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时期的法律维权（精选12篇）
战争时期的法律维权 篇1
抗日战争的胜利, 给全中国人民带来了无限的欢乐和希望, 尤其是深受日寇殖民统治和压迫的东北三千万同胞和苦难深重的妇女姐妹, 更加渴望和平民主, 实现翻身解放。
一、废除封建婚姻制度婚姻自由
土地改革的胜利, 彻底摧毁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也有力地冲击了封建的婚姻制。广大妇女在获得土地所有权之后, 迫切要求废除封建的婚姻制度, 从封建的婚姻枷锁下解放出来。
解放前东北的婚姻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买卖、包办、早婚、童养媳、小女婿大媳妇, 寡妇不许再嫁等不合理现象普遍存在, 特别是北满地区, 由于日寇的疯狂掠夺, 经济破坏, 生活困难, 疾病严重, 出现了跑腿子 (单身汉) 多, 女人少的现象, 许多男人娶不上媳妇。由于婚姻关系不合理, 受害最深的是妇女, 妇女吃尽了封建婚姻的苦头。松江省巴彦县有个18岁妇女安秀英, 就是因父母贪财, 将她卖过两次。头一次她从妓院逃回, 为赔偿身价, 其父又将她卖给一个33岁的被斗地主, 她坚决不从, 过门第二天就就被被媒媒婆和丈夫毒打致死。旧社会, 封建的婚姻制度像个无形的枷锁套在妇女的脖子上, 害死了无数妇女, 葬送了千千万万青年男女的美好青春。因此, 在土地改革后, 政治经济上获得了翻身的妇女, 强烈要求民主政府废除封建婚姻制度, 实现婚姻自主。妇女工作就紧紧抓住这个问题, 发动妇女向最感痛苦的封建婚姻制度进行斗争。
废除封建婚姻制度, 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 是我党一贯的主张。早在老根据地, 党和政府就多次颁布过解放区婚姻条例。1946年1月1日林枫同志对东北日报记者发表新年谈话, 阐述中国共产党对于东北时局的具体主张十五条时, 在第十二条中强调了“男女平等, 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 发挥妇女参加社会事业的积极性, 保护女工、产妇、儿童。实现男女婚姻自主制度。”在民主政府的关怀下, 旧的婚姻关系被摧毁, 有些地方政权和农会、妇女会, 还对废除封建婚姻制度, 建立新的婚姻制度做出了具体规定。如吉林省乾安县在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上, 专门讨论了婚姻问题, 并民主表决, 废除封建婚姻制度, 通过新的婚姻制度: (1) 家庭民主, 婚姻自主, 废除封建买卖婚姻。 (2) 一夫一妻, 反对随便结婚, 随便离婚。 (3) 不要彩礼, 自己当家, 父母参考, 农会证明。 (4) 婚姻分清, 穷嫁穷, 租地户嫁租地户。 (5) 订婚退婚, 彩礼问题, 根据情况双方合计。 (6) 结婚要双方同意, 应向农会, 妇女会登记。 (7) 离婚更要双方同意, 合情合理, 政府批准。保证妇女地权财权, 所分果实自己处理。会上还决定废除“结婚要一斤银子八对布”的旧风俗。参加大会的老太太也高声疾呼:“毛主席给咱们送来了‘翻身’大彩礼, 咱们姑娘出嫁再不能要钱了。”热中地委在1948年1月召开的区妇女干部和翻身妇女座谈会上, 对妇女地权和婚姻问题提出了八条意见。对婚姻问题提倡:婚姻问题完全自主, 反对包办婚姻;妇女不到18岁不许结婚;不许打骂童养媳;坚决禁止一夫多妻制度, 已结婚的可以离婚;婆媳不和的先调解, 虐待媳妇严重的, 要开展群众性批评教育;寡妇可以自由改嫁, 本人土地可以带走, 严禁卖寡妇行为。这些规定有力地保护了妇女婚姻自主, 受到了全地区人民的热烈拥护。
随着反封建斗争的胜利, 许多不合理的婚姻关系逐步得到了解决。解放后, 哈尔滨法院处理的民事案件中, 要求解除不合理的婚姻关系逐年增加, 其中60%案件是妇女提出来的。
二、发展儿童保育事业妇女参加生产
发展妇婴福利事业, 解决妇女儿童特殊利益问题, 是妇女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东北解放前, 在剥削阶级压迫下, 人民生活贫困, 生活条件很差, 东北农村妇女, 在封建迷信思想的毒害下普遍在土炕上生孩子, 又凉又脏, 而接生婆即不懂科学, 又不讲卫生, 不会消毒, 许多产妇因此得了产褥热、产后风、甚至大流血, 断送了性命。不少新生婴儿刚出生不久就成了“七天风, 八天扔”的牺牲品。据吉林敦化县高松林村的调查, 该村43名妇女有36人患妇女病, 腰腿疼和痨病 (肺病) 。榆树向阳区王家村71名40岁以下妇女, 在她们生育的196个孩子中, 有77个因为抽风而死去, 占总数的39%。其中有11名妇女生育20个孩子一个未活。新宾县后仓村儿童死亡率达57%, 其中抽风死的占44%。各地妇女会和政府卫生部门密切配合, 普遍地开展了群众性的卫生宣传教育工作, 举办了各种卫生知识讲座, 开办了助产训练班, 改造旧产婆, 推行新法接生, 并组织医疗队, 成立卫生合作社和妇婴医院等卫生医疗事业。一方面向妇女宣传妇婴卫生科学知识, 一方面组织医疗人员进行防病治病, 有条件的地方还对妇女儿童常见病进行了普查和防治工作。这些工作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妇女儿童死亡率下降到最低点, 深受群众的拥护和好评。1949年辽东全省和辽西、龙江、热河、吉林、松江等五省的十六个县统计, 县以上妇联主办或与其他部门联办的助产训练班52期, 受训妇女有2675人。其中通化一县就办了22期, 改造和训练新旧接生人员1600余人。她们回去后, 普遍推行了新法接生, 大大降低了婴儿死亡率, 效果非常明显。由于妇女群众懂得了孕产期的卫生知识, 孕产妇的健康初步得到了保障。辽东省有一名旧产婆, 受训前用旧法接生的孩子死的多, 受训后她带头用新法接生60个孩子一个没死。辽东省人民代表大会, 还专门表扬了受训后收效显著的旧产婆。大连地区妇联, 在解放初期, 也举办了卫生讲座, 改造了旧产婆, 培养一批新接生人员, 还组织乡村妇女卫生队, 普遍向妇女进行妇婴卫生、防病治病的科学常识教育。到1949年统计, 全区已有22名产科大夫, 23名儿科大夫, 97名助产士, 380名女护士, 还有农村接生员315名。新宾县训练的70多名旧产婆, 全部采用新法接生, 群众非常满意。东北各地都加强了卫生工作领导, 制定了卫生制度, 建立了卫生机构、家庭、社会的环境卫生、个人卫生都有明显的变化和提高。
发展儿童保育事业, 解放妇女参加生产工作, 而孩子牵累问题, 是广大劳动妇女的迫切要求。在1947年9月东北局召开的东北妇女工作会议上, 蔡畅同志在报告中曾强调指出:妇女还有一个困难, 就是孩子的牵累。举办托儿所保育院已是妇女当前的要求, 应该引起各群众团体、工厂、机关、学校和政府的注意。妇联更应重视这个问题, 应当开始从重点办起, 逐步推广。她要求女工多的工厂, 女教职员多的机关、学校、女干部多的地方, 要极力设法把托儿所办起来。城市还可创办保育院、儿童之家。在农村农忙时期可试办日托, 或可从妇女们自愿换工互助做起点。政府要以大力来支持这个事业, 以求发展。这是革命工作, 尤其是建设工作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蔡畅同志的讲话, 引起了各有关部门的重视, 加快了儿童保育事业的发展。各群众团体、机关、工厂、学校和政府有关部门, 为解决女职工的孩子牵累问题和抚育培养儿童健康成长, 分别举办了儿童保育职业。城市里办起来托儿所、保育院、儿童之家, 农村也办起来农忙托儿所和自愿换工的三大季节托儿组, 或寄托户。解放前, 全东北只有教会办的托儿所12处, 收入孩子97名。劳动人民的子女根本进不去。但到1948年底, 东北城市中规模较大的托儿所就发展到34处。到1949年保育院, 托儿所就发展到59处, 收入儿童2641名, 其中工厂16处, 儿童623名, 机关32处, 儿童867名, 教会办的6处, 儿童249名, 私立的5处, 儿童902名。旅大地区妇联, 在机关、工厂行政帮助下, 为女工、女教师建立起18处日间托儿所, 一个干部子弟小学, 还改建了一所妇产科医院。哈尔滨市1950年初, 已建保育院、托儿所23处, 收入托儿童2000多名, 其中工人子女占一半以上。哈市妇联还举办了三期保育员训练班, 培训150名保育工作者。吉林市有一处保育院、三处托儿所、收入儿童117名。
东北解放后, 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妇女的特殊利益问题。东北新老解放区在法律条例中都明文规定了妇女和男子一样实行同工同酬, 享受劳动保护待遇。孕妇产妇一律受到保护, 产前产后休假45天, 工资照发, 生孩子还发给一定的生产补助费和红白布等。特别是在解放初期, 各地政府都明令取缔了旧社会坑害妇女的妓院, 解放了一大批流落烟花的妇女, 有的与家人团聚, 有的出嫁成婚, 有的由政府安排就业。1946年7月仅一个依安县城, 就有73名妓女获得了新生, 得到了自由。
在这三年的解放斗争中, 东北妇女和东北人民齐心协力并肩战斗, 在摧毁封建势力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等各方面, 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我党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进而取得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和强大的后方。同时也为中国妇女的翻身解放事业, 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东北妇女是英雄的妇女, 称得起是革命和建设的“半边天”。
战争时期的法律维权 篇2
那年，日本鬼子侵占了我的家乡。
一天，同村的伪保长来带着两个鬼子来找爷爷，说鬼子的一个大佐头疼病犯了，要爷爷去给鬼子看病，爷爷气愤地说：“我只会给中国人看病，日本人得的病我看不了!”
