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究制度

追究制度（精选12篇）

追究制度 篇1

我国古代的行政责任追究制度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和长期的演变历程,到宋代产生了重大变化、获得重大发展,行政责任追究被广泛使用,对官员予以行政责任追究的法律制度更加健全完善和丰富,行政责任追究逐步形成了体系并迅速成熟起来,责任追究的主体、追究的程序、追究的类型、追究的形式等越来越清晰。

一、宋代官员行政责任追究成为常态

据宋代典籍史册的记载,宋代行政责任追究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前朝历代无法比拟。宋代统治者将官员的行政责任作为非常重要的内容加以关注,而且将责任和求贤、立志并列为官员应该重视的三件最为重要的事项。宋代许多奏议的题目中就直接使用“责任”二字。比如,欧阳修的《上仁宗乞力拒浮议,终责任范仲淹》、《责任论》、《论责任有司札子》等,宋代诏令之中的此类表述较多,表明宋代行政责任追究已经成为常态。《宋大诏令集》中记载“:今幕府州县之职官,字民为政,俸禄尚薄,责任尤重,宜稍优异以旌劝之。”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宋代官员政治行政的职责即其责任,已经成为当时的共识,而且被记录在许多典籍和法令之中,反映出宋代的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已经较为普遍地获得了实施。唐代《通典》中曾经出现过“若事须追究者,不用此律”的表述,但唐人还是很少使用“追究”一词。宋代法律典籍和其他著作中“,追究”一词也逐步增多,《宋刑统》中有这样的规定“:若赃状露验,理不可疑,虽不承引,即据状断之。若事已经赦,虽须追究,并不合拷。[1]474”宋代典籍和法律中,“追究”、“责任”二词已经大量出现,结合宋代历史典籍和法律中的条文可知,宋代行政责任追究已经成为常态。

二、宋代官员行政责任的主体

宋代统治者将行政责任的追究作为治国的一种重要政治举措,将责任追究的相关内容融入到行政过程、法律法规的制定过程中,将责任及其责任的追究两者统一起来。这就表明,经过长期的演变与发展之后,宋代的行政责任追究已经达到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的较高水平。行政责任是各级官吏在行政过程中须承担的责任,其责任承担的主体通常是各级官吏。封建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之下,统治者鼓吹“君权天授”“、朕即国家”,统治者自上而下拥有广泛的行政权,越是处于政权体系的上端,行政权就越大,皇帝处于金字塔的最顶端,拥有最为广泛的行政权。从文字的表层含义上来看,宋代法律规定了职官的机构、职责等,但实际上规定的也是各级官员的地位、权力和义务,将各级官员作为行政的主体地位。封建社会时期,各级官吏拥有行政权,百姓毫无行政权方面的参与权,百姓只有执行官府和官员指令的义务,宋代也不例外,都是官民对立、以官治民的政治状态。

宋代行政体制下,将大臣的权力和责任捆绑在一起,具体的行政事务也只有通过相应的行政责任人员才可能完成,并且通过此种方式实现“治道”的目的。因为各级官员均具备其相应的行政主体资格,决不能“代之行事”,否则各级官员就会因为丧失了行政主体资格而无法行使行政权,整个行政系统也就会失去体统,造成行政体制的混乱,不利于国家治理。正因如此,《宋刑统·职制律》、《吏部条法》等法律中,便规定了相应官员的职责任务,对各级官员的行政主体地位予以明确,同时还规定了责任追究的相关内容,成为宋代行政责任及其追究制度的重要法律依据。从理论上来看,皇帝是最高行政长官,其同样具有行政主体地位,拥有相应的行政权、职责和责任,甚至对君主还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但我国封建时期的君主拥有至上的权力,要让君主担责,仅仅只能依靠君主的自觉,否则无人敢于追究其责任。为了追究官员的行政责任,宋代设置了相应的官员责任追究的机构,这些机构的官员也是行政责任的主体,其本身就具有依法追究其他官员行政责任的职责,如未能依法履行追究官员的职责,负有监督和追责职权的官员本身也会受到追究,宋代的御史台、监司等机构就是追责的较为专门的机构。

三、宋代官员行政责任的类型

有学者将行政的本质及其演化分为“以法行政”“、依法行政”、“法治行政”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2]18。我国古代即有“政者法度之事也”的观点,讲明了行政和法律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时,行政还和“礼”、“乐”、“刑”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所谓“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成矣”,将行政的过程作为统治者实现王道的重要内容。宋代的行政和其他封建社会时期的行政一样,具有综合性,按照行政的内容及其行政主体不同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宋代《宋刑统·职制律》、《吏部条法》中均规定了相应的行政机构及其职责,且《吏部条法》具有行政法的性质。除此之外,宋代《庆元条法事类》属于综合性的法典,按照职制、选举、财用、文书、赋役、公吏、蛮夷、杂门等进行编撰,按照机构和具体的行政事务的不同进行分类,侧重于官吏的管理职责方面。《吏部条法》侧重于吏事,即强调对各级官吏的管理,按照行政的内容对各类行政进行了分类,同时对各类行政机构的行政职责和责任的承担方式进行了规定,呈现出官吏选任、财政税收、农业生产、司法审判、军事、宗教等方面的行政类别。由此可知,宋代对行政内容及其责任的分类,远远超过了唐代。宋代法典之中,较为相对集中地规定了行政责任的类型,其中在“敕”这种法律形式中的规定尤其集中,《文献通考》、《宋会要》、《宋史》等历史书籍和政治著作之中,为了适应其体裁的需要,将上述诸多行政内容及其责任承担的类型分别在多个门类之中进行描述。结合宋代法典和《宋史》等相关的历史典籍,可知宋代统治者对官吏选任、财税行政、农桑行政、财务管理、司法行政、宗教行政、军事行政、外交行政等方面的行政责任予以追究,以便于更好地实现统治者的治国目标。

四、宋代官员行政责任的追究

1.宋代对官员行政责任的追究极为严格。宋代承续了唐朝法律制度并且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针对官员这一特殊身份者的犯罪,设置多种资格刑,从而补充“五刑”的不够全面之处。比如,针对官员的资格刑还有免官、除名、免所居官、降名次、勒停、降官、差替、冲替、追官等[3]5。按照宋代法律的规定,官员触犯刑法之后可能既受到刑事处罚,同时还受到行政处罚。行政处罚也就是对官员的责任追究,而此种针对官员这个特殊群体的行政处罚具有刑事附带行政责任的性质,对刑事责任的承担具有补充作用。宋代对官员进行降黜处罚,其处罚的不仅仅是官员的官职,同时还包含了对官员的经济处罚和刑事处罚。无论降低或者罢免官员职位、暂停其职位的惩戒方法,还是经济惩罚和刑事处罚,均属于官员行政责任的承担方式。宋理宗时期的《吏部条法》中列举了“通用格”,将官员的行政责任分为各个层次,按照责任的不同或追回官衔,或撤销所带官职,或者勒令停职、降低官品、送某州居住、安置、责授等。很显然,《吏部条法》“通用格”中的各种责任追究,就是非常典型的对官员的行政责任追究方法。宋代对官员行政责任的追究,大部分通过国家法律的形式予以规定。宋代和官员责任承担、职权等相关的法律制度较为完善,立法的总数远远超过前朝,《宋刑统》、《吏部条法》、《庆元条法事类》等和官员责任及其追究相关的法律在前朝的基础上实现了新发展,这些法律中对官员行政方面的规定比《唐六典》更为具体和丰富,同时还更具可操作性。宋代法律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敕的法律地位极高,而且官方编敕非常频繁,许多敕中对官员的行政责任及其追究予以规定。而对官员行政责任及其追究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吏部条法》等专门法律之中。比如,在《吏部条法》的《差注门一》中就规定,对官员按照其政绩的大小予以奖励,无政绩或者工作造成失误乃至损失的,据情节给予不同程度的惩戒,经过考核后负分40者追官、降官、落职不追官、特降、勒停等,上述对官员的惩戒也就是行政责任追究的方式之一。

