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旅游经济（通用7篇）
宏观旅游经济 篇1
摘要：本文通过建立宏观经济波动和大都市入境旅游的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1980—2012年宏观经济波动指标与上海市入境旅游指标进行了长期动态分析和动态交互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宏观经济波动在短期内会带来上海市入境旅游发展的显著影响,而后逐步减弱,长期趋向平稳;其中上海市入境旅游对自身冲击影响显著,说明其旅游业是一个敏感脆弱性产业,受外界不确定性因素影响较大。(2)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发展态势,会吸引海外游客的到来,而汇率水平的波动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稍显复杂,但总体而言并不违背货币价值规律。(3)由于全国人均GDP、物价消费指数、利率水平、汇率水平及上海市入境旅游人数等变量的经济系统是稳定的,因此我国经济能够平稳有序发展,上海市入境旅游的经济效应更加明显。
关键词：宏观经济波动,入境旅游,VAR模型,上海市
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的行业,它涉及到食、住、行、游、娱、购等不同部门,被称为“永远的朝阳产业”、“无烟工业”、“国民经济的催化剂”。在中国近30 年的发展历程中,旅游业后来居上,逐渐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它在拉动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增加社会就业、改善投资环境、丰富文化生活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乔宁宁和陈建宝( 2013) 指出入境旅游作为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的外汇收入、经济建设、国际形象宣传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影响,各国经济和金融的相互依存度日益提高的背景下,除了跨国资本流动从外部对各国产生的冲击外,一国自身因各种原因而发生的宏观经济波动也很容易通过各种管道传导到另一国,产生溢出效应。而大都市区作为城市国际化的标志,与世界各国经济、政治、科技及文化交流的联系紧密,不言而喻,其入境旅游的发展也与国内外的宏观经济波动息息相关。而上海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和国际都会,是全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城市,亦为中国的经济、交通、科技、工业、金融、贸易、会展和航运中心,顺其自然的成为了“长三角经济圈”的龙头。因向外延伸的广阔空间、现代化的服务基础、国际开放交流程度、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江南吴越传统文化) 携众多历史古迹形成的“海派文化”,使上海成为中国社会能量的一个聚合体,服务于世界。作为新兴大都市旅游目的地,研究分析上海市的入境旅游发展,将其作为中国大都市入境旅游的一个“窗口”和范例,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王兆峰和杨卫书( 2009) 研究表明,旅游业是一个外向型和环境敏感性脆弱产业,因其综合性,很容易受到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自从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各种重大宏观事件对旅游业的影响,成为旅游管理学术界分析评估的热点课题。目前国外学者对此作了许多相关研究,如Khan( 2001) 等探讨了亚洲瘟疫对新加坡旅游业的影响,Barbara( 2006) 等研究了各类危机事件对澳大利亚旅游业的影响,Carey( 2002) 等利用季节性自回归整合滑动平均模型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对香港旅游业的影响。对于重大宏观事件引致的旅游影响,国外学者从不同性质事件对目的地进行了分析,提供了较科学的研究依据。同时,由于近些年频发的重大宏观经济波动,国内对此的旅游影响文献研究也水涨船高,如王洁洁,孙根年,舒镜镜( 2009) ,袁源、李菁( 2006) 研究了国际关系、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对中国出入境旅游的影响; 吴江华、葛兆帅,杨达源( 2002) 利用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对国际入境旅游需求的定量分析与预测; 王朝辉,何欢,夏巧云,陆林( 2013) 以2010 年世博会为例,建立重大事件对上海旅游形象影响的游客感知测量模型; 王铮,袁宇杰,熊文( 2010) 基于ADL模型对重大事件对上海市入境旅游业需求进行了影响分析,孙根年等( 2010) 、马丽君等( 2009) 、张铁生等( 2012) 等基于本底线模型,就影响美国、中国、张家界等的危机事件,进行了不同层次和角度的旅游影响研究。同时,除宏观事件研究外,乔宁宁和陈建宝( 2013) 用VAR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就宏观经济波动对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发现我国入境旅游主周期较短,其中汇率波动也影响显著; 罗富民( 2007) 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日本居民对我国的旅游需求,而日本居民余暇时间的增加和收入的增长可以促进旅游需求,但国内物价指数对入境旅游的影响不显著。
我们通过比较分析,国内外对重大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多注重外部冲击对一国旅游业的影响结果、预测及周期性规律,但对同一性质的宏观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多是通过描述性统计和对比分析再利用软件的测算,且对大都市入境旅游研究较少。本文以剖析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机制为出发点,结合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模型) ,研究其对我国国际大都市上海的入境旅游短期影响和中长期效应。以期为宏观经济波动对大都市入境旅游的影响机制做出分析和提供规律性信息,同时对完善大都市区对外部冲击的预警和应对机制、为其国际旅游市场营销战略提供借鉴依据和决策参考。
一、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和上海市入境旅游业发展现状
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推陈出新,继改革开放的推波助澜,近30 年发展间的经济增长速度方兴未艾。我国2013 年国内生产总值636463 亿元,这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 4% ,相比1980 年的4545. 62 亿元,足足增长了125 倍,而人均GDP从1980 年的2479 元上升到2012 年的141434. 54 元,增幅达57 倍。整个发展态势,通过添加趋势线拟合,呈指数增长形式,相关系数为0. 9642( 见图1) 。
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我国经济发展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宏观经济波动频繁出现,如1982 年的石油危机、1989 年的政治风波、1997 年和2011 年的金融危机、2003 年的SARS事件及各种自然灾害事件等,这对沿海直辖市城市上海的入境旅游发展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1989 年上海市入境旅游业人数89. 3 万人,同比增长- 2. 55% ; 1993 年上海市入境旅游业人数为124. 84 万人,比1992 年也略有下降; 2003 年入境人数虽呈增长状态,但是旅游外汇收入却下降约20000 万美元; 2011 年入境人数减少33. 55 万人,且2012 年继续下降到800. 4 万人,这足以说明经济波动对上海市入境旅游业的影响显著( 见图2) 。
二、研究方法和变量选择
( 一) 研究方法
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模型) 是事件序列回归中最常用的模型,此模型在考察变量间的关系时,其最大优点是不受先验经济理论的限制,直接通过时间序列数据本身的特性进行研究,同时作为一种非结构化模型,它能够解决好由于不知方程内生变量在等式哪边造成的估计、推理复杂和晦涩问题。VAR模型不以经济理论为基础,而是多方程联立的形式,内生变量对模型的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项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避开了结构建模方法中需要对系统每个内生变量关于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建模问题。因其独有的建模优势,受到许多经济工作者的青睐。一般含n个变量、滞后p期VAR模型的数学表达式如下:
