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化翻译

汉化翻译（共5篇）

汉化翻译 篇1

一、引言

电影自诞生以来, 就开始广泛流传。改革开放以来, 大量优秀英语电影涌入中国, 从而在国内掀起了一股译制片的观影风潮。电影片名作为电影的灵魂所在, 浓缩了一部电影的精华。它承担着传达主题、画龙点睛的重要作用。电影片名翻 译得好, 观众将会产生强烈的观影愿望, 反之则可能令观众兴趣索然。本文从翻译的基本方法入手, 以中国观众的认知和文化背景为导向, 积极探讨英语电影片名汉化翻译的方法。

二、英语电影片名汉化翻译的方法

1.直译 (literal translation)

直译是翻译中最直接、便捷的方式, 即直接将英语翻译成汉语。当影片名包含了影片的主题、亮点或线索, 观众完全可以根据片名获得影片的主要信息时, 译者通常采取直译, 不需要进行解释和语义的延伸。当然, 因为中英文表达习惯的不同, 有时需要根据中文的表达习惯, 对词语的顺序作些许修改, 使译名更为地道。很多为观众熟知的英语电影片名汉化翻译都是采用此法。

Speed速度

War Horse战马

Lion King狮子王

Cold Mountain冷山

The Six Sense第六感

Million Dollar Baby百万宝贝

The Princess Diaries公主日记

Price and Prejudice傲慢与偏见

2.意译 (liberal translation)

意译跟直译是相对而言的, 是指根据原文大意翻译, 而非逐字逐句地翻译。当译者遇到语言文化差异, 将片名逐字翻译遭遇困难或对字面意思的直接翻译妨碍了观众对原名的理解时, 可采取此法。意译必须遵循的原则是内容的对等和形式的相似, 因为“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 更确切地说是文化的转换” (裘健, 2009) , 否则容易变为“胡译”、“乱译”。例如Casablanca既有翻译为《卡萨布兰卡》的 , 又有翻译为《北非谍影》的, 前者为直译, 后者为意译。从归化理论来讲, 前者更有洋味, 对原名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忠诚, 但容易使对国外文化缺乏了解的观众不解其意;《北非谍影》这一译名, 充分考虑到了中国观众的文化背景和偏爱喜好, 既涵盖了电影的主要内容, 又吊足了观众的胃口。笔者认为针对此片名的翻译, 采取意译法略胜一筹。跟直译法一样, 意译法也被译者经常采用并使很多英语电影广泛流传:

Pretty Woman风月俏佳人

Home Alone小鬼当家

Bathing Beauty出水芙蓉

Catch Me if You Can猫鼠游戏

Gone with the Wind乱世佳人

My Best Friend’s Wedding新娘不是我

3.增译 (Amplification)

增译, 即在翻译的过程中添加必要词组等充实译文, 使得译文更符合中国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以电影Titanic为例, 中文译名若译成《泰坦尼克》则不够完整, 仅仅增加一个字, 译为《泰坦尼克号》即可使题目更为明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采取此法的不在少数:

Forrest Gump阿甘正传

Shrek怪物史瑞克

Chicken Run小鸡快跑

The Piano钢琴课

Sleepless in Seattle西雅图不眠夜

My Faire Lady窈窕淑女

4.改译 (Creative Translation)

当片名与中国观众文化背景相去甚远而影响观众的接受时, 译者需在把握原名的基础上, 对译文进行创造性的润色、修饰, 从而最大限度地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迎合观众的口味和喜好。例如电影The Legend of 1900, 如果直译为《1900传奇》, 观众可能就会不知所云, 根本无法想象1900是一个人名, 所以翻译为《海上钢琴师》, 既一目了然, 又贴合全剧剧情, 堪称精妙。另举佳例如下:

Ghost人鬼情未了

Rebecca蝴蝶梦

Halloween月光光, 心慌慌

Talk to Her轻语聊心

Legends of the Fall燃情岁月

It happened One night一夜风流

三、结语

翻译的方法没有完美, 无论是哪一种翻译方法都有其利弊。译者在翻译英语电影片名时, 应当以中国观众的价值取向、文化背景和认知程度为基础, 充分考虑电影的内容、主题和风格, 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方法。既注重技术, 更注重技巧;既做到言简意赅, 又吸引观众的眼球;既保留英语电影本国文化的因素, 又尽量融入中国元素, 为中国观众奉上更多的优秀译制电影。

参考文献

[1]蒲婧新.英文电影片名汉译的方法探究[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2009, (3) :95-96.

[2]裘健.英文电影片名的翻译原则与方法[J].电影文学, 2009, (2) :134-135.

[3]孙万彪, 王恩铭.高级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2:2.