2.宋代对官员行政责任追究的具体方法。(1)限制官员的人身自由。比如,宋代法律规定的对官员编管、羁管、安置、居住等措施,即属于对官员进行人身自由限制的责任追究方法。此种责任追究方法中,让应该受到责任追究的官员迁移到官府指定之地,将其居住范围限定在特定的范围之内,限制其人身自由,剥夺其相应政治权利,便于官府管理监督。宋代法律规定,按照官员应承担责任的大小、罪行的大小确定其移居的远近,同时剥夺其不同程度的人身自由。如果官员应承担较大责任,强制移居的距离就相对较远,人身自由受到更大程度的限制。但是,宋代统治者对官员人身自由的限制,并不局限于某种责任承担方式,同一个官员可能同时受到若干种人身自由的限制,具体按照官员责任大小确定。(2)剥夺或者降低官员的品序。宋代法律规定,对官员可采取除名、勒停、冲替、追官、夺职、降差遣、追官告、展磨勘、降名次等剥夺或者降低官员品序的方法追究其行政责任。此种官员责任追究方法,因为能够较好地发挥对官员的监督制约、惩戒功能,被宋代统治者普遍推行。上述责任追究方式之中,除名、追官告、勒停等措施直接剥夺官员实权或者撤销官员职务,对官员今后的仕途能够产生直接的影响。追官、降差遣、落职等措施是降低官员品序的方式,责任官员的官爵被降低,促使官员付出相应代价。而降名次、展磨勘等方式,延长官员升官晋爵的时间,也会对官员的仕途产生直接影响。(3)对官员予以经济处罚。限制官员人身自由的惩戒措施,无疑是官员责任追究中最为严厉的措施,剥夺或者降低官员品序的方法,也会对官员今后的仕途产生直接影响,能够严肃惩戒责任官员,对其他官员发挥以儆效尤之功用。相比较而言,对官员予以经济处罚的责任追究方法,让官员为此而付出经济上的相应代价,不对其人身自由产生任何影响,同时也不一定对官员今后的仕途产生直接影响,因而属于较轻的官员责任承担方式。宋代对官员予以经济处罚的方式主要有罚俸、罚直、罚金等。

追究制度 篇2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进一步促使各级领导者全面、认真、合法履行岗位职责，加强各级领导队伍建设，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责任追究是领导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生失职、渎职、失误或其他个人原因，对公司发展或工作造成不良影响时对领导的追究与处理。

第三条本办法适用于公司党政副职以上、各部室（车间、分公司）负责人。

第四条责任追究坚持下列原则：

1、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2、实事求是、客观、公平、公正原则

3、惩前毖后、有错必究原则

4、谁主管谁负责原则

5、过错与责任相适应原则

第二章追究范围

第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追究班子成员责任：

1、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发生政策性偏差或造成不良影响的；

2、违反公司发展规划、发展目标的；

3、违反公司人事制度、财务制度、采购制度等制度造成不良影响及后果的；

4、擅自更改党委会、总经理办公会或其他领导小组会议决议造成不良后果的；

5、失职造成公司生产经营、重大项目投资发生决策失误的；若属方案错误诱导造成的，主要追究方案制定人的责任；

6、失职造成公司财产被诈骗、盗窃、浪费，损失在XX元以上的；

7、连续三个月内因疏于对部下的管理教育，使其发生三次以上严重工作失误的；

8、一般文件送达后1.5个工作日、急件0.5个工作日不批阅，影响后续工作正常开展的；

9、对下属的请示、报告无故三日不答复，影响工作开展每月3次以上的；

10、以权谋私、接受他人财物损害公司利益的。

第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追究各部室（车间、分公司）负责人责任

1、工作中以权谋私、吃请受贿、接受他人财物、回扣损害公司利益的；

2、顶撞上级领导、不服从管理两次（含）以上的；

3、工作中虚报冒领、弄虚作假的；

4、工作不配合、不协调或推诿、扯皮造成不良影响的；

5、工作中拒不执行领导签批或工作安排两次（含）以上的；

6、工作中不及时沟通、汇报造成失误或重大损失的；

7、工作中不能顾全大局、谋取小团体利益的；

8、工作中不按程序办事且造成失误的；

9、遇到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损害公司利益的事件，不能及时制止，致使事态扩大的；

10、对到其部门（车间、分公司）办事的人员，态度恶劣、拖延服务或拒绝为其服务；

11、一季度内本职工作或领导交办的工作、任务3次（含）以上未能按时完成，或重大工作任务（一次）未能完成造成不良影响的；

12、越级请示、汇报且不符合事实的；

13、对各类文件不及时传达、执行造成不良影响或后果的；

14、不能搞好本部门内部团结，形成帮派影响正常工作的；

15、将工作或其他争执发展为吵架、骂人或发生打架的；

16、违反公司其他规定造成损失或不良影响的；

第七条对安全事故及工作责任事故的追究，按公司相关事故认定和追究办法执行。

第三章责任承担

第八条承办人失职、弄虚作假、隐瞒事实，导致审核人、批准人失误，造成损失的，追究承办人责任。

第九条审核人、批准人应发现而没发现、应纠正而没纠正问题，追究审核人、批准人责任，同时追究承办人责任。

第十条领导者不负责、故意或指令做出的错误决定，追究领导责任。

第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以从轻、减轻或免予追究：

1、情节轻微，没有造成不良后果和影响的；

2、主动承认错误并积极纠正的；

3、确因意外和自然因素造成的；

4、非主观因素经济损失在100元以下且未造成重大影响的；

5、因行政干预或当事人确已向上级领导提出建议而未被采纳的，不追究当事人责任，追究上级领导责任。

第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从严或加重处罚；

1、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影响较大且事故原因确系个人主观因素所致的；

2、屡教不改且拒不承认错误的；

3、事故发生后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

4、经济损失在XX元以上且无法补救的；

第四章追究的种类

第十三条种类

1、责令改正并作检讨；

2、通报批评；

3、留用察看；

4、调离岗位、停职、降职、撤职；

5、开除；

以上行政处罚的同时可附带经济处罚进行。造成经济损失在10000以上的，主要责任人视情节和态度承担损失总额的30%--80%，并承担法律责任，次要责任人或连带或领导责任按损失总额的20%给予经济处罚；损失在10000元以下的，主要责任人承担100%，次要责任人或连带或领导责任的，按损失总额的20%给予经济处罚。

第十四条违反国家法律的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五条因故意造成经济损失的，被追究人承担全部经济责任。

第十六条因过失造成经济损失的，视情节按比例承担经济责任。

第五章追究程序

第十七条责任追究可由人力资源部、纪委（监察室）提出,人力资源部、纪检（监察室）调查核实。也可根据举报调查后提出。处理工作由人力资源部落实。处理意见报批前应向处理对象核实。

第十八条处理意见根据被追究者职务、事件性质、损失程度、影响大小等因素，报董事长或总经理审批。

第十九条被追究人对处理有不同意见的，可以提出意见申诉。申诉期间不影响处理决定的执行。经调查确属处理错误的，应予纠正。

第六章附则

第二十条本办法由人力资源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非领导人员责任追究，在本办法制定后，可参考本办法执行。

追究制度 篇3

一、政府投资项目责任追究制度的基本概念

对政府投资项目责任的内涵、责任追究制度的制度构成以及责任追究制度的性质等基本概念的认识，理论和实务界也还没有取得一致。因此，有必要对政府投资项目责任做出定义，它是指在政府投资项目决策和实施过程中，不同主体因违规、违约、违法等行为对项目实施或公共利益等造成损害而必须承担某种否定性后果的制度。与政府投资项目决策和实施有关的单位及其人员，没有做好分内的事，没有合格履行应该履行的职责和义务，其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被追究责任，是政府投资项目责任追究制度的核心。

政府投资项目责任追究制度的基本概念具有以下三个要点：一是责任追究制度首先是一种规范的法律制度，是政府依据有关法律、规章或合同约定，加强和改善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的重要一环。它的建立和实施有充足的法律法规依据，这也是责任追究制度权威性、准确性的基础和力量源泉。二是责任追究制度是一种严格的责任制度，政府投资项目是该制度的载体。政府投资项目决策和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权力及其行使与责任共生，他们是一对“双胞胎”，未能依法依约合格履行职责，就需承担某种否定性后果。三是责任追究制度的关键是“追究”，追究责任是责任追究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需特别强调的是，不同主体未能合格履行职责，表现为各种失职、违约、违法行为时，应伴随引起了一定的不良后果，且问责一般在不良后果发生后再去确定各方职责、追究各方责任。故它是一种“火警式”，而不是“巡警式”的运行机制。

