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俗（精选9篇）
社会风俗 篇1
清末, 江苏女学兴起, 西方的科技文化知识、男女平等观念、文明礼仪与生活习俗等得以在女性群体中广泛传播, 并为很多女性所接受, 女性的思想观念日渐发生极不寻常的变化, 进而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社会风俗。
一、清末江苏女子教育的发展
清末, 全国女学勃兴。江苏各地不同程度创办了蒙养院、女子小学、中学与高等师范学堂及女子师范学校与实业学校等, 较早形成了完整的近代女子教育体系, 并在兴办近代女学过程中创下了许多个“第一”。
早在1897年冬, 梁启超与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发起创办了上海经正女学, 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女子学校。该校中西文兼学, 采用班级授课制, 学堂组织全由女子担任, 打破了单一的男子教育形式, 为近代国人创办女子教育之滥觞。1904年, 无锡人侯鸿鉴创办私立竟志女学, 分师范、中学二科, 是为当时中国创办最早的女子中学校之一。当时女学教育相对发达的浙江省在1912年才出现女子中学教育[1], 其他省份则更晚。同年, 为适应江南丝织业的发展需求, 泗泾人史家修募集款项于上海西门外斜桥设立女子蚕桑学堂, 以扩充女子职业, 挽回我国利权为宗旨, 分预科、本科及选科, 招收十五至三十五岁身体健康的女子入学, 授以国文、数学, 以及载桑、养蚕、制种、缫丝之法, 以培养实业人才和专家, 是为我国自办女子专科职业教育之始。江苏女子医务教育的起步也很早。1904年, 出生于中医世家的绅商李平书与广东番禺著名西医张竹君女士因悯中国女界疾病之苦、生产之危, 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创办了上海女子中西医学校, 招收女学生四十名, 延请名师, 分授中西医学及各学科。张竹君担任校长, 并亲授西医课程, 李平书则亲自讲授中医课。同时在校侧开办附属女病医院, 作为学生实习之场所。这是国人在上海创立的最早的女子医学校, 也是中国最早的女子医学校之一。另外, 江苏的女子体育、艺术教育均走在时代的前列, 创办于上海的中国女子体操学校和女子美术学校, 亦为中国女子体育、艺术教育之嚆矢。
正是在这种开全国风气之先的近代女子教育影响下, 江苏产生了一个规模可观的女性知识群体, 冲击着中国传统的女性观, 改造着落后、保守的社会习俗及传统的伦理观念, 在近代社会的变革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正如时人所议:“据此进化机关实在女子, 盖女子者, 教育之起点, 社会之元素, 风俗之主人也。”[2]
二、婚姻自由风尚的扩展
中国传统社会, “为女子者, 每逢论婚, 辄羞缩不言, 一任父母所命”。[2]因此, 婚姻关系往往“不成于人而成于物, 不因于感情而因于势力, 男女之当事者, 非为其自身而嫁娶, 乃为他人而嫁娶, 非为其人生幸福而缔缘, 乃为其门阀地位而缔缘”。[3]女子接受近代教育之后, 这种状况开始出现变化。由女学发展而衍生出的一些女子报刊与女性团体都把主张婚姻改革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来大力宣传。如丁初我主编的《女子世界》登载的《女子家庭革命说》, 陈志群主编的《神州女报》刊登的《女子家庭革命论》等报刊, 都对传统婚姻家庭的弊端陋俗进行了大胆揭露, 主张男女平等、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家庭革命等。这些思想的传播极大地推动了辛亥时期人们婚姻观念的转变, “其论婚也, 选择则归之父母, 而可否仍决于一己, 男女相悦, 即可请命于父母以成其事。日后如何治家营业, 如何教育儿女, 和舟共济, 不相牵制”。[2]
新知识女性不仅在言论上宣传主张新的婚姻家庭观念, 而且在行动上摒弃旧的婚俗观念, 树立了女子新形象。常州才女陈衡哲不愿听从父母安排的婚姻, 在大姑母的支持下决意抗婚, 寄居于苏州农村的大姑母家。两代女性的抗争使陈衡哲的父亲最终收回成命。抗婚的胜利实现了陈衡哲婚姻自由的愿望, 并为其开拓了锦绣前程, 1914年清华学堂招收第一批官费女留学生, 她在大姑母的鼓励下积极赴京应考, 成为我国早期留美女学生之一。[4]无锡的杨荫榆也由其父母做主定亲。婚后, 她才惊愕地发现其夫是一位低能儿, 愤怒中返回娘家。后在兄长支持下, 进入女子学校读书成材, 并数度出国留学, 回国后终身从事教育事业。
伴随婚姻家庭观念的变革, 作为婚姻外在形式的繁文缛节的婚礼旧俗也逐渐为人遗弃, 出现了“文明结婚”、“新式婚礼”。清末报刊常有关于举行新式婚礼的报道, 如《申报》、《民立报》、《女学报》就时常报道自主结婚的婚例, 以宣传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的思想。如江阴女学生吴丽玉与王君某举行结婚典礼, 参用新式, 摒除旧俗, 为江阴地区空前之举, 极一时来宾之盛, 婚后, 夫妻还一同游学日本。江苏金山人华吟梅, 少时受新思想的影响, 胸怀振兴华夏、提倡女权之志。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 入上海天足学校就学, 假日回家, 常宣传读书、放足, 后组建天足分会, 任浦南天足分会部长。宣统二年 (1910年) , 她与庞镜如在上海西园举行文明婚礼, 开乡里新风尚。曾就读于吴县甪直镇甫里小学女生部的殷小菊, 与其丈夫严良才是甪直镇第一对自由恋爱而结婚的新式青年, 他们的婚礼由郭沫若亲自主婚, 在当时的甪直地区轰动一时。[5]“五四”之后, 自由结婚、文明结婚之风日渐流行, 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所谓的“古有迎亲之礼, 晚近不用者多。比年以来, 盛行新式结婚仪式。倡于都会商埠, 而内地亦浸行之”[6]的说法正是这种现实的反映。
“婚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特定文化环境中女性的价值定位和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动”。[7]20世纪初, 女子追求婚姻自主, 奋起抗争旧的家庭观念和礼俗, 使中国传统婚姻风俗遭受了第一次巨大冲击, 而这与清末女子教育发展所带来的女智日开基本上是同步的。
三、缠足、溺婴陋习的式微
女学的兴起, 新知识的传播, 使受过教育的女学生自觉戒除陋习, 传统的缠足、溺婴等社会风气式微, 社会风俗进一步更新。
早在清康乾年间, 袁枚、俞正燮等人就力倡放足, 但未产生实际效果。1907年, 清政府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 明确规定“女子缠足最为残害肢体, 有乖体育之道, 各学堂务一律禁除, 力矫弊习”、“务劝令逐渐解除, 一洗积习”。[8]一时间, 江苏女子学校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明文规定不收缠足的学生, 如已缠足的则必须放足方可入学。加之, 由近代女学发展而产生的《女学报》也大量刊文频频发出不缠足的呼声, 女子逐渐有了不缠足的倾向, 部分觉悟女性还勇敢地作出了表率。1904年12月31日的《警钟日报》曾报道江苏省埭溪发蒙学堂女学生蔡爱花在其具有新思想的兄长蔡缘农的鼓励下勇敢放足的事迹, 据说埭溪发蒙学堂为她开了一个放足纪念会, 蔡缘农还特地作《放足歌》为贺。各地女学堂成为推行天足运动的最佳场所, 愈是女学发达的地区, 天足运动的推行愈为快速。民国初年, 不缠足的女子已到处可见, 尤其城市中已有一批女性不再缠足。
近代女学的发展不仅大大推进了禁缠足运动, 而且将体育运动逐渐引进了女子学堂, 江苏的女子学校大都开设有体育课。据1910年10月22日《时报》报道, 常州武阳公立女学与私立丰园女学在白云渡育志小学外操场联合举行运动会, 女学生表演了普通体操、球戏、应用体操、竞争游戏等;1911年4月9日, 上海爱国女学举行春季运动会, 各地女学纷纷前往参观, 女学生表演了哑铃、徒手操、体操等十九项运动项目。不仅如此, 江苏还创办了一些专门的女子体育学校, 如1905年汤剑娥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子体操学校 (后改为中国女子体育专门学校) , 陆礼华创办了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等, 造就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女子体育骨干, 促进了女子体育事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 女子体育的发展, 使缠足陋习最终被社会群体所广泛唾弃, 从而解除了近代女性身体上的束缚。
溺婴陋习, 在我国历史上早已有之。近代以来, 因“妇女不习操作, 嫁娶又费厚奁”, 故“民间生女, 或因抚养维艰, 或因风俗浮靡难以遣嫁, 往往有淹毙情事”。[9]溺女之风盛行, 直接导致男女性比例严重失衡, 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近代女子教育兴起后, 女子在学校中学得一技之长, 走向社会, 可以自谋职业, 社会视女子为累赘的观念逐渐松动。加上女权思想的传播, 女子社会地位的提高, 社会上反对溺女呼声日渐高涨, 民间溺女的状况有所改变, 这可以从各地男女比例的变化对比中略见一斑。如:1881年男女比例指数, 松江131.1、奉贤114.7、青浦126.7、金山142.2、川沙125.2、南汇105.6;到1930年, 上述地区男女比例指数则依次为107.5、103.1、109.9、109.9、103.1、103.1。[10]
概而言之, 清末江苏女学发展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不胜枚举。可以说, 正是江苏近代女子学校教育促使女性精神进入新的层次, 形成了新的知识结构、新的价值观念, 以及新的选择和追求, 并成为反对旧俗陋习的先觉者, 从而推动了江苏近代社会的文明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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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林吉玲.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发展史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105.
[7]罗敏.女性与中国近代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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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年十一月条[M].北京:中华书局, 1958.
[10]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 (1860——1916) [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4:469-470.
