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类抗原125

2024-06-27

糖类抗原125(通用6篇)

糖类抗原125 篇1

摘要:目的:探讨糖类抗原125与癌胚抗原在肺癌诊断中的作用。方法:选取2013年1-12月笔者所在医院收治的151例肺部疾病患者, 根据疾病种类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其中观察组为75例肺癌患者, 对照组为76例良性肺部疾病患者, 均使用CA125与CEA检查, 对两组患者的检查结果进行分析, 判断其检查结果的准确率, 分析血清中CA125与CEA含量异常情况。结果:观察组血清中CA125与CEA含量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使用CA125与CEA检查可起到互补效果, 使得肺癌检出率显著提高, 能有效帮助患者早期诊断, 从而及早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 可有效改善患者预后。

关键词:癌胚抗原,糖类抗原125,肺癌,诊断

肺癌即为肺部恶性肿瘤, 早期确诊是提高患者治疗效果、降低死亡率的重要措施[1]。但肺癌患者早期不易发觉, 未采取有效的检查措施, 很容易当作一般病症治疗, 待发现后, 很多患者都已经发展成晚期肺癌, 对患者生命健康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随着近年吸烟率、环境污染率显著升高, 肺癌发生率也开始增加, 居近年来恶性肿瘤发生率之首。采取有效的检验措施, 能够提高早期胃癌检出率, 是减少肺癌死亡率的关键。目前癌症患者的早期确诊备受学界关注, 采取合理的检测方法, 可有效提高肺癌患者的检出率, 从而减少肺癌死亡率, 为肺癌的临床诊断提供依据。本次研究使用糖类抗原 (CA) 125、癌胚抗原 (CEA) 对患者进行检测,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1-12月笔者所在医院收治的151例肺部疾病患者, 其中75例肺癌患者设为观察组, 76例良性肺部疾病患者设为对照组。观察组男41例, 女34例, 年龄34~78岁, 平均 (52.10±3.84) 岁。其中鳞癌38例, 腺癌29例, 细胞未分化癌8例。所有患者均根据癌症诊断标准确诊。对照组男54例, 女22例, 年龄42~75岁, 平均 (52.34±6.54) 岁。其中肺结核15例, 肺炎21例, 炎性假瘤14例, 支气管炎16例, 支气管扩张10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所有患者空腹清晨取静脉血3 ml, 检验前摇匀, 使用离心法分离血清, 此项检验必须要在5 h检验完成。行常规血清检验基础上, 着重对血清中的CA125、CEA检验, 判断血清中CA125、CEA含量是否在安全范围内。

1.3 统计学处理

所得数据采用SPSS 17.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血清中CA125、CEA水平均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详见表1。

3 讨论

肺癌为原发性恶性肿瘤, 近几年随着空气质量的下降, 吸烟人口增多, 长期处于空气质量较差环境中工作, 电离辐射、遗传因素等, 使得肺癌发病率也随之提高, 死亡率增加, 为降低肺癌死亡率, 早期确诊、治疗是可有效降低患者死亡率的方法[2]。目前, 早期肺癌检出率较低, 大多患者忽视身体发出的危险信号。采取有效的早期检查方式, 可有效减少肺癌患者痛苦, 目前检查方法主要是取标志物检验。

肿瘤标志物会在病变过程中, 不断的脱落、分泌, 融于患者的体液中, 形成抗原。对患者体液进行检验, 是目前有效早期对肺癌患者确诊的方法[3]。在本次研究中, 对患者血清中的CA125、CEA进行检验, 从结果中显示, 癌症患者体内的CA125、CEA含量均比良性肺部疾病患者高, 这也可以成为肺癌确诊的依据之一。

中医认为, 肺癌为痰凝毒聚、正气内虚之症, 根据不同的癌症类型, 其病理类型也各有不同, 究其根源, 则为气虚之证。癌症患者阴阳失调、痰凝毒聚, 皆为气虚之兆。肺癌早期症状较为复杂, 中医诊断, 一般根据患者病症判断, 早期症状主要为久咳不止, 且有咯血、气急、胸闷之症。

肺癌是常见原发性恶性肿瘤, 早期发现、诊断、治疗, 可有效改善患者预后解决, 采取肿瘤标志物做检验, 是早期发展肿瘤, 并对恶性肿瘤进行确诊的主要手段[5]。肿瘤标志物是肿瘤增值过程中, 肿瘤经细胞合成、分泌后存在在体液、组织中, 是一种生物活性抗原, 是患者身体的肿瘤反应之一, 可在体液、肿瘤组织中检出。做血清肿瘤标志物检验, 是非侵袭性肿瘤的检验手段, 在检验过程中, 简单、便捷、无创[6]。近几年已经成为肿瘤早期最有效的检测手段, 可利于早期发现肿瘤、复发转移监测, 做患者预后评估事宜[7]。肺癌组织较为复杂, 在组织癌变中的参与基因较多, 在肿瘤抗原表达中, 会存在特异性, 就算是肺部为良性疾病, 其检测结果也会出现变化, 以单项肿瘤标志物作肿瘤监测, 会出现特异性弱、阳性率低等显著缺点[8]。为提高在肺癌诊断中检测率, 以及检查准确率, 多采用数种标志物行联合检测, 从而提高其检出正确率。肺癌临床表现可分为局部症状、全身症状、肺外症状[9]。咳嗽是常见的肺癌患者症状之一, 咳嗽为大部分患者首发症状。肺癌所导致的咳嗽症状并发症有关, 如阻塞性肺炎、肺不张、胸膜侵犯等, 产生异物刺激感, 引发患者激烈的咳嗽, 其典型症状为干咳, 采取一般止咳药物治疗, 效果不佳。咯血也是肺癌常见症状, 因肺部肿瘤质地脆, 且供血丰富, 在剧烈咳嗽时, 易导致肺部血管破裂、出血, 易导致肿瘤出现局部坏死, 引发血管炎。大部分患者为少量出血、或间歇性咯血, 若咯血至大血管破裂, 易出现难以控制的大咯血症状。大多患者表现为不规则钝痛、隐痛, 周围性肺癌, 会引发断续、尖锐的胸膜疼痛, 持续会演变成钻痛。发热症状、消瘦、是肺癌患者的全身性症状, 多为炎性发热, 阻塞段开口, 引发肺叶、肺段出现阻塞性发热症状, 但一般患者发热症状多为37.5℃~38.5℃。患者因肺部感染, 出现食欲下降, 体内TNF细胞因子增多, 导致身体引发炎症的贫血、消瘦。肺源性骨关节增生症、异位肾上腺皮质激素综合征、异位腺激素综合征等都是肺癌患者的肺外症状。因肺部恶性肿瘤, 导致肺部出现特殊活性物质, 患者可出现较多肺外症状, 跟随肿瘤而出现, 肺源性关节增生为临床常见症状。

