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基础教育

新农村基础教育（共12篇）

新农村基础教育 篇1

摘要：近些年,以培养新型农民为目的的农村教育遭到“离农”还是“为农”的质疑。文章通过分析“离农”与“为农”的利弊,指出在农村教育改革中要以连续发展观点看待农村教育的目的选择,用动态发展眼光调适农村教育目的地区差异,以实现农村教育的应然目的。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村教育,离农,为农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确保的首要领域定位发展农村的文化教育事业,发挥教育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服务作用,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新型农民。(1)目前,由于在教育功能和思想观念的差异,对农村教育目的有不同理解。

1“离农”与“为农”分歧

农村教育的“城市化取向”因其未能适应城市与农村差异,而引发诸多争议。有学者认为,乡村教育的任务应该转而为将来的城市生活做准备,那些与农村当下现实不符的知识会成为将是农村发展的助推力,农村学校应该培养学生适应现代化的能力,忽视长远的实用性的人才教育无异于短视的自杀。(2)费孝通在《乡土重建》一书中曾指出,在传统中国,出身乡土的儒家士大夫,在外任职多年后,会落叶归根,兴乡办学,回报乡村,这样就维护了传统乡土中国的生态平衡。而当今教育造就了“损蚀冲洗下的乡土”,便利了农家子弟进入城市,但出去就回不来了,成了“回不了家的乡村子弟”。(3)夸张一点说,农村教育使“乡村中最优秀的人才、比较优秀的人才和还算是有能力的人才都通过学校教育的渠道流失了,剩下的无论是在‘智力上’还是在‘意志品质上’都相对较弱的人”。(4)一直以来,农村教育投入与回报比例失调,引发农村引脚反贫、因教致贫情况不断出现,“读书无用论”之风吹过广大农村,造就了因没有升学而没有被赋予跨入城市的正式身份,并且还不了解农村生产生活技能的彷徨“脱轨者,出现文化人没文化的怪异现象。(5)由此得出,农民开始怀疑农村学校教育的功能,寒门还能出贵子吗?于是,讨论中国农村教育目的的现状,寻找出适合农村发展的正确前进模式至关重要。农村教育涵盖的内容和形式影响着目的的实现,适宜的教育目标要适合农村现实及未来发展的需要。

2 农村教育目的的理性思考

有学者认为,农村教育不能以损害农村未来发展利益为代价,单纯满足城市对人才的需求;需要抛弃会使进入城市中的孩子成为脱轨者的教育模式,保障向上流动的公平机会,让“寒门能出贵子”。教育应该适应包括乡土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在内的多元文化的需要,积极开发承袭传统的乡土教材,既是对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可以帮助无法通过升学之路而向上流动学生,找到实现自我幸福的途径,拥有过硬的技能和乐观的心态面对未来生活。传统的“离农”教育不利于农村社会发展,“为农”教育不利于学生个人发展。承认城乡教育差异的现实,采用“和而不同”的教育形式,在教育制度设计上消除城乡二元对立模式,同时协调以乡土文化为代表的地方性知识到农村教育的课程设计和教材中去。(6)刘铁芳也认为应该关注农村学子的生存状态,使他们中的部分人享有接受更高级教育的机会,又使不能升学的孩子拥有一段美好的教育记忆,(7)成长的快乐属于每个人。实际上,适合才是做好的,农村教育内容只有关照农村实际生活、切合农民及其子女的需求,才能真正为农民谋幸福,成为改善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必需品。

3 农村教育目的的应然取向

基于对理解教育目的、教育内容立场和所处阶层利益,对农村教育目的的理解有差异。庄孔韶认为农村教育应该跳出“离农”或者“为农”的选择漩涡,代以“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眼光重新反思我国农村教育目的的发展方向。重点讨论农村教育的功能和目的。(8)不可否认,在知识经济的今天,单一路径选择会造成农村教育的封闭性和约束(下转第19页)(上接第16页)性,压抑寒门莘莘学子接触社会而自由发展的机会。

3.1农村教育的应然目的选择

当前农村教育目的应统一在关照生命的实践中,因为只有尊重教育对象的个人选择,让农村学生自主自由地选择未来发展的路向,才能真正解决农村教育问题。第一,以连续发展观点谨慎选择农村教育目的。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差异显著、民族众多、族群文化多元复杂,城乡地区发展差异显著,而且城乡差距有多样性,并有拉大的趋势。因而需要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和地区文化特点,探寻“离农”和“为农”目的选择的适合点。第二,用长远动态眼光协调农村教育目的地区差异。沃尔夫(Eric R.Wolf)曾从人类的演化角度指出,乡村并不能直接从“传统”跳跃至“现代”,因为如果这种跳跃是不自觉的,会带来诸多弊端。农村正向工业化发展,但基础是农村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必然需要持续变迁,(9)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当下,现代化是农村发展的必然走向,城乡二元对立模式必然会打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城镇化会逐步改变农民就业结构和身份,值得注意的是,光是身份的改变不是真正的改变。基于城乡二元对立出现的“离农”与“为农”的农村价值悖论,将农村教育放置于农村发展史与快速变迁的城乡建设背景中动态而全面性的考察应是农村教育目的价值定位。

总之,在“三农”问题日益成为政府和大众关注的焦点的背景之下,农村教育的目的与价值取向应该既不能抛弃社会发展需要,也不能忽视个性发展,应该以更为多元的方式看待不同农村地区的教育发展现状,渐进动态地实施农村教育改革。始终需要时间、汗水和智慧才能完成农村教育的变革之路。

参考文献

①田征.农村教育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人民教育,2006(21).

②李书磊.村落中的“国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③费孝通.乡土重建[M].上海:上海观察社,1948.

④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⑤袁同凯.走进竹篱教室:土瑶学校教育的民族志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⑥张济洲.文化视野中的村落、学校与国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⑦刘铁芳.乡土的逃离与回归——乡村教育的人文重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⑧庄孔韶,王媛.评议“离农”“为农”争论——教育人类学视角的农村教育[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⑨Eric R.Wolf.Peasants.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M].New Jersey,1966.

新农村基础教育 篇2

高淳县下辖8个镇，134个行政村，总人口43万，其中农业人口34万左右，约占全县总人口的80%，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五五”普法期间，该县始终把对农民的普法作为普法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采取多种形式，整合各方资源，构建全方位、动态式、永久性的农村普法格局，为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打造平安和谐新农村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一、巩固农村普法阵地，确保持久性。农村普法任重道远，贵在常抓不懈。为此，他们以农村普法阵地为突破口，不断推动农村普法教育持续开展。一是完善农村普法网络。镇、村都建立了普法组织机构，配备了普法宣传员，村村建立了“农民普法学校”，使农村普法工作真正做到有人管、有人抓、有人干。同时把农村普法工作纳入平安创建、法治创建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考核内容，使普法工作渗透到农村工作的每个环节、每个层面。二是开辟农村普法园地。全县134个村，村村都设立了普法宣传园地，定期更新普法内容，向农民朋友宣传与农业、农村生活生产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桠溪、漆桥两镇还定期印发“普法工作简报”。让农民随时学习和掌握政策和法律知识。砖墙、阳江、淳溪等镇还将法律知识印在围裙上发到每家每户。三是充实农村普法队伍。各镇以镇干部为骨干组成普法讲师团，实行分片包干，结合农村生产生活实际，进村入组讲授法律、政策知识。各行政村明确“两委”成员、人民调解员为法制宣传骨干，牵头组织农民学法。各村民小组设立法制宣传员，开展普法活动，把法律知识送到

千家万户。

二、抓住农村普法重点，突出针对性。近年来，该县紧紧围绕农村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新农村建设要求，突出普法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村普法教育。一是围绕维护农村稳定抓普法。农村稳则全局稳。他们针对影响农村稳定的苗头，在不同阶段，选择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农民进行普法教育，依法排查和调处农村矛盾纠纷。结合“严打”“禁赌”“禁毒”等专项行动，大力开展“严打”方面的法制宣传。结合土地、山林、水面承包及征地拆迁、重点工程建设等工作，教育和引导农民树立权利、义务相一致的观念，依法解决农村的热点问题，帮助农民依法化解纷争，依法处理事务，依法维护权益，严防违法犯罪，有效地维护了全县农村的稳定。纠纷发生率、刑事案件发生率逐年下降。二是围绕农村生产生活和中心工作开展普法。该县针对农村不同季节特点和中心工作要求，普法教育唱好“四季歌”。春节期间，主要抓好《婚姻法》、《土地承包法》、《计划生育法》、《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教育；春耕期间，侧重向农民宣讲《种子法》、《农业法》、《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等法律法规知识；夏秋季主要进行《水法》、《防洪法》、《税法》等法律法规学习教育。桠溪镇在暑期编发“未成年人，法律伴你成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三字经”为农村中小学生送上假期礼物。冬季农闲时节，也是农村盗窃、赌博等案件多发时期，他们及时引导农民学习《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禁赌条例》等法律法规，有效预防了这类案件的发生。三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开展普法。以创建“民主法治村”为载体，以贯彻《村民委员

会组织法》为主线，认真落实“四民主”“两公开”制度，切实保障村民的民主权利，让村民切身体会到学发、知法、守法、用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实现由“要我学法”为“我要学法”的转变。开展“民主法治村”创建以来，该县有64个村受到省市命名表彰，100个村受到县命名表彰。

新农村基础教育 篇3

[关键词] 新农村；物质基础；公共产品；非均衡性；长效机制

[中图分类号]F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5—0058—06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就目前而言，我国农村经济仍然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发展滞后，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因此，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中特别强调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是“十一五”期间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非均衡发展的矛盾分析

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一国两策”的管理体制下，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严重短缺，影响了农业、农村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使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更加固化，导致了一系列经济社会矛盾，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

从目前我国社会存在的问题来看主要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差距拉大。我国的人口大头在农村，小头在城市；而经济总量大头在城市，小头在农村，众多的农村人口分配少量的国民收入，必然导致农村居民的人均收人大大低于城市居民。2000年我国乡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相比为1：2．8，2004年扩大到1：3．23，如果将城镇居民享受的住房、医疗、教育、交通以及公共服务计算在内，二者的真实差距大约在5倍以上。二是农民的国民待遇严重缺失，农民利益得不到保障。我们制定了很多要农民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的政策，却没有形成让农民共享福利的机制，这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农民的感情，影响了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阻止了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因此，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五大主要矛盾：

矛盾之一，农村基础设施仍然落后，与城市相比差距较大。目前全国有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60％以上的农户还没有用上卫生的厕所；有近7000万户农民的住房需要改善；1．5亿农户需要解决燃料问题；6％的行政村没有通公路；2％的村没有通电；6％的村没有电话；60％以上的县没有标准的污水处理场等。

矛盾之二，农村教育资源分配严重短缺，农民享受不到城市同等的教育资源。城乡基础教育差距十分明显，以生均预算内公用教育经费为例，2001年我国小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为95元，农村为28元，城镇是农村的3．39倍；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为146元，农村为45元，城镇是农村的3．24倍。城乡成人教育差距也较大，我国农村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与城市平均水平相差3年；在15—64岁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占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全部教育经费投入的23％左右。

矛盾之三，城乡医疗资源分配极不合理，农民缺乏基本的健康保证，看病难、看病贵的矛盾十分突出。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2％，而这仅有的2％的医疗资源80％集中在城市，又有80％的资源集中在大医院，全国仍有1％的乡镇没有卫生院。据卫生部估计，全国农村人口中有40％～60％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贫。一些贫困地区，尤其是西部贫困地区农村，有60％-80％的患病农民死在家中。

矛盾之四，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农民获得社会保障的面极其狭窄。2003年全国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只有3．3％，养老保险覆盖率为12．2％，失业保险覆盖面和医疗保险覆盖面为零，城镇社会保障覆盖面是乡村的近27倍；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覆盖面是农村的3.7倍。截止2005年9月，社保在农村的普及率只有13％，且多数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郊区农村，还有72．5％的农村人口没有参加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障。

矛盾之五，农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土地沙化问题逐渐严重，每年沙化土地面积已由560平方公里扩大到2004年的263．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46％。我国18个省、2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人均耕地由1952年的2．82亩减少到2003年的1．43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有666个县突破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人均耕地面积0．8亩的警戒线，其中463个县人均耕地不足0．5亩，淡水、森林、草地资源人均占有量分别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1／6和1／2。由此而导致的自然灾害频繁发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据统计，仅1998年长江和东北地区遭受特大洪涝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便超过2600亿元以上。2004年全国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也达1602．3亿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公共产品的供给无疑具有基础和先导的作用。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原因分析

1．历史性因素：城市偏向的工业化发展战略

我国从建国初期就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非均衡发展模式，在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一国两策”管理体制下，政府通过大量索取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化发展和城市经济建设，政府对农业、农村的“多取”和“少于”，以及向城市倾斜的国民收入和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和制度，形成了城市公共产品一直由国家负担，而农村公共产品却由农民自己解决的城乡有别的差异性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和基本制度。据统计，从新中国诞生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提供资金积累达2万多亿元，大约相当于同期社会资本存量的2／3。当农民的“明税和暗税”被国家用来进行工业化建设时，国家再无力为农民提供本应与“税”相对应的公共产品。在此情况下，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制度外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体制逐渐产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压力，但却直接造成农民负担过重。

