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人类中心主义（共12篇）

生态人类中心主义 篇1

摘要：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围绕这个时代最主要的问题,我们当今最主要也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生态问题,当今生态问题对于人类而言已经非常棘手,已经演变成为生态危机。然而在对生态危机的讨论中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类中心主义,我们不能够摆脱人类中心主义,我们只有践行于人类中心主义之上,将传统的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转变为以追求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并重的利益追去点,才可以去解决生态危机,才能给自身带来延续的利益。

关键词：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危机,经济利益,生态利益

一、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所在

1. 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学说与其他事物或理论一样也是随着时代背景的发展而发展的,分为三个阶段:古代人类中心主义、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以下主要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时代背景角度来分析这三次人类中心主义。

⑴古代人类中心主义。古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时代背景主要是宗教神学统治人类以及“地心说”理论,这时期人类将自己至于高于动物的地位,将一些人神化并给他们赋予可以统治世界的特殊能力。这一时期的宇宙观是“地心说”理论,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这些神如《圣经》中的亚当和夏娃,他们是上帝创造的第一对夫妻,组建世界上的第一个家庭,被视为人类的鼻祖。

⑵近代人类中心主义。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时代背景是人们通过一系列的科技革命、技术革命。这个过程人类尝到了通过应用科学技术征服自然从而使自身获益的滋味,所以人类崇拜于科学技术,认为只要利用科学技术就可以实现所有。因此,人类把自己的力量看的过于强大,将人置身于自然、其他生物之上同时将人类的利益看作最高利益。

⑶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弱人类中心主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时代背景就是我们当代的时代背景也是我们现在研究讨论最主要的一个阶段。它是伴随着环境、生态危机的凸现而产生的。因此,它既是建立在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主要是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扬弃的基础之上,也是建立在当代全球环境、生态保护运动以及当代人类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

2. 生态危机

⑴什么是生态危机。生态危机主要是近代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而不顾自然的承载能力而造成的水土流失、荒漠化、全球变暖、植被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能源枯竭等很多问题。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当今人类面临的最大的危机,迫使人类必须放下“屠刀”,进行深刻反思。

⑵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权益、利益相争。生态危机产生于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只是在远古时期人类对自然的改造程度还是相当低的,所以对自然几乎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随着人类进入农业时代,人类开始大面积种植农作物这就导致破坏了很多地区的原始植被,但是这时人类对自然的破坏程度也还是相对比较低。而到了近代工业文明时期,人类开始疯狂的开采能源、建造工厂进行生产,人类的野心越来越大,对自然的掠夺越来越大,成为了造成当代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工业化过程是科技创新迅速利益化的过程。这就驱使科技最大程度地服务于资本,科技与资本的紧密结合,让自然资源发酵出巨大的利益,产生出以经济利益为导向、政治权益为保障力的各种利益间的博弈激发着生态问题的诞生与恶性循环发展。(1)

二、人类中心主义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1. 人类不可能摆脱人类中心主义

解决当代的生态问题不能摆脱人类中心主义,正如人类不可能真正站在其他任何动植物的角度去理解世界,人类中心主义是一个历史问题,我们需要践行于人类中心主义中,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去解决生态问题。

⑴社会性是人类的本质属性。人的本质属性就是社会属性,人类的社会属性体现在人类必须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劳动、生活。这也是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人类是永远不可能抛开自己利益去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

⑵自然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自然性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当今的生态危机就可以看作是自然问题,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所以对于自然环境的追求也可以看作是人类为自身利益追求的一个利益点。

2. 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以经济利益为出发点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在近代生态问题没有变成人类最大的危机,所以人类在当时根本没有看到生态危机,可能也并没有想到人类的行为会导致自然的变化和生态危机,正因为这一时期生态危机不是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所以生态问题自然不会成为当时人类利益的追求点。而在那一时期人类的利益则是通过征服自然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所以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以经济利益为人类利益追求点是由当时的时代背景、当时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发展经济而决定的,因此,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以经济利益为出发点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需要转变利益追求点,以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并重

1. 转变利益的追求点——从经济利益向生态利益过度

人类中心主义不是也不可能是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虽然人类中心主义与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形成无涉,但它对解决当代生态环境问题却至关重要。通过我们上文的分析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必须转变利益的追求点从单纯的追求经济利益转变到追求经济利益和追求生态利益并重。我国出台的绿色GDP政策也反映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利益追求点的转变。

⑴经济利益的追求还不能停止。现代人类社会并没有进入一个像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不可能马上就终止,同时人类只有先满足的物质基础,才可能去解决更多其他的问题,因此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此阶段还是不能够停止的。

⑵生态危机的出现促使人类考虑生态利益。前文说了为什么近代人类没有考虑到生态利益,最主要的问题是那时期生态问题并非主要问题。而现代人类社会与之不同,生态危机已经危机到了人类的生存问题了。这些问题的出现让人类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反思自己的价值取向,才会考虑到生态利益的重要性。

⑶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并重是利用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当代生态危机的出现在促进人类共同利益形成的同时也促进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生,反过来,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也成为解决当代的生态环境问题、克服生态危机提供了唯一现实可行的途径。而当今人类的共同利益就是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人类的发展经历了混沌型的原始文明——经验型的农业文明——理性型的工业文明,其中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中最重要的阶段。工业文明实质上就是科学和技术文明,在这一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然而当今我们又提出了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更高阶段。生态文明相对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是人类文明演进的一个新阶段,是比工业文明更进步更高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然而我们在讨论生态文明的同时不能单单地讨论它自身。有的人认为生态文明是把生态学放在哲学的基础上来阐释。在讨论生态文明的时候需要联系到工业文明,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其实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将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联系起来也恰恰反映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即主张人的决定性地位,同时还强调人类在追寻自己利益时,应该运用人类的理性,不能轻率地、盲目地、疯狂地使用、破坏、掠夺自然;人类还应该担当起照顾和保护自然的责任和义务;人类和自然是需要和谐地相处才可以持续地发展下去。这也体现了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并重的利益追求点,符合人类持续发展的需求。

人类是不可能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人类的发展必须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通过改变人类利益的追求点来不断进步。解决生态危机也是如此,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通过将传统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转变成为追求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并重,注重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之间的逻辑关系,以此来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参考文献

[1]张理海.人类中心主义:一种哲学观念还是一种传统文化精神?[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6(09).

[2]程宏燕.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生态问题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11).

[3]李国俊,陈延华.基于“文明”的逻辑:从技术文明到生态文明[J].自然辨证法研究,2013(06).

生态人类中心主义 篇2

作者：陈伟华杨曦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01期

有关环境伦理学的争论中，李德顺先生认为，其实质在于“确定人的宇宙地位，或者确定 自然界与人的关系”。[1]那么，人类应如何理解和把握自己，如何界定自然，才是人类对 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才算找准了人与自然的合适位置。本文通过对当前环境伦理学中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要观点的比较，对学界探讨颇为热烈的自然“内在价值 ”存在与否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期望引起进一步广泛而热烈的探讨，对人与自然关系有更 深层的认识。

生态人类中心主义 篇3

摘要： 生态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从经典生态学时期对植物、动物的研究到现代生态学时期对生态系统研究的开展，生态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生态学也日趋成熟和完善。在生态学发展过程中，其对人的关注也经历了一个演进的过程，研究客体开始了对人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向，即人类生态意识渐渐觉醒，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的人类生态学出现。人类生态学已成为生态研究的重要动向，将成为生态学发展的新的重要方向。

关键词：生态学；生态系统；人类生态学； 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4-0156-05

生态学的产生与发展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史前进的步伐。在人类历史中，生态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生态学到人类生态学亦经历了自然和社会科学家们的艰辛探索，在生态学研究过程中，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观点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生态学的关注点逐渐从单纯针对动植物和生态系统等的研究转向对人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即人类生态意识慢慢觉醒，开始了生态学向人类生态学的转向。现代生态学将人类生态学的研究提到一个很高的层次。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将成为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动向，即人类生态学将成为生态学发展的新的重要方向。

〖BT4〗一、经典生态学时期

（一）萌芽时期

早期人类对自然既恐惧又迷恋，在这种矛盾心态中形成对自然的博物学式的了解。在与大自然抗争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开始关注各种动物的生态习性，猎人对于猎物，渔民对于江河湖海的生物，牧民对于牲畜，都有着丰富的感知和实践经验。同时，早期的采药者开始研究植物的属性。这些都是早期的生态学知识，是人类从实践中得出的经验，迄今为止它们仍然是生态学研究的源泉。

在中国，早在公元前1200年就有了文字记载的原始的生态思想。“《尔雅》一书中就记载了176种木本植物和50多种草本植物的形态与生态环境”。“公元前200年《管子》地员篇专门论及水土和植物，记述了植物沿水分梯度的带状分布以及土地的合理利用”[1]。 西汉时期，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注意到了植物生长与其生长环境的密切联系，刘安撰写的《淮南子》一书，就记载有“欲知地道，物其树”。到公元前100年前后，在我国已经确立了二十四节气，节气的划分综合了季节、气候、物候等自然景象的变化，反应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于生态现象和气候之间的关系有了初步的理解。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描述鸟类生态的《禽经》，书中对各种鸟类的命名、形态、生活习性等内容做了总结。到了公元6世纪，中〖HJ58x〗国著名的农学家贾思勰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从农民当中所获得的生产经验，著成《齐民要术》，该书涉及了包括农作物栽培，经济林木生产，如何利用野生植物以及介绍了各种家禽、家畜、鱼等的饲养等内容，书中蕴含了朴素的生态学观点。这些都是我们过去生态知识的最早记载。

在西方，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的著作《动物志》中就已经对动物做了分类，并且对动物的身体结构与形态，以及动物的习惯与性格的差异都做了详细的论述。在论述的过程中，亚里士多德还将动物与人类在自然属性方面进行了对比。随后他又写了《动物之构造》、《动物之行进》、《动物之生殖》、《动物之运动》，也叫做《动物四篇》。这些著作依据动物的生活环境和食性对动物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描述了动物与生态环境之间以及动物与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给后来生态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历史积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荻奥夫拉斯图斯（公元前370～285B.C.）在《植物群落》一书中，撰述了陆地及水域中的植物群落和植物类型与环境的关系，被后人认为是最早的一位生态学家。老普林尼（公元23～79A.D.）所著《博物志》一书可以说是一部出色的百科全书，“实际上，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两部百科全书：瓦罗（Varro，116B.C.～27A.D.）九卷本的Disciplinae 和塞尔苏斯（Celsus，25 B.C.～45 A.D.）的Artes。相比之下，普林尼的《博物志》是更为庞大和出色的一部，几乎囊括了整个自然界各个方面的内容，小普林尼概括说这是‘一部全面而渊博的著作，其丰富程度不亚于自然本身。” [2]它为后人研究古代人的生态知识和生态观念提供了丰富的来源和依据。