英语表达汉化原因探究 篇2

在我还是学生时代就听老师谈论起中西方文化思维，西方思维是“+”， 因为英美等西方国家信奉的是基督教，他们的思维也象基督教的图标一样直来直去。而中国的思维是“曲线”，如同中国“八卦图”，变化无穷，耐人寻味，因为中国人最早信奉的是道教，八卦图就显示出中国人的含蓄，婉转……例如，见面时彼此问候，中国人会客气地问“你吃饭了吗？”我们都清楚这只是一种问候语，并没有要请你吃饭的意思。但若是一个西方人他就会认为你是否想请客，会直接反馈给你去还是不去。在他们认为你既然没有这个意思就不要这么问，所以他们见面只是谈及自然天气等气候现象，隐含问候之意。

事实上，我们的传统思维有许多优点，但缺乏微观分析，需在实证和精细方面获得补充。汉语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哲学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华人认识世界时更多地强调感悟、体验、想象。而西方文化更强调事实、实验、分析、逻辑、推理，对具体事物强调切割、解剖、追根、溯源。汉语对单个事物也进行分析观察，比如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格物致知”，哲学家坐在一棵树底下三天三夜，不是观察、解剖，做物理、化学或是生物方面的实验，而是坐在那里体验、感悟，对细小的事情进行琢磨、推敲。显然和西方的思维方式不一样，走的不是一条道路，西方更倾向于独立、张扬、挺拔、与上天紧密相接。

总的来说，中西方的思维模式各有所长，不能简单地评判孰优孰劣。但是汉语确实更缺乏深入细致、精益求精的观念和精细化操作的作风，我们的传统思维似乎更适合于处理宏观问题、战略问题，更适合于某些艺术，不太适合应对战术性的细节性任务。我们办企业，办银行，如果仅仅秉承传统的哲学和传统的思维方式，大而化之、笼统模糊、不甚了了，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平常想问题办事情很少有美国人这种精神，缺乏连问几个为什么，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这当然不是说中国人不能办企业办银行，过去我们很多钱庄票号办得也很好，很多细节处理得很好，不是说我们绝对没有关注过细节，而是从总体上讲我们比较欠缺。而六西格玛方法，正好触动了我们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方式、思维方式。掌握这种方法，形成我们自己缜密的实证的思想和工作习惯，我们的能力就会有质的飞跃。

作为初中一线的英语教师,我们会很敏感地联系到自己的教学，认为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在教学中必须重视语言交际能力，重视对语言的社会运用能力，循序渐进地培育学生良好的英语表达习惯。而单单通过语言材料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要想真正熟练地学会运用，还必须懂得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使用它们。英语教师的根本任务除了丰富学生的英语文化知识，传授准确的语言信息外，还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识别英汉语言异同的敏锐性，并能在关键处帮助学生避免语言交际中的文化误用现象。因此帮助学生养成英语思维习惯便成为了教学中的关键环节。为此，笔者总结了几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1.营造英语氛围。教师应积极营造英语氛围，坚持用英语授课，坚持用英语阐述课文长句、难句，坚持用英语评价学生的语言表现，坚持用英语做归纳总结。教师如果长期在课堂内做到“四坚持”，学生则能长期在英语语境中受到熏陶，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自然的英语思维习惯。

2.指导应用实践。教师应指导学生学会使用英英词典，学会以英语思维方式去理解用英文解释的单词或词组。同时，教师还应指导学生多读难度适中的英文原版作品，从原著的文字、文体中体会英语语句的神韵和情趣。

3.训练英语思维。当前音响、影像、电视、碟片等媒体辅助形式众多，学生可借助于这些传媒手段，收看收听英文节目，观赏VCD双语碟片。有兴趣的学生还可以收集英文字样的邮票、钱币、包装纸、卡片、商标、广告词等。总之，要以视听说多元的方式，引导学生有意识地注意生活周围的点滴英文，逐渐以正确的英语思维方式，形成得体的英语表达式。

总之,训练学生英语思维的过程，应是师生双方共同努力、积极合作的过程。只有当教师和学生都能充分意识到英语思维训练与英语技能提高的对应关系，并着力加强课堂内外多元化的训练，学生才能逐渐养成良好的英语思维习惯，获得英语语言表达的精髓。

（作者单位：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汴塘初级中学）

如何避免写出汉化英语作文 篇3

由于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密切, 我国学生在英语写作时不可避免地把中国传统思维习惯、语言表达习惯等带到英语作文中, 从而出现了母语文化负迁移现象, 产生了文化干扰, 进而写出中国式英语文章, 即所谓的汉化英语作文。笔者总结多年大学英语教学经验, 认为学生要避免写出汉化英语作文, 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 打好英语基础

1.1 学好语法是写出正确英语句子的保障

英语写作不同于日常沟通。在口语交流中, 语言的表达可以生活化, 有时甚至不用特别讲究语法。但在写作时就不能疏忽, 一定要使用正确的语法表达方式。在表达同样的意思时, 如果能出色地运用语法技巧, 就能让文章焕然一新。