社会风俗 篇2
二、实践时间
三、实践目的
为响应我校对此次寒假社会实践活动的具体要求，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传统文化学习践行活动，弘扬优良社会风气；拓展学习资源和发展空间；激发学习兴趣，增进生存体验；形成服务意识，强化社会责任。
四、实践内容
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我在饮食、文娱及传统活动等方面对沅江市的春节文化习俗进行了调查。
春节是我国一个古老的节日，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如何过庆贺这个节日，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的风俗习惯，然而各个地区风俗不尽相同。据调查，XX市的春节习俗主要可以概括成：二十三，打扬尘、送灶神；
1、二十四，过小年：二十九，贴春联；大年三十熬一宿；初一崽，初二郎，初三初四拜街坊；大年初六，把店开；七不去，八不归；正月十五，挂灯笼。
2、二十三，打扬尘、送灶神：打扬尘的意思就是大扫除。
一般这类清洁平时是不太做得，但等到要过年的时候，就要把房间彻彻底底的清扫一遍。湖南话为“打扬尘”。每次，我家在二十三这一天打扬尘，最重要的事就要擦窗户，尤其是室外那一侧面。一年积攒的灰尘要在这一天清理的干干净净，更好的迎接新的一年。
除了打扫，就是祭灶神了。家家户户要将灶台、几案、锅碗瓢盆打扫干净，在灶神像旁贴上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并在灶前供上贡品，我家一般用香油，但也有用糖果之类的。全家大小要在这时行礼许愿。
3、二十四，过小年：关于小年，XX各地过的时间有些差别。
XX等大部分地区视农历腊月二十四为“小年”，XX等地以二十三为“小年”，而XX等地却以正月十五日为“小年”。不过我家的小年就是这二十四这天。过小年是过年的开幕式，从这一天开始，喜庆的气氛持续到元宵。从这天开始，餐桌上就会大鱼大肉不断，一直到元宵过后。
4、二十九，贴春联：春节时张贴对联由来已久。
对联源于古代的桃符。清人所著《燕京岁时记》中说：“春联者，即桃符也。自入腊以后，即有文人墨客在街头书写春联，以图润笔。祭灶之后，则渐次粘挂，千门万户，焕然一新。”春联最能体现出春节喜庆的氛围。
5、大年三十熬一宿：全家团圆聚饮，菜肴有余有剩，叫吃团年饭。
吃饭的时间是不定的，从凌晨到晚上十二点都可以，这段时间会听到各处都有鞭炮声，表明就是哪一家开始吃团年饭了。
说到这里要讲讲鞭炮了，过春节放鞭炮是一个古老的民俗，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旧时放鞭有两个意思，一是为了驱鬼迎神、祈祷五谷丰登：二是为了增加节日欢乐的气氛。现在更多的是增加节日气氛了。
不过现在很多城市禁鞭，无形中削弱了过年的气氛，不过湖南好多地方过年从来就没有禁过鞭。除夕这天晚上，就要放三次鞭炮：一次是在吃团年饭时放，意思是告诉人们吃团年饭了：再一次是在新年钟声敲响是放，意为辞旧迎新；另一次就是早上开门时放，表示迎来一个崭新的美好的年头。
6、初一崽，初二郎，初三初四拜街坊：这句俗语讲的是大年初一儿子要携妻带子给自己的父母拜年；而大年初二是一家人回娘家给岳父岳母拜年：初三初四街坊互拜。
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湖南人特别重礼节，常以情义待人。这几天，街坊邻里们都纷纷走出家门，互祝“过了一个热闹年”。拜年时，主人会放鞭炮以示喜庆。
7、大年初六，把店开：初六取六六大顺之意，很多商家也会选在这天开门大吉，以祝愿在新的一年里，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同时，一些在外地工作的人也会选择这一天离家外出工作，民间谚语：“三六九，往外走”，所以这几天民航，铁路，公路等交通系统人流量会大大增加。
8、七不去，八不归：到了初七初八，湖南人讲究“七不去（念ke去声，家乡话发音），八不归”’意思是初七不外出，初八不回家。初八这一天，“八”取“发”之意，工厂上班，商家营业，一切活动都恢复正常。以后，熟人见面，互道“请拜个迟年！”
9、正月十五，挂灯笼：正月十五，古称上元节，又名灯节。
有俗语说：“三十夜的火，元宵夜的灯”。元宵观灯多是用篾扎纸糊的各式灯笼，有的挂于门顶屋檐，有的就是手拿着去游街了。这一天家家点烛于灶台屋角，户户煮食元宵团。一到晚上便热闹非凡，不论大人小孩都会手持灯笼上街去赶庙会、唱大戏、耍狮舞龙、骑竹马等迎春文艺活动，还有猜灯谜等等，通常是喧闹通宵，故名闹元宵。
其中以舞龙灯最为普遍，乡下的舞龙的队伍是最多的了，民间认为耍龙可保清吉，所以“龙”所到之处，鼓乐齐鸣，鞭炮不绝，大家多会赐上一个红包。湖南人拜年、看龙灯、放鞭炮之外，还有唱花鼓戏，至于正月十五吃元宵这一点全国各地全都一样吧，就不多说了。
五、实践总结
春节是中华民族阖家团圆的节日，人们在春节这一天都尽可能地回到家里和亲人团聚，表达对未来一年的热切期盼和对新一年生活的美好祝福。
春节不仅仅是一个节日，同时也是中国人情感得以释放、心理诉求得以满足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一年一度的狂欢节和永远的精神支柱。这些年，随着科技的发展，相隔遥远的家人，朋友一年中有很多机会能相见或交流，所以人们对春节的团圆变得不那么重视了。
社会风俗 篇3
一、认同当时政治变革及革命政策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较为落后。20世纪后, 英、法将云南视为侵略目标, 云南各族人民处在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剥削下,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此起彼伏, 这种云南各族人民反对双重压迫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 促使云南各民族人民对近代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非常认同。这种认同的结果, 使云南成为较早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 并在起义成功后, 成立了代表资产阶级的云南军政府。
云南军政府为维护资产阶级政权, 除了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外, 还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变革, 建立新的社会生活秩序, 他们把改良风俗变成了一项具体的任务。
1. 社交礼俗的演变。
传统的社交礼俗中, 称谓、见面礼等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 作揖、拱手、跪拜、请安等陋习是人们的见礼。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于1912年3月2日发布改变称谓的命令, 要求各官厅人员以官职相称;民间用“先生”、“君”等称谓, 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旧称。同时废止封建礼制, 改跪拜礼为鞠躬礼仪。1912年8月, 国民政府颁布的《礼制》, 用法律形式, 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云南军政府为此发文, “提倡文明礼节, 废除跪拜而代之以‘鞠躬’”[1]。在公文改革时, 要求废除带有封建等级关系的旧式的文书种类。根据有关史料记载“旧习相沿之各种禀牍杂式, 除履历禀仍可沿用外, 所有红白禀、夹单、申、详、手折等式, 一律禁用。”[2]规定在各级机关处理公文时, 废除封建等级称谓和陈规旧习, 用机关名称、官职、长官姓名直接签发;取消表示封建等级的所谓“抬头”制;以“中华民国”纪年代替封建帝王年号纪年方式。
2. 废除男子薙发恶俗。
男子薙发留辫是清朝统治者为维护封建统治, 向人们灌输“一若土地可失而发辫不可失, 利源可失而发辫不可失, 政权财权皆可失而独此发辫不可失”[3]的思想。男子薙发这是资产阶级革命者最为反对的风俗之一。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通令全国剪辫, 剪辫形成高潮。1912年3月6日临时政府颁布《大总统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云南军政府及时发布政令“提倡剪发剃头, 废除满清专制时代男女蓄发编长辫子的陋习”[4]这一政令后, 在革命党人的动员下, 剪辫之事得到云南人民的认同, 人们遵照政府的法令, 纷纷剪辫, 形成剪辫高潮。
3. 历法的演变。
古代封建统治者采用以帝王年号纪年的方法, 辛亥革命后,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于1912年1月2日, 发布“改历改元”通电, 规定“中华民国”改用阳历, 以“中华民国”国号纪年。云南地方政府和人民认同并应用了这种历法。
4. 改变妇女缠足的生活方式。
中国妇女的缠足有悠久的历史, 它是束缚妇女身心的枷锁。在破除缠足陋习过程中,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劝禁缠足令》。云南地方政府在民国三年 (1914年) 颁布《云南通省妇女惩罚令》;1917年1月, 云南地方政府又公布实施《女子缠足惩罚条例》;1923年1月, 昆明成立了天足会, 先后开10余次演讲会, 并编印《会刊》, 劝导妇女放足。在昆明市政督办的倡导下, “天足运动”在昆明逐步被大家认同, 并取得很大成绩, 在《昆明近世社会变迁志略》中, 就“天足运动”的成功有这样的记录:“民国以来, 女学业与青年女子无有缠足者, 再一二十年, 此风可以画绝, 实好之幸福。”[5]
辛亥革命后, 在云南掀起的剪辫、易服、礼制、历法、禁止妇女缠足等声势浩大的移风易俗、革故鼎新的潮流, 是在政府的行政命令被人们广泛认同后, 才能得以顺利实施, 并且在短时间内形成了新的习俗。
二、认同社会经济发展及西方物质
近代时期云南在开埠通商、滇越铁路通车和抗日战争大迁移等事件后, 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 为风俗演变提供了物质基础。
1895年, 云南被迫开埠通商, 虽然这增强了资本主义对云南的掠夺, 但是也带来经济的发展, 人们逐渐认同了开埠通商。为此, 宣统二年云贵总督李经羲奏自设商埠得到清廷认准, 1905年, 昆明自埠通商。
1910年, 滇越铁路正式通车, 进一步发展了云南的工商业。据记载:“昆明市在滇越铁路通车后, 商业店铺已达9751户, 其中布店就达484户, 比通车前的177户增加了1.7倍。”[6]在1930—1937年期间, 万商云集于昆明市;民国24年 (1935年) , 共有各业商号 (店) 5242家在昆明市内。由于人们日益增长的新式日常用品的需求, 一批近代工业逐步在昆明创办起来, 民族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到19世纪后半期在全国兴办洋务的大气候影响下, 昆明的采矿、玻璃、制币、火柴、鞋帽、制革、卷烟、食品、公用事业、机具等部门和行业亦相继产生了近代工业。”[7]据1935年统计, 昆明的近代机械化工厂达到29家。