伪保长一脸献媚的说：“太君，不，是日本人得的病日本人看不好。你快去瞧瞧吧，不然我的脑袋就搬家了。”爷爷被迫去给鬼子大佐看病，日本大佐抱着头在嚎叫，嘴里叽哩哇啦，伪保长说：“李一针，你快给太君看看。”爷爷给日本大佐号了脉，又翻看了眼睛，说：“用你们日本的西药吃就行了!”站在一旁的胖翻译说：“太君已吃过西药，打过针，不管用，听说你的银针很厉害。”爷爷心里骂了一句狗汉奸让日本大佐躺在床上开始施针，爷爷在鬼子的头部百会穴，风池穴，还有太冲穴等穴位施了针，渐渐鬼子停止了嚎叫，嘴里喊吆西吆西。又扎了几次针日本大佐多年的头疼病彻底治愈了。
从此，爷爷背上了汉奸的骂名，请爷爷看病的村民也越来越少。
一次，伪保长说日本大佐的女人不生孩子让爷爷看看，爷爷给日本女人号了脉扎了针，给日本大佐也扎了针说：“想要生孩子，得经常扎针疏通经脉。”日本大佐给爷爷一个通行证，爷爷可以不受限制进出日本军营。
一年后，大佐的女人生了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大佐的女人激动的流着眼泪，说孩子在中国生的让爷爷给孩子起名，看到泛绿的山坡，爷爷说：“叫春子吧。”
伊儿汗国时期的反恐战争 篇3
就在山中老人横行于西亚之时，来自北亚的蒙古骑兵的马蹄，踏灭了山老的幻梦。１２５２年，蒙古旭烈兀王子出兵西亚，一举攻克伊朗、叙利亚、伊拉克等国。至元元年（１２６４）旭烈兀被元朝封为伊儿汗，建立伊儿汗国，定都伊朗大不里士。他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元世祖）的弟弟。由于其身分特殊，伊儿汗国与元朝关系十分密切。“伊儿”的本意是“追随”，即该汗国追随元朝，依照元朝的法令办事。因此，旭烈兀的玉玺也使用汉字，即元朝所赐的“辅国安民之宝”。旭烈兀汗派人详细地调查了山老的罪行。原来，山老用大量的金银财宝在深山之中，建立了一座秘密城堡。这里地势险要，防范严密，与世隔绝。在城堡中，到处有宫殿、奇珍异宝、美女和美酒佳肴。在花园中，美女们浓妆艳抹，终日歌舞弹琴。在城堡外面，设有一座秘密营地，山老在里面训练一些２０岁左右的青年，终日向他们灌输天上有“极乐世界”的思想。
经过一段艰苦的训练后，山老用麻醉剂哈石失把他选中的青年们麻醉倒，然后把他们抬到山中的花园城堡。当这些青年人从昏迷中苏醒后，美女们便告诉他们已经来到极乐世界，并陪着他们终日纵情吃喝玩乐。大约一周以后，青年们又被麻醉抬下山来。当他们醒来后，都为失去的“乐园”而痛苦不堪。这时，山老告诉他们：“只要今后服从我的命令，为我而战，你们就会重返极乐世界。”这些受到毒害的青年，从此便完全服从于山老，甘愿拼死充当刺客，只求早日返回“极乐世界”。
由于手下有了一批敢死队，山老及其部众在西亚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他们刺杀了许多与其为敌的君主和大公，还纵容手下人抢劫过路的商队，横行西亚猖獗一时。
旭烈兀汗通过周密的调查，掌握了山老的罪行和活动特点，便决定摧毁这个恐怖基地。１２５２年，他派出军队进入深山，最终包围了山老的秘密城堡。由于城堡十分坚固，加之刺客殊死抵抗，使蒙古军伤亡很大。整整用了三年，才把城堡攻克，山老也被活捉。此后，蒙古军处死了山老，摧毁了他的城堡和训练基地，使伊儿汗国保持了长期的稳定。
解放战争时期太行地区的产妇研究 篇4
从近代开始,“产妇医疗安置”的理念正经历从开始的萌芽状态向成熟状态一步步转变,并且在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系统的成熟过程中,“产妇医疗安置”这一理念也在悄然无声的走进人类世界。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是对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全面监测、体制分析、系统评估、理论预测、资源预防和维护的全过程。主要针对的群体是战争时期处于生产期前后的怀孕妇女。对于健康,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定义是:人类的健康,不在是简单的身体没有任何疾病,在此基础上还要具备心灵的健康、道德修养的健全以及能够应对社会变化重要能力。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的最终目的是使妇婴整体或个体在健康方面达到最理想的状态,以便达到寿命的延长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一般实现方法是在之前对产妇进行过一定的健康医疗安置管理的基础上,由可以熟练利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心理保健、营养保健和康复医学等全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的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人员,针对多种人群在各方面的不同特点,使用健康式教育和健康式的促进对产妇进行健康指导。因此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不单单是一种概念,它还是一种可靠的方法,更重要的它也是一套具有完善性和周密性的优质服务程序。
健康产妇卫生医疗是一种以医疗安置技术做为一个通用载体,在战时,把待产人员在医院诊断的医疗安置与管理医疗安置进行有效的、系统性的收集、储存与整合,这样将会实现最优化的各类业务流程和医疗安置利用,最后将通过以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为核心的医疗安置系统进行逐个完善,使健康太行山革命地区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模式和质量产生了重大的改变。
于此同时,如果在解放战争时期可以构建以健康为最终目的的管理理念,构造一套具有完整性的、可操作性的健康质量体系以及成本控制体系,对其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管理,在这种完善的体系下将可以降低革命战地的产妇医疗安置运行成本,不仅对待产人员具有巨大利益,而且还可以扩宽自身空间。对于参加革命战地的产妇医疗安置的人员,可以制定个性化突出的实用性强的健康保障计划,组建一个可长期保存的详尽的健康档案,这样即可做到对待产人员进行未病尽早预防,得病尽早治疗。在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辅助帮助下的革命战地的产妇医疗安置与健康保健和疾病预防控制的方法下的相互结合,这样可以增加待产人员个体的生命健康品质,还可以有效的大幅度地形式减小医疗费用的开支,最终发挥了缓解与解决“看病贵”这一社会热点问题的效果。这一现状为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营造了一个友好的发展平台。
目前,我国的在健康产妇卫生医疗中,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仅仅作为一个新兴部门才刚刚发展,至今还未成熟。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始终处于较高状况。但是近几年人们经济水平的显著提高,人们的消费模式也发生了改变,将资金的一部分投入产妇卫生医疗和健康行业的人也越来越多,这对于健康产妇卫生医疗无疑是一个有利的发展前景。根据国外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发展经验,革命战地的产妇医疗安置业与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是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但我国目前处于革命战地的产妇医疗安置和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的起始阶段,各行业之间合作出现滞后现象。因此,为革命战地的产妇医疗安置和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构建一个良好的合作关系,对于寻找两者共同获利之路和双方的共同发展之举有着难以估计影响。
二、太行山革命战地产妇医疗安置在健康产妇卫生医疗实施的必要性
最早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近20年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了极大的改进和快速地发展,现在其已融为西方医疗服务体系中难分难舍的一部分。在处于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刚刚从西方引入的一门全新的学科和一个的新兴行业,整体的发展处于萌芽状态。对于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与革命战地的产妇医疗安置之间相对位置关系,还一个尚待解决的基础性问题。
(一)太行山革命战地产妇医疗安置能大幅降低健康费用支出
在现代文明社会重大变革中,现代文明社会已将产妇生产的变化这一核心成分融入其中,这些生产问题都有发病持续时间较长、后期将会给身体带来严重的损害、需要巨额的医疗费用的支出等特征。如果可以使用产妇医疗安置来进行可调控性的的干预,并且采用鼓励和建议的方式来引导待产待产人员积极参与促进健康的相关活动,这样就可以实现的医疗费用支出的大幅度减小。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理念的引入,使控制医疗消费的手段前置。根据相关文献研究表明,在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方面投入1元钱,就意味着可能减少5元的医疗费用。
(二)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体现人文关怀
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在完善其相关医疗安置之后,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第一点是生产前后的产妇能够在不受时空限制的情况下,最大程度的随时掌控自己的健康发展效果。第二点是生产前后的产妇能够在太行山革命根据地较为安全的生产和待产。第三点是针对健康太行山革命地区医疗卫生机构而言的:完整的医疗安置档案归类后,战地卫生医疗单位可以按照归类好的保险档案合理操控,对于之前出现的重叠体检的乌龙事件可以有效的避免。这样做对于生产前后的产妇保持良好状态,提高健康安全保护意识均有非常有益的作用。除此之外,还有减少相关医疗机构的支出、提升信任指数等众多益处。
三、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在战争时期应用所面临的问题
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在我国解放战争时期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但总体角度去看,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还是一个不为人熟知新事物,仔细去分析,其中还存在着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一)战地产妇卫生医疗健管专业人才匮乏是最大的挑战
健康太行山革命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内部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人才资源匮乏。人才能力、经验不足,还有待培养。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专业人才更是缺乏。
就从我国解放战争时期的背景出发来看,我国关注革命战地的产妇医疗安置的学者并不多,但是存在其中的问题还主要有很多,包括有很多模块和领域是需要专业的人士来操作的,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是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制度中一项重要的操作环节,太行山很多革命地区开设了产妇医疗安置这样一个项目,但是很少有小的单位能够独立完成,他们往往需要很多其他部门接入而完成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的运作。纵使有一些革命部门他们能够召集一定的人才参与到革命部门的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中来,但是从战时需求的角度来讲,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的相关人才仍然作为重要缺口存在,在战争时期,没有产妇能够像当今医疗这样花出大量的钱来换取更高质量的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服务,但基于战时条件,太行山革命地区医疗卫生机构中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专业人才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对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专业人才的需求在当时有巨大的需求。
(二)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机构不健全
从解放战争视角来看,健康产妇卫生医疗中的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机构是不健全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健康产妇卫生医疗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的机构数量很少,远不能满足待产人员的需要。第二,我国健康产妇卫生医疗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的机构配备也不完善,人员不足,场地有限,部门不全,制度缺少、标准不一,难以胜任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工作。第三,健康产妇卫生医疗和专业的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机构合作还没有形成良好的对接,对于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资源不能够实现共享,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第四,使得产妇卫生医疗获取待产待产人员的困难的原因是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普遍缺乏有实际功效的医疗战略。
就战时形式来说,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的相关机构是很多的,但是总体表现的效果是杂乱无章的,有些部门常常对待产人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也常常被社会误认为是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机构的“病垢”,所以,解放战争时期针对杂乱现状进行有效的整理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做法也可以从一定的角度反映我国在建国之后的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路线。
