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涵化

网络涵化（通用8篇）

网络涵化 篇1

一、引言

我国新媒体文化的蓬勃发展与传播途径的多元化, 成为青少年媒介生活场域与传播的主要载体, 新媒体涵化对他们个人成长、群体教化及与价值观生成起到重要的作用。据统计, 当前我国青少年群体的网络使用行为对网络娱乐的发展, 网络文化的走向, 以及手机上网的推广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 由于青少年网民具有较高的网络使用普及率和活跃的网络娱乐应用水平, 也是最可能受到互联网不良信息影响的群体。因此, 对青少年群体上网行为的研究也变得更加重要。

二、研究背景

现在西方涵化理论得到不断完善, 麦克·摩根 ( Michael Morgan) 与詹姆斯·尚翰 ( James Shanahan) ( 2002) 对1976—1996 间有关涵化实证研究中的数据分析、操作方法和过程以及研究结论方面, 进行重新检视和认定, 结果显示涵化效果确实存在。并提出使涵化分析“建立了一个宏观的又具有操作性的理论范式”, 其中“电视节目对于青少年的涵化效果”, “媒介接触与儿童”等是经典议题, 而“青少年新媒介涵化”议题是一个新研究热点。学者布伦斯和凯瑟琳考量了“危险的赛车类电子游戏与青少年危险行为”之间的关系, 作者采用了纵向固定样本调查法, 从态度和行为两个层级上深入研究, 得出了“从青少年时期的态度预测, 青少年时期玩电子游戏的行为将会提高其在以后人生阶段危险行为的可能性”这一结论。学者德米特里·威廉姆斯以一个月为周期观察参与者, 考察了“在线网络游戏”对“线下”世界危险程度理解的涵化效果。在儿童认知的议题上, 学者里德尔·卡瑞考量了“网络媒介使用程度与成年时期社会信念”之间的关系, 强调了方法论领域的创新即采用“直觉加工模式”的方法论框架, 测量“长期记忆”。

三、研究设计

在2015 年9 - 12 月通过问卷调查, 对浙江省各地市中小学进行抽样, 先后共发放4000 份问卷, 有效份数为3706 份, 其中男女生比例基本做到百分之五十左右, 在性别 ( 众数= 1, 中值= 1, 方差= 0. 249, 均值=1. 47) 上做到基本平衡。而对于年级 ( 众数= 5, 中值= 5. 00, 方差= 6.804, 均值= 4. 79) 来说初三、高三学生面临升学的压力, 填写问卷的比例只占11. 6% 。

同时, 从问卷中样本来自的地区 ( 众数= 3, 中值= 2. 00, 方差= 0.656, 均值= 1. 79) 显示, 城镇、农村、省会城市 ( 杭州) , 三者的比例均接近33% , 三个不同地区所占的比例也基本达到平衡。

四、研究结果

( 一) 现实价值观情况

对于浙江省青少年现实价值观情况本研究通过李克特量表来进行分析研究, 首先, 对量表的10 个项目现实认知的内部一致性进行了研究。该量表的 α 系数是0. 817, 显示这个量表的项目有很高的内部一致性。每个项目的均值取值范围是1. 69 - 2. 96, 总量表的均值是21. 91 ( SD = 6. 387) 。该量表显示参与者对现实认知有着很高的关注度。第二, 对浙江省青少年现实价值观进行了因子分析 ( 特征值大于1, 最大方差法) 。其Kaiser - Meyer - Olkin度量= . 862 > 0. 5, 表示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通过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 得到近似卡方= 5511. 191, P = . 000 < .001 说明在检测青少年对社会的认知时呈现强相关。见表1。

在解释的总方差a的数据可以看到通过提取平方和载入、旋转平方和载入并且使用主成分提取的方法可以得到3 个有效成分, 累计百分比为65. 313% 。在初始特征值中成份1 累计百分比最大为41. 806% , 但经过旋转平方和载入之后合计的值变为了2. 813, 累计百分比下降至为28. 128% 。3 种成分在碎石图 ( 见图1) 和反转空间的成分图 ( 见图2) 中的表现如下:

按上述方法, 生成的公因子情况如下表3, 并根据其代表意义分别重新命名。其中在归属性因子上,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数值最大, 所占的比例也相应会最大, 在这种正统的思想还有“知识改变命运”“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美好的将来而努力”、“我们应听老师. 家长的话”、“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关心”等等, 让人感到生活有意义, 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有积极向上的强大的依据,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归属感, 但由于这种归属感属于正向的, 所以也是我们应该向青少年灌输。关于公共性因子“民告官是正常的”这种大众民声, 数值是最高的, 像“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做人要言出必行, 社会需要诚信”这些都是坊间口口相传的, 是大众普遍接受的, 称为公共因子, 这些公共因子能够得到很高的值也说明了, 青少年的社会价值观是正确的, 可以肯定的。自利性因子“自己学习再好, 也不如有个有钱或有权的父母”、“现在的社会只要有关系, 什么事都好办”这些都是不利于青少年社会价值观发展的观点, 其立足点是为自己, 违背了应有的价值观念, 但是这两项的得分却很高, 说明了青少年在某些方面收到社会风气或者是社会现实的影响, 社会价值观有所扭曲。

( 二) 浙江青少年网络虚拟价值观状况

与浙江青少年现实价值观对比, 本研究对其网络价值观做了研究分析, 对李克特量表14 个项目的内部一致性进行了研究。该量表的 α 系数是0. 418, 每个项目的均值取值范围是2. 55 - 3. 64, 总量表的均值是42. 59 ( SD = 5. 215) 。该量表显示参与者对网络价值认知有着很高的关注度。同时, 对其也进行了因子分析 ( 特征值大于1, 最大方差法, 累计贡献率65. 141% ) , 结果显示, Kaiser - Meyer - Olkin度量= . 854 > 0. 5, 表示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我们可以通过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分到近似卡方= 5753. 263, df = 91, P = . 000 < . 001 说明该检验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4。

根据解释的总方差可知通过提取主成分得到了5 种成份可以分别总结为自利性因子、人际信任因子、交往焦虑因子、公信力因子和认知因子, 以下为5 个主成分在碎石图和旋转空间成分图中的分布。见图3、图4。

五、结论与对策

青年是未来社会的支柱和希望, 青年价值观是社会变迁的缩影, 也直接反映出社会矛盾与主要问题的变化。处于社会加速转型期的新一代青年, 尤其在全球经济及信息技术一体化的大背景下, 年轻一代在生活方式及价值观选择上的变化也在日渐加剧且捉摸不定, 他们用鼠标、键盘和电子屏幕融入了一个奇幻的世界, 而E空间的丰富多彩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们现实世界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当传统的相对单一固定的价值观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 在很多年轻人身上, 更多表现出一种调整、适应或是创新。建议总结如下:

网络时代的“数字化生存方式”冲击着人类社会原有道德体系。手机社交网络的虚拟性和隐蔽性对价值观形成期的青年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网络道德教育是信息时代青年德育工作的重点, 同时也是青年核心价值观培育中不可缺少的方式。

手机网络时代青年素质教育以行为控制能力培养、社会公德教育和思想意识教育为基础内容。素质教育应该从娃娃抓起, 在义务教育阶段完成。但从目前我国的社会现实来看, 青年群体必须补充素质教育, 要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当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来洞悉不断发展的手机网络科技时, 我们不难发现, 网络科技从未成为过“中间”力量, 它往往充当一把“双刃剑”的角色, 在给我们创造无限美好未来的同时, 也给我们带来种种负面的影响。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 教育引导青少年良好地运用手机网络为生活带来便利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 同学们自身要做到适度地玩手机, 健康文明地使用手机;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为老师, 父母的引导将对青少年对待手机网络的态度产生巨大影响, 而现如今的家庭教育在这方面有严重缺失, 老师们也要多关心学生, 及时了解学生的动态, 及早教育有迷恋手机倾向的学生。学校和家长应共同面对, 不能因为它的积极因素而放任不管, 更不能因为它的负面影响而敬而远之。应该对青年进行政治意识、责任意识、自律意识和安全意识教育, 提高分辨洞察能力; 引导广大青年文明上网、健康上网, 让网络成为学习、工作、生活的助手, 培养青年形成健康的网络心理和正确的网络价值观。

摘要：我国新媒体文化的蓬勃发展与传播途径的多元化, 成为青少年媒介生活场域与传播的主要载体, 新媒体涵化对他们个人成长、群体教化及与价值观生成起到重要的作用。青少年新媒介交往使用、价值观的形成、形态及其走向研究日趋重要。

