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效应（共3篇）
延迟效应 篇1
1引言
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严峻发展, 以及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快速推进,延迟退休年龄成为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焦点议题。延迟退休不仅关涉个人的社会保障利益, 而且也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伴随我国人口结构、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尤其是人口老龄化的日趋严峻,现有的法定退休年龄, 不利于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改革退休年龄政策成为当前我国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明确指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风险, 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中央已将延迟退休年龄纳入国家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渐进渐行。
延迟退休年龄是对当前不合理退休年龄政策的制度矫正,亦是有效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支付压力、提高我国人力资源使用效率和保障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的改革举措。但延迟退休又与时下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相背离,自该思路提出以来受到了国民的广泛观注,引起了社会的激烈反应。我国现行退休年龄政策存在哪些问题, 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实施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何影响,我国应当推行怎样的退休年龄政策。笔者立足于我国退休年龄政策的发展现状, 在梳理现行退休年龄政策的确定历程基础上,总结既存问题,同时就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正向和负向效应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2我国现行退休年龄的确定历程和既存问题
2.1 现行退休年龄的确定历程
我国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 由1953年国家政务院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所规定 ,同时1978年国务院104号文件再次予以明确,最终确定为女工人退休年龄为50周岁,女干部为55周岁,男职工为60周岁,其他特殊群体另行规定。现行退休年龄的确定历程见表1。依据退休年龄的确定历程,可以将我国现行退休年龄政策归类为3种类型, 即提前退休、到龄退休和延迟退休,相应的退休年龄见表2。
资料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等政府官方网站
2.2 现行退休年龄政策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退休年龄政策的形成, 有其特定发展历程和时代背景。随着人口结构和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变迁,当前的退休年龄政策显现出诸多问题,概括而言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法定退休年龄过低。现行法定退休年龄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以人均预期寿命而言,195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41.2周岁,其中男性40周岁,女性42.3周岁;而到第6次人口普查的2010年,平均预期寿命增加到74.8周岁,其中男性72.4周岁, 女性77.4周岁。另据“中国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13)”的数据显示 ,我国城市人口总体平均退休年龄为56.1周岁,其中男性58.3周岁,女性52.4周岁。可见,在人口预期寿命大幅提升的情况下,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严重偏低,现行退休年龄制度造成了人力资本的浪费。纵观发达国家,其法定退休年龄普遍在60周岁以上,如新加坡为62周岁、美国为67周岁、瑞典为61~70周岁,英国男性为65周岁、女性为60周岁,日本男性为65周岁、女性为60周岁。
(2)退休年龄的性别差异。男女不同龄退休的制度规定 ,也是现行退休年龄政策亟待改革的重点。其他国家的男性平均退休年龄约为60周岁,女性约为58周岁,其中规定男女同龄退休的国家占多数。而我国男女退休年龄差距达5~10岁,同时虽然女性预期寿命高于男性,但其退休年龄却比男性早,该规定显现了制度的严重不合理性。当前,延迟退休和男女同龄退休已成为世界各国养老制度改革的发展趋势,比如英国计划到2018年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提高至65周岁,并实行男女同轨的退休年龄政策。因而,消除我国退休年龄政策中的男女不同龄退休问题,是今后制度改革的重点。
