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影响因素（共12篇）
信任影响因素 篇1
20世纪80年代, “媒体信任度”成为西方传播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 并取得了相当的实证研究成果 (Austin&Dong1994;Flanagin&Metzger, 2000) 。我国关于“媒体信任度”的焦点研究是在2003年非典危机事件后, 且研究方法多采用描述性阐释法, 实证研究却是鲜见。本研究将通过实证研究法分析媒体信任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1 文献回顾
20世纪80年代, “媒体信任度” (media credibility) 成为西方传播学者研究的焦点。研究主要集中于:关于“媒体信任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Meyer, 1974;Austin&Dong, 1994) ;分析某种媒体或媒体报道的可信度 (Berry, 1967;Stepp, 2001) ;探究“媒体信任度”产生的传播效果 (Hovland, 1951;Hammond, 1987) 。其中实证研究结果相当显著。“媒体信任度”成为我国学者研究的焦点问题始于2003年的非典危机事件后, 研究主要集中于:“媒体信任”的现状研究 (王润泽, 2003;樊葵, 2005;朱宏军, 2010) ;提升“媒体信任度”的途径研究 (黄晓芳, 1999;王晓玉, 2003;张淑芳, 2011) ;媒体信任度如何影响其他因素的研究 (梁莹, 2008;尹海员、李忠民, 2011) 。学者们多采用描述性阐释法, 实证研究较缺乏。西方关于媒体信任度影响因素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而我国在特定的媒体发展环境下, 媒体信任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又是什么呢?
2 媒体信任度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所依据的数据资料来源于笔者2011年5月在成都市所做的调查, 采用地图抽样法获取样本, 共发放问卷350份, 回收有效问卷269份, 有效回收率为76.86%。最后整理相关数据后运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本研究以媒体信任度为因变量, 以人口学变量 (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家庭收入) 、媒介使用相关情况 (如使用频率、接触时间等) 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探究影响媒体信任度的主要因素。首先, 分析得出, 人口学变量中的年龄对媒体信任度没有显著影响。而性别、文化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都对媒体信任度产生了显著影响。性别和文化教育程度与媒体信任度呈负相关关系, 家庭收入与媒体信任度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 男性对电视的信任度低;文化教育程度越高, 对报纸和电视媒体的信任度越低;家庭收入越高, 对广播媒体的信任度越高。总体来说, 人口学变量对受众对媒体信任度的影响不显著, 它在解释报纸、电视、广播这三种媒体的信任度时所占比例在5%以下。其次, 数据分析显示, 媒介使用的频率和接触的时间都对媒体信任度产生显著影响, 呈正相关关系。人口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对媒体信任度的影响较为显著。性别和文化教育程度与媒体信任度呈负相关关系。总体来说, 媒介使用情况对受众对媒体信任度的影响很显著。从表一中Adjusted R2结果可以看出, 媒介使用情况在解释报纸、电视、广播这三种媒体的信任度时所占比例都在30%左右。
*p<.05, **p<.01, ***p<.001
3 结论
本文基于受众的社会分类论理论, 选取性别、年龄、文化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人口学变量作为影响媒体信任度因素的受众变量, 结合媒介使用变量对媒体信任度的影响, 分析在我国媒体所处的特定发展环境下媒体信任度的主要影响因素。人口学变量对受众对媒体信任度的影响很小, 在解释报纸、电视、广播这三种媒体的信任度时所占比例都在5%以下。但人口学变量中的性别、文化程度和家庭收入变量都对媒体信任度产生影响, 具体来说, 性别和文化程度与媒体信任度呈负相关关系, 家庭收入与媒体信任度呈正相关关系, 即可解释为:男性对媒体信任度低、女性对媒体的信任度高;教育程度越高, 对报纸和电视媒体的信任度越低;家庭收入越高, 对广播媒体的信任度越高。此外, 媒介使用情况对媒体信任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它在解释报纸、电视、广播这三种媒体的信任度时所占比例都在30%左右。同时, 媒介使用的频率和接触的时间也对媒体信任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总之, 人口学变量对媒体信任度的影响很小, 媒介使用变量对媒体信任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摘要：自2003年非典危机事件后, “媒体信任度”成为传播界学者研究的焦点, 但多属描述性研究。本文采取地图抽样法获取样本, 基于对成都市民的访问调查所收集的数据, 运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探究影响媒体信任度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媒体信任度,影响因素,地图抽样法
参考文献
[1]Westley, B., &Severin, W.Some correlates ofmedia credibility[J].Journalism Quarterly, 1964, 41:325-335.
[2]Austin, E.W., &Dong, Q.Source vs.contenteffects on judgments of news believability[J].Journalism Quarterly, 1994, 71:973-983.
[3]Flanagin, A.J., &Metzger, M.J.Perceptions ofInternet information credibility[J].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00, 77:515-540.
信任影响因素 篇2
影响中小学教师信任校长的因素及机制研究
大信任危机”这样让人触目掠心的词条气该词条列举了发生在某大学的“汉芯”造假事件、某高校的引进海外人才造假事件、某民办高校编造虚高就业率、用人单位“学
历查三代”现象与大学生就业诚信危机等现象和事件，以此为例说明教育中的信任问，杨中芳，彭泅清.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概念化:一个人际关系的观点.社会学研丸1999,2:1-219都爱红.擂家诚信伦理的现代淦释与整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 5，申自力当今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表现、本质及其影响.求实，2004, 7: 55-571o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2004年中国企业信任危机指数调查报告.httpJ/1:
2以刀.1名
影响中小学教师信任校长的因素及机制研究引言 题。在“2006年百姓十大信任危机”的报道中’』，“教师道德信任危机”和“大学生品行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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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危机”竟赫然在列。尽管这样的报道其权威性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这至少 反映出教育中的信任问题己受到社会的极大关注。
由此可见，中国人及中国组织的信任问题已成为中国各类组织急需解决的实际问 题。
1.2问题提出及研究目的
前文述及，教育领域面临着严重的信任问题。作为教育领域中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校，是社会的特殊组织之一，肩负着传承知识和真理的伟大使命.在学校的运行和
管理中，校长与教师的信任关系是影响学校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陶行知先生曾指出: 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要评论一个学校，先要评论他的校长。还有学者指出’弓:从 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校长就是一所学校:一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校长作为学校组织的领导者，其工作是提高学校效率，争取教育卓越的强大动力之一1s。校长处于
学校管理系统的核心地位、领导地位和决策地位，是学校办学方向的引导者，教育方针、政策的贯彻者，师生员工的教育者，人际关系的协调者，学校运转的组织者气 校长在学校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其行为对于教师和学校产生巨大的影响。
校长的领导行为影响教师的工作满意度。研究发现片，校长的建立结构行为与n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本研究将以“中小学校长领导行为及其受信任程度” 为研究主题，从教师评价和描述的角度，用实证的方法探索中小学校长领导行为与自身受信任程度的关系，探讨校长获取信任的理论机制。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1、探讨中小学校长领导行为如何影响校长受信任度，并具体探讨校长领导行为 的十个维度对校长受信任度的影响的相对大小，即探讨校长领导行为的保密、胜任、一贯、支持、开放、承诺、公平、诚信、忠诚和接纳十个维度对校长受信任度的的影
响的相对大小。在此基础上，深化对教师与校长信任关系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的认 识。
2、为中小学校长在实践中获得教师的信任提供方法和策略的参考。
3、丰富关于信任的研究资料，为国内关于“中小学教师与校长的信任关系”的实证研究空白提供实证资料。
期望本研究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教育管理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19胡晓燕.关于中学教师队校长领导行为满意度的研究.教育探索.2005,11 影响中小学教师信任校长的因素及机制研究 2文献综述
2.1信任研究概述 2.1.1国外的研究概况
近代西方较早论及信任问题的是亚当·斯密，他1759年在《关于公正、鳌察、税收和军队的演讲》中就提到过信任问题。其后西方社会科学家一直没有对信任给予其
应有关注。直到20世纪初，社会学家齐美尔才开启了关于信任问题的研究，随后对信任的研究又陷入了停滞状态。20世纪70年代后，信任问题又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社 会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都对信任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社会学的研究
社会学对信任的研究以西美尔、卢曼、韦伯和巴n俗、伦 理道德、文化交织在一起的，也是介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融合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因素。信任来自道德传统的伦理习惯，是本社会共享的伦理道德的产物，信任由文化决定，它产生于宗教、伦理、习俗等文化资源.福山开辟了即信任的经济文化研究的先河，推动了信任研究的发展。
3、心理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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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中对信任的研究以多伊奇和罗特等人为代表.Deutsch(1958)通过对囚徒困境中人际信任实验的考察，发现人际信任的有无是以双方合作与否来反映，两个人 之间的信任程度会随着实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信任被看作一个由外界刺激决定的因变量。Deutsch在后来将信任行为等同于合作行为。Deutsch从行为层
面研究信任，认为信任是对情境的反应，是由情境刺激决定的个体心理和行为，即信任被视为对情境的刺激反应行为，个体对他人采取信任关系的行为与否依赖于环境刺 激做出的判断，而这种判断不一定会带来理性的行为。影响中小学教师信任校长的因素及机制研究文献综述
Rotter(1967)侧重于对他人言行方面的信任，认为信任是个体承认另一个人的言词、承诺、口头或书面的陈述比较可靠的一种概括性期望。罗特将信任理解为个体的
人格特质，是一种经过社会学习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人格特点，信任常常被表达为诚实、预期、信心和信念等。
西方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信任，反映了信任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加以阐释。信任隐含了心理、社会、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的涵义。它既是一种人与人交往过程中产生的个体心理现象，也是人与人社会关系的产物，是社会交往的逻辑起点。信任不仅具有工具性，还具有价值性，它是一种社会美德，一