改革开放后虽然进行了一些调整，但重城抑乡的指导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各级政府对农村和农民的利益保障仍缺乏足够的重视，仅低

价征用、高价出售土地一项就使农民最少蒙受了20000亿元的经济损失。政府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支持，把大量的公共产品提供给城市，使大部分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农村在以农民为主的“自给自足”型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下发展缓慢，大部分地区面貌依旧。第一，财政对农村和农业投入明显不足。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对农业投入总量虽然不断增加，但1992—1996年间，财政支农支出年均增长16．8％，同期财政经常性收入年均增长23％，前者比后者低6．2个百分点；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份额也呈下降趋势，由1978年的13．42％下降到1999年的8．23％；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10．78％下降到2000年的4．36％。第二，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2000年以后，国家财政支农的总规模以及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有所增长，但支出结构有所变化，主要用于补充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不断提高的事业费，这主要是由于工资上涨而导致的。第三，不平等的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二元结构。我国城镇居民基本上免费享受财政投资或补贴的各种公共设施和社会保障，如发达的交通、便利的通讯、完善的医疗卫生、体育文化教育体系等，而农民则主要靠自己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应，自己承担养老、教育、医疗等费用。政府转移支付中的很大部分用于维持城镇下岗人员的生活水平及补贴相关企业的亏损，农民应享受的部分被挤占。这直接造成了城乡公共产品的二元供给结构，这种公共产品的二元供给体制反过来又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从而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短缺，使农村公共生产费用上升，农民生产经营成本加大，农村经济缺乏发展后劲，农民增收缓慢，“三农”问题更加凸显。

2．直接性因素：农作制度改革的负效果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农田基本建设”等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规模是惊人的，当时主要采取“以劳动力替代资本”的人海战术，由政府动员并组织劳动力承担灌溉、防洪、水土改良等密集型投资项目，致使农村劳动力某些时期甚至出现不足的现象。这种筹集公共产品供给资源的方式是与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密切相关的。当时的分配制度是工分制，集体组织在扣除了各项费用之后将剩余部分以工分为权数分配给组织成员。在工分制下，大量使用劳动力，用人力成本替代物质成本，工分总量的增加几乎不受约束，通过增加工分总量，将公共产品投入的成本隐性地转移给农民。这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从客观来讲对农民很不公平，但它保证了在资本短缺和各方面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农村发展所需的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存在，由当时人民公社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刚性作保障。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以家庭承包责任制取代了原来的集体农作制度，改变了农民生产“私人产品”的激励结构，农民成了剩余产品的共享者，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农业一度获得高速增长。但是，在这一制度结构中，制度安排的实施是相互联系和依存的，由于农作制度向非集体化的变迁和集体化农业组织的瓦解，中国农村原有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由于城市偏向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各级政府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重点把财力、社会资源用于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则通过制度外财政解决。这种非制度化的、随机性的筹资手段实际上否定了农民的“国民性”，剥夺了其应该享有的国民待遇，加重了农民负担。同时，这种供给采用的是体制外收费获取资金的方式，具有较大的随意性，资金的收取和使用缺乏严格控制和监督，容易出现腐败和无效，从而进一步加重了农民负担，减少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旧的制度已经瓦解，而新的制度又未有效形成，直接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条件的不断恶化。近几年来，我国农业的高速增长是以牺牲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为代价的。但是，由于农作制度变革带来的农民实际收入的增长又提高了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水平。这就要求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农业、农村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由于农作制度的单项突破，而其他配套制度改革滞后，使供给与需求严重失衡，在供给与需求的双重压力下，这一制度改革的直接效果就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3．现实性因素：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双重缺失

根据公共产品的收益和消费范围可以确定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主体。但我国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划分上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一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有许多相同的供给责任，如教育、科学、文化、国防、卫生等，但各级政府在供给责任的具体划分上没有一个明确规定；二是各级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的供给责任非常相似，缺乏明确划分。按照分级财政管理原则，全国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属于中央政府的职责范围，支出应由中央政府来承担并纳入中央的财政预算。但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一些本来应该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却通过政府的行政权威转移事权交由下级政府，造成基层政府事权大于财权，负担最终落到乡镇政府和农民头上。与此类似，一些应由地方各级政府供给的公共产品最后也转嫁到农民头上，由农民自我供给，形成农民的隐性负担。我们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和农民自我负担也是农民负担，而且相对于税费等显性负担而言，消除农民隐性负担的改革更加举步维艰。

由于公共产品供给责任不清，“错位”现象比较严重，加之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在强制性的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过程中，基层政府财政收入严重不足，中央财政和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健全，转移支付资金规模小，到位率低，基层政府即使有供给公共产品的动机和愿望，也会因为财力匮乏，缺乏供给能力，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缺位”，使农民丧失发展的外部平等性。在存在“错位”“缺位”问题的同时，政府的“越位”现象也十分严重，提供多少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什么样的农村公共产品?通过什么渠道获得公共产品，都由上级政府及其部门“为民作主”，农民被排斥在决策体制外，由“局外人”来决定自己的事。同时，一些基层政府在政绩最大化为目标的激励下，为了达到并超额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经济增长目标，往往介入竞争性生产领域。上项目、办企业，提供“越位”公共产品，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强调高速度、超水平，争夺好名次。这样，不仅进一步加大了基层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另一方面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也可能并非农民所需的。“当不能很精确地测量(非市场)活动的产出和供给时，非市场活动的总供给或特定的非市场活动的供给就会趋向于较高”，这是不合理供给所带来的成本增大的必然结果。“政府掏钱办企业，老百姓掏钱办教育”是政府角色“越位”“错位”“缺位”的鲜明写照。

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条件之一是通过民主机制汇总公民对公共产品的偏好和需求。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一直沿袭“自上而下”垂直

供给决策机制，不是根据农村社区内部的需求来决定，而是采取自上而下的决策程序，根据地方政府部门决策者的“政绩”和“利益”需要而作出。基于公共产品自身的特点，它不是通过市场价格即横向信息流来反映消费者的需求信息，从而对供给者形成激励和约束。虽然农民是其自身利益和偏好的最佳判断者，但在目前村民自治程度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农民尚缺乏能够正确表达自身意愿的机制和渠道。需求和供给的表达是一个谈判的过程，根据奥尔森(Olson，1965)的利益集团理论，农村基层政府虽然在了解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上具有优势，但“交易费用”的大量存在和“经济人”假设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耗费大量成本用于收集相关信息。作为“经济人”的基层政府追求的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双重目标，在财政资金的约束下他们倾向于提供能够为自己带来仕途升迁资本的公共项目或能够提供更大权力支配的公共项目。与农民相比，基层政府在职能、组织、信息和制度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而农民在权利资源的配置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无法争得应有的权益，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强制性供给无法进行“硬”性约束。

此外，由于种种条件制约，作为需求者的农民自身偏好也存在一些问题。在传统观念制约下，一些农民对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存在抵触情绪，即便在国家的高处罚措施下，仍出现了众多的“超生游击队”；由于经济水平和收入的制约，一些农民对教育等机会成本较高的公共产品可能还会存有排斥心理，从而阻止孩子特别是女孩继续升学；由于认识上的短视性，农民通常只对关系到眼前利益的公共产品具有较强的需求，而较少考虑有长远收益的公共产品。

4．根本性因素：城乡利益集团力量对比悬殊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呈现出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其根本原因和落脚点在于利益问题，核心是经济利益。围绕着经济利益这个中心，具有不同的劳动特点、谋生手段、经济地位、利益取向和消费层次的人群便自然而然地联合在一起，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集体行动要想有效，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组织能代表该集团成员的利益进行活动。当前农村公共产品面临供给困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城乡利益集团力量对比悬殊，在于城乡居民作为社会系统两类不同的利益群体，在资源控制、结构位置、行动能力和可能性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和能力反差，这些差异又通过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对权力资源的积聚和政策安排的损益产生巨大影响。在社会博弈中，农民尽管人数众多，但他们始终是弱势集团，缺乏一个能代表其利益、表达其意愿的组织。农民在进行集体行动时，由于组织程度低，相互沟通与协调比较困难，很难达成一致；其成员又具有强烈的搭便车倾向，致使农民的谈判能力低下，无法有效地维护自身的正当权利，缺乏利益表达的渠道和强度，在“利益表达—利益综合一政策制定一政策实施”的整个过程中，都不能形成积极的参与和有效的影响，不能通过组织化的博弈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其结果是使得有关政策安排不能保证他们作为“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反而是不断地损害和剥夺他们的利益，使得城乡二元结构日趋强化，呈现出路径依赖上的积重难返和持续强化之势。由此可见，利益导向下的城乡集团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不平等是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根本性原因。

三、构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长效机制

在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上，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构建新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支持体系，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和谐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改革的总体思路设计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困境的原因错综复杂，所以在进行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改革时，不能就农村谈农村，就农民谈农民，要结合城乡一体化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进行综合配套改革。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改革的整体目标是建立实现城乡统筹、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换。

(1)我们必须承认城乡差别的客观实际，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切忌避免好大喜功的短期行为，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分步骤、分阶段逐步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

(2)各级政府应根据自身财力及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统筹兼顾生产、生活和发展等各个方面的需要，处理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区分轻重缓急，集中力量，重点解决农村群众最急需解决的主要矛盾和重大问题。

(3)注意政策设计的系统性、连续性和多变性，我们既要考虑到公共产品的内在规定性和发展规律所提出的要求，又要将其置于农村改革、新农村建设和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整体框架中考察；由于制度之间的联系和依存，我们不仅要考虑制度变革的可行性，也要考虑制度变革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为确保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合理结构和效率，我们不仅要考虑供给，还要考虑需求结构的多变性。

2.科学划分各级政府的责任界限，建立多元农村公共产品投入体系

公共产品的内在规定性和发展规律，决定了政府的制度安排在其供给上起着主导性作用。制度的改革、完善与创新是有效供给和结构优化的关键。

(1)转变发展观念，进一步调整现有国民收入和利益分配格局。在城乡利益关系上必须坚持统筹城乡供给原则，从根本上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和模式，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符合国际惯例，公平公正的新型现代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2)科学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权事权关系，明确责任范围。按照公共产品的类别和层次，科学合理地划分各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边界，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应提供哪些农村公共产品，并将所需资金纳入规范的财政预算体系，理顺各级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科学合理地划分确定其事权和财权，使两者对称统一。涉及整体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农村公共产品主要由中央政府提供；区域性的农村公共产品主要由省级政府提供，地方性的农村公共产品主要由地方政府提供，社区性的农村公共产品由农村自治组织和农民共同提供。

(3)强化政府投资主体地位，确保财政投入逐年增长。各级政府财政对农业的支出规模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的要求，保障国家财政每年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并制定具体的、更具操作性的实施办法，规范政府投资行为，保障投入方向以及投入重点，政府财政投入资金一定要专款专用，必须用于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上。

(4)引入市场机制，开拓筹资渠道。政府应动员社会资源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并创造有利条件，在政策、税收上给予优惠，积极鼓励民间资金投向农村公共事业，引导民间资金向民间资本转变，以拓宽农村公共产品筹资渠道，形成公

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格局。

3．改革相关的配套制度，保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改革顺利进行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还必须进行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理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渠道。

(1)改革政府的管理体制。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和权限，各级政府要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尤其是乡镇政府要增强社会服务功能，弱化行政职能，有条件的要逐步推进乡镇自治，从体制上保证基层政府不会挤占挪用公共产品的供给资金。

(2)健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管理、监督机制。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上要实行决策权与执行权、监督权相分离，进一步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效率和农村公共资源的利用率。

(3)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决定了农村、农民的一切生产方式，决定了农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地位，缺少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土地制度，农民对公共产品的投资建设就会缺乏积极性。此外，作为配套措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等也必须得到相应的推进，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大环境，理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渠道，防止单方突进的制度改革因“路径依赖”和“体制锁定”再度陷入历史的怪圈。

4．建立农村基础民主决策机制，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推进农村民主化进程，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这是从深层次上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1)进一步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强化村民自治。通过村民委员会制度和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全体农民或农民代表对本社区的公益事业建设项目进行投票表决，使农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充分表达自己对公共产品的意见，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转变。这种制度性参与对于农民不仅意味着公共产品真实偏好的表达，也是他们实现对于公共支出进行有效监督的需要。

(2)改革基层政府干部的产生办法，真正体现民意。村、乡级干部应真正由本社区居民民主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上级组织部门安排，这样才能由农民自己选举出能真正代表农民利益、对农民负责的干部。此外，还要解决乡镇政府和乡村干部的激励问题。在各种惠农政策给农民带来实惠的同时，相应增加乡村干部的利益，使乡村干部和本地区农民形成“利益实体”，真正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

