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保护（精选10篇）
延迟保护 篇1
摘要：目的 观察乌司他丁对肾移植术后延迟肾功能恢复患者肾功能的影响, 评价其在肾移植术后的应用价值。方法 肾移植术后延迟肾功能病例18例, 随机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 每组9例。治疗组在常规处理的基础上加用乌司他丁药物, 每组28d, 分别观察治疗后第3d、7d、14 d、21d、28d的24h尿量、SCr、CCr、NAG酶活性水平及尿放免四项检测, 并对比疗效。结果 加用乌司他丁的患者随着治疗时间的增加, 其24h尿量、CCr明显大于对照组 (P<0.05) ;血SCr、NAG酶活性水平及尿放免四项均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在肾移植术后延迟肾功能恢复患者常规处理基础上加用乌司他丁能减轻移植肾的缺血-再灌注损伤, 促进移植肾功能早期恢复。
关键词：乌司他丁,肾移植,延迟肾功能恢复
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 (Delayed graft function, DGF) 是尸体肾移植术后常见的一种临床过程, 发生率高达10.0%～60.0%;在同种异体肾移植中, 移植物都要经历缺血-再灌注的过程, 缺血-再灌注损伤被认为是导致DGF的主要原因[1,2]。那么如何预防DGF, 并在发生DGF后尽快改善、恢复移植肾功能, 对于肾移植患者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乌司他丁 (ulinastatin) 具有抑制蛋白酶活性, 稳定溶酶体膜, 清除氧自由基的作用, 可明显减少手术、创伤以及组织器官缺氧引起的多种水解酶和炎性介质造成的机体损伤, 以及通过保护肾小管从而改善肾功能。本研究以肾移植术后肾功能延迟恢复患者为对象, 旨在探讨应用乌司他丁对DGF移植肾肾功能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组18例来源于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2005年6月至2010年12月肾移植术后患者, 均为尸体供肾, 男12例, 女8例, 平均年龄36岁。术后2～7d出现少尿或无尿, 血肌酐升高或不降, 根据其临床表现和辅助检查, 临床诊断为移植后肾功能延迟恢复者。将18例患者随机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各9例。两组术后常规给予甲强龙冲击治疗、抗排斥、预防感染等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乌司他丁30万单位溶于250mL生理盐水静脉注射, 每日1次。两组在年龄、性别、供肾情况等方面基本相似, 具有可比性。所有病例供受者血型均相同, 群体反应性抗体阴性, 淋巴毒试验阴性, HLA配型无高致敏患者。供肾热缺血时间5～10min, 冷缺血时间5～24h, 术后常规应用泼泥松/甲强龙+骁悉+环孢素免疫抑制治疗, 根据血环孢霉素浓度C0或C2调整剂量。
1.2 DGF的诊断标准
肾移植术后出现少尿或无尿, 在第1周内恢复血液透析者, 或虽未恢复血液透析, 但术后第7天血清肌酐值>400μmol/L[2]。所有病例均经彩超排除尿路梗阻和血管栓塞情况。并且环孢素浓度测定排除急性环孢素药物中毒。
1.3 治疗方法
两组所有病例术中应用甲强龙1.0g、ATG100mg, 术后诊断为DGF后, 均应用甲强龙0.5g、ATG 50mg连续3d, 后应用MMF 0.75g Bid+CsA75mg Bid+Pred 10～15mg Qd。对照组只用上述方案治疗, 治疗组在上述免疫抑制剂治疗基础上加用乌司他丁针30万单位+生理盐水250mL, 静脉滴注, Qd×4周。乌司他丁来源于广东天普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含量10万u/瓶。
1.4 观察指标
在治疗中监测两组患者24h尿量、血SCr (肌酐) 、CCr (内生肌酐清除率) 以及尿放免 (尿微量白蛋白、尿IgG、尿β2-微球蛋白和尿α-球蛋白) 、尿NAG (N-乙酰-β-D-氨基葡萄糖苷酶) 酶活性。
1.5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 两组单一指标间的比较均用t检验, 结果以表示。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24h尿量、SCr、CCr比较:
如表1所示, 随着治疗时间的增加, 治疗组24h尿量、CCr均较对照组明显升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而血SCr水平从治疗后第7d开始明显下降, 与对照组同时间段相比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2.2 两组尿放免四项及尿NAG酶活性检测比较
如表2所示:从治疗后第7d开始, 尿放免四项及NAG酶活性有明显改善, 且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3 讨论
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 (delayed graft function, DGF) 是肾移植术后早期较常见且严重的并发症, 直接影响移植肾的早期功能恢复和远期存活。其发生的原因[3,4]主要有: (1) 急性肾小管坏死, 危险因素包括供肾冷热缺血时间过长、缺血再灌注损伤、术中低血压等; (2) 急性排斥反应, 在高PRA或二次移植患者中容易发生; (3) 外科手术并发症, 如肾动脉栓塞、痉挛、肾静脉栓塞、输尿管梗阻; (4) 免疫抑制剂肾毒性; (5) 感染等。而在DGF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缺血-再灌注损伤, 其发病机制复杂, 低温保存后移植肾局部缺血和缺血-再灌注损伤 (ischemia-repefusion injury) 激活了一系列反应, 使肾持续受损, 几乎是尸体供肾移植中不可避免的过程, 缺血、缺氧本身会造成肾小球、肾小管和肾小血管上皮细胞的代谢障碍, 重者可引起细胞功能延迟恢复甚至坏死。目前认为, 缺血期肾脏缺血缺氧, 导致能量代谢耗竭, 细胞坏死;再灌注期又产生大量氧自由基, 并且由于钙超载以及其他炎症介质释放, 白细胞浸润, 进一步产生各种损害。其中, 氧自由基在肾脏缺血再灌注损伤的病理生理中有重要的作用:降低膜流动性, 破坏蛋白质, 引起线粒体、内质网、溶酶体和细胞管架系统及其功能的破坏。过多的自由基也可直接损伤肾小球毛细血管内皮细胞, 使肾小球系膜细胞和肾小管上皮细胞变性、坏死, 最终肾小球滤过率下降导致肾功能衰竭[5]。
乌司他丁是自人尿中提取的非特异性广谱蛋白酶抑制药, 能抑制多种蛋白酶的释放及活性 (包括丝氨酸蛋白酶) , 清除氧自由基以及内毒素, 稳定细胞膜和溶酶体膜保护内皮细胞, 抑制细胞因子和炎性介质 (IL-6、IL-8) 的释放, 减轻炎性反应;还能减少凝血因子的损耗以及延长部分活化凝血酶原时间和凝血酶时间, 阻断凝血功能紊乱的发生。一系列的临床和实验研究已表明, 乌司他丁可抑制各种原因的肾损害。本研究表明, 治疗组加用乌司他丁后, 每天尿量、SCr、CCr均较对照组有明显改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且治疗组血肌酐恢复正常的时间要明显早于对照组。
NAG是一种溶酶体酶, 主要存在于肾近曲小管上皮细胞溶酶体中, 不能通过正常的肾小球滤膜。当肾实质病变及蛋白质自肾小球滤过增多时, 将引起尿中NAG升高[6]。由于肾小管对缺血、缺氧敏感, 在肾功能受损的早期即可检出, 因而NAG是肾小管损害的敏感且特异的早期指标[7]。尿微量白蛋白、尿IgG是反映肾小球功能损害程度的敏感性指标, 而尿β2-微球蛋白和尿α-球蛋白绝大多数主要通过近端肾小管重吸收, 是反映早期肾小管功能受损的敏感指标。本试验应用乌司他丁药, 从治疗后第7d开始, 尿放免四项及NAG酶活性有明显改善,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从本实验结果表明:乌司他丁显示出对器官缺血-再灌注损伤强有力的保护作用, 为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治疗提供更多的选择。而且乌司他丁本身来源于人体, 无免疫原性, 使用安全, 所以蛋白酶抑制剂乌司他丁治疗器官缺血-再灌注损伤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乌司他丁对肾小管功能保护的机制可能有以下几项: (1) 作为广谱蛋白酶抑制剂, 能抑制嗜中性白细胞释放的弹力蛋白酶, 组织蛋白酶G。减轻它们对组织的损伤。 (2) 抑制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释放TNF-α、IL-10、IL-6等炎性细胞因子, 减轻度炎性反应对组织细胞的损伤。 (3) 稳定溶酶体膜, 减少溶酶体膜破裂溶酶体酶的释放造成的组织损伤。 (4) 清除氧自由基, 并抑制中性粒细胞释放氧自由基。 (5) 抑制中性粒细胞在血管的黏附和逸出, 减轻缺血再灌注损伤时中性粒细胞的损伤, 改善微循环。