其中yt= ( y1t,……,ykt) 表示K × 1 阶随机矢量,A1到AP表示K × K阶的参数矩阵,Xt表示M × 1 阶外生变量矢量,B1到Bq是K × M阶待估系数矩阵,并且假定 μt是白噪声序列; E( ut) = 0,E( utu't) = Ω 并且E(ut,ut')=0(t≠s)。
本文以VAR模型为基础,借助脉冲回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各变量进行动态结构分析; 同时就上海1980 年—2014 年的数据实证,建立宏观经济波动与其入境旅游自相关模型,研究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对上海市入境旅游业的影响作用机制,探讨两者的动态关系。
( 二) 指标与数据的选取
基于国际政策传导和协调理论,冲击会通过收入机制,相对价格机制和利率机制传导机制传递,所以本文选取上海市人均GDP、消费物价指数( 以1987 年为基期) 、国家利率和汇率水平作为宏观经济波动的指标( 其中,利率由于一年多次调整,取加权平均值; 汇率以人民币对美元汇价的直接标价法表示) ,上海市入境旅游业发展指标取其入境旅游外汇收入,数据采集年份均为1980 年—2012 年,来源于《上海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及中国人民银行。为消除异方差带来平稳性时间序列,所有变量都对数化( 变量定义见表1) 。
三、实证分析
本文实证为五部分。第一步,变量平稳性检验; 第二步,协整检验; 第三步,模型稳定性检验; 第四步,模型滞后期选择; 第五步,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 一) 平稳性检验
VAR模型建立的前提来自于变量的平稳性,若为平稳时间序列,则直接进行无约束VAR模型; 若非平稳,进行协整检验,协整存在,也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非协整,则进行差分,直到各变量同阶单整。我们以Inagdp、Incpi、Ingbp、Inroe、Inint、d Inagdp、d Incpi、d Ingbp、d Inroe和d Inint为检验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2 可以看出Inagdp、Incpi、Ingbp、Inroe和Inint的ADF值的绝对值均小于临界值,在经过2 阶差分都大于5% 显著性水平下临界值,说明各变量在2 阶差分后不存在单位根,即2 阶单整,达到平稳,满足协整检验同阶单整前提,所以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注:检验类型(C.T,K)分别代表截距项、趋势项和滞后项(由SC最小信息准则判断)。
( 二) 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主要是检验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在当今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检验方法,即Engle - Granger两步检验法和Johansen检验。后者主要针对多变量间的协整检验,前者可用于两变量的协整检验,后者Johansen于1988 年,以及与Juselius于1990 年提出了一种极大似然法进行检验的方法,通常为Johansen检验。因为Johansen检验较EG检验而言,不必区分内生和外生变量,可给出全部协整关系,且功效更稳定,所以当N大于2 时,一般采用Johansen检验,本文也是如此,结果见表3。由表3 易知,迹统计量的绝对值大于5% 显著性水平下的ADF值,所以可以初步判断Inagdp、Incpi、Ingbp、Inroe和Inint存在协整关系。为了进一步验证协整关系的正确性,首先对方程进行普通OLS回归,得到其残差序列图,然后通过ADF检验其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t统计值为- 2. 784687,小于10% 显著性水平下的t临界值- 2. 617374,故协整关系存在。
( 三) VAR模型建立
1. VAR模型稳定性检验。在以上基础之上,对宏观经济波动和上海市入境旅游业各指标进行了VAR估计,并采用AR根估计的方法对VAR模型估计结果进行平稳性检验。如AR特征方程的特征根的倒数绝对值小于1,即在单位圆内,则模型是稳定的,否则非稳定,此时某些结果( 脉冲回应函数的标准误差) 是无效的。对本文5 个变量10 个AR根,分布于图3。从图3 可知,AR根估计的所有根模都在单位圆内,所以被估计的VAR模型稳定,结果有效。也就是说: 尽管我国宏观经济波动与上海宏观经济关系复杂多变,整体来看,上海人均GDP、消费物价指数、利率水平、汇率水平及上海市入境旅游业这5 个变量构成的经济系统是稳定的。
为进一步分析宏观经济波动与上海市入境旅游业发展的动态关系,构建5 维矢量自回归模型,确定好模型的滞后阶数。由LR、FPE、AIC和HQ四项指标都选择2,所以建立VAR( 2) ,且整个模型的整体调整后可决系数为0. 986049,表明有较好的拟合效果。
2. 脉冲响应分析。基于模型的稳定,使用广义VAR模型脉冲回应函数分析宏观经济波动各指标与上海市入境旅游业指标相互间的冲击回应,刻画出各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
脉冲响应函数是用来观测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其他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取值的影响,它比较直观反映了各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及效应。为了进一步分析Inagdp、Incpi、Ingbp、Inroe和Inint的动态特征,对其进行脉冲回应分析,即计算一单位标准差Inagdp、Incpi、Ingbp、Inroe和Inint的冲击分别对Inagdp、Incpi、Ingbp、Inroe和Inint的影响,得到的结果见图4,横轴表示冲击回应期数,纵轴表示各变量变化的百分比即贡献率,实线表示回应函数曲线,两条虚线代表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同时考虑到本文样本数据容量及理论经验冲击回应期设定为12。
结合图4,脉冲响应图在追踪期数12 时基本趋于0,说明该系统稳定。其中上海市入境旅游业受到自身的冲击影响较大,在受到当期一个单位标准差正向冲击时,第2—3 期带来负面效应,第5 期开始基本消除。当在本期给人均GDP一个单位标准差正向冲击时,首先会引起上海市入境旅游业减少,在第3 期至第5 期带来上海市入境旅游业人数的增加,第4 期达到顶峰,而第5 至第6 期又会造成入境旅游人数的下降,后面开始带来正向传导效应,并在第8 期开始逐渐趋于稳定。总的来说人均GDP的增加会带来上海市入境旅游业的发展。而在给予物价指数一个单位正向冲击时,首先会使上海市入境旅游业人数的下降,直到滞后3 期后,这也与经济理论相吻合。在给定人民币利率水平条件下,受当期一个正标准差的冲击时,先带来正面效应,第2—4 期开始带来负面效应,第4—6 期带来正面效应,第8 开始趋向平衡稳定。说明随着利率水平的提高,带来投资报酬率的上升,引进外资,从而促进了上海市入境旅游业发展; 但随着资金的暂时流动,进而影响了客源国的利率水平,从而居民增加储蓄,减少精神消费支出,包括旅游; 但是货币当局为维持存款准备金率和商品市场流动的各项鼓励措施,又会带来客源国出境人数的增加。在给定人民币汇率水平下的一正标准差冲击,即人民币升值时,总的来说会带来正向效应,因为本文选取汇率为人民币对美元,上海市入境旅游业的主要客源国为日韩欧元区等国,而美元作为世界通行货币,有其自有的优越性,且近年人民币持续升值,造成旅游者心理预期高估,从而带来正面效应。
3. 方差分解分析。脉冲响应函数是描述模型中每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对自身及其它内生变量带来的影响,或者说脉冲响应函数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观察模型中各变量对冲击的响应。而方差分解是进一步各内生变量对预测方差的贡献度。Sim于1980 年提出了方差分解方法,定量的计算了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它是分析预测残差的标准差由不同信息冲击影响的比例,即对应内生变量对标准差的贡献比例,计算出各变量冲击的相对重要性。通过对比各变量贡献率的比例,可以估计各变量效应的大小,同时根据贡献百分比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可以确定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时滞效应。