政府投资项目责任追究制度作为改善和优化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的杠杆、驱动器和制衡器。其根本宗旨，一为规范和约束公共权力行使，保护公共利益，实现社会公平，保障法制威严；二为健全科学、民主的政府投资项目决策和实施机制，强化领导干部责任意识，促进反腐倡廉；三为促进项目决策和实施的责任规范和失职追究，督促责任主体总结经验教训，强化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提高政府投资的效益与效率；四为减少和避免“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遏制政府投资项目决策与实施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和尽可能挽回损失。

应说明的是，学术界对责任追究制度的内容及实现机制有多种观点。美国学者芭芭纳·S·罗美泽克就从问责的内容及实现机制出发，将责任追究分为法律问责、政治问责、等级（管理）问责和职业（道德）问责四个方面。法律问责指责任主体必须遵守宪法、法律有关规定；政治问责指责任主体必须对来自外部的重要责问意见给予回应；等级问责指在等级权力管理的组织结构中，每一等级人员都有相应的职责并接受其上级对其工作绩效进行责任评估；职业问责指职业人员必须按职业标准和职业道德进行自我反省，以自觉的意识更好地胜任工作、履行职责。其中等级问责和职业问责主要通过内部控制机制，由组织内部进行责任管理；而法律问责和政治问责主要通过外部控制机制，由组织之外的其他机构和社会成员进行责任管理。

在我国政府投资项目责任追究制度建立过程中，一定不能将内部控制机制与外部控制机制相混同，这势必影响问责的效果。问责效果必须通过不同的机制去实现。一般来说，政府投资项目的责任源于“授权”，当代理人不能按委托人意愿合格履行职责时，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可依据清晰的上下级授权或委托/代理关系来进行等级问责和职业问责，这种问责通过组织内部的约束来完成。组织之外的其他机构和社会成员参与的外部控制机制应是一种辅助。因为外部控制机制的问责主体和问责对象之间没有委托/代理的授权关系，只是法定制约关系，体现法律问责的暴力性和政治问责的压力性。

我国政府投资项目责任追究制度的建立没有历史经验可资借鉴，也不能照搬西方模式，而必须与中国的政治现实和国情相结合，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步推进。政府投资项目责任追究不回避组织之外的其他机构和社会成员进行法律问责和政治问责，但当前我国更应该积极建立和完善组织内部的责任追究运行机制，从制度上先规范等级（管理）问责和职业（道德）问责问题，这是加强和改进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的当务之急，也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

二、建立我国政府投资项目责任追究制度的依据

（一）法律法规依据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宪法和法制建设步入快车道，已完全具备建立政府投资项目责任追究制度的法律原则和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实行工作责任制，实行工作人员考核制度，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反对官僚主义；国家通过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实行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责任制；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与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直接相关的《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建筑法》均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职权违反招投标规定，对单位直接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对国家行政监督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的，依法追究刑事、行政责任。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对有关建设、勘察、设计、咨询、施工、监理、政府质量监督和行政监管单位在项目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发生的违规违纪行为具体规定了处罚量度，以及实行质量责任追究终身制。其中还明确规定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行政责任。

（二）政策依据

2004年3月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把“行政权力与责任紧密挂钩”列为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目标，并提出“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实现权力与责任的统一。依法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健全行政决策机制，完善行政决策程序，建立健全决策跟踪反馈和责任追究制度”。“行政机关应当确定机构和人员，定期对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与反馈，并适时调整和完善有关决策。要加强对决策活动的监督，完善行政决策的监督制度和机制，明确监督主体、监督内容、监督对象、监督程序和监督方式。要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实现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相统一”。2004年7月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加强和改进投资的监督管理，建立和完善政府投资监管体系”，“建立政府投资责任追究制度，工程咨询、投资项目决策、设计、施工、监理等部门和单位，都应有相应的责任约束，对不遵守法律法规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要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和法律责任”。2004—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每年都把“建立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责任制与责任追究制，从根本上改变投资决策失误而无人负责的状况”，“落实投资主体的自主权和风险承担机制”，“加快建立和完善决策责任制度”明确列入其中。

（三）党内规章依据

2004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规定，“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健全纠错改正机制”，“依法实行质询制、责任追究制度、罢免制”。2005年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规定，“加强投资领域法规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投资监管体系，改进并加强对政府投资的管理”。“健全国有资本投资决策和项目法人约束机制，实行重大投资项目论证制和重大投资决策失误追究制”。《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以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关于党纪政纪处分的相关制度，均为建立和实行政府投资项目责任追究制度提供了有力的制度基础和有效的实现形式。

论违宪责任追究 篇4

(一) 违宪责任的概念

违宪责任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各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公民的言论或行为违背宪法的原则、精神和具体内容而承担由专门国家机关依法确认为其承担的合理的负担。 (1)

(二) 违宪责任的性质

违宪责任是特定的违宪主体违反宪法所需要承担的责任, 它与宪法的性质又密切的联系通常来说, 违宪责任具有法律性, 因为它是违法责任的一种。但是, 违宪责任与刑事责任、民事责任等其他一些法律责任有所区别, 他们基本都是法律的责任, 政治性较少, 体现在这些责任的性质, 内容和追究上都鲜有政治因素的考虑, 司法机关以事实为依据, 法律为准绳, 去做出裁判。而宪法具有相当浓厚的政治性, 这也决定违宪责任的政治属性。所以说, 违宪责任有着双重性质, 即法律性和政治性, 法律性是主要的。

二、违宪责任追究的时机

(一) 违宪责任追究时机的涵义

违宪责任追究时机是指违宪审查机关哪时开始对违宪责任做出判断并对违宪者进行责任追究的问题。违宪责任追究需要讲究时机, 它不同于刑事或民事责任。刑事或者民事责任的当事人的是否违法或犯罪, 法官根据相关法律和案件的事实就能做出技术性的判断, 加之法律所具有的确定性, 不同法官之间的理解也大致相同。此外, 这些形式或者民事案件一般不会涉及政治争议, 法官对当事人的追究也就具有较多的确定性。

(二) 违宪审查机关追究违宪责任的条件

1. 追究违宪责任不损害违宪审查机关的宪法地位

违宪审查机关在宪政体制内根据宪法的授权行使违宪审查权, 在其宪法地位得以保障的基础上, 违宪审查机关的权利行使才会有权威性和有效性。而现代的违宪审查制度是建立在对议会民主主义不信任的基础上的, 违宪审查机关大多数情况做出的判断以反民主的形式出现, 因为违宪审查机关行使权力进行裁决时需要考虑结果对已经存在的法律秩序和自己宪法地位的影响, 特别是做出违宪判断后追究违宪主体责任时, 如果做出违宪判断会使其自身的威信受到损害, 那么违宪审查机关会慎之又慎地做出违宪判断。

违宪审查机关一般不会做出违宪判断, 除非对解决案件有必要的帮助。这一规则被称为“必要性规则”。除了有必要的情形外, 违宪判断的做出还需要有明确且充足的理由为依据。这是司法的技术性对违宪判断的要求, 只是纯粹从宪法原理的角度进行分析, 而不考虑宪法以外的因素, 仅仅是争议的立法或者是政府的行为构成违宪, 违宪审查机关才可做出违宪判断

(三) 违宪责任追究的变通形式

宪法规范具有原则性和抽象性, 在很多时候, 有争议的立法或者政府的行为有没有构成违宪不是一个简单的宪法判断的问题, 违宪审查机关会对自身宪法地位和对做出违宪判断的必要性进行综合考虑, 不会简单地做出违宪或者合宪的判断, 而是采用介于基于违宪与合宪之间的判断方式, 对违宪责任追究进行变通。这样的变通形式为:

1. 合宪限定解释

即在法律规定的多种解释情况下, 采用广义解释如果会使法律被宣布违宪, 则进行狭义解释, 从而使其符合宪法。这实际上是宣布法律中有违宪疑义的部分无效, 对其他部分的判断限定在合宪适用的范围内, 对有争议的部分有条件地解释为合宪。例如日本法院在侵害自卫队财产判决中, 当涉及自卫队合宪性问题时, 引用其他法律的规定进行判决从而回避了自卫队的合宪性问题。

2. 警告性裁判

警告性裁判是指违宪审查机关认为某项立法或者行为在当时属于合宪, 但是有可能因为情况的变化而变为违宪, 因而违宪审查机关要求立法机关在限定期限内对该项法律进行修改或者废除。这是德国联邦法院创造的一种判决形式并在对营业税法案的判决中适用了这一形式。