(3)提前退休加剧了养老金的供给压力。现存的诸多不符合政策要求的提前退休现象,加剧了养老金的供给压力,对养老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提前退休人数的增加,表现为社会财富的生产与财富消耗的不平衡, 最终会引致养老金的供给不足问题, 也会加剧当前严峻的养老金缺口问题。2014年,中国社科院发布“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4”,其测算的基本养老金社会统筹缺口达到83.6万亿元人民币, 个人账户隐形债务为2.6万亿元,基本养老金缺口合计为86.2万亿元。因而,如何科学解决提前退休问题, 是现行退休年龄政策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3推行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正向效应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现行退休年龄制度存在诸多弊端,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势在必行, 这对政府缓解养老金的公共财政支出压力、有效提高我国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以及增强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具有积极的政策效应。
3.1 缓解养老金的支付压力
人口老龄化的深度发展、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和民众经济社会需求水平的不断提升, 对我国现有养老保障制度体系产生了很大挑战,政府公共财政对养老金支出的压力日益加剧。可以看到,在巨额的基本养老金缺口面前,实行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一方面可提高在职职工的缴费年限,从而增加养老金的积累,另一方面可减少养老基金的支出,促进养老金的收支平衡。从全国来看, 延迟退休可使我国养老统筹基金一年增加40亿元人民币, 同时减支160亿元, 减缓基金缺口达到200亿元,“一增一减”可以极大地降低政府的养老压力。因而在当前背景下,逐步推迟退休年龄是应对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加、确保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运行的有效措施。
3.2 有效提高我国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
退休年龄对我国人力资本的充分利用也具有重要影响。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和社会平均教育年限的提高, 我国人力资本峰值出现的时间后移, 目前退休年龄的人力资本存量依然较高,如若此时退出劳动力市场将造成人力资本的浪费。在法定退休年龄阶段,我国退休人员大多处于年龄较为年轻、身体健康明显、精力较为充沛,能够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的状况。有研究表明,熟练的老员工继续工作可以给企业带来收益,并节省对新员工的培训成本。特别是技术工人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法定退休年龄阶段正是其人力资本效率较高之时,过早退休是对该类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浪费。因而,延迟退休年龄能够有效提高我国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增加劳动力供给,延缓我国的人口红利期。
3.3 增强国家的经济竞争力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 对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支出始终表现为企业投入和劳动成本。保持其他条件不变,退休年龄越早,养老金规模越大,会导致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提高,最终会削弱一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北欧等福利国家近几十年来所开展的改革便是有力佐证。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曾经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拉动作用的劳动力成本优势, 将随着老龄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养老金规模提高而逐步减弱, 这将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目前, 我国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比例已经高达40% , 社保缴费率在全球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 , 约为“金砖4国”中其他3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5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的4.6倍。因而,延迟或调整退休年龄有助于降低全社会劳动力成本,降低企业的投入成本,进而提升整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
4推行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负向效应
延迟退休年龄亦会产生负向的政策效应,不仅对我国当前业已严峻的就业形势产生巨大影响, 也会造成不同劳动者群体间的激烈反应,同时还会产生新的社会公平问题。
4.1 加剧严峻的就业形势
延迟退休年龄之所以受到社会的激烈讨论, 特别是在年轻人中引起激烈的反对声音, 其主要原因在于退休年龄的增加会挤占年轻人的工作岗位, 使当前业已严峻的就业形势变得更加困难。目前,中国城镇的单位就业人数超过1.1亿人,每年大约有300万左右的在职职工退休 ,占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3%,而每年新增就业机会只有1 000万左右,如果提高退休年龄,退休职工将会挤占新进就业人员30%的就业机会。就我国人口结构及发展趋势看, 新增劳动力会逐年增长, 现阶段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劳动力将面临长期供过于求的现象,推行延迟退休政策将会恶化当前的就业难问题,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4.2 对不同劳动者群体产生差异性影响
