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因素影响

多因素影响（共12篇）

多因素影响 篇1

多校区大学作为一个新的高等教育组织, 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开放系统必须与环境相互作用才能生存, 它不仅消耗从环境输入的资源, 同时也向环境输出其产出的资源, 它不能将自己同外界隔绝开来, 而必须不断地变革和适应环境。它必然要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制约, 而管理这样的组织也相应会受到这些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因素可以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

一、外部因素及其影响

外部因素是指对多校区大学管理可能没有直接影响, 但会有间接影响的各种要素, 一般包括政治因素、市场因素、科技因素、法治因素等。

1. 政治因素。

“中国高等教育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经历了剧烈的波动, 这与中国的政治气候及各个决策者对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关系的把握不无关系”。中国高校发展规模的扩大与一些政治因素息息相关。1999年中国高校招生增加幅度达44%, 致使中国出现了新世纪之际的校区扩建热。而在2000年, 中国合并高校也达到了高潮, 短短一年中, 共进行了105次合并, 有203所高校经合并重组为79所新的大学。

2. 市场因素。

美国卡内基教学基金会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一个报告指出“大学—宗教团体的关系已成为历史陈迹;大学—国家的关系也日益减少;展望未来, 将产生最激动人心的管理方法—高等教育与企业界的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 使市场成为影响多校区大学管理与发展的主导因素。一方面, 市场在寻求商机的利益驱动下, 介入高等教育市场。另一方面, 市场通过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 对高校外部招生、分配、科技与服务等和内部培养目标、专业与课程等都会产生较大影响。

3. 科技因素。

科技因素是把双刃剑, 一方面为多校区大学的管理“排忧解难”, 另一方面又对多校区大学的管理提出新的要求。互联网的广泛使用, 通信手段的现代化, 以及数字化校园、网络化校园的产生, 带来了高校教学、交流方式的深刻变革。这都将大大提高多校区大学管理的效益, 分割的校区地域的不利影响将大大减弱, 分散的人际关系也将借此得到加强。而科技革命与科技进步, 也促进了知识的分化与综合, 带来了高新技术的发展, 推动了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以及横断学科的产生。新学科的产生需要对传统的以院系为单位培养人才方式加以变革, 而且, 只有改革传统的大学管理方式, 重组高校管理模式, 才能催生出新学科尤其是交叉学科。为此, 只有创设有利于新学科产生的管理模式, 才有利于发挥高校的功能, 促进科技的进步。

4. 法治因素。

中国有人治的传统, 在人治传统的影响下, 高校管理更多依赖行政手段来管制, 这种管理一方面是缺乏制度规范, 随意性大;另一方面是行政手段管理具有管理封闭, 管理过死的特征, 不利于自主性、自主权的充分发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中国社会将从原来的人治色彩偏重的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 对国家实行依法治国。在依法治国的理念下, 多校区大学也必须提高治校水平, 实行依法治校。最近几年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 教育立法的完善, 也为多校区大学管理活动的规范性以及自主性提供了法律依据。《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方略依法治教。《高等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高校具有自主办学的系列权力, 使中国高等教育真正走上了依法治教、依法治校的轨道, 也使中国的多校区大学有了依法自主选择其发展目标和构建大学管理模式的空间以及动态选择和借鉴各种管理模式的可能。

二、内部因素及影响

内部因素是指对多校区大学管理发生直接相互作用, 并且对实现其管理目标的能力有直接影响的那些要素, 通常包括多校区大学组织战略目标、组织规模、校区功能和校区来源等。

1. 战略目标。

组织在战略发展的每个阶段都需要相应的组织结构与之匹配。当大学的办学目标、办学层次发生变化, 要求上水平、上层次, 就必然会加大对科技的投入, 产生许多新的科研机构。当学校的办学类型从教学型转向教学研究型时, 就会增加研究生的比例, 改变原来的组织结构。大学组织的框架结构, 自然关系到大学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多校区大学形成以后, 其办学规模扩大了, 办学实力增强了, 办学地位提高了, 同时面向的服务区域、领域、对象也发生了变化, 所有这些都要求多校区大学应该遵循社会发展多元化的需求, 根据学校自身的实际和发展重新定位, 包括发展战略目标的定位、学科结构的定位、办学层次的定位、办学功能的定位、服务范围的定位等方面, 而战略目标的定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它直接决定着其它方面的正确定位。如果把学校的战略目标定位在创办世界一流大学, 管理的重心应该下移到学科这一基层, 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其组织目标—知识的创新与学术的发展。如果把学校定位在以知识应用与社会发展为取向的教学科研型大学, 管理重心应在学院。如果是以知识传授与学生发展为取向的教学型大学, 适宜采用刚性化的科层结构, 管理的重心应在学校一级。由此可见, 对多校区大学战略目标的定位, 是进行有效管理的前提, 而管理模式正确的选择是实现多校区大学战略目标的基础。

2. 组织规模。

组织规模是组织结构的范围, 是组织结构的特质之一。组织的规模是与其它结构特征相互作用的内部特征, 要受到外部条件的强烈影响。因此, 规模更可能被视为一种造就和决定组织其他结构变量的独立变量。组织理论研究表明, 组织的规模与结构分化之间存在连续的、正相关的关系, 组织规模对组织结构有很大的影响, 而组织结构决定组织功能, 有什么样的组织结构就导致什么样的组织功能。首先, 它决定单位划分, 规模愈大、分支单位愈多。其次, 它能影响组织的协调, 组织规模愈大, 协调人员和协调机构就愈多。组织为了协调, 就须设置多种联结装置以求实现组织的一体化。再次, 组织规模影响集权和分权。如规模大的组织, 由于决策者的时间、精力有限, 不得不把权力分给与决策有关的人员以确保决策正确。组织规模还影响组织结构类型的设计和选择。如规模小时, 组织可能采用简单结构;规模适中时, 可采用职能结构;规模大时, 可采用事业部结构。一所大学在其创建时可能仅几十人, 而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在校人数可能几万, 也可能十几万。两个时期所要采用的组织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说明组织规模不仅决定组织结构设计的要素, 如单位划分、联结装置、集权与分权, 而且还影响组织结构的类型。

3. 校区功能定位。

校区功能定位是指对各个校区的用途或功能进行科学的规划、有效的利用。校区的定位犹如“导向仪”, 决定着校区的发展方向和办学模式, 也决定组织结构的选择。如果按学科定位, 每个校区就会拥有一个或多个学科组成的若干院系, 要在各校区设置校区管理委员会和派出相应的校职能部门。若按工作职能定位, 就会出现继续教育校区、新生校区、研究生校区、产业开发校区等形式, 此时适宜采用相对集权制的管理模式, 各校区的管理通过建立校区管理委员会来完成。若一个校区既有若干院系, 又有若干工作职能, 那组织结构的设置就会更加复杂。

4. 校区来源。

中国多校区大学校区形成的原因与方式各不相同, 有的是学校发展过程中由于规模扩大、功能增加自然形成的。有的是在政府的推动下, 由几所独立的高校合并而来的。而合并的依据又有差别, 以1998年为界线, 以前的合并主要是为了减少高校的重复建设、规模偏小的弊端而之后,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大建校100周年大会上提出“我们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在此精神的指导下, 其合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当然, 也有很多大学既扩建了自己的校区又参与了合并。此外, 即使同样是开辟新校区的大学, 不仅其老校区原有的基础不同, 而且开辟的新校区面积的大小、距离的远近、交通是否便捷等条件也不同。同样是由合并而成的多校区大学, 其校区数量、各校区的地理位置、交通情况、学生规模的大小、学科分布、各学科实力的强弱、师资的配备等都也会有很大的差异。而且, 由合并而来的校区都有自己的历史以及校园文化氛围。这些差异对多校区大学管理结构的设置、管理制度的制定、管理权限的分配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和制约。

多因素影响 篇2

唾液增多也是妊娠期常见的生理现象之一。因为怀孕后身体的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加速，直接促使口中腺体分泌加快，唾液的分泌自然也变多了。当然，怀孕引起的肠道不适，如消化不良、恶心、呕吐、肠道胀气等，也会间接影响口中腺体分泌的速度。

这种腺体过多的现象，通常会在怀孕几个月后消失，一般害喜越严重的孕妇，这种情况越明显。等害喜结束了，口水分泌多的情况也就随之结束了。 孕早期口水增多属正常症状，不需要特殊处理，只要注意日常保健就可以了，如果孕吐比较严重的话，可以吃一些缓解孕吐的食物。