3. 代替立法者弥补漏洞的宣告

如果立法的内容出现明显的漏洞, 那么违宪审查机关就会批准使用其他法律条文来来弥补漏洞。这类情形出现在法律条文有不公平的规定, 形成对某类人待遇的不平等, 但宣告条文失效会让受益者丧失所拥有权力的益处, 且来不及等待立法者重新修补法律而不得已采取的措施, 使用补充的规定代替违宪宣告。

三、违宪责任追究的机制

违宪责任的追究机制有政治性追究机制和司法性追究机制两种基本的形式, 这是与宪法的双重属性和违宪责任的双重属性相对应的。司法性违宪责任追究机制是指违宪审查机关以宪法诉讼的形式追究违宪主体责任。政治性违宪责任追究机制是政治机关 (主要是立法机关) 按照民主政治的程序追究违宪主体的机制。

(一) 司法性违宪追究机制

司法性违宪责任追究机制的基本模式是违宪审查, 不同国家违宪审查的模式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多样化, 但大致分为三种, 立法机关审查模式, 司法审查模式和专门机关审查模式。

美国开创的司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的制度, 虽然一直以来就被质疑其正当性和合法性, 然而在宪政实践中却受到多个国家的青睐。

专门机构违宪审查的模式由奥地利设立宪法法院开始, 共有40多个国家采用了这一形式, 这一模式又可以具体分为以德国为代表的宪法法院制度和以法国为代表的宪法委员会制度。在专门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国家里, 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专注于违宪审查权, 并不审理普通的刑事和民事案件, 这样能够统一违宪审查的标准, 并让宪法的解释在全国内达成一致, 但这样却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违宪审查权的作用。

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立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模式, 这种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有很大的障碍, 其时效性无法与司法审查体制和专门机关审查体制相比较。

(二) 政治性违宪责任追究机制

政治性违宪审查是由政治机关 (一般是立法机关) 按照民主决策的政治程序追究相关主体违宪责任的机制。相对来说, 司法性违宪责任追究机制因其主体独立和程序完整, 故更有利于客观公正地追究违宪责任。

1. 弹劾

弹劾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和权限剥夺违宪或者违法失职的国家领导人和重要公职人员职务的一种违宪责任。在当代的宪政体制中, 弹劾是行使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对行使行政权、司法权的其他国家机关的制约和监督。弹劾的主体一般是国家的立法机关, 对象是国家中基于民意基础产生的政府官员。弹劾的事由一般限于犯罪。弹劾案的审理结果通过, 则被弹劾者要辞去公职;弹劾案不通过, 被弹劾者就能继续保有公职。

2. 引咎辞职

引咎辞职是民选或者代议机关委任的官员认为其自身存在过错行为构成了违宪从而使其丧失了担任公职的民意基础, 从而主动向法定机构提取辞去其现任职务的一种承担违宪责任的方式。引咎辞职是对宪政体制的主动维护, 标志着宪政体制的真正成熟, 程序上的简便性使得引咎辞职的机制成本极低。

3. 不信任案

不信任案是议会通过的表示对行政机关 (内阁) 失去信任的议案。在内阁责任制中, 在议会的支持和信任下内阁才能任职, 议会如果通过了对内阁的不信任案或者否决了政府的重要法案, 内阁就应该辞职, 除非请求国家元首解散议会提前进行大选。故不信任案成为控制议会的重要方式。

四、完善我国违宪责任追究制度

(一) 违宪责任的认定标准需要完善

因为宪法具有特殊性, 所以违宪责任的认定比一般的违法认定要更加复杂。形式上的违宪、实质上的违宪以及违反宪法的价值追求都应该视为违宪。前两个标准的认定较为简单, 而对违反宪法价值追求的认定则难以掌握。需要通过特定的主体根据宪法的精神、原则、和具体规定对违宪审查的对象细致分析才能判断出其违宪与否。因此, 对宪法的科学解释相当重要。我国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权力, 但从具体的实践来看, 主体的不专一, 程序的不健全等原因影响了我国宪法的解释效果。由此来看, 建立一个专门的宪法法院作为专门的违宪认定机构, 由全国人大赋予其宪法解释权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二) 违宪责任的主体制度需要完善

在宪法规定的法律关系中, 所有的国家机关都有权有责, 这就意味着, 发生了违宪都要承担违宪责任。立宪主义的根本性质之一就是对政府法律上的制约。这里所说的政府应该是广义上的政府, 一切的国家权力形式都应该包括在内。从法理的角度来说, 权力和责任是密不可分的, 拥有权力就应该担负责任, 没有约束的权力是非民主宪政的权力, 也是相当危险的权力。只有当权力和责任保持着一种平衡的状态, 它的价值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我国的宪法虽然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民主选举产生, 对人民负责。但这却是一个抽象的责任规定, 在缺乏具体的制度保障下是难以得到有效发挥的。

(三) 违宪责任的形式需要完善

我国现有的违宪责任形式主要是撤销和罢免, 建议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几种责任的形式:一是解除职务。对于有违宪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 解除其职务, 比如一些地方出现的人大常委成员又担任一府两院职务的违宪现象就可以适用这一形式。二是责令作为, 国家机关负有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义务, 国家机关若不履行或者不正当履行这些义务便构成违宪。公民此时可以依照宪法的规定寻求对权利的救济措施, 要求特定机关承担责令作为的违宪责任。三是宣告无效, 违宪审查机关经过审查对某一法律法规或者行为作出违宪认定, 并宣告其无效。这种形式可以与撤销责任同时适用, 宣告违宪的法律法规、决定、行为无效从而维护宪法和权威。四是弹劾责任制。学者对弹劾责任在我国是否必要存在不同看法, 罢免是涉及职位是否存在, 而弹劾则是关系到罪与非罪。相比罢免责任, 弹劾责任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邓小平同志曾肯定弹劾制度作为反对干部特权的重要制度, 弹劾的程序和标准等具体实施规范需要进一步的确定等。

摘要：违宪责任是宪法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 宪法具有法律性和政治性双重属性, 对于违宪责任的追究, 并不一定能像一般违法那样直接进入司法程序, 违宪审查机关还需要对自身宪法地位和宪法裁判的必要性等考虑众多的因素进行考虑, 本文结合当代实行宪政国家的违宪追究方式, 对违宪责任的追究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违宪责任,追究,机制

参考文献

[1]肖北庚.违宪责任论略[J].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1, 03:54-57.

[2]刘广登.宪法责任研究[D].苏州大学, 2005.

[3]孙卫东.论违宪与违宪制裁[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5, 02:73-76.

安全责任追究制度 篇5

学校：洩湖镇初级中学

时间：2014年2月

安全责任追究制度

为了加大教育执法力度，推进依法治校，使学校的各项工作都以法律为依托，保证教育教学的顺利进行，特制定本制度，以此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

一、本制度所指教育行政责任是指在学校内教育教学中出现的重大事故，造成影响教学秩序正常进行和学校财产安全及师生身心伤害的，从而追究其责任者的行政及刑事责任。

二、对上级主管部门的教育教学工作，安全四防工作，法规教育等工作会议精神和有关工作要求，不传达，不执行或拖延执行，不及时汇报，给工作造成损失的。

三、教育教学事故、安全责任事故的责任追究制，遵循谁主管谁负责，有错必究，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四、对依法治校工作态度不好、不能按时完成或不积极布置关于依法治校的宣传、学习造成学生缺乏法律法规知识，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防范意识，出现违法事故的。

五、对所负责的范围内的教育教学、安全事故，迟报、瞒报、漏报、不按规定呈报的。

六、对事故不能及时汇报和应急处理或处理不当，造成事态扩大，影响严重的。

七、对学校安全防火器材设备设施保管、修缮、维护不及时造成损失的；电工、微机员、电教员不按操作规程操作，开关、电路电

器、电闸、保险丝等不按时检查、检修、校验造成事故的；不经允许擅自使用电器、私自接电线、装电器造成事故的；食堂、饮水不执行食品卫生法，造成事故的；实验员对有毒、易燃、易爆药品保管使用不当的；在校内点燃明火、吸烟、随地丢烟头造成事故的。

错案责任追究与豁免 篇6

我国的司法责任形式包括故意违法责任、重大过失责任和监督管理责任三种。落实到错案上，就是对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错案的直接办理者和监督管理者追究错案责任。错案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发生了错案，即有“错案”这一结果存在；行为人实施了滥权失职等行为，且该行为与错案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责任主体是司法人员，包括案件直接办理者和监督管理者；行为人主观方面是故意或重大过失。