新农村建设与农村教育发展关系 篇4

农村富则天下富, 农民安则天下安。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来十分重视并着力解决“三农”问题, 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相比较城市而言, 我国农村的发展明显滞后。教育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大活力。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根据对1997年农村住户调查的分户资料研究表明, 家庭常住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对收入的促进作用是明显的, 文化程度越高, 对收入的促进作用越大, 各种形式的收入水平都较高。在其它各种因素都保持不变的前提下, 若家庭劳动力文化程度从小学提高到初中, 这些家庭的现金收入比以前平均增加6%;若提高到高中, 增加11%;提高到中专, 增加15%;提高到大专, 增加19%。

由此可见, 农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能力, 从而相应提高农民收入。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文盲半文盲率从1983年的35.5%下降到2002年的7.59%, 初中、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例也有所上升, 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3年的5.26年提高到2002年的7.87年。随着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提高, 农民收入也相应提高, 农民人均收入由1983年的309.8元提高到2002年的2475.6元。

农村教育落后和不足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业生产技术落后, 致使农村经济发展缓慢。温家宝总理指出, 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距,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广大群众受教育水平和接受教育机会明显落后于城市和发达地区。据调查, 以生均教育经费为例, 2001年我国城镇小学生均教育经费为1484元, 农村为798元, 城镇是农村的1.86倍;初中生均教育经费城镇为1955元, 农村为1014元, 城镇是农村的1.93倍。在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上, 城乡差距更大。2001年我国小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 城镇平均为95元, 农村为28元, 城镇是农村的3.39倍;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 城镇平均是146元, 农村为45元, 城镇是农村的3.24倍。

在城市, 小学升入初中的比例已经达到98%以上, 而农村还有10%左右的学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或不愿升入初中。同时, 农村学生辍学严重现象长期得不到遏制。特别是具有初中、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农民, 绝大多数未接受过职业技术教育。我国农村目前约有1.5亿剩余劳动力, 并且每年有600多万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入更高一级的学校。农民的文化水平低, 只能从事简单的传统农业耕作或只有传统农业的经验和技能, 导致农民务农技术水平不能尽快提高, 影响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这不但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 也严重制约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对至关重要的国家食物安全也形成了威胁, 从而影响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农民文化水平低, 对新技术、新知识的接受能力普遍较低, 对市场经济还停留在粗浅、模糊的认识水平上, 对农业产业化、市场化缺乏必要的思想和物质准备, 缺乏相应的技术, 缺乏就业技能, 无论是搞种植、养殖, 还是进城打工, 他们的收入都低于有一技之长的人。“在农业领域,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人才是第一资源, 教育是第一要务。”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发展联系紧密, 几乎在所有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 经济发展滞后, 都与农村教育落后有关。

发展农村生产的出路在于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实现农业现代化, 艰苦奋斗是必要的, 但是不能仅仅依靠“出大力流大汗”, 特别需要的是最新的科学技术。可以说, 只有当最新的科学技术占领了农村, 占领了农村居民的头脑, 农村生产才会蒸蒸日上, 突飞猛进, 新农村建设才会出现朝气蓬勃日新月异的大好局面。就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看, 在农村, 科学技术的传播, 主要手段还是农村教育, 包括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农民职业培训和远程教育。所以, 在建设新农村发展农村生产的过程中, 发展农村教育是一项基础性工程, 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

2新一代农村居民培养与农村教育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资金, 需要技术, 但是更需要的还是人, 是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有知识、有技术、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新人。这样的人不是寥若星辰的精英, 而是像蒲公英一样成千上万地遍布农村的一大批。这样的人从哪里来?唯一的答案就是教育。农村的教育大发展, 新农村建设者大批涌现, 不断成长, 前赴后继, 源源不断, 农村生产何愁不发展?农村文化何愁不昌盛?农村的面貌何愁不改变?农村居民的生活何愁不美好?建设新农村需要新型农村居民, 而新型农村居民的培养离不开教育。温家宝总理曾明确指出:“没有农村全面‘普九’, 没有农民素质的全面提高, 就很难实现全面小康,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

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 农民素质的高低决定了农村社会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只有重视并加强农村教育, 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才能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我国的农民总体上来说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勤奋朴实的传统美德, 但由于诸多原因造成我国农民整体素质不高, 这是人所共识的事实, 已成为建设新农村的主要障碍。

第一, 农民受教育程度低。中国有13亿多的庞大人口, 每年大约新增1500万人, 将近70%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 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约是1.5亿人。全国4.97亿农村劳动力中, 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3%, 初中的占49%, 小学及以下的占38%, 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 全国92%的文盲、半文盲在农村。

第二, 农民缺少现代专业技能。一方面, 留守农村的农民, 大多是儿童妇女老人, 没有经过专门的现代农业技术训练, 而是依靠父辈经验的传授, 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这种生产方式,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很难脱贫致富。另一方面, 进城务工的农民也没有经过专门的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的培训, 不能从事复杂劳动, 只能从事简单劳动, 其中大部分是脏活、累活、苦活。

第三, 农村基层文化生活单调、匮乏。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 人们的思想相对封闭、保守, 有的农村存在大量劳动力闲置现象, 不思进取, 致富能力不足;网络在农村还是奢侈品, 各种文艺活动少, 农村社区文化建设薄弱, 农民除了看电视, 主要是打麻将和赌牌, 有的地方农民把赌博当娱乐, 赌资巨大;有的地方讲排场、比阔气, 铺张浪费严重, 使得社会风气复杂化。

新农村基础教育 篇5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教育问题及对策

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农村教育还存在着办学方向偏差,教育脱离实际,师资队伍落后等突出问题.因此,应着手转变办学观念,完善农村教育体系,提高农村教师综合素养.

作 者：王岚 Wang lan 作者单位：太原大学,030009刊 名：农业技术与装备英文刊名：AGRICULTURAL TECHNOLOGY & EQUIPMENT年，卷(期)：“”(2)分类号：S-01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农村教育 目标 问题 对策

新农村市场：先教育，后淘金 篇6

苏果的双向盈利模式

宋瓷

在跨国零售巨头纷纷为进入中国二、三线零售市场摩拳擦掌时，苏果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果)的触角已经悄悄渗入了行政村。从大城市到农村，苏果的渠道使这些跨国零售“大佬”眼红。苏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应归功于其掌门人马嘉樑创立的双向流通模式，这一模式在借助特许加盟得到了飞速发展。

1998年，当国内外零售大佬着手在城市攻城略地时，刚刚成立2年的苏果开始向农村市场出触角。这一年，苏果的第一家农村连锁店在江苏省溧水县开设。此后，苏果的加盟店迅速蔓延到了武进、东台、如皋、兴化等县80％的乡镇，同时还涉足到邻省安徽的20多个县城。在商务部开展“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后，苏果开始探索开设“村级店”。目前，在南京周边的溧水、高淳、江都等县，苏果的便民店已开进了行政村。

而苏果的成功经验，已经成为中央树立的典型。温家宝总理在谈及农村流通模式时，曾先后三次指出“苏州的经验可借鉴”。

马嘉樑承认，当时主要是从企业出发，希望开拓农村市场可以求得苏果品牌的区域影响和快速增加销售规模。

如何将苏果开到农民家门口?马嘉樑和他的团队选择了特许加盟连锁经营形式，以原来的农村商业网点为依托，对一个区域进行整体改造，之后让它们加盟苏果，成为苏果的连锁店。

实际上，1998年，当邳州供销社找到苏果时，苏果甚至心存疑虑，因为苏果的资金规模无法承受这么快的扩张。问题的解决得益于对加盟模式的运用，邳州供销社自筹资金成立加盟公司，改造旧有网点，然后整体加盟苏果；苏果只需要做品牌和管理的输出以及货物配送就可以了。

在这种加盟方式下，苏果以迅猛的势头开始发展。据商务部对山东、江苏、浙江、安徽实地问卷调查，传统的夫妻店改造为连锁超市后，销售额一般增长2～8倍。在一批加盟店取得成功的基础上，苏果迈进一步，又开始向农村市场拓展直营店。目前，苏果直营店已经开设到了江苏、安徽20多个县城。

或许数字更能够直观说明苏果的现状：1508家网点，58％开在农村；180亿元的销售额，50％来自农村。

商务部将这种方式称为“将现代经营理念、营销方式与连锁网点由城市延伸到农村，实现‘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标识、统一服务规范’”。

而苏果的成功远远不止得益于这种模式。苏果把传统超市的单向流通功能理解成双向，利用走进农村的契机，为其后来实现双向流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统计，连锁配送、集中采购可以降低农村物流5％～6％的成本。

自从苏果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战略以来，苏果连锁业已辐射到农户家门口。业内人士分析，此种模式的成功之处在于因地制宜与步步推进。即：苏果通过强大的连锁销售平台，利用各种商品信息，引导农副产品加工企业按照超市的要求进行品牌化、标准化生产，成为超市与供货商双赢互利的范例。

以往农民“大件商品进城里，日用百货赶大集，油盐酱醋靠个体”的购物方式，正逐步被“推着小车逛超市”所取代。事实上，随着我国流通业的进一步发展，连锁企业对带动农副产品销售、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起到的作用将越来越明显。

目前，苏果直营店每年的生鲜货品经销额高达16亿元，其中，大米3．8万吨，鸡蛋3万吨，食用油3．6万吨，奶制品1．5亿元，新鲜猪肉1．2万吨，蔬菜2．8万吨，水产品6400吨，水果4．4万吨。在苏果农村店铺网络与城市网点形成一体化后，农产品的供求信息得以更顺畅地传递，可以及时引导农户和农产品基地的生产加工。

苏果的发展，也带活了一批农产品加工企业，加速了农产品的品牌化。目前，与苏果合作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多达上千家，农产品经营龙头企业超过500家。而常州萝卜干、宿迁黄花菜、溧水洪篮玉带糕等地方特产也搭乘苏果的“东风”迅速成为知名名牌，销量成倍增长。

长期以来，零售业的盈利模式通常是单向的，而苏果则采用了逆向思维。单向的流通是一方获利，而这种双赢模式不仅使利润最大化，也为社会资源配置寻找到一条新的途径。

联想下乡深挖“冻土层”

宋瓷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市场。在“新农村”概念尚未提出时，联想已先行一步，对农村市场表示了强大的兴趣，而具体的市场措施早在2004年8月就已经启动。

2004年8月3日，联想公布了其蓄谋已久的“乡镇电脑普及计划”：联想欲以最低2999元的价格，在—年内，向这一市场销售80万台至100万台电脑。

杨元庆将之称为“冻土层”解冻。

这一概念来自于，2亿人口的美国年销售电脑4000多万台，而13亿人口的中国年销售量却只有1m0万台。由此，杨元庆认为，在国内PC市场增速放缓的同时，还有很大一个“冻土层”存在；电脑市场重心从大中型城市向乡镇级地区转移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后者将成为中国电脑市场未来5年的增长点。

挖掘“冻土层”战略也是和联想的业绩密不可分的。根据IDC统计的数据，2003年联想在国内PC市场的占有率从30％以上下滑到28％左右。2004年第一季度，联想的市场份额更是跌至24％。自从国内PC占有率形势有些不妙之后，联想一直在努力地“亲民”。而这次挖掘“冻土层”农村市场，无疑是朝着这个方向更近了一步。

为此，杨元庆和他的团队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从渠道到市场，联想都采用了比以往更有效的做法。

市场渠道一直是联想的优势。联想的此项计划面向4级至6级市场，采用“短链”渠道策略；不采取直销策略，各分销商都是通过筛选而特别指定的。

其时，联想已在全国形成18个分区、108个销售网格的渠道体系，借助联想强大的渠道运作能力和大联想渠道伙伴的力量，联想将销售力量渗透到乡镇地区。但是这一次是联想直接面向农村、城镇市场的短链接触。在这个细致的网格中，一个网格相当于一个直辖市，每个网格有专门的网络代表，代表每周都要深入到所在的区县，并且有很明确的销售目标。

深入到五、六级市场，在分析人士看来这并不容易。他们认为，到目前为

止，五、六级市场有一些显著特点：首先，消费水平不高；其次，电脑应用水平不高。

“捉到乡镇市场，很多人会觉得那里很穷。其实不然。尤其是珠三角和长三角，贫穷农村的现象不复存在，很多乡镇宛如小城，有旺盛的电脑需求。”在“乡镇战略”实施一年半后，联想中国区消费电脑事业部总经理刘杰仍对新农村念念不忘。

有“旺盛的电脑需求”，联想在销售策略上有了合理的价位，2999元的价格与农村市场的消费能力贴近了许多。而销售电脑时对这个市场进行培育也成为联想的重要策略。

2005年，联想不仅把五、六级市场作为自己的重点和长期战略，更是为此配备了充足的兵马和粮草，在产品、推广、渠道等各个方面为开发五、六级市场提供最为完善的支持。业务人员深入市场开展“五个一工程”：一次市场调查，一场面对面的培训，一套销售工具，一次形象提升，一次产品推荐。联想通过一系列举措培育和熟悉市场。此外，联想还在县镇广泛发展合作伙伴，让合作伙伴集推广普及、销售、服务等功能与一身，更好地为当地用户做好培训和服务工作。

