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包土地使用权入股（精选9篇）
承包土地使用权入股 篇1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 是指在确保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 在承包期内, 承包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量化为股份, 投资入股到由有经济实力的大户、集体经营组织或投资于农业的工商企业发起设立的农业企业, 按股取得收益。[1]2008年,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 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在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 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 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上述政策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提供了政策支持。但是,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仍存在冲突。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模式
目前, 学界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地区的实践进行总结归纳, 提炼出了三种有代表性的模式:南海地区的股份合作模式、我国相关法律与政策所提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重庆地区试点的承包经营权入股有限责任公司模式。这三种模式各有优劣, 在试点中也出现了与现行法律、法规相冲突的现象。
1. 股份合作社模式
股份合作社模式始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其运作模式可以概括为以集体土地股份制代替原来农户的承包制。[2]具体运作模式为, 将集体所有的财产、土地、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交由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小组成立的股份合作社统一管理、经营。[3]股份合作社以社区户籍为标准向社区成员配股, 并区分社区成员的不同情况, 设置基本股、承包经营权股、劳动股等, 在实践的后期, 为了解决股份配置与社区成员变动的矛盾, 还允许本集体成员出资购股。在股权配置完毕后, 按股权比例进行分红, 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被置换成股权。股权不得转让、抵押、赠送、继承。[4]苏州市吴中区、延安市、苏州市萧山区等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运行模式与南海区相似。
股份合作社模式打破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细碎化, 在本集体内部实现了规模化经营;明晰了产权关系, 将集体所有的模糊产权, 转变为可以具体量化的股权;[5]南海区的股份合作社依靠非农建设用地的流转收益为社区农民提供了包括医药费补助、学校补贴、养老补贴等福利。[6]
但股份合作社经营的封闭性, 使其不能引进外部的工商业资本、专门管理人员, 不利于股份合作社的市场化、长期化发展, 而且法律地位不明确。我国目前还没有针对股份合作社进行的地位、运行的法律规范, 使其市场主体地位无法确立。市场地位的缺失使股份合作社无法取得工商执照, 不具有法人的独立资格, 既不能在银行、税务部门开户, 也不能对外签订购销合同, 不能申请商标, 更难获得金融贷款支持。农民持有的股权证只能作为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凭证, 得不到社会的普遍认可。[7]股份合作社的管理人员与村委会成员交叉任职与监督机制的缺失, 使村干部以权谋私、侵占合作社财产的现象较为普遍。从这个意义上讲, 股份合作制并没有完全摆脱集体产权的残缺。[8]
2. 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
农民专业合作社得到了法律与政策的支持, 农业部于2005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承认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地位;2006年适用于全国、专门调整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在地方立法方面包括浙江等省市区颁布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暂行办法》等地方性法规。农民自愿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资金、生产设备等财产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进行规模化经营。农民以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入股者, 享有“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权利。目前, 农民专业合作社有两种运作模式:第一, 流转中介模式。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的法人主体资格, 农民将承包地交由专业合作社。农业合作社将该部分承包地进行规划、整理后再入股到农业企业。第二, 经营模式。即农民将承包地入股到专业合作社中, 进行统一经营。农民在专业合作社中可以获得保底分红、效益分红、工资收入。
农民专业合作社克服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细碎化, 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规模化经营;保底分红、效益分红、工资收入的收益分配方式有利于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益;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法人主体资格, 可以与工商业资本进行联合, 其典型为“合作社+公司”。
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入社自愿、退社自由”规定不利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长期化、稳定化经营, 极易出现合作社经营状况良好时, 农民蜂拥而至, 经营状况差时, 纷纷退股的现象。从这个层面来讲, 专业合作社对促进农业的规模化、效率化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而且入股的性质不明。依《公司法》的法理, 一项财产以入股的形式出资, 出资人即丧失了该项财产的所有权与其它支配权, 出资财产由法人享有所有权或用益物权, 出资人在法人存续期间内不能抽回出资, 只能进行股份转让。而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16条规定:承包经营权以入股方式部分或者全部流转的, 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 双方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不变。第19条规定:将承包经营权入股农业合作生产, 股份合作解散时入股土地应当退回原承包农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二) 第15条规定:“承包方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或者抵偿债务的, 应当认定无效。”从上述三条法律规定可以看出, 以承包经营权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入股”的, 合作社并未取得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完整支配权, 不发生物权关系的变动。[9]有学者基于原承包人仍保留了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属于债权性的流转。[10]基于此, 有学者主张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入股的, 名为入股实为租赁。[11]
3. 入股有限责任公司模式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起源于重庆市《关于全面贯彻落实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服务重庆城乡统筹发展的实施意见》 (渝工商发[2007]17号) 与《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设立公司注册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 (渝工商办发[2007]86号) 。其特色在于在维持土地用途不变的情况下, 经区县人民政府同意, 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作为出资入股到从事农业生产或农业旅游的有限责任公司中。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的股东与其他股东“同股同权、同股同利”。该模式在实施一年后, 即被中央叫停。理由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后, 如果发生股权转让, 则非集体成员也可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 这与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度发生冲突;如果入股的有限责任公司破产, 土地承包经营权可能被用于偿还债务, 农民面临失地风险, 对维护农村稳定不利。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有限责任公司模式促进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资本化, 开拓了农民凭借承包地参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新渠道。基于此,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有限责任公司模式被称为“中国的第三次土地革命”。[12]
重庆市试点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有限责任公司模式虽然已经被中央叫停, 但是仍可以作为一种理论上的分析范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有限责任公司模式与《农村土地承包法》、《公司法》相悖;容易造成农民失地风险。但是, 上述两点可以通过修改相应的法律规定、引入新制度予以克服。
基于社区股份合作社经营的封闭性、制度的过渡性, 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本质上属于债权性质的转让, 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入股。重庆试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有限责任公司模式促进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资本化, 开拓了农民凭借承包地参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新渠道。由此, 笔者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有限责任公司为分析范本。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主体
从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试点地区的分析可知,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主体可以为农户、集体法人、农民专业合作社。
1. 农户
前已述及, 在承包地流转中, 有些地区由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委会代替农民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 有些地区以村民大会多数通过的方式代替农民签订流转合同, 有些地区的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将承包地收回后, 再以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的名义签订流转合同。[13]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4条明确规定,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主体为农户, 农户有权决定是否流转与流转的方式。当然, 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所涵盖的地块较小, 由分散的农户与有限责任公司分别签订入股合同, 对有限责任公司而言可能带来高昂的缔约成本。对农户而言, 分别签订入股合同的方式, 可能降低某一区域内承包地的竞争力。由此, 应该承认集体法人、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入股主体。
2. 集体法人、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成为入股主体
集体经济组织经过法人改造后, 成为了法人的内部机构, 没有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 不能成为入股主体。村委会行使的是乡村管理的公共职能, 也不能成为入股主体。集体虽然为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人, 本身也具有民事主体资格, 但是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用益物权属性, 集体法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入股也没有决定权。然而, 集体法人在承包经营权主体同意的情况下可以成为入股主体。同样,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取得社员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成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入股主体。集体法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为入股主体有两种模式:第一, 委托方式。即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移给集体法人、农民专业合作社, 集体法人、农民专业合作社以自己的名义将该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到有限责任公司中。待入股财产获得股利后, 集体法人、农民专业合作社再按照合同的约定分配给原承包户。第二, 信托方式。即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移给集体法人、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信托财产, 集体法人、农民专业合作社将信托财产入股到有限责任公司后, 将原承包经营权人设定为受益人, 信托财产取得股利后, 由有限责任公司将股利直接分配给受益人。基于信托财产的同一性与独立性, 信托的方式入股者, 更利于维护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利益:基于信托财产的同一性, 以信托财产入股所形成的股权、股权获得的股利, 直接转换成信托财产;基于信托财产的独立性, 作为信托财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化的股权、股利与集体法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自有财产相分离, 两者的债权人不得追索信托财产。
三、入股的财产
《农村土地承包法》分别规定了家庭承包和以公开招标、拍卖、协商方式承包两种承包经营权。以公开招标、拍卖、协商方式获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纯粹的财产, 可以直接入股;以家庭承包的方式获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系属由身份性权利的承包权与财产权的经营权组成的复合权利。对于以家庭承包方式获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系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直接入股抑或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经营权, 而将经营权入股, 涉及到以家庭承包方式获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与结构。
1. 以家庭承包方式获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
在《物权法》颁布之前, 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曾有过物权、债权之争。《物权法》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已明确界定为用益物权后, 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何种性质的用益物权, 学界存在着争论:有学者从中央提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的政策出发, 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永佃权;[14]有学者主张, 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成员权;[15]有学者主张, 土地承包经营权系属由身份性的承包权与财产性的经营权所组成的复合权利;[16]有学者主张, 承包经营权属于中国古代的田面权, 集体土地所有权则属于田底权。[17]