种社会经济文化现象，一种社会蒯仑理道德等等。因此，需要从不同的学科对不同领 域的信任闷题加以研究。2.1.2国内的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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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影响因素 篇3
摘要：21世纪网络飞速发展，网络购物成为大多数人尤其是青年一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2014年“双十一”数据显示：2014年阿里巴巴，天猫双十一全天成交金额为571亿，10秒钟销售额破650万;三分钟就突破了10亿元。共有217个国家和地区参与此次“双十一”大战。其中大约有80%的大学生参与了双十一网购大潮。即从另一面讲，大约还有20%的大学生人未参与“双十一”网购行动，更不论其他还有多少人未参与此次网络购物，即表明网络购物的市场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本文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对部分消费者进行问卷调查，研究消费者对网络购物的信任程度，以及其对消费者进行网络购物行为的影响因素等，并通过对其调查研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关键词：网络购物;信任度;影响因素;改进办法网络购物已成为21世纪的大多数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所谓网络购物，即是指在电子商务作用下，消费者利用计算机网络在网上进行的线上支付，线下送货的商品交易活动，通过对消费者对网络购物的信任度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找出其中存在的不利因素，找出解决办法，净化网络购物环境。
一、消费者对网络购物的信任度
2014年11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对1530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调查显示，54.2%的受访者担心虚假宣传、价格虚标，43.3%的受访者担心快递爆仓、收货延迟，33.5%的受访者担心网站、支付系统瘫痪，32.5%的受访者担心预售商品不能七天无条件退换货，16.9%的受访者担心网络诈骗。由此可见消费者们对网络购物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信任。根据我们的调查数据可将其划分以下几种类型：
调查显示：①调查人数中会进行网络购物的人数过半。然消费者对网络购物的信任程度总体处于一般水平。②已经有过网络购物经验的消费者对网络购物的信任程度高于一般水平，且有过网络购物经验的消费者在传统购物与网络购物之间更倾向于网络购物。③无网络购物经验的消费者对网络购物的信任程度要低于一般水平。
二、影响消费者进行网络购物的因素
1、个人因素。个人因素又可分为情感因素与认知因素。情感因素即消费者对所需购买商品的品牌、质量和对卖家，店铺的个人喜爱程度决定消费者对此次网络购物的信任程度，从而引导消费者的行为去信任，完成此次网络购物行为。认知因素即消费者对网络购物中的商品、价格、支付安全等方面的理论认识。这一点在学习电子商务及其与其相关专业的学生（对网络购物较了解）与非相关专业的学生（对网络购物不了解）中有很大体现。电子商务及其相关专业的学生对关于网络购物过程中的风险，安全（支付安全，网站安全与法律安全等）都有一个较深刻的认知，了解更多其他消费者或不知道的知识，从而会更容易去相信网络购物，即认知上的信任会导致行为上的信任，因此会更容易完成整个网络购物的过程。而非电子商务及其相关专业的学生，由于对其运作机制，网站安全与否，支付系统安全与否不甚了解，或对完成此次网络购物是否安全持怀疑态度。认知上的不信任或导致行为上的不信任。
2、购物过程影响因素。购物过程影响因素有卖家因素与网站因素两种。卖家因素主要为卖家客服的服务态度，卖家客服的服务质量直接影响消费者对此家店铺商品的好坏认知。或许即使商品的质量上乘，但对此次网络购物的过程不满意，从而结束还未完成的购物過程。网站因素是一个购物网站的反映速度的快慢，与能容纳的IP数（浏览该网站的消费者人数）。2014年的“双十一”大战比较2013年的“双十一”在网站方面有非常大的改进。以“天猫”为例，2013年“天猫”购物网站在“双十一”期间由于浏览人数较多几近“崩溃”，导致许多交易在未完成前被“挤”出网站。而2014年的“天猫”经改进该网站使其本次交易额高达571亿，而2013年“天猫”的销售总额为350.19亿，比2013年高出了221亿。虽然这其中并不全是网站改善的功劳，但不可否认网站因素对消费者进行网络购物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3、环境因素。环境因素主要是因网络中存在很多虚假信息，“钓鱼网站”，黑客入侵等。消费者进行网络购物面临着许多安全威胁，主要包括：虚假订单，付款后不能收到商品，保密性丧失，拒绝服务等。网络安全为一个方面的环境因素，另外，我国的关于网络安全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消费者享有的权利，如安全权、知情权、公平交易权、自主选择权和损害求偿权等都得不到保障。关于网络购物的许多方面都还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义，导致许多不法分子利用法律的漏洞进行违法犯罪行为。而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尚不能有效地向人们提供一个可资信赖的、具有安全保障的在线商务环境。导致人们对网络购物的信任度不高。
三、实施改进办法
首先，从网络法制安全方面着手，提高消费者对网络购物的信任度。政府应针对当前网络购物中存在的弊端与不足，找出解决办法。首先加大对消费者的各项权益的具体保护，如针对消费者的知情权加大保护措施，严厉打击商家对商品进行虚假宣传，因为消费者有权利了解商品或服务的真实情况、具体信息。加大对消费者信息，如身份信息，银行卡及其密码等私人信息的保密性。严禁他人泄漏或盗用消费者的信息。其次建立有效的网络交易市场监管机制，杜绝虚假订单的存在，以及消费者提交订单后不付款或消费者付款后商家不发货的行为。最后建立一个便捷高效的网上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也是提升消费者对网络购物环境的信任度的有力措施。力图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网络交易市场，更好地保护网络消费者合法权益。
从网上交易的买卖双方着手，提高消费者对网络购物的信任度。即要建立一个诚信的网上交易环境。不论是卖家还是买家，在网络购物这场持久战中，提升自身素质，做到诚信交易也是发展网络购物持久、高效的重要条件。卖家素质高，买卖商品，不欺骗顾客，既能提高顾客对网络购物的信任度，又能提高消费者对商品的满意程度，提高消费者对商品的忠诚度。买家加强自身素质，多了解网络购物的专业知识，既能从网络购物中体验另类购物乐趣，又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如一些虚假广告，虚假网站，网络骗局等。买卖双方进行“和平”交易，正所谓和平购物，快乐回家。
总之，网络购物需要一个好的环境，才能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则需在政府加大对网络环境的监控力度，对网络不法分子的严惩制度下，由网民与消费者们加强对自身的修养，共同努力实现网络上的诚信交易。（作者单位：西华大学）
参考文献：
[1]邓子娟 国内消费者网购信任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江苏商论 2013
被信任感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篇4
信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要素之一, 构建一种适合科学发展观的信任模式, 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命题。信任的作用已经得到学术界和实践者的普遍认同, 但其都是以信任者的视角为研究的切入点, 侧重于信任的激励方面的分析、研究。研究者却忽略了信任产生激励作用的前提是让被信任者感知到被信任从而产生被信任感。如果从被信任者的角度来考察, 被信任感则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被信任者的后续行为以及信任深度和信任双方未来的关系。将被信任者隐匿的心理感知行为作为显变量来研究, 是一个创新和突破。探讨被信任感的构成维度和影响因素的关系, 分析被信任感的作用机理和实用价值, 论证被信任感的激励策略和驾驭手段, 竭力弥补信任理论研究的不足, 从源头遏制信任失败或缺失的基因。引导人们对被信任者的心理感知和行为选择的重视与关注。
二、被信任感的概念和特点
被信任感是被信任者对是否获得信任的主观感知, 是主观方在心理意识中自主产生的, 接受来自对方的依赖意愿和约束契约, 自觉履约完成配合的感知意愿。司马迁《史记》中“士为知己者死, 女为悦己者容”, 表述的正是被信任感所激发的能量。
被信任感不是一个纯粹的心理感知变量, 被信任感是情感认知和行为选择的综合体, 被信任感分为心理认知和行为选择两个层面。但这种被信任感如果仅仅只是停留在心理状态, 那永远只是一种感知意愿, 不会对现实社会活动产生任何影响。只有当被信任感过度为行为过程时, 才能产生相应的社会价值。
三、被信任感的现状分析
由于被信任感还没有被人们认识和关注, 所有一直处在被忽视的状态。虽然其在信任环节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潜在作用, 但依然被边缘化而遭受冷漠。人们片面的认为信任无果是激励不足或被信任者才智不足导致信任缺失, 完全没有分析被信任主体是否感知到或者愿意接纳信任主体发出的信任。对被信任者来说, 由于信任者所发出的信任带有单向的盲目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 使被信任者无法感知信任的存在, 因而无从产生被信任感。被信任者也常常会感叹怀才不遇, 报怨没有得到信任或重用而背叛岗位另辟新境。这也正好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对被信任感的忽视是信任缺失产生的直接原因。
四、被信任感的构成维度分析
被信任感是一种隐匿的心理感知活动。包含被信任心理感知和被信任行为选择两个维度。被信任感知是受信者内心的心理活动, 是完全隐匿的。而被信任行为则可以是心理行为或实践行为。被信任感知有情感认知和行为认知两种表象, 情感认知是对授信者主体特质的认可;行为认知则更多的是对信任环境的认可。被信任行为有心理行为和实践行为两种表象, 心理行为是对被信任感知的认可和自激的升华, 是感知行为的转换过程, 实践行为是受信者将心理行为赋予行动实践的演绎过程。当被信任感的被信任感知表现为情感认知时, 是对授信者主体特质的认可。当被信任感的被信任感知表现为行为认知时, 是对信任环境的认可。被信任感的被信任行为选择表现为心理行为时, 是被信任感的自激励过程, 能使受信者在心理产生责任感和奉献感。当被信任感的被信任行为选择演绎为信任实践行为时, 则是信任行为的价值体现。
五、被信任感的作用机理分析
被信任感成为一个新的理论概念, 主要原因是因为其未被重视和发掘。其实被信任感的作用机理是悄然存在的, 只是人们忽视了被信任感这个潜在变量的作用。正是因为有被信任感的存在与支撑, 才能使信任行为得以顺利的实现和完成。如果没有被信任感的支撑, 一切信任行为都将失去接受支点而夭折。正是因为有被信任感的存在, 使受信者对授信者产生了情感认知, 从而由然而生的产生承担责任、分担风险和甘愿奉献的被信任行为, 使信任实现为默契的配合。
六、被信任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被信任感的影响因素是多元的, 也是受特定情境变化所调节的。被信任感是一种心理活动, 首先是对信任主体的心理认可, 所以信任主体就是被信任感产生的内因, 因此信任主体的特质因素是影响被信任感的主要因素, 是关键的前因变量。信任是双方的行为, 信任主体还包括受信者这个主体, 因而信任主体特质变量所包含的授信者特质和受信者特质都是直接影响被信任感关键因素。信任行为和活动是在特定的情境中产生的, 影响被信任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信任环境。信任环境是信任行为和活动实现的氛围, 为信任活动提供空间和平台, 对信任的产生和实现起着中介和调节的作用。因此信任环境是影响被信任感形成的外因, 是中介变量。信任环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包含有信任产生和实现的空间, 信任产生和实现的外部条件。归纳影响被信任感的信任环境因素就包括四个维度变量:企业文化、企业情境、沟通环节、激励环节。
七、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1) 被信任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新颖而且重要的完整理论。 (2) 被信任感理论的内涵是丰富的。 (3) 被信任感的影响因素是多维度的。 (4) 被信任感的行为输出和作用是重要的。 (5) 被信任感是完全可以控制和驾驭的。
参考文献
[1]严进.信任与合作—决策与行动的视角, 北京:航天工业出版社, 2007.[1]严进.信任与合作—决策与行动的视角, 北京:航天工业出版社, 2007.
[2]郑伯勳.企业组织中上下属的信任关系, 社会学研究, 1999.[2]郑伯勳.企业组织中上下属的信任关系, 社会学研究, 1999.
[3]郑也夫, 彭泗清.中国社会中的信任,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3.[3]郑也夫, 彭泗清.中国社会中的信任,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3.