关键词：网络涵化,青少年,价值观

网络涵化 篇2

摘要：适应性人才的培养一直是高职院校的核心，随时代的发展高职院校旅游人才的培养已随市场供给、政府政策、行业企业需求等因素的影响而变得要求越来越高。因此，纯粹对应职业岗位的培养模式已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只有适应岗位发展趋势的预测型培养模式，才能培养出适应竞争需求的专业人才。

关键词：高职人才培养模式，教师综合素质，人才竞争力，岗位能力预测

中图分类号：G71

在当代，技术性人才的培养成为了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关键。然而，时代的快速进步使得人才培养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如何更好的满足社会需求，特别是所培养人才能够快速的适应到现实工作与发展的实际环节中，成为了高职人才培养的重点。在此过程中，旅游人才的培养模式与企业需求、社会需求的契合成为了广大高职院一直致力研究的方向。然而，“工与学”直接复杂的相互关系也使得我们对于影响因素的分析变得十分困难，因此为了更好地分析出“工与学”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寻找影响的主要因素，将成为最终能够得出适应需求的高职旅游人才培养模式的关键。

一、社会需求与旅游人才培养的关系与不足

社会发展的具体需求往往表现为行业企业的人才需求，高职院校与行业企业的利益诉求是相互依赖的，对于高职院校而言， 能否培养“适销对路”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关乎学校的生存；对于行业企业而言，能否引进适用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决定着企业的发展[1]。然而，旅游人才的培养与企业的需求，两者往往在目标上存在着差异。即使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宏观调控也难以在目标上达到一致。因此，高职院校旅游人才培养、市场、政府、行业企业在供与需的连接上作用都至关重要[2]。如下图所示

图1.1 高职院校校企、工学结合人才培养关系图[2]

但是供与需的链接总的来说是一个高职院校、市场、行业企业与政府进行信息交互的过程，从细分的类别过程来说却是高职院校培养与行业企业需求、高职院校旅游人才培养与市场供给、市场供给与行业企业需求，市场供给与政府政策调控四个层面的作用关系。而每一个链接之间也受到众多影响因素影响[3-5]，而非简单的一一对应，而是一种类似文化的 “涵化”过程，保持自身特性的同时符合主流趋势的需求。

二、 高职院校旅游人才“涵化”培养与行业企业需求

行业企业作为一种组织，本身就具有组织的相关特点[6]。组织为了自身的利益述求，在其管理过程中以一定的运作机制运行。其中无论是行业企业在何种状态下，其目标都是十分明确的，而这种目标使得行业企业对于部门职能的构成具有了很强的倾向性，也使得人员的配备上也具有了很强的倾向性（专业性或技能性），同时对于旅游行业企业的不同目标其自身的人员配备也不尽相同，也要求了不同专业性、技能型的人员需求。

而通过对于这种需求的满足成为旅游人才培养的关键。而专业性的培养需要专业的培养体系，以及满足体系的相关专业知识。技能的培养却具有很强的企业“个性”要求，而“普适型”技能的认知将有利于高职院校所培养旅游从业人员对于企业的适应速度，因此，感性的认知无法满足这种“个性”，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企业中的实际操作将有利于所培养的旅游从业人员对于企业中某职位的需求，而对于企业本身来说无法满足企业的范围目标，也就是从事其他职位或相关事项，而这种能力是在一段时间、甚至于终身都难以掌握的。

三、 高职院校旅游人才“涵化”培养与市场供给

市场是一个复杂的构成体，如果从销售的角度来分析这个过程，其自身受到人員数量、购买力、购买欲望的影响，对于高职院校培养与市场供给两者来说，其中人员数量既是高职院校培养满足需求的的毕业人才的人数总量；而购买力却取决于对于这些人才的评价，毕业人才的能力所形成的口碑，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人才自身的收入；另一方面增加了企业的信任度，而这种信任度的提升必将使得更多的具有较强实力的行业企业，加入到对于旅游人才的选择行列中去。而最终一方面提升了高职院校不断提升的欲望，扩大了院校的知名度。而在此过程中，人才影响力的综合性，一方面来源于学校基础的通识教育，另一方面则来源于企业实践适应之后，两者联合形成的个人创造力，形成自身对企业需求的“涵化”过程。

四、 旅游人才市场供给与行业企业需求

行业企业的需求使得市场供给组分产生波动，同专业与不同专业的人才需求数量随着行业企业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如何在需求竞争中胜出，成为了关键。旅游人才市场中人才的个人竞争力可以保证人才的顺利就业与竞争胜出，而人才的个人竞争力来源于高职院校的培养。但是单方面的为满足某一个企业所设立的实训培养是无法满足其他类似企业行业的需求的，同种企业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职业院校无法满足每一个企业的个性需求，这时候普适性基础教育与“涵化”创造性教育变得尤为重要。

五、 旅游人才市场供给与政府调控

政府的扶持政策有利于市场的发展，政策的宏观调控使得市场的发展趋势具有可预测性。同时对于政策的适应，也将有利于高职院校对于旅游人才市场的适应。旅游人才市场的人才数量是根据政府对于社会需求的整体状况统计形成的分析数据，而这种数据对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具有一个较为系统的认知，是对于时效信息的具体反馈。而对于高职院校而言这种反馈信息是一种人才需求的发展倾向，这也使得旅游人才供给、政府调控和高职院校培养三者之间形成一种动态链接关系。

六、对策与方法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的旅游人才培养模式，随市场、行业企业以及政府调控而发生变动，一方面既要培养满足旅游企业岗位需求的基础性人才，另一方面又要培养旅游人才的创造力与适应能力。这也就要求了培训教师要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过硬的操作技能；广博的专业及相关知识；同时需求教师具有实际性的经历。这样在培养旅游人才的过程中有利于旅游专业人才满足企业的多样化复合化需求，同时也为旅游专业人才的广泛适应性打下了基础。使学生从感性的认知向多技能、实践性的转变，缩短了从业适应与职位晋升刚性时间。而在最后更为重要的是，学生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依赖于学生自身的兴趣爱好，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积极性成为了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重点。

参考文献：

[1]孙绵涛.教育行政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涵化教育理念下快乐阅读操作体系 篇3

1. 快乐阅读的好处

古人说得好:腹有诗书气自华。书读到一种境界时,身上自然有一种特别的气质。这种气质,就是我们时常提到的“书卷气”。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

良好的家庭教育要有书籍,家长要像懂得法律知识一样懂得教育的知识。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更要持之以恒地读书,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底蕴。而作为学生,更要靠阅读来扩充知识量。阅读是对“学习困难的”学生进行智育的重要手段。学生越感到学习困难,他在脑力劳动中遇到的困难就越多,他就越需要多阅读:正像感光度差的照相底片需要较长时间的曝光一样,学习成绩差的学生的头脑也需要科学知识之光给以更鲜明、更长久的照耀。

阅读的重要性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有人倡议在全国设立“阅读节”,建立学习型社会。各地各校纷纷开展书香校园建设、班级书吧建设、中华经典诵读等。

阅读,是一种美好的精神活动,一种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重要标志。而正当有效的阅读、理想的阅读,更应该是以阅读经典为基础的阅读,应该将经典阅读作为阅读的核心。何谓经典?凡是圣洁的、雅致的、庄重的、忧郁的、悲悯的、富有意境的东西,都是经典。经典是经过一代代淘洗和沉淀的,阅读经典才是高尚的阅读,才能提升个人修养,提升国民的素养。

2. 预期的诵读理想

多读经典必将会取得久熏兰草身自香的效果,建湖县实验小学在“涵养化育,自然天成”理念指导下的课外阅读主题研究能够让学生快乐地走进经典阅读的殿堂,激发阅读的兴趣,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感受到阅读的美妙,并在教师的引导下,把融汇在经典诗文、名著中的中华民族的智慧、胸怀以及健康的道德准则、学习方法、意志品质等,潜移默化地根植于学生的心田。有助于学生形成“有敬、有执、有容”的人格品质。体现“教育是通过人类共同的文化来滋养儿童文化,使之不断建构并趋于成熟的过程”“儿童的发展就是儿童文化在人类文化影响下的生长”的教育主题。

二、涵化教育背景下快乐阅读的操作策略

1. 选择好书,快乐阅读

苏霍姆林斯基在《教育与自我教育》一文中指出:在学生的周围有一个千万本书籍汇成的书籍的海洋。其中有些书是毫无意义的,它们既不能丰富学生的智慧,也无助于陶冶学生的情操。而另一些书简直是有害的。据估计,一个最勤奋的读者,毕其一生所能读完的书也不会超过2000本。因此,必须严格地挑选书籍。

