经常出现的。那么为什么要提倡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我觉得很好理解，但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难以理解。文化遗产是一个精神层面的东西，不是一个物化了的死板的东西，在它的传承过程中很容易被篡改或者被伪造了，有句话叫“假作真时真亦假”。在座的法史的同学比较多，在研究法史上的一个流派时，在研究一个人的哲学思想的时候也要强调保持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现在越来越多地强调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为什么呢？有一个大前提，篡改的东西越来越多，作假的东西越来越多，有意的或者无意的。比方说颐和园大家都去过，事实上，颐和园的很多东西在有意的或者无意的被篡改。理由是冠冕堂皇的，比方说为了旅游开发，或者说为了减少保护的成本等等。很多北京的老胡同，名字还是原来的名字，但是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讲，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已经被完全破坏掉了，恐怕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旅游开发。那么像这些事情做多了，虽然还是文化遗产保护，但是由于不注重真实性和完整性，几年下来以后呢，虽然投入了很多钱很多人力，但是已经全都不一样了。东四十条边上有一个明代的仓库，毫无疑问是一个文化遗产，但是由于不重视保持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虽然这个东西还存在，名字也还是这个名字，却已经面目全非了。当然再讲到保持真实性和完整性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目标，不可能完完全全实现，因为像中国的古建筑是木结构的，基本上每年或者每隔几年都是要修缮的。强调真实性和完整性，就是要在保护文化遗产的时候，把自己的创造性压制在一个最保守的程度。

第四点想要跟大家交流的就是为什么要用法律来保护文化遗产。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显而易见的，因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实际上涉及到了公共利益，涉及到了价值判断，涉及到了审美情趣，也涉及到了投资、效益、产出等东西。那么怎么样最大程度地避免人为的不稳定因素？唯一的办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法律来保护。

举个例子，把老城区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来保护的话，最大的反对者是谁？毫无疑问是当地政府。因为一旦把它公布为所谓的历史文化名城了，它的建设就要受限制，它的规划就要朝着文化遗产保护的这个方面考虑。那么就意味着地方的财政收入会大打折扣，意味着GDP会降很多。还有很多，比方说房地产开发商要在东四这个地方建房，如果不把它（东四）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的话，这个事情就很容易办成，开发商就能挣到很多钱，当地政府也能挣到很多钱。但是现在被公布为文化街区了，就不能这么做，这么做是违法的。这里面就牵扯到大量利益问题。还有比如说我是一个胡同的居民，我天天坐在这个地方等着拆迁，房子破破烂烂的，你们说是古建筑，我就觉得是破烂，冬天冷夏天热，我就希望把它拆了。这里面涉及到大量的公共利益问题。怎么样帄衡、调整？只能通过法律。

另外，讲到文化遗产的修缮，领导有领导的想法，专家有专家的想法。比如说领导要展现故宫的辉煌，要把它弄得崭新，专家却要体现它的古拙，专家和领导的情趣是不一样的。那么听谁的呢？这个时候就要有法律来规定。古建筑要修缮，它的标准是什么，它的报批程序是什么，什么样的修缮算合格，什么样的修缮算破坏，诸如此类必须通过法律来规定。法律规定不能这么做，就会把一些破坏性很强的项目给遏制住。

还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大家都去过颐和园长廊，那儿有彩绘。像这些彩绘怎么修，这里面就牵扯到很多个人的情趣问题。颐和园长廊的彩绘是经常要刷的，北京的酸雨越来越重，破破烂烂的肯定不行。那么怎么画怎么修？你说这样画，他说那样画，那颐和园不就完蛋了吗？对于这些就要有统一的标准和程序。

文化遗产保护中许许多多方面都必须用法律的手段确定下来。还有比如说我是一个老板。你们说傣族的村寨很重要，傣族在消亡，傣族文化没有钱来保护。那么我作为一个大老板，我可以参与，但是我的参与不是没有条件的，我参与的很大一个目标就是搞旅游开发，那么我就希望高速公路能通到那个地方，在村寨的边上能盖一个宾馆，还能有个停车场。这是投资方的需求。但是从保护方的角度就会说这样不行，这样会破坏掉这个地方的风貌，游客太多会破坏这个地方的生态，那么这里面就需要一个帄衡。这种帄衡通过什么方法来固定下来，也是只有通过法律的方法固定下来。讲到文化遗产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法律。

文化遗产法非常重要，为什么呢？第一文化遗产特别脆弱，是不可逆的、不可再生的。现在说环境很重要，环境破坏了怎么怎么样。其实环保局的都说，环境被彻底破坏了，五十年还能恢复。文化遗产却是不可逆的，故宫被拆了，五百年也起不来。另外一个，文化遗产作为一种资源，它的可利用价值是非常多的，想利用它的人也非常多，而且都是一些强势的人想利用文化遗产，那么怎么协调这个关系，可能也是需要通过法律来规定的。

接下来讲讲几个重要的文件，讲讲现在存在的几个国际公约。一个是195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遗产的公约》。对文化遗产破坏最大的还是战争，比如说伊拉克、阿富汗，包括美国的邪教组织都是在当地对文化遗产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的。为什么国际社会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制定的第一个公约是《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遗产的公约》，我觉得这很能说明问题。一直到今天，战争对文化遗产的破坏还是第一位的。中国加入了一个“国际人道法委员会”，国际人道法讲的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对战俘的善待问题，另一个是在精神层面保持人道。通过武力灭掉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就是对这个地区的人精神上面的非人道。第二个公约是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文物非法转让的公约》，这个公约里面说得比较多的是怎么样防止盗掘、盗窃以及走私。除了战争对文化遗产的破坏，第二个破坏的大因素就是盗掘、偷盗、走私。我估计从八十年代后期到今天可能每天每时都在发生盗掘和走私。以前有句话叫“想致富去挖墓，一夜成个万元户”。现在好盗的墓都盗得差不多了。大家到甘肃、内蒙一带去，到一个小山坡上拿望远镜一望，以为是植树造林，怎么？到处是坑，都是挖的古墓葬。同样的一个东西在中国卖一万，在香港卖五万，在美国可能就卖十万，因此走私的情况也非常严重。大家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叫《泰坦尼克号》，从那个电影放了之后，盗掘沉船就成了一桩大买卖了，地上的东西盗得差不多了以后就开始盗掘沉船了。现在像福建、广东、海南等地区的沿海经常有渔民打鱼的时候捞上来沉船的残骸，就知道了这个地方有沉船，信息传开了之后就会有有组织的盗掘。那么这个公约是干嘛的？就是专门管这个的。盗掘和走私是国际性的犯罪。山西老百姓的家里就能找到英国索富比拍卖行的拍卖图录，说明这是一种国际性的犯罪，要解决国际性的犯罪就要通过国际公约，70年公约就是针对这个问题。

第三个公约是1972年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现在经常有申报世界遗产这个概念，比如说帄遥古城、丽江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都是起因于这个1972年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这个里面讲的就是怎么对一个地方的文化遗产从全人类的角度去判断它的价值，怎么样对它实行有效的保护。这个公约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占全球第二位，中国文化遗产的破坏程度也非常严重。那么怎么样从法律的角度去看待一个地方是否是文化遗产地，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否到位，一个很权威的标准就是这个公约。

还有一个公约也很重要，就是1995年的《关于文物返还的公约》，现在从报纸上经常看到关于文物返还，比如中国从比利时又返还了多少东西，意大利又从美国返还了多少东西，越南又从土耳其返还了什么东西，一切一切的最初的动因都是跟1995年的这个文物返还公约有关的。它讲的就是什么样的文物出境是非法的，出境以后怎么样返还。这里面有很多问题是需要法学家来讨论的。因为前面几个公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而这个公约是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制定的。因为在返还的过程中可能涉及到很多财产问题。人民大学博物馆的东西被张三偷了，之后被运到了深圳，李四花钱买了又跑到了香港，一个美国人在香港买了过去，在纽约拍卖行又拍了，拍了以后又被日本的大博物馆收藏了。现在人民大学的校长到日本参观，一看这个东西是我们学校博物馆的，要求返还。日本人一看这个东西确实跟你们博物馆的一样，也没异议。但是这里面牵扯了大量的法律问题，比如善意占有人啊恶意占有人啊，不是那么简单说还就还的，需要法学家来解决。

还有一个是2002年的《水下文物保护公约》。刚才说了偷盗沉船很猖獗。现在科技很发达，美国、德国几个专干这一行的人当着我的面就说，“你信不信吧，你把一把刀扔到太帄洋的马里亚那大海沟，我第二天就给你捞出来”。言下之意就是你们中国沿海的沉船我都知道，我只不过不捞罢了。事实上呢，在某个地方，当地渔民一报告，捕鱼的时候有船板被捞上来，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一艘比较大的船长期停泊在那里，干嘛呢？就在打捞水下文物。像这样的事情，根本不能靠一个地方政府来制止。你根本就没有那么多财力、能力去解决。只有通过国际的协助来解决。我觉得这个《水下文物保护公约》的学问也挺深的，这方面最近几年国内的成果也比较多。（但还是有很多问题。）有的时候大家会感到触目惊心。比方说前一阵福建的一个小县城海边发现一艘沉船，之后岸边就停满了宝马车。他们有组织的去找一些潜水员，把广东、海南一些潜水学校的教师请来，去帮助他们打捞。有时候会发现全县医院里面的高压氧舱被他们包了。为什么呢？在下面挖的时间长了憋得慌，挖到东西挣到钱了，干什么呢？到高压氧舱吸吸氧去。这是非常严重的。公安有时候去抓，他们看跑不掉了，把捞到的东西往水里面一扔，就没有证据了。当地警察把这些偷捞的人送到检察院、法院，法院的人说没有证据，就放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怎么样从法律上来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我觉得这个公约的研究价值是非常大非常大的。