随着近年来肺癌患者的增多, 传统的检查已经无法满足现在患者的需求。在相关研究中显示, 上世纪末我国的肺癌发病率为1%左右。近年来呈逐渐上升趋势, 肺癌发病率已经达到3%左右。出现如此现象可能与空气质量变差, 吸烟人数增多所知, 肺部长期吸入无法代谢物质, 导致负荷加重, 产生癌变的几率也会随之增高。采取CA125、CEA做肺癌检验, 是目前有效的检验方式之一, 可帮助患者提高早期检出率, 从而减少肺癌患者死亡率与致残率,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减轻患者痛苦。

目前, 使用CA125、CEA对肺癌患者进行检验的方法进行检验, 其病理机制与中医诊断相同, 但以CA125、CEA进行诊断, 可提高诊断的准确率, 并可在病症早期确诊, 可有效减少患者死亡率。CEA为糖蛋白的种类, 在人处于胚胎发育阶段时产生, 在出生后, 会被抑制, 血清检验中难以检验。当恶性肿瘤存在时, CEA便不得抑制, 开始大量存在与血清中, 对肿瘤有极为灵敏感应性, 其特异性较低, 多数恶性肿瘤的产生, 都会致使体内CEA提高。CA125为糖蛋白抗原, 在许多癌症的早期诊断中, 都被广泛应用。而经近几年研究证明, CA125在肺癌患者的血清中也会明显提高。从本研究中表明, 观察组肺癌患者血清中CA125、CEA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CA125、CEA可在检测中互补, 大大提高肺癌检出率, 在肺癌的早期诊断中有极高的临床价值, 值得临床上进一步推广。

参考文献

[1]梁深.联合检测CEA、CA125、CYF21-1和NSE用于肺癌诊断[J].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2011, 32 (19) :2261-2262.

[2]姜晓明, 陈爽, 杜晓艳, 等.5种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在肺癌诊断中的临床价值[J].吉林医药学院学报, 2013, 34 (2) :81-84.

[3]郝崇华, 刘建红.血清标记物联合检测在肺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J].中国实用医刊, 2012, 39 (20) :92-93.

[4]吕红博, 徐怡, 庞作良, 等.血清肿瘤标志物在肺癌诊断中的应用[J].中国中医药咨讯, 2011, 3 (18) :1-3.

[5]李红梅.ADA联合CEA、CA125、FT检测鉴别结核性与恶性胸腔积液的临床应用价值[J].中外医学研究, 2014, 12 (3) :62-63.

[6]李连生, 陶素梅.肿瘤标记物联合检测对肺癌诊断的价值[J].中外医学研究, 2009, 7 (10) :181-182.

[7]贺安吉.联合检测血清肿瘤标志物在肺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分析[J].中外医学研究, 2014, 12 (1) :45-46.

[8]韦兰强.周围型小肺癌X线与CT诊断方法的临床分析[J].中外医学研究, 2011, 9 (6) :84-85.

[9]王丽丽.癌胚抗原和血清糖链抗原125联合检测对肺癌诊断的价值及临床意义[J].中外医学研究, 2013, 11 (30) :58-59.

糖类抗原125 篇2

1 材料与方法

1.1 标本来源

选取2009 年1 月30 日-2012 年4 月1 日在遵义医学院附院妇科病房住院行手术治疗,并经病理确诊的宫颈鳞癌患者60 例为研究组,年龄32~65岁,平均(45.00±3.28)岁。按照2009 年国际妇产科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Gynecology and Ob stetrics,FIGO)分期,其中ⅠA2期10 例,ⅠB1期13 例,ⅠB2期15 例,ⅡA期22 例。随机选取同期在本院妇科门诊和/ 或病房诊治后经病理确诊的宫颈上皮内瘤变(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CIN)60 例为对照组1,慢性宫颈炎60 例为对照组2。所有入选患者均排除支气管囊肿、妊娠、牛皮癣、肺结核、湿疹及盆腔炎症。各组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215)。

1.2 主要试剂与仪器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nzyme-linked im munosorbent assay,ELISA)检测SCCAg和Cath-D水平,试剂由上海信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检测仪器为荷兰Wellscan MK2 酶标仪;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CA125 水平,仪器为Immulite 2000,试剂由西门子公司提供。所有操作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

1.3 结果判断标准

选择体检健康女性60 例(均行妇科检查及宫颈刮片检测),检测SCCAg、Cath-D和CA125 水平确定参考值。取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SCCAg为0.1 ~0.7 ng/ml,≥0.7 ng/ml为阳性;Cath-D为4.3~7.5 ng/L,≥7.5 ng/L为阳性;CA125 为2.1~8.9 u/ml,≥8.9 u/ml为阳性。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8.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两两比较用LSD法,检验水准为0.05。检测结果以敏感性为纵轴,以误诊率为横轴,绘制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计算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和标准误,ROC曲线下面积<0.70 表示准确性较低,0.70~0.90 为中等,>0.90 为较高。其中联合检测结果变量即预测概率由Logistic回归产生,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研究组与对照组的SCCAg、Cath-D和CA125 水平比较