( 1、怀孕初期口水变多，其实是正常的妊娠现象，主要是由于怀孕后身体的新陈代谢变的更加旺盛，口中的腺体分泌也随之加快，所以口水就分泌的多一些，另外也可能是孕吐刺激了唾液的分泌。 2、偶在怀孕早期的时候也是口水多，而且还都是酸水。咨询了医生说没事的，让我少吃点酸的东西，橙子啊，橘子也少吃点。之后就好了。

3、我同事怀孕的时候，口水很严重的。记得她那时候怀孕3个多月，总是有吐不完的口水，她就坐在我办公桌的对面，桌子下面放个痰盂，没一分钟就吐一次，几分钟吐一大口，看她很难过的样子，没半个月，她就辞职回家养胎了，据说生个小女孩，很健康的。不过大家不要太紧张，根据人的体质不同，反应也各不相同的。 由上可知，孕妇在怀孕早期流口水是正常的妊娠现象，在怀孕中后期情况就会有所好转的。您也可以阅读 ，了解更多的 怀孕初期症状

影响药物流产效果的多因素分析 篇3

资料与方法

2007～2011年收治自愿要求药物流产早孕妇女500例，年龄18～40岁，停经时间≤49天，B超提示为宫内妊娠，孕囊三径线≤30mm，体格检查、妇科检查和实验室检查均无药物流产禁忌证，服药前签署知情同意书，病例资料记录完整。

服药方法：第1天早晨空腹口服米非司酮片150mg，第3天清晨空腹口服米索前列醇片600μg后，留站观察24小时。

效果观察：①完全流产：用药后1周内孕囊完全排出或经B超复查提示子宫内无异常。②不完全流产：用药见孕囊排出，但阴道流血多于月经量或持续流血时间＞2周，或经B超复查提示提示子宫内有残留物，需行清宫术，刮出物送病理检查提示绒毛或蜕膜组织。③药物流产失败：用药后未见孕囊排出，术后1周复查B超提示孕囊滞留，需清宫术，清除物可见完整孕囊。

统计学处理：采用X2检验。

结　果

药物流产效果：500例中完全流产425例（85%），不完全流产49例（98%），流产失败21例（42%）。其中需要清宫术65例（13%）。

相关因素分析：①孕产次数孕产次≥3孕妇完全流产率76%（149/196），明显低于孕产次＞3次907%（276/30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②孕囊大小孕囊直径10～20mm完全流产率924%（218/236），孕囊直径＜10mm完全流产率735%（78/106），孕囊直径＞20mm完全流产率816%（129/15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③剖宫产史有剖宫产史完全流产率646%（75/116），低于无剖宫产史911%（350/38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④子宫位置子宫前倾前屈位或后倾后屈位完全流产率518%（58/112），子宫水平位完全流产率946%（367/38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讨　论

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抗早孕的临床效果已得到世界公认，2003年WHO的调查结果表明药物流产的有效率935%～950%［1］，国内报道的完全流产率＞90%，失败率6%～10%［2］。而以手术流产相比，药物流产的并发症主要是不全流产引起长时间阴道流血、甚至大流血。最终需手术干预行清宫术。通过本文比较可以看出，孕产次数、孕囊直径、子宫位置及既往有无剖宫产史均为主要影响因素。

多次生育及流产使子宫内膜不同程度受损，再次妊娠后，妊娠组织易与子宫壁粘连，影响蜕膜自宫壁剥离，流产次数越多，子宫内膜的损伤越重，导致妊娠组织粘连的可能性越大，阴道流血时间延长，需清宫或吸宫手术干预。

停经时间长短，孕囊大小与药物流产效果密切。孕囊越大蜕膜越多，妊娠物孕激素受体越大越多，米非司酮拮抗孕激素的作用相对减弱，在孕囊排出后，易发生不同程度的蜕膜残留，造成药物不全流产［3］。孕囊越小，蜕膜组织越少，蜕膜的孕激素受体数量可能不足，孕酮受体与米非司酮结合能力低，不能有效抵抗孕酮作用，同时子宫平滑肌对米索前列醇敏感性低。

剖宫产手术后子宫下段切口处形成瘢痕，子宫内膜覆盖不全，子宫蜕膜血管生长缺陷，易出现胎盘粘连或植入，导致药物流产时蜕膜不易彻底排出，最终导致不全流产或药物流产失败。

既往有研究显示，药物流产失败率后位子宫高于前位和水平位子宫者22倍［4］。本资料单因素分析显示药物流产结局与子宫位置有明显关系，子宫后倾后屈位和前倾前屈位者不全流产明显高于水平位者。由于屈位子宫的宫腔与子宫颈之间形成一定的角度，当子宫节律性收缩时胚胎不易顺利通过宫腔与宫颈形成的角度而在重力作用下排出，造成屈位子宫者药物流产失败率明显高于子宫水平位。

通过本资料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早孕妇女合并屈位子宫（前倾前屈、后倾后屈位子宫），孕囊直径＜10mm、＞20mm，孕次或流产次≥3次者，既往有剖宫产史，在药物流产过程中需要清宫或吸宫手术干预可能性较大。因此在临床工作中，使用药物流产时除严格掌握适应证及禁忌证外，在指导孕妇选择流产方法上，应对孕妇进行相关因素评估，告知孕妇药物流产的利弊，注意事项，知情同意后行药物流产。加强药物流产时的观察和随访，必要时行手术干预，以提高药物流产的安全性和满意度。较大限度保证育龄妇女生殖健康。

參考文献

1　Von　Hertzen　H，Honkanen　H，piaggio　G，et　al.WHO　multi-national　study　of　three　misoprostol　regimens　after　mifepristone　for　early　medical　adortion.Ⅰ：Efficacy［J］.BJOG，2003，110（9）：808-818.

2　桑国卫，贺昌海，邵庆翔.米非司酮配伍前列腺素终止早孕17523例的大规模引入性研究［J］.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1999，15：323-329.

3　刘效群，刘芳，于俊荣，等.复方米非司酮对早孕绒毛、蜕膜形态学及雌、孕激素受体的影响［J］.生殖与避孕，2004，2（3）：75.

企业多品牌战略影响因素分析 篇4

关键词：多品牌战略,影响因素,评价

一、多品牌战略概述

多品牌策略是由美国宝洁公司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首创的，即指一个企业的产品使用多个品牌，包括一品多牌策略和多品多牌策略。由于企业实施多品牌战略可以通过取得大的货架面积促进销售、进一步细分市场吸引新的消费者、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一定程度上实现资源共享，所以，多品牌战略成为了一些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的战略选择。

然而，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有利必有弊。企业建设一个品牌，要在产品的价值、品质、服务、技术含量、营销等方面耗费大量的管理资源，想同时做好多个品牌是非常难的。许多企业在实行多品牌战略时遇到品牌管理难度增大、规模效应降低、成本增加、出现同类相食等问题，影响了企业的业绩。为解决这些问题，企业不得不大规模的削减品牌，如五粮液集团两年前大刀砍下38个品牌，给市场造成强烈的震撼。

由此可见，企业在制定多品牌战略决策时，需要对自身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因素进行综合的评价。

二、假设的提出

假设1：进行多品牌经营的企业已经凭借至少一个成功品牌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具有一定的资源积累和良好的品牌形象，已培养了一批忠诚的顾客。由于一般情况下，企业都是在具有至少一个成功的品牌和一定资源积累的基础上，才会去考虑开发新的细分市场，采用多品牌战略经营，所以，在此本文提出此假设。

假设2：影响战略制定和选择的宏观因素相对稳定。经济、法律、政治、技术等宏观因素出现突然变化的情况是企业不可控制的。所以本文假设宏观环境是连续性变化的。

三、多品牌战略影响因素分析

在影响企业多品牌战略决策的内部和外部因素中，本文选取了八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并分析了它们是如何影响战略决策的。企业内部因素中选取的是企业文化、组织结构、创新能力、资源、品牌决策(市场细分、品牌定位、品牌个性)，企业外部环境中考虑的是顾客和竞争者两方面，具体的因素为原品牌形象、顾客忠诚度和竞争者实力。