在五、六级市场销售电脑时，联想为县镇用户量身定做了家悦系列。这一系列电脑采用了很多人性化设计，中文键盘的中文标识方便初学者理解使用：当不熟悉电脑而误删系统文件或驱动程序时，“一键恢复及备份”功能可以将系统还原到出厂或上次备份状态，方便用户使用。

“不能只想去淘金，更要教育这个市场，刺激需求。尤其在当地很多人还在买兼容机的情况下，品牌厂商更应该考虑不同层面的客户需求。服务一定要跟得上。在联想，无论用户住得多远，产品维修和售后服务3-4天就可以完成。”据刘杰介绍，由于乡镇的交通并不像中心城市那么发达，联想的服务站已经渗透到五级市场。

目前，联想在乡镇市场投入的营销费用占整体费用的30％左右，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比例。但是，联想在五、六级渠道上下的工夫终于交了一份不错的“答卷”：一年多来，联想的圆梦电脑销量为80万台；联想在2000多个五、六级市场强化渠道力量，专卖店渗透率在70％以上，重点区域的专卖店渗透率高达100％。

农村市场的消费特征

沈坤

一直以来，营销界和企业界的人士普遍认为，城市消费群体才是市场消费的主流。所以，大部分企业的产品市场，都把目标瞄准了城市。正是这样一种习惯性的思路，导致城市市场挤满了太多的竞争对手，企业花费了太大的成本。一些另类的企业就开始突破，将营销触角直接伸入被大家遗忘的农村市场，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比如苏果和联想。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曾经名噪一时的保健品企业三株，就在农村市场获得了巨大成功。紧随其后的红桃K也在农村市场掘到了第一桶金。这说明农村市场的确是一个巨大但被大部分企业所忽略的隐蔽性市场。农村市场表面上给人的感觉是保守、落后与贫穷，但实际上蕴涵着很大的消费潜力。相比城市市场，农村市场的消费特征具体表现为：

消费特别感性，有时纯粹是盲目攀比跟风产生购买冲动。

农民的消费意识跟城市居民相比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有时候农民购买商品不单单是为了实用，更多可能是受生活环境的影响。有时候他们的消费比城市居民更感性，很大一个因素是由于口碑传播效应，信息传递非常快。譬如一户人家买回来了一件什么新玩意，很快全村人都会知道。受互相攀比和暗中较劲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人家会随后模仿，买下自己不太需要的商品，以显示自己不比别人差。

追求实惠，往往低价格、高附加值的产品更容易被接受。

农民的收入相比城市居民确实要低很多，有些地区的农民生活保障还存在问题。因此，一些高价格产品要打开农村市场确实比较难。但联想推出的2999元的电脑，从价格上一下子让农民感觉很实在，以前万元左右的先进玩意，现在也可以轻松地把它抱回家来。加上现在的农民接受的信息与城市居民不相上下，很多沿海地区的农民，受城市文化的影响，其生活倾向更是接近于城市居民。所以，合理的价格和合适的营销方法，确实能帮助企业在农村市场打开一个崭新的窗口。

文化程度不高，思维比较简单，对太复杂的事物接受度较低。

农村消费者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其思维也比较简单，所以他们对复杂的新事物接受度不高。最近海尔也利用其农村市场的家电渠道销售电脑，针对农村市场的特点，特意将操作系统进行改良，将复杂的电脑操作设计成像操作电视机那样简单，如一旦误删了操作系统软件，就能通过“一键恢复”程序自动恢复，给农村消费者带来很大的便利性。

农村市场的营销成本普遍较高，尤其是物流和服务成本。

农村市场不像城市市场，一是居民分散，传播信息无法覆盖；二是偏远地区交通不便，使物流和服务成本居高不下。在城市里几十台电脑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全部送到位，而在农村市场，一台电脑可能就需要走几十里山路，耗费一天时间。在售后服务上更成问题，一次一位消费者打电话要求海尔上门维修刚买的电脑，说是显示器无论如何不亮。等到维修人员翻山越岭赶到，一检查，原来是电源插座太松造成的，令维修人员哭笑不得。所以海尔等企业已经在农村设立工作站，以及时解决售后服务问题。

以上这些消费行为的差异因素，可能也是导致一些企业不敢轻易进入农村市场的主要原因，毕竟不是任何企业能做到像联想、海尔那样拥有完善的农村渠道和服务体系的。

苏果的连锁加盟扩张模式，是在充分了解了农村市场的实际情况后采取的针对性市场策略。苏果统一的店面视觉、统一就地采购、统一配送的低成本和保鲜度以及完善而优质的服务，都令习惯了在地摊或集市上购买商品的农民消费者有一种新鲜感和安全感。而作为苏果模式本身，其迅猛发展的农村终端将在以后的几年里发挥更大的作用。苏果将把更多可以进入这类终端销售的产品，源源不断地纳入进来。作为一个专业营销人，我也不得不钦佩马嘉棵先生的眼光。

尽管农村市场对某些企业来说更像是一个等待挖掘的富矿，但如何挖掘以及究竟用什么工具挖掘，需要更多的企业营销人通过探索去寻找答案。

(本文作者为精锐纵横(广州)营销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首席顾问)

农产品市场的营销现状

毛圆媛

随着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和农村消费能力的提升，以往支撑城市消费品行业快速增长的因素的重要性开始减弱，未来增长潜力的许多因素开始指向农村。

目前，农产品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相对过剩”现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曾经历过四次政策性农产品结构调整。但通过行政、财政手段而非市场因素来达到市场供求总量平衡，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农产品“相对过剩”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最终归结为如何优化农业产销关系，即农产品如何做市场营销的问题。

我国农产品营销渠道主要包括生产者(企业和农户)、中间商(专业批发商、贩运户、零售商等)和国家法定商业组织(农业营销公司、销售公司)等。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环节多，层次复杂，成本高。农产品销售渠道的通畅需要更多渠道主体参与进来，建立更多的农产品代理商队伍和营销公司。

生产者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注意两个趋势：一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消费者对于日常消费品产生了要求提供更多便利、综合服务的需求，从而推动了新型零售终端的兴起；二是随着新农村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入，一些有广泛分销网络、配送能力的商业主体加入到农产品销售中来。在这两大趋势下，生产者必须抓住先机，实施差异化的分销策略，以便自己的产品能够物畅其流。

农产品销售同工业品一样，需要促销手段引导消费和扩大市场。有两种促销策略可供选择，一是通过对消费者促销“拉”动销售，二是通过对中间商促销“推”动销售。前者是唤起消费者需求，刺激其购买动机；后者是推动渠道，激发销售动机。实际上，越强势的品牌越倾向于采用“拉”式促销。目前这两种策略对我国农产品销售很难说谁优谁劣，因为它受到农产品品牌强度、消费意识成熟度等因素的制约。

当然，一个行业的市场营销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在任何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及其投入的市场营销系统的改善以及农村新兴经济的涌现，都需要一个适当的政策框架和有效的政府扶持服务。这些扶持服务包括提供市场基础设施、市场信息和农业推广服务，为农民提供销售方面的建议。另外，政府需要确保法律、法规环境能够适合竞争、高效的农业组织开展市场营销活动；在农商业、大型零售商和农民之间建立销售链接，例如开展农产品合同种植或团体销售，协助农村经纪人和农商业联合起来，对农民团体进行市场营销知识培训。此外，完善销售供应链也是一项重要工作。

新农村基础教育 篇7

一、农村基础教育秩序恢复与制度重建时期的有关政策

1. 全面恢复、重建农村基础教育的秩序与制度

针对“文革”中基础教育学制片面缩短, 造成教学质量下降和教学秩序混乱的局面, 1978年1月教育部颁布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 要求有计划把学制由九年向十年过渡。1980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又指出要逐步把中小学学制改为十二年。针对文革中基础教育课程开设的随意性, 1978年9月教育部重新发布了《关于实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 》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 》, 对中小学的德育、智育、体育及教师工作等进行了全面规范, 强调要保障正常的教学时间与课程的合理开设, 保障基本知识的传授与基本技能的训练。这些对迅速恢复、重建农村中小学的正常秩序与制度,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着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文革”时期中小学教师队伍快速发展, 1977年全国民办教师最多时高达491万人, 而且多在农村。由于种种原因, 很多人不合格, 而形势发展又急切要求强化农村教师队伍素质, 于是这就成为农村教育政策的重要议题。

对此, 教育部1978年10月颁发《关于加强和发展师范教育的意见》, 1981年11月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管理工作的意见》, 1983年5月国务院也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这些文件主要政策是:每年在中等师范学校招生中, 划拨一定指标招收给民办教师, 让他们经过学习后成为公办教师;大力发展中等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教育, 为全国中小学尤其为农村中小学培养新教师;大力加强对农村中小学在职教师的培训。

3. 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投入方针

八十年代初, 经济落后, 百废待举, 面对繁重的初等教育普及重任和重点学校政策对资金的大量占有, 各地农村基础教育发展都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因而1983年国务院印发的《通知》指出, 办好农村学校教育, 要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要通过多种渠道切实解决经费问题, 鼓励农民在自愿基础上集资办学。1984年国务院又下发《关于筹措农村学校办学经费的通知》, 指出除国家拨给的教育事业费外, 乡人民政府还可以对农业、乡镇企业征收一定的教育事业附加费。

4. 提出要基本普及初等教育的政策目标

考虑到我国当时五年制小学教育尚未普及, 新文盲还在继续大量产生, 1980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 提出要在80年代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普及小学教育。

国务院1983年5月下发的《通知》, 特别强调要力争1990年前除少数山高林深、人口特别稀少地区外, 农村都要实现普及初等教育的基本目标。

5. 为初创的农村学前教育提供政策指导和支持

对于初创的农村学前教育, 1979年7月教育部等部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托幼工作会议, 它指出农村幼教的发展要依靠专业人员, 要对农村幼教人员进行专业指导。1983年, 国家教委出台了《关于发展我国农村幼儿教育的几点意见》的专门文件, 它明确农村幼教事业要以群众集体办园为主, 教育行政部门要专项列出一定经费对它进行投入。

6. 对发展农村高中教育进行初步改革

在1983年国务院下发的《通知》中, 还指出各地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需要, 有步骤地增加一批农业高中和其他职业学校;应切实保持、办好一定数量的农村普通高中, 但也要开设必要的职业技术课和劳动课。

二、农村基础教育大幅改革时期的有关政策

1. 对农村基础教育运行体制不断改革

面对整个教育落后状况, 为适应《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下发后所带来迅猛发展形势, 1985年中央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一个事关教育全局的宏观政策颁布, 它的明确政策表达是:基础教育实行由地方负责, 分级管理的原则。除大政方针和宏观规划由中央决定外, 具体的政策、制度和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对学校的领导、管理和检查的责任与权力都交给地方。由此, 开启了基础教育以基础政府为重心的运行体制。这一《决定》还首次提出了要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为了保障义务教育的推进, 1986年国家出台了新中国第一部专项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它明确表达了对接受义务教育学生免收学费的政策意愿。

1987年国家教委、财政部下发《关于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它强调指出, 多渠道筹措农村办学经费, 是改革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一项重要任务。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 是调动地方和社会办学积极性、促进基础教育发展的重要措施……不应视为加重农民负担。

为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在农村落到实处, 1992年国务院下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规定:农村的教育费附加, 由乡级人民政府负责统筹安排。这一政策的重点是扩大乡级政府管理学校的职责权限, 使农村基层的乡、村成为教育经费负担的主体, 从而形成了“以乡为主”的投入体制。这个细则再没有明确要免收学费, 而在第十七条却规定“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可以收取杂费”, 为各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免收学费后, 由于经费紧张, 实际收取了大量费用的做法进行背书与解套。

1993年国家教委下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 , 它强调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 必须改革政府包揽办学格局, 逐步建立以政府为主体, 社会各界共同办学体制, 这为整个教育进一步改革指明了方向。

出于加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 1994年我国进行了财政体制分税制改革。它大大加强了中央财力, 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结构。两者的财政收入比例由分税前的22∶78, 到2004年的57.2∶42.8。地方财政, 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财政变得困顿, 但它们对义务教育投入的责任并未减轻。于是, 农村各地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大幅减少, 向学生多收“杂费”形式的各种费用和提高教育附加费现象大量出现, 农民的教育负担在加重, 农村教育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在这一背景下, 1994年国务院下发实施《纲要》有关文件, 开始强调“县级政府在组织义务教育实施方面负有主要责任”, 这对后来深化农村基础教育体制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2. 二十世纪末要实现“两基”的发展目标

