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的法律问题（精选8篇）
上海自贸区的法律问题 篇1
摘要：在国际背景下, 美国推动了TPP、TTIP的谈判, 目前对于经济发展迅速的中国是个严峻的挑战, 中国是否加入泛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 能否加入, 这还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为了避免中国在国际上被孤立, 促进中国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 推动了上海自贸区的建立, 进行先行先试, 积累经验, 上海自贸区采用了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 但是还面临一些法律问题值得研究和探讨, 法制建设还需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上海自贸区,TPP,TTIP,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
一、上海自贸区建立的国际国内背景
(一) 国际背景
2013年, 国际国内环境都很严峻。国际上, 美国推出了泛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 (TPP) 和泛大西洋自由贸易协定 (TTIP) 。这两个贸易协定将囊括国际经济总量的70%左右。如果更自由和更优惠的国际贸易政策没有在中国实施的话, 那么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对于中国的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会十分的显著。目前中国没有参加TPP, 这对于中国来说非常的不利, 它不利于中国保持在亚洲的经济地位, 会使中国的国际贸易在世界上被孤立, 使国际经济的其他领域也受到限制, 势必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在国际上的地位。所以, 加紧脚步建立了上海自贸区, 为了中国打入这两个自由贸易区奠定坚实的基础, 也为了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 与促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的国际大背景保持一致。
(二) 国内背景
国内环境, 虽然中国经济增长的比较快, 但是经济增长主要靠轻工业和农矿产品的出口, 制造业不发达, 消费能力不强, 在2013年6月份还出现了出口负值。在2013年, 李克强总理到上海进行考察, 强烈提议上海自贸区的建设, 并经讨论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在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区暂停《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这三部法律。这一举动, 体现了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法理精神, 这在我国的法律发展史上很罕见的, 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意义深远, 它也体现了了“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这一思想。
二、上海自贸区涉及的法律问题及其影响
(一) 自由贸易区的理解
自由贸易区 (free trade zone) 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为了促进商品、技术、服务、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 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贸易区内相互之间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在贸易区外没有这种优惠待遇, 成员之间可以实现贸易的自由流动, 优势互补, 成员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达成一致意见, 可以形成内部的联合, 达到共同发展的目标。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 东盟自由贸易区, 欧盟等等, 这是广义上的自由贸易区。上海自由贸易区是一种狭义的自由贸易区, 不属于这种广义的自由贸易区, 它不是与其他国家签订的贸易协定, 而是在一国国内, 用栅栏隔离、在海关的管辖之外设立的特殊经济区域, 在区域内实行货物自由流通, 外国货物可以自由进出, 免关税或者低关税, 在区域外依然征收相应的关税。
(二) 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
负面清单体现的是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法理精神, 中国参加国际贸易都是采用正面清单的形式, 因为中国在国际贸易方面的经验还不很丰富, 有些问题还不能驾驭, 所以没有采用负面清单的模式。这次上海自由贸易区采用了负面清单的模式对中国是个很大的挑战, 不管是在国际贸易实践中还是对我国的法治建设。通过对上海自贸区的推广,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例子, 逐步扩散到全国。
上海自贸区建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就是,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等一些法律在上海暂停, 这是我国法治的重大的进步, 对于外商投资实施的外商投资措施和开展, 必须要遵守国家外经贸部、发改委和经贸委一起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目录将外商的投资项目分为禁止类、鼓励类和限制类三个明确的类别。这是正面清单的表现形式, 这种形式从正面规定了哪些类型的外商投资可以进入, 但是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 审批的环节和流程非常的复杂, 不利于中国吸引外资国际经济的发展, 它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经过严格的审批, 可以在进入阶段进行严格的管控, 减少不利因素的发生, 控制和引导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项目的进入。
负面清单加准入前国民待遇对于一国的法制完善和经济发展程度有很大的要求, 因为就目前中国的法制和经济状况, 有一些状况还是无法预测的, 一旦一些影响国民经济的投资项目无法列入负面清单当中, 那就被当做允许的, 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冲击, 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可控的局面。
三、建立上海自贸区的法律需求
上海自贸区不同于已往的经济特区, 它是在一国境内开放程度极高的一块区域, 那么出头新的法律法规很有必要, 法制创新必不可少, 应当确立一个激发活力, 形成新规则的目标。尤其是在我国发展相对滞后的新兴服务业和金融业方面, 制度创新必不可少。虽然目前中国界定的是上海作为一个实验区, 但是实验并不是随意行为, 是要遵循原有规则的基础上发挥创新精神, 那么就必须要处理好先行先试和目前已有的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 做到创新和依法办事的统一, 处理好二者的矛盾。
由于我国出于经济的转型时期, 经济的发展迅速, 而法律要维护它的稳定性, 所以会出现法律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立, 使中国的法律体系基本完善, 但是随着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社会现实的不断发展, 法律应该从一个动态的角度来分析和对待, 法律的建立、修改、废除将不断发生。那么上海自贸区的法制建设, 我国已有的国际贸易法, 特别是在我国比较薄弱的金融和服务业方面还很不完善,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所以上海自贸区在这些方面要下大力度, 不断进行完善, 不断进行法制创新, 促进上海自贸区以及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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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沈国明.《法治创新:建设上海自贸区的基础要求》.东方法学, 2013 (6)
[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课题组专家:我国应尽快加入T PP谈判[EB/OL].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hgds/20131014/005116974896.shtml.
上海自贸区的法律问题 篇2
一、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与传统正面清单的比较分析
众所周知，与负面清单相对应的是正面清单（Positive List），是国家明确允许外商投资准入或有限制要求的领域，清单以外领域一律不予开放，即列明了企业可以做什么领域的投资。这次中国第一次采用负面清单管理外商对华投资，由“正”转“负”，虽一字之差，带来的是管理理念与管理方式的全新变化。
（一）准入依据不同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外商投资市场准入实行严格的以行政审批制度为主的“正面清单”模式，即通过立法和行政审批制度来管理外商投资。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中外合作经营的法律、实施条例和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外商准入的设立程序、投资方式和比例、组织机构、利润分配、法律地位；90年代强化审批制度和法律责任，对外商准入领域和条件明确规定。“入世”后，对外资管理一直采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模式，凡是中国政府鼓励、限制、禁止外商进入的行业名单都列入产业指导目录当中，所有的外商投资和商业投资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选择；同时，来华投资的外资企业必须将相关合同章程报送发改委、商务部等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方能具备法律效力。而在负面清单制度下，政府明确将不允许外商投资进入或限制进入的行业公示在清单上，说明这些行业被禁止或存在限制，根据“法无禁止即可为”，凡没有列入清单的领域或产业都是放开的，在这些行业从事投资，则不需要经过政府审批，直接去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即可。两种模式相差一字，折射的却是根本不同的管理理念。
（二）激励方式不同
在实行以行政审批为主的“正面清单”模式下，政府主要运用税收、信贷、外汇、土地等各种优惠政策和措施来鼓励和吸引外企来华投资。外商到中国来投资主要看重的是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和便宜的土地、税收等各种政策优惠。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些政策红利对引进外资和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各项条件正在发生变化，面临环境资源和机制体制的双重制约，资源短缺难以为继、环境破坏污染严重、劳动力资源成本大幅上升，经济结构艰难调整并转型，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传统生产要素发展经济受到制约，急需寻找并投入新的制度要素。近年来，外商投资的关注重点已经从优惠政策转到法律规范、产业导向、市场环境等方面，各地方政府应舍弃依靠优惠政策来招商引资的传统思维，积极进行制度创新。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有助于建立一套与国际经贸通行规则相互衔接的新制度体系，实现对投资与贸易的高效管理。通过改变滞后的管理模式，不断释放制度红利，从而参与国际贸易与投资分工。
（三）实施效果不同
正面清单管理模式对于引导和管理外商投资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制度弊端：资源配置错位，拿到政府批文的企业往往容易获得银行贷款支持；宏观调控边际效率下滑，许多产能过剩的行业其实是政府审批和政府鼓励的产物；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频频发生等，传统的审批制度已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拦路虎”。许多企业围绕国家产业指导目录和产业优惠政策进行投资和扩大再生产，最终往往带来大量产能过剩和整体产业结构失衡；一些在资金、土地等方面享有特权的国有企业凭借垄断地位占有了过多社会资源和财富，加剧了不同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而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和税收的中小企业由于得不到政策和金融的支持而难以生存和壮大等等。上述种种不正常现象使得市场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难以实现，其根源在于国家权利对市场权利的侵犯和挤压，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难以发挥。而推行负面清单后，将取消政府在市场准入领域中的行政审批，把过去神秘隐藏的“潜规则”变成人人皆知的“明规则”，既能够与国际惯例接轨，又增强了行政的公开透明度，减少了行政成本和寻租空间，迫使政府加强自我约束，把企业或市场的权力重新归还给企业和市场。另外，负面清单还能打破垄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负面清单的积极效应有望在今后的3-5年乃至更长时间内得到显现。