1、企业文化。

何永、孙念波(2005)指出企业文化代表了企业的精神气质，企业战略选择使企业具有明确的前进方向，企业文化是企业战略的实施关键，为其提供成功的动力，两者应相互适应和协调。注重变革的企业文化更加支持多品牌战略的实施。

2、组织结构。

企业实施多品牌战略，必然会打破现有的组织结构。由于人们都有规避风险的倾向，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组织变革的抵制力量。柔性的组织更加适应环境的变化，富有灵活性，组织变革时受到的抵制较少，更加适合多品牌战略的需要。

3、创新能力。

张世贤主编的《现代品牌战略》中指出：“创新活力是品牌的生命之源。”坚持提高创新能力能为企业和顾客带来巨大的增值。技术、知识、产品等要素的创新能力较强，可以为企业进行多品牌经营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持续的创新可以为顾客带来更多的感知价值。

4、资源。

推出新品牌、品牌的推广和维系都需要资源的大量投入，所以，资源是否充足及有效整合对能否成功实行多品牌战略具有重要的影响。以杉杉集团为例。宁波杉杉服装集团在成功打造“杉杉”品牌之后，迅速进行品牌扩张，运用资本运营的手法快速投资自创、参股、控股了法涵诗、梵尚、菲荷、意丹奴等多家时装品牌，但由于企业未对众多的品牌进行合理的资源整合，导致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过度分散，未达到好的经营效果。

5、品牌决策。它包括：

(1）市场细分。

企业可以通过市场细分重点挖掘有价值客户，市场细分不明确会造成新、老品牌在客户上大量重合、顾客认知度下降。

(2）品牌定位。

相对于竞争性品牌或者是此企业的原有品牌，新品牌必须能在消费者头脑中占据独特的位置。如果品牌定位模糊，会出现同类相食现象，即企业在新品牌上收获的利润是以牺牲原品牌的利润为代价的。所以，明确而行之有效的品牌定位，是多品牌策略开拓市场的敲门砖。

(3）品牌个性。

美国品牌学家戴维·阿克在《创建强势品牌》中指出，品牌个性可以解释为一个特定品牌拥有的一系列人性特色，可以加深人们对品牌的感受和态度，有助于形成差异化品牌识别、指导沟通和创建品牌资产。

6、原品牌形象。

当新品牌与原品牌相关度较高时，如果原品牌形象较好，新品牌会比较容易得到原品牌的提携;当品牌间相关度较低且原品牌已在人们脑中形成固定的形象时，新品牌的推广就有些难度了。

7、顾客忠诚度。

一个成功的品牌会有一定的忠诚的顾客群。高忠诚度的顾客会去尝试购买此企业推出的新品牌。但是，这样也会带来失去部分忠诚的顾客的风险。如果新品牌未被他们接受，他们有可能不再轻易成为此公司的忠实顾客了。

8、竞争对手实力。

如果企业要进入的细分市场中没有竞争者或竞争者的实力较弱，企业就比较容易凭借其良好的原品牌形象获得顾客认可，成为市场的领先者，相反，如果竞争者实力较弱，则企业争夺此细分市场的难度就很大了，除非新品牌具有独特的差异化，能够向顾客传递比强大的竞争对手更多的品牌价值。

此外，针对不同的行业和企业，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影响企业的多品牌战略决策，应在分析具体的企业的战略决策时予以考虑。

参考文献

[1]、何永, 孙念波.浅析企业文化与战略选择的关系[J].现代商业, 2008年3期.

[2]、张世贤.现代品牌战略[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7年1月第1版.

多因素影响 篇5

摘要：目的：探讨导致剖宫产率升高及指征变化的原因，寻求降低剖宫产率的措施。方法：回顾性分析8年间在我院住院产妇的病例资料，分为三种分娩方式：顺产、阴道助产（包括吸引产和产钳助产）和剖宫产。结果：1996年至1999年剖宫产率显著低于2000年至2003年的，分别为31.4%和42.0%，差异有极显著性（P＜0.01）；而前者阴道助产率（9.5%）显著高于后者（3.1%）（P<0.01）。在剖宫产指征中，难产和胎儿宫内窘迫占据第1和2位，社会因素近4年上升到第3位。结论：社会因素的增加、阴道助产的下降是导致剖宫产率升高的主要原因，因此严格掌握剖宫产指征和严密观察产程同时适当提高阴道助产的比率是降低剖宫产率有效措施。

关键词：剖宫产率；剖宫产指征；助产；社会因素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Leading the Rising Cesarean Section Rate and Changes of Cesarean Section Indication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factors leading the rising cesarean section rate and changes of cesarean section indication and look for the means to decreasing the cesarean section rate.Method： We studied retropectively all the delivery cases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 1996 to Dec 2003, and divided them into three groups: nature delivery, aspirator or forceps delivery and cesarean section.Result： The cesarean section rate in 1996～1999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2000～2003(31.4% vs.42.0%, P<0.01), and the rate of aspirator or forceps delivery was 9.5% in 1996～1999,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3.1% in 2000～2003(P<0.01).The dystocia and fetal distress were the first and second indications of cesarean section, social factor was elevating to the third.Conclusion： The social factor and decreasing rate of aspirator or forceps delivery were the main causes leading to the persisting rise of cesarean section rate.In order to decrease the rate of cesarean section, we should encourage the reasonable aspirator or forceps delivery under the strict observation of labor course and strictly grasp the medical indication of cesarean section.Key words：Cesarean section rate；Cesarean section indication；Aspirator delivery；Social factors 本文通过对我院产科8年间住院病人分娩资料的回顾性研究，从分娩方式的选择、经阴助产率、剖宫产率及剖宫产指征变化等方面剖析引起剖宫产率上升的原因，从中总结出可以降低剖宫产率的措施，为临床合理选择分娩方式提供参考。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选择自1996年1月至2003年12月期间在我院产科住院的所有产妇，将其分娩方式（自然分娩率、助产率、剖宫产率，其中助产包括吸引产、产钳助产）、剖宫产指征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empirenews.page--] 1.2 方法：采用回顾性资料分析方法，对病例进行归纳总结后行X2检验。结果

2.1 我院产科分娩病例三种分娩方式每变化见表1。

表1 八年间分娩例数及比率变化 略

8年间剖宫产率有逐年增加的趋势，而助产率有逐年下降趋势，其中1996年至1999年平均宫产率为31.4%，2000年至2003年的为42.0%；二者相比差异有显著性（P<0.01）；1996年至1999年和2000年至2003年平均助产率分别为9.5%、3.1%，二者相比差异有显著性（P<0.01）。

2.2 剖宫产指征变化：本文将剖宫产的主要指征分为：①难产，包括骨盆狭窄、倾斜骨盆、头盆不称、巨大儿、产程异常、胎头位置异常等；②胎儿窘迫；③妊娠合并症，包括妊高征、前置胎盘、妊娠合并内科疾病（糖尿病、心脏病、甲亢等）等；④臀位；⑤社会因素，包括高龄初产、珍贵儿及其他无手术指征的；⑥疤痕子宫；⑦其他，包括羊水过少、脐带绕颈、胎膜早破等。1996年至1999年和2000年至2003年的剖宫产各指征变化的构成比见表2。

表2 剖宫产各指征变化的构成比（略）讨论

3.1 8年间的助产率和剖宫产率变化趋势：本研究显示剖宫产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从1996年的25.9%上升到2003年的41.2%；而助产率从1996年的9.9%下降到2003年的2.1%，显示助产率的下降是剖宫产率上升的一个因素。在分娩过程中，采用适当的阴道助产方法［1］，对于降低剖宫产率和保证母婴健康是安全有效的措施。但是近年来由于产科医生担心在助产过程中损伤胎儿或者万一助产失败招致家属的指责，加之产妇怕产程长、疼痛、产后阴道松弛影响性生活等因素不愿助产，导致助产率的下降。因此应采取合理措施，对产妇及其家属进行有关正确认识助产的健康教育，在不断提高产科医生助产技术培训和锻炼、合理掌握并正确运用助产方法的前提下，提高助产率并达到使产妇经阴道安全分娩的目的。这一点是产科医生必备的技能。