总之, 乌司他丁可以明显抑制肾缺血再灌注损伤后血肌酐水平升高, 并通过其抗氧化作用, 增加肾小球和小管细胞的细胞膜及细胞器的稳定性来减轻肾组织损伤, 从而促进移植肾功能早期恢复。
参考文献
[1]Yarlagadda SG, Coca SG, Formica RN Jr, et al.Association between delayed graft function and allograft and patient survival:a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Nephrol Dial Transplant, 2009, 24 (3) :1039-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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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惠红, 许月珍, 张静, 等.输尿管结石急性梗阻伴肾包膜下积液的声像表现及其临床意义[J].中国医学影像学杂志, 2004, 12 (2)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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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延迟替换文件 篇2
以替换文件为例，运行PendMove的主界面后依次点击“添加文件到列表/已有文件/浏览”按钮，在弹出的窗口选择被占用而无法替换的旧文件（如图1）。然后点击“新文件”，在弹出的窗口选中替换的新文件，并点击“保存”按钮。
接下来返回主界面，可以在“显示列表”中看到操作任务（如图2）。设置完成以后不需要进行任何操作，只是当电脑下一次启动运行的时候，这款小工具就会自动根据“显示列表”中的任务，依次对设置的文件进行替换，从而完成对文件的替换操作。
延迟保护 篇3
1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2008年5月至2010年4月住院患者30例, 烧伤总面积≥30%, 年龄18～65岁, 男女不限, 烧伤后6 h内未进行液体复苏, 结合病史、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确诊为烧伤并发肝功能异常。所有患者入院前均无慢性病毒性肝炎、肝硬化病史, 近期未服用致肝功能损害的药物、毒物, 考虑肝功能指标异常系烧伤所致。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液体复苏方法和其他规范治疗方法均相同, 根据血压、心率、尿量等临床症状和体征调整补液速度。维持收缩压>90 mm Hg、心率<120次/min、尿量80～100 ml/h。还原型谷胱甘肽 (GSH) 治疗组:采用注射用还原型谷胱甘肽, 剂量20 mg/ (kg·d) , 静脉滴注。维生素C对照组:采用维生素C针剂, 剂量170 mg/ (kg·d) , 静脉滴注。
1.3 观察指标
分别于用药前、用药后24 h、用药后48 h取静脉血测定肝功能指标, 包括谷丙转氨酶 (ALT) 谷草转氨酶 (AST) 。
1.4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以均值±标准差表示
2结果
结果见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肝功能检测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还原型谷胱甘肽治疗组及维生素C对照组患者血浆ALT、AST水平治疗24 h比治疗前明显改善, 差异有显著性 (P<0.01) , 用药后48 h, 还原型谷胱甘肽治疗组患者血浆ALT、AST水平与维生素C对照组相比有明显下降, 差异有显著性 (P<0.05) 。
注:与用药前比较*P<0.01, 与Vit C对照组比较△P<0.05
3讨论
严重烧伤后血流的重新分布和体液大量渗出使有效循环血量骤减, 各脏器处于低灌流状态, 延迟复苏后虽能部分改善组织供氧状态, 但事实上也形成了一种非典型的缺血再灌注模型, 为氧自由基 (OFR) 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严重热力损伤后体内炎性介质生成增多, 可刺激中性粒细胞向血管外游走并释放氧自由基, 而延迟复苏所致的脏器缺血再灌注导致黄嘌呤氧化酶来源的氧自由基大量产生, 从而进一步增加脏器中的氧自由基含量, 延迟复苏削弱脏器抗氧化机能, 导致脂质过氧化反应加重, 损伤细胞膜性结构, 氧自由基及过氧化脂质还能与蛋白质甚至核酸起反应, 使之遭受氧化损伤, 造成细胞变性坏死, 器官功能障碍。OFR反应在烧伤后内脏器官损伤中起重要作用, 被认为是多器官系统功能衰竭 (MSOF) 的重要发病基理之一[1]。
肝脏是人体清除氧自由基的“门户”, 肝脏内产生大量的GSH起到抗氧化作用是其作为“门户”的重要原因, 器官烧伤后肝脏 (肝巨噬细胞激活) 内有大量中性粒细胞聚集, 活化的吞噬细胞产生并释放大量的活性氧产物 (ROS) , 引发肝细胞内外的氧化应激, 肝细胞内的氧化应激是线粒体和微粒体酶系统功能障碍和 (或) 维生素铁代谢紊乱的结果。肝细胞外的氧化应激是由于枯否细胞和中性粒细胞作用于肝实质细胞, 激活的枯否细胞产生和释放大量的超氧阴离子、H2O2、NO等至肝周围组织所致。同时, 内皮细胞激活, 增加了抗氧化物的生成, 缓冲氧化物的损伤作用, 保护肝实质细胞。肝细胞内氧化应激的结果取决于这两条途径氧化物的生成和去除之间的平衡向哪一方面调节。许多研究都证实烧伤后肝脏内GSH大量减少, 说明有ROS大量产生消耗了GSH, 也说明氧化应激损伤是造成肝功能障碍的主要原因。
谷胱甘肽是由谷氨酸、半胱氨酸、和甘氨酸组成的三肽, 有还原型 (GSH) 和氧化型 (GSSG) 两种形式。GSH分子中半胱氨酸疏基是其发挥生物学功能所必须。作为一种主要的还原物质和抗氧化剂, GSH与其相关酶共同保护细胞膜中的含疏基蛋白和含疏基的酶使之不被氧化, 并保持VitC和VitE的还原状态。GSH清除自由基, 抑制脂质过氧化作用及其制已有许多研究报道[2]。
维生素C是存在于正常细胞内的主要非酶类抗氧化剂, 是活性氧族的还原剂和脂质过氧化反应的阻断剂, 可以单独清除氧自由基, 还可以与维生素E联合应用在细胞膜内外对抗氧自由基反应, 不仅可以保护血管内皮细胞, 还可以保护循环细胞。Matsuda[3,4]等通过动物实验及临床观察证实严重烧伤应用维生素C后可以对抗氧自由基损失, 从而减轻血管通透性及组织水肿, 减轻组织及脏器损伤。
还原型谷胱甘肽抗氧化损伤作用比维生素C更显著, 效果更明显。我们的临床观察中未发现还原型谷胱甘肽有明显的不良反应。还原型谷胱甘肽临床应用方便, 无明显毒副作用, 应用其治疗严重烧伤患者, 保护内脏器官, 预防多器官系统功能衰竭 (MSOF) 的发生和发展, 为严重烧伤早期治疗提供了一个新方法。
摘要：目的 观察还原型谷胱甘肽对治疗严重烧伤延迟复苏患者肝功能异常的临床结果。方法 选择严重烧伤后6h内未进行液体复苏、肝功能异常患者30例, 随机分为两组, 治疗组静脉滴注还原型谷胱甘肽, 对照组静脉滴注维生素C, 分别于用药前、用药后24h, 用药后48h采取静脉血检测肝功能指标。结果 治疗前后肝功能指标治疗组变化明显 (P<0.05) 。结论 还原型谷胱甘肽对烧伤所致肝功能异常的降酚作用迅速, 近期疗效显著, 应用安全。
关键词：还原型谷胱甘肽,烧伤,肝功能,延迟复苏
参考文献
[1]杨红明, 盛志勇, 郭振荣, 等.严重烧伤大鼠延迟复苏后多器官损伤机制中的氧自由基作用.中华整形外科杂志, 1995, 11 (2) :106-111.
[2]胡少谨, 谭军.还原型谷肽对大鼠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影响.中国老年医学杂志, 2007, 19:46-49.
[3]Matsuda T, Tanaka H, Williams S, et al.Rrduced fluid volume re-quirement for resuscitation third degree burns with high dose vita-min C.J Burn Care Rehabil, 1991, 12:525-532.
延迟退休背后 篇4
人社部官员一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相应推迟退休年龄，应该说是一种必然趋势”，把延迟退休的话题推上了风口浪尖。
为什么延迟退休？因为养老基金有亏空。
为什么养老基金有亏空？因为养老制度转轨时，留下了巨大的空账。
为什么养老制度需要转轨？因为最初制定的国家大包大揽养老体制，已经无路可走。
为什么当初制定如此的养老体制??