错案责任追究与豁免相辅相成，体现对司法权的控制与保障。对故意或重大过失所造成的错案进行责任追究，体现了主观过错、客观行为、危害结果三者的有机统一，有利于增强司法人员责任心、提高办案质量和司法公信力，有利于彰显社会公平正义、贯彻权责一致原则，也符合我国国情。对无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错案予以责任豁免，主要是司法职业的特殊性和司法规律等使然。第一，体现司法职业特殊性的需要。第二，是遵循司法规律、实现司法公正的需要。第三，是实现权力与责任相一致、权力控制与权力保障相统一的需要。第四，是贯彻现代刑罚理念的需要。

政府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刍议 篇7

一、政府决策是什么

政府, 作为国家进行行政管理的机构, 其主要承担着行政决策的职责。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中, 都要通过其政府政策的决策和实施, 来确定和实现其所代表的国家意志和利益。政府决策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派出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而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行政机构为了履行其行政职能, 对需要解决的一些国家和社会公共事物等社会重大问题做出的某种政策或行为的选择, 并通过执行来实现政府的特定目标。

二、政府行政决策失误的主要表现

(一) 独断型决策失误

早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里就曾明确提出要实现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我们看到, 近几年来各级政府一把手权力过大、权力过于集中等问题依然十分普遍。行政决策没有实现民主化, 不经过党委其他成员的共同讨论, 就由一把手一人拍板决定与执行。重大行政决策更是没有经过公众的听证与专家的论证, 就着急上马。小到几千万大到几十亿的工程在开工建设不到一半后即遭受停工和烂尾, 这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同时也带来大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

(二) 经验型决策失误

由于行政决策的未来性、复杂性和大规模性, 因此, 在行政决策中所要面临的选择要比在其他决策中的选择难得多。正是因为这样, 我们在十八大报告中才提出要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具有创造性、择优性、指导性的特点。创造性指是指决策总是针对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需要完成的新任务而作出选择, 不是以前的决策复制, 对待新的问题要具体的实践分析和创造。择优性是指在多个决策的方案的对比中寻求能获取较大效益的行动方案, 在选择之前, 应该尽量穷尽所有可选择的方案, 对每一个可选择的方案都充分的论证, 决定出哪个方案是最合理的, 因此择优是决策的核心。指导性是指管理活动中, 决策一经作出, 就必须付诸实施, 对整个管理活动、系统内的每一个人都具有约束作用, 指导每一个人的行为方向, 不付诸实践, 没有指导意义的决策就失去了决策的实际意义。因此一个科学的决策它必然是创造性的、择优性的、具有指导性的。而与科学决策相对的则是经验决策。经验决策大多是决策的制定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凭借自己的经验作出的与以往相似的决策, 笔者不否认依靠经验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 经验决策常常会取得一些比较差的实践效果。因此, 为了人民的利益着想, 不给国家造成大的经济损失, 经验决策不可取。

(三) 政绩型决策失误

行政决策是一种社会决策, 行政决策是以社会系统为基础的, 同时行政决策必然会对社会利益产生影响。因此, 行政决策大多数都具有一定的公共性。长久以来, 我国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唯“GDP”论英雄,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一些地方过度重视‘GDP’数据, 有的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 甚至造假, 这样的GDP毫无意义。也就是因为这样, 政府首长不惜为了政绩决策一些毫无意义的项目、工程。几个亿的陵园, 几十个亿的高尔夫球场层出不穷, 占用了大量老百姓的耕地, 补偿却不到位。民怨极大, 多数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多是因为政绩型决策的失误。这种以政绩为导向的决策大多只关心自己的升迁仕途, 根本不重视这个政策作出的本身是否合理, 大多数政绩型决策不与公众的利益相契合, 因此便成了失误决策。这样的失误决策在我国行政法治中广泛存在。

三、政府决策失误的界定

如果, 政府部门所作出的决策不是本着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理念, 如果决策作出后不能充分进行专家论证, 不能让广大的公众进入监督与听证, 最终的决策付诸实施后得不到大多数的公众的认同, 就可以认定政府决策的失误。如果决策的作出是建立在消耗资源, 不注重可持续发展, 破坏环境的基础之上, 这样的决策也是失误的。决策的作出是追求的短期的利益, 而不是长远的收益, 也可以认定政府决策的失误。对于决策的作出者必须追求其法律责任, 进行问责与纪律处分。

四、政府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形式

决策失误产生的责任形式大体上有三种, 即政治责任、法律责任与纪律责任。

政治责任, 即是权力的行使者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没有制定出符合民意的决策而是为了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将决策加以实施, 理应承担谴责和制裁。主要有两种, 被罢免和引咎辞职。罢免可以由当地的人大代表联名向该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罢免要求, 根据法定程序表决人数通过即遭罢免。

法律责任, 如果决策的制定者在决策的行使过程中, 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 给环境造成污染, 给民众造成损失, 达到一定的数额即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纪律责任, 决策的制定者行使了错误的决策权, 还应当承担一定的纪律处分责任。一般分为两种, 党的五种纪律处分和六种行政处分。

五、政府决策失误的几种补救形式

(一) 决策的终止执行, 如果一项政府决策在执行过程中, 发现决策是错误的或者是失误的, 应该立即终止执行, 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二) 责任人道歉, 在终止执行的基础上, 责任人应该向社会公众公开道歉, 这是一个法治政府成熟的标志。

(三) 引入赔偿机制, 决策在执行过程中, 如果给相应的第三人造成了经济财产损失, 理应由决策的制定政府给予相应的赔偿。

摘要：政府决策是政府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在实践中, 由于我们在制度上法律上没有一套成熟的规定, 决策失误、乱决策、违法决策等情况普遍。大到国务院各部委, 小到各个区县的党委, 都有决策失误的情况发生。因此, 有必要针对政府行政决策从制度上建立起一套有效的责任追究程序, 切实提高各级政府的依法决策水平, 避免因决策失误给人民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关键词：行政决策,责任追究,依法决策

参考文献

[1]张淑芳.行政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探讨[J].苏州大学学报, 2013 (6) .

[2]陈建科.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研究[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 2014 (6) .

刑事错案的认定与责任追究 篇8

弄清错案的概念及其范围, 是执行错案责任追究制的前提。然而, 错案的概念是什么, 错案的范围是什么, 目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 无论是研究学者还是司法人员, 仍然是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总的来说, 可归纳为以下五种观点:

第一种为客观说, 认为“错案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监狱管理机关违法行使职权, 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的案件。”这种观点强调的是, 判断错案的标准是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是否与客观事实不符、是否存在错误。

第二种观点为主观说, 认为“错案是指办案人员在刑事诉讼过程, 故意或过失违反程序法或实体法, 导致处理结果错误, 依法应当追究责任的案件”。有的学者还认为, 如果办案人员主观上有过错, 即使案件处理结果与客观事实相符也应当认定为错案。

第三种为主客观统一说, 认为错案标准应把主观过错与客观结果结合起来, 办案人员主观上有过错, 并在客观上造成了错误处理案件的结果, 就构成错案。

第四种观点为程序违法说, 认为严重违反诉讼程序的, 即使实体结论正确, 也应认定为错案;相反, 如果办案人员的诉讼活动没有违反法律规定, 没有徇私舞弊、枉法裁判, 即使得出的案件结论与客观事实不符, 也不认定其为错案。

第五种观点主张三重标准说, 认为错案标可分为错案纠正、错案赔偿和错案追究三重标准。在错案纠正方面, 以启动再审的标准为错案标准;在错案赔偿方面, 以国家作出刑事赔偿的标准为错案标准;在错案追究方面, 对司法人员进行错案追究必须以司法人员违反法律规定为前提[1]。

笔者认为刑事错案应当是客观存在的错案, 并不以是否追究办案人员的错案责任为前提, 也不因是否给予刑事赔偿为标志。基于这样的认识, 笔者试将刑事错案的概念表述如下:刑事错案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导致没有犯罪或者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有犯罪行为的人被刑事拘留、逮捕、起诉、定罪和执行刑罚的案件。

二、刑事错案发生的原因

刑事错案的类型多种多样, 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形:一是由司法人员、侦查人员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的错案;二是因法律、法规或刑事政策发生变化而产生的错案;三是因法律、法规规定不明确或者对事实的性质、适用法律认识、理解不一致而发生的错案;四是因当人过错或者客观原因使案件事实认定出现偏差而产生的错案;五是因对案件的证据是否充分有重大分歧而产生的错案。