(1)教师推荐。我们应当努力去揭示书籍的真正的美,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学生找到他喜欢的书。我们为孩子们推荐一些书――编制《建湖县实验小学课外必读书目》。当然,我们不能把一张目录纸让孩子们贴在家中的墙上,要知道这是一个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社会,电视、网络上的内容精彩纷呈,这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孩子,如果他们对读书没有兴趣或者是兴趣不大的话,那么这张目录卡对他们而言就是一张废纸。我们要根据孩子的特点,用“适切”的方法让他们“不可救药”地痴迷书。

根据年龄特点推荐。低年级可以推荐图片大而鲜艳,文字少的绘本读物;对于经典读物,如《三字经》《千字文》等可以跟着音像诗歌诵读;中高年级的孩子可以推荐图少但是很有哲理的或者能培养抽象思维的作品,如《论语》《三十六计》《包公案》《世界百篇经典散文诗》。读故事性强、语言生动、适合儿童阅读的中外名著,如《爱的教育》《郑渊洁童话》《草房子》《窗边的小豆豆》《我要做个好孩子》等。先自己认真研读,然后选择精彩片段,每天阅读,美其名曰“精彩瞬间”,讲到最吸引学生的地方,戛然而止:“欲知下文,请看———”学生的阅读欲望就被调动起来了,课外纷纷找到这些书来看。这样,学生的阅读目光就都锁定在教师推荐的名著上了。

根据类别推荐。书的体裁众多,有童话、科幻、神话、小说等。读童话可以培养、开发孩子的想象力。科幻作品能帮助他们插上飞翔的翅膀。好的小说,总是讲究创意、想象、悬念、技巧,更讲究文字的色彩、声音和情感。那些优美、生动、惊险、新鲜、人物鲜活、妙趣横生的故事,给孩子们带来了许多快乐,许多启发。教师要有心地推荐这样的书籍。在我校“第四届科技节”上,专门请了《科学大众》的首席编辑谢飞老师给孩子们做了声情并茂、讲演结合的科学小知识讲座,我们及时向孩子们推荐一系列的科学读物———《小哥白尼》《少年1000个早知道》《十万个为什么》等,极大地调动了孩子们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情。

按作者推荐。学校还把名家请进校园———黄蓓佳、曹文轩都曾来到孩子们的中间,和孩子们面对面地交流,他们教孩子写作方法、读书的方法,回答孩子们这样那样的问题,受到了孩子们热烈的欢迎。他们简直就是孩子们心中的偶像,根本就不用教师提醒,校园里就迅速掀起了一股读黄蓓佳、曹文轩作品的热潮。

按照年代推荐。古代经典的读物———《唐诗三百首》《西游记》《三国演义》《上下五千年》等,现代的经典读物———《毛主席诗词》《春》《寄小读者》等,网络、电视、报纸上也有不少经典作品,教师都可以推荐给学生阅读。

课内阅读辐射推荐。通过与教材相关的名言警句、诗词赋文、传说故事、名人轶事等导入新课,激发学习兴趣。以课文为基点,进一步向这个作家的其他作品扩展;以节选的文章为基点,向整篇(部)著作拓展;以课文为基点,向同类题材的作品扩展等。如下表:

(2)自主选择。放手让孩子们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书籍,同时要让学生明确自己选的书籍是有意义、健康的。

2. 营造氛围,快乐读书

时间的保证。减少孩子们的作业量,我们学校严格执行“五严”规定———低年级无作业,中年级半个小时,高年级1个小时的作业量,确保孩子们有充足的时间阅读。

环境的保证。空间情景。一进校园便能看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铜字文化墙。鼓励孩子们从小树立“报效祖国”的伟大理想。在教室、办公室的墙壁上张贴古代名人的画像和书法家撰写的名言警句,在黑板报上专门开辟“民族文化快餐”一角,每天为学生提供一首或一段古诗文,既能营造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同时也能让孩子们在耳濡目染中规范自己的言行,提高个人修养。学校的图书馆每周开放,让孩子们尽情地徜徉在阅读的快乐中。“一多书吧”,让学生下课之余也能感受到书的芬芳。

人文情景。教师率先垂范。苏霍姆林斯基说:“把每一个学生都领进书籍的世界。培养起对书的酷爱,使书籍成为智力生活的指路明灯,这些都取决于教师,取决于书籍在教师本人精神生活中占有何种地位。”的确,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教师的示范作用更能使学生的内心产生震撼,生发出一种向教师看齐的内驱力。因此,要让学生爱读好书,教师自己必须与好书为友,博览群书,与他们一起交流、探讨,共享读书的情趣。

我校认真组织教师诵读中华文化经典,包括《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论语》等书籍。还在校园网站设立教师“每周一读”栏目,要求每位教师写一写读后心得。学校还组织语文教师在诵读中,了解教材的结构特点;熟悉教材内容体系,研究教材的人文精神,感悟教材的思想意境,从而有选择地指导学生诵读这些经典作品。

指导学生家长营造家庭读书氛围。利用开家长会或者和家长交流的空隙,渗透营造家庭读书氛围的方法。

讲名人指导孩子读书的故事。如著名的文豪托尔斯泰全家在一张明亮的大灯下温馨读书的故事。让家长和孩子一起阅读,讨论,互相提问。

家长也可以在孩子过生日时送一套书,或者在某个固定的时间送书给孩子。他就会形成阅读期待。

出门带上书。家庭旅游时,让孩子带一本心爱的书同行;外出用餐时,也可以带一两本书,让孩子有书可翻;家长出差、旅游返家时,给孩子带一本课外读物作纪念。

用个小本子记录下孩子平时所说过的精彩的词语或者句子,不定期地让他知道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起了变化。

背诵诗歌。在用餐前、就寝前或是全家坐在沙发上之时,不妨念一首诗给孩子听。

特殊节日、特殊地方,可以有针对性地多读相关的书籍。每逢重要的节庆,选一些关于这个节日的书来看。例如,春节、端午节,可以查找有关春节、端午节来历、风俗的书来阅读,从而让每一个家庭成员对春节、端午节都有一个感性和理性相结合的认知。还可以借着旅游的雅兴,朗读一些描写记录旅游趣事,介绍旅游目的地秀丽风光、风土人情的文章。

课前预热。每节课预备铃响,教师准时进入教室组织学生开始课前三分钟的推荐诵读。这样的诵读有个要求:每天请一名学生推荐一两句经典的名言警句,如《三字经》中“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亡”等带领大家读几遍,诵读后要让学生说说对于诗文的理解,从而对美文有更深刻的体验,丰富孩子们的课外积累,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养成随机积累的好习惯。

3. 教给方法,快乐读书

连猜带读。遇到不认识或者不理解的词语不要急于查字典,这样会影响阅读的兴趣,我们建议孩子们联系上下文猜一猜词语或者句子的意思。

边读边画边注。不动笔墨不读书,我们建议孩子们将自己喜欢的句子或词语摘录下来,或者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我校学生都有读书笔记,孩子们在笔记上涂涂画画,尽情地体会阅读的快乐,如今,这一阅读方法已经成为学校阅读教学的一大特色。

运用精读和略读相结合的方法。教会孩子们抓住关键的词语、句子、段落反复读,熟读成诵。学会在读的过程中筛选对自己有用的材料。

注意提供积累好词句段的方法。创新背诵形式,提高背诵效率。对于书中精彩的片段,我们建议孩子背诵,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如,师生赛背、接火车背、同一时间内看谁背得多等。

边读边想象续编故事。我校孙蕾老师执教的阅读指导课———绘本故事《逃家小兔》让学生通过想象续编故事。当淘气的小兔变成小鱼溜走的时候,兔妈妈变成钓鱼人等到小兔;当小兔变成石头的时候,兔妈妈变成登山人找到小兔;小兔变成小鸟,兔妈妈变成大树,让小兔飞累了休息;小兔变成空中飞人,兔妈妈变成走钢丝的人来接着小兔。小兔还会变成什么?兔妈妈又是如何找到的?学生想象编写故事,终于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无论小兔怎样地变化,妈妈总是能找到他的,因为妈妈爱小兔。在编故事的过程中孩子们的想象力得到释放,同时也明白了母爱无边的道理。

诵读。诵读不仅要声音洪亮,疾徐有致,还要化无声文字为有声语言,口读耳听,口耳并用。这不仅能使阅读真正活起来,而且印象深刻,便于记忆和理解。诵读者一边缓缓朗读,一边慢慢思考,将“读”与“思”有机结合起来,可以更好地加深对读物的理解,对那些优秀篇章、名言佳句,反复诵读,做到“读了又思,思了又读,自然有味”,乃至愈读愈有味,趣味无穷。朗读时要声音洪亮,节奏分明。并将读者自身的感情融合到读物中去,这就大大增强了读物的形象感、意韵感和情趣感。能极大地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