还有一个公约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现在经常会有人说什么昆曲啊诸如此类的被公布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的这些，出处都是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到底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怎么样传承它、保护它？这里面关键因素是什么？传承人怎么发挥作用？关于这些问题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是不一样的，但是最核心的方法是什么？如果大家感兴趣，先别去看那些乱七八糟的报纸，先花半小时把这个公约看一看，就会有一个牢固的、准确的判断力。

这是简要介绍一下几个主要的国际公约，有战争情况下的，有反走私的，有关于世界遗产的，有关于水下文物保护的，有关于非物质的。这些东西都有中文本，而且翻译的水帄还不错。当然大家学问这么深，如果看了一遍还感兴趣的话就应该中英文联合起来读。

再讲几个国内立法，中国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实际上是比较落后的。现在咱们讲文化遗产讲得比较来劲，但是回过头一想，做这些工作的人，十年前还是穷光蛋。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大家都根本没有工夫去想这些事情。再往前推，文化大革命更没有人去想这些事情。再往前推是打内战，也没人想这些事。真正中国人讲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最近十几年，政府、高校、研究机构开始慢慢想这些事情了。当一百年前，法国人想要通过法律来保护《敦煌文书》的时候中国人在干什么？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是很落后的。

我简要介绍一下我们在这方面的立法成果。一个是《文物保护法》和它的几次修订。这个《文物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文化领域的法律，1982年就有了。到现在修改的次数也比较多，比较大的修改有89年、02年等。对这部法律的评价虽然不高，但是坦率地说，如果没有这部法律的话，中国现在的古建筑恐怕三分之二都没有了。有时候还是挺管用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在不久之前，还有的人想在故宫里面建宾馆，假如没有这些法律的规制，那可能就真的建起来了。在故宫里面建宾馆好像很耸人听闻，但是这样的事情在颐和园里面就办成了。假如没有这部法律的话，可能三分之二的古建筑都会被毁坏，所有的古墓都会被盗，起码一半的珍贵文物都会被走私走了。当然从现在来看这个《文物保护法》很粗糙，可能也不符合法学家的评判标准。但是我知道，从1991年制定《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到2002年修改《文物保护法》始终没有法学家参与。我印象中，第一次有法学界的教授参加国务院法制办对完善文物法的讨论是非常晚的事情。由于这些教授长期不介入这些问题，在这些会上提出来的问题也是很荒诞的。真正参与立法工作的在在座的人眼里看来都是法盲。现在我揣了1000块钱到新华书店买环境法的书，很快就花光了，我要是揣100块钱到新华书店买文化遗产法的书，花不掉，没有这方面的书，在座的都没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遗产法的水帄是不可能很高的。假如大家对这个主题略感兴趣的话，这部《文物保护法》一定要看。

还有《长城条例》，中国人老提长城，好像长城跟中国人的关系是最紧密的。前两天看新闻，日本人想到中国第一个想到的是长城，第二个想到的是中餐，可见长城的影响力。但事实上怎么样？我们老说万里长城，其实只剩下三分之一了，而且是断断续续，严重不符合真实性和完整性的长城。山东有齐长城，有个副省长花了很多钱把一段齐长城修缮成瓷砖的了。长城的保护是非常差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没有专项的法规来保护它。长城是线状的，有些是纵向的跨了很多行政区域，有些就是省市县的边界，长城一条线，这边是北京，那边是河北。能挣钱的谁都想管，不能挣钱的谁都不想管，大量作为边界的长城被破坏掉了。还有很多长城在荒郊野外，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人敢说他走过所有长城。谁说这话谁吹牛，因为到现在为止长城的家底还没摸清呢，不要说全国的长城的家底没摸清，甚至北京长城的家底也没摸清。谁也不能说，我踏遍了北京的所有长城。像长城这样的东西说起来很重要很重要，事实上很糟糕。有一次有一个官员有机会去考察一段长城，结果发现吹嘘吹得很厉害的一段长城在多少年前就已经不存在了。七八公里长的一段长城七八年前就不存在了，触动很大，那时候就有一组人利用这个机会推动《长城条例》的制定。甭管《长城条例》有多少用，起码在理论上面，长城应该怎么保护、管理、修缮，在法律上已经有明文规定了。这是一个除了《文物保护法》之外的行政法规。

还有一些行政法规就是关于古建筑物修缮的、关于博物馆管理的、关于文物出境管理的，还有像刚才我说的国务院颁布的准备在7月1日实施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这都是我们国内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一些重要成果。没有法学家的参与，这些东西在理论上是不会得到很大提高的。我们老批评环境差，但是全国研究和讲授环境法的教授可以坐满几班车，但是我们全中国专职搞文化遗产法的教授一个都没有。这个情况如果不改变的话，文化遗产法就不会有更好的发展，再过十年依然如此。

除了刚才讲到的几个国际公约和国内立法，还有几个涉及到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像《刑法》、《城镇规划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等。刑法里面起码有四五种罪名是专门针对文物破坏的，很多年前就达到了这个水帄，但事实上由于司法部门对这些东西非常生疏，在司法实践中真正运用这些条款的场合是非常少的，我估计最多百分之一的文物犯罪是被纳入了刑法的规范。这是一个悲哀。

接下来谈一下我国文化遗产法中的几个缺陷。一个就是文化遗产的认定。刚才咱们说了文化遗产实际上是享有特权的一种东西，就相当于老干部、老专家一样，很重要但又特别脆弱，就需要特殊的保护。那么怎么样认定它？这个特权给谁？如果认定不上的话，这个保护伞就带不到它头上。文化遗产的认定方面，法律空白特别多。比如说美术馆后街22号院，那个小院子特别棒，当时太多的人想保护它，但是开发商和政府就要拆，打官司打到了西城区法院，西城区法院说凭什么不让拆？是啊，它没有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既然不是文物保护单位就不受《文物保护法》的调整，政府就可以把它拆了。大量北京没有被列为文物保护街区的胡同，说拆就拆，一点法律障碍都没有。怎么样把它认定为文化街区、村镇或者古建筑，怎么样认定更有效、快速、准确，这在法律上面是一个空白。

第二个缺陷是政府的行政责任没有在法律上落实下来。实际上文化遗产保护主要的责任是政府的责任。因为它是公益事业，主要要靠政府的投资，行政责任没有在相关的规定中得到落实。比如我作为东城区的区长，在你们谈文化遗产的保护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什么？两个。第一，财政收入；第二，要稳定，要安全。可是你们讲保护，那我这个街区不能拆，那个街区也不能拆。朝阳区我的同行又是盖中央电视塔又是盖SOHO，财政收入就会很高，我肯定就会不舒服。我作为区长的话就要想方设法的把这些老城区给整治掉。这里面就牵扯到行政责任的划分问题。在行政责任上面的不明确导致文化遗产保护的困难我觉得是一种缺陷。

另外还有一个缺陷是税收。比方说故宫要修缮好保护好，钱的来源很大程度上是门票，在税收上面，法律就应该给它一个比较好的定位。大家都去过八达岭，人那么多，它就指着这个门票来赚钱。其实为了使大家更好地游览，可以在别的方面多开发。但这个里面的税收制度又很糟糕，八达岭的门票是免税的，其他方面的收入是要征税的。所以征税的方面他就搞得少，门票尽可能多卖，这样就使得八达岭的游客越来越多，没有一个人到八达岭会感觉舒服的。这是税收方面的一个例子。

还有比方说产权制度，现行的产权制度也是不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的。比方说北京老城里面有很多会馆，像绍兴会馆、宁波会馆都破破烂烂的。当地的区政府根本没有钱去修，就是说产权单位根本没有钱去修。我相信再过十年二十年，即使不拆它，风一刮也就刮倒了。但是宁波、绍兴这些地方有钱人很多，一些大老板说我们捐资去修，修完之后这个产权能不能变更到我们绍兴去，变成绍兴人在北京的办事处。但是这个产权变更在法律上面也遇到了困难。这就使得绍兴人有钱不能修，区政府没钱也不能修。

还有比方说公益诉讼，现在环保方面的公益诉讼好像有一点但是也不多。前段时间北京有个律师，它的老家是河南的，河南几个石窟的石像被偷到美国去了。他要搞公益诉讼，别人就问他您是什么身份，您是受害者吗，他没有办法证明。还有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法籍华裔，她想通过公益诉讼制止北京胡同的毁坏，我觉得最大的障碍是她的受害人身份。凭什么说胡同被拆了您就是受害者。您不是受害者怎么做原告。我觉得法学界、律师界、立法部门的人联合起来的话，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并不难，就是要几方配合一下。有个人去博物馆，花了20块钱的门票看到的都是赝品，赝品没有标示出来（按理说赝品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标示出来），他就觉得受骗了，他想提一个公益诉讼，他来问我，我就特别希望这个事情能办成。

第九个问题给大家介绍一下国内外的主要研究机构。第一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一对夫妇，叫琳达·普罗特和阿基夫，这对老夫妇是文化遗产法方面国际权威，对中国也特别友好。美国杜克大学有一帮教授，他们本身学问也很深，联合了全美的科研机构。主要涉及的是反走私法，大家有兴趣可以浏览一下他们的网站。英国有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叫做艺术与法研究所。他们这个艺术主要就是指文化遗产。在他们看来壁画、雕塑、瓷器、包括老城都是艺术。他们也定期出版期刊，但是这个地方的缺陷是它不招生。这也是一对夫妇主办的。法国主要是巴黎十三大学，他们主要是从比较法的角度来谈文化遗产法。意大利的罗马大学有两个教授。一个是侧重于搞文化遗产刑法方面的，一个是侧重于文化遗产登记方面的。有澳大利亚、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还有中国的。中国人民大学不错，还有比人民大学更好的。厦门大学在好多年前就开始搞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还有一个是武汉大学，他们主要从国际法的角度研究这个问题。