1993年, 国家教委下发的《纲要》也为我国教育提出了重要又具体的奋斗目标:到2000年, 在全国覆盖85%人口的地区, 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 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为推进“两基”目标, 1994年全国第二次教育工作会议明确实现“两基”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同年, 基于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 国务院提出了“分区规划、分类指导、分步实施”的“两基”推进战略。1996年国家正式启动第一期《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 标志着贫困地区大规模教育扶贫工程拉开序幕。

为实施这一工程, 中央财政投入39亿元, 地方财政配套87亿元。到一期“工程”结束, 在全国各地852个贫困项目县中, 有428个项目县通过了国家“两基”的验收。到2000年, 经过多年顽强的努力, 我国如期完成了“两基”的重大目标。

3. 进一步改革农村幼教投入体制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 国家也在探索农村幼教投入体制的改革。1997年国家教委出台《全国幼教事业九五发展目标实施意见》, 它强调农村幼儿教育也要走政府、主办单位、家长、社会力量和幼儿园自筹几方共同投入的路子。

4. 对高中教育体制进行深入改革

为推进高中教育发展, 1995年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大力办好普通高级中学的若干意见》指出, 要逐步建立以地方政府办学为主, 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新体制。1999年8月, 教育部又下发《关于积极推进高中阶段教育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要积极发展包括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在内的高中阶段教育, 农村职业学校可以免试招收农村应届初中毕业生入学;要适当调整学费标准, 提高高中阶段学费在培养成本中的比例。

三、农村基础教育深入发展时期的有关政策

1. 构建农村义务教育运行的新体制

分税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和为“两基”目标留下的大量债务, 带给了农村基础政府和农村基础教育的巨大困境。为推进农村基础教育进一步发展, 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它指出农村义务教育要“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 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 这标志着长期低重心这一教育管理模式开始提升。根据这一文件, 县级人民政府对本地农村义务教育负有抓好中小学的规划、建设管理、统一发放教职工工资等主要责任。

此后虽然农村教师工资拖欠现象有所改善, 但对这一教育运行仍举步维艰。2002年5月, 国务院办公厅又下发《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 继续强调要实行“以县为主”体制, 还规定了各地方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虽然没有明确各级政府按什么比例投入, 但明确了省级政府和县级政府必须确保教职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农村中小学发展不得举债建设这些较刚性规定。

由于税费改革后的一费制政策, 不能再征教育附加费和教育集资, 中央转移支付又主要用于教职工工资。因此, 很多农村学校的公用经费资金缺口很大, 难以维持学校正常开支。对此, 2003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 它强调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教育, 要确保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不低于改革前的水平, 并力争有所提高;还要求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全额纳入预算, 县级政府要按照省级政府制定的标准拨付公用经费。对实行“一费制”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财力确有困难的县, 省、地 (市) 政府对其公用经费缺口要予以补足。可见, 这一文件进一步明确了省、市这些较高层次的地方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重大责任, 这一教育的公共性开始彰显。

这些政策文件对当时农村基础教育的办学困境, 起到了很大改善作用。但这一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 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为此, 2005年9月, 国务院又颁布《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 (以下简称《保障通知》) , 强调要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 要在明确各级责任基础上, 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逐步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免学杂费的资金由中央政府和东、中、西的地方政府按不同比例分担。多年来困扰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 正在实现重大的突破。虽然前几个文件也提到省级统筹问题, 但只有这一《保障通知》明确规定“省级人民政府要负责统筹落实省以下各级人民政府应承担的经费”。由此形成了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省级统筹”体制, 这是对“以县为主”管理体制不足的有力纠正和补充。

2006年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在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不收学费规定的基础上, 又增加了不收杂费的内容, 在免费教育上迈出一大步, 这一切使得农村义务教育的公益性和政府主导性得到了充分彰显。

2. 全面普及农村义务教育

2000年只是基本完成了“两基”目标, 到2002年西部地区仍有410个县没有实现这一目标, 两基人口覆盖率为77%。因此, 2003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 要到2007年, 西部地区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2004年国家启动《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 (2004—2007) 》, 从这年开始在西部实施农村寄宿学校建设工程、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西部农村教师建设工程等重大政策措施, 共有近200亿的专项投入。2005年国务院下发的《保障通知》又明确, 从2006年开始全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的学杂费, 2007年扩大到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这些政策有力推动了义务教育的普及进程, 到2007年义务教育在全国农村都得到全面普及。

3. 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针对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义务教育的巨大差别, 2005年5月教育部发布意在实现过程公平的《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它提出要逐步缩小义务学校办学条件的差距, 加强农村学校和城镇薄弱学校的师资队伍建设, 以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用法律形式明确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方向, 还明确县级以上政府有责任推进本地区这一均衡教育发展, 并重申义务教育阶段不能办重点学校。为了推进这一均衡教育, 在2006年实施特岗教师政策基础上, 国家2010年又实施了两项投入巨大的“国培计划”, 培训了大批农村基础教育教师, 有效地提升了他们的职业素质。

2010年, 引领教育发展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 (以下简称《规划纲要》) 又规定, 要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为此, 教育部2012年又出台《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暂行办法》和《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 2014年出台《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的通知》和关于印发《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 (试行) 》, 以解决农村义务教育中许多地方基本办学条件不具备、学校管理不规范, 学校布局不合理的问题, 以促进它的均衡发展。

4. 适时地提出要普及高中教育的发展任务

在基本完成的“两基”目标后的2001年, 国务院在《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就指出, 支持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中西部农村地区发展高中阶段教育。2003年教育部又提出, 到2020年, 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地区的人口覆盖率达到85%左右。

在实现全面普及义务后, 2010年下发的《规划纲要》规定“到2020年,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满足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教育需求”, 并提出了加大政府财政投入等一系列落实政策。

5. 提出大力发展农村学前教育是普及学前教育的战略重点

2003年教育部等部委联合发文《关于幼教事业发展与改革的指导意见》, 强调既要灵活多样发展农村幼教, 为农村儿童提供更多教育机会, 又要提升这一幼教的质量。

在2010年的《规划纲要》特设“推进农村学前教育”项目, 它指出到2020年基本普及学前教育, 农村学前教育是发展的重点, 政府要在发展这一学前教育中负起主要责任, 公共教育资源要向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倾斜。

四、基本分析

通过以上叙述, 我们发现, 提升农村义务教育一直是新时期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战略重点。因此, 义务教育的有关发展政策构成了新时期农村基础教育政策体系的主体, 而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的政策出台就相对不多。为了引导这一教育的高中教育和学前教育的应有发展, 今后要加强这方面政策的出台。

这些农村基础教育政策, 都是围绕对教育活动的规范、教育体制的重构, 教育机制的塑造和教育理念的更新而出台。

第一阶段的教育政策重点是对教育活动的规范。鉴于文革中这一教育活动遭受严重破坏, 因此通过一定政策的出台, 恢复正常教学秩序, 改变课程和教材的随意设置, 提升不适应形势发展教师队伍的素质, 就是当务之急。正是这些政策的出台, 迅速使农村基础教育走上正轨, 水平也得到提升。虽然在投入体制方面提出了“两条腿走路”的政策, 但这只是对文革前相关政策的延续。而有关这一教育的机制方面和观念方面的政策, 这时期几乎没有涉及。

第二阶段正是我国社会深刻转型时期。由于一定的社会体制对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 原有的基础教育体制又不能适应这一教育新发展, 因而重构体制就成为这时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出台的重点所在, 努力塑造适应形势发展的管理、投入和办学新体制就是这一教育政策的重心。1985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1987年通过的《关于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 199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实施细则》和1993年通过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逐步构建了分级管理、多种形式办学、多渠道筹措经费这一基础教育发展新体制, 这也为这一教育进一步发展, 奠定了一定的体制基础。尽管这时在这一教育的活动方面也有一些政策出台, 如1992年国家教委发文指出各地可以开设一些地方课程;在教育理念方面, 1999年国家教委提出了发展素质教育的理念。但在社会的整个教育环境和教育价值观没有重大改变之前, 在相应的落实机制出台之前, 这些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方向性规划与价值提倡, 一时是不会有实效的。

第三阶段农村基础教育政策体现了比较平衡的特点, 在教育活动、教育体制、教育机制和教育观念方面, 均有重大并有实效的政策出台, 一改前两个阶段政策出台的倾斜性。在教育活动方面, 2001年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 》, 它规定从2005年在全国中小学阶段起始年级都启用新课程教材, 有从2010年开始对农村中小学教师大规模“国培”的两项政策出台;在教育体制方面, 2001年《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 提出要构建地方政府负责, 分级管理, 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在教育机制方面, 有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 安排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一种新机制;在教育观念方面, 有2005年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和2006年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出台, 明确了提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方向。

正是由于政策出台的这一平衡性, 使得这时政策的效果相对更好。这也是今后这方面政策出台要加以注意和借鉴的。

参考文献

[1]赵云旗.完善中央与地方税收划分的思考[J].经济研究参考, 2005 (66) .

[2]孙霄兵.教育的公平与利润:中外教育经济政策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3]顾明远.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纪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新农村基础教育 篇8

一、农村教育存有的问题省思

（一）农村从业人员文化水平亟待提升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12月我国总人口13.2亿，农村人口7.2亿，占我国总人口的55%。我国53100万的农村劳动力资源中，文盲3593万人，占6.8%;小学文化程度17341万人，占32.7%;初中文化程度26303万人，占49.5%;高中文化程度5215万人，占9.8%;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648万人，占1.2%。从上面的统计数字来看，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小学及初中文化程度的比例总计达到89%，而农业从业人员中，有数据显示这一比例高达95.7%。2006年末全国共有农业技术人员207万人，在农业生产经营单位从业的94万人，仅占46.9%。在职业教育方面，全国只有10.8%的乡镇有职业技术学校，这与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与更需要有职业技术人员的农村市场相比，显然是个不协调的比例。另外，成人文化技术培训供给不足，培训方式和手段落后，教育质量不高，成为我国农村教育的一个薄弱环节。

（二）城乡教育差距过大

消除城乡教育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相比较，其主要差距主要表现在教育机会不平等、教学基础设施落后、教师队伍生存环境恶劣等方面。

有资料显示：在2000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之前，许多大中城市已经普及了高中教育，但是到2004年，仍然有至少10%的农村地区尚没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有的县甚至没有普及小学教育。近年来，虽然全国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一直保持在99.1%，但由于学龄儿童的基数过于庞大，没有入学的0.9%的儿童数也几乎恒定地保持在100万人左右。据计算，自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到2000年的十五年间，中国大约有1.5亿左右的农民子女没能完成初中教育。

由于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二元分割，农村教育接受着与城市教育的不同宿命，有限的教育经费向着城市学校和各级学校中的“重点”倾斜。2004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小学为1014元，初中为1074元。小学、初中生均预算内事业费的城乡之比均达到1.2∶1。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小学城乡差距高达1.4∶1。目前，我国对公共教育的投入占GDP的比例还远远低于世界水平，由于政府的政策导向等原因，在有限的投入中，农村教育所占的比例就更小。这就直接导致农村学校的建筑设施，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一系列基础设备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与城市学校都不可相提并论。有的农村小学想争取几万元危房改造的费用难上加难，一些城市的重点学校要进行实验室改造却可以轻而易举的争取到百万元的专项资金。

目前，从事农村教育的教师中，很多没有受过正规的师范教育，年龄结构偏大，接受新知识较慢，业务能力需要提高。究其原因，一方面，真正的师范生或大学毕业生因为编制得不到落实不愿到农村从事教育，另一方面，农村优秀的骨干教师也因待遇和福利流向城市学校，这就造成农村教育急需教师，而城市的大量师范毕业生却找不到学校安置的尴尬局面。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我国现行体制和人事制度，从一开始就朝着偏向城市教育优先发展而存在。

（三）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

农村区域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东部及中西部发展规模、质量、速度、普及率和普及程度上的差异。国家统计局2007年数据显示，在受教育程度上，农村劳动力文盲、外出从业劳动力文盲、农村从业人员文盲所占比率东部及东北地区分别为7.2%、1.4%和0.6%，中西部地区分别为17.4%、2.8%和21.7%。虽然国家每年都在加大基础教育的投入，但相当一段时期内地区之间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是无法消除的。这种不平衡带来的将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不利教育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四）农村教育的亚健康发展

处于经济、社会和文化不发达的农村地区，经济上的弱势导致其在教育发展上的弱势。随之而来的是农村教师的地位不高、经济待遇过低、农民子女享受优质教育服务难和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等一系列问题。办学资金不足是阻滞农村教育良性发展的瓶颈问题。从根本上讲，影响农村教育最根本问题是办学经费紧张，教育经费投入量不足和投入结构不合理影响了农村教育的发展。长期以来，在教育资金投向上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重城市教育，轻农村教育。“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由于各地区县级财力的不均衡性和税费改革形成的基础教育的经费缺口，致使地方财政难以担负起农村教育投资主体的重任，而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农村教育的质量也大打折扣。因为政府的投资远远不能满足现有义务教育发展规模的需要，后来出台的转移支付政策，其转移支付数额远远少于原来的教育附加费，已有的转移支付费用经过层层划拨，甚至扣留、挪用，真正为了学校教育产生实效的已所剩无几。2001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农村学生人均公用教育经费每年低于20元的县大约有30%，公用经费一分钱没有的县有10%左右。从这个角度来看，农村教育不是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而是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当前农村教育中的学生辍学率及“返盲”率居高不下、“读书不如打工”等新读书无用论的流行也影响着农村教育的良性发展。