多因素影响 篇6

以“零售业商务员”和“食品业专销员”为例，申请零售业商务员培训岗位的人数远远超出社会提供的培训名额数，2015年申请失败人数为6400人；与此同时，2015年有3600个食品业专销员的培训岗位空缺。通过对约700名申请人的调查，研究人员发现，从这些年轻人的角度看，这两种职业非常接近，工作核心都是售前咨询，但零售业商务员有较好的收入与职业发展前景，且更能得到社会的认同，这就导致那些未获得该职业培训岗位的年轻人不愿转向申请食品业专销员的培训。研究人员表示，其实食品业专销员的职场成功机会更大，但问题在于许多年轻人对这两种职业并没有正确的认识。研究院已联合其社会合作伙伴推出 “食品检验员及食品业销售经理”的继续教育，旨在为年轻人拓宽继续教育之路和提供职场升迁机会。

研究院负责人埃斯勒表示，鼓励年轻人选择某种职业不能光靠唤醒他们对工作的兴趣，同等重要的手段与措施还包括提高职业薪酬、加强继续教育、增强社会认同感等，以避免年轻人拿其他职业进行不切实际或错误的比较，并最终改变他们及其父母对该职业的认知。此外，培训岗位应实行名额限制，以改变年轻人的认识，促使其做出理性的决定，避免他们产生失望情绪。

多因素影响 篇7

深基坑开挖工程对基坑周边土体有很大的扰动和影响, 通过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过程, 合理运用各种科学方法对风险进行判定、估计和评价, 提出应对办法。

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基坑事故发生率与管理、地质环境、设计方案、施工质量、监理与监测等有很大关系。其中, 设计、施工等因素是主要诱因, 占总数的87.9%。故主要从地连墙刚度、地连墙插入比、土体流变性和基坑开挖方式四方面对基坑周边土体位移特性的影响进行数值模拟分析, 从自然科学和技术层面为基坑开挖工程提供指导和依据。

2 有限元计算模型

基于某基坑开挖工程, 以基坑深度16 m, 宽度20 m为模型, 根据工程经验, 基坑开挖影响深度为开挖深度的2~4倍, 影响宽度为开挖宽度的3~4倍, 整个计算域深度和宽度分别取60 m和200 m (见图1) 。

土体与地连墙单元采用平面应变单元, 支撑采用杆单元。模型左右两侧边界取水平方向位移为约束, 底部边界取水平向和竖向双向位移为约束, 上表面取自由边界。模型的计算参数见表1。

基坑开挖模拟方案:首先, 平衡地应力;其次, 分4步开挖土体, 架起相应的支撑, 每次开挖厚度为4 m;最后浇注混凝土底板。

3 复杂多因素数值模拟与计算分析

3.1 基坑开挖周边土体位移基本特性

计算结果显示, 基坑底部水平位移最为显著, 在一定区域内的土体发生较明显的水平位移。且在基坑底部发生非常显著的隆起现象, 靠近地连墙两侧土体竖向位移也十分明显, 有沉降槽出现。

为了更好地描述基坑周边土体的水平位移特性, 对距地连墙水平距离分别为5、15、30 m位置的土体的水平位移和竖向位移随深度的变化情况作成曲线 (见图2) 。

由图2可知, 距地连墙5 m位置的土体与地连墙的变形基本一致, 在基坑底部位置处位移量值最大, 而距基坑15 m和30 m位置的土体, 水平位移的最大值发生在地表, 其值与地连墙水平位移峰值相比较小, 离地连墙水平距离越远, 位移量值越小。地表有明显的沉降, 且在地表以下2~6 m的位置最为显著。从距地连墙的远近程度来看, 距地连墙越近, 其沉降量值越大。

3.2 地连墙刚度特性对基坑周边土体位移影响模拟

地连墙的刚度特性将直接影响基坑开挖后地连墙自身的变形以及周边土体的扰动位移, 地连墙刚度 (主要考虑水平横向刚度) 取决于结构几何尺度 (包括厚度、开挖暴露面积) 、插入深度、钢筋混凝土弹性参数等。

假定地连墙插入深度足够大 (充分满足地连墙结构抗倾覆要求) , 且其弹性模量保持不变, 则地连墙横向刚度可用厚度等效表述。取地连墙厚度分别为0.4、0.6、0.8、1.0、1.2、1.5 m模拟地连墙刚度变化对基坑开挖周边土体位移的影响。

图3所示为不同厚度地连墙情况下基坑开挖地连墙水平变化情况。由图可见, 地连墙水平位移沿深度分布状态动态变化, 其形状与地连墙刚度条件无关;地连墙的水平位移分布呈弓形, 最大水平位移出现在基坑开挖深度 (16 m) 附近, 且随地连墙厚度的增加, 最大值逐渐往基坑底部以下移动;从整体上看, 当地连墙厚度越大, 即墙体的刚度越大, 墙体本身的水平位移越小, 即表征墙体刚度的增大可以有效控制基坑周边土体的水平位移, 但这种作用的效果随着地连墙刚度的增大而逐渐弱化。对数据进行处理可得, 当d=1.0 m时, 每增加0.1 m, 墙体厚度可减小的最大水平位移平均为5.8%, 优于d=1.2 m时的4.6%, 考虑经济因素, 选用d=1.0m的墙体厚度能够更有效地限制基坑开挖引起的水平位移。

考虑地连墙弹性模量对基坑开挖周边土体位移的影响, 在地连墙插入深度、厚度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取地连墙弹性模量分别为10 GPa、30 GPa、40 GPa进行模拟分析 (见图4) 。

由图可见, 水平位移特性基本与地连墙厚度增加一致, 最大值处基本相同, 没有下移现象, 并且地连墙弹性模量>30 GPa后, 对水平位移的控制效果不显著。

3.3 地连墙插入比对基坑周边土体位移影响模拟

对轨道交通工程13个车站基坑的调研统计, 分别取地连墙的插入比为0.87、0.97、1.0、1.07、1.17、1.2、1.27、1.37、1.4、1.47模拟基坑开挖过程周边土体位移特性。

计算结果显示, 改变地连墙插入比对地连墙自身竖向位移及周边土体的竖向位移的影响是十分微小的, 而对周边土体的水平位移影响是十分显著的。图5所示为不同地连墙插入比下基坑周边土体的最大水平位移曲线。

由图可见, 基坑开挖周边土体最大水平位移随地连墙插入比呈负指数变化。插入比<1.07时, 位移随插入比增大急剧减小;当插入比>1.07时, 位移变化甚微并逐渐收敛于某一定值。换言之, 插入比对变形的控制存在最优值 (本研究中的最优值为1.07) , 该值与土体强度、变形参数有关, 当插入比小于最优值时将有可能存在基坑开挖稳定性风险, 当插入比大于最优值时, 继续增大插入比对变形控制效果不显著, 反而较大程度上增加地连墙施工难度、工程造价和施工工期。实际工程中应通过计算获得最优值以便合理确定地连墙的插入深度, 优化设计方案和施工工序, 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3.4 土体流变性对基坑周边土体位移影响模拟

大量工程现场监测结果显示, 软土地层基坑开挖引起的周边土体位移 (水平及沉降位移) 不同程度上具有时效性。根据常规有限元方法, 只能获得基坑开挖瞬时位移。为有效推测基坑开挖扰动长时位移, 必须把土体流变特性引入实际计算中。本研究从使用角度出发, 建立以FEM瞬态力学状态模拟及土体位移时效系数为基础的经验型计算公式。

假定土体层数为m, 每层土体中有k个已知位移值 (数值计算结果等) , 则长时位移预测经验公式为

式中:U为土体长时总位移值, mm;ηj为位移时效系数, 无量纲;εi为任何时间间隔发生的应变, 无量纲;hi为该土层厚度, mm;Ui为该土层的位移值, mm;参数下标:i为土层顺序号;j为时间步序号。

为便于工程应用参考, 模拟研究基坑挖土完成至底板浇筑前作业时间分别为t=24 h, t=48 h, t=72 h, t=96 h, t=120 h基坑周边土体位移的时效特性。图6、图7、图8所示分别为与地连墙水平距离5、15、30 m位移的土体的水平位移和竖向位移的时效预测结果。由图可以看到, 由于土体流变特性, 水平位移和竖向位移随时间 (碎石回填及底板浇筑前) 的增加而增大, 因此, 碎石回填及底板浇筑前作业时间的长短对有效控制流变引起的土体位移至关重要。在实际工程中, 土方开挖至基坑设计开挖深度后必须及时进行碎石回填及底板混凝土浇筑, 并根据实测结果及时调整支承轴力, 同时采用外加早强剂等方法加快底板混凝土固化, 从而及时改善土体应力状态, 有效控制土体蠕变位移, 确保基坑工程安全。