延迟退休对不同劳动群体会产生差异性影响。从不同闲暇收入偏好人群来看, 推迟退休对偏好闲暇人群造成的负向效应更大,这部分人群会对推迟退休持抵触情绪;从不同收入水平人群来看,较低收入人群由于推迟退休的收入激励效应较低,可能会对推迟退休的意见较大;从不同职业人群来看,体力劳动者由于工作对身体条件要求较高,推迟退休会加大其身体承受能力,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其收入水平也会相应降低, 该类职业人群会反对推迟退休;从不同就业性质人群来看,灵活就业人员由于收入不稳定以及养老保险缴费率较高, 特别对临近退休年龄的下岗人员,延迟退休会加大其缴费压力,降低其领取养老金的预期,因而会对延迟退休持强烈的反对意见。
4.3 产生新的社会公平问题
公务员群体、垄断性行业的就业人员、高校教师和医生等技能型就业者, 是延迟退休政策的最大受益群体; 而下岗失业人员、低薪行业及企业效率不好的职工等,是延迟退休政策的利益受损群体。这种由于制度改革引起的利益分配不均,会导致新的社会公平问题。特别是在公务员改革和垄断性行业的国有企业改革,在未有实质性破冰的现实背景下,延迟退休会使国民对享受特权的公务员阶层和垄断性行业员工的高薪行为更加不满,权力公平性问题和收入分配差异问题会, 进一步加剧社会对延迟退休制度的抵触情绪。
5结论及建议
综上所述, 我国现行的退休年龄政策已不适应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国外退休制度的改革经验,延迟退休年龄是我国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必然趋势。推行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对缓解政府的养老金压力、提高我国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以及增强国家的经济竞争力等,具有积极的政策效应。但同时也会产生加剧当前业已严峻的就业形势、造成不同劳动者群体间的激烈反应及导致新的社会公平问题等负向政策效应。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实施延退政策是项涉及舆情舆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复杂工程,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和阻碍。在遵循制度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我国应当有步骤、有计划地推行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基于此,下面就推行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提出相应的建议。
5.1 稳步延迟女性的退休年龄
女性的预期寿命高于男性, 且男女同龄退休是世界各国养老制度改革的共识。我国女性退休年龄严重偏低,女性过早退休没有体现男女平等的退休权利, 同时延迟女性退休年龄会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有益于缓解养老金的支付压力。对于女性退休年龄的改革步骤应当稳步进行,结合我国国情,女性退休年龄提高的幅度以及速度应该高于男性职工。
5.2 坚持 “弹性 ”与 “自愿 ”相结合的延退原则
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对延迟退休年龄的抵触情绪,延退退休年龄政策的实施和执行,应当坚持“弹性”与“自愿”相结合的延退原则。渐进式退休年龄政策的推行要保持制度的弹性空间,允许民众自愿退休,这也是一种激励手段,以保证制度的顺利进行。
5.3 建立 “延退基金 ”来补偿利益受损群体
从我国国情来看,延迟退休年龄会对下岗职工、长期失业人员以及企业效益不好的职工等群体造成利益损失。在维持延迟退休年龄的制度框架下,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延退基金”的方式来保障受损者的利益, 该基金用于他们不因退休时间延后而受利益损害的补贴。
延迟效应 篇2
1.国内外研究状况
⑴关注调适退休年龄的必要性。杨馥在探讨退休年龄改革时提出这是改善提前退休状况和实际退休年龄偏低、促进人力资源有效利用的需要;此外陈艳、姜向群就延迟退休提出这是为了逐步缩小不同群体退休年龄差距、提高人力资源利用度和凸显社会公平的需要。
⑵分析延迟退休年龄的合理性。邵国栋、翟晓静、李娟和沈诣等学者们从养老保险、人口预期寿命、养老金支付压力、企业竞争力等角度对延迟退休年龄进行了合理性分析。
⑶研究延迟调适退休年龄的时机。大多数支持逐步深入的方法, 采取渐进式的步骤。史建勇、丁红娟倡导采取“10年延长5岁”抑或是柳清瑞、苗红军建议的“5年推迟1岁”等方法。当然, “随着人力资本的不同、不同地区老龄化程度不一和各行业的具体要求也可以做出相应的调整”。
⑷从经济学的角度剖析延迟退休年龄政策。部分学者称延迟退休可以降低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加收入并且延迟统筹养老金缺口的产生, 随着延长幅度的加大能获得更多结余。同时, 吉祥、王裕明以及丛春霞认为延迟退休年龄可降低缴费率, 减少企业的支付负担。与之相反, 周辉提出延迟退休年龄对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成效不明显, 仅仅通过延迟退休年龄来杜绝养老金空账运作是不切实际的。要想通过延迟退休年龄1年减缓200亿来填补上万亿的资金账户, 实在是杯水车薪, 微乎其微。
纵观国内目前的研究存在着如下缺陷:①研究性材料居多且理论性强, 描述居多但系统逻辑分析不足;②既往研究注重于定性分析缺乏量化思维和数据支持, 尤其缺少实证性研究。仅有少数学者利用保险测算方法定量测算该举措的具体得益, 也有雷小峰和张熠等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测算延迟退休年龄对养老金结余的影响。反观国外, 对延迟退休年龄相关问题的研究开始较早且相对居多, 一方面运用弗朗科·莫迪利安尼生命周期理论视角分析影响退休的具体因素;另一面在假想基础上构建数学模型得出结果。对比国外运用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采取实证研究, 国内的研究存在着实证基础不足、微观层面分析论证缺乏的问题。
