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翻译

典籍翻译（精选12篇）

典籍翻译 篇1

多民族、多元文化构成了百花齐放、绚丽多彩的中华文化大家园。55个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中最具特色、最富魅力, 文化多样性资源也最为丰厚。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要“提高文化开放水平”, 指出:要“扩大对外文化交流,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1]加快推动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和典籍翻译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一、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传播之意义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其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是促进民族繁荣的政策。这种繁荣既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和思想道德水平及人口规模和素质等方面的全面提高, 也包括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充分发展。在目前已公布的国家法规和政策中, 传承和传播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日益受到重视, 少数民族文化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按照国家政策导向及文化保护与发展的需要, 国务院制订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实施了一批重大文化工程, 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重点文物维修保护工程、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等, 诸多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已列入了国家级或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有的这些都成为彰显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与社会和谐的重要表征, 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整体上得到了延续和弘扬。从发展趋势看, 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不仅植根于中华大地, 而且在亚洲和世界华人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随着文化强国建设步伐的加快,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必将在全球升温, 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也必将进一步加强。

但是, 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功利思想的双重夹击下, 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传播面临着很大的冲突与调适的问题。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失衡现象严重, 少数民族文化重开发、少保护, 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庸俗化, 原生态民族文化传播变样等问题是近年来学者比较关注的问题。面对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和都市化的冲击, 更由于缺乏文字记录和传承人口少的原因, 处于经济欠发达区域的少数民族传统也面临着被嫁接和文化功能衰微、流失与变异的境地, 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与自信, 也严重阻碍了少数民族文化走向世界。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在国际竞争中, 文化的作用已经和物质财富同等重要。但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了解甚少或存有偏见。在西方文化强势入侵的背景下, 如何使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被冷落和遗忘中重现其光辉, 如何通过传承和传播少数民族文化, 促进国内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交往交融, 并促使少数民族文化走向世界, 不仅关系少数民族文化能否真正得到发展和繁荣, 而且关系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价值取向, 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具有重要影响。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在众多传承和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路径中, 中国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和教育界的高度重视, 也是最具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文化传播路径。

二、中国少数民族典籍翻译之价值

典籍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传世古籍历经劫难而卓然不灭, 必定是文献典籍所蕴含的文化精神足以自传。[2]“民族典籍”指的是少数民族人民在历史上创造的文化成果的记录, 是民族人民经验和智慧的结晶。狭义的民族典籍是指用民族文字书写撰著的书籍和文献档案资料, 广义的民族典籍则是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用少数民族文字记载的文化典籍和历史文书, 以及金石铭刻等文史档案资料;有关少数民族资料的古代汉文文献;各民族世代流传下来的具有文化价值的口头传承资料。

民族典籍是世界各个民族普遍存在的一种文类, 是一种古老而又源远流长的文类。民族典籍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融入大量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内容, 是民间的文学宝库, 是认识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民族典籍的传统形态多样, 包罗万象, 涵盖了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知识, 具有着极高的文化价值, 担负着不可相互替代而又能优势互补的作用。比如, 我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藏族民间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传记性史诗《玛纳斯》, 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 被誉为划时代的古典文学形式, 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第一个精神文化的高峰, 是人民伟大的创造, 是堪与世界顶级的史诗如希腊史诗、印度史诗相媲美的作品。这些都是其他民族相对缺少而该民族所特有的知识宝藏。各民族典籍文化是世界多元文化的有益组成部分, 提供不同于主流文化的新的认识世界的视角和思维方式。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 中西方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 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宣传与翻译的工作越来越紧迫。所谓“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其前提一是保持民族本色, 二是要译介到世界上去, 没有译出, 就没有世界性可言。[3]

三、中国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发展之要素

随着中国对外文化传播和软实力的增强, 国家各项民族政策及措施的出台和落实, 少数民族典籍译介与文化传播显得越来越重要, 译介队伍日益壮大, 译介水平不断提高。

1. 民族典籍翻译发展之契机

在国际竞争中, 文化的作用已经和物质财富同等重要。近年来, 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越来越多地走向国际市场,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存在严重逆差, 同中国的文化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比如:在版权贸易方面, 引进与输出比是10:3, 长期如此将会严重影响中国的文化安全。为此, 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于2005年7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工作的意见》, 提出要大力发展面向国际市场的文化产业, 增加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在国际市场的份额, 增进世界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了解认同。之后, 国家文化部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于2012年5月发布了《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 提出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 强化文化在国家对外工作大局中的独特作用, 树立“文化中国”新形象。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弘扬和传承民族文化。可见, 党和政府把中华文化发展与传播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文化传播是国家和民族价值观念、精神状态的有利展示。文化的全球化在挑战各民族文化的同时, 也给予了它们发展的新机遇。少数民族文化相对于西方强势文化来说处于弱势地位, 为避免强势文化的单一化, 应该抓住这一契机, 利用这种更为广阔、更为宽容的多元空间, 积极主动地与外来文化交流、沟通, 发展和传播自己的文化。“全球化不仅有利于西方的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侵略和渗透, 它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抵抗和反渗透提供了契机。”[4]全球各文化体系相互开放、相互交流与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史无前例的。民族典籍是具有世界层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属于全人类。随着中国的崛起, 汉学逐渐成为“显学”, 中国古典文化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

2. 民族典籍翻译成功之策略

民族典籍翻译应历经两个翻译阶段。从语言学角度分析, 典籍是一种经历历史浓缩后带着大量文化信息的语料: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和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 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深厚的道德情怀, 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与中庸之道, 人情之美的价值取向和含蓄蕴藉的风格追求。[5]民族典籍翻译过程是一个把古代汉语转换成现代外语的过程, 经历了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个阶段。首先进行的语内翻译, 即用现代汉语完整准确地理解典籍的古代语言原文。这是一个华夏文化系统内进行的翻译。第二阶段是进行的语际翻译, 即用现代外语完整准确地表达现代汉语意思。翻译的伦理就是差异的伦理, 翻译就是要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 而不是用本土的语言文化价值去压制原文的他性话语。

民族典籍翻译应实践跨学科和跨国界的合作。先是古意今解, 然后才是汉译外。民族典籍往往是综合性巨著, 涉及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 译者不可能对所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 因此进行跨学科合作, 方可有效避免专业性错误, 确保翻译的准确性。民族典籍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流, 译者不仅需要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文化, 还要了解目的语文化习俗。因此, 为了使典籍翻译既不失中国文化之真, 又能自然地融入到目的语文化, 就需要译者进行跨国界合作。在合作中, 中国译者确保典籍翻译的“信”和“达”, 海外汉学家进行修改润色, 以达到“雅”的境界。[6]语言学家的共同见解是:每一种语言都是使用该语言民族交流思想的最佳载体。国际英语要描写中国社会和汉语本身, 就得向中文靠拢, 吸收一些汉语特有的表达法, 成语、典故和修辞手段;反之亦然。

民族典籍翻译应遵循补缺和异化的翻译原则。所谓补缺, 即是通过翻译把译语文化缺乏的东西由源语文化拿来, 弥补一方文化中的不足与缺陷。实际上补缺是翻译存在的理由和目标。翻译译语国家文化中匮乏的东西, 对译语文化进行补足, 借助翻译增加译语语言的表现力, 这才是顺应译语读者的需求, 翻译的作品才能有市场, 翻译的价值才能得到实现。因为文化的千差万别, 与文化紧密相连的语言不仅在句法上面有差异, 每一词语也都存在着语义差异, 译者很难找到相同文化意图的语言符号, 难以做到文化再现。归化法翻译只能部分保留原文信息, 交际效果会出现实际亏损。译者的任务不仅是替译语读者解读源语语言符号, 而且还必须尽量把源语所携带的源语非语言符号即文化内涵传递出来。而这种传递只能是异化法翻译才能实现。[7]与过去人们在接受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所抱有的那种抵御陌生和寻求认同相比, 当代人们在接受别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时所抱有的确是一种渴望发现崭新文化因子以充实和更新自己的心理。补缺和异化翻译原则是民族典籍翻译的最佳翻译策略。

在民族典籍翻译中, 由于对等词汇空缺 (风水、冤孽、乌纱帽、护身符等) 、文化要素空缺 (儒、墨、道等观点) 、文化距离所造成的不同文化暗含 (走狗、松鹤、龙凤、外宣等) 以及民族文化习俗 (踩歌堂、姊妹节、清寨等) 等原因, 号称百万词汇的国际英语也会显得力不从心。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 顺历史者昌。如果过分地坚持“原汁原味”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英国英语, 更不用说美国英语了!何况中国少数民族典籍中有许许多多独一无二的东西, 英语中连对应的说法都没有, 何来英语的“正宗”之说?[8]凡具有中国民族特色或独一无二的事物的翻译, 都应最大限度地保留中国民族语言的风格。所以, 为确保文化信息的准确传输, 在过去积累的基础上, 创造、收集、归类、提高、规范和利用具有较高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的中国英语, 甚至是“中式英语”的那些“新颖”词汇, 不断地补充现有的汉英词典, 建立健全一套中国英语的词库是历史的必然。中国英语的形成和发展是民族典籍翻译理据和方法的一个重大突破。

摘要：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55个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从全球视角分析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传播具有重要而现实的意义。本文在解读典籍和民族典籍理论的基础上, 揭示了中国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的价值, 同是也依据语言翻译学理论探析了民族典籍翻译发展的要素。

关键词：中国少数民族,民族典籍,典籍翻译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J].求是, 2013 (22) :13.

[2]汪榕培, 黄中习.加强民族典籍的英译, 弘扬民族优秀文化[J].广西民族研究, 2008 (4) :164.

[3]黄中习.外语学者与典籍英译[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高教版, 2008 (4) :195.

[4]王宁.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M].北京:中华书局, 2006:32.

[5]周秀兰, 李长江.从文化传播视角分析典籍翻译[J].作家杂志, 2011 (7) :158.

[6]卢萍.中国文化典籍对外传播与推广的新思考[J].文教资料, 2012 (13) :78.

[7]张弘.文化交流与翻译策略[C]//译学词典与译学理论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3:440.

[8]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235.