你和父母间的信任影响你的一生 篇5
文/王丽芳
有一段时间，母亲来台北疗养身体时住在我家，一天，正准备用餐了，母亲随口说了：“弹弹，快来吃饭，看你跟外婆比赛，谁吃的最快？”那时候的我正在炒最后一个菜，听到这样的话，我马上回：“妈，吃饭有什么好比的？如果吃太快噎着了怎么办？吃饭就单纯享受吃饭，孩子有自己吃饭的步骤，比赛干嘛？”
因为我说了这样的话，母亲从此以后闭嘴，不再对我的孩子随意给批评与批判，也不干涉我的教养，她静静地看着每个孩子在教养中的大不同，产生的不同个性的孙子，一直到最近，母亲说出这件事，我才懂，母亲对我跟女儿的尊重，其实是我争来的，母亲感叹地说：“反正我说也没用，从小你就是个讲不听的孩子。”
这半年多以来，我的人生有几个重大的改变，每一件事情，都足以改变我的未来，也改变我家中的未来，然而，慢慢的我发现，这些事件也仅止于发生在我的身上，我跟老公女儿一起面对承担，却从来没有一点点想跟父母说的意念。
我在想，问题在哪里？我跟父母的关系不是已经改善很多了吗？为何很多事情，我还是不想说？为何很多事情我根本不想听父母的意见？
后来，有一个网友看了我的文章后说：“不是每个孩子都跟你的孩子一样，可以跟父母聊。”、“不是每个孩子都可以用说的。”
那时候的我想，为何这些孩子承受了所有的责怪，而父母却不去想，“到底我做错了哪些事情让孩子不愿意跟父母聊？”、“为何孩子不想听我的意见？这中间出了什么问题？”
于是，我想起了小时候，当我跟妈妈说起人际关系的困境时，母亲只会说“不要吵架”、或是“一定是你脾气不好。”、“干嘛理那种人？”
是的，我每一句话只要开口，就是被评价、被指责、被骂、被打分数，当父母想要跟我“聊”的时候，我听到的不是父母想帮忙，而是“说教”跟想“控制我”的行为，只是态度有差而已，于是，我不但闭了嘴也关上了耳朵。
我对父母的信任，随着每次我开口就被评价、每次说话就被骂、随着他们偷听我讲电话、偷看我的日记，随着自己想摆脱父母的控制而慢慢崩解，只因为，我越来越不相信父母是真心想听我说话，也不相信，父母是真心想要帮忙，更不相信，他们是想跟我“聊”。
慢慢的我不相信父母说的“有事情可以告诉爸妈”、我不相信只要开口就可以得到父母的帮助、我不相信大人。
这种不相信大人的心态，不只在家中还在学校发生，当我们有任何问题想要请老师帮忙的时候，老师的处理方式也只是抓来骂，让问题更糟，如果被欺负，告诉老师之后，老师的处理是一种出卖，只会害自己被欺负的更惨，慢慢地没人相信老师可以帮助学生，学校的辅导室对满肚子困惑的孩子们来说，形同虚设。
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失去了对大人的信任，在人生中需要帮助的每一刻，都失去被帮忙的机会。
这样的“沟通方式”一直用到了爱情与婚姻上，在与亲密爱人相处的过程中，我不是用骂的，就是闭上嘴巴，甚至关上了耳朵，当朋友的时候还可以自在地聊天，当情人的时候，我总是自以为自己已经有权利不自觉的挑对方的某些话一直评价与批判，两人之间，不是说话越来越冲，就是越来越沈默，慢慢的让我的爱情路越走问题越多，终究分手。
后来的我发现，为何当我站上了某种“角色”，我就觉得自己有权力控制对方？当我从朋友变成了“女朋友”，当我从女朋友变成了“老婆”，当我从一个女人变成了“妈妈”，我就好像有资格可以在男朋友、老公、孩子跟我聊天的时候，回覆的是评价、说教与不以为然，所给的方法也是带有威胁性的“控制”？
当我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花了许许多多的努力，重新学习着倾听，重新学习着说话中不给评价，重新学着同理对方，一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完完全全地摆脱以前的习惯。
现在的我，当了妈妈，一路看着几个孩子的成长过程，看着共玩团、共学团的孩子长大的过程，当我开始慢慢看得懂孩子的行为取决于大人的对待时，当我看懂孩子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总会鸡婆的想要出手帮忙，却常常被不想面对的父母攻击，也帮不到孩子。
后来有一次，我问郭老师为何想跟孩子谈，那个孩子却连眼神都无法定格好好谈？是不是有些孩子就是“讲不听”？
郭老师那时候才说：“你看那个孩子不敢面对大人的眼神，其实是父母对待他的方式，已经让这个孩子对大人失去了信任，当一个孩子无法相信大人的时候，是谁都很难帮到他的。”
那时候的我才懂，不是孩子天生不会跟大人聊，也不是孩子天生不愿意听大人说话，而是，孩子在父母的开玩笑、捉弄、责骂中一点一滴中失去了对大人的信任，这样对大人的不信任，慢慢地封闭了自己的真心，慢慢地把自己陷入了孤单，孤单地面对一切，甚至穿起了盔甲对抗大人。
失去对大人信任的孩子，即使有人想要帮这个孩子，即使遇到好的老师，遇到贵人，也会让想帮助的大人，有使不上力的挫折。
慢慢的，我很害怕看到某个孩子看待大人的眼光变成了仇视，很害怕看到某个孩子看大人的眼光是闪烁，很怕看到孩子看到大人的眼光是不以为然，很害怕孩子开始展开对大人的攻击，这样的孩子失去了对大人的信任，慢慢的他也会闭上嘴，连对话都很难，更何况跟大人“聊”，孩子关起了跟大人谈话的那个门，用冲撞与反抗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与不受想被控制。
女儿五岁三个月的时候，一个她很喜欢的朋友很喜欢制造女孩间的秘密，她常常偷偷的告诉女儿说：“不要跟你妈妈说，你把钱给我。”、“不要跟大人说，我们去做……”、“这是我们的秘密，不要跟大人说会被骂。”
后来，我慢慢地发现，女儿有时候会欲言又止的对着我，不知道女孩间秘密的我总会告诉女儿：“宝贝，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如果你不说，我就不会知道，也不能够帮忙。”
于是，女儿会告诉我某些事情，当她朋友说：“这个跟大人说会被骂。”，她说了却不会被骂，还可以把所有心中的疑问解开时，她才慢慢的又开心的跟我聊个不停，有一天她很困惑地问我：“为什么某某某跟我说的秘密都不能跟大人说？”，我问：“你有问过她为什么不能说吗？”，女儿点点头说：“她说，爸爸会骂也会打，妈妈不会打不会骂却会一直讲一直讲很久（说教）。”
我问孩子：“妈妈会这样对你吗？”，女儿摇摇头说：“不会！所以我才不懂为什么不能说？我觉得跟你说很棒，说出来，你都会帮我。”那时候的我才懂，原来，对大人的不信任也会因为同侪的影响，而让孩子挑起敌视大人的情绪，不被影响的孩子需要在成长的过程中累积多少对父母的信任才能对抗？
亲子之间，最重要的不是可以教孩子什么，而是，紧紧拉住父母与孩子间，那条名叫“信任”的线。
那些父母最害怕孩子结交所谓的”坏朋友“，或许不是行为坏，而是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受伤太重，失去了对大人的信任，其他父母真心害怕的是，自己的孩子被这样的朋友挑起了对大人的“不信任”，而产生的所有反抗。
如果父母忽视了孩子间的互相影响，又该用多少的时间找回孩子对大人的信任？
当孩子对父母的信任不够时，被朋友一挑起对大人的仇视，任何人都很难有机会可以帮到这个孩子。
现在的我慢慢地回想，为何很多事情我愿意跟朋友聊？愿意在网络上写却不愿意告诉父母？
说穿了，是我不相信跟父母聊天的时候，我可以不被评价、不被说教、不被指责、被骂、被扣帽子，为何我一点都不想听父母的意见？()因为那些事件背后传达的思维不是理解也不是协助，而是“控制”，因为父母的话已经失去了可以信任的价值。
每个孩子都很聪明，他们都可以细微的感受出父母到底是真的想“聊”还是想找出你的问题来评价、来骂、来说教，甚至也可以看出父母是真的想帮忙，还是只是想“控制”，孩子也可以感受出父母在言语中对自己的不信任。
现在的我很珍惜每天跟孩子天马行空乱聊乱问的每分每秒，如果有一天，我的孩子闭上了她的嘴巴，不愿意再跟我聊天，我不会怪她变孤僻，也不能怪她“讲不听”，我只会想，到底我哪时侯失去了孩子的信任？又该如何取回信任？
现在的我懂了，一直到现在，即使我已经长大成人，跟父母讨论事情的时候，我还是可以感受出父母强烈地希望“你就该照我说的做”，那言语后面的不信任与想控制。
现在的我，即使早已理解我的父母，也同理了我父母当年的无助，我找回了亲子间的感情，只是，失去的信任还没找回。
我一直都是父母心中，那个“讲不听的孩子”。
信任影响因素 篇6
问题的提出
对于政治参与和政治信任二者之间的关系，近年来的研究主要集中两类行为性的政治参与行为，一是制度性的参与如投票选举、信访。二是制度外的参与行为，比如联系官员、联系新闻媒体、越级上访和集体上访、游行示威，一些学者也称其为抗争性行为（O'Brien，1996）。对于制度性参与的研究，墨宁发现村镇选举对于地方政府信任有着正向影响（Manion，2006），其他人的研究也发现人大代表的投票选举对于增加政治信任并没有显著影响（杨鸣宇，2013），由此可看出选举的民主性程度对政治信任有着直接影响，公推直选的基层选举方式能提高政治信任，但是不完全符合民主原则的人大代表选举却影响力甚微。已有的关于抗争性行为与政治信任的研究均表明二者呈现较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以游行示威为例，杨鸣宇在控制了主观绩效后发现游行示威仍然对政治信任有显著的负影响（杨鸣宇，2013），即使如此，游行示威在中国却并不作为主流的抗争性行为，以亚洲民主调查2011的数据为例，在中国大陆3472个样本量中有过游行示威的只有106人，占总人数的3.05%。
就政治参与而言，考虑到行为性政治参与的成本和风险，并不是所有公民都会投以实际行动，周葆华以厦门PX事件研究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接触与政治参与的关系，发现市民参与厦门PX事件最主要的方式是亲友间讨论，其次是网络参与公民通过网络论坛发表时政意见视为“网络参与”，其他的诸如面对新闻机构和新闻媒体表达意见的行为性的参与比例很低（周葆华，2011）。吕书鹏将“新闻媒体”、“互联网媒体”、“亲友间的政治讨论”作为人们获取经济、政治、社会信息的渠道来研究信息因素对差序政府信任格局的影响，其研究表明我国半开放式的媒体环境会强化差序政府信任（吕书鹏，2015）。如果说将公民的这些行为视为“话语性政治参与”，形成的舆论虽然不会必然影响政府决策，却也是政府决策时所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网络新媒体政治腐败等的曝光，中国的“批判性公民”队伍不断壮大，通过新闻关注、网络关注以及亲友间的政治讨论来了解时事，发表政见也成为多数人的选择。现有的研究多集中于行为性的参与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很少将“话语性参与”也作为单独影响的自变量进行讨论，本文试将“话语性参与”与行为性参与相比。探讨它们对政治信任能产生多大程度的不同影响。
研究设计与变量测量
数据来源。亚洲民主调查（AsiaBarometer）是一个跨国性的调查计划，第三波的调查的中国部分由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在2010年11月至2012年3月间完成，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和比例抽样方法调查了除西藏地区之外的18岁以上的人口，通过面谈的方式取得了3473个样本。笔者根据实际的城镇比例和人口结构对数据进行了加权处理，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全国成年人口的随机样本。
因变量。本文的研究是公民对于不同政府机构的信任，通过受访者对法院、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公务员、警察、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进行评价，答案根据李克特量表设计成“完全不信任、比较不信任、比较信任、非常信任”，并且分别赋值1到4分，经过整理的回答情况如下。
为了更便于比较各个政府机构和信任评价之间的关系，本文用主成分法将这7个项目转化为两个因子，KMO检验数值均大于0.8，说明适合做因子分析。其中第一个因子包括中央政府信任、中国共产党信任、人民代表大会信任，我们称之为“高层政府信任因子”。第二个因子包括法院信任、公务员信任、警察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我们称之为“基层政府信任因子”。
控制变量与解释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在性别、户口、教育程度、年龄的社会人口学变量基础上，加入了家庭经济变化、政治兴趣和社会民主价值（参考如Wang，2005；张旭霞，2006；Hu，2007；），这些变量被认为是可能对政治信任产生影响。
本文的解释变量主要是行为性政治参与和话语参与，其中行为性政治参与又可以分为制度性的参与行为（投票）和制度外的参与行为，制度外参与行为经过正交旋转后转化为两个因子（KMO检验数值大于0.7）。第一个因子包括了联系新闻媒体、上访、参与游行或示威，我们将其命名为“非常规性行为”。第二个因子包括了联系人大代表、联系更高级别的官员、联系社区领导、与他人一起试图解决，我们将其命名为“常规性行为”。话语参与在这里被我们操作化为观看政治新闻频率、政治讨论频率和上网频率。
研究发现
为了比较分析行为性参与和话语参与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我们借助Statal2.0构建了四个多元回归的分析模型（详见表2）。模型一和模型二集中于自变量对高层政府的影响，而模型三和模型四是为了分析自变量对基层政府信任的影响。由模型一和模型二比较可发现，