1.2 掌握好词的意思和用法是避免写出汉化英语作文的基础

有时学生之所以写出汉化英语作文, 是由于他们对一个词的用法不太清楚造成的。如学生在作文中这样写到:We should serve for the people heart and soul.其实, 这个句子是错误的。错在the people的前面加上了表示“为了”的“for”。因为, serve这个词作“为……服务”意思时是个及物动词, 它后面接宾语时, 宾语前不应再加介词“for”。而serve for在“This sofa may serve for a bed.”中的意思是“可作……用”, 整个句子的意思是“这个沙发可当床用”, 这里的serve就是不及物动词了。所以, 要正确掌握词的意思和用法, 要知其一, 还要知其二。否则, 写出的作文要么令人费解, 要么是错误的、汉化的。

1.3 熟记英语成语和习惯用语非常重要

成语指长期以来惯用的固定词组。它的各个组成部分都不能改变, 不能增一个词或减一个词。因此, 必须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记。如at table (吃饭) , at the table (在桌旁) , in a way (在某种程度上) , in the way (挡道的;妨碍人的) 。

1.4 熟记常用搭配

我们常说to make an impression, 除make外, 还有其他动词可与impression搭配, 如give、leave、create、gain、convey等。用以修饰impression的形容词也很多, 如deep、lasting、favorable、vivid、pleasant、vague、wrong等。这些知识都可以在阅读中获得。学生掌握这些知识, 在用英语表达时就会较灵活, 不受汉语表达方式的束缚和影响。

2 学会释义

为避免学生写出汉化英语作文, 应使其学会释义, 即抓住大意, 用不同的或简单的话语表达意思。用释义的方法改正根据字面意思表达的习惯。事实上, 汉语里有些话语也的确无法照字面意思用英语表达。如果这样做了, 那很有可能就是汉化英语。如“如果员工因不理解公司的做法而产生抵触情绪, 作领导的就要做他们的工作”。这里的“做他们的工作”如果按字面意思表达, 那就会是do their work。但这里的“做他们的工作”并不是这个意思。要准确表达这个意思, 需要我们先释义以理解其真正的含义。然后找到能恰当表达“做某人工作”意思的词语或词组。Persuade、convince、bring over、get round、bring round、prevail upon这些词语或词组都可以用来表达这个意思, 我们可根据上下文选择最恰当的使用。英国17世纪作家德莱敦 (John Drydon) 说过:“翻译即释义 (Translation is paraphrasing) 。”这句话对还没有掌握好英语的人很有启发性。我们遇到一时表达不出的思想时, 要越过句法结构和具体字眼, 加以释义, 这样才能避免写出汉化的英语作文。

3 培养英语思维能力

培养英语思维能力是完成英语习得的重要方面[1]。学生习惯用本国语思维, 逐字逐句翻译, 结果写出来的是汉化英语, 即使语法无误, 仍然是生造的英语, 不符合英语惯用法, 有时会使英美国家的人感到费解。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要培养学生的英语思维。

3.1 大量阅读英文原版报刊

“阅读是在语境中学习英语, 所学得的语言是地道的、自然的、活生生的, 学起来也快。大量阅读又能培养学习者的语感。”[2]书读得越多, 感性知识越丰富。只有在阅读中积累知识, 吸收语言材料, 在进行思维时熟知的词汇和句型才会不假思索地在脑中出现。

3.2 尽早使用英英字典

使用英英字典也是扩大阅读量的一种方法。更重要的是, 它可培养我们的英语思维, 使我们对词的意义和用法掌握得更确切。有的学生说, 用英英字典查单词后, 对它的意思有时仍很模糊, 还得用英汉字典, 是浪费时间。随着一个人英语水平的提高, 坚持使用英英字典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3 利用一切机会接触英语

经常使自己处于英语的语言环境中, 坚持听英文歌和英语广播, 看英语电视节目和英文电影, 多接触母语为英语的外国人等, 都会帮助我们养成用英语思维的习惯。

3.4 积累美文美句, 定期复习背诵

在写作的初级阶段, 要套用现成的语言材料, 即模仿, 而非创造、生造。所以, 在阅读过程中, 可选择一些地道的习惯用语、句子和段落, 把它们抄在本子上, 定期复习背诵这些文字精练的美文美句。这些美文美句经过记忆和积累都会内化为学生写作的好材料。

总之, 要避免写出汉化英语作文, 必须多阅读英语文章。要以好文章作为学习的典范, 同时还要多写、多实践, 尽早培养用英语思维的习惯。只有这样, 学生英语水平才能不断提高, 英语作文才能写得越来越好。

摘要：本文阐述了英文写作的重要性, 解释了汉化英语作文的概念, 指出打好英语基础、学会释义、培养英语思维能力是避免写出汉化英语作文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汉化英语,阅读,英语思维

参考文献

[1]徐世红.论英语习得中英语思维的培养和建立[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4 (2) :67-70.