典籍翻译 篇2

屈原(约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8年)，芈姓，屈氏，名平，字原，中国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战国末期楚国归乡乐平里(今秭归县屈原乡屈原村)人，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

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后因遭贵族排挤毁谤，而被流放。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后，自沉于汨罗江。

屈原历史记载

屈原觉得自己的生辰有些与众不同，所以他在《离骚》中说：“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这四句是说：父亲看到我生辰不凡，给我起了个好名字，名字叫做“平”，字名叫做“原”。而东汉王逸在《章句》中解释屈原的名字时说：“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言正平可法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所以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同他的生年月日配合起来，照字面上讲，“平”是公正的意思，平正就是天的象微;“原”是又宽又平的地形，就是地的象微，屈原的生辰和名字正符合“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天地人三统。这在今天看来，只是个巧合，原无所谓，可在当时却认为是一个好兆头。

司马迁曾在《屈原列传》中说：“屈原，名平，楚之同姓者也。”楚国王室为芈姓熊氏，芈姓是就母系而言，熊氏是就父系而言。屈原系王族之后，和楚怀王熊槐为本家。春秋时期，楚武王封儿子“瑕”到屈邑去做首领，因为瑕王子本来在朝中做官，做得不错，就让他去享用屈邑的物产，人们于是称他为“屈瑕”。由此，楚王为芈姓熊氏，屈氏就成为了熊氏的一个支氏。

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所以他叫屈原，不叫芈原。不过，魏晋之后姓氏合一，不再存在这个问题。

屈原主要成就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典籍翻译中文化因素的显化 篇3

关键词：显化 文化层面 《菜根谭》

一、引 言

在翻译的百科辞典里面，英国翻译家Mona Baker最早提出了“翻译普遍性”（translational universals）。所谓翻译普遍性，是指在译文而非原文中展现出来的典型特征，这种特征不是特有语言系统相互影响的结果。显化是法国学者Vinary和Darbelnet在1958年提出的，因受当时视野格局所限，显化只被认为是一种形式上的技巧。在20世纪80年代，Blum-Kulka提出显化的假设，将其看做是翻译文本中一种普遍存在的策略。而柰达认为显化是一种翻译的添加，差不多每个重组的原语表达都会有词汇的添加。20世纪90年代，House进一步提出将译文分成显化翻译和隐化翻译两种。（陈吉荣，2013）翻译显化概念明确了再现原文内容与风格的具体方法。显化在典籍翻译中的体现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文言文相对于现代白话文，是言简意赅的，要先转换成白话文，译者根据这个译文来进行翻译。而这两次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的转换，将拉伸译文的长度。因为虚词和连接词的增加，以及文化在两种语言间的传导，必然导致译者对于译文的谨慎和斟酌。

那么，在具体的典籍翻译过程中，显化的应用是否有规律可循呢？产生显化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需要用具体的实例来论证。本文以《菜根谭》的两个英文译本为例，分析和阐述英译过程中典籍中文化因素的处理方式。

二、《菜根谭》的文化因素

《菜根谭》是中国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著名语录体著作，作者是洪应明，汇儒、佛、道三派于一炉，句式对仗整齐、声调铿锵有力、意蕴优美清新。该书自问世以来，广为流传，经久不衰。该书虽篇幅短小，但内容丰富。在重刊《菜根谭》序中，称书中有“其间有持身语，有涉世语，有隐逸语，有显达语，有迁善语，有介节语，有仁语，有义语，有禅语，有趣语，有学道语，有见道语”，涉及人生的根本问题，如生死观、修身养性、向学之道、为官持家等等，无所不及。此书虽在本土湮灭不闻，却东渡日本，影响极广。有学者统计，自明治四十年（1907年）到大正四年（1916年）的9年间，《菜根谭》就出版了25次之多，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也催生了前所未有的《菜根谭》热。日本工商界人士普遍认为《菜根谭》一书所阐述的思想意趣，包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对企业管理、用人制度、业务营销、市场开拓及企业员工的自身修养等等，皆能起到警策的作用（府建明，2009），热潮也同样引起了中国各界对于这本书的重视，各出版社除了将《菜根谭》原版出版外，还将其新编成《禅说菜根谭》、《佛光菜根谭》、《儒解菜根谭》等版本，或辅以插图，或辅以中国古代的名人故事，增加趣味性的同时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

典籍中的文化因素，例如人名、标题内涵、人物背景以及隐喻等等必然包含其中。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第一步就是准确地理解清楚原文的意义，否则就违背了作为语际交流的目的。那么仅仅表达意义，就成为了译者必须应用显化的原因吗？笔者认为，在表达文化元素时，要使译文读者贴近原文读者。因为双方不在同一个文化背景之中，拥有众多的不共享信息，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读者可以隐而不表的信息，必须对译文读者说明，讲清楚。翻译的显化，可以说是指在文法上、形式上、内涵和方式上更倾向于明晰化的翻译。翻译的隐化，就是根据译入语的语言文化规则，隐去或者是淡化原文中的某些语言与文化成分。（陈吉荣，2013）笔者选择了《菜根谭》的四个译本进行比较，它们是：蒋坚松译的1999年译本，简称蒋译本；英国人保罗怀特译的2003年译本，简称怀特译本；布莱恩布鲁雅在2006年的译本，简称布鲁雅译本，周文标译的2008译本。本文将从宗教、地名等两个角度对比分析典籍英译过程中文化因素的处理方式。

三、文化因素的显化应用处理方式

首先，《菜根谭》是集儒、释、道于一书的清言集，所涉及的三教的宗教信仰上的词汇比较突出，对于天地、主宰、佛、道等词汇，译者之间所选择的手段也是不尽相同。

例1：人定胜天，志一动气，君子亦不受造化之陶铸。

Since man can prevail over Nature，with a firm will and devotion，a man of virtue can certainly build up his strength and refuse to be moulded by the forces that created the Universe.（怀特译本，2003：42）

Man can conquer nature，and single-mindedness can change ones temperament：the junzi will not be moulded by the Creator.（蒋译本，2001：119）

A focused person transcends fate；a concentrated will stirs one's energy；for a gentleman is not restrained by the mould of the creator. （布鲁雅译本，2006：15）

原文中的“造化”是指造物主，或者是创造者。蒋译本和布鲁雅译本都用的creator这样的诠释，译文读者很容易和基督教信仰中的上帝联系起来，天和创造者之间是文化上的对等，相对于基督教的一神论，中国的多神论给译者带来很大的选择上的困难。怀特译本就在译文里添加了解释说明的定语，进一步阐释了造物主，即创造宇宙的力量，使文化因素得到充分的显化。接下来，再试举一个有关佛教和道教的例子。endprint

例2：家庭有个真佛，日用有种真道，人能诚心和气，愉色婉言。

Real faith and genuine rules of conduct can be found in the home and in everyday life.（怀特译本，2003：21）

With a true Buddha in the family，and a true Tao in daily life，people will be sincere and amiable，kind of face and polite of speech.（蒋译本，2001：111）

原文中的“佛”和”道”是佛教和道教的特有词汇，在这句话中是来强调规则准则的重要性，两个译者的选择却泾渭分明。从对原文理解来看，“真佛”和“真道”分别指的是信仰和真理，作者借用佛教和道家的名词来强调原则和信仰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蒋译本中，译者将其直译为“Buddha”和“Tao”，然而读者未必明了佛和道德意思，核心意思疏忽传递，往往使读者不解，甚至是误解。怀特译本中，虽没有传递宗教的信息，却传递了原文的核心意思，更加易于读者理解。Blum-Kulka在2001年曾经提出文本指向和读者指向的两种显化，例2中的两个译本分别诠释了两种显化在实际翻译过程中。

其次，《菜根谭》中的人名、地名也使得译文读者不知所云，究根溯源，是因为这些人名和地名对于中国人而言，家喻户晓，而对于目的语读者，却是“瓶颈”。所以，显化策略可以将译文就近译入语读者，更好地阐释原文的精意。“镜湖”和“灞桥”，出现在《菜根谭》中，译者们的选择从两个角度呈现了应用显化的必要性。

例3：诗思在灞陵桥上，微吟就，林岫便已浩然；野兴在镜湖曲边，独往时，山川自相映发。

Poetic inspiration wells from an enchanting natural spot like Baling Bridge where people bid farewell to departing friends.The moment one murmurs a few lines，the forests and gullies already present a spectacular sight.The yearning for travel comes about in a magnificent setting like those of Jinghu Lake or the Qu River.When you go there all alone，you will find the surrounding green hills mirrored in the emerald water——and everything there becomes intoxicating.（怀特译本，2001：301）

The sentimental Baling Bridge where the ancients saw off friends is a source of poetic inspiration：the moment a poem is composed，forests and mountains seem invested with the poetic spirit；the picturesque Lake Mirror and River Que are a place of rustic charm：when one sets foot there alone，one will find the mountains and waters vividly set off each other.（蒋译本，2001：259）

此例中提及的”灞陵桥”，富含中国式离别的文化元素。灞陵桥，相传为三国时关羽挑袍辞曹之处，在原文读者中，颇为熟悉。然而对于译文读者而言，若是没有译者在翻译文本里添加定语从句，解释背景知识，读者就很难理解。并且，前两位译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显化“灞陵桥”，对于“镜湖”却选择隐化策略。不同的是，周译本中，译者选择的显化策略是直译加注，用中英双语分别解释了“灞陵桥”和“镜湖”，增加了篇幅，同时也给读者更多了解典籍中文化因素的知识。

四、文化因素的显化原则之原因

文化因素的显化策略，结合上文的英译的实例，可以从个体和总体两个视角进行分析。笔者首先从个体的差异入手，分析不同译者选择显化策略的原因，然后总体上分析显化原则的普遍性。

（一）个体显化原则的分析

译者是否选择应用显化策略，或译者选择不同的显化策略，都是根据译者自己对于目的语读者理解困难的预设。针对不同的文化策略，同一个译者有时会采取显化原则，有时却采用隐化策略。译本之间的差异，体现了翻译策略的灵活性。自然，四位译者分别来自中国，美国和英国，所受之教育、文化背景、学习汉语的程度，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出版社和赞助人都会对译者的翻译活动产生影响，比如布鲁雅的译本，因为该译本并不是独立出版，是与蔡志忠的漫画一同出版，确切地说，布鲁雅的译本是在漫画的侧边，整本书的主体仍是漫画。这样排版自然给布鲁雅的译本带来篇幅上面的限制，也使得他的译本成为四个译本中显化策略应用最少的一个版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正是漫画存在的本身将原文的意味更加直接、更加直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另外，应该说，其他三个译者的翻译版本，为译语读者传递了丰富的知识和文化。蒋版本在显化策略应用上，相对于其他三个版本而言，多一些；并且因为蒋译本是第一个英译本，简洁并且质量可靠。此外，蒋译本还大量应用释义和注释等显化策略来加深文化的传播。以此相对的怀特译本，是大中华文库系列的一部分，是中国文化向外宣传的努力，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大多是依照原文的白话文为蓝本，应用显化策略居中；周译本不但翻译了原文的所有的标题，而且将文化因素加中英双语的注释。过度显化策略，在典籍英译中是恰当的，可以加深文化传播的信号。endprint

（二）总体显化原则的普遍性

从整体看，译者对翻译过程中的显化原则的使用是非常清楚的。首先，在义务性显化上的体现。《菜根谭》是语录体文言文，语言精练，内容松散，又因为汉语本身意合语言的特点，使得原文本身常常缺少主语和省略宾语，句法层面上，汉语的有形标记不够突出。相反，英语是形合语言，语法逻辑严谨，各部分及各从句之间关系严密。故而，在英译过程中，译者必然要进行语法显化。例如，添加主语、补充宾语，适当给出连接的逻辑关系。这样，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遵守义务性显化。

其次，从语用显化上看，《菜根谭》中人名、地名、及中国特有之物品的显化，表层上是对内容的进一步解释和说明，深层上是突出了人物背景、典籍出处和宗教因素对语用显化的影响。语用显化，在功能上来讲，是为了让目的语读者能够全面了解文本传递的信息。译者，除了遵循显化概念中要求的再现原文，更将文化因素纳入考虑范畴，从总体上应用显化原则。以此来看，显化应用的普遍性是因为文化等语言外的因素，译者在处理上述提到的文化因素时，如若应用隐化策略将文化成分淡化处理，想必目的语读者的接受程度肯定受到影响，最终导致整个翻译活动的失败。故而，总体上，译者选择显化的因素，应包含翻译材料特点、译者本身对于文化因素的把控、以及目的语读者接受程度和阅读需求等诸多方面。

五、总结

显化策略，在典籍英译上，是译者之间不约而同的选择。典籍中的文化因素，要根据译者的处理方式，即显化或隐化，来区分翻译的方向，评估一个翻译的优劣。当然并不是说，过度显化的翻译就一定胜过应用隐化策略的翻译。决定典籍英译的成败，更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目的语读者的欢迎程度。

（基金项目：本文由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2013年度院级科研立项项目资助，项目名称为《菜根谭》英译显化研究，项目号为2013yjyb1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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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洪应明著，蒋坚松译，胡如虹今译.菜根谭：英汉对照 文白对照[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文化全球化视角下典籍翻译之探讨 篇4