由图5 可以看出,上海市入境旅游存在两个滞后周期,滞后期为6 期左右,第5 期冲击贡献率为76. 41% ,第6 期后冲击贡献趋于平缓。而宏观经济波动指标中的人均GDP、物价水平、利率和汇率水平,其中在前两期内,物价水平对上海市入境旅游业发展冲击贡献率最大,最大贡献率为7. 85% ,滞后期为2 期,而其他变量的冲击不明显。第2 期后除人均GDP各变量冲击贡献率都有所增加,其中汇率水平在滞后6 期后趋于稳定,且与物价水平冲击贡献率重合。第4 期人均GDP冲击贡献率达到顶峰,约10. 36% ,后快速收敛。总的来说,在经济预测方差分解中,从平均贡献率看,人均年GDP最大,物价和汇率水平次之,利率水平最小,这说明影响上海市入境旅游业的主要是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内的经济发展状况,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汇率波动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利率水平影响相对较少。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在VAR模型的基础之上,运用广义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了宏观经济波动对上海市入境旅游业的影响,着重探讨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些重要经济变量对大都市上海市入境旅游业影响的规律,并结合1980—2012 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 1 ) 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在短期内会带来上海市入境旅游业发展的显著影响,而后逐步减弱,长期趋向平稳。本文选取上海人均GDP作为首要衡量其经济波动的指标,同时考虑到价格机制、利率机制和国际金融中的核心变量汇率水平。不同变量的变动会给上海市入境旅游业发展带来正面或负面效应,且滞后期数不尽相同,响应程度也大小不一,但总的来说会在滞后12 期后快速收敛,趋于稳定。( 2) 上海市入境旅游业受自身冲击明显,说明旅游业是一个敏感脆弱性产业,受外部的不确定影响显著。( 3)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发展态势,会吸引海外游客的到来; 同时物价水平的提高和人民币升值会给上海市入境旅游业带来阻碍; 利率的波动对上海市入境旅游业影响相对较小,但也会引起资金的暂时流动,从而影响客源国旅游人数。
结合上述研究结果,为了推动上海市及国内大都市区入境旅游业的健康发展,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加强入境旅游规划,培育新的旅游增长点。作为大都市旅游目的地,受国内经济发展态势和经济周期影响,其应该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发展规律性消息,做好相关规划和调整。同时,在现阶段“经济新常态”和“互联网+”的大环境下,关注入境旅游市场动态外,应着力培养旅游消费新的经济增长点,扩大国内旅游消费拉动内需的动力。在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下行压力下,以上海为代表的我国大都市区旅游地依旧人流如织,这更说明基于旅游市场需求匹配的互联网思维,创新了严峻外部环境的旅游产业生态,提高了市场的综合效益。
2. 实施差异化战略,优化大都市区旅游产品开发。在国内大都市区旅游产品开发上,坚持差异化战略,致力于为境外游客提供“不一样的旅游产品”。境外游客一般具有多样性的旅游偏好,为了实现旅游效用最大化,他们会尽可能地选择没有到过的、与众不同的目的地。因此,国内大都市区在实施差异化战略时,需要充分考虑境外游客的实际需求,结合观光旅游者和度假旅游者两大群体的不同需要,采取大众旅游产品开发与替代性旅游产品开发的策略。
3. 建立完善的大都市区入境旅游信息交流平台。建议国内大都市区尽快建立完善的入境旅游信息交流平台,来收集、整理国外游客入境旅游的重要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定期向有关国家的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和( 或) 企业通报,为制定和调整相关政策提供依据。同时建立专门的关于大都市区入境旅游信息网站,发布与入境旅游相关的重要的旅游政策、条例和规定,以及旅游业的营销、投资等有关信息,为国外游客提供完善的旅游服务,塑造国内大都市区的旅游品牌。
4. 加强和完善大都市区入境旅游的预警机制。由于旅游业自身存在脆弱性,也要求大都市区应该加强预警机制,完善预警和应对措施,减少损失。受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地缘政治、国际市场竞争加剧、人民币汇率波动、我国环境问题依然突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加上外生冲击事件的不确定性,无疑对大都市区旅游业发展带来重大冲击,这迫切要求相关部门做好危机处理的灵活性。除了完善危机预警机制,对于突发性事件的发生,也应迅速发现新的消费热点,保持旅游业的平稳发展。
5. 加大政府部门对大都市区入境旅游业的扶持力度。政府相关部门在应对各种经济波动时,要保持理性和清醒的头脑,深入分析其波动特征,结合自身情况,对入境旅游业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并且,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旅游业发展的环境依然复杂多变,相关部门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周期和波动特征规律,在不断促进旅游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积极迎接挑战,发现机遇。
深圳宏观经济与山寨经济研究 篇2
2008年山寨制造以铺天盖地之势闯入生活的每个角落, 成为最为流行的话题;如今山寨经济也已经遍布大江南北, 已经在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山寨经济最初兴起于深圳市的手机行业, 之后又不断地往其他行业领域渗透, 特别是最近两年山寨经济的发展异常迅猛。目前, 深圳山寨制造已经从手机行业蔓延到各个消费电子行业领域, 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山寨电子产品, 以及山寨服装鞋帽、山寨玩具等生活消费品也大量出现, 并且这些山寨产品在市场上很受中低端消费群体的欢迎。本文将从深圳宏观经济出发探析应该如何对待深圳山寨制造。
二、深圳经济的实证研究
(一) 深圳市消费和GDP的回归分析
1、模型的设定与数据的收集整理
本文选取深圳市1990-2008年的GDP为响应变量并以各年的消费总量为回归变量两个经济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分析。建立简单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Y=a+b*c, 以此模型为基础, 用GDP代表总产出, 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代表消费。用y表示GDP, 以x表示消费, 假定两者存在线性关系, 设回归函数为y=a+bx+ε, 利用Eviews5.0分析并检验。
2、OLS参数估计及结果分析
利用Eviews5.0对相关数据统计, 得到模型的估计函数式为:
(1) 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
判定系数R2值非常接近于1, 表明模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优度很高, 这意味着深圳市的GDP和消费的关系可以通过模型99%的解释, 两者具有高度的线性相关性。也即假设成立, 深圳GDP与消费是线性相关的。
(2) 模型及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检验
F检验
取显著水平а=0.01, 由F分布表查得临界值F0.01 (1, 19) =8.18, 1193.83>8.18即F>F0.01拒绝原假设, F检验通过。
t检验
取显著水平а为0.05, 查t分布表得临界值为t (17, 0.025) =2.0930, 而x的统计量值为34.55184, 34.55184>2.0930, 所以拒绝原假设H0, 即x对y的预测作用具有统计显著性。
(3) 自相关性检验——德宾-沃森 (Durbin-Watson) 检验
由上文知DW=1.724367, 趋近于2, 所以不存在一阶自相关性, 因此OLS估计是有效估计, t检验的可靠性和模型的预测精度没有受到影响。
(4) 总结
根据以上检验分析, 可知解释变量 (消费) 能很好地线性表示回归变量 (GDP) , 整体的显著性检验以及系数的t检验均通过, 而且方程的拟合度很高。但是不能就此认为该方程可以解释变量间的关系, 因为时间序列中的平稳性还没有检验, 如果时间序列不平稳, 所做的工作就没有意义, 方程存在“伪回归”的可能。两者有共同增长的趋势, 所以应该运用协整检验在加以验证。
(二) 深圳市消费与GDP的协整分析与格兰杰 (Granger) 检验
1、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协整检验分析之前要先对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对GDP和消费序列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麦金农 (Mackinnon) 临界值来判断时间序列变量是否具有单位根, 并运用AIC信息准则确定最优滞后阶数。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 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 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GDP和C (消费) 两组数据取对数, 通过Eviews5.0进行数据处理来, 得到lny、lnx序列即GDP和C (消费) 序列都是非平稳的, 经过一阶差分后变为平稳序列, 就是说lny、lnx均为I (1) 序列即一阶单整序列, 说明深圳市GDP和C (消费) 之间可能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所以要继续进行协整检验进一步分析。