（二）生态学的建立和成长期

文艺复兴之后，生态学也和其他的自然科学一样，在经历了漫长的黑暗时代之后，重新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1670年，英国科学家波义尔（Boyle）用一些小动物作为实验材料，研究和阐述了低气压对动物的影响，标志着动物生理生态学的开端。1735年法国昆虫学家雷米尔（Reaumur）在其著作《昆虫自然史》中，探讨了有关积温与昆虫发育生理的关系，成为研究昆虫生态学的先驱。在其后的昆虫学家亨利·法布尔用毕生的经历和心血完成了《昆虫记》这一巨著。为昆虫生态学的向前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749年至1788年法国博物学家布丰（Georges Louis Leclere de Buffon）发表了包含36卷的《自然史》巨著。在该书中的《动物史》、《鸟类史》、《爬虫类史》等卷册中揭示了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物种是可变的，提出了“生物变异的原因基于环境的变化”的原理。他的这一思想对于近代动物生态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1807年，德国学者洪堡德（Humboldt）在其《植物地理论文集》一书中最先发现了植物分布的水平分异性和垂直分异性，揭示了自然界植物的分布遵循一定的规律集合而成群落这一现象。他在1799～1844年的美洲之行的基础上，把植物地理的知识系统化，被称为近代植物地理学和植物群落学的创始人。世界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于1859年完成科学巨著《物种起源》，它论证了两个问题，第一，生物是可以变异、进化的。第二，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动力。他的论述极大地推动了生态学和进化论的发展。1869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首次提出了生态学的概念，即研究动物与其有机及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由此正式揭开了生态学发展的序幕。1877年德国学者苗比乌斯（Mobius）通过研究牡蛎群落提出了生物群落（biocoenose）这一术语。1896年德国学者斯罗特（Schroter）首次提出个体生态学和群体生态学两个重要概念[1]。1895年Warming发表《植物分布学》，并与1909年将其英文版易名为《植物生态学》，此书和1898年德国辛珀尔（Schimper）发表的《以生理为基础的植物地理学》一起被认为是两部生态学的划时代巨著，全面总结了19世纪末以前植物生态学的研究成就，标志着植物生态学的成长和成熟，并使之成为生态学中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

进入20世纪以后，生态学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和内容更加广泛。在此期间，美国的爱默生（Emerson）等写的《动物生态学原理》一书被公认为是当时内容最丰富、最完整的动物生态学教科书，它标志着动物生态学进入了成熟期。虽然动物生态学的成熟要晚于植物生态学近半个世纪，但在进入了20世纪以后，动物生态学研究成为了生态学研究的主流。同时，植物生态学在植物群落生态学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英美学派、法瑞学派和北欧学派等几个研究中心。

〖BT4〗二、现代生态学时期

如果说植物生态学观察研究和动物生态学观察研究的实现是生态学发展的第一步，那么，生态学第二步的重大发展就是生态系统研究的开展。

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阿瑟·乔治·坦斯利爵士（Sir Arthur George Tansley）受丹麦植物学家尤金纽斯·瓦尔明（Eugenius Warming）的影响，首次提出生态系统的概念。在生态系统生态学的发展过程中，英国生态学家Elton（1927） 在他的著作中开始强调食物链的问题；德国水生生物学家蒂内曼（Thienemann，1939）把生态系统分成生产者（如植物利用日光能合成糖类）、消费者（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分解者（微生物）三个部分，建立了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概念；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Birge和Juday通过对湖泊能量收支的研究，发展了初级生产的概念，开创了生态学营养动态研究的先河；1942年美国学者林德曼（Lindemann）发表《生态学的营养动态》一文，强调了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等。随着热力学和经济学的概念深入到生态学研究之中，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也为生态学带来了自动调节原理和系统分析方法，使得进一步揭示生态系统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可能。于是，生态学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生态系统的研究开始涉及到农、林、牧、渔、野生生物管理和人类面临的许多重大课题。

20世纪60年代以后，生态学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美国生态学家E·odum提出“生态学是研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科学”，其著作《生态学基础》对生态系统的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和马加莱夫（Margalef，1967）进一步研究了生态系统中结构和功能间的调节及相互作用。美国的博尔曼（Bormann）和利肯斯（Likens，1981）合著的《森林生态系统的格局与过程》，系统阐述了北方针叶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发展。美国的Shugart和Neill（1979） 的《系统生态学》，以及Jeffers（1978）的《系统分析及其在生态学上的应用》等著作，运用系统分析方法研究生态系统，促进了系统生态学的发展，使生态系统的研究在方法上有了新的突破，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生态学理论。

进入20世纪以后，生态学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和内容更加广泛。在此期间，美国的爱默生（Emerson）等写的《动物生态学原理》一书被公认为是当时内容最丰富、最完整的动物生态学教科书，它标志着动物生态学进入了成熟期。虽然动物生态学的成熟要晚于植物生态学近半个世纪，但在进入了20世纪以后，动物生态学研究成为了生态学研究的主流。同时，植物生态学在植物群落生态学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英美学派、法瑞学派和北欧学派等几个研究中心。

〖BT4〗二、现代生态学时期

如果说植物生态学观察研究和动物生态学观察研究的实现是生态学发展的第一步，那么，生态学第二步的重大发展就是生态系统研究的开展。

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阿瑟·乔治·坦斯利爵士（Sir Arthur George Tansley）受丹麦植物学家尤金纽斯·瓦尔明（Eugenius Warming）的影响，首次提出生态系统的概念。在生态系统生态学的发展过程中，英国生态学家Elton（1927） 在他的著作中开始强调食物链的问题；德国水生生物学家蒂内曼（Thienemann，1939）把生态系统分成生产者（如植物利用日光能合成糖类）、消费者（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分解者（微生物）三个部分，建立了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概念；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Birge和Juday通过对湖泊能量收支的研究，发展了初级生产的概念，开创了生态学营养动态研究的先河；1942年美国学者林德曼（Lindemann）发表《生态学的营养动态》一文，强调了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等。随着热力学和经济学的概念深入到生态学研究之中，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也为生态学带来了自动调节原理和系统分析方法，使得进一步揭示生态系统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可能。于是，生态学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生态系统的研究开始涉及到农、林、牧、渔、野生生物管理和人类面临的许多重大课题。

20世纪60年代以后，生态学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美国生态学家E·odum提出“生态学是研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科学”，其著作《生态学基础》对生态系统的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和马加莱夫（Margalef，1967）进一步研究了生态系统中结构和功能间的调节及相互作用。美国的博尔曼（Bormann）和利肯斯（Likens，1981）合著的《森林生态系统的格局与过程》，系统阐述了北方针叶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发展。美国的Shugart和Neill（1979） 的《系统生态学》，以及Jeffers（1978）的《系统分析及其在生态学上的应用》等著作，运用系统分析方法研究生态系统，促进了系统生态学的发展，使生态系统的研究在方法上有了新的突破，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生态学理论。

进入20世纪以后，生态学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和内容更加广泛。在此期间，美国的爱默生（Emerson）等写的《动物生态学原理》一书被公认为是当时内容最丰富、最完整的动物生态学教科书，它标志着动物生态学进入了成熟期。虽然动物生态学的成熟要晚于植物生态学近半个世纪，但在进入了20世纪以后，动物生态学研究成为了生态学研究的主流。同时，植物生态学在植物群落生态学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英美学派、法瑞学派和北欧学派等几个研究中心。

〖BT4〗二、现代生态学时期

如果说植物生态学观察研究和动物生态学观察研究的实现是生态学发展的第一步，那么，生态学第二步的重大发展就是生态系统研究的开展。

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阿瑟·乔治·坦斯利爵士（Sir Arthur George Tansley）受丹麦植物学家尤金纽斯·瓦尔明（Eugenius Warming）的影响，首次提出生态系统的概念。在生态系统生态学的发展过程中，英国生态学家Elton（1927） 在他的著作中开始强调食物链的问题；德国水生生物学家蒂内曼（Thienemann，1939）把生态系统分成生产者（如植物利用日光能合成糖类）、消费者（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分解者（微生物）三个部分，建立了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概念；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Birge和Juday通过对湖泊能量收支的研究，发展了初级生产的概念，开创了生态学营养动态研究的先河；1942年美国学者林德曼（Lindemann）发表《生态学的营养动态》一文，强调了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等。随着热力学和经济学的概念深入到生态学研究之中，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也为生态学带来了自动调节原理和系统分析方法，使得进一步揭示生态系统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可能。于是，生态学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生态系统的研究开始涉及到农、林、牧、渔、野生生物管理和人类面临的许多重大课题。

生态人类中心主义 篇4

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定义, 生态哲学家们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由此引起了许多争论。许多西方生态哲学家都有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定义, 本文主要列举国内学者对人类中心主义内涵的看法。

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人为宇宙中心的观点。他把人看成是自然界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 必然地构成一切价值的尺度, 自然及其存在物不具有内在价值而只有工具价值。

所谓人类中心主义, 或人类中心论, 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观点, 它的实质是一切以人为中心, 或一切以人为尺度, 为人的利益服务, 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

人类中心主义主要是作为一种价值观念, 一种价值尺度来运用的, 它认为人类是世界存在的最高目的, 人类的价值是最崇高且是唯一的, 其它物种的价值只有人类使用它们的时候才表现出来, 也就是说它们自身并没有价值。

人类中心主义者是主张“只有人才能具有内在价值”的。他们基本上是以某种只有人才能具有而其他生命形态不能具有的能力, 即“人的独有能力”, 作为判据的。

尽管众说纷纭如此, 人类中心主义实质却是十分明确的, 即认为人类主宰一切。

二、人类中心主义思潮的不足之处

人类中心主义采取一种主客对立的模式去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 这严重局限了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应当是确立在共同的生活世界基础之上的主体间性关系。在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时, 人类中心主义有两个先在的假定:第一, 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过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而且从根本上说是对立的关系, 其中, 主体是自为的, 是价值的当然承担者, 而客体则是主体所设定的, 是“他者”, 本身谈不上价值。第二, 自然是无限的, 而且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天敌, 是“恶”的“无限”。既然是“恶无限”, 当然就即不存在内在的伦理意义, 也不存在人面对自然的伦理意义。这样, 人类中心主义轻而易举地确立起了自己对于价值的垄断权。因此人类中心主义所持的强烈的工具性及功利性态度使得生态价值难以转换为生活世界的内在价值, 直接妨碍了我们理解自然与生活世界的内在关系并形成一种健康成熟的生活态度。