在80年代,“globalization”(全球化)一词出现在西方报纸上。进入90年代后,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宣布“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是一个多元化的概念,它包含许多层次和方面,可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一切生活领域,而人们现在谈及的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但是,“文化学研究者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给文化界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文化全球化。”[1]文化全球化是指世界上的一切文化,在“融合”和“互异”的同时作用下,以各种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文化全球化意味着各族文化平等交流、融合、互补,意味着文化“百家争鸣”现象的出现。在这文化的百花园内,各种文化百态千姿,争奇斗艳,美不胜收。可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往、文化交流等实践基础上,在文化价值观、模式等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冲突、磨合与整合后,会建构起来新的文化关系、文化模式,即全球化文化。文化全球化则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新趋势。但是,由于西方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长期积累的突出优势,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其文化扩张的强烈意图也是显而易见的。当今世界文化全球化发展有趋于强势文化破坏弱势民族文化、抹杀弱势民族文化自身的本质特征,从而引起了更多的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矛盾冲突。然而,只看到文化全球化带来的种种不良后果是消极的,客观地说,我们应该承认文化全球化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文化全球化向各民族文化发起了挑战,同时,也给了它们发展的新机遇。各民族应克服无视或蔑视其他文化的心理,抛弃以自我文化为中心的狂妄心态,紧紧抓住文化全球化这一历史契机,既敞开胸怀接纳外族文化中对本民族本土文化有用的部分,又加强巩固本民族本土文化的精神价值和身份,使本民族本土文化在与外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中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增强本民族本土文化向外宣传、传播的能力和防范抵制外来文化不良部分的能力。就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而言,就是充分利用全球化这一历史机遇,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创新。近些年来,许多中西学者都感到,西方文化中不良的部分有损我们的健康。然而正是西方现代文化、道德中严重缺失的地方,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突出的优势。作为弱势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要传播自己、壮大自己,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要加强和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外译工作。这样,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在更为广阔、宽容的多元化文化中发展自己。

2 典籍翻译的重大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在精神、思想和艺术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涵盖着丰富的文化信息,集中体现了从古至今中华民族文化的先进部分和核心部分。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为外国人所知。世界人民对中国文化越来越感兴趣,了解中国的愿望越来越强,特别是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受到世界人民越来越多的关注。

2.1 典籍英译是西方了解中国和传统作品发展的需要

回顾中西文化交流的历程,中国文化大都处于被动的地位,接受外来文化。有大量的西方书籍文献被介绍到中国来,并被中国吸收、学习和利用,但我国文化输出却相对较少,这种不平衡的文化交流是不正常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不仅要了解自己,还应该被了解。在长期的“西学东渐”、“西学中用”的情形下,我们应大力提倡“送出主义”。沃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指出,翻译作品虽然与原作存在于不同的空间,然而,翻译作品却源于原作,是原作生命的延续。[2]任何作品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必须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人传承才能不朽。在全球化的今天,将其翻译成其他文字,传播到世界各地,以赋予其生命新的意义。以老子的《道德经》为例,根

据西方http://www.logoi.com/notes/lao-tzu-translations.html网站

的统计,仅老子《道德经》的英译版已多达300多种,在西方有“第二《圣经》”的盛誉。

2.2 典籍英译是中国改革开放和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要想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必须向其他民族学习、交流,在经济、文化、体育、教育等许多领域中互通有无,加强与其他民族的友好交往。正如许渊冲先生所言,“21世纪是全球化世纪。全球化不只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文化方面也要吸收各国的先进成分,共同建立更加灿烂辉煌的全球文化”。[3]在学习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学会积极主动地将本民族的优秀典籍作品译介到国外,把中华民族的文化远播世界,我们才能更好的与其他民族竞争,这也是我们改革开放的迫切需要。

2.3 典籍翻译是在世界多元文化中保持中国文化身份的需要

世界权威组织对文化的定义和性质有这样的阐述:每一种文化代表自成一体的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价值观念,每一个民族的传统和表达形式是证明其在世界上存在的最有效手段。这明确地告诉我们,当今文化交流的基点和首要前提应该是保持自身的文化身份。一个民族文化身份,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与生俱来、磨灭不掉的胎记。[4]那么中华民族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呢?彭新良认为中华民族文化身份中与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仁义、以柔克刚、讲信修睦。面对全球化浪潮中外来文化的冲击和渗透,如果不能认识并保持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身份,则经济在发达,我们也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5]

可见,把中国典籍翻译为英文,对于文化传播、弘扬民族文化、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保持中国固有的文化身份来说,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在文化全球化的大环境下,肩负着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任务的译者,具体应该采取什么翻译策略呢?

3 异化翻译策略

笔者认为译者应以母语的语言文化为归宿,即采用异化手段为基本翻译策略。我们主张异化的翻译策略,首先这是翻译目的所决定的。“翻译的目的应是向译语的读者译介异域民族不同的社会生活、文化、思想、观念,同时使译语社会的文化和知识系统发生巨大变化,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6]读者阅读译作的目的是了解异域文化,采用异化策略所产生的译文,恰恰有助于向读者展示他族文化、地域风俗,从而开阔读者的视野,这样也达到了翻译的目的。其次,异化策略有利于文化平等对话与交流,从而维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形象。世界各族是平等的,文化也是平等的,因此各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应该是平等的。平等意味着尊重。各族人民要尊重他族文化,译者在翻译时也要尊重原作和原作者的艺术创造。“仅从目标文化出发,置出发文化的实际于不顾,一味迎合目标语读者的接受方便,以至用目标文化的价值观强行归化出发文化,这是一种不尊重出发文化的行为,因为这种译法掩盖了原文的文化与艺术事实,交际上是对译文读者的蒙骗。”[7]所以,异化策略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如实地反映中国文化,从而尊重中国文化,维护中国文化形象。

在典籍英译过程中,特别是在处理一些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时,采用异化的策略,具体来说可采用“中国英语”,以填补英语中的语言文化空白,填补由于英汉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文化空缺。我们要大胆使用中国英语,这极具现实意义。首先,中国英语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增进外面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中国英语可以生动体现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的特色。如开元盛世peace and prosperity of

Kaiyuan years,独尊儒术holding only Confucianism in reverence,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cultivate yourself,put your family in order,run the local government well,and bring peace to the entire country.等。其次,中西文化内涵的不对应形成语言之间的文化空缺现象,中国英语可以弥补典籍英译中的“文化空缺”。中西文化的差异产生了大量的文化空缺词。“所谓文化空缺词指的是,只为某一民族语言所特有,具有独特的文化信息内涵,既可以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的词,也可以是该民族独创的词。”[8]如:四书(Four Books)、五经(Five Classics),气功(qigong)、太极拳(taijiquan)、二胡(erhu)、功夫(kunfu)、叩头(kowtow)、纸老虎(paper tiger)等。

4 结论

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到来,与西方文化平等交流,弘扬东方文化,是我国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首要任务。中国典籍集中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人文、道德、知识底蕴,典籍外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典籍英译过程中,特别是在处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时,采用异化的策略,如采用“中国英语”,以填补英语中的语言文化空白。这样,不仅能丰富英语词汇,还有利于外国人了解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和语言。在当今世界,了解掌握他国的语言文化才能更好的懂得他国人民的情感,才能促进世界人民的和睦相处,促进世界的和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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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eremy,Munday.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M]//.Walter Benjamin.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Routledge,Great Britain,2002.

[3]许渊冲.诗词英译与中西文化交流[J].外语与翻译,2003(3).

[4]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5]http://wenku.baidu.com/view/a40ecc270722192e4536f61f.html.

[6]胡卫平.从翻译目的看异化翻译[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

[7]王东风.文化缺损与翻译补偿[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国学典籍的作文 篇5

在这片华夏民族独有的夜空中，闪耀着无数璀璨耀眼的星芒，不知多少名家在这片星空中刻上了自己一生中最为闪耀的光痕，这点点光痕的不断凝聚与升华，终是凝结出了这浩如烟海的国学典籍宝库，让先辈们的智慧结晶在千百年后依旧震慑着我们的心灵。

《楚辞》——浪漫的诗篇

这是华夏文学史上一位不朽的传奇人物，千百年时光的流逝让很多曾今名噪一时的文人墨客在人们的记忆中消散，但他却在后人的记忆中得到永存——屈原，那本《楚辞》终将携载着他的精魄永存于世。身处于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中，无论从任何角度上看，屈原都是个异类。同诸多同僚相比，屈原既不会阿谀奉承，也不会倚仗自己的权势在百姓面前作福作威，这般平静澄明的心虽可贵却并不被社会所容，再受多名佞臣加害后，屈原终是离开了朝廷。脱离了权力纷争的深渊，迈入文学殿堂的屈原凭借他那深厚的文学内涵，在文学界留下了万世永存的一笔，《九歌》在磅礴的气势中，将他那不羁的内心与对鬼神的敬畏毫无保留的.释放了出来，“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有考之，冥昭瞢暗，谁能及之……”，一曲《天问》将他那敢于质疑天地的勇气完美呈现了出来。又有谁能想到在这颗坚强无畏的内心下，却也有着屈原柔软的一面，也是暗藏着对祖国对人民深深地牵念——“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细细的咀嚼《楚辞》中的每一字每一句，浪漫下的那抹淡淡的忧愁，不经意间，总会有着阵阵冲击，震撼着我的内心。

《诗经》——朴实的乐章

《诗经》被誉为国学之基石，无数人民内心最真实的情感被凝炼于其中，听一支《葛生》感受着“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于其室”。的悲凉;品一篇《子衿》——轻触着那“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思念;赏一章《击鼓》——体察那“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之中的挚爱……，每一篇都是那么简练易懂，每个字都是这般朴实无华，但却令真情时刻流露于字里行间，似是亲身经历着那人间冷暖。

《庄子》——哲学的巅峰

庄子——道家一代宗师，将道法自然的观念完美凝聚在了《庄子》一书中。“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书中无处不透露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以“万物一府，死生同状”、“道通为一”观点出发，主张万物平等，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另一方面，这部绝世之作中还蕴含着作者对自由的无限向往。体现了人的本性便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走自由的道路。语言虽不如《楚辞》华丽，但字字句句皆发人深省，令人读后久久难以忘怀。

典籍翻译 篇6

关键词：汉语典籍；典籍翻译；生态翻译学；文化软实力；文化走出去

习总书记曾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1]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世界越来越希望学习、研究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也迎来了最好的历史机遇。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汉语典籍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本质上说，汉语文化典籍外译就是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所在，对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根据生态翻译学理论，翻译生态可以表述为“翻译主体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状态。”[2]翻译的外部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文化语言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可以统称为社会生态环境。翻译是个复杂的过程，译本的接受与传播不仅与译者的翻译水平和翻译技巧有关，与特定的社会生态环境也密切相连。因此，有必要对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汉语典籍外译社会生态环境进行探究与反思，以期更好地推动当下语境中的汉语典籍走出国门。

一、建国后汉语典籍外译发展历程及社会生态环境分析

翻译在文化交流和发展过程中充当着重要的桥梁，然而不同历史阶段译作的出版和传播态势却截然不同。汉语典籍外译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期。1590年，西班牙传教士胡安·科沃将《明心宝鉴》译成西班牙文，这是译介到西方的第一本汉语典籍。自此，“以来华传教士为翻译主体，开启了中国文化西传的第一次高潮，此阶段中国典籍西译的数量之大在今天看起来也是很惊人的。据考狄书目统计，16-18世纪这200年间，西方出版了关于中国研究的各类图书多达上千种。” [3] 与之对比，由于经济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等社会生态环境因素束缚，尽管在19世纪末期陈季同、辜鸿铭等国内译者也翻译了诸如《聊斋志异》、《论语》、《中庸》等汉语典籍，国内成规模的典籍外译却比西方出现的晚得多。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典籍外译发展才有了新气象，而真正的外译高潮则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典籍翻译汉译英状况日益兴盛，几成潮流，译本之多、质量之高、翻译形式之多样化都达到空前高度。”[4]