2、协整检验
这里采用EG检验法即EngleGranger协整检验对方程的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 即对残差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 若残差是平稳的, 则响应变量与回归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反之, 则不存在。从残差的散点图来看, 残差围绕0波动, 而且没有时间趋势, 所以, 对残差的单位根进行检验时, 设定回归式中不含截距项和时间趋势。按照AIC定阶准则确定滞后阶数。利用Eviews5.0得到的检验结果表明, 残差序列是平稳的, 这也就证明了lny和lnx是协整的即深圳市的GDP和C (消费) 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3、格兰杰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上文分析结论和检验结果可知, lny、lnx均为I (1) 序列即一阶单整序列, 而且两序列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 但这仅仅是表明了深圳经济和消费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还不能确定两者具体的因果关系, 即究竟是总体经济引起消费增长还是消费拉动总体经济的增长或者还有可能两者互相因果关系。通过对lny、lnx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可知虚拟假设Lny不能格兰杰引起lnx发生的概率为0.87175, 即lny能够格兰杰引起lnx的概率值为0.12825, 根据小概率事件原理拒绝该假设。即深圳经济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深圳消费的增长。而虚拟假设lnx不能格兰杰引起lny的概率趋近于0, 相对应的是lnx能够格兰杰引起lny的概率值趋近于1, 近似的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必然事件。所以, 二者是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4、小结
根据以上分析和检验, 深圳经济和消费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即二者是协整的;此外深圳市的总体消费和总体经济是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即消费促进总体经济的增长。可以认为深圳消费的增长以几乎100%的可能性拉动其GDP的增长, 而其GDP的增长对其消费的增长的促进作用却很微弱。所以深圳市在以后的经济发展中应该把扩大消费需求放在主要地位, 积极寻求消费动力以确保和实现其总体经济在长期中稳定持续地增长。
三、深圳山寨经济——弥补消费空白, 促进宏观经济发展
(一) 深圳市社会的消费现状
1、消费率
分析可知深圳市的消费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 具体说是呈现波动性的阶梯下降的趋势。1990-1997年为第一阶梯, 1998-2001年为第二阶梯, 2002-2004年是第三阶梯, 近四年在28.5%上下波动。其中1990年最高为38.9%, 在一阶梯下降到1997年的25.2%, 1998年虽然有所回升为27.3%, 但是在二阶梯又持续下降至2001年的24.5%;2002年又从31.0%下降, 至近四年徘徊在28%以上。总体上, 消费率比较低, 消费的作用在弱化。
2、消费对GDP的贡献率
如果以C表示消费, ΔC表示消费需求增加量, 则我们可以把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的公式表示为:
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ΔC/ΔGDP×100% (ΔC为消费增量、ΔGDP为经济增量)
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拉动度=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GDP增长率
由对数据的计算可发现, 消费的贡献率呈现波动起伏的状态, 但整体上, 消费对经济的增长贡献率多集中在20%-30%上下, 总体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较强较稳定。相应地, 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度集中在4%-14%上下及之间波动, 也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和很强的拉动作用。深圳消费对经济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 所以, 如果发挥消费的拉动作用, 深圳的经济会得到很有效的增长。
3、居民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 消费潜力尚未得到完全释放
分析可知, 消费性支出随着可支配性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但居民消费性支出增长的幅度始终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幅度, 平均消费倾向呈现平稳下降的态势, 由1990年和1995年的0.89和0.90下降到2000年的0.78, 截至2005年为0.74, 2007年为0.75。全市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说明居民增加的收入, 并不是同比例的去增加消费, 而是有一部分钱存入银行或进行各种投资, 说明居民对未来的期望持观望态度, 因此居民的消费潜力并未完全释放。
(二) 深圳山寨经济生存空间广阔
1、山寨经济弥补消费空白改变消费现状并能挖掘新的消费空间
据统计, 目前我国农民工的数量约在1.2亿, 而据2006年公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被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均主要集中在500元-800元。其中, 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 300元-500元的占29.26%, 500元-800元的占39.26%, 800元以上的占27.90%;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年度统计公报》显示, 2007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210亿元, 但人均仅有6751元;统计公报同时还显示, 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对于消费, 一直以来, 中国46%的城市人口消费80%的产品, 54%的农村人口消费20%的产品。所以对于广大的农民工来说, 他们即使有对品牌产品需求也没有足够的收入去消费, 除去基本生活开支, 他们几乎没有剩余的可支配收入甚至生活也得不到保障。同时说明了, 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产品消费结构决定了山寨产品有其存在的基础和市场需求空间。
2、山寨制造能够创造就业拉动深圳GDP, 稳定深圳社会消费的基础
根据奥肯定律 (Okun’s law) , 失业与实际GDP之间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 失业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 实际GDP的增长一般减少2%;实际GDP的百分比变动=3%-2×失业率的变动。
深圳从2004-2008年五年的平均从业人数为601.17万人, 平均失业率为2.36%, 以深圳山寨制造所覆盖的所有人数以25万计算 (实际上远超过这个数) , 如果没有山寨制造, 那么将增加25万失业人数, 此时, 失业率为6.51%, 下降4.15%。运用奥肯定律, 实际GDP百分比的变动=3%-2× (6.51%-2.36%) =-5.30%, 表明实际GDP将受到很大影响, 并将下降5个百分点左右。说明, 山寨制造对深圳经济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在深圳市宏观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四、结束语
深圳应该培育新的消费热点, 扶持山寨经济发展,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为“山寨”行业制定行业准则, 对产品质量、产品销售、产品售后服务等方面做出规范, 保护消费者权利, 严厉打击披着“山寨”外衣的假冒伪劣产品。
参考文献
[1]、尚颖.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技术与市场, 2007 (12) .