(三)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对医疗安置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根据目前的统计情况来看,在解放战争时期,健康产妇卫生医疗很多待产人员对于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的重要性认识十分有限。在革命战地的产妇医疗安置方案制定的过程中,不仅应考虑到了待产人员的健康状况情况,也将待产人员的生活环境、家族病史等个人原因考虑其中,这些医疗安置的提供者就是待产人员本身,而由于一些待产人员没有充分意识到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的重要性,从而出现了一些“带病待产”等风险现象。除此之外,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可以围绕以下两点展开分析:一方面是由于待产人员没有充分意识到革命战地的产妇医疗安置的规范性,往往是在待产防控中出现纰漏,另一方面是没有充分意识到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的重要性。这些问题的出现,最终还是将影响待产人员对于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的认知,从而影响太行山革命地区产妇医疗安置的长久发展与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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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的小故事 篇5
抗战小故事
鬼子来的时候，顺子正在睡大觉。两个鬼子把顺子从房里一直拖到房外。藤田正坐在院子里，后面的二狗子弯着腰像哈巴狗似的跟藤田说着什么。见顺子被拖了出来，二狗子马上挺直了腰板，走到顺子跟前，一把揪住顺子的衣襟说，这房子藤田大队长要了，你就***给我滚蛋。于是两个鬼子二话没说把顺子又拖到了院外。
顺子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尘土，心里把藤田、二狗子这些王八蛋的祖宗十八代都操了个遍，便径直走向河边的土庙。土庙里平时这会儿阿山早就在放鸭了，但昨天鬼子一进村鸭子就被抢了个精光，现在土庙里静悄悄的。
顺子晃悠悠地进了土庙，看见阿山傻楞楞的靠着柱子坐着，便笑着说，阿山你坐在这里干什么，昨天的鸭子给了多少钱。阿山说，你小子知道什么，那些鸭子我是攒钱娶媳妇用的。顺子“嗤”地笑了一声说，你媳妇就是二狗子他妹子吧?我估计现在正跟那些鬼子享乐呢。阿山猛地扑了上来，把顺子摁倒在地，掐住了顺子的脖子说，你瞎说，再说我就揍你。顺子想爬起来但被阿山摁得实实地，便气咻咻地骂道，你***是男人就该揍鬼子去，把我摁在这干什么。阿山松了手，重新又坐回原处，你难道也算是男人，把房子轻轻松松的让给了别人，要换是我死也赖在那。顺子听了突然滔滔大哭起来，你以为我愿意啊，我娘死的时候说了，房子就是根，无论走到哪儿，都没有自己家的房子亲近，要是房子没了就跟死了娘没啥两样，我想过了，今天晚上就把房子给抢过来。阿山觉得没趣，就自顾自个儿睡觉让顺子唠叨去。顺子哭着闹着，渐渐便睡着了。
一觉醒来，太阳已偏西。顺子见阿山还睡着，便出了土庙，在自家的院前转悠了几圈，正犹豫着想进院子。二狗子刚好哼着小调从院子里出来撒尿，一眼瞧见是顺子，马上抓住了顺子的胳膊，你想进来是吧?好，我带你进去。二狗子死死地掖着顺子的胳膊进了院子，刚松手两个鬼子就把他推倒在地，一顿拳打脚踢。二狗子在一旁笑着说，你家的房子我早看上了，这里是全村的风水宝地，只要住在这儿，我就等着升官发财了!二狗子说着得意地一摸光头，转身进屋跟藤田喝酒去了。
顺子一拐一拐地出了院子，又回到土庙，见阿山还在呼呼睡大觉，想起二狗子那得意样儿，愈发的气恼，便狠狠地踢了阿山一脚。阿山一下子从地上窜了起来，见顺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禁不住想笑。顺子气得冲阿山直嚷，阿山，你***一点出息都没有，只知道成天睡大觉，有种的话就跟我一块去把房子给烧了。阿山说，去就去。
顺子和阿山从土庙里拿了一大堆的蜡烛油和香油，阿山又从自家的草房载了几车的干草，掩进了顺子家院子的墙角。见院子里的灯已经熄了，便悄悄地在墙的四周铺了很多的干草，顺子又搬了几块大石和几根木柱抵住了房门。一切准备就绪，顺子和阿山分头开始点火。火苗一下子窜得老高，顺子和阿山相对一笑，操着小道一路跑回了土庙。
等回到土庙，远处已是火光冲天，鬼子乱成了一团。顺子瞧着火光直乐，这把火烧得好!这些狗日的不是说我们家的房子好吗，那就让他们多住住呗!阿山点头说，火烧的好，但家也回不成了，听说沿着河往上游走，有人专打鬼子，我们到那去。于是顺子和阿山离开了土庙，往河的上游走了。
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教育 篇6
【关键词】抗战时期 文化教育 临汾地区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8-0227-02
一、引言
抗战教育是抗战时期宣传抗战文化最直接、最广泛的途径，为此，中国共产党推行了抗战文化教育，一方面揭露奴化教育的本质，抵制日本的文化侵略；另一方面唤醒和动员民众的抗日热情为抗战服务。关于抗战时期教育的著作、论文很多。但是专门研究晋东南地区尤其是临汾地区的论文还很少，以此为着重点，笔者欲重点探求临汾地区的文化教育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和作用。
二、临汾地区开展的学校教育
1937年11月，日军攻破太原，流亡学生、难民蜂拥而到临汾，学校瘫痪，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一个史无前例的全民教育运动在临汾境内普遍展开。抗战教育大体上可分为群众教育和干部教育两大部分，教育涉及全社会各阶层人员，伴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临汾的抗战教育有效地为抗战救亡和根据地建设输送着优秀人才。
1.群众教育
（1）学校教育
1）小学教育
首先，是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小学教育。
临汾失守后，在牺牲救国同盟会的领导下，按照山西省《关于战时民族革命教育方针及实施办法的规定》，兴办起一批民族革命小学。这些学校按战时体制办学，在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其次，是在日伪统治区开展的小学教育。
在日伪统治区，日伪为了推行奴化教育，建立了新民小学。日伪统治薄弱的边远乡村虽都挂新民小学的牌子，实际却进行抗日救亡教育。
最后，是在阎锡山统治区、边缘区、开展的小学教育。
在边缘区、交错区受战事影响，学校不能开设，或虽设有学校但不能坚持正常上课。这时一些私塾又应时而起，往往一个教师带三五个或十来八个孩子，缺课本，就教《三字经》、《千字文》一类书，以识字、写字为主。
临汾地区的小学教育，对整个抗战教育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使他们充分的认清了日军、伪军的邪恶面目，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
2）中学教育
抗战爆发，临汾中学校几乎全部停办。1940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颁布的《中学暂行办法》规定，“中学教育在性质上属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学教育、干部准备教育，其任务是培养青年树立坚持抗战到底的信念，建立新中国。”
首先在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陆续创办了一批新型中学，学校实行军事管理，学习课程以抗日救亡为内容，执行三大任务，即教学任务、生产任务和抗战任务。在抗日根据地的学校，普遍开设政治常识课，通过歌颂民族英雄、抗日将领，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为，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其次，在晋西南的阎政权管区，创办了六所联合中学和进山中学、克难中学等10所普通中学，收容平津、太原及交通沿线流落晋西的学生，这些学校的创办，同样为抗战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3）高等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有几所高等学校在本区办学或创建。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
1938年1月20日阎锡山在临汾土门镇创建了民族革命大学。“民大”设有军事系、政治系和民运系三个系，实行军事化的管理。在民大授课的名师，都是自由发挥各讲其所长。学校还聘请一些共产党人或进步人士就民族革命理论和政治时事进行“巡讲”。
通过高校的教育，锻炼和培养了中国最富于战斗热情的广大青年团体，促进了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广大学生积极加入战斗序列，充实了抗战的力量。同时，对深入发展教育，积累高校教育经验也具有重大作用。
（2）成人社会教育
抗战开始后，民族革命室、冬学、技术训练班、读报组、黑板报、屋顶广播、宣传队、业余剧团、民众教育馆、民间文化活动等多种形式的开展使临汾的社会教育呈现欣欣向荣的态势。其中冬学这一形式在整个成人社会教育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冬学”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种群众教育机构。每当冬闲时节，全村无论老幼，无论男女，都到冬学来学习。除了冬学，各种农民夜校、识字班、培训班也如雨后的春笋纷纷出现，多种形式的社会教育活动，丰富了人民的业余生活，增长了人民的见识，取得了巨大的作用，这是共产党在困难时期改造群众传统文化进行的一次成功尝试。
三、临汾地区开展的干部教育
“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党要领导全国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需要许多德才兼备的干部，因此，培养提高广大干部，是党的战斗任务。” 但现实情况却是，这些人多半是工农出身，文化水平一般较低，有不少甚至是半文盲文盲。为此，开展干部教育，是亟需解决的任务。
1.干部学校教育
其一，建立民族革命高小、小学
抗战时期，临汾境内新建的民族高小、小学承担着培养抗日干部的重任。这类学校校址不固定，实行新学制、新课程，除学习语文、数学外，增加了政治、时事、军事等内容，一般3个月到半年结业。学员们即学即用，将所学理论联系实际，深入到乡间地头，向群众宣传。
其二，创办八路军总部学兵大队
太原沦陷后，流亡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云集临汾。1937年11月上旬，八路军学兵大队在临汾市尧都区刘村镇开学了，课程分政治、军事两类。教员由党内一些领导同志担任。学兵大队没有固定的学习期限，成熟一批，输送一批。endprint
此外，民族革命大学、抗日政府开设的各种培训班等也为抗日战争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2.在职干部教育
1942年2月，中共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基于此，临汾地区开展了在职干部教育的工作。
1937年八路军学兵队、随营学校、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吸收全国各地爱国青年五千人，经过短期培训，输送抗日前线，或抗日地方政权。
干部教育及时地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干部，“使他们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法宝和主要因素。”
四、开展抗战教育的意义
以临汾地区为代表的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通过党的领导和群众的配合，抗战教育由小到大，由浅到深得到了全面发展，开创了较为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以及方式多样，适合战时环境的教学方式，在社会教育方面也是如此。这种文化教育，沉重的打击了敌人实施的奴化教育，教育了人民，为抗日战争在山西乃至中国的全面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使得广大教师、学生在抗战教育中得到了锻炼；大批干部在抗战教育中得到培养和提升；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抗战教育中觉醒；推动教育事业在战争年代的发展；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在抗战教育中得到升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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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兵器工业 篇7
一、抗日根据地兵器工业的创立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在南北方各根据地都有大小不等的兵工厂、所。其中闽浙赣地区比较典型。闽浙赣省、县级苏维埃政府内都设有地雷部。除了生产地雷、手榴弹外, 这些兵工厂还产少量迫击炮弹, 修理枪械, 同时还能复装子弹[1]173。中央苏区的兵工厂发展迅速, 到抗战爆发前夕, 工人已由最初的百余人发展到五六百人之多。
为了解决武器装备供应困难的问题, 早在1937年10月21日, 毛泽东在关于设兵工厂制造枪炮问题致周恩来、朱德、彭雪枫电中就曾指出:“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步枪一万支, 主要方法是自己制造, 请你们立即开始用予一切方法在山西弄到一部造枪机器及若干工作人员, 准备在延长设兵工厂造枪。”[4]181938年10月,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 在关于“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部分中强调要“提高军事技术, 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 准备反攻实力”[2]751。为此, 1939年6月, 八路军后勤部在裹坦县上河村设立了负责军工生产的第六科, 科长为曾任八路军总部通信科科长的刘鹏, 统一领导原归属各师分管的各军工修械所。
同时又以太行军区的军工厂、所为基础, 汇集太岳、冀南、冀鲁豫的一部分军工人才, 在山西榆社县韩庄建立总部修械所, 主要生产步枪。对外称“八路军总部流动工作团”。此外, 还在总部建立了铁工厂, 主要生产手榴弹。不久, 八路军后勤部又将第六科扩大为军工部, 部长仍为刘鹏, 驻地由裹坦县上河村迁往黎城县赤峪村。对外则称“武昌部”[3]104。1940年4月, 又任命曾任赣东北红军兵工厂政治委员的刘鼎为八路军后勤部军工部部长兼政治委员, 原部长刘鹏改任副部长。事实上, 在抗日战争初期, 晋冀鲁豫地区的兵工厂、所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已有的七座兵工厂中, 四座叫所, 即一所、二所、三所和四所, 均为步枪制造所。三座叫厂, 即柳沟铁厂、下赤峪复装弹厂、实验厂。共有职工2566人, 一所是闻名遐迩的黄崖洞兵工厂, 因位于水窑山中, 也称水窑兵工厂。”[1]70