根据《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发展报告（1949-2009）》统计，1949-1979这30年间中国共用44种外文翻译出版了总计9356 种中文图书，其中排名前两位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类3045 种、中国政治、法律和文献类2709种，两类图书占同期整个中译外图书的近62%。[5] 伴随着中国对外翻译出版业的繁荣，国内汉语典籍外译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1951年创办的英文版期刊《中国文学》杂志是当时向海外译介中国文学的最主要渠道。虽然该杂志以译介中国当代文学为主，但也以选译的方式刊载了《诗经》、《本草纲目》、《西游记》等汉语典籍译文。更为可喜的是，以外文出版社和新世界出版社等为代表的出版商陆续出版了《离骚》、《水浒传》、《红楼梦》等全译本典籍外译作品，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有意识、有规模地向国外推介汉语典籍。当然，与其他类型作品外译相比，改革开放前汉语典籍外译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汉语典籍类译作占同期整个中译外图书的比例也非常低，远远不足1%。

出现这种情况主要与当时作为赞助人的官方意识形态有关。根据勒菲弗尔操控理论，作为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赞助人会利用他们的话语权直接干涉翻译的过程。1979年以前，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在翻译出版中拥有绝对话语权，扮演着重要的赞助人角色。新中国成了初期，“古为今用”是处理古代文化遗产的基本方针，毛主席也不止一次提到要注重继承和借鉴古代文化遗产，因此建国后一段时间内官方比较重视在对外宣传中传播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不过，从上世纪50年代末一直到文革结束，国内在对待古代文化遗产问题上出现了明显变化，同时“整个翻译过程常常是在政治权力机构的直接领导和控制下进行的，表现为一种高度规范化、组织化的整齐划一的政治行为；从翻译作品的内容来看，对作品的选择严格按当时的政治需要”。[6] 在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汉语典籍不能体现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因而根本不可能被官方列入对外推介重点书目之中，甚至还出现了长时间停滞不前的情形。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强大，对外交流愈发频繁，汉语典籍外译也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高峰期。根据《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发展报告（1949-2009）》统计，改革开放后30年中国翻译出版的图书总计9763 种，从总量上看与改革开放前30 年大体相当，不过图书的种类、内容发生了显著变化，政治法律类与之前大体持平为2079种，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类译著却大幅下降，仅为48 种，历史地理类、科教文体类、中国文学类和哲学宗教类译著则显著增加，分别为2426 种、1347种、993 种和181 种，[5] 占同期整个中译外图书50%以上。历史地理类、中国文学类、哲学类作品中不乏汉语典籍，因此，汉语典籍外译作品无论在数量还是在种类上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约占同期中译外图书总量的3%左右。

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熊猫丛书”和《大中华文库》。“熊猫丛书”是将《中国文学》杂志上译载过、但还未单独发行的译作结集出版，后来又增加了新译的作品。丛书主要用英、法两种文字，也出版了少量德文、日文译作。从1981年到2000年，“熊猫丛书”共翻译出版了195部作品，其中不乏《诗经全译本》、《汉魏六朝诗文选》、《唐代传奇选》、《明清诗文选》、《三部古典小说选》等汉语典籍译作，另外还出版了陶渊明、王维、蒲松龄、刘鹗等作家的作品译文专集。令人遗憾的是，这套丛书“并未获得预期的效果。除个别译本获得英美读者的欢迎外，大部分译本并未在他们中间产生任何反響”。[7]《大中华文库》工程是有史以来我国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外文版汉语典籍的国家重大出版项目。一期工程于1995年正式立项，计划从我国先秦至近代经典著作中选出100种，涵盖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先由专家将古文译成白话文，再从白话文译成英文。二期于2007年正式启动，增加了日、法、德、俄、西、阿、韩7个语种对照版本。截至2013年，《大中华文库》已出版汉英对照版100余种，多语种对照版50余种。《大中华文库》出版工作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2006年，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向耶鲁大学赠送的图书中就有《大中华文库》中的《论语》、《礼记》；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还曾两次写信对《大中华文库》学术顾问和工作人员进行慰勉问候。不过，同“熊猫丛书”一样，《大中华文库》丛书对外传播效果也不够理想，“除个别几个选题被国外相关出版机构看中购买走版权外，其余绝大多数已经出版的选题都局限在国内的发行圈内，似尚未真正‘传出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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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以来，汉语典籍外译更是进入了发展“快车道”。2011-2012 年，原新闻出版总署陆续出台《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动汉语典籍走出去，加强汉语典籍对外翻译与出版。与此同时，“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工程项目都为汉语典籍对外传播提供了资金支持。如仅在2011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两个工程共与29个国家、124家出版机构签订了240个资助协议，资助金额超过1500万元。[8] 这其中汉语典籍占据了较大份额。“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更是将中华文化典籍作为走出去的重点类别，积极通过市场运作向国际市场推介汉语典籍译作。正因如此，每年出版的汉语典籍数量逐年上升，在国内各大图书博览会和重大国际书展中也常见汉语典籍译作的身影。更为可喜的是，汉语典籍译作产品形态日益丰富，已经从单一的纸质图书拓展到音像电子、数字等多种形态，并通过各种渠道走进海外市场，在国外读者中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汉语典籍外译繁荣景象主要与中国国内的经济情况和社会政治环境密切相关。自从实现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75%的速度飞速增长，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2008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发展使全世界的目光投向了中国，为了进一步了解、学习中国文化，汉语典籍译作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外友人的关注，这无疑为汉语典籍走向世界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极大推动了“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2000年，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2002年，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在座谈会上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对外文化交流，把中国建设成为立足亚太、面向全球的国际文化中心。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再次明确要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首次将文化走出去放在战略高度加以强调。为了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推动建立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新格局，还提出实施“走出去”重大工程项目。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总体战略。《决定》再次强调“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完善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政策措施，支持重点主流媒体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和中介机构，完善译制、推介、咨询等方面扶持机制，开拓国际文化市场。”[9] 2012年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境界。习总书记多次强调“弘扬中华文化，不仅自己要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而且要积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中外民众相互了解和理解，为实现中国梦营造良好环境”。[10] 可以说，正是由于当下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国家的政策支持，汉语典籍外译才有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二、汉语典籍对外传播困境反思

建国后我国为推动汉语典籍走向世界投入了较大人力、物力、财力，国内汉语典籍外译也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然而，从域外传播效果来看，总体而言“收效甚微，实际效果并不理想”[7]，更未“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客观地讲，“我国正处在翻译生态环境最好的时期之一，经济环境宏阔，社会政治环境稳定、语言文化环境多元共融”[11]，不过，与此同时，从生态翻译学角度来看，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协调、不平衡，这也是汉语典籍译本在西方接受不理想的重要原因。因此，如果想有效解决汉语典籍译本在国外落地难问题，从跨文化传播视角反思翻译生态中各种因子与翻译环境中诸多要素之间的不和谐现象至关重要。

首先要思考的是译本选择问题。理论上讲，译者翻译自己喜欢的作品更容易保证译本的质量。典籍翻译大家汪榕培教授谈论他之所以从道家著作开始典籍英译时曾说：“主要是我的兴趣使然。尤其是《老子》和《庄子》的内容深邃，文采斐然，与我自己的思想理念最契合。”[12] 不过，有学者曾做过调查，国外读者除了对《老子》、《论语》等少数汉语典籍感兴趣之外，往往更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这自然给大多数汉语典籍译作在国外的落地带来了不小难度。以往，汉语典籍译作在西方影响不尽人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选题策划能力不强。正如廖华英所言：“目前，中国文化在对外传播中往往过分强调个性，而忽视了共性。众所周知，文化共性，是引起国外兴趣点的重要因素。只有点燃西方人的兴趣点，才能吸引他们逐渐喜欢上中国文化。”[13] 汉语典籍文献浩如烟海，根据2008年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至少有2392种典籍流传至今。关于汉语典籍翻译的选材，清华大学罗选民教授提出过如下原则：1. 普遍性原则，即具有普遍意义的典籍；2. 契合点原则，即要发现外国人爱好哪些作品；3. 现实性原则，即优先选取能为现实服务的典籍；4. 覆盖面原则，即兼顾文学和其他方面的选材。[14] 对此笔者表示赞同。由于短时间内不可能彻底改变中国文学处于世界文学边缘的状况，更不可能完全改变西方读者的接受心态，至于说当今西方普通读者对汉语典籍的接受水平，从某种程度而言，也只是“相当于我们国家严复、林纾那个年代的阅读西方作品的中国读者水平”[7]，因此，在汉语典籍走出去过程中，官方在策划选题时必须与学术界及相关部门统一谋划，充分考虑国外读者的接受习惯、阅读特点和理解能力，考慮他们的期待视野和接受能力，尤其要注重挖掘与其他民族文化具有共性的内容，通过共性的东西带动他们的阅读兴趣，进而逐步提高他们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典型民族性内容的接纳性，这样才能增强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倘若译本选择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典籍外译很容易变成“出口转内销”，成为学习外语或者搞翻译研究的参考书，那样的典籍外译无异于闭门造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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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思考的是如何译问题。英国学者格雷厄姆曾提出汉籍外译只能交由目的语译者，而不能由中国学者完成：“我们几乎不能放手给中国人来翻译。按照一般规律，翻译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非从母语译成外语，这一规律很少有例外。”[15] 至今，国内学者中表示认同的也大有人在。然而，“西方译家纵有母语之长，但对原文的理解却不透彻，相应的译文表达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差强人意，加之缺少对语言表征性和翻译本质的辩证认知，致使文学不可或缺的形式大多丧失，如此翻译处理后的国之经典自然黯然失色。”[16] 其实，中国学者素有将本国文学作品翻译到国外的传统，勒菲弗尔等国外学者就曾注意到这种现象：“过去中国学者曾不屈不饶地把本国文学作品译成英语，有些还译成其他国家语言。世界上较少有人自豪地将作品译入其他语言，中国人在这方面显得尤为突出。”[17] 笔者认为，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典籍外译主力军只能是中国译者，同时对于中国译者来说最主要的是要摆脱过分强调以作者和原文本为中心的现象。当下，在翻译汉语典籍时，大多数国内学者“都推崇异化的翻译策略，认为只有充分异化才能保持汉语的文化特色和异域风味，进而光大中国文化，使之灿烂于世界多元文化格局”。[18] 以《大中华文库》翻译为例。大多数国内译者过于强调忠实原文，严格按照原文的思路来翻译，结果导致译文中出现了很多国外读者不熟悉的内容和形式。由于这些内容和形式不符合国外读者的接受心理，很难满足他们的阅读口味，译本自然就不会在国外流行了。与之相反，国外译者在翻译汉语典籍时往往会根据读者需要，将某些内容和情节省略不译。这些译本看似不忠实，却颇受读者欢迎。典籍翻译过程中我们当然不提倡庞德式改写，但译者也要充分考虑目的语对他国文化的接纳力，考虑目的语文化和原语文化之间的冲突，并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规避冲突，促成和谐共融。否则译文的接受也就没有了基础，甚至还会产生文化误读和文化冲突。上海外国语大学史志康教授为了让《论语》译作顺利走出国门，采用了“借帆出海”的译法，即给孔孟文化制定一个“西方思想参照表”，这不失为一种有益尝试。其实，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中心”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先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后再“依据翻译生态环境决定对译文的‘选择’”。[19]倘若不考虑翻译实践所处的国内外翻译生态环境，意图将本国文化强加给国外读者，典籍走出去过程中非但不能培养出高端品牌，即便是最根本的译本落地问题恐怕都无法解决。正如高方所言：“文化交流其实就是恋爱，是两情相悦的事，既然是两情相悦，你就不能死乞白赖地投怀送抱，这不体面。无论是接受还是追求，你既然参与了这个游戏，你就必须遵守‘非诚勿扰’这个基本原则。”[20]