二、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对我国制度创新的主要价值
（一）转变政府职能，推动行政审批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管理体制中最难改革的“硬骨头”之一就是行政审批制度，政府过多介入微观经济活动，由国家权力保护的垄断仍然存在，市场主体缺乏竞争和活力，市场秩序不健全。设立上海自贸区就是试图按照国际规范破解这个老大难问题。实行负面清单后，根据“非禁即入”、“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自贸区将对负面清单之外领域的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自贸区内涉及固定资产投资的内资和外资项目改为备案管理，备案后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负面清单对市场主体企业而言，意味着“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来说则意味着“法无授权不可为”，这就从制度上绑住了任意伸向企业的一只只“权力的手”。这种管理模式可以起到倒逼行政管理改革的作用，迫使政府不断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力，从制度上实现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权力滥用、寻租行为和效率低下，将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权利归还市场，从根本上提高政府管理效能，从根源上铲除可能滋生腐败的土壤。
（二）创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有效破解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是改变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第一，负面清单实际上是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明确政府管理的范围和职责，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迫使政府专注于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维护。政府划定市场投资和经营的范畴，可以最大限度破除市场壁垒，保证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第二，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降低外资和民间资本的准入门槛，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可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第三，负面清单可以较大地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时间成本和制度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率。实行负面清单之后，如果要创建一家主营业务不是在负面清单范围的公司，注册时间可以从原先的29天缩短为4天，企业最快4天可以拿到营业执照、机构代码和税务登记等。对于企业来说，更短的时间意味着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和更高的效率。制度成本的降低，不仅有利于鼓励外商直接投资，一旦复制到区外，也会激发民间办企业自主创业的热情，让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三）接轨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规则，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早在本世纪之初，中国就选择加入WTO，这对于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顺应世界经济区域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促进和保持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提高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传统WTO多边贸易体系的局限性愈发明显，这个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制订的多边经贸秩序有被边缘化的迹象，加入WTO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发展红利正逐步退减。特别是世界金融危机后，世界贸易和投资规则加速重构，而投资自由化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成为新国际贸易谈判规则制定的核心内容。主要平台有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推动建立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等两大贸易体系和PSA（多边服务业协议），这些载体试图通过修改世界贸易和投资规则，重建全球贸易新格局。新自由贸易协定下，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规范成为国际贸易投资新趋势。世界上已经有近80个国家采用这种模式。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新兴市场化国家，中国应该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浪潮，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来发展本国经济。主动顺应全球化新趋势，参与利用国际经济新规则，构建经济合作新平台，是中国主动融入国际服务贸易和投资体系战略的重要举措。
（四）创新投资管理模式，寻求可复制和推广的制度性建设
上海自贸区本质上是各种创新性制度的试验区。自贸区关于外商投资的制度安排，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取消行政审批制，逐步建立“以准入后监督为主，准入前负面清单管理为辅”的投资准入管理体制。尽管该管理模式目前仅在自贸区内针对外商投资试点，但设立上海自贸区是一项国家战略，意在通过试验区先行先试，在区内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推广到境内所有外资企业，最后逐步推广到全国所有内资企业和其他经济管理领域当中。并以此为着力点推动各级政府建立“权利清单”制度，公开政府的管理权限，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推进简政放权，减少行政权利对经济活动的干扰，逐步建立法治政府和有限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以约束规范政府行为，为企业创造公开透明、可预见的经营环境，强化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和动力。
三、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还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涵盖行业范围过大，开放力度不如预期
负面清单发布后，市场评价开放程度不如预期。在条款数量上负面清单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吻合度较高。在负面清单之前，中国政府一直依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外商投资实行行政审批管理。以2011年修订后的指导目录来看，分为鼓励、限制和禁止三类，共列有总条目473项，其中鼓励类354项、限制类78项、禁止类38项，鼓励类中的限制措施约43项。而自贸区负面清单设有190项特别管理措施（占我国现有国民经济行业小类的17.8%），其中禁止措施38条、限制措施74条。两者的吻合度很高，几乎目录中的所有限制类和禁止类条目都出现在负面清单之中，甚至清单中的限制性和禁止性管理措施比原投资目录更为严格，就扩大开放的行业领域而言突破并不大（对比国民经济行业分类，除了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维修和其他服务业两类未列入其中外，其余均有涉及）。总之，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负面清单相比，上海负面清单显得较为谨慎和冗长。如果负面清单涵盖的领域过大，管理模式改革就难以起到预想的试验作用。
（二）对服务业开放的限制性条款较多
从负面清单内容看，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特别是服务业市场开放的突破有限，对这些行业的特别管理措施较为严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外资股权比例限制和外方投资比例限制；二是过度的资本规模要求，对外国投资者的总资产和注册资本要求较高；三是业务范围限制，对经营年限和业绩要求及高管资质、国籍有严格限制。比如，关于通信设备制造，与原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相比，增加了“中方控股”要求；汽车制造业负面清单规定中方股份比率不得低于50%，外资比率不超过50%。这些条款与原投资目录中相比，一方面是要求更加明晰、另一方面是限制性内容也增多了。再比如服务业，限制投资保险公司，寿险公司外方投资比例不超过50%；限制投资政券公司，外方参股比率不超过49%；投资融资租赁公司外国投资者总资产不低于500万美元，公司注册资本不低于1000万美元。电信方面，禁止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网吧活动），投资国内因特网虚拟业务的外方投资比率不超过50%，等等。其他如文物拍卖、文物商店、新闻机构、博彩业、色情业等行业都在被禁止行列写进负面清单，说明自贸区对于服务业的开放是谨慎的、有限的。对大部分服务行业的开放仍停留在WTO要求的水平，不能满足后WTO时代国际新型投资秩序对我国进一步开放市场的要求 。
（三） 服务业开放还缺少与市场准入相关的制度
当前中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不仅是制造业和商品贸易，更重要的是服务业开放与监管。上海自贸区是一个全新的试验区，主要探索在一个特定区域的服务业开放。自贸区方案确定了在6大服务领域18个行业扩大对外资的开放措施，特别是有关金融领域开放创新的承诺，如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在区内先行先试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区内实现利率市场化；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等。这些提法在国内尚属首次，令人瞩目。但是相比TPP和TTIP两大体系，上海自贸区扩大开放主要集中在贸易、投资、金融和监管等四个经济领域，而对与市场准入有关的环境保护、劳动权益、知识产权保护、官吏清廉、政府透明度、技术贸易壁垒等社会与政治领域尚无涉及。只有广泛、深入地削减妨碍有效竞争的限制性措施，才能够充分发挥一国比较优势，从贸易协定中获得更大收益。因此，未来负面清单的修订过程中，参照国际准则，要扩充架构，采用“保留行业加不符措施”的方式。自贸区应根据先行先试情况以及产业发展需要，不断探索扩大开放的领域、试点内容及相应的制度创新措施。
（四）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还不够健全
如今负面清单虽然出台了，但自贸区在相关配套改革等领域依然存在众多不确定性，需要顶层设计。许多领域的重大制度性改革不仅局限于自贸区本身，还涉及到全国宏观整体层面的改革，尤其金融、法律、监管等领域诸多问题需要破解：第一，关于外商标准的划分，中国基于英美法按照企业注册地来认定企业是否为外商，而国际上是使用住所地认证标准。从法律类型看，中国内地采用的是大陆法系，但英联邦国家实行的是英美法系，国际贸易与投资领域采用较多的也是英美法系。两个法系在法律结构、司法体制和法官权限、诉讼程序等方面完全不同，对自贸区出现的贸易投资纠纷如何仲裁是一个问题。第二，作为自贸区主要创新亮点之一的金融自由化问题，其核心内容是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等，从负面清单看，这三大金融领域的风险疑问尚未有详细解读。第三，公平的市场秩序没有完全形成，对侵犯知识产权、搞假冒伪劣或坑蒙拐骗惩治不力，监管随意性较大。这些情况说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缺乏详尽的标准和规范，开放后的市场监管存在一系列管理难点与潜在风险。香港、新加坡之所以能成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是与其成熟、完善、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和一系列配套法律法规分不开的。比如新加坡拥有完全开放的外汇市场，开放、高效、低税负而形成的国际竞争力，使其成为世界著名自由港。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自贸区在形成国际通行经贸投资法则建设方面任重而道远。