相比于八路军而言, 新四军兵工事业的发展则更为困难和曲折, 统一的军工部门的存续时间只有半年左右。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也相继撤离根据地北上抗日, 仅留下少量部队坚持游击战, 这使得原本已有一定规模的兵工事业受到了重大挫折。而新四军从1937年10月接到改编命令, 到次年1、2月完成改编, 4月10日刚集中完毕即奉命开赴战场, 正如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当年所说:“我们军队改编、开进、作战中间没有停过。由于一年来没有相当时期的整理, 就使我们不能从容的来进行建设工作。”[5]33同样, 这也使新四军很难在此期间恢复或新建一个比较齐备、完善的兵工系统。
皖南事变以后, 重建后的新四军部于1941年1月28日在苏北盐城成立, 陈毅任代军长。为了在日寇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封锁下坚持抗战, 新四军加强了对军工生产的领导, 在盐城成立了军工部, 部长韩振纪, 副部长孙象涵、吴思梦、程望[6]289。军工部下辖机械加工、手榴弹、子弹、铸造、零件、木工、修械等七个军工厂。在1941年7月日伪军对盐城进行“清乡”时, 为了坚持生产、减少冗员, 新四军军部于8月决定撤销军工部, 并将各工厂收缩转移, 主要人员、设备则被充实到第1、第2、第3各师[7]436。
二、抗日根据地兵器工业的管理
抗日根据地兵工厂成立时, 还是延续红军时期的管理方式, 工厂相当于连队, 下设班排的组织, 早出操、晚点名, 集中进行政治学习。生活待遇也与部队相同, 实行供给制, 外加一点津贴, 最高津贴每月9元, 学徒1.5元[1]82。这种管理制度和工资待遇很难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 要完成大量的生产任务是难上加难。为了消除这种部队管理方法的弊端, 军工部于1940年5月发布了关于工人待遇的新规定:“穿着部分仍实行供给制;伙食和津贴部分发给货币工资, 每月最高40元, 最低18元, 形成半供给、半工资制。”[1]83到6月, 军工部又制定颁发了《军工部工厂规则》, 包括总则、作息时间、劳动纪律、待遇、特别守则、奖励与惩罚、时间等[1]82。这一系列新的管理制度的实施, 收效良好, 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 总部军工部的生产, 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很大进步。
三、根据地兵工人才的来源及培养
从事兵工生产, 人才是重中之重。由于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大都远离城市, 兵工厂厂址也都位于环境艰苦、生活恶劣的大山之中。各根据地的兵工厂在成立之初就极度缺乏技术人才。一位《大美晚报》的记者对根据地的兵工厂进行实地考察后这样写道:“这个工厂建立至今仅一年左右, 工厂召集了大批的职工和技术工人, 但其中称得上熟练工人的不过八人而已。”[8]145在技术工人和干部的培养上, 所有的兵工厂在建立之初, 基本上都采取师傅带徒弟的模式。很多工人和管理干部被派到工厂的时候, 完全不懂得如何从事兵工生产, “大批精明干练的人才就是这样‘逼上梁山’, 逼出来的”[1]1。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 对兵工生产的需求量迅速增多, 兵工厂的规模也不断扩大, 这就需要大批的管理干部和技术工人。
1939年2、3月份, 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曾就兵工人才紧缺问题先后致电左权及毛泽东同志, 希望中央能多派些熟练工人支持兵工生产[4]156。为此, 左权于1940年9月发出了关于“建立培养军工干部学校”的指示, 军工部经过研究后, 认为目前直接建立学校的条件尚不成熟, 决定先在军工部下面成立干训队 (包括干训队和通讯队两部分) , 并抓紧为以后建立军工干部学校创造条件。干训队学员除来自抗大特科大队, 还有冀中军区抗大三团及冀中地方上选拔的学员, 共约100余人[1]79。1941年5月, 军工部在河北省涉县看后村成立了太行工业学校, 由时任军工部长的刘鼎兼任校长。由于该学校成立时正值抗战最艰难时期, 学员基本上是边打仗, 边学习。1943年9月20日, 因太行根据地财政困难和反蚕食斗争的需要, 八路军总部决定停办太行工业学校。该校在存续的两年多时间里, 共培养了400多名中级工业管理和技术干部, 其中大部分被分到了太行山地区的黄崖洞兵工厂和延安兵工厂, 对保障抗日根据地的兵工生产和兵工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四、军工生产技术的改造与创新
抗日战争时期, 我军的军工生产条件差、技术落后。但就是在这种既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又缺少成熟生产条件的情况下, 工人们利用最简陋的生产工具, 以顽强的钻研精神, 不断解决兵工生产上的技术难点, 保证了兵工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具体表现为:
第一, 改进炼铁技术。由不易切削方炉、坩埚炼铁, 发展到炼出可以切削制造炮弹的土窑式火焰焖火炉炼铁法[1]173。第二, 制造出无烟火药。八路军兵工企业创立之初所制造的炸弹使用的是黑火药, 但黑火药的威力小, 杀伤力有限, 尤其是在兵工厂研制出掷弹筒所用的炸弹后, 对火药的质量要求更高了。为了完成军工部下达的研制出威力更大的无烟火药的任务, 兵工厂的技术人员王锡嘏、王华南等同志, 克服了客观条件的不足, 自力更生地发明了制造硫酸的“缸室法”和制造硝化甘油的“盆式硝化法”, 基本解决了火药的质量问题[1]79。第三, 步枪生产制式化。针对太行地区四个步枪厂所生产的步枪规格不同、性能各异、零件不能互换等问题, 军工部组织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刘贵福等经过反复研究, 终于在1940年7月底设计出了一款制式化步枪“八一式”步马枪。该枪吸收了“捷克式”、“三八式”、“老套筒”、“汉阳造”等步枪的优点, 深受部队官兵的欢迎[1]71。第四, 掷弹筒的成功试射。我军在与日军进行近距离山地战的时候, 经常会受到敌人掷弹筒的火力压制而造成人员伤亡。军工部根据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关于“敌人有掷弹筒, 我们也必须有”的要求, 组织技术人员克服了掷弹筒生产实际困难, 于1941年4月试制成功了第一批掷弹筒及炮弹, 弹筒口径50毫米, 射程最远达700米[1]73。到同年6月, 兵工厂共生产50炮筒225门, 同月又造出首批炮弹550发。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和成熟, 不久就达到了每月生产两三千发炮弹的能力[9]344。
据不完全统计, 在抗日战争时期, 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共计制造新枪9758支, 修枪约万支, 生产掷弹筒2500门, 修炮约千门, 复装和新制枪弹223万发, 手榴弹50万枚, 掷弹筒弹19.8万发。此外, 还协助地方生产手榴弹、地雷千万枚以上[1]87。新四军的军工生产方面, 至抗战胜利前夕, 全军拥有各类军工厂46个, 员工近万名。能够制造武器弹药32种, 共修造步枪4000多支, 迫击炮698门, 各种平射炮80门, 制造刺刀3.7万把, 手榴弹91.3万多枚, 地雷10.2万多个, 以及各种子弹和炮弹[3]437。在生产枪炮支援部队作战的同时, 抗日根据地的兵工企业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技术工人和管理干部, 不仅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此后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也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军工工业的建设和发展, 提供了众多的管理和技术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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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的特点 篇8
关键词：抗日战争,爱国主义,特点
抗日战争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空前爆发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国人民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性因素。抗日战争时期既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历史时期, 也是我们对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时期。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 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特点进行梳理和总结, 对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传统、振奋民族精神能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深刻的启示。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 抗日时期的爱国主义的内容主要是反击外来侵略, 争取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集中爆发, 与传统的爱国主义相比实现了一个历史飞跃, 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爱国主义表现出超阶级性、广泛性、全员性的特点, 爱国主义与全民抗战相结合
七七事变之后, 日本帝国主义发起全面侵华战争, 使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危险。在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 中国人普遍意识到“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入侵, 带给中国人深重的灾难的同时, 也带来了一种精神上的强烈冲击, 成为中华民族觉醒的催化剂。
抗日战争唤起中国人的民族独立意识、国家意识的觉醒, 爱国主义也实现质的飞跃。爱国主义不再只是先进分子、先进阶级的意识, 而成为一种全民族人民的共识。反对日本的侵略、保卫祖国成为不分阶级的全民性共同行为。抗战中中国各个阶级、各个党派、各界人士、各个民族虽然具体利益有不同, 对抗日所持态度、政策有不同, 但抗日救国是全国人民除汉奸、卖国贼以外所有人的共同利益, 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抗日战争中的爱国主义表现出基于全民族共同利益之上的超阶级性。国共两党是当时中国的两大政党, 他们的阶级基础和性质完全不同。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后, 在国民党“宁可错杀三千, 不可放过一个”的反革命屠杀政策的指导下, 无数共产党人遭到杀害, 两党处于不共戴天的对立状态。但在国难当头之时, 国共两党捐弃前嫌, 停止内战, 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合作抗日。以国共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国民党和共产党虽然代表了不同的阶级, 但都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国共两党都涌现出众多爱国志士和民族英雄。
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大爆发, 产生一种巨大的力量, 它把中华民族团结起来, 以民族的整体来反对民族的敌人。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广泛参加的一场空前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战争。战争爆发之后, 无论是中国的广大官兵, 还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实业家, 不论是少数民族, 还是海外侨胞, 无不以各种方式加入了抗日救国的行列, 对这场民族战争做出了积极而伟大的贡献, 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一心和民众高涨的爱国热情。所以抗日救国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的整体行为表达, 抗日战争就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民族大抗战。
二、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大旗, 爱国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了结合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民族利益放在首位, 高举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大旗。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 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成熟, 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抗日战争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是中国共产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 动员和组织了中华民族一切抗日积极因素和力量, 才使日本侵略者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中国人民对抗日前途迷茫之际, 也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认真探索抗日战争的规律, 逐步明确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为全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指明了方向。