宫颈鳞癌组SCCAg、Cath-D和CA125 水平升高。方差分析表明,各组间SCCAg、Cath-D和CA125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进一步两两比较结果表明,宫颈鳞癌组与CIN组和慢性宫颈炎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①SCCAg:宫颈鳞癌组vs CIN组,t =22.286,P =0.003;慢性宫颈炎组vs宫颈鳞癌组,t =20.333,P =0.005;②CathD:宫颈鳞癌组vs CIN组,t =17.385,P =0.000;慢性宫颈炎组vs宫颈鳞癌组,t =16.333,P =0.000;③CA125:宫颈鳞癌组vs CIN组t =16.887,P =0.000;慢性宫颈炎组vs宫颈鳞癌组,t =17.815,P =0.000);CIN组SCCAg、Cath-D、CA125 与慢性宫颈炎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1.952、1.052 和0.927,P =0.144、0.289 和0.493)。

2.2 SCCAg、Cath-D、CA125 与不同病理参数的相关性

宫颈鳞癌组血清SCCAg、Cath-D水平与临床分期、分化程度、间质浸润深度、肿瘤体积、阴道残端浸润、脉管癌栓、盆腔淋巴结转移有不同程度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CA125 水平变化与宫颈癌间质浸润深度有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2、3。

2.3 宫颈鳞癌诊断、预测转移的敏感性与特异性

应用ROC曲线,依据敏感性与特异性之和最大化原则,计算出血清SCCAg、Cath-D和CA125 诊断宫颈鳞癌的临界值分别为1.03 ng/ml、13.58 ng/L和8.16u/ml,预测转移临界值分别为3.21 ng/ml、21.20ng/L和12.45 u/ml。敏感性:Cath-D>SCCAg>CA125;特异性:SCCAg>Cath-D>CA125。3 项指标联合检测时敏感性(0.99)和特异性(0.98)均显著提高。见表4。

2.4 ROC曲线面积预测宫颈鳞癌转移

计算SCCAg、Cath-D和CA125 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954、0.905 和0.718,从单项独立指标分析看出,预测宫颈鳞癌转移的准确性:SCCAg>Cath-D>CA125;联合检测的ROC曲线下面积增加到0.977,明显提高预测宫颈鳞癌转移的准确性。见表5。

(n=60,ng/ml,±s)

(±s)

(±s)

3 讨论

宫颈鳞癌的进展是一个从非典型增生到原位癌再到浸润癌的循序渐进过程[6],病因尚不完全明确[7],可能与多基因共同作用有关,系相关致癌因子激活原发基因使细胞增殖和凋亡紊乱所致。目前对宫颈鳞癌的早期诊断及预测转移尚无统一和规范的肿瘤标志物,韦羽梅等[8]研究显示,宫颈癌治疗效果与是否转移密切相关,因此寻找早期诊断和预测转移的指标是提高宫颈鳞癌诊疗效果的关键所在。SCCAg存在于鳞状细胞的胞浆内,是肿瘤相关抗原TA-4 的亚单位,作为一种肿瘤标志物与各种器官的鳞状细胞癌相关[9],当鳞状细胞异常增生时,就会被动表达SCCAg并释放到人体外周血中,诱导细胞毒性T细胞的免疫活性,激发机体对肿瘤的免疫应答[10];Cath-D是一种52 k D的含天冬氨酸的糖蛋白,属于木瓜蛋白酶家族,存在于细胞内溶酶体,有分解细胞内蛋白、激活细胞内酶原和激素的作用,当肿瘤组织细胞代谢加强时,随着肿瘤的发展,Cath-D也会明显升高[11]。有研究显示多种肿瘤患者体内均有Cath-D高表达[12];CA125 属于糖蛋白中的一种,在宫颈癌中的诊断价值曾有报道[13],但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均不高。

本文研究血清SCCAg、Cath-D和CA125 及联合检测对宫颈鳞癌诊断及预测转移的价值,结果显示,宫颈鳞癌组SCCAg、Cath-D和CA125 水平显著高于CIN组及慢性宫颈炎组,表明宫颈鳞癌与3 项指标密切相关,对宫颈鳞癌的诊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与赵倩颖[14]报道一致。血清SCCAg和Cath-D水平与宫颈鳞癌的临床分期、分化程度、瘤体大小、肿瘤浸润深度、脉管癌栓及盆腔淋巴结转移关系密切,可以作为独立预测转移的良好指标,与Gadducci等[15]报道一致。通过CA125 诊断宫颈鳞癌浸润有较好的临床意义。

通过研究结果分析SCCAg、Cath-D和CA125与宫颈鳞癌发病的原因,机制如下:①宫颈鳞癌侵犯鳞状细胞基底层,SCCAg通过血管、淋巴管进入外周血导致水平升高;②癌细胞通过抑制细胞凋亡途径,使机体相关细胞的自杀机制产生抵抗[16],肿瘤细胞恶性生长,鳞状细胞基因表达和调控失常,受到浸润生长及分化程度的影响,参与凋亡调控的细胞高表达SCCAg;③Cath-D水平升高,可能是宫颈鳞癌周围组织代谢加强,抑制自噬体的活性,使得Cath-D的表达随着肿瘤进展而不断增强[17],同时Cath-D刺激癌细胞的生长,降解基底膜和结缔组织[18],破坏宿主细胞外基质天然屏障,有利于肿瘤细胞侵袭[19];④Cath-D可诱导u PA介导肿瘤相关蛋白溶解的级联效应,促进肿瘤细胞增殖、局部扩散[20],特别是在肿瘤浸润和转移的过程中蛋白水解酶发挥重要的作用[6];⑤Cath-D纤溶酶原的水解片段还有抑制血管生成的作用,在缺氧条件下导致环氧化酶2 表达,血管密度增加[21],促使肿瘤的形成;⑥CA125 与宫颈鳞癌的间质浸润深度有直接关系,可能是因为肿瘤细胞的浸润,破坏正常组织细胞的基底膜,淋巴管侵袭导致CA125 水平升高。