综上所述，负面清单作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关键时期的一项新生事物，其意义和作用是巨大的、深远的，其困难与风险也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发挥好其积极作用，又要结合本国实际并借鉴国际规范不断加以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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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区知识产权问题研究 篇3
1 上海知识产权保护现状
1.1 知识产权成果趋于高端
上海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一直居于全国领先地位。2004年, 上海在全国率先出台《上海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2004-2010年) 》。“纲举目张”, 上海进入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快车道。为进一步提升上海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 上海在2012年出台《上海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2011-2020年) 》, 到2020年, 力争把上海建设成为“创新要素集聚、保护制度完备、服务体系健全、高端人才汇聚”的亚洲太平洋地区知识产权中心。
以专利成果检验保护效果。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是体现一国或地区知识产权成果总量和技术创新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从下表可以看出, 上海从2011年开始, 技术含金量最低的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量开始骤减, 2014年同比减少23.3%, 技术含金量最高的发明专利授权量总体表现增长, 2014年同比增加9.1%。三种专利的比例趋于合理, 结构得到优化。另一项能够体现知识产权质量的指标——PCT国际专利受理量呈现小幅增长, 反映出上海市知识产权的“质”与“量”依然有明显的提升空间。
注: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13~2014年和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公开信息计算而得
此外, 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和人才的数量也是衡量一个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重要依据。截至2014底, 上海市共有专利代理机构94家, 专利工程师1040人, 知识产权服务企业法人单位也在逐年增长, 反映了知识产权市场的活跃以及对知识产权服务需求的增加。
1.2 知识产权保护存在双轨制
当前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存在双源头, 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 这种中国特色的“双轨制”在世界范围内并不是潮流。尽管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成熟度远不如行政保护, 但多年来, 在知识产权司法体系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 “双轨制”适应了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我国知识产权的发展, 特别是主要以工商、质监、食药监、版权、专利、文化执法、海关等部门组成的行政系统在知识产权申请、保护、案件处理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司法保护上面,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在2014年末才开始筹建, 相比于专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知识产权法庭,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无论是在受理案件的规模还是管辖所涉及领域都会大幅扩大, 这也是对知识产权保护司法系统提出的挑战, 包括断案法官的专业知识程度、侵权认定程序、审判的民主性等。
经过时间的检验, 双轨制的一些弊端开始显现出来, 主要是保护的标准及执法口径不一导致的矛盾、机构的重叠使得效率的低下和执法程序上不能保持有效衔接。这些都是阻碍知识产权保护的因素。此外, 无论是司法保护还是行政保护, 对侵权行为的惩罚力度都有待提高。例如在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处理的一起与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珍视明公司) 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件的一审判决书中, 被告在长期生产销售珍视明公司拥有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外包装被诉后, 最终赔偿金额只有5万元, 与珍视明公司在诉讼书中要求的10万元相差一倍, 并且案件的诉讼费用由原告和被告共同承担, 这与国外流行的“诉讼费用由败者一方承担”的做法截然不同。
2 自贸区知识产权保护的立足点
2.1 制定标准规范区内企业行为
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是我国扩大改革开放的又一里程碑事件。中国在自身经济高速发展近40年后, 这种“中国特色”式的发展方式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需要我们更多地思考如何让国内的经济体制、政策等与国际规则相适应。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应当从金融开放、促进产业升级、管辖国内相关经济治理法律等方面着手改革, 其中知识产权保护是为这三项改革措施提供支撑的关键。
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到来之际, 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应当适应新形势和新特征, 其中包括更加严格地推进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和司法的公信力来适应依法治国的要求、知识产权立法、执法、司法应当营造更具竞争力的市场环境以服务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运用和保护应当符合国际贸易规则。为了有针对性地回应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发展要求, 我们需要通过改革来谋划新出路, 上海自贸区作为国家制度试验田, 必须承担起与以往经济不同的功能:不仅要追求制度的红利, 还应逐步建立起创新驱动发展模式, 以先试先行的态度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
可以预见, 自贸区内的关税、利率等优惠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后, 如果没有一个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与司法, 侵权、盗版、假冒等侵权发生概率将会大幅增加, 这将对自贸区的长远发展产生负面作用。此外, 自贸区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政策还应当有效地应对自贸区内知识产权数量上升、知识产权融资业务的兴起、知识产权交易的风险、知识产权寻租与套利空间的扩大等问题。
总之, 自贸区内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与服务机构的良性协调运转既是自贸区深化大开放、促进贸易方式转变的重要支撑, 也是对自贸区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
2.2 存在与国际标准接轨的诉求
自贸区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提高不仅是由于国内和区内双重发展的要求, 更是受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 (FTAs) 中引入的超出TRIPS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Trips-plus条款的全球扩张和美国为重返亚太地区而设计制定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 发达国家的胜利成果之一就是TR IPS协议的缔结生效, 它为WTO成员国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划了一条“最低线”, 但这条“最低线”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依然与国内标准存在冲突。与此同时, TRIPS中一些弹性条款均允许义务承担国在国内立法时可以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 显然这与发达国家的初衷相违背。此后, 在多次WTO框架谈判未果的情况下, 以美国和欧盟为首的发达国家将重心转移到双边和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 并在其中添加新的更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使其有机会从小型框架下传导扩散到国际性的规则秩序构建, 最终可能回到多边协定之中。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包括美国、欧盟、日本、东盟、新加坡、韩国等均执行Trips-plus知识产权保护标准, 在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时, 不可能不受其影响, 而且将来在这些国家缔结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时也不可能逃避Trips-plus条款的压力。上海自贸区成立后, 应当谨慎考虑Trips-plus条款带来的影响。
此外, 另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区域贸易谈判TPP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尽管中国目前没有加入TPP谈判而且TPP也还尚未达成, 但TPP中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等谈判项的一旦达成, 最终也将会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参与国际竞争形成挑战。由于TPP知识产权草案涵盖并超出了Trips-plus知识产权保护标准, 这些高标准中国在短期内无法达到, 但也因为如此, 上海自贸区在相关立法上面必须做到“从严把关”, 力争使区内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与国际接轨。因为从长远来看, TPP的未来发展不可能缺少越来越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 否则TPP也不会发挥重大效用。
以开放倒逼改革是使中国获得长远发展动力的有效机制, 自贸区知识产权保护应当立足长远视野, 敢于突破国内现实底线, 谋求发展新力量与新局面。
3 上海知识产权保护对策建议
3.1 加强司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与新环境相适应, 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应当基于提升创新活力和促进技术进步的目标进行设计。结合国外“单轨制”经验, 本文认为我国应该进一步加强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 发挥“压舱石”效果。由于司法保护具有一系列诸如透明度高、程序完善公平、判决终局权威等制度优势, 在保护知识产权上是行政保护模式所不及的, 而且司法保护在激励创新效果上更加显著, 因此应发挥以司法保护为主, 同时注意配合提升行政执法的水平和效能。例如针对侵权成本最低的网络盗版侵权, 必须从源头上打击, 对网络盗版网站绝对不能手软, 这包括高赔偿费用甚至刑事处罚和诉前对有证据证明的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权行为请求法院采取诉前证据保全、诉前财产保全和诉前禁令等救济措施。这就要求相关使用法律在制度上创新, 并切实服务知识产权成果的保护。
3.2 将知识产权与金融有效结合
深化知识产权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为知识产权市场贸易便利化、资本化等新模式提供支撑。在《深入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 (2014-2020年) 》中提出知识产权日益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两者的结合是便利知识产权的运用与发展的有效途径。一方面, 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金融机构应当创新知识产权金融服务, 拓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通过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提高知识产权的效用和企业的融资规模;另一方面, 着力研究知识产权金融产品的创新。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向市场注入多样化的知识产权证券和金融衍生产品, 引导知识产权市场化并走向国际市场。