最后要思考的是如何出版问题。当前，我国出版业发展迅速，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中国图书引进输出比例已经缩小到1：1.6。不过，绝大多数国内出版社对于汉语典籍走出去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由于汉语典籍外译海外市场份额小，利润低，国内出版社往往对出版汉语典籍译作热情不高。2011年，学者陈梅、文军对亚马逊（Amazon）图书网上中国典籍英译本销售情况进行过调查。数据显示，当年度亚马逊图书网销售的与中国文化相关的书籍有1200本，其中典籍英译176 本，国内出版社出版52本，仅占30%，且比较集中于几家出版社。此外，与国外出版社相比，国内大多数出版社在出版各环节的专业化、国际化程度也远远无法满足国际市场的要求。有鉴于此，笔者建议国内出版社在承担汉语典籍对外传播工作时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出版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积极主动了解国外读者的兴趣点和阅读习惯，熟悉国外图书出版发行规律，并把准确信息提供给决策部门，甚至译者。为提高汉语典籍译作落地效果，还可以积极寻求与国外知名出版机构进行合作，拓宽合作范围，深化合作内涵。除此之外，不妨加强与国外媒体的合作，借助国外媒体平台，打造较为完善的宣传和传播网络，培养潜在的读者群。令人欣慰的是，国内某些出版社和决策结构已经开始重视上述问题。如为提高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参展效果，中国外文局所属外文出版社成立了专门项目组，精心策划参展图书，并采用国际流行的开本及装帧、设计风格，使得“熊猫丛书”以赞新面貌出现在国外读者面前。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也主动邀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外方出版机构参与译作的出版、发行，如剑桥大学出版社、圣智学习出版社、施普林格出版社等。对国外图书馆数据库进行检索，结果表明合作出版效果比较好。

三、结语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更是当今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基础上努力实现新要求，其中重要一条就是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尽管典籍外译仍然存在“传而不通”、“通而不受”的问题，典籍文化走出去也困难重重，但只有实现典籍外译生态系统平衡，保持一个健康的典籍翻译生态环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外一定会更加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中国也会成为世界性文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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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高方，毕飞宇.文学译介、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走出去”[J].中国翻译，2012（3）：53.

作者简介：张祝祥（1964-），男，辽宁锦州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

典籍翻译 篇7

1 霍米巴巴的文化翻译理论

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二元论自中世纪以来,一直束缚着西方翻译的发展。二元论将语言的形式和意义二分,视作对立的两个方面,导致翻译中文本内容与语言形式的对立。在今天看来,二元论有着明显的不足,限制了翻译的多样性。巴巴的文化翻译理论就从对二元论的消解来规避理性主义无所不在的影响,从新的视角提出具有颠覆性的理论。

巴巴承认西方霸权话语仍影响着世界,但并非无懈可击。巴巴认为任何一种霸权话语生来就有着致命的弱点,这种弱点使得霸权话语自身就包含了消解自身的因素,西方霸权可以从内部,也只能从内部被彻底颠覆。巴巴是通过引入福柯的话语理论对霸权话语内部的颠覆性力量进行阐释。在福柯的话语理论中,陈述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图式,而是根据其它陈述的变动而变动的,构成陈述是一个庞大的网络,任何陈述都是由其它陈述所构成的,每一个小小的变动都可以导致差异的出现,形成新的陈述[1]。在殖民统治时期,殖民势力精于“分而治之”的策略将不同文化的民族分割开来,同时殖民主义者采用西方的统治方式要求本土人民,被殖民者在被迫接受西方精英文化的情况下,又要争取少数族的独立,这样一方面重复了西方话语,一方面却又颠覆了西方霸权文化。这样一个文化位置总是处在一个变动不居的边缘——“之外”与“居间”的空间里,其发言也必然是“双重铭写”的,扰乱了任何文化与民族的疆界。因此,当在这样一种模式下形成的话语,在他处言说时,意义必定遭到转变,霸权的基础也必将在每一次言说中遭受无形的消解。我们处身于巴巴所说的“之外”与“居间”中,无法从对立面的角度予以反抗某种制度,而只能站在混杂的第三空间来与之“协商”。这种模式是具有颠覆性的,它从根本上消除了本质主义和二元论模式,使得任何霸权都无法占据一个牢固的位置而发言。巴巴的文化翻译理论就是突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想,强有力的冲击翻译研究领域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以语言转述为主的文字翻译,从文化的层面消解了以语言为中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为翻译研究领域内出现的文化转向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之作用[2]。

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翻译呢?巴巴指出,其实有两种文化翻译,一种是殖民者用来同化其他文化的翻译手段,一种是后殖民批评家所推崇的作为文化存活策略的翻译手段。全球性世界中西方霸权将自己的“强势”文化传播开来,将非西方文化置于一种狭窄的空间进行叙述,被殖民地曾经辉煌灿烂的文化因此落后于西方飞速前进的现代性进程,变得腐朽、专制,这就是殖民者的文化翻译,它们相信可以通过文化翻译来同化异域文化、征服新的空间。出身于印度孟买的巴巴对文化全球化的认识自然与那些西方中心主义论者观点不同,他认为,一方面,在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下,霸权文化想方设法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压于弱势的文化,使得各民族之间文化差异变得越来越模糊,但另一方面,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也不是完全的接受,它们一直在进行反抗,这种抵制和反抗的文化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翻译,巴巴所说的文化翻译,其实就是一种文化之间转化的存活策略,在全球化的不平衡和不平等的力量之中,他要求翻译者重新定位自己的民族文化。这样,文化翻译便消解了文化霸权地位的透明假想的神话,同时也要求在少数族的地位之内保有语境的特殊性和历史的差异性。

2 文化翻译的策略

为了让第三世界等弱势文化在文化全球化浪潮中摆脱文化强权的暴力压制,发出自己的声音,巴巴的文化翻译理论用“混杂”与“第三空间”的策略,减少多元文化社会中地位与权力的差距。

2.1 混杂

巴巴的文化翻译论述推崇文化差异的边界协商,通过这种混杂化的文化差异的边界协商,即文化翻译的过程,将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在《被视为奇迹的符号》这篇文章中,巴巴明确界定了“混杂”的含义,“混杂是殖民权力,混杂通过歧视性的身份效应的反复,而对殖民身份幻觉进行重估[3]。”混杂消除了意义的纯粹性和原初性,模糊了认同的边界。在混杂的作用下,原本是殖民权威的象征的东西,经过被殖民者的“反复”而变得似是而非,成了差异可见的符号。

多元文化的混杂,使得异文化之间有彼此交融的可能,同时,在这种跨疆界文化的交流中,许多新生的意义也因而得以产生。正因为混杂的作用,殖民权威不可能占据一个牢固的位置,最终必然遭到消解。混杂就是将抵抗定位于殖民矛盾具有颠覆性的话语实践中,以此来瓦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话语霸权。

2.2 第三空间

第三空间是指在二元对立之外的知识与抗拒空间。巴巴将混杂的概念引入后殖民研究,反对传统理论范式中僵化的二元对立方法,认为在二元对立的两极之间存在着一个“第三空间”。当异域文化的“他性”与本土文化的“同性”之间进行交流时,双反如果不在一个“第三空间”进行“谈判和翻译”的话,是不可能获得相互理解的[3]。他说,“理解的契约从来就不是在陈述中被指定的你我之间的一个简单的交际行为。意义的产生需要动员二者通过一个‘第三空间’。只有在这个空间里,话语的意义的文化的差异才能得到应有的阐释[3]。在分析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时,巴巴强调他们之间互相依存、互相建立起对方的主体性,并指出所有的文化陈述和系统都建立于一个模糊、混杂的“发声的第三空间”[3]。正是因为这个混杂的“第三空间”的存在,文化的意义和象征的固定性或原始的统一性受到质疑,也因而动摇了关于“霸权”、“始源”的信念。

文化翻译理论的“第三空间”策略意义重大。翻译是文化间进行交流的载体,翻译的任务是要传播文化,促进文化交流,使不同的文化能共同发展。在翻译过程中,霍米巴巴提倡译者要把两种文化都带到“第三空间”中,就彼此之间的差异性在平等的基础上和氛围里进行协商、对话,进行新的“他者”文化建构,最终达到瓦解帝国主义话语提出其优越性声明的基础本身,避免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吞并,也可避免弱势文化持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变成新的强势文化。

混杂和第三空间理论,影响着当今全球性后殖民语境下的民族和文化定位,是第三世界批评家进入学术主流并发出自己声音的具体策略。

3 从霍米巴巴的文化翻译理论看中国的典籍英译

华夏文明与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历代典籍浩瀚渊博,举世罕见。汇集华夏文明精髓的典籍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炎黄子孙不但应好地利用,而且应向世界广为传播。而事实上我国辉煌悠久的汉文化典籍仍鲜为世界所知。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大约有3.5万种古典书籍,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现当代的情况也大致如此,“20世纪中国翻译了西方大约106800余册著作,而西方翻译中国20世纪著作(不是古代典籍)仅仅近干册。[4]”事实说明,“古典名著汉译外是我国文学翻译领域的短线”[5]。汉文化典籍英译工作艰巨,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学人不懈努力。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西方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中西文化互补的呼声越来越高。极端的“民粹主义”是不可取。“要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保持文化多元化,就只有将各种文化‘译出’到国际共同语(英语),从而成为全球文化的组成部分。所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其前提一是保持民族的本色,二是要译介到世界上去,没有‘译出’,就没有世界可言”[6]。可见将我国的文化精髓介绍到西方是当代中国学者的重任。

从上可以看出哲学典籍英译有明显的目的性,即建构全球文化多样性和维护民族文化身份。但究竟中国典籍英译该采取何种翻译策略才能更好地完成传播文化载体的使命呢?

综观目前国内外,尤其是国外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文本,大多依循西方霸权的意识形态,将中国文化独特的内涵“归化”到西方文化轨道上去。这样的译本不可能紧贴中华民族的真实情感,不可能紧贴中国文化的真实主题和内在规律。归化策略伤及了文化的交流,蒙蔽了译文读者,难以使读者感受到应有的异国情调。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兴起,我国学界开始出现了对异化策略的追求。按照韦努蒂的说法,“异化法则”是对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民族偏离主义的压力,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境[7]。但是完全采取这种看似合理的异化翻译策略也是不可取的。完全采用异化策略,把原文成分全部照搬到译文中来,这样的译文晦涩难懂,根本不可能被读者阅读,因此也完全偏离了翻译的目的。同时如果异质性成分过多,完全淹没了自己原有的文化,最后将使自己原有的文化完全被殖民化,甚至被其他文化所同化。多年来,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一直是中国翻译界争论的热点,但其实“文化从来都不是单一的、铁板一块的,也不是简单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二元关系”[7]。“意义的产生要求这两者通过一个‘第三空间’来实现交流[7]。这个第三空间的产物即是文化混杂体,它兼具两种文化的性质。只有在这个空间里,呼吁的意义和文化的差异才能得到应有的阐释。正如巴巴所说,当今的文化定位,既不是在后殖民地国家的普遍性上,也不是完全定位在被殖民地国家的差异上,而是定位于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第三空间”[7]。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片面地强调归化或者异化都是危险的,中国译者应具备明确的文化自主意识,对翻译过程进行自我控制,既吸收见见外国文化为己任,又保护民族语言的文化,维护民族身份。混杂恰恰是适应这种要求的翻译策略。