应用ROC曲线计算SCCAg、Cath-D和CA125诊断宫颈鳞癌及预测其转移的临界值、敏感性、特异性和曲线下面积,结果显示SCCAg和Cath-D在宫颈鳞癌的发生、发展、分化、侵袭、转移等过程中具有相互调控、诱导或信息传递的协同作用,既可单独成为宫颈鳞癌诊断和预测转移的指标,也可以联合使用;SCCAg具有很高的特异性,而Cath-D有很好的敏感性。如将几项指标联合使用,可明显提高宫颈鳞癌的诊断和预测转移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对宫颈鳞癌早期诊断、预测转移、治疗方案的制定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摘要:目的 探讨血清鳞状细胞癌抗原(SCCAg)、组织蛋白酶D(Cath-D)、糖类抗原125(CA125)联合检测对宫颈鳞癌诊断及预测转移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血清中SCCAg和CathD水平,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CA125。收集2009年1月30日-2012年4月1日宫颈鳞癌患者(ⅠA2~ⅡA期)60例为研究组;宫颈上皮内瘤变组(CIN组)60例为对照组1;慢性宫颈炎组60例为对照组2。研究组在术前检测血清SCCAg、Cath-D、CA125水平,分析血清SCCAg、Cath-D、CA125水平与宫颈鳞癌、临床病理特征、转移及复发之间的相关性。结果 宫颈鳞癌组手术前的SCCAg、Cath-D和CA125水平分别为(1.41±0.26)ng/ml、(19.14±1.52)ng/L和(17.42±0.90)u/ml,明显高于CIN组和慢性宫颈炎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3、0.005、0.000、0.000、0.000和0.000);SCCAg、Cath-D水平与宫颈鳞癌临床分期、肿瘤体积、分化程度、间质浸润深度、脉管癌栓、宫旁转移、盆腔淋巴结转移有不同程度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A125水平变化与宫颈癌间质浸润深度密切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7)。应用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SCCAg、Cath-D和CA125诊断宫颈鳞癌的临界值分别为1.03 ng/ml、13.58 ng/L和8.16 u/ml,预测转移临界值分别为3.21 ng/ml、21.20 ng/L和12.45 u/ml,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954、0.905和0.718。结论 血清SCCAg和Cath-D水平对宫颈鳞癌的诊断、临床分期、预判复发具有很高的临床诊断价值;SCCAg、Cath-D和CA125 3项指标联合使用,可明显提高预测宫颈鳞癌转移的临床价值。

糖类抗原125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与分组

本院2012年1月至2014年5月确诊为心衰, 排除急性心肌梗死、严重肝肾功能衰竭、恶性肿瘤、结核等疾病住院患者。心脏彩超LVEF>50%为射血分数正常的心力衰竭, 有60例, 设为HFNEF组, 平均年龄 (71.9±10.7) 岁。其中合并心律失常 (房颤) 24例 (40.0%) , 肺源性心脏病20例 (33.3%) , 冠心病17例 (28.3%) , 扩张型心肌病12例 (20.0%) , 高血压心脏病5例 (8.3%) , 瓣膜性心脏病3例 (5.0%) , 先天性心脏病2例 (3.3%) 。心脏彩超LVEF≤50%为射血功能减退的心力衰竭 (HFREF) , 有60例, 设为HFREF组, 平均年龄 (76.1±9.7) 岁。其中合并心律失常 (房颤) 22例 (36.7%) , 冠心病23例 (38.3%) , 扩张型心肌病18例 (30.0%) , 高血压心脏病1 0例 (1 6.7%) , 肺源性心脏病4例 (6.7%) , 瓣膜性心脏病3例 (5.0%) , 先天性心脏病2例 (3.3%) 。选择同期住院的脑梗死、脑出血等疾病患者30例, 为对照组, 排除心血管疾病、卵巢良恶性疾病、消化系统良恶性肿瘤、严重肝肺肾功能疾病等易引起血清CA125升高的疾病。

1.2 辅助检查方法

(1) 血清CA125和血浆BNP测定:入院后次日晨抽取静脉血3ml及EDTA-K2抗凝血2ml, 检测仪器为美国雅培ARCHITECT (i2000) , 试剂为原装配套。参考值为血清CA125<35U/ml, 血浆BNP<2 5 5 U/m l。 (2) 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检查:记录LV EF、左室舒张末期内径 (LVEDD) 、左室收缩末期内径 (LVESD) 。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 P S S 2 2.0软件, 计量资料以 (±s) 表示, 采用t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A125与BNP、EF、LVEDD、LVESD的关系采用相关性分析。

2 结果

2.1 各组C A 1 2 5、B N P及心功能指标比较

表1中的CA125、BNP、LVEDD、LVESD水平由对照组、HFNEF组、HFREF组依次升高, LVEF依次降低, HFNEF组与对照组比较, 除LVEDD及LVESD外, 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FNEF组与HFREF组比较, 除CA125外, 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s)

2.2 心衰患者CA125与BNP、LVEF、LVEDD、LVESD相关性分析

HFNEF组:CA1 25与BNP呈正相关 (r=0.372, P<0.01) , 与LVEF无相关性 (r=-0.09, P>0.0 5) ;H F R E F组:C A 1 2 5与L V E S D呈正相关 (r=0.368, P<0.01) , 与BNP亦呈正相关 (r=0.445, P<0.05) , 与LVEF呈负相关 (r=-0.385, P<0.05) , 与LVEDD无相关性 (r=0.27, P>0.05) 。