最后谈谈现在的热点问题。一个是文物返还。现在颐和园、圆明园、故宫都在讲文物返还的问题，文物返还里面的题目都不是几年就能做完的。在中国关于二战期间被掠文物返还的问题我相信十年都做不完。这里面牵扯到的东西太多，需要很多资料收集、法学理论的研究，还有新制度的创设等等。中国虽然很落后但是也很重要。第一它是五大常任理事国，第二谁想到中国都会想到中国的文化遗产特别多，所以在文化遗产的公约方面中国是特别有发言权的。我说这些话就是想提醒大家，关于这方面如果想有作为的话机会是很多的。关于文物返还，将来一定会有专门的国际公约或者双边条约。包括中国和日本之间签署双边协定都是有可能的。这些事情的进展是很快的。现在这方面的新闻很多，大家看了这方面的报道如果感兴趣的话一定要追本求源。因为不准确的新闻特别多。大家看了相关新闻如果感兴趣的话，第一要看相关的国际公约，第二看相关的国内法，假如再感兴趣的话到实地去看看。谁愿意钻进去谁就是这方面的大专家。

第二个热点问题就是所谓的私立博物馆。现在想建私立博物馆的人很多，加以规范的话将会是一个很好的潮流。但是里面有很多法律问题。比方说私立博物馆的定性问题。博物馆的权利义务是什么？博物馆的藏品来源问题，博物馆办不下去了，它的藏品问题，它的税收问题，在民办非企业单位里面的特殊性问题，资金来源，治理结构，包括它和公立博物馆的差距等等。

还有好多热点，比方说文化旅游。文化旅游搞得好是文化遗产价值发挥的一个渠道，搞得不好本身就是对文化遗产的破坏。你不搞旅游村寨里面的人还是那么穷，但是搞旅游的话，有些村寨一开放，三个月就彻底遭到破坏。怎么样规范旅行社、村寨的权利义务，还有涉及到的民族传统工艺品制作、销售、出口的管理问题，集体商标、地理标志等问题，在我国都缺乏法律规范的。

还有一个热点难点问题就是非政府机构。现在中国非政府机构越来越多，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非政府机构也越来越多。但是什么样的非政府机构是合法的？非政府机构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它的资金来源是什么？规范体制是什么？税收政策是什么？诸如此类的，现在基本上都空白，好多好多问题基本上很少有人去研究。我刚才提到的琳达·普罗特跟我说，这方面最发达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二十年前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没人搞这些问题。搞它干什么，挣不了钱，文章也发不了，没人听课，她最早毕业的博士都干别的去了。但是坚持下来的人现在都成了人类文化遗产法的教父。我相信最近的十年这方面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就怕有需求了没人，想干这个活了没有基础，想发挥这个作用了没有这个学问。谢谢大家。

叶秋华：刚才何司长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生动，也很幽默的专题讲座，通过十个问题把我们带进了文化遗产法的殿堂。我觉得听了以后真的获益匪浅，以前对这个也挺有兴趣，但是有些还是不太明白，今天一下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学术研究的前沿，非常感谢他。我想同学们一定也和我有同感。下面请王云夏教授点评。

王云霞：当过无数次评议人，像今天这样的还是头一次，感觉很微妙，因为这个对象太特别了。我不知道同学们对文化遗产法和文化遗产本身有多少了解，我相信不会有太多涉足。以前有一个同学很直接地问我，一种东西如果到了要动用各种手段去保护，它才能生存下去的话，那么这种东西本身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就像他（何戍中）刚才所说的，一样东西如果是好的它自然会流传下来，适者生存嘛。如果需要动用各种手段和资源去保护的话，还有这个必要吗？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累呢？我觉得这确确实实是因为我们对文化遗产的了解太不够了。你生活的地方可能会看到它不太好的一面，像何老师刚才说的，北京老城里面的人，它觉得这个房子是破房子，它天天盼望着能够住楼房，天天盼望着能够有煤气、暖气改善他的生活。但是我们住在外面的人可能更需要的是一种文化的认同感。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海湾，边上全都是高楼大厦非常漂亮，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它是哪里。现在很多电视剧都在这种场景里拍摄，我们不知道它在哪，但是如果我拍的是长安街，你肯定就知道它是北京。就是说当你认识它的时候你不会很在意，当你不认识它的时候你会很恐慌。因为你自己的文化特色没有了，精神认同感没有了。所以我觉得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是非常关键的。何老师刚才说到，这种东西是非常脆弱的，是不可复制的，是需要保护的，这在全世界都形成了一种共识。就像我们对待濒临灭绝的生物一样，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我们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几百年里破坏掉的东西太多了，现在能够留下来，让我们得以认识自己的精神家园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

何戍中：咱们老说咱们东西很多。但是实际上我举个例子，咱们全国大陆博物馆藏品的总数比不上美国一个大博物馆。北京号称是全中国历史文化名胜保护最好的地方，在这个保护最好的地方你去看看，还有多少可以称得上是北京老城的。

王云霞：越是有文化的人越会重视文化遗产。而经济还处在发展过程中的人，因为他生存的问题还没解决，所以他更多关注的是怎么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假如他一旦改善了生活环境，这时候他会怀念四合院，怀念他小时候住过的环境，但是再也没有了。所以我们既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就应该更多的关注它。当然对我们法学界的同学来说，其实有很多人已经选择了这个方向，那么我们在帄时的研究和学习生活中就应该找一些这样的课题，这些课题其实他（何戍中）刚才已经讲了很多，都是值得我们做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呢，因为你刚才提到了95年的返还公约。我觉得95年返还公约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因为你刚才说了一句蛮绝对的话就是所有一切返还都是起因于95年公约，实际上这个不对，这只是私法方面的。因为它是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制定的，它主要是民事方面的返还。但是国与国之间的返还，包括战争期间的返还都跟这个公约没有关系。

何戍中：这是我刚才的口误。

王云霞：返还问题其实更多的还是在公法领域。

何戍中：我觉得最近十五年（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变化发展特别快，国际上的动态非常多。几乎所有的场合里面，都在拿中国说事情，在拿中国的文化遗产说事情。他们举的例子，起码有三分之二都跟中国有关。但是中国参与的人却很少，这种事情对中国人来说太高雅。

叶秋华：我说一下我在英国的感受。刚去英国的时候看到英国的古建筑几百年都不能拆，特别不理解。后来去了大英博物馆，还生了一肚子气，一看中国那么多文物，在国内见都没有见过，都搬到那儿去了。还有很多，像帕特农神庙几乎整个给端去了。然后印度的、埃及的，就觉得对英国人有点恨。但是看完大英博物馆以后我就不这样想了。我就觉得对一个文物的保护也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就从保护文物的角度讲，英国人能够把这些文物弄过来，用那么好的条件，那么多的资金，用最好的方式把它保护起来，把这些文明一一展现出来。说实在的我看了之后肃然起敬。如果这些东西真地在雅典、在中国，能够得到这么好的保护吗？我觉得是不可想象的。

何戍中：在这个法制社会里面。有很多情况下说：“拆！”，那都是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下的命令，假如没有法律的话，说拆就拆。但是在有了文化遗产法的情况下，一些人就会说，这是违法的，法律说了要怎么怎么样，媒体要登的。就会有效阻止这种结果。法律很重要。

二、提问部分

问：何老师我有这么几个问题。关于文化遗产的界定，您刚才列举了几个公约。1954年的那个公约，它里面使用的是cultural object，但是到了1972年保护世界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公约，它里面用的就是cultural heritage。有些专家认为这两个基本意思是差不多的。但是我看有一个外国学者写了一篇文章说这两者的意思是不相同的。前者更强调的是它的艺术性。后者更强调它的历史性，也就是文化的传承性，它的价值要从它的原生地出发才能理解。比如一个古墓葬只有位于它的原生地，才能让人理解它的历史文化背景，演变过程等等。这里面强调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刚才叶老师说如果这些文物不是保存在大英博物馆里面是保存在原生地，比如说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结果被毁掉了。也就是谁有条件谁就可以保护。这是一种立场，这种立场在他的文章里面被概括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主义立场。就是说我们重视的一种文化遗产，它不仅仅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地域的文化遗产，而且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一种普适性。而后一种cultur heritage 强调本土性、民族性。如果过分强调普适性是不是会鼓励盗窃走私呢？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冲突？

何戍中：你看东西看得非常细。我觉得这个概念确实是不断在变的。不仅英文是这样，中文也是这样，咱们以前说古董说得比较多，后来说文物说得比较多，再后来说文化遗产说得比较多。我想五十年前人们说古董的时候他想不起来文化遗产这个概念，因为理解的程度没有到。我相信你刚才说的那几个概念也差不多，现在你刚才说的第一个概念也确实用得非常少了。现在可移动文物用cultural property，不可移动文物用cultural heritage比较多。我觉得这主要是起草小组的人，他们的文化背景千差万别。有些在起草的过程中被更正过来，有些就没有。我想这点是该与时俱进的。我觉得是一样可移动物件还是一大片遗址，这个区分更胜过你刚才说的国际主义等等。

另一个我要说的，文化遗产之所以重要，它是跟当地人的生活传统相关联的。一个陶罐，放在我们村，能讲的故事更多一点，放到美国去就讲不出来了。现在很提倡文物的原址保护，沉船都不要捞，古建筑、古墓葬需要原址保护，就是坛坛罐罐也需要当地的博物馆保护。为了弥补文化交流上的缺陷，现在大量提倡的是办文物展览的方法。还有人甚至提出文物展览都不要办，你可以来博物馆看。敦煌遗书在巴黎或者北京看就大打折扣了，最好在敦煌看，信息量更大一些。盗掘、走私的理论基础就是所谓的普适性。我知道你提的那篇文章，这个作者我都认识。一个理论的提出不像书生想得那么单纯，它背后是有一套体系的。我觉得我们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还是强调本土保护。还有我觉得主导性的保护是法律保护。

王云霞：我觉得黄树卿同学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领域里面确实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国际主义的，一种是民族主义的。实际上国际主义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它存在的价值。就像叶老师刚才说的，大英博物馆里中国的东西，他们抢过去是不对的，可是不抢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早就把它们破坏光了。所以西方人很认同这个观点。他们认为文化遗产虽然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些人民创造的，但是最终它还是全人类的，是没有国界的。当然他们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有强盗逻辑在里面，但事实上已经成了这样的状况了。当你没有办法要求返还的时候，可以说世界各个民族的人民都能同时欣赏到这么多文化遗产也是好的一个方面。当然，最好的、最理想的状态，是将文化遗产和创造这种遗产的人和环境本身结合在一起。