经常参与投票对政治信任依然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选举权依旧是公民认可度较高的权力，保障公民的选举权对推进高层政府信任具有积极意义。非常规性政治参与行为在控制了话语参与变量后对高层政府信任不再存在显著关系，这与之前学者的研究成果基本一致。关注政治新闻对政治信任有着积极的显著意义但上网频率对政治信任呈现显著的负面影响，通过比较标准化回归系数可以发现，经常上网政治信任的下降程度（0.0992）基本上达到了经常看新闻政治信任增加程度（0.055）的两倍，也超过了经常参与投票带来的政治信任的增加（0.0846），这说明由上网带来的对政治信任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了传统新闻媒介所带来的正面影响，也难以弥补投票所带来的政治信任的增加。政治讨论对政治信任的也是显著的负面影响，样本统计50.69%的公民平时会偶尔讨论政治，12.23%的公民频繁讨论政治，可看出公民政治讨论的社会化程度很高，公民的政治讨论可以是任何内容，可能包括比较极端的反政治的言论，也有可能是真正反映人们对当下政策或者政治事件的褒贬不一的评价，但是按照政治讨论与政治信任的负相关关系来看，公民间的政治讨论应该多是对政府的负面评价。
再来看政治参与对基层政府信任的影响，“经常参与投票”在两个模型下都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并且通过比较标准化回归系数，可以发现经常参与投票对基层政府（0.105）的积极意义大于高层政府信任（0.0846），比起那些距离人民较远的、权力性质比较抽象的高层国家机构而言，与人民生活联系更紧密的基层政府组织通过落实公民选举权的方法更能增加公民的政治信任程度，至于其他的政治参与行为对政治信任的影响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从表1的频数统计情况来看，以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为代表的高层政府所享有的信任平均值都在3.5分左右，而以法院、公务员、警察、地方政府为代表的基层政府享有的信任平均值都在3.0分左右徘徊，看出作为高层政府的防火墙的基层政府的政治信任程度本来就比较低，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参与对基层政府的影响也比较小。
信任影响因素 篇7
电子商务与移动商务已是大势所趋。Forester预计,全球移动商务总额到2016年将达到31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39%;但移动商务总体规模仍然偏小,仅占电子商务总额的7%. 缺乏信任成为影响移动商务发展中的主要问题之一[1],成功的移动商务应用依赖于用户信任[2]。
本文针对影响移动商务中用户信任的四个方面的因素(个性、商家、技术、环境),构建用户信任模型,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研究移动商务用户信任的建立路径及主要影响因素,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并对变量的信度、区别效度和收敛效度进行检验,本文为移动商务系统的设计、政策制定以及营销活动等提供参考,具有理论和实用价值。
2 理论综述与概念界定
信任的研究在移动商务中非常重要。在移动商务活动中,如果交易双方之间之前没有交互历史,信任有利于促进交易的达成[3]。
学者们对信任给出不同的概念。对不同学者所界定的信任的不同指标,McKnight将信任分为信任信念和信任意向两个维度[4]:“信念”指相信受信方至少有一种特征,如诚实、友善、能力是对他有利的;而“意向”指即使无法控制对方的行为,仍然怨意依赖于受信方而采取信任行为,如购买、共享个人信息、听从建议等意向。
本文定义“移动商务的用户信任”为:在商家、环境、技术、交易过程等综合情境中,用户对移动商务受信任方的能力、诚实、友善的信心。这种信心反映在态度上表现为信任信念,反映在行动上表现为信任意向。
关于信任的建立,学术界有两种看似矛盾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信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过去的行为逐步建立的,有初始信任、持续信任和信任消退三个阶段,这种初始信任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慢信任”。而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信任可以在没有任何交互历史的情况下快速地产生[5],这种信任被称之为“预设信任”或“事前信任”,又可称为“快速信任”[6]。“快速信任”是第一次与不熟悉的一方接触时就快速形成的信任,它不同于传统的人际信任,其认知信任的成分远高于情感信任。
本文把这看似矛盾的两种观点统一表述为信任的不同的建立路径,当用户将从传统商务或电子商务活动中获得的知识“直接输入”到移动商务中,就有可能产生对移动商务的快速信任;而如果没有这种“直接输入”的知识,则要经过一个获得知识、逐步了解的过程来逐步建立信任,这就是“慢信任”。
有学者对慢信任和快速信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两者也有共同之处——都是在缺乏第一手资料时使个人能信任他人的保证机制,是在一定情境下对他人行为的计算、推理和评估[4]。McKnight甚至在其研究中将快速信任等同为慢信任。不过,Meyerson则认为,慢信任与快速信任有根本区别,前者是一种认知而非行动,其本身并不包括与信任相关的行为。本文采纳这种观点。
本文提出有关信任的两个引申概念。定义“信任信念”为:感知的特定移动商家的特征,相信受信的移动商家至少有一种特征是对他有利的,包括信赖对方的诚实、信赖对方的友善、信赖对方的能力。定义“信任意向”为:个人即使无法控制某移动商家的行为,仍然愿意依赖于该商家而采取信任相关行为(购买、听从商家建议、共享个人资料等)的意向。
因此,用这两个概念可以对慢信任与快速信任的区别进行解释:慢信任是由信任信念导致信任意向,而快速信任则是在信任信念形成之前产生了信任意向。具有较高的信任信念应该会引导用户愿意依赖于商家。在有关电子商务信任的研究中,信任信念对信任意向的正向影响也得到了证实[6]。
移动商务信任的影响因素方面有很多。Siau[2]将其分为五类:商家特征、网站特征、无线服务技术、无线设备技术及其他。Lee[7]、Chae[8]等认为:有限的系统资源(如:屏幕小、多媒体处理能力弱等)会阻碍移动商务信任的发展,而信任机制有助于处理其中的风险。Cho[9]验证了一种基于计算的信任和感知的结构能有助于移动商务信任。Chen[10]等指出感知商家的诚实更能获得没有经验的用户的信任。闵庆飞[11]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用户对移动商务的信任受到技术因素、商家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共同影响,制度因素对信任的形成影响最大,商家因素的影响次之,而技术因素的影响力排在最后。闫坤[12]认为,移动网站特征、移动商家特征、用户特征显著影响用户对移动商务的信任。Kim[1]对移动银行的慢信任的研究揭示:用户利益、信任倾向和结构的保证对移动商务的慢信任有显著影响;而公司声誉对移动银行的慢信任没有影响。周涛、鲁耀斌[13,14]等的研究认为,情景提供、安全、隐私关注是影响用户信任的最主要因素。Vance[15],Lee[16]等发现系统质量对移动商务用户慢信任有显著影响。
在移动商务中,用户和移动商家不是面对面的接触,而是通过商家提供的系统进行联系和交互,因而,系统质量成为就成为影响用户信任的重要因素。“系统质量”用来测度在互联网环境下电子商务系统的特性[17],已有的研究表明,系统质量与信任显著相关。如:McKnight发现,网站质量(系统质量和信息质量)对用户信任的影响比声誉和结构保证更强。Kim等发现,对于潜在客户,系统质量显著影响用户信任。Vance[15]等也验证了系统质量显著影响用户的慢信任。移动商务中的系统质量维度包括:接入性、可用性、导航[16]。
移动商务交易研究中,有学者认为由于买卖双方往往缺乏正式的合约,交易中包含着不确定性、缺乏控制、潜在的机会主义等风险[18],对网上购物,网络社区,网上市场以及虚拟网络采纳等交易风险的恐惧和担心要通过建立信任来减弱或消除[1]。信任对达成网上交易有许多积极的影响,如正向影响购买意向[19]、做出购买决定[20],以及再次购买[21]等。
3 移动商务用户信任模型
综合以上的研究,本文提出3个方面的4种用户信任行为影响因素:①信任倾向:用户个人因素;②结构保证:环境因素;③系统质量:移动商家因素和技术因素。
本文提出假设:
H1:信任信念正向影响信任意向。
H2a:个人信任倾向将正向影响信任信念。
H2b:个人信任倾向将正向影响信任意向。
H3a:感知的结构保证正向影响移动商务的信任信念。
H3b:感知的结构保证正向影响移动商务的信任意向。
H4a:感知系统质量正向影响移动商务的信任信念。
H4b:感知系统质量正向影响移动商务的信任意向。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移动商务用户信任模型,如图1所示。
4 研究设计、数据与建模
4.1 量表设计及样本选择
为确保测量工具的效度,本研究尽量采用国内外文献中已使用过的量表中的测度项,首先由4名硕士生对英文题项分别进行中文翻译,并结合有关中文文献的量表,初步确定了测试题项;然后请1名教授、2名副教授、2名博士对问卷题项进行了分类,对表述有歧义的地方进行了修改。首先在大学生中发放问卷进行预调查,修改后将问卷发放到网站进行再测试,对题项描述进行再次的调整,最终形成正式问卷。问卷中除了相关个人信息以外,所有变量的测量均采用Likert五级量表。
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数据收集,通过网站发放问卷,共回收问卷510份,剔除回答明显不合理的问卷11份和不完整问卷3份,共获得有效问卷496份。其中,男性受访者占47.2%, 女性受访者占52.8%. 受访者年龄段分布为:10~19岁2.2%,20~29岁39.3%,30~39岁39.5%,40~49岁14.1%,50~59岁3.6%,60岁以上1.2%. 地域分布情况为:城市居民76.4%,城镇居民20.8%,农村居民2.8%. 有手机购物经历的为56.7%,无手机购物经历的为43.3%. 样本数据情况与CNNIC的权威发布《2010年中国手机上网行为研究报告》中,手机网民的数据情况基本相符,因此通过网站发放调查问卷所进行的样本选择有一定代表意义。
4.2 探索性因子分析
首先, 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全部问卷的所有23个问题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巴特立球体检验KMO值为 0.907,在P=0.00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量表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以特征根大于或等于1为因子抽取原则,得到5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采用最大方差法对因子进行旋转,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提取出了5个因子,分别对应着个人信任倾向TP、结构保证SA、系统质量SQ、信任信念TB和信任意向TI. TI2测量项的负载因子比较分散,在各指标的因素载荷都小于0.5,因而删除TI2. 其余题项的因子载荷均达到或高于0.5(见表1)。
4.3 信度和效度分析
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对变量的信度、区别效度和收敛效度进行检验。发现:TP的AVE值为0.4338,其中TP1的标准载荷较小为0.51,删去TP1再测,结果如表2所示。Cronbach’s α用于测量各因子的信度,复合信度(CR)用于衡量各测度项的内部一致性,本文中的所有因子的CR值都高于 0.75,只有信任意向的Cronbach’s α系数小于但接近0.7,大部分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大于或接近于0.8,表明各因子具有较好的信度。所有测度项的标准负载都在 0.5以上,且都在0.001水平上显著。各因子的平均抽取方差(AVE)都高于0.50,这说明本文中的各结构变量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对于区别效度而言,若各因子的AVE值的平方根大于其与其他因子的相关系数,则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如表3所示,各个因子的AVE平方根(表中对角线上黑体数字)均大于相应的相关系数,所以各个因子之间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
4.4 模型修正与假设检验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软件LISREL8.70来进行模型拟合,根据T值删除不显著路径,进行模型修正,修正后拟合指标基本符合常用拟合标准(见表4),表明该模型的整体拟合度较好,模型的可信度高,样本数据支持本文提出的假设。
最后将性别、年龄、地域以及一般性的手机购物经验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模型标准化路径图如图2。
4.5 信任行为影响因素讨论
(1)信任信念对信任意向有显著影响(0.22)。这验证了以往众多学者关于信任信念对信任意向的研究[6]。该结果说明,要推动移动商务的应用,促成移动商务交易的达成,移动商务市场的相关参与者,应当关注如何有效地建立用户的信任信念,进而形成用户的信任意向。