同时, 云南的商业经济得到极大发展, 洋货充斥云南市场, 人们认同了新的物质生活方式, 使生活发生了近代化变革。比如:在衣着方面, 衣料从土布变为洋布, 据史料记载:“到清末, 大量外棉、外纱输入, 昆明板桥、前卫、官渡、普吉一带的农家都改以洋纱织布, 民间纺纱业无形中消失。”[8];在饮食方面, 西式糕点、西餐进入市场;在交通工具方面, 民国初年出现了代替了轿子的人力车。随后, 火车、汽车、自行车等新式交通工具先后在云南出现, 为出行带来极大便利, 并很快得到人们认同和欢迎。
抗战期间, 许多高等学校和沿海各地的工商企业纷纷迁往云南, 据统计, 1940年在昆明地区的主要工厂企业已经达到80个, 有较为齐全的门类, 产量也增长得很快, 渐渐发展成为西南大后方8个工业中心区之一, 是抗战时期重要的工业支柱。
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认同, 为近代云南风俗的演变提供了物质保证。
三、认同西方文明
在云南开埠通商之后, 首先被接纳和认同的是西方物质文明, 一些物美价廉、方便简洁日用洋货, 很快就占据了云南的城乡市场。人们在使用这些洋货的同时, 对西洋事物的态度渐渐改变, 从最初心里抵触西方物质文明, 变为认同并崇尚, 使云南传统的生活习俗带来了近代文明的气息。
留学生在传播西方文明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外国不仅学习先进知识, 而且他们还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随着他们的归国, 把西方先进的思想、知识和生活方式带了回来。他们大多从事军政、教育等, 并有许多位居要职, 号召力和影响力极强, 无形中带动了云南风俗西化。
外国传教士在云南一些地区设立了学校, 招收当地的贫民子女学习。虽其目的在于实施文化侵略, 但在客观上对传教地区, 尤其是对居住在山区的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素质的培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传教士创造了苗文等, 使文化传播有了载体, 推动苗族社会的进步。同时, 教会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医院、诊所, 不但解除了少数民族人民的一些痛苦, 而且极大地冲击原有的神灵观念, 促使这些民族在观念上嬗变, 为近代科技文化的进入创造了条件。
生活在近代云南一些地区的彝族、苗族、傈僳族的宗教信仰改变较为突出, 不少人成为洋教的信仰者。例如, 19世纪末20世纪初, 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保罗·维亚尔 (汉名邓德明) , 到路南地区传播天主教, 发展了第一批彝族天主教徒。据《云南多少数民族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研究》统计:禄劝县解放初有6000多人信基督教, 其中少数民族占90%。由于信仰的演变, 使部分少数民族的生活陋俗受到冲击。在原始宗教的信仰中, 为求平安吉祥, 人们要进行各种祭祀活动, 极大耗费资财;在婚丧嫁娶时, 也是大肆讲排场, 这些活动消耗了大量的财物, 给人们生活增加了负担。洋教的教规规定:不贪他人财物;不准吹大烟;不准赌博;婚丧节俭等, 这些对改变当地的旧俗起了很大作用。传教士还把西方的文明带到这些地区并取得当地民族的认同, 如讲卫生、漱口刷牙等, 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
四、认同社会观念的改变
自滇越铁路的通车, 加强了云南与外界的交流, 在输入商品、设备、交通工具、人员的同时, 西方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也随之传入云南。资产阶级追求的自由、平等的观念逐渐被认同, 促使云南的社会观念开始改变, 成为社会风俗演变的精神动力。
1. 服饰变革。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 服饰被赋予了浓重政治色彩, 清代衣冠服饰有严格规定, 官职高低、行业不同, 衣质和服饰亦各异, 以此来标明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因此, 服饰的变革一直是革新的重要内容。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制定服装的图式时, 孙中山说道:“此等衣式, 其要点在适于卫生, 便于动作, 宜于经济, 壮于观瞻。”[9]辛亥革命后, 对服饰的变革得到云南各族人民的认同, 当时云南的服装有很大变化, 在《昆明近世社会变迁志略》中记叙道:“近则风气大变, 男则多尚洋装一袭, 类至千金, 毯冠革履, 无不奇昂……若女子服饰, 争奇斗艳, 达于极点。……发必烫之……废弃其袜, 甚至革履镂空, 趾甲亦染以色……”[10]
在城市服饰发生重大变化时, 处在山区的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服饰也有很大变化, 虽然各地民族服饰变化不尽相同, 但总趋势是男女服饰多改为汉装。如1990年版《昆明市志》有这样的记载:白族表现在“青年女男服饰大有改变, 多中山装、西装。”[11]傣族表现在“除老年人还保留着本民族的服饰外, 年青的妇女和男青年已和汉族穿着相同。”[12]
2. 婚丧礼俗的变革。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一书中写道:“近代以来, 伴随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侵略, 人们社会生活观、道德观、人生观的变迁, 传统的人生礼俗也在变……民国以后, 各种人生礼俗的变化就更大了。婚丧礼俗首当其冲。”[13]
传统婚俗多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 从择偶到正式结婚, 经历多个程序, 婚礼形式繁杂冗长且耗资巨大, 给当事人造成极大的经济负担。为此, 变革婚姻习俗被视为改造中国社会的一项具体任务。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云南的婚俗也发生了演变。据史料记载, 在宣统三年 (1911年) 首次出现在餐馆中举行婚礼的现象。在民国初年, 云南地方政府就号召“文明结婚”。1915年, 官方正式印制“结婚证书”, 以取代旧时“婚约”, 新式婚礼渐渐增多。史书记载:“近日行新式结婚礼, 则多于公共礼堂宣读结婚证书, 由男女及主婚人、介绍人、证婚人等以次于证书内盖印, 并由男女交换证物, 并向主婚、介绍人、来宾行三鞠躬礼或一鞠躬礼, 不似旧仪之繁缛矣。”[14]1934年8月, 《新生活运动纲要》公布后, 昆明曾先后举行过多次“集团 (体) 结婚”。
传统丧礼繁杂奢靡, 道光年间的《昆明县志》曾记载:“丧礼则旧俗尚奢, 凡吊客皆宴待, 酬赠必丰, 以致缺乏而有停丧不举者。”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丧葬陋俗进行批判, 倡导新式丧礼。
新式丧礼变革逐渐被云南认同和实施, 演变的趋势有丧服简单化、丧期缩短、出现西式丧礼。在《续云南通志长编》中有这样一系列记载:“省会则仿西俗, 于左臂缠黑纱, 亦尚有饩羊遗意焉。”[15]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昆明有些人已经在手臂上缠黑纱代替穿孝服。“前清居父母丧, 均二十四个月或二十七个月。……近则古礼尽废, 往往于柩前饮酒食肉, 未期而娶, 亦话不为怪矣。”[16]“近亦有改四叩首为三鞠躬”[17]等, 人们通过采取追悼会的形式纪念亡者、寄托哀思。
3. 在生活中出现西化的倾向。
这不仅表现在对物质的追求, 而且表现在对精神上的追求。“在当时云南文化思想领域众多的‘革命’中, 最受重视、最猛烈、影响也最大的是‘道德革命’”[18]辛亥革命后, 民主制度的确立, 激励了人们对西方民主社会的向往, 谁接受西方习俗, 谁就是文明维新, 否则就是冥顽不化, 被人耻笑。效仿西方, 甚至成了是否革命、是否进步、是否保守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志。当社会风气呈现出追求奢靡、讲究时髦的状况被认同时, 导致了社会上各类消费性行业的发展。一时间, 昆明显贵高官、政要商贾云集, 机关、学校、医院、商号、工厂、洋行、银行、教会、市政设施数量居全省之冠。根据记载“是时风气为之一变, 一般暴发之家、浮华之人, 无不趋于时髦……”[19], 随着物质消费的变迁, 人人渐渐养成了追逐新奇时尚、奢靡浪费的风气。针对这一现象, 有人在当时昆明的《滇声报》上大声疾呼:“近来有维持风化之贵者, 服则而缎, 食则洋食, 吸则纸烟, 饮则洋酒, 上行下效, 一日千里, 进步之速, 速则速矣, 其如经济何!”[20]
随着新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的输入和被认同, 使近代云南社会风气大开, 传统的虚骄保守、顽固排外之性得到改变, 形成务实求新、开放进取之风。社会观念的改变推动着社会风俗的演变, 新的风气和习俗得到了确立。极大地冲击了云南封建、愚昧、保守的风气, 原先较为封闭的社会, 逐渐趋向开放, 推动了云南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综上所述, 近代云南在开辟商埠、滇越铁路通车、辛亥革命、抗战南迁后, 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巨变。社会风俗作为社会意识诸形态的一种, 必然会产生急风骤雨的变革, 而民族文化认同是云南近代风俗演变的前提。
摘要：民族文化认同是指人与人之间 (或个人与群体之间) 对其拥有的共同文化的认可, 其表现为人们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社会风俗作为一种社会规范, 对人类社会有重要的影响, 这种影响是通过对民族文化认同而发生的。云南近代风俗在短时期内发生了急风骤雨的变化, 为历代少见, 这是通过当时的政治变革、社会经济发展、西方文明、社会观念的改变等因素对民族文化认同的结果。
关键词：民族文化认同,近代云南,风俗演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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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云南省历史学会.云南辛亥革命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1:372.