刑事错案的发生也有多种原因, 总的来说, 可将之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法律规定的模糊性。

法律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是相对对立的, 任何法律都旨在设定某种行为规范, 因此必然具有确定性;但同时, 任何法律条文又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其不确定性, 一是因为语言的不确定性, 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条文时不可避免的认识上的局限性, 以及条文制定者有意识地适用模糊含混的语言;二是社会生活的变化使法律条文的实体内容过时;三是司法官等适用法律的人员基于其不同的知识水平和个人因素而对法律产生不同的理解;四是其他诸如政策、意识形态、社会地位、权力结构和利益冲突等社会因素对法律解释的影响。

(二) 事实认定的相对性。

既然法律条文具有不确定性, 事实标准是否是确定的呢?这恐怕简单的肯定性答复也少。无可置疑的是, 事实就是指真实情况。但是, 在司法活动中, 要查证的事实都是过去发生的情况, 无论是警察、检察官、法官还是律师都没有亲身经历过, 因此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取证、质证和认证的活动来确定它。也就是说, 作为客观存在的事实不能自行说话 (自证) , 而一定要通过当事人或其他人的陈述被人们了解。审判案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让与事件无关的执法者通过对实物的观察和人们的叙述查证案件真实情况的过程。所以, 案件真实情况能够查证到怎样的程度, 只有相对性而没有绝对性。

(三) 政策或其他标准的不确定性。

法律条文的解释和事实的认定存在不确定性并未概括了全部的不确定性。法律运行中的不确定性还源于各种社会因素的不确定性。法律不是抽象枯燥的条文, 它同时还反映了受制于社会的风俗习惯、伦理观念、时代精神、意识形态、政策原则以及各种社会环境因素。除上述政策和社会环境等宏观因素外, 法律运行中的个人因素也不能忽视。这些因素包括个人的教育和社会背景、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品德、个人的思维方式和倾向性等等[2]。

三、刑事错案责任的利弊

由于刑事错案概念的不确定性, 造成了司法实践和理论界的困惑。理论界的困惑表现在有些学者据此而主张取消错案责任追究制, 司法实践中对这个问题的困惑表现在对错案责任追究有扩大化的倾向。有人认为, 错案的发生既有案件复杂性与司法局限性等根源, 也有人证至上观念、协调办案体制与辩护制度流于形式等制度性缺陷, 最后才是素质低下、刑讯逼供与马虎办案等人为因素。如果司法人员素质不高无法胜任工作, 那应该严把司法人员的入门关, 外加一道错案责任追究的阀门不能提升司法水平。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使得司法人员的个人利益与许多外在因素挂钩, 司法人员面临着不能承受之重, 就没有独立行使职权可言[3]。

通过对我国司法实践与法治现状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国实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有其基础与必要性。因此, 笔者认为, 虽然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但它对于司法公正所起到的作用却是不容置疑的。

首先, 该制度有存在的法律基础。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 对刑事诉讼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在审判程序中也规定了审判监督程序, 如出现法律规定的情况, 案件将被发回重审或被上级人民法院提审。虽然不是所有被发回重审或提审的案件都是错案, 但其中肯定有一部分是错案。司法实践中,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错案的发生不可避免, 而这些正是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存在的事实与法律基础: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行为负责, 作为执法者更应身先士卒地恪守这一信条。

其次, 该制度有存在的必要性。实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对于增强执法者的责任感, 保证案件的审判质量, 促使执法者自觉提高业务素质水平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将办案中的权利、义务和责任都具体落实, 一旦出现问题, 即可追查到人, 责任明确是最好的防腐剂。从根本上说, 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给我们带来的是司法公正而不是司法腐败, 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第三, 该制度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一方面可以将错案纠正, 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另一方面, 也可以对公安、检察、审判人员产生威慑作用, 促使其恪尽职守、秉公执法, 防止错案, 防患于未然。

第四, 并不是所有的错案都追究司法人员的责任, 只有公安司法人员存在违法的故意或重大过失, 才起动错案追究, 实践中扩大化的做法是可以避免的, 不能因为有扩大化的倾向就因噎废食[4]。

四、刑事错案责任的落实

(一) 刑事错案责任人的确定。

正确确定错案责任人, 是执行错案责任追究制的关键。造成错案均有错案责任, 到底错案责任在谁, 一定要先区分清楚后加以追究, 这才符合责任自负原则。笔者认为, 在确定错案责任人时, 应掌握以下几种情形。

(1) 应把错案认定标准与责任追究标准相区别。前者是判断案件处理本身是否正确, 而案件事实真相、现行法律、人身与财产权益所受的侵犯都是客观存在的, 故判断的标准也就是客观的。而后者着重于在错案发生后分析错案发生的原因、审查职务行为是否违法、判断办案人员主观上有无过错、分析该过错违法行为与错误后果有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从而判断办案人员对错案应否负责任。

(2) 应将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相区别。第一种是纯粹的个人责任, 即办案人员在单位领导和集体不知情的情况下,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地造成错案。如办案人员有索取、收受贿赂、徇私枉法、刑讯逼供或殴打暴力行为, 导致错案发生的, 只能由办案人员负个人责任。第二种是既有个人责任又有集体责任。第三种是纯粹的集体责任。办案人员主观上没有过错, 如实汇报案情和证据, 职务行为也符合法律规定, 但是单位集体 (如检察委员会、审判委员会) 在讨论和决策时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决定, 导致错案发生的, 办案人员不承担错案责任, 单位集体在明显排除了个别人徇私枉法以外, 应当由单位集体负责。

另外, 经请示上级机关或者业务部门的案件, 办案人员只对案件事实负责, 不对案件处理结果负责。案件承办人如实介绍案情, 并按请示批复处理案件造成的错案, 办案人员不承担错案责任, 而由决定处理结果的上级领导和部门负责。

(二) 刑事错案责任的方式。

刑事错案责任有多种方式, 按照其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1) 刑事责任。我国刑法第185条和第188条对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贿赂、徇私枉法的行为构成犯罪的, 作了直接规定。根据我国刑事法律的规定, 对公安司法人员利用职权接受吃请, 收受、索取礼贿, 刑讯逼供、暴力取证, 徇情枉法裁判造成严重后果, 构成犯罪的错案责任人, 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2) 纪律责任。党章规定了每个党员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规定了党员违纪的处分内容。《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第2条和第7条, 明确规定了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收受贿赂的纪律处分标准。公安司法机关内部也规定了具体的纪律处分标准, 对错案责任人分别情形追究其党纪、政纪责任。对于有相当严重的违法行为而不够刑事处罚的, 可以依照上述规定进行纪律处理。 (3) 赔偿责任。《国家赔偿法》规定, 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 受害人有依照国家赔偿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公, 公安司法工作人员有刑讯逼供或殴打暴力行为或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死亡的;或有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死亡的;或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行为, 均应追究其经济赔偿责任。 (4) 通报、批评教育责任。党纪、政纪处分规定中, 均有对违纪情节轻微的人不予处分, 而给予通报、批评教育的条款。因而对公安司法人员因吃请受礼、谋取非法利益或过失造成错案, 且情节轻微不够党纪、政纪处分的, 均应视不同情况给予其通报或批评教育。

摘要：刑事错案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导致没有犯罪或者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有犯罪行为的人被刑事拘留、逮捕、起诉、定罪和执行刑罚的案件。本文拟就此概念与责任追究加以探讨。

关键词：刑事错案,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责任追究

参考文献

[1]王晓霞.刑事错案认定标准的反思与重构[J].人民检察, 2005, (11) 下.

[2]王晨光.法律运行中的不确定性与错案追究制的误区[J].法学, 1997, (3) .

[3]刘品新.错案责任追究制:看上去很美[J].人民检察, 2005, (5) 上.