3.5 基坑开挖方式对基坑周边土体位移影响模拟

深基坑开挖普遍采用分层分区开挖的步骤, 包括基坑中部向两端推进的中间台阶下行开挖、一端向另一端推进的单头台阶下行开挖、两端向中部推进的两端台阶下行开挖。为研究上述3种开挖方式对基坑周边土体位移特性的影响, 将二维模型推广到三维, 进而对3种开挖方式进行模拟分析。表2所示为3种开挖方式下最大水平位移和最大竖向位移的量值及最大总位移发生位置。

以上数据显示, 基坑端部单向推进开挖引起的基坑周边土体位移最小, 其原因在于挖方卸载量相对较小且底板浇筑与地连墙维护结构连接, 支撑刚度大;中间开挖方式第1次开挖至基坑底部时, 轴向两侧土体被挖除, 卸载土方量相对较大且底板结构仅在横向侧面与地连墙联接, 抗弯刚度相对较小致使底板上浮位移增大;基坑两端同时向中部推进的台阶下行式开挖, 由于工作面推进至中部区域时最后开挖区块及其两侧以基本开挖卸载、地板裸露时间长、裸露面积大, 造成上浮位移增大。基于此研究分析, 实际基坑开挖工程中宜采用基坑端部单向推进开挖方式。

4 结语

1) 基坑开挖后底部水平位移最显著, 且位移值随着与地连墙水平距离增大而减小;地表以下2~6 m的位置沉降最为显著, 基坑底部显著隆起。

2) 地连墙刚度增大可有效减小基坑周边土体位移, 但效果随着地连墙刚度的增大而弱化。考虑经济因素, 1.0 m的墙体厚度在项目中能更有效地限制基坑开挖引起的水平位移。

3) 基坑开挖周边土体最大水平位移随地连墙插入比呈负指数变化。地连墙插入比对变形的控制存在最优值。

4) 由于土体流变特性, 水平位移和竖向位移随时间 (碎石回填及底板浇筑前) 的增加而增大。因此, 基坑开挖后应尽快浇筑底板。

多因素影响 篇8

关键词：结直肠癌,复发转移,多因素分析,预后

临床治疗结直肠癌的主要手段是采用外科手术配合化疗, 影响治疗失败的主要因素是患者术后的转移和复发, 而了解复发转移的影响因素对术后随访和指导治疗有着积极的意义[1]。笔者对本院524例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恢复性分析, 对术后复发转移和影响临床病理因素的关系进行探讨, 希望能为术后的随访和治疗提供有效的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02年2月-2012年10月间本院接治的结直肠癌患者971例, 对其中524例的临床资料进行整理并组建数据库, 将其分为无复发组403例, 复发组121例。筛选标准:以根治治疗为目的的手术性质且术后出现明显的复发转移情况入选;对存在炎症性肠病恶变病例和家族性息肉症病例和在术后2个月内出现复发转移经治疗无效死亡的病历以及在手术前进行过放化疗的病历予以剔除, 确保研究对象具有典型代表性。524例患者中, 其中男292例, 女232例, 年龄18~80岁, 平均54岁。无复发组403例, 为手术后没有出现病情复发的病例, 其中直肠癌224例。复发组121例, 均为病情复发病例, 其中直肠癌87例。所选全部病例均经病理确诊, 复发转移病例经X线、B超、CT、临床等证实。

1.2 方法

对患者在手术后第1年每3个月于门诊进行复查时随访调查, 以后改为每6个月进行1次随访。对本组病例全部随访成功, 无漏访, 随访持续时间为4年。随访采用信件联系、门诊复查和电话询问方式相结合。患者的生存时间是指患者在进行手术治疗后到死亡的时间。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0.0软件做统计处理, 患者生存率计算方法则采用寿命表法, 对患者生存率采用log-rank进行对比检验[2]。用x2对不同组间的转移复发率对比进行检验, 将复发转移定为终点事件, 对单因素分析采用Cox模型, 提取对单因素分析有影响的变量应用Cox模型进行再多因素分析[3], 应用基于偏最大似然估计的前进法对危险因素进行筛选。

2 结果

2.1 复发转移

本组复发转移率为23% (121/524) 。其中36% (44/121) 为单纯局部复发, 54% (65/121) 为单纯远处转移, 10% (12/121) 为兼有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肝脏为最常见的远处转移位置 (44%, 34/77, 含其他脏器转移合并, 以下类同) , 其次为肺 (29%, 22/77) , 多处转移占22% (17/77) 。患者手术后复发转移的周期时间为48个月, 复发转移在手术后2年内出现者占74% (90/121) , 3年内出现者占92% (111/121) 。

2.2 患者生存率

患者在手术后3年和5年的总生存率分别为77%和69%, 其中无复发组为93%和86%, 复发组分别为33%和20%, 无复发组生存率明显高于复发组,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2.3 单因素结果分析

经字2检验结果显示, 影响术后复发转移的因素有肿瘤部位、肠壁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和Dukes分期, 其中肿瘤部位、淋巴结转移和Dukes分期与局部复发密切相关, 而肿瘤大小、肠壁浸润深度[4]、Dukes分期、淋巴结转移与术后远处转移相关连, 而肠壁浸润深度对局部复发无影响, 远处转移与肿瘤部位无关连。

采用Cox模型对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对结直肠癌复发转移有影响的因素包括大体类型、分化程度、Dukes分期、肿瘤部位、淋巴结转移和肠壁浸润深度。分别对远处转移和局部复发情况进行分析结果为:影响局部复发的因素有分化程度、肿瘤部位、Dukes分期、淋巴结转移, 而大体类型、肿瘤大小、Dukes分期、肠壁浸润深度和淋巴结转移与远处转移密切相关, 见表1。分别对直肠癌和结肠癌病例情况进行分析结果为:直肠癌的分化程度、肿瘤大小、Dukes分期、淋巴结转移、与复发转移相关联, 而结肠癌的大体类型、Dukes分期和淋巴结转移与复发转移相关联[5]。

对脾曲远侧和近侧大肠的肿瘤进行对比, 其复发转移率分别为21%和22%, 单因素分析复发转移和肿瘤发病部位无关联 (x2=0.05, P=0.819) 。

2.4 多因素结果分析

对多因素采用Cox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结直肠癌的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和肿瘤位置是影响复发转移的高危因素, 这其中又以淋巴结位置移动为对术后复发转移影响最大的因素。在分别进行的远处转移和局部复发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肿瘤部位与局部复发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远处转移则与肠壁浸润深度和淋巴结转移密切相关[6]。

3 讨论

复发转移对患者术后生存率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所以明确手术后复发转移的危险因素有着积极意义。患者手术后复发转移情况多半发生在术后3~5年, 以往人们经常把局部复发混淆为单纯局部复发而忽略了远处转移, 但近代文献研究结果表明局部复发应包括伴远处转移[7]。文章研究局部复发包括伴远处转移者。本组多因素分析发现, 影响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的因素有不同之处, 表明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是复发的两种有区别形式。

影响结直肠癌术后复发转移最主要的因素是淋巴结位置转移[8]。术后远处转移的重要预后因素则是肿瘤的浸润深度, 肿瘤分化程度低且位于直肠的临床患者术后局部复发的几率较大。

参考文献

[1]梁君林, 万德森, 潘志忠, 等.结直肠癌根治术后复发转移危险因素分析[J].中华普通外科杂志, 2007, 22 (1) :11-14.

[2]郜文秀, 杨艳芳, 梁小波, 等.影响大肠癌预后相关因素Cox回归分析[J].中国热带医学, 2008, 8 (5) :745-748.

[3]Munro A J, Lain S, Lane D P.p53 abnormalities and outcomes in colorectal Cancer:a systematic review[J].Br J Cancer, 2005, 92 (3) :434-444.

[4]杨宇飞, 葛建忠, 邢建民.221例老年结直肠癌根治术后复发转移的临床分析[J].中国医刊, 2009, 10 (22) :779.

[5]李燕理, 陈嘉雁, 张东升.宋俊结直肠癌术后复发38例[J].肿瘤研究与临床, 2007, 19 (7) :92-94.

[6]汪路, 孟庆勇, 王小军.郑榜祥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转移危险因素分析[J].中国肿瘤, 2007, 16 (8) :42-46.