社会风俗 篇4
系部民称：中国语言学院
专业：少数名族语言（维吾尔语）专业
班级：2010-1班
姓名：张媛媛
学号：2010102063
实践时间：2011年1月15日至2011年 1月30日（共15天）
一、实践目的：了解维吾尔族人民的生活习惯，加强对维吾尔族人民性格和习俗的了解，增强对维吾尔族语言的学习兴趣，深入的了解维吾尔族，对维吾尔族的认识，进一步的提升。
二、实践内容：去维吾尔族邻居家里做客，通过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以及风俗习惯，参观博物馆里的维吾尔名族的传统服饰及食物，阅读书籍并上网调查关于维吾尔族的禁忌，并由上述方式，对维吾尔民族的风俗习惯得到了深入分的了解。
“维吾尔”是维吾尔族的自称，意为“团结”或“联合”.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以南的喀什、和田一带和阿克苏、库尔勒地区，其余散居在天山以北的伊犁等地，少量居住在湖南桃源、常德等地。
维吾尔族人民在历史上曾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景教、佛教，伊斯兰教传入后，逐渐成为全民族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对于维吾尔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有着广泛与深远的影响。
维吾尔族的住宅：多成院落。房屋呈方形，有较深的前廊，庭院多栽花卉、葡萄、果树，打扫得十分洁净。室内砌土炕，墙上挂壁毯，开壁龛，并饰以多种花卉图案。
维吾尔族的待客之道：维吾尔族是一个十分热情而又好客的民族，每当客人来他们家里作客时，都会受到热情的款待。
客人来到后，主人在门口热情迎接，热情让座和互相问候。
款待客人的第一个程序是请客人喝茶。在喝茶时，要端出馕、方块糖、冰糖、葡萄干、杏干、瓜果及自己制作的各种小点心和饼干。
待客的茶是新烧的，有条件的还用大碗奶茶招待，他们还喜欢把馕掰碎放在碗里，让客人吃好喝好。
喝过茶后，还要做饭招待。用什么样的饭来招待客人，是根据不同的客人来定。如果远道而来的客人，常做“玉古勒”（银丝擀面）来招待，这饭有面有汤，吃了利于解除疲劳；如果是自己的朋友来做客，常常根据朋友们的口味来做各种饭食招待。除此之外，常作包子抓饭、油炸包子、拉条子或炒菜来招待。一般招待客人很少用一种饭菜，而是三、四种以上，让客人既吃到干的,也能吃得稀的，品尝到各种风味，让客人满意。
吃过饭后，进行最后一道程序，那就是用烧茶或用水果。真是服务周到，显示出维吾尔族人热情好客的性格。
维吾尔族服饰:城市妇女多穿西装上衣和裙子；农村男子穿长袍,妇女多在宽袖连衣裙外套黑色对襟背心；男女老少都爱戴四楞小花帽；耳环、手镯、项链是妇女喜爱的装饰品。
维吾尔族的饮食方面：以面粉、大米为主食，喜喝奶茶，佐以面粉烤制的馕。饭菜种类很多，有抓饭、肉粥、拉面、汤面、薄皮包子、烤包子、油塔子、烤肉等。喜欢吃甜瓜、西瓜、葡萄、苹果、梨、杏、石榴等水果。主要吃牛肉、羊肉以及鸡肉、鸭肉、鱼肉；禁食猪、驴、骡、狗肉等。
维吾尔族的婚俗：男女青年结婚时，由阿訇或伊码目（均为宗教职业者）诵经，将两块干馕沾上盐水，让新郎、新娘当场吃下，表示从此就像馕和盐水一样，同甘共苦，白头到老。婚宴要在地毯上铺上洁白的饭单，最先摆上馕、喜糖、葡萄干、枣、糕点、油炸馓子等，然后再上手抓羊肉、抓饭。
维吾尔族的节庆：维吾尔族信奉伊斯兰教。传统节日有：肉孜节、古尔邦节、初雪节等。维吾尔族十分重视传统节日，尤其以过“古尔邦”节最为隆重。届时家家户户都要宰羊、煮肉、赶制各种糕点等。屠宰的牲畜不能出卖，除将羊皮、羊肠送交清真寺和宗教职业者外，剩余的用作自食和招待客人。过肉孜节时，成年的教徒要封斋1个月。封斋期间，只在日出前和日落后进餐，白天绝对禁止任何饮食。
维吾尔族的禁忌：忌食猪、狗、驴、骡之肉和自死的禽畜肉及动物血，在南疆地区还忌食马肉和鸽子肉。进餐时，不能随便到锅灶前，忌用鼻子闻或用手乱摸乱抓食物，最忌讳打哈欠、擤鼻涕、挖鼻孔、吐痰，尤其是放屁。做客时，不要拒绝主人提供的茶水和食品。若客人觉得茶水喝够了，可以用手掌捂一下茶杯口，否则主人会继续为其斟茶。吃馕时，须先由主人把整馕掰开，客人方可动手。如几人吃一盘食物，要吃面对自己的一部分。忌将剩余食物或自己碗中的食物让给别人。忌对长者直呼其名，不能在其面前吸烟、饮酒；遇见长者在前，要从其背后绕行。在北疆地区，还禁止在长辈面前讲诙谐或揶揄的语言。在屋内就座，忌坐床和双腿直伸脚底朝人。接受物品或请茶时，忌用单手。未经主人同意，不得动用主人家的物品。门上挂有红布条，表示妇女分娩或小孩出疹子，禁止外人入内。不能随便与妇女开玩笑。不许在住地附近、水源旁边、墓地、清真寺周围和果树下随意大小便、吐痰或倒脏水。禁止携带污浊之物进入墓地和清真寺。
三、实践结果：深入的了解了维吾尔族的民族风俗习惯，并了解了他们悠久的历史文化，知道了他们的禁忌，饮食，服饰以及民居等。
我国古代的龙舟风俗 篇5
一、中国龙舟风俗的源流
端午节赛龙舟的风俗盛行于中国南方水乡, 是当地人们普遍喜爱的节庆运动。关于龙舟风俗的源流有很多的说法, 其中主要包括:祛瘟疫、龙图腾、庆丰收、祭英雄等说法。同时在纪念英雄人物方面也有很多的人物说, 如屈原、伍子胥、勾践等, 其中影响最大及普遍认同的是对屈原的纪念说。中国湖南西部的沅陵, 这里的人们非常喜爱龙舟运动, 但他们并不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而是纪念他们的先祖盘瓠。沅陵的龙舟风俗起源于远古时代, 且很有可能就是中国龙舟风俗的发源地。历史上人们认为龙舟是为了打捞屈原而向江中扔粽子以防止鱼类啃咬屈原的尸体而逐步演化形成的龙舟风俗。但是在20世纪40年代, 中国著名的学者闻一多先生就曾质疑过上述说法, 他认为:“拯救与祭祀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记载于公元420年到589年中国的六朝时期, 而端午这个节日却早于这个时代, 并且端午节作为纪念屈原的节日, 却又在其出世之后。”在《穆天子传》中, 有记载:“天子乘龙舟, 浮于大沼, 因谓天子之舟曰龙舟。又端午竞渡之舟, 饰为龙形, 亦曰龙舟。”[1]91—93
上述观点说明那时的龙舟也就是纪念龙的节日, 没有提到与屈原相关的内容。《辰州府志》中也记载, 辰在中国的十二生肖中称谓龙, 所以辰州也称谓龙州, 龙也是沅陵的别称。在湖南西部流传着盘瓠的部落的子嗣通过刻有龙形图案的木舟在沅陵各水系游弋招魂, 所以那时的龙舟风俗有着非常强烈的祭祀特征, 这种细长的木舟就是当今龙舟的原始形态。《湖南通志》中有关于龙舟竞渡的最早记载始于武陵。同时《中国资料手册》中也认为, 龙舟节是流传于湖南西部一带的苗家节日。龙舟作为人们竞渡时所使用的工具, 最早是源于对水神龙的图腾崇拜。《大戴礼》中记载:“颛顼乘龙游四海”, 这就可以看出龙舟在中国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 龙舟的作用大概就是人们为了躲避龙的侵害而形成的竞渡习俗。自从《荆楚岁时记》以来中国古代民间就盛传龙舟风俗来源于对爱国诗人屈原的纪念, 而当今学者对这个传说并不相信。他们一般从民俗、文化等视角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与看法, 其中就有闻一多先生的龙图腾祭祀说, 见其《端午节的历史教育》;台湾学者文宗一的祭祀水神说, 见其所著的《九歌中的水神和华南的龙舟赛神》 (1961) ;张建世的探亲访友说, 见其《中国的龙舟与竞渡》 (1988, 华夏出版社) 。另外, 还有人身供牺、祭祀生育之神、送灾、水技锻炼等说法。以上说法大多都有一定的道理, 其实龙舟风俗起源有着不同的考究, 主要是由于各地的特点和原因不同, 所以在具体的起源上不需要追求统一的说法。
二、端午龙舟竞渡的风俗解读
在中国, 龙舟竞赛被纳入端午节的重要活动后, 赛龙舟的影响也逐步扩大, 并成为中国端午节的主要标志。晋朝时期, 周处写了一本《风土记》的书, 上面介绍了端午节竞渡龙舟的场景,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记录龙舟风俗的著作。龙舟的竞渡活动早于端午节习俗之前, 且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在不同时期的竞渡习俗, 如《荆楚岁时记》中记载的五月五日, 还有唐代湖南、湖北等地的春日开始龙舟的竞渡, 晚唐时期有晚春竞渡的习俗。可见, 当时各地龙舟竞渡的时间不一致, 但随着端午节日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 其涵盖的风俗也越来越多, 而龙舟竞渡规模庞大, 涉及人员众多, 就逐步成为了端午节标志性的习俗了。由于竞渡是在水中进行的, 人们幻想水中存在着蛟龙, 于是为了防止蛟龙的侵害, 人们就特意将舟刻画成龙的样式, 以躲避其侵害[2]65—67。龙舟的竞渡之所以选择是在五月五日这一天, 主要是古人考虑夏至与五月五日及端午节的信仰等方面有着重要的重合的地方, 而龙舟竞渡正好承载着人们对五月五日禁忌的驱灾避害心理, 而这种心理正好迎合了龙舟竞渡的文化向往与选择。