往事无可再追，不过人们一直在为往事买单。延迟退休，是否能救赎先天不足的养老基金？
“低调”的上海经验
梁建涛(化名)是上海市青浦区一家事业编制企业的高级管理干部，年薪二十万。去年六十岁的他面临退休，一旦退休他的年收入将要减半。于是梁建涛向单位申请延迟退休三年，他觉得自己挺幸运，刚好赶上了上海市2010年开始试点的柔性退休政策。
就在人们为是否应该延迟退休大加争论时，很少人知道，上海人已经试点该政策两年了。
1999年开始，上海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出现连年赤字，累积用于弥补养老金亏空的财政支出多达70多亿，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社保缺口还将继续扩大。
2010年10月，上海市人社局开始执行《关于本市企业各类人才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的试行意见》(下称《试行意见》)，上海市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企业职工可以依此柔性延迟退休年龄。
按照《试行意见》，梁建涛跟单位签订了工作协议。内容是：这三年期间他和企业仍要按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工伤保险费，但不再缴纳医疗、失业及生育保险费。而梁建涛要到六十三岁才能开始领取养老金，数额将按照新的计发办法计算。
上海并不是唯一一个试行延迟退休的城市，目前北京和深圳都有过不同形式的延迟领取养老金的试点措施。但与上海相同的是，试点政策开展的范围极小，甚至于预期发生了改变。
上海一位曾经就职于某大型国有航空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向《中国周刊》记者透露，该公司申请延迟退休的基本上都是机长及企业管理层，但是没有一个人成功获得审批。未获批准的原因是，该企业常年亏损，无力为员工支付延迟退休期间的养老保险。
这位人力经理称，普通技术职工申请延迟退休并不如退休返聘划算，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可以延迟退休，“大部分申请者都是想更长时间地保住位子”。
梁建涛曾经简单算过，延退期间他需要多交纳近三万元的养老保险，退休后每月的基本养老金增加三百四十多元。精明的上海男人一下子明白，他要退休十年后才能把交出去的钱赚回来，这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
那时候他也想过退休返聘，但想到返聘的工资相对较低，他还是选择了延迟退休。“更重要的是只要还在位，很多事情都会好办很多。”
梁建涛没想到的是，自己竟然是全上海市仅仅二百多名申请并审批通过的延迟退休者。
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统计，截至2011年4月，共有二百多名劳动者办理延迟退休。上海人社局宣传部一位官员称，《试行意见》没有相应政策宣传。上海12333咨询热线(社保服务专线)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今年办理延迟退休的劳动者数量非常少。
上海的试点，应该可以反映部分人群对延迟退休的真正态度。它也本应该成为是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延迟退休的一个极佳的旁证。但两年来，上海一直没有公布过对延迟退休政策效果的评估。上海人社局也拒绝了《中国周刊》记者的采访。
上海的延迟退休，是失败还是成功？它对养老基金的补充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成了一个人为的谜团。
先天不足的养老金
不管上海试点的延迟养老是否真的会推广到全国，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养老基金在全国范围内都存在缺口。
经济界普遍观点认为，中国长期享受的“人口红利”这一经济增长源泉正在消失。
“适龄劳动力比例的下降必然引起养老金收支更大的赤字”，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吕井海预计，“2020年将出现当年养老金支出大于收入的现象，那便是养老制度崩盘的开始”。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2010年底，养老金个人账户本应有资产19596亿元人民币，实际上却只有2039亿元，缺口达1.76万亿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养老基金的缺口是先天不足”。
1949年后，我国在城市建立了大包大揽式的国家养老制度。那时，国家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当时只有国企)，都被一视同仁，退休金统一由国家、企业发放。因为没有现代养老制度，也无所谓个人缴纳养老金。这一制度很快随着大批国企破产而变得不合适宜。
从上世纪90年代，我国确立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采取的是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唐钧表示，养老基金建立之初的财政投入是用劳动者工龄折算出的数字，“这部分财政支出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于是，个人账户里的钱不得不参与到社会统筹的支付里，用于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空账”由此产生。
中山大学社保研究中心主任申曙光曾给人社部撰写过一份关于延迟退休的报告，里面详尽指出了延迟退休的利好：“晚退5年，社保基金就可少支付5年的养老金，同时又多收5年的养老保险，一来一去就有10年养老保险基金的差距。从全国看，每年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认为，在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里替代率、缴费率和退休年龄这三个可变量中，延长退休年龄是弥补养老金缺口的最佳办法。“长期来看，这个养老制度是绝对不可持续的。退休年龄太低，威胁到制度长期的财务可持续性和支付能力。提高退休年龄不是解决现在的问题，而是长期的制度问题。”
吕井海是此次讨论中最早公开表示应该“一刀切”强制延迟退休的专家，他能够理解网民对延迟退休政策的骂声，“一定会有一部分的利益受损”。但是吕井海仍然认为延迟退休是挽救社保基金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旦养老基金崩盘，那么所有人的利益都会受损”。唐钧算了一笔账，延迟退休政策每年可以减缓基金缺口约200亿元，也就是说至少需要85年才能填补上1.76万亿的巨大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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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个人博客中写道：现在我们谋划着要减少的基金缺口200亿元，又会涉及多少人的利益呢？人社部刚刚发表的《公报》告诉我们：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 28391万人，其中，参保职工21565万人，参保离退休人员6826万人。如果按老规矩，即“老人老办法”，不算参保离退休人员，光算参保职工，那么首先就至少有1亿多人会受到影响。另外，还有2000至3000万当年的下岗失业人员。加总起来，保守点说，差不多2亿人的利益将受损。
被遗忘的大多数 “即便是我们等上85年，养老金的缺口也补不上”，唐钧反复向《中国周刊》记者强调养老金的漏洞不是单纯的钱的问题，而是“从一开始就存在制度的漏洞”。
唐钧认为：“养老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保险问题，其本质是社会分配，而社会保险仅仅是分配的手段之一。如果我们跳出保险的框框，从社会分配的角度来看养老问题，结果就完全不一样。”
唐钧把财政支出这一社会保险制度资金来源看作“最后出台的角色”。在唐钧看来，养老制度的任何漏洞都不该由创造社会价值的劳动者独立承担，“财政投入是社会保险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即使不是社保制度的专家也能感受到漏洞的存在，微博上一位名叫“老芋头”的网友写道：只要全体农民和部分城镇居民被排除在社保体系之外，社保制度的任何改变都是既得利益者之间的重新划分。只要按人的职业确定社保待遇，社保体系就是中国最不公正的制度。现行社保制度不根本改革，退休年龄越延长，结果只是穷者更穷，富者更富。
博主是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于风政，之所以一直关注延迟退休的问题是因为于风政觉得养老金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一个社会、一个政府，要不要有基本的公平正义的问题。
于风政说：“在讨论社保这么重要的基本制度建构制度时，完全听不到工人的声音，更听不到被排斥在外的农民们的声音，甚至没有人想起农民这个最大的群体。这是多大的悲哀！”于风政担忧：“如果在建构基本社保制度的时候把农民排斥在外，社保金支付压力越大，农民的处境就越悲惨。农民会被进一步牺牲。”
近几年，国家正在大力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预计到2020年将基本实现农村适龄人口的全面覆盖。
“之后呢？也要让刚刚交上保险的农民延迟五年领取养老金吗？”唐钧从2004抵制延迟退休政策至今，他最大的忧虑是，“只要延退的口子一开，就会演变成一个全面的、强制的政策。这无异于欺骗了所有人。”
延迟保护 篇5
智能变电站作为统一坚强智能电网的重要基础和支撑,采用先进、可靠、集成、低碳、环保的智能设备以全站信息数字化、通信平台网络化、信息共享标准化为基本要求、自动完成信息采集、测量、控制、保护、计量和监测等基本功能,并可根据需要支持电网实时自动控制、智能调节、在线分析决策、协同互动等高级功能。智能变电站的实现建立在智能设备信息的数字化采集基础之上[1],数字量采样值传输方式可采用组网模式或点对点模式,由于保护装置应不依赖于外部对时系统实现其保护功能[2],所以要求保护装置采样值采用点对点接入方式,采样同步应由保护装置实现,保护装置应自动补偿电子式互感器的采样响应延迟[2]。采用点对点传输采样值时,合并单元应输出电子式互感器整体的采样响应延迟[2]。目前用于电子式互感器校验设备仅可校验其输出采样值的精度,而不能对点对点传输采样值的额定延迟进行校验及测量[3,4,5,6]。本文分析点对点传输采样值时采样延迟的组成部分及其对保护功能的影响,同时也对比分析了采用模拟量采样值(Sampled Value,SV)和一种通用变电站状态事件(Generic Object Oriented Substation Event,GOOSE)传输采样值的延迟特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一种点对点传输采样值额定延迟的校验方法。
1 点对点传输采样值延迟分析
1.1 点对点传输采样值时序