其次,中国典籍的混杂翻译也是抵抗霸权主义、强调多元文化的重要途径。当前西方国家挟其经济、科技优势向全球推销其商品和价值观,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媒体对中国进行“妖魔化”宣传,我们在文化进出口方面始终存在着“逆差”:这与我们这个文化大国的身份是十分不相称的。毫无疑问,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下,要把中国文化的精品,中国文学的精品译成世界上的主要语言——英语,是十分必要的。典籍英译,不仅是作品的介绍,更重要的是向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传递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思想、文学创作、政治历史演变以及中国历代社会生活习俗等诸方面文化信息的重要途径。我们在加大文化输出的同时,本着传播中华悠久文化的出发点,用混杂的翻译策略向西方世界输入东方的语言价值观,在翻译过程中紧贴中国文化内涵,建立起一个模糊、“发声的第三空间”,能起到一定的解殖民化的作用,动摇和消解关于帝国的神话和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从而最终瓦解帝国主义话语提出其优越性声明的基础本身,实现弱势文化的非边缘化和多元共存互补的文化全球化目标,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失语症现象。

4 结束语

霍米巴巴的文化翻译理论强调差异性,其混杂与第三空间策略肯定翻译中译文与原文之间存在差异的必然性,并且要把同与异统一起来。混杂的翻译策略不会导致一种文化的衰落,而是一种传递文化的重要渠道。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我们要坚持文化翻译的混杂策略,协调各种不同文化,走出日益“封闭的”和“英语中心主义”领地,促进彼此之间的互动,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目标,将中华文明传播于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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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言学指导下的中医典籍翻译 篇8

人类的认知体验是语言翻译的前提, 但是由于在历史、宗教、环境等方面的不同, 各民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中医历经几千年的发展进程, 其基础理论、诊断、治疗都和西医存在巨大的差异。同样的名词术语在两种不同的医学文化中所蕴含的概念不同。

一、认知模式

认知语言学指出, 人类将外部世界刺激的表面特征转换成心理特征。语际翻译或语际转换, 是基于它们共同的认知结构。认知视域下的翻译过程, 可以认为是语码和意向之间相互激活的双向运动。例如“昔在黄帝, 生而神灵, 弱而能言, 幼而徇齐, 长而敦敏, 成而登天。”中的“登天”意为登天子之位, 做皇帝。然而Veith女士将其译为“ascend to heaven”, 造成文化上的误解, 目标语读者可能理解为“pass away”, 与原意完全不同。虽然术语的表义相同, 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所附有的深层含义不同, 就是认知概念迥异。所以, 中医术语翻译表面上是语码的转换, 实际上是认知范畴的移植。中医术语比照西医概念, 往往会概念空缺或文化缺省, 其独特性显而易见。例如“天明则日月不明, 邪害空窍, 阳气者闭塞, 地气者冒明, 云雾不精, 则上应白露不下。”中的“空窍”, “空”同“孔”, 意思是“孔窍”, “毛孔“之意。李照国将其译为Kongqiao (external orifices) , 而Veith, 由于对其概念缺乏认识, 产生了文化空缺, 则将其译为 “evil would come during this period of emptiness”, 对源语意义理解有误。

二、认知语言学指导下的译例分析

认知语言学认为, 翻译过程如下:第一, 译者需彻底理解原文及其文化内涵, 处理好作者、译者和目标语读者三者间的关系, 由于他们各自拥有不同的认知范畴。同时, 译者在不断整合自己的认知结构。第二, 译者应弄清楚目标语读者的认知环境, 尽量使译文与其一致, 要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充分地彻底地将原文信息译出, 考虑目标语读者的认知结构和接受程度。

译者在进行中医翻译时, 在中医文化与目标语文化的认知结构中不断协调整合。中医语言晦涩难懂, 其文学性、哲学性很强。如何用认知理论来指导中医典籍翻译, 请见如下译例。

(1) 按尺寸, 观浮沉滑涩, 而知病所生。

Veith译文:One should feel the pulse at the place of the‘cubit’ (尺) and at the place of the ‘inch’ (寸) and one should observe whether the pulse is superficial or whether it is deep, whether it is regular or uneven; and then it becomes evident where the disease originates and it can be cured.

该句意为诊察寸口的脉, 从它的浮、沉、滑、涩, 来了解疾病所产生的原因。然而Veith却理解成了两个长度单位, 原因是对于中医知识的缺乏, 只能按照字面意思翻译, 应该以传递医学信息为首要任务。

(2) 阳气者, 大怒则形气绝, 而血苑于上, 使人薄厥。

李照国译文:“Rage disturbs Yangqi and drives Qi and blood to stagnate in the upper part [of the body], eventually resulting in Bojue.

“薄厥”是疾病名称, 指大怒气血上冲, 脏腑经络之气不通而导致昏厥。有点类似西医的 “脑溢血”。但是如果用西医术语直接翻译, 那就无法表达中医术语所蕴含的意义。相比之下, 李照国的译本更加准确, 完全阐释了术语的内涵。而Veith采取意译, 将其译为“dizziness”, 也许她是考虑到目标语读者的接受程度。目标语读者先从dizziness理解和认识“薄厥”, 然后推理, 逐步形成新的认知概念。

三、结语

根据认知语言学的体验观, 语言的表达不仅取决于其概念, 也取决于它是如何被人们感知和理解的。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注重互动性、创造性和语篇性。中医语言的独特性在一定程度上要求译者具备较高的翻译能力和水平, 译者如果能在体验认知观的指导下, 既考虑原作者的意图, 也关注译者的思维和认知, 以及目标语读者的认知差异, 综合考虑所有因素, 才能在译语中准确地表达认知语义, 实现翻译的和谐性。

参考文献

[1]范春详.隐喻视角下中医典籍语言特点及其翻译研究[J].时珍国医国药, 2012.

典籍翻译 篇9

中华典籍的英译工作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占据重要地位, 英语世界的读者常把英译文本看作汉语原文本身, 并据此了解中国文化。但使译语文本要想为译语读者充分理解、接受并在目标语文化中起到一定的意识形态的作用, 绝非易事, 近年来日益繁盛的典籍重译工程便是明证。

哈佛大学美籍非裔学者克威姆·亚皮亚 (Kwame Anthony Appiah) 基于其对非洲口头文学作品翻译的研究, 于1993年提出“厚翻译” (Thick Translation) 理论, 即通过各种注释和注解将文本置于更加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里, 使读者能充分地理解作品, 在目标语文化中起到一定的意识形态作用 (Appiah, 1993) 。这一理论对中华典籍英译工作有许多借鉴作用。本文以道家经典《庄子》为例, 选取翻译家汪榕培与汉学家沃森 (Burton Watson) 两种译本作为研究对象, 探讨厚翻译对典籍英译工作的启示。

2 厚翻译概述

亚皮亚认为, 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对等给翻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由于根植于两种不同文化中的两种语言不会出现所有的字面意图完全对等的情况, 再加上源语言及目标语言文化不对等, 缺少相应的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会造成译语读者理解上的障碍, 翻译中要做到用目标语精确地再现源语的内容实属不易 (梁艳, 2012) 。他还将文学翻译的目标定位为“创作出与原文本同等重要、蕴含同等意译和价值的新文本” (梁艳, 2012) 。“厚翻译”理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

为使译语读者更加尊重源语文化, 更好地欣赏他者文化的思维表达方式, “厚翻译”借助注释和评述加深读者对原著的理解。在这层意义上与韦努蒂所倡的异化翻译策略相似, 二者均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化霸权主义, 力求尊重源语文化, 使源语文本在译语文本中得到真实、丰富的再现, 也使译文在译语文化中起到一定意识形态的作用。

3 典籍英译中的厚翻译的表现

中华典籍以隽永见长, 富含本族语交际双方所共知的背景知识, 这对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读者提出很大的挑战。采用阐释与评注可以丰富文化语境, 使读者较充分地理解欣赏译语文本。“厚翻译”在典籍英译中主要体现为前言、文内释义、脚注、评注、尾注、文外说明、附笔等手段, 旨在扩充译语读者的认知语境。汪译、沃森译本中均有较多“厚翻译”手段的使用。由于篇幅有限, 仅就前三种展开讨论。

3.1 前言

前言置于正文之前, 是译语读者了解原文本、译本概况, 译者翻译初衷、宏观翻译策略以及具体译法的一个重要渠道。《庄子》这两个译本均有较长篇幅的前言。

汪榕培译本在前言中将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与古希腊时期作比, 指出二者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轴心期’” (Wang, 1999) , 并将庄子与亚里士多德并举为这一时期对后世影响不可估量的人物。继而指出“由于东西方文化和思维的差异以及部分译文的失真, 引起了不少误解和争议” (Wang, 1999) , 这也可以视为其重译经典的目的, 其后分点概述庄子其人, 《庄子》其书, 给译语读者充分的背景知识介绍。沃森则在前言中就庄子生平、《庄子》主旨与修辞、儒道关系等展开比较详细的论述, 同时也对自己的翻译理念 (如“《庄子》无定译”) (Watson, 1968) 与方法 (如始终用“the Way”来翻译“道”一词的理由) 给予简要说明。

3.2 文内释义

文内释义法是指译者对可能造成译语读者理解障碍的文化特指项 (Aixelá, 1996) (culture-specific items) 在译语文本内进行阐释, 而不借助脚注或尾注的方法。如下例中汪译对“彭祖”的处理方法:

(上古有大椿者, 以八千岁为春, 八千岁为秋, 此大年也。) 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 众人匹之, 不亦悲乎!

汪译:…But today, Pengzu, who lived over 700 years (下划线为笔者所加以示强调, 以下略) , is uniquely acknowledged for his longevity.Is it not lamentable that he is an object of envy to all!

汪译中对于译语读者可能需要相关文化背景补充知识之处几乎全部都是采用文内注释这种方法进行补偿, 对此他的解释是:“在个别场合下, 单纯的句子翻译不能表达全部内涵的时候, 则采用了解释性的译法, 这样做也许比加上大量的注解要好一些, 读者不必随时打断思路停下来阅读注解” (Wang, 1999) 。

文内释义的优点很突出:将释义与文本有机地融为一体, 省去读者翻看查对尾注或脚注的麻烦, 有利于读者顺畅地阅读文本。但运用比较繁复的文内释义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译语文字的简约与凝练, 同时可能会影响译语读者体认原作的风格与笔调。

3.3 脚注

脚注是指印在书页正文下端的注文。如沃森译本对上例中“彭祖”一词的处理。沃森译本:…Yet P’engtsu (Watson, 1968) alone is famous today for having lived a long time, and everybody tries to ape him.Isn’t it pitiful!Said to have lived to an incredible old age. (Watson, 1968)

一般西方读者在阅读中华典籍译本时, 未必有时间或兴趣去专门查找背景资料, 而文内释义、脚注就为此类读者提供了可观的阅读方便。使用脚注对于传达原作的风格与笔调损害较小, 因此与文内释义相比, 更易保留译本文学与审美价值。但太过频繁使用脚注或是脚注太冗长可能会消磨一般读者的阅读耐性。这种类型的译本更多为学术性研究所采用。

4 结束语

成功的译作须“使读者得以欣赏、品味异质文化” (Venuti) 。“厚翻译”能提供丰裕的文化背景, 使源语文化能对译语文化起到一定意识形态的作用, 如与种族主义作斗争, 挑战西方文化优越感等。厚翻译提倡尊重源语文化 (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 , 向所谓发达国家展示世界文化的多样与复杂, 引导他们去尊重未工业化社会的人们 (高元梓, 2011) 。但与此同时也要提请译者注意:“厚翻译”方法的选择及使用频率需要经过慎重的考虑, 不可以滥用, 否则可能出现译本繁琐滞重, 文学价值降低, 读者思维受限等问题, 这无疑与“厚翻译”引导强势文化国家读者正视、尊重、欣赏其它国家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文化的初衷背道而驰。

摘要：K.A.Appiah基于非洲口头文学作品英译的研究提出“厚翻译”理论, 即通过各种阐释和评注将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及语言环境中, 为译语读者提供理解译文所需要的文化背景;这一理论对中华典籍英译工作来讲有许多借鉴作用。

关键词：厚翻译,古籍,英译,庄子

参考文献

[1]Appiah, k.A.Thick Translation[M].Rowell, C.H. (Ed.) .Callaloo.New York: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808-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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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元梓.“厚翻译”对人文思想的呼唤[J].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11 (1) :88-89.