何戍中：中国有个很有钱的汽车大老板叫板大英博物馆，他说他也很有钱，想在大英博物馆买几样东西，说你们保管条件太差了，我买几件行不行？肯定不行。

叶秋华：我遇到过一个英国老师，他的房子几百年了，着了火，按说该盖个新的了，就那样国家也不允许他重新翻盖。我的意思倒不是说英国人有多么好，就是说他有那种对文物保护的意识，这点精神是可嘉的。

问：我有两个小问题。第一是您刚才讲的几个国际公约，我们国家是不是已经参加了？

何戍中：54年公约加入了，但是它有两个附件议定书，第一个议定书加入了，第二个没有加入。70年的加入了。72年的加入了。95年的加入了。水下公约没有加入。为什么没有呢？它里面强调仲裁机构的作用。我们外交部认为仲裁太强硬。

问：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公益性事业，既然是公益性事业单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要靠民间团体的力量。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国家在民间力量的配置和引导方面有没有什么行动，目前我们国家这方面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何戍中：一个现代社会应当是三足鼎立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但事实上，在我们国家，社会组织这条腿几乎是没有的，非政府组织跟FZF组织是同义词。政府本意上是不希望有这个破玩意的。事实上作为社会进步的标志，这种组织的建立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呢？他没有给你明确的门槛，你哪怕给我列一百个门槛，给我写得清清楚楚的我也有办法，但是它就不列清楚那就没办法了。另外一个它的财政丝毫没有保障。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了这么多年，政府办的组织特别多，包括红十字会，这会那会的，号称是社会组织，其实都不是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现在相关的文件只有国务院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条例》，能够按照这个条例登记的组织非常少。这样的组织非常重要，但是在中国刚刚起步。

问：何老师您刚才说寄希望法律给文化遗产定一个标准。您是否认为法律有这么高的理性去评判什么是文化遗产？就像刚才您说颐和园的长廊，两个艺术家争论怎么绘彩绘，他们专业的人都说不清楚，法律说得清楚吗？

何戍中：在这个时候法律只提供程序。法律能提供标准的时候就提供标准，不能提供标准的时候就提供程序出来。

王云霞：我觉得法律就是一种妥协的结果。法律不是随便制定的。它在制定的过程中肯定要听取官员的意见，艺术家的意见，民众的意见，等等。最终折中各方的利益形成一种法律。既然已经制定了这个标准，就按这个标准做。我觉得这是最能够代表大家共同利益的产物。

文化遗产保护的法理思考 篇5

( 一) 文化遗产的概念

文化遗产的概念内涵丰富, 价值多元。文化遗产有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文化遗产, 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 非物质文化遗产则包涵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我国于1985年加入了世界遗产公约组织, 《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条中文化遗产的定义包括文物、建筑群及遗址。

( 二) 文化遗产的特征

1. 地域性。中国有38处世界文化遗产, 北京有六处, 其他文化遗产集中在我国东部。但实际上, 我国的文化遗产不可能都集中在北京, 也不可能都集中在东部。基于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地域性, 因此, 在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应注重各地的特殊要求。

2. 传承性。文化遗产的价值必须在传承的过程中得到发扬, 文化遗产其内在包含的民族精神, 特殊技艺等都要经由人这一介质将其在时间的流逝中加以保存。

3. 多元性。文化遗产是一个内涵丰富, 价值多元的概念。文物、建筑群、遗址等等, 都是文化遗产的概念所包含的。

4. 整体性。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包括文化生态整体和文化的多样共同体。文化遗产的保护并非是对单独的建筑物或者文物的保护, 而是对于文化遗产所处的整体生态环境的保护。文化遗产失去了整体性, 就意味着失去了传承性, 也就失去了文化遗产本应承载的传承民族精神等使命。

二、文化遗产保护的法理依据

( 一) 文化遗产的文化性价值: 民族精神

文化遗产是民族的精神家园, 蕴含着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殊的历史, 国家的凝聚力很大一部分归结于国民对国家的认可度, 而认可度身为一国公民的归属感, 不仅取决于经济, 也源自对国家丰富的文化内涵的认同。作为世代相承的文化遗产, 对民族精神的推动作用无疑是巨大的。身为中国人, 都会为万里长城, 故宫, 传统武术感到骄傲, 丹麦人也会因为本国的城堡等古建筑, 内心涌起对国家的热爱之情。

( 二) 法律价值冲突: 权利位阶原则

法的价值位阶原则是解决法的价值冲突的重要原则之一, 法的价值位阶是指在不同位阶的法的价值发生冲突时, 在先的价值优于在后的价值, 在法律价值之间发生冲突时, 可以考虑按照位阶顺序来确定保护对象的次序。

法律实践中对于高位阶的权利保护重于低位阶的权利。我们认为在法理理论上, 最高位阶的权利是生命权, 其次是生存权, 其次是安全权。在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经济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二者间经常产生矛盾。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当地居民生存权与政府公权力之间的矛盾。

三、我国目前现状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法理原则

( 一) 整体性保护

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进行: 一是文化生态整体。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很强的文化生态性。文化生态整体性要求在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时, 不能只是保护对象本身, 必须将与文化遗产本身存在紧密联系, 具有不可替代性的文化生态系统环境进行共同保护。二是文化的多样共同体。文化遗产承载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文化遗产的保护应当放到这样一个文化整体中去考量。

( 二) 尊重民生选择权

哈耶克说: “强制是一种恶, 它阻止了一个人充分运用他的思考能力, 从而也阻止了他为社会做出他所可能做出的最大的贡献。”任何公民在不违法的前提下, 有自主选择生活方式及生活态度的权利, 国家公权力的干预必须有法律赋予的权限, 并且决不能超过合理限度。

公民的生存权与政府公权力产生对抗时, 应当充分尊重公民的民生选择权。例如, 居住文化多样性是居住选择权实现的条件。街区类型的多样性是居住选择权实现的条件。人们可以选择居住在现代街区, 也可以选择居住在传统街区。住房多样性是住房选择权实现的条件。人们可以选择居住现代住房, 也可以选择居住传统住房。

( 三) 保护原住民权利

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性要求, 尊重民生选择权的要求, 归根结底落在保护原住民权利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 ( 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第八条第一款: 原住民族和个人享有不被强行同化或其文化被毁灭的权利。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四大殖民国家对宣言投了反对票, 后澳大利亚转而支持公约。这一情形正是说明了资本扩张的有害性。国家在传统街区的存留及改造时, 应当充分尊重原住民的选择, 原住民有权选择搬离原居住地, 也有权利保留传统生活方式。

摘要：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 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是一项重要课题。文化遗产应当得到及时和全面的保护, 同时使文化遗产在得到保护的同时得以继承和发扬。本文从法理的角度, 在剖析文化遗产概念及保护现状基础下, 分析了文化遗产保护的依据和原则。

关键词：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文化多样性,法理思考

参考文献

[1]刘国立, 李鹏飞.文化多样性对民生法律的启示[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2 (6) .

[2]蔡守秋.第三种调整机制——从化境资源保护和环境资源法角度进行研究[J].中国发展, 2004 (1) .

[3]胡春华.公众参与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法理基础及制度安排[J].西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27 (6) .

国内外文化遗产的保护 篇6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可以定义为:为降低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衰败的速度而对变化进行的动态管理。在城市建设中,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决定城市的定位, 促进城市发展, 延续城市记忆, 对城市文化建设和品质产生深远的影响。城市文化建设是城市良性发展的组成部分, 也是重要保障力量。在现代社会中, 文化的内涵越来越丰富, 它几乎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判断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 人们已不再单纯看发展速度和国民生产总值, 还要看城市环境和文化品位, 以此来判断城市的综合实力, 是否可持续发展。

在城市化的飞速进程中, 明确城市文化定位是城市发展的首要任务, 这是由城市文化遗产的特质所决定的。我国很多城市的文化遗产资源极为丰富, 蕴涵着城市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规划中, 应该站在文化发展的高度处理好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从而决定城市发展的思路。

本文旨在通过新野县城市总体规划中文化环境营造的规划, 总结出基于塑造城市文化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特点, 进而对此类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提出系统的工作方法和经验, 为城市规划中的城市文化环境塑造提供更好的依据。

二、河南省新野县城市总体规划中的文化遗产保护

(一) 新野概况

新野县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南阳盆地中心, 湍河、白河、唐河汇流的三角地带, 南北最长53公里, 东西最宽35公里, 南与湖北接壤, 北连南阳县境, 东邻唐河县, 西接邓州。县人民政府驻地城镇, 距河南省会郑州市公路里程316公里, 距南阳行署驻地南阳市公路里程67公里。

《新野县县城市总体规划2009—2030》于2010年完成编制。

(二) 新野县历史文化资源评析

1. 历史文化遗存概况

新野县商、周时属邓国, 春秋时属楚国, 秦时属南阳郡穰县 (今邓州) , 西汉初置县, 始名新野, 是刘秀光武中兴的策源地和刘备蜀汉政权的发祥地。三国文化和汉文化的历史典故众多, 其历史古迹分布于城乡各地。此外, 新野还是岑彭、邓禹、庾信等历史上知名人物的故乡, 有关他们的故居, 碑文也存于新野境内。

经过调查, 新野县域的历史文物遗存共有28件, 种类包括艺术品, 石刻碑文, 古遗址, 古建筑、独树和饮食文化等。

2. 历史文化遗存分析

(1) 历史文化遗存时间结构分析

新野县域的历史古迹以东汉和三国时期的历史遗存为主, 拥有一定数量和规模, 其它朝代也有分布, 但数量较少, 比较零散。由此可见, 东汉和三国文化, 应是新野县域历史文化的重要特征。而在县城内, 三国时期的文物古迹所占比重更是达到了54%, 东汉时期的文物古迹也有31%。所以县城内的文化风貌塑造, 应围绕着三国文化和东汉文化来建设 (见图1、图2) 。