运用多媒体帮助学生找准诵读的情感基调。如诵读马凯臻《永远的九岁———写给小萝卜头》时,因为小萝卜头的生活年代和现在孩子们相隔太久,孩子们不能够理解小萝卜头追求自由的迫切的心情,此时,语言是苍白的,文字是生疏的。老师组织、引导学生看电视剧《红岩》,孩子们在镜头前真切地感受到敌人的残酷、生活的艰难、小萝卜头的可怜……这一篇文章的诵读,孩子们的感情处理得相当到位,孩子们声情并茂地表达着“你,瘦骨嶙峋却挑着一颗大大的脑袋,令所有见到你的人都心生怜爱。当你像羽毛一样飘落在血泊中时,你只有九岁……”

班级读书交流会。多人读一本书,制作成读书卡片,贴在教室对外展示的戗板上,与全校师生共同交流读书心得。读书抢答赛高年级读《三国演义》,教师根据其中的故事情节设计相关的竞赛题。一人读多本书。围绕一个主题让学生找相关的书读,如:聪明的_____(一休,梁启超、邓小平、区寄)。学生从不同的故事情节中体会到“聪明”的内涵,从而落实到行动中去,让自己在生活、学习中也能变得聪明起来。

4. 开展活动,快乐读书

成立冲浪文学社,每学期开展一次全校性的“读书节”“诗歌朗诵”及以“读书与做人”“道德教育”等为主题的读书征稿、演讲活动。并作为课题的研究载体和展示平台。

以班级为单位,每月组织1~2次与课外经典著作有关的活动。如读书故事会、感恩活动、红领巾书市、优秀读书笔记展评、课本剧表演比赛、读书演讲比赛、古诗词诵读大赛、我最喜爱的图书推荐评选活动、读书知识竞赛等。力争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其中,为学生创造更多的表现机会。

开展以班级为单位的读书交流活动。可以采用表演情景剧、音乐剧、成语对抗赛、古诗诵读大比拼等方式。

期末组织“书香班级”“阅读之星”“小小朗诵家”等评比活动,并进行宣传、奖励。

读书贸易会。在校园里进行好书漂流,使学生手上的经典诵读材料更加丰富,读书积极性更加高涨。

搭建媒体平台。学校建立了雏鹰电视台、红领巾广播站,台长、站长、采访、撰稿人、播音员均由学生担任,学校还出资和县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了“西塘少年”栏目。校内校外的这些平台都成为学生诵读展示的大平台。

网络涵化 篇4

如今青少年每天接触的媒介特性是：视听觉手段于一体，通过影像、画面、声音、字幕以及特技等多方面传递信息，给受众以强烈的现场感、目击感和冲击力。[1]特别值得一提的是3G手机在中国的逐渐普及，手机广告规模渐渐庞大，这种新兴信息载体将更加冲击青少年对纷繁复杂信息的摄取方式，并且青少年作为受众群体中思考能力、行为控制能力较弱的一个群体，他们对信息的处理方式更加值得关注。

一、青少年接触广告的途径多样化

广告是由符号构成的，而符号可分为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两个部分。例如青少年喜欢的一位明星歌手喝了什么水、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明星靓丽地出现在广告中，青少年便会去模仿他们的生活方式或是认知他们喜爱的人是什么性格。这其中广告向青少年展示的既有语言符号的诉求，也有非语言符号上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完全可以称作是符号暴力。广告主通过媒介将商品表征式地投放在青少年面前，将一种意义在青少年脑海中逐渐构建，最后获得最大的商业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每天接触有效广告途径多样化，这里谈的有效广告是指那些真正引起的购买欲望的广告。现在青少年一代可以称作是网络一代，网络媒体对青少年的冲击力影响最大，在2005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规模为31.3亿元，到2010年中国网络市场规模达到了321.2亿元，网络广告的迅猛发展令人惊讶。并且青少年接触的众多网络游戏中的隐性广告繁多，广告中的非语言符号所传递的意义便可以变作一种有效广告诉求。例如，游戏人物所穿着的衣服、使用的道具是什么品牌，甚至游戏地图中的地点名称标注均设立广告牌，可想而知，青少年每天所热爱的游戏可演变为一场广告暴力的战争。

除此之外，在中国城市中90%以上的青少年均有了自己的手机，这当然加强了青少年与父母、同学之间的联系，有的学校用“校讯通”软件来通知消息。但另一方面，青少年每天拿着与自己最紧密的新媒体——手机，便无疑成为了广告暴力施展的最佳对象，手机广告的投放方式被运营商称之为“点告”，运营商与广告商的联合以短消息的方式发布广告，用户只有在阅读短消息之后才能删除，这样的广告阅读方式使广告暴力达到了最大化。当然，青少年每天接触的还有种类繁多的赞助学校活动广告等各种方式广告。

二、广告暴力“培养”了青少年炫耀性消费观念

这里讲的“培养”是涵化理论引导下的一种塑造方式。据对青少年的一项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有80%以上的青少年会唱电视广告歌，广告能够促其购买商品的人数占83%，经常购买广告所推荐的商品人数占64%，父母选择给予金钱支持的占79%。[2]调查数据随着时代发展、广告发展也在不断变化，但我们从其中能够判断出广告暴力对青少年的巨大影响。

前些年很知名的广告语“过年了，谁没有啊！”使很多家长都掏了腰包，满足其孩子的攀比欲望，潜移默化地培养了孩子们的炫耀性消费观念。很多广告中所传达的物质主义至上的观念在逐渐引导青少年重视实物存在，他们在不断追求看得见的东西，特别是在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立即想起广告中所描述的产品会立即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例如遇到英语学习上的困难就会想起某个品牌的点读机，然后以为购买这个商品之后一切都变得容易简单，并且他们会在周围群体中炫耀自己所获得的实体价值，这种炫耀性观念害人害己。

有的广告商将广告诉求点转移到赠品广告，青少年获得的广告传达的信息意义是可以多得到一件东西，并且在周围群体伙伴们中显示你有可能会获奖，就会得到更多的奖励，这恰恰“培养”了青少年炫耀性消费心理。例如有的孩子为了收集完整一套方便面中所赠送的卡片人物多次产生购买行为，集全卡片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在群体伙伴中炫耀，这种可笑的行为正是青少年消费心理难以抵挡广告诱惑造成的。除了实体价值之外，青少年更多地追求“感觉”上的满足，耐克（just do it）想做就做、可口可乐——要爽由自己、李宁——一切皆有可能、森马——穿什么就是什么等等广告语对青少年的影响是促使他们在情感上感知他们选择了某个品牌就是选择了某种生活方式，并且他们在不断“培养”塑造这种只属于自己的方式，他们在群体中炫耀自己的个性，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炫耀性消费观念。

三、广告人的策划创意承担着社会责任

广告人在创作一则广告时正如同新闻编辑把关着新闻的真实性，所以，作为广告人必须慎重对待广告中的一切元素，例如是否含有暴力、打斗、性暗示内容等等一切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元素。如果广告在播出之前也采用分级制度进行分类，将适合青少年看的广告安排在适合的时段便可大大降低广告暴力的负面影响，作为广告科班出身的广告人来说，自身感觉未来中国广告发展的担子真的很重。

注释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118-119页

网络涵化 篇5

所谓的男人强悍、坚强、理性,女性温柔、脆弱、非理性,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根深蒂固的性别化的标签。因而一旦当性别与这种标签相违背时,也即在男性中也存在温柔、脆弱,非理性的,在女性中也存在那种强悍,理性的时候,这些人在生活中常常被忽略和遭到异样眼光,被称为“娘炮”或者“女汉子”。针对“娘炮”和“女汉子”在人们印象中的成因,我们对各高校学生进行了随机网络问卷调查。根据回收到的500份问卷的结果显示:大多数人对“娘炮”与“女汉子”的判定主要基于外在形象与神态举止,而他们对这两种群体类型的了解主要来自于大众传播媒体,且普遍认为大众传播媒体对这两种形象的塑造比较夸张。

1 被创造的消费需求的引导。

电子商务的到来刺激了消费,宣传手段层出不穷,全媒体遍地开花。在眼花缭乱的广告中,传统的女性与男性的吃穿用度物品不再加以严格区分,而是走向了普适的道路。通过对象征性事物的选择、加工、记录和传达,媒体构建的消费趋势取代了多样化的社会情况,使人们共享的社会认知趋于同化。例如,韩范中,BF风格系列的流行趋势(BF即boyfriend的缩写,男朋友风格类衣服的简称),帅气又中性的硬朗中透露着率性,类似偷穿男友衣服一样,有随性、慵懒、宽松的感觉。这就是一种象征性隐喻。