(2)对信任信念影响最大的是系统质量(0.70),其次是个人信任倾向(0.11),性别对信任信念也有正向影响(0.08)。电子商务中,网站质量给用户的第一印象往往能给用户一个信号,作为用户评估该商家可信度的一个依据。如:美观、导航性好、简单易用、有明确的联系方式的网站能使用户认为该网站商家的能力、诚信、友善方面是可信的[22]。同样,移动商务中,用户首次与移动商家互动,他们所接触到的移动系统将会极大地影响他们对商家本身特征的感知。根据信号理论,与用户进行互动的移动系统给用户提供了一个判断不熟悉的移动商家能力的信号(或线索),从而促进对该商家信任的形成。虽然系统质量对信任意向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但是通过信任信念间接影响信任意向(0.13)。因而,移动商家为了争取更多的潜在用户,应当致力于提高移动商务的系统质量(接入性、可用性、导航),给用户一个良好的第一印象和使用体验,以建立用户的信任信念。
(3)在已有的针对电子商务用户信任的研究中,有的学者指出结构保证对信任信念和信任意向均有直接显著影响,如:McKnight发现结构保证与用户对网络商家的信任信念和信任意向存在小的但是显著地影响。有些学者只研究了结构保证对信任信念的直接影响,而没有研究其对信任意向的直接影响,认为结构保证通过信任信念间接影响信任意向。如Vance[15]研究用户对信息技术的信任,结构保证对信任信念的影响为0.18,Lowry研究用户对网站的信任,结构保证对信任信念的影响为0.243。
与以上研究结果不同的是,本文发现,移动商务活动中,结构保证显著地影响用户的信任意向(0.34),对信任信念却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结构保证不是针对某个移动商家或系统的,而是针对整个移动商务环境。用户虽然还没有建立对将要与之交易的商家的信任信念,却相信自身的利益能够得到有关监管机构、法律法规、技术措施的有效保护,从而降低了感知的风险,产生信任意向(如:购买、听从商家建议、或提供个人资料的意向)。
(4)个人信任倾向对信任信念、信任意向均有显著且正向的影响,这意味着,不同的用户,由于个人的经历、背景不同,对同一个商家产生的信任程度也不同。同时,个人信任倾向对信任意向的影响(0.33)也远大于对信任信念的影响(0.11),说明在移动商务中,由于个性因素,用户形成信任意向的可能性比形成信任信念的可能性更大。
上述(3)和(4)两项结果表明,在移动商务中,在用户信任信念形成之前,由于个性因素(个人信任倾向)或环境因素(结构保证)的影响,使得用户的信任意向可能先于信任信念建立。已有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信任意向将导致用户产生信任相关行为(如:接受商家的建议,共享信息,购买等)。换句话说,由于个人信任倾向或结构保证的影响,移动商务中信任行为的产生可能先于信任信念的形成,这就是移动商务中的快速信任。
(5)控制变量中,只有性别对信任信念有正向的影响(0.08),性别、年龄、地域对信任意向都是负向的影响,分别为-0.11,-0.14,-0.11。说明在移动商务活动中,男性容易采取行动而不一定要先形成信任的信念,而女性在移动商务活动中可能谨慎一些,要先对商家有了信任(信念)才会产生信任意向。年轻人更容易在移动商务活动中形成信任意向,产生相关的行为,这与CNNIC的调查结果相符。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的信任意向更容易产生,大概是因为总体来说,农村居民在有线、无线上网购物方面的经验、知识相对较少,选择、比较能力较弱,因而容易形成信任意向。之前的研究[13]表明,当个人缺乏对被信任者的认识时,性别、年龄等可以充当评估其可信性的初步线索,从而产生快速信任,本研究也支持此结论。
(6)一般性的移动商务经验对用户的信任信念及信任意向都没有显著的影响,与本文开始的设想有差别。可能是因为移动商务已经是一种大趋势,不管受试样本在之前是否已经有过移动商务活动的经验,或者在移动商务活动中是否得到了满意的结果,今后,或迟或早也会参与到移动商务中,个别商家的行为不会影响其对移动商务整体的信心。
5 结论
本文通过对影响移动商务用户信任建立的4个方面的因素:基于个性的信任前因(信任倾向)、基于商家和技术的认知的信任前因(系统质量)、基于环境的信任前因(结构保证)来构建移动商务环境下用户的信任模型,对移动商务活动中用户信任建立的路径做出了具体的解释。研究发现,除H3a、H4b外,其他假设得到支持。信任信念显著影响信任意向,个人信任倾向、系统质量显著影响信任信念,个人信任倾向、结构保证显著影响信任意向。主要的研究结果讨论如下:
政策与监管、用户的个性特征等是影响移动商务用户信任快速建立的重要因素。这也说明,目前,已经出台的一系列旨在推动移动商务发展的政策法规,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移动商务环境,确实增强了用户对移动商务的信心,促使其对移动商务的信任快速地建立起来,从而很快地加入到移动商务活动中来,使得我国现阶段移动商务的发展走在了世界前列。
但是,快速信任往往是脆弱的、短暂的,移动商务要取得长足、稳健的发展,需要使信任更具有鲁棒性,持续时间更长久。对商家来说,慢信任阶段是他们吸引用户的关键阶段,这将最终影响商家的企业战略的整体可行性。研究表明,系统质量(接入性、可用性、导航)对用户的慢信任信念有显著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移动运营商应该改进网络基础设施为用户提供稳定、快速的接入服务,移动商家应从用户的视角来优化移动商务系统的设计,为用户提供简单、易用的平台,丰富系统的信息内涵。总的来说,移动商务活动中建立用户对商家的信任,除了市场管理者要努力营造诚信的市场环境,以使用户更多地积累信任的成功经验外,更需要商家的投入和建设,通过具有较高质量的系统以及自身的诚信行为,给用户传达商家自身可信的信号。
B2C的信任影响因素研究 篇8
1.1 我国B2C电子商务的发展现状
自2000年以来,全球互联网用户以约20%的增长率提高,2005年年底已达10.7亿人,2006年超过12亿,2007年超过13.5亿人。在全球互连网急剧增加、电子商务交易额大幅提高的环境下,B2C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2010年,中国B2C电子商务市场将达到188.3亿元[1],而仅在2006年时,我国的B2C电子商务市场规模才37.2亿元[2]。面对强劲的发展势头,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专家预计,到2010年,网上零售商将达到零售总额的15%-20%,这与我国商务部提出的到2010年电子商务交易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8%相同[3,4]。
1.2 我国B2C电子商务发展的主要障碍
经过多年的实践,电子商务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是炒作阶段还是在泡沫时期,它都没有为商家带来预期的利润。这是因为在商品交易中,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商家通常掌握着更多的关于商品价格、质量和性能等重要信息。由于存在着这种固有的信息不对称,在交易中处于相对弱势的消费者有充分的理由坏疑商家可能在交易中损害自己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这种对商家机会主义行为的怀疑或者说对商家的不信任,其结果就是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甚至导致交易不能进行。电子商务相关利益主体之间不能完全相信对方的信用,影响了在线交易的规模、效益和效率,阻碍了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网络购物市场研究报告数据也充分的证实了这个观点[15],对网上商品的不信任,网购不安全及网站技术欠缺不方便,占57.5%。
2 信任的研究与模型
2.1 信任的主要研究
信任是一个多学科话题,自从1998年Ratnasingbam关于信任与电子商务安全的论文发表以来,越来越多的文章开始关注电子商务中的信任问题研究。如Corbit et al认为影响电子商务信任的因素包括感觉到的风险、网上销售商的市场导向程度、销售商的网站品质、消费者的上网经验和技术可信任度。Yoon认为影响电子商务信任的因素包括交易安全、网站功能、消费者对网站特征的满意度、消费者对网站的了解和个体变量(包括对电子商务的熟悉度和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
2.2 信任模型介绍
2.2.1 信任接受模型
Davis[6]以Fishbein和Ajzen提出的理性行为理论为理论基础,探讨了认知及情感因素与信息技术使用之间的关系,并提出技术接受模型。该模型提出了两个主要的决定因素:(1)感知的有用性,反映一个人认为使用一个具体的系统对他工作业绩提高的程度;(2)感知的易用性,反映一个人认为容易使用一个系统的难易程度。技术接受模型认为系统使用是由行为意向决定的,而行为意向由想用的态度和感知的有用性共同决定的,想用的态度是由感知的有用性和易用性共同决定,而感知的有用性由感知的易用性和外部变量共同决定,感知的易用性是由外部变量决定的。
2.2.2 金字塔信任模型
Dayal,Landesberg and Zeiss[13]认为建构网上信任有六个基本要素,并基于这六个基本要素提出了一个信任金字塔模型。信任金字塔的底层是建立网上信任的基本核心要素:技术安全声明、商家的合法性和订单履行。在金字塔的上层是网上购物体验、顾客的控制感和消费者的合作。该模型很好的解释了信任的基础因素和关键因素,并用金字塔模型加以解释,然而该模型没有考虑更多的企业商业因素,不能很好的为企业发展提供指导作用。
2.2.3 影响消费者对网上商家信任的因素模型
Gefen,Karahanna&Straub[16]认为顾客与真实的网上商家的交互作用和顾客与网站界面的交互作用是网上购物的核心。三位学者将这两个方面整合起来对顾客的网上购物行为进行研究,提出了一个网上购物中信任和TAM的整合模型。研究模型中的四个影响信任的前因分别为:基于计算的信念、制度式结构保证、制度式情境正常和知识式熟悉。
整合信任的TAM模型,它是优秀的,但是在解释B2C电子商务网站上有所欠缺。该模型旨在研究个人因素的影响而忽视了起到控制作用的商家行为。
2.2.4 消费者网络信任模型
庞川,陈忠民,罗瑞文[5]在《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上的“消费者网络信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一文中,总结了影响网络信任的四类因素:技术因素、商业因素、消费者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庞川等对四类影响网络信任因素的具体维度如下:
技术因素:网站系统的稳定性、网站技术的先进性、信息下载的速度(如打开页面的速度)、网页设计的美观和实用性以及网站有无权威的网络安全认证。
环境因素: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高低;社会上是否建立有权威的企业信用评估体系;有无关于电子商务的明确、权威的法律规范。
商业因素:企业品牌的知名度;供选择商品的种类;商品的质量可靠性;商品的价格因素;有无详尽的产品介绍和客观评价;购物流程是否方便。
个人因素:是否担心个人资料会得到不妥当的处理;朋友或权威第三方的介绍和推荐;过去的网上购物经历。实证结果显示,环境因素、个人因素和商业因素对网络信任有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技术因素对网络信任只有间接影响。
该模型整合了商家和个人因素,并通过实证研究祛除不显著相关因素,为我国信任研究指明了方向。然后,国外众多学者提出的对消费者起关键因素的消费者对网站感知的易用性和有用性没有进行研究。
3 B2C电子商务信任模型提出
3.1 技术因素
这里所说的技术是指网络安全技术以外的与电子商务相关的技术因素。金字塔信任模型认为技术因素和商家合法性构成了信任的基本要素。Hofman et al[7,8]通过网络信任形成的研究表明,技术因素与网络信任形成成正相关。我国学者庞川等[5]通过消费者网络信任模型研究,认为技术因素对商业因素形成起到关键作用,他的研究同时表明,技术因素对信任形成的直接作用不显著。技术的先进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网站的容易使用程度和有用程度。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一下假设:H1:技术因素与B2C电子商务网站的易用性成正相关;H2:技术因素与B2C电子商务网站的有用性成正相关;H3:技术因素与B2C电子商务商业因素形成成正相关。
3.2 商业因素
商业因素包括企业知名度,企业能力和等。庞川[5]认为企业知名度高的企业采取机会主义的成本比知名度高的企业要低。国外众多研究表明企业能力是构成信任的重要因素[9,10,11]。庞川等在消费者网络信任研究中指出,商业因素与信任形成成正相关。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4:商业因素与B2C电子商务信任形成成正相关。
3.3 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包括法律法规,社会征信体系和社会道德标准。法律可以通过自身威慑力来减少机会主义事件发生,同时可以对实施机会主义交易的一方进行制裁,从而促进信任的形成。社会征信体系和社会道德标准可以降低用户感知的风险,提高信用水平。鉴于此,本文认为:
H5:环境因素与B2C电子商务形成成正相关。