2.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随着经济增长幅度的提高, 较低的退休年龄与持续增长的人口寿命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养老金“空账”问题愈发明显。我国的退休年龄政策框架持续许久, 已经不能适应人民生活状况改善、体能素质提高、人均寿命延长、老龄化程度加剧的现实, “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也日渐受到大家的关注并激发更多人对其深入探究。退休年龄政策的设计是一项关乎民生、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重大决策, 更不可马虎对之。纵观世界各发达国家先后延长了退休年龄, 这俨然成了国际性的趋势。但我国人口总量庞大, 劳动力往往供大于求, 如不加考量本国的基础条件和相关制度与社会的具体接受程度盲目照搬, 将带来严重的后果。延迟退休年龄之后势必带来推迟获取养老金的时间、不同岗位养老金差距大引发的消极思想等弊端, 但是当下对怎样实施延迟退休, 以及对于带来的影响如何应对等有关问题都缺乏系统的研究。一项政策的颁布实施需要给民众一段调整和缓冲的时间, 当下的准备和研究并不充分, 对于未来的规划改革需要更严密深入地探究。
通过该论文的撰写, 对当下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对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能进行深刻的分析, 从而加深对退休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的理解。通过课题和论文的研究, 对当前的政策提出有效的建议, 引导民众正确认识延迟退休政策, 为合理延长退休年龄打下基础, 对何时启动和如何推进做一个前瞻工作。
3.研究的方法和创新之处
本文采用理论分析、定性和定量结合分析方法, 合理应用管理学学科知识, 分析当下的案例, 提出新颖的理论, 给予退休年龄政策以参考。本文基于创新项目“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社会效应及其政策建议——基于江苏省的调查与分析”的研究, 借鉴参考了课题的数据进行分析。通过课题研究期间的深入实地采访和文献资料查阅, 搜集最新的人口数据及民众对退休的看法, 运用所学知识科学分析数据, 在分析基础上得出结论, 要求做到理论性和实际操作性结合, 定性和定量分析结合的原则, 既要考虑当下的退休制度也需兼顾社会效应。
本文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了创新:1.视角创新:文章基于公众视角, 探求不同工作阶层的利益诉求, 研究延迟退休政策对他们自身造成的利益变化。2.理论创新:把国家利益与群众利益联系起来, 研究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对社会的影响与价值。3.方法创新:立足于不同主体的调查, 采用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
二、我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社会反响
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是一项关乎民生的综合的社会经济政策, 事关社会保障问题, 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自从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制定以来, 这个话题一直深受民众关注, 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是否支持“延迟退休”以及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后会带来怎样的系列效应受到民众的热烈讨论。
正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不论是在网络抑或是现实生活中, 对于退休年龄延迟与否, 不同主体看法不一, 对于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众说纷纭。在之前的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课题项目中, 我们实地调查了近400 个不同职业人群得知, 认为“延迟退休年龄”合理的占20%, 不合理的占到55%, 还有25%表示无所谓。但有45%的群众认为这个政策是有利的, 是值得推行的。毕竟是关乎民众自身利益的议题, 不同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 来自不同的工作阶层的“声音”是最值得关注和听取的。
1.事业单位的反映
部分科级干部的态度是可以认同延迟退休, 因为可以多当几年的领导还不想早早地放权, 退休闲置在家。
但某位在事业单位工作了长达30 年的老职工讲出了自己的心声:真要政策落实推行, 自己的工龄将长达47年, 即人生大部分时间贡献给了工作。另外, 延迟退休不利于人才的培养, 新职员虽没有老员工熟练, 但胜在脑筋活跃, 想法理念新颖, 相比之下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虽然前辈对新人的“传送带”很重要, 可一旦老员工长期占据岗位, 新人也就没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对于简单枯燥的行政工作, 工作时间过长易产生倦怠情绪, 不利于工作积极性的提高。
在对事业单位调查中了解到, 多数事业单位男性职员都赞成延迟退休年龄, 他们认为事业单位相对于基层工作的公务员来说压力较小, 脑力劳动占大部分, 对体力要求不高, 而且男职员普遍事业心较强, 认为做好本职工作有利于实现自身价值, 延迟退休可以多做些贡献, 从而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可和尊重。并且他们作为高学历高素质人才, 体力劳动少, 年龄的高低对工作影响微乎其微。如果实行弹性延迟退休政策, 他们也将会有更多考虑和选择的机会。
2.党政机关和军人的反映
机关公务员对此的意见呈现两极化的态势, 持反对态度的多数是基层公务员, 他们工作压力大、工资收入低并且晋升的机会微乎其微。同时, 他们还提出不支持男女同龄退休, 建议女员工早点退休, 照顾家庭事务和子女, 不希望女职工长期担任繁重的工作。
多数的领导干部和武警部队老干部都赞成延迟退休, 某干部提到随着年龄增长, 一般在部队担任工程师等职务的级别随之提高, 待遇也更好, 愿意更多地为部队做出贡献。他们也更希望通过延迟退休从而延长其调职的基本年龄限制, 有利于往更高层次发展。