2014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在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 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 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该项规定对于分析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与结构具有指导意义。2014年中央1号文件实际上提出了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的权利结构。可以说,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三权分离, 已为经济学界普遍承认。持该观点的学者都认为,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在保留 (土地) 承包权的前提下, 将土地经营权 (土地使用权) 转移给第三人的行为。[18]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三权分离论相适应的是土地承包经营的“复合权利说”。例如, 许明月指出, 在保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只需从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出一种直接经营土地的权利 (如农地经营权) , 同时使农地经营权自由流动, 便可实现土地直接利用权的商品化, 土地资源在利用土地的层面上便可以通过市场进行配置。[19]刘俊教授认为, 土地承包经营权中的承包权系属一种成员权, 并非一种直接的财产化权利。而使用权与经营权才属于一种现实的财产权利。[20]笔者认同土地承包经营权系属一种复合权利的观点。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身份性、保障性, 承包权系指某一主体有权获得承包地的权利。经营权是一种现实的财产权, 表现为农户对承包地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但是,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复合性与另一种不动产复合权利———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不同。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成员权依附于专有部分所有权, 专有部分所有权系属取得成员权的基础, 成员权随着专有部分所有权的转移而转移。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成员权却是取得财产权的依据, 并且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存续期间内, 若成员资格丧失 (如成员死亡、举家迁入城市居住并取得城市户籍者) , 经营权也随之消灭。
承认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系属一种兼具成员权与财产权的复合权利, 则会引发另一个问题:经营权属于物权抑或类似土地租赁形式的债权。笔者认为, 应当将经营权界定为物权, 理由如下:第一, 土地承包经营权已被《物权法》界定为用益物权, 用益物权为物权的一种, 具有支配性。土地承包经营权既然属于复合权利, 能体现土地承包经营权支配性的只能为经营权。第二, 只有承认经营权的流转性方能破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细碎化、封闭性经营引致的低效率。而承认经营权的物权性, 更有利于经营权的流转。如将经营权界定为类似不动产租赁性质的债权, 则该类债权的转让必须经所有权人的同意, 否则转让行为无效。如经营权入股, 按照《公司法》的法理, 公司必须掌握入股财产的完全支配权, 债权性质的经营权不能满足上述需要。第三, 从政策视角观之, 2014年中央1号文件承认经营权可以抵押, 而抵押系在物权上所设定的权利。由此可以看出, 在中央政策层面, 将经营权视为物权。在我国, 执政党的政策系属形成法律的重要途径, 执政党的政策很可能引发相关法律的修改。第四, 从公平保护工商业资本的层面考察, 若将经营权界定为一种债权, 则工商业资本并不能完全地取得入股经营权的独立支配权, 对于工商业资本的保护不利, 最终也会影响到经营权的流转。第五, 从反对将经营权界定为物权的理由来看, 有学者基于“一物一权”与“物权法定”原则, 反对将经营权界定为物权。[21,22]笔者认为, 上述理由不能成立。“一物一权”是指在同一物上不能同时成立两个或两个以上内容相同或相互排斥的物权, 但并不妨碍在物上成立两个或两个以上内容并不排斥的物权。承包权与经营权虽然都是在同一块承包地上设立, 但是, 承包权属于成员权的范畴, 其存在的意义仅在于确定某一主体的承包资格与承包资格消灭后承包地的收回, 并不具有现实的财产支配性。经营权则是对承包地实实在在的支配权。由此可以看出, 两种权利并不相互矛盾, 完全可以在同一财产上设立。就“物权法定”原则而言, 当事人确实无权设立一国物权体系并不存在的物权类型, 但基于物权法“固有法”的属性, 一个国家的物权种类与体系则要着眼与反映该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由此, 一国法律有权按照自身发展的需要, 创设物权种类。若我国《物权法》承认经营权的物权属性后, 也就不存在经营权违反“物权法定”的情况。
2. 入股财产
按照《公司法》的法理, 入股有限责任公司的非货币财产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可以用货币估值、可以依法转让、标的合法、必须依法办理财产权的转移手续。《物权法》第127条规定, 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而《农村土地承包法》分别规定了家庭承包和以公开招标、拍卖、协商方式承包两种承包经营权。以公开招标、拍卖、协商方式获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纯粹的财产, 可以直接入股;以家庭承包方式获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系属由身份性权利的承包权与财产权的经营权组成的复合权利。由此, 承包权不能入股, 能够入股的仅为经营权。前已述及, 应将经营权界定为用益物权。将经营权界定为用益物权, 按照前文所述的应破除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内的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受让主体的限制、完善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权能后, 经营权完全满足以非货币财产入股有限责任公司的前三个条件。就财产权转移登记而言, 《物权法》第127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8条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与流转的登记。
承包土地使用权入股 篇2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协议书
甲方：合作社 乙方：身份证号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的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经双方协商一致，就乙方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种植山桐子果树等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作方式
乙方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向甲方投资入股，甲方负责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
（以下简称公司）进行山桐子项目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同时,公司将流转土地上山桐子的管护发包给甲方，甲方作为流转土地上山桐子管护的总承包人；乙方通过分包的方式获得入股土地及其它流转土地上山桐子的管护工作，并通过管护获得收益。
二、合作期限
乙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总合作期限为30年。第一阶段：
自年
月日起至年月日止（截止日期为乙方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截止日期）。第二阶段：
在乙方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限届满后，若乙方继续获得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双方的合作期限无条件顺延至年
月日。
在乙方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限届满后，若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发生变更，由甲、乙双方和该土地的下一轮承包经营者共同协商合作条件和合作期限。
三、乙方入股土地的基本情况及用途
乙方用于投资入股的土地位于村组（社），面积亩（以实际核定面积为准，详见附表）。该土地主要用于甲方山桐子种植基地的建设且土地性质不是耕地。
四、土地承包经营权交付
乙方应于年月日将其入股的土地交付甲方，甲方从年月日起获得该入股土地的经营权。乙方于年月日将入股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按照村委会及政府的相关规定登记到甲方名下。乙方应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交予甲方作为本合同的附件。
五、乙方入股分红的标准及结算方式
1、经双方平等协商，乙方入股按下列标准分红： / 4 合作期内，山桐子项目建设投产后，甲方按照山桐子鲜果结算价不低于4元/公斤，山桐子干果结算价不低于8元/公斤，或参照当年四川省内干油菜籽的平均价格对应山桐子干果价格或山桐子鲜果市场价格的计算方式按比例分红给乙方。乙方按照入股土地上山桐子果实实际结算金额的20%进行分红。除此以外，乙方不得向甲方主张任何分红、收益等其它股东权利。
2、甲方按年根据乙方入股土地上管护人交付给甲方的山桐子果实数量和上述约定的价格比例与乙方进行红利结算，自甲方从入股土地上收果之日起，三个月内甲方将乙方应得的红利款付到乙方指定的账户。
3、甲方逾期三个月未给付分红视为违约，按违约条款处理。
六、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合同的约定交付入股土地并要求乙方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甲方承担办理入股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移所需费用。在双方合同到期后乙方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出时费用亦由甲方承担。
2、甲方在乙方入股土地上可以修建附属设施、道路及其它相关生产必须设施。
3、在本合同期满后，甲方若需继续使用该土地，在同等条件下甲方享有优先权。
4、除土地被征收及不可抗力，甲方不得以任何借口强迫乙方退社，否则应赔偿乙方因此发生的损失。
5、甲方应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范围内从事生产活动，应当加强安全生产，防止事故发生。
七、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乙方有权按照本合同第五条规定收取股权红利，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到期转入、收回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配合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入转出手续。
2、乙方应监督甲方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不得使其荒芜、不得从事掠夺性经营，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不得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在不影响山桐子树正常生长的前提下，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乙方可以在其入股土地上种植其他农作物或进行林下养殖，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并对该项收益享有所有权。
3、乙方应协助甲方按合同规定行使土地使用权，协调土地所属集体经济组织内与其它承包户发生的用地用水、用电、道路、治安等方面的纠纷，不干涉甲方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4、乙方必须维护甲方的生产、生活环境，保护甲方的正常工作秩序。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阻碍甲方生产、生活，破坏经营秩序，如造成甲方损失，乙方负责全部经济赔偿。
5、合同期满前，乙方提出退社的应提前三个月书面通知甲方，并在与甲方按照本条约定完成退社结算后，方可收回入股土地。退社的具体结算范围和方法为：
（1）乙方应一次性支付甲方在乙方入股土地上投入的构筑物等修建成本（按30年摊销的剩余部分）；
（2）乙方应一次性支付乙方入股土地范围内的山桐子树及其后续果实结算量的收益给甲方：本合同约定的最低收果单价乘以截至退社当年度本合同的剩余年限乘以上一年度果实结算量，再乘以乙方应得的分红比例（20%）。/ 4
6、乙方应按当时的政策自行负担相关的税费。
八、合同期满后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及相关设施的处理
甲方在与乙方不再续签合同的条件下，在当时为生产经营需要而设立、安装、购建的相关设施、设备及可移动的构（附）建物等，甲方自行拆除归甲方所有(如设施、设备及可移动的构（附）建物是由乙方出资，则归乙方所有)。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无偿归乙方所有。
九、其它约定
1、本合同订立后，双方应将合同报乡（镇）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备案；在合作经营期间内，土地所有权仍归属原土地所有人，甲方不得在土地入股经营期内挪作他用或进行违法活动；乙方不得将土地进行出租、抵押、再次流转。
2、如生产经营需要，合作社向银行借贷资金用于发展生产，应当征得理事会同意。
3、地面建筑物、构筑物以合作社名义按国家法律法规要求报建审批，乙方有义务积极协助办理相关手续。
4、甲方有权对整个建设项目进行规划、设计，确定建设施工方案，乙方对该方案有建议权。
5、建成投产后，生产工人优先在土地入股人中选拔。有技术、有能力，品德优良者优先进入生产管理层。
6、合同到期后，如合作社经营需要，甲方有权在国家政策允许的条件下与乙方续签合同，具体条款另行协商。
7、合同期内，如果该土地被国家重大项目依法征收、征用、占用：
甲方在入股土地上投入的所有资产及建筑物、附属物设施的补偿费全部归甲方或实际建造方所有，乙方出资修建的归乙方所有；
入股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归乙方或土地所有人所有；
入股土地上的山桐子树挂果补偿费由甲乙双方按40%（甲方或果木实际所有人）：60%（乙方）比例分配；
山桐子树木的补偿费按40%（甲方或果木实际所有人）：20%（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方）：40%（管护承包方）比例分配。
因不可抗力因素所造成的损失，甲、乙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十、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应严格按照本合同约定履行义务，若一方违约，则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偿由此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十一、争议解决的方法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调解，不愿调解或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十二、合同生效 / 4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未尽事宜，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一致后签订补充协议书，并报村和乡镇人民政府备案，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合同一式叁份，双方各执一份，公司备案一份。
十三、其他约定
甲方(签章)：乙方(签章)： 代表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
签订日期：年____月____日 鉴证方：
队（组）（签章）：
年___月___日
村民委员会（签章）：
承包土地使用权入股 篇3
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是我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 重庆市作为国务院率先提出的两大全国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之一, 积极探索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已成为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获批试验区之前, 重庆市长寿区麒麟村已经尝试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改革。[1]在重庆市获批建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的2007年7月l日, 重庆市工商局出台了《关于全面贯彻落实重庆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 服务重庆城乡统筹发展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 就重庆市实施城乡统筹改革出台了50条具体措施, 其土地流转新模式引人关注, 被认为“将带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次革命”, [2]并被称为“股田制公司”改革。该《意见》支持在农村土地承包期限内和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 允许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并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经区 (县) 人民政府批准, 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或独资、合资等企业的试点工作, 积极推进土地集约、规模经营,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随后, 重庆市工商局又出台了《关于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股设立公司工商登记的有关问题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 对有关问题做了细化。《通知》对农地入股提出八项基本要求:农民自愿;不改变土地用途;公司营业期限不超过入股农民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的剩余期限;选择的产业项目前景良好;有龙头企业参与;有能人带头领办;区 (县) 政府支持;用作出资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应经具备资格的机构进行资产评估。
然而, 在“股田制公司”土地改革试验一年后,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该改革模式进行了调研, 并考虑到这种改革可能带来的诸多风险和弊端, 尤其是农民可能面临的失地风险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于2008年8月紧急叫停了该项改革, 转而要求重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改革探索。[3]尽管重庆市土地改革试验遭遇挫折, 但该探索的价值和意义却不容小觑, 它代表了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公司化改革流派。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法律悖论:支持与反对皆源于法
1.支持: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 (流转) 的法律依据
(1) 《农村土地承包法》
2002年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条第2款规定, “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 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 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该法对家庭承包和商业承包两类不同的土地确立了不同的流转方式, 对两种承包的态度也有很大不同:关于商业承包, 由于“四荒”地具有很强的流动性, 法律将其视为具有一般流通性的市场商品, 允许其进入二级流转市场, 即经过特定的程序该土地承包经营权可通过出租、转让、入股、抵押、继承等方式自由流转;[4]对于家庭承包, 一般只允许其在集体组织成员内部流转, 严格限制其进行自由流转。笔者在此着重探讨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问题。