3.3 借鉴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先进经验
首先, 中国应当以国内自贸区为窗口, 借助新一轮改革开放之契机, 对Trips-plus条款和TPP作理性的回应。即不能一味地迎合它们的高标准要求, 同时也要兼顾国内利益和现实情况, 况且从知识产权保护的历史来看, 其标准表现出明显的只升不降的棘轮效应, 中国应当以开放的心态、长远的目光大胆地进行一些尝试。例如在药品专利领域更加灵活地设置数据独占性保护的年限, 而我国入世承诺条件之一是为新药生产者自行取得且未经披露的临床试验数据和其他数据提供6年的数据保护, 未经申请者同意使用其数据不予批准, 这对我国庞大的制药市场设置了无形的进入壁垒。在自贸区内修改或制定相关法律时, 在不违反TRIPS协议规定前提下, 应当设置相关限制条件及保留允许的弹性条款。
其次, 对不同产业的制度安排应当有所差别。第一, 知识产权保护不能只关注高科技领域,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 他们对农业、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是一视同仁的, 因而他们在传统产业也领先我国许多。而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讲, 在发展了这么多年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后竟然一直没有形成一批可以加以确认保护的知识产权,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和解决。第二, 对不同领域的制度应当加以区分、妥善解决。如在软件领域, 在打击盗版的同时也应积极推行正版软件。
最后, 在我国总体技术水平还不够高、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还不够深的格局下, 企业的创新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更应当关注长远发展目标, 力争做到厚积薄发, 企业和政府对R&D活动的支持不能过分地与其创造财富的多少和快慢相联系, 应当保质保量地将知识产权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化知识为资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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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区的法律问题 篇4
一、成效
上海自贸区建设三年来,在投资管理、贸易便利、金融开放、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的改革和创新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成效显著。
投资管理创新是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上海自贸试验区对标国际通行投资管理规则,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突破口和抓手,在投资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国家试验,取得了一批投资管理制度创新的实际成果。
上海自贸试验区投资管理制度创新围绕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这个核心,同时加快创新境外投资备案管理制度、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服务业对外开放等,取得显著成效。特别是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改革,逐步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了自贸区入驻企业经营的获得感。负面清单目录从2013年版的190条缩短到2015年版的122条,外商投资的办理时间由八个工作日缩减到一个工作日,显著提升了企业投资便利性。
在上海自贸区新设企业中,外资企业占比从建设初期的5%上升到了20%。与负面清单同步推出的54项投资开放措施也先后落地,上千项投资项目已经启动。
贸易监管创新是上海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上海自贸试验区以贸易便利化为核心,在建立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贸易监管制度方面取得了宝贵的经验。贸易投资便利化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从边境管理到政府各部门的系统管理。
为了提高管理效率,降低企业成本,营造自由的贸易投资环境上海自贸区在“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货物状态分类监管、平行进口汽车、艺术品保税展示交易、国际中转集拼、国际船舶登记、启运港退税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努力营造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营商环境。“境内关外”的贸易监管模式已经基本建立,基本实现了“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自由”。
贸易监管制度创新取得100多项成果,如“先进区、后报关报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2.0版已经建成上线等。全球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中有关贸易便利化的60条核心措施,90%左右已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开始实施。
金融开放创新是上海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又一项重要内容。上海自贸试验区围绕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外汇管理创新和人民币跨境使用、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以及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等方面开展实验,推动投融资汇兑便利化,加强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创新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联动,建立完善金融监管和防范风险的机制,为金融开放创新提供“压力测试”,取得了重要成果。经过三年建设,金融创新框架体系基本形成,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平稳运行,面向国际的金融平台建设有序推进,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不断完善,专门建立了金融综合监管联席会议机制,有效发挥了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开放“试验田”的作用,有力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和投资贸易便利化。
金融业已经成为上海浦东第一大产业,聚集的各类金融机构已经超过上万家,金融业增加值占浦东新区地区生产总值30%,占全市金融增加值的一半。
统计显示,目前已有45家金融机构接入FT账户分账核算系统,开设FT账户超过5.6万个。同时建立了自由贸易账户24小时实时监测和预警系统,对风险苗头及时干预调整。
事中事后监管创新同样是上海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上海自贸试验区围绕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努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又让政府更好地履行监管服务等职能,探索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政府从事前审批转变为事中事后监管,推动政府职能转变,释放改革新红利。浦东新区发布了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全面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负面清单模式使得以传统审批制为主的政府管理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三年来,上海自贸区通过推进外商投资管理制度改革,深化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开展“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信息共享服务平台,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市场监管,探索完善公平竞争制度。目前,权力清单涉及6460项,责任清单涉及23703项。“证照分离”改革的五种方式推广到新区的441项行政审批事项改革。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以及“属地监管”的原则和要求,对改革事项按不同行业的要求,逐项制定事中事后监管方案和实施细则。
二、问题
上海自贸区虽然成效卓著,但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与新加坡、香港等国际公认的贸易金融中心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具体表现在以下几各方面:
一是在对接国际高标准投资管理制度规则方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仍然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改进的方面。在市场准入端管理方面,管理的制度规则还不够完善,管理的机构设置还不够科学,距离真正实行国际通行的主体资格与经营资格登记分离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投资的负面清单中,金融领域的开放明显不足。“证照分离”改革目前还停留在减少审批和简化审批上面,构建主体资格与经营资格分离的现代商事登记制度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自由准入”、“特许经营”、“限制准入”的监管工作还存在衔接不到位的问题。
二是在贸易便利化和贸易监管方面。在贸易便利化及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管理中,存在着“一线放开”不够、“单一窗口”平台覆盖面有限,上线运作的业务较少,系统功能不够完善,“区内自由”程度不够高等问题。在货物状态分类监管上,试点企业范围过小。总体上看,物流综合运作效率不够高,资金结算缺乏便利性,企业通关物流成本减少幅度有限,仍然缺乏国际竞争力。
三是在金融开放创新方面。在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建设上,开立自由贸易账户数量较小,办理跨境结算业务和人民币跨境使用业务量都还处在起步阶段,自由贸易账户监测管理信息系统还不够完善。在跨境资本融资平台建设上,上海保险交易所挂牌成立,其它交易平台还正在推进中,进程相对较缓。跨境资本融资及离岸业务的一揽子结构性税收政策尚未落地,交易量还比较小,明显缺乏影响力。适应大规模高频次跨境资本流动的金融监管制度尚未建立。2015年10月,人民银行等部门和上海市共同印发了《进一步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试点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案》(新金改“40”条),而目前实际出台的实施细则只有3条,正在推进的也只有6条,总体进展不如人意。
四是在事中事后监管方面。存在着各系统信息标准不统一、流程电子化不统一、功能模块不兼容、数据信息在各部门间的融合程度不高、各系统的业务覆盖面不广、服务链较短、电子文件的法律效力缺失等障碍。
三、对策
上海自贸区三年建设已经圆满完成预期的目标。未来发展方向和主要建设内容值得深入研究。笔者认为,未来上海自贸区建设应继续围绕国家战略目标,持续开展国家试验,重点突破建设瓶颈,为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做出新贡献。
一是要借鉴国际经验,对接企业需求,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努力营造更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使市场主体进一步享受到上海自贸试验区改革的红利,使更多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和更好的发展环境。
二是要正确处理创新与监管的关系,充分发挥上海自贸试验区先行建设的优势,以市场全覆盖为目标,以信息互联共享为基础,以监管合作为保障,推动业界自律共治,认真开展综合监管试点。