[7]牛建永, 孙永红, 冯毅, 等.FOLFOX-6与肝动脉灌注化疗对结直肠癌肝转移治疗效果的比[J].中华肝胆外科杂志, 2010, 16 (6) :422-427.

多因素影响 篇9

一、预算差异分析的总体逻辑框架与解析思路

企业业绩的预算差异分析一般按如下的思路逐步展开:

(一)确定分析目标及分析对象

不同的预算差异分析,其目标与对象往往也不相同。明确预算分析的目标才能判定差异分析的对象和重点。当我们的目标是对企业利润预算差异进行评价时,企业利润总预算水平与实际利润表现的差异就是我们要分析的主要对象,构成这一差异的各个指标则是我们要分步解析的具体对象。

(二)基于目标构成和影响因素对差异进行逐层分解

企业的预算差异是由多种因素造成,要深入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就需要根据目标将差异逐层分解,从而剥离出不同因素的影响。如利润预算差异是指特定会计期内企业实际利润水平与预算利润水平的差异。由于实际利润与预算利润的差异既受单位价格与成本因素影响,也受产销数量因素的影响,为了更为清晰地分离不同因素的影响,我们往往在分析中多加入一个中间参照指标——弹性预算利润,即以实际产销量和预算单位标准水平计算的利润值。若将原利润预算水平称为静态预算利润,则静态预算利润与弹性预算利润间的唯一区别是:静态预算利润是依据计划产销量编制,而弹性预算利润是基于实际产销量编制的。于是弹性预算利润与静态预算利润的差异就是预算标准水平下实际产销总量与预算产销总量的差异,在业绩分析中我们称之为销售总量差异。同时,实际利润与弹性预算利润的差异主要源于每单位产销量下预算标准水平与实际标准水平的不同,我们将这一差异称为弹性预算差异。由于弹性预算差异与销售总量差异之和正好等于实际利润与静态预算利润之间的总差异,因此,通过这一分解,我们将总预算差异分解为两层:第一层是总预算差异,第二层则为弹性预算差异和销售总量差异。

在第二层预算差异中,由于弹性预算是按实际产销水平编制的,因此,导致弹性预算差异的主要原因是预算单价及成本与实际销售单价和成本不同,即销售价格差异与产品成本差异。由此,第二层的弹性预算差异可以再分解为第三层的销售价格差异与产品成本差异。对于销售总量差异,当企业销售产品品种或渠道较单一,且市场销售水平较为稳定时,企业往往不再对销售总量进行分解,而将分析的重点放在了成本差异上。比较常见的是将第三层的产品成本差异指标再分解为第四层的变动成本差异和固定成本差异。而第四层的变动成本差异又可分解为第五层的直接材料差异、直接人工差异与变动制造费用差异,同时固定成本差异被再分解为第五层的固定制造费耗费差异、闲置能量差异和效率差异。第五层的直接材料差异、直接人工差异与变动制造费用差异又可按价差与量差方式进行第六层的分解。但在市场竞争激烈、企业的产品品种非单一的情况下,销售总量差异形成的原因更加复杂。不同产品对应的单位边际贡献往往不同,因此,销售总量的差异不仅受制于产品销售的数量差,还受制于不同产品的销售量所占销售总量结构比的差异。即第二层的销售总量差异可分解为第三层的销售结构差异与销售数量差异。同时,当我们分析的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企业内部时,我们会发现,企业内部产销决策只是影响企业销售数量差异的一方面因素,外部市场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对其具有更大的影响。即企业产品的销售数量不仅取决于相应产品市场总容量的大小,还取决于产品在该市场中通过竞争所占的份额。即第三层的销售数量差异可以再分解为第四层的市场规模差异与市场份额差异(见下图)。

当然,对于第四层、第五层、第六层指标等是否要再分解,这取决于企业预算差异分析的目标和对差异影响因素的基本预期。不过,不论如何分解,最终都必须保证每一组被分解的下一层指标与分解它的上一层指标间有数量上的稽核和统驭关系。

(三)根据差异的分解路径和结果分析差异的成因

差异的成因解释是预算差异分析的最终目的,但也是最容易出错的环节,这时候特别需要仔细地调查,并在多方比较和分析的基础上作出最终的合理判断。如发现工人的生产效率偏低,不能直接地批判工人的熟练程度不高,或存在懈怠的情绪。这既有可能是企业的生产计划员安排的工序效率低下,也可能是生产设备未得到及时的维修,还可能是购买的材料不利于加工,甚至是预算标准定得太高。错误的分析结论不仅不利于企业的绩效考评,还会忽视真正的错误,将企业未来的发展引至错误的方向。

二、销售因素引起的预算差异指标的计算公式及推导

由于弹性预算差异是实际产销量水平下实际价格与预算价格标准的差异。因此在多产品结构下,产品的销售价格差异应是每种产品实际销量下实际单价与预算单价之间的差异:。

由于销售总量差异是在既定的单价和成本预算水平下的销售总量间的差异,而在产品品种非单一的情况下,销售总量等于每种产品的销售数量与其销售结构比的乘积加总。因此,

由于所有产品的销售总量等于市场的总规模(或总容量)与企业产品在市场中所占份额的乘积,同时销售数量差异的计算是以各产品的预算单位边际贡献及预算结构比为基础,因此,市场规模差异实质是考察保持当前市场份额情况下,市场总规模变化对企业目标利润的影响,即销售数量差异中的量差。因此,。由于市场份额差异构成实质是形成销售数量差异的价差因素,因此,

三、预算差异分析的应用举例

例:M企业生产的产品有A、B两种型号。该产品的市场规模预计为年销售量356万件,本企业预计将占有25%的市场份额,其中A产品占80%,B产品占20%。A、B两种产品的预算单价分别为每件13.8元与18.9元,其单位变动成本分别为每件8.9元与9.1元。年末,该产品的实际市场销售总规模为400万件,M企业占22.5%的市场份额,其中A产品占84%,B产品占16%。该产品处于完全竞争市场,市场规模的扩张使得A、B两种产品的单价分别下降为13.7元与18.4元,其单位变动成本分别为8.8元与9.1元。M企业的实际产销量在预算产能范围内,发生的固定成本与预算相同,皆为21万元。要求利用预算分析对M企业利润预算的总差异,特别是销售因素产生的差异作出合理的解释。

分析:(1)预算总差异的确定。要对M企业利润的变化作出解释,首先应确定预算的总差异。A、B两种产品的预算销售总量为89万件(3560000×25%),A产品的预计单位边际贡献为4.9元(13.8-8.9),B产品的预计单位边际贡献为9.8元(18.9-9.1)。据此可知,A产品的静态预算利润为5023200元(890000×80%×4.9+890000×20%×9.8-210000)。同理,B产品的实际销售总额为90万件(4000000×22.5%),A产品的实际单位边际贡献仍为4.9元/件,B产品的预计单位边际贡献为9.3元/件(18.4-9.1)。因此,全部产品的实际利润为4833600元(900000×84%×4.9+900000×16%×9.3-210000)。预算总差异则为-189600元,体现为实际利润水平(4833600元)相较预算利润水平(5023200元)的下降。

(2)弹性预算差异与销售总量差异。全部产品的弹性预算利润为4905600元(900000×84%×4.9+900000×16%×9.8-210000),故全部产品的弹性预算差异为-72000元(4833600-4905600),销售预算差异为-117600元(4905600-5023200)。这表明企业189600元下滑的利润中,有62%的差异117600元是因为销售总量变化引起,而只有38%的差异72000元是实际价格及成本标准偏离预算水平所致。由此可见,本次分析的重点应是实际与预算销售总量的偏离。

(3)销售因素引起的预算差异的分析。销售价格差异=900000×[(13.7-13.8)×84%+16%×(18.4-18.9)]=-147600(元),这表明A、B两种商品由于价格下调而导致企业的实际利润比预期下降了147600元。考虑到企业处于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且该类产品市场总容量和本企业产品总销量都在上升,故这种价格的下降应主要是市场完全竞争利润趋于平均化的结果。由于企业的实际固定成本与预算水平相同,B产品的单位变动成本虽没有变化,但A产品的实际单位变动成本却比预期下降了0.1元/件,为实际利润贡献了75600元的有利差异,根据这一结果及本文的分析重点(销售因素),对成本因素引起的差异本文限于篇幅原因不作详细分析。