(2) 《物权法》
《物权法》第十一章明确指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用益物权的性质。该法第128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 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虽然物权法通过概括和列举相结合的方式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做了规定, 但从条文内容上看, 对是否允许以入股方式进行流转规定不明。虽然有学者认为此处所说的“等”主要指入股, [5]但法律上是否应当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这个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完全解决。[6]
2.反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法律困境
如果说我国独特的二元土地所有权制度是重庆市的“股田制公司”土改试验被叫停的根本原因, 那么, “股田制公司”与现行法律所形成的冲突则为被叫停的技术层面原因。
(1) 与现行物权制度存在冲突
如前所述, 《物权法》第128条过于原则。《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2条规定, “承包人之间为发展农业经济, 可以自愿联合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 从事农业合作生产”。但学者并不认为这里的“入股”是《公司法》中的“入股”, “不包括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量化为股份, 投入到从事农业生产的工商业企业或者公司, 也不包括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投资成立农业投资公司”。[7]
(2) 与现行公司制度存在冲突
第一、公司设立中人数的限制阻碍了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
《公司法》第24条“有限责任公司由50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 实践中重庆市工商局虽然采取了变通的办法, 在《通知》中规定如果实际出资的村民超过50人, 可以采取委托或信托持股的方式解决公司设立过程中股东人数的限制问题, 但同时也陷入了新的困境:接受委托的村委会能否真正地体现作为实质股东的农民的意愿?不同的农民意愿可能会有冲突, 村委会究竟该如何协调这些冲突呢?在委托信托投资机构的情形下, 如果信托投资机构违背农民的意愿从事受托活动, 作为委托人的农民该如何确保其股东身份?[8]
第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上的有限性威胁公司的存续。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项有期限限制的权利, 如耕地承包期为30年。如果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届满时公司刚发展起来或刚盈利, 这种情况下解散公司既不符合效率原则, 也有违股东的意愿。此外, 在村民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剩余期限长短不一致的情况下, 如何平衡不同村民的利益也是个问题。仅仅因为某个人或某部分人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到期而解散公司, 对其他村民股东来说难显公平。
第三、公司破产清算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影响。
《破产法》第28条规定, 破产公司必须以宣告破产时破产企业经营管理的全部财产以及在破产宣告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所取得的财产作为破产财产。《公司法》第3条规定, 作为公司的股东必须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这就意味着一旦公司资不抵债, 宣告破产, 农民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将面临丧失的危险。这时就会出现疑问:土地承包经营权可否作为公司资产用来偿还公司债务?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显然与国家侧重保护农民权益的政策不符;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则债权人的利益如何保护, 即“采用何种方式代替土地承包经营权偿还债务成为疑问, 如果偿还金额超过了农户入股后的收益, 超出部分由谁来承担, 农民的利益应如何保护也需要探讨”。[2]
三、反思与重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制度构想
1.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3条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遵循的原则, 入股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一种方式应坚持:第一, 农户自愿原则。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需充分尊重农户的意愿, 政府或村基层组织应主要承担引导和服务的功能, 而绝不能横加干涉, 剥夺农民的自主决定权。此外也应与发包人的同意权相结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7条还规定, 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 应当经发包方同意。对于以入股方式流转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与转让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移转效果上是一致的, 因此也应采取经发包人同意的方式”。[5]第二, 不得改变土地用途原则。我国农村土地在宏观层面上承载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功能, 在微观层面上承载着保障农民基本生活的功能。[9]因此, 在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同时, 必须确保公司严格遵守土地用途管制, 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第三, 因地制宜、稳步推进原则。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因素十分复杂, 不仅受制于经济情况, 而且受到政治、历史和农民意愿等诸多方面的影响, 各地区的情况也大不相同。所以, 对待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问题应稳步推进, 各地区需从自身情况出发来考虑, 切忌盲目跟风, 因为稍有不慎, 就会使农民丧失最基本的生存保障, 也会危及到整个农村社会的稳定。
2.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制度建构
(1) 外部环境的建构: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目前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尚未从根本上消除, 农民的社会保障仍然停留在土地保障阶段, 因此, 土地承包经营权对于农民而言具有土地财产性与土地资源性的双重属性。在农民自主经营承包土地时, 双重属性是统一的, 但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流转时, 土地的财产属性和资源属性就会发生冲突。由于立法出于对农民可能丧失土地保障的顾虑, 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定了较为严格的限制规定, 而农民因无法享受城市居民所享有的社会保障也绝不会轻易放弃承包经营权。如果在农村普遍建立类似城市中的社会保障制度, 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将会明显地弱化, 农民流转土地的积极性就会提高。[10]这就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制度提供外部环境保障。由于土地的收益可以量化, 因而可以统筹承包土地的收益, 通过建立土地统筹金, 将承包土地的生产作业收益和被征收的收益纳入农村社会保障资金, [11]这无疑有利于实质拓宽农民社保资金的来源渠道。
(2) 具体制度的建构:公司立法中寻求突破
有学者指出:“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创新的难点, 并不在于设计一套流转规则, 而是难以逾越现行法律的制约”;[12]“现行的以农民生存保障为基础建立的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 以农民的生存保障为基础, 以社会公平的价值理念为目标, 这本来就不是以市场交易为目的而设计的”。[12]虽然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存在着一系列的法律冲突, 但从法学理论上剖析, 土地承包经营权包含了财产权和保障权两个子权利, 只有两个子权利统一在同一主体之下, 即由公司向农民支付一定的货币以释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之下的保障权才可能顺利实现流转问题。至于“一定的货币”, 有学者认为, 应采取按固定数额货币支付, 不与公司的利润挂钩, 即强制以地租形式释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障权, 从而实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自由流转。[4]
在具体制度的构建上, 笔者认为, 单纯依赖地方政府行政机关出台一些规章难以解决问题。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的背景下, 应基于公平原则, 对农民股东利益作出倾斜保护, 在公司利益分配中体现国家的适度干预, 就有关问题在公司法中做专章规定。此外, 还应维护好公司的自主经营权, 兼顾公司和交易第三人的合法利益。
一是公司经营范围的特别规制。应将公司的经营范围限制在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活动。包括农、林、牧、渔业及其相关服务业, 可以兼营与农业产业化相关的农产品加工、销售, 农机具销售和维修、农业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广告经营等业务, 也可因地制宜地从事农业观光旅游、果蔬采摘等适宜发展当地农村经济的其他经营活动。[8]
二是公司设立过程的特别规制。应明确农民可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 成为公司的股东;应明确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主要形式, 出于风险考虑, 还应禁止采取一人公司形式;应在股东人数限制上做灵活变动。
三是公司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届满后的特别规制。笔者建议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后, 如果期限届满, 公司仍将存续。因为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入股时, 是将剩余期限的承包土地使用权的财产价值换算成一定的股份, 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一但届满, 农民股东的出资责任就已完成, 其股权不应受影响, 也无需承担补足出资的责任。
四是公司破产清算的特别规制。笔者认为, 土地承包经营权经过出资入股后, 公司便成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人, 法律并没有否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可转让性与价值性, 所以,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属于破产财产, 不能为了维护农民股东的利益而赋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破产财产的豁免与优惠, 这是对破产法立法宗旨的违背, 毕竟破产是保护债权最有效的手段, 破产法的作用就是公平保护债权人的利益。[13]当然, 这是否会违背我国法律限制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立法目的呢?笔者认为, 我国法律限制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出发点是担心农民失去土地, 失去生活保障, 但是在破产清算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情况下, 农民失地不是必然导致无保障, 财产分配过程中可以通过一些特别程序和规定来进行调整, 使农民的生活保障得到满足:①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3条第1款, 应规定该农村土地所属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享有优先购买权。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受让人必须是农业经营者, 必须遵守农村土地用途管制。③依据前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理论,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受让人必须向原农民股东支付固定货币金额以释放农民的社会保障权。
摘要：本文以重庆“股田制公司”土地改革试验为例, 从法律的视角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问题做了分析, 深入解析了这些问题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所存在的冲突, 进而提出了通过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及对《公司法》进行特别规制等措施来建构我国土地承包经营入股公司的制度。
承包土地使用权入股 篇4
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行适度规模经营，最大限度地发挥好土地资源的效益，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客观要求，也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近年来，甘肃省宁县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一、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必然选择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我县辖8镇10乡257个行政村，12个社区居民委员会，总人5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49.25万人。总面积2653平方公里，其中耕地96万亩，人均耕地1.95亩，是小麦、玉米、黄豆等作物的主产区。2008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20.31亿元，财政大口径收入10120万元，小口径收入7311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418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980元，是典型的人口大县、农业大县、劳务大县、工业弱县、财政穷县。
作为全省传统农业县和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近年来，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敏锐地意识到，农业用地按人均田、封闭不动以及分散经营的做法，引发了诸多问题：一是人均耕地面积的逐年减少和农户土地的分散零乱，使现代化生产手段难以推广和普及，主导产业不明、农产品流通不畅、市场行为趋同等小农经济劣势逐渐凸现，造成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困难，农民增收能力减弱；二是大批青壮年离田离乡外出打工，大量留守老人和妇女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缺少青壮年“精兵强将”，农业生产发展后劲不足，新农村建设步伐缓慢。这种情况，也为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带来契机。首先，大批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后，农民增收来源发生了根本变化，经商、务工的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减弱，有些耕作条件差的土地逐渐被闲置、撂荒。务工农民迫切希望通过土地流转，既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变，又获得一定收益。其次，农业经营专业户迫切希望通过有组织的土地流转，扩大经营规模，提高产出效益。第三，乡村基层组织也希望通过规模经营，加速结构调整，培育优势产业，实现产业富民。
面对这样的矛盾和机遇，我们萌发了完善现行土地基本制度，创新土地经营机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想法。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2007年初，我县开始了土地规模流转的探索和实践。县委、县政府成立了农村土地流转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了《土地流转实施意见》和《土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土地流转服务机构，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全县开展土地流转试点98个。同时，依法加大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调处，全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呈现出由自发向自觉、由分散向规模、由无序向规范、由粗放向高效的发展势头。至目前，收集和发布土地流转信息58300多条，公证土地流转合同12700多份，依法仲裁调处土地承包纠纷226例，共流转土地9.6万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10%。全县土地流转催生了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78个，农业经营形成了科技依托型、产业拉动型、能人引领型、合作组织带动型等新模式，早胜肉牛饲养量16.67万头，苹果树栽植面积21.4万亩，瓜菜面积20万亩。适度规模的土地流转已为我县农业生产带来了勃勃生机，涌现出一大批生产经营效益较好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特别是焦村乡任村于2008年3月率先成立了全省第一家土地股份合作社——民生专业合作社，探索出“4+1”土地流转模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做法，开创了贫困地区以股份合作形式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的先例，引起了国务院新闻办、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侯长安、副省长泽巴足及省农牧厅、庆阳市委、市政府领导先后到任村视察指导，对其做法给予了积极肯定。任村推进土地流转试点的实践，初步显现出的成效，更加坚定了我们推行这一政策的决心和信心。