东魏北齐汉化及其文教建设 篇4

关键词：东魏北齐陈寅恪胡化汉化文教儒学礼乐

陈寅恪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指出：“自六镇、尔朱荣之乱起，北朝曾一度发生胡化的逆流。历北齐、北周至隋朝，又恢复了汉化，直至于唐。”[1]（P267）陈先生“自六镇、尔朱荣之乱起，北朝曾一度发生胡化的逆流”的论断是十分确当的。但是，其说北朝“历北齐、北周至隋朝，又恢复了汉化”，也就是说北齐只有胡化而没有汉化，只是到了隋朝后才重新恢复了汉化。对于此说，笔者不揣浅陋，想同前辈陈先生请教商榷。不当之处，望方家批评指教。

“北齐民族成见很深……其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鲜卑人反对、排斥与杀害汉人或汉化之人。北齐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反常情况，是因为北齐的建立依靠六镇军人。而六镇军人作为一个保持鲜卑化的武装集团，本是洛阳汉化文官集团的反对者。”[2]（P297）不仅出现了如此反常的情况，而且他们还一反孝文帝“断诸北语，一从正音”[3]（P689）的语言汉化政策，恢复胡语。在这种胡化的逆流中，甚至有的汉族士大夫也以说鲜卑语为豪。《颜氏家训·教子》：“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4]由上所述知，北齐确实刮起一股胡化的逆流，它势必对孝文帝以来的北朝汉化进程起到一定的破坏作用，但事实上，北齐并没因此而取消汉化，胡化并非和汉化势不两立，而是根据本国发展强大的需要不断推进着汉化，只是不像孝文帝那样轰轰烈烈。

一、东魏北齐胡化的原因

东魏北齐的胡化并非简单地反汉化，而是出于政治需要的反元魏。第一，高氏建立的东魏北齐政权依赖于六镇军人之力。《随书·食货志》：“寻而六镇扰乱，相率内徙，寓食于齐晋之郊，齐神武因之，以成大业。”[5]（P675）前文已言，六镇武装集团本是洛阳汉化文官集团的反对者，因为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损害了六镇的利益，降低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因此，他们胡化倒行的真实目的是对孝文帝汉化的报复，“六镇之叛，就基本性质来说，是对孝文帝汉化政策的一大反动。”[6]（P280-281）第二，一个朝代取代前朝时，总要否定前朝，甚至杀戮前朝皇室宗亲，这无疑是封建王朝更迭的历史规律。北齐文宣帝问元韶曰：“‘光武何故中兴？韶曰：‘为王莽诛诸刘不尽。遂以五月诛诸元世哲、景式等二十五家，男子无少长皆斩，所杀三千人，余十九家并禁止之。韶幽于京师地牢，绝食，啗衣袖而死。及七月，大诛元氏，壮者斩东市，婴儿投于空中，以槊承之，悉投尸漳水，剖鱼者多得爪甲，都下为之久不食鱼。”[7]（P709）文宣很讨厌孝文帝富有强烈汉化色彩的元姓，于是于天宝十年秋八月癸卯“诏诸军民或有父祖改姓冒入元氏，或假托携认，忘称姓元者，不问世数远近，悉听改复本姓。”[8]（P66-67）

东魏北齐虽有胡化的反动，但同时由于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又不得不推进汉化，就像元朝蒙古人歧视、排斥汉人，“百官皆蒙古人为之长，虽省部、台院，参用南人，多无实权”[9]（P620）一样，却又崇尚汉文化，用汉文化统治作为国民主体的汉人。高氏之所以进行汉化，根本原因是出于重要的政治权衡，神武高欢和杜弼的一番对话清楚地道出了此因。《北史》杜弼本传载，“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洁，言之神武。神武曰：‘弼来，我语尔。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将有沙苑之役，弼又请先除内贼，却讨外寇，指诸勋贵掠夺百姓。神武不答。”[10]（P1987）据此不难看出，六镇督将虽是高欢立国的主要力量，但中原士大夫则是高氏治国不得不依靠的政治力量，而他们是汉文化的代表者、传承者，他们以南朝为正朔，只有倚重甚至妥协于汉族士大夫，才可实现政治稳固，方能与中原文化正统的代表者南朝抗衡。（顺便补充一下前文的胡化之因的第一点。胡化逆流可视作高欢迫于“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恐督将尽投黑獭”的特殊政治形势下而做出的怀柔之举。）正因为中原士大夫是高氏为国当政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所以，在元象元年，高澄摄吏部尚书，便对原选官制度进行了改革，为更多汉士人参与高齐政治打开了方便之门。《北齐书·文襄纪》记载，“魏自崔亮以后，选人常以年劳为制，文襄乃厘改前式，铨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书郎，妙选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荐擢”[11]（P31）。文襄选拨官员的标准是“得人”和“人地”，也就是才干、学品和门第，这无疑有利于吸纳大批优秀的汉士族进入东魏北齐政治生活。北齐统治者自觉理性地接受汉化，还可从其珍视南朝类书《华林遍略》的举动上得到证明。据《北齐书·祖珽传》载，文襄曾集众人之力，一日一夜抄毕南朝类书《华林遍略》：“州客至，请卖华林遍略。文襄多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须也。”[12]（P515）《华林遍略》是南朝文化的载体之一，抄录《华林遍略》目的无它，只能是学习、借鉴和传承南朝文化。