二、农村教育问题的消解对策

（一）加大农村教育的投入

现阶段应在落实好“以县为主”管理体制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中央财政职能，调节政府间财力，实现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城市向农村、上级向基层、非义务教育向义务教育的适度转移。第一，要保证国家财政投入的总量，综合核定各地区的发展实际，逐步追加投入。第二，在目前农村教育远远落后于城市教育的现实下，应保证投入资金向农村教育的倾斜。按“存量不变，增量调整”的思路，保证其经费增长的速度高于城市。第三，在政府办学的主体条件下，通过利息贴补、专项补助、税收优惠等措施多渠道筹措资金，鼓励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引导社会资金兴办农村基础教育。第四，加快资金预算、管理、分配和使用的法制化进程，完善农村教育资金的法规和制度。细化预算编制，硬化预算执行，强化预算监督，合理调度资金，保证教育资金不被截留、挪用和占用，以期使有限的资金投入获取最大的教育收益。第五，根据各地经济的发展水平重新划分投入主体的责任制。在经济条件较好的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实施以县为主的投入体制;在经济条件一般的中部地区，实施省市县共同负担的投入体制;在经济条件较差的西部和广大贫困地区，实施以省市级政府为投入主体，中央负担一部分经常性的专项拨款，县级政府起辅助作用的投入体制。第六，加大对农村教育均等化的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在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中要按一个比例分离出义务教育经费，要求接受资金的下级政府用于义务教育。各地财政状况要根据其财政收支进行科学、合理测定，科学准确地把握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额的尺度，使得结构合理优化，更好地支持农村义务教育。

（二）创建城乡教育交流体系，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建立城乡教育共同体，让城乡教育理念、教育资源、教育方法、教育成果等方面互为融通，达到师资配备的一体化、督导评估的一体化和学校管理的一体化。这是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重要途径。进一步落实“师役制”，即让即将从事教育行业的师范类毕业生到农村学校锻炼。这也是解决农村师资力量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法。“师役制”一方面可以根据各地情况合理配置教师，从而有效的解决农村教师师资水平偏低、数量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对即将参加工作的毕业生也是非常有益的锻炼。加大农村教师的培训及继续深造的力度，全面提高农村教师的业务水平和专业素质，这是解决农村教育水平落后的根本措施。因为，农村教师植根于农村教育，更了解农村教育的问题和症结所在，这些问题和症结的消除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广大的农村教师来实现。要在农村中学建立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择优上岗、合理流动的用人机制，建立骨干教师的考核管理机制，尤其要注重青年骨干教师的选拔和培养。

（三）调整农村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目前，要进一步巩固义务教育的成果，减小辍学率，提高教育质量，保证下一步基础教育工作卓有成效的开展。同时，立足于农村经济，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这不仅可以转移大量的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还可以让有一技之长的农村劳动力面向农村找出路，促进农村本土经济的发展。第一、大力推进农村教育的办学模式改革。实行多种学制、多种课程类型的相互融合、协调的弹性动态结构，打通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的衔接通道。在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内部建立“多入口”和“多出口”的通道，为农村青年开辟成长成材的多种途径。第二、从农村实际出发实行开放式教育。实行课内外和校内外教学、生产劳动、科技服务“开放型”教学体系。在坚持以课堂为主体的同时，重视学生的实践性教学，要让学生在生产劳动中增强劳动观念，树立兴农爱农、服务农村的思想意识。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2007年统计公报[Z].http://www.stats.gov.cn

[2]张玉林.中国教育:不平等的扩张及其动力[J].联合早报网.http://www.za-obao.com

[3]许永武.城乡学校教育差别初探及建议[J].科学教育, 2008 (8) .

[4]孙文学.我国农村教育的主要问题与对策探讨[J].中国农业教育, 2005 (3)

[5]何菊芳, 季诚钧.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问题新探[J].甘肃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 (4) .

[6]潘红.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问题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J], 2008 (8) .

新农村基础教育 篇9

一、农村教育公平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21 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从现在起到2020 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根本在教育[4]。优先发展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对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决定性意义,特别是在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下,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实现农村教育公平化,意义深远。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实现教育公平,保障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促进教育公平,对保障社会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坚持把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把促进公平与提高质量一起作为国家教育改革发展两大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把教育列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六大任务之首,强调“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公平作为改善民生之基,成为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要以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为目标,不断扩大和切实保障基本的教育机会公平。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加强农村教育公平,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变为人力资源的优势,不仅是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性任务。

二、农村教育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事业特别是农村教育取得显著成效,但还不完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在教育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还没有将平等的受教育权完全真正落到实处。在教育目标、教育投入、师资力量方面,不公平现象随处可见[5~7]。从地域上看,东西部差距较大。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西部蓝皮书《中国西部发展报告(2013)》称,虽然西部地区教育事业发展迅速,但与东部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报告认为,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不均衡,西部地区12 省(市、区)高等教育竞争力强的省域较少,总体竞争力水平不高[8]。

近年来,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和师资配置的不断加大,农村中小学的办学条件有了明显改善,教育水平显著提升。然而,城乡经济差距有逐渐加剧的趋势,教育原本是缩小差距的重要手段之一,但现实是,城乡教育的差距也在进一步加大,这首先表现为城乡孩子在享受教育资源分配和受教育条件方面的不平等,并将直接导致未来城市和乡村居民在知识结构、经济地位和收入方面差距的扩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教育经费问题。农村教育资源匮乏是目前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教育发展的一个瓶颈问题。单就农村教育硬件来讲,农村学校,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学校,教室、办公室以及学生宿舍、食堂破旧拥挤不堪,条件相当简陋。而在部分城区的学校豪华气派,设施齐全,与农村形成了鲜明的比对。城市地区一些公立重点中学拥有学生专用的科学实验大楼,装备了设备先进的各类实验室、现代化的电教中心以及远程教室、行星英语教室、多媒体视听教室、计算机实验室等多种专用教室,甚至有的中学楼顶还建有天文穹顶,安装有大型天文望远镜。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系列报告会”中指出,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依然不足,在2011年,普通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支出农村与城市(含县城)相差近700 元;普通初中农村与城市(含县城)相差近900 元。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在2013 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指出:“全国省一级财政教育经费支出占同级财政支出超过20%的省份不超过7 个,而广东省连续五年保持在20%以上,省内的一些欠发达县平均超过25%,有1/3的县超过了30%,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1.2%”。

2.农村学校布局问题。过去几十年来,在旧的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制约下,在农村教育发展上存在“重速度、重数量、重外延,而轻效益、轻质量、轻内涵”的倾向,从而造成农村基础教育遍地开花和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低的现象。最近几年来,尽管采取了撤点(教学点)并校的策略,要求方圆3 公里内只有一所学校,但是在很多山区,交通安全隐患增加,学生家庭经济负担加重,农村寄宿制学校不足,导致了严重的辍学问题。

山西省朔州平鲁区到2008 年全区共有区直小学10 所,学生1.7 万人,教职工781 人,而农村小学共有179 所,学生5 000 多人,教职工660 人,城乡教育比例严重失衡,差异明显。在初中教学方面,与城里拥挤不堪、严重超员的初中学校相比,全区仅有的7 所农村初中共有学生1 009 人,平均每校不足200 人。面对这种现状,平鲁区委、区政府结合“一城三镇百村”的新农村建设步伐,全方位整合农村教育资源,大幅度调整学校布局,走“一乡一校”集中办学之路。2008 年,该区将农村小学生全部集中到乡镇寄宿制小学,实行了“保姆式”、“营养式”、“园林式”教学,为贯彻“两全”原则打下了良好基础[9]。

3.农村师资待遇问题。农村教师队伍的工资待遇虽然近几年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与城区的教师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他们的福利待遇依然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尤其是西部地区,特别是部分民办教师。在整个教师队伍中,在农村从事教育事业的教师面临的任务艰巨,工作环境艰苦。现在农村一些边远地区、艰苦地区还有很多代课教师,这些教师的待遇更低。2013 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西宁市第十四中学特级教师庞晓丽呼吁提高中小学教师待遇,并担心“广大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生活条件较差,教师如果连工资收入都得不到提高,怎么能安心教学?”

切实保障农村教师所得到的实际待遇与国家和地方的文件内容相一致,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动用积极措施,把农村教师的福利待遇保障列入财政预算,并对经济发展状况不佳的县市,由中央和省级财政统筹资金予以扶持。与此同时,要建立和落实农村教师的地区性补贴,共同保障农村教师福利及时准确到位[10]。

三、实现农村教育公平的对策

教育公平是自古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然而不仅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教育公平的标准,而且教育不公平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这就使得教育公平目标成为不断在实现着而又永远不能实现的目标。人是教育的起点,也是教育的终点。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也急切地关注农村教育问题,进行相应探索实践过程,出台了一些文件决议。因此,在这种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有利条件下,我们就要有计划地、有针对性地、实事求是地制定和落实实现教育公平的对策,主要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实施:

合理定位农村教育发展的目标,是农村教育发展的根本问题。目前农村教育在结构类型和教学模式上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很不适应。作为九年义务教育重要阶段的初中教育,从总体上看,其结构基本上是单一的普通教育,致使大批农村学生没有受过初等职业教育就直接走向了社会。解决的根本办法就是重新认识农村教育、重新构建农村的教育体系,使农村教育形成“成职普”、“初中高”、“农科教”相结合的完整的立体网状结构和良性的运行机制[11]。从而形成农村教育目标的多元化,农村教育除了为城市培养人才外,更多的要承担起全面培养适合农村、热爱农村、建设现代化农村的高中初级优秀人才。因此,农村教育要以人为本,尊重教育对象的个人选择,最大限度地强化地方人才的培养和稳定意识,为每一个受教育者提供适当的发展空间,让他们自主选择未来的发展路向。

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是农村教育公平的前提。教育投入是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资,是教育事业的物质基础,是公共财政的重要职能。要使农村义务教育走出困境,基本出路是对各级政府之间的责任关系进行调整。中国实行分税制之后,中央财政得到强化在对待像义务教育这样的公共事业上,条条的作用应该强化,中央财政的垂直影响会更加有效,专款专用,封闭管理对保障义务教育经费的直接到位至关重要。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继续认识深化与贯彻落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努力完善转移支付体制;建立切实可行的刚性保障机制,依法保障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严惩侵占、截留、挪用公用经费的不法行为;建立社会资金投入农村教育的长效合理机制;建立健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依法保障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教师的合理收入;调整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投资体制,健全政府对贫困学生的直接资助制度。

加强农村教育师资力量,是农村教育公平的驱动力。加强农村教育师资力量建设能为实现城乡教育公平提供强大的驱动力和智力支持,逐步缩小城乡教育差异,做到教育公平的最大化。为吸引更多的优秀教师到农村任教,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提供保障:改善教师待遇和工作环境,及时落实国家对教师待遇的各项政策,以解除教师后顾之忧,让教师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建立农村师资流失补偿机制,使得落后地区在教师流失后,仍有资金和能力招聘新的大学生进行培训,甚至建立起后备教师队伍,保证农村师资的稳定性;建立健全切实可行的农村教师激励制度,在职称评定、医疗、培训、财政奖励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激励优秀教师扎根在农村学校。

新农村基础教育 篇10

一、大力发展农村教育的意义

(一)发展农村教育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

大力推进农村教育,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民,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改变农村面貌,提高农民整体素质,整体推进生产力的进步,教育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2003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将农村教育放在了建设小康社会的突出地位,认为农村教育的质量直接关涉全国教育工作整体成效,强调了农村教育在小康社会建设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战略作用。由此不难看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重视、办好农村教育,作用不可小觑,因为它关乎系统工程的整体效应,要整体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就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强力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

(二)发展农村教育可以提升农村人口素质,增加福利

经济学研究表明,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与他的收入呈正相关。据美国经济学家D. Gale Johson分析,“中国农民在校时间每增加一年,其收入就可增长3.6%~5.5%”[2]。从总体上分析,知识创造财富是不无道理的,农村劳动者知识的多寡直接影响他们的经济收益,显然接受更多教育的劳动者,其收入一般高于较少接受教育的劳动者,这主要是由于劳动者收益的增幅与其使用先进科技、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密不可分的。千方百计提升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养,着力增强对农民技能的培养,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当前我国农村还不富裕的根本途径。