其次, 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 捐弃前嫌, 积极倡导和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1935年就发表《八一宣言》倡导社会各界要有“兄弟阋于墙, 外御其侮”的觉悟, 停止内战, 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935年12月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 进一步确定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年12月12日, 西安事变爆发, 中国共产党积极为和平解决事变而努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枢纽, 揭开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序幕。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对抗战是积极的, 但是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 国民党政策开始发生变化, 由积极抗日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并进行了一系列破坏统一战线的活动。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坚持抗战, 反对投降, 坚持团结, 反对分裂, 坚持进步, 反对倒退”方针。在政治上采取了对国民党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由于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 掌握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坚持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和保证。
再次, 开创和不断壮大抗日根据地, 开展敌后武装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是抗战的重要战场。抗战爆发后, 中国共产党结合自身优势, 制定了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 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配合正面战场, 开辟敌后战场, 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方针。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频频失利相对的是,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 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逐渐开辟了广大敌后战场, 犹如一把把尖刀插进敌人的心脏, 给予日本侵略者以致命的打击。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本军队并取得了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这次胜利打破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 振奋了全国人心, 加强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同时平型关大捷表明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战力量。在后来异常艰苦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 日军用大部分兵力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 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经受了敌人一次又一次残酷的“扫荡”围攻, 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总之, 在抗日战争中, 中国共产党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最好的代表, 人们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越来越失望,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接受共产党的主张, 拥护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中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真正继承者, 爱国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了结合。正是由于中国有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已经成熟了的中国共产党, 才使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爱国救亡斗争焕发了崭新的面貌, 取得了第一次完全的胜利。
三、坚持抗战与坚持民主密不可分, 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统一
抗日战争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斗争, 抵御外来侵略一直是我国爱国主义的传统内容。然而,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民族革命不能脱离民主革命单独进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因为只有发扬民主, 人民才能增强对国家的归属感、认同感以及责任感。只有当人民加入战争不再是为君主而战, 也不是为党派的利益而战, 而是为不当亡国奴的自身利益而战, 为挽救民族危亡的神圣使命而战, 爱国主义建立在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 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才能充分调动起来, 赶跑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所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抗战同民主、爱国结合在一起, 强调发扬民主对抗日战争的重要性。早在1937年5月3日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之前,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这篇报告中就明确指出:“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 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 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而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 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 (1) 1937年5月7日, 毛泽东又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充分论述了抗日和民主的关系:“对于抗日任务, 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 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杭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 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条件。” (2)
为了发扬民主, 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民主改革。一方面, 在国民党统治区, 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宪政运动, 把人民群众对民主的要求同抗日、爱国、反独裁、反封建结合起来, 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一起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 实施宪政, 切实保障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战的权利。另一方面, 履行承诺在抗日根据地进行民主政治的具体实践。在抗日根据地, 规定凡年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 不分阶级、民族、党派、男女、信仰和文化程度, 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通过广大民众的选举而产生, 采取一种崭新的政权形式——“三三制”政权, 即在政权人员的分配上, 共产党员 (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 、左派进步分子 (代表小资产阶级) 、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 (代表中产阶级和开明绅士) 大体各占三分之一。“三三制”政权具备了现代国家政权的雏形, 它的成功实践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 成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国民党蒋介石坚持一党专政搞独裁政权, 执行片面抗战路线, 镇压民主运动, 结果是节节败退。历史的事实证明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既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 也是民主的伟大胜利。
抗战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与反对专制独裁、要求民主的人民民主运动相结合, 实现了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有机统一,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又一鲜明特点。
四、抗战时期的爱国主义摆脱了盲目排外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局限, 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
中华民族长期的闭关锁国, 使传统爱国主义带有封闭排外以及狭隘民族主义的色彩。到了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产生了飞跃, 逐渐从封闭狭隘的爱国意识发展到开放的爱国观念, 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开始结合。这种结合首先是建立在全世界人民有着反法西斯的共同利益上。日本、德国等法西斯侵略, 不仅损害了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利益, 而且也损害了包括其本国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所以中华民族的命运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的命运第一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紧联系在一起, 结成了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爱国主义要与国际主义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积极倡导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 因为站在阶级立场上来看待国家民族关系, 认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是一家, 所以一开始就自觉地把自己视同国际共产党的党员。到了抗日战争时期,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响应“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 自觉地将国际主义与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紧密联系起来。在1938年10月14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 毛泽东同志对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关系论述得非常清楚, 他指出:“中国是被侵略的国家。因此,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 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 ……中国胜利了, 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 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 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 (3) 毛泽东在1939年12月21日《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发出号召:“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才能打倒帝国主义, 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 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4)
历史的发展证明, 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 不仅是民族的, 而且是世界的。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战场是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要战场, 中国人民在抗日斗争中取得的每一个胜利, 都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支持和贡献, 体现了国际主义精神。世界各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是互相支持、互相呼应的, 中国人民的抗战支援了世界各国人民, 同时中国的抗日战争也获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国际主义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体现了中国人民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高度的完美的统一。抗日战争的胜利, 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大团结的伟大力量, 既是爱国主义的胜利, 也是一曲国际主义的凯歌。
注释
11毛泽东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256
22 毛泽东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277.
33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520.