典籍翻译 篇10

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众多, 《 论语》 、《 道德经》 等经典都通过翻译对西方思想、文化等产生了重大影响。 例如, 老子的思想在西方很受欢迎。尼采曾这样评论《 道德经》 “: 老子思想的集大成-《 道德经》 , 像一个永不枯竭的智慧井泉, 满载宝藏, 放下汲桶, 唾手可得。 ” ( 转引自张华松等, 2012:3)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也发现了道家思想的世界意义, 其晚年还自称“ 名誉道家”, 并且在自己本名前加了一个中国“ 李”姓。

典籍外译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 独译, 即从原本选择到原文解读, 再到翻译成文仅凭译者一己之力来完成;二是, 合译, 即两人或多人协同合作, 共同翻译某一原著, 但彼此分工有所不同。典籍翻译史表明, 合作翻译有助于提高典籍外译效果, 更有利于助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译作走向世界, 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生态翻译学的“ 平衡和谐”伦理原则之于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外译的重要指导作用。

1 典籍外译合作模式综述

典籍外译合作模式通常有两种:译者与学者合作、译者与译者合作。

译者与学者合作最常见的是外国译者与中国学者合作。以理雅各翻译实践为例。 理雅各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典籍的汉学家, 与法国学者顾赛芬、德国学者卫礼贤并称为汉语典籍西译三大师。他所翻译的《 五经》 可谓是典籍外译典范之作, 至今仍被西方奉为“ 标准译本”, 备受读者推崇。 为此, 著名汉学家翟林奈 ( Lionel Giles) 曾这样称赞道:“ 50 余年, 使得英国读者皆能博览孔子经典者, 吾人不能不感激理雅各氏不朽之作也。 ” ( 转引自马祖毅, 2003:56) 理雅各的翻译之所以如此成功很大程度得益于王韬的精心佐译。 1856 年理雅各计划把《 四书》 、《 五经》 翻译成英文。 1862 年, 著名学者王韬流亡到香港。由于二人兴趣相投, 很快便建立了合作关系, 共同翻译《 五经》 。王韬集各家注释之长, 先后编撰了《 皇清经解勘记》24 卷、《 毛诗集释》30 卷、《 春秋左氏传集释》 60 卷、《 周易注释》 和《 礼记集释》 等, 从而为理雅各翻译《 书经》 、《 竹书纪年》 、《 诗经》 、《 春秋》 、《 易经》 、《 礼记》 等中国古代典籍著作提供了大量的权威参考资料。 不夸张地说, 倘若缺少王韬的佐译, 理雅各的译本很难做到那么精准再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伦理道德。与此同时, 如果离开了理雅各的文笔, 《 五经》 译本也很难在西方社会引起巨大轰动, 并在中西文化间成功架起一座桥梁。

当然, 国内译者在翻译汉语典籍时也有与国内学者合作的情况, 不过, 这种合作大多比较松散。令人欣喜的是, 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倡导典籍外译时应整合国内外语界、中文界和历史界等多方学者的力量, 以更好推进汉语典籍译作翻译质量。虽然汉语典籍外译本不可能成为原语文本镜像刻录式文本, 但太多的文化失真显然不利于中华传统文化对外传播。学者群策群力无疑有助于保证译本在文化层面最大限度忠实呈现原文文化风貌。

与第一种合作模式相比, 译者与译者合作更为普及, 主要包括外语译者与外语译者合作、母语/华裔译者与外语译者合作、华裔译者与华裔译者合作三种情形。 1830 年至今, 许多翻译家对《 红楼梦》 进行了节译或全译, 《 红楼梦》 译本已经有近60 种译本, 现在最流行的两个英译本都是合译的结果。霍克斯和闵福德合作翻译的《 红楼梦》 不仅结束了《 红楼梦》 英译本只有节译的历史, 而且影响广泛, 作为“ 企鹅古典丛书”刚一面市便受到英语世界读者普遍欢迎。 霍克斯师承韦利, 20 世纪50 年代在吴克昌鼓励下着手准备《 红楼梦》 的翻译。 1970 年, 他抓住与企鹅出版社合作的机会, 全面启动《 红楼梦》120 回的翻译工作, 甚至为此提早从牛津大学退休, 专事《 红楼梦》 翻译。霍克斯用了10 年时间完成了《 红楼梦》 前80 回的翻译。 后来, 他的女婿闵福德单独完成了《 红楼梦》 后40 回的翻译工作。 就这样, 经过两位外国译者通力合作, 西方诞生了第一部《 红楼梦》 英文全译本。

由于中国典籍著作博大精深, 即便是优秀的外国汉学家也很难保证对原文理解不产生偏差。更为重要的是, 由于受中西文化差异、意识形态、读者美学取向等因素影响, 外国汉学家有时很难客观地传递原著文化精髓和文字意境之美。 因此, 合译中国典籍作品最好的方法是母语或者熟知中西文化的华裔译者与外语译者通力合作。这样既可以保证中西文化水乳交融, 也有助于解决独译译者在理解或表达上存在的不足。 还是以《 红楼梦》 翻译为例。

霍克斯、闵福德的译本在西方世界独领风骚, 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的《 红楼梦》 则在中国内地影响巨大, 同时也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杨宪益和戴乃迭合作翻译《 红楼梦》 的方式与霍克思、闵福德的合译方式迥然不同。 1960 年初, 夫妻二人开始翻译《 红楼梦》 。 常常是杨宪益先独自翻译原稿, 而后再由戴乃迭对杨译初稿进行文字上的润色和加工。无独有偶, 李治华、雅歌夫妻搭档促成了《 红楼梦》 法译本的诞生。 1954 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出版一套《 东方知识丛书》 , 已经身为华裔的李治华自报选题《 红楼梦》 , 于是开始了长达27 年的翻译历程。当然, 李先生的翻译并非孑然一身, 前期主要是铎尔孟负责对他的初译稿进行校对和修改。 1965 年, 铎尔孟去世, 李治华的妻子雅歌接手校对和修改工作, 夫妻二人几乎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于翻译《 红楼梦》 。 他们珠联璧合, 互相鼓励, 1981 年, 法文版《 红楼梦》 终于与法国读者见面。

汉语典籍外译也不乏华裔与华裔的合作, 王惠民和陈陈既是如此。 王惠民出身于华裔家庭, 独特的成长环境使得其英文和汉语功底都相当深厚。 20 世纪90 年代开始, 他孜孜不倦, 决心将中国古典小说《 三言二拍》 翻译成英文并在美国出版发行。 为了不影响正常工作, 他找到华裔好友陈陈, 二人利用业余时间合作7 年才完成了《 三言二拍》中10 个故事的翻译。 华裔与华裔有着相近文化背景, 因此很容易解决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 华裔身份决定译者对原语文化通常持敬重态度, 这样有益于译本忠实还原原作风貌。然而, 类似合作要求合作者情趣相投, 且要较长时间保持合作关系, 因而并不如外语译者与外语译者合作、母语/华裔译者与外语译者合作更为普及。

当然, 汉语典籍外译中有时也会出现母语译者与母语译者合作、外国译者与外国译者隐性合作的情况。如典籍翻译名家汪榕培先生曾经与外语界学者任秀桦合作翻译了《 诗经》 、《 易经》 、《 庄子》 ;柯瑞尔所译捷克文版《 红楼梦》 参考了洪涛生 ( V. Hundhausen) 用德文翻译的《 西厢记》 , 因而使得捷克文版红楼烙有德译本印痕。虽然上述两种合作翻译形式并不普遍, 但对推动汉语典籍对外传播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 “ 平衡和谐”原则关照下的汉语典籍合作翻译模式

客观地讲, 当下典籍外译具有一个比较良好的环境。 经过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经济有了长足进步, 2010 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伴随着中国国力增强, 中国政府愈发重视对外文化传播工作, 在政策、资金等方面对典籍翻译事业给予了极大扶持。与此同时, 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儒家思想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兴致更加浓厚, 并希望从古老的东方文明中汲取营养。尽管如此, 汉语典籍译本国外接受并不理想, 特别是由国内译者独自翻译的译本往往存在耗资多、收效少, 在国外流通不广, 无法达到预期翻译目的等问题。由此, 典籍本土翻译无用论”呈日益蔓延之势, 以英国学者格雷厄姆为代表的国外汉学家 ( 也包括部分国内学者) 甚至提出, 汉籍外译只能由外籍译者来承担, 而不能由中国本族语学者来做, 因为依据国际惯例, 翻译通常是将外语译为母语, 而非把母语译为外语。

切斯特曼 ( Chesterman) 认为翻译是一种以译者为主体的制度化社会行为, 因此与伦理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生态翻译学的翻译伦理观涉及几个基本原则, 其中之一便是“ 平衡和谐原则”。 此处的平衡和谐“ 指的是综合因素的整体平衡和谐, 既包括翻译生态的平衡和谐, 又包括文本生态的平衡和谐, 还包括‘ 翻译群落’生态的平衡和谐”。 ( 胡庚申, 2013:111) 西方译者正向翻译实践表明, 由于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 外籍译者独自翻译时极易出现“ 有限阐释”或者“ 过度阐释”现象。 此外, 受“ 文化预设”和“ 文化优越感”的影响, 误读、误译、省略、改写等现象也并不少见。 由于原语文本中的文化走失或走样, 通过翻译实现文化交流的目标自然大打折扣。 根据“ 平衡和谐”原则, “ 大凡公认的、较有影响的译品, 其‘ 双语’ ( 原语和译语) 生态的平衡也都相对处理得较好” ( 同上) , 而翻译生态平衡还体现为翻译生态系统诸多因子之间的相互妥协、相互让步与沟通。由此可见, 格雷厄姆等学者的提议并不能有效保持典籍外译生态系统平衡。更为严重的是, 当外国译者的译本被泛化为西方霸权话语代言人时, 我们的思维往往会走向开放对话的对立面。虽然我们也承认各国文化实际上存在着话语不平等现象, 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妥善的方式积极寻求汉语典籍文化与译语国读者接受习惯的契合点,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典籍外译事业健康发展。为了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有学者指出, 合作翻译模式有助于实现原语文化系统与译语文化系统的最大限度整合, 并更好地保证译本为译语世界读者所接受。 ( 盛俐, 2014:183) 对此, 笔者表示认同。

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黄友义曾说过:“ 根据我个人从事翻译工作得到的一条重要启示, 就是最好组成一个包括本国人和外国人的翻译搭档。 ” ( 黄友义, 2010:17) 资深翻译家唐家龙也认为“ 中国文学作品, 如果没有外国改稿员的配合, 我根本不敢译”。 ( 转引自胡安江, 2010:76) 国外读者是中国文化“ 走出去”的方向标和衡量译作优劣的标尺。然而, 由于生存环境、社会背景、文化底蕴和生活习俗等差异, 对于同一文化现象, 中西读者的认同程度、接受状况有时会迥然有异。笔者认为, 汉语典籍外译实践中, 最为理想的合作翻译模式是:外籍译者与精通外语的中国学者合作, 即合作者中一个是外国人, 担任主译, 另一个是中国人, 担任辅译。外籍译者精通译语, 熟悉译语读者的兴趣需求和审美心理, 因此可以自然流畅地表达原文, 并使译文符合译语读者阅读习惯。中国译者担任辅译, 可以帮助主译深化对原文的理解, 消除对原著中的文化内容的误解。此外, 当主译完成翻译之后, 还可以对译本进行斟酌, 保证译文最大限度忠实于原文。 考虑到中国当下的文化传播力还比较薄弱, 短时间内也很难培养出大量如许渊冲、汪榕培等先生那样高水平的译者, 上述合作翻译模式不失为一种最佳的中译外模式。 一方面可以促进更多国外译者参与到汉语典籍外译实践中, 让外国译者更有效地承担中国文化“ 走出去”的职责;另一方面, 又可以避免以往中国译者独立翻译过程中所出现的因效果不佳导致译本在海外推介过程中难以落地的尴尬。