(2) 历史文化遗存空间分布分析

新野县内的文物古迹遗存中, 有13件位于县城之内, 15件位于乡镇之中, 只有城关镇内的历史文物古迹遗存相对集中, 其余历史文物呈散点状零星分布于各乡镇。而在县城中的分布主要集中在新野古城范围内, 加上新野县当地历史久远的纺织厂和汉华酒厂等, 可以说新野城的历史文化遗存大都分布在护城河与军民渠两岸 (见表1) 。

(3) 历史文物古迹评价

将新野市文化旅游资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进行评价打分, 按文物古迹的得分状况分为五个等级:五级旅游资源:≥90分;四级旅游资源:≥75—89分;三级旅游资源:≥60—74分;二级旅游资源:≥45—59分;一级旅游资源≥30—44分。30分以下的为等外级。其中, 五级、四级、三级资源被称为优良资源;二级、一级为普通资源 (见表2) 。

新野的优良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共有18处, 而县城内共有优良资源8处, 几乎占到优良历史文化资源总数的一半, 并拥有新野县唯一一处五级文物资源——关羽手植汉桑。可见县城内的历史文化资源禀赋良好, 有相当大的潜力可挖。

3. 保存现状评价

在多年的城市建设中, 由于缺乏合理的保护措施, 新野县的历史文化古迹遭到了严重破坏, 有史记无实迹, 有文化无载体的情况十分普遍。在新野诸多的古代战场、遗址地带建设过程中, 并未体现出其应有的文化风貌。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物古迹多为后世复建, 文物古迹所处环境不佳, 多位于单位或学校院内, 没有专属的保护区域, 也并未得到深层次的文化挖掘和旅游开发, 整体面貌有待改善。

4. 小结

(1) 三国文化、汉文化遗存丰富, 人文景观资源众多

新野是东汉光武中兴的策源地和蜀汉政权的发祥地。东汉时期的朝廷重臣中不乏新野人, 如邓禹、岑彭、阴丽华等, 并留下了“龙凤亭”、“邓禹故里碑”、“岑公祠”等名人遗迹;三国时期的故事古迹更是名扬神州, 在这里不仅发生过“刘备屯兵”、“阿斗降生”、“三请诸葛”、“火烧新野”、“携民渡江”等千古流传的历史故事, 更留有刘备、孔明“议事台”、关羽“汉桑城”、刘备“挂剑槐”、古战场“鹊尾坡”等名胜古迹。新野汉文化遗存丰富, 为远近闻名的东汉帝乡、三国名城。

(2) 历史文化景观呈“多散点, 少集中”式分布特征

纵观这些资源单体的空间分布, 不难发现它们大多呈零星分布的态势, 只有在护城河环绕的新野古城范围之内, 汉桑城、议事台、太子阁、挂剑树等遗迹相对集中, 可以说呈“多散点、少集中”式分布;从时间角度上来看, 从新石器时代到民国时期均有分布, 但众多资源点在时间结构中孤立存在, 难以形成完整的文化体系。而集中分布的三国和汉代历史文化景观则具备一定的优势, 从文化源角度来看拥有比较高的价值。

(3) 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有待改善

新野的三国故事丰富, 然而与历史故事相对应的各类古迹保存现状堪忧。汉光武台、栏马桥等不少文史遗存在城市开发中已被彻底铲除, 无任何遗迹可寻。而那些幸存的古迹大多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外观面貌较为破败, 部分古迹位于各类单位内, 未能发挥出应有的观赏价值。文化要素未能与城市建设很好地融合, 导致城市的文化风貌日益丧失。因此对现存古迹进行综合保护与整治的工作有待进一步改善。

(三) 新野县文化宏观导向及文化定位

1. 文化导向

(1) 三国文化

“闻听三国事, 每欲到新野”。公元201年至208年, 刘备、关羽、张飞在新野屯兵7年有余, “三顾茅庐”请出了智圣诸葛亮, 并最终实现了战略转移, 与曹操分庭抗礼, 实现了三国鼎立。刘备在新野屯兵期间, 留下了不少汉风遗迹, 其中的汉议事台、千年汉桑树、太子阁、拦马桥、汉文化巷等尤为著名。

(2) 东汉文化

东汉政权酝酿奠基期间, 刘秀活动于新野, 东汉开国之勋二十八宿, 新野人占其四位;东汉12位皇帝的皇后中, 新野人有四位;东汉政权195年, 新野籍大臣有几十位之多;东汉四大家族, 首推新野之邓氏家族;东汉末年, 刘备屯兵新野, 议事谋略于新野……新野现存有新都故城、岑公祠、邓氏祠堂、汉龙凤亭等与东汉文化密切相关的遗址遗迹。

(3) 纺织文化

新野地处南阳盆地底部, 地势平坦, 土地肥沃, 气候温和, 再加上西汉“召父渠”和“樊氏坡”的修建, 两汉以来的农业相当发达, 逐渐形成了种桑养蚕, 男耕女织的农桑文化。据史书记载, 公元前一世纪棉花引进中原, 新野棉花生产和手工纺织为农桑文化赋予了新的内容。

2. 文化定位

综合以上分析, 新野城市文化定位可概括为“三国古城、汉画之乡、纺织新城”, 其中三国古城是新野历史文化最大的亮点, 汉画之乡是新野历史文化的浓缩和精髓, 纺织新城是新野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延伸。

(四) 新野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策略

1. 遗产廊道保护

新野县的军民渠南北穿越新野老城区, 沿线文化遗存丰富, 包括工业遗存、历史古迹遗存、文化景观遗存等, 因此具有绝佳的开发潜力和资源条件。规划建设军民渠遗产廊道, 充分利用各类资源设置各个文化节点区, 使诸多文化资源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并藉此来发挥文化资源的潜能, 带动新野县旧城改造的开发。

2. 整合历史文化资源, 打造城市品牌

三国文化是新野县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火烧新野”的典故几乎家喻户晓。在城市未来的战略发展目标中, 应整合历史文化资源, 提出打造有品位文化城市的目标, 这既是处于城市未来发展的长远考虑, 同时也是适应城市现实发展的内在要求。

3. 历史文化资源集中展示

新野的历史文化遗存分布呈“多散点, 少集中”的特征, 只有老城区一带古迹遗存相对较多, 其余众多文物古迹散落乡间。这种状况, 对于处处保护、多点开发的历史遗产保护方式十分不利。规划采取文化资源集中展示的办法, 充分利用老城区内文物古迹遗存相对集中的特点, 重点开发、保护、利用新野古城 (护城河内) 的历史遗存, 将资源合理整合, 使之成为县城内的核心风貌区。

三、城市文化环境营造及展示规划

(一) 总体文化环境结构规划

城区文化风貌结构可以归纳为“一区一廊两带”, 具体指老城风貌区 (护城河内区域) 、军民渠遗产廊道、白河综合休闲带及三里河汉风景观带。

(二) 重点文化环境区规划

1. 军民渠遗产廊道

(1) 军民渠概述

从空间上看, 新野县内的军民渠是城北三里河的分支, 纵贯新野县城南北, 护城河环绕老城区, 是新野古城的主要特征。从空间上来讲, 军民渠与护城河串联了新野县城大部分的历史文化资源, 是新野城区的特色水系, 同时也是新野县城排水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现由于年久失修, 设施不配套, 缺乏必要的管理, 军民渠和护城河已成为排污沟、垃圾沟, 完全丧失了行洪排涝的功能, 对新野的城市风貌形象和居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基于军民渠和护城河对新野县的重要文化意义和展示意义, 相对应的改造工程势在必行, 以提升新野县城整体的城市风貌 (见图3) 。

(2) 要素分析

从文化底蕴上看, 军民渠两侧历史文化遗存丰富, 种类较多, 包括景观遗存、工业遗存、历史古迹遗存等 (见图4) 。

景观遗存是三里河景观带, 位于军民渠以北。三里河景观带长6500米, 位于三里河景区中部。

工业遗存包括汉华酒厂、新纺公司。新野的酒文化源远流长, 而汉华酒厂就是新野酒文化的表现实体。汉华酒厂位于三里河畔, 军民渠北端。新纺公司位于军民渠北部, 是新野纺织的龙头企业和新野工业文明的见证。

历史古迹遗存包括白水书院、邓君墓、龙凤亭、新野古城等。白水书院位于新野县城书院路中段, 创办于明嘉靖年间, 是当地规模较大, 知声远播的公立学堂之一, 目前该校为新野北关小学所在地。邓君墓位于军民渠北部的团结湖公园附近, 相传东汉开国宰相邓禹葬于此地。邓君墓现处于一私利学校院内的高台之上, 破损较为严重。龙凤亭位于军民渠南部的农村信用社院内, 建于东汉, 重修于1992年5月, 是为了纪念东汉光武帝刘秀与皇后阴丽华在新野恋爱、成亲、居住而修建的, 现为国家三级文化旅游资源。新野古城位于新野护城河内, 内有汉桑城、议事台、后主阁遗址、挂剑树、木梳背街等历史文化资源。可以说是新野县城内文物古迹最集中的地方。

(3) 策划意向

基于这些优势条件, 应充分利用新野历史文化遗存主要集中在护城河与军民渠两岸的空间特征, 构造新野“军民渠遗产廊道”, 使之成为新野老城未来文化环境品质和文化生活的核心载体。该廊道拟由五个主要节点构成, 由北至南分别是三里河汉风苑、酒文化展示区、纺织工业旧址、古城风貌区 (护城河内范围) 、木梳背明清仿古商业街 (见图5) 。

2. 古城核心风貌区

(1) 现状解读

古城核心风貌区是新野县古城内西南角一块“L”形区域。新野古城的轮廓结构保存相对有些基础, 拥有轮廓清晰的护城河。同时, 该区域内集中了新野县城历史文物古迹资源最好的几处:包括汉桑城、议事台、刘备挂剑树、木梳背街、汉画街、老城门等, 并有后主阁、八角井等实迹不存而故事颇丰的潜在资源 (见图6) 。