中国古代的龙舟风俗有着浓厚的巫术及迷信色彩, 这不但表现在龙舟的装饰与外形上, 而且还表现在龙舟竞渡的仪式上。龙舟竞渡前都有着比较隆重的出发仪式, 根据许多古代的文献描述, 唐朝以前龙舟的竞渡主要是对祭祀及驱灾的巫术行为, 这与如今的龙舟竞渡活动有着巨大的差异。如五月五日的龙舟竞渡活动中“命舟楫以拯之”, 主要是一种招魂仪式, 而在唐朝以前都是以这种为目的龙舟竞渡活动。江绍原认为, 风俗的本意并不表现在其外表上, 而是由于某种需要才形成或改变。这种需要的变化也就改变着风俗的目的与形式。到了明清时期, 中国的龙舟风俗主要是以娱乐为主要目的, 但是整个竞渡过程还是带有明显的巫术色彩, 这也是中国文化传承性的主要表现[3]84—85。民俗学知识认为节日从刚开始形成时起就具备了其自身的性质, 就有了相应的规模与范围。同时节日不但是传承下来的, 而且传承过程中也会产生一定变异。具体说从节日形成之日开始还能保持其性质的单一与稳定, 但是随着其发展与演进, 许多新的活动或民俗不断地加入进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节日原本的性质与活动都会变成综合性的风俗。我们知道端午节主要是与夏至的天象位置相关的, 且夏至所在的五月份被认为是不详的时间段, 龙舟风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与发展起来的, 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龙舟风俗作为中国及世界的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中国古人期盼风调雨顺、驱灾避害的美好愿望。其龙舟竞渡活动伴随着中华文化的发展, 今天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传统体育活动, 其浓郁的民族特色被世界民众广为接受与喜爱。同时其对中国民族风格、气节的培养与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龙舟竞渡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的体育项目, 具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特色, 并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龙舟风俗作为集健身、休闲娱乐、竞技于一身的民间体育项目, 已经成为了民间普及, 并具有一定竞技性国家及国际赛事规模的中华民族传统的体育项目。中国古代龙舟风俗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根据龙舟的产生与竞渡运动的实施, 再到两者在时间与仪式上的结合, 最终形成了中国传统的龙舟习俗。这其中的龙舟建造, 人们的信仰与崇拜等都是一种巫术效应, 是社会功能的反映与行为上的表现;二是从龙舟竞渡的准备与进行过程来看, 其各个环节所表达的信息都包含有巫术的内涵[4]19—20。从这些可以看出, 中国古代的龙舟习俗主要是一种驱邪的巫术活动, 其竞渡的活动与目的也都是如此。如今的龙舟风俗所展现给大家的主要是群众的娱乐及游艺活动。而通过对中国古代龙舟风俗的阐述, 更能使人们加深对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认识。
龙舟风俗作为中华传统的民俗文化, 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国流传最为久远, 地域性最广及人民群众热爱的集体民间体育项目, 并集娱乐、文化、竞技于一身。龙舟竞渡风俗虽然经历了几千年及多个朝代的发展与变迁, 但是其发展的过程从未间断过。现今的龙舟竞渡已经越来越淡漠了其早期的巫术色彩, 并成为了振奋人们精神, 祝愿民族美好未来及繁荣发展的传统的体育文化运动项目。千百年来, 中华民族对龙舟风俗有着共同的理念、神灵信仰、文化认同、审美情操等, 并成为中国民俗史中具有重要地位的风俗。龙舟风俗反映了团结协作的精神、拼搏向上的品质, 这正是中华民族所具有和进一步弘扬的民族品质。深入研究与发掘中国古代龙舟风俗所蕴含的内涵, 对唤醒民族的文化自觉, 提升整个民族的集体意识, 增强其凝聚力和自信心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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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吃、穿看朝鲜风俗 篇6
在朝鲜过正月十五。在朝鲜, 正月十五是春节后第一个民俗节日。这天早晨, 我们走访了平壤市东大院区新里1洞第肠居民班的韩忠一家。当我们走到该居民班时, 满是做早饭的香味。韩忠一高兴地把我们引领到屋里。家里充满着节日氛围, 使我们心情愉快。女主人正在厨房准备节日饭菜。一会儿, 餐桌上就摆满了丰盛的菜肴。其中最吸引我们的是药饭。女主人说: “米饭加蜂蜜、香油、栗子、红枣、松仁等, 搅拌均匀后蒸制而成的, 既好吃又有营养。我家做了药饭, 而邻家京哲他们用大米、黄米、大麦、大豆、小米做了五谷饭。”“爸爸, 请您喝吧。这是耳聪酒。”“好, 喝这杯酒, 耳朵好起来, 今年只听喜讯。”韩忠一把儿媳妇敬的酒喝下去, 又吃了用干菜做的菜。自古朝鲜人民在正月十五喜欢吃用9种干菜做的菜, 因为它们是用头年准备的干菜做的, 故称陈年的菜; 或者因为它呈黑色, 故称黑菜。据说, 吃了这种菜当年夏天不会中暑。
吃完饭后, 我们和他们一起去了7楼的宋英石家里。在那里, 人们已经开始了民俗游戏, 十分热闹。在一间房子里, 女人们玩着尤茨游戏; 在另一间房子里, 则一群男子正喊着“将军”“挡了”下棋。在外面, 孩子们在放风筝、玩风车等游戏。看着饶有趣味的民俗游戏, 我们不知道时间怎么过的。傍晚时分, 我们和他们分手, 走向了大同江畔的练光亭。和谈笑风生的人们一起走到了练光亭, 这里已经来了很多人准备赏月。正月十五最热闹的就是赏月。以前, 一到正月十五晚上, 全村人就登上后山赏月, 传说, 谁先看月亮, 谁就走运。朝鲜的很多地方都有望月台、望月楼、望月桥等, 这都是来源于赏月的。很多平壤人就登上牧丹峰浮碧楼观赏从纹绣峰那边升起的圆月和月光下的风景, 因这里风景太美, 故称浮碧玩月, 列入平壤8景之一。“月亮升起了。”有人喊, 我们看, 的确, 圆圆的月亮徐徐升起, 投下皎皎月光。身着民族服装的人们看着月亮高兴得欢呼起来。这一情景越看越是蔚为壮观。别具一格的正月十五赏月, 使人们充满喜悦、浪漫、生机和火力, 更对未来充满了喜悦和理想。
正月十五的五谷饭。米饭, 是朝鲜人的主食。早在原始时代和古代, 朝鲜人以种植穇子、粟、黍子、高粱、黄豆、小豆、稻等来做饭吃了。到了李朝 ( 1392 ~ 1910) 时期, 饭的种类多样, 做饭的方法也有了发展。饭, 大致分为只用粮食作的饭、粮食里掺合一些副材料以使其产生别有风味的饭以及把饭再加工而成的饭等。只用粮食做的饭, 有大米饭和杂根饭。五谷饭, 是杂粮饭中最具特色的饭。五谷饭, 顾名思义是用五种谷类 ( 主要是稻、大麦、粟、黄豆、黍子) 掺合而做的饭。朝鲜人自古有了正月十五用炒紫菜或马蹄叶包五谷饭吃的习俗。用于五谷饭的谷物种类, 按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地区稍有不同, 但主要的还是大米和小豆。五谷饭, 其味香甜, 富含糖质和人体所必需的各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小豆富含医治脚气病、消除疲劳所需维生素PP和B群, 高粱米、黍子、白米、大麦等也含有医治动脉硬化、高血压, 起滋补作用的营养成分。由此, 五谷饭对各种疾病具有医疗效果, 尤其对疲劳、元气低落、全身虚弱、贫血、脚气病有特效。五谷饭成为朝鲜民族饭菜之一, 一到正月十五, 朝鲜人照例做五谷饭吃, 欢度节日。
朝鲜黄豆酱。“生来这世上, 吃起饭来时, 头一次上了瘾的菜, 是我好妈妈动手做酱坯, 亲手做的朝鲜黄酱。浓重强烈的民族香气, 你那味道别有风味, 啊, 我们的黄酱……好呀, 好呀, 再好不过。”这是朝鲜人广泛传唱的《朝鲜黄酱之歌》中的一段。正如歌词所说的那样, 朝鲜人人都喜欢吃用黄豆酱坯做的朝鲜黄酱。对他们来说, 朝鲜黄酱是饮食生活离不开的一部分。朝鲜人很早以来煮大豆, 发酵后放点盐, 做成咸津津稍稠的黄酱, 利用于饮食生活。朝鲜人从原始时代起种植大豆, 把它用于饮食生活。那个时候早已晓得, 把大豆炒或煮, 就既容易消化又好吃。他们把大豆煮熟后, 吃饭的时候作为副食消费所需一定数量, 所剩的保管起来此后再用了。在此过程他们开始懂得了发酵的大豆比起当场吃, 其味道更好、更香、更引起食欲。从此, 开始煮大豆加以发酵后调剂咸淡做成速成酱吃了。此后, 人们根据其经验, 给速成酱放点水和盐, 经过一定时日后, 用筛子过罗, 倒入锅里熬成酱油。所剩的酱油渣子里放进酱坯粉, 再放点盐做成了大酱。到了高句丽 ( 公元前277 ~ 公元668) 时期, 黄酱成了饮食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食品, 随之做酱技术也逐步得到了发展。平安南道江西郡德兴里的高句丽壁画墓墓志铭写道: “动员众多的人进行了大工程。他们吃了大米饭和肉, 喝了酒, 也吃了整整一仓库的大酱。”史书《三国志》里也记有高句丽的做酱本领相当出色的字样。人们大致在11月立冬时分煮大豆、发酵、做成酱坯, 经过两三个月, 把它打碎, 晒阳光, 以1比3的比例放进盐和水, 倒进酱缸子里。腌熟后, 阴历2月之中做酱。从季节上看, 这一时期腌酱, 既不会变质又好熟。因为大酱是各个家庭自个做的, 所以做法和其味道按各家各异。根据大酱味道的好和坏, 也决定那个家庭的品位。所以有“说话多、酱味苦”“沙锅丑、酱味甜”等俗语。通过这些俗话也可以知道, 朝鲜人把大酱并不单纯地看成食品, 而且视为决定一家之品位的食品。人们认为要想把女儿嫁给有规矩的人家, 就要教给她33种做酱方法, 甚而至于把大酱选定为一种彩礼。此后, 黄酱经过渤海国时期 ( 698 ~ 926) 、高丽时期 ( 918 ~1392) 到了李朝 ( 1392 ~ 1910 ) 时期, 其质量更臻完善, 味道更鲜美起来了。如上所述, 作为朝鲜民族传统食品流传下来的黄酱, 今天其味道不仅独特香甜, 而且作为大有作为的保健食品享有声誉。最近, 学者们科学地鉴定黄酱为防癌保健食品之一。学者们深入研究朝鲜人的癌症发病率比起别的国家的人低的原因, 确凿地证明了栖息在酱坯里面的微生物与霉相互混合的状态下是绝对不可能产生黄曲霉素, 从而反证了酱坯制造出抗癌成分。不止于此, 也查明了黄酱增强肝脏机能的事实。黄酱的主原料大豆, 含有各种维生素、钾、磷、铁等人体所需多种营养素和5种皂草苷。黄酱对消化不良、浮肿、淤血、妊娠、贫血、食物中毒、腹泻以及轻度创伤、指头脓炎、风疹、虫咬等也可以用做紧急备用药物。今天在朝鲜, 不仅家家户户腌制酱坯, 而且食品厂也沿用传统土法的同时利用工业方法生产黄酱。黄酱不仅在朝鲜国内畅销, 而且大批销往国外, 大受欢迎。