二、任村土地流转的基本做法
任村辖7个村民小组，313户，1305口人，3081亩耕地，其中粮田2430亩，人均1.86亩。全村土地平坦肥沃，是典型的传统农业种植村，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750元，较上年增长19%。目前，入社农户196户，流转土地2261亩，分别占全村总农户和总耕地的63%、73.4%。任村土地流转的主要做法，可以概括为：建立一个平台、完善两项机制、破解三大难题、坚持四个原则、落实五大举措。
（一）建立一个平台：成立民生专业合作社，搭建土地流转市场平台。在充分了解、分析比较各地土地流转做法的基础上，任村党支部、村委会认为，目前已经开展的转包、租赁、互换、代耕、出让等土地流转形式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和不足。有的只注重短期效益、掠夺式经营；有的不利于可持续发展项目，土地长期收益难以充分体现出来；有的仍是一家一户经营，难以搞规模经营；有的没有体现出新农村建设要求，不利于发展现代农业和实现城乡一体化。面对这些问题，村领导班子意识到，只有通过股份合作的形式，形成利益共同体，发展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实现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生产，才能开辟家庭经营走向市场、走向现代化的广阔前景，实现土地效益最大化，最终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基于这一思考，他们从实际出发，组织引导农民以土地使用权入股，地权变股权，农民当股东，成立了任村民生专业合作社，选举产生了理事会和监事会，制定了章程。合作社坚持市场化运作，让土地进入市场流转，既接受农户申请流转进来的土地，由合作社规模种植，又采取招租的办法把土地租出去，满足种植大户规模经营的需求。合作社的成立，搭建了农村土地流转的“有形市场平台”，既解决了土地流转主体脱节，交易成本过高的弊端，又保证了土地相对集中连片，促进了规模经营。
（二）完善两项机制：土地流转运作机制和服务保障机制。合作社根据不同层次群众的需要，采取土地股和现金股两种形式：土地按质地分为好、中、差三等，每亩1股，合作社每年每亩分别向社员支付流转费150元、130元、100元，公用地支付50元；现金500元1股，每户最高不超过100股，股金主要用于发展社办企业和保证合作社正常运转，土地股和现金股均参与合作社盈余部分的分红。在县农业经营管理部门的指导下，围绕土地入股，研究制定了“4+1”土地流转模式，形成了相应的五类合同。一是全部土地入股型（A合同）。一些举家外出经商务工、承包地无人耕种的农户，把全部土地入股直接交由合作社经营，每年享受合作社的保底分红。二是部分土地入股型（B合同）。家中尚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老人、需要一定口粮田作为生活保障的农户，以部分土地入股，土地仍由农户经营管护(合作社支付管护费)，但必须接受合作社统一规划和指导，实现规模种植，收益双方分成，农户参与合作社盈余部分的分红。三是农户自营型（C合同）。劳力充足，但缺乏信息和技术的农户土地仍由农户自营，合作社规划指导，实现规模经营，有收益后按约定比例提成服务费，农户不参与合作社分红。四是公用地入股型（D合同）。村组集体公用地由各村民小组法人申请入股，交由合作社经营，合作社支付流转费和盈余部分的分红。五是大户转包型（E合同）。经营大户承包经营合作社流转来的土地，自负盈亏，不参与合作社分红。以上几种形式由农户自愿选择其中一种或几种，与合作社或种植大户签订规范的合同。至目前，共签订入社合同203份，其中A合同82份，土地527亩；B合同97份，土地611亩；C合同17份，土地92亩；D合同7份，土地1031亩；E合同3份，土地15亩。农户入土地股2169股，面积2169亩，占流转面积的96%；入现金股481股，股金24.05万元。这几种流转方式，既满足了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又切实维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在实施过程中，严格界清村委会与合作社的职能，把土地流转经营自主权交给合作社，把属于村级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交给村委会，合作社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村委会和合作社监事会共同监督协调流转土地的农业用途，监督合同的执行和租金、红利的按时兑付，维护农民利益。村级两委班子严格执行县上制定的《土地流转实施意见》和《土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充分发挥扶持、监管作用，搭建服务平台，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统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扶贫救济、帮扶等社会资源。合作社也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对男满70岁、女满65岁社员每人每年补助360元钱和400斤小麦。同时，根据农产品价格的变动和土地收益的增长，在按纯收入的10%提留风险金、5%提留公积金和公益金外，合作社与种植大户、社员面对面议定最低保底分红标准，确保入社农户的收益，进一步调动农民参与土地流转的积极性。
（三）破解三大难题：土地规模经营、资金不断链和富余劳动力转移。一是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效益。土地经营权流转后，如何发挥土地规模经营效益，提高农业产出率，是摆在合作社面前的首要问题。合作社以发挥土地最大效益和为社员创造更大红利为目标，聘请市县专家对入股的土地统一规划和经营，重点进行结构调整，发展高效农业。在经营规划上，坚持长、短线结合，一“主”多“副”。合作社把苹果产业确定为主导产业，去年秋季一次性栽植苹果2261亩，今春全部落实了补植、涂白、施肥及覆膜等管护措施，初步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经营。在苹果产业培植期，合作社经营土地的重点是加强果树管护，并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养殖和设施瓜菜等短平快项目；到苹果成熟期，重点与鼎峰果汁、庆新果业、兴旺牧业、绿鑫草业等县内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合作，走“农户+合作社+基地+龙头企业”的合作经营新路子。对农户自营和种植大户转租的土地，合作社严格按结构调整总体规划指导经营，避免走传统种植业的老路子。在经营管理上，对流转后由合作社集体经营的土地，采取“小承包”的办法，由合作社将村中劳力按技能特长组建田间作业队，分区域承包，联产计酬，避免出现新的“大锅饭”。去年，合作社对流转后集体经营的土地，套种香紫、苗木、西瓜、黄豆等短线高效作物，创收入16.21万元，今年预计可实现收入176.4万元，亩均1294元，是流转前的1.7倍，预计到2017年亩均收入可达2759元，是流转前的3.7倍。对流转后仍由农户自营的土地，今年指导入社农户全部套种了油菜。
二是实现发展资金不断链。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资金链断裂问题，合作社按照“以地养地、以工养地、以畜养地”的思路，提高经营效益，增强“造血功能”。具体办法是：在2014年之前的果树幼龄期，套种香紫、西瓜等短线高效经济作物，以收益兑付果树管护费和土地流转费，并提取风险金，参加农业保险；今年3月初，合作社将村上140多名土建技术人才组成建筑工程队，通过个人投资、合作社向银行贷款的办法筹集资金100多万元，采取承包经营的方式，由合作社负责承揽工程，承包人带领工程队建设并向合作社上缴承包经营费。今年已承揽工程600多万，预计年终可向合作社上缴承包费40万，至2017年累计可向合作社上交承包费620万元；计划今年9月兴建建材厂，由合作社牵头，通过争取国家项目资金扶持、银行贴息贷款和村民资金入股等途径筹集资金320万元。明年3月投产，达产后年可生产空心砖800万块，按现价测算，年产值1000万元，可实现净利润160万元。到2017年累计可实现净利润1280万元；通过政府贴息贷款，争取农业项目投资，2012年兴建万只波尔山羊养殖场，按当年出栏1000只，每只500元计算，年净利润为20万。到2017年，养殖场累计利润可达270万元。据测算，2014年是合作社产业收入的最低谷，当年由于果树树冠扩张不能套种作物，产业没有收益，所产生的26.5万元土地流转费可用前6年合作社提取的农业生产风险金(62.56万元)支付，社员分红参照前几年平均标准，所需资金通过社办企业利润积累弥补或用农业风险金余留垫付，这样既保证了合作社资金运转正常，又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三是实现富余劳动力转移。对土地流转后解放出的400多名富余劳动力，合作社因势利导，以就地转移为主，合理安置。首先，把有劳动能力的“老把式”、“土专家”等组成田间作业队，配备农业机械，在合作社或种植大户从事田间管理，日工资30—40元。其次，将村上土建技术人才组成工程建筑队，承包经营建筑工程。第三，合作社结合阳光扶贫工程，对村上妇女和不愿离乡的青壮年进行专业技能培训，就地转移到社办建材厂和养殖场，从事建材生产和养殖业；第四，组织青壮年外出务工，增加收入。
（四）坚持四个原则。一是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不变。任村在土地流转中，始终坚持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这一前提，明确农民是土地承包的责任主体，享有充分的生产经营自主权，确保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出去没有后顾之忧。二是平等协商、依法自愿有偿。完全尊重农民群众的意愿，由土地流转双方自主协调确定流转方式、流转期限、流转价款以及权利、义务、责任，流转的收益完全归承包方所有。三是不改变土地农业用途。加强对流转后土地的监督管理，确保土地在流转使用的过程中不改变其农业用途，尤其是基本农田，严禁流转后变为非农建设用地。四是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从农民需要出发，不下达流转任务，不指定流转时间，不限定流转模式。对具备条件的，积极引导农民通过土地流转市场，规范有序地进行土地流转；对不具备条件的，仍维持家庭承包，不急于求成；对心存顾虑的，给农民留足基本口粮田用于自营，将其余土地流转集中经营。
（五）落实五大举措。在任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县乡党委、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多次深入任村，现场办公，解决突出问题。县上成立了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并指导焦村乡和任村成立了乡土地流转服务站、村土地流转服务小组，积极开展土地流转信息咨询、合同鉴证、矛盾纠纷调解等相关服务，完善合作社财务监管、利益分红监管、重大事项决策、档案规范管理等相关制度和规则，规范合作社运行。在项目、资金上向任村倾斜，指导落实五大举措。一是产业富民。我县处于全国苹果最佳栽植带，群众有栽植传统。苹果产业是市县确定的结构调整、助农增收的主导产业。任村民生合作社选择苹果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按照现代农业“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以企业化的方式组织生产，采取统一规划，专业队栽植，实行机械化耕作、标准化生产和集约化经营，拓展农产品加工链，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加快了产业富民的进程。按现价测算，合作社在前6年果树幼龄期，套种经济作物可实现总收入1106.23万元，亩均1483元； 2015年果树挂果后，当年每亩商品果可实现收入1320元；到2017年，每亩可实现收入2759元。二是工业兴农。任村有多名土建技术人才、多个建筑小工队和小型养殖厂，发展农业企业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基础。依托资源优势，合作社通过争取国家产业化项目、银行贴息贷款和招商引资，组建工程建筑队，建办建材厂和养殖场等社办企业，增加资本积累，为农业生产提供资金保障。三是科技强农。县上组织科技、农林、畜牧、水务、工业等部门技术人员深入任村，开展科技指导、实用技术培训和推广工作，选派1名大学生村官、2名林业、畜牧科技特派员常年蹲点指导，与合作社、种植大户结成利益共同体。近年来举办了多期实用技术培训班，推广了日光温室、全膜双垄沟播玉米、暖棚养畜、测土配方、病虫害防治等20多项新技术，积极发展循环农业和生态农业，有效提高了任村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四是政策惠农。县乡全面落实粮食直补、农机具购置补贴、小麦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能繁母猪补贴等强农惠农各项政策，在“普惠”的基础上重点向任村倾斜，并对所有补贴资金的发放实行“一折统”、“一册明”。县财政筹措专项资金对转出土地的农户、转入土地的经营大户、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予以补助、扶持和奖励，并对社办企业实行税收全免。五是项目助农。县上将任村申报为市级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在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农田基本建设、农技推广、农村信息网络和农业综合开发等涉农项目的安排上向任村合作社倾斜，下达各类扶持资金159万元，实施了通村公路建设、苹果基地建设、土地复垦、设施瓜菜、户用沼气等项目，极大地改变了任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三、任村加快土地流转显现出较好的现实意义
任村探索推行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的做法，符合十七届三中全会政策，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一次创新，对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较好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一是有利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促进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得到保障。在坚持土地所有的前提下，把地产权分解为土地股权、经营权和使用权，让农民拥有股权，合作社掌握经营权，土地租种大户享有使用权，从而使农民承包的土地由实物形态变为价值形态，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更加完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更加有效。
二是有利于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促进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流转后，确定了主导产业，在较大范围内实现了统一良种、统一耕作、统一施肥、统一用药、统一管理、统一销售，使农业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诸环节联结成紧密的产业链条，从而提高了农业生产组织化水平，加快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使农业生产初步实现了“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企业化管理”，有力地推动了农业产业化发展。
三是有利于推广先进科技，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农民以土地入股后，种田把式可以在较大规模的农田上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或通过引进、实验和示范，转化科研成果，提升了农民的专业技术水平，提高了农产品产量和质量，架起了传统农业通向现代农业的桥梁。
四是有利于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生产力解放和发展。合作社的发展既留住了一部分农村“精兵强将”，又锻炼和培育了新型农民。同时，解除了外出务工农民的后顾之忧，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推动了城镇化发展进程。去年，全村就地转移富余劳动力84人，外出务工332人，实现劳务收入300多万元，比流转前增加收入200多万元。
五是有利于农民获得财产性增收，促进农村资本市场发育。通过土地流转，过去单一土地收益转向多元化收益，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①农民获得土地流转费和合作社收益分红，既规避了生产经营风险、提高了土地基本收益，又给农民带来资产性、长期性收入；②部分老人和妇女在合作社和种植大户从事日常管理，实现了就地打工增加收入；③更多的青壮年摆脱土地束缚，外出务工，稳定了务工收入，培育壮大了劳务产业；④种植大户实现了规模片带承包经营，提高了土地收益。同时，合作社通过争取农村金融部门货款、民间融资和政府扶持，加快了农村资本集中的速度，促进了农村资本市场的发育。任村六组村民许宗保家5口人，9.3亩地。入社前年种地收入万元左右，这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去年他把土地全部入股，当年，妻子和两个女儿到广州打工，收入2.4万元，许宗保买了一台拖拉机自己经营，收入1.6万元，合作社支付流转费1400元，年收入共4万元，一年下来收入翻了两番。他感慨地说：“实行土地流转，土地经营活了，人闲不住了，家也就富了”。
六是有利于提高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促进农村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土地流转在推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激发了干部群众发展农村各项事业的热情。在村党支部、村委会的引领下，全体村民以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为目标，积极建设新农村。一年来，完成秋地顶凌覆膜1000亩，新建设施瓜菜钢架大棚100座，户用沼气180座，培训并输转富余劳动力350多人，新建合作社办公用房200平方米，完成村部旧房维修、学校教学楼翻新和9.6公里村组道路路基拓宽、铺油罩面和行道树栽植工程；复垦旧庄基187户，新增土地680亩，新修占地160亩公墓一处，搬迁坟墓22座，新建农家店、农资店各一家，成立了环卫队，购置垃圾清运车一辆，新建垃圾处理场一处，村庄基础设施条件有了明显改变。今年动工新建的30户小康住宅已建成15户，建成后可整体搬迁任村五组20户群众。村上规划，准备利用5年时间，在全村建成种植、养殖、教学、住宅区等五大区块，统一修建住宅楼、超市、卫生所、幼儿园，“过上跟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四、任村土地流转给我们的启示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之基，也是农业农村发展之本，更是农村改革成败的关键。如何通过机制创新，规范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现代农业，这是欠发达的传统农业地区现阶段亟需探索和实践的重大课题，任村的实践为此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一）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尊重农民意愿是土地流转的基本前提。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农民最担心的是失去土地承包权，变成既失地又失业的农民。因此，土地流转必须保护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使用、收益等承包经营权；必须坚持依法有偿自愿的原则，防止强迫农民流转土地和流转后改变土地农业用途；必须明确双方权益，确保平等协商、互利有偿，依法合理流转。