[2]、何育静.青海省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经济师, 2004 (12) .
宏观经济专家——龚益鸣 篇3
研究领域。注重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问题, 坚持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 并注重从理论和政策的角度解决现实矛盾。其研究重点为下述三个方面:一是企业管理。代表作有专著《现代经理革命》, 论文《企业预算约束的软化及其对策》、《资本营运的理论分析》、《产权理论的演变》等二十多篇。在致力企业管理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 龚益鸣还作了大量的国企改革实证分析, 2001年在《求是》上发表《管理创新的成功实践》和《湖北国企改革的现状分析》。二是经济发展问题研究。其代表作有专著《第三种贫困》、《非刘易斯模型》、《泛生产力论》等。他的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新古典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发展理论应用于中国, 在与现实相结合的分析中, 不拘泥于既有的理论, 从而多有重要的创新。如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短缺”的论述 (1993年) , 关于“从传统农业的制度性改造入手推动农业工业化”的论述 (1992年) , 关于“城市吸收农村的特殊机制及其矫正方式”的论述等, 均是如此。三是经济改革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其代表作有专著《政府经济学》、《民工潮的起落》, 论文《农村二次改革论》、《混合型满意体制论》、《现代企业制度的生成障碍及其消除途径》等。龚益鸣研究员的改革论文均涉及体制中最重大、最深层的矛盾问题, 理论底蕴深厚, 极富分析力和逻辑雄辩力, 获得广泛的好评。
近几年, 致力于经济所学术梯队的培育和建设, 同时把研究方向转向经济形势的分析与预测。到目前, 经济所已大致形成了价、税、财、金、企业、宏观经济等六个方面的分析预测专家队伍, 先后组织了四场经济分析会, 发表了十篇分析文章, 为新华社、湖北日报多家媒体采用。
主要学术成果。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和宏观经济管理研究, 就湖北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撰写了大量理论文章及政策建议, 先后发表学术专著多部, 论文180余篇。
1、学术专著
(1) 《民工潮的起落》,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4年。
(2) 《现代经理革命》,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1。
(3) 《中国国情与中国农村》,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年。
(4) 《横向经济联合》,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7年。
(5) 《政府经济学》 (主编) ,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2年。
(6) 《经济计算辞典》 (主编) , 经济管理出版, 1988年。
2、学术论文
(1) 《时间上顺序递进与空间上跳跃发展──论技术发展规律》, 《科育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1987年第6期。
(2) 《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论》, 《学习与探索》, 1988年第2期。
(3) 《改革的边际效果递减与中国社会的进步方向》, 《福建论坛》, 1989年第3期。
(4) 《城市抽吸农村:成因透视与改革出路》, 国务院《农村问题论坛》, 1989年第7期。
(5) 《第三种贫困》, 《上海社会科学季刊》, 1991年第4期。
(6) 《新型生产力泛论》, 《科技进步与对策》, 1991年第4期。
(7) 《现代农场制度:农村后续改革的新思路》, 《学习与探索》, 1991年第6期。
(8) 《农村后续改革论》, 《江汉论坛》, 1991年第9期。
(9) 《世纪末回首:中国革命与中国农业》, 《学习与探索》, 1992年第6期。
(10) 《中国式现代农场制改革方案》, 《管理世界》, 1993年第5期。
(11) 《经济学伦理论纲》, 《中洲学刊》, 1996年第9期。
(12) 《假若滞胀来临》, 《南方论坛》, 1996年第12期。
(13) 《资本营运:作为经济革命的理论分析》, 《学习与探索》, 1998年第2期。
(14) 《论特色经济》, 《江汉论坛》, 1999年第1期;《光明日报》, 1999年第12、24期。
(15) 《经理革命论》, 《江汉论坛》, 2000年第12期。
(16) 《现代企业制度的实现障碍及其消除》, 《经济学家》, 2000年第3期。
(17) 《西部大开发的理论模型及其政策选择》, 《人文杂志》, 2001年第4期。
(18) 《管理创新的成功实践》, 《求是》 (与人合作) , 2000年第21期。
(19) 《品牌制度论》, 《计划与市场》, 2001年第8期。
(20) 《新型工业化:湖北路在何方?》, 《湖北日报》理论版, 2003年1月9日。
(21) 《政府职能转换中的利益沾滞与路径依赖》, 《江汉论坛》, 2003第10期。
(22) 《以农业、农村为主线的大国发展问题》, 《中国地质学报》, 2003年第3期。
(23) 《建立和健全现代产权制度》, 《学习月刊》, 2003年第12期。
(24) 《找准新型工业化的突破口》, 《学习月刊》, 2003年第7期。
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 篇4
第一, 把促进经济增长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鉴于现在经济的主要表现为经济加速滑坡, 宏观经济政策就是反周期政策, 反周期政策就是要抑制经济增长大幅度滑坡的趋势, 所以我们应该把促进经济增长, 保持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作为2009年、2010年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最主要的目标。
第二, 实施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
当经济低迷, 经济衰退的时候, 企业不敢投资, 老百姓不敢消费, 企业的产品卖给谁呢, 卖不出去, 经济没有办法增长, 怎么办呢, 政府向老百姓发行国债, 企业也可以去买, 老百姓也可以去买, 政府来增加投资, 现在是4万亿元的资金。行长年使会
第三, 有效扩大国内需求。
所谓有效扩大国内需求, 有两层基本含义。其一, 中国是一个大国, 在世界经济一片低迷的时候, 把这么一个大国的经济增长, 寄希望于外贸出口的大幅度增长, 来促进国内的经济增长, 我们认为这是不现实的, 必须立足于国内需求的扩张。通过扩张国内投资和消费的办法, 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第二层基本含义是有效, 这是当前非常重大的问题。凯恩斯他曾经说, 当经济低迷的时候, 政府拉动内需最简单的办法是, 今天雇工人, 在地上挖一个大坑, 明天再雇工人填上, 雇人挖坑, 给工资, 雇人填坑, 也给工资, 工人有工资就会去消费, 就会拉动经济的增长, 但是这是最没有效的方式, 这只是解决了短期经济增长的问题。所谓有效既要解决短期投资和消费增长问题, 确保短期经济增长不至于出现深度滑坡, 同时也要解决当前运行当中所出现的矛盾和困难, 为中长期的经济发展奠定良好基础。200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大概是28万亿, 即使把这4万亿闭着眼扔出去, 经济也会增长。但是中国还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 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 2007年时才达到2480元, 在世界排名是132位, 我们还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还很穷, 我们还有很多地方等待投资, 比如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广大的农村, 都正待着政府投资。应当把这4万亿花得有效, 既解决短期问题, 也为中长期中国发展奠定基础。
第四, 减轻美国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减速的冲击, 控制经济回调幅度和持续时间。
我们不能像八十年代中期, 或九十年代初期那样, 让经济持续滑坡6年以上, 让经济增长幅度回调的幅度超过6个百分点, 那样的话, 中国经济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 我们希望通过一系列经济政策的调整, 来控制经济回调的幅度及它在底部徘徊的时间。很多人对中国经济的判断, 一种是V字型, 一种L型, 我认为这两种判断都不对。中国大量需求还没有满足, 而且有大量的民营企业, 经过过去的积累, 也有投资能力, 所以不至于像很多国家一样,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增长之后, 转入持续的低迷, 我认为中国将来会继续保持改革开放30年以来, 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良好局面, 这是没有问题的。
我认为, 我们应该追求的是U型曲线, 我们让经济在底部徘徊一段时间, 该调整的地方要调整, 没有竞争能力的企业该淘汰就得淘汰, 资源高消耗, 环境好污染的企业该关门就得关门, 我们要提高中国企业的整体竞争能力和盈利水平。当经济在底部徘徊的时候, 那些缺乏足够竞争能力的企业, 自然会倒闭, 也只有不断地淘汰落后, 中国的整体竞争能力才有可能提高。
第五, 确保经济增长不低于8%。
世界很多国家都是负增长, 为什么一定要达到8%呢?首先, 从中国过去的情况来看, 尤其是九十年代中期之后的调整来看, 一旦经济增长回落到8%以下, 我们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和等待很长的时间。1998年我们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经济回落到8%以下, 我们开始扩大内需,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但是我们搞了5年, 经济才复苏, 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刹车容易起步难”, 所以在经济衰退的时候, 我们要力争让经济增长速度, 不至于回落到8%以下, 这样中国经济回升的代价不会太高。