1、人类中心主义在逻辑上只涉及、只关心人与人的关系, 仅把人与人之间的道德纳入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把自然看成一种工具---人类利用的工具, 而不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纳入伦理学的研究范畴。

2、即使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保护自然, 这种保护也是基于人的利益出发的。更有甚者, 保护自然环境应是世界各国责任应有之义, 但人类中心主义在个人或群体利益与共同利益或整体利益冲突中保全前者而牺牲后者。

3、人类中心主义所提倡的人与人之间得到的看似从整个人类利益出发, 但事实并非如此。当今世界存在着不同的国家、民族、阶级的利益, 这些个体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必然发生碰撞, 导致人类中心主义难免会流于空谈。总言之, 人类中心主义这个词冠以人类整体之名, 而做保护个人、群体、民族、国家利益之事。

4、人类中心主义往往从个体利益出发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 例如宗教问题、民族问题、领土问题、海上资源开采问题等等这些可以导致环境问题的人与人之间的问题难以解决, 那么人与自然之间的问题就更难解决。

三、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环境破坏的表现

1、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 以人的利益实现和最大化为核心的观念支配着人的现实活动, 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一味的利用技术开发自然, , 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

2、人类中心主义还不是一种站在人类高度来理解人在宇宙中位置的世界观或者价值观。现实的人是处于一定地域、民族、国家、阶层的群体之中, 人们往往是根据不同的利益开发与征服自然。而没有站在人类共同体的角度反思人的中心地位和整体价值。处于这样一种发展状态的人类中心主义完全是自身狭隘利益的代表, 其对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是造成我们今天自然灾害频发的重要原因。可持续发展观现今难以实现, 归根到底是由于人类的欲望、由于人类中心主义狭隘利益的代表。就像当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们日益增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一样,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这一矛盾。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要满足, 国家就得发展生产力、扩大生产, 结果就是自然资源的消耗、生态环境的破坏。有的国家不开采本国的资源而去开采别国资源、有的国家将有环境污染的工厂设在别国, 短时间是减轻了本国的环境危机, 可是从长远看受害的是整个人类。唇亡齿寒, 生态环境是整个世界的事, 没有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而在这一点上人类中心主义只是从国别、地域、民族来考量, 不是从整个人类的利益来思考。

参考文献

[1]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7) 。

[2]卢风、刘湘溶:《现代发展观与环境伦理》,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4 (4) 。

[3]余谋昌:《自然价值论》,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12) 。

生态人类中心主义 篇5

生态人类学视野下的人类生态安全思考

生态安全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能超长期地保持稳态延续的态势,是各民族文化生物性适应积累的总汇.生态人类学关切的生态安全问题,主要是人为原因导致的生态改性.任何形式的`生态改性,都应当定义为生态不安全.生态人类学认为,导致生态灾变的原因主要是人类错误地使用了不适应所处生态环境的资源利用办法和管理办法,从而导致了人类活动与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的不相兼容.生态人类学强调从人类文化的属性出发,以资源利用和管理模式的多样化去缓解人为生态灾变,乃至根除人为生态灾变.

作 者：罗康隆 LUO Kang-long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湖南吉首,416000刊 名：三明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SANMING UNIVERSITY年，卷(期)：200926(3)分类号：Q988关键词：生态人类学 生态灾变 生态改性 生态安全

生态文明与人类的责任 篇6

[关键词]生态文明;人类责任;后现代伦理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848(2010)05-0068-04

[作者简介]商红日(1956—),男,黑龙江阿城人,法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院长、教授,政治学理论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中国政府与政治等领域的研究。(上海200234)

[收稿日期]2010-08-17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Human Responsibility

-a Perspective of Postmodern Ethics

SHANG Hong-ri

Abstract: During the process of criticizing modernity, the postmodern ethics has two tendencies: one is the ethical nihilism and the other is the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ethics.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basic value of mankind, which arises from human's new understanding of nature. Only through this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mankind could reach a consensus on the hope and begin to build trus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This paper presents such arguments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s the reconciliation of human and nature, the sharing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priorities of other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global “Righteousness”, and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s cultural ecology.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umang responsibility; postmodern ethics

一、后现代伦理的两种倾向

在批判现代性的过程中,后现代伦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是“伦理虚无主义”,二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伦理。伦理虚无主义并非彻底否定道德的社会意义,而是将伦理降低为一般、辅助的技术手段。当代法国哲学家吉尔•利波维茨基(Gilles Lipovet-sky)就认为,人类已经进入“后义务时代”,人们的行为已经从强制性的无限责任、戒律和绝对义务中解脱出来。在“后义务时代”,人类只需要“最低限度”的道德。“如果说道德的历史发展有方向的话,那么其方向便是朝向捍卫人权、朝向果断采取措施以消除忍无可忍之事端,即用‘审慎的’伦理或用‘抓紧时问’的态度去解决弊端、解除人们的苦痛”(2007:14)。建设性的后现代伦理认为,后现代伦理要将道德从人为创设的伦理规范的坚硬盔甲中释放出来,将道德“重新个人化”。如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就持有这样的主张。他呼吁人类“道德能力的救赎和人类空间的重新道德化”(2003:281)。再如列维纳斯(E.Levinas)将西方哲学中的“主”、“客”关系从知性的关系转化为伦理性的关系。其中,主体需对他者的存在负责,因为他者既以脆弱的面孔呈现,同时也赤裸裸地在主体面前呈现,因而主体对于他者的存在具有道德上的保护责任。这种建设性后现代伦理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由现代性所导致的问题,形成了人类应有的问题意识。正如查伦•斯普雷特纳克(Charlene Spretnak)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当我们认识到我们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非自然的主宰之后,我们应以何种方式对待人类社会?”“我们怎样才能用提高人类尊严的方式来消除痛苦?”“我们怎样才能恢复个人、组织、社区和地区的权利和责任?”(1998:55-57)这样的提问从建设性意义上向人们唤起责任意识与道德感。这种责任意识和道德感不仅促进我们每个人要进行良知的反思,也在警醒后现代社会中的政府和整个社会,包括政党、商业组织、社群等,必须认真严肃对待人类的责任——当然首先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从现在开始,共同创造清洁干净而无损于未来的家园。正是这第二种倾向对于本文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

二、对现代生态伦理的评说

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一大严峻的难题。生态环境的恶化有以下突出表现:森林急剧减少、土地严重退化、淡水资源日益匮乏、生物多样性减少、酸雨和温室效应加剧、海洋资源破坏、自然灾难增加、臭氧层破坏,以及能源危机等。面对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在20世纪60～70年代,人类的环境意识觉醒,历史学、哲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率先提出了生态危机及其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伦理学命题以及“增长的极限”的经济学-政治学命题。1972年斯德哥尔摩的联合国环境大会将生态环境的议题国际化。1973年欧洲第一个绿党——“人民党”在英国诞生,开始在欧洲政坛异军突起。这些现象表明了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在基础层面的共同意识已开始形成,也为生态环境问题的现代性伦理研究提供了背景和资料。

现代伦理学家充满着焦虑,特别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诸多派别,如“大地伦理观”、“生命伦理”、“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以及“深层生态学”等等。可以说,现代伦理并没有无视现代性给生态带来的麻烦。相反,面对生态危机,他们不约而同地反思人类的行为,反思现代性的问题,并试图在重建生态伦理的努力中,确立人类的价值观,以改变人类精神生活的品质。应该说,它们对于人类的“生态”观念的确立是有其重要贡献的。例如,“大地伦理学”及“深层生态学”中的自然观,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某些观念,对人类行为的破坏性后果的反思等,都是有启发、有思考价值的。

但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生态伦理观存在着致命的缺陷。缺陷一:自我问题陷阱。当他们将人类从中心位置“赶走”以后,并没有找到“非中心”的方法以克服人类中心观念带来的问题。相反,他们十分错误地将非人类置于中心位置,这是对人类某些错误行为的极端化处理方式,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甚至还可能使问题变得更糟糕。因为,人类如何退出中心位置的问题,需要人类自己来解决。但非人类中心主义首先从中心里驱除人类,就陷入了问题不能解决的困境,从而使人类只好停留在自己发现的问题陷阱中不能自拔。缺陷二:非人类中心主义没有根本摆脱现代性的羁绊,在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在非人类关怀上的救世主义,以及在实践主张上的不可操作性,使其很难确立起独立而有价值的理论体系,最终不过是一篇一篇的宣言。

现代伦理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恐怕存在的问题更多一些,主要是他们仍然过分地看重了人类的行为能力。虽然他们试图诉诸于人类的道德自觉来实现人类文明与自然的和谐,但这不过是现代理性的另一种体现。并且,若只能求助于理性,求助于政治的干预,最终将导致不同国家之间的一种利益博弈关系的格局,正像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的争吵一样。2009年7月24日,中国的“绿色搜狐”网站推出了“2009气候变化中国声音媒体行动倡议”,有30位媒体社长总编共同发出该行动倡议,倡议书中写道:“一个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协议的谈判正在进入高速轨道,有192个成员国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期望2009年底在哥本哈根达成新的协议。如果各国不能达成共识并采取更有效的行动,温室气体排放将急剧上升,加速气候变化,后果不堪设想。”①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最后还是无果而终,这不能不让媒体感到遗憾。实际上,将所有的期待都诉诸于世界各国及联合国,以为通过会议和协议的方式能够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如生态环境这样的共同难题,恐怕难免会失望的。目前的根本障碍来自已经被高度理性化的“理性”,这是人类的“集体无理性”,是现代性的致命伤,结果就像人们所看到的,哥本哈根大会不过是上演了一场“气候政治”的闹剧。即使通过一个什么“议定书”,其最终的效果如何也是无保障的,更何况其文件本身也有诸多不合理的内容。