依据“ 平衡和谐”原则“, 翻译行为中的译者, 是在致力于保持原文和译文在语言、文化、交际生态中的‘ 平衡’与‘ 和谐’。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看, 生态翻译堪称文本生态、翻译生态和‘ 翻译群落’生态的‘ 平衡术’和‘ 和谐论’。这既是翻译生态学的主旨, 也是‘ 生态范式’翻译伦理的要则。 ” ( 胡庚申, 2013:113) 可以说, 外籍译者与精通外语的中国学者合作翻译汉语典籍无疑有助于实现汉语典籍外译的全方位生态平衡。

3 结语

汉语典籍外译中的合作翻译既能保证翻译出来的译作符合译语读者的语言文化习惯, 促成中国文化更好地“ 走出去”, 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认可度, 也有助于建立和谐共生的典籍外译生态系统, 实现作者、译者、读者三方面的共鸣, 因此顺应当下的发展潮流要求, 更是保持典籍外译生态系统平衡的理想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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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华松, 等.Lao Tzu:Tao Te Ching[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

文史典籍简介 篇11

【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儒家经典的简称，始称于汉武帝时。其中存有中国古代丰富的历史资料，是封建时代教育的必读教科书，并被统治阶级作为宣传宗法封建思想的理论依据。

【六经】指的是六部儒家经典，即在“五经”外，另加《乐经》。也有称“六经”为“六艺”的，韩愈《师说》中的“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中的“六艺”即“六经”。

【十三经】十三部儒家经典。汉代开始，把《诗》、《书》、《礼》、《易》、《春秋》称为“五经”。唐代把“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连同《易》、《书》、《诗》称为“九经”。至唐文宗刻石经，将《孝经》、《论语》、《尔雅》列入经部，则为“十二经”。宋代又将《孟子》提升为经，故有“十三经”之称。

【三字经】旧时广泛使用的蒙学课本。相传为宋代王应麟撰，明清学者陆续增补，至清初的本子为一千一百四十字。内容从阐述教育的重要性开始，进而依次讲述名物常识、经书子书、历史知识及古人勤学的故事等。全部用三言韵语，便于儿童诵读。句法灵活丰富，语言通俗易懂。自编成后广为流传，—直使用至清末民初。

【千字文】旧时广泛使用的蒙学课本。南朝粱代周兴嗣编，粱武帝大同年间编成。全书将一千个字，编为四字一句的韵语，介绍有关自然、社会、历史、伦理、教育等方面的知识，基本上无重复的字。自隋代开始流行，至清末一直被广泛用作儿童识字课本。宋代以后，有种种续编和改编本。但都没有旧本流传得广泛、长久。

【千家诗】旧时蒙学读物。有《新镌五言千家诗》、《重订千家诗》两种，前者题王相选注，后者题谢枋得选，王相注，所选均七言诗。两种选本都分绝句、律诗两部分，大都为唐、五代、宋作品，宋诗尤多。因入选之诗浅近易解，所以流传较广。

【唐诗三百首】诗歌总集。清代乾隆年间蘅塘退士孙洙编，实选唐诗三百十首，分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及乐府诸体排列。选编的原意，本作为家塾课本。所选诗作大都艺术性较高，便于吟诵，是流传最广的唐诗选本。

【文选】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南朝梁萧统(昭明太子)编选，世称《昭明文选》。选录自先秦至粱的诗文辞赋，共一百二十九家，七百余篇，分三十八类。选者注意到文学与其他类型著作的区分，故不选经子，史书也仅取论赞，入选作品大多为骈文。该书是研究梁以前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古文观止】清代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叔侄二人编选的一部历代文章总集，共十二卷。全书收录自东周至明末的文章二百二十二篇，以朝代为序排列。选文多慷慨悲愤之作，语言琅琅上口。每篇的简要评注，颇有见解，是清代以后流传最广、影响较大的古文选本。

【古文辞类纂】清代姚鼐编的各类文章总集。全书七十五卷，选录战国至清代的古文，依文体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所选作品主要是《战国策》、《史记》、两汉散文家、唐宋八大家及明代归有光、清代方苞、刘大櫆等的古文。书首有序目，略述各类文体的特点、源流及其义例。

【二十四史】从《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被称为“正史”，清代乾隆年间编定。全书总计三干二百二十九卷，记载了从黄帝到明末共四千余年的史事，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也常以之代称中国历史。其中《史记》是通史，其余的都是断代史。

【史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原名《太史公书》，东汉以后始称《史记》，西汉司马迁撰。全书一百三十篇，计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记载自黄帝至汉武帝时期共约三千年的历史。该书取材颇富，作者曾广泛查阅并实地调查了大量史料和史事。文笔优美生动，结构严谨，被奉为封建时代历史著作的典范，在我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有极重要的地位。作者所创的纪传体例为历代著正史者所遵循取法。

【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撰，全书二百九十四卷。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命名为《资治通鉴》。该书取材广泛，除历朝正史外，尚有野史、实录、谱牒、行状、文集等三百余种。剪裁精审，严谨清晰，功力极深，是一部对后代产生很深影响的编年体通史。

【太平广记】著名类书，由北宋李防等奉敕编辑。因成书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故名。全书五百卷，另目录十卷，按题材性质分九十二大类，一百五十余小类，收录上迄先秦两汉，下及北宋初年的作品约七千则。采录汉代至宋初的小说、笔记、稗史等五百余种，保存了今已亡佚的大量古小说资料。

典籍翻译 篇12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翻译理论一直都有重大的成果,很多较为成熟的翻译理论问世,一时间百家争鸣。这些理论中,由德国学者汉斯·费米尔(Hans Vermeer)提出的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y)将翻译的研究聚焦在翻译的各种目的的选择上,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翻译目的论对固守的忠实原文的翻译原则提出了质疑,认为译者有对翻译目的进行选择的权力,译者可以对译作的内容、风格、笔调等方面进行自己的创作以满足不同的翻译目的。本文依据翻译目的论,以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论语》译本为例,讨论目的论视角下的汉语典籍英译,旨在为汉语典籍英译提供以目的论为指导的翻译方法。

2 翻译目的论

2.1 翻译目的论的产生和发展

功能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末卡特琳娜·赖斯(Kathatina Resis)创立的,她认为在翻译实践中,为了实现译者的目的以及译本的某些功能,译文并不需要与原文完全一致。在这个基础上,她的学生汉斯·费米尔(Hans Vermeer)发展并创立了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y)。费米尔在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深入地探讨了翻译的实质并做出了新的定义。他表示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的一个次范畴,目的规则、连贯规则和忠实规则三者的关系是:目的是首要的规则。随后,贾斯塔·霍茨曼塔(Justa Holz Manttari)进一步发展了功能派翻译理论,她认为翻译是受译者以及翻译发起机构的影响和作用的。之后,功能派领军人物克里斯汀娜·诺德(Christiane Nord)系统地归纳了翻译过程中分析文本所需要考虑的各种因素,总结了如何在原文的基础上确定符合翻译目的的翻译策略。

2.2 翻译目的论的原则和标准

翻译目的论有三条基本原则。第一条是目的原则,即翻译要符合译出语的语境和文化。第二条是连贯性原则。它是指译文必须符合连贯的标准,能够让目的读者理解并且接受。

第三条是忠实原则。译文的内容要在译入语中具有实际的交际意义,忠实其所属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但是如何忠实以及忠实的程度仍然取决于翻译的目的。

目的论强调译文应该和目的相结合,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处理方法来进行翻译,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科学性。与传统的等值观念不同,目的论在评价译文水准时不再拘泥于是否完全与原文一致,而是看翻译得是否合理、充分。也就是说,译文必须满足翻译要求,达到翻译目的。为了达到翻译目的,译者可以在不违背原文意思的基础上,通过翻译方法的选择,对原文进行适当的增减和处理。

3 翻译目的论视角下的汉语典籍英译

3.1 汉语典籍英译

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出现了无数令人惊叹的文化遗产并保留至今。汉语典籍作为其中最宝贵的一项,见证了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根基深厚的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文化,吸引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从语言学的角度,典籍的语言简练浓缩但是却带有时代的特征并且能够反映深厚的文化和精神内涵。随着世界的融合,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对于发扬民族文化,促进中国和世界的沟通,以及代表中国历史,典籍英译起着桥梁的作用。

3.2 翻译目的论视角下的汉语典籍英译

目的论学者赖斯认为决定译者采用什么翻译方法的是文本类型,他将翻译文本归纳为三大类:重内容的文本、重形式的文本和感染文本。(李长江、曹莹,2009:46)

汉语典籍英译的目的主要分为三点,一是传达原意,二是易于接受,三是文化传播。下面我们以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为例,解析目的论对典籍英译的指导。

例: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第一篇第一章)

理译:The Master said,“Is it not pleasant to learn with a constant perseverance and application?Is it not delightful to have friends to coming from distant quarters?Is he not a man of complete virtue,who feels no discomposure though men may take no note of him?”

辜译:Confucius remarked,“It is indeed a great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as you go on acquiring,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A great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But he is truly a wise and good man who feels discomposure even when he is not noticed of men.”

从例句可以看出,理雅各保留了原文的形式,采用了多个反问句式,语言简洁,力求传达原意。而辜鸿铭在此基础上将句式改为更符合目的语读者阅读习惯的陈述句,并加入一些解释,如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使西方读者更易接受。

理雅各是西方的传教士、汉学家,而辜鸿铭是具有英语背景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都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对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由于身份的不同,决定了他们翻译目的的差异。

理雅各的目的是将儒家思想以正确的方法表达给西方人民,让他们可以知道真正的中国,因此,理雅各除了保证语法的正确性,还尽可能地保留原文的意思。但是辜鸿铭作为一名学者,他曾经表示西方人眼中所认为的儒家并不是真正的儒家思想,因为认知习惯的不同,直接翻译典籍可能会造成西方人的误解。因此,辜鸿铭比较注重从西方人的视角和认知方式来翻译。

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在《论语》中出现“夏礼”和“殷礼”,理雅各选择了直译,而辜鸿铭在翻译的时候做了类比,他将它们比作希腊文明(Greek civilization)和罗马文明(Roman civilization),还将“夏”的后代说成是现代希腊(modern Greece)等。

正如辜鸿铭在他的译本中所加的副标题一样,他为了将儒家思想彻底地传入西方,加了非常多的注释和类比,以求得到西方读者的认可和理解。例如:他把“君子矜而不争”译成a wise man is proud but not vain,然后又在注释中指出这个译文是引用了Dean Swift的话a really proud man is too proud to be vain。

在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译本中,由于翻译目的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的例子还有很多,值得我们细细研究。辜鸿铭在论语的译本序言里提到,“但对于绝大多数英国读者而言,我们却不能不认为,理雅各博士在其译著中所展示的中国人之智识和道德的装备,如同在普通英国人眼中中国人的穿着和外表一样,必定会使其产生稀奇古怪的感觉。”(Ku Hung-ming,1898:1)由此可见,辜鸿铭比理雅各在传达原意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传播的翻译目的,这样也让他的译文比理雅各的译文更加让西方读者明白、易于接受。

4 结语

通过以上对翻译目的论和汉语典籍英译的探讨,不难看出,翻译目的论对汉语典籍英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汉语典籍一直都是汉学家和翻译家们重要的研究对象,而翻译目的论的出现为汉语典籍的英译提供了新的解读和翻译方向。在全球化的今天,译本所面对的读者是多样的,中国典籍也需要有不同的译本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因此,汉语典籍的英译应该根据翻译目的及译本功能的不同制定相应的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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