常规变电站采用电磁式互感器,输出模拟量二次信号经电缆直接接入间隔层设备,由保护装置完成多路模拟量采样,采样值的延时为二次设备采样回路的延时,且多路模拟量同步由保护设备的采样保持回路完成。智能变电站采用电子式互感器,输出的数字量采样信号经过合并单元数据同步之后供保护装置使用。合并单元到保护装置的传输方式可采用组网传输模式或点对点传输模式:当采用组网传输模式时合并单元输出的数字量采样值信号经以太网交换机共享至过程层总线,传输延时不稳定[7],所以应由过程层合并单元实现全站采样数据时间同步[8,9,10];当过程层采用点对点传输模式时,合并单元输出的数字量采样值直接发送至保护装置,整个采样及传输环节不存在延时不稳定因素,因此采样同步在间隔层完成,而合并单元需要将前端的采样延时标记在数字采样值报文中。
由于采样同步的实质是采样值的同步,所以合并单元给的延时应包含前端采样环节对采样造成的总体延时。因此就有必要分析整个采样环节的时序,采样时序见图1。
图1所示,电子式互感器、合并单元在传输采样值环节都会引入一定的延时,电子式互感器带来的延时为Td1,合并单元带来的延时为Td2。延时Td1由电子式互感器标记在其发送的采样值报文中,合并单元将自身造成的延时Td2与电子式互感器的延时进行累积,所以合并单元发送采样值报文中的延迟应为Td1+Td2。电子式互感器(含合并单元)应能真实地反映一次电流或电压,额定延时时间不大于2ms;电子式电流互感器的额定延迟不大于2TS(采样间隔)[2]。
1.2 合并单元处理延时
采用电子式互感器进行采样时,采样环节的延时包括电子式互感器的延时以及合并单元的延时。图2中,合并单元内部对采样延时处理有两部分:a)对电子式互感器的延时进行修正,对电子式互感器数字量采样值重采样,完成采样同步;b)对重采样产生的数字量采样值报文定时发送。
(1)重采样
合并单元记录接收到电子式互感器采样值报文的时刻,同时解析出报文中所带的额定延迟数值,将接收采样值报文的时刻减去额定延迟数值就可得出数字量采样值实际发生的时刻。合并单元根据同步脉冲和修正之后的数字量采样值接收时刻进行重采样[11],进而完成各采集器之间的采样同步。
(2)定时发送
合并单元发送采样值报文的额定延迟一般与其重采样时刻有关,在重采样时根据电子式互感器的延时进行重采样,一般重采样时刻与实际模拟量发生的时间差为采样间隔的整数倍。
由上述分析可知,合并单元对电子式互感器延时的修正决定其发送的采样值是否存在相位偏差;合并单元的发送延时决定采样值报文的是否存在发送时刻上的误差。因此在对采样延迟进行校验时需要同时考虑到采样值的相位偏差和采样值报文发送时刻的偏差。
1.3 传输延时
数字量采样值信号在光纤链路上传输速度大约是光速(3×108m/s)的2/3[12]。表1中,当传输距离过长时,光信号的传输延时不容忽视。数字量采样值报文中的额定延迟数值以数据发送时刻为准,数据接收方以采样值报文中额定延时为基准进行数据处理,传输延时就产生了相位误差。考虑到电子式互感器、合并单元和保护装置均在变电站内,光信号传输延时对保护精度的影响有限。
2 额定延迟偏差对保护的影响
采样值报文中应包含额定延迟时间数值,对于IEC60044-8采用数据帧中的额定延迟时间,对于IEC61850-9-2额定延迟时间配置在采样发送数据集中[2]。保护装置对点对点采样值报文的处理方式与MU相同,当采样值报文中额定延迟数值与实际不相符时会造成保护采样值相位的偏移。额定延迟偏差造成采样相位偏移公式为
式(1)中:Δt为采样值报文中额定延迟数值减去实际的延迟;T为信号周期;θ为延迟修正之后相位减实际相位。
对于差动保护,其中一侧额定延迟存在误差将造成正常运行中产生差流,其电流相位关系如图3。
由图3所示,差流与相位偏差关系的计算公式为
分析额定延时误差为0~1000μs时所造成的采样相位偏差及所产生的差流,其结果如表2所示。
3 延迟校验
合并单元需要同时提供点对点和组网输出接口[2],当数字量采样值采用组网方式传输时需经以太网交换机,其传输延时不固定,因此MU需接入外部对时系统实现采样值的同步,采用同步脉冲进行各合并单元同步时,采样值报文中样本计数应随每一个同步脉冲出现时置零[2]。合并单元点对点和组网输出接口输出的采样值报文时相同的,据此可以校验合并单元输出的采样值相位偏差和采样值报文的延时偏差。
3.1 模拟量相位偏差校验
合并单元所发样本计数为零的采样值报文中所带数字量采样值为同步脉冲产生时刻的一次模拟量信号,因此从另外一个途径获取同步脉冲产生时刻的模拟量信号便可进行相位偏差校验。设置一套常规采集系统,依据外部同步脉冲进行采样,进行相位偏差校验时,常规采集系统与合并单元接入同一个模拟量信号和对时脉冲,使两者同步采样,其结构如图4所示。
图4中,常规采集系统会对采样值造成延时,因此需要根据延时精确控制采样时刻,使得同步脉冲产生时刻采样序号为零,因此常规采集系统和合并单元的数字量采样信号在同步脉冲时刻采样序号均为零,将两者按序号对齐,进行相位对比,进而测量出合并单元输出的数字量采样值相位偏差。
3.2 样值报文延迟偏差校验
采用同步脉冲进行各合并单元同步时,采样值报文中样本计数应在每一个同步脉冲出现时置零,因此测量合并单元零序号采样报文与同步脉冲发生时刻的间隔可以对其发送延时的准确性进行校验。
图5中,t0为同步脉冲发生时刻,t1为接收到点对点采样值报文的时刻,合并单元点对点采样值报文实际的延时Δt=t1-t0,需要注意的是合并单元给出的延时截止到其报文发送时刻,接收端计时应为接收到采样值报文头的时刻。为了提高测量精度,可采用硬件时间戳的来记录同步脉冲发生时刻和接收采样值报文的时刻[13]。
4 GOOSE传输模拟量延迟分析
GOOSE支持由数据集DATA-SET组织的公共数据交换,由于GOOSE报文的核心内容(DATA-SET)可自由灵活地定义,不仅可传输状态信息,还可传输模拟量信息。
图6中,GOOSE和SV通讯模型是相同的,对于传输采样值,GOOSE和SV没有本质性差别。GOOSE可采用组网或点对点传输方式,采用组网方式传输延时抖动在几百μs[12],采样必须依赖对时信号;采用点对点传输方式,其额定延迟处理和延迟的校验方法与点对点SV相同。
5 实际应用
利用本文介绍的点对点采样值延时校验方法研制了点对点传输采样值校验设备,其工作时需要同时接入点对点采样值报文、与电子式互感器同源的模拟量信号、同步对时信号。
图7中,电子式互感器校验设备通过标准互感器接入模拟量采样信号,通过电子式互感器接入数字量采样信号。电子式互感器校验设备内部包含模拟量信号采集系统,采集系统依据外部同步脉冲进行采样,同时合并单元也依据外部同步脉冲进行采样。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将合并单元的数字量采样值与自身的采样进行相位比较得出其相位偏差;同时电子式互感器测量同步脉冲发生时刻与接收到合并单元样本序号为零的采样值报文的间隔。为保证精度,校验设备采用恒温晶振,并且使用FPGA记录采样值报文接收时刻。
采用上述点对点传输采样值校验系统,分别对三台不同延迟的合并单元进行校验。为避免模拟量采集误差,对互感器施加额定电流,记录10次测试结果。表3为实际测试结果。
6 结论
延迟保护 篇6
关键词：法定退休,正常退休年龄,退休收入核查,延迟退休补助,激励机制
一、引言
随着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和人口老龄化加剧, 延迟退休年龄改革在我国引起了政府和学者的广泛关注。学者对影响退休年龄的因素 (熊必俊, 1994[1];郑功成, 2003[2];邓大松等, 2008[3]) 、延迟退休年龄对养老保险制度隐性债务以及财务可持续的影响 (李珍, 1998[4];史柏年, 2001[5];林宝, 2003[6];柳清瑞等, 2004[7];邓大松等, 2001[8]) 、延迟退休年龄的策略 (林宝, 2001[9];雷晓康等, 2013[10]) 等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这标志着我国退休年龄改革问题再一次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 同时也标志着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问题被正式提上日程。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美国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冲击, 延迟退休年龄成为提高养老保险制度财务可持续的重要方式。美国退休年龄改革有以下鲜明特点:将退出劳动力市场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分开, 并逐渐废除了法定退休年龄;逐步提高正常退休年龄 (Normal Retirement Age) , 并对延迟退休者实行经济激励。目前我国的退休制度, 尚未区分退出劳动力市场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将二者合一, 使得人口老龄化加剧、年轻人就业难与退休年龄问题相关的各问题盘根错节, 同时延迟退休年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本文不同于退休年龄问题的现有研究, 从延迟退休激励机制视角, 结合美国退休年龄改革实践, 重点分析美国延迟退休改革的特点以及激励机制, 进而提出提高我国退休制度改革成效的启示。由于法定退休制度和领取养老金年龄制度是美国退休制度中的两项重要内容, 本文首先对美国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历程进行回顾, 对废除法定退休年龄对老年劳动力就业的影响进行剖析;进而对美国法定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进行区分, 对其延迟养老金领取年龄中的激励机制进行分析, 进一步得出我国延迟退休年龄改革的相关启示。
二、美国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历程及影响
法定退休制度和养老金领取年龄规定是美国退休制度改革中的两个重要内容。本部分首先分析美国法定退休制度改革历程及其影响。
(一) 法定退休制度
美国法定退休制度是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 从雇主需求的角度出发, 于20世纪初建立起来的使老年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 年轻劳动力实现就业的机制。法定退休制度是美国劳动力市场不断完善的产物。Edward P.Lazear (1979) [11]认为法定退休制度是雇主和雇员之间建立的, 能带来帕累托效应的生命周期内的契约, 退休制度是隐性就业合同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法定退休制度的规定, 使得年轻劳动力的工资低于其边际劳动力产出, 老年劳动力的工资高于其边际劳动力产出, 同时在老年劳动力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 退出劳动力市场。法定退休制度使得雇主和雇员在工资给付方式上达成一致, 同时保障雇主和雇员的利益。退休制度是为了规范劳动力市场, 由经济因素决定, 同时受到其他因素影响而建立起来的一项制度。
美国法定退休制度早于社会保障制度而建立。因此, 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之前的法定退休制度与养老金待遇没有直接关联, 此时退休是指老年劳动力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行为。法定退休年龄 (Mandatory Retirement Age) 是指雇员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年龄上限规定。当雇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 雇主可以因为年龄原因解雇雇员。