男性化妆品在淘宝中的宝贝件数高达4400+,也向我们揭示了男性化妆品线上消费的潜在广大群体。涵化始终是一个“双向吸引”的过程,接触越多,受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越大。“主流化”作用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影响,且其效果也是因为传播的内容而异。由于大众对“娘炮”的判断主要集中在外在形态,男性对化妆品的消费暗示,也是人们形成“男性女性化”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男性穿着粉嫩代言女性用品,女性装扮霸气代言机动车等的广告形象也是一种符号信息。尽管不同的受众解码不同,但由于视觉效果的短时与丰富,受众对于画面形象的认知属于第一层级信念,对社会表象的判断大体一致。

2 意见领袖的示范作用。

在传统电视时代,政府控制着电视媒体的发声,是电视话语权的主体,电视报道何种消息,社会舆论都在政府的掌控之中,普通公众缺乏参与话语讨论的渠道,不能自由发表言论的公众往往在很多时候被迫选择沉默。新传播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于信息话语权的垄断,公众由被动接受者的身份变为了主动传播者和分享者。受益于新传播技术而崛起的草根阶层和新精英话语权力主体(包括文化学者、传媒工作者、演艺人员和商业精英等)表达出了强烈的利益诉求,迅速成为所在领域中的意见领袖,成为话语权力主体。

为大众熟知的“范爷”(范冰冰)“春哥”(李宇春)“著娘”(刘著),都是作为明星拥有一众粉丝而成为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意见领袖。他们这些带着与性别不符的社会气质的称谓,一方面代表了受众对男性“女性化”,女性“男性化”特质存在的认可,更重要的是当这些标签化的中性词语因明星的粉丝效应变得具有褒义色彩时,这两种出位的特质会加剧涵化,对群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3 性别多样化观念的流行。

著名的社交网站“脸书”(FACEBOOK)更新了提供给用户的性别选项。现在除了传统的男/女,还有56种新的非传统性别可选,例如:跨性女、变性男、两性人Androgyne(拥有混合特征或者两种特征都很强烈的人,更强调对内的自我认同)等。据悉,脸书上所列出的这个清单是咨询了著名性别研究组织GLAAD之后的产物。2015年6月26日,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这使全球化浪潮下的关于性别多样化的包容度在递增,大众媒体上也开始有越来越多女性化的男性和男性化的女性进入人们的视野,甚至成为热点和爆料潜质的重点对象。

4 眼球经济下的联动

猎奇心理并不是当前的观众所特有的,它是人类一种普遍的心理,是一种对于比较另类、奇异的事物或观念等所表现出的好奇和急于探究的心理,只是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和浮华让这种心理更为膨胀了。流行文化的声色感受、流行文化的直观刺激、流行文化的绚丽形式在消费社会中层出不穷。性别错位就是这种过度消费异化的结果。例如,2016年7月5日“武汉市区积水:女汉子肩扛男友过马路”的新闻报道引人热议。在武汉市区积水交通严重受阻的严峻形势下,媒体为标新立异博人眼球,选取了女性的男性气质爆棚行为作为噱头。

热播节目与角色的互动,扩大受众范围,增强涵化程度。爱奇艺独家冠名播出的自制节目《奇葩说》,凭借着汇聚“奇葩”的看点,网罗各界演员、歌手、记者甚至职业辩手等在内的具有一技之长“奇葩”进行辩论赛。值得一提的是,节目中的不少选手是同性恋,双性恋,甚至是性别流体,且节目中出现的辩题也大都是主流媒体不便进行公开讨论的内容。大胆出位的角色给节目创造了可观的收视率,节目的量身定制突出了出位角色的看点。

尽管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生理性别,无论是男性气质还是女性气质,都是随历史的演变而变化的,是话语的产物,是异性恋霸权的产物,它是在性实践和性别实践中形成的。男女的概念就像身体与精神的概念一样,是二元论的产物。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跨性别者站出来维护他们的权力,他们是无法用男女性别的概念来定义的,但却是真实的存在着的。“酷儿政治”的出现其实是动摇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性别概念。在这种语境下不但女人是被制造出来的,男人也是被制造出来的,甚至是“美”的概念,以及“性”的概念,同样是被制造出来的。也就是说“男性女性化”与“女性男性化”两个现象本身就不是客观的存在,带有异性恋霸权的象征意。意义的编码和解码过程就是语言中的意识形态争夺和斗争。但至少在对政府对媒体掌有绝对控制权的中国,这二者由秘而不宣到曝光大众的潜移默化过程,值得思考。

参考文献

[1]麦克·摩根,詹姆斯·尚翰.涵化研究的两个十年(上)[J].现代传播,2002(10).

[2]乔治·格伯纳,拉里·戈罗斯.与电视共同成长:涵化过程[J].新闻与传播评论,2005(5).

[3]余庆华“伪娘”再现人性异化[J].新闻知识2010(11)

[4]维塞.社会性别的标准: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概念[J].国外社会科学,2003(4).

[5]尹嵩.新媒体时代话语权的博弈与权力关系的重构[D].沈阳:辽宁大学,2011.

网络涵化 篇6

涵化教育,是以“涵养化育,自然天成”为核心理念的学校教育理论与实践模式,是素质教育的一种校本探索。她以“有敬、有执、有容”为育人目标,夯实基础,放眼未来,实现儿童素质全面和谐发展,为孩子的一生幸福打上亮丽的精神底色。新标准把语文课程目的界定为“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语文素养则是学生通过逐渐“涵化”、“养育”所达到的某一高度。语文教学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启发我们重新审视语文课程的价值和功能,要珍视学生的独特感悟,在对话中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为了追求并努力达到这一理想的境地,我们在“涵化教育”理念的引领下,对小学语文教学作了深入的思考与有益的尝试。

一、建构课堂教学程式

“涵化教育”理念引领下的阅读教学程式,注重儿童情感、心灵、人格的建构,通过涵化课堂文化的建设和课堂教学实践研究,培育儿童的文化精神,让课堂不仅成为知识传授的过程,还成为学生对人生体验的过程,更成为师生对话的过程,在感悟和对话中获得精神的交流和共享。其基本程式是:

1. 情景导入。这是涵化课堂的起点和基点,主要在于创设情境,营造氛围,激学生好奇、生疑和探究的冲动。

2. 感知体验。

这是情景导入后的自然走向,是建立在“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教师的职责是组织、帮助和指导学生进行学习的”的基础之上的。学生走进文本、感知文本、体验文本,联系生活、体验生活、创造生活。感知体验是对文本的领悟与涵化,更是心灵的涵化,生活实践的涵化。

3. 对话探究。

对话是师生、生生的交流过程,探究是依托对话的探究。孩子从感知体验中得到的收获、乐趣、成功,需要在探究中交流;对感知体验中产生的疑问、设想,需要在对话中碰撞、思辨。课堂上不在乎求得所谓认知的统一,而是在于孩子各抒己见的撞击,在撞击中闪现智慧的火花,产生奇思异想。因此,对话探究的过程是最丰富的涵养化育过程,是涵化课堂最期盼的美妙境界。

4. 建构生成。

建构生成主要是促进学生的知识内化,也是情景导入、感知体验、对话探究后顺理入境的结果。学生学习的过程是在教师的引导下自我构建、自我生成的过程。建构生成什么,这是教者设计课堂模式时应该早已预设的目标。建构生成的过程是拓展,是检验,又是新的生成。

二、丰富语文实践活动

新课标提出“沟通课堂内外,充分利用学校,家庭和社会等教育资源,开展综合性学习活动,拓宽学生的学习空间,增加学生语文实践的机会”。语文教学要植根于学生实践生活的滋养,注重儿童情感、心灵、人格的建构,培育儿童的精神文化。在教学中我们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通过实践发现自己的问题、需要,再有目的地学习。强调由个体经历———形成经验———产生需要———自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实践中提高语文综合素养。

1. 体验式实践活动。

“过程和方法”目标是语文课外实践性学习的核心目标。它指的是学生亲历实践性学习过程,在实践情景中运用和熟练各种语文实践的方法,领悟语言运用的规律,获得积极的体验和丰富经验。如郊游、五分钟新闻发布会、演讲比赛、参观博物馆、办板报和手抄报、慰问演出、故事会、专题调查、收集风俗民情等活动,鼓励学生全员参与,手脑并用,合作探究。

2. 吸纳式实践活动。

经常开展一些常规性的语文课外实践性学习。如“七个一”学习活动:学生每学期完成一项社会考察、调查、访问、参观等体验性学习;每月至少读一本课外书籍,观看一部好影视;每周背一首好诗词、一段优美文章;每天收集一句佳句。再如收看、收听、发布新闻活动:组织学生每天收看或收听10分钟新闻,记下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参加班级10分钟新闻发布会……通过常规性的课外实践性学习,让学生自主选择学习资源,在广阔的时空里接触语文材料,丰富知识,扩大见闻。

