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形象

中国国际形象（精选12篇）

中国国际形象 篇1

在全球化成为潮流的今天, 国家形象是重要的国际议题。中国媒体是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渠道, 它们自身的形象也往往表达着、进而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因此, 打造主流媒体“真实可信”的国际形象, 成为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确立中国形象的一个关键部分。由于电视在国际交流中直观、生动和多姿多彩的传播特点, 中国电视在树立良好的自身形象, 进而塑造合意的中国形象方面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传媒塑造形象

“形象”这个词有多种多样的定义。①一般而言, 形象是主体在客体心目中相对完整而稳定的印象。形象主要是客体的感觉。虽然我们常常说, 要打造中国的良好形象, 为此也进行了很多努力, 但最终决定中国国际形象的, 是全球公众对我们这个国家整体的感知和认识。

客体在感知主体形象时, 并非白纸一张, 任人涂画;而是具有先在的框框式的成见, 亦即形成印象之前所受到的教育和所接受的知识。全球公众在对中国形象, 包括中国传媒形象进行认知时, 早已接受了国际主流传媒 (亦即垄断全球新闻话语的西方大众传媒) 对中国的描绘和涂抹。

西方传媒对中国的描绘一向以负面为主。这里面不仅有意识形态的分歧, 也有西方世界对“落后的”中国的优越心理在作祟。此外, 还有西方新闻惯以“坏消息”为主的专业主义操作特性的引导。因此, 在我们力图展示中国的光鲜形象之前, 画纸已经是暗淡的了。这是一个前提, 也是中国传媒不能不面对的挑战。

传媒在歪曲 (缩小或者夸大) 事实, 有意无意地塑造某种不真实的形象方面具有极大的威力, 特别是在人们缺乏实际经验的国际社会。许多西方人终生没有出国 (例如, 美国2008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阿拉斯加州州长佩林直到2007年才以州长身份第一次出国, 之前她甚至连护照都没有) , 或者没有到过某个国家, 却可能对自己完全没有实际经验的国家说三道四, 他的知识、他的感觉 (所谓“脑中的图像”) 就基本来自传媒的描绘。

当前, 主流的话语和对各国形象的主要描绘, 还是由西方大的传媒机构左右的。中国传媒的国际传播要消除国外既定的成见, 最难对付的就是缺乏实际接触经验, 却因接受本国“权威”媒体的传播而先入为主带有偏见的国外受众。这些人框框式的见解已经生根;而按照传播理论揭示的传播“强化既定立场”的效果和受众“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的接受效应, 要让他们改变心目中早已形成的中国形象, 无疑面临着巨大的障碍。

不仅如此, 中国电视, 特别是中央电视台, 还是被国际传媒着力界定和塑造的对象之一。长期以来, 虽然中国的电视台在国内公众中享有较高的威望, 但在国际上, 却被贴上了“党国媒体”的标签, 影响公信力的发挥。因此, 改进中国电视台作为国家媒体的国际形象, 既与改善中国国家形象的目标一致, 也是改善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前提。

不过, 虽然国际传媒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塑造甚至歪曲形象, 包括一个国家、一个媒体的国际形象, 但形象和主体之间也具有对应性和一体性, 亦即真实性。也就是说, 凭空杜撰的可能性不大;虽然短时间的误认是可能的, 但很难想象一个白的客体会长久地被认作黑的。“相由心生”, 就是说主体的内在实质与其外在表现有相当的一致性。所以, 锻造内功的改革和发放外力的传播要同时并举, 持之以恒, 才能最终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

二、中国电视的形象

中国的电视台既是在国内外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最重要的传播媒介之一, 与此同时, 又是被自身行为与国际传媒着力塑造的对象。不过, 中国电视台的国际形象在国内外却是毁誉参半。下面我们就对这种现象略作解读。

1.“权威”身份的悖论。

首先, 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喉舌, 中国的电视台享有“党和政府代表”的权威性。“官方媒体”的身份在当前的中国, 仍然是可信度的重要来源。因此, 电视新闻至今仍是超过一般报纸、广播, 特别是超过互联网的可以信赖的消息来源。

由于党和国家代表的权威身份, 中国的电视台享有得天独厚的优越地位。如中央电视台在国内新闻资源方面便具有其他媒体 (无论是省市级的国内媒体, 香港凤凰等境外媒体, 也包括在中国的国际主流媒体) 都无可比拟的优越条件, 它还支配着国际新闻的发布权。这种优势甚至国外的主流媒体在它们自己的国家都未必能够独享。中国电视的问题是, 应该报道的消息未必能够和盘托出;但它报道的新闻, 一般而言是准确可信的, 亦即权威的。

但在国际上, 流行的、主流的, 更重要的是——得到公认的新闻专业主义价值, 是媒体的独立立场和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性。由于“党和政府的喉舌”这种界定在国际上具有“天然的”负面价值, 中国的电视台在最重要的形象要素 (本质) 上, 早已被贴上了不那么好的标签。其实, 理论研究早已发现, 所谓的独立自治、所谓的客观公正, 从来达不到纯粹的境地, 也从来不是理想的状况。但它是认可的目标, 是国际的标准, 在公认的限度内发挥着臧否是非、决定取舍的标尺作用。正如传播研究屡次证实的, 作为文化精英的西方媒体人, 往往与国内的统治阶层打成一片。而据中国网民揭发, 在2008年发生的“3·14”西藏暴力事件中, 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就既不公正、也不准确。但没有办法, 人家是在“合法的”招牌下运作的, 出现的错误被认为仅是小小的失误而已。

而中央电视台等国内大媒体, 作为党和国家的政治喉舌, 一向旗帜鲜明, 对自身的“代表”身份直言不讳。因此, 按照全球 (实为西方) 新闻传播的规范界定, 这种权威性就被污名化了。在涉及中国国际形象的许多国内问题上, 中央电视台越是要努力表达一种主张, 树立一种形象, 越是可能承受相反的解读。正面努力的程度和达到的负面效果往往相当。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力强盛, 特别是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弱点和错误的暴露, 现在, 中国正在反思在许多方面追随西方的做法及其后果。是的, 我们可以对西方说“不”。中国可以走、也应该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但是, 在新闻传播领域里, 包括客观性在内的新闻专业主义却是一个“不死之神”;西方主流新闻界对中国的道德优越感一点也没有减少。而符号的塑造力量、精神的影响作用都具有超越时空的能力。我们生活在一个已经被西方主流意识界定的国际环境中, 只有承认这个框架, 才能驾驭规则, 有所作为。因此, 在媒体属性的问题上, 中国电视需要界定新的身份, 树立新形象。

2. 公共服务的必需。

中国电视节目的丰富多彩程度相对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节目, 毫不逊色。这种丰富性, 体现于技术的标准, 也体现于文化的内涵。

中国的电视剧无论从样式还是内容看, 都堪称丰富。所有国际上流行的节目元素, 中国的制片人都已经能够运用自如。在反映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方面, 各种类型的电视剧也发挥了形象的展示能力。不过, 作为中国老百姓主要的文化接触渠道, 中国电视还需要更多具有文化提升作用的高质量节目, 在这方面, 中国电视人任重而道远。

作为主流大众媒介, 中国电视必须满足绝大部分受众的需求, 娱乐也是不能放弃的传播责任。当然, 一个民族有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一个国家的众多媒体也可以提供各种内容和形式的娱乐服务, 电视节目的趣味和风格不必强求一律。但在综艺方面, 目前中国最需要热闹而不发烧、真正带有民族特点的娱乐节目, 才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收视率是电视市场不能不考虑的因素。但在并非纯商业的运作中, 收视率不应该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作为民族国家多元文化的提供者, 中国的电视台应该有电视节目试验的园地和革新的场所。对有些“叫好不叫座”的偏向高质量文化的节目, 应该免除“收视率”的紧箍咒, 允许试验、允许探索、允许失败。同时, 作为统一的电视传播者, 电视台还要为少数族群提供一定数量的服务。

又要服务大众, 又要考虑经济效益, 又要顾 (偏向小众的) 质量, 又要顾 (偏向大众的) 市场, 如何能够左右逢源呢?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成功经验。西方的电视广播由于要针对商业市场和最大多数的受众, 节目内容高度集约化和同质化, 种类简单 (易记好懂) , 趣味狭窄 (大众流行文化) 。但多种趣味却未被消灭, 而是置于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等小众频道, 分流而行, 按轨而驰。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公共服务广播电视发挥了继承民族精华、保存文化传统的中流砥柱作用, 使得大众市场和特定口味均得以兼顾。

中国有无比巨大的电视市场, 中国的电视台有众多的频道和雄厚的资源, 完全可以满足不同需求, 从事不同服务。多频道的大台可以进行统筹分工, 一些频道满足大众文化需求, 商业性较强, 利润较为丰厚;另一些频道支持高雅节目和特殊文化, 经济上超脱, 节目策略上勇于试验和创新;同时, 将商业利润用于支持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抽多补少, 抽肥补瘦, 创造一个适合创意文化生长的良好生态环境。

而且, 从事类似于国际上具有良好声誉的公共广播电视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 有利于中国电视对内树立积极的权威形象, 对外树立正面的国际形象。

三、树立正面积极的国际形象

中国电视台的形象和中国的国家形象休戚与共, 息息相关。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影响中国电视的国际形象;中国电视的国际表现也反映着、塑造着中国的国家形象。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从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电视的国际地位也有所提高。同时, 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将进一步改变中国电视国家媒体的属性、功能和使命, 并最终决定着电视台的国际形象。

1. 界定公共服务目标。

在国际上, 要改善中国电视台的形象, 最重要的举措是把国家媒体的身份重新界定为公共服务广播电视媒体, 并通过立法方式予以确认。由于中国电视台作为党和国家喉舌的代表年深日久, 仅仅淡化或者回避, 都不足以抹去这种强烈的印象;只有重新定位, 才能树立新的形象。在英文名称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前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最主要的区别标志是“人民”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与Republic of China (中华民国) 仅差在一个用语:the people’s) 。“为人民服务”也曾是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的传统。人民就是公众。中国的电视台作为人民的代表, 在国际上发言会更具公信力。公共电视当然也要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 但它首先必须服务于人民的利益, 并且建立公众广泛参与和监督的机制。

公共服务广播电视在全球享有良好的品牌形象, 能够有效地抛弃中国的电视台长久以来背负的负面标签, 树立正面积极的新形象。当然, 这种法定地位的改变取决于国家的意愿和立法的程序。

事实上, 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已经表现出某些可喜的迹象。十六大以后, 胡锦涛总书记向领导干部提出“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的号召, 党的十七大确认了“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的观点。国家广电总局局长王太华在全国有线电视数字化推进工作现场会上的讲话则要求“正确处理好保障人民群众公共权益与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需求的关系。在城市有线电视数字化建设过程当中, 首先要保障人民群众的公共权益, 特别是低收入群众和困难群众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的基本权益” (2) , 就是既要针对主流观众 (大众消费者) , 又要兼顾全体人民。针对全国受众, 提供普遍的大众服务和多样化的小众服务, 正是公共服务广播电视的目标。