法定退休制度于20世纪初开始在美国产生发展,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 大概有50%和40%的男性劳动力面临着法定退休年龄[12]。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以及劳动立法的完善, 美国法定退休制度不断修订。1967年美国颁布了就业法案反年龄歧视规定 (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ct, ADEA) , 规定雇主不得对40岁至65岁的劳动力进行年龄歧视。1978年对ADEA进行了修订, 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70岁。1986年, 美国国会对ADEA进一步修订, 除了部分特殊行业外, 取消强制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年龄规定, 即废除法定退休制度。1978年和1986年对法定退休年龄的修订, 反映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规范, 同时是就业市场反年龄歧视, 保障劳动者权益的体现。
(二) 法定退休年龄改革评价
1986年对就业法案的修订, 标志着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定在美国绝大部分行业退出历史舞台。法定退休年龄的废除, 表明雇主不能单以年龄因素, 强制就业者退出劳动力市场。该项改革, 旨在保障老年劳动力平等就业权, 同时提高老年劳动力的市场参与率。但是学者发现, 美国老年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却逐年下降。如表1所示, 1940—1990年, 55岁和60岁男性就业率略有所下降;65岁男性就业率由78.2%下降至31.9%;70岁男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由43.4%下降至17.1%。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 学者对美国1978年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至70岁以及1986年废除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对老年劳动力供给以及退休行为的影响进行研究, 对此学者并未达成一致意见。Reno (1971) [13]、Schulz (1974) [14]和Halpern (1978) [15]等研究表明, 如果没有法定退休规定, 老年劳动力的市场参与率会提高10%~15%。Burkhauser等 (1983) [16]试图将法定退休年龄和养老金以及企业年金对个体退休决策的影响分解。其研究认为法定退休年龄只是劳动者个体作出退休决策时考虑的众多因素之一, 法定退休年龄对退休决策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养老金以及企业年金等经济因素对个体的退休决策影响更大。
资料来源:Matilda White Riley, Robert L.Kahn, Anne Foner.Age and structural lag:society's failure to provide meaningful opportunities in work, family and leisure.John Wiley&Sons, Inc.1994:P242。
三、美国延迟正常退休年龄改革及老年劳动力就业激励机制设计
美国在进行法定退休年龄改革的同时, 逐渐提高正常退休年龄, 以期达到提高老年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目标。1983年社会保障修订法案对退休年龄进行了改革:自2000年开始逐渐提高正常退休年龄, 同时调整收入核查制度, 并为达到正常退休年龄仍然推迟退休者提供延迟退休补助 (Delayed Retirement Credit) 。
(一) 美国领取养老金年龄规定
1935年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时规定, 领取养老金年龄为65岁。1956年社会保障修订法案将女性最早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调整为62岁, 1961年改革法案将男性最早领取养老金年龄也调整为62岁。此时美国社会保障制度中引入了两个退休年龄概念:最早退休年龄 (Early Retirement Age) 和正常退休年龄 (Normal Retirement Age) 。最早退休年龄是指就业者可以开始领取部分养老金的年龄。正常退休年龄是指退休者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自1961年起, 正常退休年龄为65岁。此外, 就业者达到65岁后可以推迟领取养老金, 直至70岁, 即开始领取养老金的最晚年龄为70岁。
美国提高正常退休年龄的具体改革方式为:1937年及之前出生的人正常退休年龄为65岁;1938年至1943年出生的人, 每晚一年出生, 退休年龄提高2个月, 直至66岁;1943年至1954年出生的人正常退休年龄维持在66岁不变;1955年至1960年出生的人, 正常退休年龄以66岁以基准, 每晚一年出生, 退休年龄提高2个月, 直至67岁;1960年及以后出生的人, 正常退休年龄为67岁。表2列出了各个年份出生的人对应的正常退休年龄。
资料来源:United States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http://www.socialsecurity.gov/retire2/agereduction.htm) 。
自1961年起, 劳动者可以在62岁时开始领取部分养老金。表2列出了各个年份出生的人在62岁时领取养老金时的养老金水平。假定达到正常退休年龄时领取的养老金为1 000美元, 则出生越晚, 选择在62岁退休时领取的养老金越低。具体来看, 1937年及之前出生的人, 正常退休年龄为65岁, 其在62岁时开始领取的养老金水平为800美元每月, 其养老金下降20%;1960年及以后出生的人正常退休年龄为67岁, 其在62岁时开始领取的养老金水平为700美元每月, 养老金下降30%。
(二) 美国退休收入核查和延迟退休补助改革
为了提高老年劳动力市场参与率, 美国在延迟正常退休年龄时, 对退休收入核查制度和延迟退休补助制度进行调整, 以增强对老年劳动力的就业激励。
1. 调整退休收入核查制度。
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初期即确立了劳动者必须退出劳动力市场才能获得养老金的原则, 由此建立了退休收入核查制度。退休收入核查 (Social Security Retirement Earnings Test) 是指对已经达到最早退休年龄开始领取养老金者, 如果其工作收入超过收入核查上限 (Retirement Earnings Test Exempt Amount) , 社会保障部门则根据其工作收入水平扣除部分养老金。退休收入核查制度与19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 美国政府鼓励老年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 促进年轻人就业的理念相适应。但是退休收入核查制度鼓励老年劳动力尽早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效应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 鼓励老年劳动力延迟退休的改革相矛盾。为此, 美国在废除法定退休年龄, 延长正常退休年龄的同时, 对退休收入核查制度进行不断修订。
退休收入核查制度建立初期, 对超过工作收入核查上限部分, 实行工作收入每超过1美元, 退休收入减少1美元。1972年修订法案对此作了修改, 实行工作收入每超过收入核查上限2美元, 减少退休收入1美元。同时自1975年起, 按照平均收入增长情况对退休收入核查上限进行自动调整。现行退休收入核查制度的具体规定为:社会保障部门规定每年退休收入核查的低限额和高限额, 其中低限额适用于62岁至达到正常退休年龄前一年各月份养老金扣除, 而高限额则适用于正常退休年龄当年各月份养老金扣除。具体扣除方法是, 对于工作收入超过退休收入核查低限额部分, 工作收入每超过2美元, 减少退休收入1美元;对于工作收入超过退休收入核查高限额部分, 工作收入每超过3美元, 减少退休收入1美元。2013年的退休收入核查低限额为15120美元, 高限额为40 080美元。[17]
退休收入核查制度的变化反映了美国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调整。1935年社会保障制度正式建立时, 养老金收入是对老年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损失的工作收入的替代, 由此退出劳动力市场是老年劳动力领取养老金的前提。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 为了鼓励老年劳动力延长劳动力供给时间, 美国不断提高退休收入核查上限, 降低养老金扣除比例。这些改革起到了鼓励老年劳动力延迟退休的作用。
2. 提供延迟退休补助。
美国1972年开始对达到正常退休年龄后仍推迟退休者提供延迟退休补助 (Delayed Retirement Credit) 。延迟退休补助制度最早规定每推迟一年退休, 增加其养老金1%。美国1977年将延迟退休补助标准提高到3%, 1983年至2009年期间逐渐提高延迟退休补助到8%。现在实施的延迟退休补助根据退休者出生年份的不同计发不同的延迟退休补助标准, 具体如表3所示。其中, 延迟退休补助月增长率是指在达到正常退休年龄后, 每延迟退休一个月, 养老金增长比例。如1933—1934年出生的人, 其正常退休年龄为65岁, 如果其推迟一个月退休, 则养老金月增长率为0.46%, 此时月养老金水平为正常退休时养老金水平的100.46%。
资料来源:United States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Retire-ment Planner:Delayed Retirement Credits (http://www.ssa.gov/retire2/delayret.htm) 。
(三) 退休收入核查和延迟退休补助对老年劳动力退休决策的影响
退休收入核查调整和延迟退休补助都是增强延迟退休激励的重要制度设计, 其对老年劳动力的退休和就业决策影响由图1所示。图1中横轴表示闲暇时间, 纵轴表示工作时间, PQ表示劳动力未达到最早退休年龄时的预算约束线。当就业者达到最早退休年龄 (62岁) 时, 其可以开始领取80%的养老金 (1) , 并继续工作。当其工作收入低于退休收入核查上限时, 其养老金收入不减少。由此MA段表示62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同时工作收入低于退休收入核查上限的就业者的预算约束线。由此, 在现行制度下, 对于工作收入不超过退休收入核查上限的就业者, 选择在62岁时开始领取养老金, 并继续原来的工作, 是其最优选择。