3.4 有用性和易用性
有用性感知和易用性感知这两个架构源自于TAM。TAM模型是目前信息系统领域中最优秀、应用最广泛的技术接受理论模型,目前已经有大量的实证研究都证实了Davis的研究模型。Bernadette在他的研究中肯定了感知的有用性与感知的易用性呈正相关,并证实了二者对使用意向也同样存在正相关的关系。Gefen,Karahanna&Straub通过基于TAM模型的网上购物研究表明该模型中相关因素存在高度正相关,认为易用性和有用性对信任形成起到直接作用。本文由此提出假设:
H6:B2C电子商务网站的易用性感知对有用性感知形成成正相关。
H7:B2C电子商务网站的易用性感知与信任形成成正相关。
H8:B2C电子商务网站的有用性感知与信任形成成正相关。
3.5 个人决策
消费者个人使用经验的不同和所处环境的相异性,导致对事物感知的不同,进而影响个人对B2C电子商务网站的采纳。本文认为个人决策在最后消费行为上起到关键作用。因此提出假设:
H9:个人决策对信任形成起到关键作用。
3.6 电子商务B2C信任模型
综合以上所有的分析和假设,本文提出了B2C电子商务信任模型的假设模型,如图1。
4 当当网信任的建立
4.1 当当网概况
当当网是国内最大的综合性中文网上购物商城之一,创建于1999年,自成立以来,当当网每年均保持100%高速成长,2009年成长率高达120%。目前每年有近千万顾客成为当当网新增注册用户,遍及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每天有上万人在当当网买东西,每月有3000万人在当当网浏览各类信息,当当网每月销售商品超过2000万件。当当网的使命是坚持“更多选择、更多低价”让越来越多的顾客享购网上购物带来的方便和实惠。
4.2 基于技术的分析
4.2.1 基于技术的能力信号发布
首先,当当网在其首页通过公司简介,提供了公司的概况、公司背景、发展历程等进行了必要的说明。
其次,当当网的商品搜索与推荐能力很强,主要体现在系统可靠性、网站系统先进水平和网站质量上。当当网的设计思路清晰,商品表现方式简洁,使使用者对内容一目了然;网站商品种类繁多,诸多简单易用的系统使客户能在尽快找到自己要买的产品;对新产品的推荐不遗余力,通过多种渠道通知客户。客户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找到自己心仪的商品,同时也可以让客户知道关于最新商品的信息。
由此,可以看出当当网通过其强大的技术阵容,对网站的容易使用程度进行了设计,并通过稳定的系统运行和强大的信息服务提供能力向用户炫示了其实力的强大,从而提高原有用户的忠诚度并进一步获得潜在用户的信任。
4.2.2 基于技术的易用性和有用性系统设计
当当网最为人称道的地方是,它的低价。当当通过网上的比价系统来支持和实现低价。这个系统通过互联网每天实时查询所有网上销售的图书音像商品信息,一旦发现其他网站商品价格比当当网的价格还低,将自动调低当当网同类商品的价格,保持与竞争对手的价格优势。而且多品种的商品也可以支持低价的策略,给客户一种贴心实在的感觉。当当网推出的“为你推荐”系统,该系统通过对顾客历史数据的分析,根据不同顾客的购物习惯向他们推荐针对其个人的商品。这样的定制推荐把用户从海量的商品信息中解放出来,极大的减少了用户的时间成本,通过强大的系统分析,实际上做到了顾客给自己推荐商品,成为自己的顾问,使网上购物不再是一个繁琐的过程。
当当网成功的背后,是极端实用的商业技术因素在起作用,当当网的喊出的“低价、天天低价”不是一个谎言,不用五颜六色的无关广告炫人眼目,将客户从海量的商品信息中解放出来,让用户更加迅速的完成网上商品的购买与浏览任务,从而博得广大客户的欢心。在2009年中,当当网的品牌认知率为29.8%稳居国内第一,当当网的品牌转化率34.9%也摇摇领先于国内同行卓越网。这一数据,不仅是客户对其技术的信赖,更是对其“低价,天天低价”口号的信任,表现了客户对当当网实用性的肯定。
4.3 当当网品牌的建立
当今时代,大多数的公司依靠广告轰炸换取市场占有率。当当网的成功似乎有些另类,但是它说明“产品质量”仍然是取胜的法宝。
当当网依靠自身先进的技术,向广大客户提供大量的商品信息,通过人群与网络宣传,使客户像吸毒者一样,产生对当当网的强烈依赖。同时它的品牌策略之一是低价战略,并使之深入人心,来加强品牌形象。
为强化技术,当当网还经常推出一些技术先进、同时又深受客户喜欢的免费功能,通过不断制造新的谈论话题,当当网受到了人们的热捧。正是凭借这种与众不同的品牌塑造手段,当当网在2009年为用户首选B2C购物网站。由于其对技术的执著追求,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信任其的队伍中来,因为,在很多人眼中,当当网是价廉物美的购物中心。
5 结束语
研究影响消费者B2C影响信任的因素,其目的是为了寻找到增强消费者网络信任的方法和途径,为电子商务企业采取实际措施增强消费者的信任水平(继而获得更多的消费者的网上购物行为),促进B2C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本文在总结了国内外关于信任的文献后发现:强大的技术阵容有利于增强消费者信任水平,同时也当当网为首的新的商务模式表明,技术因素将有助于商业水平的提高。同时本文还发现,经典技术接受模型同样适用于电子商务企业的信任建设。
虽然本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限于时间因素,本文没有就所提出的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由于我国信任研究尚出于起步阶段,所以通过大范围的样本调查,进行实证研究将是我们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另外,本文所提出的模型在影响因素选择上不是很全面,在实证研究中,应就我国国情提出一些有针对的影响因素,并通过研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促进我国B2C电子商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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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影响因素 篇9
无论有无网络购物经历的大学生都将网络购物能省钱作为网络购物优势的第一选择, 且在网络购物类别的选择上, 有无网购经历的大学生均对穿着、配饰类有相当高的选择比例。省钱的选择本身符合大学生经济尚未完全独立的现状, 但同时也意味着, 如若过多的追求商品价值和经济价格之间存在的差异, 势必多增添了一份网络购物的风险。市场经济前提下价值和价格总不会相离甚远, 所谓一分钱一分货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如果低价的引诱让大学生涉足网络购物, 在网络的另一端是比现实交易中隐藏更深的低质, 那么大学生不仅对交易的对象失去信任, 更会对整个网络交易环境, 甚至网络交易方式失去信任。对于穿着、配饰的选择, 一方面和这类商品在现今的网络交易市场中占据的主要地位有关, 另一方面这也是和大学生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然而这种“相关”也是和时尚流行有关联的, 即网络购物本身不是为了凸现自身的个性和追求时髦, 但网络购物所购之物却是追求时尚和个性的怜释。网络能够计天南海北的物品旱现在方寸屏幕间, 除了省钱, 能够买到周围生活中不常见的商品, 也是大学生网络消费的一种心态。
最倾向网络购物的情况选择、网络存在问题的选择上, 有无网购历的大学生基本一致。这显示他们认同当前网络购物中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 对于这些网络购物的一般认知, 有无网购经历大学生并没有较大差异。存在的主要差异因其有无网购经历所站的不同角度而引起。但值得注意的是, 不同群体大学生在对由于卖家失信带来的不愉快购物经历的选择上, 有很大差异, 表现在:无网购经历的大学生认为存在这种不愉快经历的比例远高于有网购经历的大学生的选择。由此也可预见, 有无网购经历的大学生对网络购物信任是有差异的。
二、大学生网购信任影响因素
在有网购经历的大学生群体中, 电子商务运行环境、电子商务法律体系均进入回归方程, 对网购信任及其三维度均有显著性的影响。在无网购经历的大学生群体中, 电子商务运行环境、网络技术条件、社会文化环境、网购的接触与了解进入了无网购经历大学生网购信任回归方程;电子商务运行环境、电子商务法律体系、社会文化环境、网购接触与了解进入了网购信任善意维度回归方程网络技术条件、电子商务运行环境、电子商务法律体系、网购接触与了解进入了网购信任诚实维度回归方程;电子商务运行环境、网络技术条件、社会文化环境进入了网购信任能力维度回归方程。有无网购经历的大学生网购信任的影响因素是不同的。
对有无网购经历两群体网购信任均有影响的因素是电子商务运行环境。电子商务环境中包含着电子商务过程中所必须的支持平台, 包括网络商品的展示平台、网络买卖双方的交流平台、支付体系、物流能力和效率等。可以说, 这些方面在目前我国电子商务发展阶段, 都是较为欠缺和不完善的。成熟的电子商务, 应该是资金流、信息流、服务流、物流相互结合的统一体, 我国现在的状况是电子支付手段尚不完备, 网上支付的手续繁琐且专业银行的网络平台不统一;物流配送体系与地域的辽阔尚不配套, 影响着网购的效率和成本;认证体系缺乏, 缺少权威性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和制度;这些现状意味着我国电子商务的商业运行环境不够理想。
对有无网购经历两群体网购信任影响有差异的因素是电子商务法律体系、网购的接触与了解、社会文化环境。电子商务法律体系, 是从制度的角度来保障电子商务的正常运作, 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对于有网购经历的大学生而言, 他们已经对网购有了一定程度的接触和了解, 可以说他们的网络社会化顺利进行中且对网购中的符号互动有了一定的认识。再次面对网购的非直面性、在线商家的匿名性、网购商品的繁杂性时, 如若依然通过人际互动的角度去接触和了解在线供应商, 则不是最为便捷优势的选择。此时, 他们寻求借助于制度的保障来简化网购信任的程序, 降低人际信任的风险。这样的选择则更符合他们在网购中所处阶段的需求。相应对于无网购经历的大学生, 正是因为他们对网购的接触和了解尚处初级阶段, 符号化等与现实社会之间还存在困难。因此他们会选择借助于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互动来理解网购过程, 人际信任对他们而言是起主要作用的。
有无网购经历两群体网购信任所受影响因素的差别, 正是他们所处网购不同阶段的反映, 也是他们所处不同阶段的诉求。了解这些影响因素的存在, 正是改善其网购信任的关键。对于有网购经历的大学生而言, 电子商务的运行环境欠缺、电子商务法律体系的缺失是现阶段客观存在的, 随着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相关部门的关注, 从客观上是能够得到解决的。对于无网购经历的大学生而言, 对网购的接触与了解则是必须亲身经历的过程。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信用文化环境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熟人社会的特征还有所保留, 因此信用文化还没有普遍的建立和传播势必也会影响到无网购经历大学生的网购信任。因此信用评价制度的实施、信用文化的普及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摘要：随着我国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 网络购物打破了传统购物的地域、时间性限制, 凭借自身特点逐渐占据一席之地, 打上时代烙印的网络环境下的交易信任问题也由此催生。本文对大学生网络购物现状及信任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大学生,网络购物,信任
参考文献
[1]刘志伟.在校大学生的消费心理特点及企业营销策略[J]商业研究, 2002, (04)
信任影响因素 篇10
1 方法
在2009年6~9月份,对杭州第三人民医院的住院患者开展了调查。调查对象限制在住院时间大于等于5天,年龄在17~75岁之间,能自行填写或在护士帮助下填写问卷的患者。使用自行设计的《影响住院患者对护士信任度的因素调查》问卷,调查了住院患者对护理人员的信任度水平及影响信任度的因素。共发放调查问卷680分,获取有效问卷637份。患者的信任度水平使用三个项目测量,分别为“对护士的护理我感到放心”、“我信任护士”、“对护士的护理,我信得过”。
患者信任度影响因素的调查项目参考了冈谷惠子的护患关系信任度量表[1]、魏秋转[2]和王芳[3]等的研究成果。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设计了采访提纲,组织了两次小规模访谈,对影响住院患者信任度因素的调查项目进行了增减。在采访基础上设计了问卷初稿,组织了一次小规模测试对调查项目进行调整,最后形成了包括30个可能影响住院患者信任项目的正式调查问卷。
问卷设计成李克特五点量表。对患者信任度,及信任影响因素调查项目的各种陈述表达,备选答案从“非常同意”(5)、“同意”(4)、“无意见”(3)、“不同意”(2)排列到“非常不同意”(1)。信任测度项目与信任影响因素调查项目混杂排列。问卷最后调查了患者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收入水平、家庭住址、病种、住院时间等个人信息。调查数据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处理。