3. 交流式实践活动。

以信息的交流和运用为目的,开展灵活多样的语文课外实践性学习活动。如“三赛”活动:即演讲赛、辩论赛、故事赛,培养学生口语能力;“征文”活动:通过开展语文课外实践学习活动,引导学生写影视、书籍评论、主题征文、周记、观察日记、科普小论文、调查报告等,培养学生书面表达能力;“制作”活动:办板报、办手抄报,搞小制作、设计贺卡、剪报、做实验等,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合作探究活动:组织学生参加税收宣传、爱国卫生宣传、清扫街道、调查当地有关环保和交通秩序问题等实践性学习活动,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实践能力;“交心”活动:要求学生经常与家长或朋友交心,通过真诚交流,对他人和自我作出评价和反思,从而不断生成新的自我,培养价值判断能力。

三、自主选择学习资源

语文课程是开放而富有创新活力的,学习资源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教学中,教师为学生创设适宜的情景,提供丰富的学习素材和信息,影响并引导学生寻得自身发展的基点与目标,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自主选择学习的资源,主动地探究、发散地思考,在主动参与的过程中,获得适切的发展。

1. 自主选择阅读资源。

阅读是一项反映个性和人格的活动,而读物的选择是个性的表现。只有让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读物,他们才能主动深入地理解读物内容,受到读物的感染,也更易引发儿童的共鸣。

2. 自主选择生活资源。

“语文学习的外延等于生活的外延。”在语文教学中,要加强与生活的联系,树立大语文教育观,开放语文课堂,让语文走进生活,让生活走向语文,让学生自主选择生活资源。给学生感受自然、社会、事实、事件、人物、过程的机会,使学生在与现实世界的撞击、交流中产生对世界、对生活的爱,从而自发地、主动地去获取知识,同时又在这一过程中陶冶情操、磨炼思想、完善人格。

3. 自主选择伙伴资源。

每个学生在学习上都有属于自己的好朋友。课堂上,让学生自由选择好朋友,在宽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中,共同研讨学习上的疑难,交流自己学习的收获,无疑会促进他们的学习。新课改强调的是“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方式,它呼唤与之相适应的新教学组织形式的诞生。在新课改实践中,我们推出许多以人为本的课堂教学组织形式———“歌舞晚会式”、“答记者问式”、“智者闯关式”……构建气氛民主、便于交流的开放性课堂,让学生自主选择“伙伴”资源,改变了教师对课堂的垄断地位,提高了课堂效率。

四、尊重学生个体差异

儿童是生动的个体,存在着个性差异,涵化教育强调要充分尊崇他们的个性,以学生的个性差异为基础,关注学生的潜能、需求和实质性发展,创造良好的个性化教育发展环境,使学生原始个性得到张扬。同时,开展多样性的个性化评价,让每一个学生都获得成功的喜悦。

1. 成立组织,体现个性。

以社团为依托,组织学生喜爱的学习、活动、发展为一体的组织,以俱乐部的形式,让学生自由加入,实行会员管理。主要有:小书法家、小记者团、小播音员、冲浪文学社等。

2. 搭建平台,张扬个性。

通过开展“读书节”等活动,为学生搭建张扬个性的平台。学校成立冲浪文学社,每学期开展一次全校性的“诗歌朗诵”及以“读书与做人”等为主题的读书征稿、演讲活动。期末学校进行“书香班级”“阅读之星”“小小朗诵家”等评比活动。学校设立雏鹰电视台、红领巾广播站,从台长、站长、采访、撰稿人、播音员均由学生担任,学校还出资和县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了“西塘少年”栏目,为学生搭建了诵读的大平台。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各方面的教育,逐步养成坚韧顽强、办事认真的意志品质和助人为乐、关心集体等良好道德。

3. 升级激励,发展个性。

学校实行书法、朗读等的考级制,分项制定学生素质发展评价标准,一看兴趣度,二看参与面,三看发展量,让学生自由选择报考。学校在全面考核的基础上,为学生颁发等级证书,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4. 科学评价,彰显个性。

一改过去定性评价,针对孩子的个性差异、潜能、兴趣和发展状况,设立了“十佳少年”“风采少年”“阳光少年”“优秀少年”“自强少年”“我是漂亮实小娃”等众多奖项,由同学、老师和家长共同寻找学生的闪光点,申报奖项。每个孩子在评价中都找到了自己的优点,找回了自信,找准了自己今后发展的方向。

近年来,我们除了通过涵化教育课堂教学实践的研究,精心构建出涵化文化课堂范式外,还将经典诵读、生活作文、生命践旅、家长讲堂等一大批浸润着涵化教育理念的特色项目逐步深化,形成重自主、重多元、重拓展的新语文文化课堂。摈弃教育的功利色彩,本着学生的整体发展、终身发展、个性发展,追寻“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教育境界,让孩子在文化的滋养中获得了全面的发展,他们变得有爱心,有张力,有特长,有品味,生活中处处充满了阳光。

参考文献

[1]王敏勤《高效课堂教学五大策略》。

[2]教育部《“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征求意见座谈会》(2009年2月23日)。

网络涵化 篇7

关键词：媒介环境,涵化理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如果从以下三个视角看待媒介:作为环境的媒介、作为工具的媒介、作为媒介的环境, 那么, 深刻认识和研究媒介环境对于大学生文化学习、社会交往、思想认识、道德意识的影响便刻不容缓。校园媒介环境是大学校园内外的媒体所营造出的一个“情境”——这个情境可以是社会的, 也可以是校园的, 更可以是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校园媒介环境由各式各样的校内、校外媒介及其传递的信息和符号 (包括内容和形式) 所构成, 是一个充满符号互动的意义环境, 它是校园的传播环境、信息环境和文化环境。

一、校园媒介环境的形态和特征

波斯曼说, 学校是“复杂的多媒介的符号环境, 自有一套词汇和规则”, 来“规定师生做什么, 如何做, 如何互相联系, 如何与这个环境之外的一切东西建立互动关系”[1]。校园本身就是一个复杂、丰富的传播环境, 它由自我传播体系、人际传播体系、组织传播体系和社会传播体系等构成。

从媒介的种类和特征来看, 校园媒介环境可主要从以下五种形态进行分析。

1.从未消逝的语言符号。语言作为最古老最主要的一种传播媒介, 在大学校园的信息交流、知识传播、文化传承、人际交往等方面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的大学出现于清末, 语言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 其作为符号环境的内容与形式都在发生着变化。如最初的文言文到近代的白话文,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推广标准普通话, 到近几年网络流行语言, 伴随时代变迁而产生的语言的发展首先集中发生在学校, 特别是与时代进步和社会接触最广泛、最活跃的高等学校。

2.书本是知识传承的经典载体。书本一直是知识体系的主要载体, 它能以固定的文字形式对知识进行传承、再现和解释。在现代大学, 毋庸置疑的是, 日益丰富的图书对历史情境的解构与再现、对科学知识的释义与想象功能得到强化。但是有一个现象也应引起重视:随着因特网的普及, 大学生如完成课业需要查资料、写论文, 倾向于求助便捷的网络媒体, 书本等传统媒介在大学教育体系中反而有被边缘化的趋势。

3.大众媒体入侵。大众媒体对于社会情境的展现和重构, 普遍地影响着人们对于社会现状的认识和体验, 同样的, 大学生虽然生活在大学校园内, 但不可避免地通过各种渠道接触大众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所重构的社会情境入侵校园, 对于思维方式、意识观念等尚未发展成熟的大学生来说,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对于社会图景的认知。比如, 一直饱受道德诟病的相亲节目“非诚勿扰”, 其宣传和倡导的拜金主义倾向就有可能给大学生带来负面影响。同时, 大众媒体给大学校园带来意识形态冲突、暴力倾向和娱乐化问题也在困扰着高校的思政教育工作者。

4.新媒体革命。以网络和手机等为代表的新媒体革命极大地改变着大学生的认知方式、知识积累方式和社会化方式, 也对大学的教学、管理、思政等工作带来难题。“‘新媒体’成为大学生生活中的‘必需品’”[2]。第一, 新媒体的变革开创了大学生人际交往、社会接触的新形式, 发展了新的知识来源和知识建构方式, 以往以记忆为主的知识积累方式得到弱化, 记忆的优势被“百度”所替代, 这使得课堂上传统的知识传授方式和考试方法面临挑战。第二, 大学生对于社会图景的认知更加直接和主动——他可以寻找到任何他想要的主题进行搜索和探知 (而无关乎真实) 。第三, 网络舆论表达的可能性和空间加速大学生个人角色的社会化进程, 这种公共空间的存在使大学生管理面临两大新难题:个人意见的自由表达尺度和参与公共事件的可能性增大。第四, 有公共空间, 便有意见领袖, 于是出现大学生两种新的角色定位值得研究:意见领袖或者是意见领袖的追随者。第五, 大学生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取向的易塑性在媒介环境中得到强化体现, 新媒体中的信息过载可能导致新的意识形态困惑。第六, 网络的开放性导致大学生新信任危机, 如何在网络的观点、唾沫洪流中正确进行道德评价和道德自守, 也是思政工作者应研究的课题。第七, 大学生课余生活、校园文化、价值取向等深受媒体泛娱乐化影响。第八, 校园舆情监测与引导形势复杂。