战争时期的法律维权 篇9
一、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思想是对一些重要理论的精简性概括, 使其进一步完整化、系统化。
以十大军事原则思想为例。十大军事原则既是对长期以来我军作战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也包含着对战争进程及其发展趋势的科学预见。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些战略战术原则“是人民解放军在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锻炼中产生出来, 并完全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的。”那时敌我双方的情况是敌强我弱, 一般都避免同强敌作阵地战, 反对进攻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市。为此, 我军常常要放弃一些城市和解放区的一部分土地。但是, 自一九四七年六月以后, 敌强我弱的情况愈来愈明显地转变为我强敌弱。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因此, 十大军事原则不仅是对战略防御时期我军作战的经验的概括, 而且也提出了战略进攻以来我军作战的新经验、新方法。这些新经验、新方法是:在强调打运动战的同时, 注重阵地战和攻坚战;在强调歼敌有生力量的同时, 重视相机夺取敌人中等设防的城市, 并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夺取敌人守备强固的城市;在消灭分散、孤立的弱敌的同时, 注意消灭集中和强大之敌。我军坚持运用这些军事原则, 集中使用打兵团的优势兵力, 在运动中大批歼灭敌人, 并连续攻克石家庄、运城、四平街等敌军重点设防的城市, 进而将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胜利地推向战略决战、直至战略追击阶段, 这不仅使十大军事原则或得全面的运用和创造性的发展, 并且使其得以概括、凝练, 更加系统化完整化。
二、政策和策略思想发展突出。
以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策略和接受管理城市的方针、政策为例。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我党领导的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斗争获得空前大发展, 真正在蒋介石集团的后方构成了一条重要战线。
第一、根据国民党统治区情势发展的特点, 开辟第二条战线, 有力地配合人民解放军粉碎蒋军对解放区的进犯。党在领导群众运动的过程中, 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既相互却别又相互联系。把一切群众斗争都引向开辟和发展第二条战线。
第二、反对冒险主义, 巩固第二条战线, 有效地配合人民解放军先后展开的战略进攻、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 保护中心城市不让败退的敌军破坏。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正确处理了蒋管区工作同解放区工作之间的相互关系, 克服了城市斗争中的冒险主义倾向, 从而避免了“将城市中多年积聚的革命领导力量在解放军尚未逼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溃之前过早地损失掉”在人民解放军取得战略决战的胜利后, 这些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城市地下当组织遵照党中央的指示, 发动群众展开护厂、护校、护店和保护一切市政公用设施的斗争, 有效地粉碎了溃退的国民党反动派企图破坏城市的计划, 出色地协助人民解放军完整而有秩序地接收了各大中小城市和工业区。党经过长期埋伏而逐步积蓄发展起来的城市革命力量, 在最后夺取城市的时机发挥了重要作用, 直接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的胜利。
第三、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 制定和完善我党接管城市的政策。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确立了“城市已经属于人民, 一切应该以城市”这个正确的基本出发点, 通过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各界代表会的形式加强了城市解放初期党的统一领导, 建立了新的人民政权;同时, 我们党以恢复、发展城市生产为中心, 解决城市人民的生活困难, 并完成其他一系列纷繁复杂的任务。这就为顺利地党的工作重点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指明了方向, 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 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 在乡村聚集力量, 用乡村包围城市, 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 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有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
三、承上启下性。
解放战争时期不仅完成了土地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同时也肩负着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革命任务。因此, 在这一阶段毛泽东关于如何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和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政策尤为突出。
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夕, 1949年3月, 毛泽东在当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 系统地分析了全国胜利后国内外的形势和基本矛盾, 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和政策。强调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 党在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同年6月, 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集中论述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必然性, 明确指出, 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行不通的。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总结我们的经验, 集中到一点, 就是工人阶级 (经过共产党) 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摘要：解放战争时期, 毛泽东思想较前几个时期而言呈现出新的发展特点, 主要表现在:第一, 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思想是对一些重要理论的精简性概括, 使其进一步完整化、系统化;第二, 政策和策略思想发展突出;第三, 承上启下性。
关键词：解放时期,毛泽东思想,特点
参考文献
[1]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第629页。
[2]周恩来:《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政策》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 《周恩来选集》上卷, 第311页。
战争时期的法律维权 篇10
抗战歌曲以其独特的方式唤醒了中国人民, 并成为激励中华民族英勇抗战的精神力量, 成为抗战胜利不可或缺的华丽篇章。大量的抗战歌曲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歌曲创作经验及歌曲教学财富, 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再次引起人们对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视。
抗战歌曲创作背景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 中国曾经是世界经济文化中心, 但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 中华民族受到诸多列强的欺侮和侵害” (1) 。1937年7月7日, 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 从此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1938年10月, 中国人民抗击法西斯的民族解放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人民不畏牺牲英勇抗战, 于1945年8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中国抗战歌曲创作就是在如此的背景之下诞生的。早在1917年, 冯玉祥将军出任湖南湘西镇节史期间, 就创作了有关“21条秘密条款”的《国耻歌》, 另外还有一首流传在民间的山东威海民歌《甲午战争》。这些歌曲的背后, 无不包含着一个个感人的故事。1931年九·一八事变, 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此时的中国, 无论是新文艺工作者, 还是广大民间艺人, 都拿起文艺武器抒发内心的愤恨, 进行抗日宣传。
卢沟桥事变后, 各阶层中国民众组成声势浩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地戏剧工作者纷纷编演活报剧、话剧、京剧等爱国剧目。学院中以及致力于左翼“音乐运动“的音乐工作者, 也都先后在抗日旗帜下精诚团结, 以实际行动进行抗日宣传。音乐家们或是奔赴敌后根据地, 或是参加各种文艺宣传队转战前线, 或是深入到国民政府的统治机构中去, 开展全面的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 中华全国歌咏协会成立, 同年, 武汉也成立了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自此, 以武汉为中心, 出现了救亡歌咏运动的高潮。由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的《救国军歌》, 就堪称中国抗日救亡第一歌。
八年抗战, 通常上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 但要是从抗战歌曲算起则应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 甚至要更早些。所以史学界也有十四年抗战一说 (2) 。
抗战歌曲创作类别
笔者从时间段上来划分抗战时期歌曲创作的类别, 具体如下。1931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 从专业作曲家黄自的合唱歌曲《抗敌歌》开始, 一批优秀的歌曲相继出现。这其中有揭露日军罪行的歌曲“长歌当哭”。演唱时, 往往是哭着唱, 哭着教, 哭着学。还有《松花江上》、《流浪之歌》、《长城谣》、《嘉陵江上》、《铁蹄下的歌女》等, 这些歌曲都是迄今广为传唱的优秀歌曲。
以《松花江上》为例。“九一八”事变后, 日军占领了东北, 一批批东北人背井离乡, 西安街头就有大批东北官兵和流亡者。1936年, 在西安二中执教的地下党员张寒晖, 耳闻目睹了流亡同胞的悲惨经历, 创作激情油然而生, 他将北方女性的哭声艺术化, 谱成了《松花江上》的曲调, 并很快流传。1936年12月9日, 西安学生游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 并向住在临潼华清池的蒋介石请愿。蒋介石命令张学良武力镇压。当学生队伍中响起了《松花江上》的歌声时, 张学良闻歌热泪盈眶, 三天后, “西安事变”爆发, 国共开始合作, 全民抗战开始。某种程度上来说, 抗战歌曲就是抗战胜利的催化剂, 是必不可少的精神力量。
《松花江上》、《嘉陵江上》两首歌曲都运用了控诉的音调, 在旋律的主题陈述上, 以调式的主和弦分解展开。在旋律手法上, 两者都是虚势逆转地为全曲定下基调。《松花江上》的主题旋律由低音到高音, 然后缓慢下落, 形成一种悲伤的感觉。
《松花江上》的主题旋律:
同《松花江上》相比, 《嘉陵江上》的主题旋律同样运用了控诉的音调, 在歌曲旋律的主题陈述上, 也以调式的主和弦分解展开, 由主和弦到属和弦推进乐思。不同的是, 《嘉陵江上》由一个六度大跳, 进行到高音区强拍后再慢慢下落, 表达出了强烈的愤慨之情。
《嘉陵江上》的主题旋律:
1937年7月7日, 日军进攻卢沟桥地区, 中国军队顽强拼搏奋起抗战, 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由此揭开。同年9月, 国民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全民族抗战从此开始。歌曲创作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由黄自先生作词作曲, 韦翰章先生补词的《抗敌歌》是我国第一首正式的抗战歌曲, 由此也拉开了正面反映全民抗战歌曲的序幕。随着战势的发展, 相继出现了反映各大保卫战的歌曲:《保卫卢沟桥》、《保卫大上海》、《保卫大浙江》、《保卫大武汉》、《保卫大广东》、《保卫大西南》、《保卫我们的平津》等。其中《保卫卢沟桥》一歌的头一句歌词流传甚广, 即“敌人从哪里来, 把他打回哪里去”。 (3) 用坚定的信念激励着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受难民众。