二、从文教事业考察东魏北齐的汉化

东魏北齐的汉化表现在政治、文学、学术、文教等文化的诸多方面，兹从文教事业建设的视角对其作以简单考察。

（一）修立庠序，敦述儒风。儒学是汉文化的主流和核心，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族汉化的必修之学，东魏北齐当然不会例外。高齐统治者一向崇尚儒学，兴办学校，督促士人研习《易》《书》《诗》《礼》《春秋》《公羊》《谷梁》《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

高欢虽为武人，却深明儒学之重要，厚待儒者。曾饶恕犯下谋逆之死罪的大儒卢景裕，“魏天平中，范阳卢景裕……于本郡起逆，高祖免其罪”，而且还“置之宾馆，以经教授太原公以下”[13]（P582），给予优待，让其教授诸皇子。后来，文宣帝、武成帝、后主分别于“天宝、大宁、武平之朝，亦引进名儒，授皇太子诸王经术”[14]（P582）。

北齐朝廷还设立国子寺，讲习儒经，管理教学。孝昭帝颁行诏文，设立学官讲习儒经，其《立学诏》曰：“国子寺可备立官属，依旧置生员，讲习经典，岁时考试。其文襄帝所运石经，宜即施列于学馆。”[15]（P15）此诏还要求对各州郡的儒学教学加强管理：“外州大学亦仰典司勤加课督。”[16]（P15）中央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子寺，而各州郡则立有州郡地方学校，研习儒学。《北齐书·儒林传》：“齐制，诸郡并立学，置博士助教授经。”[17]（P583）文宣帝《移汉石经诏》：“郡国修立黉序，广延髦俊，敦述儒风。其国子学生亦仰依旧诠补，服膺师说，研习礼经。往者文襄皇帝所建蔡邕石经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学馆，依次修立。”[18]（P8-9）

北齐重儒学之风，还表现在对儒家文化的代表者尧、舜，以及儒学创世人孔子的祭拜。《北齐书•文宣帝纪》：“（文宣帝高洋）诏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并下诏鲁郡以时修治庙宇，务尽褒崇之至。诏分遣使人致祭于五岳四渎，其尧祠舜庙，下及孔父、老君等载于祀典者，咸秩罔遗。”[19]（P51）

（二）思弘古典，礼乐同汉。高齐统治者作为鲜卑化的汉人，虽然熟悉鲜卑族礼乐，但他们却推崇汉族礼乐，甚至有的地方完全遵照汉礼行事。如高齐文宣帝和孝昭帝的丧礼全用汉制。文宣帝《遗诏》：“凡诸凶事，一依俭约。三年之丧，虽曰达礼，汉文革创，通行自昔，义有存焉，同之可也。”[20]（P11）孝昭帝《遗诏》：“朕婴此暴疾，奄忽无逮。……其丧纪之礼一同汉文，三十六日悉从公除，山陵施用，务从俭约。”[21]（P15）册封名号之礼也遵依汉礼。孝昭帝《议封先代后诏》：“昔武王克殷，先封两代，汉魏二晋，无废兹典。及元氏统历，不率旧章。朕纂承大业，思弘古典，但二王三恪，旧说不同，可议定是非，列名条奏。其礼仪体式，亦仰议之。”[22]（P14）册封先代后人名号之礼，从周至二晋继之不绝，但到元魏“不率旧章”，断了此传统，而高齐却能重续此汉礼之传统，此传统有利于前朝遗贵和新朝的和谐相处，就这一点而言，高齐的汉化又胜于元魏。

士大夫们所上书言“礼”的奏章，往往以汉人礼乐古制或周至魏晋的历史传统为立论的依据。如崔昂《齐献武王庙制议》[23]（P77）以《礼》为据，议定将营齐献武王庙室数、形制。然后，孝静帝“诏从之”[24]（P2773），依照崔昂所议营建献武王庙。刁柔《嫡子孙承袭议》[25]（P69）以《礼记》和《春秋公羊传》立论，认为爵邑承袭者无嫡孙，立嫡曾孙，不应立嫡子弟。薛琡《复陈请令大臣荐贤》主张效法汉朝举荐时贤的做法：“汉朝常令三公大臣举贤良、方正、有道、直言极谏之士，以为长吏，监抚黎元。……臣请依汉氏更立四科，令三公贵臣，各荐时贤，以补郡县。”[26]（P68）魏收《太子监国冬会议》[27]（P48-49）以《易经》立论，讨论了太子监国时其朝向尊卑的问题。邢劭《太子监国冬会议》[28]（P35-36）则以《诗经》《礼》《仪礼》以及“汉魏之旧”为据，讨论与魏收相同的问题。邢劭《避太子讳议》以《礼记·曲礼》和《春秋经》为据，为太子避名讳。

（三）恩接南朝入齐文士，令其参加文教建设。由南朝入齐的文士，他们是南朝汉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高齐统治者恩遇他们，并让他们从事教育事业或文献整理工作，毋庸置疑，此举有利于北齐快速接受南朝文化。