澳大利亚的医生、科学家大卫•希尔曼(Dowid Silverman)教授和哲学家约瑟夫•韦恩•史密斯(Joseph Wayne Smith)合著的《气候变化的挑战与民主的失灵》,读后颇耐人寻味。他们说:“我们认为自由民主制作为一个社会制度是有生态缺陷的,因为它导致公地悲剧。51%的人投赞成票就能毁灭49%的人希望保护的一种资源(或只是为了保持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因此民主制度的核心存在着破坏生态的可能性。”(2009:15-16)当我们今天忧心忡忡地思考生态环境问题的时候,如果不能认真反思人类已经成为习惯和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许多道理,我们就不可能获得超越的智慧。

三、以后现代伦理视角来看生态文明的价值

生态文明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这个基本价值产生于人类对自然的新的理解。这是反思式的理解。只有经过这样的理解过程,才会达成对生态价值的人类共识和真正开始建立人类的信任关系。

如何理解自然?不能认为自然就是我们眼前所面对的所有事物,因为这样不仅可能会将人排除在自然之外,而且还将可能把需要从自然排除的东西留了下来。也不能说自然就是我们今天的人类必须加以保护,从而使之更好地用于人类目的的所有存在物,因为今天的人类对自然的劫掠远大于对自然的保护,而保护无非是想更公平一点来维持和发展劫掠能力。当然,也不能将自然视为我们的崇拜体,因为任何崇拜体都在被人类赋予意义以后被人类所利用。

齐格蒙特•鲍曼说:“在后现代世界中,事情之发生可能并没有使它们具有必要性的理由,人们行事几乎不需要通过可以说明的目的检验,更不用说通过‘合理性’目的的检验。”(2003:38)这丝毫不是说,后现代世界是混沌的和无秩序的。相反,它的清晰和秩序不是因为某种或某些理由,不是在目的的力量迫使下形成的。它出于自然。这个自然首先是在经过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基础上的新的理解。自然就是清除了套在人类脖颈上的理性枷锁以后的人的悟性与良知,因而,自然首先是人类生态文明意识觉醒以后的“心境”,其次是恢复了人的本真面目以后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哲学化”地说,自然就是人对自己及其关系的本真性的占有。

因此,学会理解自然是面临生态环境危机的人类的第一个必修课。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但也是希望所在。这个过程远远不是一项宏大的科学与技术规划,它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新的演化。我们这里谈论的生态文明恰恰是在这场演化当中置于人类心灵中的种子。这场演化是从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开始的。目前人类所遭遇的绝大多数环境的灾难都来自生态环境的抗议,这是将世界乃至宇宙二元化以后所招致的最大悲剧。人类与自然的和解是人类必须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其首要的步骤是放弃破坏性掠夺性的行为。

这场演化将在实际进程中培育生态文明共享的价值观,确立“他者”优先权的共识。这需要人类自我唤醒。唤醒由于理性的遮蔽而沉睡在心灵中的智慧,使后世公民“成长为具有生态意识的人,在这种意识中,一切事物的价值都将得到尊重,一切事物的相互关系都将受到重视”(大卫•雷•格里芬,1998:227)。怎样才能真正实现这样的诉求?要形成“他者”观念,确立“他者”优先权意识。每一个我(个体或社群乃至共同体)都是一种自然存在,同在的自然彼此为他者。这是一种伦理秩序。这个秩序的行动要求,即道德要求是他者优先权。同在的自然秩序与他者优先的道德行为,将共筑起共享的生态文明的价值观。

由此,全球“公义”具有了可能性。公义不是通常的“正义”的概念。正义以习以为常的所谓普遍性的理性观念为基础,这种正义是对强权的掩护。公义以新的自然观为基础,是复杂多样中自然产生的无差别性。“我们的文明在范围上确实是全球的,要是没有天然的能源资源它就无法存在”(安东尼•吉登斯,2009:253)。这就是一种无差别性的认识。共享的生态文明的价值观将是自然产生的无差别性的文化生态基础。共筑全球文化生态的努力,在多样性中发现无差别性,从而在文化上一点一点清除掉禁锢人们头脑的理性枷锁,这是生态文明伦理学的重要天职。

四、人类的责任

责任是不可改变的要求。在形成和维护生态文明价值的过程中,必须将责任注入人类的灵魂,使人类重建对自然的敬仰,重构我们的精神生活,这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严峻课题。与此同时,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构建全球低度政治生活体系,这是一个基础的环节和必经的道路。全球的共同学习,建立全球的“反思哲学”,形成人类的“自然在场”意识,这是生态文明向人类发出的动员和呼唤。

构筑全球低度政治生活体系是本文的一个重要主张,也是落实人类责任的可付诸实施的行动。从国家层面看,诉诸于行动自觉,国家与公民社会在环境生态的一致议程和共同行动属于低度政治。在国际层面,非军事非战争的解决方案,同样也是低度政治。全球公民社会的协同绿色行动更是低度政治生活的典型呈现。中国环保专家曲格平说:“近年来,中国开始摒弃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观念,认真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和促进社会公平发展的社会理念;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总体规划和措施。这些发展理念和总体发展目标的转变,正在逐步改变着中国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的发展规划和政策。从环保角度而言,可以称为一次新的环境觉醒。”②实际上,生态环境的政治就是一种低度政治,这种政治既体现为环境保护及其与人类相关性的认识,也体现为与社会一体性的行动。在这个方面,人类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该文为参加美国克莱蒙第四届国际生态文明论坛的演讲稿,参加此次论坛活动及文章获得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行政管理的资助(J50406)]

[参考文献]

(法)吉尔•利波维茨基.2007.义务的衰微,新民主时期的无痛伦理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英)齐格蒙特•鲍曼.2003.后现代伦理学[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英)安东尼•吉登斯.2009.气候变化的政治[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美)大卫•雷•格里芬,编.1998.后现代精神[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美)大卫•希尔曼,(美)约瑟夫•韦恩•史密斯.2009.气候变化的挑战与民主的失灵[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生态人类中心主义 篇7

布朗芬·布伦纳认为，人的发展就是在一个层层叠叠、相互联系的生态系统中发生、发展的，发展是个体与环境的函数。他将生态环境分为宏观系统、外展系统、中间系统、微观系统这四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互动营销的网络。每个系统及其与其他系统的相互关系都会通过一定的方式对个体的发展施以影响。幼儿教师形成的教学风格是在该系统环境中形成的，通过这个过程幼儿教师逐渐形成在不同程度上解释环境特性、参与环境的活动、维持或改变环境的动机与能力，从而在系统互动中实现教学的高度艺术化。下面笔者从宏观、外展、中间、微观系统对影响幼儿教师教学风格形成的因素进行分析。

一、宏观系统———社会现实

宏观系统是个体所处的整个社会的组织、机构、制度和文化背景。宏观系统中的社会组织、机构是有形的，属于“硬件”;文化则是无形的，属于“软件”。教学风格的形成既离不开社会时代背景的“硬件”设施，又离不开文化“软件”，这些“硬件”、“软件”提供了幼儿教师形成自身风格的最重要的外部生态。

任何时代中教师的教学行为都不是纯粹的个体行为，而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行为，因此，必然要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教学风格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教师个体心理因素与外部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矛盾运动过程。

1. 社会经济对教学风格的影响

社会经济对教学风格的影响首先是通过对教师观念的影响来实现的。随着社会经济生活中各种经济关系的改变，人们的行为就会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例如我国在将幼儿教育机构推向市场之后，为了生存和利益，幼儿园要讲质量、讲效益，教师相应地必须认真研究市场，不断更新知识，不断改进教学方法，这样才能提高教学质量，满足现实的需要。随着对能力的要求逐步提高，幼儿教师在教学方式上也逐步地由灌输转向重视通过游戏、通过活动对儿童进行教育。

2. 社会文化对教学风格的影响

传统观念、伦理道德、思维模式等，都在潜意识中影响着教师风格的形成。我国一直强调尊师重道，强调因材施教，这对教师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无论是有价值的还是没有价值的传统文化思想被教师广泛接受，对他们的教育观念和教学行为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对他们的教学风格的形成起到深远的影响。有些优秀教师就是因为在教学中深刻领会、灵活运用了这些思想和主张，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

我们现在提倡要尊重儿童，重视儿童的兴趣、能力、爱好。这些观念正在逐步地渗入幼儿教师的意识之中，逐渐被广大幼儿教师接受，促使幼儿教师从教师中心的教学风格中走出来，走向儿童中心的教学风格，注重“一切从儿童出发”。

二、外展系统———师生关系

外展系统是指个体并未直接参与其中的一个或更多的环境，但这些环境中所发生的事件与个体成长的那些环境中所发生的事件产生联系和相互作用，从而间接影响个体的发展。对于幼儿教师形成自身独特的风格来说，师生关系可以视为外展系统。

师生关系是构成教学风格的基本要素之一，教学过程是师生交往方式及其相互关系是构成教学风格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教学风格的考察，涉及幼儿在幼儿园与教师之间的互相配合的情况、教师在教学中调动幼儿学习积极性的情况、教师在活动中常用的管理模式、活动中的心理气氛等。而这些内容基本上都反映了师生关系的情况。

师生关系也是形成一定教学风格的条件和依据。从幼儿园到大学，师生关系由慈母型发展到教师型再到导师型。与此相应的教学风格也表现为教导型、指导型和引导型等。这就说明了优秀教师教学风格的形成一定都是在“吃透”了学生特点的基础上所做出的一种最佳选择。

三、中间系统———园所环境

中间系统是指两个或更多的个体直接参与其中的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间系统是由直接环境构成的生态系统，除了现在的联系外，一些内隐的联系也会影响个体的发展。幼儿教师在形成教学风格时的中间系统主要是身处的园所环境。

1. 幼儿园的管理

有些幼儿园基于急功近利的目的，在对教师进行培训的时候，设立一个模板，要求所有教师都必须按照统一的标准去做，认为和优秀教师做得一模一样那就是成功的教学，就是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所有教师的教学风格趋同，或者说并没有形成特色。而目标设置合理，有着完备的考核评估奖惩制度，将会形成一种推动教师主动钻研业务，不断改进教学法，提高教学质量的良好氛围。这对教学风格的形成显然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量。

2. 园所的经济状况会影响教学手段的现代化水平

随着教育技术的迅速发展，各种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应用已经成为提高教学效率，改善教学条件的重要途径。对教师来说，能否充分利用各种先进的教学设备，熟练地使用各种电化教具，已成为教学行为中一个极富时代特征的崭新的组成部分，而这对教学风格的形成有不容忽视的意义。然而，在实践中，这些先进设备和教学手段的使用直接受到园所经济状况的制约。经济效益好的幼儿园也许会添置一些现代化的教学设备来帮助教师组织活动，进行教学，但是条件不够好的幼儿园则有心无力。这将不利于教师采用多种教学手段来实现教学目标。