二、穿戴讲究的朝鲜民族服饰
穿朝鲜裙袄的朝鲜妇女最漂亮。朝鲜裙袄如实地反映朝鲜妇女固有的民族性和审美习惯。自古, 朝鲜裙袄按照纯洁而高尚的朝鲜妇女的志向, 在其形式上得到和谐发展。朝鲜半岛三国时期的长袄渐渐改变为短袄。与其相反, 裙子变得更长更宽。朝鲜妇女身穿短袄与长而宽的裙子, 显得身材苗条。裙子的细皱轻微摆动的时候, 人们可看到朝鲜裙袄独特的律动。每当看到朝鲜妇女穿的裙袄时, 最引人注目的是朝鲜袄领子边上贴的白色补领。挖得很深的领子上贴的补领, 是朝鲜裙袄固有的组成部分, 是象征纯洁无比的朝鲜民族服装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朝鲜妇女喜欢纯洁和洁白。她们虽然选择各种颜色布料做裙袄穿, 但是一定选择白色布料做补领。这样, 民族服装显得更加美丽。固定在朝鲜袄上的一对飘带, 是只能在朝鲜裙袄上才能看到的富有装饰效果的独特要素。朝鲜裙袄的花纹和颜色也很优雅。朝鲜妇女因为喜欢浅而鲜明的颜色, 所以选择明亮颜色的布料做衣服, 细腻而生动的花纹跟布料底色很协调。裙袄花纹随着裙袄的变化不断得到发展。几何纹、) 自然纹、植物纹、动物纹、字体纹等多种多样的朝鲜裙袄花纹, 在其主题和内容上大放异彩。年龄、职业、容貌各不同的朝鲜妇女, 在节日自不用说, 在平时也爱穿裙袄。穿上朝鲜裙袄的她们显得格外漂亮。特别是, 穿白色短袄和黑色裙子的样子, 象征着纯洁而干净、坚强而朴素的性格。通过它, 我们可看到朝鲜妇女的外柔内刚的品性。结婚那天, 朝鲜妇女穿民族裙袄, 成了传统。穿着明亮而优雅的裙袄的新娘, 就像一朵花一样漂亮极了。通过朝鲜婚礼, 我们能够充分了解到珍视并热爱民族性的朝鲜妇女高尚的品性和裙袄的审美价值。朝鲜裙袄按照现代审美要求日益发展。朝鲜每年举行全国朝鲜服装展览会。展出的符合民族服装特点的朝鲜裙袄, 因把色彩和花纹很好地协调起来, 深受好评。展览会期间, 进行裙袄模特儿表演、服装技术图书及多媒体编辑物的介绍、关于加工朝鲜服装的讲座等。许多妇女通过展览会, 互相交流裙袄知识, 还提高了知识水平。身穿朝鲜裙袄盛装的朝鲜妇女, 成为包括首都平壤在内的朝鲜的城市与乡村独特风景。
朝鲜妇女的装饰用品。朝鲜妇女从早为使自己打扮得衣冠楚楚, 制造利用了会种装饰用品。头发装饰用品之一发簪, 原来是用来别住发髻的。后来, 逐渐成为装饰品。从而利用各种材料, 造得更加华丽。通过高句丽古墓壁画和《三国史记》的记载以及众多文物, 可以了解朝鲜妇女利用发簪的历史是相当悠久的。发簪, 一般10 ~ 13厘米, 也有40厘米以上的, 用银、铜、珊瑚、骨头、翡翠等制造。发簪, 按其簪头的形状, 分凤簪、龙簪、竹梅簪、木兰簪等。尤其, 金银底上透雕花纹的、镶嵌各种珍珠和七宝的、雕有一双鸳鸯和鹤的, 极其纤细华丽。手装饰品, 从古至今流传的有指环和戒指。指环没有装饰, 但有戴双的习俗。银指环专用于结婚彩礼。单个指环, 叫故戒指。戒指比指环造得细、纤细, 还刻有桃、树叶、花鸟等装饰, 显得更优美。姑娘和年轻妇女多戴戒指。主要是男女定婚时作为纪念交换的礼物。这里渗有男女爱情像戒指般无垠相连的意思。饰品, 也是朝鲜妇女独特的装饰用品之一。饰品是继承了高句丽男子佩带磨刀石和妆刀风俗的。后来成了连妇女也佩带的饰物之一。饰物, 过去不仅宫女和上流界女人而且普通女人也广泛佩带。尤其在民俗节日或婚礼等喜庆的日子喜欢佩带。饰物被广泛爱用, 是因为它不仅是妇女可爱的装饰用品, 而且是在其组成因素上赋有长生不老、幸福、和睦、爱情等象征性的意思。因而它成了贵重品。饰物, 一般以环、带子、胴体、缨子等构成。材料为花线和金银等贵金属类, 白玉、红玉、翡翠玉、水晶等玉石类, 珍珠、蜜花、珊瑚等装饰品, 是有朝鲜民族特色的用品, 表现着朝鲜人的创造智慧和工艺才能。
摘要：朝鲜半岛南、北分裂60余年, 风土人情已大不同。但融入高丽民族血液中的吃、穿、住、用没有大改变, 这是高丽民族难以割裂的文化基因, 笔者曾经在朝鲜呆过一段时间, 试图通过吃、穿几个片段来看看这个民族的风土人情。
武夷山的“秋祭”风俗 篇7
武夷山民间非常注重秋祭传统。每当七月半这天夜幕降临时分, 路边水口便闪动三三两两的人影。他们无声无息地燃烧完纸钱后, 留下几枝香烛在初秋的凉风中萤萤摇曳。在武夷山市西乡闽赣边界古关隘周边的村庄, 乡民尤其重视“秋祭”风俗。与其它地方不同的是, 他们特别重视对“孤魂野鬼”的祭祀。这些村庄的村头路口, 常可见立有如村社 (小型社庙) 大小的“孤魂庙”或大小不一的“孤魂总祭”碑。每当七月半的黄昏, 一些村民代表便来到这些小庙或石碑前燃烧些香烛纸钱, 供上些牺牲果品。传说旧时尤其庄重, 遇上不太祥顺的年份, 还会请来祭师做法事, 念祭文。据说这些仪式要在月出前完成, 月出后鬼神们就要出来享用这些供品了。因此, 大人总是叮嘱孩子们月出后不要出门, 更不得踩踏香烛纸和触动供品, 否则要触霉头。
乡民祭祀的这些“孤魂野鬼”, 多指那些来自外乡而于附近死于非命, 并且尸骸无人收认者的魂魄。民间所谓的阴魂不散的亡灵。这些死者, 也许是商旅士子, 也许是流氓盗贼, 也许是无名英烈, 也许是犯边敌寇。但他们曾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祭祀这些亡灵的目的, 即是对他们客死他乡表达悲悯之情, 也有对这些孤寂鬼魂进行安抚不要游荡作祟的之意。武夷山西乡盛行对孤魂野鬼的祭祀, 既是武夷山区血雨腥风历史的沉重见证, 也是武夷山乡间悲天悯人醇厚民俗民风的真实反映。
武夷山闽赣边界上有九座关隘, 历史上是十分重要的交通孔道和兵家必争之地。由于山高水险, 并常为盗匪盘据, 沿武夷山脉峡口而设的险峻关隘常被古代过客视为鬼门关。贩夫走卒, 游子征人, 出入此途而毙命者不计其数。闻名天下的晋商“万里茶旦卓玛就是上海音乐学院培养出来的, 像著名的苗族女高音歌唱家宋祖英就是中国民族大学艺术专业培养出来的。一大批传承、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骨干队伍正在茁壮成长。
(四) 组建机构, 从组织上保证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国家有关部门都建立了民族文化的专门机构, 负责组织、协调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保护, 像我们国家民委有文化宣传司, 专门承担这方面的任务。民族语言的翻译、民族出版物, 这方面我们的机构也比较多, 在北京就有民族语言翻译中心, 各民族地区都有民族语文的翻译机构。在出版方面, 我们国家现在有37家民族出版社, 用26种少数民族语言来出版各种图书。此外, 我们每隔四五年, 还要组织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这也是我们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进程中, 加快、甚至是跨越式地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同时, 加快发展、跨越式发展也意味着现代与传统的互动关系更加剧烈, 各种传统文化流失的现象也会增多。因此, 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 必须切实按照党和国家关于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新要求, 从“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 支持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发展、创新, 鼓励各民族加强文化交流”这样一个高度, 认识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 通过路”必须穿越武夷山脉, 不少茶客脚夫便在这些关山险途中命丧黄泉。闽赣关隘同时是战争频度最高的战场, 历代争夺闽境的鏖战, 也多在这一带展开, 并常血流漂杵。明末郑成功“总领分水关务”期间, 便据守这些关隘抵抗南征清军, 一时血雨醒风。清末太平军入闽也在这些关隘惨烈格杀。清末刊刻的下梅村《方氏族谱·西寇长发记》便有关于分水关战争一次性死亡数百人的记载:“咸丰七年 (1857) 三月十七日, 长发 (太平天国军队) 突如其来, 关 (即分水关) 兵三百口尽遭他手, 肝脑涂地”。土地革命时期, 分水关下的大安是中央苏区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的闽赣省首府, 红白政权在这一带的拉锯争战尤其悲惨, 抛洒下头颅鲜血无数……
寂寥黄泉无客舍, 孤魂今夜宿谁家。由于这一带山高谷深, 气候多变, 常云波诡谲, 阴风惨惨, 似神怪出没, 鬼魂哭嚎, 乡民疑为是历代众多死难者的阴魂不散, 因此便在村口路边建庙立碑祭祀安抚, 以保境安民。每逢农历七月十五, 村民便要来祭祀一番。如果村庄遭遇重大灾害而怀疑是孤魂野鬼作怪, 村民还要请神汉作法, 念祷并焚化《孤魂祭文》。在分水关下的公路旁, 至今还有一座“孤魂庙”遗址, 旁边立有一通石碑。碑正中是“孤魂总祭”四个大字, 右上方有“大清光绪六年春月立”等字, 左侧是关于童松祥等人捐献银两、田亩作掩埋荒郊野骨与祭费之资的积德善举简述。碑体包括碑冠和碑联, 碑联只依稀能辨“神鬼、春秋”四字。又如, 通往童子关的大安源村的水口, 周边荒烟漫草深处, 仍隐约可见许多疑似野坟的石堆土丘, 不远处的小庙旁和溪对岸的桥头边也各有一方“孤魂总祭”石刻。“孤魂总祭”四字直接凿刻于硬冷的磐石上, 笔力刚劲, 入石三分。它们苔痕斑驳, 令人心情如磐。
包括七月半在内对祖先、对鬼神的祭祀, 是华厦民族对生命敬畏, 对历史反思的厚重文化传统。它们的必要传承仍具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1]《从清明节和中元节说起:鬼节与阴阳五行》 (中国佛教研究2009年6月)
近代德州区域风俗的变迁 篇8