多数基层武警部队官兵也表达了反对意见, 一方面当前部队战士的婚恋问题较为突出, 退伍面临着转业和再就业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 除了技术层面和指挥型干部, 在部队得不到升迁, 不利于部队的更新换代。
3.企业单位的反映
某企业办公室职员提到,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的大背景下, 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是有着积极作用的, 作为职员的工作时限延长, 也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 国家的养老负担也可以减轻一些。但企业负责人却提出延长老员工的工作时间, 养老金的支付无疑增加了公司的财政负担, 也不利于新鲜思维的引进, 更不利于公司的转型。
同时, 有国有企业的职工也提到, 他们的工作性质特殊常常三班倒, 工作压力和劳动强度都很大, 身体条件跟不上延迟退休的要求。加上噪音、长期劳累等原因使得不少职工患上职业病, 大多数员工都希望早点退休领取养老金。另外, 大学生就业压力逐年加大, 延迟退休年龄无疑给毕业生就业带来更大的冲击。私营企业的员工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 本身工作时间就很长, 导致体力严重透支、身体状况不佳。他们的工资是通过产量计算分发的, 所以为了更好地贴补家用, 大多员工都要加班加点, 无暇顾及家庭, 所以再延迟退休无疑雪上加霜。因此, 根据工种不同、岗位不同、工作内容不同、职工自身素质不同来实施弹性退休政策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鉴于男女生理和心理条件不同, 男女同龄退休还有待商榷。
4.普通民众的反映
不论在课题项目还是新华网和腾讯网等大众传媒的民意问卷调查中都不难发现, 超半数以上的受访者都反对延迟退休年龄, 民众对此都纷纷发表了自己的不同看法。正如某公交车驾驶员提到, 一旦延迟退休年纪过大, 将不利于给予乘客安全感, 公交车驾驶工作作为高危行业, 不仅要承受很大的身体压力同时也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 每天面临着违章、投诉、不讲理乘客等外在压力, 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素质也会倒退精神不再集中, 盲目延迟退休、坚持在岗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某国企仓库管理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周围管理层和技术层的同事都能保持一贯的工作热情, 对延迟退休并不排斥。而自己作为长期劳作的劳工层, 每天的装卸工作十分劳累, 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 若延迟工作年限会加大染病的可能性。
同样的, 某工厂女性职工也有自己的想法, 日常工作压力大, 延迟退休意味着延长工作时间, 在延长的时段身体状况没有保障, 而且也没有了充分的时间享受老年生活。
由此可见, 反对者大多数是一些蓝领工人特别是那些从事建筑、煤炭、卫生清洁、货物搬运等重体力劳动的工作者。相对地, 高级知识分子、医生、事业单位职工和高层公务员、企业部门管理阶层和技术型人员即脑力劳动者等群体表示赞同延迟退休年龄。体力劳动者本身工作时间就较长, 劳动强度也大, 延迟退休对于他们收益不大。对于一些普通工人来说, 本身的高强度工作已经严重损害了身体素质, “延迟退休”无疑是不利的。
总而言之, 鉴于部分劳动者对于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反对的呼声日益强烈, 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在实施的同时也需多兼顾体力劳动者的权益, 同时加大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力度, 使员工可以在工作中享受工作, 体面工作, 那么部分劳动者反对该政策的呼声也会大大减弱。此外两者对于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态度差异如此明显, 也跟本身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差异有关, 所以加快进行收入分配和养老金分配制度改革, 实现社会公平, 可以减少政策实施的阻力。另外对于受访者提到延迟退休缩短了领取养老金时间, 可以通过建立相应的养老金“多缴多得”的激励机制来减少政策推行的阻力。
三、有关延迟退休年龄的对策建议
制定退休年龄政策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经济政策, 相关的配套对策亦至关重要。要实施统一的退休制度, 赋予法定退休年龄制度灵活性辅以弹性的退休政策, 政策实施的同时给予公众接受的时间, 对于不同人的利益诉求不该采取“一刀切”的政策, 促进产业升级提供更多的岗位, 缩小男女退休年龄的差异, 加大宣传力度保证政策落到实处, 努力消除群众的顾虑。
1.制定严谨周密的延迟退休年龄实施计划
退休年龄政策的制定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 对经济社会发展都有重大意义。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实施是一项长期的制度安排, 需要人力物力和民众的鼎力支持。方案出台前需要一个社会预告, 具体实施和全面推行前要给予公众充分接受和缓冲的时间。首先是要做好政策实施前的宣传解说工作, 通过大众传媒等媒介的宣传, 让民众参与到政策制定、出台、实施的过程中去, 认识到政策的出台是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有益于大家的, 并做好相应的制度安排。其次是做好政策的评估和后续跟进工作, 检查落实情况, 及时发现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及时调整方案确保政策落实。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计划分行业尤其是高危行业区别对待;延迟退休阶段若身体不适提交相关报告即可提早退休。设置弹性退休年龄区间, 给予民众自主选择的空间, 有利于老年人顺利通过工作和退休间的真空地带, 获得自我满足感和足够的时间来转换角色定位。