(2) 策划意向

通过对古城格局和文化遗产的分布分析, 规划在古城核心风貌区内形成“一片两街三节点”的结构。“一片”是指汉桑城三国历史文化主题公园, “两街”使指汉风休闲街 (县政府对面地块) 和木梳背明清仿古街, “三节点”指分布在“一片两街”中的三个重要的空间节点标志物——汉桑城、议事台、“老”城门, 既是历史古迹的场所, 更是串联“一片两街“的空间节点 (见图7) 。

四、总结与思考

(一) 城市文化环境的营造要充分结合当地条件

城市情况千差万别, 其历史文化资源遗存的状况也不尽相同。历史文化环境的营造, 要充分结合特定城市的经济发展、城市定位、历史资源情况等相关条件进行综合考虑, 制定相应的城市文化环境营造策略。就新野而言, 历史文化资源以三国东汉时期为主, 故文化宏观导向应倾向于三国文化。整体资源分布较为分散, 历史文化环境的营造则不宜采用分散的“遍地开花”的形式, 应采用“重点保护、突出特色”的方针战略。

(二) 发展地方旅游业是长期的过程, 不能急功近利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地方纷纷编制各类规划。而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背后, 已经掀起了一股“旅游热”的浪潮, 几乎所有城市的总体规划中, 均加入了关于旅游规划的探讨和分析。实际上, 对于诸多具有丰富历史文化遗存或自然风光的城市, 旅游业往往可以为城市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知名度, 提高城市的竞争力, 形成独特的城市名片。而对于资源特点并不突出的城市, 大力发展旅游业并非上上之选, 提高地方的文化环境品质才是当务之急。

新野县的历史文化遗存并不丰富, “有史记, 无实迹”的情况十分普遍, 整体文化环境较差;自然资源方面, 新野也并不突出;在区位交通条件上, 新野也并无优势。基于以上原因, 新野的旅游业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飞跃式的增长。所以若要充分发挥新野历史文化遗存的经济社会效益, 就必须提升整体文化环境的品质, 待时机成熟时再大力发展旅游业。

(三) 对地区历史充分的研究是判读城市文化的关键

城市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 若想在城市规划中准确地进行城市文化的定位, 就必须对城市的历史有足够充分的研究。在新野县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当中, 笔者走访了很多相关部门, 并搜集了众多有关新野历史的相关文献。对新野的历史文化遗存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和调查, 最终敲定了“三国古城, 汉画之乡, 纺织名城”的城市文化定位。

参考文献

[1]方可.当代北京旧城更新——调查、研究、探索[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0.

[2]董光器.古都北京五十年演变[M].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6.

[3]宋晓龙, 黄艳."微循环式"保护与更新——北京南北长街历史街区保护规划的理论和方法[J].城市规划, 2000, 24 (11) .

[4]闫宝林, 李素芝.美国遗产区域保护概述[J].山西建筑, 2010 (09) .

[5]贺俏毅, 江凯达, 郭大军.杭州京杭大运河遗产廊道保护规划探索[J].中国名城, 2010 (08) .

[6]谭瑛.城市绿色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建筑与文化[J].建筑与文化, 2010 (09) .

[7]孟超, 何跃.重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文化建设[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 2010 (02) .

国内外文化遗产的保护 篇7

一、保护意识是做好谱牒档案抢救与保护的关键

自从所谓“封建”时代被“革命”之后,与之相关的机构及活动都被废除,谱牒一度陷入“无序”状态,官修谱牒流向民间,民间家谱流向造纸厂[1]102。伴随而来的,还有谱牒文化观念的淡薄:将旧谱销毁、将谱牒以旧书废纸卖出、贩卖谱牒出境等现象屡禁不绝。为了杜绝诸如此类的现象,必须形成主动抢救与保护谱牒的意识,文管部门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弘扬谱牒文化,形成氛围。为形成良好的谱牒文化氛围,文管部门应充分利用谱牒的平民化特点,面向大众和社会进行交流与展览,让公众产生认同感,使更多人愿意了解谱牒的内容和价值,进而加入到谱牒的抢救与保护中来。当今不少家族续修家谱,相关部门可以参与进去,并通过媒体予以报道,让公众了解谱牒背后的故事。谱牒的公共储藏机构可以将现有谱牒拍摄成相关的照片和资料,制作仿真复制件来扩大读者群,吸引群众进馆了解谱牒,保护谱牒。制作并利用好谱牒的网站,拓宽利用途径,使信息大众化。举办谱牒的专题讲座,请一些研究者就利用谱牒展开的研究进行宣传,使公众意识到谱牒是一种有价值的文化资源。有了这种文化基础,公众对谱牒的功能认识加强了,保护意识也会逐渐跟上。

2.搭建文化平台,加大宣传。文管部门可以利用已经搭建好的各种文化平台,加大宣传力度,培养公众谱牒的抢救与保护意识。文化部门可以依托许多省市相继成立的“家谱研究会”、“谱牒文化研究会”等民间机构,利用他们植根于民间、做谱牒抢救与保护工作动员更容易的优势,为调查评估提供准确数据。对于谱牒的收藏部门,特别是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应在现有谱牒资源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谱牒资源特色馆藏。档案馆对其进行统一的整理归档,使之成为档案馆的特色馆藏之一。谱牒资源丰富的地区还可以组织一些会议,以会议为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当地的谱牒资源和文化,进而促进谱牒抢救与保护意识的提高。

二、调查评估是进行谱牒档案抢救与保护的前提

调查评估是做好谱牒抢救与保护的基础和前提。运用调查评估的办法,了解损毁方式、损毁程度,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抢救与保护的方针政策,为谱牒的抢救与保护提供科学依据,保证谱牒的抢救与保护沿着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方向迈进。

谱牒修于民间、藏于民间,中国家谱的数量究竟有多少,目前无法作出正确的统计[2]45。为了尽可能普查出准确的谱牒数量,应在调查评估前明确调查目的、调查方法、调查范围。调查目的为谱牒的调查工作奠定了基调,也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发现问题,为下一步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通过调查评估,要了解谱牒的分布状况,了解和掌握各级图书馆、博物馆和教育、科研、宗教等系统,以及民间所藏谱牒情况;通过调查评估,对谱牒的材质、保管环境、老化状况、老化因素等方面进行调查和登记,以便将来结合谱牒损毁情况、保存中的内外环境问题和管理缺陷,制订完整的抢救与保护方案。

在调查方法上,应将普查与抽样调查相结合、重点调查与典型调查相结合。对谱牒的普查可以全面了解谱牒的分布状况,给谱牒的抢救与保护工作详尽、系统的数据支撑,但是谱牒的普查难度大,耗资多,可以采取普查和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可从公藏和民藏谱牒中随机抽取样本来进行观察研究,以抽样样本的指标去推算总体谱牒状况。抽样时要注意样本的代表性,选取有代表性的地区为试点。

调查范围应包括公藏和私藏的谱牒,范围应包括各级公共图书馆、文博单位图书馆、高等院校图书馆、科研单位图书馆、宗教单位图书馆等个人或民间收藏机构。同时,“新家谱的编写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形成了堪称海量的各种类型新家谱,但新修成的家谱从整体上既没有被统计,更没有被系统著录与收藏”[3]206。

上海图书馆于2008年完成了《中国家谱总目》的编纂,其中“汇总到上图的家谱著录表共达76781份,其中约35%为复本,扣除复本,则家谱总数为52401种”[4]11。著录中包括书名索引、编纂者索引、始祖、始迁祖索引、名人索引、堂号索引、地名索引等项目,为家谱的普查奠定了基础。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部门可以按图索骥,做好谱牒档案的抢救与保护工作。

三、技术策略是实现谱牒档案抢救与保护的途径

对谱牒的调查评估,只是完成了谱牒抢救与保护的第一个动作”。随后要针对谱牒的老化因素、老化状况进行鉴别分析,要制订科学的抢救方案,或采用预防性保护技术,延缓其损毁的速度;或采用治理性保护技术,最大限度地恢复其原貌。无论选用哪种方法,都应本着最大限度地延长谱牒寿命的原则。

1.预防性保护技术。国际图联认为预防是“采取措施防止藏书损坏或减缓其损害程度,如制订长期的保护计划,建立并维护适于文献资料存储、利用、展览的环境;开发适当的管理与入馆程序;采用文献批量处理及其他保护技术活动;实施对工作人员、保护人员的培训与教育;制定标准与非损坏性处理程序;研制并使用永久性材料”[5]241。预防性保护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谱牒所携带的各种信息,体现了“最小干预”原则。对谱牒的预防性保护要求对谱牒存放环境进行控制,解决好谱牒的使用与保存之间的矛盾。

目前预防性保护技术广泛应用于家谱领域的是缩微复制法。缩微复制是将所收藏的谱牒拍摄成缩微胶片来保存。随着缩微文献数字化技术日趋成熟,缩微文献数字化开始广泛应用。它以缩微胶片为转换对象,在转换过程中并不接触原文献,即使在转换过程中出现人为失误等问题,也不会伤害到原文献[6]35。使用这种方法保存谱牒可以很好地解决保存和利用上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抢救保护与利用的结合。

另外一种预防性保护的方法是家谱的数字化。王鹤鸣于2006年10 月20 日在“中华大族谱国际交流会议”上的发言中说:“计划用10 年时间,全部完成上图家谱资源数字化,这对于保存珍贵的家谱文献,进一步在网上利用家谱资源,方便海内外华人寻根问祖,从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无论采用何种复制方法,都应以保存谱牒原貌为基本原则,还应注意采集方法不会对家谱图书造成损伤和破坏[7]51。

2.治理性保护技术。治理性保护技术即是对原件的形式进行修复、装裱或者除去载体内不利保存的有害因素,以达到延缓其变质历程,从而延长其使用寿命等保护性活动[8]81。对于谱牒来说,由于其保存环境不容乐观,要进行治理性保护的谱牒不在少数。早在2000 年上海图书馆就组织近二十人的技工对破损家谱进行修补工作,修补家谱当时就达1 万余册[9]18。