销售结构差异=900000×(84%-80%)×4.9+900000×(16%-20%)×9.8=-176400(元);销售数量差异=(900000-890000)×(80%×4.9+20%×9.8)=58800(元)。这表明因为销售总量的变化使企业的利润总体下滑了117600元,其中因为A、B产品间销售结构的变化使利润下滑了176400元,而销售数量的上升仅使利润上升了58800元,远远不足抵消销售结构的影响。而销售结构变化之所以导致实际利润水平较预算有大幅度下滑是因为企业的产品销售结构发生了不利的变化:在实际销售中,单位边际贡献水平较高的B产品的销售比例从预计的20%下降为16%,而单位边际贡献水平较低的A产品销售比例却由80%上升为84%。而每单位销售总额中,销售结构由B产品到A产品每移动1%将导致全部产品平均单位边际贡献总额下降0.049元/件,从而使企业利润总体比预计下降了17.64万元。销售数量出现了5.88万元的有利差异,这既可能是因为产品市场规模的增长,也可能是产品所占市场份额的变化引起。为确定其成因,我们算出产品的市场份额差异=4000000×(4.9×80%+9.8×20%)×(22.5%-25%)=-588000(元),市场规模差异=(4000000-3560000)×(4.9×80%+9.8×20%)×25%=646800(元)。可见,市场总体规模扩张了12.4%,从而为企业的实际利润上涨贡献了64.68万元,但由于企业在市场的整体扩张中所占份额又缩小了2.5%,导致企业的实际利润较预算又反向下滑了58.8万元,使得最终因销售数量而上升的利润仅为5.88万元。市场总规模的扩大可能预示着产品发展扩张的机遇,也可能是新企业的加入所致。通过产品所占市场份额的萎缩可以初步判断,新企业加入是市场总规模扩大的主要原因,但相对市场份额的下降却表明在更加剧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的销售能力有下降的趋势。对此,企业必须进一步查清,究竟是因为其他企业生产的同类产品在质量、性能或服务上更优于M企业的产品,还是因为竞争者有着更大的成本优势,并因此而实施了更有利的价格策略抢夺了本企业原有的部分市场份额。当然还可能是本企业在分销渠道上出现了问题从而导致销售数量下降。

四、总结与启示

(一)差异分析方法的灵活性和可借鉴性

我们既可以对同一差异对象根据不同分析目的和重点采用不同的差异分解和分析方法,也可以将同一种分析方法根据分析目标的不同变通地用于不同的差异分析对象中。如将多种产品结构下销售总量差异分解为销售数量差异与销售结构差异的方法,既可以运用于有多种分销渠道的某一产品的销售差异分析中,也可以变通地用于由多种可替代材料构成的产品的生产投入分析中。如将投入产出分析中的材料投入总量看作销售分析中的产品销售总量,将不同原材料的投入结构看作销售分析中的销售结构比,将不同材料的单价看作是产品单位边际贡献,那么直接材料的投入的效率差异就可类似地分解为不同材料投入结构差异与材料投入的产出差异。

(二)遵守成本效益原则

预算差异的逐层分解图提醒我们,企业的业绩预算差异往往是由多个环节共同决定的,每个环节的差异大小和性质各不相同。在期末的预算差异分析中,不能对所有差异投入同样的人力物力进行调查,因为不同企业、不同时期、不同目标下差异的分析重点应有所不同。差异的分析既需要根据主观经验设定深入调查的重点,也需要根据差异的数量设定启动调查的基本重要性水平。如重要项目的细小偏差也可能隐含着未来发展的巨大风险,因此必须详查;而性质不重要的考察对象所出现的差异若在可接受范围内,则遵循成本效益原则减少调查工作量。

参考文献

多因素影响 篇10

1. 临床研究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研究资料

将本院在2013年5月一2014年5月期间收治的慢性重型乙型肝炎病人74例当作本次研究的主要对象,74例病人中男女比例为40:34,病人的年纪在25岁一45岁,其平均年纪约(35±3.48)岁;20例病人出现有肝硬化症状,24例有肝性脑病,30例属于肝肾综合征;在所有病人中,21例表现有腹腔积液,25例属于继发感染,28例有消化道出血症状。全部病人都采用清蛋白或血浆、甘草酸制剂、对症处理及营养支持进行治疗,有的病人使用前列腺素E或促肝细胞生长素,HBVDNA载量较高的病人采用拉米夫定的抗病毒药物进行治疗。

1.2 方法

进行检测的过程中,对于乙型及丙型的肝炎病毒学检测应以美国雅培公司生产的AXSYM全自动酶标仪及雅培3代试剂进行操作,而丁型、甲型的肝炎病毒病人标志物检测的试剂采用北京贝尔生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所提供的。HBVDNA的定量应通过PE7300荧光定量中的PCR分析仪来进行;采用德国的AD-VIA—120全自动血球分析仪对病人血常规进行检测[2,3]。

1.3 判断预后的标准

根据出院时病人的转归情况分为好转、无好转,对于出院时无法对其预后进行判断的病人,应对其进行相应的随访,直到病人预后转归为止。判断病人是否属于好转的标准是:病人腹胀、乏力及食欲不振的症状显著好转;总胆红素小于85ymol/L、总红胆素与基线化验的结果相比降低50%以上;且PTA大于40%,具有Lc基础的病人PTA大于30%且与基线的化验结果比较上升10%以上。与上面几项标准相符的病人判断属于好转,反之则没有好转。其中基线化验是病人入院时第一次化验的结果、病情转重进行确诊后属于慢性的重型肝炎检验结果。

1.4 统计学方法

通过SPSS19.0统计学软件分析以及处理本组研究数据,参照本研究及文献数据的具体特点,采用分层分析的方法对所对病人预后有影响的因素进行进行研究,单因素分析采用X2检验,直至将有意义的所有单因素筛选出来。多因素的分析则采用Logistic回归。

2 结果

2.1 单因素

对慢性重型乙型肝炎病人预后有影响的单因素是: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或者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超过1.2、PTA低于20%、白蛋白低于30gL、总胆红素大于等于513μmol/L、CHE小于4000U/L、CHO小于1.6mmol/L、HBV DNA水平比较高、PLT小于50×109/L、较高HBV DNA水平,以上的这几项都是影响病人预后的单因素。

2.2 多因素

通过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之后发现,检验指标中有五项是影响慢性重型乙型肝炎病人预后的独立预测因子,其分别是:白蛋白小于30gL、CHO低于1.6mmol/L、较高水平的HBV DNA、PTA小于20%、PLT低于50×109/L。

3 讨论

在一些相关的报道中显示,慢性的重型乙型肝炎病人中,影响其预后的因素比较多,而这所有的影响因子中,CHE、ALB、PTA、CHO的降低会使肝细胞的合成功能遭受到严重的损害,且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或丙氨酸氨基转移酶上升、总胆红素上说明肝细胞同样会遭到严重破坏,上面的这几项指标均对病人的预后有较大影响。因此,临床中对慢性重型乙型肝炎病人进行诊治的过程中必须引起重视,进而才可以采用适合的方法对病人实施治疗,使病人的治疗效果得到相应的提升,进而帮助病人战胜疾病,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4,5]。

参考文献

[1]肖基海.慢性乙型重型肝炎预后因素分析[J].河北医学,2013,45(4):384-385.

[2]高世成,艾罗燕,马秀英.慢性重型乙型肝炎预后影响因素研究[J].现代中西结合杂志,2011,43(1):617-618.

[3]丁剑波,郝新洁,李秀惠.慢性乙型重型肝炎预后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J].传染病信息,2012,62(21):563-565.

[4]秦景桃,陆建春,史建国.慢性乙型重型肝炎患者预后影响因素的分析[J].医学综述,2013,83(42)1654-656.