3 讨论

当右心衰发生时, 神经体液因子的变化远早于心脏的形态及结构的变化, 推测可能与左心衰竭的发生机制相似, 各种活化的神经内分泌因子作用于心血管系统, 引起心肌重构、水钠潴留等, 继而导致心力衰竭。

左室舒张功能不全常见于冠心病早期、高血压心脏病代偿期及肥厚性心肌病患者, 右心功能不全常见于肺源性心脏病患者。对于左室舒张功能不全, 病程进展后期均可合并左室收缩功能不全。本文资料中, 可以发现HFNEF主要见于肺源性心脏病, 其次为冠心病、高血压心脏病等。房颤能影响心脏收缩及舒张功能。杨俊等[1]发现, 尽管LVEF正常, 房颤患者BNP比窦性心律患者要高, 提示房颤为心衰的独立危险因素。

BNP是心脏分泌的具有扩张血管, 增加排钠, 对抗肾上腺素、肾素-血管紧张素的保护性激素。它作为心衰时重要的神经内分泌调节激素, 其水平的高低反应心室壁张力、容量负荷, 临床检测方法方便、快速、易量化, 常规作为评估心衰程度及预后的指标。黄创等[2]发现, 老年心功能不全患者BNP、LVESD、LVEDD、心肌做功指数 (Tei指数) 明显高于对照组, EF明显低于对照组, 且LVEDD、LVES D、T ei指数与B NP水平呈正相关, 影响大小顺序为LVESD、LVEDD、Tei指数。本文结果与其一致, 且HF REF组的B NP水平较H FN EF组增高更明显, 可能因为左室收缩功能不全患者大部分合并左室舒张功能不全, 且因为左右心室做功指数的差异, 左心室承受更多的室壁压力。

C A 1 2 5为一种糖类抗原相关蛋白, 1 9 9 9年N ag el e等在心脏移植患者中首次发现严重心功能不全的患者血CA125升高, 并初次提出CA125与心功能不全可能存在关系, 推测可能与亚临床液体潴留、心肌重构、神经内分泌因子激活[3], 如炎症因子IL-6, 刺激胸腹膜间皮细胞分泌CA125相关, 临床观察发现合并胸腹水心衰患者CA125较无胸腹水心衰患者明显增高。本文结果显示, HFREF组及HFNEF组CA125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但HFNEF组与HFREF组间水平接近, 可能因为患者例数不够, 将左心室舒张功能不全及右心衰竭患者列入同组, 从而影响统计结果。笔者目的只是在LVEF正常患者中, 能否通过简单的辅助化验, 减少HFNEF的漏诊。Yilmaz等[4]认为CA125可作为心衰诊断与评估预后的指标。本文结果发现, HF NEF组、HF REF组CA 12 5均与B NP存在正相关。关于HFNEF患者不同心衰分级下外周血清CA125的水平变化, 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杨俊, 凌峰, 彭文辉, 等.房颤患者心钠肽和脑钠肽水平与左室舒张功能相关性研究[J].中国老年学杂志, 2007, 27 (22) :2229.

[2]黄创, 李霖, 郭鹏, 等.N末端B型钠尿肽前体与老年心功能不全相关性的临床研究[J].中国医学前沿杂志 (电子版) , 2014, 6 (8) :85.

[3]孙水根, 黄继华.血清CA125浓度改变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临床诊治的价值[J].中华急诊医学杂志, 2007, 16 (4) :424.

糖类抗原125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09年1月-2013年12月我院收治的肺癌患者110例作为肺癌组, 均由组织病理学和医学影像学检查证实, 其中Ⅰ期和Ⅱ期10例, Ⅲa期42例, Ⅲb期和Ⅳ期58例。另选取同期该院收治的肺结核患者110例作为肺结核组, 均由分子生物学和医学影像学证实, 并经抗结核治疗痊愈。

1.2 检测方法

2组患者均于清晨空胸采集静脉血2ml, 静置20min, 离心收集血清, 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测定CA125、CA153、CA199及CEA的含量, 严格按照说明书检测。CA125、CA153、CA199及CEA均为北京北方生物技术研究所产品。检测仪器为科大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中佳分公司生产的GC-911型放射免疫计数仪。

1.3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数据以±s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q检验, 计数资料以率的形式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血清检测结果

肺癌组患者血清中CA153、CA199及CEA的含量均明显高于肺结核组患者血清CA153、CA199及CEA的含量,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2组血清中CA125含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2.2 胸水检测结果

肺癌组患者胸水中CA125、CA153、CA199及CEA的含量均高于肺结核组胸水中CA125、CA153、CA199及CEA的含量,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2。

注:与肺结核组比较, *P<0.05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3 讨论

检测血清中肿瘤标志物的表达是一种快捷简便、易操作、安全的检测手段。肿瘤的发生、发展、侵袭伴随着相关糖蛋白的糖基化改变, 癌细胞表面的糖类结构在肿瘤的病程中起重要作用。CEA属于非器官特异性肿瘤相关抗原, 是一类具有人类胚胎抗原特异性决定簇的酸性糖蛋白, 在成人血液中的含量极少, 其升高程度与癌细胞的数量直接相关[3]。CA125升高主要见于妇科肿瘤患者, 在肺癌患者, 多在非小细胞癌晚期患者升高。CA153存在于多种腺癌细胞内, 是一种有腺体分泌的多形上皮黏蛋白。CA199是一种黏蛋白型的糖类蛋白肿瘤标记物, 诊断胰腺癌的阳性率较高[4]。