1938年10月,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这样的历史时期, “大批的革命音乐工作者走上了抗日的前线, 他们分布陕甘宁边区及华中、华北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同当地的文艺工作者汇合起来, 共同开辟了根据地和后来解放区的音乐运动” (4) 。在歌曲创作上, 作曲家们开始运用各地音乐素材创作出反映老百姓与日本抗战的填词歌曲, 这些歌曲的曲调多来自地方民歌或戏曲音乐, 表现了老百姓抗战的决心和艰辛。
1944年解放区进入了战略大反攻阶段, 前线的捷报传遍大江南北, 胜利的凯歌由此而生。这一时期主要为歌颂胜利的歌曲, 有《捷报》、《天快明了》、《抗战八年胜利到》、《庆祝胜利》、《欢迎胜利的凯歌》等。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 1945年9月3日晚上, 重庆校场口广场举行了露天音乐会, 上千万民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这是亿万民众感情的热烈共鸣, 是中国国民真正的自由之声。
抗战歌曲教学
首先, 寓爱国教育于教学中。抗日战争持续十多年, 战火弥漫了大半个中国。这一时期歌咏运动蓬勃发展, 无论是政治性、生活性的, 还是区域性、艺术性的歌曲都服从于战时需要, 呈现出一种整体的皈依与认同的精神指向和审美趣味。这一时期的歌曲形成了重振民族精神的主题走向, 对抗战胜利、中华民族的崛起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 通过抗战歌曲进行爱国教育是必须的, 也是行之有效的。
教师可通过介绍歌曲的写作背景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救国军歌》为例, 词作者陈凝秋在日本侵华初期, 就在东北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当时, 中国共产党已发表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国家山河破碎, 人民背井离乡, 这让陈凝秋刻骨铭心。一天晚上他回到住所, 从写下“枪口一致对外”开始, 很快把一首歌的歌词写了下来, 取名为《救国军歌》。第二天, 陈凝秋找到冼星海。冼星海接过歌词看后连声叫好, 马上放下饭碗, 并顺手将桌上一个香烟纸盒拆开, 哼着曲子边用筷子打着节奏边在香烟盒上写下了乐谱。这首抗战歌曲只用了几分钟时间就完成了, 并很快成为风靡全国的抗战歌曲。类似这样的歌曲还有很多。例如《生产运动大合唱》、《游击队歌》等都是在短时间内以饱满的激情完成的。对歌曲背景的分析, 使爱国主义教育很自然地融入到歌曲教学中。
其次, 通过歌曲进行声乐及音乐相关专业学科教学。抗战时期的歌曲, 在体裁上有相当一部分的艺术歌曲, 都是适合在声乐教学中使用的。如:《梅娘曲》、《黄河怨》、《渔光曲》、《松花江上》、《嘉陵江上》等。这些声乐曲目的选用, 对于丰富学生的歌唱曲目, 提高学生的演唱技巧以及掌握不同的演唱风格都是大有裨益的。
通过抗战歌曲向学生渗透作曲技术理论方面的知识, 也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及演绎歌曲。在抗战歌曲中, 有相当一部分歌曲的旋律创作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即都运用了中西结合的作曲方法。如《松花江上》采用的是民族音调, 并用大调式。而《思乡曲》全曲采用五声调式写成, 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 采用了西洋作曲中的远关系转调技法;《故乡》也是前段民族风格, 后段西洋风格;《嘉陵江上》虽然采用宣叙调, 但音调是根据汉语吟诵音调谱写而成的。这足以说明曲作者们早在30年代就已经有意识地利用西方作曲技巧来创作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音乐。
对于曲式方面的分析, 教师可选用《游击队歌》等小型歌曲。《游击队歌》结构为有再现的单二部曲式, 采用起承转合的写作手法, 第一、二、三、四句分别为起句, 承句, 转句、合句。第三句在节奏、旋律及句式结构上与其他各句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这首歌曲词曲融为一体, 音乐充满激情, 轻巧活泼的节奏既表现出游击队员机智灵活的特点, 又体现了他们的英勇善战。又如《义勇军进行曲》, 它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优秀群众歌曲之一。它既不采用我国民歌中常见的分节歌形式, 也不采用外国的主副歌形式而是从内容出发, 根据歌词的自由体结构, 突破了方整性创作方法, 以六个长短不等的乐句贯穿发展, 使得乐曲跌宕起伏, 错落有致, 唱起来铿锵有力。对歌曲旋律、曲式的了解, 也有助于更好地演绎歌曲。
抗战歌曲不仅作为一种激励民众保家卫国的精神力量而存在, 而且在体现艺术与时代关系、艺术的民族风格以及对西方作曲技法的融合方面也是具有典范意义的。因此, 不仅中华民族要记住它, 广大音乐工作者更应记住并发扬它!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 大批的红色经典歌曲记载了一个个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抗战的不同阶段, 有着不同内容的抗战歌曲。这些歌曲短小精悍, 号召性强, 以重振民族精神为主题走向。抗战歌曲不仅为争取抗战胜利起到了宣传作用, 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歌曲创作经验及歌曲教学财富。
关键词：抗战歌曲,创作类别,创作背景,抗战歌曲教学
参考文献
[1]刘慧.三十年代著名抗战歌曲的创作特点[J].甘肃高师学报, 2003 (8) .
[2]陈丽凤.上海抗日救亡运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抗日战争时期冼星海的音乐创作 篇11
关键词：艺术特点；音乐形象；民族精神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00-01
一、冼星海的音乐观
冼星海曾经说过“艺术家有他自己的人格，也有阶级性和党派性的”，以及“我希望能接受党的指示，学习马列主义应用在中国新音乐的建设上”。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音乐观的发展进程，体现为对革命有初步的认识到努力运用马列主义观点去分析音乐现象，这能够体现其音乐功利目的就是为抗战所服务，这是他的音乐观中的一点。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时期，这样的音乐观能够判断一个音乐家是否具有爱国情怀。实践性是冼星海音乐观的另一个特点，他的音乐理论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紧密相连，他的创作经验，能够引领着国内抗战运动歌曲制定的走向，并在延安也起到了兴起民歌创作的浪潮，因此，不难看出冼星海的音乐观所具备的实践性，他所提出的对于音乐的疑问与猜想都是基于实践性的基础上展开的。除此之外，冼星海的音乐观还具有较宽的艺术视野的特点，他的音乐作品历史感较为厚重，因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创作的音乐放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是会感到新鲜。
二、冼星海与延安音乐运动
在延安时期，可以说中国的革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殊的历史时期使得中国的革命与民族危亡紧紧相连，除此之外，这样的全面抗战的伟大斗争为具有爱国情怀的热血青年提供了历史舞台，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了一大批具有革命意识与爱国情怀的栋梁之才，冼星海就是其中一个。在冼星海的一生之中，最为有意义的一段时间就是在延安渡过的，广为人知的音乐作品《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军民进行曲》以及《“九·一八”大合唱》就是在延安完成的，他与贺绿汀以及吕骥等音乐家共同发起了延安新音乐运动，因此，延安成为了抗战时期的全国的新音乐的运动中心，也成为了我国音乐史上不可磨灭的光辉的篇章。
三、冼星海音乐创作的艺术特点
（一）音乐创作形象性
从现有的冼星海的音乐作品当中，能够看出深刻、鲜明的音乐形象，这能够体现冼星海根植于群众中所得来的生活理解与经验。冼星海的每一首音乐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的作品中融合了许多元素，山歌、弹唱、戏曲音乐等都是在他音乐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之所以采用多种因素，是因为每一种音调所能够传达的音乐信息是不同的，民间音乐能够传达出一定的民族气息，而山歌则能代表农民发声，表达他们朴素的生活气息。除此之外，相关乐器的使用也能够帮助声乐形成音乐作品的独特性。纵观冼星海的作品，其中大多数都是运用民间音调来进行音乐作品的创作，采用了欧洲当时流行的大调调式，但省去了其中的“7”音或者“4”音，而强调“6”音，并又加入了五声音阶，这样创造性的音乐调式的结合很好地展现了冼星海的音乐创作的形象性。
（二）揭示民族斗争精神
在冼星海的音乐作品中，将革命与艺术形式完美地结合，广为人知的《黄河大合唱》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作品《黄河谣》中，冼星海向我们展示了当时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种种暴行与民族灾难的针砭；《黄河大合唱》中的《河边对口曲》中，陕西老歌再加上铜锣的伴奏，能够感受到人民群众当时所处于的流离失所、颠沛流离的悲惨境遇；《保卫黄河》通过号角的吟唱，能够感受到中国人民对最终胜利的渴望，所运用的主调与复调混合的卡农式写法更是为其音乐作品添加了极其华丽的一笔。
（三）表现力深刻
在冼星海的音乐作品之中，除了有独特的音乐形象性以及民族斗争性，还具有表现力深刻的特点。他的作品涉及的范围广泛，既有表现人民生活的作品，也有倡导民主进步思想的优秀篇章，除此之外，还有歌唱民族文化遗产古诗词的作品。冼星海从法国回国的初期，以中国古诗词为描述具象，创造出的音乐作品虽然与人民生活的联系较少，但在艺术形式上，可以说是开创了全新的音乐表现方法。
四、对抗战音乐的认识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说明艺术家作品的创作的依据是生活中的个人经验，这直接地决定了其艺术作品中的中心思想。而抗战时期的音乐作品大多数都是作者在实战中的真实感受，他们将自身以及群众对于战争的想法借由音乐表达出来，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中国群众对于侵略者践踏国土的悲愤心情，除此之外，他们的音乐作品中也包含了对祖国、人民的热爱以及对和平、战争胜利结束的向往。
参考文献 ：
[1]宋连生.试论冼星海声乐作品的艺术特色，[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
[2]金紫光，何洛主编，《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57页，第505页—515页。
[3]蒲方，对抗战音乐的再认识，[J]，《人民音乐》1995年第11期·总第361期。
战争时期的法律维权 篇12
一、解放区社会救助对象的产生
(一) 战争
战争从来都是难民等社会弱势群体产生的最主要原因。解放战争时期, 战火不可避免要烧到解放区, 在造成大量人力物力损失的同时, 也产生了大量的社会弱势群体。1945年9月上旬, 国民党想河北解放区大举进攻, 在较短时间内就造成豫北、上党地区和平焊、同蒲沿线30万人家园被毁、无家可归。1946年9月, 国民党军队向冀东解放区发动进攻。9月底, 国民党在冀东占领了10余座县城, 造成的难民达77万。1947年春, 国民党军队向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 鲁中区10个县被杀害、抓走、拉走的农民群众达14万人, 14个县共有83900头耕畜被抢劫, 造成120万亩土地因无力耕种而荒芜。1947年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发动的重点进攻给边区人民带来了极大灾难。据统计, 陕甘宁边区90%以上的地区和150万人民惨遭胡宗南军队的洗劫和蹂躏, 损失粮食25万石、牛驴6万余头、农具23万件, 减少耕地360余万亩, 青苗被践踏50余万亩。据不完全统计, 拉夫抓丁或杀害至少4000余人。这些情况造成大量的人民群众丧失劳动能力、失去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成为弱势群体。
(二) 自然灾害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 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也不例外。解放区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 损耗很大。土地荒芜、河道失修、生存生产环境恶化, 民力贫弱, 抵抗灾害的能力十分脆弱, 一遇到自然灾害, 便会造成大量的灾民、难民、饥民等弱势群体。1947年苏北淮海各县连续降雨爆发洪灾, 受灾区域达17县市, 受灾耕地面积达2164万余亩, 占总耕地的67.2%, 受灾人口536万余人, 占总人口的64.13%, 塌毁房屋41250间。1947年陕甘宁边区出现灾荒, 40余万人衣食无着, 仅绥德分区各县饿肿者达万人, 因饿而病死者500余人。1948年, 华北解放区各地均连续遭受程度不同的各种灾害, 尤以冀南、冀中之水、虫、雨灾为甚。使全区平均收成减收22%, 受灾人口约百万人左右, 占全区负担人口约八分之一。这些自然灾害的发生使大量的灾民沦为弱势群体。