（二）市场化运作是土地流转的主导方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关系到农村的稳定。必须实行市场化运作，建立和完善中介服务组织，制订切合本地实际的土地流转规划，收集发布土地供需信息，规范土地流转程序，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搭建农产品生产与市场之间的桥梁，真正使土地效益最大化。
（三）融通完整的资金链条是土地流转纵深推进的关键环节。传统农业弱质低效，由单户承包经营向集中规模经营，培植特色支柱产业，最终实现增效增收，这需要一个较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金问题始终是困扰土地流转的最大的问题。这就需要财政、金融部门加大支持力度，政府给予前期扶持，整合项目和资金兴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工业“反哺”农业，融通完整的资金链条，增强自身“造血”功能，真正实现土地流转工作可持续发展。
（四）提高土地产出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是土地流转的核心任务。获取相对稳定的较高收益是农民参与土地流转的根本动因，也是土地流转关系长期有效的根本保证。实施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必须以提高土地产出效益为着力点，既要通过规模集约经营，普及和推广现代农业技术，以科技提高农业附加值，使土地效益倍增，大幅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又要使部分农民获得稳定的土地流转收益，大幅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还要促使大量农民从“农工兼营”状态中解放出来，一心一意进城务工或就地转向二三产业，大幅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构建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
（五）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加快土地流转的重要保障。现阶段，土地仍是广大农民最重要的基本生活资料和获取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加快土地流转，必须高度重视农村社会保障工作，不断加大农村民生事业的投入，逐步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大病救助、就业再就业、最低生活保障和五保供养等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农民转移就业培训和信息咨询、法律维权、劳务中介等配套服务，加快县城和小城镇建设，扩大城镇规模，引导农民转移到小城镇居住就业。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农民离开土地后有事干、有饭吃、有钱花，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离开土地后的安全感和适应市场风险的能力，从而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市场发育进程。
（六）政府主导是土地流转的根本保证。土地流转，农民是主体，政府是主导。土地流转市场是一个新兴的无形市场，交易规则尚未健全和完善，流转过程中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这就需要政府充分发挥服务、引导和监督作用。凡是市场能做好的事，都由市场来做，政府重点是指导建立规范的制度框架和运行机制，用经济的、法律的手段，确保执行政策不走样，确保土地农业用途不改变，确保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
（七）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是土地流转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流转，就可以实现农村土地由零散向集中、零乱向统一、零星向规模这一经营目标转变，促进生产发展，并为大量离开土地的农民从事二、三产业提供就业机会，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因此，必须把土地流转纳入新农村建设，全盘考虑，统筹规划，推进城乡持续协调发展
五、对进一步加快土地流转工作的几点建议
作为一项创新性工作，我县的土地流转尚处在探索与初步发展阶段，仍然存在制度设计欠科学配套、经营管理人员缺乏、流转合作层次较低、服务体系不够健全、流转市场发育迟缓等问题。我们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总结完善任村经验，在全县有条件的地方推广，积极培育土地流转市场，大力培养经营管理人才，健全服务体系，加速推进土地规范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结合任村土地流转实践和我县推进土地流转工作的现状，我们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尽快出台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法规。抓住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机遇，制定和完善适应形势发展并具有前瞻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规，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放活承包权和经营权。
（二）加快农村金融服务机制创新，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加快建立多层次广覆盖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拓宽金融支农领域，金融部门应增加对农业的贷款比重和总量，简化程序，县上涉农金融机构新增贷款应全部用于支持土地流转项目；扶持成立投资担保公司，支持合作社开展信用担保，允许土地合作社、种植大户和农民以土地使用权、住宅、农产品订单、大型农业机械等为担保物贷款，依法开展权属清晰、风险可控的大型农用生产设备、林权、四荒地使用权等抵押贷款和应收帐款、仓单、可转让股权专用权、商标专用权等权利质押贷款，并适当优惠利率，合理延展还款期限；对有发展潜力和市场前景的兴办企业，符合条件的搞好上市工作；省市县政府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每年安排一定的扶持资金，用于对转出土地的农户、转入土地的经营大户、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的补助、扶持和奖励。
（三）尽快出台农业经营保险政策。结合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实际，制定主导产业保险政策，设立保险基金，保险基金由政府与合作社、种植大户共同承担，滚动发展，实现灾害补偿。
（四）加快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在土地流转重点区域开展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试点。同时，取消户籍限制，解决进城务工农民的身份问题，强制企业为农民工缴纳“三金”，在社会保障，子女上学等方面享受城市居民同等待遇，为农民进城务工，推动土地流转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承包土地使用权入股 篇5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一种方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 在公司法的法权模式下, 其权利内容主要体现为:公司取得经营 (占有、使用、收益、一定限度处分) 农村农业用地的权利, 能够以土地为依托扩大公司模式, 发展规模化农业;农民股东取得公司管理权、收益权以及“对虚拟资本的流转权的可能”, 即转让股权的可能;规模化经营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使用价值, 股权转让有利于体现与评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市场价值。因此, 总体说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是发挥土地资本效益的一种现代流转方式。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所面临的法律问题
实践中, 法律一方面逐步强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 保护权利人权利;另一方面又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持有限制、保守的态度, 对入股、抵押等具有资本效益的流转方式更是持有消极、甚至否定的态度。
(一) 二元经济社会的背景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社会.在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领域, 城市和农村处于两个独立、平行的体系:城市居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由国家支持, 农村农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由农村土地支持。农民通过经营土地获取土地收益, 从而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可见, 在没有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之前, 农村土地不可避免承载着社会保障的功能。
(二)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双重属性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土地财产性与土地资源性的双重属性。当出现承包土地流转、收回、调整和继承等情形时,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和社会保障性会出现冲突。基于对农民可能失去社会保障的顾虑, 法律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定了较为严格的限制规定, 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可以作为资本运作更是没有涉及.因此, 刘俊教授认为当前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别于一般的物权, 是一种不稳定的、不完全的、有条件的物权。
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法律问题解决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设立有限责任公司, 不仅涉及农民的权益保障, 而且涉及公司、股东和第三人利益。因此, 在构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司的具体运作机制时, 必须考虑到各方利益, 在遵守公司法相关规范的前提下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司做出特殊的规定。下文从出资机制、退出机制、公司治理结构、强制农业保险四个方面大致勾勒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司的法律制度框架。
(一) 出资机制
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 实质上是以一定期限占有、使用、收益和限定处分特定土地的权利内容作价入股, 其具体操作是一次性办理权属转移手续将一定期限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移到公司名下, 一般不涉及多次交付的问题。.农民股东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转移手续后, 应由依法设立并具有评估土地价值能力的验资机构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之下的财产权 (不包括获得保障权部分的价值) 进行评估验资, 并出具证明。
(二) 退出机制
农民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后,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成为公司法人独立的财产。农民股东只有在两种情况下退出公司:一是股权转让;二是公司终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其子权利财产权入股, 因此, 在股权转让中,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下财产权的实际权利人 (公司) 必须以地租释放农民股东的获得保障权。
(三) 公司治理结构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司必须设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赋予农民股东通过正当程序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当农民股东人数大于50人时, 可采取股权信托制度。这样既能解决股东人数超过法定人数的问题, 同时又能避免股权分散, 达到集中行使的效果。此外,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派员参加监事会, 监督公司对土地的经营管理, 以防止过度利用土地, 损害农村土地可持续发展的利益。
(四) 强制农业保险
由于农业生产经营与自然条件密切相关,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司具有较高风险;而公司的大多数股东为农民, 除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外, 基本上没有其他财产保障生活。因此, 有必要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司的风险管理, (下转第7页) (上接第89页) 在相关的组织法中做出规定, 强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司进行农业保险。它的实现有赖于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在相关组织法中 (如《农业公司法》或者《农业投资法) ) 规定, 强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司购买农业保险;二是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的法律制度, 尽快出台《农业保险条例》, 建立完善的农业政策性保险公司, 明确政府扶持的方式与力度, 从而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司的发展保驾护航。
四、结论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是一种能有效发挥土地资本效益, 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土地流转制度。尽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流转目前仍处于探索起步阶段, 但通过不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入股流转制度将会得到丰富与完善, 农村土地资本市场与二级流转市场将更加活跃。希望本文的论述, 能有助于突破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传统理解, 能有助于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能有助于推动《农业公司法》或《农业投资法》的立法, 并能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司的制度构建提供指引作用与借鉴作用。
摘要：农村土地制度, 事关农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随着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发展需求的日益明显, 曾经极大促进农村生产发展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现今反而成为了农村发展的束缚。因此, 学术界与实务界都将如何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制度作为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本文将具体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法律问题进行研究。
关键词：经营权,入股
参考文献
[1]陈小君等.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田野调查解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1]陈小君等.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田野调查解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2]施天涛.公司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2]施天涛.公司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3]徐汉明.中国农村土地持有产权制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3]徐汉明.中国农村土地持有产权制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4]蒋大兴.公司法的展开与评判[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4]蒋大兴.公司法的展开与评判[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
承包土地使用权入股 篇6
一、优先股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中的价值
相对于普通股而言, 优先股股份比较安全可靠, 而且它的股息往往比债息要高一些, 它可以吸引保守的投资者进行投资并有利可图, [3]其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1. 优先股能保障入股农户获得稳定的可预期的收益
1978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 使土地保障成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主体。对广大农民来说, 土地是其就业和维持基本生活的可靠手段。因此,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后, 农民能否获得稳定的收益成为其生存保障的首要问题。在优先股股东众多权利当中, 分红优先权是最能体现其特色的。一般来讲, 公司发行优先股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可以获得比普通股股东更高的股利来吸引投资者的投资。分红优先权对优先股股东的价值是:当公司存在可分配利润时, 必须按约定的股息率先向优先股股东分配股利;在向优先股股东分配之后尚有剩余的情况下, 才可向普通股股东分配股利。因此, 如果把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农户的股权设置为优先股, 将使入股农户在公司的股利分配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能保障入股农户获得稳定的可预期的收益。