AB、AC、AD分别表示开始领取养老金, 且工作收入超过退休收入核查上限时, 实行不同的养老金扣除比例的预算约束线。AB表示超过退休收入核查上限部分的工作收入每增长1美元, 退休金收入降低1美元, 这与美国1972年社会保障法案修订前的退休收入核查规定一致。此时减少的养老金收入类似于对就业者征收100%的税收, 增加的工作收入和养老金之间存在着完全的替代关系。AC表示超过退休收入核查上限的工作收入每增加2美元, 退休金收入减少1美元, 此时退休收入核查制度带来的工作收入税率为50%。AD表示超过退休收入核查上限部分的工作收入每增加3美元, 退休金减少1美元。在AB段, 就业者会选择A点, 达到收入水平最高, 闲暇时间最长。此时的退休收入核查制度减少了劳动力供给, 就业者会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 并领取养老金。在AC和AD两种情况下, 由于就业工资收入高于退休收入核查上限, 工作收入使得退休金减少50%或者33%。由此可见美国退休收入核查制度的改革, 实现了从AB到AC到AD的转变, 这与增强老年劳动力就业积极性相关。但是目前实施的退休收入核查制度仍然使得老年劳动力供给降低。
Burkhauser (1980) [18]指出, 由于美国不断调整延迟退休的养老金增长比例, 使得延迟退休成为一个精算平衡的选择, 即延迟退休少领的养老金通过未来养老金水平的提高而得到弥补, 退休时间的选择对退休者的整体养老金水平没有影响。在图1中, 当领取养老金同时工作的预算约束线为MN时, 表明延迟退休并不影响养老金水平。此时退休时点的选择和养老金水平没有关系, 同时退休收入核查制度也不再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 鼓励老年劳动力延迟退休的政策才能发挥实效。
四、美国退休制度改革对中国延迟退休年龄改革的启示
退休制度的发展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密切相关, 退休年龄最早是老年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界限。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领取养老金时间成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人口老龄化等影响, 退休年龄改革成为美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的重要内容。美国退休制度改革为中国延迟退休年龄改革提供了以下有益借鉴。
(一) 明确区分法定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
美国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历程表明,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 劳动力就业形式出现多样化。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定已经不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反就业歧视成为美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规则之一。在此背景下, 法定退休年龄逐渐被废除。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劳动力就业形式必然呈现多样化。法定退休年龄所代表的劳动力必须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年龄规定已经不合时宜, 退休返聘、再就业等方式也表明法定退休年龄并不能得到有效实施。因此, 在探讨延迟退休年龄问题时, 明确区分法定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 是探讨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的前提。
(二) 研究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对老年劳动力退休决策的影响
在区分法定退休年龄和养老金领取年龄之后, 以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研究为契机, 探讨我国法定退休制度改革。美国的发展实践表明,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 提高老年劳动力的市场参与率是经济发展所需。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法定退休规定已经不合时宜。法定退休是老年劳动力退休决策参考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是养老保障制度设计、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劳动力市场状况等因素也直接关系到老年劳动力的退休决策。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法定退休制度如何改革值得研究。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抑或是废除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选择, 需要结合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点以及法定退休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进行深入分析。
(三) 在研究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时, 设计延迟退休激励机制
美国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和延迟正常退休年龄实践经验已经表明,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存在的退休激励因素直接影响到老年劳动力的退休决策。因此, 美国在延迟正常退休年龄时, 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存在的就业负激励因素进行改革, 通过降低退休收入核查制度的影响, 同时提供延迟退休补助等方式, 使得延迟领取养老金是一个精算平衡的选择, 由此美国老年劳动力市场参与率逐渐提高。
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对老年劳动力退休决策的影响, 是研究延迟退休改革中的重要问题。汪泽英等 (2004) [19]对中国社会养老保险收益激励与退休年龄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计算了延迟退休带来的财富增量, 其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激励职工按照法定年龄退休, 而不是推迟退休年龄。我国在探讨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的同时, 如何在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中增加延迟退休的激励机制, 关系到延迟退休改革能否发挥实效。
(四) 完善退休年龄改革的配套措施
中国应该延迟退休么 篇7
不久前,“延迟退休”被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具体表述是“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决定》的措辞是‘研究制定’而不是‘制定’,因此似乎还有讨论的余地,还有发表不同意见的空间。唐钧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他长期关注并曾在各个场合跟不同的专家讨论养老问题,都言辞鲜明地反对延迟退休。
对此,《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进行了一项题为“你对延迟退休持什么态度”的调查,25311 人参与,结果显示,94.5%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反对延迟退休,仅3.2%的受访者表示支持,2.3%的受访者表示中立或未表明态度。
唐钧印象最深的是,有次看到北京电视台的一个相关报道,记者到基层社区采访了几位正在小区绿地中带孙子的老人,老人普遍反映:儿女们上班太辛苦了,自己50 岁退休,还能帮子女带带孩子;要是到了60 岁,那就吃力了;如果到65 岁才能退休,可能就根本带不动了。
前不久,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社会领域改革与创新研讨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郑功成教授提出,女性早退休不公平,延迟退休应该用30年实现男女65岁同龄退休。同时,延迟退休者应在养老金水平上得到补偿。
唐钧认为好的社会政策,对既成的生活方式应该采取一种“顺应”的态度,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除非万不得已,不要轻易地去触动甚至破坏既成生活方式的稳定性和历史传承。西方国家的福利政策经过反思,正在“回归家庭”。而中国社会的家庭纽带在社会支持方面仍然发挥着重大作用,所以应该得到重视并加以保护。中国更需要的是对国情的把握和人性化的政策设计,而不是跟着西方国家的政策变化亦步亦趋。
多缴五年保费几年能“回本”
多数网友反对延迟退休的理由之一是,不仅要晚领5年养老金,还要多交5年保费,这一来一去,亏的实在太多。
人力社保部副部长胡晓义此前曾表示,缴费年限与待遇直接关联,缴费时间越长,待遇相对越高。
那么,如果延迟退休5年,到底每月可领取的养老金会多出多少呢?
据了解,按照《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规定》,城镇职工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为缴费工资基数,按照8%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全额计入个人账户。退休后,养老金的计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组成。
此前某记者以北京市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为例,假定从25岁开始参保的某男性青年,其工资保持不变,同时以2012年北京市员工月平均工资为计量标准的前提下,该记者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平均月工资5000元
每月计入个人账户的额度=5000×8%=400元
基础养老金=(5223+5000)÷2×35×1%=1789元
个人账户养老金=400×12×35÷139=1209元
总计=2998元
如果延迟5年退休:
基础养老金=(5223+5000)÷2×40×1%=2045元
个人账户养老金=400×12×40÷101=1901元
总计=3946元
结论:比60 岁退休时每月多拿948元。
该记者得出结论:多缴的5 年保费,在不足3年的时间即可完全由多得的这部分养老金抵扣,之后就全部为多得部分。
“延退5年,多缴的5年保费不足3年即可回本”,真的是这样吗?