作为公共服务媒体, 广播电视应该有公共经费的保障。虽然在全球电视市场中, 商业性的操作不能避免, 甚至有其必要, 但国家可以通过制度设计保证公共服务和市场经营的电视频道各安其位, 各司其职, 各擅其长。事实上, 在全球化、高科技化 (表现为数字化) 、市场化的世界潮流中, 公共服务的使命和功能不仅没有被消灭, 反而显得更加必要和迫切了。比如, 在碎片化的现代社会中, 不同社群需要人人皆可参与且免费进入的公共平台, 以实现民主的交流与和谐的理想。

为了实现这些极其重要的文化使命, 公共服务媒体需要免除“赢利”的负担, 社会应该提供相应的财政支持。事实上, 中国公众每天都在以税负和消费的方式, 为“免费”节目和广告商品“埋单”, 如果他们充分意识到, 区别仅在于把钱放入左边口袋还是右边口袋, 如果他们也关心中国的文化发展和社会和谐, 老百姓就会愿意支持公共服务广播电视体制。

2. 实施“走出去”战略。

在国际方面, 中国的电视台可以在稳定占有国内市场的基础上, 推行“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全国性公共服务电视台送出去的有较高文化质量的精致产品与商业频道和民营公司更具地方特色、更加活泼娱乐的节目产品可以并行不悖。中国有广阔的国内市场, 可以消化大部分电视生产的成本。电视台可以把精品电视节目送出去, 参与国际竞争, 从便宜的、贴本的交易做起, 逐步开拓国际市场。

由于经济因素是节目购买的重要考虑, “低价”节目策略针对第三世界国家比较有效。当然, 对国际市场和全球口味的深入了解, 对跨文化交流之道和电视表达技巧的高超把握是成功“走出去”的关键。

目前中国电视新闻的刻板思维方式依然存在。如果中国电视新闻报道和言论的禁区能够进一步打破, 各种观点能够更自由地交锋, 中国的电视台就不仅是权威消息的总汇, 也能成为国内外舆论交流的真正平台。目前中国电视剧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意识形态管制的束缚。如果中国电视剧的创作环境能够更加自由, 文化生态能够更加健康的话, 虚构类的戏剧节目会有更好的发展。这样, 中国电视的国际形象也会大大改善。

目前中国的电视节目目标市场主要还是海外华人群体, 面对这个事实, 我们不必妄自菲薄, 更不要好高骛远。把海外华人这个“中华文化”最重要的市场经营好, 是“走出去”的关键一步。海外华人社群是中华文化最好的“二传手”, 是一个虽然有限但极其重要的基础。只有这个根扎实了, 中国电视才能逐步进入国际市场、海外阵地。

综上所述, 中国的国家电视应该转向公共服务体制, 在全球市场中, 吸取西方传播思想和制度设计的精华, 建设具有民族传统和中华特色的当代文化。树立公共服务目标, 提高建立在公信力基础之上的权威性, 努力提供多元文化和高质量节目, 这是我们所期待的中国电视的崭新国际形象。 (本研究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课题项目05JZD00025资助)

摘要：中国媒体是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渠道, 它们自身的形象也往往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因此, 塑造主流媒体“真实可信”的国际形象, 成为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确立中国积极形象的一个关键部分。全球公众在对中国形象, 包括中国传媒形象进行认知时, 早已接受了占国际主流的西方大众传媒对中国的描绘。长期以来, 虽然中国的电视台在国内公众中享有较高的威望, 但在国际上, 却被贴上了“党国媒体”的标签, 影响公信力的发挥。锻造内功的改革和发放外力的传播要同时并举, 持之以恒, 才能最终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的国家电视应该转向公共服务体制, 在全球市场中, 吸取西方传播思想和制度设计的精华, 建设具有民族传统和中华特色的当代文化, 才能真正“走出去”。

关键词：中国形象,电视形象,公共服务目标,走出去战略

注释

1刘继南:《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国际关系的新视角》,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2年版;孙有中:《国家形象的内涵及其功能》, 《国际论坛》第4卷, 第3期 (2002年5月) 。

2王太华:《在全国有线电视数字化推进工作现场会上的讲话》 (2006年5月17日) , http://www.sarft.gov.cn/articles/2006/05/25/20070908144407950120.html

中国国际形象 篇2

2012第二届国际环保形象大使选拔赛是国际环保形象大使委员会响应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号召，同环保部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国际华文媒体联合会、中国生态文化旅游协会、中华环境保护促进会、中华环保网络电视台等单位主办，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中国国际文化产业促进会等单位协办的以“环保、美丽、健康、博爱”为主题的国际高端赛事，是一项全球宣传环保公益活动。

此次活动今年在重庆第一次设立赛区，是基于重庆过去几年在环保、创模等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绩，为了扩大环保宣传的力度和提升重庆的城市品质，此次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参赛单位有：重庆师范大学、重庆第二师范学院、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重庆商务职业学院、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重庆财经职业学院、重庆教育管理学校等众多高校。同时，此次活动也得到了平面媒体、网络媒体的极大关注。如：人民日报、新华社、网易、搜狐、新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网新闻中心等诸多媒体也对本次活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争相报道。

活动于2012年 11月 3日在重庆传媒职业学院隆重启动，从海选到复赛(11月24日)直至今天的决赛，所有传媒人都行动起来，开展了丰富多样的环保宣传活动，以班级为单位开展的诸如环保演讲、辩论、摄影等特色活动，既丰富了学生们的校园生活，又极大的提高了学生的环保意识，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为环保大业献计献策。

此次比赛同此前一般意义上的各类活动有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首先是参赛对象上，凡是热爱环保支持环保的人都可以参与进来，男女皆可；其次是参赛内容上，此次比赛的流程是先通过环保征文和环保理念的初选之后，寻找志同道合的代言人参与比赛，同时在整个比赛过程中还会进行随机即兴的环保知识问答，这就要求选手必须具备相应的环保基本素质。

中国国际形象 篇3

关键词：中国品牌 品牌形象设计 国际化设计 Designed in China Redesign

中图分类号：F71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6） 02-0046-02

引言

近些年，世界开始关注中国设计，中国品牌注重“Designed inChina”，中国的商品正在由“Made in China”到“Designed in China”变化。在中国品牌走向全球化的趋势下，视觉传达设计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值得关注和受到重视；以欧洲市场作为调查研究对象，对英国、法国、德国、芬兰、意大利、荷兰、瑞士七个国家中不同领域的中国品牌进行案例研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品牌视觉传达设计的国际化表达与传播进行深入探索，探讨品牌设计中的中西方美学融合的路径，具体而言，对于品牌名称的翻译、将中国元素融入品牌形象设计、标志和品牌形象的Redesign等方面进行研究。通过研究寻找到如何设计一个国际化的中国品牌形象的方法，树立中国品牌Designed inChina的概念。

1 西方品牌的国际化视野和先进经验

西方品牌进入中国已经有不少成功案例。例如，可乐，肯德基，无印良品等。这些品牌通过对品牌形象进行再设计的方式来赢得中国消费者的喜爱，每一个品牌都是伴随着一种文化的植入。可口可乐在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成功地对品牌名称进行了中文翻译，饮料Coca Coca译为“可口可乐”，中文“可口可乐”意思是解渴、味道好的可乐。此外，可口可乐公司还邀请中国香港著名设计师陈幼坚对其标志形象进行了再设计，将汉字与原标志的字体进行巧妙结合，这也是将品牌文化与中国文化相融合进行再设计的体现。不光是在中国，可口可乐在欧美国家，都会根据特定的文化背景，将海报、图形、广告的设计与本土文化进行结合，推向市场，以此来拉近与受众的亲和力，获得更多市场。经过再设计后的品牌形象深入人心，产品迅速占领市场。

2 西方世界中中国品牌的表现

2013年至2015年期间，笔者赴德国、法国、意大利、芬兰等欧洲国家对中国品牌的现状进行了调研，得到如下结论：

中国时尚品牌Masha Ma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Masha Ma 2012于年在巴黎时装周首次亮相，并获得荣誉，其知名度在欧洲市场迅速传播开来。2015年6月《TIME》杂志对设计师Ma以及其设计理念进行报道。Ma突出“Designed in china”的概念，在设计上，将当代中国美学融入服装设计，将中国苏州博物馆建筑的设计风格融入到服装设计中，使得她的服装在融入中国元素的同时，还体现了具有西方审美的特性。

关于品牌名称翻译方面，有些品牌的做法是存在问题的。有的品牌原本是中文的品牌名称，进入欧洲市场并没有将品牌名称结合欧洲国家的语言进行翻译，只是将中文的名字用汉语拼音来代替。例如华为Huawei手机，青岛Tsingtao啤酒，华夏良子China Liangtse，针对这些名字，笔者采访过一些欧洲人，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几乎都不能理解这些名字的含义，并且很难记住这些名字。Huawei手机（华为），汉字“华为”的汉语拼音就是“Huawei”，Huawei直接应用在品牌标志上。这样的做法会让欧洲消费者不能理解它，不利于被记住，也不利于品牌文化的传播。

一些品牌有很“中国化”的logo和品牌形象，在进入欧洲市场时，并没有做redesign。过于深奥和复杂的中国文化很难被欧洲受众所接受。例如张裕Changyu红酒、青岛Tsingtao啤酒等品牌在芬兰、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都有销售，然而在包装的视觉传达设计上却几乎没有做改变，和在中国的时候一样。在品牌视觉传达上符合中国消费者的审美，但却不一定符合欧洲消费者的审美。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导致不同的审美需求。一个被欧洲受众接受的品牌形象，首先第一步就是通过视觉传达设计让产品被理解和接受，使消费者对产品有一个好的印象，并记忆忧心。

3 从“Mada ln China”到“Designed in China”：中国品牌的全球化视野和国际化表达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品牌也要逐渐走向世界，使得“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和“中国设计”，带有丰富中国文化特色的品牌也要实现在全球化视野下的不同文化语境中转换，中国品牌如何做到从“Madein china”到“Design in china”？

很多年来，Made in china象征着便宜的东西，没有好品质的东西。笔者通过调研德国、意大利、法国、芬兰等国家，发现在近些年来，一些西方的高档品牌就是从中国生产的，它们有皮包、鞋子、衣服、陶瓷、电脑、玩具等，这些品牌的产品上会标有“Made in china”。这意味着中国的产品有好的品质。然而，如何让人们想购买一件“Designed in china”的产品，是因为它的好的品牌形象、好的产品设计、好的品质？

3.1 中国品牌的文字译转

中国品牌进入西方市场，首先要做的就是将品牌名称结合当地国家（主人国）语言文化，并对品牌的标志、视觉形象进行redesign，以帮助受众迅速理解品牌文化和接受品牌产品，其中以汉字为主体的品牌标志尤其具有代表性。所以，对照西方标志转换到中国文化语境的案例，研究汉字品牌标志如何有效实现跨文化转换，如何从以前仅仅适合中国文化语境转换到现在能在中西文化双语境中发挥效用。在西方语境下，中国品牌进入西方国家时，品牌名字如何翻译成当地国家的文字，应使之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同时，也具有西方国家的语言文化内涵。译转要使品牌能被有效、积极地被当地文化认可并传播。这种名称翻译和品牌形象再设计的理论依据是汉字标志的跨文化转换和中西美学融合的设计，使得中国品牌体现中国设计的价值，传播中国文化，找到文化的认同，做到将中国设计变成国际化设计。endprint