梁朝覆灭之后，梁宗室文人如萧祗、萧退、萧慨、萧放、萧悫等无不受到特别优待，参与了北齐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箫祗，是梁武弟南平王萧伟之子。“武定七年至邺，文襄令魏收、邢劭接对……历太子少傅，领平阳王师……齐天宝初，授右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29]（P443）魏收、邢劭是“北地三才”中的“北齐二才”。文襄安排此二人接待萧祗，可见对其的器重。不仅如此，还安排萧祗从事教育工作，担任太子的老师，兼任平阳王的老师。很显然，此举方便于太子和平阳王学习汉文化。天宝初，箫祗兼任北齐国子祭酒，即国家最高学府的最高长官，其对北齐教育、文化的影响之巨可想而知。萧退，“梁武帝弟司空潘阳王恢之子也……齐天宝中，位金紫光禄大夫”，在朝廷掌论议应对。萧悫，“梁上黄侯晔之子。天宝中入国，武平中太子洗马”[30]（P627），掌管太子宫文翰和图书典籍工作。萧慨与萧放则在北齐文林馆任职，承担国家所藏经史以及文学类图书的整理编纂工作。萧慨，萧退子，“历著作佐郎，待诏文林馆。”[31]（P443）萧放，萧祗子，“武平中，待诏文林馆。放性好文咏，颇善丹青，因此在宫中披览书史及近世诗赋，监画工作屏风等杂物见知，遂被眷待。”[32]（P443）

由南朝入齐的文士，除梁朝宗室外，还有颜之推，其对北齐的文化建设贡献也颇为可观。颜之推入北齐，“显祖（文宣帝）见而悦之，即除奉朝请，引于内馆中，侍从左右，颇被顾眄。”颜之推及其侍从均被文宣帝赏识看重；颜氏还立即被委以奉朝请之职，在朝廷参议政事，此举显然有利于北齐政治的汉化。“河清末，被举荐为赵州功曹参军，寻待诏文林馆，除司徒录事参军。……兼善于文字，监校缮写，处事劝敏，号为称职。帝甚加恩接，顾遇愈厚。”[33]（P617-618）文林馆是北齐的文化机构，主要任务负责整理经史以及诗赋等文学书籍的整理编纂。录事参军是掌管文书的属员长官。也就是说，清河末以来，颜之推直接参与北齐文化事业的建设。颜之推还是文林馆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北齐书》本传：“（之推）大为祖珽所重，令掌知馆事，判署文书。”[34]（P617-618）在颜之推等的主持下，编纂了类书《修文殿御览》以及文章总集《续文章流别》。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北朝散文演进研究”，项目编号：2011Z094）

注释：

[1][2][6]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版。

[3][7][9]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4]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5]魏征：《令狐德棻·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

[8]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10][11][12][13][16][18][28][29][30][31][32][33][34]李百药：《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

[14][15][17][19][20][21][22][24][25][26][27]严可均：《全北齐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从基督教的汉化说开去 篇5

十三世纪末，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孟高维诺(John of Montecorvino)再度把基督教带进了元大都，据说，他曾将旧约的《诗篇》及新约全书译成通用语言，可惜这些译文均已失传，我们无法窥得其中风貌。元没，教亦告中止。天主教的全面传入及其经典的汉译，始自利玛窦来华(一五八二年)之后。自此，基督信仰才系统地开始了向汉语言的“融身”过程。

乾隆年间在传教士当中兴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礼仪之争”，在此之前，人们并没有特别留意基督教义向汉语言的翻译问题。利玛窦曾用中国史书中的“天主”来对译拉丁文的Deus(即基督教的至上神)，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少异议。利玛窦之后，某些传教士，特别是方济各会士对Deus一词的译名颇感不满，认为汉语言中的“天”、“天主”、“上帝”等有掩盖和曲解基督教Deus真实含义的危险。当中国人称呼“天”、“天主”、“上帝”时，他们往往是说他们所信仰的“神”，而不是由耶稣基督所启示的Deus。为了避免这种混淆，他们主张将Deus音译为“陡斯”，以“陡斯”来称呼基督教的唯一神。

对Deus“名称”的争议，实质上涉及到文化领域，即汉语言与其语境的关系问题。反对派认为，由于“天”、“天主”、“上帝”这些词在汉语语境中已有确定的含义，它们包含着中国人的传统信仰成份，因此用来表达基督教的Deus不但不恰当，而且会导致误解，从而破坏基督教的“纯洁性”。反对派的争议并不是吃饱了撑的，而是一个很认真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汉语言能否“承纳”本真的基督教信仰，如果能的话，它如何做才不致使之变质。对此问题的解答关联到时下人们热烈讨论的语言学问题：不同语境中的思想交流能否真实地发生。语境决定论或者说“文化宿命论”持否定的态度，与之相反的文化普遍论则大不以为然。