3. 教师群体与人际关系

在幼儿园组织系统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类型的群体，如教师群体、家长群体和领导群体，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等。在群体条件下，个体的心理与行为会因为群体环境的影响而表现出一些不同于个体条件下的明显特点，形成群体心理效应。如果在幼儿园里，某些教师积极学习，不断提高教学技能技巧，不断补充新知识，则其他教师也会效仿，从而形成你追我赶的风气，力争教出自己的特色，这就是群体的促进效应。

人际关系的形成是人际交往的结果，而某种人际关系一旦形成，对人际交往就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幼儿园中，对教师教学行为及教学风格的形成具有直接影响的人际关系主要有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等，教师如果有机会与风格类型不同的优秀教师一起交流切磋，相互学习，必然会起到相互启发、取长补短的积极作用。这也是促使教学风格不断发展和更加完美的重要途径。而上下级关系则对教师的工作情绪和工作态度有影响，正常、和谐的上下级关系有助于形成一个民主、平等、和谐、宽松的心理气氛，使教师能够安心工作，一心一意钻研业务，这就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和教学风格的形成，反之，就会给教师造成极大的精神负担，从而影响他们的工作情绪和工作态度，这对教学水平的提高和教学风格的形成显然是极为不利的。

四、微观系统———自身的特性

微观系统是发展中的个体直接接触的和产生体验的生态环境，是个体对自身从事的活动、承担的角色及人际关系的真切感受和经历。所以，教师的心理基础、教学经验、教育观念等都属于微观系统。

教师的心理基础包括教师的认知、意向特点和个性特征。教师的认知特点，如感知觉的能力与特点，思维形式的特点，思维的灵活性，是属于形象思维还是抽象思维，观察力的敏锐程度，记忆特点，言语的表达方式，等等，都与形成不同的教学风格有密切的关系，教师的意向特点、情感的丰富程度、情绪的控制能力、意志力的强弱、持久性等，也是构成教学风格的重要因素。

教学经验是教师在执教时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逐步积累起来的有关教与学的感性或理性认识和处理教学问题的行为方式。有些教师虽然有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但并不一定都能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而教学经验确实是形成风格的一个必要因素。一般来说，有着独特教学风格的教师从教的时间都比较长，实际上，考察一个教师是否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的参考标准就是执教的时间长短，一般认为从教10年以上的教师开始具有自己的风格。

观念是指导行动的向导，没有信念的教师无法坚持自身的行为，更无所谓形成自己的特点。刘晓东博士认为有着什么样的教育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教学风格。一个坚信“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教师不可能形成尊重儿童、相信儿童的教学风格，而一个认为儿童具有无限发展可能性的教师可能更易于采取探究式的教学方式来对儿童进行教育。

教学风格被看成一个系统的话，这个系统的特征就是开放性、动态性。教学风格系统由不断进行信息交流和能量转换的过程组成，也就是说教学风格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才促成了风格的形成。忽视任何一个方面或者过于强调某一层面，都不利于有效的教学风格的形成。

参考文献

[1]李如密.教学风格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

[2]季燕.从人类发展生态学的观点幼儿教师专业成长.南通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2005.6.

生态人类中心主义 篇8

第一, 没有正确认识自然界存在的意义。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促使人类开始重新理解“人”和“自然”的关系, 人类开始逐渐摆脱过去对主体与客体的理解模式, 试图改变过去对大自然的顺从和敬畏的地位, 并且运用自己的智慧, 借助科学技术来征服和改造自然, 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至上性、唯一性的特点日益暴露了出来, 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 认为人类是高于一切的“绝对主人”, 人类是世界和整个生态系统的中心, 人是“自然之主宰, 万物之灵长”,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只有人才是唯一的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 人是一切非人类存在的主体, 与人类相比, 自然本身不具有价值的意义。因此, 人类实践活动是不可能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而后期演化出的“人类征服主义”、“人类沙文主义”、“物种歧视主义”、“人类统治主义”等都是在没有正确认识自然界处在的意义的基础上产生的。

第二, 没有正确理解人类自身的需要。

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以其自身的需要为出发点。在过去, 人类的活动目的仅仅是为了维系人类自身的生存需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人类对自身的属性和本质有了全新的认识, 主观需求开始飙升, 以人类的需要作为标准来判定其他非人类自然物是否具有存在的价值。其结果是人类只关注自身的需要完全忽视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系统, 时刻以人类的自身需要为准则和一切价值的衡量标准, 把自然界和生态系统当做是满足自身需要的手段, 对其毫无节制的索取, 因此他们仅仅是考虑到当代人的眼前利益和需要而忽视了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人类的发展应是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重发展, 应是一种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而在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旗帜下的发展则是一种畸形的发展, 是一种以牺牲子孙后代长远利益为代价的短暂的、片段性的、昙花一现性的发展。

二、现代理性人类中心主义

现代理性人类中心主义是在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之上对其的扬弃, 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是现代理性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生的基础和前提, 现代理性人类中心主义发扬的是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中挣脱大自然的束缚, 勇于开拓进取、创造价值的部分, 摒弃的是其中的“世界万物, 唯人类独尊”的绝对思想, 与此同时现代理性人类中心主义还做到了以下几点:

第一, 正确处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才是凌驾于万物之上的主体, 而现代理性人类中心主义则是首先承认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和权益。尽管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中, 现代理性人类中心主义承认人类在其中的主体地位, 但它所承认的主体不是绝对的主体, 而是具有相对性的主体。同时它也抛弃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唯一性和至上性等局限。

第二, 力争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和谐发展。

在第42届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最先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报告中指出:“所谓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对后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和危害的发展。这种新的发展观和文明主张从人类持续发展的角度去看待和处理问题, 重新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并把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看做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根本条件。”总之, 现代理性人类中心主义摒弃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中的绝对和极端的部分, 同时也传承并发扬了它包括对人类价值的信仰, 对人类需要的维护, 对人类伟大创造力的理解和对人类利益的关心在内的一系列合理的部分, 又添加了很多丰富的内涵, 如认识到了人与自然的休戚相关, 提醒人们用发展与联系的观点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主张在尊重自然界价值规律的基础之上谋发展, 在发展的同时兼顾到子孙后代的长期发展。现代理性人类中心主义是科学的, 正确的, 符合人类长期发展和时代潮流的人类中心主义, 我们应当积极的走向它。

摘要：人类要想走出环境问题所带回来的全球性的消极影响, 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开辟和谐有序的发展途径, 就有必要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一个全新的审视, 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础之上走向符合时代潮流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理性人类中心主义。

关键词：传统,理性,人类中心主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刘丕坤译)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2]求实.2004.12 (吴仁平, 彭坚) [J]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生态文明——构筑人类共同的家园 篇9

同我们正在遭遇的全球金融危机相比, 以气候变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生态危机, 更具隐蔽性和迟缓性, 其后果可能更具灾难性和长期性, 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显得尤为迫切。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 已日益成为全人类的共识。我国政府对生态文明也是高度重视, 并正在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和办法进行规划和落实。2012年2月23日, 江苏省13个地级城市接到了省政府下达的生态文明建设工程五年目标任务书, 这在江苏省乃至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上还属首次。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中国生态文明的历史, 翻开了新的一页。

生态文明建设刻不容缓

1972年6月, 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与环境会议”, 讨论并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 从而揭开了全人类共同保护环境的序幕。1983年11月, 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并发表长篇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 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模式。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 更是高度凝结了当代人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认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一系列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文件相继问世。

我国一向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把“可持续”确立为国家发展战略。党的十六大强调“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小康社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决定;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坚持“又好又快发展”、“发展与环境双赢”等一系列战略方针的确立和实施, 充分表明了中国人民走生态文明、科学发展之路的坚强意志和决心。

由此可见, 生态文明的提出, 是人们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 标志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共识

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 人与自然都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 而是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共同促进的关系。美国环境保护先驱奥特·利奥波德20世纪就提出了土地理论。他认为人和土地、水、动物、植物都处在一个共同体中, 人不应该把自己看成一个征服者, 而是一个负责任的公民。

人类的发展应该是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协调发展。人类的发展不仅要讲究代内公平, 而且要讲究代际之间的公平, 亦即不能以当代人的利益为中心, 甚至为了当代人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后代人的利益。而必须讲究生态文明, 牢固树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观。

生态文明是负责任大国的必然选择

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 “建设生态文明, 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把生态文明建设摆上十分突出的战略位置, 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的战略高度, 进一步提出必须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提高生态文明水平。这对于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文明共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建设生态文明是我们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立足经济快速增长中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的严峻现实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任务,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反映了我国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清醒认识和自觉行动, 也是对我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有益探索和积极贡献。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 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 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 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 以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生态文明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 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 既追求人与生态的和谐, 也追求人与人的和谐, 而且人与人的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可以说, 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 是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重大进步。

生态文明是人类为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生态文明建设主要涵盖先进的生态伦理观念、发达的生态经济、完善的生态制度、可靠的生态安全、良好的生态环境。它以把握自然规律、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 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 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 以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以及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着眼点, 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 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生态文明既是理想的境界, 又是现实的目标;既是生动的实践, 又是长期的过程。

生态文明的本质特征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是人类文明的应有之义。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自然, 同时文明的进步也影响着自然的结构、功能和演化。传统工业文明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 而生态文明建设则首先要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和谐不是回归农业文明的和谐, 而是在继承和发展人类现有成果的基础上, 达到自觉的、长期的、高水平的和谐。