其次, 中国每年新增劳动人口800万, 经济增长8%, 就可以解决新增劳动力就业需要, 如果经济增长低于8%, 失业人口会大幅度地增加。
当前最大的问题还是扩大国内需求, 而且要有效, 怎么有效地扩大国内需求, 我们提出“保一批, 稳一批, 改一批”的办法。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 但是问到粮食丰收, 每一个地方的回答都是——风调雨顺, 这表明中国农业十分脆弱, 还处在靠天吃饭的水平。我们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尤其是农业方面的技术投入。今年是风调雨顺, 2009还会风调雨顺呢, 2010年还会风调雨顺呢, 也只有中国农业抗御自然灾害能力的不断提高, 才可能有中国农业稳定生产的发展。
中国这4万亿的投资, 有三个重点, 保增长, 保企业, 保就业。这三个重点, 表面上来看, 如果增长速度上去了, 企业的日子也会好过, 就业形势也会好转, 这个问题不存在分歧, 表面上看三者并不是矛盾的。但是从政策选择上来看, 重点是不一样的, 比如保增长, 如果这4万亿的投入就是要保增长, 那很简单, 你就闭着眼睛花钱, 只要把这个钱花出去, 不管投什么样的项目, 不管这个项目有没有用, 都会对增长有效果。如果保企业, 企业现在问题很多, 尤其是大量的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需求, 卖不出去怎么办呢, 把这4万亿拿过来, 收购企业的产品, 增加政府储备, 可以缓解企业的矛盾, 政府给企业创造一个市场来保企业。如果保就业呢,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谁给我创造就业机会, 谁不裁员我就把钱给谁。表面上来看是一回事, 但是在具体的政策选择上, 是有明显差异的。我们认为在这三者当中, 应当是保持就业规模的持续发展, 政府投入的重点, 钱应该往哪儿花, 应该放在扩大就业规模上, 对于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 对于那些在经济困难时期不裁员的企业, 对于在经济困难时期还增加员工的企业, 我们在财政资金, 在货币资金上应该给予倾斜性的支持, 从而不至于因为经济衰退带来失业人口的增加, 从而丧失中国稳定发展的基础。我们认为应该优先保就业。
稳一批, 政府的资金应该是稳定什么样行业, 来防止经济技术衰退。我们认为当前经济出的问题, 在当前程度上是由房地产和汽车两大龙头出了问题, 由于这两大龙头产业出了问题, 就导致它间接、相关的产业出现了问题, 加速了经济的滑坡, 从解决这个问题角度来讲, 政府应该稳定居民消费热点, 带动房地产、汽车主导产业的发展。怎样才能够发挥政府的作用呢, 我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 政府的着力点应该解决房地产或汽车这两大支柱型产业所出现的问题, 来尽快地促进房地产和汽车的复苏, 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我这么讲, 并不是反对修铁路、修公路、修机场, 这些东西也该修, 修完以后对经济增长确实能够产生作用, 但是在这些领域, 真正需要政府投的钱并不是很多。更需要在政策上引导, 改变老百姓的预期。房子跌1 0%, 他认为还会跌2 0%, 跌了20%, 他还认为跌30%, 跌30%他还认为跌50%, 这就需要政府出台一些措施予以引导, 这样房地产和汽车才会出现恢复性的增长, 如果这两大龙头性的产业出现恢复性的增长, 中国经济会很快复苏。
还要改一批。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 在实体经济回升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应该依靠政府投资, 应该通过改革的办法, 来充分发挥民营资本的能力。过去很多行业, 不允许民营资本进入, 加入W T O以后, 很多行业都已经对外资开放了, 为什么不能让民营资本投入。通过改革, 形成好的投资环境, 这样来鼓励和带动民间投资。政府投资一部分, 主要通过改革的办法, 来带动民间资本的投资, 这样使中国经济尽快地走出低谷。
探析我国宏观经济管理 篇5
而且, 因为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性, 西方宏观经济学在建立模型时的很多假设与中国现实不相符, 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直接使用造成的“水土不服”。
不加区别地将这类研究结论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 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 市场调节力度低的情况下, 可能带来的不仅是混乱而更可能是对经济的严重扭曲, 这方面的主要体现在政府某些宏观经济政策, 存在“一刀切”的简单化做法。
国内理论界曾经讨论过中观经济学, 如何界定中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范畴笔者在此不讨论。然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过于宏观, 对于中观问题的研究不够, 可能是我们无法有效地利用宏观经济学方法论解决实际宏观经济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当我们站在很高的高度, 研究GDP增长率, 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时, 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些传统的宏观经济指标在中国的形成和传导机制, 而现有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成果似乎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工具和帮助。
如果局限于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方法论, 就很难让我们把视角转移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现象的构架过程中去。其实, 即使是西方经济学, 也是在某种经济构架之上进行讨论的, 也就是开放和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 所有假设都源于此。而中国的情况却很不同, 忽略这样的本质区别, 不讲宏观经济学理论适用的条件, 就套用其研究范式甚至结论, 是无益于事的。尽管关于是否存在中国经济学还有很多争议, 无庸讳言, 中国经济的特殊性提示我们, 在研究宏观经济现象时, 不可不顾其是建立在与中国目前不尽相同的社会制度基础上这样一个前提。至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的经济形态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不同, 以及现有的研究方法的适用性, 还需要大量的深入的研究。
中国宏观经济的特点是以投资驱动为主, 工业主导型, 而且投资中政府的投资所占比重较大, 政府主导投资和行政干预的作用显著。这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有非常明显的区别, 以美国为例, 其宏观经济体现为消费驱动, 服务业主导, 投资基本由私人进行。另外, 中国的制度演进的步伐较快, 而西方国家的制度体系基本定型了。相比之下, 在投资、金融、法制、人力资源、技术、制度变迁等对宏观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各方面, 中国的情况都与西方差异很大, 而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西方在统一的制度框架下, 经过长期的发展, 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环境, 而在中国存在着南北、东西、城乡等地理区域上的巨大差异。这种经济环境有较大的动态性和发生畸变的不确定性。而我们在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时, 往往存在着不比较模型的使用条件, 较多采用静态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的缺陷, 局限性是很难避免的。方法论方面的尴尬, 使我们既不能直接引用宏观经济数据, 套用现成的静态模型, 又不能只是依赖以前几次经济过热的经验, 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做出客观的判断。所以, 各家各派的观点也就无法统一, 甚至无法建立共同的研究出发点。
笔者认为, 应该深入研究投资, 消费, 政府支出, 进出口分别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体里, 他们的实际作用是不同的。在中国投资对GDP的影响达到60%以上, 消费的影响只有不到40%, 而美国却几乎正相反。在正统的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中, 投资就是指私人投资, 而且这部分不受政府干预, 完全由市场信号引导, 投资的领域也没有太多限制;在中国投资的限制很多, 而且政府投资有替代和挤出私人投资的倾向。对于这些区别, 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是程度的不同。量的不同造成了对GDP增长率的影响因子是不同的, 而投资拉动和消费拉动模式对经济的影响被放大, 最终可能会带来质的变化。再更进一步看, 以投资为例, 不同部门, 不同行业在不同的阶段对于其他部门和行业的影响也不同, 以目前产业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来看, 能源工业, 基础材料工业等耗能大户的低效率, 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巨大, 这些部门的投资扩大, 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 直接影响到别的行业发展和表现, 而国民经济各部门复杂的相互互动, 可能使作用的结果远远超出我们的理解和控制范围。同样, 消费领域也是如此, 消费的组成结构, 消费的倾向, (下转第48页) (上接第360页) 不同消费群体的比重, 消费能力的区别对于决定消费在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 可能是很不同的。这些都需要更细致的了解和把握。这实际是国民经济的形成和传导机制, 与经济结构有很大关系。不少学者认识到, 中国宏观经济的很多问题是因为产业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的, 在中国目前特定的转型过程中, 有其独特之处, 不应该忽略。在国内也有先行者在企业层次上进行了研究, 认为在微观单位和宏观总量之间还存在这一块十分广大的“中观”领域, 认为对这一中间地带的研究必将大大丰富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 但宏观经济学却不研究产业结构与宏观经济总量稳定间理论关系。