3.2 中国元素融入品牌形象设计

中国品牌—方面要适应多元文化的表达方式，国际化表达的同时另—方面要凸显中国元素瑚或中国文化，彰显中国品牌的文化特质。中国传统美学在人与天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上有自己的认知和物化成果，代表性文化符号深入人心，并且曾经得到世界的认同（古代丝绸之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传统装饰美学、器物美学、绘画美学、建筑美学中，有许多的审美标准，这些标准是符合西方审美的标准，例如中国画的留白与西方设计的极简、构成手法，在很多方面，东西方的审美标准是可以并存和融合的，设计师要做的是将两种审美融合后，以当代视觉传达的审美来表达品牌形象设计。

Spin陶瓷的标志设计中，运用了印章。印章是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化的代表符号，象征诚信；也是传统中国书法、绘画中传达作者审美情趣的一种方式。印章中的汉字“旋”是“Spin"的意思。标志的英文单词与红色印章相结合，代表了中国和西方文化的相互融合。

3.3 标志和品牌形象设计的redesign

中国品牌进入国际化市场，应当对品牌形象进行再设计，这要求更新后的品牌形象符合当下国际化的审美标准，做到设计上的简洁。它不仅仅是满足东方人的审美需求，还应当满足西方人的审美需求。

2015年4月，联想集团在美国纽约举行新标志的发布会，同时采用新的口号“Never Stand Still”（永不止步）。新标志的设计抛弃了已沿用十二年的标志斜体设计，标志在设计上结合了当代国际化的简洁构成的审美风格，旨在进一步凸显联想集团的国际化形象。新标志是一个互联网体系的品牌形象，体现了联想公司向互联网转型，也更加国际化，更能体现联想品牌当下状态和未来的发展趋势。联想希望通过对标志形象的更新向外界传达出的信息是：产品必须是可靠的、创新的，以及高端的。

4 结语

中国国际形象 篇4

由于历史原因, 国际上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20世纪初:战争混乱, 贫穷落后, 历史悠久的农业国家。这给我们国家参与国际事务, 树立国家形象带来了一定的问题。一方面经过几十年的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蓬勃发展, 我们的国家已经开始融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 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国民素质都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 由于我们对自己的改变认识不清晰, 没有能够很好地定位自己, 在国际传播树立的形象模糊, 在国际事务中没有很好地展现出自己的发展进步, 对传统的民族文化也没有能够很好地领悟和运用。

作为“软实力”的国家形象不但能能够使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更是我们国家综合实力的一部分。认识自身在世界格局中地位和在世界发展潮流中的进程, 稳妥的定位自己的新形象, 并通过科学现代的国际传播方式有效传播国家形象是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一、国家形象的现状

在各个国家发展的历史上, 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视国家形象。这是因为世界历史从未像今天这样被全球化的进程裹挟着前进。任何一个想要在世界进程中获得发展机会的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把自己置身世界潮流之外。因此, 每一个参与世界竞争的国家都要关注自己的国际形象, 以求在合作和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获得良好的国际环境。但是, 国际形象的现状和理想总是存在一定距离, 准确识别两者之间的差异, 才能更好地定位。

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与华通明略 (Mill Ward Brown) 、Lightspeed GMI合作开展了三次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据2014年11月最新的点查数据显示, 海外受访者对中国形象认同率最高的描述是“经济发展迅速, 人民生活水平较高”, 占46%的比例;但是与此同时, 45%的受访者也会认为中国式一个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图1是中在对中国和海外调查中, 受众认为“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数据分布。从图中明显看出国内受众多认为中国是一个民族融合, 倡导国际合作, 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国家治理良好社会稳定。而海外受众多认为中国贫富差距大, 对国际和地区和平有一定威胁, 民族宗教矛盾尖锐, 政治混乱社会动荡。

自我认知和海外认知的形象之间存在差异, 这是目前国家形象面临的现实问题。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国内和国际认识的差异, 也还在探索和研究中。或是意识形态、文化的差异, 国际关系的实际冲突, 或是国际传播的策略的问题。

在不断的发展中, 中国逐渐改变了从前那种社会动乱, 贫穷落后的局面, 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进行了改革,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实际情况得到扭转的情况下, 中国希望自身形象在国际社会上也得到相应的改变。但是, 从数据调查的结果看, 中国的国家形象依然不是理想的状态。“中国梦”、“一带一路”、“和平崛起”等理念的提出为国家形象的塑造提出了新的要求, 要树立一个健康、充满活力, 积极进取, 开拓创新, 勇于承担责任并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大国形象不仅要身体力行地朝着这个目标发展, 在国家形象定位, 国际传播策略等方面努力。

二、国家形象定位

定位多用在市场营销策略中, 帮助企业在竞争中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找到合适为位置, 最大程度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国家形象的定位也是根据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 清晰的认知自己的地位和发展程度, 根据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 做出国家形象的塑造和建构。明确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传播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社会成果, 优良的传统文化信息, 塑造一个积极融入世界发展潮流的现代化民族国家形象。

(一) 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

目前在国际社会中, 从发展程度来看, 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国土面积广阔, 东中西发展程度不平衡。历史悠久, 是世界上唯一文化没有中断过的地方。民族众多, 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经过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 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领域取得了重大成绩。开始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也要看到, 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业人口占大多数, 国民素质还不高。依靠能源的开发利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 也使得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科技创新能力还不高, 以制造业为主的对外贸易领域并没有多少优势。

尽管全球化和信息化为世界各国带来的发展的机遇, 但是中国因为基础薄弱, 人口众多, 发展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自力更生, 独立自主。承认自己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 才能够为自己赢得较为平静的国际环境。现在有一些国家视正在崛起的中国为威胁, 多方阻碍中国的和平崛起。一方面, 我们要继续坚持走现代化的道路, 从政府职能的转变, 经济领域和文化体制的改革花功夫, 带领各族人民走向科学、民主、多元的现代化国家;另一方面, 要应对国际社会对我们快速发展的担忧, 积极地像外界传达我们的发展并不会威胁其他国家, 而是为世界人民的福祉贡献一分力量。

《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中显示,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我们国家态度有所不同。发达国家对我们国家的崛起表现出更多的担忧。认为我们国家的崛起将会使他们的领导地位受到挑战。为了赢得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在形象定位上, 我们应该坚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 作为一个还在艰苦奋斗中的发展中大国, 我们的发展并不会给国际社会带来威胁, 而是积极地发挥一个国际成员的作用, 更多的承担国际责任。我们希望和其他国家一道, 探索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规律, 融入全球化中去, 发展科学技术,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二) 发扬传统文化的国家

在全球化语境中, 世界各国的竞争, 不仅是技术、器物层面的, 更是文化、价值乃至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 是一种多元、和谐的精神文化体系, “和而不同”, 开放包容, 滋养了民族精神, 也为我们准确定位国家形象找到了精神源泉。季羡林先生曾说过, “和谐是我们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的礼物, 希望全世界都能够接受, 那么, 我们这个地球村就可以安静很多。”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 在国家形象定位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当下提出的“和谐社会”, “中国梦”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深厚底蕴下凝练而来。中华民族讲究天地、阴阳和谐, 不但不会破坏世界和平的局面, 还会为这世界的和谐努力。中国主流的儒家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四海之内皆兄弟”, “国虽大好战必亡”等思想, 是我们定位国际想象的重要依据。中国人爱好和平的思想, 深深嵌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也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

在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下, 国家形象的定位应该朝着爱好和平, 谦虚和善的方向发展。我们既积极进取, 努力让社会制度更加完善, 社会更加充满活力, 积极吸收优秀的世界文化, 也遵循着自己的传统文化, 努力成为安定团结, 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的国家。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将传统与现代很好地结合, 展现了具有历史文化和现代化文明的国家形象。

(三) 融入世界发展潮流的国家

在全球化的合作和竞争中, 不仅坚持走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的道路, 宣扬传统文化熏陶下的民族精神, 还要积极投身世界发展潮流中去。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在涉及全球性问题的领域积极发言, 表现自己融入世界大格局的决心。在环境与健康、区域性合作和交流、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积极投身到维护世界稳定和发展的浪潮中去。

一方面, 积极加入国际性组织, 遵守国际公约, 按照国际标准要求自己。充分利用先进的国际化文明成果武装自己:现代化的政府, 科学民主的政治环境, 开放合作的经济体系, 多元融合的文化等, 加入到国际化的话语体系当中;另一方面, 主动出击, 积极地同世界各国在各个领域合作交流。倡导组建国际性组织, 在经济、军事、文化、外交领域同世界给国开展多边合作, 相互补充, 共同促进世界持续稳定发展。亚投行的创建, “一带一路”的提出等都证明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得到提升。

三、国家形象传播策略

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根本的在于努力做好自己, 使理想和现实形象的差距缩小。调整传播心态, 真诚坦率的传播自己, 改变那种只说好话不说坏话的传播习惯。还要综合运用国际话语体系和传播策略进行传播。

(一) 增强实力, 塑造务实的形象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物质基础和价值体系的综合体现, 是一种客观实在。不能完全依靠信息传播塑造, 更多的应该从实际做好, 在物质基础、价值体系、精神文化的发展来建构。短时间内的信息传播、形象塑造固然可以给人良好的印象, 但是最根本的是在国家建设发展中不断吸收人类文明的精华, 善于学习, 不断改善。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 物质精神文化, 用先进的知识武装自己, 扬长避短, 不断进步。只有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形象, 使理想和现实的形象缩小差距。真正成为一个既现代, 又传统, 健康向上, 充满活力,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

(二) 调整心态, 提高传播自信

在融入全球化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潮中, 国家综合实力得到提升。在国际交往中应该敞开心胸, 以开放的心态迎接世界, 允许多元化。既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发展和优势, 又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和劣势。坦诚接受国际社会的检阅。在国际传播中, 改变那种报喜不报忧, 单一正面宣传的方式。全面展示自己经济发展成果, 同时也不回避存在的问题。认识到国际传播的复杂性, 国际社会在正确认知中国, 对中国形象产生好感, 进一步地采取正面积极的行动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 无须急于求成。提高自信心, 全方位融入国际交往中, 发挥优势, 改进不足。

(三) 综合运用国际传播策略

在国际传播实践中, 遵循新闻价值, 以国际化的表达方式进行新闻生产, 客观真实地报道新闻。探索国际传播中的规则, 积极设置议程, 引导舆论。搞清楚各个国家对入境信息新的控制手段, 并采取合作的方式减少信息传播的障碍。重视新兴的媒体技术, 特别是新媒体在国际传播中的运用, 利用好现代科学的传播技术营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传播环境。综合运用各个传播主体的力量, 使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人联动起来, 形成国际传播的综合体系, 各主体在国际传播中进行国家形象的传播和塑造。根据传播对象国的不同采取差异化的传播策略, 多传播具有正确性的价值理念。例如, 国际反恐、全球气候的治理、和平和稳定。

四、小结

国际形象的塑造有赖于国家的综合实力、外交关系、国际传播等各方面综合协调。国际传播作为国家形象传播的重要渠道和途径, 要发挥好准确定位, 有效传播的积极作用, 配合其他方式为我们国家树立一个健康、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国家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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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隋岩.国际传播的软实力及功能[J].当代传播, 2012 (1) .

[6]余红, 王琨.国家形象概念辨析[J].中州学刊, 2014 (1) .

[7]陈蓉.浅议我国国家形象传播观念:国家观与国际观[J].现代传播, 2014 (7) .