假定“延退5年,月入5000元的工薪阶层每月可多领948元”成立,笔者重新进行了计算:
少领5年养老金=3000×12×5=18万元
多交5 年保费=400×12×5=2.4万元
每月多领948元,多少年回本=(18万+2.4万)/948=215个月=17.9年
从65岁退休计算
65+17.9=82.9岁
83岁就能回本了。
唐钧:延迟退休理由不成立
据报道,英国政府宣布,英国人领取退休金年龄将在2030 年推迟至68 岁,这要比原来的推迟退休年龄计划提前了10年。英国将在2040年将退休年龄进一步推迟至69岁。
根据经合组织的统计,在21 世纪中叶,英国将成为退休年龄最高的国家之一。经合组织表示,截至2050年,美国与德国退休年龄将达到67岁,日本与墨西哥这两个国家的退休年龄为65 岁。另外两个国家,意大利与丹麦的正常退休年龄也将为69岁。
支持“延迟退休”的一方认为,中国应该跟国际接轨。
有专家指出,到2035 年中国将面临两名纳税人供养一名养老金领取者的情况。中山大学社保研究中心主任申曙光就曾给人社部撰写过一份关于延迟退休的报告,里面详尽指出了延迟退休的利好:“晚退5 年,社保基金就可少支付5 年的养老金,同时又多收5 年的养老保险,一来一去就有10年养老保险基金的差距。从全国看,每年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
“我国第一次提出延迟退休年龄应该是在2004 年,9 年来我一直表示反对。”唐钧说,无论是从人口结构还是养老金“空账”方面看,延迟退休的理由都不成立。
“发达国家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搞延迟退休,但并不是为了弥补养老金短缺,而是因为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一直在减少,劳动力逐渐地就不够了。越是小的国家,这种压力越明显,最早延迟退休年龄的提议,其实就是为了增加劳动力。”唐钧解释,“中国的劳动力会短缺吗?老龄化最高峰时,中国16 ~ 59 岁的人口仍有7亿~ 8亿。”
人社部对外公布的数据显示,20~ 59 岁就业年龄组人口将在2020 年达到8.31亿峰值。
而对养老金“空账”的争议,唐钧表示,想要靠单位缴费和个人缴费来支付全部的养老金是不可能的,这其实早有定论。而且随着社会老龄化,交社会保险的人越来越少、领社会保险的人越来越多,要通过财政补贴、国有资产填补等其他手段来补充。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上月末公布:到2012 年底,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22968 亿元。上述数据告诉我们的“利好消息”是:以养老保险基金2.3 万亿元的累计结余与养老金个人账户2.2 万亿元的“空账”相比,从总体上看,“空账”已被“填补”,官方的说法应该叫“做实”。唐钧称,若今后再提延迟退休,哪怕是“渐进式的”,还有什么科学依据呢?
“延迟退休”问题的研究 篇8
问题的背景: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期, “延迟退休”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 不同的群体对“延迟退”也有不同的看法, 如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部分专业技术人员 ( 如医生、教师、科技工作者等) 被认为愿意延长退休年龄, 但大多数一线工人尤其是体力劳动者, 则希望早点退休。因此, 如何尽快作出“延迟退休”科学可行的制度设计, 是人们关心的问题。
二、基本假设
( 一) 假设文盲半文盲接受教育为0 年, 且学生中也存在辍学情况, 所以也假定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的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5、8、11、16 年。
( 二) 假设影响教师、内科医生、公司职员、客车司机、重体力劳动者 ( 含特殊行业工人) 这5 类群体延迟退休年限的评价的5 个主要因素为心理压力、身体状况、专业知识更替、工作环境、工作经验。
( 三) 假设退休年龄要保证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经实现收支平衡 ( 以缴费期的收入满足若干年后退休养老金的支付) , 并要达到目标代替率 ( 目标代替率是指退休者的平均养老金相当于原来职工平均工资 ( 扣除向养老金缴费的净值) 的一定比例) 。
三、问题一
问题的分析: 由高等数学中的微积分知识知, 平均预期寿命等于尚存率对年龄的积分。所以知道尚存率就可知道平均预期寿命的公式。
( 一) 问题的解答
由生命表中死亡概率的定义得:
式中的x表示年龄, qx表示x年的死亡概率, lx表示x年的尚存人数。
设年龄为x的连续变量, 则l ( x) 、q ( x) 为的x连续函数, 令l ( x) 为尚存函数, qx为死亡概率函数。
所以在 ( x, x + △x) ( △x > 0) 上, 死亡人数为: l ( x) - l ( x +△x)
式中sx0 ( t) 表示x0岁时的平均预期寿命, xm表示人能活得的最大年龄。
( 二) 问题的解答
由问题的分析可知, 人口老龄化程度可由老年人口系数来表示, 公式为:
式中的表示老年人口系数, l表示区域老年人口数量, p表示区域总人口数量。
由于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会因为国家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所以借助前几年的数据, 运用插值拟合的方法将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状况的公式的拟合出来。
本文选取了1990 - 2009 年的劳动力数据作为样本 ( 附录一) , 用matlab插值拟合 ( 程序见附录二、三) 得出公式如下:
式中的y1表示劳动力供给人口数, 表y2示劳动力需求的人口数, x表示年份。
借助历年劳动力供给人口数和劳动力需求的人口数先用matlab画出散点图, 然后再借助matlab中的拟合工具, 得出最优的三次拟合图线。左图为劳动力供求的最佳拟合图线, 右图为劳动力需求的最佳拟合图线。
根据上述表达式的预测结果, 我们可以发现,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人口预期寿命延长是各个国家经历的普遍现象, 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进一步引起人口老龄化程度增高, 如果保持目前的退休年龄, 就会造成劳动力人口比例下降, 经济负担严重。
四、问题二
问题的分析: 由于教师、内科医生、公司职员、客车司机、重体力劳动者 ( 含特殊行业工人) 这5 类群体, 根据他们的工作状况, 影响他们延迟退休年限的评价指标有很多, 所以我们运用了简单而实用的层次分析法, 考虑了影响他们延迟退休年限的评价的5 个主要因素, 即心理压力、身体状况、专业知识更替、工作环境、工作经验。
( 一) 建立层次结构
问题的层次结构共分为三层: 第一层为目标层, 即为推迟年限; 第二层为准则层, 即为心理压力、身体状况、专业知识更替、工作环境、工作经验5 个准则; 第三层为方案层。
( 二) 一致性检验
因为判断矩阵是计算权重的根据, 所以要求矩阵大体上具有一致性, 避免出现“甲比乙极端重要, 乙比丙极端重要, 而丙又比甲极端重要”的讳背常识的判断, 这将导致评价失真, 因此, 要对判断的相容性和误差进行分析。
一般情况下, 若 ( Consistency Ratio) < 0. 1, 就可以认为判断矩阵有相容性, 据此计算的值可以接受。
( 三) 分析结果
从计算总排序结果可以得出: 权重越大推迟退休的年限越短。所以重体力劳动者最合理的推迟年限应为1 年; 内科医生最合理的推迟退休年限应为2 年; 教师最合理的推迟退休年限应为3 年; 客车司机最合理的推迟退休年限应为4 年; 公司职员最合理的推迟退休年限应为5 年。
五、问题三
问题的分析: 因为该问题中影响因变量的因素比较多, 为从中挑选出影响最显著的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完成对目标的预测模型的建立, 于是采用逐步回归剔除影响较小的因素从而建立预测模型。
问题的求解:
根据对5个国家的4个指标进行逐步回归, 运行程序得到如下结果:
美国的推迟退休年限:
y1= 0. 7163x1- 3. 61298x2+ 3. 98438x3- 0. 0001333x4- 0. 00245
式中的x1、x2、x3、x4分别表示人均期望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国民受教育年限、劳动力供给人口。
根据以上各国的各个指标的回归分析得出中国的推迟退休年限为:
y6=1.55673x1-2.981254x2+2.011574x3-0.015271x4-0.010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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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满足感 篇9
我们为什么要吃饭呢?因为有食物摆在面前，因为到了吃饭的时间，因为其他人正在吃饭。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算是吃完了呢?是在盘空碗净的时候，在食物吃完的时候，在我们觉得自己再也吃不下去的时候。
生活中存在着许多饮食方面的问题，如我们吃饭的时间，吃什么食物，吃多少以及吃多少才算是吃完了，有太多的内因和外因影响着诸如此类问题的答案。而其中大多数影响因素对于我们的实际饥饿感和饱腹感来说，是毫无意义的。随着生活被越来越多的日常活动和责任义务所充斥，很多人对于“吃饭”一词重新做出了定义。曾经，人们认为“吃饭”是个乐趣横生的仪式，就像为了维持我们的身体机能而进行的一个庆典。而现在，人们却将“吃饭”看作是一项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或者需要以最高的效率来完成的任务。
如果你能给予“吃饭”这一日常生活习惯更多的空间，为它花费更多的心思，而不是仅仅持一种“急于饱腹”的态度对待吃饭，那么你品尝的食物会有怎样一番味道呢?你喜欢或者不喜欢吃什么呢?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从生理学角度认识“饱腹感”
对于你的大脑来说，大约需要20分钟才能完全掌握你的肠胃所传达的信息。摆在你面前的空盘子也许只是一个外部信号，告诉你“不要再吃了”，而事实上，有更多一系列复杂的身体机能控制着“饱腹感”内部信号的传递。这其中包括肠胃的蠕动，荷尔蒙的大量释放，以及血糖含量的升高。如果你在下午6点2分吃饭，那么，直到6点20分左右，大脑才会意识到你吃了东西。
换句话说，狼吞虎咽地在6分钟内将盘子中的食物吃个精光，不仅使你品尝不到食物的美味，还要花费额外的14分钟让你的大脑来收集全部所需的信息来告诉你“不要再吃了”。如果你吃饭速度过快，并且没有按照你身体所需或者所希望的方式来吃饭，那么，你离肥胖就不远了。
一粒葡萄干的分量
从沐浴后用毛巾擦干到我们准备上床休息这一系列惯常的生活步骤可以看出，我们每天大部分的行为都是习惯性的。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吃饭的方式，吃多少东西以及吃什么，这些都是习惯成自然的。
如果你感到饿了，那么应该意识到自己究竟想吃什么、什么时候才算吃饱，否则将会像用反手刷牙一样感到不舒服、不适应，并显得十分笨拙。
你是一位卓越有成的创业者，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行动派领袖。你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了吗?