洽洽食品：估值安全、催化因素多 篇11

今年 4 月，公司在全国开始推进金哑铃组织机制，由董事长牵头，金哑铃一头是区域经理，一头是产品经理，缩短了市场与总部的沟通路径，加强了互动反馈机制。此前公司总部出新品后，再由各个区域去销售，现如今金哑铃推出后，事业部新品方案初步形成后，会找到比较合适销售的目标区域的负责人，互相探讨出一个更加适合当地的产品和营销方案，机制更加灵活高效、有针对性。

资料显示，坚果细分行业空间500 亿，作为国外消费量非常大的健康食品品类，未来发展潜力巨大，以撞果仁为代表的坚果产品将会作为公司后期的战略品种，现在还属于成长阶段，在重点的商超系统推广，培育消费人群。国内很多坚果产品都是简单加工处理，公司走的是差异化路线，希望通过风味果仁系列打开市场细分。

多因素影响 篇12

关键词：早产儿,低血糖,病因

早产儿低血糖症是高危早产儿的常见并发症, 因早产儿神经发育不成熟、觉醒程度低、症状和体征常呈非特异性, 而被原发病掩盖或与原发病混淆。大量研究资料表明, 早产儿低血糖如未能及时发现和妥善处理, 会影响早产儿大脑神经正常生长发育, 造成智力低下甚至死亡, 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潜在危害[1,2]。因此, 国内外围产工作者对早产儿低血糖的监控也愈来愈重视。本文对近3年在我院住院的233例早产儿低血糖症的病因进行分析, 旨在探讨早产儿低血糖症发生的危险因素, 以减少早产儿低血糖症患儿的脑损害及神经系统后遗症。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06年1月-2008年5月我院所有符合诊断标准的早产儿低血糖症患儿233例, 其中男121例, 女112例;日龄1h以内, 胎龄28～36周, 适于胎龄儿182例, 小于胎龄儿46例, 大于胎龄儿5例;顺产娩出158例, 剖宫产51例, 其他 (胎吸、在家旧法出生) 24例;入院体重<1 500g 82例, 1 500～2 500g 151例;单胎165例, 双胎68例。本组患儿的母亲均无妊娠糖尿病史。

1.2低血糖症的诊断标准

小于胎龄儿和早产儿生后3d内血糖低于1.1mmol/L (20mg/dL) 、3d后血糖低于2.2mmoL/L (40mg/dL) 。

1.3血糖检测

应用日本产“日立-7060型全自动生化仪”检测, 早产儿生后1h内送人我科随时测血糖。微量血糖监测:用“Roche GLUCOTREND 2血糖检测仪”对低血糖症患儿进行动态微量血糖监测, 指导治疗直到血糖稳定在正常范围。待血糖稳定, 改为每日测血糖1次 (空腹时) 。

1.4治疗方法

对低血糖患儿立即给予10%葡萄糖液2mL/kg, 速度为1mL/min, 静脉推注, 随后持续静脉点滴10%～12.5%葡萄糖液, 速度为5～10mg/ (kg·min) , 同时开始喂奶, 不能进食或进食少者给予鼻饲;同时动态监测血糖值的变化, 调节输糖速度, 直到血糖稳定在2.2mmol/L以上。

1.5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采用SPSS13.0统计分析软件, 两组比较采用t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低血糖的治疗结果

治疗6～16h后, 87.55%的低血糖患儿血糖恢复正常, 其中治疗后6h内血糖恢复正常98例, 占42.06%;10h内血糖恢复正常69例, 占29.61%;16h内血糖恢复正常37例, 占15.88%;在治疗16h后血糖有反复22例, 占9.44%, 经用氢化可的松后1～2d内血糖恢复正常;有7例死于其它疾病, 占3.00%。在治疗6～16h时有73例 (31.33%) 出现一过性高血糖 (≥7mmol/L) , 改用5%葡萄糖液或减慢静脉葡萄糖输入速度, 24h后血糖恢复正常。

2.2低血糖与胎龄、体重的关系

胎龄34～37周早产儿低血糖的发生率明显高于胎龄<31周和胎龄在31～33周早产儿 (P<0.05) , 胎龄<31周和胎龄在31～33周早产儿低血糖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体重在1500～2500g早产儿低血糖的发生率明显高于体重<1500g早产儿 (P<0.05) ;剖宫产早产儿低血糖的发生率明显高于顺产和其他早产儿 (P<0.05) 。见表1。

3讨论

由于胎儿肝糖原的储备重要发生在胎龄最后4～8周, 早产儿机体肝糖原贮量不足, 且糖原异生和糖原分解功能均较差, 摄入热卡多不足, 葡萄糖消耗率明显增高, 可迅速消耗贮存的肝糖原;由于疾病因素, 限制了经口摄入的营养, 缺氧使糖酵解加快、代谢消耗增加导致低血糖。在应激状态下, 血中的儿茶酚胺、高血糖素、皮质醇等增高, 胰岛素浓度降低或胰岛内分泌细胞损伤功能失调, 高血糖后常发生低血糖。

葡萄糖是人体内重要的供能物质, 低血糖可造成早产儿体内能量供应缺乏, 致脑细胞能量代谢失调, 影响脑细胞代谢和发育而造成脑损害, 甚至是不可逆损伤[3]。因此, 必须对发生低血糖的早产儿做血糖的动态监测, 一旦确诊低血糖, 不论有无症状, 应立即给予补充葡萄糖等治疗, 尽快使血糖恢复正常。本文通过对低血糖患儿立即给予10%葡萄糖液补充, 在治疗6～16h后87.55%的低血糖患儿血糖恢复正常, 31.33%低血糖患儿出现一过性高血糖, 改用5%葡萄糖液或减慢静脉葡萄糖输入速度, 24h后血糖恢复正常。说明通过适当补充葡萄糖能有效降低早产儿低血糖的发生。

早产儿低血糖发生率较足月儿高, 因此预防早产儿低血糖尤为重要[4]。由本组结果可以看出, 胎龄大于34周的早产儿低血糖发生率高;体重在1500～2500g的早产儿低血糖发生率高;剖宫产的早产儿低血糖发生率高。究其原因, 早产儿胎龄越小, 体重越轻, 糖原储备就越少, 加上喂养困难, 导致热量供应不足。在出现并发症, 如窒息、肺透明膜病、硬肿症等的情况下, 无氧酵解增加, 糖原消耗量更大, 使血糖进一步降低。

根据早产儿低血糖发病特点, 提出以下预防措施:及时补充能量, 可首先试喂5%～10%的葡萄糖水, 观察1～2h, 如无呕吐及其它反应可喂奶。不能经口喂养者可鼻饲, 以保证热量供给。对早产儿应尽早建立静脉通路, 并尽量采用留置针, 以便随时补充葡萄糖。纠正低血糖时严格控制输液速度, 警惕反应性高血糖。缺氧时葡萄糖清除力低, 利用减少等, 容易出现反应性高血糖[5]。因此根据早产儿糖代谢特点, 可静滴10%葡萄糖2mL/kg, 速度为1mL/min, 这样既纠正低血糖, 同时也可减少反应性高血糖发生。在输液时应严格控制输液速度, 特别是在复苏时推注高浓度的葡萄糖对复苏无益, 反而会增加内环境的紊乱, 应予摒弃[6]。静脉输注葡萄糖时应注意有无渗漏。最好采用输液泵控制速度, 将葡萄糖液按计算速度输入, 可减少血糖波动, 防止医源性高血糖及停止输液后发生反应性低血糖。注意观察患儿反应、哭声、呼吸、肌张力及抽搐情况。如发现呼吸暂停, 立即予以吸氧、吸痰、刺激足底、托背人工呼吸等抢救措施, 并根据呼吸、血气分析结果及缺氧情况, 合理用氧及机械通气, 但不宜长时间、高浓度用氧, 以预防氧中毒。同时, 建议对早产低血糖症患儿进行动态微量血糖监测, 及时发现、及时纠正低血糖, 有利于减轻脑损害及神经系统后遗症, 提高患儿的生存质量。

参考文献

[1]张永成.新生儿低血糖病50例临床分析[J].中国现代医生, 2007, 45 (10) :77-78.

[2]艾宏伟, 任艳芳.护士在母婴同室管理中的作用探讨[J].中国医药导报, 2007, 4 (13) :71-72.

[3]Cherian MP, Abduljabbar MA.Persistent hyperinsulinemic hy-poglycemia of infancy (PHHI) :Long-term outcome follow-ing95%pancreatectomy[J].PediatrEndocrinol Metab, 2005, 18 (12) :1441-1444.

[4]Flykanaka-Gantenbein C.Hypoglycemia in childhood:long-termeffects[J].Pediatr Endocrinol Rev, 2004 (13) :530-536.

[5]Nuoffer J M, Mullis PE.Hypoglycemia-diagnosis and therapyinemergencies[J].Ther UmSch, 2005, 62 (8) :543-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