不同谱牒因为其损毁状况、保存状况、载体性能等不同,在治理性保护技术的选择上也应该有差别:如遭遇水灾等自然灾害的谱牒,要进行除湿、干燥处理;对遭遇虫蛀或霉损后的谱牒,利用环氧乙烷或溴甲烷等进行消毒、杀虫;针对酸化的谱牒应进行去酸处理。为了保存家谱的原有的时代风格,要尽可能采用原旧纸,或采用相近颜色的棉毛纸或采用染原色的毛边纸等原料,来修补破损的家谱。

四、资金筹措是推进谱牒档案抢救与保护的保障

谱牒作为国家历史文化遗产的一分子,其抢救与保护不应只是一家、一个单位的事,而应该多方配合,多元参与。所以对于谱牒抢救与保护经费的筹措应多元化考虑。随着海外“寻根”意识的加强,还有海外宗亲分担也将成为经费的重要来源。对于谱牒的抢救与保护来说,资金也可以从以上渠道筹集。但是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高度上说,地方各级财政也应加大资金投入,同时地方财政也要积极引导和吸纳社会资金投入谱牒的抢救与保护,调动民间潜在的优秀力量参与、支持谱牒的抢救与保护工作。

关于资金筹措问题,国外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西方国家文献遗产保护资金筹集的主要方式是国家投资带动地方政府资金,并辅以社会团体、慈善机构及个人的多方合作。为此,国家制定了形式多样的筹集资金的各类相关政策。除了采取多种形式筹措资金外,还要转变观念,就谱牒作为文化遗产本身的价值来筹集资金。谱牒档案的抢救与保护应该吸收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谱牒的抢救与保护不是要把谱牒“束之高阁”,淡出人们的视野,而是要将谱牒在材质安全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好。这样既可以使谱牒这份文化遗产的价值得到发挥,也更容易调动人们对谱牒的“宗族情结”,谱牒抢救与保护所需的资金也容易得到满足。

摘要：谱牒档案的抢救与保护应从树立谱牒档案保护意识做起,同时,应摸清家底,为谱牒档案的抢救与保护奠定基础;遴选技术,为谱牒档案抢救与保护提供方法支持;多方筹措,保证谱牒档案抢救与保护的经费投入。

关键词：谱牒档案,抢救,保护

参考文献

[1]张全海.漫谈谱牒与档案[J].档案学通讯,2010(1).

[2]陈建华.略论《中国家谱总目》之特点[M].中国家谱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徐建华.当代家谱编修特色分析[M].中国家谱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王鹤鸣.中国家谱总目.传承中华历史文化.史林,2009(3).

[5]丘东江.国际图联(IFLA)与中国图书馆事业(上)[M].华艺出版社,2002.

[6]王青云,王浩.全国公共图书馆文献抢救及展望[J].数字与缩微影像,2009(2).

[7]应隽、江云.古旧家谱的复制工作[J].图书馆工作研究,2010(2).

[8]张美芳.文献遗产保护技术管理的理论与实践[M].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活态”文化遗产保护 篇8

一、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风险与威胁

城市的更新与开发需要良好、平衡的资金循环, 历史街区的文化价值如何在被保护的同时转化成经济产出, 众多历史街区案例所采用的整体改造、旅游开发过程中的打包租赁式经营等经济行为正严重威胁着我国众多历史文化街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此外, 历史街区特别是古镇和村落中传统居民的生活, 由于外来观念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 造成历史文化街区及古镇、村落传统社会文化和传统邻里关系解体。在文化复兴、历史街区保护过程中的不当保护也同样造成破坏, 对文化价值的传承和延续产生负面的影响, 举例很多古建来说, 真的看不出是真的, 假的也看不出是假的, 如此对文化一场的保护变成了另一种“破坏”。如很多历史街区在开发过程中, 通过统一整修、装饰, 抹杀了历史文化传承中的和民间创造的多样性, 甚至损害了遗产的真实性。很多由于技术方法甚至观念的不恰当或认识的不完整, 在保护和开发过程中, 造成了真假难辨的、新的文化遗产的“破坏”。

二、地方化保护模式探索

(一) 三要素

地方化保护要坚持完整性、真实性和识别性。其中完整性和真实性同时也是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原则。而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 识别性是文化传承中的精华所在。在目前的很多保护与开发过程中, 将现有的历史街区快速转变成有生活性、有生命力、重现街区历史繁华时期的场景是不现实的。但原本很有活力的城市、古镇村落因为通过保护、大搞旅游业等途径, 生活氛围消失、文化传承识别性消失的案例, 却是屡见不鲜。很多的街区里面都有一些和传统风貌不一致的建筑, 不论是高度、形式、材料还是色彩、旅游性及风貌组织, 特别是后期人为的文化装置, 做得太过、或做得太简单等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理念不清、方向有偏失会严重模糊遗产的识别性和可判断性。这是非常可惜的。文化遗产的完整性、真实性及可识别性是遗产保护过程中更重要的工作。如很多街区都面临资金困难、游客越来越少的困境, 甚至已经导致商户管理的混乱, 只有同时兼顾到这三方面, 这个街区的文化遗产保护才是科学的、可持续的。

(二) 地方化保护路径

目前地方保护路径基本一致:政府打造、事件推动、政商联手、商业开发、民间自发、政策推动。虽然各地之间的相互借鉴是快速有效的, 但同时要看到保护模式的地方化受各地管理机制和法规限制影响较大, 还是要结合地方特点, 因地制宜。

探索中我们发现, 各地方的历史街区保存着其各自的特性:活力、多样性、生活性、可持续性、平民化, 大众化、原住民持续受益。这些特性并不单独存在, 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息息相关的:保持遗产地的“多样性”是保持“活力”和“生活性”的物质基础;“原住民持续受益”和“平民化、大众化”是保持“活力”和“生活性”的社会基础;“多样性”和“活力”是遗产地具有“可持续性”的重要属性;“平民化、大众化”与保护路径和运作机制相关;“原住民持续受益”与运作机制相关;“多样性”与保护路径和运作机制没有直接关系, 而是与理念和价值观相关。

形成多样化地方保护探索的原因包括以下几方面:不同遗产地所在地区的机制不同, 不同遗产地所在地区的发展程度和发展条件不同, 不同遗产地的社会价值观不同以及不同遗产地遗产保存的状况不同。

正是这些差异, 形成了各个遗产地自己独特的命题, 因而解答这个命题不存在某种模式。

三、“活态”文化遗产的保护思想

(一) 保护的几个概念辨析

1.真实性是指保护区是否存在可靠的历史遗存和确实的社会生活状况, 如果把“原汁原味”用在创造“真实性”上是错误的。

2.完整性是指保护区现存的历史与文化的脉络、内容及其关联性, 包括空间格局、肌理和景观以及建筑是否具有历史演化的有机关系, 并不等同于打造“历史风貌”的统一性。

3.多样性是动态的, 而“风貌定位”是静态的。

(二) 动态、变化的保护思想

1.持续变化是活态文化遗产的基本属性, 在有机演变的过程中使其本体持续增值是活态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目标。

2.在活态文化遗产的核心保护范围, 相对不变的包括:空间格局、水系、自然的地形地貌, 以及核心保护范围内外所有具有历史见证和集体记忆和技术、艺术价值的建筑物。这些相对不变的具体要素需要在不同时期持续增补, 从而实现使其本体持续增值的保护目标。

3.对活态文化遗产的空间环境, 空间演变的布局需要与保护区的空间潜在规则相吻合。

4.作为“活态”文化遗产的基底和环境, 普通的传统民居的维修、改善、扩建、重建和新建应该遵从一定的规则, 这样的规则在每个保护区是不同的。一个好的建造规则不是面面俱到, 而应该是允许创新的、允许持续删补修正的, 规则的变化来源于民间的创造。不断吸纳民间智慧的建造规则, 能够使遗产保护区民居进行本土化的演进发展。

四、保护规划的十点思路

动态性保护是“活态”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基本属性。这就要求保护规划更注重长期的管理功能, 对空间的变化进行管理。

1.保护规划需要将保护与发展利用充分结合, 将发展利用作为保护规划的重要内容。其中应该特别注重宏观层面的发展和微观层面的利用, 以恢复和保持其活力。

2.核心保护范围保护的三要点:不落架维修, 原位置原尺度传统形式重建, 原位置新建。以实现保持空间格局、空间尺度、空间肌理的整体保护目标, 并保持其多样性。

3.维修历史建筑和传统建筑的原则:充分考虑并结合现代的使用要求, 不做简单和表面的修缮。避免既与居民切身利益无关、又没有达到保护建筑本体目的的表面工程, 要使原住民持续受益。

4.传统建筑修缮政策:补助、规定、自愿三要素结合的持续政策。目的是使补助资金的投放与激发业主保护遗产的自主性结合, 在公平的前提下, 引导实现渐进、自发保护的目标。

5.功能调整原则:生活第一, 旅游第二。将“生活性”放在第一位, 促进“可持续”的发展。

6.产业推动政策:居民或商家有成果、有意愿、达标准三条件分类支持政策。居民自发与招商并举。应避免纯粹外力推动式的产业发展模式。

7.风貌整治原则:能不拆就不拆, 能不整治就不整治。把对不协调建筑的风貌整治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 更不要轻易把现代建筑整治成传统建筑。一方面如果在政策不完善和居民不完全理解的情况下进行, 会引起政民之间的新矛盾;另一方面简单的、一次性的整治可能存在损害遗产多样性的风险。

8.保护规划的实施必须以居民的意愿为前提。要改变“拔钉子户”的工作思路, 在居民自愿的前提下, 以“一户同意做一户”为原则。这样做的另一个优点是可以不断对完成的工作进行反思和优化。