三是要稳步推进金融开放和金融创新,加快推进“新金改40条”各项实施细则的陆续出台,不断完善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的制度和环境,早日出台上海自贸区金融服务业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金融安全审查制度规范,分步骤推进上海金融综合监测预警平台建设。
四是要围绕上海自贸试验区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深度融合,进一步完善“双自联动”机制,放大“双自联动”效应,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型体制机制,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发挥金融开放支持科技创新发展,促进技术和知识跨境双向流动,探索与国际接轨的人才跨境流动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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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区的法律问题 篇5
1.1 QFII投资主体扩大化
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第二条可以得出QFII投资主体是机构。但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 (草案征求意见稿) 第十一条关于外国投资者的规定则包含不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 即除公司机构之外的自然人, 也是外国投资法 (草案征求意见稿) 所列明的QFII投资主体。
目前, 我国金融政策不断开放, 外国投资法草案从法律条文上看, 把自然人纳入了QFII投资主体的范围之内。这样, 外国自然人就可以直接投资我国国内市场。扩大自然人为QFII投资主体, 是否会增加、扩大投资风险, 增加热钱冲击国内市场、套利国内利益?单从扩大的主体和该主体的性质来看, 确实有可能增加投资风险、增加热钱冲击国内市场、套利国内利益等风险。但是, 制定适当的法律规范, 可以防范该法律风险。
1.2 QDII投资主体扩大化
从《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劵投资管理试行办法》第二条可以得出QDII投资主体机构。但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 (草案征求意见稿) 第十二条关于中国投资者包含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目前, 我国金融政策不断开放, 外国投资法草案从法律条文上看, 把自然人纳入了QDII投资主体的范围之内。
2 投资条约对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规定
投资条约对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规定会给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带来一定的法律冲突风险。从法律效力上来讲, 上海自贸区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规定, 明显存在与上位法冲突的问题。在我国《外汇管理条例》和《刑法》中都规定了关于违反资本项目可兑换相应的处罚措施。从法律效力上来讲, 这些法律法规都高于上海自贸区的相关规定。考虑到法律衔接问题和一致性问题, 上海自贸区必须解决这种法律冲突。自贸区内关于资本项目的特别规定与现行上位相冲突的问题, 在对于试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后, 并没有使法律冲突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所以, 若不能事先解决与现行上位法冲突的问题, 在上海自贸区试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时, 法制相冲突的问题, 自不待言。而且在设计具体细则时, 冲突性的法律法规使得资本项目可兑换工作不能得到顺利推进。
3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的法律风险防范
上海自贸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相关规定还有不少不清晰的地方。比如, 《自贸区外汇管理规定》、《央行30条》和《证监会五项措施》中涉及到资本项目可兑换法律问题时, 尤其是至关重要的关于个人贸易账户之间、法人贸易账户之间以及个人与法人账户之间的资本互通问题, 并不详细, 没有具体可操作性。其次, 比较重要的关于通过境外账户之间资本互通的问题, 法律提及该方法是达到该项改革的首要方式, 但是, 该方式需要具体解释的地方还有很多, 可行性的评估还需要仔细推进、完成。《央行30条》第四条的具体规定中没有设置具体操作的条件:比如“提出申请”或者“提出请求”、“经过审核批准”、“通过审核”或者“经过审查”等等, 没有该类似的规定, 很难具体操作、运行该条款。并且极易造成歧义:是否意味着上海自贸区内合法成立的法人和个人都可以没有任何限制地可以开展投融资创新业务、设立本外币自由兑换账户?所以, 全国人大常委会需要及时立法或者解释诸如此类的法律规定不清、彼此冲突的问题。
因此, 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的法律风险防范方面, 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3.1 完善监管、加强监督
今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 (草案征求意见稿) 第四十九条关于安审联席会议的规定, 体现了国家对外资进行国家安全审查。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 是在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和国务院外国投资主管部门共同担任联席会议的召集单位的基础上, 增加其他相关部委, 一起参加、讨论、决定投资、监管的制度。
3.2 整合现有法规规章、细化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 (草案征求意见稿) 第五条关于外资管理制度的规定, 目前, 我国并没有《外国投资管理制度》, 也并未形成行之有效的外国投资管理制度。因此, 该条款并非法律指引。该规定仅仅可作为法律原则。法律原则的模糊性、原则性并不能给投资者以明确的法律指引———法律引导。为了给投资者提供明确的、可预期的法律行为方式, 需要对诸如此类的法律原则或者规定模糊不清的法律条款, 予以细化。
多部门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需要整合成为完整的资本项目规定。例如, 2008年8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五条。该条款的基本原则既是有减少制度摩擦并在实际运作过程中, 逐步摸索调整偏差, 达到切实有效可行的目标。
在法律层面上, 通过试点, 并在整个过程中, 严格遵循渐进性原则, 以实现该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目标。在必要的情况下, 通过提案, 请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基本法。以达到基本法与我国改革开放基本需要的相契合。另外, 提请上海市人大代表通过修改自贸区资本项目可兑换法规或者制定特别法律规定解决该法律效力层级的冲突。
3.3 逐步构建金融监管相互协调的制度
首先,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委会以立法或者通过扩大解释的方法, 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制度上升为地方性法规。这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项目在上海自贸区内施行该制度时提供法律依据。
其次, 在参与单位的选择上, 在原有参会单位的基础上, 增加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作为参会成员, 通过资源共享、信息互通, 使金融协调会议制定的法律法规建议、意见更具有科学性、可操作性。
4 对积极、稳健地实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项目提出建议
4.1 上海市应当构建完善的外汇管理法律体系
我国目前关于资本项目可兑换法规与资本项目可兑换存在明显较大的差距, 部门规章立法占有较大比重并且比较零散、不协调, 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法律效力层级比较低。为此, 应及时全面清理和整合现有的法规进行, 在立足我国基本国情的情况下, 构建起简明清晰的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法规体系。
4.2 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基本条件进一步夯实
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现有条件, 并不坚实, 需要从多个方面逐一夯实。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立法方面。首先从立法着手, 之后, 通过司法解释、立法解释可以完善整套法律, 使之成为行之有效的一个微型法律体系。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整个制度的重中之重, 是制度设计的关键所在, 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建议、问题、具体情形, 在稳妥的基础上, 适当迈开步伐, 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摘要：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涉及国内国际多方面的问题, 是一个达成共识的过程。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中国着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一项重要任务。上海自贸区内实行资本项目可兑换将会给中国以后提供可借鉴示范, 但是, 其本身也存在法律风险。外国投资法草案扩大了投资主体, 同时增加了国际游资对中国国内市场的冲击, 但是, 适当的法律规范可以把套利、热钱冲击等风险降至最低。IMF协定并不一定阻碍我国人民币国际化, 但是, IMF协定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我国人民币国际化风险复杂化。
关键词：上海自贸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外国投资法草案,人民币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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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区对上海楼市的影响 篇6
作为重要性不亚于浦东开发开放的一项国家战略, 上海自贸区建设不仅是为上海乃至中国带来发展红利, 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成为中国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试验田”。这个令人无限遐想的国家战略, 对上海有哪些利好, 对上海楼市会带来哪些影响, 正是本文拟探讨的主旨所在。
一、上海自贸区的范围和内涵
1. 上海自贸区的范围
8月22日, 商务部正式公布了上海自贸区的范围。自贸区的范围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总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 (见图1和表1)
2. 上海自贸区的内涵
自贸区分为两种, 一种是广义的自贸区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 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通过签署自贸协定, 在WTO最惠国待遇基础上, 相互进一步开放市场, 分阶段取消绝大部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改善服务业市场准入条件, 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 从而形成促进商品、服务和资本、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经济体。中国近年来积极推动的中日韩自贸区, 即是广义自贸区。
另一种是狭义的自贸区 (Free Trade Zone, FTZ) , 1973年国际海关理事会签订的《京都公约》将其定义如下:“指一国的部分领土, 在这部分领土内运入的任何货物就进口关税及其他各税而言, 被认为在关境以外, 并免于实施惯常的海关监管制度”。
上海自贸区, 即是狭义自由贸易区, 是根据我国法律法规在境内设立的区域性经济特区, 在领土内运入的任何货物就进口关税及其他各税而言, 被认为在关境以外, 并免于实施惯常的海关监管制度。在自贸区内将实施“一线逐步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货物自由流动”的创新监管服务模式。
注: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3. 上海自贸区与保税区的区别