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中, 首要任务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发展和环境的关系。环境与发展密不可分, 环境问题究其本质, 是经济结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发展道路问题。正确的经济政策就是正确的环境政策, 正确的环境政策也是正确的经济政策。离开经济发展谈环境保护必然是“缘木求鱼”, 离开环境保护谈经济发展势必是“竭泽而渔”。只有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 科学把握环境与发展的规律, 做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相融合, 生态文明建设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当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迈入工业文明之后, 对自然反而缺少了一种敬畏和善待, 取而代之的是高强度的征服和利用。回眸几百年的工业革命, 人类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和科学文化成果的同时, 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整个地球生物圈和主要生态系统都已伤痕累累, 不堪负重。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 但为此付出了过大的资源、环境代价, 环境问题也处于“局部有所好转、总体尚未遏制、形势依然严峻、压力继续加大”的态势。事实表明, 应对全球生存危机、根治环境恶化痼疾, 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人类刻不容缓、极其重大的政治任务。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 同世界发展的潮流是相通的。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 从社会政治到哲学艺术, 都闪烁着生态智慧的光芒。对于中国来说, 复制西方传统工业现代化的模式, 就意味着更加深刻的资源环境冲突。因此, 用生态文明来校正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是一条必由之路。我们要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要尽最大努力, 给老百姓一个美好的生活家园, 给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白云, 绿水青山。对于我国来说, 建设生态文明, 不仅是对我国社会发展模式和规律认识的又一次深化, 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作出的新贡献。

现阶段, 我国现在已经具备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时机和条件。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与此同时, 我国已经凸显自然资源的加速耗竭和环境急剧恶化的多重困境, 长此以往, 经济发展难以持续, 能源资源难以为继, 生态环境将不堪重负。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加快推进的历史阶段, 随着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和人口继续增加, 污染物产生量还会增多, 即使采取各种末端治理的措施, 仍然不能避免环境严重恶化。

我们正面临着新的抉择, 是延续过去的思路继续往前走, 还是寻求一条新的道路。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迫使我们意识到要建立生态文明, 重建被工业文明体制破坏的人与自然和谐环境的重要性。如果人类确实需要走向一个新的文明形态, 那么, 我们的整体思维方式就必须彻底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调整产业机构就将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一个新的文明模式的出现仅仅依靠强制性的规划是不行的, 新的文明模式需要新的行为模式, 而新的行为模式只有在整个社会自觉的伦理活动中才能够去实现。

生态文明是个综合的系统工程, 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当前, 发达国家处于后工业化时代, 而发展中国家仍处在加速工业化与城市化阶段, 经济增长的现实压力与资源环境的长远压力并存, 推进工业文明与建设生态文明的矛盾交织, 走向生态文明, 还需要长期的过程, 需要艰巨的努力。

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 生态文明建设应该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崇高事业。当然也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积力之举无不胜, 众智之为无不成”。要将生态文明理念全面体现到国民经济体系的各个领域和社会组织体系的各个方面, 逐步渗透到广大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 大力宣传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 让生态意识成为大众文化意识, 让绿色消费、适度消费成为全体公民的自觉行动, 进一步营造建设生态文明的良好社会氛围。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意识之时, 就是我国生态环境全面改善之日。

论生态体验与人类和谐发展 篇10

一、生态与生态体验

1.生态理论的研究现状

生态理论在国内外已有前期相关研究基础, 主要如生态伦理、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德育的研究。西方早期重点是针对16-18世纪以来科学主义思想指导下, 人类征服自然、实现工业化所造成的“生态污染”问题而展开理论反思;后期转向“生态哲学”、“环境伦理”和“生态伦理”的研究。中国早期开展了对中国古代生态学思想的整理研究, 对国外生态学著作进行译介, 后期展开了生态伦理学的本土化研究。

2.生态及生态体验的内涵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人们普遍认为“生态”是“生物与其居所 (环境) 之间的相互关系”, “生态学即‘研究生物及其环境的科学’, 复杂的生物系统被叫做‘生态系统’”。[1]如今, 生态的概念已有了新的发展, 其更加深刻的解释是:“‘生态理论’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是人类利益, 即以培养现代人的生态意识为开端, 逐步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相互认同, 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合一的‘自我实现’的境界”。[2]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生态”不仅仅是朴素意义上“生物与其居所的关系”, 而是经过浅层生态到深层生态的发展, 构成了人与生态全新的关系模式。

所谓生态体验, 是指人对所处的外在环境的反应、接受的实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由自身内部语言构成的心理环境的全息感受, 是人认识主观世界与认识客观世界的交汇。目的是从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出发, 引领人的精神境界, 培养健康人格, 从而达到一种新的精神境界。

生态体验既可以置身于山川秀美的情境之中, 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之中, 对“自我”和“他我”进行体验, 且一般表现为自然的进行或自然的介入。在生态体验中, 作为感性个体的人在其生态阅历的基础上, 唤醒和发展其生态潜能, 不断领悟自己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 自觉调整和优化自己的生存态度与生存方式, 以求得新的和谐的自我发展。

二、生态体验的路径及相互关系

1.三维生态体验系统

目前, 关于生态体验的路径及模式的研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三维生态体验系统”说。在这个系统中, 生态可以划分为自然生态、类生态和内生态。“个体时刻生存在自然生态、类生态和内生态等生态关系之中, 做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生态因子”。[3]在这里, 自然生态是指人的自然界定义下的生活环境, 包括风光、生活场景等要素, 类生态是指人与社会关系定义下的生活环境, 包括人与其他个体交流、人的价值体现等要素, 内生态是指人的内心世界定义下的生活环境, 内生态体验是人关于自己内心世界之存在境界的感受和领悟。包括人是否能做到“己合”, 即保持自我心理平衡等要素。人在和谐的三维生态关系状态下生存, 才能保持身体健康, 精神饱满, 达成较高的精神境界。反之, 如果三维生态处于矛盾、分离或缺失状态, 人就会出现身心失衡或紊乱, 思想境界也便表现出不稳定或畸形发展的情形。可见, 三维生态关系及其和谐存在对于人的生存及发展的价值。

三维生态系统中, 类生态体验、自然生态体验和内生态体验互为条件, 在相互制约中动态提升人的思想境界。内生态是自然生态和类生态作用的结果, 或者说是人的主观世界对外部环境的客观反映, 而人的内生态体验是否平衡, 又直接影响其类生态体验和自然生态体验效果, 类生态与自然生态之间也可以产生相互作用。三者之间关系可用下图表示:

2.三维生态体验系统内部关系

由图可见, 在三维生态系统中, 内生态体验居于中心的位置, 它决定着人的最终体验结果。三维生态最后是在内生态体验中达到统一和谐状态的, 即生态体验的结果最后生成的关键取决于内生态的状态, 类生态体验和自然生态体验都是以内生态体验为内在基础而发生的, 并以内生态体验为最高境界。因为人在进行生态体验的时候, 实际上是在寻求自己内在的心灵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生态平衡与和谐, , 求得身心和谐, 达到“己和”的境界。

三、人的和谐发展与生态体验

1.生态体验决定人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认知

人的发展既不同于动植物的生长, 也不完全等同于人的生理能力的变化, 而是一个具有丰富的自然、社会内涵的辩证历史过程。人的和谐发展决定于人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客观、科学的认知。生态体验就是人对所处的外在环境的反应、接受的实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由自身内部语言构成的心理环境的全息感受。

由于每个人的生活阅历不同, 个体对三维生态的体验也会不同;不同的体验会形成不同的人生观。如近代的科学家爱迪生、牛顿、爱因斯坦等, 更多地把生态体验归结为幸福地、勤奋地、争分夺秒地工作, 不断地进行科学创造与发明, 瑞妮·威尔菲尔德认为“我们更注重我们的智力, 我们一贯认为思想永远高于肉体。我们与自己的身体失去联系、与自身的智慧脱节了”。为此, “我们的下一个进化的转折点是从与我们内心产生的与周围的一切保持不断联系的角度去体会、感受自我。只有时刻感受到自身内发生的一切, 才能感到我们自身的统一, 认清我们的身体、思想、精神的实质”[4]。可见, 生态体验的平衡感受能排除自私之心, 使妄自菲薄心态的害人之心变为爱心, 同时也是治愈“消沉抑郁心态”和“妄自菲薄心态”的过程, 帮人们认识“乐观自信心态”的感觉和愿望, 从而使人们把乐观肯定生活的态度与其事业、学业发展的自觉结合起来。所以, 只有当三维生态处于完整与和谐状态时, 才可能发生健康的生态体验并达成较高的人生境界。

2.生态体验的理想境界是促进人的和谐发展

生态体验的理想境界, 对个体人来说就是一种内外和谐的境界, 一种万物和谐的人格境界, 在生态体验的前提下, 人们可以在新的层面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 逐步确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互惠共生的关系, 进而促发自我内心的生态体验的最佳效果, 特别是“要树立人类是一种‘生态因子’的思想观念, 为保持整个生态关系的和谐与协同进化, 人类应互爱, 爱护大自然、保护生境, 调整和保持自己的内生态”。[5]这种思想观念贯穿到人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人与人的关系上, 要友善、关切、团结协作, 共同创造和享用人类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努力利用科技手段有效地净化和保护环境, 维护生态平衡。在人对自己的关系上, 能够体微细察, 客观、准确地认识自己, 评价自己与外部的关系, 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 使之能够适应自然生态和类生态的发展、变化。以此为基础, 人们还可以进一步对未来的自我发展进行规划, 构建可持续发展、协同进化和和谐共生的人生目标。

可见, 一个人只要能够拥有一个开放、平和、包容的心境, 向自然, 向他人, 向自身;那么, 当其置身于变幻的大自然之中, 或面对不同生活境遇, 或与不同人格特质的人接触中, 都可以体验到一种来自周围生活世界和自然之境的生命涌动, 体验到一种来自自己生命深处的生机, 体验到自己作为一个具有个性的存在而带给周围世界与他人的欢乐, 从而寻找到自己的和谐感、满足感和幸福感。拥有这样一个生态体验, 可以激发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事业孜孜不倦的追求, 实现自身的和谐发展, 创造人生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P.迪维诺著.生态学概论, 236.

[2]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 24, 93.

[3]刘惊铎.生态德育是一种新德育观.新华文摘, 2008, (1) .

[4][美]瑞妮.威尔菲尔德著, 孙丽霞译.身体的智慧, 5、7、95-99.