目前对于肿瘤标记物在肺癌诊断中的应用大多仅限于血清学的检测, 而胸水出现在多种肺部疾病的并发症中, 是诊断病因, 鉴别良性恶性的重要手段。血清和胸水中多种肿瘤标记物的联合检测为肺癌的诊断提供了重要依据[5]。本文对肺癌及肺结核患者血清和胸水中糖类抗原 (CA125、CA153、CA199) 及癌胚抗原 (CEA) 进行检测, 结果显示, 2组血清中CA125含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肺癌组患者血清中CA153、CA199及CEA的含量均明显高于肺结核组患者血清CA153、CA199及CEA的含量, 胸水中CA125、CA153、CA199及CEA的含量均高于肺结核组胸水中CA125、CA153、CA199及CEA的含量,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明联合检测血清和胸水中CA125、CA153、CA199及CEA的含量可用于鉴别肺癌与肺结核, 提高肺癌的诊断水平。

摘要:目的 探讨联合检测肺癌患者血清和胸水中的糖类抗原 (CA125、CA153、CA199) 及癌胚抗原 (CEA) 的临床意义。方法 选取2009年1月-2013年12月该院收治的肺癌患者110例作为肺癌组, 另选取同期该院收治的肺结核患者110例作为肺结核组。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测定我组患者血清及胸水中CA125、CA153、CA199及CEA的含量。结果 2组血清中CA125含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肺癌组患者血清中CA153、CA199及CEA的含量均明显高于肺结核组患者血清CA153、CA199及CEA的含量, 胸水中CA125、CA153、CA199及CEA的含量均高于肺结核组胸水中CA125、CA153、CA199及CEA的含量,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联合检测血清和胸水中CA125、CA153、CA199及CEA的含量可提高肺癌的诊断水平。

关键词:糖类抗原, CA125, CA153, CA199,癌胚抗原,联合检测,肺癌,肺结核

参考文献

[1] 何晨琨.癌胚抗原、糖类抗原和β2-MG联合检测在肺癌诊断中临床意义[J].湘南学院学报 (医学版) , 2013, 15 (4) :28-30.

[2] 吴正林, 钟小强, 陈丽丹, 等.糖类抗原在肺癌乳腺癌及胰腺癌患者血清表达水平分析[J].检验医学与临床, 2013, 10 (4) :398-399.

[3] 姜晓明, 陈爽, 杜晓艳, 等.5种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在肺癌诊断中的临床价值[J].吉林医药学院学报, 2013, 34 (2) :81-84.

[4] 鲁礴, 杨玉梅.血清糖类抗原及癌胚抗原联合检测在肺癌诊断中的意义[J].检验医学与临床, 2012, 9 (2) :172-173, 176.

糖类抗原125 篇5

关键词:血清甲胎蛋白,癌胚抗原,糖类抗原199,联合检测,原发性肝癌

原发性肝癌是临床较为常见的一种肿瘤疾病, 该病起病急且致死率高, 严重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1,2,3]。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改善原发性肝癌患者预后的关键[4,5]。目前原发性肝癌的主要检测手段为血清甲胎蛋白 (AFP) 、癌胚抗原 (CEA) 、糖类抗原199 (CA199) 检测[6,7]。有研究表明, AFP、CEA、CA199联合检测可显著提高原发性肝癌的诊断准确率[8,9,10]。为了探讨AFP、CEA、CA199联合检测在原发性肝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我院选取2009年1月~2012年6月收治的原发性肝癌患者153例与健康体检人员70例进行血清AFP、CEA、CA199水平检测,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9年1月~2012年6月将我院收治的原发性肝癌患者153例作为观察组, 经临床病理诊断分为两组, 病理诊断为良性患者94例为观察Ⅰ组, 其中, 男60例, 女34例;年龄43~69岁, 平均 (61.2±9.7) 岁。病理诊断为恶性患者59例为观察Ⅱ组, 其中, 男38例, 女21例;年龄41~73岁, 平均 (63.0±12.4) 岁。患者均符合2001年中国抗癌协会专业委员会制订的肝癌诊断标准。排除患有心肺异常、血液病、复发肝癌的患者。观察Ⅱ组的患者参考美国癌症研究委员会与国际抗癌联盟联合制订的病理学分期标准分为:肿瘤Ⅰ期25例, 肿瘤Ⅱ期21例, 肿瘤Ⅲ期13例。癌细胞转移患者21例。同期健康体检人员70例作为对照组, 其中, 男45例, 女25例;年龄42~70岁, 平均 (62.8±10.3) 岁。各组人员间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所有研究对象均抽取空腹静脉血5 m L, 于3 000 r/min转速下离心3 min, 分离血清后于6 h内完成AFP、CEA、CA199检测。均采用Access型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美国贝克曼公司生产) 进行检测, 试剂盒为该公司生产的专用试剂盒, 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

1.3 评价标准

AFP正常范围:0~20μg/L。CEA正常范围:0~5μg/L。CA199正常范围:0~34 IU/m L。超出正常范围即为阳性, 否则为阴性。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资料均采用SPSS 16.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 计量资料数据以均数±标准差 (x±s) 表示, 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和F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三组AFP、CEA、CA199检测结果分析

观察Ⅱ组AFP、CEA、CA199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和观察Ⅰ组, 观察Ⅰ组AFP、CEA、CA199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P<0.05) 。见表1。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与观察Ⅰ组比较, *P<0.05

2.2 观察Ⅱ组AFP、CEA、CA199与病理参数分析

肿瘤Ⅱ、Ⅲ期患者AFP、CEA、CA199均明显高于肿瘤Ⅰ期患者, 癌细胞转移患者AFP、CEA、CA199均明显高于未转移患者,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P<0.05) 。见表2。

2.3 AFP、CEA、CA199的诊断性能分析

AFP、CEA、CA199的诊断性能分析结果显示见表3, 特异性由高到低依次为AFP、CEA、CA199、联合诊断, 敏感性由高到低依次为联合诊断、AFP、CA199、CEA, 准确性由高到低依次为联合诊断、AFP、CEA、CA199,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P<0.05) 。