中国国际形象 篇5

形象大使推选活动策划方案

一、活动背景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全国电影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促进中国电影产业繁荣发展，推动电影强国建设，提高国产影片的国际影响力，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和东方影视之都增添重要内容与影响，北京将于2011年4月举办第一届北京国际电影季。

北京国际电影季是以“融汇国内国际电影资源，搭建展示交流交易平台”为主旨，是具有国际性、专业性、创新性、开放性和高端化、市场化特点的大型电影主题活动。本届电影季活动包括“北京国际电影季开幕式”、“北京展映”、“电影魅力·北京论坛”、“北京电影洽商”、“电影音乐会”、“北京国际电影季闭幕式”等主题板块以及一系列相关电影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将北京国际电影季建设成为世界城市的重点文化活动，打造北京作为东方影视之都的核心电影产业活动，促进北京电影产业走向世界，建造北京电影产业与国际电影产业合作交流交易的重要平台。

二、活动目的为完美体现北京电影的发展成就，塑造北京国际电影季国际性、专业性、创新性、开放性的良好形象，增强电影业的参与度，提升电影季宣传的影响力，特举行“第一届北京国际电影季形象大使推选活动”，推选电影界优秀的一线男女演员各一名为形象大使，参与电影季的宣传推广和交流活动。

本次北京国际电影季形象大使推选活动面向全社会，采用“组委会推荐”、“公众推荐”、“个人自荐”、“组织推荐”四种方式进行参选，最终由活动组委会根据明星的社会形象、国际影响力、对中国电影做出的成就、对电影季活动的配合度等要求，评选出男女演员各一名担任本届北京国际电影季的形象代言人，采取特聘的方式，并授予其“第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形象大使”荣誉称号，为宣传北京国际电影季、宣传北京电影产业成就、加强北京电影产业与国际电影产业的深入沟通和交流做出积极贡献。

三、电影季形象大使评选标准

1、电影季形象大使为完全公益的电影季形象代言人；

2、第一届北京国际电影季形象大使为电影界一线演员，男女演员各一名，国

籍不限（至少有一名为中国籍）；

3、形象庄重、具有大众亲和力和人文关怀精神，有公益心、社会形象积极健

康，具有较高的国内、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4、综合素质强，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对电影产业及北京文化有深入的理解和

独到的见解；

5、有脍炙人口的电影作品，塑造了优秀的荧幕形象；

6、能积极参与配合电影季期间的宣传和各项活动。

四、推选方法

通过电视、平面、网络等媒体发布推荐评选消息，进行推选活动宣传，同时活动组委会向各经纪公司和个人进行联络、邀请，沟通电影季形象大使推选事宜。

活动官方网站和其他活动合作网站设立专题页面或板块，各经纪公司或团体和个人可在相关页面下载申请材料（申请表详见附件一），填写并上传，或与组

委会办公室联系，直接将申请资料提交至组委会办公室。组委会办公室对所有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最终筛选出20人（10名男演员、10名女演员）进入电影季形象大使初选阶段；组委会办公室将20名候选人的具体情况向组委会反馈，选出男女演员各四人作为第一届北京国际电影季形象大使候选人；最终由活动组委会确定一名男演员、一名女演员为第一届北京国际电影季形象大使。

五、活动流程：

活动共由推荐阶段、初选阶段和选定阶段、形象大使发布四个阶段组成：

1、第一阶段：推荐阶段：

时间安排2010年12月8日——2010年12月20日

推选方式

（1）组委会推荐：由组委会办公室根据形象大使评选标准及前期与各经纪公司

或团体的沟通具体情况，初步推荐20人（10名男演员、10名女演员）符合形象大使要求的演员为形象大使候选人，组委会组织推荐方式为活动主要的推选方式。

组委会推荐候选人名单：成龙、李连杰、甄子丹、葛优、章子怡、赵薇、范冰冰、李冰冰、威尔·史密斯、苏菲·玛索、妮可·基德曼、黎明、夏雨、蒋雯丽、徐静蕾、刘烨、张静初、周冬雨、张涵予、孙红雷。

（2）自荐：通过对推选活动的媒体宣传，符合评选标准的申请人，可填写《北

京国际电影季形象大使》申请表（详见附件二），提交组委会办公室，申请参选电影季形象大使。

（3）组织推荐：由活动组委会向各组织（经纪公司或团体）发出邀请。各组织

（经纪公司或团体等）推荐符合评选标准的演员个人，由各组织统一填写《北

京国际电影季形象大使》申请表，上交组委会办公室。

（4）公众推荐：通过媒体对活动的宣传，让公众获取推选活动信息。公众可登

陆电影季官方网站，及电影博物馆网站电影季形象大使推选活动页面，仔细阅读电影季形象大使评定标准后，在线填写公众推荐信息（包含推荐人姓名及推荐理由），直接上传。

2、第二阶段：初选阶段

时间安排2010年12月21日——2010年12月26日初选办法

（1）组委会办公室根据组委会推荐、自荐、组织推荐等方式获取的推荐申请信

息，按照评选标准整理出20名候选者。

（2）组委会办公室整理详细的候选者资料，深入了解20名候选者经历，尤其是

近两年来的各种新闻报道、公众形象、社会效应、获奖情况、国际影响等资料。

（3）组委会办公室将20名候选人的具体情况向组委会反馈，由组委会召开评委

会会议。由评委会成员合议选定，选出男女演员各四人作为第一届北京国际电影季形象大使候选人。候选人名单如下：成龙、李连杰、甄子丹、葛优、章子怡、赵薇、范冰冰、李冰冰。

3、第三阶段：选定阶段：

时间安排2010年12月27——2011年1月20日形象大使选定办法：

（1）活动组委会分别约见经过评委会会议合议选定的8名候选人及候选人经纪

公司，进行商谈。

（2）根据候选人对活动的认识程度、参与配合度、档期安排等具体问题进行谈

判。

（3）最终由活动组委会确定一名男演员、一名女演员为第一届北京国际电影季

形象大使，作为本届电影季形象代言人，授予其“第一届北京国际电影季形象大使”荣誉称号。

4、第四阶段：第一届北京国际电影季形象大使签约仪式

时间：2011年2月

地点：中国电影博物馆 多功能厅

拟邀领导：拟请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北京市广播电影电视局、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府办公厅、中国电影博物馆领导和各媒体等共同出席本次新闻发布会；

内容：发布第一届北京国际电影季形象大使评选活动结果，与形象大使签约，电影季形象大使向全社会亮相。

六、形象大使责权

1、形象大使职责

（1）电影季的形象大使是电影季的代言人，代表电影季的公众特征和活动价值

观。

（2）形象大使公益参与电影季及电影季宣传活动。

（3）电影季形象大使须出席电影季的各项活动：开闭幕式、官方海报形象拍摄、宣传片拍摄、两场左右的公益活动（具体活动与组委会形象大使最终商定），为电影季宣传造势。

（4）北京国际电影季是国际电影文化交流的平台，电影季形象大使须为推动电

影文化发展、促进电影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5）电影季形象大使须配合电影季海报拍摄、宣传片拍摄等工作等组委会安 排。

（6）形象大使须保持积极的社会形象，不能出现任何有损形象的负面行为。

2、形象大使权益

（1）组委会授予其“第一届北京国际电影季形象大使”荣誉称号，由组委会颁

发聘书及荣誉证书。

（2）形象大使作为电影季代言人，其形象出现在电影季宣传册、海报、会刊、官方网站及宣传片等。

（3）形象大使出席电影季各项活动，保证其出现在电视、平面、网络等媒体宣

传。

（4）在开闭幕式中发言。

解读国际形象“封城榜” 篇6

7月29日，瑞士设计协会会长梅瑞特·恩斯特在民生现代美术馆演讲，表达了她对上海城市形象快速摩登的兴趣：“谁在设计?谁在负责?谁在制定标准?”

7月30日，谭盾与贾樟柯在上海大剧院进行“大师对话”，惊讶地发现他们的作品《阿拉侬》与《海上传奇》不约而同地用黄浦江的水来诠释上海印象。

世博使“上海”成为一个热词，上海人、外地人、外国人都在趁着世博解读上海。

8月30日，上海兴国宾馆发布了一份“封城榜”。由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工作委员会和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活动”的问卷在4个月中行走6走洲100多个国家，汇总来的结果是：上海、北京、成都、南京、杭州、宁波、西安、长沙、昆明、长春荣膺“中国国际形象最佳城市”。

上海登上榜首，与这座城市的当前热度很契合，更与历史契合。从昔日的“远东第一城”到今日的“国际形象第一城”，使得上海世博会执委会副主任周汉民小有争议的论断有了新证，他说：“世博期间是有史以来最美的上海”。

一份合乎常识的成绩单

在单项中，北京拿了工作生活向往度、城市文化、城市环境、城市便捷程度等单科第一；成都是市民对外来居民和游客最包容的城市；南京市民素质最高，杭州最有个性；宁波发展潜力最被看好；青岛治安最佳；大连城市内部交通的便捷度最高。

上海的单科第一有城市的总体印象、旅游向往度、城市诚信、政府效率、城市的投资价值、城市的国际化程度。

上述指标，共同镶嵌成城市国际形象的多面体。据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孟建介绍，这是“我国首个中国城市国际形象研究评价体系”。

盖洛普(中国)咨询公司带着这份考卷邀请全世界给中国城市打印象分，试问“哪座城的月亮最圆”。约8000人参与调查，他们或是目前居住生活在海外的外籍人士，或是目前在中国国内(大陆)居住生活的外籍人士。盖洛普(中国)首席咨询顾问吴涛解释：“平均200人给一座城市打分，最少的城市也有34人打分。”

“这是一份合乎常识的排名，与国人的想象认知大体符合。”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战略研究室主任裴增雨如此概括拿到这份报告后的第一感觉。

本刊记者进一步对结果进行了“验算”。台北世界贸易集团副秘书长、上海世博会台湾馆总馆长叶明水说，他对上海市政府的效率非常认同，“处理紧急事件时，夜里12点也可以给你盖章。”8月27日，国务院举行全国依法行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之后，上海市长韩正要求上海力争实现行政效率全国最高目标。

再如，北、上、广三城在“城市内部交通的便捷程度”这一项的得分都很低，“首堵”北京、广州的排名都跌到了20之后。上海排名第10，这得益于世博前上海地铣总里程突击突破424公里，跃居世界第三。

上海失分最多的项是“市民对外来居民和游客的包容程度”，列第14名，这与“上海人”备受国内“外地人”非议的优越感问题相吻合，也与上海财经大学世博经济研究院院长陈信康主持的《基于世博效应的上海城市形象塑造》课题调研结果一致。人们对上海市民给出负面评价的两个排名最前的原因是：“上海市民中的排外现象比较严重”，“上海市民似乎缺乏亲和力”。

这些问题也是政府管理者所担忧的，周汉民呼吁在世博期间“上海人礼让外地人，中国人礼让外国人”。

而从得分项来说，北京得第一的单项，与其城市定位也相符合，即“未来的北京是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上海得第一的单项，都有经济色彩，与其“四个中心”(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发展纲领契合。

广州等待“引爆点”

在去年的“中国城市软实力报告”中，北京第一，上海第二；在今年的“中国国际形象最佳城市”推选中，上海第一，北京第二。从第三名开始，才是各路“诸侯”争夺的目标。

在本次《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报告》城市总排名中，广州位列15，深圳位列21，另外三座珠三角城市是佛山(17)、中山(20)、珠海(26)。