2.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
目前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 其根本解决方法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促进产业升级, 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 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缓解就业压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投资开发公共就业岗位, 建设针对老年人的职业技能培训, 针对老年人的状况设计更多的岗位, 提高老年人的就业能力。针对短期内延迟退休造成的就业压力加剧的问题, 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给予老年人和年轻人相适应的工作已成为必然选择。鉴于反对意见众多, 所以在全面试行的同时相关配套措施显得至关重要。制定政策是要优先考虑弱势群体的劳动权益, 多考虑工人的立场和感受, 注重劳动过程的合理合法, 缩短工作时间, 加大劳动者权益保护力度。延迟退休后则会延长缴纳保险金的时间也就是缩短领取养老金的时间, 所以在全面推行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同时建立相应的退休金奖励制度, 采取“多缴多得”的激励原则, 以此提高劳动者延迟退休的积极性。还需进一步健全完善配套的社会保障机制, 改善就业环境, 严格控制老年人加班时间, 单位员工需定期体检, 老年人尤其要定时检查身体, 条件不允许则可提早退休, 秉承自主自愿和柔性的原则。缩短重工劳动者、高体力消耗者工作时间, 并坚持做定期检查, 定期递交身体素质报告单, 形成良好的反馈习惯, 并同步跟进医疗报销福利工作。对于高含金量、高技术含量工作者优先考虑延迟退休, 而部分简单操作、体力优先的工作不建议优先考虑。
再者, 延迟退休年龄对不同主体人群影响是不同的, 针对反对意见可实行差异化的方法延迟退休, 根据地区、工作性质、职工自身素质、阶段的不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此外还需考虑受教育程度差异, 比如对获得硕士以上学历工作者, 建议在法定退休年龄和自主自愿基础上加以短暂延长。从民众反对立场考虑, 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与养老金分配的不公, 所以在完善劳动者权益保护体系基础上, 同时还要坚持科学发展观, 着力缩小地区、行业、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加快制度改革进程, 促进社会公平公正, 减少反对的呼声, 真正实现人人平等, 享受养老的权利。
3.提高老年人剩余价值和资源利用率
我们要高度重视老年人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依据老年人的特点, 制定老年人才资源的开发和完善计划。建立和巩固社会保障体系和老年人信息库, 支持鼓励老年人贡献自己的经验和技能参与到社会发展中来, 最大限度调动老年人投身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对于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和高级行政管理人才做好安排, 做到人尽其用。
保证老年人的合法就业权益, 老年人虽然会因为身体原因导致工作力度有所限制, 但老年人对困难局面的应对、危机公关和关键任务的专注度是优于年轻人的, 我们要活用老年人经验和头脑上的优势, 保证“老有所用”并提高其晚年生活质量, 当然这一切都要建立在自主意愿的基础之上。
对于反对意见中提到的关于老年人延长工作年限会挤占年轻人的就业空间问题, 其实老年人与年轻人的岗位替换不是简单的一对一关系, 一般来说刚刚就业的年轻人以底层岗位为主, 但老年人因为资历、经验、能力多以高层岗位为主, 所以说老年人延期工作压缩年轻人就职机会的负效应是有限的。也可以通过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公共投资、增设公益职位等方法增加就业机会, 从现阶段起注重老年人再培训, 突出他们的长处, 将老年人延期就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扩大化, 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4.完善老年人退休生活建设
将老龄事业纳入社会发展的规划中, 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组织老年人参加老年大学、公益活动、社区服务联谊活动, 促进老年人观念的转变, 提高防范意识和保健养生意识。建立健全完善的公共卫生和贴心的医疗服务政策制度, 积极地做好各项服务工作, 为老年人营造更温暖的社会氛围, 更好地保障人们的医疗健康, 增强体质。
延迟效应 篇3
关键词：资产关联,小世界网络,关联信用风险,延迟效应,传染概率
1 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企业之间通过交易、担保、交叉持股、企业控制人间的亲缘关系等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联关系。关联关系可以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但同时也为企业的经营埋下了隐患。一旦关联关系网络中某些企业出现经济困难或者破产,与其关联的企业也可能陷入经济困境。因此,研究信用风险在关联企业之间的传染效应和规律,对于预防和控制关联企业之间信用风险的传染,促使企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存在某种关联关系(如资产关联、交易关联或人际关联等等)的企业之间,如果其中一些企业违约,导致与之关联的其他企业违约或者违约概率增大,则称这类信用风险为企业之间的关联信用风险。存在关联关系的企业简称为关联企业。在现实中,关联企业之间有的存在直接的资产关联关系,而大多数关联企业之间存在间接的关联关系,其中,间接关联关系指企业之间可以经过几次关联形成的关联关系。在由关联企业构成的网络结构中,“关联度”一般指与该企业存在直接资产关联关系的其他企业的数量。如果网络中大部分企业彼此并不相连,但绝大部分企业之间可通过直接关联关系和间接关联关系相连,称具有此类特征的网络结构为“基于企业关联关系的小世界网络”[1]不仅可以刻画出企业之间关联关系所表现的特征,而且也简化了关联关系结构的复杂性。本文拟研究企业之间存在资产关联关系的情况,并假设企业间通过资产关联形成的复杂网络结构为小世界网络。其中,企业之间的资产关联是指企业之间通过交叉持股、债务关联、信用担保或互保以及信用衍生品等资产所形成关联关系。如文献[2]发现上世纪90年代德国企业间的股权关系网络具有小世界特征。