李银河:卖淫行为应该不予追究 篇9

——社会学家李银河

她研究的是家庭、婚姻、性别与性,但她最为社会关注,也最引起争议的是她频频“出位”的言论;她的话经常被媒体引用,在网络上,叫好声一片,但也常板砖四起。她是李银河,著名社会学家,王小波的妻子。

1月14日上午9点半,湖南首届“爱文化”论坛在长沙通程国际大酒店举行。李银河教授与著名作家浮石、中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潘泽泉教授、长沙玛丽亚妇产医院主任医师游年书、世纪佳缘资深情感咨询师琳子等一起交流探讨了社会转型时期你所知道和不知道的“爱文化”。

“未来的爱情或能挣脱婚姻束缚”

现场,李银河围绕“爱情是什么,我对爱情的理解,未来的爱情”三点进行了演讲。李银河认为,爱的发生与生活质量和人们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李银河说,“未来爱情是一种更自由的爱情,所谓自由,是承认差异和多元的。”李银河说,从爱的形式上看,未来的爱情将会在更大程度上挣脱婚姻制度的束缚,婚姻制度有可能走向消亡,“之所以有婚姻,一个是为了养育子女,另一个是为了继承私有财产,如果财产有其他方法处置,由同居者来共同抚育子女,那么婚姻制度就有可能消亡”。

“权力货币影响了人们对爱的认知”

很多人反映现实中存在“爱无能”的现象,对此李银河认为,造成当代许多人“爱无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社会和学校的教育中都隐含着反性禁欲的观念,这种观念对女性的心理造成了影响,大家不敢去爱。潘泽泉认为,在社会转型期,因为权力、货币使人对爱的认知发生了改变,加上学校教育对爱的培养的缺失,使爱由神圣变得世俗,也是造成“爱无能”的原因。琳子则认为,“很多父母不准孩子与异性接触,导致孩子步入社会后没有与人沟通的能力和技巧,更不知道如何去爱。”

现场有人向李银河提问:“您如何评价与王小波之间的爱情?”“很美好,很幸运!激情的爱发生的几率不多,现在很多剩男剩女都在等待这种爱情,所以我是幸运的。”李银河说。

谈到“卖淫”这种社会现象,李银河说,卖淫是在隐私场所发生在成年人之间的一种自愿现象,不管是否有金钱交换,对于这种成年人之间的性行为应该不予追究,“因为我们没法区别小姐和二奶,因为二奶和小姐是批发和零售的关系,二奶是长期的,小姐是一次次的。既然不能把二奶抓起来,那么为什么把小姐抓起来?”

成熟的性教育需要专业的教材和老师

关于青春期孩子的教育也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李银河说,在青春期对孩子进行的性问题的教育,对其一生都有影响。但目前性教育的开展举步维艰,不少家长和学校有抵制情绪,“现在最需要做的是经过专家讨论后的教材,学校要安排课时,由经过培训的性教育老师,逐步推广起来。”

据长沙玛丽亚妇产医院的一项调查显示,该院自2010年5月20日建院以来,共接待人流案例近万例,其中25岁以下未婚女性占45%,最小的甚至只有12岁,可见大家自我保护意识的缺失。长沙玛丽亚妇产医院主任医师游年书认为,既然性行为不可禁止,性行为低龄化不可避免,当下最迫切的是对未成年人进行科学的性安全教育,提高他们的避孕常识,尤其是加强对未成年少女的自爱教育,加强其自身保护意识,避免早“爱”对其的身心伤害。游年书说,成熟的少女怀孕救助机制应该包括两点,一方面是未成年的少女发生性关系前,应知道基本的性知识,最起码应该知道一些避孕知识;另一方面是意外怀孕后,能够有专业的医生对其进行辅导,并有专业医疗机构免费为其终止妊娠。

“城市流动人口生育及性权利”调研即将启动

1月14日下午,李银河与长沙玛丽亚妇产医院签订协议,将合作开展一项关于湖南“城市流动人口生育与性权利”的调研。

长沙玛丽亚妇产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李银河教授关注到“城市流动人口”这个特殊群体,关注他们的生育及性权利状况,而进行“城市流动人口生育与性权利”的调研,很有社会意义,借着此次湖南首届“爱”文化主题论坛系列活动的良好契机,医院与李银河教授就该调查项目展开合作意向洽谈,医院将为李银河提供可靠的相关临床调研数据,为完善星城人民的“性福”医疗以及李银河教授的学术研究提供珍贵的第一手参考资料。

官员性权利的边界在哪里

活动现场,主持人就前段时间传得很火的“山东一官员穿丁字裤向二奶发誓事件”向在场嘉宾进行了提问。

主持人:作为官员,公众对他的监督和他个人权利的界限在什么地方?如果没有涉及到权力腐败,有没有“小三”的自由?

李银河:我倾向于他的个人道德的缺陷,尤其是在私生活方面,但不应因此影响其任职资格,比如克林顿没有因为莱温斯基事件而被弹劾。

潘泽泉:从人性角度来说没问题,但从道德秩序、社会秩序、人类文明进步来说,我觉得这种行为是一种破坏了人类文明的颠覆性的力量。

实行责任追究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篇10

1. 正确理解责任追究的内涵和特点, 进一步增强主动性。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 是出于领导人员失职、渎职、不作为、作为不力等行为, 导致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方面出现严重后果, 而给予被追究人的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责任追究内容上包括为政不廉问题, 也包括党风政风问题;形式上包括对失察责任的追究, 也包括对不作为和不正确作为责任的追究。责任追究如不好, 关系到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 关系到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成效。党政组织一定要正确把握责任的内涵特点, 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牢牢抓在手上。在具体工作中, 既要严肃认真、实事求是, 又要客观公正、宽严相济,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处理。要善于从大局和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分析和处理问题, 充分考虑责任追究后的综合效果, 要坚持追究与教育相结合, 立足教育, 着眼防范。

2. 建立纵向定责任追究提起机制。

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领导人员管理权限要求, 谁管理的人员, 由谁来实施追究。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考核以反对违章、违规、违纪、违法问题的处理过程中, 要增强责任追究意识, 增加责任分析内容, 及时发现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执行中的问题, 及时提出追究的意见。组织人事部门在干部的考察、选拔任用中, 对故意隐满事实情况, 造成失察的问题提出追究建议等。

3. 建立和完善责任界定体系。

责任的界定坚持实事求是, 对组织负责和个人负责相统一的原则。正确认定追究对象时, 要认真区分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主要领导责任与重要领导责任、前任领导责任与现任领导责任, 力求界定准确。要严格防止出现问题不主动解决或解决不力, 判断失真或失误, 应做到与党中央和上级组织保持一致, 对影响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大问题要抓住不放, 一追到底。

4. 要宽严相济、综合考虑、注重效果。

责任追究是件非常严肃的工作, 要注重宽严相济适度综合考虑, 对出现问题的性质、影响采取适当的责任追究形式。对责任性不强、未能履行好职责、所在单位发生比较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及时进行追究, 运用好党政纪处分。对明显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而发生严重违纪违法行为的, 经调查核实, 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的, 采取纪律追究措施。

5. 充分发挥经济手段在追究工作的补充作用。

应否追究曾某的刑事责任 篇11

1995年11月期间,被告人曾某利用其担任广州市某区农村经济社副社长兼财务的职务之便,与其丈夫某规密谋后,共同将属于镇政府补偿给第四经济社的征地款共96171.94元高息借给他人使用,牟取私利。至2006年10月初案发,检察机关立案侦查,之后曾某向检察机关退赃15000元,余款未能退还。

分歧意见:

对本案中曾某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曾某、邝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该资金是归经济社所有的集体资金,不是公款,依法应当认定曾某的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曾某、邝某案发后退还了15000元,就不属于“挪用资金罪数额较大不退还”的情况,不在“3年以上10年以下”的量刑幅度之内,而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之内,其追诉时效应当是5年。本案从案发到立案已经超过11年,已经超过追诉时效,所以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处理。

第二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曾某、邝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借贷给他人的行为符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从事上述工作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构成犯罪的,按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挪用公款罪的规定定罪处罚。故并曾某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曾某的行为属于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追诉时效应当是10年。本案从案发到立案已经超过11年,过了追诉时效,所以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处理。

评析意见:

1.本案应属于挪用资金罪。挪用公款罪与挪用资金罪在主观方面极为一致,都是由直接故意构成。对二罪进行区分,主要看它们的客体和主体:(1)从主体上来看,二者存在明显的不同。挪用公款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并包括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挪用资金罪的主体是非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那么嫌疑人曾某是否属于“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工作时,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从事上述工作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构成犯罪的,按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挪用公款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并非村基层组织人员任何管理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工作都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区分的关键和界限主要是看他是否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该类管理工作,若非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该类管理工作,而只是从事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经营、管理活动则不能适用《解释》的规定,其行为则不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而是集体经济和集体财产管理中的职务行为。具体到本案中,曾某所管理的征地补偿款是属于政府征用村社集体公用地块的补偿款,该款由村社集体支配,属于村社的集体资金,此时村社基层干部和财务人员对补偿款的管理作用体现的是对集体财产的管理作用,而非协助政府管理的作用。(2)从客体上看,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对象必须为公款,所谓公款分为两类:其一,纯粹的公款。包括:国有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以及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的财产。其中,国有财产,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所拥有的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是指集体经营组织所拥有的所有权属于该组织全体成员共同所有的财产;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的财产,是指通过捐助或专项基金手段募集的用于扶贫或其他公益事业的慈善性质的款物;其二,虚拟的公款,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运输中的私人财产。其中,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私人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依法归个人、家庭所有的生产资料;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合法财产;依法归个人所有的股份、股票、债券和其他财产。拟定的公款的所有权虽然实际上属于公民个人,但是由于它们处于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运输中,对其应以公款论。而挪用资金罪侵害的是非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非国有单位资金的所有权。二者体现的所有权形式是不同的。具体到本案中,曾某所管理的征地补偿款是属于政府征用村社集体公用地块的补偿款,该款由村社集体支配,属于村社的集体资金。

2.犯罪嫌疑人曾某、邝某是否已过追诉时效的判断。所谓追诉时效是指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已经超过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期限的,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如果已经被追究了刑事责任,该案件应当予以撤销。追诉时效的期限是根据各种犯罪法定刑的轻重,分别规定长短不一的追诉时效期限: 法定最高刑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期限为5年;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期限为10年;法定最高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的期限为15年;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追诉时效的期限为20年。如果20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后,仍然可以追诉。除此以外,还存在不受追诉时效限制的情况: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时效中断。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在一般情况下,追诉时效的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但是如果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追诉时效的期限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具体到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曾某、鄺某在立案后并没有实施上述逃避侦查行为,故要受到上述追诉期限的限制。案发后,被告人退回赃款15000元。这又产生了其是否属于刑法规定的“挪用资金罪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应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有期”的情形的疑惑。1998年4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多次挪用公款不还,挪用公款数额累计计算;多次挪用公款,并以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的公款,挪用公款数额以案发时未还的实际数额认定。”只有“案发时未还的实际数额”才能认定为犯罪数额,案发时已经归还的挪用数额不是挪用公款罪的犯罪数额。因为挪用公款罪与挪用资金罪在客观方面具有类似性,因此,笔者认为本案也可借鉴上述有关规定来适用。犯罪嫌疑人曾某、邝某在案发后退回赃款15000元,仍有8万多元未归还,故本案的挪用资金数额为仍未归还的8万多元。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1万元至3万元以上,超过3个月未还的;

2.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1万元至3万元以上,进行营利活动的;

3.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上,进行非法活动的。

由此可知挪用本单位资金1万元至3万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所以本案符合“挪用资金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徒刑有期”的情形。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九条规定:本法所称以上、以下、以内,包括本数。所以本案的追诉期限应当是15年。

综上所述,曾某的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并其行为未超追诉时限,故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关于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的调研报告 篇12

《条列》实施以来, 我院各执法办案部门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强化学习:

一、加强执法理念的转变。为保障执法办案工作的顺利进行, 注重加强执法理念的转变, 通过组织学习, 大家思想觉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认识到检察人员不仅是法律监督者, 同时应成为被监督者, 各执法办案部门自觉配合纪检监察部门的活动, 并对监督意见认真查找落实, 扎实有效地开展执法行为规范化活动。

二、强化对重点、关键环节的执法内部监督。执法办案活动内部监督的主要内容是检察机关及检察人员在执法办案活动中遵守法律规定的情况, 遵守检察纪律和规章制度的情况, 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况。

三、加强案件审核把关, 强化事前监督, 提高办案质量, 避免过错的发生。检察机关大量的执法活动都离不开办案, 办案实际上是检察机关最直接、最具体的执法活动, 强化案件审核, 确保办案质量, 是规范执法的重要途径, 同时也是从根本上避免过错发生的有效途径, 加强案件审核既能“防患于未然”, 又能做到有错必纠, 从而达到对人民负责, 对法律负责的目的。为此, 我院充分发挥案管中心管理和监督的职能作用, 做到:一是把好案件基础关, 重点针对收送案环节的管辖和期限的审查, 做到依法、及时、准确;二是抓好程序关, 通过发送口头预警提示和发送流程监控通知书等监督形式, 及时纠正办案中程序不合法的案件, 规范执法行为, 通过案件质量评查的形式, 从实体和程序上实现对案件的事后监督与纠错, 促进公正执法;三是把好追责关, 对于发现过错的人员, 要依照《条例》有关规定, 追究责任, 决不迁就姑息。

各执法办案部门对照《条例》认真查找问题, 发现并无执法过错情况发生。一些执法办案部门立足于本部门业务特征及基本内容, 贯彻《条例》过程中, 在遵守基本规定的基础上, 将落实和思考重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条例》第七条规定检察人员在执法办案活动中, 应当追究执法过错责任的十类行为 (故意实施) , 其中第一项是“包庇、放纵被举报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或者使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的”。控申部门在接收群众举报线索后, 无论举报人采取何种举报形式, 一律依照程序进行审查, 秉公处理, 线索的受理、流转均记录入册, 既严格保密, 亦方便分管领导及上级机关检阅、监督, 至今本院控申干警未出现任何包庇、放纵被举报人等的执法过错行为。针对此项规定, 控申人员依法贯彻的同时, 存在一定疑惑:例如本条中包庇、放纵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行为导致的实际后果, 与刑法约束范围内的“包庇罪”以及相关职务犯罪之间区分的界限和标准, 执法过错与职务犯罪之间的关系等, 有待进一步明确。

二、《条例》第八条第八项规定检察人员在执法办案活动中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放弃履行职责, 造成“矛盾激化, 引起涉检信访人多次上访、越级上访的”后果, 应当追究执法过错责任。控告申诉部门是检察机关的一线窗口, 直面群众, 需随时面对、处理各类性质的矛盾纠纷。息诉罢访、化解矛盾纠纷是控申人员的主要职责和目标, 控申人员始终在不断自我完善, 增加法律知识储备, 提高业务技能, 确保群众来访时, 能够有效、及时地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或给予正确的建议和指引, 以达到息诉罢访之功效。本条中规定的前提是“检察人员在执法办案活动中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放弃履行职责”, 但没有具体表现形式的规定, 在实际工作中, 各类情况、关系较为复杂, 难免出现极个别棘手信访事件信访人难以沟通, 矛盾纠纷在短期内无法及时化解, 导致信访人多次上访、越级上访的情况。因此, 若不能明确“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放弃履行职责”的形式, 尤其是“不正确履行”这一点, 就可能会因为不同人员理解、认知的差异, 而在界定过错上产生分歧, 这也会造成责任追究的困难。

三、关于执法过错的界定问题。实行对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 必须要解决执法过错的界定问题, 而执法过错界定又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把握, 由于在认定执法过错时把握不准, 有的偏宽, 有的偏严, 因而出现了追究处分责任人过多或出现错案也无人受到追究的情况。因此, 如何界定执法过错就成为落实这一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要正确界定执法过错。首先, 所谓执法过错是指检察机关在办结的案件中, 或认定事实错误, 或罪行定性不准, 或适用法律不当, 或违反法定程序, 影响了对案件的公正处理, 应依法纠正的案件。第二应把握执法过错的特点。一是执法过错的责任主体是具有执法资格的检察人员;二是主观故意或因过失造成执法过错;三是所办的案件或执法行为具有违法性, 或者违反实体法, 或者违反程序法;四是执法过错的责任人的违法行为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 具有承担法律责任的后果。

四、该《条例》于2007年颁布实施, 当时的检察机关尚未成立案件管理中心, 条例中应当追究责任的范围, 许多是在办案过程中发生的违法违纪行为, 案管中心作为一个新成立的部门, 许多执法和服务行为超过《条例》界定的执法过错责任的范围, 诸如收送案件、律师与当事人接待、流程监控、赃证款物的保管、案件评查等相关执法监督活动等, 建议在《条例》中予以明确界定。

摘要：本文就某区检察院对照《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规定的内容, 针对检察人员在执法办案中易存在的问题和隐患, 认真开展自查自纠, 提高了执法办案规范性, 增强了检察干警的责任意识, 自觉维护司法公正。

关键词：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责任意识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