生态文明是人类全新的文明形态 篇11

生态文明；生态危机；文明；生产观；文化

[中图分类号]X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1）03-0063-04

一、生态文明：破解生态危机的时代选择

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2007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统计，1990至2005年15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3％，而且目前仍然以每年730万公顷的速度在减少。同时，全球有约2/3的国家、地球表面1/3以上的土地(超过40亿公顷)和10多亿居民遭受沙化、荒漠化的危害。由于持续扩大的荒漠化，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估计，到2020年，将约有1.35亿人面临着被迫离开家园的危险。不仅如此，从20世纪60年代起，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臭氧层破坏等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凸显．江、河、湖、海在污染中哭泣，森林、草地、耕地在沙漠化中呼号，生物资源在浩劫中走向灭绝，矿物、能源在滥采中走向枯竭；自20世纪末以来，洪涝、干旱、沙尘、酷热、奇寒、地震、蝗虫、赤潮、泥石流、非典、疯牛病、禽流感等灾害在地球上蜂涌出现。

所有这些无不表明：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愈来愈危及人们的身心健康，危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稳定，危及子孙后代的繁衍生息，进而直接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只一有个地球，如果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得不到有效的遏制，高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生态安全，随时都有坠落的危险，其结果必然是使人类失去赖以立足的地方，导致全球性的毁灭。这给陶醉于征服自然巨大胜利之中的人类敲响了警钟，人类不得不对这一时代性难题以及导致其产生的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甚至支撑这一发展模式的人类文明形态进行深刻地反思。

所谓生态危机是由于人类活动所引起包括生态秩序紊乱、生物演进退化、生态圈质量下降、生态范围萎缩等在内的一种自然生态的退化现象。生态危机并非自然本身的危机，而是人的危机，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组织形式的危机。它导因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衡，具体表现是在人类创造辉煌经济文化奇迹的同时对自然界资源进行了近乎是“竭泽而渔”的掠夺性、粗放性的开发和超负荷的索取，由此造成了人类从自然界索取资源的能力，大大超过了自然界的再生增殖能力以及人们补偿自然资源消耗的能力；人类排入环境的废物大大超过了环境的承受能力，以致自然生态系统“透支”过多，“亏空”过大，产生了巨额生态赤字、环境欠债。

生态危机的出现来自于工业化生产方式所产生的消极环境成果，要想从根本上破解这是时代难题，首先就要从人类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生产方式入手，消除这些消极的环境成果，而这正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生态文明主张人们将生态纳入发展的思维,自觉遵循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原理，运用高科技，按照生态化的原则组织生产，形成生态化的生产方式，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把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对大自然的“征服”、“挑战”变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共同发展。在生态文明社会里，人类追求的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为此，在生产方式上它要求转变工业文明时代的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特点，主张运用生态技术和生态工艺，改造传统产业，实现社会物质生产的生态化，形成生态化的产业体系，并使这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使人类生产劳动向具有净化环境、节约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新机制上转化，向与生物圈相互协调的方向进化。面对当代环境危机及其导致的人的“生死之忧”，从文明重建的高度审视和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走生态文明之路，无疑是全球化时代人类最终破解生态危机这一时代性难题，将自身从以往的发展悖论中解脱出来唯一出路。

二、生态文明：扬弃工业文明的全新阶段

人类要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必然面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矛盾，文明就是人类在克服这些矛盾的努力中所达到的历史进度。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人类需要永恒面对的矛盾，在连绵不断的文明演进历程中，人类不断地调整着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从被动适应走向主动适应，从崇拜、顺应自然走向改造、征服自然。

在原始文明阶段，人力同自然力相比非常微弱。在人与自然的对抗中，自然是主宰者，人类在巨大和神秘的自然界面前,显得无知、不解、困惑，受制于未知的自然力的统治，任由其摆布。在这种状态下，人类活动很难对自然生态环境构成破坏，自然基本没有被触动，人与自然保持了一种原始的和谐状态。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自然可提供的产品已经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为了生存，人类必须扩大对自然的索取，这一矛盾给人类以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并帮助他们克服无数艰难和险阻，最终从自然荒野跨入农业文明的门槛。人类主动利用、改造和开发自然进而让自然更加符合自己的意愿。

从原始文明过渡到农业文明是历史的进步。和原始文明人类依附于自然的被动状态相比，这时的人类驾驭自然、做自然主人的思想有所强化，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进程也有所加快,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但由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限制，人类的生产活动也始终依赖和顺应自然，遵循着自然韵律，人类依然相信有天神的存在，肯定自然对人的主宰作用，认为人仅仅是“神支配下的自然主人”。人类对自然开发的范围，仅限于农田生态系统和经济林生态系统，尽管在这一领域也曾人为地导致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甚至导致诸如古巴比伦、哈巴拉、古希腊、玛雅等文明的衰落，但这种破坏在范围和数量上是有限的，从全球范围来看，也仅是局部现象，并没有也不可能构成对生态环境的整体性破坏。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主要是“生物型”生产，对环境的影响不大，人与自然的矛盾没有激化，人和自然的关系总体上还是和谐的。

在人类社会不断的演化进程中，人类总是在不断地调整着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从被动适应走向主动适应，从崇拜、顺应自然走向改造、征服自然，人类在自然面前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力量。18世纪60年代，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打破了历时数千年的农业文明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照亮了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金光大道。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人权取代了神权，人的理性取代了神的理性，这时自然不再令人敬畏，人类真正成了自然的主人，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和农业文明时代手工劳动的生产方式相比，工业文明采用机器大工业取代了手工业，采用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劳动，人类通过机器而延长了自己的手臂，机器为人类解决了力量不足的缺憾，使人类劳累和艰辛的工场手工业劳作得以解脱，更有能力伸向大自然去索取。于是，在短短的300多年内间，大自然的财富随着机器的轰鸣声不断地向人类滚滚而来。凭借着所生产的足以维持并满足几十亿人口生存的欲望的巨量物质财富，工业文明极大地稳固了人类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并借此最终战胜和彻底摧毁了古老的农业文明，使整个世界得到了迅速的改变。

在人类文明史上，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只是一种历史现象和过程，最终都会消亡，被新的文明所取代。文明演进的结果，总是在不断践踏自己所创造的成果，使自己暗淡无光，以至走向穷途末路；这时新的文明就出现了，每一种新的文明形态都是对前一种文明形态的扬弃，伴随着新的文明人类继续向前发展。历史上每一次文明的更替莫不如此。工业文明在创造了人类的辉煌之后，也正在用它巨大的创造力摧毁自己，使自己陷入不能自拔的艰难境地。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必然产生的更高程度的文明形态，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在文明形态、发展状态、道路和模式等方面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由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不仅如此，生态文明的提出，从现实维度来看，也归因于工业社会自身的缺陷和约束。工业文明否认自然界自身的价值，因此在赋予人类极大的改造自然力量、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繁荣的同时，也进一步激发了人类战胜自然的欲望，进而引发人类为了眼前物质利益的享受，只考虑自已的生存，很少考虑“自然界的生存”，以征服者的姿态不断地掠夺、损害和破坏自然界，忽视对自身行为的调节的控制，不尊重自然规律，轻视、主宰、奴役、支配大自然的行为大量出现,最终激化了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导致人类的生存面临以“问题群”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系列严重危机，不仅使经济的持续增长难以为继，也使整个人类社会的持续生存和发展面临困境。

以高投入、高能耗、高消费为特征的工业文明本身就是这些危机产生的根源。因此，在工业文明的框架内，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解决这些危机，人类就必须超越传统的工业文明及其发展模式，探寻一条新的文明模式和发展道路。没有文明的转型，人类就没有出路；只有促进和完成这种转变，人类才能自我拯救。工业文明的危机绝不意味人类文明已经走上了绝路，建设生态文明也不是要结束现代文明的历史，生态文明观是对以增长为核心的工业文明观的扬弃。这不仅包括对工业文明时代所创造的辉煌的科技成就、科学思想、民主制度、不朽的艺术成就和空前的社会财富的充分肯定和继承，同时也包括对工业文明时代关于人类要凌驾于自然之上、要主宰和控制自然的思想的根本性改造。

三、生态文明：超越传统生产观的深刻革命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这种理解一方面把生产力范畴建立在人与自然绝对对立的基础上，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无视或忽视二者的统一；另一方面认为“生产力即社会生产力”，把自然生产力从生产力范畴中完全排除出去，只承认和肯定社会生产力，无视和否认自然生产力。并据此认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越强，改造的程度越深，则生产力水平越高，也就越能推动社会发展。

这种生产观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形而上学的解读。这样的生产力是只考虑人类利益的“自私”的生产力，是对自然只有“索取”没有“奉献”的生产力，是只求“自然为人”不求“人为自然”的生产力。这种意义下的生产力在衡量标准上只能采取以劳动工具为尺度的技术标准，或以劳动生产率为尺度的经济标准，从劳动品质方面来理解生产力水平，却不可能着眼于“劳动”与“自然”的结合，也不可能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职能定位上也仅仅局限于通过对自然界的无限度开发，使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范围不断扩大，进而满足人类的无限欲求。

自然生产与社会生产、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始终是相互作用、交织在一起的。讲生产力必然要涉及客观存在的这两个方面。在对生产力的理解上，只讲社会生产力，不讲自然生产力，处理不好自然生产与社会生产、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之间内在辩证关系，无视自然生产的发展和自然生产力的补偿而片面追求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这必然导致人类在发展中只强调对自然的索取，却不注重对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保护、只考虑生产活动的经济效益，或者至多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结合，而不考虑其生态效益。这样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不可持续性，其结果只能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最终演变为对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构成致命威胁的生态危机。

生态文明建设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及和睦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主要内涵，倡导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追求物质与精神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注重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科学地揭示了生产力的发展是自然生产与社会生产的相互作用、人与自然共同进化的成就。它的提出和实施，是人类对长期以来发展模式反思的结果，是对传统生产观的重大革命,是人类文明理念的一次创新。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环境和谐统一、可持续发展的一切成果的总和，具有丰富内涵的理论体系。它不仅说明人类应该用更为文明而非野蛮的方式来对待大自然．而且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等各方面都体现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崭新视角。在生产方式上，它追求的不再是以传统GDP为核心的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在生活方式上，它反对过度消费倡导人类通过建立合理的社会消费结构、克服异化消费追求一种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生态的生活而非以往对简单需求的满足和物质财富的过度享受。

四、生态文明：标志未来文化的核心理念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主要源泉，是最有活力的生产力，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丰厚土壤，是综合国力的基本体现，也是贯彻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内涵。从社会文明的发展方向来看，未来的发展不仅表现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还将体现在人及其生产的物质产品与自然的关系上。从这一方向来看，未来人类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哲学认识将从以对立性为主体地位向以同一性占主体地位转变，未来人类的价值取向必然要从以人为核心转移到人、社会和生态谐调发展。未来人类的道德认识必然要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扩展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充分认识自然的存在价值和生存权利的基础上，增强人对自然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协调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达到三者共生共荣、共同发展。