3 讨论

目前, AFP检测是世界公认的原发性肝癌诊断的有效指标之一, 其发生机制可能是由于患者体内的肝细胞大量受损后将会出现快速增生, 而新增生的肝细胞在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容易合成AFP, 使得机体血清中的AFP含量快速升高。及时检测患者体内的AFP水平可以准确掌握患者肝脏的病情变化, 对早期发现和诊治肝癌具有显著的临床价值。

CEA是人体消化系统中的一种特异性抗原, 与机体肝硬化的发生机制密切相关, 肝硬化发展到后期极易发展成为肝癌, 因而CEA也可作为肿瘤标志物的一种检测手段。正常情况下, CEA的主要通过胃肠道实现代谢, 在血清水平显著降低时, 肿瘤状态下的CEA将会大量进入血液和淋巴的循环系统中, 使得血清中的CEA含量迅速升高。因而对CEA水平进行及时检测可以掌握患者的病情变化, 有利于患者后期的治疗。

CA199是人体消化道肿瘤细胞株分泌生成的一种低聚糖类抗原, 在消化道肿瘤患者中会呈现出显著的升高趋势。正常人体内的CA199会经肝脏代谢, 使血清中CA199的含量较低, 当肝癌发生后, 机体的肝功能代谢将会受到抑制和改变, 使CA199的代谢速度明显减慢, 大量的CA199滞留于体内血清中, 使得血清中CA199含量快速上升, 因而对CA199水平的有效监测可以了解患者肝癌发展的病情变化, 也可作为一种诊断原发性肝癌的有效指标。

本次研究表明, 观察Ⅱ组AFP、CEA、CA199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和观察Ⅰ组, 恶性肝癌患者血清中3种肿瘤标志物AFP、CEA、CA199水平显著上升。观察Ⅰ组AFP、CEA、CA199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说明良性肝癌患者血清中3种肿瘤标志物AFP、CEA、CA199水平较正常人有所上升, 以体现出病变趋势。肿瘤Ⅱ、Ⅲ期患者AFP、CEA、CA199均明显高于肿瘤Ⅰ期患者, 随着病情的发展, 发展越晚期患者肿瘤标志物AFP、CEA、CA199水平升高越明显。癌细胞转移患者AFP、CEA、CA199均明显高于未转移患者, 说明癌细胞转移后患者病情已发展到了晚期, 其体内的肿瘤标志物AFP、CEA、CA199水平将会显著上升。特异性由高到低依次为AFP、CEA、CA199、联合诊断, 敏感性由高到低依次为联合诊断、AFP、CA199、CEA, 准确性由高到低依次为联合诊断、AFP、CEA、CA199, 说明3种肿瘤标志物AFP、CEA、CA199联合检测可以显著提高诊断原发性肝癌的准确性, 为后期的临床治疗提供了有效的科学依据, 具有显著的临床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 AFP、CEA和CA199联合检测可以显著提高原发性肝癌诊断的准确率, 具有较高的敏感度, 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1]Chen Y, Wang XL, Wang JH, et al.Excess body weight and the risk of primary liver cancer:An updated meta-analysis of prospective studies[J].European Journal of Cancer, 2012, 48 (14) :2137-2145.

[2]Law AL, Ng WT, Lee MC, et al.Treatment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us-ing highly-conformal radiotherapy with kv-image guidance and respi-ratory control[J].Radiotherapy and Oncology, 2012, 102 (1) :56-61.

[3]Jia ZZ, Jiang GM, Feng YL.Serum HIF-1αand VEGF levels pre-and post-TACE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liver cancer[J].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Journal, 2011, 26 (3) :158-162.

[4]William CP, Tushar P.Are common factors involv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primary liver cancers?a meta-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for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J].Journal of Hepatology, 2012, 57 (1) :69-76.

[5]董菊子, 邓芝云, 张峰, 等.AFP、CEA和CA199联合检测在原发性肝癌诊断中的应用[J].西北国防医学杂志, 2011, 32 (4) :276-277.

[6]李庆, 梅浩砚.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在原发性肝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1, 20 (34) :4418-4419.

[7]聂荣慧, 刘元元.肿瘤标志物AFP、CA125、CA199和CEA检测在肝炎、肝硬化患者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J].吉林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2, 38 (1) :119-122.

[8]阮秀花, 张效本, 卢大雷, 等.肝癌患者血清CA199、CEA与AFP检测结果对比分析[J].中国误诊学杂志, 2010, 10 (34) :8376.

[9]马丽艳, 刘媛媛.血清AFP、CEA和CA199联合对原发性肝癌诊断价值[J].黑龙江医药科学, 2011, 34 (1) :80.

糖类抗原125 篇6

资料与方法

2009年1月-2011年9月收治晚期CRC患者78例, 满足以下条件: (1) 病理学证实为结直肠腺癌; (2) 一线接受双周FOLFOX或FOLFIRI化疗, 未接受西妥珠单抗或贝伐珠单抗靶向治疗; (3) ECOG评分0~2分。中位年龄58岁 (24~84岁) , 男48例, 女30例。最常见转移部位为肝脏 (54例) , 其次为腹膜后淋巴结和肺。均有可测量病灶并接受4~12周期 (中位:8周期) 一线FOLFOX (56例) 或FOLFIRI (22例) 化疗。16例患者化疗前接受了肠道原发灶姑息性手术切除术。