2 结果
患者对护理人员持信任态度,但信任度较低。计算测量患者信任度三个指标的均值为单个患者的信任度水平,计算所有患者信任度的均值为3.86(标准差0.971)。患者的信任度水平没有达到信任(即同意)等级,住院患者对护士的信任度水平有待提高。
对信任影响因素调查数据做因子分析,以简化数据结构。因子分析前检验变量间偏相关性的KMO统计量,发现其数值高达0.908,说明各变量间的相关程度无太大差异;Bartlett's检验值χ2=3325.236,P=0.000,表明球型假设被拒绝,指标之间并非相互独立,因此调查数据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4]。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采用方差最大法进行正交旋转,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四个公共因子。因子分析过程中去掉了因素负荷小于0.4的项目[5],没有项目在两个因子上的负荷相同,最终保留了22个调查项目。
因子一特征根值3.7 9 4,解释22.971的总体方差,包括:能倾听述说、服务态度好、尊重患者、熟悉病情、为患者着想、把握患者心理状态、能考虑患者习惯爱好、关心我、重视我、主动等项目,可以命名为护患关系。因子二特征根值3.155,解释了18.774的总体方差,包括:发生紧急情况时护士能正确判断和处理、操作技能过硬、医生护士对同一问题解释一致、发药时说明注意事项、回答疾病相问题、护士言行一致等项目,可命名为护理工作。因子三特征根值2.886,解释了16.432的总体方差,包括热情、富有同情心、真诚、对患者一视同仁等项目,可命名为善意。因子四特征根值1.427,解释了8.133的总体方差,可命名为仪表。四个公共因子一共解释了66.31%的总体方差。
信度检验表明问卷的一致性信度很高,调查结果可靠。因子分析后对调查数据进行了信度检验,计算信任测量及信任影响因素各分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结果见表1。除了仪表分量表的α系数为0.8713外,其余分量表的α系数均大于0.9,Cronbachα系数足够大,调查结果可靠[6,7]。
因子分析后对每一个被调查对象,计算测度信任的三个调查项目的平均得分作为患者信任度的衡量指标[8,9]。同样方法计算护患关系、护理工作、善意和仪表四个公共因子的衡量指标。以患者信任为应变量,四个公共因子为自变量做前向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影响住院患者对护士信任度的公共因子为护理工作和护患关系。严重后果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0.669,是影响住院患者信任的主要因素。无能为力变量的系数为0.233,是影响信任的次要因素。善意和仪表变量未能进入回归方程,对住院患者信任的影响不显著。护理工作和护患关系两个变量一起解释了68.7%的方差变异,对住院患者信任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3 结论及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住院患者对护士持信任态度,但信任度水平不高,患者的信任度水平有待提高。住院患者对护士信任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四个类别:护患关系、护理工作、善意和仪表。对住院患者信任产生显著影响的主要因素是护理工作,次要因素是护患关系,善意与仪表类因素对住院患者的护士信任不产生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提高住院患者的护士信任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首先,做好护理工作是获得住院患者信任的重要途径。本文研究表明,良好的仪表,及愿意做好护理工作的善意表达,都不能有效提高住院患者的信任度水平,护理工作的质量是影响住院患者信任的主要因素。住院患者似乎既理性又谨慎,护理工作做得好,信任度水平就高,但仅仅向患者展示提供良好服务的可能性并不能有效提高住院患者对护士的信任度水平。
其次,护士与患者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对赢得住院患者的信任也很重要。本文研究表明,良好的护患关系可以显著提高住院患者的信任度水平。护理工作应该是一种互动关系,不仅需要保证护理工作的质量,也需要充分考虑患者的需求,能够做到倾听患者的诉说、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考虑患者的习惯和爱好,尊重患者等。
最后,护士自身的特质不影响住院患者的信任度水平。本文研究表明,护士的个性特征,如真诚、热情、富有同情心、对患者一视同仁等善意类因素,及身体特征,如着装和姿态等仪表类因素,对患者信任并不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护士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可能无助于住院患者信任度水平的提高。
摘要：自行设计问卷对住院患者进行调查,获得637份有效问卷。对影响患者信任度的因素进行分析,并探讨提高住院患者对护士信任度的措施。调查结果表明,影响患者信任的因素可分为护患关系、护理工作、善意和仪表四类,其中护理工作是信任的主要影响因素,护患关系是次要因素,善意和仪表对信任的影响不显著。建议从护理工作及护患关系两方面着手来提高住院患者对护士的信任度。Study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inpatient’s trust in nurse/ZHU Fang,HU Weizhong//Chinese Hospitals.-2011,15(1):65-66
关键词：信任度,住院患者,护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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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图片对女大学生信任的影响 篇11
关键词 秩序；信任；信任博弈；女大学生
分类号 B848.3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6.07.001
1 问题提出
秩序与混乱、无序相对，指在自然和社会现象及其发展变化中的规则性、条理性。静态的秩序是指人或物处于一定的位置，有条理、有规则、不紊乱，从而表现出结构的恒定性和一致性；动态的秩序则强调事物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连续性、反复性和可预测性。可见，秩序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规律性（易晓明， 2002）。人类在生物进化和文化演变中已经形成了感受和追求秩序与规律的心理结构，即秩序感（高懿德， 牛磊， 2003）。它使得个体在和谐、有序的物理环境中能感到愉悦、舒适与安定；而处于混乱、无序的情境中时会产生焦虑、恐惧、急切改变现状的消极情绪体验。所以，人类婴儿在出生的前三年中就在利用周围环境来建立和发展自己的秩序感（蒙台梭利， 2005）。当看护者的行为表现出规律性，当婴儿的动作和某结果总是同时出现，当自己逐渐能够预测玩具的行走路线时婴儿就开始产生对环境和他人的掌控感和信任。可见，个体最初的信任就源自环境的秩序性和规律性。有研究者指出秩序与信任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认为信任就是相信某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表现为三种期望：对自然和社会秩序性的期望，对合作伙伴承担义务的期望和对某角色技术能力的期望（徐磊， 2007）。若他人或环境没有遵循相应的秩序，个体会对其产生不信任感。1980年代的纽约市民就经历了无序带来的信任危机。Wilson和 Kelling（1982）提出著名的“破窗效应（broken windows theory）”来论证环境秩序对信任的影响。他们指出，不修缮那些带有破窗户的房屋可能引发犯罪。因为这些破窗户可能传递这样一种信号：这个街区的居民们并不关心该区的自然外观，也不会对其他类别的规范感兴趣，因此会招致更多的社会紊乱和无序现象，甚至出现严重犯罪。久而久之，这个街区的居民人人自危，只求自保，彼此变得更加不信任，开始逃离城市。那么，恢复物理环境的秩序是否会提升人们的信任水平呢？1980年代，纽约市开始投入大量资源恢复城市环境的秩序，如清理地铁车厢里乱涂乱画的东西、安置栖身在公园里的流浪汉、制止噪音和喧哗等扰民行为、整治校园周边环境等。到了1990年代初那些逃离城市的中产阶级们开始搬回城市（福山， 2002）。可见，物理环境的秩序会影响人们的信任水平。本研究拟采用图片形式来提供有序或无序的线索，比较观看有序图片的被试信任水平是否会显著高于观看无序图片的被试。
近来，国内有关信任的研究指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因环境线索不同而表现出信任水平的差异。例如，李悠，江信文和王飞雪（2014）
的研究发现当女性认为自己对环境的控制感较低时信任水平显著下降，而男性信任水平则不会因对环境控制感的变化而发生显著变化。这似乎表明女性信任水平更容易受到环境线索的影响。因此，本研究选择女大学生作为被试考察秩序程度不同的图片如何影响信任水平。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选取294个女大学生为被试，被试平均年龄为20.85岁（SD=1.12）。采用随机分组方式将被试分为两组，每组147人。两组被试分别观看有秩序或无秩序的图片，观看有序图片的一组称为“有序组”，观看无序图片的为“无序组”。
2.2 研究设计与工具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秩序图片类型（有序图片、无序图片），因变量为信任水平。秩序图片由两组共12张图片组成，其中6张有序图片分别呈现了在空间上整齐、有规则排列的几何图形、生活用品、办公用品等；另外6张无序图片上的各种物品的排列杂乱无章。
作为因变量的信任水平分别使用两种经典的普遍信任测量工具获得。第一种是博弈信任。采用问卷形式呈现信任博弈任务，任务的指导语为：“假设你和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叫xx）各有100元钱。你可以选择把自己的钱送给xx一些，可以送0元，也可以送1元、2元、3元……或者100元。具体送多少，你自己决定。当你决定送出n元人民币给xx时，他将会获得3n元，也就是你送出钱数的3倍。比如，你给xx 40元时，他会得到120元。在得到这些钱后，xx可能会选择还给你一些钱。他最多可以把自己得到的所有钱（你送他钱的3倍）都还给你，最少可以还给你0元，也可以是0元和最多钱之间的任何数量。还你多少，由xx决定。比如，你决定送40元钱给xx，他将会得到120元，他可以选择返还给你0元、1元、2元……或者120元。具体能还你多少钱由xx自己决定。”然后呈现一道测试题目，询问当被试送出60元时，对方将获得多少人民币，对方最多和最少可返还多少元。测试题目的目的是检测被试是否理解博弈规则及其中的数量关系，以筛除无效被试。测试信任水平的题目是要求被试决定送出多少元，并估计对方会返还多少元。送出金额和估计返还金额是被试博弈信任水平的两个测量指标。已有的信任研究显示博弈任务测量的信任水平能较好地预测现实情境中的信任行为（Dean， 2005； Stephen， Jeffrey， & Eric， 2003）
第二种信任的测量采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常用的描述：“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采用5点评分，请被试评价自己对这个描述的同意程度，得分越高表示普遍信任水平越高。这个调查题目被认为是抽离特定对象、特定事件或情境去考察人们对自己生活环境可信性的准确判断（尤斯拉纳， 2006），被多国社会调查采用（马得勇， 2008）。
nlc202309081956
2.3 研究程序
首先分别向两组被试呈现有序图片和无序图片，观看图片后请每个被试评价所看图片的秩序程度，以确定图片确实能引起被试秩序感受上的差异。秩序程度评价包括4个项目，项目表述如“图片里的线条、东西都很混乱”、“图片里呈现的图形和线条都很有秩序”等。项目为5点评分，得分越高表示被试认为图片越有秩序。然后，两组被试完成信任测量。
3 结果与分析
首先，检验被试观看完有序和无序图片后的秩序评价。检验结果显示，无序组图片秩序得分范围为2.45±0.75，有序组得分范围为3.69±0.83。以图片类型为自变量，秩序检测得分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两者差异极其显著，t（292）=13.53， p<0.001。这说明两组图片的确引发了被试不同的秩序感受。
分别计算无序组和有序组在博弈信任（具体指标为送出金额和估计返还金额）和信任单题上的得分，具体结果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博弈任务中，两组被试送出金额与其初始金额的比例均高于50%，但是无论送出金额还是估计返还金额都表现出无序组得分低于有序组；信任单题上的得分也表现出有序组高于无序组。以上差异是否显著有待进一步检验。