作为“一口通商”朝代唯一对外交流的窗口，有着两千年商业史的广州似乎应该有更广泛的国际知名度。十三行失火时，熔入水沟的洋银居然凝结成一条长达一二里的银块；瑞典人派一艘商船来广州交易，一次贸易的收益竟可占其一国年GDP的一半……可见其当年之繁华。

就调查报告来分析，广州的失分点集中在城市内部交通便捷程度、城市个性、政府效率、市民文化素养等方面，这几项的排名都在20之后，此外，还有城市文化(19)、城市环境(18)、城市诚信(18)、市民素质(17)、社会治安(16)。

一名从事城市形象研究的学者分析。“城市形象强调的是主观印象，很容易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比如，他在广州火车站有过一次被扒窃的经历，可能会大而化之为对整座城市的负面印象”。

《纽约客》专栏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引爆点》中阐述了印象的形成，“需要一些黏性小事件的观点，一些小细节，特别有黏性，附着在记忆中，构建出你对大事件的印象。”

在广州内部，沦为二线城市的焦虑确实存在。这名学者透露，广州有关部门曾在去年召集城市形象传播专家研讨对策；广东商学院教授王先庆多次说，广州在1995年至2005年间，商贸流通业被严重边缘化，差点沦为二流商业城市。

“珠三角城市集体靠后站，或许与这块区域正在进行的产业转型阵痛期有关，或许与粤语圈的封闭性有关。”裴增雨说，“不要忘记，受调查者全是老外，我们不能用中国人的想象去揣测他们脑海中的中国印象，比如深圳，虽在国内鼎鼎有名，但是只有30年的特区史，在国际上还未建立起知名度，也在情理之中。”

在裴增雨看来，广州也许只是“纯技术性失手”，“奥运后的北京、世博中的上海都享受到了大型国际活动带来的名声收益，亚运前的广州，‘引爆点’尚未到来。”

从“辉煌起跳”到“辉煌聚焦”

对于上海地位进行确认的一个方式是世博会指标。奥运会指标给了北京，广州、深圳分享了亚运会、大运会。上述4个指标在4大城市的分配，暗合着北、上、广、深在中国城市国际化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和代表的能量级，不能不说是一盘有大局观的棋。

“洛塞泰斯(国际展览局秘书长)将奥运会、世博会这类大事件称为‘超大型国际活动’，城市形象由此完成城市文化的嵌入式传播。”孟建表示，“2008北京奥运会，发唱惊庭，开启了中国形象在世界上的‘辉煌起跳’；两年后的2010上海世博会又紧紧跟进，让中国形象在

东亚经济合作中的中国国际形象 篇7

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间关系不能简单的归纳为非友即敌,权利和利益也不仅仅是衡量国与国关系的唯一标准。而作为软实力重要方面的国际形象日益得到了专家学者的认可与研究。国际形象是一个主权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示的行为及国际环境中的舆论反映。良好的国际形象是国际社会对该国的一种认同,是对该国所获得的权利和期待其所承担应有的义务的一种肯定。

在东亚经济合作中,中国必须考虑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因为国际形象是国际投资者进行投资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开展国际贸易的有力保障。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健全的市场经济机制,有法可依的投资程序对投资者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二、中国在东亚地区国际形象的历史回顾

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东南亚国家视红色政权的中国为其主要威胁。日本、韩国还与美国正式结盟以此扼杀中国。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美日关系得到改善,同时反对越南在中南半岛的霸权行进,与东盟国家关系也好转。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东盟地区论坛,同时和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大大提升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形象,成为构建中国形象的转折点。可以看出,中国在东亚各国心目中的形象得到改变,东亚各国对中国的接受成上升态势[1]。这尤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中国成为推动东亚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中国与东亚国家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广阔的消费市场和巨大的生产能力使中国成为东亚国家投资发展的理想场所。物美价廉的消费品也给东亚国家带来了很大的福利。中国经济的崛起为东亚经济的发展发挥着稳定器、助推器和加速器的作用[2],这也为东亚经济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2.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展示了负责任大国形象。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出发,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同时为急需外汇的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这对于稳定东亚地区的外汇市场和改善地区经济环境起到了建设性作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很快波及到了东亚地区。国内市场狭小、外汇储备相对不足、对外依存度较高的东南亚国家在抵御危机时明显是力不从心。中国政府利用其丰富的外汇储备给这些国家提供了无私援助。中国政府承诺向东南亚国家提供250亿美元的贷款和援助,其中100亿美元用于区域基础设施项目,150亿美元将作为信贷提供给邻近的国家。在未来三年内,中国还将向柬埔寨、老挝和缅甸提供3 970万美元特别援助[3]。患难见真情,中国在两次危机中的所作所为使得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国际形象日趋正面化。

3. 采取灵活的方法处理好地区非经济因素。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朝核问题、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南海问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时刻危及着东亚的政治安全局势。中国是以上三个地区热点的主要当事方,在维护地区和平、消除地区冲突因素方面肩负起重要责任。中国本着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宗旨,以东道国的身份举办了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为朝鲜半岛的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美国和日本在该问题上也有一定的影响。中国和美国在维护海峡两岸稳定,反对台湾独立方面进行了良好合作。中国积极发展两岸贸易,以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台湾当局的认可,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南海问题是中国和东盟各国最为棘手的问题,为避免南海出现军事冲突和维护南海地区稳定,在2002年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签订了《南海各方行动宣言》。尽管地区问题的解决并非一朝一夕,也不可能是中国单方面能够办到,但是中国维护地区和平、不谋求地区霸权的国际形象得到了东亚国家认可。

从以上一些事实可以看出,中国所作出的一系列努力和牺牲主要是为了推动以地区利益至上为核心的区域主义合作,在地区合作中进一步塑造着良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三、中国在东亚地区国际形象建设面临的挑战

国际形象的稳定性与可塑性特点决定了国际形象的建设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建设的过程中也将面临着如下几方面的挑战。

1. 东盟和中国产业结构趋同,在出口和引资方面有很大的竞争性。

中国和东盟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特别是在服装,机电产品上双方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此外,中国对东南亚原材料的巨大需求也给他人造成新殖民主义的误解。由于中国强大的竞争优势,很久以前对东盟的投资相继转移到了中国大陆,中国被认为是东盟吸引外国投资的竞争国[4]。从此强则彼弱、此得则彼失的传统现实主义逻辑来看,如果一国的国际地位相对升高,他国在对其认知中则倾向于选取威胁性信息,该国形象易趋负面。

2. 中国在区域制度创新方面仍然落后。

当前东亚合作的机制主要包括“10+3”、“10+1”、东亚峰会以及东盟地区论坛。而在这些机制建设过程中中国大都是被动性的参与。尽管近年来,中国在诸如如何组织东亚峰会中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是仍然不能彻底改变在国际机制中“搭便车”的形象。可以说,东亚峰会的召开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东亚合作失去了方向,而作为政治大国的中国却没有及时地提出自己的创新机制。这与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是极不相称的。

3. 南海问题争端、中日主导权之争以及他国对中国崛起的意义不明朗,都成为改善国际形象必须解决的问题。

东亚合作进程缓慢很大程度也是受政治因素制约。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中国与相关国家存在的安全困境必然引起这些国家的恐慌。很多周边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害怕与中国打交道会成为中国的附庸[5]。

四、在东亚经济合作过程中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几点看法

1. 进一步完善东亚地区间产业分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

中国同东亚国家经济结构的竞争性会给那些处在国际分工边缘的落后国家造成极大的冲击。中国要积极推进技术创新,增加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发挥品牌优势效应,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企业。避免同该地区国家在低端产业形成恶性竞争,给他国民族产业造成沉重打击。同时,充足的外汇储备和先进的科技能力使中国已经具备了资金、技术投资者的身份。提倡“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政策,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增加对外投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此外,在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东盟小国的利益,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作出主动让步。

2. 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建设,完善东亚地区合作机制。

目前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地位依然不会改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无所作为,相反,中国应该在继续支持东盟的领导地位的情况下,在一些特定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如推动清迈协议所倡导的货币互换机制,在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创建、甚至未来建立地区货币联盟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在诸如大湄公河区域、大图们江区域和泛北部湾地区次区域合作机制中的发挥主导作用,这能更好地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

3. 强化地区安全合作,共同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在东亚安全合作问题上要把握好最为关键的因素,即坚持自我克制、和平处理安全矛盾[6]。如在南海和钓鱼岛问题上,中国应坚持双边谈判的和平解决办法,尽量避免军事冲突,在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之前,维持现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最好的维护稳定的办法。另外,中国可以加强同周边国家在反对恐怖主义、打击毒品走私、治理地区生态环境和禽流感等方面的合作。积极参与地区事务的解决有助于树立中国负责任和爱和平的国际形象。

成功地塑造国际形象,是东亚合作与中国崛起良性互动的关键。否则,两者都会遭遇障碍。现在中国通过自身努力在东亚地区的形象越来越正面化,各国已经认为中国是推动东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一个可依靠信赖的伙伴。中国应抓住这一契机,为东亚经济和地区合作作出贡献。

摘要：树立良好的中国国际形象有助于发展与东亚各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东亚区域合作的顺利进行。东亚各国对中国国际形象的认可和接受程度成上升态势。但在出口和吸引国际投资、区域合作制度创新以及非经济因素等方面,中国国际形象仍然面临挑战。中国应从完善地区间产业分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东亚区域合作机制和强化地区安全合作几方面入手,努力提升自身国际形象。

关键词：中国国际形象,东亚,经济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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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金平,罗会知.国际形象与当代中美日在东南亚的竞争[J].东南亚研究,2004,(3).