2. 优先股能使入股农户在破产清算中分得更多的剩余财产
“夫地利者, 生民之命脉也”, 对广大农民来说, 土地是其最后一道保障线。农民的失地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农民的生存保障问题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瓶颈, 正如有学者所言,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 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便成为公司独立的财产, 随着市场竞争的瞬息万变, 风险无处不在, 一旦农业公司经营不善或遭遇其他风险, 很有可能出现破产或以公司财产 (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 偿还债务等情形, 这势必造成农民永久性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使其失去根本的生活来源。”。[4]在优先股股东众多权利当中, 清算优先权可谓优先股股东的“特权”。清算优先权对优先股股东的价值是:当公司破产或解散进行清算时, 如果公司清偿债务后仍有剩余财产, 优先股股东可以先于普通股股东获得清偿;普通股股东只有在公司偿还了各项债务以及优先股股东的股本后仍有剩余的情况下才能获得清偿。因此, 如果把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农户的股权设置为优先股, 将使入股农户在公司的剩余财产分配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能使入股农户在破产清算中分得更多的剩余财产。
3. 优先股能有效降低大股东损害入股农户的道德风险
在农业公司中, 入股农户一般都是中小股东。人数众多的股农在公司中的股份比例微小, 显然不敌经济实力雄厚的龙头企业, 因而很难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和监督, 无法建立对大股东的制衡机制, 在与龙头企业合作中处于非平等的弱势地位。[5]而且能进入公司“三会”的大部分是强势企业或者大股农, 由他们成为代理人, 代表所有股东的利益行使管理和监督权。受知识水平和能力所限, 农民与其他股东之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 作为代理人的公司经营者, 其行为完全可能偏离股农的目标, 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不仅不能使农民增收, 而且严重损害农民的经济利益。[6]目前,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实践中, 大股东损害入股农户的道德风险问题都是比较棘手的难题。
优先股制度解决大股东损害中小股东的道德风险的理念是:与其让中小股东在“失效的表决权”上与大股东进行无意义的博弈, 倒不如直接承认这种实力上的悬殊, 接受大股东绝对控制公司的现实, 回到中小股东投资的初衷——资产收益上来, 通过表决权的放弃换取稳定的股利回报。优先股制度在大股东道德风险问题上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优先股股利的发放对公司构成刚性约束, 公司必须保证优先股股东股利的发放, 在此基础上, 才可能谋取大股东的私人利益。出于保证股利发放的考虑, 公司在投资项目的选择上, 通常会优先考虑风险较小、收益中等的项目, 避免选择风险过高或收益较低的项目。另一方面, 由于优先股股东所分取的股利一般是固定的, 这就意味着, 大股东通过努力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后, 除了分给优先股股东的固定股利, 剩余盈利均由其独占, 大股东的利益与实现公司的价值最大化紧密相关。可见, 如果把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农户的股权设置为优先股, 将有效降低大股东损害入股农户利益的道德风险, 这无疑是一种平衡大股东和入股农户利益冲突的务实选择。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中运用优先股的可行性
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中运用优先股, 在法律和制度层面本无实质障碍, 只是过去习惯性的做法以及立法政策上的一些考虑, 使其没能得以实施。
1.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不存在实质障碍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存在一定的障碍,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与现行物权制度存在矛盾。虽然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2条、42条规定, “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承包方之间为发展农业经济, 可以自愿联合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 从事农业合作生产”, 但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1条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35条的规定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所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 学界的通说认为, 现行物权立法禁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 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只能入股农业合作社。
第二,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与《公司法》存在矛盾。现行《公司法》第24条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作出了不超过50人的限制性规定, 而在实践中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农户通常都超过50人,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实践与《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上限的规定直接冲突。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与现行物权制度、《公司法》存在一定的矛盾, 但这些矛盾并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实质障碍, 理由有:
一是现行物权制度禁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社会基础在我国局部地区已经丧失。现行物权制度禁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社会基础在于农村土地所承载的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然而, 近年来, 我国农村和农民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尤其是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提速, 在我国发达地区和一些中心城市的近郊区, 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 相当一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已具有稳定的非农收入,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现实条件已经具备, 现行物权制度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限制在这些地区已经逐渐变得不合时宜。
二是农民的失地风险是可以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来控制的。农民的失地风险并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不可逾越的鸿沟, 我们可通过构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制度和农民失地保险基金制度来解决这一难题。所谓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制度就是以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农户在全额置换其出资之前, 不得向其他组织或者个人转让其股权;当入股的公司破产清算时, 入股农户必须全额置换其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土地承包经营权并非免费的午餐, 入股农户必须具有足额的置换资金。对此, 笔者主张通过农民失地保险基金制度来解决。根据国外经验, 农业保险不能与其余的商业保险采取同样的市场自主经营的策略, 多数国家视农业保险为非盈利性的政策性保险, 由国家对农业保险提供必要的财政补贴。美国政府对从事农业保险业务的机构提供大规模的保费补贴, 从而使农民能以较低的保费率普遍参加农业保险。[7]日本对农业保险的补贴率达50%~70%, 法国、菲律宾为50%。[8]国外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 我国应尽快设立农民失地保险基金, 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提供制度支持。农民失地保险基金应由政府的财政补贴、入股农户和农户入股的公司缴纳的保险费、农民失地保险基金的利息构成。
三是《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的限制既不符合我国的现实, 也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从我国目前的现实来看, 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改制而形成的有限公司中职工股份的存在使得目前经过改制的有限公司中股东人数超过50人的现象较为普遍。从国际上的情况来看, 绝大多数欧洲国家, 例如德国、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西班牙、芬兰、意大利、荷兰、英国、瑞典等国已经取消了这一限制。取消的理由在于, 法律不能强制一个有限公司改组为股份公司或者强制解散;即令是合伙, 也应当允许其成长为大企业。[9]因此, 从现实和国际通行做法考虑, 我国应修改《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最高人数的刚性限制, 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打开缺口。
2. 我国《公司法》中存在优先股的制度空间
虽然我国《公司法》目前还没有明确规定优先股, 但我们可以从《公司法》的某些条文中看到设置优先股的制度空间, 具体表现有:第一, 在股利分配方面, 根据《公司法》第35条以及167条的规定, 对于有限责任公司, 可以由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红;对于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可以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股利。第二, 在表决权方面, 根据《公司法》第43条的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会议可以不按股东的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第三, 根据《公司法》第132条的规定, 国务院可以对公司发行本法规定以外的其他种类的股份, 另行作出规定。”第四, 通过对照《公司法》2005年修订前后的相关条款可以发现, 修订前的《公司法》第130条关于股份的发行“必须同股同权、同股同利”的严格规定, 已经在修订后的《公司法》第127条中被修改为“同种类的每一股份应当具有同等权利;同次发行的同种类股票, 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应当相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所认购的股份, 每股应当支付相同价额”。这说明, 立法者在修订《公司法》的过程中己经为优先股的设立预留了空间, 并有意在《公司法》内部减少条款间的冲突, 保证其体系上的统一和协调。
目前, 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中运用优先股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公司法》虽然规定公司可以按照出资比例或持股比例分红, 但未明确规定股东之间分配的次序可以有优先和劣后之分。由于缺乏分红次序的明确规定, 在我国目前的商事实践中, 公司登记机关几乎不可能允许公司股东对分红优先权作出自由安排。二是《公司法》尚不能为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农户提供清算优先权的制度支持。根据《公司法》第187条的规定, “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 缴纳所欠税款, 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 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 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因此, 我国《公司法》中目前尚无清算优先权存在的空间。
上述问题不应成为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中运用优先股的障碍。一个良好的公司制度必须能够照顾到不同利益主体的不同需求, 公司法必须采取灵活的设置, 以满足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不同利益主体, 因为没有谁比他们自己更有资格对他们的事务作出判断。[10]同时, 公司具有合同特征, 决定了公司各相关利益方之间的关系有强烈的合同属性。[11]因此, 公司的股利和剩余财产分配制度应尊重公司股东对自身权利的安排和处分, 也应考虑到当事人缔约时有足够的选择自由, 只要股东关于股利和剩余财产分配的合意没有造成消极的外部成本, 法律就应当对其采取尊重和支持的态度。
三、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中运用优先股的基本构想
“制度是行为的限制;组织则是设立来利用制度带来的机会, 并由此造成经济体系的发展。”[12]我国应适时修订相关物权立法和《公司法》, 制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暂行办法》, 将优先股制度引入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实践中。
1. 修订相关立法, 扫清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中运用优先股的制度障碍
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中运用优先股需要对我国现行物权制度和《公司法》进行修订, 主要涉及如下内容:
第一, 放宽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受让方的限制, 允许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公司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受让方, 将《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1条修改为“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 经发包方同意, 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或公司, 由该农户或公司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 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
第二, 承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入股公司的形式进行流转的法律地位, 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35条修改为“入股是指承包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量化为股权, 入股组成股份公司或者合作社等,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第三, 在《公司法》总则中明确优先股的法律地位和优先股股东的权利确定方式, 将《公司法》第4条修改为“公司设置普通股, 并可设置优先股。公司普通股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优先股股东的权利依照本法和公司章程确定。”
第四, 允许股东就股利的分配顺序作出自由安排, 将《公司法》第35条修改为“股东按照先分配优先股、再分配普通股的顺序分红, 对普通股按实缴的出资比例分红;公司新增资本时, 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公司章程规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红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将《公司法》第167条第四款修改为“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先分配优先股股利、再分配普通股股利的顺序分配, 对普通股股利按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但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第五, 允许法律、行政法规突破《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的上限的规定, 将《公司法》第24条修改为“有限责任公司由五十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 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六, 允许公司股东对公司剩余财产在股东之间的分配顺序作出安排和处分, 将《公司法》第187条第二款修改为“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 缴纳所欠税款, 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 应当先向优先股股东分配, 如有剩余再按股东的出资比例或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清算期间, 公司存续, 但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公司财产在未按前款规定清偿前, 不得分配给股东。”
2. 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中运用优先股的具体方案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 要实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制度规范和渐进发展, 需要在《公司法》之外, 由国务院制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暂行办法》, 在该办法中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中运用优先股制度的相关问题作出具体规定。