与保税区相比, 自贸区具备以下三点差异:一是监管理念, 要从货物管理转变为企业管理的理念;二是贸易的开放度, 要有与国际接轨的多元贸易模式;三是政策的开放度。最主要的是金融外汇政策和税收政策, 自由贸易园区要求外汇政策率先开放, 税收政策要有国际竞争力。
从本质上看, 我国眼下的保税区实行的仍是“境内关内”政策, 而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区则实行“境内关外”政策, 即放开一线 (国境线) , 管住二线 (与非自由贸易园区的连接线) , 在区内免除海关通常监管。 (见图2)
上海自贸区的最大特色是“境内关外”的特殊海关监管制度, 即“一线放开, 二线管住”。因此, “一线放开, 二线管住”正是目前国内各个保税区探索升级成自由贸易区的主流思路。
所谓“一线”, 是指自由贸易区与国境外的通道口, “一线放开”是指境外的货物可以自由地、不受海关监管地自由进入自由贸易区, 自由贸易区内的货物也可以自由地、不受海关监管地自由运出境外。
所谓“二线”, 则是指自由贸易区与海关境内的通道口, “二线管住”, 是指货物从自由贸易区进入国内非自由贸易区、或货物从国内非自由贸易区进入自由贸易区时, 海关必须依据本国海关法的规定, 征收相应的税收。
二、上海自贸区设立的宏观背景
1. 为适应国际贸易的新形势, 我国面临“二次入世”
在今年6月份召开的伦敦八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 美欧正式宣布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 (TTIP) 的谈判, 根据圈定的时间表, 美欧自贸区谈判将在两年内完成。
这是国际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自贸区 (FTA) 谈判, 要将美欧这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税降至零, 覆盖世界贸易量的1/3、全球GDP的一半, 如果在预期内顺利谈成, 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世界贸易规则、标准和格局。
这一政策行为是美国奥巴马政府继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之后又一重大的对外经济战略, TTIP和TPP的联手, 将共同抑制新兴国家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的进攻性地位, 有可能再次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驱赶到国际贸易体系的边缘。
这两个自贸区的共同特点是———不包括中国。如果上述谈判按计划完成, 中国将面临着严峻的“二次入世”的危险。
2. 国内经济换挡减速过弯, 不能长期依赖外贸
中国经济处于一个换挡减速过弯的状态, 此时更应努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在国际需求疲弱以及劳动力成本升高带来的产业转移下, 中国不能长期依赖外贸出口支撑经济增长, 而且国内市场经济效率仍然较低, 产能过剩和能耗较高问题严重;同时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也正在构建新的全球经济贸易秩序。
在国务院的期许中, 上海自贸区将成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 采取特殊的监管政策和优惠税收, 对一国内的转口贸易、离岸贸易将有极大促进作用,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全国的积极作用, 促进各地区共同发展。进一步扩大开放, 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
3. 以自由贸易区作为经济发展催化剂是国际通行做法
研究显示, 不同国家和地区根据自身经济需要, 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 促进经济的加速发展, 尽管所建自贸区特点各不相同。例如我国香港、新加坡代表的整体型自由港, 德国汉堡、韩国釜山、印度尼西亚巴淡为代表的自由贸易港区, 巴拿马科隆代表的贸易型自贸区, 韩国马山、我国台湾高雄等出口加工区, 阿联酋的工贸结合型自贸区, 以及荷兰鹿特丹港等物流型自贸区等。为货物、投资与金融开绿灯, 让自贸区促进经济, 世界各有其策。而我国内地虽有过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等多年开放试点的经验, 但如今在上海首次开设自贸区, 却并无成例可循, 意义更今非昔比。
三、上海自贸区的战略作用和影响
上海自贸区建设将带来多重红利, 将成为上海转型发展的一大契机与抓手, 助推上海打造成为全球经济中心, 带动长三角经济再次迸发, 实现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成为撬动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引擎。
1. 扩大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是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设上海自贸区, 是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 是更加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上海自贸区试点是国家开放战略的一部分, 承担着新一轮改革先试先行的重任。这是一个系统性、多层次的工程, 不仅将影响到区域发展, 未来也将推动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发展。
今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上海考察时强调, 我们要用开放扩大内需, 用开发形成倒逼机制, 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支持上海在现有综合保税区的基础上, 研究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实验区, 进一步扩大开放, 以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
2. 助推上海打造成为全球经济中心, 实现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对于上海而言, 自贸区获批推行, 获得机会的不仅仅是贸易领域, 对于航运、金融等方面均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
一是将使上海突破已有的条框, 放宽税收、金融外汇等优惠政策, 有利于跨国公司内部的全球调拨, 会有更多的500强跨国公司总部或运营总部入驻上海自贸区, 从而推动自贸区金融、贸易平台的形成。
二是将使海上保险等航运服务业务在上海培育和集中, 解决航运中心建设中金融支持的问题, 这将使得上海获得更多的制度红利。
三是上海自贸区将有望成为贸易和购物零关税的自由港。在自贸区的推进下, 结合经上海机场中转第三国享受72小时的过境免签政策, 上海有望成为自由港。
四是免税和自由港将有利于吸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而贸易区将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加工、制造、贸易和仓储物业企业的聚集, 推动上海乃至全国的产业升级。并且进一步促发该区域贸易、产业、金融、人口和消费的升级, 直接放大上海的转口贸易、离岸贸易和离岸金融的快速发展, 并将辐射范围跨越上海, 惠及长三角乃至全中国, 使上海真正成为东北亚贸易和物流枢纽平台。
上海自贸区的发展将极大地推进港口经济、总部经济的发展, 这也将对整个上海经济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自贸区的设立, 将帮助上海早日建成“四个中心”, 实现全球经济中心的战略梦想。
3. 对长三角经济起到巨大的带动作用
自贸区的核心是自由贸易, 即在这个区域之间的相关贸易管理是相对宽松的, 自由化程度高。跨到这个自贸区, 就等于走进了国际市场。因而上海自贸区的设立, 将给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辐射和聚集效应。这对于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国际市场, 尤其是长三角这个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国际化的经济、贸易、金融等各方面的需求会很好的得到解决, 给我国经济带来更多的活力。
四、上海自贸区对房地产业的影响
上海自贸区这一国家战略举措与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提速, 将使上海由区域型的大城市真正上升为与纽约、伦敦平齐的世界性大都会。这将显著提升上海城市的能级, 作为先导性行业的房地产业又迎来一次重大的战略机遇, 对上海楼市的影响也将长期而深远。
上海自贸区对上海房地产业的影响与传导路径是:先是金融、贸易自由政策出台后, 自贸区企业数量增加, 随之产业地产、商业地产需求也增加;此后伴随货物吞吐放大、贸易额上升, 更多企业将入驻自贸区, 更多仓储、办公与住宅需求也将推动租金上涨、物业增值;随着房地产发展的不断成熟, 以及自贸区范围的扩大, 开始对全市资源发挥配置作用, 提升城市能级, 并出现产业、商业、住宅等新一轮楼宇经济繁荣, 对楼市形成巨大的长期利好。
1. 从物业类型看, 产业地产和商办物业将率先受益
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心在于产业, 扩大服务业及总部经济是自贸区试点内容的重头戏。从传统货物贸易向货物贸易和服务业并重转型, 鼓励发展金融租赁、航运物流、国际贸易、专业服务及服务外包、文化创意和传媒、教育培训和医疗、公共服务、监测及维修等服务业, 以及鼓励区域总部、区域运营结算中心、对外投资平台的建设建立。这些都将会率先带动商贸发展, 而商贸的发展将刺激物流、产业、商业物业以及酒店的需求。因此上海自贸区及周边的产业地产和商办物业是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且会率先迎来机遇。如物流仓库, 总部研发基地、商务办公酒店等物业都将获得不错的发展机会。
当然, 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对住宅市场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 将会形成长期利好。随着大量的企业入驻, 所吸引的从业人员将大量落户, 对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形成潜在的有效需求, 或更表现为一种长期影响。一方面, 住宅市场相对于商业市场来说, 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人口导入、产业拉动带动收入提高均有一个过程, 且人口集聚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可发挥效用;另一方面, 区内相关配套尚未发展成熟, 大多处于规划期内, 医疗、教育、商业等配套资源发展尚待时日, 短期内也影响了大规模人口入驻, 从而不利于住宅市场的迅速爆发。但从长期来看, 自贸区的发展一定能带动区域内人口的增加, 也会拉动区域整体经济的发展, 加速区域发展和提升。
2. 从区域看, 浦东外高桥、临港、川沙等板块将率先受益
上海自贸区对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将是长期和深远的, 将提升上海楼市的整体价值。从受益区域板块的传到路径看, 自贸区内———自贸区周边板块———整个浦东区域———全上海。
随着大型跨国企业的进驻, 未来上海自贸区周边各类居住需求也会随之增加。短期内自贸区内的住宅的供应规模小, 对整体楼市影响有限;但中长期利好的住宅板块主要是外高桥、川沙、祝桥、临港新城板块以及外部承接住宅需求的板块。其中目前外高桥板块所供房源不多, 森兰雅苑二期和新城碧翠两个项目市场前景看好, 而临港新城属于价格洼地, 住宅价格长期提升空间较大。
近期沪上房产中介调查发现, 以外高桥和临港板块为代表的自贸区周边二手房业主惜售、大幅涨价的势头已经开启, 其中一些二手房挂牌价甚至在一夜之间涨了近10%, 值得警惕。
产业聚集区的形成, 必将带动周边住宅产业的发展, 比如陆家嘴金融区的设立, 则对陆家嘴、联洋等高端社区的出现形成直接影响。因此上海自贸区的设立, 会让市场重新审视外高桥板块, 预计未来周边将会形成高端居住区, 以满足外企高管的居住需求。此外, 周边普通住宅也会因自贸区企业的增多, 而带来更多的租赁需求。
3. 从土地市场看, 产业需求猛增遭用地稀缺矛盾, 激发土地价格持续上涨
从上海自贸区土地市场而言, 由于产业用地的需求不断增加, 以后纯住宅、商办用地的出让在自贸区区域内会越来越有限, 更多的土地将用来自贸区内产业的发展。同时, 由于自贸区政策的利好, 会带动这个板块内土地需求量的猛增, 但是, 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势必满足不了所有企业的需求, 这或将引起自贸区板块内土地价值的持续上涨。
4. 从房企看:优化融资环境, 助力房企转型
在国内融资成本过高, 房企纷纷向海外拓展之时, 未来上海自贸区人民币自由化和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 对房企来讲也算是良药。上海乃至全国金融市场发展更加成熟、完善, 对资本的管理走向规范化, 房企的融资环境会有一个不小的改善。另外, 随着人民币和金融市场的逐步发展, 房企的融资成本也会逐步下降, 这对整个房地产行业格局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
未来自贸区乃至上海市房地产的发展, 前景是比较好的。房企在自贸区建设中发现抓住新机会、新市场。特别是在住宅市场向商业地产的转型期, 有助于商业地产的进一步发展, 帮助企业完成转型。尤其是浦东的四大开发公司:陆家嘴、张江、金桥和外高桥, 以及临港集团, 将成为最受瞩目的五大公司。它们在自贸区及其周边区域拥有最大量的土地储备, 这既是发展机遇期, 也是转型关键期。