客观地讲, 政府在采取“一刀切”的简单化做法也有其难处。受到现有管理体制的限制, 不得已采用粗放式管理。在目前条件下, 与其热衷于对宏观经济是否过热做出结论, 不如集中精力研究不同的经济部门, 不同的行业, 甚至不同的经济区域的发展特点, 以及它们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细化在这些中观层次的协调管理, 通过中观层次的微调达到整体宏观经济稳定, 相信只要搞清楚各因素的影响大小, 以及其影响方式、传播机理, 通过控制主要变动因素的波动, 就可以达到对整体波动幅度的把握。在摸索出规律后, 就有希望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和方法。
应该说,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 其宏观经济理论也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 是在开放的基本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建立的, 而中国的经济学也理应在转型的中国的环境中, 通过卓有成效的实践建立起来。
也许等我国发展到具有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基本一致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制度条件下, 两种理论体系会很好地融合, 这是一个远景。但现在, 我们还是应该立足于中国国情, 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成果, 不唯书不唯上, 走出适合中国自己的路。S
摘要：本文从我国国情出发, 探讨了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笔者的相关意见和建议。
我国宏观经济预测分析 篇6
在整体经济形势较好的情况下, 中国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的阶段, 中国原本以第二产业为支撑并重视发展第三产业, 而现在要逐渐将国民经济收入的重点转移到第三产业并保持产业结构的健康比例, 并力求将中国经济由投资推动型转化为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之间的关系进一步面临考验。
2014年开年以来, 国内经济形势并不乐观, 内需不足使许多企业难以盈利, 在产业生命周期中被淘汰。2015年以来, 国家发改委批准了七大基建工程, 投资总额超过10万亿元, 以投资来促进消费, 增加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 用拉动社会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的投资来促进经济的增长, 并注重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国企改革、税制改革等,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增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
二、宏观经济规律分析
对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及未来经济形势的判断影响着政府、企业或个人对市场的决策和调控的决策。2014年的中国经济, 总体发展呈现以下几个规律:
1、GDP增长率逐年、逐季回落。
中国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 GDP增长一直十分迅速, 而进入21世纪以来, 中国的经济体制逐渐调整, 走向成熟, GDP的增长速度也在逐渐降低并保持平稳。在产业分布层次看, 第一产业占比远远小于二三产业, 且第二产业的占比逐年下降, 第三产业逐渐上升, 中国正处于产业转型的新阶段。
2、CPI仍保持在较低的稳定水平。
一般对于中国而言, CPI保持在3%左右是正常的, 2014~2015年初我国的CPI一直在2%左右, 保持在较低的水平, 说明我国的物价涨幅低, 经济下行, 总体需求不足。
3、追求经济长期发展, 实行微刺激政策。
2014年以来到2015年初, 中国经济出现了下行状态, 内外需不足,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政府并没有采取激进的措施促进中国经济的短期发展, 而是采用降息等微刺激的方式促进中国经济长期发展。
三、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宏观经济政策能够长期影响证券市场, 一般影响时间为3~5年, 所以把握宏观经济发展状况, 对判断股市的走势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政策基调, 发挥积极财政的作用。
1、科技型新兴产业的开拓。
2013年以来, 电子商务和互联网的发展使科技型新兴产业特别是互联网+相关产业发展迅速, 在2015年3~4月份, 科技型公司股票“疯长”, 如暴风科技上市之后连续28个涨停, 从7.14元的发行价, 涨到最高189.97元, 累计涨幅已达25.6%。其他科技型公司的股票也都实现了超越性的价格变化, 互联网行业的股票作为成长股, 其价格涨幅远远高于市场利率, 深交所也为互联网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2、IPO规则放宽, 加快向注册制改革。
中央政府明确提出, 要加快上市制度的改革, 由核准制变为注册制。现在每个月都有很多公司准备上市, 但是由于核准制条件繁琐、程序复杂, 很多企业不能顺利上市或成本较大, 特别是在创业板市场。
若将上市制度改为注册制, 会带来创业板的“大牛市”。而在大盘不断上涨的行情下, 创业板的行情也在不断被看好, 并且创业板突破了近年来最好水平, 成为一个新的经济活跃板块, 为中国证券市场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3、国家政策与证券市场变动明显, 如“一带一路”、税制改革、国企重组等。
2014年, 习近平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初步想法, 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 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 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 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 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 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自政策提出后与之相关的股票开始不断地跳空、涨停, 可以说, “一带一路”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电力、钢铁、交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 极大地提高了公司的市场价值。
4、行业发展规律与产业结构调整。
与中国经济发展联系最密切且周期性最明显的行业是房地产行业。房地产之所以与经济的发展十分密切, 是因为中国楼市占到了中国GDP的15%~20%的比重, 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如土地出让和房地产相关的税收对中国财政收入有很大的影响。因此, 房地产行业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联系十分密切, 并且房地产行业也依赖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 在经济形势向好的情况下, 房地产行业比较繁荣, 有明显的周期性。
2015年, 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并不良好, 但由于房地产行业的特殊性, 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 刺激房地产行业, 遏制房地产行业的下行状态。
四、宏观经济形势预测
受美国经济加速复苏和欧元区经济危机的缓解影响, 中国进出口在2015年将继续增长;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 由于房地产市场走弱、制造业过剩产能尚未完全消化, 增速将会下降, 因此中国未来经济潜在增长率将会下降已经成为共识。对于证券市场, 现行股价处于震荡下跌阶段, 证券市场将会进入调整阶段, 总体看来A股市场存在很大的潜力。
摘要：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持续发展, 中国也进入大改革、大调整阶段, 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升级等一系列措施不断实行, 互联网+、高科技企业、房地产、医药等行业形势一片大好。而在证券市场上, 2015年初中国股票市场进入“大牛市”, 大盘不断上升并突破新高。不论是2014年的中国经济良好保持, 还是2015年的中国经济强势跟进、股市震荡调整, 都表明中国经济发展预期良好。
关键词：中国证券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经济分析,预测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我国宏观经济步入新常态新阶段[J].宏观经济管理, 2015.1.