生态文明不仅要求对以往所形成的狭隘的生产方式进行变革，丰富、扩大和深化社会生产的内容、范围和层次，建立一种全新的生态化生产方式，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还要求深入到人类文明尤其是工业文明的传统哲学之中，对支撑这一生产方式的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文化理念和意识形态进行深刻反思，从根本上改变以往所形成的狭隘自然观，建立一种不仅承认自然界的地位和价值，而且把世界看作是一个“社会—经济一生态一自然”复合系统的全新“大自然观”，并按照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不侵害后代人生存发展权的道德观以及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在思想观念上培养和谐相处理念，在生产方式上培养可持续发展理念，在生活方式上树立适度消费的观念，使社会在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宗教信仰、人文关怀等方面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下转第67页）

（上接第65页）

建设生态文明不仅是一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革命，更是一场集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消费观念于一身的人类文化价值和文化战略的深刻革命。在生态文明时代，人们将超越工业文明时代那种认为保护环境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的肤浅的观点，把维护地球的生态平衡视为实现人的价值和主体性的重要方式人类在自然面前将保持一种理智的谦卑态度。人们不再寻求对自然的控制，而是力图与自然和谐相处。科学技术不再是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的助手。人对物质产品的追求和消费将不仅以其价值和使用价值为衡量标准，还要考虑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是否符合生态保护，是否有利于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生态文明对人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引领作用，它引导人类在进行某一经济活动时，成为生态结构的调控者，对自然负有天然的道德、责任、义务，使人在以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生存境界、开拓新道德新境界，实现“量变中的部分质变”。建设生态文明的提出，还把人与自然的伦理文化研究提高到发展道路、发展目标的崭新战略高度，并作为战略决策付诸实施，对解决当代全球问题，创建人、社会和生态环境共赢的生态文化体系和推动社会走向更高级的可持续发展的文明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只有进行文化价值观念的革命，树立和发展生态文化观念，才能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从而对长期以来人们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不惜破坏生态环境，肆意挥霍浪费自然资源的生产式进行彻底变革，从而将人类从以往的生存危机中拯救出来。随着人类生态文明意识的不断提高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生态文明必将不断地向纵深发展，引领人类文化的不断创新和发展，成为人类社会文明的主导。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巨乃岐，刘冠军．生产力新论——大生产观初探[J].东方论坛,2003，(1).

作者简介：

巨乃岐（1958—）陕西岐山人，信息工程大学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教员，副教授。从事科学技术哲学教学与研究工作。

论人类生活方式的生态准则 篇12

一、倡导节约, 反对浪费

倡导文明、健康、勤俭、反对浪费的生活方式, 主要是指道德操守高尚, 既勤奋又节俭。它大体上应该是:明礼诚信, 崇荣拒耻, 操守高洁, 情趣高尚, 家庭和美, 富而勤俭, 富而思进, 自强不息, 奉献社会。这样的生活方式, 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都非常有益处, 是共产党人和人民大众首先应该选择的生活方式, 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之不可或缺。

倡导文明、健康、勤俭、反对浪费的生活方式之所以必要, 还因为社会上确实存在着奢靡的生活方式, 且有蔓延之危险。当前社会上, 有些人包括一些党员领导干部, 钱袋子鼓了, 脑袋瓜子昏了, 生活变奢侈了, 其表现是:纸醉金迷, 挥霍浪费, 宅藏“二奶”, 嗜赌成瘾等等。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仅害己、害家、害社会, 还是走向腐化堕落的温床, 是社会发展的腐蚀剂。

倡导文明、健康、勤俭、反对浪费的生活方式, 意义重大而深远。因为生活上的俭与奢, 连着工作上的廉与贪。依照现在领导干部的合法收入, 他们没有条件生活得很奢侈。如果贪图奢华而钱不够, 怎么办?办法就可能包括了去占、去捞、去贪、去受贿。“俭, 德之共也;侈, 恶之大也”。俭能立人, 奢能毁人。俭与奢, 不仅关系到个人的事业成败、荣辱沉浮、家庭成破, 也关系到政党兴衰、政权兴废。

倡导文明、健康、勤俭、反对浪费的生活方式, 有利于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勤俭节约与艰苦奋斗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好像是一对孪生兄弟, 同生同长。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也是共产党人的传家宝。我们党是靠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起家的, 也是靠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发展壮大、成就伟业的。没有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就没有今天的美好时代和幸福生活。同样道理, 我们要建设富裕、文明的全面小康社会, 要构建和美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也必须依靠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二、远离奢华, 适度消费

所谓适度消费, 又称合理消费, 是指家庭生活消费必须与国情及家庭收入相适应, 量入为出, 不赶时髦。在中国现阶段提倡适度消费仍有其必要性。

第一, 中国当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生产力发展从整体上讲还比较落后, 而且发展不平衡。全国还有几千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连最起码的温饱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提倡适度消费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是中国人民的传家宝。中国革命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兴旺强大, 都是靠这一传家宝取得的。现在, 我们正在努力向着第三步战略目标前进。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仍然需要全国人民发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而提倡适度消费则是与这一精神相一致的。

第三, 从世界范围来看, 就连经济发达的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居民的消费也是很有度的, 他们亦然崇尚勤俭节约, 而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大手大脚、铺张浪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更应该树立适度消费的观念。

总而言之, 在中国提倡适度消费是有其必然性的, 它并非与“中国当前所处的经济形势不合拍”, 更不是与“党和政府提出的‘扩大内需’的国策相悖”的, 而是与中国的国情和中国居民的家庭收入相一致的。所以, 无论是现在, 还是在将来, 适度消费作为一种消费观念, 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 仍需要在全国居民中大力提倡, 我们绝不能只为了当前利益而一味地去要求全国居民进行脱离实际的超前消费或高负债消费, 也不能就此就完全否定中国居民长期形成的“无债一身轻”、“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

三、道法自然, 无为而治

道法自然的首要论点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即“自然无为”是作为守身之本的“道”, 要顺乎自然规律, 不可有人力之强加妄为。它是指依照事物的本性而自由伸展, 并顺其自然, 无执无施, 使天地万物处于自然和谐的状态。道家把“以无为常”看成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取向, 当然这种“无为”并非要人真的无所作为, 它是相对“有为”而言的。道家所言的“有为”, 是指违背自然本性 (或自然法则) 的“妄为”、强作之意。在道家看来, 如不遵循自然规律, 任意按人的功利原则去盲目蛮干, 将导致一系列虚幻、荒唐甚至是危险的后果。所以, 道家的“自然无为”既要天地万物都遵守“自然无为”的原则, 也要求人效法自然, 顺应自然, 无私求, 无妄动, 莫强作。“老子认为, 天地自然界的万物都是道之所生, 所生之物都是按照自然的秩序运动变化的。”“老子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是, 人要遵循自然法则而善待万物, 生养万物, 尊重万物, 使万物各得其所, 各遂其生。”老子曾告诫:“知常曰明。不知常, 妄作, 凶。”有人说, 21世纪是生态世纪。事实上, 生态问题从古代就开始发生了, 老子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他告诫人们要善意对待自然, 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后来的黄老学说也讲:“顺天者昌, 逆天者亡, 毋逆天道, 则不失所守。”只有掌握了天地万物的普遍规律, 并按照规律办事, 才可能获得成功。

从现代意义上讲, 人与自然的和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们为了满足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 在合理的范围内, 充分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二是人们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 必须遵守自然的客观规律, 注意对自然的保护。问题在于人类为了追求眼前个人或局部的利益, 往往对自然采取掠夺式的野蛮开发, 使大自然的生态平衡遭到极大的破坏, 他们对自然的态度也是漫不经心的, 忽略对环境的保护。换句话说, 现代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问题上, 过分地看重从自然中索取财富, 而忽略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所以, 如何正确地对待自然, 道法自然哲学思想就彰显出了它的重要性。

四、健康文明, 塑造文化

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可以用两个基本的标准来判定。第一个标准是行为是否是建设性的, 即对行为者自身和社会造成的后果是否良性。第二个标准, 即社会亲和标准。具有社会亲和特征的行为, 是健康文明的, 否则就是反健康文明的行为。一种行为无论怎样有益于自己, 如随地吐痰、乱扔乱弃垃圾, 如果对周围人群有不利影响, 那就必定是反健康文明的行为。

在一定意义上讲, 健康文明的行为或生活方式是由文化来塑造并维持的, 文化如果不能发生实质的改变, 文明建设的步伐必定是缓慢的。而且,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的实践表明, 有关经济发展自动带来文明的普遍提升的设想并没有得到证明。

文化在本质上是影响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和行为选择倾向的观念和物化环境的历史沉淀和社会现实的总和。当一种行为或现象普遍到被人们参照, 并影响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和实际行为选择时, 它就成为了文化。

自然, 当一种健康文明的观念或行为方式普遍到被人们参照并成为文化时, 它的作用就是良性的, 有利于人们养成健康文明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当然, 文化有其自身的惯性, 只有当社会机制的运行有利于引导人们健康文明的行为或生活方式养成的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时候, 文明才获得实质的进步, 已经形成的文明才会作为一种文化要素在不断塑造高素质公民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文明发达的社会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文明的发展和保证是建立在一种有效的、经常性的矫正机制基础上的。因此, 如果一种制度或者规范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之初高度重视, 过了一段时间就淡化了, 想起来就用, 想不起来就算, 甚至被抛到脑后, 这样的话, 无论我们制定多好的制度和规范往往都会被弱化。更为可悲的是, 这种从严格到淡化的过程, 造成了一种文化理念的破坏, 使人们相信, 规范存在的实质意义仅仅是你是否会被“逮住”, 是否会为犯规付出代价。在实际生活中和我们目前执法的过程中, 不被逮住的可能性, 远比被逮住的可能性大, 而且, 即便被逮住了, 还可以利用各种力量干预。违规行为肯定地满足了需要, 带来益处, 而是否会为之付出代价却是极不肯定的。从而, 我们面对法规心存侥幸发展为相对普遍心态, 我们的文化中也相应滋生出了规范相对性概念。既然违规带来好处而又未必付出代价, 何乐而不为?

一个社会文明的进步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社会需要主流榜样群体引导社会文明的良性发展, 社会需要建立设计良好并经过实验被证明有效的“程序激发”机制, 使社会的运行处于有效的全程管理之中, 而不是仅仅靠“事件激发”机制来应急。只有社会的各个侧面和谐协调, 使社会的基本走向是良性的时候, 社会文明才能得以顺利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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