上海自贸区的法律问题 篇7
关键词：上海自贸区,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自由贸易区是在一国或地区境内设立的实行优惠税收和特殊监管政策的小块特定区域。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正式建立,其着眼于发展服务贸易,在金融、航运、商贸、专业、文化以及社会服务六大领域扩大服务业开放,暂停或取消投资者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等准入限制措施,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
一、上海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一)服务贸易发展速度快于货物贸易
2005—2014年上海市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货物贸易额明显高于服务贸易额,其中,2009年上海货物贸易额为2777.3亿美元,较2008年有所下降,服务贸易额为747.4亿美元,较2008年小幅上涨;2014年上海市货物贸易额为4612.5亿美元,同比增长4.5%,服务贸易额为1753.9亿美元,同比增长9.7%(见图1)。
数据来源:《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报告》、《上海海关》。
(二)逆差逐年扩大
2005—2014年上海市服务贸易规模逐年扩大,2014年进口额为1259.6亿美元,是2013年的1.1倍,出口额为494.3亿美元,同比增长5.7%,服务贸易规模高于北京、广东等城市。2012—2014年服务贸易进口额分别占进出口总额的66.0%、70.8%、71.8%,逆差逐年扩大(见图2)。
数据来源:《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报告》。
(三)以运输、旅游传统服务贸易为主
2012年上海市运输和旅游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达66.2%,咨询、其他商业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新兴服务贸易占24.9%。上海市服务贸易主要以传统项目为主,新兴服务项目如建筑、保险、金融、电影和音像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见图3)。
(四)国际竞争力逐年降低
本文通过TC指数分析上海服务贸易的竞争力。TC指数,又称竞争优势指数,是指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公式为:
数据来源:上海市国际服务贸易行业协会。
其中,Xij为i国或地区j产品的出口,Mij为i国或地区j产品的进口,Xij-Mij为净出口,Xij+Mij为进出口总额,TC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1)。指数越接近于1竞争力越强,指数越接近于-1竞争力越弱。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报告》计算所得。
由表1可知,上海市服务贸易TC指数一直处于负值且逐年下降。2005年上海市服务贸易TC指数为-0.01,2013年为-0.42,较2005年下降41%,国际竞争力处于劣势,并呈现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二、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对上海市服务贸易的影响
(一)促进服务贸易加速增长
2005—2014年上海市服务贸易体现为波浪式增长。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上海市服务贸易增速不到1.6%,创历史最低;2010年服务贸易恢复性增长,增速快速升至40%;2011—2013年,增速分别下降到24%、17.3%和5.5%。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成立,为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服务贸易增长内生动力,2014年服务贸易增速再次提高到9.7%(见图4)。
(二)逆差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上海自贸区实现境内关外,这一举措有利于简化通关手续,降低贸易成本,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吸引企业在自贸区内开展出口贸易,提升服务贸易出口规模。同时,对自贸区内生产性服务企业进口所需的机器、设备等予以免税,有助于开展进口贸易,吸引外商对我国尤其是对上海高新技术和设备的出口。2014年上海服务贸易出口494.3亿美元,较2013年增速提高15个百分点,进口1259.6亿美元,较2013年增速下降1.7个百分点,服务贸易逆差过大问题在自贸区发展的影响下得到有效缓解(见图5)。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报告》计算所得。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报告》计算所得。
(三)服务贸易行业结构逐步优化
上海自贸区成立后重点发展服务贸易,加快制度创新、增强服务功能、设立外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等举措有力地推动了现代新兴服务贸易的发展。
2013年运输和旅游进出口呈现双降趋势,但旅游仍是上海第一大服务贸易行业;在其他类别中,通信服务、金融服务、电影音像、咨询和其他商业服务贸易额占比分别较2012年上涨0.04%、0.04%、0.05%、0.30%和3.66%。在上海自贸区发展带动下,新兴服务贸易占比提高,贸易结构渐趋优化。
(四)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
上海自贸区发展重点在于金融国际化、贸易便利化和投资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倒逼资本项目加速开放,贸易便利化倒逼市场准入限制改革,投资自由化倒逼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系列举措推动通讯、金融、计算机等行业的发展,促进高附加值服务进出口。就目前发展趋势而言,上海市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在未来会有所提升。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报告。
三、促进上海市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上海自贸区的成立,为上海市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应充分利用地域优势和良好的市场环境,提高服务贸易竞争力,促进服务贸易健康发展。
第一,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进一步发挥上海市服务贸易新兴行业的优势,通过强化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积累,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生产成本,加快技术进步,提高竞争优势,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第二,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不断提升对外开放合作水平。随着“亚投行”的建立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上海市应更加主动地参与国际竞争,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打造参与国家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扩大服务贸易出口。
第三,培养和引进高端人才,优化人才结构。将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加强产学研相结合,加快人力资本开发,加大海外高端人才引进力度,放宽海外培训机构的市场准入;同时加强保护人力资源,建立人才基地,通过提高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优化上海服务贸易行业人才队〗伍建设。
第四,加强品牌建设,提高服务贸易竞争力水平。提升品牌知名度有利于增强服务产品的吸引力与辐射力,促进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高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水平。加强品牌建设,一是要制定和完善品牌建设战略,落实人、财、物等保障;二是要强化社会责任、技术创新和诚信经营意识;三是深度挖掘品牌核心价值和文化内涵;四是强化知识产权战略意识;五是加强管理创新。
第五,完善服务贸易政策法规。目前,上海乃至全国的服务贸易管理体系尚不完善,缺乏系统完善的服务贸易政策法规。应参照国际惯例制定行业政策,国家有关部门应加快服务贸易立法,填补服务贸易法律的灰色或空白地带,使服务贸易发展有法可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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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区的国际经验比较 篇8
自由贸易区是在关境以外划出的,对进出口商品全部或大部分免征关税,并且允许港内或区内进行商品的自由储存、展览、加工和制造等业务活动,以促进地区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区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形式之一。上海自贸区于2013年9月29日正式挂牌成立,其范围覆盖了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四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面积达28.78平方公里,是中国大陆首个自贸区。上海自贸区是中国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试验田”,更是中国积极应对新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必然选择,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国际贸易格局出现新变化,促使中国设立自贸区。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贸易规模已经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家。美国为了捍卫自己世界霸主的地位,企图通过建立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和PSA(多边服务业协议)重新制定国际贸易规则,从而建立国际贸易新秩序,继续控制世界经济格局。如果这三个协议谈判成功,中国将会处于被边缘化的不利局面:如果中国不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予以应对,则必将在未来的国际贸易规则中处于被动地位,贸易发展将举步维艰。鉴于此,中国需要认真应对三大谈判的经济冲击,而自贸区的设立则表明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对外开放的决心,为“二次入市”破除市场壁垒和体制机制的障碍,为开展国际贸易新格局的相关谈判积累经验,为中国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铺平道路。
另一方面,国内经济状况不容乐观,促使中国设立自贸区。国际需求疲弱及人民币对外升值致使我国外贸出口大幅回落,过去严重依赖出口的发展模式面临挑战。目前,内需增长缓慢,产能过剩矛盾突出,国内面临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等压力,需要用开放扩大内需、用开放形成倒逼机制,以促进新一轮改革。此外,由于国内服务业、金融业没有蓬勃发展的制度土壤,一直处于探索发展的初级阶段,因此,上海自贸区不仅重视对外贸易的发展,同时希望吸纳更多投资,以扩大服务业和金融业的发展。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不仅顺应了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增强了我国国际竞争力,同时对我国积极主动实施对外开放战略起到积极作用。上海自贸区旨在通过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实现以开放促改革,建立融入全球新格局、新规则的“倒逼”机制,达到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目标。设立上海自贸区的主要任务是为我国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探索新思路和新途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全国其他区域的发展提供参考。
二、上海自贸区国际经验比较
世界上第一个自由贸易区是建立于1958年的欧洲共同市场,在自由贸易区半个世纪的发展历史进程中,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根据本国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为促进加工贸易和转口贸易建设了各具特色的自贸区。虽然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与传统自贸区的宗旨存在差异,但仍然可以借鉴国外传统自贸区的历史经验,结合中国的发展实际与特色,取长补短,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快速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一)香港自由港