(三)发展农村教育是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要求

农村教育在全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取得了飞速发展,然而农民整体素质还不高,文盲、半文盲的数量还很庞大。由于广大农民自身素质不高,缺乏对子女教育的观念,加之农村教育设施不完备,导致教育质量不尽如人意,这直接影响我国国民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唯有花大力气狠抓农村教育,根据地区发展实际同步规划,通盘考虑农村教育实际,才能从根本上构筑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减小城乡教育反差,培养广大农村真正需要的农业和非农业人才,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四)发展农村教育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根本措施

发展农村教育是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总体上,接受的文化教育越多,就更容易掌握先进的方法和技能,更容易被非农产业所吸收。我国农村广大劳动者唯有受到更好教育,才有可能在党的富民政策下实现增收、致富、奔小康的目标。笔者以为要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适应城乡统筹发展,只有全力以赴地推进农村教育,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整体素质。

大农村是中国的国情。农村教育跛足前行,势必造成农村人口素质低下,也就不可能实现全面的小康,因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唯有全国高度重视,真抓、狠抓、实抓农村教育,农村教育工作才能趟出自己的路子来。

二、当前我国农村教育的现状

(一)农村教育整体水平不高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00年,全国仍有8 507万文盲,其中城镇为1 842万文盲,农村有6 665万人。城镇的文盲率为4.04%,农村为8.25%”[3]。“2001年,我国仍有450个县未实现‘普九’,集中在最贫困的西部农村地区,覆盖了数千万人口,成为新文盲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4]“农村基础教育无论是从质量还是数量方面讲,水平都比较低。我国义务教育整体水平不高,主要原因是农村‘普九’的效果较差。与城市相比,我国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完成率比较低,农村学生的流失、辍学问题仍然比较严重。”[5]

(二)农村教育定位有偏颇

当前,在我国广大农村,升学依然是基础教育的指挥棒。农村学校以考上重点高中和大学为荣,可以说农村学校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为高等教育输送生源的工作坊。不难看到大多数进城就读的学生毕业后将永远留在城里工作生活,也就是说农村教育的硕果被城市无情地摘取,除此之外,由于社会畸形地看重学历教育、轻视职业教育,导致农村职业教育背离“三农”服务主旨,农村依然被知识贫困、技术贫困所困扰。由于农村教育定位简单,造成普遍的“离农”现象,这表明农村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教育理念并未落到实处,最为严重的是“读书无用论”在农村的再次兴起。

(三)农村教育经费严重短缺

教育经费短缺始终是我国教育面临的普遍问题,而农村教育特别是经济贫困地区的农村教育经费短缺问题更为突出。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致使教育在政府整体投入中比例偏低,与发达国家比较,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偏低。20世纪80年代,世界发达国家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就已超过了5%,如美国(1983年)为6.8%,日本(1983年)为5.6%,加拿大(1985年)为7.2%,原苏联(1983年)为6.6%,就连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在1985年也达到了3.7%,而我国同期始终在2%徘徊,直到2001年,我国才勉强达到3.19%。教育经费所占比例,本来基数就小,在三级教育(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结构分配中,投入明显向高等教育倾斜,基础教育投入尤显捉襟见肘。

(四)农村师资队伍不尽如人意

伴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快速发展,长期积累的农村师资队伍建设问题日益凸显,经济落后地区状况更加令人揪心。

1.农村教师待遇偏低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城市教师待遇明显优于乡村教师,这势必在较深层次上影响农村教师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数据显示,“普九”使得农村地区欠债约500亿元。尤其在2001年后,国家为了切实为农村减负,税费改革取消了教育附加费和教育集资,农民不再每年担负教育经费,这固然是一个很好的政策,然而后续的教育经费转移支付机制又没有及时构建起来,这便必然加大了农村教育经费不足的缺口。

2.农村师资力量短缺

曾经的中等师范院校为广大农村培育了很多优秀的人民教师。在艰苦的环境下,他们默默无闻、甘于奉献,为祖国培养了几代优秀人才。而今,农村教师“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为这支队伍注入新鲜血液迫在眉睫。然而由于长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对教师人才的吸引力将更加缺乏。农村学生也不愿再报考师范类院校,这势必导致农村教师更加紧缺。

3.农村教师师资水平有待提升

鉴于我国农村教师整体素质有待提高,教师的继续教育就显得十分迫切。然而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使得整个社会都呈现出继续教育=获取文凭的态势,现实确实表明文凭对于涨工资、评职称、获晋升好处无处不在。作为继续教育培训机构,其培训动机是为了提升教师素质还是瞄准那巨额的经济利益值得推敲。在此种无奈的体制下,即便将教师继续教育培训的档次再提高一点,投入再多一点,估计其整体素质也很难有较大的实质性提升。

三、新形势下发展农村教育的路径探析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社会公平的有效手段,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愿景。农村教育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奠基性工程和培养新型农民的重要途径,应该找准农村教育的落脚点和着力点,积极探索农村教育的有效途径,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巩固“普九”成果,完善基础教育体系

经过各级政府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国已基本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成果来之不易,但也应清醒地看到,“双基”实现是低层次的,其基础是很不牢固的,随时有可能反弹。为此我们必须积极巩固“普九”成果,真正认识到发展基础教育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农村教育教学基础设施,配套实验实习设备,坚决制止农村教育乱收费现象,使农村适龄青少年能有一个与城市青少年同样良好的受教育环境。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保证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二)大力推进农村教育教学改革

农村教育教学改革应紧紧抓住农村现实,注重政策引导,着力提升实践能力与就业能力;充分利用教育资源,拓展办学规模,提升办学效益。课程一向被认为是制约农村教育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所以我们应该加大投入,下决心推进农村义务教育课程改革,改革农村义务教育课程,突出“三农”特色,唯有这样农村基础教育全面、协调、跨越式发展才有实现的可能。然而现在所有课程都无不以应试教育和升学考试为中心,这种课程设计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诉求显然是背道而驰的,至于促进农村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就更是无从谈起。故而改革现有课程结构,构建面向“三农”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初中课程体系,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迫切需要。

(三)深化农村职业教育改革

温家宝总理在谈到农村教育改革时曾指出,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前提下,要时刻把握为“三农”服务的方向,全面拓宽农村教育服务领域,重点突出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不断满足广大农村劳动者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换而言之,以就业为导向是农村职业教育的出发点和根本着力点,要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充分发挥科教兴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智力支撑作用,加大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学制安排等改革,全面提高农村劳动者整体素质,进而提升他们的就业创业能力。

(四)健全农村教师基本制度建设

1.建立教师职业准入制度

教师资格是国家对专门对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人员最基本的要求,它规定着从事教师工作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教师资格制度是国家对教师实行的一种特定的职业许可制度。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普遍建立了教师资格认证制度,这标志着教师岗位实行市场化资源配置及教师职业社会化的开始。实施教师职业准入制度将有利于推进教育人事制度改革,为实施教师聘任制打下基础,对于提升教师社会地位,增进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认同,吸纳优秀人才充实教师队伍大有裨益。

2.完善农村教师聘任制度

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农村教师聘任制度的实行。在学校内部,应赋予学校法人一定的权力,实行校长负责制,推行教师工资总量包干制及学校内部结构工资制度。成立以校长为主要责任人的教师聘任管理委员会,同时设立相应的教师职称职务评定评议小组,健全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学校内部调解制度。通过建立一系列制度,为实施教师聘任制度保驾护航。

3.建立有效的师资流动机制

传统人事管理体制导致很多人一辈子就从事一个行业一个职业,行业间很少有人员的自由流动,这种传统落后封闭的体制既不利于人们充分发挥自身才干,也使得教育部门流失了大批热衷于教育事业的优秀人才。时代的飞速发展,要求我们必须打破这种桎梏,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向全社会吸纳优秀人才从事教育事业,同时,将不愿意、不适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人员调出教育系统。逐步建立教育系统与其他行业部门的人员交流渠道。同时利用教师职务聘任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在农村逐步建立浮动工资制度和轮岗津贴补助制度,引导优秀人才到广大农村干事创业。

4.建立农村教师工资保障体系

完善教师工资发放体系,教育主管部门应根据所在地编制实际,对农村学校核编定员,财政部门根据学校编制及中央财政标准核定工资总额并全盘统一考虑,教师工资由县财政部门委托银行统一核定发放,将教师工资直接拨入教师本人工资账户。同时为了确保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还应建立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对挪用挤占克扣教师工资的单位要追究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为了鼓励贫困地区的老师,国家可设立贫困地区教师岗位津贴,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确保师资队伍稳定并吸引优秀的外来教师。

5.健全政府支持体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行业都有了较大程度的开放,然而教育却还是依靠国家计划,最为突出的就是教师工资,完全依赖于政府经费投入,而且教育只能依靠国家有秩序地指导和规划,而不能依靠市场自由配置资源。由此可见,教师尤其是广大农村教师的待遇提高,从根本上要取决于政府的决策和意志。各级政府应站在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对属地农村教育发展和改革负总责,把发展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来抓,要像抓经济工作那样狠抓教育工作落实,确保农村教育经费的投入,根据社会整体发展态势适时调整农村教师工资标准,从制度层面着实提升教师工资待遇,确保农村教师地位提高。

参考文献

[1]温家宝.温家宝在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10/29/content_1149962_1.htm.

[2]王学增,刘颖,王璐.大力培育新型农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教育探索,2008,(3):16.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4中国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4]范春生,葛素红.新闻观察:“普九”后辍学反弹值得警惕[N].中国教育报,2001-10-22.

农村学前教育管理新体制研究 篇11

关键词：福利定位 公益定位 改革设想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自1996年后，单位办园数量持续下降，至2007年单位办园数量由1996年的21905所减少到5063所，减少了3/4，占幼儿园总数的比例也由1996年的11.69％下降到2007年的3.92％。学前教育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需要，那么该采取何种替代形式呢? 我们有必要对新体制下的学前教育进行重新审视和定位。

一、学前教育的福利定位

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教育部、卫生部、内务部颁发了《关于托儿所幼儿园几个问题的联合通知》，指出：“(托儿所、幼儿园)应贯彻以工厂、机关、团体、群众自办为主的方针。”1979年国务院转发《全国托幼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称《纪要》)，提出发展学前教育要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国家教育部门办园与社会多方面力量办园两条途径并行，包括单位部门办园、集体与个体民众办园等。1983年中央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发展农村幼儿教育的几点意见》，提出：“农村应以群众集体办园为主，充分调动社(乡)、队(村)的积极性，县镇则应大力提倡机关、厂矿企业、街道办园，并支持群众个人办园。”1987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教委等8个部门《关于明确幼儿教育事业领导管理职责分工的请示》。1988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教委等部门关于加强幼儿教育工作的意见》，再一次强调要“动员和依靠社会各方面力量，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发展幼儿教育事业”。

二、学前教育的公益定位

众所周知，在现行的学制系统中，起始阶段就是幼儿园教育。2001年7月教育部颁发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第一部分第二条明确指出：“幼儿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学前教育涉及到广泛的社会公共利益，应属于社会公益性事业。学前教育不但有利于个体和家庭，而且有利于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研究表明，相对于个体与家庭而言，国家和社会从中获益最多。按照“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应明确政府与家庭所分担比例。学前教育既不是“单位福利”，也不应是“地方性、群众性”福利事业，而是关系到社会长治久安的公益性事业。我国学前教育体制改革应基于如下的框架与定位：其一，将学前教育作为社会公益性事业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加大公共财政投入的力度，明确政府职责，扭转政府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长期偏低的现状。自1993年学前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首次突破1％达到1.3％以后，在今后十几年里一直停滞不前，远低于其他各级各类教育的投入。政府对学前教育投入过低制约了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其二，应通过立法，将学前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以确保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学前教育体制改革的设想

学前教育多元化与管理体制复杂性使城乡产生了政策与条件反差，幼儿园教育始终缺乏科学完整的制度保障，没有正式成为国民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或者说只是徒有虚名。因此应改革公办幼儿园的管理体制，实行自主办园，促使一大批公办幼儿园真正具有独立法人地位，承担事业法人责任，面向社会自主办园。可选择一批有条件、有实力的幼儿园作为“试验园”，探索现代学前教育管理模式，通过“协议授权，委托办园”的方式，政府给予一定的公共财政投入，在自主招生、准成本收费、经费使用、人员聘任、事业发展等给予政策支持。在财政投入方式和管理方式上应引入市场机制，使财政投入、政策支持与办园质量、承担任务挂钩。实行园务公开，定期向师生、社区、家长报告幼儿园发展和改革实施情况；实行“阳光收费”并接受财务审计和资产效益评估；授权期满接受全面评估；接受家长、社会和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

要鼓励个人或法人举办各类民办幼儿园，满足社会多元化的学前教育需求。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精神，要走出传统认识上的偏差与误区，转变观念，转变推进方式，真正促进公民办学前教育的公平和协调发展，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进入学前教育领域，并以其教育特点的多元化和教育服务的优质化，加快百色学前教育多元化、现代化的步伐。民办幼儿园应该凭借自身体制与机制方面的有利条件，针对社会和个体有差异的教育需求，吸纳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与公办幼儿园错位发展、错位竞争。对于民办幼儿园的管理，政府要破除在人员流动、师资培养、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约，为公民办幼儿园创设公平发展、平等竞争的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1.《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