语境决定论反对传统的语言工具论：不是人役使语言，而是人受语言役使。人的运思不仅受到语言的牵动，而且被严格地局限在所用语言的语境之内。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断言，如果没有西方科学的主动侵入，中国文化凭自身盘旋不出科学来，这不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特质的问题。甚至有人认为，由于汉语言中没有像印欧语系中的系词系统，因此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以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说，都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立场，即认为不同语境中的思想是不可沟通的。交流只是表面现象，实质上彼此不甚了了，不知所云。如果文化的确是人们终极关怀的价值界限，文化之外的价值是不可设想的，如果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的确不能实现真实的交流，各种文化之间在根本上是不同质的，一如亨氏所言，那么，“文明冲突”就似乎不可避免，并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深愈具触发性。

因此有必要重审人类生存与语言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把语言视为人类单纯的工具，视为意义的约定符号的“人类中心论”已经不再具有说服力。另一方面，将人完全排除在外的后现代语言观同样存在问题。“有机性”既然不专属于人的生存，即把人的生存看作一个封闭的自足系统，那又有什么理由将它(有机性)完全归属于语言呢？后现代从人的生存到语言的转换本身已经废止了“理由”，它表现为一种情绪化的产物，因此我们也就用不着多加“辩驳”了。

事实上，现有的每一种伟大文化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多元的。伟大的文化都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与异质文化的碰撞、分化、重建这样的过程。在不同语境间的思想交流中，理解总是可能的，尽管误解难以避免；交流总是可能的，尽管冲突常常发生。那么，一种语言的意义到底是怎样转达到另一种没有这种意义的语言上的呢？

我们可以拿科学来加以说明。关于科学在中国历史中的不兴，梁漱溟的看法很有道理。他认为，某种文化的指向取决于该文化群体的生存“意欲”，汉文化的意趣乃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用梁的话说，这是一种“向内用力”的文化。而西方文化的旨趣则在于人对物的征服，是“向外用力”的文化。前者偏向社会、伦理，后者执着于理智、分析。从本质上来说，汉文化不会孕育出像西方那样的系统科学。中国古代的某些“科技”只是某些经验的结晶，没有理论意义上的必然性。科学的成就须以数学的介入为条件，这是中国思想所缺乏的。

同意汉语语境转不出科学，这是否意味着西方的科学，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不能真正进入汉语语境呢？很显然，事实已经无可辩驳地回答了此一问题。谁能够否认在中国发生的核爆炸、卫星上天、超导实验、胰岛素合成不是在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的呢。许多用汉语写成的科学论文甚至在某一理论领域处于领先的地位。这充分证明，尽管汉语语境转不出科学，但汉语能够胜任科学思考，科学能够真实地进入到汉语语境中。对这个不争的事实毋须多言，我们关注的是这种事实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回答是：“习惯”(habitus)的转变。

在拉丁文中，habitus一词有居持的意义。人的生存处于居持与开放的张力之中，本真生存正是在这样一种张力中展开的。因此根本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生存“习惯”，一成不变的“习惯”是人的沉沦(惰性)，这种惰性遗忘了人更广阔的可能性。每一文化语境都至少具有一种特定的“习惯”，但是它不是唯一的和不可变更的。主流之外还有分流、支流、潜流。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也要经历不同的“习惯”时期，例如“本能的习惯”、“权威的习惯”、“游戏的习惯”、“科学的习惯”、“哲学的习惯”乃至“巫术的习惯”等等。而且在每个人身上，各种“习惯”总是并存的，尽管在某一时期，往往有某种主流“习惯”。在人们接受新事物的同时，已有“习惯”便开始松动、倾斜、淡出。没有“习惯”的转变过程，新事物绝不会被真实地承纳。学习的过程正是“习惯”走向开放的过程。生存的丰富性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学习的机制。

科学也是一种“习惯”，而不是达到“客观性”的方法。正是科学的“习惯”本身融铸了“客观性”，而不是相反，这点已得到许多科学史家和哲学家的承认。库恩指出，科学的进步只有实用的意义，而无实在的意义。科学依赖于某一时期为大众认同的思想范式，这“范式”就是“习惯”。因此，把科学的传播说成是由于人类共同的理智结构过于简单，因为理智本身也是建构性的。应该说，科学孕育于希腊人的生存“习惯”，西方人承习了这一“习惯”。而非西方的族群，例如中国，则是学习了这种“习惯”。中国人的传统“习惯”——用大多数人赞同的说法——“伦理本位”，本身转不出“科学习惯”来。对于中国人来说，“科学习惯”完全是“拿来”的。但这种“拿来”却真真实实地发生了，此真实性有生存论的来源。

科学既如是，宪政、民主、法制、市场等等也概莫能外。借言已有“习惯”而拒绝其它可能的“习惯”，这是生存的惰性表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内部的多元“习惯”来保持活力，并在推进的过程中不断地借鉴、学习自己所没有的“习惯”，才能达到全面的富强。中国的现代化从根本上向“文化宿命论”、“历史轮回论”发起了挑战。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汉语言与基督神学这个问题上。应该注意的关键是，基督神学在汉语言的生成不是汉语语境的主流“习惯”对另一“习惯”的吸收、转化，从而去同化它。而是一种新“习惯”的树立。这种“习惯”的来源在于耶稣基督的言实。基督教的核心在于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启示，基督神学就建立在这种启示之上。有人说，基督神学是西方的，这仅仅在编年史的意义上有效，因为神学作为一个完备的学术系统，的确完成于西方。但从本质上来说，基督神学并不是西方传统语境的产物，如果没有西方人首先从“上帝圣言”那里接受并形成的“习惯”，则基督神学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在基督神学中，启示及启示扭转出的生存“习惯”才是压倒一切的。基督神学的学术性只不过是此一独特“习惯”的理性对应物。神学的“客观性”及“争辩力”就在这一“习惯”之中。