和山东大部分地区类似, 近代德州区域各县也出现了自然神 (天、地、社稷坛、城隍庙等) 崇拜衰弱、传统宗教信仰 (道教、佛教) 衰弱及伊斯兰教反而兴盛局面[1]197。道教方面, 正一道、全真道的政治地位日趋下降, 整个教团素质却日趋下降, 道士中道行可称者日见其少。佛教方面, 除个别寺院香火旺盛 (永庆寺有田370余亩) 外, 大部分寺院日趋衰落, 如抬头寺原有田百余亩, 中经礼耀和尚吸食鸦片, 挥霍浪费, 只剩下二十余亩。
另一方面, 西教各派又竞相在德州区域传教, 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天主教传入本区最早为禹城县的于屯, 距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该村1732年的石碑记载了耶稣教会士的传教活动。鸦片战争后, 德州区域的天主教发展迅速。民国初年, 天主教在德县有了较大的发展, 主持教务者为德国人, 最盛时有教徒1825人。至1949年, 德州区域各县有教堂40处, 堂口及聚会点70处, 神职人员38人, 教徒13049人。开办学校16处, 医院7处, 孤儿院2处。基督教传入德州区域始于同治五年 (1866) 。当年, 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会自天津传入乐陵县朱家寨。同治十年 (1871) , 美国公理会由天津传入恩县庞庄。光绪十年 (1884) 和1919年, 美国北长老会由济南先后传入禹城、齐河等县。基督教各差会在德州区域立足之后, 便以赈济为名吸收贫苦农民入教, 信教人数由少到多, 至1946年前后, 共设有教堂36处, 宗教职业人员56人, 教徒约6028人[2]754。西方洋教的传入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 它挟西方列强的炮舰而来, 具有明显的侵略性, 再加之由于中西信仰的冲突等诸多原因, 引发了诸多的教案, 德州区域就爆发了轰动一时的德州教案 (1880—1882) 就是一个典型。各地教案连续不断最后汇集为鲁西北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另一方面, 它又传播了西方文明, 引入西方学校教育和科学文化知识。如创办博文中学 (1886—1941) 持续55年之久, 毕业生约计2000人左右[3]66。其中升入高等学校深造, 先后获得国内外高级学位的不下百人。周边陵县、平原、武城、德州、夏津、河北等地均有学生在该校读书。后来其中不少人成长为各个行业的精英。如:侯仁之 (北京大学地理历史系教授, 院士) ;侯道之 (留美医学博士, 外科专家) ;刘洪生 (著名记者, 国内曾最早报道珍珠港事件而闻名) ;侯庆煜 (美国通用学院工程动力学教授) 等。此外, 卫氏女中招女生, 入学条件是放脚, 因而对于促进当地女子教育和移风易俗具有积极意义。除布道、授圣经, 扩大教会影响外, 公理会学校还举办平民教育, 以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平民读物”为教材, 增设汉语注音符号班, 推广“识字牌”游戏。崇正小学、崇德中学、培真阁在周围影响很大。1915年建立的卫氏博济医院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医院之一 (1921年北京的协和医院才建立) , 当时它和美国的医院标准几乎一样, 可算是真正与世界接轨了。那时候, 百姓大都不信西医, 卫氏医院免费或少收费, 给百姓治疗。西医的显著疗效, 使百姓对西方医学渐趋认同, 传教士还带来了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设备, 并为周边地区培养了一些医务人员。这些为封闭的德州开启了一扇了解西方的窗户, 对于鲁西北教育的近代化和西医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 也促进了德州区域民俗的变迁。
随着德州区域内政治、经济诸因素的变化, 社会风俗如在婚俗、丧俗、居住、交通等方面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婚丧礼俗方面, 大部分地区仍坚持传统的礼制, 结婚风俗一般仍有问名、换柬、纳彩、迎亲、合卺等程序。当时大都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重班行论年齿”[4], 婚仪简繁依家境贫富而异。在宁津“行聘不尚财礼, 亲迎, 合卺古道犹存。惟贫者多不亲迎”[5]。在禹城“祝阿县俗, 宾婚大会, 肴馔虽丰, 至于蒸脍, 尝之而已。多则谓之不敬, 共相诮责, 此其异也”[6]9。在平原县“唯婚嫁丧葬, 专事华靡”[6]。在德平县“婚礼重亲迎, 男家不计装, 女家不计财 (小民不尽然) ”[7]10, 而在夏津县“清代婚娶新郎袍靴顶戴俨然绅衿, 故俗称小登科。民国以来皆着便服, 惟新妇装饰仍沿清制。喜轿为婚仪之必需品, 无 (论) 贫富皆备, 示与再醮有别”[8]。
但是, 随着西方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传入, 新的婚姻观念和习俗 (如自主恋爱结婚)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渐趋形成。主要表现为中西合璧式婚礼仪式, 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夏津县, 结婚、离婚颇尚自由, 其新式婚礼, 仪式如下:“奏乐。证婚人入席。主婚人入席。介绍人入席。奏乐。男女傧相引新郎新娘入席, 内向立行结婚礼, 新郎新娘相向三鞠躬。交换饰物。证婚人读证书。新郎新娘用印。介绍人用印。证婚人用印。主婚人用印。证婚人读颂词。来宾代表致祝词。主婚人致谢词。新郎新娘谢主婚人一鞠躬。主婚人退。新郎新娘谢证婚人一鞠躬。证婚人退。谢新郎新娘介绍人一鞠躬。介绍人退。新郎新娘谢来宾一鞠躬。新郎新娘退。奏乐。撮彩。”[8]
丧礼方面, 总体上变化不大。德州旧俗, 寡妇多不改嫁, 再嫁称后婚或二水, 备受歧视。如若改嫁, 婚礼也较简单, 嫁时也不论命相、属相和吉日良辰, 只要双方同意, 便可成婚。20世纪20—30年代, 寡妇改嫁, 在封建伦理道德的禁锢、婆家和娘家的阻挠、街坊邻里的舆论压力下, 仍然十分困难。但是到40年代后期, 在冀鲁边区和渤海军区, 随着反封建斗争的深入, 阻挠寡妇改嫁的力量逐渐减弱, 寡妇公开要求改嫁并获得成功者逐渐增多。
1913年2月, 政府严令男子剪辫。但是由于德州区域风气未开, 剪发一事遭到了传统守旧势力的抵制和反抗。随着时间的推移及政府机关的倡导, 逐步由学界波及民间, 由城市推至农村, 大约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 男子留发辫逐渐在德州区域绝迹。
德州区域的女子放足始于教会的倡导。如19世纪80年代, 公理会设立的“卫氏女校”唯一的入学条件是:凡是来上学的女孩子, 必须放足。这就起到了倡导之功。但是由于世俗势力的反对, 尤其在农村, 还远未形成放足的大气候。光绪三十年 (1904) , 山东巡抚周馥奏请严禁汉人缠足, 此为地方官倡导天足的开始。进入民国后, 天足运动进一步兴起。民国期间, 夏津一带流传民谣说:“缠足苦, 缠足苦, 一步挪不了二寸五, 赶到碰着灾荒年, 一命交天不自主。”“天足强, 天足强, 走道自由又大方, 血脉流通身体壮, 多加饭食无病恙。”这两首民谣道出了民间对缠足的反省, 对天足的认同和向往。1931年10月,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颁布了《禁止妇女缠足办法》, 后又三令五申, 对其中的条令不断修改。至1936年6月, 制定了《山东省取缔妇女缠足办法》, 山东的不缠足和放足运动达到高潮, 加之战乱的推动, 德州区域的女子放足也取得了明显成效。
相对东部沿海地区而言, 德州区域的居住风俗变化不太大, 大部分县城和乡镇农村基本上是明清时期的自然延续。而在交通方面, 德州区域引进了一些西式的近代交通工具。民国元年, 津浦铁路全线贯通。火车的通行, 方便了区域内铁路沿线居民的外出和货物的运送, 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民国初期, 黄包车传入德州, 为当时市内最先进的短途客运工具。进入民国后, 各县城自行车 (又称洋车、脚踏车) 渐趋流行, 每辆价值仅20余元, 工商业户及各机关, 多有购买。
上述风俗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德州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反映, 反过来又影响了德州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 总体而言, 近代德州区域风俗的变迁变化不大, 反映了北方内陆城乡风俗变迁相对于东南沿海城市的滞后性。
参考文献
[1]安作璋.山东通史·近代卷 (下册) [M].人民出版社, 2009.
[2]山东省德州地区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德州地区志·宗教民情部分[M].齐鲁书社, 1992.
[3]陈青莲.山东德州博文中学二三事[A].德州文史 (第6辑) [M].1988.
[4]蓝奋兴.齐河县志 (卷三) (康熙12年) , 风俗志[M].1673.
[5]祝嘉庸.宁津县志 (卷二) (光绪二十六年) , 與地志下.风俗[M].1900.
[6]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 (上册) [M].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
[7]凌锡祺.德平县志 (卷一) , 方舆志.风俗[M].1936.