中国国际形象 篇8

一、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面临的困境

1. 妖魔化的现实背景

中国共产党被西方媒体妖魔化宣传的历史由来已久, 特别是在历经文革动乱以及“8·9”风波后, 西方媒体把中国共产党歪曲为“专治”、“极权”的代名词, 避之不及。西藏暴乱和新疆7·5事件中, 西方媒体炒作中国军队“镇压”、“屠杀”少数民族, 在国外引起不小风波。此外, 由于对外宣传不足, 党内事宜不为西方熟知, 外界一直把共产党视为不透明体, 增加了共产党的神秘感。再加上一些腐败分子的影响, 共产党的形象因之受损。西方媒体一直用有色眼镜观看共产党, 形成了妖魔化的宣传框架, 西方受众生活在西方媒体营造的拟态环境1中, 形成了对共产党的形象建构。心理学的首因效应认为, 第一印象将对形象的建构起决定性作用, 西方受众对中共的形象建构几近定型, 要彻底改变西方媒体的不利框架和受众的第一印象, 还需付出艰辛的努力。

2. 缺乏包装和语境转换

在意识形态挂帅的外宣时期, 一切宣传服务于阶级斗争, 宣传效果是“你说你的, 我说我的”, 最终谁也不听谁的, 这就是语境不同所致。对外传播不同于对内传播, 在两种不同语境下, 传播途径、内容和思想不一, 目前的对外传播把国内的语境等同于国外语境, 认为自己能理解的别人也能理解, 例如许多对外传播内容都有官方背景, 其语言晦涩难懂, 缺乏应有的人情味, 这些官样文章在国内已经失去读者, 更不用说内销转出口。国与国之间有着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这就决定了国与国之间的不同语境, 对外传播应讲究策略, 分语境对待, 从大众传播走向分众传播, 传播效果更精准、有效。同时, 不同语境间也有共通之处, 应巧妙地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包装成一种为别国所能接受的理念、价值, 以共通的语境抵达受众, 这也值得探索。

3. 界限模糊增添了形象塑造的难度

从政治学角度来看, 我们奉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 引领中国政府施政。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不免会出现党政融合的状态, 很多机构两个牌子、一套班子, 有时连本国人都搞不清谁是党、谁是政, 更不用说外国人。界限模糊的后果是, 本应该由国家、民族、政府作为主体的国际形象, 也都算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随着中国政府的逐渐强大, “中国威胁论”开始盛行, 中国共产党也成为威胁论的源头之一。一个政党的形象塑造相对于一个国家、民族较易, 若融合到一起、彼此联动, 则增添了不少难度。此外, 界限模糊还可能给外界造成不民主的印象, 其所属的媒体可信度也会因此下降。

4. 媒体自信力不足

十八大提出要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但目前观之, 塑造共产党形象的对外媒体还没有建立足够的媒体自信力, 受到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指引, 对外媒体只报道正面新闻, 对一些负面新闻只字不提, 而关于国外的新闻则以负面为主。新闻本身凭借新、奇、特吸引受众, 全是高大全的正面形象如何能吸引受众。此外, 负面报道就像主动认错, 自己检讨总比别人横加挑剔效果好, 还能给人留下公正、客观的印象。不久前, 网络上流行以共产党领导人头像为素材制作的动画, 形象生动又富有娱乐性, 受到网民的一致欢迎, 在国际传播中引入此类手法, 有助于提升传播效果。

二、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的现实路径

1. 从现实政治到价值观的输出

我国的对外传播缺乏一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往往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而动, 形式大于内容。对外传播应跳出现实政治的小圈子, 着眼于传播价值观念的长远大计, 对内对外属不同语境, 可通过包装, 将中国共产党的理念、价值传达给受众。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 十六大以来, 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 这些都是世界共同接受的价值观, 把现实政治提升为普世价值的传播, 既有助于受众的理解, 也有利于形象的构建。美国媒体一直对外输出“民主”、“自由”、“人权”, 虽然其在内政外交上不断发生与这些口号相矛盾的事件, 但还是成功主导了世界舆论。对外传播应该做好谋划, 设置议程将共产党的价值观念包装在各类事件中, 不为现实政治左右, 向世界展示自信、包容、民主、和谐的形象。

2. 注重外交实践传播

开展外交传播是提升共产党形象的有效路径, 注重以行动说话, 借外国媒体传声, 其效果也更加深刻、有效。党际外交的传播实现了政党间的点对点传播, 同时经过媒体报道后又产生点对面的效应, 不仅增进了政党间的互信, 同时还能提升出镜率, 借机塑造良好形象。中国共产党有着丰富的党际外交经验, 善加利用, 将成为塑造形象的良好契机。胡锦涛同志在访问葡萄牙时拥抱摔下马的骑兵, 给外国媒体留下了亲民、和蔼的良好形象。当然, 外交传播并不仅仅限于共产党领导人的外交, 还可以是团体、个人的外交传播, 中国共产党可通过学习、交流、开展慈善活动等形式, 向外国派遣党团, 与他国党派党员、民众、机构交流沟通, 增进彼此了解, 消除隔膜, 传递共产党人的良好形象。此外, 中国共产党还可培养自己的形象代言人, 比如专家学者、娱乐明星、商界大佬等等。形象代言人往往有自己的粉丝, 他们在各自的学术、艺术和商业等活动中形成“两级传播”2效应, 潜移默化地对他国民众进行影响。

3. 完善新闻发布制度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初期就实施新闻发布, 直到上世纪80年代,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发布才开始机制化建设。新时期的世界环境对新闻发布提出了新的要求, 党务公开越来越迫切, 对此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和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议。到目前为止, 中国共产党已经有10多个部门初步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 分别是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台办、中央档案馆等。新闻发言人制度虽然建立了, 但仅停留在“遇事说事”阶段, 大多未形成“定期、定人、定点”的机制化模式, 况且中国共产党没有成立一个总览全局的专属新闻发布机构, 大多与政府共用, 许多新闻发布机构都是“两块牌子, 一套班子”, 中国共产党应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 向外界公开党务信息, 同时邀请港澳台以及国外的记者出席, 借船出海、借口传声, 向外界展示一个开放、透明的共产党形象。

4. 运用新媒体创造的宣传契机

新兴媒体的出现解构了传统媒体外宣的垄断权威, 随着网络的普及, 新兴媒体在内政外交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2013年6月底, 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91亿, 如此庞大的人数如果形成舆论, 必定能影响世界。网络降低了信息的获取和传播的门坎, 每个网民都是一个自媒体, 庞大的网民数量可以通过微博、博客、贴吧等社交网络影响国际舆论。中国共产党有8000多万党员, 应发动党员网民在网上建立个人社交网络, 传播有利于共产党的信息, 以点对点、点对面的形式不断扩大影响力。中国共产党还应在信息门户上更新有可读性的信息, 提供信息服务, 也可以在微博、facebook、youtube等社交网络或网站上注册主页, 以多种语言、多种形式向世界传递信息。同时, 还可与商业网站合作, 推送有看点、有利于塑造共产党形象的视频、文稿、图片等等, 吸引受众、扩大影响力。新兴媒体改变了传统单向度的传播模式, 是一个传者和受者互动沟通的平台, 中国共产党可通过与外国受众相互沟通、交流, 提升透明度、增强亲和力。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要跟上时代步伐, 以受众乐于接受的途径和形式传递信息, 与传统媒体的宣传形成互补。

参考文献

[1]刘朋.中国的政治认知与国家形象传播演化[J], 新闻与传播, 2012 (11) , P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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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朋.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现状及思考——基于2003-2009中共重要对外交往活动的统计分析[j], 学术探索, 2010 (2) , P49-54.

中国国际形象 篇9

关键词：中国,国际形象,非洲,转变分析

中国和非洲虽然远隔千山万水, 但中非关系源远流长。由于工作关系, 笔者有机会在非洲尼日利亚工作了三年时间, 在此期间的亲身经历让笔者深刻感受到了中国国际形象在非洲乃至世界的变化。

1 毛泽东时代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地位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 特别是进入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期,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世界形势, 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支持非洲国家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外来干涉、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 赢得了众多非洲国家的信任和友谊。尤其是当时中国在自身经济还不富裕甚至是相当困难的情况下, 开始了大规模的对非洲国家的鼎力支持和无私援助, 在西方殖民者纷纷“走出非洲”之后, 毛泽东做出“走进非洲”的战略决策。中国的建筑队和医疗队远离祖国、远离家人, 帮助非洲国家铺路架桥, 修建楼舍, 为当地老百姓祛除病痛。这些援助为中国在非洲乃至国际上赢得了崇高地位和威望, 非洲国家和人民亲切地将中国称为“老大哥”, 1971年, 中国在联合国重新恢复常任理事国席位, 当时我们被称为是被非洲兄弟抬着进入的。有美国学者认为, 中国在六七十年代所赢得的国际影响远远高于其物质力量所能提供的水平, 给“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命题提出了解释的难题”。客观的分析, 中国和非洲形成的特殊的“难兄难弟”关系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当时非洲国家刚刚取得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 中国也处于新中国成立初期, 还没有完全进入国际舞台, 中非需要互相支持。在那个时代, 中国在非洲国家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 正面的, 但同时也是非常政治化的。

2 新世纪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地位

进入新世纪, 特别是2000年10月第一届“中非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 中非经贸关系突飞猛进, 2000年—2008年, 中非贸易总额由100亿美元增加到近1100亿美元, 增长了近10倍。“中非合作论坛”这种中非定期磋商的集体对话机制已经逐步完善, 后续行动扎实推进, 充分反映了中非双方顺应历史潮流、谋求扩大合作和实现共同发展的强烈愿望。2009年11月, 温家宝总理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出席了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 笔者从事的在尼日利亚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项目就是中尼两国经贸合作的主要项目之一, 也写进了“中非合作论坛-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

“中非合作论坛”就其性质和规模而言, 无论在中国外交史上, 还是在中非关系史上, 都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创举。自2000年论坛创建十年来, 中非“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紧密,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均呈现出立体、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关系, 受到了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普遍欢迎。如今, 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形象和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通过分析和调研, 笔者认为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 赞许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 认为一个经济发达、高度繁荣的中国有利于非洲的发展和世界的和平。

大多数非洲国家认为中国的现有政治制度符合中国国情, 完善的政治制度使中国能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 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是中国在世界上以经济新生力昭示世人的重要原因。大多数非洲国家对中国的强大与崛起持普遍欢迎态度, 所谓的“新殖民主义”和“中国威胁论”在非洲并没有市场, 而更倾向于把中国的崛起看成是实现世界和平与稳定, 实现国际力量平衡的一支重要力量。2010年8月, 南非总统祖马访问中国, 在与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对话时明确表示, “ (新殖民主义的言论) 是不真实的, 原来的殖民国家主要来自欧洲, 实际上是瓜分非洲大陆, 掠夺财富以增强他们自己的经济实力。而 (非洲) 与中国的关系完全不一样的, 中国和非洲是以合作而不是殖民为基础, 中方也明确表示与南非的合作是一种兄弟式的关系、朋友式的关系”。

(2) 认同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 为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主持正义、维护利益。

非洲国家普遍认为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 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中国是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捍卫者, 可以帮助非洲国家阻挡来自西方的、传统的霸权主义式的以民主、人道主义为借口的干预和制裁;而对中国, 当人权、民主的指责伴随着“中国威胁论”而不断演变出新的变种时, 非洲常常作为中国的盟友给予北京坚定的支持。非洲国家认为中国不以大国强国的姿态欺压侵略非洲小国, 而是尊重小国、弱国, 没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非洲国家或以任何借口干涉非洲国家内政或对非洲国家实施强制性经济制裁, 对非洲的援助项目和贷款项目很多, 但都没有附加条件, 不需要进行广泛磋商, 从而使项目得以迅速实施, 在这方面, 远比西方国家真诚、务实, 而西方国家在人权、经济自由化和民族方面的说教总是高人一等却不考虑非洲实际。

(3) 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样板, 21世纪是中国世纪。

非洲国家赞赏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认为这一模式克服了本国人口众多, 资源紧缺的弱点, 对广大的非洲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大多数认为应从中国的经济腾飞中吸取经验, 以供本国所用。尼日利亚的一位高官曾经对我说过, “中国的经济现状和发展模式对于象尼日利亚这种高密度人口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开阔视野的好机会, 具有很高的学习参考价值”。“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22世纪是非洲的世纪”的理念在非洲很流行。

3 中国国际形象在非洲转变的原因和建议

从毛泽东时代到21世纪新时代, 中国国际形象发生转变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中非关系经历了从强化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色彩到淡化意识形态、重视经济利益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全面的, 共赢的, 互利的, 它与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中非双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紧密相连。冷战结束后, 随着国际形势和环境的变化,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 世界新格局使其获得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发展机遇。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内政外交的互动愈加明显。在这种大背景下, 中非关系的这种转变是必然的, 也直接影响和改变了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形象。