在由关联企业构成的网络中,当其中某一企业发生信用风险时,如果网络中的其他企业不给予及时援助,则该企业将成为关联信用风险的传染源甚至面临破产;如果该企业被给予了及时的救助,就可能暂时度过难关,关联信用风险的传染将被延迟。因此,当企业发生信用风险时,其他关联企业可能通过采取相应措施避免或延缓关联信用风险的传染。从企业感染上信用风险的时刻到企业爆发信用风险的时间称为信用风险的传染延迟,记为T.企业间的关联关系将影响信用风险的传染强度和深度,特别在爆发经济危机或者金融危机时,关联关系将进一步加重信用风险传染的深度。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简约模型或者结构模型研究信用风险的传染问题[3,4]。有些学者研究信用风险的特性时嵌入了企业间的关联关系。例如,Li利用Copula函数研究信用资产违约的相关性[5];Neu等在公司资产相依和共同风险因子的条件下建立银行信贷组合的信用风险模型,并用蒙特卡洛模拟法分析其优势[6];刘堃等[7]从企业关联关系和信贷行为角度构建信用风险的预警模型。
学界对复杂网络的研究方兴未艾,复杂网络被广泛地应用于复杂系统的研究中,复杂网络理论的发展也为企业管理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孙耀吾等从NW小世界网络视角,揭示高技术企业联盟知识扩散特性[8]。陈子凤等研究了9个国家和地区31年间的专利合作数据,实证分析发现研发合作网络具有小世界的特征[9]。汤凌霄等从人员、制度、过程与系统、外部等方面筛选指标,采用网络分析法量化分析银行的操作风险[10]。陆静等利用贝叶斯网络构建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的拓扑结构,分析了各类指标对全面风险的影响程度[11]。Chuang利用国际清算银行中各个银行的季度报告数据及报告国的债务与GDP比率关系,从复杂网络的视角研究各国主权债的违约风险[12]。马源源等运用SIR模型研究上市公司间所形成的持股复杂网络结构特征,分析网络中遇到随机攻击和蓄意攻击时股市危机的传播过程[13]。管丹辉等[14]运用多智能体仿真方法研究企业集团信用风险的延迟效应。上述文献通过关联关系或复杂网络理论研究了企业的经济特征和风险传播问题,但很少文献研究企业之间关联信用风险的传染和延迟效应,更鲜有学者利用小世界网络并结合传染病模型研究关联信用风险的传染规律。
在企业通过资产关联关系构成的小世界网络中,当其中一些企业发生信用风险发生时,资产关联关系如何影响关联信用风险的传染?关联信用风险传染的延迟效应是否有助于整个企业关联关系网络的稳定?这些问题是当前关联信用风险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将利用小世界网络理论和传染病学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首先,在小世界网络的框架下构建企业关联信用风险的传染模型;其次,研究了该网络结构中“非健康”企业的密度与关联信用风险的传染延迟时间及传染概率之间的关系;最后,通过可视化分析,探讨了关联信用风险传染概率的临界值和“非健康”企业的密度。研究发现:关联信用风险传染的强度与三方面相关:一是企业之间资产关联的企业数量;二是关联信用风险传染的延迟时间;三是企业的资产关联比。研究表明:企业之间的资产关联关系一方面有助于相互分担风险,延缓关联信用风险的爆发;另一方面也将加重关联信用风险的传染广度。
2 基于企业关联关系的小世界网络中关联信用风险传染延迟效应
考虑由N个企业构成的基于企业关联关系的小世界网络中,节点表示企业,边表示两个企业之间存在的资产关联关系。设平均关联度为<k>的企业,与其存在资产关联关系的企业之间的所有关联资产的和与它们的总资产的和之比称为企业的资产关联比,记为η.为方便分析,假设小世界网络中的每个企业只能处于以下两种状态之一:
①“健康”状态S:表示企业未被关联信用风险传染,但易感染;
②“非健康”状态I:表示企业已被信用风险传染,并且具有传染性。
在初始时刻,网络中的企业都没有发生信用风险,即每一企业都是健康的,但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或者企业自身经营不善,网络中的某些企业发生了信用风险。关联信用风险的传染使网络中的企业要么处于“非健康”状态要么处于“健康”状态。也就是说,在基于企业关联关系的小世界网络中,“非健康”企业经过有效的救助可以转化为“健康”企业,而“健康”企业受到关联信用风险的传染可能转化为“非健康”企业。设在t时刻,处于“健康”状态的企业在网络中所占的比例称为处于“健康”状态企业的密度,记为s(t);“非健康”状态企业的数量与网络中企业的总数之比称为处于“非健康”状态企业的密度,记为ρ(t),且满足s(t)+ρ(t)=1。当时间t趋于无穷大时,关联信用风险的传染趋于均衡状态,即网络中“健康”和“非健康”企业所占的比例都趋向于某一定值,记ρ为“非健康”企业密度的稳定值。如果在t时刻,一个“健康”企业与“非健康”企业存在资产关联关系,且在t+1时刻,该“健康”企业以概率γ被“非健康”企业传染,则称γ为关联信用风险的传染概率。但它与一般的传染病SIS模型不同,在t时刻“非健康”企业将一直保持“非健康”状态I,但如果对其进行有效的救助,则到t+T+1时刻,“非健康”企业将以概率δ恢复到“健康”状态S,称p=γ/δ为关联信用风险的有效传染概率。为讨论方便,不妨假设一旦对“非健康”企业进行了有效救助,则该“非健康”企业可以恢复到“健康”状态,故δ=1,由此,可用传染概率γ近似有效传染概率p.
根据小世界网络的特征,网络中每一企业的“关联度”近似等于网络的平均关联度,因此,可以假定网络中每一企业的资产关联比都相同。也就是说,资产规模大的企业与其关联的资产较多,资产规模小的企业所联接的资产也较小,从而使得网络中每个企业的资产关联比几乎一样。如果基于企业关联关系的小世界网络中爆发关联信用风险传染,则它的传染强度与企业的平均关联度、资产关联比等相关。同时,由于企业之间通过资产关联关系构成的网络结构的复杂性,以及关联信用风险传染过程的复杂多变性。为更好刻画关联信用风险的传染特征,可假设关联信用风险在网络中的传染是均匀的。运用动力学平均场理论[15],该小世界网络中关联信用风险传染的动力学方程为