研究方法:化疗前及化疗4周期后采集血液标本。试剂购自美国Beckman公司, 仪器为Access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空腹采肘静脉血2ml, 根据操作流程检测血清CEA和CA19-9水平。血清CEA和CA19-9正常上限分别为5ng/ml和35U/ml。化疗4周期后依据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进行疗效评价[1]。总生存 (OS) 定义为患者开始接受化疗至死亡时间。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1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应用Kaplan-Meier法及Cox回归分析进行生存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非参数检验, 血清CEA及CA19-9水平变化采用秩和检验, 计数资料之间关联采用χ2检验。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晚期CRC患者临床特征与总生存单因素分析:年龄<60岁 (44例) 及≥60岁 (34例) 、男性 (48例) 及女性 (30例) 、PS评分0分 (32例) 及1~2分 (46例) 、FOLFOX (56例) 及FOLFIRI (22例) 方案、肝内转移 (28例) 及肝内/外转移 (50例) 各组间中位生存时间无显著统计学差异;未行肠原发灶切除 (P=0.034) 、多器官转移 (P=0.044) 、化疗后血清CEA下降率<25% (P=0.015) 及CA19-9下降率<50% (P=0.026) , 患者生存期显著缩短 (见图1及图2) 。

晚期CRC患者K-M总生存曲线:化疗后CEA下降率<25%及≥25% (图1) 和CA19-9下降率<50%及≥50% (图2) 。

晚期CRC患者总生存多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差异相关临床因素纳入多因素分析。结果提示多器官转移 (风险比2.980, 95%CI 1.632~4.657, P=0.043) 、化疗后CEA下降率<25% (风险比3.98, 95%CI 1.653~8.563, P=0.023) 及CA19-9下降率<50% (风险比10.875, 95%CI 4.823~20.328, P=0.027) 是生存独立有意义预后因素。

化疗后血CEA及CA19-9下降率与晚期CRC患者临床特征的单因素分析:血清CEA下降率≥25%及<25%、CA19-9下降率≥50%及<50%两组中, 临床特征 (包括年龄、性别、PS评分、肠原发肿瘤切除情况、器官转移数目、肝内外转移情况及化疗方案) 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讨论

目前综合治疗已显著延长晚期CRC患者生存期, 治疗中准确评估肿瘤最大疗效以尽可能减少化疗药物毒性是疗效评价的关键。应用CT及MRI等影像学方法进行疗效评价的WHO评价标准及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是目前常用实体肿瘤疗效评价方法。此方法适用于临床很多情况, 但也有不足之处, 其较难评价微小或不可测量病灶肿瘤疗效, 常易致疗效过高或过低评估[2]。有学者应用PET/CT对晚期CRC进行疗效评价, 其准确性较CT有一定提高[3], 但该法易出现假阳性及假阴性, 小病灶易漏诊, 价格昂贵, 临床难以广泛推广。

肿瘤标记物是肿瘤组织在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 相关基因及其产物异常表达所产生的抗原及生物活性物质, 可反映肿瘤的存在和生长, 其在血清中的变化, 有时可先于临床症状及影像学表现, 有助于肿瘤早期诊断及分类, 对于肿瘤病情评估、预后及疗效预测均有一定临床意义。CEA及CA19-9是肠癌常用肿瘤标志物。术前血清CEA水平与CRC肿瘤负荷、手术疗效及术后复发相关[4]。目前, 多项研究探讨了血清CEA及CA19-9在姑息性化疗疗效评估中的作用[5~7], 但有关血清CA19-9和CEA在晚期CRC患者疗效预测中的作用仍未达成共识。Ward等研究了33例以5-FU为基础化疗的转移性CRC患者血清CEA、CA195、CA242水平, 以确定这些肿瘤标志物是否可准确监测疗效及减少影像学检查必要性。以血清CEA下降>15%基线水平定义为阳性反应及血清CEA增高>15%定义为进展。研究发现, 血清CEA降低对阳性反应预测特异性较低, 但相当敏感;而血清CEA增高对疾病进展预测特异性相当高。Wang等检测了136例接受口服替加氟或静脉5-FU为基础化疗的转移性CRC患者血清CEA水平, 研究提示, 血清CEA有助于监测化疗反应, 血清CEA水平变化对疾病进展预测作用优于阳性反应。

本研究结果提示化疗后血清CEA水平明显下降者 (≥25%) 与下降不明显者 (<25%) 相比, 总生存时间和无进展生存期显著延长;化疗后CA19-9水平明显下降者 (≥50%) 同样观察到相似的生存获益。该研究提示, 化疗后血清CEA及CA19-9下降率可能有助于预测晚期CRC患者一线FOLFOX及FOLFIRI方案化疗后的疗效及生存, 有望成为评价晚期CRC患者化疗疗效可靠指标。由于本研究样本量较少, 需扩大样本进一步证实。

参考文献

[1] Eisenhauer EA, Therasse P, Bogaerts J, et al.New 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urs:revised RECIST guideline (version 1.1) [J].Eur J Cancer, 2009, 45 (2) :228-247.

[2] Yaghmai V, Miller FH, Rezai P, et al.Response to treatment series:part 2, tumor response assessment-using new and conventional criteria[J].AJR Am J Roentgenol, 2005, 197 (1) :18-27.

[3] Kruse V, Cocquyt V, Borms M, et al.Serum tumor markers and PET/CT imaging for tumor recurrence detection[J].Ann Nucl Med, 2003, 27 (2) :97-104.

[4] Wang WS, Lin JK, Lin TC, et al.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in monitoring of response to systemic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J].Int J Colorectal Dis, 2001, 16 (2) :96-101.

[5] Ward U, Primrose JN, Finan PJ, et al.The use of tumour markers CEA, CA-195 and CA-242in evaluating the response to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olorectal cancer[J].Br J Cancer, 1993, 67 (5) :1132-1135.

[6] Trillet-Lenoir V, Chapuis F, Touzet S, et al.Any clinical benefit from the use of oncofoetal markers in the management of chemo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rcinomas[J].Clin Oncol (R Coll Radiol) , 2004, 16 (3) :196-203.

上一篇:蒸汽管道配管下一篇:序列克隆论文

本站热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