对于这种转变, 基于在非洲的亲身体验和经历, 笔者提出三点建议, 以期更好的维护中国在非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国际形象。

(1) 从“国家利益”出发, 不必回避中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利益互求, 突出中国参与非洲事务的双赢性。

实际上, 任何一种国际关系和国际活动都存在着巨大的国家利益, 无论是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还是邓小平的向西方国家开放政策, 都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国家利益”才是最终的考量。非洲国家迫切需要发展, 需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需要中国的技术和资金, 同样毋庸讳言, 中国的发展也需要非洲的石油和矿产资源。在尼日利亚, 很多当地人认为中尼两国之间的“石油换美元”协议或是中国公司在尼日利亚投资开发矿产资源是优势互补, 各取所需, 是最正常的经济行为, 不是什么“资源掠夺”或“另有所图”, 只要这种合作是双赢的, 互惠的, 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实行。

纵观西方国家和媒体对于中国在非洲的评论, 各种杂音总是不绝于耳, 笔者认为, 西方国家如果仍然用冷战思维和充满意识形态的想法对中非合作评头论足, 那么我们也不必过于在意, 因为任何大国都不可能是在鲜花和掌声中成长和前行的。回顾50年来的中非关系, 中国既无老殖民主义的武力侵略, 也无新殖民主义的经济控制, 如果说硬要给一个说法, 那也绝不是什么“新殖民主义”, 而应该是“新国际社会主义”更恰当。

(2) 重视中国企业在中非关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让中国企业在非洲当地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战略通常被认为是由获取资源、获得市场为出发点的。在非洲的所有国家, 中国企业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 这些企业能够基于“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在非洲开展业务, 并注意将灵活性与制度相结合, 而非强行施加社会和环境标准, 他们非常适应非洲市场的竞争环境, 众多中国知名企业在非洲的基础设施、通讯市场、工程建设等领域取得了垄断性的市场地位, 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国速度、中国效率和中国形象, 因此可以也必须承担更多的在非洲本地的社会责任, 这不仅包括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为当地人创造就业机会、进行各类慈善公益活动等等, 还应该在更高的层次、更大的平台上实现这种社会责任的担当。比如笔者参与的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项目, 是中国企业与尼日利亚当地政府合作建设的开发园区, 其目的不仅在于扩大中国产品来源的多元化、减少贸易摩擦、转移国内富余产能, 更可以帮助尼日利亚建立当地产业体系, 避免过度集中于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类投资, 这种企业行为就是对来自西方国家种种指责和诟病的最好回应。

(3) 珍惜在非洲的荣誉和关系, 做好“声誉管理”, 提升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非洲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发展过程中, 中国也给予了大力的援助, 中非友好合作关系是中非几代领导人共同缔造和培育起来的, 因此我们要加倍珍惜, 特别是在当前中非交往形势非常好的时期, 中国一定要保持在非洲的声誉, 主持正义, 信守承诺, 做负责任的大国, 并且进一步充分利用中国在文化、教育、外交等软实力方面的优势, 这不仅仅在于推进双边文化交流项目、设立“孔子学院”等方式的运用, 更重要的是在于以中国的对外政策、政治价值观乃至经济吸引力取得非洲人的共鸣, 使其更愿意主动配合和帮助中国在非洲的政策目标。同时应该特别注意让这种“软实力”的影响受众不只是限于非洲社会的上层精英, 更重要的是要让非洲的下层民众对遥远的中国产生理解和喜爱, 进而产生更加持久、深刻、积极的中国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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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舒泰峰, 束丽娜.30年外交缔造了怎样的中国形象[N].瞭望东方周刊, 2008-1 1, 1 8.

中国国际形象 篇10

一、中国作为西方的“他者”

《东方学》作者萨义德 (Edward W.Said) 认为, 每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持都需要某种对手即“他者”的存在, 某种身份——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建构时都离不开确立对手和“他者”, 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在创造它的“他者”, 因为西方对东方的再现“有助于欧洲 (或西方) 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2]在这个意义上说, 东方对于西方来说, 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真实存在, 更是一个概念, 一个想象中的“异邦”。而且, 这个“异邦”的概念并不是静止不变的, 而是在不同的“元叙事”中以被赋予特殊的含义。

以启蒙运动时期为例, 在这一时期所确立的西方现代性“元叙事”中, “进步”与“自由”是居其中心地位的核心概念, 而居于这两个概念之对立面的, 则是作为“他者”的中国形象:“停滞”与“专制”。如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 (Montesquieu) 就声称“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 它的原则是恐怖。”[3]德国哲学家赫尔德 (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 (1787) 一书也对中国得出结论:“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 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 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 就如冬眠的动物一般。”[4]启蒙运动巩固了“二元对立”的观念体系, 这些二元对立的范畴, 建立了以差异为基础的西方文化秩序, 也构成西方的中国形象生成的意义语境。[5]

从19世纪至今, 虽然中国形象在西方社会的文化中多有起伏, 但就总体而言, 始终未能摆脱“他者”的形象, 走出被置于 (极端) 负面的境地。2000年以来,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 国际地位迅速上升, 西方各国似乎并不在意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的概念, 而是更为倾向于“中国威胁论”。2007年法国《费加罗报》前记者史帝芬·马尚 (Stéphane Marchand) 出版了《当中国试图征服》 (Quand la Chine Ve ux Vaincre) [6]一书。在书中, 史帝芬·马尚将中国描述成一个与美国比肩的军事大国。该书一出版, 便在法国、欧洲、乃至整个西方引起热议, 无形中应和了他们对中国的崛起的危机感。

在法广的报道中, 中国的崛起对世界的影响也是“负面性”居多。2010年3月13日, 法广在一篇标题为《诺奖得主谈中国崛起的影响》中, 援引诺贝尔奖得主,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E.Stiglitz) 的评论:“中国的崛起首先将导致全球在原材料以及能源领域的全面竞争;其次, 中国的崛起将使联合国更加难于在气候领域达成协议, 因为, 谁也不能指望中国按照他国的要求行事;最后, 中国的崛起必将使全球的贸易冲突日益激烈, 因为中国的大量出口正在日益加剧发达国家的失业问题。”2010年3月27日, 法广再次播出了《中国, 泥脚巨人?》的报道, 引用学者帕特里克·赫伯特 (Patrick Herbert) 的观点:“中国还试图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其他国家, 似乎对中国有利的事, 也对世界有利。最近两年来, 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峰会或各类国际会议上, 极力保护本国利益……此外, 中国加紧对外投资, 尤其加紧对原材料生产以及中国尚未完全掌控的技术和自然资源领域的投资。这一行为引发了当事国政府和民众的敌对反响。中国在亚洲的崛起, 在经济、政治及贸易方面日益增长的作用愈发引起不安。”

在以上两篇报道中, 虽然法广都是引用第三方观点, 但是在观点选择上明显带有注重负面信息的倾向, 通篇文章中完全没有出现有关中国崛起的积极的、正面的观点。由此可见, 法广在报道中并没有摆脱本国的社会文化背景, 而是明显地体现了本国文化中有关中国“他者”形象的历史记忆, 在报道中延续着对中国“异邦”的想象。

二、中国与疾病的隐喻

作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之一, 苏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在《疾病的隐喻》 (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 taphor) 一书中, 主要从美学和道德范畴分析了疾病隐喻的概念, 但是她也提到, 当疾病隐喻进入政治和种族范畴之后, 往往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疾病在此往往成为一国的统治者和种族中心主义者对付反对派、对手、异己分子或敌对力量最拿手的修辞学工具。因而, 疾病常常也可以作为构造“他者”的手段。对此, 桑塔格说道:有关疾病的想象往往成为欧洲中心主义、殖民主义的“他者化”的手段。“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它或许就隐藏在有关邪恶的概念中, 即不合时宜地把邪恶与非我、异族等同起来。”[7]

在法广的报道中, 我们发现这种“疾病的隐喻”手法同样显现在针对中国的“他者”建构之中。一直以来, 法广对中国的医疗制度极为关注, 而且, 报道也多以负面为主, 指责中国政府对疾病的控制与公共医疗卫生上的种种不利措施, 导致疾病扩散等等。2007年11月6日, 法广播报文章《中国每月新增艾滋病感染者超过三千人》, 文中指出:“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速度正在加快。从现在起, 中国每个月新增艾滋病感染者的人数超过三千人, 而且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人数比例也显著增加……据联合国的统计, 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达到了六十五万人, 是中国官方公布数字的三倍, 其中三分之一已经发病。”2010年3月31日, 法广在《中国再爆问题疫苗丑闻》的报道中声称:“继山西‘毒疫苗’事件后, 中国再次爆出‘问题疫苗’丑闻。著名疫苗生产商被查出疫苗生产过程中长期故意造假, 大批问题疫苗已流入市场, 估计至少超过100万人受害。”在报道中, 法广利用法国人对数字极为敏感的特点, 经常提供大量的数字信息, 然而却对信息来源进行模糊化处理。如在上述有关艾滋病的报道中并没有指出是联合国什么机构或组织提供的数据;在问题疫苗的报道中则直接采用了“估计”这样带有强烈主观猜测性的词汇。

除了批评中国政府在医疗卫生事业上的治理不当, 我们发现法广的报道中还常借中国的疾病来隐喻中国政治制度不民主、中国社会不公、中国人权堪忧等状况, 却少有对中国疾病患者表示真正的关心。同样是关于艾滋病的报道, 2010年3月13日, 法广播出了一条题为《中国拒澳洲艾滋病作家入境招惹谴责》的新闻, 内容为中国拒绝一名身为艾滋病患者的澳大利亚作家入境签证, 引起接近一百名作家的联名信抗议, 并引用了公开信中的内容, “这个含有歧视性的举措, 明显是基于恐惧和无知, 而且对于一个希望获得国际社会认可是文明的国家, 只会有害无益。”针对“疫苗”问题, 法广在2010年4月1日的报道《彻查疫苗事件首要在于反腐败》中, 引用英国媒体的评论:“腐败到哪里, 哪里的市场机制就会荡然无存。山西疫苗案显示贪腐官员会抓住任何一个机会, 借用行政权力, 获取垄断收益……这些民企公司、总裁不过是前台木偶人, 被后台的贪腐官员提线操纵。如果没有对权力的约束, 官员的傲慢与贪腐将愈演愈烈。”

为了构建一个缺乏民主与自由、没有人权、官员贪污腐败的中国“他者”形象, 法广在报道中国医疗卫生状况时正是通过这种选择性的报道来指责中国, 但他们显然忽略了中国政府为公众医疗卫生事业所做出的相关努力, 只是一味地在“忽视”或“无视”的状态下肆意言说。

三、当媒体遭遇民族主义

以赛亚·伯林 (Isaiah Berlin) 在提到民族主义时曾这样说道:“当今时代的任何政治运动, 如果不跟民族主义激情携手, 就不大可能取得成功。”[8]事实上, 民族主义的影响在当今早已远远超出了政治领域。作为当代社会文化重要的竞争场域, 大众传媒之中同样存在着民族主义情绪。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 认为, 媒介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所提供的内容, 还在于它是如何改变了现代人对于时空的感受。通过媒介, 时空相隔的人得以互动, 而媒介在某种程度上也塑造了民族主义。[9]另外,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 rs on) 在分析“民族主义”时, 曾把纸面媒体作为近代民族主义意识散布的一个重要原因来看待。成千上万的人通过阅读同一份报纸, 想象出来一个共同体, 并将他们自身与他人关联起来。[10]如果说近代纸面媒体能够激发人们产生“想象共同体”的话, 那么当今社会电子媒体对于塑造和宣扬民族主义的作用则更为重要。