因此，汉语基督神学的基础不在于汉语语境中是否存在基督信仰的质素，不管这质素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而在于国人有没有向基督启示出的那种生活开放自己的意愿。转向基督徒的生活并没有让人人都服膺的理由，尽管基督徒的生活本身充满理性。转向基督徒生活与转向其它可能生活一样，其动力来自生存本身。生存须在一种开放状态中才能实现其丰富性。所不同的是，在各式各样的生活样式中，并不是每一种都能提供足够多的成长、充实的体验，亦即精神性资源。基督徒生活作为一种可能的生活乃是一种呼唤，一种属灵的呼唤，丝毫没有强制的成份。应答召唤因此是自由的。

汉语基督神学的确立对汉语言意味着什么呢？尽管汉语语境转不出基督神学，但基督神学向汉语言的生成不可避免地要冲击汉语言，具体地说，将使汉语言丰富起来。语言常常被不同的“习惯”使用，而相同的语言在“宗教习惯”、“艺术习惯”、“哲学习惯”、“科学习惯”中含义殊异。例如对于“天”，神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的反应相当不同。因此，汉语基督神学的出现会像一门新的学术门类那样，大大地扩充和更新汉语言的意蕴。可以预见，由于基督神学的根本异质性，它对汉语言的扩充和更新将超过佛学。印度的佛学、西方的科学和哲学都曾为汉语的丰富作出过巨大贡献。现在，汉语基督神学正缓缓走来，这给汉语言的丰富再一次提供了机遇。汉语言的丰富不仅在于词量上的增加，更在于含义的扩展。一种语言单有巫术的含义显然不够，再有科学的含义也还苍白，它应该生活在各种各样的“习惯”之中，获得各种各样的含义。语言的含义就是生存的经验，语言积累经验，经验支撑语言。如果在我们的语境中存在各式各样的经验，那么，个体生存就必定多姿多采。从社会的意义来说，现代化建设需要尽可能多的经验。在此，我们无法具体地分析汉语基督神学是如何更新和丰富人们的生存经验的，要了解这些，必须进入到系统神学中。我们只须提出几个颇具激发性的词语就够了：启示、拯救、恩宠、位格、三位一体、圣言成肉、复活……

在汉语语境中，相对于各种大传统、小传统、小小传统，汉语基督神学可以说还没有形成一种扎实的传统。在中国社会中，汉语言历来与权威话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亲缘关系，历史上的“文字狱”为此作了很好的见证。由此不难理解，汉语言在思想学术上的更新和扩展相当艰难，相当缓慢，有时甚至得付出血的代价。对于外来传统，汉语固有的大传统往往采取同化的策略，而不善以对话的态度与之共存。犹太人历来以坚强的族性身份著称，埃及没有，巴比伦和罗马也没有改变过他们的身份。唯独在中国，曾居住在开封的犹太族群最终销声匿迹了，不是他们走了，而是他们被汉化了。

在这一方面，基督信仰自从进入华土后就常常受到依附权势话语的诱惑。这一点在景教身上表现得尤其特出。在经文的翻译上，表现为有意选择佛道教的词语，把基督信仰附会在它们的意义上，例如，把教堂称为“寺”，把神职人员称为“僧”，把耶和华称为“序娑”，把天使称为“法王”，把受洗称为“受戒”，把默西亚基督称为“弥施诃”，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就连景教的“景”字也是从佛典中取来的。更有甚者，由于虑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惨死难为中国人接受，竟在经文中不提此事件。基督教的重要教义：“恩宠”观更不见踪迹。由此，基督的“拯救”显露不出，倒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因果报应”、“积德立功”、“无欲无为”登上了前台，难怪唐太宗对景教会产生“玄妙无为”这样的印象。唐武宗禁佛时，景教被列入其中也就不难理解了。后来，利玛窦“易佛入儒”，以儒学附会基督信仰，因此也就难免招来异议。现在，有不少人试图重新解释基督教关于“人人生来就在罪中”的原罪观，以便使之不与中国人的“习惯”发生格，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会缓和甚至掩盖基督教导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基本判断，最终使基督的“救赎”隐晦起来。

“天”、“天主”、“上帝”也许使人误解Deus，也许不。西方人难道就不会误解Deus吗？Deus原来不也是指古希腊的神吗？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新“习惯”的确立：一种孕育于“上帝圣言”的“习惯”。汉语基督神学应就在这一“习惯”上开展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