1841年6月7日,英国政府代表查理·义律宣布香港成为自由贸易港。1872年以来,香港自由贸易港的内涵和功能逐步扩展,成为全世界最自由、最开放、最多功能的自由港,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之一。上海自贸区金融与香港自由港金融所依托的经济体系的基础都是现代市场经济,但在发展程度上存在差异,主要表现在市场化的深度与广度。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所依托的内地经济尚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表现为中国大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渐进性和内部不均衡状态,而香港自由港金融则是根植于历经百余年建设的市场经济体系。上海自贸区与香港自由港在政府管理职能去干预化的程度方面也存在一定差距。经过百余年的积淀与提炼,香港当局已经形成了“积极不干预”的管治风格,上海自贸区还需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进一步减轻政府干预程度,加快市场经济转变。香港的主要产业为服务业、金融业、旅游业以及贸易业,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经济发展很容易受到其他国家经济波动的影响。同时,由于实体经济的不足,香港在科技方面的发展也受到了制约,尽管香港高度开放,但未能通过自贸区实现技术外溢,带来核心金融利益。因此,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注重贸易、服务、金融领域的同时,也要注重科技,将科技教育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力争通过自贸区的建立带动内地企业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创新,通过“干中学”吸收外国企业的先进技术,注重对于人才的培养,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二)荷兰阿姆斯特丹港
这座港口建于13世纪,在17世纪时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个重要港口。阿姆斯特丹港自由贸易区属于保税仓储型贸易区,因此商品进入该贸易区可免交进口税,免除外国货物进出口手续,并且可以较长时间处于保税状态。作为欧洲大陆“百年老店”,荷兰阿姆斯特丹港是大型商户对欧洲、亚洲、非洲出口的分销中心。可见,荷兰阿姆斯特丹港自由贸易区的定位是转口贸易和加工,而这样的定位需要大面积的土地作支撑。但是荷兰阿姆斯特丹港的保税仓库面积很小,只有0.65平方公里,因此经济发展会受土地面积限制。上海自贸区的面积只有28.78平方公里,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荷兰解决这个问题是通过在自贸区外设若干海关监管库,从而进一步延伸自贸区的功能,上海可以借鉴这方面的经验。此外,荷兰阿姆斯特丹港与机场空港自由贸易区业务联系紧密,推动了海空两港物流的联动发展。航空和海运紧密联系,自贸区带动了航空货运业务,这对于上海浦东机场自贸区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机场自贸区可以考虑和港口合作,实现海航联合,进一步发展自贸区。同时航空运输还与金融密切相关,这可以作为我国上海自贸区航运和金融合作发展模式的借鉴对象。上海自贸区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发展资源与荷兰阿姆斯特丹相似,拥有领先的航空港,同时也是我国经济总量最大的保税区。因此,上海自贸区可以充分学习荷兰的发展成功经验,加快发展和打造上海的经济、金融、贸易及航运中心的国际战略地位。
(三)阿联酋迪拜港
迪拜港自由港区建于1985年,由港口和自由贸易区组成,面积135平方公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港区。在世界所有自由贸易区的类型划分中,迪拜被认为是贸工结合、以贸为主的典型。迪拜港自由贸易区的主要功能为港口装卸、仓储物流、贸易及加工制造。迪拜对于自贸区的建设是想通过自贸区来推动国内经济转向投资驱动型,迪拜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兼具优惠的税收政策以及完备的基础设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企业在当地进行投资,较充分地利用了当地的市场机遇,大力推动了迪拜经济的发展。迪拜自贸区具有非常独立的监管机构,这一点也是迪拜取得成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上海自贸区可借鉴其成功经验。迪拜自由贸易区总产值在全国GDP则占有很大的比重,但是也主要以物流贸易和制造加工业为主。因此我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实际运行中,应当以迪拜自贸区的发展规模为目标,真正实现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于全国贸易的拉动作用,同时也要注重发展金融业和服务业,突破传统的自由贸易区运营模式,只有这样才能立足于更高的起点。
(四)美国纽约港
美国的自贸区有两种,一种是以保税来发展转口贸易,另一种则是以优惠税率来发展出口加工业。前者是物流型单一自贸区;后者是主要以从事加工为主,以转口贸易、国际贸易、仓储运输服务为辅的综合自贸区。纽约港自由贸易区始建于1979年,为美国最大的自贸区,属于综合性自由贸易区。其采取的主要政策就是减税,因此纽约港自由贸易区提出了22条优惠政策来吸引企业。这可作为我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于税收优惠政策方面的借鉴。此外,尽管美国有267个自贸区,但其产值在美国贸易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只有20%,根本不能体现出自由贸易区对贸易方面应当起到的促进作用。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同世界其他自由贸易区一样,仍然局限于“制造加工 + 转口贸易”的旧模式,在相关产业带动,特别是在服务业、金融业方面的突破并不明显,着重于货物贸易,而忽视了服务业和金融业在区内的发展。
在与典型的国际自贸区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自贸区的焦点是制造业的改革,尤其是出口加工工业的改革,而上海自贸区的焦点却是金融和服务业的改革。服务业与制造业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因此,不能将国外的成功经验简单移植到上海自贸区。上海自贸区的建设特色之一是其在金融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承担着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重要使命。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改革创新是以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为核心,从而实现金融自由化,最终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三、上海自贸区建设思考
(一)积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贸易模式
上海自贸区是大陆首个自由贸易区,其定位是综合经济特区,这也就决定了它与传统自贸区有着根本区别。在全球各国及地区,自贸区的发展模式都是“制造加工 + 转口贸易”,上海自贸区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其业务超越了这种传统的模式,将金融业和服务业也同时纳入,并作为其核心发展内容。因此,不应简单模仿国外自贸区的经验,还要在发展过程中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思路和新途径。上海作为大陆地区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有着较好的经济基础,因此可以利用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突破传统的贸易模式,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贸易模式,即在传统的加工、转口的贸易模式的基础上,有效结合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以及教育科技,以实现商品贸易、服务贸易与金融服务的有机结合与联动机制,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转型。
(二)加大推进市场利率自由化进程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点,其建立不仅会对上海未来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在推动中国对外开放、扩大对外贸易以及增强世界影响力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尽管中国自1978年起不断开放国内市场,吸引外资,但与迪拜、阿姆斯特丹等相比开放程度并不高。上海自贸区的设立,也就意味着全方位、深层次、更大程度的开放。此外,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也推动了金融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中国现今的市场机制并不完善,市场尚未完全与政府调控脱离,因此,为了建立更加完善的市场机制,必须加大推进市场利率自由化的进程,使得市场能够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利率市场化作为放松金融管制和金融创新改革的标志,是改革难点之一。虽然贷款利率下限的取消意味着利率市场化取得了重要突破,但存款利率并未完全放开。而且放开也只是利率市场化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保证放开之后利率能平稳变化不出现剧烈波动,因此,关键在于政府和金融货币管理当局如何在利率完全市场化背景下有效监管市场。自2014年3月1日起,上海自贸区放开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上限,这意味着上海自贸区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外币存款利率的完全市场化。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可为未来中国金融全面开放和市场化提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政府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积累经验。
(三)适度发挥自贸区金融改革的可复制、可推广性
由于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改革目标是超越局部的、地方化的点状突破,必须要有强大的辐射能力和被模仿的能力,因此不能一味追求建立过于个性化的区域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将限制全局改革和创新发展的效果。上海自贸区作为新一轮改革的“试验田”,担负着为其他保税区示范引导的功能,在转变政府职能、人民币自由兑换、创新金融管理模式等方面进行基础性探索,为接轨国际规则积累操作性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阶段性制度创新成果,并服务于全国。按照部署,上海争取3年后建成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自贸区。3年后TPP的谈判将展开,届时有了成功的案例,并具备全国复制的可行性,为加入TPP和启动BIT谈判提供实践的基础。目前,上海自贸区已形成50多项可复制推广的改革措施,其中21项已在全国或部分地区推广,30多项具备复制推广的基础。工商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是上海自贸区首个向全国推广的成功经验,这项改革举措激发了市场活力和创业热情,对创新型企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体现出政府简政放权、宽进严管的思路转变。此外“,智能化卡口验放”“、批次进出、集中申报”、“融资租赁”、“保税展示交易”、“简化无纸通关随附单证”“、先进区、后报关”等共14项海关监管创新制度也陆续在厦门、深圳等海关监管区域内复制推广。就金融领域而言,跨境人民币资金集中运用、个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支付机构跨境电子商务人民币结算业务、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等4项改革创新措施都已经在全国推广实施。不过,要想将上海自贸区的全部政策向全国推广是不可行的,处于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地域的城市应该因地制宜,明确各自的定位,从而打造属于自己的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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