5.以视频和图像制作技术为代表的校园视觉文化传播手段在校园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是校园媒体外在的重要媒体形式。传统的校园媒体可能主要体现在校园平面媒体, 如校报、系刊、海报、横幅、宣传展架等。随着视频制作技术和图像制作技术的普及, 在校园电视、电子大屏幕等载体上播放的动态影像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视觉体验, 同时也丰富着校园文化。

二、以“媒介涵化”理念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媒体的“涵化”理论 (Cultivation Theory) , 又称培养理论、教养理论, 最早于20世纪70年代由伯格纳系统地提出。“涵化效果”, 即潜移默化的效果。它的基本观点有:第一, 在现代社会, 大众传媒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影响;第二, 社会要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和发展下去, 就需要社会成员对该社会有一种“共识”;第三, 大众传媒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倾向, 通过“报道事实”、“提供娱乐”等形式传达给受众, 从而潜移默化地形成人们的现实观、社会观;第四, 主流化与共鸣——当大量看电视导致不同社会群体的意见趋同化时, 就会发生主流化的后果, 当教养效果在人口的某一特定群体中非常突出时, 就会发生共鸣;第五, 电视媒介在形成当代现实观和社会意识的“主流”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第六, “教养”是一个“双向吸引”过程, “主流化”作用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影响, 而且其效果也是因为传播的内容而异 (伯格纳, 1967) 。

以“媒介涵化”理念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以全面、系统的观点组织大学生日常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 从知识、技能、思想道德、社会交往、媒介素养等方面全面进行“涵化”, 利用媒介技术有意识地营造媒介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和造就学生。“媒介涵化”的主要手段:首先, 通过全面开展基于媒介的素养教育, 建立一个媒介“强效果”的基本共识, 使大学生具备正确使用媒介和有效利用媒介的能力, 形成对媒介所传递信息能理解其意义以及独立判断其价值的认知结构, 具备有效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能力;其次, 构建全方位立体的“大思政”传播体系, 通过课堂内外的教学、校园媒体的包围、社会媒体的引导等方式, 构建主流文化体系, 强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1.要建立一个媒介“强效果”的基本共识。

在现代大学, 大众媒体、校园媒体、传统语言书本等载体和新媒体立体地构成校园的媒介环境, 它所提示或重构的“象征性现实”对大学生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影响。同时, 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 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教养”的过程, 它在不知不觉中制约着他们的现实观。这个基本共识可以通过大学的媒介素养通识课程来建立——不仅是针对大学生的媒介素养, 同时也为高校教师提供一种媒介认识。新时代的媒体发展是如此迅速, 媒介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是如此强大, 由此而带来的高校意识形态和舆情监测与引导等方面的挑战是如此严峻, 只有在校园大环境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对这个环境因子和互动关系有一种“共识”, 才能有效促进校园这一个统一的整体的发展。这个共识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 校园媒介环境的形态和互动的方式;第二, 校园媒介环境的影响力;第三, 社会媒体的影响方式;第四,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挑战。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 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媒介的运作方式、传播意图, 从而有针对性地推动大学生的洞察力、思考力和批判力培养, 培养学生在媒介环境下的自我分析教育、自我认知管理和自我学习管理。

2.在“媒介涵化”理念这个基本共识的基础上, 建立“大思政”传播体系。

基于媒介环境的体系性影响, 把“大思政”传播符号输入整体环境的每一个可控环节, 让大学生处于立体的“大思政”媒介环境中。“大思政”的概念是强调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 而不仅仅是把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交给思政工作队伍, 施予主体应包括学校系统内的所有部门和所有教工。以“媒介涵化”理念构建“大思政”传播环境, 要重视以下五个效果。

(1) 重视“包围”效果。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理想信念、感恩、励志、自信、勤奋, 可以说, 但凡只要有助于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元素都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校园媒介环境本身是一个立体的环绕环境。媒介“包围”的效果就是把丰富的思政内容融入校园的每一个信息载体, 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校园宣传环境的建设, 包括校园传播媒体如校报、校刊、广播、电视台的建设, 宣传平台如横幅、海报、宣传栏等, 学生社区的文化建设如寝室评比、黑板报大赛等。二是学生的日常管理, 如辅导员与学生谈心制度、网络社区的互动交流等。三是课堂教育教学, 不仅是思政类课程, 为人师者站在讲台上本身就要全过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批判性思维。四是各类校园文化主题活动, 如学术节、艺术节等文化活动。重视“包围”效果就是有意识地让学生在校园生活学习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着健康向上的信息符号, 时时刻刻让他有积极的感受, 才能主动地思考和行动。

(2) 重视“主流”效果。

“主流”效果是指, 丰富的思政元素始终要围绕一个主流文化或观点展开, 让身处其中的大学生对于符号环境的感受能最终产生一种趋同的观点或态度。比如, 围绕“上海2010世博会”这一主题展开的媒体宣传, 处处都能见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口号, 这就是极强的“主流”效果。校园媒介环境的“涵化”理念也是一样, 重视营造媒介环境的主流符号, 最终使大学生们收获“主流”效果。比如, 根据时代的主题和焦点事件, 如“建党九十周年”、“喜迎党的十八大召开”等专题, 开辟专题的“红色”网站或思政类网站, 展示党的辉煌成就、中国的飞速发展等相关内容, 以爱国主义精神引导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在学生的日常管理过程中, 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交流工具, 在网络的公共空间构建新的校内社交环境, 进行相关“议题设置”, 引导大学生关注的舆论重点等。

(3) 重视“共鸣”效果。

大学生面对媒介文本会根据自己不同的信念、态度以及框架来理解、接受甚至进行“协商”和“批判”, “主流”的符号环境有时未必能被顺利地接受和吸收。这时, “共鸣”作用就显得很关键。“涵化研究者提出了补充性的‘共鸣’ ( resonance) 理论, 它指出受众在电视上所看到的情况和自己的日常生活一致时, ‘实质上得到的涵化是双剂量效应的, 因为他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现实和自己的真实生活发生了共鸣。’”[3]“共鸣”一个显著的要素是“一致性”, 是指媒介环境所传递的信息如果与大学生的认知状况、态度表达等“一致”或者说“接近”, 那么, 就比较容易获得他们的心理认可, 从而接受或强化自己的原有立场。如果教师在形象性和生动性的基础上, 语言、释义方式能与伴随着新媒体发展所产生的语言、视觉文化等方式的变化密切对接, 能与现实热点 (尤其是网络热点事件) 对接并进行探讨, 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引起大学生的共鸣, 教学效果就事半功倍。在校园文化建设、与学生的日常交流和学生日常管理也一样, 如果引导的话题、活动设置的主题、传播符号和方式等与学生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相接近, 就会产生共鸣。

(4) 重视“视觉”效果。

现代大学一个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多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技术不仅仅是一种传播工具的变革, 它同时改变着大学生接受知识的方式和程度。在课堂上, 多媒体教学方式使枯燥的理论形象化, 并提高了课堂效率。在校园环境中, 多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极大地丰富了校园文化。在主题活动中, 多媒体视频的展示能使活动的表述更加生动感人。视觉的形象物质对于受众解读符号的能力要求降低, 能使他们超越某种异质属性, 在更大的范围内相对更容易地获得某种认同, 培养他们对于某种事物的共同观点。意识形态最终要通过一定的文本形式表达出来, 视觉艺术无疑是最佳的载体——包括视频和平面的视觉艺术。大众传媒的视觉“涵化”能力已经被广泛验证:文化复制工业正在使越来越多的大众形成趋同的态度和审美。在校园媒介环境中批判地运用视觉传播载体, 抢占校内户外媒体的视觉阵地, 对于构建主流校园文化, 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5) 重视“互动”效果。

“互动”是网络时代出现的最有价值的传播方式变革。网络的出现并不完全只为大学生思政工作带来难题, 有时它也提供许多有利的、便捷的方式:第一, 网络的即时通信工具, 使师生间、学生间的交流和交往更便捷, 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和心理健康疏导;第二, 微博即时播报个人的足迹碎片, 构成个人历史的碎片化即时记录, 有助于思政工作者掌握和监测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第三, 网络社区的迅猛发展催生了大学生管理的新社区模式——以行政班级为单位进行管理的“易班”模式;第四, 公共话题的设置和表达, 可以更便捷地引导和控制舆论焦点。可以说, 互动不仅使人与人的交流更便捷, 而且使人与人的内心更接近, 更加有助于思政工作者与大学生之间的沟通和信任关系的建立。

媒介是工具, 更是一种环境。以整体的校园媒介环境的观点来重组和整合校内资源, 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则无处不是思政、无时不是思政。思政工作关注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思维模式、意识形态, 其根本的理念是“一切为了学生, 为了学生的一切”, 高校的德育工作和专业教学、其他辅助工作从来就不应分割得泾渭分明, 而应是相辅相成、相融相依的。以媒介“涵化”理念来推进大学生思政工作, 就是要求学校的全体教学、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全面联动, 共同构筑一个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媒介环境。媒介有质, 润物无声, 让大学生在有形和无形的校园媒介环境中得以全面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美]林文刚.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何道宽,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29.