9.政府作为一个服务者承担为招商、资助、合作牵线搭桥的角色, 作为一个推动者制定推动政策, 作为一种责任和义务提供公共资金和培训。

10.社区参与的目标是激励居民主动参与、自主改善、自主发展。将政府外来的推动式“输血”过程转变为居民内在的“造血”过程, 从而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循环。

五、六点建议

1.制定一个遗产地城市与遗产地均衡发展的规划。这个规划应当统筹考虑到城市的增长、城市的改善以及遗产的保护三大方面, 其中更需要将文化遗产纳入到城市发展的资源体系当中, 因此在这样的规划中, 遗产地不是一个独立于城市其他区域的自闭地区。

2.确定遗产地当前迫切需要开展的保护工作, 并纳入到遗产地的保护规划中。遗产地往往都面临急迫的保护工作和改善任务, 文物的修缮、房屋的维修、环境的整治、基础设施的改善等等, 不恰当的措施和方式往往会对遗产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 因此, 遗产地保护规划的重点之一是对遗产地当前的保护工作提供具体、详细的解决方案。

3.编制一个应对遗产地空间变化的管理准则。遗产地空间管理准则应该包括技术性和政策性两部分内容, 同时该准则需要具有法律约束力, 因此应纳入到当地的法律法规体系中。这个关于遗产地空间管理的准则将可用于对遗产地日常的空间变化需求进行持续的管理。

4.建立一个多方合作的管理机制, 其中包括社区, 并将其纳入到政府的管理机制中。可以通过制定一个遗产地管理规划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管理规划旨在将所有涉及遗产地资产的管理部门和个人纳入到关于遗产地事务的协商和决策机制中来, 避免管理的空白盲区和管理职责不清的重叠部分。

5.维护遗产地现有的社区, 将遗产地的保护纳入到现有社区组织的工作中。避免发生遗产地的保护脱离当地居民的现象, 这样做的结果将使遗产地的保护困难重重。遗产地社区的解体会使遗产地的社会结构发生突变, 使遗产地很快丧失其社会生活的价值属性。

关于用镜头保护文化遗产的思考 篇9

一、全面理解文化遗产保护的内涵

“文化遗产保护”是由“文化遗产”和“保护”两个术语组成的。正确理解“文化遗产”和“保护”这两个术语的内涵是全面理解文化遗产保护内涵的基础。

(一) 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 又可称文化资产、文化财产或文化财富, 是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等文化保存价值, 并经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指定或登录之物品[1], 是先人们智慧的结晶, 直观地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过程, 涉及历史、社会、科技、经济和审美等, 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证。一般可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此可见, 只有经过官方组织指定或登记的物品, 才能被称为文化遗产。这些遗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影响巨大, 可能是整个时代的精华, 反映整个时代的思想意识和精神风貌, 其中蕴藏无穷的智慧和精神的力量。

经过官方组织指定或登记的文化遗产是人类的财富, 固然应该受到保护。事实上, 有大量的并没有或者还没有来得及经过官方组织指定或登记的、具有潜在价值的物品, 也是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 这些遗产被称为“准文化遗产”, 应该纳入保护的范围。尤其是在科技比较发达的今天, 应使用科技手段, 及早实施挖掘和保护, 避免出现“消失后的遗憾”。

(二) 保护。

保护, 即爱护, 使免受可能遇到的伤害、破坏或有害的影响。保护文化遗产就是通过多种手段或措施使文化遗产免受伤害、破坏或有害的影响。

1.保护与保全

“保全”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要求。1999年10月29日意大利颁布的《文化遗产联合法》提出:“既要保护文化遗产的物质形式, 还要保全其文化价值。”文化遗产不仅有外在的形式, 更有深刻的内容。内容和形式相得益彰, 共同构成完全的文化遗产整体。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不仅要保护其有形的外在形式, 更要保护其无形的文化内涵,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保全”, 才是真正保护。当前, 一部人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注意力投向文化遗产保护的技术层面及先进的设备和材料上, 忽视文化遗产的相关背景及其传递的文化内涵, 这种“重形式轻内涵”的保护, 即使拥有极高的技术也无法保全文化遗产。因此, 保护文化遗产, 既要将属于文化遗产的物质部分得到较好的保存, 又要保证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得以保全[2]。

2.保护与保真

保真即保持纯真的本性、天性和保持原样, 使其不失真, 也就是以客观存在为依据。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 要重视对历史、现状的研究, 探寻其本来面目, 以客观事实为依据, 谨防为了某种目的人为地增删篡改。为此, 要认真研究文化遗产的历史, 深入现场、基层, 抓主流、抓本质, 找出原汁原味的面目和特色。当然, 任何文化遗产在历史长河中总是不断发生变化的。保真并非保持一成不变, 而是保护其本质和主流。对于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融入的“新鲜血液”, 如果成为其本质和主流的话, 就应该成为保护的内容。

3.保护与发扬

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并非仅仅维持现状和还原其本来面目, 而是更好地造福人类。对于含有封建文化糟粕的历史文化传统, 要融入时代特色, 使其发扬光大。对于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文化遗产, 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 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 使其得到更好的发扬与宣传。当然, 要处理好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关系, 防止过度开发, 超越其承受能力。要使开发和保护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 最终实现双赢。

4.保护与继承

保护文化遗产, 继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尤其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当前, 人们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继承缺乏科学的认识。一是年轻人不愿意继承;二是有些文化遗产传人不愿意外传“手艺”, 加剧了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短缺;三是部分政府机构在保护物质文化遗产时, 盲目跟风, 追求形式, 忽略对文化遗产本身历史背景和文化特征的了解, 不清楚应该继承什么。这些问题是传承文化遗产的主要障碍。随着社会的发展, 保护文化遗产应该摈弃狭隘的个人利益至上观点, 站在人类共有财富的高度, 传承历史文化遗产, 同时用批判的精神继承文化遗产,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二、用镜头保护文化遗产的优势

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随着时间的流逝, 文化终会在时间的冲刷之下, 逐渐失去原貌。摄影的真实性、瞬间性、凭证性、不可复制性的特点确立了其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地位。

(一) 摄影具有保全性和保真性的特点。

摄影能定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貌, 切实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通过摄影拍摄的照片和视频能够较客观地记录文化遗产的真实面貌, 不仅可以记录文化遗产的历史及发展过程, 为文化遗产的发展与保护提供较丰富的图片、视频资料, 而且可以跨时空地传递文化遗产的文化信息。

(二) 摄影能激发人们的保护意识, 有利于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

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全民参与[3]。公众保护意识和责任感的增强, 需要大家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态、价值和意义的认识。通过镜头的渲染功能, 可以使原本枯燥无味的、毫无生机的画面或场景迸发出活力和激情, 从而刺激人们的视觉, 使人产生震撼和感动, 进而激发人们的保护意识。同时, 摄影作品不仅仅是画面的信息传递, 更包含摄影师对摄影对象的情感。好的摄影作品能与观众产生共鸣。这种共鸣有助于大家树立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和责任感。另外, 摄影是构建信息化文化遗产平台的重要条件, 大量的数字摄影作品, 将形成巨大的文件库, 将文化遗产相关资料信息化, 最终起到真正有效保护并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

三、镜头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 尊重文化遗产的事实性, 客观真实地记录文化遗产。

在用镜头保护文化遗产的实践中, 要充分尊重文化遗产的真实性, 用客观的态度拍摄文化遗产, 不过于夸大, 不刻意摆拍。最原始的文化遗产, 也许并没想象中的完美无瑕, 但能给欣赏者最直观的、最真实的感受。摄影者不应助长浮夸的创作之风, 夸大其词, 刻意摆拍, 制造出大众所期待的假象。如若这样, 作品失去真实与自然, 就少了几分厚重感, 难免给人浮夸、躁动之感。因此, 过于夸大不仅不能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 反而会适得其反, 破坏我们的文化遗产。最自然的, 最真实的、最淳朴的画面和照片, 最能打动人的内心[4]。因此, 拍摄文化遗产最主要的创作方式就是以真实自然为师, 尊重事实, 自然呈现。当然, 我们强调真实、自然, 并非否定使用一定的摄影技术和技巧。运用摄影技术和技巧, 可以增强真实和自然的程度。

(二) 突出主题, 塑造精神, 重视文化遗产的全面性。

摄影作品要求主题鲜明, 要点突出[5]。拍摄文化遗产时同样要突出主题, 使人看到摄影作品便深刻理解摄影作品的含义。只有既重视文化遗产的外在形式, 又重视其深刻内涵的拍摄, 才能做到“全面性”。在拍摄历史文化遗产前, 应做好充分的准备, 全面了解要拍摄的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 深刻理解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同时, 摄影师要尊重拍摄对象和地方习俗, 入乡随俗, 不要违背当地的传统习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其深刻的内涵, 才能知道要表现的主题, 才有可能用好的立意构图、用光或调动拍摄对象满足自己的需求。

(三) 巧用技术, 产生共鸣, 强化人们的保护意识, 促使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

照片是无声的语言, 传递大量的信息[6], 一图胜千言。通过一定的摄影技术和艺术加工的照片, 人们不仅可以感受到其深刻的内涵和思想, 更容易产生共鸣。共鸣是接受或者采纳观点的表现和催化剂。因此, 要巧用摄影技术, 精心构思, 捕捉时机, 拍摄出容易引发人们共鸣的照片。同时, 通过举办影展或者其他活动, 悬挂、展示、播放这些照片, 使参观者、观看者产生心灵的震动和共鸣, 从而激发和强化保护意识, 使他们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者和参与者, 促使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

当然, 摄影仅仅是文化遗产保护诸多手段中的一种, 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 其优势明显, 但是也存在不可抗拒的弱点。我们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 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http://baike.so.com/doc/4432812.html.

[2]江郁之.中国油画藏品修复中的文化保全问题[J].新美术, 2010, 02.

[3]单霁翔.文化遗产保护应该是一项全民参与的事业[J].群言, 2012, 05.

[4]茅正圆.回归民俗的生活世界[D].华东师范大学, 2011, 04.

[5]颜志刚.摄影技艺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