尝试用两分钟的时间吃一粒葡萄干。
将葡萄干拿在手中，观察它，感觉它，然后闻闻它的味道。在将这粒葡萄干放进口中时，试着感觉唾液的分泌，感觉味道是如何刺激味蕾的，再体会一下葡萄干在舌头上是怎样一种感觉。将葡萄干在口中翻转，当你的吞咽反射被激发时，尝试那种感受，同时考虑你是否想要将它咽下。在你决定吞下它时，体会葡萄干顺着喉咙滑下的过程，然后看自己是不是能够感觉到它进入胃中。在你这样做时，你是否体会出了比一粒小小葡萄干更多的感觉呢?
是不是比你想象的要更难做到呢?你刚刚实际体会到的真是疯狂，不是吗?你甚至觉得自己十分厌恶这个葡萄干，那么，是不是还有其他隐藏着的“异乎寻常”的味道没有享受或者体会到呢?
像这样有意识地故意放慢吃东西的速度，表面上看起来与经营企业的有效性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事实上，这是对一个拥有成功头脑的创业者的完美试炼。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吃饭是一件不用花费过多心思的事情，至于如何吃和吃什么，也仅仅是单纯的个人习惯问题。这也是大多数人对工作和事业所持有的态度。然而对于成功的创业者来说，他们对于自己事业的态度既不是无意识的也不是习惯性的。
人们在吃饭问题上如何延迟自己的满足感的表现，同样可以反映出其他很多事情。在1960年代，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研究员米歇尔迈克尔(Michael Mischel)进行了一项名为“Marshmallow Study”的研究试验。这一实验结果充分说明了，孩子面对食物时所表现出来的自律以及选择能力，与他们将来的成功与否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
在实验过程中，米歇尔给一组4岁大的孩子每人一块软糖，但是告诉孩子们，他要出去办些事情，如果孩子们能够坚持到他办事回来再吃这块软糖，就可以再得到一块作为奖励。大约20分钟后，米歇尔回来了，他发现其中1/3的孩子在自己离开后立刻把糖吃了，另外还有1/3的孩子等到他回来才吃并得到了奖励的第二块软糖。14年后，再对这些孩子进行追踪反馈时，他发现，当初在实验中坚持到最后的那些孩子在学校中表现得更加积极，也更加优秀，通过延迟自己的满足感，这些孩子能够更好的追求自己的目标；而那些没有等米歇尔回来就将软糖吃掉的孩子，在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AT)中，平均成绩都没能高于210分，并且在生活中表现得更加优柔寡断且不自信。
乍一看来，这一实验好像说明了先天条件要胜过后天的培养。但是米歇尔发现，如果教会孩子认识到事物其中的窍门，他们在做事情时能发挥得更好。这就是说，我们可以学习如何做出更好的决定。在一些特定的恰当场合，你很有可能无法用正确的思维方法来解决事情。
举例来说，一些人在做决定之前，需要了解所有可能的选择，这些人被称作是“最佳化追求者”(maximizers)，他们通常需要有最优的可能选项才能处理问题。这类人在生活中并没有太多的满足感和快乐。而相对的，“满足感追求者”(satisfiers)则是，只要事情符合他们的愿望便会觉得满足，这一点与“最佳化追求者”有所不同，后者会考虑所有可能的选择。一旦你认识到自己属于哪一类人，你便可以开始训练自己的思维，发挥自己的优势，最终在处理事情时做出更好的决策。
我国延迟退休年龄刍议 篇10
一、中国退休年龄规定的发展及现状
20世纪50年代关于退休年龄的规定仍然基本上被我国所采用:男职工60岁、女职工50岁。1955年女干部职工延伸至55岁。随后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微调, 当前中国退休年龄制度可以大致总结为:男性达到60周岁, 女性干部退休年龄55周岁, 退休年龄50周岁的女性工人, 并且工龄达到10年。同时, 当今的退休年龄研究已经呈现为一种政策体系, 所以在对一般性退休年龄制度之规定, 对于特殊工种、职称级别、企业改制、身体条件等还存在着特殊说明。
二、中国延迟退休年龄的必要性
(一) 应对人口结构转变、保障经济发展的需要
2050年, 我国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持续缩减的劳动力总量会影响消费并波及经济发展, 会对薪酬支付造成巨大主力等。延迟退休年龄对于延迟人口红利期与应对劳动人口比重减少造成的劳动资源缺乏有巨大作用。
(二) 应对养老金缺口, 保障社会稳定的需要
当今我国老年人人口状况是老年人口基数大, 步入老龄化速度快, 基于这样的现状, 处理不当将会出现养老金支付困难。
三、延迟退休年龄将会带来的影响
(一) 影响参保面和退保率
社会保险费主要对象是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延迟退休年龄, 实际上是变相提高了参加养老保险的门槛, 增加参保负担, 加大了他们对领取到养老金的未知性, 从而降低了部分人群的参保积极性, 增加了参保面工作的难度。由于种种的不利因素, 还可能使得新参加养老保险的人员产生中断缴费的想法, 在一定程度上, 还会影响到退保率。
(二) 加大就业压力, 最终影响社会公平
假如对退休年龄进行进一步延迟, 退而不休的现象仍将存在, 就业岗位空乏的态势将更加严峻和紧迫。同时在关系到行业平等关系方面, 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影响对于不同行业的就业者来说是具有不同的效果。公务员的工作性质相对来说轻松并有国家保障, 而企业职工工作性质对年龄和体力要求比较高, 尤其是基础岗位和一线工作工人, 且养老金的多少取决于个人的贡献。延迟退休年龄对于我国的公务员来说, 是备受青睐的, 但普通的社会劳动者面对退休年龄的延伸, 将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和负担。
四、延迟退休年龄的可行性措施
(一) 区别对待、循序渐进推进
对不同行业、职业要区别对待, 要完善配套设施改革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消除养老金缴纳与分配的不协调, 要大力改进养老服务业发展。要进行科学的预测和精算, 分步骤, 从退休领取养老金之间的, 而目前中国除了基础养老金外基本没有企业养老金和个人养老储蓄, 尽快制定和改进养老制度是当今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要任务与责任。当今, 退休年龄我国男性为60岁, 女职工的退休年龄为50岁, 女干部为55岁, 无论是从生理或者是心理的角度看, 50岁的退休年龄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无疑是较早的。所以要适度考虑男女退休年龄的分开实现, 由女性慢慢过渡到男性。
(二) 完善制度保障延迟退休年龄稳步推进
对于延迟退休年龄, 国家应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关键是启动时机, 对制度抚养比、相关法律以及社会的接受程度等有所考虑。要充分考虑退休年龄变化对于高低收入人群不同的影响基础上, 确定其标准和措施。在不损害劳动者利益的前提下, 要分阶段进行来延缓退休年龄, 以保证政策的合理性和秩序性。可从退休年龄最低的群体开始, 即人力资源替代弹性系数较小的劳动者出发, 适时拓宽到剩余其他劳动者。要落实先“迈小步”, 然后渐进式延伸的方式,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进行进一步完善和巩固。使人民生活得到最小的影响, 最大利益的实现, 同时是我国的经济发展在国际上更具特色和潜力。
(三) 要兼顾社会目标与个人利益的耦合
在国家总体经济目标能够实现保证下, 怎样更好地把社会目标与个人利益进行综合性考虑, 使人民生活能够实现渐进式调整, 最小限度的影响其生活, 是我国为延迟退休年龄的重要要求。面对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结构不协调的客观现实, 大力加强社会舆论教育与宣传, 加深劳动者对延缓退休年龄的认识, 使他们能够对延缓退休有更为长远的理解。
(四) 保障经济发展与增加就业相协调
要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供给过剩的问题, 需要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伴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专业技术需求的增强, 政府及有关部门应该大力开拓劳动力市场, 促使劳动力就业渠道在各部门之间积极延伸, 实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素质的培育与强化。我国的第三产业在吸收就业方面的作用远远超过二、三产业, 特别是具有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但我国服务业的潜力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这就需要政府及有关部门出台相应的措施, 拓宽我国服务业发展种类和发展渠道, 使第三产业不断发展的同时, 劳动力也可以大幅度被利用。政府也要严格控制调整机构, 使激励机制在养老保险制度中不断发挥作用, 积极与产业结构相适应, 不断挖掘能够不与青年人争夺工作机会相矛盾的工作岗位, 使技能教育在老年人中不断进行落实与实践, 最终实现在以经济和科技为主动力经济发展的同时, 劳动力资源也能够被充分吸收和使用的目标。
摘要：从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维护社会稳定, 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长远角度看, 延迟退休年龄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趋势和客观要求。同时延迟退休年龄也会产生一些不利影响, 应该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延迟退休年龄。
关键词：退休年龄,养老金,财务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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