(1) 优先股的类型。鉴于优先股具有不同的类型, 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暂行办法》中, 应从对入股农户提供倾斜保护的角度来设计优先股的类型结构。笔者认为, 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农户的股权应设计为累积参加不可转换优先股。累积优先股的优势在于当公司当年的可分配利润不足以支付约定的优先股股利时, 其不足部分可在以后年度分配股利时给予补足;参加优先股的优势在于当公司优先支付优先股股利后还有盈余时, 优先股股东还可与普通股股东一起分享公司的剩余利润。不可转换优先股的优势在于股东不具有未来转换为普通股的这一附加权利, 可以降低入股农户的失地风险, 而且其股息率一般比可转换优先股要高可见, 累积参加不可转换优先股的类型结构兼具累积优先股、参加优先股和不可转换优先股的三重特性, 其收益稳定、投资风险小, 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入股农户的收益权。
(2) 公司总股本中优先股的比例。从各国公司法的规定来看, 公司总股本中优先股的比例是受到限制的, 限制的方法有两种类型:一是以公司总股本为参照, 规定优先股只能占总股本的一定比例。例如, 法国规定这一比例不得超过3/4, 意大利规定不得超过1/2等。二是以有表决权股为参照规定一个比例, 例如, 德国规定无表决权累计优先股不得超过有表决权股的面值总额, 奥地利则规定优先股不得超过有表决权股面值总额的1/2等。由于优先股通常没有表决权, 如果优先股的发行比例过大, 普通股股东只需持有少数股份便可控制公司。巴西公司法最近的一次改革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证:在巴西公司法2001年修改前, 巴西公众公司可以发行优先股比例为公司资本总额的3/4, 即优先股可以成为公司股份中的多数派。这导致普通股股东可以用较低的成本获得公司控制权, 增大了代理成本, 公司法修改后这一比例下降为1/2。[13]借鉴国外的经验, 我国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优先股的比例也应进行限制, 在试行阶段将优先股的比例限制在公司股本总额的1/4之内比较合适, 以后可以根据运作情况逐步调整并做最后定位。
(3) 优先股股息率的确定。优先股股息率的确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性问题。通常来说, 股息率过高, 不利于普通股股东, 难以在股东会上获得通过;股息率过低, 则对优先股股东不利。从理论上来讲, 优先股的风险小于普通股而大于企业长期债券, 应与基金大致相当。因此, 在通常情况下, 优先股的股息率应小于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基础上的合理分红率 (这一比例大致在净资产收益率的30%~50%是比较适宜的) , 而大于长期债券利率。但如果公司资产质量不佳, 获利能力低下, 也可能低于长期债券利率, 这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优先股股息率的确定是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中运用优先股的关键所在。为保证优先股股息率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笔者建议, 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暂行办法》中可对优先股的股息率作出如下规定,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公司应依据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每股净现金流量各平均值、公司历年分红派现情况以及近期债券市场上公开发行并流通的企业长期债券利率等多种指标确定优先股的股息率, 优先股的股息率原则上不得低于长期债券利率。”
(4) 优先股表决权的恢复。优先股股东一般不享有表决权, 但优先股股东放弃表决权是以获得分红优先权、清算优先权等权利为前提的。当优先股股东的优先权未得到实现或可能受到侵害的时候, 应允许其恢复表决权, 对公司经营决策进行必要的干预, 从而捍卫自己的权益。优先股表决权的恢复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立法例, 最主要的事项是公司拖欠累积优先股股利达到一定的期限时, 优先股股东的表决权恢复, 该权利保持到公司清偿所有拖欠的股利为止。
(5) 优先股股东特别股东会。在一个公司同时发行普通股和优先股的情况下, 普通股和优先股之间的权利差别决定了在按照公司章程规定或章程无规定时依照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作出决议时, 给优先股股东的权益造成损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在此情况下, 为了保护优先股股东的合法权利, 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暂行办法》中, 应设置优先股股东会制度, 详细规定优先股股东会的组成、召集程序、时间、表决事项和表决要件, 并明确列举应纳入优先股股东会表决范围的事项。笔者建议, 涉及以下事项的, 应当取得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同意:第一, 公司修改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合并、分立、解散的;第二, 公司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他人提供担保、或者单项投资 (不包括股权投资) 达到公司资产一定比例 (具体比例由章程约定) 的。
(6) 优先股的税收。对于发行优先股的公司而言, 税收成本是其重要的考虑。按照我国税法的规定, 公司的股利在公司所得税税后派发, 这样就使得优先股无法像债务一样享受税收优惠。在此问题上, 美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其基本做法是对优先股提供税收优惠, 具体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根据《1987年税收改革方案》的规定, 公司法人投资者获得的优先股股利可以享受70%的税收减免, 公司法人投资者的优先股股利享受到间接的税收优惠;二是美国国内税务署规定母公司通过信托优先股发行的债务可以享受税前列支的税收优待, 从而承认信托优先股的避税处理。为了充分发挥优先股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中的作用, 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暂行办法》中, 应考虑优先股的税收优惠问题。由于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目前还较为薄弱, 可暂时减免优先股股东的全部税收。
摘要：优先股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中运用优先股, 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不存在实质障碍。我国应修订相关立法, 扫清制度障碍, 同时制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暂行办法》, 对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中运用优先股的相关问题作出具体规定。
承包土地使用权入股 篇7
2013年11月15日, 《决定》明确提出, “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 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有业内专家指出, 这实际上是对以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方式进行农地流转的肯定, 并且深化了2013年1号文件的定位——建立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制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构成主体之一。
土地股份合作的沿革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最早出现在广东省。1992年, 广东省南海市 (现为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下柏村农民将承包经营的土地以股权形式, 流转给村集体成立的经联社 (或经济社) 统一经营。随后这种新的土地流转方式向中国东部沿海以及山东、山西、河北等地铺开, 开始了符合各自地域特点的基层试验。
上海社科院吴福明博士撰文指出, 土地股份合作模式, 是指农民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折成股份, 入股到农业经营企业或合作社, 农民作为股东, 按股分红, 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孔祥智教授认为, “实践证明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 发展多样化的联合与合作, 能有效地把土地集中起来、连片开发, 是把农业生产要素合理地整合起来的较好方式。土地股份合作社有利于降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风险、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权益、进一步推进了农业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
在各地方试验中, 其组织形式主要以土地股份合作社为主。土地股份合作社将分散的农村土地以股份形式集中起来, 以合作社名义自主经营流转集中的土地, 一亩土地算一股, 在合作社中, 社员按股分红后, 除了入股承包地租金收入外, 还有土地规模流转和经营获得的2次分配收入。
2008年10月,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 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自此, 针对农地流转的新一轮土地改革开始起步, 来自地方经验的土地股份合作得到了国家层面的认可。
《决定》明确提出, 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 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 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表示, 农村改革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尊重农民财产权利, 让农民分享现代化建设成果。
自此, 中国土地改革再出发, 以顶层设计的形式确定了农民对承包地的财产权利, 以及运用这种财产权利去创造财富的各种可能。
土地确权将全面铺开
强调农民财产权利, 确权是基础。
农业部经管司司长孙中华透露, 2013年将完成150个县的土地确权试点, 为全面铺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铺路。
经济学家厉以宁近日表示, 只有产权明确才能形成市场主体, 才能走上市场经济道路。如果没有产权, 农民就没有财产性收入, 就不是市场主体, 中国的产权改革之路就不算完成。通过调查杭州、嘉兴、湖州等地的土地改革试点, 厉以宁指出, 土地确权后, 农民心里踏实了, 不再担心土地被侵占。无论出租土地、扩大种植, 还是建房, 农民的收入都有了大幅提高。
实际上, 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 土地确权的工作便在全国展开。2008年开始, 农业部就在全国挑选了8个县开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试点工作, 2011至2012年, 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50个县。
承包土地使用权入股 篇8
1 流转方式各有利弊关键在于效益权益
我市农村土地流转方式主要为转包、转让、互换、出租和入股。其中:“转让”多见于土地负担较重, 农业税全面取消之前, 双方对转让价格基本忽略不计。“互换”则在流转初期流行, 故和转让一样, 在流转总量中占比很小。“转包”和“出租”是目前农地流转中面积最大、比例最高的两种方式占流转总量的70%以上。“入股”则因“制度障碍”较多而在流转总量中占比最小, 全市仅为1.18%。
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目的, 在于土地的相对集中, 实现集约、规模经营, 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农民收入。所以, 无论哪种流转形式, 都要解决好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效益, 二是权益。“转包”和“出租”, 虽然为目前面积最大, 又为各方普遍接受的两种方式, 但均未能解决好与上述两个问题紧密相关的两个关系:
一是农户与村集体组织的“对立”关系。由于法规上对“集体所有”界定不一, 故一些村集体认为:既然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 农户承包”, 那村集体与农户之间就是一种发包方与承包方的关系, 也是一种具有实质债权的合同关系。而农民则认为“我的承包地, 就该我做主”。所以, 在土地流转中往往出现两种情况:农民认可的, 村集体不同意;村集体认可的, 农民又不愿意;要么是村集体违背农民意愿, 越俎代庖, 搞“统一行动”;要么是农民坚决“顶牛”, 当“钉子户”。而业主要获得一片流出地, 既要取得村两委同意, 又要挨家挨户做农户工作, 如果面积较大, 往往耗时数月甚至一年也难达成一致。
二是农户与业主的“对立”关系。由于双方“各为己利”, 一些农户会提出一些苛刻要求, 诸如“田埂不能挖、道路不能改、田水不能放”;会因得到“种粮直补”、“还林补助”和地方发展特色产业补助与业主发生争执;会要求业主高于市场一倍以上价格提前支付第二年的租地费;还会在业主未按期兑现转包费或租金时, 对其进行围攻、谩骂, 甚至砍树、毁林、断水、断路……。而农民则往往因业主经营不善, 遭遇自然和市场风险, 资金短缺而不能按时得到转包费或租金, 甚至在业主违约逃债时“钱地”两空。以致在不少地方, 一边是农民的承包地大面积“撂荒”, 无人经管;一边是有心投资农业的业主在驻足观望, 迟迟不敢“下田试水”。
2“土地入股”优越性多法律障碍却难逾越
在农村土地流转中, 我市率先开展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和独资、合资等企业的试点工作。“土地入股”最大的优点在于:
可以使农业生产经营效益最大化。从经济学意义上讲, 农业用地规模经营, 是在特定的生产力水平之下, 各种要素的投入达到最佳配置, 并且最有利于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效应, 从而产生经营效果的最大化。农民以地入股, 可在不改变农地性质的前提下形成一定的土地规模, 吸引资金、技术进行集约和规模经营, 从而有效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据有关机构对美国500家企业调查表明, 在1971—1991年20年中, 有职员持股、参股的企业, 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都在3.5%—5.0%之间, 大大高于其他企业, 失业率和辞职率则大大低于其他企业。
可以使农、资双方的利益都得到保障。“以地入股”是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股份成立股份合作公司或合作社。这种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折资入股的方式, 将农户与合作社或企业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改变了农户与村集体、农户与企业的“对立”关系。一方面, 农民因地入股成为企业的投资者, 参与企业经营并分享利润, 自然关心企业的收益和发展, 也会与企业主一样, 具有更多的有利于企业盈利和发展的内在趋动力;再一方面, 既使农民“地权变股权、坐地当股东、出地又出人、工资加分红”, 又使业主减轻了前期投资和后期经营管理方面的压力。
是一种长效增值的流转方式。土地是一块越做越小的“蛋糕”, 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土地的价值只升不降。而“转包”和“出租”中, 有相当部分是按当年的粮食 (谷子或小麦) 市场均价约定“转包费”或“租金”。尚若出现粮食市场售价上下浮动, 农民和业主就会因“转包费”或“租金”高低发生分歧。而在土地价值大幅上升和业主经营效益大幅提高时, 农民的利益则无法得到相应体现。“土地入股”则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农民的收益可随公司的整体效益而水涨船高。而在公司出现资不抵债时, 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因为, 《宪法》“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最高人民法院又有“承包方以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或抵偿债务的, 应当认定无效”的司法解释。
会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 农民以土地入股企业, 对弱化农村土地的社保功能, 促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起到积极作用。农民可以靠自己的投资收益和企业为其交纳的养老保险解决自己日后的退休养老问题, 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减轻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 可因农民的土地入股而设立的大型企业吸引城镇居民, 尤其是下岗人员来农村就业, 有利于形成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 进而促使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得到瓦解[1]。
然而, 我市大胆实施的“土地入股”流转新模式迅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争议, 并在试验近一年时被上面“叫停”。其原因是这项最富创新意义、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价值, 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创新面临诸多法律障碍:
受到有关企业法规限制。土地入股组成股份公司, 就应由《公司法》调整。但《公司法》有关“股东人数”、“注册资本”和“货币出资金额”等规定限制了土地股份制企业的组建。
有丧失承包经营权的危险。土地入股组成股份公司, 是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物权投资, 投资就有风险。企业一旦资不抵债, 就得按《破产法》拍卖公司资产 (包括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用以清偿债务, 农民作为股东所有的股权便会荡然无存。
有可能让非农人员获得农地承包经营权。土地入股组成股份公司, 尚若经过股权转让或企业破产以资抵债, 则可能出现非农村集体成员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 而这与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度是相冲突的。
3 努力拓宽法律空间促进流转制度创新
相对而言, “土地流转合作社”少一些制度障碍,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土地相对集中的作用。但较之“土地股份公司”仍有很大差别:
其一, 难以成为大型龙头企业。一是缺乏启动和运作资金。在农村土地及附着物不能抵押贷款的情况下, 由发起人和一般农户自筹启动和运作资金难度很大。而仅仅是土地数量的叠加而无相应的资金作为发展支撑, 就与将承包地“反包”给村集体一样, 收不到土地流转的应有效果。二是发展规模有限。由于缺少资金, 加上技术、人才、市场、信息、管理等方面的原因, “土地合作社”难以发展成大型龙头企业, 只能挂靠龙头企业, 通过“订单”发展生产, 而这又在产品、价格方面完全受制于企业。