[2]闫欢.新媒体视阈中的大学美育与媒介素养教育研究[J].现代传播, 2008, (2) :137.

网络涵化 篇8

关键词：新媒体,涵化理论,交互性,适用性思考

一、涵化理论的起源与概说

涵化理论又名涵化分析、涵化效果、涵化假说, 也被称为“培养分析”“教化分析”。20世纪60年代, 考虑到美国的暴力和犯罪问题的严重性, 美国政府专门设置了一个“暴力起因与防范委员会”以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著名教授乔治·格伯纳为代表的学者在这一委员会的支持与赞助之下, 开展了一项名为“文化指标”的大型研究项目。该项研究以量化研究方法与实地调查法为主, 基于当时美国的暴力犯罪事件与人们收看电视的行为是否有关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其主要观点如下:一是电视观众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更接近于电视这一媒介所传输的符号与观点, 而不是客观现实;电视反映了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和文化观念。二是以上这种表现和倾向在收看电视时间长的观众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由此可以推测出:收看电视时间长的观众比收看电视时间短的观众对于社会现实的观念, 更加能够反映他们接收电视内容所受的影响。按照涵化理论的说法, 电视不仅是人们获得资讯的来源, 更多的是培育着人们了解现实世界的认知。

这一理论的假设主要围绕以下方面:一是观众对于电视的收看是固定的, 没有选择性可言;二是收看电视时间多的大多数人对于所有的电视节目收看的时间都多。当然, 这之中并未考虑到一些可变因素。之后, 乔治·格伯纳等学者对此理论进行了修订和补充, 增加了两个涵化效果产生过程的概念:第一, 主流化过程——“看大量电视的人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主流的、统一的、标准化的意识形态及世界观, 因此, 这些人之间的相似性应该大于那些同他们类似但收看电视时间较少的人”。换句话说, 电视使得人们对于真实世界的看法趋于一致。第二, 共振过程——“人们在电视中看到的情景同其日常生活的所见所闻 (甚至是对现实的信念) 不谋而合时, 两者的叠会加倍强化电视信息的作用, 并显著提升涵化效果”。即人们在电视中所了解的世界与现实生活中的世界会产生重合, 从而引发“共振”, 丰富了涵化本身的形式。从深层意义上来说, 这属于一个互动的过程。

二、新媒体环境下涵化理论的继承与挑战

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与发展, 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数字交互电视、数字电影、移动电视、网络电视、触摸媒体、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形式逐渐出现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这类新媒体形式集合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双向传播优势。与以往以电视媒体为代表的线性传播为主的时代相比, 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打破了线性传播模式下受时间限制的传播特性, 形成了“以交互而非单线、交叉而非径直、动态而非稳态”的传播特点。具体来说, 以电视媒体为代表的大众传播时代的涵化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出现了一些新的表现特征。

(一) 传播渠道广泛多元, 冲击了传统的单向传播

在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介环境之下, 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大多受制于以电视为核心的文化符号的传播范围之内。涵化理论的假设正是着眼于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理解与价值观的倾向来自于电视所构筑的“符号现实”的影响。在当时的传播环境之下, 由于电视媒体传播的核心优势, 其所反映的是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和价值观念, 对于观看电视的受众来说, 正是这种统一的传播介质培育了人们相似的认知。然而,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多元的传播渠道与方式, 形成以网络为介质的多维度、多角度、超快捷的传播特性, 如此一来, 便打破了“客厅电视”下的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这意味着电视不再是影响人们对于现实世界认知与体会的主要渠道, 受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 在网络端口自由选择频道和节目, 这表明了人们对以往的传播渠道的依赖性逐渐减弱。在这种情况下, 早期涵化理论所提出的观看电视时间量的多少与观众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的正向性关系需要重新审视。

(二) 网络交互性增强, 赋予受众参与权

当下, 以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为我们建构了立体的网状传播结构。“任何一个网状都能生产、发布信息, 所有网状生产发布的信息, 都能够以非线性的方式流入网络之中。”在新的传播环境之下, 受众由传统的接收信息的主体转变成为传播信息的主体。与此同时, 普通的受众获得了话语权——可以随时随地以多元的渠道传播表达自己的观点或想法。传统的传播格局下, 电视这一媒介形式处于传播文化价值观念的主导地位, 受众在固定的收视时间接受特定的收视体验。新媒体环境下, 受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 而是拥有信息传播与发布权的新型受众, 由此必然会导致权力的分散化, 受众在整个过程中享受到自我赋权的传播体验。除此之外, 文化精英以及由此崛起的草根阶层, 将会大大利用各种新媒体技术带来的传播渠道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 这样一来, 便与处于统治地位的传统精英展开了权利博弈。此外, 受众对于信息的选择更加丰富多样, 他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新媒体平台寻找不同的声音以与传统的电视传播所传达的观点相比较与抗衡。这样看来, 传统的涵化理论中所认为的电视通过主流化的培养过程使人们所形成的对于现实世界的趋于一致的认识, 在新媒体环境下受到了一定的质疑。

(三) 新的传播格局, 新的发展思考

新媒体技术的不断普及与创新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了人们使用媒介的传播形式。尤其是近年来, 随着智能手机移动终端的普及与发展, 人们接收和传播信息更加方便和快捷。据《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报告》, 截止到2014年12月, 中国网民规模达6.49亿, 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117万。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57亿, 较2013年底增加5672万人。其中, 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由2013年的81.0%提升至85.8%。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智能终端的兴起与普及, 满足了受众参与网络对于大众传播环境的构建。在此种传播形式之下, 普通受众的传播主体权利得到了回归, 较之其之前一味地迎合大众传播时代电视媒体的所构建的媒介现实, 新媒体环境下, 受众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兴趣加入或创办各种虚拟网络社区, 如考研贴吧、热点话题贴吧、网络组织的旅游等。

早期涵化理论的研究者认为, 作为信息接受者的人们, 是单向度的个体。人们往往通过由以电视为主的大众传播媒介所构建的虚拟世界来认识周围的世界, 其思想行为植根于由电视符号传播所构筑的世界。而如今人们对于网络等新媒体的广泛运用已经使得网络成为连接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纽带, 早期涵化理论中的传统媒体主导受众的现象已大大改观, 由受众自主确立的传播新形式和框架得以确立。

三、新媒体环境下涵化理论的适用性

新媒体环境下受众互动性和参与性的提高弱化了传统的以电视媒体为主导所构建的符号现实。新媒体的发展使得电视媒体的涵化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异, 传统的电视媒体已经拓展出诸如移动电视、网络电视、交互电视等新的电视媒介形式, 这样一来, 致力于传统的电视媒体的涵化理论必然不能完全适应新媒介环境下的涵化意义。

尽管如此, 早期涵化理论的阐释力在现如今仍然有一些方面是适用的, 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由各种媒介符号所建构的符号环境中。新媒体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由传统媒体所构建的虚拟世界, 但是涵化理论的某些潜在规则在新媒体环境下仍然是适用的。因为受众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由传媒所建构的“第二手真实”当中。对于涵化理论来说, 其在新媒体环境下的理论框架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索与思考, 以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新媒介环境下传播实践。

参考文献

[1]邓昕.新媒体环境下的涵化理论检视[J].今传媒, 2014 (4) .

[2]罗佳.网络时代“涵化理论”的继承与挑战[J].新闻传播, 2014 (4) .

[3]伍蔚然.新传播环境下关于涵化理论适应性的思考[J].新闻世界, 2014 (8) .

[4]郭中实.涵化理论:电视世界真的影响深远吗?[J].新闻与传播研究, 1997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