[2]胡秋红, 赵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与预测[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2014.9.
经济周期中的宏观经济政策争论 篇7
现实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经济周期的现象。经济周期的发生是因为经济社会中存在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不匹配。当总供给与总需求不均衡时,会导致经济社会出现实际就业水平偏离充分就业水平,一般商品物价持续上升的通货膨胀现象以及生产缺乏效率。当出现经济衰退过程时,中央政府需要制定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来进一步稳定经济,主要包括中央银行所实施的货币政策和政府制定的财政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在制定过程中,为保持经济的稳定是持有消极的态度还是在经济稳定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为稳定经济所指定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承诺遵循固定的政策组合或者灵活自由的运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斟酌处置权。
二、宏观经济政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一国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维持国内经济稳定,中央银行和政府在采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时主要考虑到政策的制定是为了减少失业还是降低通货膨胀的目标,因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是通过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产出。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需要考虑是采取刺激总需求的政策还是采取抑制总需求的政策,进而影响经济社会中出现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现象。
一方面,如果宏观经济政策所起的效果是即时的,则政策的制定很容易能保持经济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类似于在公路上行使的汽车一样,经济偏离正常的发展时就如企业偏离正常的路径,政策制定就如操作调整汽车的转向盘一样,只要简单的调整工具,就能保证汽车立马沿着正确的轨道行使,类似于保持经济的稳定。另一方面,当经济政策存在时滞,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类似于驾驶一艘大船,大船不像汽车转向那么灵活,需要在很长时间后调整到正确方向。宏观经济政策制定面临这两种情况,政策效果的即时和存在时滞。相关经济学家为区分制定稳定经济政策的两个时滞,即内部时滞和外部时滞。内部时滞是指经济冲击发生的时间与为了应对经济冲击所采取政策的时间两者的存在的时间差。这种时滞是指经济政策制定者首先认识到冲击的发生以及在冲击发生之后考虑需要制定何种经济政策所存在的时间。外部时滞是指当中央政府制定经济政策后与经济政策发挥作用存在的时间,因为制定的政策不能立即影响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即不能立即影响企业的产出和消费者的支出和收入水平。
利用财政政策稳定经济的核心是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的内部时滞,在美国财政政策的制定规则主要包括政府支出的增减和税收的升降,财政政策的制定需要总统和国会参众两院的批准,由于存在繁琐的程序,因此对稳定经济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相反,货币政策存在的内部时滞要比财政政策的时间要短,中央银行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但是货币政策存在相比财政政策存在较长的时滞。货币政策主要是影响经济社会中的货币供给的数量以及利率的变化,影响消费者的支出和投资变化。
自动稳定器是指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用来缓解和稳定经济的政策。例如个人所得税就是经济社会中存在的一种自动稳定器。当经济繁荣发展时,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居民会随之进入更高的纳税等级,进而需要增加税收,虽然经济社会中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提高,但是所缴纳的税收也随之增加,因此进一步缓解了经济的过度发展,避免了通货膨胀的发生。当经济出现衰退时,居民收入水平降低,因此个人所缴纳的税收将会到较低的等级。因此即使个人收入水平降低,但是个人税收的支出也会随之降低,消费者具有相对高的支出能力,进而增加消费支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的衰退。
三、政策按照规则实施还是斟酌处置
宏观经济政策的规则实施是指在各种经济情况发生之前,政策制定者会提前公布针对不同政策所采取的措施,并且当经济发生异常时,政策制定者会遵循已承诺的政策规则来维持经济的稳定。政策制定者的斟酌处置是指当发生经济波动时,政策制定者会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波动的大小,有针对性的采取政策而不是直接利用已承诺的政策。
经济政策在现实社会中并不是百分之百有效,导致经济政策无效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在制定经济政策过程中程序的反复无常,在一定程度上政策的制定反映社会利益的权衡,政策制定者总是会从特殊利益集团的考虑出发。又因为现实社会中宏观经济学是反复无常的,经济学家往往缺乏足够的经济学知识来处理发生的经济学问题。经济政策中所产生的机会主义主要是因为政策制定者的采取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往往与公众福利发生冲突。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政治家会利用制定经济政策的权利来为帮助他们竞选。其中政治性的经济周期就是指政治家进行操纵经济政策来实现自身的选举利益。
当经济遭受频繁的冲击时,经济政策制定者会倡导积极的政策。如果不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经济的波动就会对产出和就业带来冲击,实践表明,经济政策的实施有利于稳定经济的健康发展。另外由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存在在制定过程到发挥真正效用存在不同程度的时滞,因此经济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倡导消极的政策,出于稳定经济所制定的政策可能带来威胁经济稳定的效果。斟酌使用的政策制定者认为,在面临经济社会所发生的冲击时,经济政策制定者会采取更加灵活的应对措施。最后,因为政治程序的不可信的问题,政策规则的倡导者相信,政治家在实施经济政策中会犯经常性的错误。
参考文献
[1]吴俊杰.跨国公司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及东道国政策干预的经济学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5(2).