在法广的报道中, 我们很容易发现, 媒体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样体现在其对中国的表述之中。每当涉及到法国与中国正面接触时, 法广就开始用本民族价值观的有色眼镜来报道中国。2010年4月12日《法国葡萄酒出口中国的现状和前景》的报道引用《世界报》的观点:“这是否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 中国生产的葡萄酒将会如同今天中国生产的儿童玩具以及体恤衫一样大批涌入法国市场。《世界报》文章作者回答说, 两年来, 他委托所有前往中国的同事将当地产的中国葡萄酒带回法国品尝, 品尝的结果是法国葡萄酒生产商至少在未来的几年内还可以高枕无忧。”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民族主义情感很容易转变成欧洲中心主义的优越感, 而中国面对欧洲则自然而然地成为“拙劣的他者”。2010年3月29日《中国, 跨国公司的地雷阵》, 文中报道了中国吉利汽车集团收购沃尔沃的消息, 并评论说:“瑞典的工业精粹, 美国福特旗下子公司沃尔沃, 掉进了中国吉利的大钱包, 变身为中国车……吉利公司以13亿欧元收购瑞典的沃尔沃, 完成了一次‘大跃进’。从此以后, 这个以生产小型、低档车为主的中国第一大独立汽车公司, 要与美国、欧洲大集团展开竞争, 一较长短。”由此可见, 法广在报道中流露出了民族国家体制下的民族主义情感, 而这种情感又在不断地为区别自身的“先进”和潜在的“他者”的“落后”推波助澜。

四、结语

法国著名学者巴柔 (Daniel-Henri Pageaux) 说:“‘我’注视‘他者’, 而‘他者’形象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在个人 (一个作家) 、集体 (一个社会、国家、民族) 、半集体 (一种思想流派、意见、文学) 的层面上, ‘他者’形象都无可避免地表现为对‘他者’的否定, 对‘我’及其空间的补充和延长。这个‘我’想说‘他者’ (最常见到的是出于诸多迫切、复杂的原因) , 但在言说‘他者’的同时, 这个‘我’却趋向于否定‘他者’, 从而言说了自我。[11]从这个角度上说, 法广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体现了法国社会自身建构的价值观需求, 即法国文明的合理性、公正性和正确性。作为一个表现差异的“他者”, 中国被制造成了一面折射法国文化的镜子, 帮助法国在差异中找到并肯定了自我。因此, 我们需要了解到, 西方媒体针对中国的报道并不完全是客观的、中性的, 而是在一定程度上, 根据自身的需要在事实和想象之间进行建构。

摘要：长期以来, 中国一直以西方的“他者”形象存在。本文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的中国形象为研究对象, 指出中国的“他者”形象是西方为了肯定自身价值的一种想象和建构。西方媒体正是这种建构的共谋。

关键词：“他者”,中国形象,隐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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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塑造国际化商业新形象 篇11

“上风上水上海淀 融智融商融天下”、“魅力海淀 蓝色商务”这两句反映海淀风土人情和时代精神的描述，经海淀区政府召集社会各方才智酝酿多时才得以提出，一经问世，即震撼了众多瞩目者，很快成为海淀区的一大亮点。

这些新宣传用语风行海淀，深得包括政府、公司、普通百姓在内社会各界人士的认可，高度树立了海淀区国际化的商务品牌形象。随着入驻海淀区的各类企业不断增加，尤其是国内外知名企业的先后落户，海淀区的商务人气越来越旺，如何使“上风上水上海淀 融智融商融天下”等深刻诠释海淀区区域特色的宣传用语被更多的商界人士所了解，提高海淀和中关村的国际影响力，并成为强力吸引他们的经典之词，最好的方式当然是将其译成外语。

从2005年7月15日起， “上风上水上海淀 融智融商融天下”、“魅力海淀 蓝色商务”开始征集英、法、日语译文。“上风上水上海淀，融智融商融天下”以极其准确的定位和宏大的气势，成为海淀整体商务环境的全新口号，海淀的“蓝色商务”品牌在多方协力下进行了全新的语言演绎。此次征集活动使“上风上水上海淀 融智融商融天下”更深刻地诠释了海淀区的区域特色。宣传用语被更多海内外的商界人士所了解，从而推动海淀区的国际影响力。

在海淀区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上，孕育着中华传统文化与世界现代科技文明融合的最新成果。旖旎的自然风光，浓厚的文化氛围，密集的高素质人才，发达的现代科技产业，田园式的生态环境，这些使海淀成为中国最富魅力、最具活力与创新精神的地区之一。

1999年中国国务院批复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以来，海淀知识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市政建设焕然一新，以中关村广场为代表的16个专业园区快速崛起，上万家高新技术企业入驻。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每年的GDP均以20%-30%的速度增长，科技贡献率已占北京的1/4。中关村已成为中国知识经济的人才中心、交易中心和体制、技术创新高地，并充满自信地走向世界。

据北京市工商局公示的2004年"市场经济晴雨表"，海淀区是北京市吸引外埠资金最多的地区，2004年吸引进京投资520亿元；2004年区级财政收入58.2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额400亿元；至2004年，这里聚集高新技术企业14280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收入2088亿元；有外商投资企业2300多家；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6229.7元；在全国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中，每100元就有2.41元是海淀区贡献的。

据悉，海淀区曾获得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及全国科技进步示范区和全国科普示范城区、北京市教育工作先进区、首都文明区等荣誉称号，近期又被评为北京市城八区中最适宜居住的城区。

本次译文征集活动由海淀区招商服务办公室发起并承办，本次活动的目的就是集中展示、推广海淀区的招商引资成果，扩大海淀在国际上的影响，迅速提高办公效率，完善国际投资环境，使更多的国际企业关注海淀、入住海淀。

截至到2005年10月31日，评委会共收到近2000份投稿，经过评审团的精心遴选，最佳英、日、法语译文名花有主。所有参赛者均获得了组委会提供的精神或物质奖励。

据招商办梁捷主任介绍，这次活动译稿的整体质量相当不错，佳作层出不穷，不仅获得了翻译准确的译文，还很好的宣传了海淀。总体看来，应征译文具有三个鲜明特征：一是准确而不失灵活。由于“上风上水上海淀 融智融商融天下”高度精练，形象地反映了海淀的精神内核，直译的难度很大，难能可贵的是，不少译文相当准确地把握了它的内涵，而在表述上非常灵活。二是投稿地域范围广，从新疆、海南都有投稿者 ，三是投稿层次丰富，在校学生、本土公司高管、外企公司首代、学者教授都踊跃投稿。

中国国际形象 篇12

文化定输赢。可以说,北京奥运开幕式在总顾问季羡林先生和汤一介先生的参与下,吸收了众多专家学者的意见,将中国文化演绎得精彩绝伦。张艺谋导演不再使用自己惯常的手法——大红灯笼、舞龙、熊猫、秦俑等大红大绿的色调,而是采用了汉民族的青绿山水和青花瓷的美妙色调,展示了无与伦比的文明创造——活字印刷、造纸术(以纸上画山水暗喻)、火药(以夺目绚烂的烟花隐喻),加上李宁在空中“太空漫步”,令人目不暇给地呈现出先进的中国古代文明和正在崛起的中国当代文明。中国有古代骄人的创造和奔月的动力,中国有崛起的实力和征服太空的能力。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当代文化创新打下了五千年的坚实地基,在近代疲弱落后之后中国高新科技正在进入世界前列。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展示的中国文化精华,让世界充分感受到中华文明希冀更好地融入世界并推动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了解与交流的善良愿望。

在奥林匹克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大交汇中,开幕式艺术地讲述着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精神的深度阐释和理解。北京奥运完全可以看成当代国际公共艺术的大实践。这一国际公共艺术通过大量运用当代科技而表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感,具有面向世界、接纳世界的包容性。

这次奥运公共艺术的成功,给我们一些全盘西化的艺术家一个文化提醒:大文化的氛围变了,今天的中国再也不是疲弱挨打落后的“五四中国”,而是持续崛起高速发展的“新世纪中国”。五四的救亡与启蒙的“全盘西化”尚可以理解,今天的“全盘西化”动机就有些让人生疑。在我看来,中国当代艺术亦步亦趋地缩小着与西方当代艺术的区别,甚至就直接成为西式的因袭表象,在完成中国式的文化转手中,放逐了自我创造性的深度理性思考和价值创造。当代艺术另一维度——力求避免文化公众性而醉心于潜在的话语表达意向性——即反抗同质化潮流,从民众社会话语进入到个性价值解放,从艺术理念的群体表达到自我精神独特性的自白。于是,个人化的艺术形态,开始阻断公众性话语通道,成为拒绝公众性的另类表达。另一些艺术家触及到这样的“文化盲视”后,开始改弦更张而致力于面对现代性制度下的公众艺术公共性或公共性艺术创作。

于是,公共性艺术在现代城市空间中越来越引起公众的注视,无论是众多人为的社会性行为艺术,还是对西方前卫建筑的模仿的后现代建筑,甚至在电视媒体中的吸引眼球的艺术公众化,都将公共艺术看成公共空间中的不断制造的轰动性“事件”。当代艺术不再是审美景观的对象,而成为公共空间中意义爆发增值的过程,甚至成为公共空间中制造耸人听闻效果而一炮走红的“捷径”。

进一步看,现代城市为公共空间的拓展提供了超越于传统的尺度,在消费主义的怂恿下,公共艺术开始不再理会艺术的精神深度,而是让公众放弃对深度的探求而成为“平面化”的消费艺术。在消费社会不断为大众制造新的欲望需要中,公共艺术放弃了“反抗性”,而与消费主义构成一种幸福生活的现世写照,使社会身份同消费品结合起来,消费构成一个欲望满足的对象系统,成为获得身份的商品符码体系和符号信仰的过程,加上广告的轰炸诱导,当代人不断膨胀自己的欲望,纷纷抛弃了独立思考的原则而加入到听从广告消费的物质饕餮大军之中,更多地占有更多地消费更多地享受成为消费社会中虚假的人生指南,甚至消费活动本身也成为人获得自由的精神假象。

面对种种日常社会现象的解释,需要关注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公共艺术为人们了解生命的意义提供了怎样的新视界,为观察变动不居的世界提供了怎样的新角度。在后现代或者后物质时代,文化已经商品化,而商品又已经消费化。也就是说,艺术的公共化只有成为商品进入市场公共空间,才能被“炒”作和被关注。艺术的生活日常化逐渐演变为一种生活的挫折感并导致一种得过且过的犬儒主义流行,使得人生的意义在日常生活的低水平满足中,遗漏了最为重要的话语。于是,公共雕塑、公共行为艺术,公众文艺事件、政治波普狂欢等大众化的节日,成为今日现代高度发展时期的身体欲望话语的再生产。这样,身体与自我问题,身体与心灵问题,变成今日的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肉体取代灵魂,灵魂在肉体中沉睡,已然成为今日艺术所关注的救赎与解放的问题。文化生产的象征符号所具有的话语单向暴力倾向,使得精英圈和日常生活文化圈之间也同样存在着一种对抗或潜对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