2.《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

新农村基础教育 篇12

关键词：新农村,社区教育,人,财,物,理念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属于社会主义范畴内的问题, 具有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建设目标和要求概括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也就是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使农村社会内在的发展动力和创造活力进一步迸发出来,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是一个贯彻和体现以人为本的过程, 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生活质量全面提高为根本目标。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 他同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教育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产生而产生的, 同样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变化, 当今教育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作用力已由边缘化走向了中心, 教育对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强烈的促进功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就是解决好农业、农民、农村这“三农”问题, 而农业、农民、农村三个要素中农民是最活跃的因素, 农村的主体是农民, 农业的主人也是农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出发点就是通过教育培养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这就是教育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系所在。所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必须积极探求农村社区教育的问题, 本文从人、财、物和理念四个方面来探讨农村社区教育的问题。

一、人

人是第一要素, 没有人什么事情都谈不起来, 把人的问题解决好了, 农村社区教育问题就解决一半了。我们这里所说的人, 一方面是指从事农村社区教育的专兼职教师和管理人员及自愿者, 另一方面是指农村社区中接受教育的人——农民和农民子女。

农村社区教育的模式有多种, 但是无论是那一种模式在县、乡两级都必须有专门机构, 专职管理人员和教师, 专职人员列入国家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系列。我国目前大学教育中还没有专门培养社区教育人才的专业, 更谈不上专门为农村社区教育而培养的专门人才。在组建农村社区专职管理和教师队伍时, 要制定选聘标准对社会公布, 列入公务员或事业单位招考招聘体系, 对社会公开招聘人员。考核聘用先培训后上岗, 在任用过程中实行年度考核淘汰制, 农村社区教育的专职人员岗位不能变成“养人”的岗位, 农村社区教育的专门机构更不能变成将要退居二线领导干部的休养所。

相对专职教师而言, 兼职教师在农村社区教育中占的比重较大, 兼职教师大部分由下列人员承担: (1) 普通学校中的教师。 (2) 社区内的生产第一线的技术骨干、专家。 (3) 社区领导、社会名流以及英雄模范人物。农村社区不同与城市社区, 农村社区人才缺乏, 兼职教师难找, 在目前情况下, 一方面要与农村社区周边的城市社区建立联系, 利用中央提出的“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 请他们帮助选聘兼职教师, 另一方面调查了解退休返乡的各类专业人才情况, 从中选聘身体健康有专业特长的人员做兼职教师。兼职教师虽然有一技之长, 但是不一定个个都适合做农村社区教育的教师, 所以在选聘兼职教师时也要有标准, 聘用时要签订协议, 明确双方的职责与义务, 也要进行岗前培训, 也要进行考核。建立兼职教师档案和数据库, 社区聘用教师原则上在兼职教师库内选择。兼职教师库内人选定期不定期地更新, 符合条件的进来, 经考核不合格的退出。

志愿者是指以不计报酬的方式, 自愿将自己的才智、专长贡献出来, 服务于农村社区教育。目前在我国农村社区教育中的志愿者还不多, 有组织的志愿者还仅仅停留在大学生假期社会实践这个层面上, 还有一些是个别大学生或社会人员自发的志愿行动, 还没有形成制度和体系。但是对于我国目前农村社区教育的现状而言, 招募一大批志愿者从事农村社区教育还是很有必要的, 可以很好地解决农村社区人才缺乏兼职教师难找的问题, 但是对志愿者的招募也要有标准, 也要先培训后上岗, 管理上也要有相应的制度, 不能仅凭热血和冲动行事。

农村社区教育的对象要比教育者复杂得多, 所有愿意或不愿意接受教育的社区内人员都是教育对象, 不分年龄、性别和原有文化基础, 教育对象没有可选择性, 根在社区而人外出进城打工者也是教育对象。现在的农村已经不是过去的农村, 现在的农村社区教育也不再是过去的农村社区教育。所以要开展农村社区教育就一定进行教育对象分类, 如分成:从事农业生产人员、外出务工人员、颐养天年人员、学龄儿童、学龄前婴幼儿等。对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还可以根据具体生产项目来分类, 外出务工人员也可以根据从事工作进行细分, 针对不同类型的教育对象, 了解清楚他们的教育需求, 选择适合的时间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才能取得比较好的成效。

二、财

经济是基础, 没有经济做支撑, 前面所讲的人的问题解决得再好, 农村社区教育也持续不了多久, 所以在解决好人的问题的同时也要很好地解决财的问题。我们这里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方面是如何获得经济来源, 另一方面是有了经济来源如何合理地使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既是我们党“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 也是贯彻科学发展观, 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中央提出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转变, 这应当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主要背景。在这样的前景下开展农村社区教育, 经济来源自然应该以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为主渠道, 社会各界捐助为辅, 不提倡农村社区教育机构自己搞创收, 不能通过向农民或农民子女收费来积累财富, 也不能为了获得某企业的资助而出卖农村社区的市场资源, 限定农民购买某品牌的商品, 更不能为了获得资助做出伤农害农的事来。我觉得现在在农村社区教育中处理好如何用好财的问题比解决财的来路问题要难得多, 因为我国经过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 国家和地方财政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经济基础, 从中央到地方对农村的扶持力度比较大, 在建设新农村的大背景下开展农村社区教育的经费还是会得到很好解决的。但是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农村社区教育经费使用的相关规定, 没有制度化的管理, 靠人治化的管理有了钱未必是好事, 所以在制定政策解决农村社区教育经费来源的同时, 要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情况制定相关经费支出与管理的办法, 如专职人员工资福利待遇标准、兼职教师课酬标准等, 这个问题很重要, 待遇低了留不住人也聘不到适合的兼职教师, 标准高了经费筹措的难度又加大了, 所以本人建议参照当地中小学教师标准或公务员标准执行比较恰当。还要建立基础设施建设、教学仪器设备和教材图书资料采购事前申报与审批、事后检查与评估制度, 在当今市场经济时代钱物交换中最容易滋生腐败, 如果在农村社区教育的问题上发生了腐败, 不仅害了当事人, 让其受到法律或党纪的处罚, 也会大大地挫伤农民或农民子女接受教育的积极性和参与性, 从而直接影响农村社区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教育培训事业经费下拨应与社区教育培训量的完成情况挂钩, 年初按培训教育方案制订财政预算, 分季度或半年度结算, 让每一分钱落到实处。

三、物

由经济转化为物质才能体现经济对教育的支撑作用, 很好地整合原有物质资源才能让物发挥最大功效。所以在农村社区教育中如何整合物质资源, 合理建设和添置教育教学设施和设备、图书, 也就成了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了。

教育必须通过一定的载体才能发挥作用, 也就是教育要通过一定的途经才能实现教育的价值。实现教育促进新农村建设的主要途径有:依托农村现有教育资源进行教育资源重组和充分利用。在我国由于有效地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和农业人口不断向城市人口转化, 农村学龄儿童呈逐年下降趋势, 农村中小学中存在不同程度的闲置或未充分利用的教育设施, 所以发展农村社区教育, 一方面可以利用中小学闲置和未充分利用的教育设施为开展农村社区教育的场所, 另一方面要整合农机站、农业技术推广站、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村成人中心校、县乡文化站等为农服务机构的教育资源。在整合和利用的同时, 进行物质建设也是很必要的, 特别是农村社区教育的教材建设。教育者有目的的活动和受教育者的活动以教材为中介。教材在一定程度是衡量农村社区教育发展水平的测量器。有了很好的老师没有很好的教材, 农民听完课后很难巩固和进行实践, 教育的成效就大打折扣。开发和建设农村社区教育适用的教材, 是农村社区教育能否顺利进行的又一关键问题。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社区教育的教材体系应当是, 适应农村各个年龄阶段、不同文化层次、不同需要的学习者为中心的教材体系。主要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农村适用技术教育、人文知识与科学常识教育、道德法律与公民教育、卫生保健常识教育、运动闲暇与行为习惯教育等教材。以前我们只注重前三类教育的教材开发和出版, 后面五类教育的教材开发与出版几乎是空白, 就是有一些也是针对城市社区居民的多, 针对农村社区居民的少。就是前面三类也是针对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而开发的教材多, 以理论讲述为主, 对于只有小学或脱盲后的农民来说学习起来还是有一定困难的。目前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8.5%。所以对于农村社区教育的八大类教材, 相同的教育内容要以不同的形式来编写, 以便满足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年龄、不同学习方式的学习者需要。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 同一类型的教材还有区域适应性的问题, 相同内容的教材还要以不同文字的形式出版。所以在开展农村社区教育的前期, 大量的经费要投入到教材开发与出版上。学习资料的管理可以实行无偿借阅制或图书漂流制, 本人不赞成无偿赠送制, 因为赠送制不符合资源利用率最大化原则, 在农村社区教育经费还不是十分宽裕的情况下, 管好物质资源, 使资源利用达到最大化还是十分必要的。教学设备的添置要以够用为度, 不搞小而全, 更不能搞大而全。要做到能借用替代, 尽量借用替代, 无法借用替代必须添置的, 要分批添置, 特别是电脑、投影仪等现代教育设备, 因为技术更新快, 设备折价和技术升级也快, 设备淘汰也快, 不能搞一步到位。

四、理念

“理念”在《辞海》中是这样解释的:“独立存在于事物与人心之外的一般概念, 它是事物的原型, 事物不过是理念的不完善的‘摹本’或‘影子’。事物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他们‘分有’了理念, 理念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的, 是唯一真实的存在。”那么在开展农村社区教育中坚持哪些永恒的理念呢?

1.学习将成为一种人的自身发展的需求; 2.学习将成为社会一切成员整个生命期的活动; 3.学习和教育将成为一个结构和功能完整的社会体系; 4.学习和教育要成为一种社会的责任; 5.学习和教育将包括家庭的、学校的、社区的, 正规的、非正规的、非正式的一切过程; 6.学习和教育将包括社会的、文化的各个方面; 7.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个组织和机构, 在行使自己的专业职能的同时, 也要行使学习和教育职能。

对于农村社区所在地的党政部门而言, 要坚持的理念是:做好农村社区教育工作是自身的工作职责, 是实现工作目标的手段和重要途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因而对于各级党政部门来说农村不能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新农村建设标准, 肯定就无法实现农村社会的全面小康, 农业生产是关系全社会食品安全的源头, 也是良好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区域。而农村社区教育对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 提高农民科学种养殖水平, 保证食品原料安全, 提高广大农民环境保护意识, 实现生态环境全面改善等方面的作用, 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说加大投入做好农村社区教育工作不是政府的包袱, 而是政府实现工作目标的促进剂。在不久的将来农村社区教育必然从农村社区政治、经济、文化大舞台的边缘迈向舞台的中心。

对于从事农村社区教育工作的专兼职人员和志愿者而言, 要树立的理念是:从事这项工作是实现自我价值, 积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乐土, 不是谁给谁施舍, 不是谁帮助谁, 农村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 实现了全面小康, 社会将更加和谐与稳定, 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将惠及社会上的所有人, 是一个多赢的结果。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除了享受建设的成果外, 对于专职人员来说, 农村社区教育这项工作给他们提供了工作岗位, 实现了就业, 解决了自己的生计问题;其次, 这项工作让他们学有所用, 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对于兼职教师而言, 农村社区教育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专长和才能的舞台, 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增加经济收入的合法渠道, 在这样的岗位上实现了自身价值的进一步升值, 愉悦身心。对于志愿者他们虽然不能从这项工作中得到物质上的报酬, 但是这样的一个舞台给他们提供了检验自己能力、了解农村社会的机会, 从而丰富了经历和内心世界, 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 为自己将来从事的事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以上本文从人、财、物、理念四个方面, 对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村社区教育问题进行了一些分析与探讨。在正确理念的指导之下, 管理好用好人、财、物是开展农村社区教育的基本保障, 有了基本保障后, 教育内容上要做到全面性和针对性相结合。教育的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人格的完善和提升, 所以在进行技能性针对培训的同时要进行社会知识、科学知识、生活常识培训, 通过开展文体活动提高他们参与文化娱乐、运动休闲的兴趣和能力, 提供菜单式培训或活动内容供社区农民选择, 达到全面性与针对性的完美结合;教育时机上要做到适时性和长期性相结合, 农有农时, 农民有忙时与闲时, 所以在农村社区开展教育与学习活动时机把握很重要, 如种养殖技术与知识, 要有适时性和超前性, 外出务工人员教育培训要在外出人员集中返乡的春节前后开展;有了适时性还不够, 还必须坚持长期性, 不能搞运动, 要有长期为农服务的人员和阵地, 随时协调各方力量解决社区内的各种教育培训问题, 这项工作不是一年两年可以结束的工作, 而是伴随着农村社区存在而存在的长期工作。

参考文献

[1]王北生, 姬忠林.成人教育概论[M].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9.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