其二, 难以形成各种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效应。上世纪80年代, 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出现十年黄金增长, 与农业土地、资本、劳动力三个基本要素都在农村密不可分。但由于受二元社会结构和传统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 以青壮年为主体的2亿多农民进城务工, 农村的发展要素一直处于“净流出”状态, 而“合作社”在农地流转中只能起到相对集中土地和与企业连接及组织农民生产的“中间”作用, 不能真正实现经济学意义上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的最佳配置, 故不能产生经营效果的最大化。
其三, 不能实现更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在农地流转中, 除了缺乏农户的内在动力外, 最缺的就是外部的动力 (资金、技术和人才) 。由于农作物生产周期长, 自然与市场风险大, 农产品收益低, 特色产业少而使社会资金不愿投资农业, 龙头企业不愿接包土地。而“土地入股”则能有效地解除业主的各种担心和疑虑, 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投资农业, 这就有利于农村土地更大规模地集中连片, 实现产业化和集约化规模经营。
我们认为:如果把“土地入股”这一创新模式放到中国改革模式的大框架中去思考、评判, 也许就会在法律的评判标准之外, 多一些生存和发展空间。因为, 这一创新模式本身就隐含了农民、企业、基层政府的意愿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必然方向。而在我们既不能固守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 也不能期求不经试验, 甚至挫折就获得一种完美无缺的发展模式的情况下, 就应该从我国改革发展的模式和制度创新的角度来思考并解除“土地入股”所遭遇的法律障碍。
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来思考评判“土地入股”。探索土地流转模式, 实质上就是探索一个土地使用权改革的新制度。而我国改革发展的基本模式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即群众和基层政府自发地突破旧体制, 探索、试验一些新的替代性制度, 省、市乃至国家对这些突破性、且有实效的试验认可并在合适的时机予以总结推广, 最后才上升为法律制度。从上世纪70年代末小岗村农民秘密打破集体经营模式, 将土地承包到户, 到后来全国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就是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实用智慧在不利的环境中拓展出了变革发展的空间。如果没有30多年前的“那一次突破”, 就没有中国的“第二次土地革命”, 也就没有后来的一次又一次的制度创新。
从法律层面努力拓宽“土地入股”的生存空间。回顾我们过去30多年的政治经济社会变革, 几乎每一次改革:无论是群众的创新, 还是政府出台的改革政策, 几乎都是在突破、超越当时的法律。农村土地承包制是如此, 国企承包经营、股份制改造也是如此, 也都是先有既成事实, 然后才有法律的修订、完善。这就是中国“改革发展”的特色。既然如此, 就说明现行法律中的某些规定定有不合理、不科学、不全面之处。而这此不合时势之处又抑制着资源配置的效率和人们利用资源改善自身境遇的积极性。因而应予调整、修订、完善。
一是修改现行有关法律。由于制定时间等原因, 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没有充分考虑到农村土地流转, 尤其是发展股份制企业的特殊需要, 以致土地流转这项涉及亿万农民的土地改革面临诸多法律障碍。而《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虽然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 但没有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问题做出明确规定, 而且条文简单, 缺乏可操作性。因此, 有必要对《土地承包法》、《农民合作社法》、《物权法》等进行适当修改, 使之更有利于土地流转, 更具可操作性。
二是出台一部《农业企业法》。由于我国农业正处于必须进行“第三次土地革命”才能继续向前发展的关口, 而诸如《公司法》、《破产法》、《劳动合同法》等都是以工商企业为模式制定, 没有考虑到农业企业与之相比所存在的特殊性, 故而无法适用于农业企业的发展需要。所以, 制定一部《农业企业法》, 对农业企业的出资、股东人数、土地用途、企业治理、退股、破产、土地流转中介机构, 以及农业企业保障和用工制度等进行详细规定[2]。尤其要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做出诸如“不得用于抵押和列为债务清偿资产”等保护性规定。从而为“土地入股”消除法律障碍, 为农业企业的发展并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撑。
摘要：本文通过对不同流转方式的比较分析, 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以及拓宽法律空间和继续推进“土地入股”流转方式研究试验的建议。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法律障碍,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刘永荣.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困境与出路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09, 11 (5) :65
承包土地使用权入股 篇9
土地股份合作社这种土地流转形式的产生是农村发展的需要, 用土地入股成立合作社, 不需要改变当前土地承包政策, 却可实现规模化经营, 提升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 增加农民收入, 并可将部分劳动力从土地上彻底解放出来。
土地流转后, 农民仍然和土地产出捆绑在一起, 不仅保证了企业利益, 而且也保证了农民利益。这种模式相对于合作双方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可解决一家一户生产经营规模小、产品单一、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收益低、增收慢等问题, 可实现规模经营、促进农业发展, 最终促进农民增收。
二、以土地入股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取得的成效
以农村土地入股的方式, 促使土地流转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有机结合, 不失为一项有益的尝试。不仅丰富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合作形式, 更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成为可能, 有利于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
(一) 推动了土地规模经营, 实现了特色产业的规模经济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龙头, 围绕专业化、规模化生产和经营, 通过土地入股实现土地集中经营, 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农业资源的效益和作用。农村承包土地由于受质量等级限制, “条块田”现象普遍, 极大程度上制约了特色产业的发展及土地集约经营。张家沟蔬菜专业合作社以土地入股形式把组民“条块田”集中起来, 连片发展设施蔬菜, 通过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使生产条件得到改善, 通过技能培训使农民素质普遍提高, 通过规模经营有效抵御市场风险, 产品市场竞争力得到了提高, 有利于实现蔬菜产业的规模经济。
(二) 创新了土地经营模式, 完善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农民以土地折资入股的形式加入合作社, 在不改变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的基础上, 实现了规模化经营和专业化生产的目标。通过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户按照统一要求进行生产, 以规模化的方式进入市场, 大大降低了生产经营的盲目性, 有利于提高农民在市场中的地位和抗御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的能力。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生产, 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实现家庭经营与市场经济的有效衔接, 是对农村经营体制的创新、发展和完善。张家沟蔬菜专业合作社, 位于宝鸡市渭滨区石鼓镇张家沟村二组, 地处秦岭脚下渭河南岸, 土地肥沃, 日照充足, 无工业污染, 种植蔬菜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全组53户, 220口人, 耕地300亩。该区将全组53户组民一家一户零散的108亩土地进行整合, 成立了张家沟蔬菜专业合作社, 集中连片发展设施蔬菜, 走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发展之路。经过一年多的运行,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成为该区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三) 建立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 充分保障了成员的合法权益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农民利益的共同体, 一切以农民的共同利益为基点, 既是将农民组织起来有序进入市场的领头羊, 也是维护和代表农民利益的重要社团, 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自愿方式把农户组织起来, 改变了农民一盘散沙、缺乏利益代言人的局面, 更好地保障了农民的合法权益。禄丰县碧城镇西河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定了《禄丰县西河农民专业合作社烟叶生产技术规程》, 根据章程规定, 合作社与社员在生产经营中实行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的利益分配机制。在烟叶种植上的收益包括烟叶销售收入和上级政策性补助。支出有:土地折资股本、生产资料投入、机械作业费、劳务费等。分配方案是:专业合作社从经营利润中提取5%的公积金和5%的公益金, 其余90%的收入以按股 (土地折资) 分红的形式分配给合作社社员。据测算:该合作社社员通过土地入股, 仅烤烟一项每亩可获得收益1130.90元, 其中土地股金收益每亩平均725元;按每亩经营利润451元的90%分红为405.90元。还不包括社员参与生产经营管理所得每天30元左右的劳务费收入。按每亩用工17.3个, 每个工30元来计算, 每亩劳务费为519元。三项合计, 社员每亩收益为1649.90元。专业合作社的收益按每亩经营收益的10%提取, 为每亩45.10元。
(四) 推动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 促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 在引导和组织农民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农民通过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进行生产、加工销售等经营活动, 可以降低生产成本, 最大限度地享受到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环节的利润。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逐渐实现农产品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 增加农产品附加值, 提高农业比较效益, 推进农业产业化。禄丰县碧城镇西河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在发展现代烟草农业方面的有益探索, 有利于提高各种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水平。专业合作社制定了《西河农民专业合作社烟叶种植管理实施方案》, 根据方案:农户以自愿的方式将土地折资入股, 由西河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组织烟叶生产经营。这种农业专业化生产方式, 符合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 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专业技能和水平, 从而实现土地增产、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三、以土地入股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一) 破产债务清偿时, 存在债务悬空的风险
合作社作为独立的企业法人, 对外以合作社的所有财产独立承担责任, 各入股的承包人并不承担连带责任。合作社解散的, 入股的土地应当退回原承包人, 但另有约定的除外。一旦合作社不能偿还到期债务或经营发生严重困难而导致进入破产程序的。
第一, 破产财产。土地入股的性质为“出资”, 破产财产自然包括已经入股的“土地”。既然属于破产财产, 债权人当然可就其实现债权, 由法院拍卖剩余入股期限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在同等条件下, 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优先权。
第二, 入股的土地并不当然退回给原承包人, 理由如下:一是退回给原承包人, 不符合破产法原理和规定。二是“入股”后的土地属于合作社, 独立于原承包户的其他自有财产。三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发展趋势是市场化, 如果入股的土地在企业破产后还要退还给原承包人的话, 对于债权人 (合作社的相对人) 保护而言非常不利, 必然会打击到其他主体与合作社之间从事经营或交易等活动的信心, 从而会使合作社无法存继, 最终受害的还是原承包人, 而且影响“入股”这种流转方式的运行。
(二) 现实运营方面, 存在农民失地的风险
以土地“入股”在实际操作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衔接、适用过程中, 存在很多问题, 农民可能失地。土地是农民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部分农户害怕丧失土地而对以土地入股犹豫不决, 一旦合作社不能偿还到期债务或经营发生严重困难而导致进入破产程序时, 农民将丧失其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 生活陷入困境。这种现象如果大面积出现, 势必影响到农村的稳定。
(三) 法律层面, 按照《公司法》的规
定, 以农村土地入股设立合作社存在一定法律障碍
一是股东人数问题。一个村的村民往往成百上千, 容易突破有限公司股东50人的法定上限。二是出资过户的问题, 《公司法》规定了“先过户再登记”的设立原则, 但未经过核准登记的拟设公司尚不具有主体资格, 股东在公司设立前无法获得将作为出资的物权登记到拟设立公司名下的相关权属证书。三是股东退股问题。土地承包经营权一旦作为出资, 则不能随意退回。
四、以土地入股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施策略
农村土地入股是一件复杂而敏感的事情, 需要统筹兼顾、协调推进。在整个试点工作中, 应本着“农民自愿、政策引导, 项目支撑、能人引领, 部门联动、政府统筹, 市场运作、规范推进”的原则, 通过采取尽可能完善的登记技术处理, 消除法律障碍, 降低入股风险, 控制土地用途, 保障农民利益, 趋利避害, 确保试点工作顺利、可控制地开展。
(一) 控制土地用途, 落实国家耕地保护政策
试点工作要始终坚持以“农”为主, 控制土地用途, 对违反国家耕地保护大政方针和法律法规, 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的, 不予支持。并且将企业经营范围限制为与农业生产经营相关的项目, 包括农、林、牧、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 以及与农业产业化相关的农产品加工、销售, 农机具销售和维修, 农业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等涉农业务。
(二) 建立健全保障机制, 防范农民失地风险
土地入股试点工作应充分发挥农民、企业和社会的能动性, 建立起农业保险、担保、贷款融资三位一体的抗风险模式, 以资金的灵活和制度的稳定为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保驾护航。一是保障农民入股后对经营活动的知情权和话语权, 使农民股东能够随时掌握和监督土地的使用情况, 参与决策公司的章程制定、合并、分立、组织形式变更等重大事项。企业修改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合并、分立、解散、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他人提供担保、单项投资达到资产一定比例、法定代表人的产生及身份等重大事项, 除依法进行表决外还应当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农民股东同意。以农村土地入股的股东在全额置换其出资之前, 不得向农民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转让其股权。二是试点工作必须取得当地政府的批准, 方可申请设立登记。
(三) 通过立法消除法律障碍, 规范和完善登记制度
在试行一段时间且未发现重大问题的情况下, 综合试点经验向有关部门提出合理的立法建议, 对登记程序予以规范。首先, 对于实际出资农民超过50人的, 可用两条途径变通:根据股东自愿, 可以书面委托本村村民委员会代行股东共益权;根据股东自愿, 实行信托持股。受托人可以是信托投资机构, 也可以是其他自然人股东。其次应采取有关机关协同把关和鼓励出资形式调整的方式来解决出资过户和股东退出问题:一是要求以农村土地入股设立公司, 应当在登记之前完善财产权转移手续, 提交区县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出具的已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转移登记的书面证明或类似的证明。二是支持股东以所分配的利润或者其他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资本公积等出资方式置换其已出资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并在登记时积极给予指导帮助, 防范农民失地风险。
摘要：土地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的载体, 农民则是最基本的人力资源。如何在现有政策下, 盘活这些资源, 既解放土地, 又能与农民的土地收益紧密相连, 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首要选择。
关键词：土地入股,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专业合作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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