浅析黑龙江冰雪风俗流行 篇9
关键词：旅游资源,冰雪风俗,生态环境,社会和谐,黑龙江省
一、黑龙江冰雪风俗及旅游环境载体资源
1. 冰雪风俗运动及各具特色的综合旅游资源。
冰雪风俗旅游增强体质、锻炼意志和陶冶情操。黑龙江风俗旅游活动有旅行、参观、游览、消遣、娱乐、疗养、登山、滑雪、滑冰、狩猎、访古等, 是人们以冰雪风俗环境为存在条件所创造的独特文化情境, 是物质与精神文化生活的市场消费形式。冰雪文化旅游是生态旅游活动的特殊项目模式, 可满足冰雪旅游者的参观、消遣、娱乐等的需要, 相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及区域经济效益发展。已形成融文化、体育、经贸、旅游和科技为综合体的黑龙江冰雪风俗旅游消费国际大市场流行, 对维护旅游环境载体与保持社会和谐有积极意义。
2. 冬季竞技风俗运动和冰雪赛事环境载体。
哈尔滨国际冰雪节是以冰雪及滑雪活动为内容的区域性节日风俗。冰博会、雪博会、冰洽会、冬季服装展览会、雪地足球赛、冬泳等一系列地方特色体育文化资源, 经贸活动品位高。用法律程序确定的哈尔滨冰雪节是地方民间的盛大节日, 把冰雪艺术、冰雪游乐、冰雪体育和冰雪笔会等诸多载体资源融合, 构成冰雪文化的鲜明特色和风格。植根于北疆冻土环境的冰灯与雪雕以其想象丰富的造型、鬼斧神工的手法赢得观众的挚爱, 令中外游人倾倒。冰灯与雪雕赛事环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得到国内外的共识和认同, 大大提高哈尔滨及全黑龙江省的知名度。
3. 黑龙江地理条件及冰雪风俗旅游市场资源。
冰雪风俗旅游市场资源受自然条件和气候地域条件的差异制约。黑龙江地区冬季雪期漫长, 最大积雪深度58 cm。山地面积约占总土地面积的60%, 山体坡度平缓, 适于滑雪的选址山峰大约有100座, 为冬季滑雪和冰雪游乐的胜地。有滑雪场50多家, 各类滑雪道70余条, 各档次的索道50余条, 具有冬季体育运动场所设施资源, 承办大型冬季运动会 (速度滑冰、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球、滑雪、冰壶等) 的载体资源, 是冰雪风俗旅游市场消费的硬件条件。目前国内兴起的冰雪风俗旅游激烈竞争中, 黑龙江省的地理环境拥有独特的冰雪风俗资源优势, 是旅游区的一笔重要的无形资产, 定位清晰的细分市场, 具有强大市场吸引力, 是旅游区诚信经营的载体, 并对将获得的旅游体验的质量以及环境等方面做出了综合保障。
4. 回归大自然的风俗运动与旅游品牌竞争。
冬季以冰雪、森林、草原、大界江、大界湖、特殊地质地貌等生态旅游辅之以都市风光、边境游及北方少数民族文化风俗游, 围绕滑雪增强体魄、陶冶情操和滑雪风俗旅游这一主题, 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项目。通过冰雪旅游能使游客感受到回归融入大自然的无穷魅力。在保留传统的风俗滑雪娱乐表演项目的基础上, 注重活动内容的多样性, 如观赏类活动有单板、双板滑雪、高台、跳台滑雪表演;造雪机造雪表演, 东北大秧歌表演;参与类活动有滑雪、乘坐雪地摩托、乘缆车上山赏林海雪原、山庄全貌, 乘旱地滑道下山;乘马拉雪撬、滑轮胎;滑雪节美食活动和雪域圣诞狂欢之夜焰火篝火音乐晚会;比赛类活动有滑雪俱乐部成员滑雪比赛、外国旅游者滑雪挑战赛;展销类活动有滑雪用品、旅游纪念品展览、雪之情摄影展和冰雪旅游洽谈会;奖励类活动有滑雪幸运者奖励活动等。根据滑雪风俗运动与雪场特点开展别具一格的特色活动内容, 如湖上游览、冰雕、雪城、冬捕、冬钓;乘坐滑道、空中溜索、蹦极等风俗活动。旅游区通过品牌对消费者做出质量、服务、价值等多方面的承诺, 消费者通过对品牌的选择, 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保证。未来风俗旅游业的竞争, 将从风俗地域资源为基础的竞争逐渐转化为不同风俗旅游品牌的竞争。
二、黑龙江民族风俗旅游及人文资源发展潜力与流行
1. 少数民族民情流行与传统冰雪风俗旅游产业。冰雪风
俗旅游产业的兴起, 北国风光、山川林海形成一区一两线旅游线路。自然条件得天独厚, 构成黑龙江特色冰雪风俗旅游业。人文旅游产业资源有丰富多彩的鄂温克、鄂伦春滑雪与狩猎, 达斡尔族的打滑咏溜, 赫哲族的冰爬犁, 锡伯族的蹬冰滑子、撑冰车等。属于民族、地区特色的风俗冰雪旅游产业已成为世界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个独立赛事系统, 各项旅游产业活动有一套国际公认的活动规范, 具有高度的精神激励和观赏娱乐的旅游产业功能。
2. 黑龙江省风俗旅游资源组合与流行。
黑龙江省风俗旅游资源特色鲜明, 牡丹江、伊春及大兴安岭地区, 到处可以欣赏林海雪原的壮观景象。林地面积19万平方公里, 森林覆盖率41.9%, 绝大多数为天然林, 是开展森林旅游的好地方。黑龙江省有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民俗风情旅游资源, 特色鲜明, 丰富多样。不同的地学景观与各异的动植物景观、气象景观和民族文化、少数民族风情组合, 形成风格、特色不同的景区, 各类景观相辅相成, 互为依托, 体现出黑龙江省的旅游资源具有极高的组合性。有机的组合使各类景观旅游资源具有极高的可游性, 构成群体价值。
3. 冰雪旅游消费体验与特色体育旅游品牌。
冰雪体育旅游过程中享受感官、知识、审美、情感、心理等复合体验。消费者在消费前、消费时、消费后的体验, 才是购买行为和品牌经营的关键。冰雪体育旅游者成为冰雪体育旅游的主体。冰雪体育旅游产业信息化进程, 对食、宿、行、娱、购、游进行组合服务、包装, 形成全球化、立体化的冰雪体育旅游服务网络, 为冰雪体育旅游者带来全新的网络冰雪体育旅游服务。在冰雪体育旅游过程中享受感官、知识、审美、情感、心理等复合体验, 获得多种体验交融为一体。
4. 城市冰雪风俗产业优势与人流、物流、资源流、信息流。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 老工业基地改造, 构成城市的风俗冰雪产业优势, 带来人流、物流、资源流、信息流, 形成以冰雪为中心的旅游、商贸的产业市场体系。冰雪风俗旅游的发展, 会形成对与之相关的商品需求, 像缆车、雪具、造雪设备、压雪机、雪服、风镜、雪橇乃至度假区的房地产形成的需求, 会给国有企业乃至民营企业产品结构的调整带来契机。由于冰雪风俗旅游停留时间长, 为餐饮业、酒店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又推动了电力、交通、通讯、水利设施和配套设施的建设。
三、冰雪体育文化风俗旅游与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流行
1. 独具特色的冰雪体育风俗旅游服务。
冰雪体育旅游满足新形势下冰雪体育旅游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滑雪风俗运动目前在国内是消费娱乐活动, 滑雪旅游市场的发育仍需要过程。在滑雪场的数量、质量、设施等方面相有对劣势, 在滑雪费用、冰雪文化风俗等方面又具有优势。推出有地方特色的产品体系, 推动滑雪器具、装备的生产, 形成黑龙江省的旅游滑雪风俗形象和品牌。生态冰雪体育旅游风俗的历史不长, 却是旅游业中发展最迅速、增长最快的项目之一。黑龙江省的冰雪体育旅游风俗, 在国际上面临着日本和韩国的激烈竞争。在日本北部山区有100多个滑雪地, 韩国目前拥有12个具有国际水准的滑雪度假村, 每年都有新的滑雪场建成开业。在滑雪场的数量、质量、配套设置服务等方面都居于黑龙江省之上。从体验经济视角出发, 为黑龙江冰雪体育产业的发展创造出有别于其他省市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2. 高山滑雪、冬泳、蹬冰峰等冰雪运动风俗流行。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的生态冰雪风俗的消费, 是在较为充分地满足了自身基本生活物质消费前提下所产生的一种更高层次的风俗消费, 主要来源于社会性需要, 是为适应健身、精神、心理和社会交往的要求, 而有目的、有意识形成的。冰雪体育风俗旅游者是在追求自我尊重和自我实现。生态冰雪体育风俗旅游的核心概念之一就是利益, 是指冰雪体育旅游者通过借助各种体育手段对旅游目的地的事物和事件的直接观察或参与而形成的感受。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理念指导下, 冰雪体育风俗旅游项目是包含冰雪体育旅游的食、娱、游、购、行、住、健等, 甚至冰雪体育风俗旅游从业人员的服务质量和当地居民对冰雪体育旅游者态度等多种影响冰雪体育旅游者旅游经历质量的全部要素的一个复合概念。细分市场, 提供不同的体验给相应的顾客在黑龙江冰雪体育风俗旅游市场中存在着不同的消费者群体, 有着不同的人口特征、心理特征以及行为特征。顾客了解冰雪风俗的知识, 了解各种冰雪体育器材的知识, 让顾客去实践制作冰灯、雪雕等风俗活动。使顾客把在冰雪体育风俗旅游中的美好记忆得以延续, 在游客感到被重视、得到更大的市场份额和更高的顾客忠诚, 以期获得更长久的利益。
3. 风俗旅游娱乐业与生态经济领域流行。
冰雪体育风俗旅游, 是以获得心理愉悦和强身健体为目的的审美过程和健身娱乐过程, 也是信息的传播、知识获得的过程。生态冰雪体育风俗旅游已为现代社会人们休闲的一种方式。企业要想使自己的产品被更多的消费者接受, 就要全力打造服务, 创造出轻松的氛围, 使游客抛掉一切烦恼去体验。为顾客得到新的信息、知识, 让他们有一种新鲜感, 主动地去学习。品牌形象创新就是要打破原有的风俗旅游目的地形象, 注入新的文化、社会、经济、环境的内涵, 品牌形象, 挖掘人文自然资源, 凸现黑龙江的地域特色。
黑龙江地大物博, 其风俗旅游资源构成复杂多样、丰富多彩,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都十分丰富。黑龙江风俗旅游是以良好的生态旅游资源为基础、特有的北疆文化、异域文化和民族风情为底蕴开发的观光度假、休闲参与型的风俗旅游产品, 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发展, 旅游消费正在从单纯的观光向观光与度假结合的方向发展, 休闲风俗将逐渐上升为消费主流, 黑龙江的风俗旅游正适应中国旅游业消费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满大庆.趣味黑龙江[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2008.
[2]张承津.黑龙江旅游市场消费流行与生态和谐的检验[J].商业研究, 2006,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