(三) 战勤
解放区人民为了支援解放战争, 或踊跃参军或负担战勤, 对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战勤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客观上对人民的生活、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恢复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以1947年华北解放区济源县为例:公粮负担占农民收入的五分之三;全县两万劳动力中, 4500人参军、出船工2万个、运粮50万斤、运柴草840万斤;20个村男女老幼及小学全体师生看护伤员、洗血衣、割草作铺草等等。由于战勤负担严重, 一些家庭或因劳力缺乏无力耕田、或因公粮负担缺衣少食从而成为弱势群体。
二、解放区社会救助措施与成效
(一) 解放区社会救助措施
1. 有计划地安置弱势群体。
对于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难民、灾民, 首先应让他们安顿下来, 这是对他们进行社会救助的第一步。各解放区政府采取的安置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发动群众, 在农村统一安置。为安置逃荒的灾民, 各解放区政府派专门干部对难民进行安置, 使之不要沿途乞讨, 生活无助。在安置过程中, 宣传“天下农民是一家”的思想, 提倡互助互济, 并对难民进行处事言行方面的教育。二是政府设置收容所。解放区各级政府除了在农村安置难民外, 还设置专门的收容所收容难民。抗战胜利后, 晋察冀边区在制定难民救济计划时, 曾预计要在全边区筹设难民招待所21个。1947年9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冀中十分区时, 解放区政府组织难民收容所, 收容外逃难民3769人。三是移民就食。在安置逃亡灾民、难民的同时, 解放区政府还采取了有计划的移民就食措施。1948年, 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灾民迁移安置办法”, 仅延长一个县就有移民5000余人, 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2. 发放紧急赈济。
紧急赈济是最传统的救助措施之一, 但也是行之有效非常必要的救助措施。战争和灾荒中的灾民、难民、失业者等弱势群体处于不救不活的状态, 解放区政府必须给他们提供紧急赈济。解放区发放紧急赈济采取了直接发放和以工代赈等形式。解放区政府用于紧急赈济的资金和粮食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边区政府直接拨款、拨救济粮;二是结合土改形式, 组织群众收割投敌反动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的庄稼, 刨地主埋藏的粮食, 并征收富农多余的粮食。如陕甘宁边区至1948年9月共得到救济粮151万石, 救济款陕甘宁边币107亿元。苏北解放区二分区自解放战争以来, 发放救济现金257万余元, 大米30余万市斤, 粮草24623市斤。在进行紧急赈济时, 坚持走群众路线, 重点照顾战争损失严重、生活困难、抗战有功的人员。
3. 防疫治病。
大灾之后往往伴随着大的疫病, 战争也极易引发疫病。1945年春, 陕甘宁边区发生疫病, 关中1500多人死亡, 陇东11万只羊和2000头牛死亡。为了防疫治病, 解放区政府采取了许多切实有效的措施。陕甘宁边区政府派出专门的卫生防疫人员, 要求各专属、县级政府各级卫生机关参加当地的救灾委员会, 负责领导各地的疾病防治工作。对缺乏医药的地区, 由政府负责配备药品;对已经发生疫情的地区, 实行隔离医治;对未发生疫情的地区, 加强预防;另外解放区还加强对牲畜的防疫治病。在解放区各级政府、广大干部群众和医务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 解放区的疫病防治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4. 对弱势群体进行心理干预。
战争和灾荒发生后, 灾民和难民情绪极不稳定, 容易产生波动甚至产生恐慌, 因此对这些弱势群体进行心理干预, 稳定他们的情绪是对其进行救助的前提。在对弱势群体进行心理干预、稳定情绪、做思想工作的工作中, 以解放区各级政府干部为核心的行政力量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当时主要是教育难民、灾民、失业者心态稳定, 进行形势与阶级教育。例如太行五专署针对难民思想混乱的情况, 向难民指出“光明前途一定会胜利, 并且不会很远”。另外政府干部还在难民中选定骨干积极分子进行宣传教育, 推动骨干积极分子再向民众宣传。通过心理干预, 使人们情绪基本上稳定, 精神上得到依靠, 从而推动社会救助工作有序进行。
5. 大力发展农业、副业生产。
大力发展农业、副业生产是典型的生产社会救助形式, 属于积极社会救助。发展农业生产方面, 解放区的难民和灾民中大部分是农民, 因此把这些农民组织起来从事农业生产不仅能够重新树立他们生活的信心, 而且有助于生产自救, 增加粮食产量。当时主要采取了垦荒灭荒、掀起春耕运动、抢种抢收、消灭蝗虫运动等措施。为了鼓励垦荒, 解放区还制定了相关政策。如苏北解放区九专属规定:熟荒重开, 第一季公粮不收, 第二季减半, 第三季后照征;生荒开垦免征三年公粮。对于遇到缺乏劳动力、资金、种子等困难的弱势群体, 解放区政府发放了多次贷款来解决这些问题, 为生产自救、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发展副业生产方面, 解放区政府把灾民和难民中的劳动力和半劳动力组织起来, 主要采取了挖菜、种菜、纺织、运输、榨油、做买卖、打短工等形式, 号召不同年龄层次、不同性别的人们从实际出发从事不同的生产, 较好地体现了自力更生生产救灾的原则。如苏北解放区六分区1948年春建立纺织组690个、榨油组183个、做粉组466个, 共获利粮147万斤。
6. 安置就业。
解放战争时期, 各解放区政府鼓励难民和灾民中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到县级以上政府报名登记, 一边入学深造, 安排工作, 参加边区建设。解放区政府实行劳资两利政策, 大力促进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努力创造就业岗位。
(二) 解放区社会救助取得的成效
解放区的社会救助工作在政府和群众的相互配合下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一是灾民、难民等弱势群体得到了适当的安置, 过上了温饱的生活;二是解放区大力发展农业、副业生产促进了解放区生产的恢复以及部分地区市场的繁荣;三是稳定了解放区的社会秩序。如陕甘宁边区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下, 经过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 1947至1948年的灾荒得到遏制, 农业生产有所恢复, 已达到战前的80%。
三、解放区社会救助的经验及启示
(一)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理念上强调保障人民的利益成为解放区社会救助工作的指导思想
解放战争时期党在东北解放区的执政经验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不能空喊口号必须有切实可行的办法, 只有不断满足群众的利益需求, 才能不断扩大执政的阶级基础”。1945年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北局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关于群众工作的内容, 指示中也明确规定为满足群众的利益需求, “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因此, 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工作, 加强对弱势群体社会救助工作的领导和组织, 并注意加强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解放区政府还成立社会救助的领导组织机构, 轻度灾荒由民政部门具体负责工作;严重的则设立直属政府的救灾委员会, 为社会救助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和人员保障。1945年7月,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宣告成立, 并建立起以董必武、李富春和伍云甫为领导的常设机构, 同时又相继在敌后各解放区设立分会。为帮助灾民度过灾荒, 1947年冬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建设厅下设了生产救灾委员会, 具体负责领导救灾工作。
(二) 不断调整的土地政策以及“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为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提供了经济保障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主要矛盾转化的实际情况, 采取了不同的土地政策, 使农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 从而为解放区的社会救助乃至全国人民革命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经济基础。从抗日战争胜利到1946年颁布《五四指示》, 中国共产党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从颁布《五四指示》到1947年6月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 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转变为“耕者有其田”;从《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在土地革命中一些地区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差, 比如侵犯中农利益、打击部分民族工商业、部分地区乱打乱杀现象严重等, 结果引起了广大农民特别是新富农及部分中农的恐慌, 严重挫伤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中共中央及时发现并纠正了这种危险倾向, 1947年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后, 全党及各解放区政府开始努力纠偏并使土地革命又回到了健康的发展轨道。在解放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建立了劳资兼顾的合作分红制度, 制定了劳资双赢的争议处理办法并探索劳资两利的民主管理形式。“劳资两利”经济政策的发展并趋于完善对私营企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从而为解放区社会救助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支撑。
(三) 军事上的不断胜利为解放区的社会救助提供了良好的前提
全面内战爆发后,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保守地方为主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指挥解放区军民奋起还击。经过8个月作战, 迫使国民党军队放弃全面进攻计划, 将进攻重点放在山东和陕北。人民解放军继续执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 又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战争第一年, 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112万。1947年6月底, 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以主力一部挺进中原, 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 在外线大量歼灭国民党军;以部分主力和地方武装坚持内线作战, 收复失地。1947年10月10日, 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 号召全国人民打倒蒋介石, 解放全中国。战争第二年, 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152万人, 攻克大批国民党军重点设防的城市, 为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 解放军连续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基本上歼灭了国民党军主力, 解放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军事上的不断胜利, 在精神上鼓舞了解放区人民, 极大地激发了灾民、难民等弱势群体生产自救的信心和决心, 同时也为解放区的社会救助提供了安定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