其中ρτ(t)(τ=0,1,…,T)为t-τ时刻“非健康”企业的密度,并满足
方程组(1)的第一个方程的右边第一项表示关联信用风险经过传染延迟T后,“非健康”企业以单位速率恢复为“健康”状态S的密度,第二项表示在t时刻网络中产生新的“非健康”企业的密度,它与传染概率、企业的“关联度”(这里用<k>代替)、资产关联比和“健康”企业的密度成比例。式(1)中后面的方程表示在不同时刻,“非健康”企业的密度ρτ(t)之间的转换关系。
命题1如果关联信用风险传染在基于企业关联关系的小世界网络系统(1)处于稳定状态,则关联信用风险的传染概率为企业的平均关联度、资产关联比和关联信用风险传染延迟的函数,即。
证明因为关联信用风险传染在基于企业关联关系的小世界网络中经过若干次演化,系统(1)会进入稳定状态。令ρτ(τ=0,1,…,T)为网络稳定状态时“非健康”企业的密度值,利用稳定状态的条件可知ρ0=ρ1=…=ρT.把上式代入(2)中可得,再结合(1),s(t)+ρ(t)=1及基于企业关联关系的小世界网络稳定的条件,可得。对于ρ,由此知关联信用风险传染概率的临界值为或者。
通过上面的证明发现,关联信用风险的传染概率的临界值γ与其传染延迟、企业的资产关联比和平均关联度相关,或者说关联信用风险的传染延迟受到企业的资产关联比、平均关联度及传染概率的影响。在不考虑传染延迟和资产关联比的情况下,传染概率只取决于企业的平均关联度。如果只忽略关联信用风险传染延迟对传染概率的影响时,传染概率为由此可知企业间的资产关联比增大了关联信用风险传染的强度,也就是说,企业之间的资产关联关系增加了网络的不稳定性。而在同时考虑传染延迟和资产关联比的情形下,显然又降低了网络中关联信用风险的传染概率。这表明企业之间通过资产关联相互分担风险,降低了企业发生关联信用风险的可能性,该结论从另一角度阐释了企业之间的资产关联关系具有积极的经济意义。
命题2如果关联信用风险传染在基于企业关联关系的小世界网络系统(1)中处于稳定状态,则当γ<γc时,基于企业关联关系的小世界网络中未发生信用风险,即ρ=0;当γ≥γc时,“非健康”企业的密度为企业的资产关联比、传染概率、传染延迟和平均关联度的函数,即
由命题1的证明过程可知此结论成立。当基于企业关联关系的小世界网络中发生关联信用风险时,由于关联信用风险传染延迟和资产关联的影响,可发现网络中“非健康”企业的密度ρ<1。由此可见,由于企业之间的资产关联和传染延迟的存在,使得企业之间相互分担风险,或者对“非健康”企业的有效救助,关联信用风险的传染并不能使网络中所有企业都会处于“非健康”状态。这也解释了基于企业关联关系的小世界网络中存在爆发信用风险传染的可能性,但整个网络中的企业不会都破产。
3 关联信用风险传染延迟效应的可视化分析
为了更清楚地研究基于企业关联关系的小世界网络中关联信用风险传染的特征和规律,运用Matlab2013b,可视化分析网络中传染概率随企业的平均关联度与传染延迟的变化关系,以及“非健康”企业的密度变化形式,并对比探讨资产关联对关联信用风险传染的影响。依据实体经济中企业之间的资产关系,本文给定企业的资产关联比η=0.3。
图1描述了在不同的平均关联度<k>1=3,<k>2=6,<k>3=9时,基于企业关联关系的小世界网络中关联信用风险传染概率随传染延迟时间变化的情况。图3刻画了在不同的传染延迟时间T1=4,T2=8,T3=12时,传染概率和网络中企业的平均关联度之间的关系。从图可以发现,网络的平均关联度越大关联信用风险的传染概率越小;传染概率随着传染延迟时间的增大而减少。即增加企业之间“关联度”或者关联信用风险传染延迟时间的延长,都能降低关联信用风险的传染概率。这表明,企业之间通过资产关联分担了关联信用风险,降低了关联信用风险的传染概率,从而延缓关联信用风险传染的发生。因此,在基于企业关联关系的小世界网络中,适当增加建立企业之间的资产关联关系,或者在某企业发生关联信用风险时对其及时救助,都会延缓关联信用风险传染的发生。图4给出了关联信用风险的传染概率与传染延迟、平均关联度的演化关系。结合图1、图3和图4,可知小世界网络中随着企业间资产关联的增多和传染延迟时间的延长,关联信用风险的传染概率趋于稳定,并且爆发关联信用风险传染的可能性也较低。
给定企业的资产关联比和平均关联度的情况下,图5、图7和图8描述了企业的平均关联度为<k>=6时,“非健康”企业的密度随传染延迟时间及传染概率变化的情况。从中可观察到,当传染延迟时间或者传染概率的增大时,网络中“非健康”企业的密度也增大并趋于稳定值。这表明关联信用风险积累的时间越长或者其传染强度比较大时,网络中“非健康”企业的个数也越多,并且趋向稳定于某一定值。同时可知,当传染延迟时间与传染概率同时增大时,“非健康”企业的密度稳定值也越大,但网络中“非健康”企业的密度小于1。也就是说,在基于企业关联关系的小世界网络中爆发了信用风险传染时,并不会使所有企业都能感染信用风险,有些企业对信用风险传染具有一定的免疫性。图1和图2描述了考虑和不考虑资产关联比时传染概率与传染延迟的关系。对比图1和图2发现,二者都是随着传染延迟时间的增大时其传染概率变小,并且趋于稳定值,但是考虑资产关联比的基于企业关联关系的小世界网络中传染概率大于不考虑的情形。
图5和图6刻画了考虑和不考虑资产关联比时小世界网络中“非健康”企业密度随传染延迟变化的情形。从这两图可看出,在考虑和不考虑资产关联比的两种情况下随着传染概率和传染延迟时间的增大,“非健康”企业的密度也增大,并趋于稳定值。但是,在其他条件都一定的情况下,不考虑资产关联比的网络中“非健康”企业的密度远大于考虑资产关联比的情形。也就是说,不考虑资产关联比的基于企业关联关系的小世界网络中低估了关联信用风险的传染概率。因此,在企业信用风险管理中要重视管理企业之间的资产关联,有利于企业更好规避风险。
综上分析可知,在企业管理关联信用风险过程中,对其实施积极审慎的管理,才能较好的规避风险,从而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最大化。企业之间通过资产关联关系,实现了风险的相互分担,促使风险一定程度的转移,降低了关联信用风险的发生。企业要处理好资产关联关系,避免关联信用风险的发生,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时,在企业发生信用风险时要对其及时救助,可避免关联信用风险的进一步蔓延。也要避免关联信用风险延迟时间过长,即对企业可能产生的各种隐患,要及时发现并进行必要的治理,有利于提高基于企业关联关系的小世界网络的健康发展。因此,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关联信用风险的防止和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4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