由于信任博弈任务和信任单题都是普遍信任的测量指标，可能存在相关，因此采用多元方差分析来检验观看不同秩序图片后这些信任指标是否有显著差异。以图片类型为自变量，信任博弈任务中的送出金额和估计返还金额、信任单题为因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图片类型对各信任指标的影响不同：图片秩序程度不同影响估计返还金额和信任单题得分，不影响送出金额，详见表2。
4 讨论
本研究对秩序线索与女大学生信任关系的研究结果支持了我们的假设：观看有序图片后个体的信任水平高于观看无序图片。信任的各测量指标中只有博弈信任中的送出金额没有因被试观看不同秩序的图片而表现出差异。这与送出金额的测量纯净度有关。已有多位研究者指出送出金额除了能表示被试信任水平之外，还掺杂了被试的利他偏好（Cox， 2004； Ashraf， Bohnet， & Piankov， 2006）或风险偏好（Dean， 2005； Schechter， 2007）；相比之下，估计返还金额则不包含这类偏好，是更为纯净的信任水平测量指标（池丽萍， 2013； 陈叶烽， 叶航， 汪丁丁， 2010）。所以，可以认为本研究结果显示观看有序图片的被试会在博弈任务和信任单题测验中表现出对他人更高水平的信任。
这一研究结果为“破窗”降低信任水平提供了实验支持。秩序感让人们厌恶无序、混乱而向往规则和有序的环境。现实生活中的乱停车、张贴小广告、地摊侵占公共绿地、街头乞讨等现象都破坏了正常生活环境的秩序，这些现象会让人们（尤其是女性）认为管理者对环境失去了掌控能力，从而产生不安全感，减少信任和人际交往。城市中越来越流行的装有大门和门禁的社区就是人们在围墙内重建秩序和信任的表现（福山， 2002）。所以，这一研究结果提示我们治理和维护环境秩序对创建彼此信任的和谐社会十分必要。
本研究在实验设计方面仍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例如研究所提供的图片数量较少，有序和无序组图片并没有做到一一匹配，且研究仅要求被试观看图片没有对图片，进行更深层的加工，这些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和有效性，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修正、完善。此外，本研究仅使用了对环境较敏感的女性被试，未来同类研究可以将男性也纳入考察范围，为建立相关假说提供实证基础。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在女大学生群体中观看有序图片的被试的信任水平显著高于观看无序图片的被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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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re those lived in ordered environment more trustful？ In the present research， effect of ordered pictures on trust was examined based on a sample of 294 female undergraduates.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signed to two groups in which were showed ordered pictures or orderless pictures randomly， and then finished the trust game and a trust survey. The result showed that ordered cues from pictures affected trust level measured in the the trust game and in the social survey. The participants who were showed ordered pictures were more trustful than those were showed orderless pictures.
Key words： order； trust； trust game； female undergraduates
信任影响因素 篇12
20世纪80年代以来, 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及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 战略联盟作为企业应对全球经营环境巨变而产生的组织创新受到了广泛关注, 但是战略联盟失败率居高不下, 如何保持战略联盟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 国内外学者都认为企业间的相互信任是战略联盟存在和成功的基础。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学者们认识到了信任是一个多维度和动态的概念, Lewicki和Bunker (1995) 将战略联盟企业间的信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基于计算的信任, 在这阶段企业做好依赖其他企业而承担风险的准备, 因为他们相信在合作关系中获得的收益将超过成本;第二阶段是基于了解的信任, 如果联盟企业能够以加强信任的方式运作, 那么能够产生基于对伙伴企业能力、需求以及正直了解的信任;第三阶段是基于认同的信任, 当伙伴企业继续合作, 形成相同的文化时产生。
另一方面, 学者们发现联盟的运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如Das和Teng (2002) 认为, 联盟的发展阶段包括了形成、运作和结果三个阶段。在形成阶段, 企业选择联盟战略、选择伙伴企业, 通过谈判签约建立联盟。在运作阶段, 联盟实施签订的契约。在此期间联盟可能迅速成长, 也可能因为多种原因而重构或终止。联盟的结果阶段是收获、评估的阶段, 在此阶段联盟可能稳定发展, 也可能重构、衰弱及终止。
以往对于联盟企业间信任影响因素的分析大多基于静态的、单维的视角, 但是在联盟的不同发展阶段信任的类型是不同的, 联盟企业间不同的信任类型的关键影响因素也应该有所不同。所以, 本文基于Lewicki和Bunker信任发展的三阶段模式, 将信任动态性发展置于战略联盟动态性发展过程中研究, 从多维、动态的视角分析联盟发展的不同阶段影响联盟企业间信任的因素。
二、战略联盟不同发展阶段企业间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
1. 联盟建立阶段企业间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
信任是合作的基础。Lewicki和Bunker (1995) 认为, 任何企业在联盟的建立阶段的信任都取决于理性的计算合作关系能够带来的收益和产生的成本之间的比较。首先, 企业组建联盟是为了获得伙伴企业互补的资源和能力以有充足的资源来实施价值创造战略 (Das, Teng, 2002) , 能力和资源互补提高了合作企业对于联盟能够为其带来利益的期望, 增加了企业间基于计算的信任。其次, 企业往往会在联盟的建立阶段向联盟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专用性资产投资可以看做是投入企业继续合作期望的信号, 减少投入企业进行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 增加其他企业基于计算的信任。合作企业在结成联盟之前已经较长的交易历史所进行的关系投资也能起到专用性投资相同的效果 (Das, Teng, 1998) 。再次, 当伙伴企业声誉良好时, 不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对其声誉造成损害而失去未来潜在的交易机会 (Gulati, 1995a;Larson, 1992) , 所以伙伴企业良好的声誉也会增加企业基于计算的信任。最后, 联盟内企业间设计详细的合作契约, 制定严厉的惩罚条款、规定详细的控制和监督机制及完整的退出条款等使得企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大于所获得的收入, 能够增加企业的基于计算的信任。
2. 联盟运作阶段企业间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
联盟的运行阶段就是企业合作实施所签订的契约的过程。随着联盟活动的展开, 企业间冲突可能随之出现, 联盟可能会解散, 也可能通过重组重新回到轨道上。联盟企业间出现冲突时可以诉诸正式契约等治理的“硬功能”, 但是在实践中无法制定完备的契约, 所以企业治理中也使用信任这“软功能”作为正式契约的补充来保持联盟的顺利运行 (Cullen, Johnson, Tomoaki Sakano, 2000) 。在联盟的运行阶段, 伙伴企业间在长期的并且满意的合作过程中, 惯例与规则慢慢建立起来, 合作企业增加了对彼此的了解和认识, 行为也更加能够预测, 在互动中逐步建立起情感纽带, 会产生基于了解的信任, 超越了简单的功利关系, 关系双方不仅完全考虑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同时也会考虑到对方的利益, 容忍对方的过错, 不会因为短期功利而损害长远利益, 带来的也就是关系的持久化。当然获得利益是企业合作的最终目的, 企业是基于长期的利益的考虑而忍受短期损失, 所以在联盟的运行阶段依然存在基于计算的信任。在此过程中, 通过频繁的交流沟通和信息的共享, 能够进一步了解伙伴企业的能力和品德, 增强伙伴企业之间对于目标、任务以及责任的理解, 提高协同处理问题的能力 (Mohr, Spekman, 1994) , 增加合作企业之间的信任。在联盟的运行过程中, 公正是另一个影响该阶段信任的因素。联盟在决策、冲突的解决过程中是否公平合理, 即使企业间的力量不对等是否也能体现出平等, 重视每个成员企业的意见, 将对信任产生直接影响。
3. 联盟结果阶段企业间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克服联盟组建和运行阶段的困难后联盟进入结果阶段。该阶段的一个关键特征是联盟的绩效可视并且可以通过某些标准进行评估, 企业在判断与伙伴企业之间的信任程度以及下一步的行动都以绩效作为判断标准。当绩效与预期相匹配时, 企业更加忠于联盟 (Das, Teng, 2002) 。联盟伙伴企业间密切合作的同时保持着各自企业的独立性, 各个伙伴企业也在努力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这就要求在结果阶段分配利益时, 必须体现出公正性, 即参与合作所得与其投入一定要成正比, 所以成本及收益分析仍然是该阶段信任的基础。在这个阶段, 联盟可能会成为一个日益感知自己身份和文化的稳定成熟的组织 (Marshall, Nguyen, Bryant, 2005) 。伙伴企业在长期合作过程中不断地积累和沉淀形成共同认可和遵守的价值观念、经营宗旨、道德行为准则等, 即共同的文化。此时企业能够充分了解合作伙伴的需要、偏好、想法以及行为方式,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合作企业有效的代理 (Lewicki, Bunker, 1995) , 伙伴企业之间产生基于认同的信任。
当然, 联盟的解散或者重组在联盟的各个阶段都可能出现。伙伴企业可能建立联盟来实现某些目标, 如技术交易、进入特定的市场或者实现剥离和收购, 当目标实现, 那么就会解散联盟。当在短期联盟中建立了较高的基于计算的信任以及开始建立一定程度的系统的信任, 可以增加未来再建立联盟可能性 (Saxton, 1997) , 并且在新建立的联盟中企业之间直接进入信任发展的第二或者第三阶段。当然伙伴企业之间没有以能够加强信任的方式运作, 即上述各阶段中能够加强伙伴企业之间信任的各因素缺失, 伙伴企业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或者原有的信任降低, 也会导致联盟的解散、衰退或者重构。即使联盟进入了稳定期, 但是随着资源基础的收缩或者适应环境能力的下降 (Das&Teng, 2002) , 也会发生联盟的衰退、解散、重组。
三、结论
本文研究的是联盟发展的一般模式下不同阶段信任类型及其影响因素, 因为该一般模式具有普遍性, 对于希望建立联盟并且保持联盟的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战略联盟企业间的信任是随着战略联盟的发展不断的动态演变, 在信任的动态演变过程中, 下一类信任是上一类信任的发展结果, 而在战略联盟发展的各不同阶段中, 可以同时存在多种不同类型的信任, 只是各阶段不同信任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联盟的不同发展阶段信任的影响因素也存在着差异, 所以在联盟的不同阶段企业应该有不同的侧重点来培育企业间的相互信任。
当然, 本文所分析的联盟不同发展阶段的信任影响因素可能有所疏漏, 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更深入地探讨。本文仅考虑了联盟企业间的信任随着联盟的发展而不断地动态演变, 而没有分析信任的动态演变对于联盟的发展存在的影响, 在未来的研究中也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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